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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文教育研究
發布時間：2023-02-03 13:20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選題的緣起和依據 1
第二節 研究意義 4
第三節 學術史回顧 5
一、晚清社會中的士紳 5
二、科舉制廢除與士子轉變 6
三、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 8
第四節 資料來源、研究方法、概念界定與研究內容 11
一、資料來源 11
二、 研究方法 13
三、 概念界定 13
四、 研究內容 14
第二章 科舉制廢除與南通士子的出路 16
第一節 科舉制廢除前南通士子的生存狀況 16
一、 南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沿革 16
二、 科舉制廢除前南通教育狀況 16
第二節 科舉制的廢除與新式教育的發展 20
一、 新式教育的興起與發展 20
二、 科舉制廢除對南通士子的影響 22
三、 張謇在南通的教育實踐 23
第三節 科舉制廢除后南通士子的出路 25
一、仕進從政 25
二、棄文從商 26
三、 轉型新式教育 27
四、 下南洋從教 28
第三章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南通士子 32
第一節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初步發展 32
一、印尼早期華僑社會的形成 32
二、印尼舊式華僑教育概況 33
三、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的起步 35
第二節 南通士子在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貢獻 37
一、幾所新式華校的創辦 37
二、近代印尼華校師資來源 44
三、二戰期間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校 47
第四章 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 54
第一節 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的創辦 54
一、華中創辦的背景及過程 54
二、華中遷校及二戰后的復校 56
第二節 教師隊伍中的南通士子代表 61
一、李春鳴 61
二、李善基 63
三、徐天從夫婦 64
四、孫瘦梧 67
第三節 李春鳴與雅加達中華中學 69
一、先進的辦校理念 69
二、進步的愛國教育 72
三、“公誠勤樸”的華中精神 75
第五章 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文教育 80
第一節 特殊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機遇 80
第二節 熱心教育事業 82
第三節 促進印尼華社中華文化的傳承 83
結 語 85
參考文獻 87
致 謝 92
附 錄 94
個人簡歷、在學期間發表的學術論文與研究成果 105
圖片目錄
圖3.1 1935-1938年間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全體教師合照 40
圖4.1 雅加達中華中學創始人在校訓碑前合影 56
圖4.2 雅加達中華中學新校舍在甘邦巴魯椰林開始興建 56
圖4.3 1952年2月完成的師生宿舍 58
圖4.4 1952年12月完成的膳廳 59
圖4.5 1953年12月完成的科學館 59
圖4.6 1956年2月完成的圖書館 60
圖4.7 1956年9月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修建完工的運動場、國慶觀禮臺 60
圖4.8 1959年6月完成小學部校舍、教室和廁所 60
圖4.9 1925年5月12日八華學校女子部在輪船碼頭歡送周校長和江孫 孫先生回國攝影留念 62
圖4.10 1929年2月13日李春鳴家人在新加坡 63
圖4.11 1951年的李春鳴 63
圖4.12 李善基 64
圖4.13 李善基書法《華中成立十周年紀念》 64
圖4.14 1941年徐悲鴻于新加坡為徐天從所作畫像 65
圖4.15 1940年于巴黎的徐天從夫婦及長子徐筑 65
圖4.16 1946年徐天從與華中師范班合影 66
圖4.17 1946年5月華中高中同學歡送徐天從夫婦及廖同學回國紀念合
影 66
圖4.18 孫瘦梧、黃梧桐夫婦 68
圖4.19 1988年孫瘦梧在集美僑校舉辦的畫展 68
圖4.20 1959年孫瘦梧繪《三雞齊鳴圖》祝賀華中創辦20周年 69
圖4.21 華中校徽 72
圖4.22 1950年立于華中的校訓石碑 72
圖4.23 1951年華中參加椰城華僑慶祝第二屆國慶運動大會入場式 73
圖4.24 1951年華中觀禮臺前參加椰城華僑慶祝第二屆國慶大型文娛匯
演的百名《腰鼓舞》隊 73
圖4.25 1955年李春鳴作為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團長參加國慶七周年觀 禮并出席國慶招待會 74
圖4.26 1965年華中高中三第四班（印尼文翻譯班）全體同學暨班主任
李天芳、校政委員會蔡林暉主任及科任老師合影 74
圖4.27 益陽國基實驗學校教學樓 79
表格目錄
表2.1 歷代通州書院設立一覽表 18
續表2.1 歷代通州書院設立一覽表 19
表3.1 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發展年表 39
續表3.1 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發展年表 40
表3.2 1938年爪哇瑪瑯中華中小學教職員一覽表 45
續表3.2 1938年爪哇瑪瑯中華中小學教職員一覽表 46
表3.3 1947年5月巴城華校中學員生及班組統計表 52
表4.1 1949年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執監委員會名單 7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選題的緣起及依據
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是早期華僑定居的地區之一，尤其是1860年10月， 英、法兩國政府分別與清政府簽訂的中英北京《續增條約》、中法北京《續增條 約》中，準許招募華工出國，“1858 年條約簽訂后，清政府降諭各省督撫大吏， 華人有自愿出國的，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的，都準許與英民立 約為憑，無論單身或者攜帶家屬，都可以一并赴通商各口，而無禁阻”①。大量 的華人被公開招往海外做苦工，華工出國的熱潮隨之出現。
這一時期，到印尼華僑人口逐漸增多，華僑社區不斷擴大，為了團結聯誼、 互幫互助，華僑們按地緣、血緣、業緣關系組成了不同的華僑社團，組織保證社 團成員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工作。由于一些華僑有攜帶家屬， 漸久后對適齡兒童的教育問題使得書院、私塾等舊式教育機構得到大力發展。
印尼的華文教育起步較早，雅加達的華人私塾在開埠后不久就產生了。從南 洋各地遷來雅加達的華人多帶有家屬，隨著兒童年齡增長，教育問題凸顯出來。 “此時的文化教育是在家中請私人教師，或租房作教室，請教師教讀。每個念書 的兒童都要自備桌椅”②。雅加達有專門的課堂供華人子弟念書始于1690年義學 的創設。《開巴歷代史記》記載，“康熙廿九年（1690），甲必丹郭郡觀請建唐人 美色甘厝，凡唐人有疾病而無依倚者，都建筑美色甘厝使其居住。同時又請建一 義學，用其被父母丟棄、無人教導及貧苦之兒。同時為他們請一位唐人先生教讀， 這樣病人可延其性命，貧兒不會沒有書讀”③。
義學自1690年創辦起，直到19世紀末，這一時期是印尼私塾（義學）教育發 展的興盛時期。由于荷印殖民當局對華僑采取高壓政策，華僑中的一些先進分子 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創辦以新式教育為基礎的華文學校，以期壯大華僑力量爭 取地位。
①《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六十七，葉 13--17，陳翰笙主編；盧文迪，陳澤憲，彭家禮編者：《華工 出國史料匯編 第一輯 中國官文書選輯 （1-4 冊）》，中華書局，1985，第 13 頁。
②（荷）包樂史（LeonardBlusse）,吳鳳斌：《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吧城公館檔案研究》廈門：廈 門大學出版社，2002，第 85頁。
③（荷）包樂史（LeonardBlusse），吳鳳斌：《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吧城公館檔案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第 85 頁。
早期赴南洋的華僑華人主要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苦力和商民，能夠 勝任華校教學的人員較少，鑒于印尼華僑社會華校師資的嚴重缺乏，這種需求使 得從國內招募華校教師成為了一種可能，華僑社團和華校將目光投向國內。
與此同時，國內戊戌變法后在維新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大力倡導下，建立新 學制的呼聲越來越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頒布 上諭，“自丙午科為始，一律停止所有鄉會試，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以前的 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條，均照所請辦理。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 獎勵出身與科舉無異”①宣布廢除科舉制。
科舉制后廢除，改變了傳統的士子晉升渠道，一批苦讀數載的秀才的生活狀 態發生轉變。士子傳統的晉升渠道從此斷裂，人才培養的方式變成了學校教育。 接受傳統教育的士子隨著新式教育的發展，趨向多樣化的分流，有投身新式學堂 再進仕途者，有從商經商者，有投身革命，尋求民族出路者……另有一部分人員 則選擇前往南洋地區。
這個時期恰值以陳嘉庚為代表的南洋華僑大力興辦華文學校時機，19 世紀 末，中國國內爆發革命浪潮，一部分革命者失敗后到達南洋地區，借從事華僑教 育和創辦華報，積極鼓勵當地華僑創辦新學，南洋本土師資力量的不足迫使南洋 華僑將眼光轉向國內，尤其是具有良好讀書風氣的江浙地區。
1918 年，著名僑領陳嘉庚籌辦“南洋華僑中學”之際，委托黃炎培在國內 江浙一帶聘請教師。“民國七年余乃招多位僑領，在新加坡倡辦新加坡南洋華僑 中學校，募款五六十萬元，向上海聘請校長教師，越年春開幕”②，從此之后， 南洋各處中、小學校發展迅速，統計后約 3000 多所學校，學生人數達十萬人， 比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普及。
黃炎培③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曾六次下南洋各國，研究教育問題，詳細考察 南洋各地區的華僑教育，并在1917、1918年兩次到爪哇考察。黃炎培深知具有 愛國心又具真才實學，思想開明的教師是華僑教育的關鍵。回滬后在江浙30多 所學校（主要是中學）物色了第一批教師，其中便有李春鳴。1918年12月，李春
①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1905.9.2）上諭，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 第 2 輯 上》，上海：華 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第113頁。
②陳嘉庚：《陳嘉庚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0 ，第 21 頁。
③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別號抱一，出生于江蘇省川沙縣城關鎮（今上海市川沙縣）。父親黃 叔才，邑里庠生，曾在鄉里設塾授徒。母孟樾清，南匯孟蔭余之女，知書識禮。 鳴赴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擔任國文教師。
李春鳴輾轉南洋各華校任教，1939年，李春鳴與張國基（湖南籍）、李善基 （通州西亭籍）、陳章基（廣東梅縣籍）等人，在實業家麥爝煊、張祖硯的支持下， 籌辦雅加達中華中學（簡稱華中）。以李春鳴、李善基為代表的江蘇南通士子便 是該時期在黃炎培的引薦下前往南洋任教，并且在李春鳴擔任印尼雅加達中華 中學校長期間，一批南通籍的士子被引薦到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任教，對印尼的 華文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研究的是晚清南通士子與近代印尼華文教育，南通在20世紀初是國內 著名的教育文化之鄉，恰值南洋從國內延聘華校教師之際，南通地區成為南洋華 校重要的師資資源引進的重要地區之一。基于上述背景，選擇晚清南通籍士子與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做個案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南通地區具有良好的讀書傳統，江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士子輩出的地 區。明清時期，江蘇的傳統教育在全國舉足輕重，科第人才常常甲于他省，根據 黃炎培的統計，清代江蘇省的狀元人數最多，為49人，浙江次之為20人。榜樣 江蘇省占27人，比第一位浙江省少一人，探花江蘇省最多得4 1人，浙江次之得 26人。并且在宰輔、總督、巡撫等占籍人數均是江蘇籍最多。 ①
晚清時期，南通狀元張謇創辦私立通州師范學校，開近代私立師范教育先河 他創設的三江師范學堂，在于培養三省中等教育師資。優先發展師范教育是他辦 學突出特點。與此同時，各類新式學堂亦相繼興辦，形成了以初等小學堂為基礎， 中等、實業和專門學堂三業并舉的格局。②1905年，上海成立了江蘇學務總會， 張謇任會長，其宗旨在研究本省學務得失，促進學界進步，注重師范教育和興辦 實業，主張聯合本省和其他各省學界③。
張謇在南通進行現代社會實踐，推動實業和教育發展，以師范教育為基礎， 逐步創建興辦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實業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如盲啞人 群）等，形成了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并且創辦南通博物苑和圖書館等文化教育單 位，南通一躍成為20世紀初著名的教育文化之鄉，吸引了華校師資招聘的目光。
將晚清的南通籍士子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將華僑教育家、印尼雅加達中華 中學校長李春鳴為代表的師資群體作為典型研究，探討這個群體在近代印尼的
①黃炎培：《清代各省人文統計之一斑》，人文雜志，1931（第 6期）。
②劉正偉： 《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7 頁。
③《江蘇學會總會暫定章程》，沈同芳編《江蘇學務總會文犢》“初編上”，商務印書館，1906，第3?8 頁。
華文教育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印尼的雅加達中華中學作為 20 世紀30年代到五十年代東南亞最大的一所華僑中學，在印尼華僑教育史研究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創辦人之一的李春鳴校長更是享譽東南亞的華僑教育 家，經他介紹的南通籍士子進入雅加達中學任教的就有數百人，因此具有典型性 第二，本文探討的是晚清南通士子對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研究，近代的印尼華 文教育興起與國內晚清政府進行學制改革時期相契合，便于我們分析國內社會 制度變革造成的士子階層出洋的社會背景，并結合近代印尼的華文教育發展，分 析其出洋的主客觀因素，社會變遷中價值取向的變化以及在華僑視野下東南亞 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而印尼的華文教育在東南亞地區起步較早，過程也較 曲折，尤其是華僑華人社團在華文教育發展中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具有很大 的研究空間。
基于上述背景框架下，本題研究晚清南通士子群體在印尼近代華文教育中 的作用，研討更深層次的晚清士子對印尼華社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的影響，為當 今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承提供借鑒。
第二節 研究意義
華文教育研究是華僑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華文教育研究是放在 研究華僑史的宏觀大背景下的一部分，研究著重在華文教育的回顧以及當地政 府政策對華文教育的影響、華文學校課程設置及生存狀況分析上，對南通士子作 為一個下南洋從事教育的群體，不同于擅于經商的閩粵籍華僑群體，研究甚微。 這些讀書人為什么要下南洋？有沒有一種出洋的渠道的形成，出洋后在當地的 生存狀況等都是需要進行探討的。
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傳承研究成果頗豐，尤其在華僑相對集中的東南亞 地區，中華文化的傳承更是歷史悠久。1997 年，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文化自 覺”的觀點，他認為在一定文化中生活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不僅要理 性把握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變和發展趨勢，還要理性把握本民族文化和 其他民族文化的關系。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文化的文化自覺在于，不僅要了解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 球化造成的挑戰，又要把握自身具有的強大生命力，為全球化時代做出應有的貢 獻。晚清南通士子出洋參與移居地華文教育發展，本身來講就是對于文化自覺的 一種理解，對晚清南通士子與印尼近代華文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 晚清士子對于印尼華社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進而在整體上把握對東南亞華社 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理解，為海外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提供借鑒和補充。
第三節 學術史回顧
學術界研究科舉制廢除與士子轉變的有不少研究成果，在這種教育變革的 背景下，傳統士人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分化，對鄉村基層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士紳 階層，既是這種社會變革的被影響者又是推動者。
華文教育研究則是華僑華人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近代的印尼華文教育的 相關研究，既有放在華僑社會變革背景下中華文化的傳播，華文教育與華僑社會 發展，印尼政府政策與華文教育發展，也有專門就華文教育本身的研究，主要涉 及華僑人物與創辦教育，華校課程設置、漢語教師、培養方式等。具體來說，目 前涉及到的學術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晚清社會中的士紳
晚清時期，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解體，紳士階層由分化逐漸走向消亡。20世 紀 40年代末，中國對紳士的研究就已開始。費孝通和吳晗等人合作的《皇權與 紳權》中，分析了紳權的本質、功能以及與皇權的關系等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 紳士研究，研究的層次不斷深化，并把近代紳士的命運和中國社會的變遷聯系起 來進行考察，探討兩者的互動。
其中，張仲禮的《中國紳士研究》作為研究 19 世紀中國紳士的經典作品， 不僅研究了 19 世紀中國紳士的構成和特征，也探討了紳士與科舉制度的關系， 并認為科舉制是普通人進入紳士階層的重要入口，也是政府控制紳士的工具①。
在紳士階層的分化方面，學術界主要在對紳士自身的影響、對近代中國基層 社會的影響和紳士階層分化與社會流動方面進行研究。徐茂明認為，廢科舉制后 傳統士紳階層蛻變成新的知識群體，國家賦予的政治、經濟特權被剝奪了，也失 去了獨有的對地方社會事務解釋的文化權力②。
紳士分化后的流動走向方面。王先明認為，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式教育的興起 傳統士紳表現為結構性和多向性流動，有向近代工商業流動的，有向教育、科學、
①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文化藝術等領域流動的，有向軍政警界流動的等①，在流向上呈現多元性走向。 蔣純焦以紳士王錫彤為個案，從學業、經濟生活和身份變動等方面，分析晚清士 子的生活與教育，探討晚清士子的個人命運與時代發展的關系②。
俞祖華、趙慧峰則認為戊戌到辛亥期間，“清末一代”讀書人逐漸從傳統士 子轉變為新型知識分子，展現了對精神價值的全新追求，在傳統價值觀基礎上， 倡導自由民主新思想，實現社會角色轉換。③
此外，國內的一些高校的碩博士畢業論文也涉及到這部分的研究，例如上海 師范大學的 2008級碩士研究生李陽的學位論文《清末民初蘇州士紳的轉變與堅 守》，他指出蘇州士紳的社會職業，隨著社會角色的轉變而發生變化，一部分人 或從商，或游學海外，抑或成為學紳，并從保守派和新型知識分子兩派分別論述 士紳的轉變。
二、科舉制廢除與士子轉變
本論題主要涉及到對科舉制廢除與士子轉變方面的研究，目前學界研究角 度很多，主要關注士子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化的過程、時代特征、歷史貢獻和社會 心理等方面。桑兵在《晚清學堂學生和社會變遷》一書中以晚清學堂學生為研究 對象，論述了五四運動前學生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以及晚清學堂學生與清末社會 變遷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桑兵認為，這一時期學生既想要脫離士子依附地位以求 獨立，又試圖重新建立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協調關系。就本論題而言的研究分為以 下幾類：
其一，從士子與社會互動研究的方面。對傳統時代中國士人的社會流動研究 中，潘光旦、費孝通、何炳棣、許倬云、徐泓、日本的岸本美緒等學者都做出了 經典性的研究，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中，用大量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 試、鄉試同年齒錄等科舉史料做量化分析，探討士人們向上與伺下的社會流動。 而晚清時期的社會變革，士子身份、社會角色的轉化和實質群體構成使得關于 “清末新式知識分子”的研究大量涌現。
張秀華在《清末新式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及現代啟示》中指出對中國讀書人
①王先明：《變動時代的鄉紳——鄉紳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蔣純焦：《晚清士子的生活與教育：以塾師王錫彤為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 （第 2 期）。
③俞祖華，趙慧峰：《清末新型知識群體：從傳統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人文雜志》，2012 （第 5 期）。
用傳統士子與清末新式知識分子稱呼的變化，由此反映出知識分子群體實質的 變化。在社會變革下，新式知識分子形成一種矛盾、急躁和激進的文化心態，對 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二，從科舉制廢除后士子心態方面。科舉制的廢除使傳統士子心態發生轉 變，在這方面學界探討的是關于功名意識流變，士子心態呈現多樣性變化，這種 轉變也體現在士子參與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沈潔在《科舉、功名與清末民 初知識人社會》一文中，以科舉廢除前后功名意識的流變為中心，討論科舉制廢 除后，清末知識分子的多重面相，展現功名意識對士子的長久影響。并通過功名 意識的流轉，討論近代制度變革面臨的困境。①
楊國強在《晚清的士人與世相》一書中認為在舉子士人的時代過去之后，后 起的“智識階級”出自學校，他們各自從西方取來理想，以此相聚也以此相分。 他認為知識人做成的是一種理想的沖突，影響著中國的歷史變遷。
其三，從科舉制廢除后士子職業選擇方面。張昭軍認為，科舉制廢除直接改 變了社會階級的結構，士子原來流動渠道出現阻礙，士子逐漸分流到其他部門。 身份轉變后的士子，擔當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中介的角色②。馮榮在 《科舉制度的廢除對清末民初社會的影響》一文中指出，科舉制廢除使士子失去 了人生目標，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他們不得不另謀生路，或棄文從商，或投身 新式教育，或投筆從戎。
另外，劉殊芳利用現存的大量閩臺譜牒資料，分析清代閩南知識分子移居臺 灣后，促進兩地教育交流，和發展臺灣文教事業的重要作用，為本題提供了對比 性的借鑒。③中國人民大學2000級博士王建國的學位論文《清末民初知識分子 的職業流動與社會變遷》④分析了清末知識分子的職業狀況，關注科舉制廢除 后士子的命運變遷。
綜上所述，科舉制廢除前后，士子身份、社會角色的轉化和實質群體構成使 得學界關于士子轉型和“清末新式知識分子”的研究大量涌現。并且在科舉制廢 除前后士子心態的轉變、科舉制廢除后士子出路的選擇等方面進行了一定的學 術討論，這些研究為本題研究的展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正是基于上述研究，使
①沈潔：《科舉、功名與清末民初知識人社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第 1 期）。
②張昭軍：《科舉制度改廢與清末十年士人階層的分流》，《史學月刊》，2008（第 1 期）。
③劉殊芳：《從譜牒看清代閩南士子對臺灣教育的影響》，《教育評論》，2006（第 6 期）。
④王建國：《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職業流動與社會變遷》，博士論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0。
得南通士子下南洋任教也成為了科舉制廢除后士子出路選擇的一種可能。
三、近代印尼華文教育
研究印尼華文教育專門性著作比較少，大多是一些綜合性的南洋華僑著述 中，有所體現。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類：
首先，綜合性的南洋華僑教育研究。
