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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到邊緣：馬華公會的地位變遷研究
發布時間：2022-08-15 10:10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君主立憲聯邦制國家，其國民主要由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構成。殖民時期英國人“分而治之”的策略為各大族群間的種族矛盾埋下了種子。在歷史潮流的推動下，各大種族為爭取族群利益紛紛建立了代表本族利益的政治組織，例如以馬來族群為基礎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以華人為基礎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會”），以及以印度人為基礎的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簡稱“國大黨”）。“分而治之”的政治遺產使馬來西亞各大政黨之間始終逃離不開族群政治的話題，其本質即“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與此同時，政黨政治也是馬來西亞政治的一大特色，各個政黨之間分分合合，共同的利益成為牽動各大政黨組成政治聯盟的基石，如國民陣線聯盟、替代陣線、希望聯盟等。然而，政治聯盟的根基并不穩定，時常面臨不確定性，政黨利益的變化致使政黨聯盟不斷出現更迭。馬華公會是馬來西亞成立的第一個以華人族群為根基，維護華人利益的政黨。1948 年，因馬來亞共產黨的激進政策及武裝叛亂，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并確定馬來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而馬來亞共產黨多數又是華人，英軍開始對華人實施拘禁、驅逐出境甚至是槍殺的政策，華人身份的特殊性讓許多普通華人成為這場災難的受害者。正是在該背景下，馬華公會于 1949 年 2 月成立，其對于華人群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殖民解放浪潮的推動下，馬來亞人民也迫切渴望獨立。因此，馬華公會于 1952 年與巫統結成政治聯盟，共同代表民意政府，推動馬來亞獨立進程。且馬巫聯盟在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的發展下不斷壯大，奠定了后來國民陣線的基礎。馬華公會就這樣一直在國民陣線聯盟的“庇護”下，與巫統等其他政黨共同執政。馬華公會經歷了從長期執政到敗選的過程。作為“國民陣線”一員，馬華公會曾長期聯合執政于馬來西亞政壇，卻在 2018 年馬來西亞大選中失去了華人的多數支持，淪為在野黨；其在聯盟所得席位占比僅為 1.27%,且僅獲得一個國會議席。從大選得票數來看，馬華公會在以族群政治為中心的政治氛