國內學術界關于南洋華僑教育研究綜合性研究，既有放在南洋華僑華人問 題綜合性論述下，又有專門論述南洋華僑教育的專著，或分國別地區，或按時間 先后等。近代華僑教育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20年代。①由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 業部出版的“南洋叢書”涉及到一部分華僑教育研究。這套叢書的內容包括屬于 南洋常識普及范疇的普通類、涵蓋教育著述的具有學術性質的專著類、以及關于 南洋僑校教材的教科書類三類。
華僑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錢鶴、劉士木和李則綱在1929年合輯的 《華僑教育論文集》、錢鶴的《南洋華僑學校之調查與統計》和1931年謝懷清的 《南洋華僑教育》等，主要論述南洋華校的發展概況，以及調查統計不同時期南 洋各埠的僑校和師生人數等②。當時南洋華校各自組織編寫了一批紀念刊和校刊, 分別記錄了各自的校史、校務概況、教學法及人數統計等，是研究近代南洋華校 的一手資料。
民國時期學術界側重研究僑居地的華僑教育，臺灣及海外的華人學者也致 力于對僑居地華僑教育的總結與反思。如1956 年張正藩出版的《近六十年南洋 華僑教育史》，主要論述了海外各地華校的發展歷史，并整理了僑教政策、管理 等文獻資料。
改革開放以來，海內外華僑華人研究成果不斷涌現，華僑教育問題也受到全 面關注。較為全面的涉及南洋華僑問題研究的，有吳鳳斌主編的《東南亞華僑通 史》。在書中的第二篇《近代的東南亞華僑（17世紀—20世紀10年代）》和第三 篇《現代的東南亞華僑（20世紀10年代—40年代）》中，分別分析了華僑的職 業與經濟活動、契約華工與華僑人口結構、華僑社會的分層與融合，以及隨著時 間的發展，當地華僑的人口結構、華僑與中國的關系、華社、華教及華報等方面 的變化，并闡述了民國時期的僑務機構和僑務政策。
①別必亮：《承傳與創新：近代華僑教育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岀版社，2001,第2頁。
②吳瑩：《異域與本土：近代英屬馬來亞華僑教育百年發展研究——兼論其對閩省僑鄉教育的輻射（1840- 1941）》，博士論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另外，1999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育科技卷》 也是重要的研究著作，里面匯總了世界各地有關華僑教育的基本信息，介紹了南 洋各地的僑教歷史、現狀、學生和師資等信息，內容較為豐富。林蒲田的《海外 華文教育溯源》闡述華文學校在世界各地的發展軌跡，分析華僑學校轉變為華文 學校的政治、社會原因。除此之外，還將南洋華文教育與歐美華文教育進行比較。 此外還有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編的《華僑教育》系列叢書、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 會出版《華僑志》系列等。
國外研究華僑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缺乏系統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日 本學者市川信愛的《南洋華僑教育的嬗變》，探討了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等 地的華僑教育的載體形式、個體差異和僑校的基本特征。杰•索愛伊烏•比亞普 (Tje.Soaiw Biap)的《東南亞海外華人的宗教及其同化》(Religionand Overseas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o 他從保持民族性和被主流社會 同化的雙重矛盾特征為切入點，探討了南洋華僑華人對祖籍國傳統文化的堅持 和傳承，并分析華僑華人堅持中華傳統文化的原動力、傳承模式和發展方向。以 上均是從南洋華僑教育的大框架下做綜述性的研究。
關于華僑教育論文更是數量頗大，論文集大量出現，近年來華僑教育論文主 要刊載于專門性的華僑華人期刊上，如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的《華僑華人歷 史研究》、廈門大學的《南洋問題研究》、廣西華僑歷史學會的《八桂僑刊》、以 及《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和《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等。但多集中在當代華文教育，對近代華僑教育的研究相對較少。
其次，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研究很少，主要放在印尼華僑社會變遷下研究， 包括印尼不同時期當局的華僑政策帶來的影響性研究、華僑社團與華文教育研 究等方面，專門性的著作主要有黃昆章著的《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主 要論述了印尼華文教育產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他認為印尼華文教育發展過程 較為曲折，分為幾個階段，包括 1901 年前的私塾教育與義學教育、1901 年— 1966 年的近代華僑教育以及之后的華人興辦的華文教育。華僑教育經歷發生— 發展—興盛—衰落—消亡的過程，華文教育也經歷了發生—衰落—復蘇——發 展的過程①。
1928 年，荷屬華僑學務總會編的《荷印華僑教育鑒》是民國時期研究近代
①黃昆章：《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岀版社，2007。 印尼華文教育的重要資料之一。根據在各地華校開展的調研工作，詳細介紹了各 地華校教師的管理、華校教科書、學生學習質量以及學校校務的開展等問題，該 年鑒還收錄了荷印華僑教育思想、辦學特點、指導方針、課程編排以及學務委員 會沿革史等論文。還有大量的學務董事和華校照片、各式圖表、大事記及教育研 究會主要決議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20 世紀80 年代以后，隨著一批荷印時期的檔案資料的整理，一些具有史料 價值的著作岀現。如黃文鷹、陳曾唯、陳安尼著的《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 城華僑人口分析》，書中探討了荷屬東印度公司時期巴達維亞的華僑人口變遷， 書后附錄的 10種相關統計和資料也較為珍貴。
新世紀以來，華僑教育研究多側重于當代。別必亮的《承傳與創新：近代華 僑教育研究》，探討了僑居地的華僑教育，系統地介紹了近代華僑教育的歷史沿 革、教學情況、組織管理等，揭示了近代華僑教育的經驗和啟示。
當代的學術界的研究大多涉及印尼政府華文教育政策與華文教育的影響、 印尼近現代華文教育的課程設置、辦學特色、漢語教學存在的問題和師資的引進 等問題，比如周聿峨的《東南亞華文教育》，主要論述了南洋華僑華人推行華文 教育的起因、發展脈絡、模式和內容等問題。
論文期刊方面，有對印尼華文教育歷史演變過程的概述，也有對印尼華僑社 會變遷下華文教育的適應性等具體問題的探討。黃昆章認為20世紀初的印尼新 式華校實行的是“面向祖國”的辦學方針。印尼獨立后，這一指導思想依舊，即 在辦學宗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及學制等方面都向中國看齊，主要培養建設祖 國的人才。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在僑居地辦學完全按照中國的教育方針是不 行的。并分析了華僑教育從“面向祖國”轉向“面向印尼”轉變艱難的原因①。
此外，對印尼華僑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著名僑領和華僑教育家上。本論 題涉及的華僑人物研究主要有李春鳴、張國基等，但是大多從華僑人物的生平履 歷方面進行論述，很少有他們對近代印尼華文教育作用的研究。
涉及到本文的研究對象中，關于雅加達中華中學方面的研究，近些年華中校 友撰寫了不少回憶性的文章，校友會也定期岀版刊物，是研究華中歷史的重要參 考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廈門大學施雪琴、居瑪麗的著作《南洋明珠 僑教典范
①黃昆章：《從“面向祖國”到“面向印尼”的艱難轉變：印尼華僑教育工作的反思》，《華僑華人歷史研 究》，1997（第 A 期）。
——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史》①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 的背景、發展歷史、組織管理、教學情況、與中國的互動以及校友會等方面做了 較為全面的論述，是近幾年研究華中校史的重要著作。
綜上所述，前人對印尼的華文教育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內容主要集中在 印尼政府政策的影響、華僑社會變遷下的華文教育適應性、華校本身的課程設置 學制、教材、中華文化傳播等方面，側重于歷史學和教育學研究方法，缺少對近 代印尼華文教育產生背后的特殊人群的貢獻的關注，尤其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 析人群結構在近代印尼華文教育中的影響。
對于從晚清南通士子這個特殊的群體的角度來研究對印尼近代華文教育發 展的特殊作用目前尚屬首次，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討論放在晚清科舉制變革后 的社會變遷研究下，或者是東南亞華僑教育中的一部分。因此將這兩個方面結合 起來綜合考慮晚清士子對印尼中華文化傳承中的作用的嘗試性研究極具有創新 性，是這個論題的亮點以及難點。
本文把晚清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作為個案研究，放在對印尼華僑 社會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研究上。他們作為一個下南洋從事教育的群體，在移民路 徑上有獨特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機遇，研究他們在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作用，進 而探討晚清士子對海外中華文化傳承的作用，對我們今后在研究海外中華文化 傳承方面具有重要借鑒，也為探討海外中華文化有效的傳承路徑提供建議。
第四節 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資料來源
本文涉及到的研究資料，除了借鑒一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資料，更多的是自 己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一手資料，尤其是香港華中旅港校友會顧問梁俊祥先生、 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名譽主席徐筑先生等華中校友會的校友，以及南通 市僑聯、益陽市歸僑僑眷聯合會的諸位先生為我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調研地點涉及廣州、佛山、上海、益陽、南通等地，主要對雅加達中華中學 在國內的校友進行采訪。三次田野調查的時間分別為：2015年11月2日—6日、 2016年1月和2016年4月23日—5月6日。三次的田野調查所獲資料分類如
① 施雪琴，居瑪麗：《南洋明珠 僑教典范——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史(1939—1966)》，生活文化基金會出 版，2017。
下：
A.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岀版系列叢書 25 本（香港華中旅港校友會顧問梁 俊祥先生提供）；2009 年—2015年《益陽僑訊》（益陽市歸僑僑眷聯合會 提供）。
B.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華中園地》第22—71 期（香港華中 旅港校友會顧問梁俊祥先生提供）；《華中春秋》1—18期、36 期、43 期、 49 期、59—60期。（南通市僑聯提供）
C.紀念特刊：
《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①
《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2003—2008》②
《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四》③ 《印尼椰城中華中學1957年畢業紀念刊》 ④
《印尼椰嘉逹中華中學創辦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九》⑤ 《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66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六月十二日•二O O五年六月十二日》⑥
《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1904—2002》⑦
《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⑧
《瑪瑯中華學校創校106年暨瑪華校友聯誼會成立紀念刊》⑨
《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2003—2008》⑩
D.口述資料
①《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委會，1949。
②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2003—2008[C].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岀版，
2008。
③《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四》，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 岀版，1994。
④《印尼椰城中華中學1957年畢業紀念刊》， 1957年畢業刊工作委員會， 1957。
⑤《印尼椰嘉逹中華中學創辦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九》，紀念印尼椰嘉逹中華中學創辦六 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岀版，1999。
⑥《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66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六月十二日•二OO五年六月十二日》，印尼雅加 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岀版，2005。
⑦《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1904—2002》，紀念印尼新華建校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岀 版，2002。
⑧《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1945—1995》，紀念印尼巴中建校五十周年籌委會， 1995。
⑨《瑪瑯中華學校創校106年暨瑪華校友聯誼會成立紀念刊》，瑪華校友聯誼會編， 2009。
⑩《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 2003—2008》，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岀版， 2008。
（采訪時間：2015 年 11 月）
1959屆華中畢業生、香港華中旅港校友會顧問 梁俊祥口述資料
江蘇省僑聯顧問、南通華僑博物館研究員、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名譽 主席 徐筑口述資料
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香港校友會理事 黃昆民口述資料 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香港華中旅港校友會顧問組副組長 李其健口述資料
（采訪時間：2016 年1 月）
1957 屆華中畢業生梁小貞口述資料
（采訪時間：2016 年4 月）
印尼歸國華僑王一中口述資料（其父在南洋從教）
印尼歸國華僑陳干將口述資料（其父在南洋從教）
徐筑之妹徐織口述資料（其父母在南洋從教） 湖南益陽市前僑聯主席、張國基長孫張泰然口述資料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一方面采用文獻分析和田野調查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用歷史學的文 獻分析法，梳理文獻資料信息，分析涉及到的時代背景和影響因素。結合歷史人 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通過實地調研獲得一手資料，對涉及到的相關人群進行采 訪調查，獲取口述資料，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另一方面采用個案分析的方法， 對個案做典型性研究，從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的個案論述南通士子對印 尼華文教育發展的作用。
三、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到兩個名詞概念，分別是“士子”和“華文教育”：
首先是關于“士子”的概念。《教育辭典》中的含義是，原是商、周的低級 貴族階層，一般受過六藝教育，春秋戰國之際，士憑六藝知識，或從事政治活動， 或聚徒講學，此后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代稱①。這里就涉及到“士”和“知識分 子”兩個名詞。
“知識分子”屬于外來的、西方的概念，是一個近代出現的詞，在特點上具 有批判精神和社會良知。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綜述了近代有關“士”
①朱作仁主編：《教育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第25頁。 的起源諸說。他認為知識階層即中國古代的“士”，但“士”并不是一開始就被 認作知識階層。“士”最初是武士，春秋戰國時期逐漸轉化為文士。顧頡剛認為， 士為低級之貴族。到了戰國時代，士成為四民之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型①。 隋唐科舉制設立以來，普通人通過科舉躋身士人階層，增強了社會的上下流動。
20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第一批晚清知識分子，比如康有為、梁啟超、蔡元 培等人，他們早年受過系統的國學訓練，為變法圖強又十分重視西學。許紀霖 認為，他們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一代士大夫，也是新知識、新思想的先驅 ②科舉制廢除與新式教育的發展，讀書人傳統的仕進之路受到阻斷。士子傳 統的家國情懷、名節骨氣在民族危機下，與西方引進的“人格獨立”、“思想自 由”和“社會良知”相互加強③，他們逐漸向近代知識分子轉變。
本文中的“士子”群體，大多出生在20世紀前后十年間，從小受科舉時 代的私塾教育，學習四書五經等傳統知識，有良好的國學基礎；到青少年時期 又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學習西方知識文化，思想開放。他們既經歷了科舉時期 的傳統教育，也經歷了近代新式教育。因此本文用“士子”來表示這個群體， 既包括傳統讀書人的概念，也涵蓋了近代知識分子的內涵。
其次是“華文教育”的概念。華文教育的內涵是隨著華僑向華人的轉變，以 及社會歷史背景的變化而變化的。華文教育是在華僑教育的基礎上逐漸演變發 展的，早期的“華僑教育”形式多樣，包括家庭、私塾式的言傳身教，教學內容 廣泛，目的主要在于傳播知識，明理做人；隨著海外教育事業的發展，華僑教育 出現專門的教學場所，主要是學校教育。
不管是早期的華僑教育還是逐步演變的華文教育，其實質在于對中華文化 的一脈相傳的意義，對海外的華僑華人有一種傳承性的影響。本文的“華文教育” 則取廣義上的概念，指的是華僑華人在海外創辦的教育。
四、研究內容
本文通過選取晚清南通士子作為研究主體，將印尼的雅加達中華中學作為 個案，探究這批士子在印尼近代華文教育上的作用和影響，并以此研究晚清的士 子階層在海外中華文化傳承方面的作用和影響。
①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第 602頁。
②許紀霖：《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 82 頁。
③資中筠：《資中筠自選集 士人風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 7 頁。
具體而言，本文分導論、主體和總結三個部分。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導論。導論由四小節組成，分別介紹本文選題的緣起、依 據和學術史回顧，介紹本文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和研究內容。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主體部分，包括三個章節。
第二章“科舉制廢除與南通士子的岀路分析”，概述科舉制廢除前南通的教 育狀況，新式教育的興起和發展，以及科舉制廢除后南通士子的岀路問題，尤其 是張謇在南通的教育實踐給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發展帶來的影響，為研究對象鋪 陳岀其發展的時代背景，了解其投身海外教育的原因和歷史機遇。
第三章“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南通士子”，概述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的 產生與發展，分析南通士子在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作用。
第四章“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個案研究”，通過對雅加達中華中學的 特刊、紀念刊，以及相關人員的口述采訪等資料的解讀，分析南通士子在雅加達 中華中學創辦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
本文的第三部分是第五章“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文教育”，屬于總結部分。簡 單回顧前面的思路后對本文進行總結和概括。南通士子下南洋從教在移民路徑 上，是由特殊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機遇造成。他們受教育程度高，熱心教育事業， 對印尼華文教育作岀一定的貢獻，為中華文化在印尼的傳承提供有益的案例思 考和依據。
第2章 科舉制廢除與南通士子的出路
第一節 科舉制廢除前南通士子的生存狀況
一、南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沿革
南通是江蘇省省轄市，歷史上曾稱靜海、通州。位于長江三角洲東北部，是 江海的交匯處。北臨鹽城，南與上海、蘇州隔江相望，西接泰州。南通現轄通州、 如皋、海門、啟動四市，崇川、港閘、經濟技術開發區三區以及海安、如東二縣， 土地面積約0.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773.79萬。處于中緯度地帶，亞熱帶溫濕 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氣溫15攝氏度左右。水陸交通發達，河運和和 海運都較為便利，物產豐富，史稱為“崇川福地”①。
南通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期，歷屬吳、越、楚等國。秦朝時期置九江郡， 隸屬揚州，到了漢代，設海陵縣，屬臨淮郡隸徐州。晉朝時，設置海陽縣，屬廣 陵郡隸徐州，南北朝將寧海縣西境析岀，置海安縣。隋代以前，南通市區一帶發 展成洲，最初稱為“壺豆洲”，后又稱為“胡逗洲”，洲上多居住流人，以煮鹽 為業。
隋朝時期，如皋并入寧海縣，屬江都郡轄，唐朝設置監亭場，屬揚州廣陵郡， 隸淮南道。北宋時期，通州隸屬淮南東路，領靜海、海門二縣。元代升通州為通 州路，隸江北淮東道廉訪司。明朝時期，設通州屬揚州府，隸南直隸，領海門一 縣。清朝雍正時期，升通州為直隸州，隸江蘇布政使司，領泰興、如皋二縣。②
1912年，通州設縣知事公署，改稱南通縣，到1928年改設縣政府。1953年 設南通市為江蘇省人民政府轄市。1983 年實行市管縣體制后，撤銷南通地區行 政公署，原所轄6縣歸南通市領導。自此南通市轄海安、如皋、如東、南通、海 門、啟東6縣，以及城中、港閘、郊區3區。 1984年4月，南通市被批準為全 國14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③
二、科舉制廢除前南通教育狀況
①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岀版社， 2000，第2頁。
②《光緒通州直隸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52》 ，南京：江蘇古籍岀版社，1991，第 45?46頁。
③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岀版社， 2000，第34頁。
宋代以前江蘇地區的教育處于緩慢發展階段，北方王畿地區是教育重心，隨 著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其教育規模在宋代以后有了突出的進步，各州縣的官學 逐步發展起來，通州地區的儒學也在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時建立。并且書 院、社學、義學也逐步建立起來，教育系統逐漸完善。
通州官學最早見于記載的是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知州曾環所建，地點 在通州東城外一里處。乾興元年（1022年），知州王隨遷于城內州治東，并建大 成殿、講堂、稽古閣等，逐漸形成“廟學合一”的格局，直至清末廢科舉，儒學 仍設于此。“通州歷史中所設官學，唯儒學推崇最甚，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建 樹最豐，故一般提及州學均指州設的儒學”①。通州先后有屬縣靜海、海門、如 皋、泰興等，均設縣級官學，以儒學為主，兼醫學、陰陽學。
明代時期，江蘇地區的各州縣都先后設置了州學和縣學。明洪武年間，知州 熊春重修儒學，儒學規模有所擴大，設儒學學正一人，掌教化誦肄，并設訓導三 人協助學正，但學正和訓導并無品級。普通人通過考試后進入府、州、縣儒學者 方為生員。明初規定，通州儒學生員名額為廩膳生②30人，宣德元年（1426年） 增設增廣生30人。《通庠序名錄》記載明代入學人數共有2069名。明崇禎年間 令各地方設武學生員（即武秀才），由儒學監管，清代康熙時期武學生員名額為 15人，同治年增至27人。③
清代沿襲明制，江蘇各地設有府、州、縣學，其數量與規模上較前代有所發 展，官學成為士子入仕的主要渠道。光緒年間，通州儒學設中區為孔廟。儒學在 孔廟的東、北面，內設明倫堂，學官在此宣讀圣諭、講書及品評生員德行和學業， 還有調解士子。
清代通州續設學正及訓導各一人，廩膳生和增廣生到清末時分別擴至36人， 入學者名額為36人，清代入學生員有6386人。儒學生員經過考試合格者可以參 加鄉試、會試以及殿試，殿試考中分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即我們所說的進 士。宋代時期，通州有進士13人，明清兩朝共101人，其中就有光緒朝的狀元 張謇。
通州書院始設于宋代，最早記錄的是紫薇書院，地址在光孝塔右側，南宋嘉
①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第 2058頁。
②即廩生，明清兩代稱由公家給以膳食的生員。明初生員有定額，皆食廩。其后名額增多，因謂初設食 廩者為廩膳生員，省稱"廩生"，增多者謂之"增廣生員"，省稱"增生"。又于額外增取，附于諸生之末，謂 之"附學生員"，省稱"附生"。
③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第 2059頁。
定年間通州貢院移建于此。到了清代，江蘇書院發展迅速，數量超過歷代，并且 遍及江蘇城鄉各地。書院興盛的主要原因除了江蘇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地方官 員、紳士大力倡導也是重要因素。以下是歷代通州書院設立情況：
表2.1 歷代通州書院設立一覽表
時間 名稱 興建者 地址 說明
宋代 紫薇書院 不詳 光孝塔右側 南宋嘉定年間通州貢院移建于此
明嘉靖六年 (1527) 崇川書院 判官史立模 東門外龍津橋 后毀于倭寇入侵
明嘉靖十六 年(1537) 通川書院 同知舒纓 通濟倉的一半 后改為海防道
明嘉靖二十 七年(1548) 文正書院， 后更名忠 孝書院 巡鹽御史陳其
學 石港鎮，與文山(文 天祥)祠一處 清康熙三年(1664)通州鹽運司運判 楊鶴年重修，改名為文正書院，乾隆 五十八年(1793)移建于文山上，中 為講堂，左為瓣香樓，后為寢室與講 舍，左右為耳室，道光二十年(1840) 和咸豐六年(1856)兩次重修
明萬歷四年
(1576) 五山書院 知州林云程 狼山東麓 現已廢
明萬歷二十 四年(1596) 文昌閣 州1人陳大乾 東濠 閣有兩翼，東翼為書院，州人顧養謙 與太原王穉登均有記，書院名未記
清乾隆十年
(1746) 紫瑯書院 知州董權文初
籌建，乾隆三十 一年(1767)知 州沈雯募修 城西北隅 前后講堂各三楹，面臨清池，旁列號 舍，有亭有樓，有廚有浴。嘉慶十六 年 (1811)、道光十年(1830)、二十 三年(1843)和同治十一年(1872)知 州俱重修紫瑯書院，光緒二十八年
(1902)通州籌建高等小學，經兩江 總督核準，以其為校址，書院始廢。
續表2.1 歷代通州書院設立一覽表
時間 名稱 興建者 地址 說明
清同治七年
（1868） 東浙書院 知州梁悅馨 四甲鎮（今屬海
門縣） 清末停設，民國三年 （1914）用東浙書院 舊址創辦余中三益高 等小學校
清代 鶴城書院、 不詳 均在呂四場（今 屬啟東縣）
清代 東瀛書院 不詳 均在呂四場（今 屬啟東縣）
清代 精進書院 不詳 余西鎮
表2.1、續表2.1資料來源：《光緒通州直隸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 5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260?262頁。
通州官學除了儒學之外，還有一些初等教育的官學，通州官方啟蒙教育主要 靠小學和社學等。明代萬歷年間通州各地有社學7所，“海門故治者二，西亭（社 田三十二畝）、呂西、余東（社田二十八畝）各一，并廢石港一，在文正書院西， 金沙一” ① ，清雍正十三年（ 1 73 5年） ，大使王馨重修余西舊址，乾隆四年（ 1 739 年），大使王嘉俊重修余東舊場使署址。
除了官學，私學也極為盛行。通州的私學，不僅有義學，還有塾學，兩種都 屬于啟蒙教育的初級學校，二者有一定的區別。義學免收學費，由私人或宗族捐 建，主要目的是識字教育，分官辦和民辦兩類。私塾由塾師開館設學，需要收取 一定的學費。每個私塾一般只有1名教師，進行個別教學，教學內容不一，多為 《三字經》、《千字文》、《大學》、《論語》等，還有一些是富裕人家獨聘或者由族 群設立的村塾及族塾等。
清嘉慶五年（1800年）運判秦永清在金沙建1所，到光緒初通州有義學7 所，分別在東、西、南吊橋和玉帶橋各1所，石港2所，后來在西亭和余東各建 1所，共計9所。
另通州所轄泰興縣、如皋二縣也建有書院和社學、義學等教育機構，其中， 據清代邑人胡香山記略，如皋縣故無書院，宋以來家自為塾，載在邑志的一些私
①《光緒通州直隸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 5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 262 頁
人書院都為家塾，并非書院。建立在學宮東南的崇正書院，以及治東北（即露香 館址）的安定書院（舊名雉水書院）為官員所建。社學普及度較高，明代洪武八 年（1375年）額設“八十有四”，嘉靖三年（1524年）知縣梁喬升改建“十有五”。 義學在安定書院隔垣，名為養正學舍，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 年）知縣鄭見龍 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十一年（1776年）相繼重修，嘉慶十年知縣姚 鳳楷在夕榮重建掘港義學，后多有重修。
第二節 科舉制的廢除與新式教育的發展
一、新式教育的興起與發展
晚清時期的新式教育，開始于洋務運動期間，經歷維新變法和清末新政的后 1905 年科舉制廢除后成為晚清社會教育的主要形式。鴉片戰爭爆發后，伴隨西 方殖民者入侵的還有西方文化，為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李鴻章、張之洞等洋 務派開始創辦以學習西學的新學堂，新式教育開始發展起來。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新式學堂從學習西方語言逐步擴展到工藝、軍事、實 業等。洋務派創辦的各種新式學堂，是中國本土創辦新式學堂的最初嘗試，旨在 培養翻譯人才，解決對外交涉及通商事務，另外還有一批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的 學堂。洋務派創辦的最早的新式學堂，是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隨后便出 現了一批學習西方語言的新式學堂，例如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 館等，除了學習西方語言，也學習西方的科技。
1903 年之前，江蘇的教育屬于傳統教育體制。江蘇省設學政，管理全省學 務，其職責在于“掌學校政令，歲、科兩試”，各地巡歷時，監督師儒優劣，提 拔升賢能者，斥不師教者”①。
洋務運動興起后，江蘇開始興辦各類新式學堂，舊體制已不能適應新式教育 的發展，管理矛盾日顯突出。新式學堂興起之初，基本上仍處于傳統官學體系的 邊緣或游離于其體系之外，無論是省級的學政，還是府、州、縣教授、學正、教 諭、訓導，其職責主要是組織各地官學、書院考核、社會教化以及科舉考試，并 不管理新式學堂的具體事務。②新式學堂，既有官辦的、民辦，又有教會創辦的， 相互之間沒有統一的隸屬關系，也沒有統一的管理機構，這就需要官府建立相應
①趙爾巽等撰：《職官志三外官》，《清史稿》第12冊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345頁。
②徐梁伯，蔣順興主編：《江蘇通史 晚清卷》，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2，第 250頁。
的教育行政機構。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后，維新派主張全面、系統地變革科舉制度。梁啟超主張 變革科舉，興辦學校以養人才，認為變法必須從小學堂開始，“自京師到各省府 州縣，皆設小學，并設立師范學堂，師范學堂的學員，則成為小學的教習，另外 設師范學堂的教習，教授‘教術①。
新式學堂迅速發展，學習內容也大大擴展。在學制和管理方面多采西方的學 校制度。但是這一時期的學堂教育，缺少循序漸進的層級體系，管理狀態混亂， 沒有整體的規劃目標，缺乏專門的系統管理部門，處于無系統時期。②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由孫家鼐，丁韙良等人主持京師大學堂及全國各 省新式學堂的系統成立計劃，是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及系統化的開始。光緒二十九 年（1903 年），張之洞率先在南京設立兩江學務處，專門負責推行新式教育。光 緒三十年（1904 年），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于蘇州設立江蘇學務處，以管理江蘇 布政使轄下的教育事務。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設立江北學務 處，以淮揚道總其事。
1905 年，科舉制廢除，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推廣新式學堂教育。作為晚 清政府學制改革的重要陣地，京師大學堂是各省學堂畢業生升入專門正科之地。 沒有省學，大學堂就沒有生源。因此，“一年之內各省必將高等學堂暨府廳州縣 中小學堂一律辦齊，如有敷衍遲延，大學堂屆期請旨嚴催辦理”④。
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904—1907 年），江蘇各級州縣建立了學務公所作 為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通州城南設立了通海五屬（通 州、靜海、如皋、泰興、海門）學務公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將學務公所改 為教育會及勸學所。
至此，以政府為主導的系統性的現代化教育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產生了極 大的社會影響，早在新式教育發展初期，一些有識之士便早已開始轉型，尋求其 他發展。科舉制正式廢除后，各階層反映各異，作為直接影響者的士子階層，面 對急劇變化的社會形勢，謀求轉型發展，尋求出路成為當務之急。
①梁啟超：《變法通議》，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第 60 頁。
②桑兵：《科舉、學校到學堂與中西學之爭》，《學術研究》，2012（第 3 期）。
③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四《設江蘇學務處片》，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0輯第94 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86，第 409、450頁。
④張百熙：《欽定學堂章程》，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86 第 4 頁。
二、科舉制廢除對南通士子的影響
科舉制的廢除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巨大轉折點，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力，對 士子而言，直接影響了士子進入仕途之路，使其不得不尋找新的平衡和出路。據 張仲禮統計，19世紀下半葉中國“正途”士紳約為91萬人，包括貢生和舉人。 ①新式教育要消化數量眾多的士子，需要在全國各省全面鋪陳，“學堂的激增，不 僅直接吸收士群，而且阻斷了繼續增補擴大的可能，使之自然消亡”②。
科舉制廢除后，江蘇省根據清政府學部規定，撤消省學政，裁去江北學務處， 將學務處改為“提學使司”，統轄全省的教育事務，下設學務公所。③學務公所、 勸學所和學區則分別管理各級教育，并吸收地方士紳參與行政事務。另外，清政 府嚴令各府廳州縣，盡快在城鄉各處設立學堂。南通的教育事務由江寧提學使管 轄。
根據《中華民國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江蘇省學堂數在 1357 個，學生數 44708人，在全國各省學堂學生數量中，處于中等水平，學生數量最多的幾個省 份為四川、直隸和奉天三省，人數都在10萬以上，其次是湖北、湖南等10省， 數量在5到10萬人。④
1910年至1911年，黃炎培擔任江蘇學務總會調查干事期間，他對江蘇的新 式學堂進行了實地調查。從調查結果看，當時江蘇地區的初等小學堂分布不一， 入學兒童占學齡兒童的比例相當低，基本上不到80%。通州地區學堂雖多，但招 生較難。五屬的師范學堂招生極為不易，“應考者寥寥，生徒百余人”⑤。學校生 源流向最多的是私塾。即便科舉廢止后，私塾仍是鄉村教學的主體。
新式學堂不僅改變了傳統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方式，也改變了教育功能與受 教育者的職能。廢科舉之始，進入學堂的學生在年齡上普遍較大，一些小學堂一 半以上都是30歲左右的成年人。“1907年京師大學堂師范畢業生98人，年紀最 大的40歲，最小的22歲”⑥，這些年齡大的入學者有一定的國學基礎，但新學 知識貧乏。新式學堂的學習擴展其知識層面，這種既有傳統文化知識基礎，有具 有新式教育知識的人數并不在少數，成為個人發展的特殊經歷。
①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114 頁。
②桑兵： 《清末興學熱潮與社會變遷》， 《歷史研究》， 1989（第6期）。
③徐梁伯，蔣順興主編：《》江蘇通史 晚清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第 251頁。
④桑兵： 《清末興學熱潮與社會變遷》， 《歷史研究》， 1989（第6期）。
⑤趙利棟：《從黃炎培的調查看清末江蘇興辦學堂的一些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青年學術論壇 2008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55頁。
⑥《大學堂師范畢業生照章給獎折》， 《學部官報》第19期， 1907年5月3日。
桑兵認為，近代中國學生在心理生理和性格素質上都處于角色矛盾，既要繼 承傳導，又要創新變革。社會交替提出兩種矛盾的要求，使之無所適從。社會的 急劇變革，沖擊著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更有政府當局的鎮壓、社會的歧視 以及家庭的逼迫等多方面的壓力，“身心禁錮比境遇冷落更加令人窒息”①。
就個人而言，不同的年齡，家庭背景以及接觸面廣闊與否，都造成不同的人 生際遇，既影響心理狀態的變化，也影響人生選擇，研讀那個時期的言論著述, 理解他們對時代理性的思考, 從中可以看出社會變革下，士子們的心理發生極 大轉變，作出的人生選擇也千差萬別。
三、張謇在南通的教育實踐
張謇在南通近代教育發展歷程中功不可沒，他本身也是從科舉時代過渡到 新式教育時期，身為前清狀元，而后投身到實業救國，推動新式教育發展。在士 子轉型中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尤其在南通的一系列教育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發 展推波助瀾。
張謇（I853—1926）,字季直，號音庵。江蘇省海門縣常樂鎮人（今屬江蘇南 通），清末狀元，是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出身農商，15歲參加科舉考試，先 后經五次鄉試，到33歲中舉人，42歲狀元及第。不久后棄官回鄉，籌辦大生紗 廠，成為著名的狀元資本家。先后在不同的時期擔任多種職務，并曾組織統一黨。
張謇祖上以務農為生，父親張彭年，年幼聰慧，但因家境貧寒早早輟學。為 實現父愿，張謇遵循傳統的求取功名之路，多次參加鄉試，終于在光緒二十年 （1884 年）高中狀元，并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職。然而張謇對科舉取士頗為 反感，他認為，科舉取士腐朽之極，主考官吏貪污腐敗，“以癢序為市井，索新 生贄，輒量其貧富較多寡，賤如胥役，而通尤甚”②。他主張廢除科舉，學習西 方科學知識，以自強救國。他指出，“外國之強由于學，強國在于人才，人才出 自學”③。1894年張謇辭官回鄉，實踐教育興國理想。
1903 年，張謇赴日本參觀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期間，考察日本的農工和 町村小學校。“每到一處都仔細觀察，并作詳細記錄”④。赴日考察為張謇投入到 教育改革中提供很好的經驗，確定了啟智、興業救國的信念。
①桑兵：《清末興學熱潮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1989（第 6 期）。
②張孝若：《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一）》，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2?3頁。
③曹從坡等：《張謇全集（卷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第 36頁。
④嚴學熙：《近代改革家張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第 911頁。
張謇首先創辦的是師范教育，他認為，普及國民教育要以師為導，“故立學 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范始”①，并提出“師范為教育之母”的口號。1902年 張謇創辦的通州師范學校，是我國第一所民辦師范學校。緊接著張謇又陸續創辦 了女子師范學校、甲種師范講習所等師范學校。
其次是基礎教育，他認為辦教育要注意次序和層次，形成完整系統。他主張 辦學的次序應是“師范啟其塞，小學導其源，中學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會 其歸”②。1902年，張謇和范當世等人籌劃建立的通州公立高等小學校，是南通 第一所高等小學（現為實驗小學），之后又創辦通師附屬小學、女師附屬小學等。 除了在城區辦學，張謇也大力發展村鎮學校教育。1923 年，南通約有初等小學 350所，完全小學在校學生23420人③。此外，他也重視學齡前兒童的教育。1913 年張謇將1904年創辦的育嬰堂定位第一所幼稚園，并設立幼稚園傳習所，培養 師資，之后南通第二、第三幼稚園也相繼創辦。
再次是高等教育，張謇認為，應當先創辦高等專科學校，待發展成熟再成立 大學④。1913年，張氏兄弟在大生紗廠創辦的“紡織染傳習所”是我國首所紡織 高等教育學校。1915年，張謇創辦了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培養治水的專門人才。 隨后又成立農科大學，以及其他的專門學校。張謇還創辦了一些實業教育，培養 專門人才。至1926年，南通先后創辦各類職業學校30多所。
張謇興辦教育之初，經費問題實為阻礙。除了提倡興辦實業，還號召祖親、 鄉紳捐資，以提供辦學資金。1902年5月，張謇用歷年存放于紗廠未領取的薪 俸及歲息共2萬元，加上其親友捐助，共9.33萬元創辦通師（現為南通師范學 校）。之后張氏親屬和其他地方士紳陸續以私資創辦幼兒園、小學、盲啞學校和 各種職業學校，還有私人為學校置田產，以田租作為學校經常費用。⑤
張謇在南通建立的師范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實業教育等多層次教育 體系，使南通成為20世紀初全國有名的文化教育之鄉。在張謇的帶動下，不少 士紳參與到興辦教育中來。這些士紳出身科舉時代，有良好的傳統文化基礎，不 少人中過舉人、進士，在時代背景下，他們對科舉制的認識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張謇作為清末狀元，南通士紳的代表，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在士子轉型中，無疑
①張孝若：《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一）》，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17頁。
②張孝若：《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一）》，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7頁。
③張孝若：《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一）》，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29頁。
④魏麗：《張謇辦學思想研究》，碩士論文，鄭州：河南大學，2009，第 33 頁。
⑤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第 32頁。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教育實踐使南通成為近代著名的教育之鄉。正是這種背 景下，南通成為海外華校師資引進的重要地區之一。
第三節 科舉制廢除后南通士子的出路
一、仕進從政
士子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在科舉取士時代，士子的前途命運與科舉 考試息息相關，科舉制廢除后，阻斷了長期以來的晉升渠道，士子的流向成為重 要的社會問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在《請遞減科舉 中額專注學校折》中提出，30 歲以下的舊舉、貢、生員，易于改業的可以入學 堂；30至50歲的可以入仕學和師范速成兩種；50到60歲以及30歲以上不能 進入速成科的，應放寬出路；60歲以上的，酌情給職銜①。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規定， “擬請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 舊舉行，己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皆仍于舊學生員中考取。其已入學堂者，照 章不準應考”②。各省份酌量增加優貢的名額，朝考后可選為京官、知縣等。對 已中舉人、五貢的人，令各省督、撫、學政，每三年一次保送舉、貢若干名送京 考試。除此之外，在算學、財政、兵事、外國政法等方面有長處的，都可保送。
鄉試雖停，而生員可以得優拔貢；會試雖停，而舉貢可以考官職。停科舉但 不停考，并放寬了生員考優貢、拔貢的條件，為中下層的士子謀一條出路。參加 優貢、拔貢考試的生員，根據級別給予官職。未能考取優貢、拔貢者，允許參加 各省的考職，根據省份的大小，取額從50名到100名不等③。
對無法進入合適學堂的生員，并且年齡在3、 40歲以上，又不能入學堂執教 者，則就近由衙門官選用，從事胥吏事務。雖改革學制，但仍可通過考試晉升官 職，功名仍然是士子重要的身份代表。
此外，還有一些出國留學者。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張之洞擬定的《獎 勵游學畢業生章程》中規定，凡在外國各級、各類的學堂畢業，獲得優等文憑或 學士、博士文憑，品行端正者，均有機會得到拔貢、舉人、進士、翰林等出身獎
①袁世凱： 《請遞減科舉中額專注學校折》，袁世凱奏議：中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第738 頁。
②朱壽朋編： 《光緒朝東華錄：五》，北京：中華書局， 1958，第5392頁。
③張昭軍：《科舉制度改廢與清末十年士人階層的分流》，《史學月刊》，2008（第 1 期）。 勵，并受到任用①。留學也成為士子從政的又一條途徑。許多留學生回國后，多 進入政府系統。
由此可見，仕進從政仍然是士子的重要選擇之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被介紹 到中國以后，傳統士子逐步過渡到新型知識分子身份。他們其中有一批人，積極 參與國家政治，希望借西方民主學說改革社會制度。
二、棄文從商
科舉時代的“學而優則仕”觀念長期影響著讀書人，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士 農工商”等級嚴格，近代以來新式教育的發展，科舉制的廢除，傳統等級社會向 多元化發展，不少士子棄文從商，轉型為近代資產階級商人。
關曉紅通過考察清代下層士子的日記，解讀士子轉型的選擇，在棄文從商方 面，她通過山西士子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了解到，山西商業發達，雖然長期 以來晉商子弟仍以讀書求功名為正道，卻不以商為末。社會變革下，仕途發展艱 難，士子紛紛尋求出路，不少人干脆放棄科考②。劉大鵬的日記中曾記錄，凡有 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認為讀書多貧苦，不如從商致富③。因此, 參加科考的士子“不敷額數之縣”，而以山西居多。對于鄉村士子來說，讀書目 標除了正名，更為重要的是改變貧窮家境。
晚清時期，紳商主要有兩種來源，一個是商人通過捐納而進入官僚體制，另 一個是士人從商。早期洋務派創辦過一系列的企業，為民族工商的興起提供了經 驗。甲午中日戰爭后，由士轉商的紳商人數驟然增加，清政府獎勵工商的政策一 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江浙地區交通便利，人文素養較高，工商業 發展也較快。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張謇經營通海一帶的商務，在通州興辦 紗廠。他認為要振興中國的實業，需依靠士大夫的力量。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后， 張謇利用大生紗廠的利潤，繼續發展，又接連創辦大生二廠、大生三廠和城南的 大生八廠。
大生紗廠的成功創辦堅定了張謇辦實業的決心，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 他又創辦通州大達小輪公司。貫通長江航運與江河海水陸聯運，形成一整套產業 鏈，并創辦了20多個企業，開發蘇北沿海灘涂。張謇的大生系統也逐漸成為全
①張昭軍：《科舉制度改廢與清末十年士人階層的分流》，《史學月刊》，2008（第 1 期）。
②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 2005（第 5 期）。
③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 78頁。
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①。
《申報》對這種從商潮流也有報道，“曩所謂轉移風俗權操于士者，今且為 商所攘。況士氣不振，雖有一二明智，顧名思義，能矯流俗，克守為士之天職。 其碌碌者，或以托業寒素、依附商人以救其乏”②。在這種潮流下，各地商會紛紛 成立，士紳逐漸集聚形成紳商群體，這種由士子向商人的流向固然有其主觀性的 選擇，政府的重商政策也給他們的轉型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三、轉型新式教育
西學的進入不僅為國人打開眼界，更為士子在知識層面上進行了擴展。伴隨 著晚清政府的分崩離析，各方派別一一站上歷史舞臺，作為社會精英知識階層， 士子接受著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猛烈沖擊，他們紛紛投向新式教育，或或興辦新式 學校，進入新式學堂，或留學海外等，用自己理解的方式順應時代的潮流。
首先在興辦教育方面。張謇是興辦新式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南通的教 育實踐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由張謇帶動的一批南通士紳，在興辦教育方面， 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有清代末年杰出的文學家，同光體詩人范當世③他曾擔 任李鴻章的家庭教師，甲午戰爭后，辭職南歸，此后與張謇等一起致力興辦家鄉 教育。另外還有沙元炳④、沙元榘先生⑤。
地方士紳通過興辦新式學堂重新參與地方學務管理，勸學所和教育會是他 們參與地方學務管理的重要渠道。科舉制廢除后，地方士紳協助開辦各級中小學 堂，發展地方學務。勸學所主要是各廳州縣全境的學務總匯處，由地方官員進行 監督，其中勸學所的總董和所員一般由本地品行端正、留心學務的士紳充當。
1904年5月，政府在通州城南設立通海五屬（通州、靜海、如皋、泰興、海 門）學務公所，1907年正月改學務公所為教育會及勸學所。1905年，上海成立了 由張謇擔任會長的江蘇學務總會，其會員既有推廣和扶助學務的士紳，也有興辦
①南通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張謇的交往世界》，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第5頁。
②《廣商學以開商智說上》，《申報》，光緒三十年九月廿三（1904.10,31）。.
③范當世，原名鑄，字銅士，更名當世，字無錯，號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稱范伯子。出生于 1854年通 州城（今南通市）的一個詩書世家，初師從著名文藝理論家、興化劉熙載學習《藝概》，后跟隨桐城派古 文大學、武昌張裕釗學習古文法。
④沙元炳（1864—1926），字健庵，如皋如城人，光緒十七年（1891）中舉，又二年殿試成進士，入翰林 院，授編修，甲午戰敗，辭官返鄉，與張謇共同興辦教育，創立了“如皋公立高等小學堂”、“如皋公立 簡易師范學堂”。
⑤沙元榘（1880—1962），字士度,，如皋如城人，清末廩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擔任縣勸學所視學 兼總董，光緒二十九年（1903），就讀于南通師范學堂， 1919年起任如皋縣教育局長，興辦學校計155 所，絕大部分在農村。
工商實業者。后來江蘇省各地的勸學所與教育會進行合設，各種士紳通過興學而 開始初步的聯合。1907年，通州教育會附設宣講所，在百姓中宣傳新式學校①。
其次，進入新式學堂或在私塾擔任教師。清末民初，南通縣的中小學教師中 有一些是晚清的增生、附生、廩生、貢生，個別是舉人或進士。張謇創辦的師范 學校，通過一系列招生吸引了不少士子。他認為要辦好師范就要招收“舉貢生監 中，性淑行端，文理素優者”②雖然招收條件比較嚴格，但報考者仍然十分踴躍。 招收的學員多為原來的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水平較高。除進入師范學 校，其他專科學校也解決了大量士子的生存問題。為提高人才質量，張謇還出資 學生到海外留學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
南通地區自明清以來，私人辦學風氣盛行，私塾發達。科舉制廢除后，南通 也對私塾的進行改良。私塾改良大體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定期考察私塾學生 另一方面則設立師范傳習所，改良教學方法。從黃炎培的調查報告中也反映，通 州曾招考私塾教員，選送優秀者去師范傳習科，專收私塾的教師以及十八歲以上 有志于從事師范教育者。一般地區由于經費問題而受到影響，如通州“第二次五 六百人，費細不能資送，聽其志愿肄習，此事惜無甚結果”③。由此可見，南通 士子轉而從事改良后的私塾教育也是一條重要出路。
四、下南洋從事教育事業
國人下南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國人下南洋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到 南洋經商而定居、有少地無地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謀求生路的、有因為政治動 亂躲避戰爭和迫害的，從人口分布來說，主要集中在閩粵兩省。到了清代，清政 府前期實行了一段時期的海禁政策，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后才重新打開大門。1860 年10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英北京《續增條約》和中法 北京《續增條約》，條約中規定準許招募華工出國，華人被公開的大量招往海外 做苦工，出現了華工出國的熱潮。
19 世紀末，中國國內爆發革命風潮，一批革命者失敗后到達南洋后以從事 華教和創辦華報的方式，宣傳創辦新學，南洋本土師資力量的不足迫使南洋華僑 將眼光轉向國內，尤其是具有良好讀書風氣的江浙地區。
①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通市志 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第 2114頁。
②曹從坡等：《張謇全集（卷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第 10頁。
③趙利棟：《從黃炎培的調查看清末江蘇興辦學堂的一些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青年學術論壇 2008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56頁。
黃炎培是南通士子下南洋的關鍵人物，曾應江南鄉試中舉人。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年）川沙小學堂成立，黃炎培被聘為校長，與其兄洪培創辦開群女學， 并開始其教育事業①。之后他先后到上海南市城東女校、麗澤小學、廣明小學、 廣明師范講習所等校任教。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黃炎培經蔡元培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與張謇、 沈恩孚、袁希濤、姚文相等組織江蘇學務總會，并擔任常務調查干事。1912 年 擔任江蘇省署教育司司長，1914年擔任《申報》記者期間，考察皖、贛、浙三省 教育。
1917年，黃炎培赴南洋英、荷兩屬各地，調查華僑教育狀況，并作《南洋荷 屬華僑教育研究會之盛況》一文，投載于《教育雜志》九卷第10期②。這次的南 洋考察讓黃炎培了解到東南亞華僑辦學概況，回國后他將南洋所見向國內進行 介紹，這次考察也為后來的第二次考察打下基礎。
1918年12月，黃炎培乘法輪斯芬號赴南洋英、荷屬各地考察教育，1月7 日抵新加坡，晤見僑商閩人陳嘉庚等，12 日在吉隆坡尊孔學校發表演說，提倡 有目的的教育，并希望派學生回國受教育。2月赴荷屬蘇門答臘之不老灣，5月
14 日再至新加坡，參觀學校并在教育總會講演，介紹暨南、中華職校及此次在 南洋各地參觀各學校之情況。③
在與陳嘉庚的交往中，獲悉其正在新加坡籌辦南洋華僑中學，師資不足，急 需國內教師資源。實際上不止新加坡教師資源缺乏，整個南洋地區都面臨著師資 不足的問題，這跟早期移民人口組成相關。早期來南洋地區的移民多從事手工業 和商業，本身文化程度參差不齊，近代大量華工出國文化程度大多不高。
由張謇創辦的通州師范學校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培養的教師質量較高。 這與張謇的師范教育理念有很大的關系，他認為師范生合格畢業后，必須要先當 準教員，由地方勸學所、教育會共同考察，兩到三年作出成績的，給予憑證轉為 正教員。不及格的延至五年，還不及格的，擔任較為擅長一科的小學助教員，給 助教員的憑證④。
為解決師資問題，黃炎培回國后多次到南通與張謇會面，并進行考察。他“深 知華僑教育的關鍵是缺乏有愛國心又具真才實學、思想開明的教師，回滬即于江
①許漢三：《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岀版社，1985，第1?5頁。
②許漢三：《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岀版社，1985，第38?39頁。
③許漢三： 《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5，第45頁。
④張孝若：《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二）》，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4頁。
浙30多所大中學校（主要是中學）物色了第一批包括李春鳴在內的四名教師①。
1918年12月，李春鳴應聘赴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任國文教師，并輾轉南洋各華 校任教，并在1939年與張國基、李善基、陳章基等人在實業家麥爝煊、張祖硯 的支持下，籌辦雅加達中華中學（簡稱華中）。后來經李春鳴引薦，一批南通士 子被引薦到雅加達中學任教，這也成為南通士子區別于其他地區士子的另外一 條出路選擇。
除了以上的幾條出路，還有一部分選擇投筆從戎。清末的社會動蕩，戰火連 連，需要大量的軍人充實部隊。洋務派創辦各種軍事學堂以培養了解先進科技的 軍事人才，吸引了不少青年進入學堂參加軍隊，再加上軍隊能夠提供豐富的薪酬 給入伍的鄉村士子以生活保障，使得士子大量進入軍隊。由于士子本身有一定的 文化素養，能夠在軍隊勝任一些文化程度要求較高的職位，往往有不錯的晉升。 還有一些人或退而著書，或另謀其他職業。
總之士子在選擇出路上，存在著很大的個體差異性，受家庭環境，人生經歷， 價值觀判斷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不同的價值選擇和際遇往 往造成不同的結果。
綜上所述，宋代以前整個江蘇地區教育緩慢發展，隨著政治經濟重心逐漸南 移，江蘇地區的教育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尤其是到了明代。位于江蘇東南部的 南通地區，擁有良好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明清時期， 南通在發展官學的基礎上，先后建立許多書院、私塾等。南通的人才質量在明清 時期得以顯現，兩朝進士達101人，其中不乏狀元、榜樣和探花。除了官學，南 通私學極為盛行，義學和塾學遍布各村鎮，解決了大量的兒童的啟蒙教育問題。
晚清社會變革巨大，新式教育逐漸興起與發展。1905 年科舉制宣布廢除， 給士子階層帶來極大的影響，士子傳統的仕進之路受到影響，使其不得不尋找新 的出路。受年齡、家庭條件、價值觀判斷、人生際遇等多因素的影響，士子的出 路選擇多樣，或仕進從政、或轉型新式教育、或棄文從商、或投筆從戎等，晚清 狀元張謇作為實業家、教育家，其一生具有極強的傳奇色彩，作為士子階層在轉 型方面具有典型性，同時他在南通開創的一系列近代教育實踐，開啟一代教育新 風，使南通一躍成為近代教育名鄉。
①林英華，李菊英，林學徹：《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紀念著名華僑教育家李春鳴先生誕辰110周年》， 八桂僑刊，2004（第 6 期）。
在國內社會風云變幻之際，南下的進步知識分子在南洋地區大力宣傳新式 教育之重要性，一時之間華僑辦校風氣盛行。與張謇交游甚深的近代著名教育家 黃炎培，下南洋考察之際，受南洋華商巨子陳嘉庚委托，回國內敦聘教師，以解 決南洋本土師資不足問題。以李春鳴為代表的南通士子在此機會下，下南洋從事 教育事業，對印尼的華文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南通士子下南洋從教既是時代背 景下的出路選擇，又是歷史給予的機遇，遠離故土，南下從教，命運的選擇往往 造成不同的際遇和結果，赴南洋從事教育事業也開啟了人生另一個新的階段，客 觀上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影響。
第三章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南通士子
第一節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初步發展
一、印尼早期華僑社會的形成
中國與印尼交往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是南朝劉宋人范曄的《后漢書》，東漢順 帝永建六年（131年），爪哇西部的葉調國派遣使節從日南到達洛陽，向東漢政府 朝貢①。漢代以來，印尼便有華人移居，到唐朝時期，隨著航海和造船技術的提 高，中國與南洋的海路交通和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往印尼移居的人有了一些增加
到了宋代，出洋謀生的人往往數十年不歸，并與當地婦女結婚生子，在僑居 國開始出現“土生唐人”②，印尼華僑社會初步形成。元末明初，特別是鄭和下 西洋時期，海上貿易發展迅速，華僑對印尼經濟社會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也進一 步促進了印尼華僑社會的形成。
明萬歷年間，荷蘭殖民者建立了荷印殖民制度。1619 年荷蘭殖民者將占領 后的雅加達改名為“巴達維亞”，為重建巴達維亞，荷蘭殖民者急需大量的勞動 力，他們將眼光投向華僑身上。此時的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荷蘭殖民者無法 在中國大量招募勞動力，轉而采取利誘印尼其他地區華僑和搶奪中國沿海居民 的方式，獲取勞動力。據估， 1619年巴達維亞市區華僑約有300?400人；1628 年已增至3000人③。1644年明朝滅亡之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居民流亡 南洋，到1658年巴達維亞市區的華僑已達5363人④。直到17世紀末，荷蘭當局 開始限制華人入境。
巴達維亞市區的華僑主要是小商販，鄉區則以農民和制糖工人居多。⑤荷蘭 殖民者對巴達維亞的華僑采取嚴厲的統治政策，在各行各業征收課稅，并實行種 族分化政策，激化華僑與印尼土著居民之間的矛盾，強迫華人居住在“華人區”，
①范曄：《后漢書》，卷六，《帝紀》“順帝”條；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南蠻”條，中華書局， 1965，第 258、2837頁。葉調國位于爪哇西部的萬丹，建國于公元前 65 年（相當于西漢宣帝元康元 年），是印度化的奴隸制國家。
②朱杰勤主編：《印尼華僑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第 40頁。
③德•漢：《古巴達維亞》第一卷，第25頁，77頁，轉引自黃文鷹等：《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吧城華 僑人口分析》，第 38頁。
④同上。
⑤胡廷克： 《連富光： 1740年巴城華人甲必丹》，印尼文譯本， （B．Hoetink，Ni Hoe kong：Kapitein Tiong Hoa Betawi dalem Tahun1740），巴達維亞，1923，第 7 頁。
并實行 “華人甲必丹”制度 。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侵略勢力的不斷伸展，這種 制度逐漸遍及爪哇及外島凡有較多華僑居住的城鎮，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才 被廢除。①
17世紀末，盡管荷蘭殖民者開始限制華僑入境，仍然有不少華僑秘密入境。 1840年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中英北京《續增條約》、中法北京《續增條約》中 準許招募華工出國，大量的華工前往東南亞各地。據統計，1860 年印尼的華僑 有近22萬人，到1930年已達123萬人，70年間增加了 100多萬人②。
早期移居南洋的華僑以地緣、血緣等關系建立不同的幫派。各方言群建立各 自共同活動場所的宗祠和會館，會館是按華僑的籍貫所在地建立起來的較大的 社會團體，可以按省、府、縣等不同地域級別設置。在巴達維亞有中華會館、廣 肇會館等，棉蘭則有會館性質的福建公所，三寶壟有洪義順會館，印尼還有潮州、 嘉應州、瓊州、惠州、永春、福州、福清、安溪等各個地方性會館等③。華僑社 團成立以后，對于溝通聯絡，互幫互助有重要作用，華僑社團用群體的力量來謀 求華僑社團的經濟發展，擴大競爭，保證社團成員經濟穩定和其他保障。
二、印尼舊式華僑教育概況
印尼華僑教育最早主要是華人私塾，始于雅加達開埠不久。此時的形式主是 請私人教師在家庭中進行，最早的有專門供學生集中上課的地方則是1690年創 設的吧城義學。《開吧歷代史記》記載，康熙廿九年（1690年），甲必丹郭郡觀在 沒有退位時，請建唐人美色甘厝，凡華人有疾病且無依靠的，讓他們住在修建的 美色甘厝里。并且又請建一義學，作為被父母拋棄、無人教導的貧苦之兒的學習 之所。請一位華人教師教授，使病人可延其性命，貧兒不至于無書可讀④。此時 的義學供孤兒、貧兒之用，租借房子教讀的私塾和家庭教師依然存在，并隨著人 數增加而發展。
1775年，吧城設立唐人書院。《開吧歷代史記》中記載，乾隆四十年（1775 年），升為雷珍蘭的高根觀，向甲大（黃衍觀）建議在觀音亭后地建造一所義學， 為雷珍蘭之大學，崇祀紫陽（朱夫子）祿位，額曰：“明誠書院”。在城內設立的“南
①李學民，黃昆章：《印尼華僑史 古代至1949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119頁。
②李學民，黃昆章：《印尼華僑史 古代至1949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16頁。
③吳明罡：《近代南洋華僑教育研究》，博士論文，長春：吉林大學，2010，第18頁。
④《開吧歷代史記》，《南洋學報》，第 9 卷第 1 輯，1953 年新加坡南洋學會版，轉引自（荷）包樂史 （LeonardBlusse）,吳鳳斌：《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吧城公館檔案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岀版社,
2002，第85頁。
江書院”，令作甲大學，各延師往內，教授貧窮生徒，歲設（缺）二丁祭祀，以文 會友①。
有關明誠書院創立的年代，頗有爭議。許云樵認為， 1775年創立的明誠書 院及江南書院，是南洋華僑學校之始。明誠書院和南江書院創辦以后，1787 年 又在金德院寺內加辦義學。而離書院較遠的華人新區，私塾依然流行②。書院的 教學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初期曾聘請過閩南的落第秀才以方言教學，后因交通 不便，無法為繼，而改為僧侶任教。
19世紀中葉，苦力貿易興起，表現在中國則是大量的華工外流。《北京條約》 及系列增補條約簽訂后，清政府被迫接受華工出國合法化。處理苦力問題，迫使 清政府認真地檢查它對海外臣民以及一般移民問題的傳統政策。華工悲慘的境 遇使清政府改變傳統的敵視態度，采取積極的海外華僑政策③。
除了廢除海禁政策，還頒布加強保護歸國華僑的政策。1899 年，清廷發布 上諭，沿海各省的海外華僑因貿易回原籍時，要設法保護，不準關津胥吏及地方 借端苛擾④，沿海地方官府也紛紛設立保商局。
除在海外設立領事館，清政府還頻繁派出使臣宣傳對華僑的保護政策。1877 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的領事館，是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隨后清政府在 日本、美國、古巴等地也設立了領事館。
19世紀90年代在張之洞和薛福成等人的推動下，清政府逐漸增設領事，不 僅考慮到華僑帶來的經濟利益，也逐步認識到其對中國發展的長遠利益。左秉隆 認為，海外華人應當是政治上忠于清政府，文化上保留中華傳統的文化習俗和儒 學價值觀，即保存強烈的中國文化的認同⑤。海外領事除給當地華人提供外交保 護，還要推動當地華人保持中國文化的認同。
張之洞建議將領事館所籌經費的余款用于辦學，設領事館之處，可以酌情撥 款設立書院，令該領事的紳董，選擇當地的儒士教授，隨時為華人子弟講授，學
①《開吧歷代史記》，《南洋學報》，第9卷第1輯，1953年新加坡南洋學會版，轉引自（荷）包樂史
（LeonardBlusse）,吳鳳斌：《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吧城公館檔案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岀版 社，2002，第86頁
②（荷）包樂史（LeonardBlusse）,吳鳳斌：《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吧城公館檔案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岀版社，2002，第86?88頁。
③（澳）顏清湟著；粟明鮮，賀躍夫譯：《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 晚清時期中國對海外華人的保護 1851- 1911》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0，第35頁。
④《光緒朝東華錄》 （四），第4430頁。
⑤（澳）顏清湟著；粟明鮮等譯： 《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1，第268頁。
習中國傳統禮儀文化①。
在與各國進行談判的過程中，與荷蘭當局談判時間較長。從1882年中國首 次向荷蘭外交部提岀設領問題，直到1911年才成功，首任駐荷屬東印度的總領 事是蘇銳釗。雖然清政府在荷屬東印度設立領事較晚，但當地華人社會的民族主 義卻很早的發展起來。
1894 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國家主權遭受嚴重的威脅，接著 1900 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海外僑胞目睹清 廷的喪權辱國，莫不為之憤慨，以為這全由“國弱民愚詹所致”，要挽救國家危 機，只有從教育著手。為培養華僑子弟，華僑自己辦教育成為當務之急。
1900年，僑領播景赫、丘燮亭、梁惠文、陳金山等組織巴城中華會館，其成 立目的在于消除新客和土生華人之間以及各個不同方言集團之間的隔閡，組織 推動華僑團結救國和華僑教育事業。很快它便成為動員民族主義感情的核心，清 政府試圖對中華會館和其他類似的機構加以控制，它所采取的策略是控制富商 和教師。富商是構成海外華人社會領導層的骨干，而教師則在學校和華人社會中 有巨大的影響力，控制手段的主要方式是授予名譽官銜。②
華僑移民大多岀身貧窮，獲得清政府的名譽官銜無疑能獲得極大的心理滿 足，并且也能提高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中的威望與權力，因而對清政府這一方式 頗為受用，他們積極的捐款買銜。例如蘇門答臘富商吳淑達捐款白銀7000兩給 巴東中華學校，被授予“道員”銜；吳華岳和黃錦興各向同一所學校捐款 2800 兩，兩人都獲得“同知”銜；還有蘇門答臘巴東中華學校的兩名教師，被授予“翰 林院典簿”銜③。
三、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的起步
荷印政府對印尼教育事業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注意，在爪哇開辦學校，專為 官吏子弟而設，對爪哇的統治政策，多采用貴族傳統制度，所以在爪哇，一些官 吏子弟學校創辦起來。
1867 年荷印教育部成立，開辦學校，全為印尼人而設，華僑并未考慮計算
①《大清法規大全》教育部，卷一，轉引自吳明罡：《近代南洋華僑教育研究》，博士論文，長春：吉林 大學，2010，第 35頁。
②（澳）顏清湟著；粟明鮮，賀躍夫譯：《岀國華工與清朝官員 晚清時期中國對海外華人的保護 1851- 1911》北京：中國友誼岀版公司，1990，第 184頁。
③（澳）顏清湟著；粟明鮮，賀躍夫譯：《岀國華工與清朝官員 晚清時期中國對海外華人的保護 1851- 1911》北京：中國友誼岀版公司，1990，第 185頁。
在內，這些學校雖不明文限制華僑子弟入學，但不能隨意，必須等待有余額才有 入學的機會。荷文學校更加困難，不僅等待有余額才準入學，并且入學前須對荷 語有直接聽講能力，方為合格，學費也相當昂貴。當時的華僑子弟，并無所謂中 國教育，荷文教育的分別，只有受與不受教育的分別。①
華僑子弟接受的是中國舊式私塾教育，學習四書五經之類的書，人數也非常 少。當時荷印殖民政府為原住民開設的荷印小學、荷華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是 培養能協助他們進行殖民統治的中下級官吏和“順民”的教育場所，一般華人子 弟不易入學。②并且傳統的書院教育已無法滿足華人社會發展的需要。
李北昌在回憶雅加達中華中學創立經過時，指出當時的教育情況為，在小市 鎮或山里的學堂像私塾一樣附設在宗祠或同鄉會所里，用方言教學，有時學生人 數少而課堂面積較大就兩三級合上一班。遇上難于管教的學生，為了維持課堂秩 序，有的教師便講神怪故事，大談“豬八戒搶親”之類的故事，只求能安定的混 過幾節課，不考慮不良影響。在大城市的學校都稍具規模，由董事會掌管，大多 數的董事是幾代僑生，不懂華語，思想已經西化，輕視中國文化，并把教師等同 伙計雇工來看，隨意召喚。聘書每半年為一期，不續聘即另請高就，教師流動性 很高，以致出現“旅行教師”，這種情況下，難望提高教學質量，需要大量的祖 國師范畢業的師資出洋拓荒。③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流亡南洋。為宣傳 維新思想，康、梁等人到南洋各地演講游說，倡導創辦新式教育，主張華僑子弟 應適應時代發展和現實需求。既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又要學習西方先進科學。 康有為的宣傳對當地的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更加速了華僑教育的誕生。 當地的很多華人響應他的號召，創辦新式華文教育。
1901 年，中華會館附設的中華學校（即雅加達八華中學的前身）正式成立， 采用近代學校教育形式，揭開了近代印尼華僑教育的序幕，極大的推動了印尼華 僑教育的發展。 “1900年康有為南游爪哇，到處演說，曉人以興學之利，于是吧 城首創中學學校，茂物繼之，而本埠陳克春先生亦鑒于僑胞子弟失學者眾，非提 倡國民教育，不足以適應時代環境。遂毅然親往吧城考察情形，其歸也，與高啟 恩、高三省、韓珍洪、許紀鐵諸先生商議倡學辦法；不期月間，募得開辦費三千
①蔣仁禾： 《談新華》， 《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1904—2002》，紀念印尼新華建校 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出版，2002，第 38頁。
②諸家著；杜珠成主編： 《東南亞華文教學的發展》新加坡中學華文教師會， 1996，第159頁。
③李北昌主編：《贏得清風飄兩袖 漫夸桃李遍南天》， 《華中文苑》編輯委員會， 1988，第2頁。 余盾，便在大伯公祠開華僑全體大會，選舉董事，延聘教師，租校舍，購校具， 而瑪瑯中華學校遂告成立焉。”①
從 1901 年起，全印尼大小市鎮，只要有華僑謀生居住的地方，群策群力， 自籌經費紛紛開辦華僑，辦學風氣盛行。1903年9月，康有為到爪哇視學，在 印尼各埠進行游歷和演講，促進當地華校的創辦。“其時巴城等處，既將私塾改 良，不復以詩賦課學子。惟學校名稱不一，教校多用閩語，康氏乃要約二件：（一） 各處學校，一律名中華學堂，其上冠以地名，以資區別，辦理學校事務機關，則 名中華會館。（二）教授上為統一計，概用國語。由是聞風興起，辦學者踵相接， 且準其約以為的，至今勿替。”②1905年，清政府派劉士驥前往南洋各埠視學， 了解學堂辦學情況。據調查，1905年，南洋荷屬爪哇風氣頓開，大興教育，興辦 學堂88所，有學生3000多人③。
第二節 南通士子在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貢獻
一、幾所新式華校的創辦
自1901年第一所近代新式華校的建立，印尼各地紛紛創辦新式華校，1900 年到1919年間，公、私立的中華學校近200間，奠定了印尼華僑教育的基礎。 至1935年，據不完全統計，華僑約450間（向當局填報有259間），聘用教師 1054位，學生人數30438人。④到了 1947 年,爪哇華校有182間，學生數有41027 人，外島華校有243間，學生數有16028人，巴城華校有20間小學，3間中學， 學生數共有20686人。
其中在雅加達的四所著名華校，在近代印尼華僑教育史上有重要的貢獻。他 們分別是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簡稱八華）、巴城新巴剎中華學校（簡稱新華）、 雅加達中華中學（簡稱華中）、華僑公立巴城中學（簡稱巴中）。這幾所中學，前 三所中學的創辦均創辦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巴中則創辦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后。
①《瑪瑯中華學校創校106年暨瑪華校友聯誼會成立紀念刊》，瑪華校友聯誼會編印， 2009年，第36 頁。
②《瑪瑯中華學校創校106年暨瑪華校友聯誼會成立紀念刊》，瑪華校友聯誼會編印， 2009年，第48 頁。
③《東方雜志》，1905 年 10 月 23 日，第 9 期，第 250 頁。
④蔣仁禾： 《談新華》， 《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1904—2002》，紀念印尼新華建校 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岀版，2002，第 38頁。
南下從事華僑教育事業的南通士子與這幾所華校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中 的人或是這幾所學校的教師，或擔任創始人。“他們中間很多人會同時在幾所學 校之間代課，比如夏時行老師同時在華中和巴中當兼課老師。”①這幾所學校創辦 歷史悠久，規模較大，學制比較完整，并且是印尼為數不多能夠開辦高中的中學 （新華于 1963 年創辦日新高中），是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黃金時期的重要代 表。下面將幾所新式華校進行介紹說明，其中雅加達中學中學便是由南通士子李 春鳴、李善基參與創辦，將作為本文研究的個案放在第四章進行分析。
（一）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
1901年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中華學校，是荷印時期歷史最悠久的一間華校。 校址設在八帝貫街中華會館內，簡稱“八華”（Pa Hoa）。采用國語教學，廢止方 言授課，添加英語，不用荷語課程，聘請國內外教學豐富之人。八華由中華會館 董事會統一領導策劃建校，首屆董事總理潘景赫，副總理翁秀章、丘燮亭、李金 龍；秘書陳金山、丘秀平；財政許南章、蔡有得等共20人。1904年設立校務管 理督導委員會，委員6人，由翁秀章兼主任職，一年改選一次，連選連任。首任 校長是盧桂舫，兼教務和教學。
八華從創辦到1966年4月6日被印尼政府下令停辦共經歷了65年，從八 華的發展歷程中整理出八華的發展年表。
1959屆華中畢業生、香港華中旅港校友會顧問梁俊祥口述采訪，2016年4 月 28日于益陽。
表3.1 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發展年表
時間 內容
1901 年 3月17日，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創辦；初辦為初級小學，學生35 人（均為男生）。
1902 年 4月27日創辦一個女生班。
1904 年 1月24日增辦幼稚園；設立校務管理督導委員會，委員6人，由翁秀 章兼主任職，一年改選一次，連選連任。同年林輝智接任校長。
1905 年 中華學校和英文學校耶魯學院（Yale Institute）合并，中華學校增 設英語課程。學生人數108名。
1907 年 選送21名學生回中國南京暨南學堂（1927年改為暨南大學）深造， 先后制定學校各種規章制度。
1912 年 增設中學部，學生14人，但因經費及師資等問題，1915年停辦。
1923 年 正式增設初中部。
1926 年 12月增設初中女生班，此時學制為初小4年，高小2年，初中3年。
1928 年 女生班學生只剩下2人，才正式和男生版合并上課，教師人數增至15 人，學生500余人。
1930 年 增設高中部，成為全印尼第一所完全中小學校。
1933年 第一屆高中畢業生有6人，李梅（著名醫生柯全壽夫人，曾任雅加達 華僑婦女協會主席及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即為其中之一，教師增至40 余人，學生突破千人。
1942 年 日軍占領雅加達后，學校發展停滯。
1945 年 8月，日軍投降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后，八華復辦。王正寅任校 長，中學部
1946 年 教師20人，學生320人；小學部教師50人，學生1408人。
1947年 6月，由高近基接任校長。除八帝貫原址為正校外，在孟加勿剎和格 打邦區設立兩所分校。正校校長高近基，教師31人， 24個班，學生 1484人。孟加勿剎分校校長吳達人，教師11人，11個班，學生583 人。格打邦分校校長黃琪生，教師5人，5個班，學生259人。八華 全校教師共有47人，學生2326人。
續表3.1 巴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發展年表
時間 內容
1957年 印尼政府實施禁止印尼籍及雙重國籍的學生在華校讀書的政策，限令他 們轉到華裔籍民學校學習。八華董事會決定組織印尼籍校董會及“教學 與教育基金會”，并組建“教學與教育基金會八華（籍民）學校” （Sekolah Pa Hoa Jajasan Pendidikan & Pengajaran），簡稱“雅雅善籍民學校” （Sekolah JPP），八帝貫八華中小學校址作為校址，收容所有華裔籍民 及雙重國籍的華人子弟。保留中國籍的僑生全部轉到布蘭當岸街原巴城 中學附屬小學就讀，中華會館中華學校也移至布蘭當岸街。
1958 年 八華學校學生從5000余人降至不到1000人。
1960 年 原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主席、前《新報》總編輯宋中銓任八華學校校長， 學校曾一度擴建。
1966 年 4月6日，被印尼政府下令停辦。
表3.1、續表3.1資料來源：《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壹佰周年紀念刊 1901—2001》， 雅加達，2001,第117?118頁。轉自周南京主編；黃昆章卷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 育科技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6?8頁。
后排（從左至右）：丘潤民、韋同芳、陳章基、郭興邦、張國基、凌潤庠、方定塤、蕭 范群、劉宏謨、楊詩祥、趙文化（華）、甄照華、陶瑩、李善基、許玉寶、李日康、溫曼仙、 賴燦輝、張德基、李春鳴、彭慶松；
前排（從左至右）：劉耀曾、鄒友志、黃淑華、黃金華、黃梨枝、徐永發、左任俠（校 長）、許慶坤、梁蘇、林杏超夫人、戴經夫人、高進基、鄧耀冠。
圖3.1 1935-1938年間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全體教師合照
圖3.1資料來源：《華中春秋中華中學創立75周年校友專輯》，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 友會出版，2014，第44頁。
八華從創辦到1922年逐步由初級小學發展到高級小學，學生逐年增加。學 校管理督導委員會從1930年4月中華會館第31屆董事會開始，正式成為獨立 的學校董事會，一批早期的八華畢業生，到歐美各國深造，有一部分返回印尼后， 成為學校的主要教師和領導。1942年日軍占領雅加達后，學校發展停滯，到1945 年后，學校復辦。50 年代開始重組學校董事會，著名僑領及僑商黃源昌任董事 長，直到1966年學校停辦。
（二）巴城新巴剎中華學校
1904年3月4日，新華學校創辦。創辦之初的名稱為“新巴剎中華會館”， 簡稱“新華學堂”，在向政府立案時，寫的是“中華會館學堂”，以后才改稱“新 巴剎中華學校”、“新華中小學”，簡稱“新華”。1 90 7年1月20日，立案書才正 式獲政府批準，最初學校的組織采用總理制，1946 年改為董事會，學校創辦人 趙德順先生擔任第一任總理，趙德山先生為副總理，趙德鳳先生為秘書兼財政。 建校初期，學生人數只有83人，20年代初，由陳新盤任校長，學生三百多人， 教員十多人。1928年楊新榮任教務長，學生人數稍有增加。
1938年，陳新盤校長赴新加坡，改聘楊新容任校長。1942年日軍侵占印尼， 楊新容避居外埠，由謝中道任校長，學生人數依舊徘徊于三、四百人之間。1945 年 8 月日軍投降后，楊新容復任校長，同時組織以黃周規為董事長、以許乃昌 （許東亮）、汪大均、黃聯山、翁福林、陳道三等人為董事的董事會。
1953年楊新容歸國，由葉景宗任校長，吳寄南任副校長，蔡林暉任秘書長， 其他主要教職員工有一百五十多人。先后在該校任職的還有知名的印尼史學專 家吳世璜，社會活動家楊秀蓮、秦能華，華僑業余作家李燮泮、春寒、胡曉風（白 魯）、唐克、管天來等。由于新華在二戰后極力聚集精英，不斷改進教學方法， 在董事會大力支持下，對家境貧寒的學子予以資助，學生人數日增。1950 年增 設幼兒園和初中部，1953 年學生人數已由戰后初期的三、四百人猛增至一千三 百多人，后又逐年增加，至1966年，被封閉前，學生人數已達四千多人，成為 雅加達最大華校之一。①楊秋君和蔡仁龍在《光輝的印記，永遠的緬懷》（P31） 一文中將新華學校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具體為：
第一階段：草創時期（1904年—1928年）
①鄒訪今：《雅加達新華中小學簡史》，《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 1904—2002》，紀 念印尼新華建校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出版，2002，第 30 頁。
1904 年，由以趙德順、趙德山、趙德鳳等為首的一批印尼僑生僑領與僑商 創建新華學校，它是雅加達第二所現代華僑學校。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創辦者 大多為僑生，不少人不懂中文，甚至不會講華語，但他們都認為中國歷史和中華 文化必須學習、繼承、維護和發揚。但由于當時的財力不足，師資嚴重缺乏，沒 有辦學經驗，校舍因陋就簡，學校處于動蕩不定的狀態，1904 年創辦時有學生 8 3人，到1 9 2 8年只剩下40余人，幾乎陷于停頓狀態。
第二階段：學校中興（1928年—1939年）
僑商陳煥其接任學校董事長后，聘請陳新盤先生出任校長，多方籌措經費， 開展爪哇各地華校的聯絡及相互學習，分批建起校舍、教室、幼兒園，設立了較 為正軌的幼兒園和高小小學教育，采用了新教材，設置一些新課程，使教學質量 逐步提高，贏得華社好感和信任，學生也由40余人逐步增至三、四百人，使新 華學校走上正軌，成為當時雅加達較為有名的華校之一。
第三階段：發展壯大（1929年—1966年）
1939年7月，楊新容繼任為校長，直到1952年離任。1953年葉景宗繼任校 長，直到1966年學校被勒令停辦，任職13年之久。兩任校長為新華的發展付出 了極大心血。
1939 年，楊新容建立健全了學校的規模及教學體制，努力提高師資力量、 水平及教學質量，學生一度發展至500余人，中國正處于抗日階段，新華學校師 生開展賣花義捐、義演、義賣、演活報劇，宣傳團結抗日的各種活動，1942年日 本帝國主義侵占了印尼，新華學校由謝中道接任、續辦。①
楊新容校長在戰后復健辦學過程中，積極和廣大僑領僑賢，組建了以黃周規 先生為董事長的董事會，新華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具體表現有：基礎建設方面， 建造建造了一批新校舍、教職工宿舍及教室和一座可容 1500 人的新華大禮堂， 并建立了一批有先進教學儀器設備的實驗室。學校規模上，學生由1945年的810 人，增至1947年的1325人。1951年增設初中部，1952年教師增至50余人，60 年代初，增至103人；學生達3200余人。②
教學體制上，建成了幼兒園、初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一年級的教學體制， 培養了一大批素質高，成績優異的學生，并進入其他高級中學深造等。從 1904
①楊秋君，蔡仁龍：《光輝的印記，永遠的緬懷》，《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 1904— 2002》，紀念印尼新華建校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岀版，2002,第31?34頁。
②周南京主編；黃昆章卷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9，第 5 頁。
年創辦到1966年被封閉，新華共經歷了62年。
（三）華僑公立巴城中學
華僑公立巴城中學創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1945 年日本宣布無 條件投降后，當時的印尼仍未獨立，經濟蕭條，華僑經濟力量非常薄弱。為了打 破戰前分幫分派辦學的格局，華僑教育界需要迅速成立一所公立的統一中學。不 僅能促進華僑社會的大團結，也讓因戰亂失學的華僑子弟盡快的上學。八華教師 劉宏謨首先提出創辦一所聯合中學的宏偉設想，但阻力重重，于是采取“教師路 線”，先從基層聯合。
1945年9月21日，華僑教育界領導人司徒贊、沈珍傳、劉耀曾等分別代表 廣仁學校、福建學校和華僑公學舉行協商會議。9月24日，在第二次會議上決 定共同組建聯合中學。10月3日，決定將廣仁學校、華僑公學、福建學校三校 聯合組建臨時聯合中學，簡稱“聯中”。由司徒贊主持校務，暫借廣仁學校、華 僑公學的校舍上課。經費由廣肇會館、客屬公會和福建會館平均分擔，10月15 日正式開學，當年招生760名，教師27名。①
1946年6月，聯合中學由中華總會文教部接辦，并改名為“華僑公立巴城 中學”（簡稱巴中），成立了以徐琚清為董事長的第一屆董事會，司徒贊出任第一 任校長。1948 年秋成立了第三屆董事會，劉家祺任董事長，并兼任建設委員會 主任，帶頭與劉宜應、劉應鵬、徐育梅捐贈孟加勿剎的地一萬六千平方米，作為 新校校址，后在古農沙里建立九千平方米的分校。②巴中學生由辦校初期的760 人，到1955年發展為3283人，教師為119人，60年代學校人數最多時達3700 余人，成為印尼最有影響的華僑中學之一。
巴中創辦之初，條件較為艱難，借用廣仁、華僑公學和宛朗岸中華女子學校 的校舍上課，面對教室的缺乏，只好將初中部分成上下午班上課。校舍的分散使 教職工需要來回奔波③。為解決校舍問題，學校發動全校學生開展募捐運動，每 人至少募夠一百盾，稱為“百盾運動”。全校學生利用放學和節假日，向親友、 同鄉、工廠以及商店募集捐款。一個月的“百盾運動”，全校共募得 11.5 萬盾
①周南京主編；黃昆章卷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9，第 8 頁。
②司徒戎生：《深切懷念我的父親——司徒贊》，《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1945— 1995》，紀念印尼巴中建校五十周年籌委會，1995，第 23?25頁。
③張植榮：《母校早年艱苦創業拾零》，《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1945—1995》，紀念 印尼巴中建校五十周年籌委會，1995，第 16頁。
（荷幣）。①
20世紀50年代開始，從國內到印尼教書的人數逐漸縮減。巴中的師資缺乏， 學生數量卻不斷增多，為發展華僑的教育事業，學校采取自力更生培養師資的方 法，一部分高中畢業生，留下來當教師，邊干邊學②。1948年巴中開辦師范班, 培養當時急需的小學教師，1957年師范班取消。
1946年至1949年間，巴中設有獎學金，每學期學習成績名列第一名的各班 學生，就可獲得荷印幣100盾。1948年7月，巴中又開辦了高中商科班，培養 商業和財經人才，便于畢業后再當地就業謀生。第二年續辦商科第二班，此時新 中國成立，不少學子回國深造，報讀商科人數不多，不再續辦第三班，第二班中 途輟學同學較多，畢業時僅有學生八人。1960 年為適應發展，易名為“雅加達 中學”（簡稱雅中），1966年7月1日，被印尼政府下令停辦，校舍被印尼國立 第十高級中學占用。
二、近代印尼華校師資來源
近代印尼華校的發展與中國國內的教育發展息息相關，華校師資的來源主 要是從國內聘請和本地華校畢業生，還有一部分流亡海外的維新派人士和革命 黨人。
在國內，為提高海外華文教育水平，清政府興建暨南學堂，號召華僑子弟回 國升學，對當時的南洋文化教育影響深遠。20 世紀初華人教育的興起大都只是 在初等學校水平上，滿足不了華僑社會發展的要求。南洋各地的學校多用方言教 學，不利于國語的推廣。并且清政府意識到“人心可用，民氣可養”，若將海外 優秀華僑子弟有目的地、集中地招回國內訓導，培植其“忠君、尊孔”意識，無 疑于“中國”之外又成無數“中國”③。當時爪哇及新加坡等地有幾百名華僑子 弟進人暨南學堂，暨南學堂（1927 年改名國立暨南大學）后又增設師范科，培育 師資人才。
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內教育不斷發展，對海外華僑的文化教育也極為關注。
1928年國民政府設立僑學師資訓練院，培養海外華僑教師人才④，不少華校將眼
①張植榮：《母校早年艱苦創業拾零》，《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1945—1995》，紀念 印尼巴中建校五十周年籌委會，1995，第16頁。
②同上。
③黃小用：《晚清華僑政策研究》，博士論文，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03，第302頁。
④王寧寧：《抗戰時期的華僑教育研究》，碩士論文，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0，第 24頁。
光投向國內的高校畢業生。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印尼華校有不少來自國內高校的 畢業生。
表3.2 1938年爪哇瑪瑯中華中小學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籍貫 性別 職務 資歷
許敏 江蘇 男 國文校長 國立暨南大學經濟學士，前任暨南中 學部教員
陳慶英 福建 男 中三級任英商 上海圣約翰大學肄業
李勵芳 廣東 男 中二級任數理 南京中央大央大學肄業，前任梅北中 學教員
鄒慰生 廣東 男 中一級任英商 暨南師范科學畢業，前任峇塘中華學 校校長
鄧友祥 廣東 男 小學部主任文算 美術 暨南大學肄業，前任邦加烈港中立學 校校長
許一竹 江蘇 男 小五級任事務主 任，體育自然 上海中國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前任文 都魯蘇中華學校校長
魏瑞光 福建 男 訓育主任，小四 級任文史地 福州師范畢業，前任閩侯戶嶼小學校 長
孫桂卿 浙江 女 小三級任 浙江省立第五中學畢業，前任上海市 立樹基小學教員
郭丹馥 福建 女 小二三乙組級任 工藝美術 荷華手工專科畢業
王金蓮 福建 女 小二級任 蘇州景海幼稚師范畢業，前任直華幼 稚園主任
林祿銘 廣東 男 小一甲組級任 本校初中畢業，前任宣華教員
曾潤娘 福建 女 小一乙組級任 本校初中畢業，前任茉華教員
黃立 福建 女 幼稚園主任 北平幼稚師范畢業
黃蘭 福建 女 幼稚園助教 本校初中畢業
續表3.2 1938年爪哇瑪瑯中華中小學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籍貫 性別 職務 資歷
潘玉珍 福建 女 荷文 荷華師范肄業
林永善 福建 男 庶務 歷任本校庶務
王元進 福建 男 書記 本校初中畢業
表3.2、續表3.2資料來源：《瑪瑯中華學校創校106年暨瑪華校友聯誼會成立紀念刊》， 瑪華校友聯誼會編，2009，第63頁。
著名華僑教育家司徒贊①，經黃炎培推薦，到中爪哇文池蘭(Muntil an )中 華學校任校長，開始長達40年的海外教學生涯。1922年1月，司徒贊應聘到八 帝貫中華學校(即八華)任中學語文教師，因鬧風潮，四個月后便辭職前往蘇門 答臘巨港任華商會駐會坐辦，后應巨港廣東同鄉的要求，創辦華僑學校。1926年 4月經著名僑領洪淵源介紹任“八華”校長，1927年1月赴中爪哇三馬旺任“荷 印華僑學務總會”視學。②一般僑領在聘請國內教師時，往往委托熱心教育事業 并對南洋華社有深入了解的可靠之人，黃炎培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1918年，陳嘉庚在新加坡籌辦“南洋華僑中學”，自此南洋各地相繼創辦中 小學校，“幾如雨后春筍，前后統計約三千馀校，學生男女數十萬人，較我國內 地任何地方為普及”③。李春鳴便是這個時期被引薦到南洋的。雅加達中華中學 創辦后，為解決師資問題，李春鳴又引薦了一批南通士子到雅加達中華中學任教
為滿足不斷創辦的華校的師資問題，1906年8月，荷印華僑學務總會成立， 主要負責代聘教師及發展華僑教育事宜，是各地中華會館主辦的中華學堂董事 會聯合會。1907年8月，改稱為“爪哇華僑學務總會”，負責管理爪哇華僑學校 事務，總理為劉景域，主事為陳金山。1911 年改稱華僑學務總會，管轄全荷印 的華校，并在中國教育部備案，當年有93個團體會員，實行輪值制度，其主要 職能是創辦華校，召開學務會議，制定各項規章制度，與中國進行教育文化交流。
④
①司徒贊，字子襄，廣東開平人，1900年9月12日岀生于中國，八歲喪父，與祖父、母親及妹妹四人相 依為命，半年后，其叔父從馬來西亞回鄉探親，支助在本村讀了三年私塾，十一歲時，跟隨鄉親到馬來 亞謀生，由于年紀尚幼，聰穎好學，叔父就送他到新開辦的中華學校讀書，后得熱心校董資助，回國到 上海讀書，兩年后以優良成績考進南京暨南學堂師范科。
②司徒戎生：《深切懷念我的父親——司徒贊》，《印尼椰嘉逹巴城中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1945— 1995》，紀念印尼巴中建校五十周年籌委會， 1995，第23?25頁。
③陳嘉庚：《陳嘉庚回憶錄》，北京：東方岀版社，2010，第21頁。
吳明罡：《近代南洋華僑教育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0，第65頁。
除了從國內聘請教師，印尼華校也培養了不少本地教員，其中前文介紹的幾 所新式華校便是印尼本土教師培養的重要搖籃。除了一部分中學畢業生回國內 深造，不少畢業生選擇留在印尼，或在母校教學，或在印尼其他島的小學任教。 “1956年夏，我在巴中高中畢業后，受聘到雅加達新華學校任教，直到1960年 7月回中國求學。1963年雅加達日新中小學改組后，其高中部遷移新華代辦，未 開辦高中時，新華初中畢業生，大部分以優異成績，考入當時雅加達三間著名的 華僑學府一一巴城中學，中華中學和八華。”①
華校自己也開辦師范教學，比如1948年華中創辦的師范班是二戰后印尼華 校首個師范班，雅加達廣仁學校開設的師范科，還有巴中、華總和萬隆的清華以 及外島的一些學校也都先后開設了師范科（班），培養了一批師資力量。
三、二戰期間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校
（一）太平洋戰爭前印尼華校的支援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爆發全面抗日戰爭，海外華僑積極投身 支援祖國抗日運動。1937年8月2日，巴城成立“巴達維亞華僑捐助祖國慈善 事業委員會”，向華僑籌款及捐贈物資以支援祖國抗日戰爭，司徒贊被選為該會 文書主任，夫人劉金端也被選為該會婦女組副主任。
司徒贊以華僑教師工會主席名義，發動各華校師生用課余時間動員家長及 社會人士捐款捐物。并和著名華人醫生柯全壽、僑領洪淵源等組織特別組織委員 會，購買急救藥品和救護車等，組織了醫療人員和汽車司機100余人回國服務。 1942年12月，巴城華僑慈善會將募得的約五千萬港元捐款，同各類物資一起先 后寄回國內貴陽紅十字會收轉。②
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成立了“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 大會委員會”，籌款支援祖國抗戰。南洋各地救國團體迅速建立起來，以籌款救 濟難民的名義向各階層華僑募捐。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區代表180余人，代表 43 個華僑救亡組織，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 會），陳嘉庚被選為主席。
①戴方：《新華學校艱辛歷程》，《印尼椰加逹新華學校成立九十八周年紀念特刊1904—2002》，紀念印尼 新華建校九十八周年編委會岀版，2002,第35?37頁。
②袁厚春：《一個“參與創造歷史”的華人—司徒眉生傳奇（節選）》，梁鳳翔著，梁俊祥編輯：《鐵蹄下 的抗爭—印尼爪哇華僑抗日史料選輯》，生活文化基金會有限公司，2015，第 250頁。
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中說：“七七抗戰后，諸大中商埠多組織籌募義捐 之慈善會。新加坡召集南僑代表開會，吧城、泅水、萬隆及兩三中等埠，均有代 表參加。唯常月捐只有吧城承認逐月國幣三十萬元，萬隆數萬元，(新加坡幣卅 元申一百元)。”①之后雅加達、萬隆，均如數履行，且或常有超過者。
印尼的各華校師生積極進行義捐義賣，支援祖國抗戰，“荷印各埠華僑男女 學生，時常三五成隊，帶捐箱向中西菜館、咖啡店、酒樓、旅館募捐，終年如是， 政府絕無干涉”，②也有不少愛國青年紛紛回國參加抗戰，抗戰一開始，一批批愛 國華僑青年終止學業或辭去職業，回國參加抗戰，“僅我的學生就有四千多人回 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他們中不少捐軀沙場，為國獻身。”③著名的抗日烈士李林, 便是印尼歸僑，她1936年參加革命，參與創建雁北革命根據地，抗擊日軍，1940 年4月26日犧牲在晉綏邊區。
一代校人楊新容④，1936年1月，應巴城新華學校之聘，到該校執教，兼任 教導主任。1940年7月，原校長陳新盤移居新加坡，學校董事會一致推舉楊新 容任校長，直至1953年奉組織之命撤退回國為止。楊新容和新華學校的葉景宗、 蔡林暉在“七七事變”后就著手組織教職員工成立了該校的抗日救亡籌販會，發 動全校師生開展持續數年之久的華僑抗日救亡運動。蔡仁龍在《赤道上的腳印》 一書中介紹其主要工作有：
其一，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學生宣傳抗日愛國主義教育。其主要方式是從報 章刊物中編選有關抗戰資料或從歷史資料中選擇故事題材，通過課堂向學生宣 傳。并且建立導師制，指導學生參加有益的課外活動，組織學生給抗日前線的將 士寫慰問信，寄慰問品，抵制日貨和參加募捐活動等，激發師生的愛國思想和抗 日熱情。
其二，大力組織學生錢箱隊。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至日軍南侵前，堅持利 用課余和假日，走岀校外向華僑進行抗日募捐。并在校內師生中開展了節約救國
①陳嘉庚：《南僑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1998，第 396頁。
②陳嘉庚：《南僑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1998，第 397頁。
③張國基著；梁英明主編：《張國基詩文選》，張國基文化教育基金會籌委會編，北京：中國華僑岀版 社，1995，第 55 頁。
④楊新容(1905—1981)，印尼華僑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岀生于福建省龍海縣，先后在集美學校師范 部、上海泉漳中學、上海大夏大學、中華藝術大學、吳淞公學等校學習。1932年回鄉任小學教務主任、 校長等職。1934年赴印尼梭羅華僑學校任教。1936—1953年任巴城新華學校教務主任、校長。抗日戰爭 期間，先后在中華教師公會、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任職。1951年8月被印尼政府逮捕及監禁，無罪釋放 后繼續從事僑教及社團工作。1953年回國后任北京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教務主任、副校長。1956 年調任集美華僑補校校長。1954年后，歷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人大代表等職。 募捐活動，由1937年8月開始每天全校節約募捐一次。并由師生組成監督機構， 經常負責檢核并匯繳慈善會，回執收據在校內張貼并于報端發表。像如此有聲有 色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爪哇的華僑學校中是不多見的，因此新華學校的募捐成 績在巴城華僑學校中一直名列前茅，地推動了巴城其他華僑學校和僑團的抗日 救亡活動。
其三，楊新容、蔡林暉和葉景宗三人從1939年開始在暗中還獨立地主持了 援助八路軍的募捐活動。他們帶頭每人每月認捐50盾，以此為倡導，逐漸在新 華學校內外向思想進步的師生和學生家長進行募捐，并以“李秀英”的化名，把 捐款分期寄回八路軍駐穗辦事處。
其四，通過和八路軍駐穗辦事處的云廣英建立通訊聯系，在1939年末或1940 年初，在渣華輪船當海員的詹培到巴城新華學校找到了楊新容，從此，詹培每個 航次（約隔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川走香港、巴城、泗水，傳送捐款。在這之前，楊 新容、蔡林暉和葉景宗就著手聯絡華僑愛國人士，進步文化青年的工作，他們和 劉建智、黃復明、莊巫棟等人在巴城建立了“文化先鋒隊”，在泗水組織了“民 族先鋒隊”組織，把一些好學上進的中學生和職業青年組織起來，定期學習社會 科學理論及文藝習作，不定期的出版刊物，宣傳抗日和開展募捐等活動。①
（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華校的發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向新加坡猛攻，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英軍投降，新加坡陷落，日軍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將南方軍司令總部設 在新加坡，南洋戰線全面陷落。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僑大多躲避到印尼的爪哇和蘇門答臘，陳嘉庚到了 爪哇，胡愈之、郁達夫到蘇門答臘，未逃離的華人多有遇難，如《星洲日報》編 輯國際新聞欄目的尤君浩②乘三月十日中級輪船東行，被日軍炸沉，罹難者近 2500 人，絕大多數為新、馬華人，并且是華僑中的知識分子，四天以后又炸沉 一艘，近2000人遇難。③
1942年2月中旬，日軍從丹戎不碌登陸，逼近雅加達，荷蘭人多數撤離印 尼，日軍九天就占領了整個爪哇。所有華校被飭令停辦，華校校舍多被日軍占住。 根據戰前1941年統計：全爪哇華校就學人數為31354人（中小學）；巴城全市就
①蔡仁龍：《赤道上的腳印》，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岀版，2014，第236?237頁。
②江蘇如皋人，徐天從好友。
③徐潘學靜： 《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2，第129頁。 學人數為19782人，教師461人（小學）；巴城全市中學就學人數為797人，教 師37人。①
僅巴城方面，有二萬多學生失學，五百名教師失業。1943年下半年，幾經 交涉，日本軍政府準許開辦華僑小學，加設日文科。華語教學，以學習古文的《文 范》為主，課本全由日本軍政府教育司編印岀版。日本殖民統治期間（1942年2 月至1945年8月）不少原華校校長和教師到內地避難，免受日軍追捕，有些僑團 負責人、校長和教師被抓入集中營。②
雅加達中華中學校長李春鳴和各位老師在芝巴德中華學校校長張純芳的支 持和幫助下，將學校圖書儀器等隨同教師及外島寄宿生，疏散到芝巴德中華學 校上課，由張國基主持。另一方面班芝蘭本校仍繼續開辦初中及小學，讓無力 疏散者有機會上學。“我們把比較貴重的儀器及一切日常用具前后裝了10輛卡 車載去（那時每卡車的載費75盾），同時在芝埠租了兩間大民房作為高、初中 的宿舍。分校也由初中一開辦到高中三，由張國基先生和李善基先生主持”
③，一同去芝埠的教師有徐天從、陳洋溢、呂啟源、陳寶良、任序等老師。
分校開辦三個月后，日軍逼近，雅加達中華中學本部停課，李春鳴一家和眾 多老師學生亦遷往芝巴德。1942年3月6日，董事長麥爝煊與李春鳴隨即召開 師生代表會議，宣布學校無限期停課。一些沒能及時趕回家的學生則分散到教師 家中，“學校是不上課了，我們每天還給兩個學生講些歷史、數學、語文課內容。”
④
為了讓學生繼續完成學業，有一些原華校教師選擇在家教課的方式教導學 生。據芝巴德華校學生郭芳淵回憶：“另一位是徐天從老師，日本軍事占領印度 尼西亞時期，芝巴德華人學校關閉，華童無書可讀，到處逛閑游蕩令家長擔心， 當地富商洪承重先生請徐天從老師當家庭教師，利用廠房的空間做教室，邀請多 位家長送其子女來學習，大概只是為年齡在十歲左右的學童入讀洪先生開辦的 ‘私塾'，我和我二哥是其中的兩個，這個‘私塾'大約維持了一年。以后獲日 本當局批準，芝巴德華校重新復課。（洪承重）聘請徐天從老師當校長。”⑤
①劉宏謙：《思母集—聯中、巴中、雅中校史片段》，廣州巴中校友編委會岀版， 1993，第2頁。
②諸家著，杜珠成主編：《東南亞華文教學的發展》，新加坡中學華文教師會，1996，第160頁。
③陳章基：《我們的事業剛開始》，原載《椰城中華中學二十五周年校慶暨一九六四年畢業紀念刊》，《印 尼椰嘉逹中華中學創辦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九》紀念印尼椰嘉逹中華中學創辦六十周年 籌備委員會岀版，第13頁。
④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岀版社， 2012，第129頁。
⑤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岀版社， 2012，第139頁。
巴城一些知名的數理化教師決定籌辦一所巴城數理化講習所，得到日軍批 準后在 1943 年正式開學。講習所分三個班級:甲班（初中三程度）學習朗限為1 年；乙班（初中二程度）學習期限為2年；丙班（初中一程度）學習期限為3年。當 時甲班開一個班，乙班開乙1、乙2二個班，丙班開丙1、丙2二個班，共5個班。 學生約有200多人。講習所主任為溫湘興，教員有韋同芳、溫鴻琳、劉宏謨、劉 宏謙、胡秀英、尚之一等，均為戰前華校數理化教師。學校經費全靠學生學費維 持。講習所直辦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地華校復辦為止，時間雖 短，但為戰后復辦的華校輸送一批優秀的中學生源。①
（三）二戰后印尼華校的發展
1945 年，日軍投降，印尼共和國的誕生，經歷戰亂后的華校紛紛復校。爪 哇各地成立中華總會，領導開展各項工作和華校復校。雅加達華人界文化活動也 迅速復蘇，爪哇華僑文化建設協會成立，洪淵源、韋同芳、司徒贊、王紀元、何 福同、張國基、徐琚清、楊新容、董寅初、徐天從等十五人當選為第一屆理事。
戰前巴城華校據1941年統計：有小學26間，中學7間，即八華、華中、中 公、幼師及三大僑團主辦的廣仁、華僑、福建中學。②根據巴城“華校聯合會” 于1947年公布的調查報告，巴城有如下各中學：
①周南京主編；黃昆章卷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 4 頁。
②劉宏謙：《思母集—聯中、巴中、雅中校史片段》，廣州巴中校友編委會出版，1993，第 2 頁。
表3.3 巴城華校中學員生及班組統計表（1947年5月18日）
校名 校長 教員數 班級數 學生數 創辦時期
男 女 計 初中 高中 咼商 咼師 計 男 女 計
1巴中 司徒贊 41 1 42 17 3 一 一 20 609 241 85 1945 年
2華中 李春鳴 33 2 35 7 2 1 10 291 189 480 1939 年
3八華 高進基 14 一 14 5 一 2 一 7 182 76 258 1901 年
4中公 李仁 7 一 7 2 一 一 一 2 36 20 56 1936 年
5中華 幼師 吳琦 3 3 6 1 一 一 一 1 一 40 40 1940 年
總計 98 6 104 32 5 2 1 40 1118 540 1658
備注：中幼師設辦幼稚師范的，程度與初中相等。
表3.3資料來源：劉宏謙：《思母集—聯中、巴中、雅中校史片段》，廣州巴中校友編 委會出版， 1993，第4頁。
調查報告顯示，小學有26間，教員數總計461人，學生數19782人。這份 報告由華中主辦的高中師范班同學提供，華中高中師范班同學30多人，曾分組 由張國基先生向巴城30多間華校展開實地參觀調查和統計，并發表“巴城華校 全貌”一文，詳敘華校實際情況。
日軍離開后留下的印尼滿目瘡痍，印尼的經濟受到極大的破壞，許多學校的 校舍被占，基礎設施被毀，華校復校困難重重。李春鳴校長帶領全體師生發揚當 年辦校時的精神，克服困難。教室不夠，學校決定上午小學部開課，下午中學部 開課。學校要擴建，資金物資嚴重短缺，學生自治會號召學生獻金建校，大家紛 紛響應，所得金額四萬余盾，全部用于建校。當時李春鳴家與林偉明家聯姻，所 得賀儀全部捐給學校；麥爝煊與張恭昌聯姻也將賀儀捐給學校；生物老師陳熙澤 先生逝世，家人將賻儀捐于建校；李介眉老師八旬，壽儀全部捐于建校。①
為適應華文教育的發展，許多小學增辦初中，也新辦了許多初中小學，其中 小學增辦初中的有：新華、協和、干公、醒民、老平、日新（增辦高中）；新辦 初中小學的有：新文、振強、僑眾、群益、群進、海華、銘華、北華、婦小等9 所學校②。 1949年到1966年巴城華校中小學達40幾間。
①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第 148頁。
②溫廣益：《二戰后東南亞華僑華人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第 204頁。
戰后外島只有能力復辦小學，中學復辦較為困難，雅加達復辦的中學有八華、 華中和日新（黃權家族私校）。除了原有的華校復校，雅加達恢復活動的三大僑 團——廣肇會館、福建會館和華僑公會的僑領團結合作，成立了以司徒贊為校長 的“巴城臨時聯合中學”（即巴中前身），“聯合中學”由廣仁學校、華僑公學、 福建學校聯合創辦，注冊入學的初、高中生有760名。借用廣仁學校、華僑公學、 宛朗岸中華女校為校舍，開辦初期共聘請27名教師。
1936年7月14日，“巴城臨時聯合中學”改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簡 稱巴中），1960年又易名為“雅加達中學”（簡稱雅中），學生人數發展到3000多 人，教職員增至119人。巴中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不少二戰后失學學生的 升學問題。并與復校后的八華、華中、新華等學校成為印尼華校的重要組成部分， 培養了一批優秀畢業生。
第四章 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
第一節 南通士子與雅加達中華中學的創辦
一、華中創辦的背景及過程
雅加達中華中學（簡稱華中）創辦于1939年6月12日，由南通籍士子李春 鳴與張國基（湖南籍）、李善基（南通籍）、陳章基（廣東梅縣籍）等人在實業家麥 爝煊、張祖硯的支持下籌辦。自1901年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即八華）創辦以 來，印尼各處創辦了不少新式華校，但仍不能滿足需要。1930 年印尼華僑已達 123萬，但華僑學校則只有300多所，并且絕大多數是小學，到1934年印尼的 華校中，中學只有21間，且多數是小學加辦中學，只辦到初中。
雅加達當時只有八華及廣仁學校有中學部，在許多華僑小學畢業生因上不 了中學而被迫輟學。據1936年統計，6至14歲的20萬華僑兒童中，只有9萬 8千人在接受教育，其中一半在華校，其余在其他類型學校（如荷蘭人辦的荷華 學校，歐洲人學校及印尼人學校等），有10萬華僑兒童失學，還有一批無法接受 中學教育，①華僑中學的創辦顯得較為緊迫。
1939 年，雅加達已有八華、新華等幾所中學，這幾所中學采取董事會領導 的校長負責制。學校的大小事務均由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會總理一切，校長的 決定權較小。 1938年，八華董事部通過一位新董事提出的《教員聘約》，規定教 員必須服從董事會的任何決定，而且離職后不得在本城的任何學校教書。這種不 平等的聘約規定引起李春鳴、張國基、陳章基、李善基等幾位老師的不滿。并且 “當時的八華偏重于英文、西式教育，對中國的文化不太重視。這時候八華的年 輕教師，認為中國的教育在不斷的發展，要改變這種偏西方的教育”，②他們“想 到試辦一間新型的中學”，改變僑社辦校需靠董事會的傳統觀念，在幾位熱心僑 領的幫助下，開始艱難的創校之路。
華中創辦的過程較為艱辛，醞釀的細節也頗為傳奇。“民廿八年（1939 年） 三月底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八華十多位同事為了董事部無故辭退鄭女士的不平
①黃昆章：《華中與印尼華僑教育》，《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四》 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1994，第 19頁。
②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香港校友會理事黃昆民口述采訪，2015年11月3日，佛山。 在茗香酒樓倆一個‘餞行宴'，一則歡送鄭先生，二則可以藉這機會敘敘個人心 中的憂悶。然而席間大家對校事一字不談，一席無話，也就散了。時間還早，國 基先生對我說：‘問樵先生從上海來信催促問編初中國語的事，我們到上海書局 去把剩余的弄完了吧！'（那時書局晚間是營業的），我答應著，坐下后，張先生 似乎心緒不寧，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彼此靜坐了許久，他才嘆了一口氣一說：‘我 覺得這樣弄下去太沒有意思了，難道我們自己辦不成一個學校嗎？'我當時毫不 猶豫的說：‘我看并不難，但須找些幫忙我們的人。'對這事張先生似乎早已‘胸 有成竹'，他把一切辦法滔滔不絕的說出來，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外面請麥先生幫 忙，二是請李先生做校長。”①第二天，陳章基便找李春鳴商量此事，得到贊同， 并提出再找李善基來幫忙的意見。
四人決定創辦華中之初，決定成立“基本委員會”進行籌劃，校名定為“中 華中學暨附屬小學”，第一筆開辦費由四位基本委員捐出，合計兩千多荷盾，并 邀請麥爝煊、張祖硯兩位熱心教育人士為基本委員。1939年6月12日，由麥爝 煊、張祖硯兩位與班芝蘭街仙景旅館業主簽訂租賃合同，租用旅館為華中校舍， 并將這天定為學校成立紀念日。“當天的椰城《新報》在頭版登出華中創辦的消 息，震撼南洋華僑社會，打破了‘辦學非靠董事不可'的觀念，樹立了‘教員也 能合力自己辦學'的榜樣。”②
初步擬定辦校計劃，分配工作時，擬李春鳴為校長，張國基擔任訓育，李善 基任教務，陳章基任事務，校舍租定后，幾人便一邊向學校辭職，一邊聘請教員， 一邊登報招生，同時趕制學桌，“三盾七鈁半一副學桌，先定做150副，旅館的 籐椅、小方桌及痰盂等盡量收買下來”③。華中第一屆招生，錄取330多人，從 高中一而下暨附小六級，教師剛好滿足需求，改造了11個房間為教室，8個小 房間為宿舍，委托一名教員照管寄宿生膳宿及自修。1939年7月10日，華中正 式開學。創辦之初，全校教職員15人，1939年7月底核算收入，中學部職教員 可得70盾薪金，小學部教員減5盾。
①《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委會，1949，第24 頁。
②李北昌：《憶父親及“華中”的創建》，《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 四》，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1994，第 21頁。
③李春鳴：《十年華中》，《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39頁。
從左至右為陳章基、張祖硯、李善基、張國基、李春鳴、麥爝煊六人
圖4.1 雅加達中華中學創始人在校訓碑前合影
圖4.1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 會出版， 2014，第17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二、華中遷校及二戰后的復校
從學校的長遠發展來看，租校舍并非長久之計，必須自建校舍。商議之后委 托地產經紀人代找土地，不久即得報告，在甘邦峇魯有長方形椰園一塊，共37360 平方公尺，連同各項用費約需款6000盾，學校當時無力購買，商請麥爝煊墊款。 由尚之一繪制建校地圖，順環電版廠免費制成電版，函請各僑屆組織建校委員會。
圖4.2 雅加達中華中學新校舍在甘邦巴魯椰林開始興建
圖4.2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
會出版， 2014，第11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1941年2月，李春鳴隨同李昭歐、麥爝煊開始向雅加達各界進行募捐，獲 得熱烈贊助，數日之間約近二萬。除了雅加達，也到爪哇各島進行募捐，并獲得 不少捐助。學生人數增加后，將原有的宿舍改成改室，并租屋給學生當做宿舍。 其中有兩個班級暫借亞森街江浙會館上課。
為募捐建校，李春鳴曾到東爪哇募捐，沿線受到各埠熱心人士的捐款，共得 款11000余盾，陸續寄回雅加達，購置建筑材料，計已置備鐵20噸，水泥千余 包，水泥天花板900多塊①。此時東南亞戰爭緊張，日軍攻陷新加坡后，南洋形 勢危急，經過校務會議，學校中學部決定遷往芝巴德，借芝巴德的華校教室上課， 1942年1月開始內遷。
李善基和張國基隨中學部赴芝巴德，陳章基往來芝巴德、雅加達兩地處理相 關事務。1942年2月，華中勉強開學，學費收入僅得百余盾。中學部遷校后， 照常上課一個多月，由于消息閉塞，傳聞日軍已登錄靠近茂物，又匆匆遷往山頂 頑望茶園。“當時有本外埠寄宿同學30余人追隨奔走，在山頂消息隔膜，告誡同 學，果真有搶劫事發生，任其搶去，確保生命安全。”②華中建校委員會的成員， 除游子平、陳問樵二人，全被日軍抓進集中營。學校物資、建校材料也被日軍搶 劫一空。
1942年6月，日軍部及華僑班要求中學停辦，小學必須開學，雅加達各華 校負責人應約到華僑班談話，商議恢復華僑小學，各華校于8月開學，陳章基、 李善基先后回雅加達處理校務，華中小學部改名為“中華民眾學校”繼續開課。 1957屆華中畢業生梁小貞回憶說，“日本人要求華校一律不能辦中學，并要求增 教日語，我到現在還記得一些那時候學的日語歌”③。
1945年8月，日軍投降，華中也醞釀復校，華中原校共有教室14間，中小 學28個班分上下午授課，學生人數保持在1500名左右，中學復課之后，中學生 增加到700多。班芝蘭校舍原有教室不夠用，因此1947年6月華中再次提起建 校計劃。
1948年2月，華中開始向社會募捐，沒過多久得捐教室七八間，經過市政 府批準，華中建校工作開始，張國基、陳章基上下午輪值督工建設。李春鳴則與
①李春鳴：《十年華中》，《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39頁。
②李春鳴：《十年華中》，《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42頁。
③1957屆畢業生梁小貞口述采訪， 2016年 1 月 27日，海南彬村山華僑農場。 董事麥爝煊、建校委員會成員及社團僑領一同繼續募捐，歷時7個月，初步建成 教室18間，廁所兩列， 1949年1月底完成， 2月1日全部中學生遷入上課。其 中第一期十八間教室建筑費26.5萬多盾，連同教室內學桌等設備費3.3萬多盾， 合計共30萬盾。
華中的建校計劃得到華社各界的支持和資助，在建校過程中，收到社會各界 捐款合計約45萬盾。1949年5月17日，華中改組建校委員會，并成立董事會。 校長李春鳴說，華中是由幾個私人創辦的，經過十年奮斗，“今后已為印尼全體 華僑所公有，化私為公抑或假公濟私，自為僑社人士所共見”①。
圖4.3 1952年2月完成的師生宿舍
① 李春鳴：《十年華中》，《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44頁。
圖4.4 1952年12月完成的膳廳
圖4.3、4.4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 聯誼會出版，2014，第13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1957年學校高初中有學生3500多名，班芝蘭小學有學生1100多名。不久， 印尼文教部通令稱自1958年1月開始，印尼籍子弟不得在華校就讀。華中將班 芝蘭原校與全部設備轉讓給籍民學校董事會辦學，華中小學部遷至中學部僑總 觀禮臺，幼兒園則暫時在圖書館上課。至1959年6月繼續興建小學部教師14 間，畢業班同學捐建幼兒園一座，這年年底，值遣僑接僑，觀禮臺用作接待站， 學校建設暫時停頓。①1959年10月，歷時11年的華中建校計劃全部完成，全校 總面積63278平方米。
圖4.5 1953年12月完成的科學館
① 李春鳴： 《為社會為人群作出貢獻》，題目為編者加，原載《1964年椰城中華中學25周年校慶紀念
刊》，《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四》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 會出版，1994，第 1 頁。
圖4.6 1956年2月完成的圖書館
圖4.7 1956年9月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修建完工的運動場、國慶觀禮臺
圖4.8 1959年6月完成小學部校舍、教室、廁所
圖4.5?4.8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 聯誼會出版，2014,第14?16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1966年4月5日，全印尼華僑學校一律停止活動，華中校政委員會在董事 會指示下，遣散教職員工后停辦，至此，華中共培養了3145名高中畢業生，5705 名初中畢業生，3383名小學畢業生。①
①黃昆民：《終生無悔執教鞭 桃李飄香春滿園》，《華中園地》第7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 出版，2015，第 89頁。
第二節 教師隊伍中的南通士子代表
南通士子赴南洋從事華文教育事業，其從教地區并不拘于一校，受當時南洋 華社的教育背景和現實需要，他們往往來多個華校之間輾轉，有的一直擔任教師 有的則積極創辦華校，成為華校負責人。這里介紹幾位代表性南通士子的生平， 從他們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們在南洋從教期間，不僅為培養華僑子弟付出精力， 服務當地華社，也為傳承中華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除了以下幾位代表性的南通 士子，還有李楷模、俞玉衡、李北昌、李南昌、王鴻升、陳士南等數十位南通籍 士子，但由于資料收集程度參差不齊，部分人物小傳將在本文的附錄（詳見附錄 E南通士子人物小傳補充）中展示。
一、李春鳴
李春鳴，字霆震，號村民。1894年8月31日出生，江蘇省南通縣西亭鎮人。 1901年七歲入私塾，后轉入西亭鎮市立第一初等小學和城北高等小學就讀，1911 年12月小學畢業，就立志從事教育事業。1911年，16歲的李春鳴只身前往上 海，并考進龍門師范學校。1913年6月，畢業后轉入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就 讀， 19 16年6月以優異成績從南京高等師范畢業， 7月被江蘇省立第七中學（今 南通中學）聘為國文教師。
1919年12月經上海教育界名人黃炎培先生介紹，應新加坡陳嘉庚先生創辦 的南洋華僑中學聘請，首次出國擔任教師。涂開輿擔任南洋華僑中學第一屆校長 南洋華僑中學第一批有78名學生就讀，包括李春鳴在內的教師只有9人。
1923年7月至12月，李春鳴回國奔父喪，并被聘為浙江紹興中學教師①。 1924年1月至12月，李春鳴擔任淮安第九中學教職。1925年初赴爪哇巴達維 亞，任八帝貫街中華會館學校教師，同年 7 月受聘為馬來亞柔佛市寬柔學校校 長，他大膽加強教政與學校董事會的合作，開放教政。并為柔佛市寬柔學校擬定 籌建新校舍宣言，主張“人材得于教育，教育賴乎經費”呼吁各界捐款籌建校舍。
① 林英華，李菊英，林學徹：《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紀念著名華僑教育家李春鳴先生誕辰110周年》， 八桂僑刊，2004（第 6 期）。
后排左四為李春鳴
圖4.9 1925年5月12日八華學校女子部在輪船碼頭歡送周校長和江孫孫先生回
國攝影留念
圖4.9資料來源：《華中春秋中華中學創立75周年校友專輯》，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 友會出版，2014，第44頁。
1927年至1928年12月，任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訓育主任。后輾轉到印尼 龍目島安班瀾中華學校、馬來亞吉隆坡州立師范學校、印尼蘇門答拉島楠榜的鹿 勿洞中華學校、雅加達義成學校等擔任教職或校長，1934年7月，李春鳴應八 華校長之聘，重返八華任教直至 1939 年因拒簽不合理的《董教合約》而辭職。 并在1939年與張國基、陳章基、李善基四人在麥爝煊和張祖硯的幫助下創辦華 中。
1951年椰嘉逹中華僑團總會成立起被選為副主席，疑惑連選連任，直到1966 年4月5日全印尼華僑社會與華校被禁止活動位置，1955年任印尼華僑回歸觀 光團團長，國宴招待會上，被邀請坐在周總理鄰座。1957 年，為表彰李春鳴對 印尼華僑教育做出的貢獻，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與教師公會頒發金章紀念盾和 獎狀。1964 年，校董會授予一金章牌作為他對中華學校及華僑教育的杰出貢獻 的紀念。此外李春鳴歷任教師公會與江浙公會監委，世界出版社華校高小教科書 編纂委員會委員。①
①李北昌：《憶父親及“華中”的創建》，《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 四》，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1994，第 21頁。
圖4.10 1929年2月13日李春鳴家人在新加坡 圖4.11 1951年6月的李春鳴
圖4.10、4.11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 師聯誼會出版，2014,第23?24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 刊》。
1966年6月回國到北京，安置住在華僑大廈。后搬到廣西桂林師范學院宿 舍李安昌處，1969年搬到重慶井口東風化工廠宿舍李維昌處。1976年1月5日 逝世，享年93歲。李春鳴長期從事華僑進步教育事業，中國外交部唁電稱其熱 愛祖國，為華僑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獲得愛國僑胞的贊揚①。值得一提的是李 春鳴其子女李道蓀、李北昌、李南昌也均為華中教師。
二、李善基
李善基，字本初，1902年出生于江蘇南通。南京金陵大學工業化學系畢業， 1926年至1935年輾轉任教于江蘇宜興中山中學、江蘇宜興女子師范學校、江蘇 碭山師范學校、福建邵武省立中學、福建閩清文泉中學等校。
1935年，由李春鳴舉薦到印尼雅加達中華會館學校教書，1938年底，由于 學校逼迫全體教師與形同賣身契的教員聘約上重新簽約,和辭退有病得不到安 撫，生活陷入困境的老師的不合理做法，激起教師們義憤，與張國基、李春鳴、 陳章基等老師，決定自動辭職，并于1939年共同創辦了雅加達中華中學，長期 任華中教務主任，負責選聘教師和安排課程。并且他還兼任語文、數學等科目的
①李北昌：《李春鳴校長簡歷》《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66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六月十二日•二OO 五年六月十二日》，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出版，2005，第 4頁。
教學工作。1960年3月回國定居無錫，同年8月不幸逝世，享年58歲。①
圖4.12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 會出版， 2014，第48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圖4.13資料來源：《李善基詩文集》， 2009。
李善基畢業于化工系專業，曾是八華高中部唯一的化學老師，數理化基礎良 好，精通中、英文。“我們高中三時，解析幾何及三角兩門課都是李老師教的， 而且用的是英文課本。除印尼文外，凡有任何課程的教師請假，都能隨時披掛上 陣，得心應手的把課講深講透。”②
李善基喜愛中國詩詞，熱愛中華傳統文化，華中校友將其平生所寫詩文結集 出版為《李善基詩文集》，詩文集中有詩詞105首、文章9篇及墨寶3 1幅，他與 華中教師亦常有詩文贈往。
三、徐天從夫婦
徐天從，原名徐民武、徐民，字秩公，號邛主、瘖父。1903年11月12日 出生，江蘇省南通市人，祖籍黑龍江寧安縣（古稱寧古塔，舒穆祿氏族）。潘學靜 1916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南皮縣，滿月后前往天津。
1909年，徐天從進入私塾念了一年后，1910年入小學就讀，年年被選為祭 孔生（優等生）。1916年以全市總成績第一名考入南通師范。1921年考入廈門大 學社會科學系就讀。1923 年徐天從跟隨教授歐元懷等前往上海，創辦上海大夏
①李竹君：《我的父親李善基》《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四》印 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 1994，第26頁。
②梁美文： 《李老師—李親翁，我們永遠懷念您》， 《華中園地》4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 版，2004，第 15 頁。
大學。1926 年從大夏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第二年被聘為北京師范學校 教師，教授文學和歷史。1929 年赴黑龍江齊齊哈爾女子師范任教。潘學靜則在 1928年考入天津女子師范學校。1930年，徐天從兼任《黑龍江民報》副刊編輯， 遇天津女師學生潘學靜。“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軍進犯東北，徐天從避戰 亂取道大連，經天津南下。1931年徐天從在廈門集美中學任教。1935年2月， 受聘于山西大學教育學院，教西洋文學史。1936 年末，新加坡南洋女中校長劉 韻仙聘徐天從任女中高中部主任，與潘學靜共同前往新加坡，徐潘學靜任南洋女 中小學部教師。
圖4.14 1941年徐悲鴻于新加坡為徐天從所作畫像 圖4.15 1940年于巴黎徐天從夫婦及長子徐筑
圖4. 14、4. 15資料來源：徐潘學靜： 《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2， 第106、97頁。
1938年7月到1940年年初，受徐天從徐悲鴻鼓勵，攜妻潘學靜、子徐筑在 法國巴黎游歷，計劃學習建筑藝術設計，同時兼任《南洋日報》駐歐記者。期間， 巴黎因為歐戰緊急疏散外僑，徐天從一家與幾個留法畫家曾疏散至法國南部的 南特。1940年初，徐天從一家返回新加坡。1941年，徐天從仍然擔任新加坡南 洋女中高中部主任，徐潘學靜任小學部教師。不久后，華中校長李春鳴前來聘請 徐天從前往組建高中部，全家前往雅加達，徐潘學靜任小學部教師。
1943年，日軍占領印尼后，把雅加達的《新報》改為《共榮報》，宣揚大東 亞共榮，需要一些華僑知識分子擔任負責人，日軍想讓徐天從擔任主編。①徐天 從拒絕日軍的聘任，為躲避日軍迫害，流亡巴息安寧山近一年。
1944 年受芝巴德僑領委托，徐天從任芝巴德華僑小學校長，徐潘學靜任教
① 江蘇省僑聯顧問、南通華僑博物館研究員、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通訊》副主編、印尼雅加達中華中 學校友會名譽主席徐筑（華中教師徐天從之子）口述采訪，2015年11月4日，佛山。
師。1945 年日軍投降，徐天從即刻回華中，修復被戰爭破壞的學校，開始了教
學工作，并任華僑教育學會理事，徐潘學靜任小學部教師。
前排左一為張國基，左四位徐天從，右一為李春鳴
圖4.16 1946年徐天從夫婦與華中師范班合影
前排左五為徐天從，左四為夫人徐潘學靜
圖4.17 1946年5月華中高中同學歡送徐天從夫婦及廖同學回國紀念合影
圖4.16、4.17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 師聯誼會出版， 2014，第102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1947年春，全家回國。1949年夏，全家遷至浙江杭州市，徐潘學靜辦婦女 縫紉班為生計，徐天從辦“秩公畫室”、新光印染廠。1952年初，全家回到南通。 1953年5月，經民政局介紹，徐天從進入南通市建設工程局設計室任做建筑設 計工作，徐潘學靜任小學教師，1957年，徐天從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2 月被捕入獄，1978 年得到平反，并撤銷刑事審判書，恢復工資待遇，辦理回城 退休，1984年7月20日，徐天從因病逝世。①
2012年2月，由徐潘學靜口述，其女徐織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九 十年的回憶》，在香港舉行發布座談會，書中敘述了徐天從一家人近百年的滄桑 變化，下南洋從事華文教育期間，結識了不少南洋文化屆名人，結下了深厚的友 誼。2016年12月7日，徐潘學靜于南通家中去世，享年101歲。
徐天從對中國古典詩詞頗有造詣，創作詩詞無數。在南洋從事華文教育期間 寫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詩詞，他的部分作品編在《瘖父詩選》中。在雅加達中華中 學執教期間，與華中創辦人同鄉的李春鳴、李善基交往頗深，并來往詩詞唱和。 如與李善基的聯句：《聯句贈松鶴②》
李善基：大雅凌云振九皋
徐天從：一登圓嶠聽秋濤 碎琴曾動長安市
李善基：擊節循歌大食刀 鵝領湖山疑宋句
徐天從：風移蠻貊復虞韶 煙霞杖履春無限
李善基：更踏鞭痕訪石橋（原注：松鶴有“一鵝管領此湖山”之句。③）
四、孫瘦梧
孫瘦梧（守吾），江蘇南通人， 1901年8月28日出生于南通縣十總鄉。從 小酷愛美術繪畫，1916年小學畢業后，到南通師范學校學美工，1921年畢業后 在南通西亭、金沙等小學任美術教師。
1925 年應友人邀請赴南洋從事華僑教育，二戰期間日本南侵時，由于學校 被封，孫瘦梧在瑪瑯生活無著，當小販為生。1940 年到華中任教約一年，擔任 語文教師，班芝蘭校舍設有男生宿舍，孫瘦梧負責宿舍管理。1946 年，在蘇島 巴東任教時，認識僑生黃梧桐女士，二人結婚后輾轉于蘇加巫眉、直葛、三寶壟 任教。1955 年印尼華僑中的李曼峰、葉泰華、凌南隆、梁貽燕等畫家組織印華 美術協會，孫瘦梧加入該協會。
①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第 311?315頁。
②黃松鶴，字漱園，廈門人。少年時南渡印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參加抗日工作被捕，抗戰勝利 后出獄，著有《漱園詩摘》、《鶴唳集》、《黃花草堂詩抄》、《煮夢廬詞草》等。
③徐筑： 《華中教師詩詞交流的新資料》， 《華中園地》7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
2015，第 82 頁。
圖4.19 1988年孫瘦梧在集美僑校舉辦的畫展
圖4.18、4.19資料來源：《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 2014，第121、122頁。
1957 年應李春鳴校長之聘，離開三寶壟華英中學，再回到華中任教擔任語 文老師，并住在華中宿舍。1958年為慶祝祖國第九屆國慶，與9名印華畫家合 作《百花齊放》。1959年，華中創辦20周年，舉辦個人畫展，義賣所得，資助 貧窮學生回國。 1 960年因印尼排華回國，被分配集美僑校任教。 1 9 70年集美僑 校解散，70歲的孫瘦梧被下放到永定，生活艱難。1974年集美僑校復辦，重返 僑校。1988年在集美僑校舉辦個人畫展，弘揚國粹，1990年病逝與廈門。①
孫瘦梧熱愛繪畫，在華中和集美補校曾開辦國畫興趣班，免費指導有興趣的 學生繪畫。1959年華中創辦20周年時，舉辦個人畫展，并創作著名的“三雞齊 鳴圖”②。他將畫展義賣所得資助貧窮學生回國。
①梁俊祥：《憶心素如簡，人淡如菊的孫守吾（瘦梧）老師》，《華中春秋中華中學創立 75周年校友專 輯》，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出版，2014，第 50頁。
②“三雞（基）”取李善基、張國基、陳章基三人名字中的“基”，“一鳴”則指李春鳴的“鳴”字，故有 “三雞（基）齊鳴，一鳴驚人”的佳話。
圖4.20 1959年孫瘦梧繪《三
雞齊鳴圖》祝賀華中創辦20周年
圖4. 20資料來源：《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 2014 第116頁。
第三節 李春鳴與雅加達中華中學
一、先進的辦校理念
華中的成立順應了華僑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在校生連年增加，1939 年第 一批中小學生由370余人，十年后的1949年7月已達1800余人。1957年7月 是華中發展的高峰時期，中學生有3500余人，小學生1100余人，合計4600多 人。華中發展成為包括附屬中學、幼兒園、宿舍、禮堂、科學館、圖書館等設備 齊全的華僑中學，教學質量高，是印尼影響最大的華僑中學之一。連聯合國文教 委員會顧問挪威籍奧威拉博士夫婦，也無不驚嘆的說：“你們這所學校是我在遠 東各地所見最大的一所中學，你們甚至可把它擴建為大學！” ①華中自創辦之初， 便將自己定位為不同于傳統華校的新型學校，這個“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創辦者由幾個教員組成，不依靠任何華僑社團，獨立辦校。20 世紀 初海外紛紛創辦近代新式華校，創辦學校需要較大的資金和人力投入。海外辦華 校多由社團會館支持創辦，比如廣肇籍僑團廣肇會館創辦的巴城廣仁學校、客屬 團體華僑公會創辦的巴城華僑公學、福建會館辦的福建、巴城中華會館創辦的巴 城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等。
華中則是由幾個教員在僑領麥爝煊、張祖硯的幫助下創辦，不依靠華僑社團 籌備華中時，幾位教員在八華仍有教職，要籌備華中的消息傳到八華時，學校總 理曾為此召開一次董教座談會，會上討論辦校困難重重，“我心想如此辦學，再
①李北昌：《憶父親及“華中”的創建》，《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九九 四》，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1994，第 22頁。 過四十年，也不過如此，我們并曾因為這勸告而氣餒”①。華中籌建之初，李春 鳴、張國基、李善基、陳章基共捐兩千盾作為啟動資金，其后在社會各界進行募 捐籌集，雖艱難重重，但也獲得華社各界的鼓勵和贊賞。
這種靠社會募捐的辦學模式并非李春鳴首創。1915年，李春鳴在沈恩孚②、 袁希濤、賈豐臻的安排下，經過考試成為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現南京大學) 首屆學生，就讀于國文系。當時的校長是江謙，曾受張謇邀請擔任過江蘇通州師 范學堂堂長。教務主任是留美教育學博士郭秉文，他一改之前模仿日本辦學模式 引進選科制、評議會、董事會、社會贊助等美國大學的辦學模式，這種辦學模式 給李春鳴在海外的辦學積累了經驗。③
當時的華校普遍采用董事會領導的校長負責制，董事會決定一切，自然也擔 負著華校的經濟運作。1949 年創辦的印尼華僑商業專科中學校長王秀南在談到 當初籌建學校時說：“其實，當時以我一個人的聲望，走遍全印尼募捐，何懼建 校之不成，只是董事會以體面攸關，又不肯放權而已。”④學校創辦過程曲折，創 辦之初有學生91人，1955年增至1265人，1958年與其他親臺灣華校一起被當 地政府關閉。
第二，打破方言界限合作辦校。華中的創辦者來自不同的籍貫，正因不依靠 任何華校社團，使得創立之初便沒有地域的限制。當時的印尼華社閩、粵、客籍 人較多，20 世紀初為適應社會發展，原來由會館社團創辦的私塾學堂逐漸轉變 為新式學校。
如1906年由客屬團體華僑公會創辦的巴城華僑公學，1912年由華僑書報社 接管，改稱義成學校，1932年由華僑書報社交回給客屬總義祠，1935年與大公 司的平民學校合并改稱義平學校，1938 年巴城總義祠改組為華僑公會，義平學 校改為華僑公學，其中李春鳴曾在義成學校期間擔任校長。廣肇籍僑團廣肇會館 則在1917年在石橋頭創辦了巴城廣仁學校(1909-1958)，第二戰后增辦初中部。 1956年12月有學生1600余人，教師58人，1958年與全印尼所有親臺灣當局 華校(如中山、商校等華校)一起，被當地政府接管。
①李春鳴：《十年華中》，《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39頁。
②沈恩孚(1864-1949)，江蘇吳縣人，上海龍門師范學校首任監督校長，主張變法維新，仿日本的師范學 校制度，與黃炎培交往較深，為同濟大學的第四任校長。
③郭乃華：《李春鳴與 1955年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 友會出版，2014，第 102頁。
④王秀南：《教學著述六十年：王秀南教授八十回憶錄》，1985，第 287頁。
幾位創辦人籍貫各不相同，正是因為沒有地域限制，華中的創辦也得到各行 各業各地域的捐款資助。椰城商校校長王秀南在列席董事會議時說，中華中學校 長李春鳴，是一江蘇人，竟能在福建人、客家人、廣府人的華僑社會中，獨立募 捐一所冠冕堂皇的新校舍，而董事長與他都是福建人，反不能在福建人、客家人、 廣府人占極大多數的華僑社會中，建一所商業學校，寧不可笑！①
第三，不拘一格選拔師資人才，并自己培養師資。華中創辦時第一批教師有 15 人，多是招募的其他華校的教師。長期擔任教務主任的陳章基，其中一項重 要工作就是聘選教師。
1939年5月間華中籌集時，李善基看中黃錦煥，當時黃錦煥尚未從八華學 校畢業，學習成績很好，課余在實驗室任助理。黃錦煥之子黃昆民回憶說，“李 善基老師很看中我爸爸，就拉他來教書，在華中教了一段時間，我爸爸還想讀書， 就回國深造，當時國內正在抗日，清華一些學校遷到了西南，成立西南聯大，我 爸爸后來去的昆明云南大學。畢業后在緬甸的聯合國抗日軍隊當了一段時間的 翻譯，不久后就回到華中繼續教書。我也是華中畢業的，1965年回國升學。”② 黃錦煥成為華中創辦的第一批老師。不拘文憑學歷選人才是華中的一大特色。張 輝立是一位連正規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人，憑自己的天分，自修成才，1954 年進 入椰城僑總主辦的師范專科班進修，也被聘請為華中教師。③
20世紀初印尼華社的教師多是從國內聘請，50年代開始從國內南來印尼從 教的教師較少。華中復辦后，教師大部分都是戰前的老教師，師資缺乏，為了解 決師資問題，華中戰后復校的第二年就開辦了高中師范班，共辦兩期（1948 年 和1 9 5 2年畢業） 5 1人，既招收戰前初中畢業或同等程度有志于僑教的青年，也 招收在華校任教的青年教師，實行半工讀以提高理論水平和教學水平。他們上午 任教，下午上課，晚上還要備課改卷，復習和做作業，非常辛苦。④許多華中高 中師范班的學生畢業后到印尼各地華校任教，在師資緊張的情況下，也有不少華 中高中部畢業的學生到印尼各島的中小學任教。
①王秀南：《教學著述六十年：王秀南教授八十回憶錄》，1985，第287?288頁。
②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香港校友會理事黃昆民（華中教師黃錦煥之子）口述采訪，2015年11月 3日，佛 山。
③梁俊祥：《雪泥鴻爪憶良師》《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66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六月十二日•二OO 五年六月十二日》，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出版，2005，第7頁。
④許熾：《華中第一屆師范班的開設及其貢獻》，《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60周年紀念特刊一九三九•一 九九九》，紀念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六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出版， 1999，第66頁。作者為華中第一屆（48 屆）高中師范班畢業。
二、進步的愛國教育
自創立之初，李春鳴便提出“公誠勤樸”的辦學宗旨，被首屆基本委員會通 過并立為“校訓”，李春鳴手書校訓四字懸于禮堂之上，1950年在校園中立“公 誠勤樸”校訓石碑。這四字校訓始終貫穿華中的發展歷程，也是華中精神的高度 體現，即使在華中被迫關閉51年后的今天，華中校友仍然將“公誠勤樸”的華 中校訓銘記心中，并且積極發揚“公誠勤樸”的華中精神，團結校友，奔走復校， 出版印尼華社歷史資料等。
華中的創辦者都是熱心華僑教育事業的教育家，其中李春鳴、張國基、李善 基等出生在國內，成長于清末社會動蕩年代，身處社會變遷，富有極大的愛國熱 情。李春鳴出身南通教育之鄉，在張謇“教育興國”的培養環境中成長，對海外 華文教育的發展始終同祖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圖4.21華中校徽 圖4.22 1950年立于華中的校訓石碑
圖4.21、4.22資料來源：《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 2014，第10、11頁。
中國全面爆發抗日戰爭期間，華中師生組織義賣支援祖國抗戰。1940 年元 宵節，華中師生舉行元宵節夜市，義賣字畫和食品飲料，并向大街播放《義勇軍 進行曲》等進步歌曲，將籌得的3000多荷盾全部捐給慈善籌賑會救濟祖國災民， 并將捐獻的雞納丸寄交上海紅十字會，第二年元宵節又舉行第二次夜市義賣，募 集捐款。①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雅加達成為空襲的重點，為保證安全，華中將一部分師 生和學校器材遷移到芝巴德。1942年1月，雅加達正校和芝巴德分校同時開學，
① 李北昌主編：《贏得清風飄兩袖 漫夸桃李遍南天》，《華中文苑》編輯委員會，1988，第12頁。 在戰火紛飛中堅持上課，回校注冊上課的學生有400多名。①1942年3月6日華 中停課，后在日本軍部的通令下，與其他華校小學開課，1945 年日軍投降，印 尼共和國成立，華中也積極復校。
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李春鳴全家人連夜趕制國旗， 將五星紅旗和印尼國旗在華中校舍三樓樓頂升起，慶祝新中國成立。華中的愛國 思想不僅影響了雅加達的華僑子弟，印尼其他島的學生也慕名報考。“1947年我 在梭羅華公中學初中畢業后到椰城上高中，當時聽說，椰城中華中學是一所熱愛 新中國的學校，我就報考了這所中學。”②學生會為配合國內形勢，經常在校內出 版壁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50年，李春鳴帶領華中參加了在雅加達淡滿沙里體育場舉行的“慶祝中、 印建交大會”， 1951年和1952年雅加達華僑舉辦了慶祝第二、第三屆國慶運動 會，華中的千人操和百人腰鼓隊參與了表演，這兩屆運動會促進華中、巴中、新 華等各校青年學生和僑屆的愛國大團結。
圖4.23、4.24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 師聯誼會出版，2014，第162、165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 特刊》。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到雅加達出席亞非會議，李春鳴 與雅加達僑團總會主席洪淵源和其他僑領一起，組織華僑群眾安全迎送中國代 表團的工作。同年8月，李春鳴作為團長帶領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回國觀光。
①李北昌主編：《贏得清風飄兩袖 漫夸桃李遍南天》，《華中文苑》編輯委員會，1988，第20頁。
②屈勝源： 《風華正茂的年代—憶五十多年前椰華學生活動的往事》， 《華中園地》4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 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2004，第 16 頁。
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的人數是當時5個觀光團中最多的，占應邀人員的48%， 也是歷屆華僑回國觀光團人數最多的一次。觀光團成員來自印尼8個地區45個 城鎮，其中工商界人士46人，文教屆17人（多為各地中小學校長、教員），婦 女代表4人，其他代表2人①。50年代，中國曾派不少優秀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援 助印尼建設，需要大批翻譯人員，華中曾開設翻譯進修班，選調一批學生進入翻 譯班學習。
圖4.25資料來源：《華中春秋中華中學創立75周年校友專輯》，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 校友會出版，2014，第39頁。
圖4.26資料來源：《雅加達中華中學畫史 1939-1966》，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 會出版，2014，第195頁，原載《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李春鳴認為，“公誠勤樸”四字是處事做人的基本原則。祖國政府號召海外 華僑團結愛國，遵守僑居國政府法令，與當地民眾友好合作，共謀發展社會繁榮 福利事業，這也就是華中辦學的宗旨和教導學校的目標。②
華中在培養人才的教育方針上提出“面向祖國”、“中印友好”的口號，同時 為學生的前途指出三大方向：第一，回國升學，參加祖國建設；第二，在當地大 學或外國繼續深造；第三，投身華人教育界和工商界，為華社服務，促進中印友 好及當地的經濟繁榮。當時的教學主要是加強三語教育，除了增加印尼文授課， 加設印尼史地及有關印尼的文化課程，并聘一些畢業于印尼大學的教師任教。據
①郭乃華：《李春鳴與 1955年印尼華僑回國觀光團》，《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 友會出版，2014，第 93頁。
②李春鳴：《崎嶇艱辛20年—1959年華中創辦20周年紀念刊序》，《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 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2014，第 9 頁。
統計，從1950年至1964年，華中回國升學及工作的畢業生超過4000人，留印 尼讀大學的121人，外國留學的32人①。
三、“公誠勤樸”的華中精神
“公誠勤樸”的華中精神始終貫穿華中的發展歷程，從早期創辦人艱難辦
校到歷時11年的建校計劃完成，華中師生表現出來的愛國愛校、尊重教育的 品質成為凝聚華中人的重要力量。尤其在1966年華中被迫關閉后，華中校友 仍然謹記華中精神的內涵，實現華中精神在當代的傳承。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 看，華中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華中創辦者對華文教育的堅持和努力。華中的幾位創辦人都是教員， 從創辦學校而言，其經濟水平對于支撐學校來說負擔極為沉重。憑借對華文教育 的熱愛，他們為“創建一所真正的、設備齊全的華僑學校”到處奔走，為華中的 創立付出極大的心血。創辦人之一陳章基在回憶創辦華中的《兩件小事》中說， 辦學校一定得有房子。為尋找合適的房子，跑遍雅加達的大街小巷。
“足足跑了兩個月，才由某公司介紹租下芒加勿舌四十二號的大屋，付下定 銀，正待搬進，誰料房東聽說要作學校用，便不肯出讓，這事只好擱下來。看看 五月將盡，學年即將結束，房屋無著，大前提無法解決，而事情又讓的‘滿校風 雨'真如熱鍋子里的螞蟻，好不焦急。”②此時陳問樵從上海回來，建議把上海 書局對面做旅館營業的大樓租用為教室。在張祖硯的接洽下，終于成功。
第二，師生團結一心，推動華中建校計劃完成。最初的華中租用旅館作為校 舍，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多，非自建校舍不可。1939年12月，華中購買甘邦峇魯 的一塊長約388公尺，闊96公尺，前臨馬路，約37360平方公尺的長方形椰林 地皮為建校地點。
1940年11月學校成立建校委員會，向社會進行募捐，華中學生會熱烈開展 獻金建校運動，1941年1月開學后，全校學生合計獻金達4000余荷盾。“學生 獻金助學建校”運動獲得社會人士的贊許，楠榜、巨港、邦加、萬隆、牙律、斗 橫、諫義里、多隆亞公、美里達、瑪瑯等地熱心教育的人也紛紛寄來捐款，前后
①李天芳：《憶母校最后歲月》，《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成立五周年紀念特刊 2003—2008》，雅加達 中華中學教師聯誼會出版，2008，第 21 頁。
②陳章基：《兩件小事》，《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 委會，1949，第 24頁。
合計有一萬多荷盾。①
1942年至1945年日據時期，華中建校計劃擱置。1945年8月，日軍投降， 印尼宣告獨立，華中基本委員會決定復校。1946年9月基本委員會決定重組建 校委員會，推麥爝煊為主席，戰后每屆畢業班都成立畢業刊委員會進行招募廣告 編印紀念刊出版，并將廣告余款作為校慶獻禮，捐建學校。
1949年為了協助興建前列樓房，學生會發動“一盾獻磚運動”，一塊磚作一 盾計，最終募得8萬盾，其他華校紛紛效仿這種獻磚運動，募集建校基金或福利 基金。1951年2月，為資助建設師生宿舍，學生會又發動“百盾建校獻金運動”， 校友會聯合學生會籌備公演，贊助建校。
1952年華中舉辦成立十二周年紀念聯歡會，校友會出版畢業紀念刊第七冊， 廣告余款7萬余盾獻作建校基金。1953年，學生會為協助建設科學館，展開“捐 獻溫度計運動”，每支以30盾計，共籌得328.620盾。1959年華中學生以學生 會名義捐建幼兒園一座。
自1948年7月至1959年10月幼兒園落成，華中建校歷經十一年，占地總
面積63278平方公尺，可以說華中的發展與師生團結愛校建校密不可分。
第三，華中精神的當代體現。華中雖然在1966年被迫關閉，然而華中校友 一直將華中精神傳承至今。 1948年2月24日，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成 立，以發揚團結互助精神，聯絡校友情感，贊助母校并促進社會之福利為宗旨， 并選出執監委員，由執委會負責推進會務責任，其名單如下：
李北昌主編：《贏得清風飄兩袖 漫夸桃李遍南天》，《華中文苑》編輯委員會，1988，第 18頁。
表4.1 1949年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執監委員會名單
組織 職務 名單
執行委員會 主席 謝興敬
副主席 許友年
文書 李北昌
財政 正：陳甲蓮副：余秀媛
學術部部長 吳秉英
聯絡部部長 司徒眉生
福利部部長 吳有輝
體育部部長 李奎煥
監察委員會 主席 劉超麟
委員 張秀南、陳開炳
表4.1資料來源：《華中校友會一年來之會務概況》，《巴城中華中學民三十八畢業紀念 刊》，民國三十八年高初中小學畢業紀念刊籌委會，1950,第256?257頁。
1966 年印尼政府通令，一切華僑社團和華校停止活動，雅加達華中校友會 也停止活動，直到1999年12月22日正式復會，所有在華中讀過書的學生和任 過職的教職員都是校友會的當然會員，“華中校友會不是一個政治單位，更不是 政治團體，我們只是默默耕耘，推誠至心，求同存異，為華中精神的發揚光大， 共同努力，積極參與印尼文化、經濟等各方面建設，為印尼社會的民族和睦和繁 榮昌盛貢獻力量，為促進印中友好作出貢獻。”①
印尼所有華校關閉后，有的老師非常隱蔽地的為學生補習中文，有的老師生 活困難，由學生們提供資助。華中校友繼承了當年母校創辦時的奮斗精神，為傳 承中華文化，努力的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家政策下創辦華文教育。1980年12月 6日有9位華中學生②以及黃錦煥、溫持祥兩位老師，共11人共同出資，成立了 椰城CAHAYA SAKTI基金會，并于1981年1月31日在公證人見證下立案，成了 由周繼琳、潘仲元為首組成的常務理事會，然后收購了“崇德學校”更名為“圣
①楊健強：《同心協力搞好椰加逹華中校友會》，《華中園地》第25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 出版，2000，第 5 頁。
②分別為黃國利、周繼琳、潘仲元、陳經武、楊健強、盧賢春、謝興敬、方振夏、顏培椿。 光學校”，于當年夏季開學。①近些年，希望華中復辦的聲音越來越大，不少頭發 已斑白的華中校友仍為了復辦華中而奔走努力，“圣光學校”的創辦給華中校友 復辦華中帶來了希望。
2004年，華中65屆校友江連福在當地政府協助下，籌建了峇厘島第一所三 語教學的國民學校——文化橋梁(文橋)三語學校(SEKOLAH NASIONAL PLUS JEMBATAN BUDAYAJB SCHOOL)。學校用印尼語、英語和漢語三語教學，使用本地 國民教育的課程。辦學目的是提供基本的語言教學，例如：巴厘語、印尼語、漢 語和英語；發展孩子的天賦和創造力；教授基本的電腦知識；倫理道德的教育和 宗教教育的落實，務求本校畢業生在國內外深造時都具備極大的競爭力。②
20世紀60年代隨著遣僑接僑，不少華中學生也回到祖國，祖國各地紛紛成 立了校友會，包括香港旅港華中校友會、廈門華中校友會、昆明華中校友會、南 寧華中校友會、桂林華中校友會、雅加達華中巴中廣州校友會、北京華中校友會 等校友會團體。
各地校友會雖成立時間不同，人數不一，但宗旨都是為了繼承和發揚“公誠 勤樸”華中精神，加強海內外校友聯系，振興中華，促進祖國現代化建設。其中 香港旅港校友會長期出版的《華中園地》與印尼華中校友會出版的《華中春秋》， 刊登校友會各種紀念文章以及校友會活動情況，成為了解校友資訊和華中歷史 的重要資料。
2011年，張國基百歲生日時，海外學生湊集180萬給張老作壽金，他分文 不取，將歷來所得壽金共計210萬捐給了益陽，創辦益陽國基實驗學校。③學校 在2001年動工興建， 2003年投入使用，設有初中、高中及奕銘藝術部，能同時 容納3000名學生就讀。益陽國基實驗學校的校徽及校訓就是印尼華中的校徽和 校訓，華中校友將益陽國基實驗學校視為華中在國內的傳承，在同一個校徽和校 訓的紐帶下，關心學子升學，長期進行著良好的互動。
2011 年，華中校友黃昆民、梁俊祥、邱明賢、李其健在益陽國基實驗學校 創辦十周年之際，決定設立國基華僑教育獎學金，獎勵中高考成績優秀和在國家 省、市各類大賽中獲獎的學子。同年，印尼華中旅港及上海校友會“親情中華瀟
①徐筑：《校慶之日話“復校”》，《華中園地》第 7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2015，第 39頁。
②肖亮：《雅加達華中 65年屆校友參觀峇厘文橋國民三語學校》，《華中園地》第74期，印尼椰嘉逹中華 中學旅港校友會2015,第14?15頁，原載于2015年9月29日《千島日報》
③原益陽僑聯主席、華僑教育家張國基長孫張泰然口述采訪，2016年4月26日，益陽。
湘行”代表團向益陽市博物館捐獻84件文物及資料，向益陽國基實驗學校捐贈 25本書。①2012年，由湖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組織的“親情中華”湖南益陽國基 實驗學校藝術團26人，赴香港參加慶祝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成立20 周年暨紀念印尼華中創辦73周年活動并演出。 2013年華中校友印尼籍華人王益 琪捐資建立“王益琪獎學金”，獎勵成績優異和孝親尊師的標兵學生。②除此之外, 華中旅港校友會多次到益陽國基實驗學校參加活動，捐資捐物，購買學校設備， 再現當年印尼華中學子捐資建校時的壯舉。
圖4.27資料來源：《華中園地》第70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出版，2014，
第173頁。
在校長李春鳴的家鄉南通，南通市博物館開設了“李春鳴先生暨華中史料陳 列展”，展出了南通籍華僑下南洋從事華僑教育的圖片和實物資料，還有優秀華 中學子的成就、校慶紀念光盤以及中校友會的會刊《華中春秋》、《華中園地》等 重要史料，并在2014年9月22日舉行李春鳴先生銅像揭像儀式和李春鳴先生 120周年誕辰紀念。江蘇南通僑聯也在2008年舉辦了“紀念著名華僑教育家李 春鳴先生誕辰115周年暨追憶華中歷史，傳承華中精神研討會”，以研討華中精 神在當代的傳承。
①《益陽僑訊》，益陽市歸僑僑眷聯合會，
②《益陽僑訊》，益陽市歸僑僑眷聯合會，
第五章 南通士子與印尼華文教育
第一節 特殊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機遇
一、特殊的人文環境
江蘇地區自明清開始便是人才薈萃之地，教育發達，崇學風氣尤甚，科舉時 代人才常常甲于他省，清代江蘇的書院數量眾多不僅官方繁盛，私學也極為發達 清末近代新式教育興起，新式學堂的創辦紛紛取代了舊式私塾，士子也從傳統的 科舉考試中逐漸轉型，接受近代教育。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的士子，發生了不 同程度的分化和轉型，對于社會變革的理解和對救亡圖存的熱忱，也萌發了不同 的人生價值觀。
南通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教育之鄉，因為張謇的“教育興國”的率先 嘗試，一躍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的近代教育示范點。張謇將南通作為學 習西方近代城市的實踐基地，不僅創辦一系列近代新式教育學堂，還引入西方的 一些城市化發展的概念，人們明智大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張謇作為清末科舉狀元，在傳統士子心里具有明星般的領頭效應，而出國留 學，接受新式教育，同時創辦實業，以實業救國，教育興國，在接受新式教育的 知識分子心中又有一定的號召力，因此他在南通的近代化實踐無疑是具有一定 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他在南通創辦師范教育，培養新式師范人才逐漸影響到 江浙一帶，使得近代時期的江浙地區成為師范教育的重要培養場所。
在這種人文環境下，不少曾接受傳統教育的學生在逐漸成長過程中，接觸到 新式教育知識，也大大加深了對教育興國的理解。一些士子在求學階段便樹立了 從事師范教育的理想，并為今后的人生選擇作出努力，李春鳴便是典型的例子， 小學畢業就立志從事教育事業。
1916 年，李春鳴從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畢業，畢業后即被江蘇省立第七 中學（今南通中學）聘為國文教師，從事教育行業。到1919年12月經黃炎培介 紹前往新加坡陳嘉庚創辦的南洋華僑中學任教，并一直從事海外華文教育事業 直到退休。同樣的還有同鄉的李善基也是如此，在國內便也是輾轉任教于江蘇宜 興中山中學、江蘇宜興女子師范學校、江蘇碭山師范學校、福建邵武省立中 學等，獨特的人文環境培養了南通士子從事海外華文教育的價值觀念。
二、獨特的歷史機遇
除了南通的人文環境，特殊的歷史機遇也是南通士子下南洋從事華文教育 的一大因素。20 世紀初東南亞華社大力興辦新式的華文學校，而在此之前，東 南亞華社多是由各方言會館或者其他華僑團體創辦的舊式私塾，早期到東南亞 的華人多是中國沿海閩粵一帶生活條件較為困難之人，他們多從事體力勞動和 小商販，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為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聘請的也多是國內同鄉 或同方言地區的教書先生或者失意舉人。
東南亞華社本土師資力量的不足迫使他們將眼光轉向國內。不少僑領回國 內聘請教師，黃炎培便是受僑領陳嘉庚的委托在國內招聘。之所以選擇在江浙一 帶，而非傳統的閩粵兩省，原因有二：
其一，20 世紀初東南亞華社民族主義迅速發展，近代新式華文教育興起。 不少華校不再局限于原來的方言教學模式，紛紛采用國語教學，以促進華社團結 溝通。聘請的教師也不再只局限于原來的方言區，而是面向國內各個地區真正想 從事華文教育事業的人。
其二，黃炎培認為華僑教育缺乏的是高質量、思想開明而又有愛國心的教師 而江浙地區新式教育發展尤為迅速，社會風氣開明。張謇在南通首辦師范教育后 江浙大中學校林立，是優秀師資來源的重要地區之一。
“我父親下南洋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之前很想去法國，想把東南亞， 特別是新加坡作為跳板出去。另一個是在山西大學任教的時候，1935 年跟其他 10 個老師一起辦暑期講學班，分析目前形勢，宣傳抗日，日本特務和當局對他 們進行了恐嚇，給我父親寄了一封裝有子彈的信，那幾個教師隨后就離開山西大 學。正好有這么一個去南洋的機會，我父親就出去了。”①
不同的歷史時期下，中國人移居海外有不同的原因、類型和路徑。既有經濟 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主要移居地則是東南亞地區。從籍貫上看，以閩粵為主； 從職業上看以農民、小商販居多。南通士子作為知識群體，移居海外的原因和路 徑與傳統移民類型有所不同。他們受教育程度高，主要從事教育行業。從移民路 徑來看，20 世紀初李春鳴作為首批南通士子下南洋，是在南洋華校興起時期， 基于特殊的師資需求。隨著東南亞華校的紛紛創辦，他作為華校負責人又回鄉聘 請其他教師下南洋，形成一種師資網絡。
①江蘇省僑聯顧問、南通華僑博物館研究員、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通訊》副主編、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 校友會名譽主席徐筑（華中教師徐天從之子）口述采訪，2015年11月4日，佛山。
第二節 熱心教育事業
對待教育事業從一而終，是從事海外華文教育的南通士子的普遍特點。無論 是海外近代華文教育初創階段，還是二戰期間都能堅定的從事教育事業。這些南 通士子有的在國內便擔任教職，如李春鳴曾任江蘇省立第七中學（今南通中學） 國文教師；李善基輾轉任教于江蘇宜興中山中學、江蘇宜興女子師范學校、江蘇 碭山師范學校等；徐天從曾到北京師范、黑龍江齊齊哈爾女子師范、山西大學教 育學院等學校任教。
有的早有出洋從教的想法，如李春鳴的南師同學俞玉衡。1925年12月24 日，應馬來西亞柔佛洲寬柔學校董事會的邀請，李春鳴邀請同胞兄弟李諧謨（字 霆弼）和在南通西亭學校任教的南師同學俞玉衡三人一同前往。俞玉衡在《來柔 佛記》中說：“余有志來南洋已非一日矣，苦無機會未能如愿。同學李春鳴兄長 來寬柔學校，命俞同來擔任教職，俞欣然允之，匆忙結束校事，整理行裝，料理 家務，辭別親友，夜以繼日，忙碌非常，距啟程僅三日耳。”①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許多華校面臨停辦危機，“1942年3月初旬日軍登錄， 學校停課，經過旬日，時局略定，我同家人先回椰城，日軍部及華僑班已經找過 我幾次了。椰城各華校負責人應約到華僑班談話，宣布中學停辦，小學必須開學， 我曾考慮隱退，但想到華中的一點基礎就此完結，而我是擔任校長名義的，其勢 不得不出，各華校經過幾次商談，討論課程科目及節數分配等項，是年八月小學 開學”②
日軍占領雅加達后，搶占了華報《新報》報館，為了擴大影響，日軍改《新 報》為《共榮報》，并在華人中物色人選擔任主編。潘學靜回憶道，雅加達日軍 軍政部要徐天從去擔任《共榮報》的主編，當時的芝巴德僑領洪承重先生、李善 基以及當地的幾個華僑商量如何應付此事③。洪承重建議徐天從夫婦躲到橡膠園, 徐天從不愿連累他，因為日軍每天都在抓捕“敵性華僑”④，潘學靜決定只身前 往日軍軍政部拒絕此差事。為躲避日軍追捕，徐天從一家同其他華中教師以及近
①郭乃華：《1925年從南通走出去的馬來西亞寬柔學校校長李春鳴》，《東南亞華僑進步教育事業的開拓者 —紀念李春鳴先生誕辰120周年文集》，南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2014，第8頁。
②李春鳴：《為社會為人群作出貢獻（節選）》，摘自《1964年椰城中華中學25周年校慶紀念刊》，《華中 園地》7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2015，第 99頁。
③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第 132頁。
④日軍占領雅加達期間，把華僑分為兩種：凡曾經捐款支持中國抗日的為“敵性華僑”；凡沒有發過評論 演講或捐款的都是“友性華僑”。許多愛國華僑因此遭到逮捕和迫害，如巴達維亞華僑抗敵后援會副主席 司徒贊、《朝報》總編董寅初、芝巴德愛國華僑洪承重兄弟等，被抓入集中營的華僑達 540余人。
10 個華僑學生躲到巴息安寧山里避難，避難期間，徐天從和其他老師仍然堅持 給學生講課，學生也稱其為“巴息安寧流亡學校”①。
二戰結束后，李春鳴、李善基、徐天從等人又為復校奔走，號召募捐，“徐 天從每天都為復課教學忙碌，回雅加達最初常常夜半而歸”②當時徐天從被推 舉為雅加達教育理事會理事，擔任華中中學部教學，潘學靜則在小學部任教。
1947 年初，中國派了荷蘭籍芝莎達尼號到雅加達接華僑，徐天從一家決定 回國，張國基曾贈一首《送徐天從先生歸國紀念》：一代文章存正氣，半肩行李 逐征塵。避秦且慶神山倒，翹首遙看國步新。春到江南溫旅夢，客來塞北識真因。 送君我墮羊公淚，又見鄉關伏荊榛。③
第三節 促進印尼華社中華文化的傳承
南通士子出身教育之鄉，又處于社會變革時期，既有中華傳統文化基礎，又 接觸新式教育，在從事海外華文教育期間，注重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愛國主義教 育。知識體系上既具有傳統士子的經史基礎，也學習新式教育的科學知識和教育 體系；思想上既具有傳統士子兼濟天下的情懷，也有新型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的 關懷和時代變革的適應性。
他們為中華文化在印尼華社的傳播付出自己旺盛的精力，既有像李春鳴、李 善基這樣創辦華校，用先進的教育理念，培養優秀人才，也有像徐天從、孫瘦梧 這種以教書育人為業，傳承中華文化。在東南亞華社，中華文化的傳承往往需要 一代接一代的薪火相傳，如果沒有長期的延續，則會出現文化斷層的現象。印尼 是華人早期移民的主要地區之一，華人人數眾多，隨著第二、第三代僑生的出生， 除了家庭的言傳身教，華文教育是他們對中華文化進行了解的主要途徑之一。
華中的創辦極大的充實了印尼華社的華校力量，成為一所擁有幼兒園、小學 初中和高中的完全中學，除了本島的學校就讀，不少因外島缺乏高中升學的初中 畢業生也積極報考華中。不少畢業生或回國繼續升學或留在印尼當地服務，培養 了不少優秀人才，遍布經濟、醫學、教育、體育各界。為了滿足華僑青年回國繼 續升學的需要，華中采用的教材都是從國內購買，但是國內教材有很多方面無法
①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第 134頁。
②徐潘學靜：《九十年的回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第 148頁。
③徐筑：《華中教師詩詞交流的新資料》，《華中園地》72期，印尼椰嘉達中華中學旅港校友會，2015，第 79頁。徐筑注：此詩寫于 1946年，避秦指日本占領印尼期間，華中一干人隱居于芝巴達小城。神山倒指 日本戰敗，海上三神山喻日本，客來塞北識真因指歸國時，張國基囑赴延安事，又見鄉關伏荊榛。喻回 國之路充滿艱險。
適應海外華社的教學需求，華中便由自己的教師進行編寫。
除了教學知識，華校教師的個人品德在教育過程中也有重要的影響。李春鳴 創辦華中之前，曾擔任不同中學的教師或者校長，他譜寫的校訓和校歌始終貫穿 著品德教育。如1926年李春鳴擔任馬來西亞柔佛寬柔學校校長時為其寫的校訓： 勤儉正直。填詞的校歌中寫，“中華文物冠亞東，教化萬方通。有教無類孟與孔， 朝夕勤弦誦。尚規律崇實用，愛我寬柔五育重”①。1939年創辦華中時，華中校 訓為：公誠勤樸，校歌中也有“品德是修兮，科學是攻”的語句。華中對貧困學 生免收學費，家庭偏遠地區的學生則住進教師家中。
這些南通士子中有不少人，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 方面。李春鳴詩文、書法皆有一定造詣，印尼不少商家常到他家中求字，二戰期 間，李春鳴曾將自己的書法進行義賣，將義賣所得用于抗戰籌款。
為紀念李春鳴先生誕辰 115 周年，由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校友會和雅加達 中華中學香港校友會共同出資，委托南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和南通華僑博物館 重印出版的《心聲集》，收錄了他的部分詩詞，并在書后附有手稿的正楷字。徐 天從自青年時期即喜愛吟誦詩詞，其夫人將他的部分詩詞進行收集編印，便是 《瘖父詩選》。李善基精通數理化，同時文史基礎濃厚，華中校友將他的詩詞105 首詩詞、9篇文章和31幅墨寶結集出版為《李善基詩文集》。
文化的傳承不僅在于習得知識，也在精神的傳承，華中培養的畢業生不僅在 實際工作中有良好的發展，也在積極傳承華中精神。從1966年華中被迫關閉以 來，華中校友會依然舉行著各種紀念活動，聯絡校友，為華中在今天的復校積極 奔走，并收集歷史資料，出版紀念刊物。2008 年江蘇南通僑聯舉辦的“紀念著 名華僑教育家李春鳴先生誕辰115周年暨追憶華中歷史，傳承華中精神研討會”， 以及2014年南通博物館舉行李春鳴先生銅像揭像儀式和李春鳴先生120周年誕 辰紀念。既是對南通士子從事海外華文教育的肯定，又是對創立的華中精神的發 揚和傳承。
① 郭乃華：《1925年從南通走出去的馬來西亞寬柔學校校長李春鳴》，《東南亞華僑進步教育事業的開拓者
—紀念李春鳴先生誕辰120周年文集》，南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2014，第17頁。
結語
1905 年科舉制的廢除，使士子傳統的仕進之路受到影響，使其不得不尋找 新的出路。受年齡、家庭條件、價值觀判斷、人生際遇等多因素的影響，士子的 出路選擇多樣。晚清狀元張謇在南通的近代教育實踐，南通成為著名的近代教育 之鄉。南通良好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在張謇“教育興 國”的影響下，一批南通士子轉型為新式教育的實踐者。
與此同時，南洋地區的華社也在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大力宣傳下，逐 漸改舊式教育為新式教育，積極創辦華校。然而由于南洋華社本土師資不足，華 校負責人選擇從國內聘請教師，尤其是近代教育發達的江浙地區。
近代著名教育家黃炎培，下南洋考察之際，受南洋華商巨子陳嘉庚委托，回 國內敦聘教師。以李春鳴為代表的南通士子在此機遇下，下南洋從事教育事業， 對南洋的近代教育事業，尤其是印尼的華文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南通士子下南 洋從教既是時代背景下的出路選擇，又是歷史給予的機遇。
印尼最早的華僑教育始于雅加達開埠，主要的教育形式是請私人教師在家 庭中進行，1690年創設的吧城義學是最早的有專門供學生集中上課的地方。1867 年荷印教育部成立，開辦了專為印尼人的學校。華僑子弟入學較為困難，大多接 受中國舊式私塾教育，教學內容為四書五經之類。1901 年，中華會館附設的中 華學校正式成立，成為近代印尼華僑教育的肇始。其后印尼各地紛紛創辦新式華 校，1900年到1919年間，華僑公、私立的中華學校近200間，從而奠定了印尼 華僑教育的基礎。
雅加達的四所著名華校的創辦，在近代印尼華僑教育史上有重要的貢獻。南 下從事華僑教育事業的南通士子與這幾所華校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中的人或 是這幾所中學的教師，或擔任創始人。1937 年華北事變爆發后，中國爆發全面 抗日戰爭，海外華僑積極投身支援祖國抗日運動，各華校師生積極動員家長及社 會人士捐款捐物，為抗日救國的宣傳奔走。1945 年日軍投降，印尼獨立，經歷 戰亂后的華僑學校紛紛復校。
近代印尼華文教育發展史上，雅加達中華中學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華僑教 育家南通士子李春鳴則是其創始人之一。從雅加達中華中學創辦的背景及過程， 二戰期間的遷校及戰后的復校等可以看出，南通士子獨特的辦校理念和其個人 的品格魅力為印尼華文教育事業做出重要貢獻，區別于傳統華僑社團開辦華校 的模式，李春鳴等人不依靠華僑社團，獨立辦校，實行開放式教育，不拘一格選 擇教育人才的方式，以及開創的華僑進步教育成為近代印尼華校發展的一條新 路，也成為印尼近代華校發展的榜樣。
文章最后對南通士子在印尼華文教育發展中的實踐進行總體的特點分析。 從移民路徑看，南通士子下南洋從事華僑教育是特殊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機遇造 成。從歷史影響看，他們熱愛教育事業，二戰期間亦堅持教書育人，培養了無數 優秀畢業生，或回國繼續升學建設祖國，或留在當地，為印尼經濟建設作出貢獻， 肯定他們在特殊的年代為促進印尼華社中華文化的傳承作出的貢獻，既是對華 僑教育事業的尊重，也是今天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和責任。
近年來，印尼華文教育形勢逐漸好轉，不少三語學校的開辦為新形勢下中華 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但是自1966年華文學校關閉以來，印尼的華文教育屬 于斷層狀態，不少華人已不懂中文，對中華文化了解甚少。印尼華文教育界人士 不由得憂心忡忡，如何發展華文教育成為討論重點，他們普遍認為興建三語學校 比較符合實際。如前文提到的華中65屆校友江連福籌建的文化橋梁（文橋）三 語學校。
黃昆章認為，印尼近代華文教育創辦的629間華校都屬于三語學校，華校畢 業生的華文基本能達到四會的要求，英文程度普遍較差，印尼文稍好于英文。出 現這種效果主要在于語言環境，華校采用華文教學。雅加達八華學校和三寶壟華 英中學學生的英文水平普遍比其他學校的要好，原因在于兩校都很重試英文教 學。因此要發展華文教育，應進一步創造良好的華文學習環境，適當增加華文為 教學媒介語，定期組織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等。①
從南通士子到印尼從教來看，他們中的人除了當老師以外，像李春鳴、李善 基這樣創辦華校者，能夠根據當地的社會背景，采用先進的辦學理念發展新型華 校，并且在經費欠缺、師資和教材匱乏的情況下，依然將華中建立成為當時印尼 最大的華校之一，這其中包含了他們對華文教育事業的熱愛和對中華文化傳承 的責任感。當今的印尼華社依然缺乏足夠的華文教師，在華文教育發展上仍然存 在許多困難，怎樣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展符合印尼華社的華文教育，如何更好 的促進海外中華文化的傳承，還需要更深入的探討。但至少我們可以從晚清士子 下南洋發展華文教育的實踐中，找到一些可以參考和借鑒的地方。
① 黃昆章：《論印尼三語學校與華文教育—以原華中等華校為例》，《華中園地》42期，2004，第2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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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尼雅加達中華中學香港校友會理事黃昆民（華中教師黃錦煥之子）口述采訪，2015 年11月3日于佛山.
[4]1957屆畢業生梁小貞口述采訪，2016年1月27日于海南彬村山華僑農場.
[5]華中教師陳士南之子陳干將口述采訪，2016年4月24日于上海.
[6]原益陽僑聯主席、華僑教育家張國基長孫張泰然口述采訪， 2016年4月26日于益陽.
[7]南通士子王鴻升之子王一中口述采訪，2016年4月28日于南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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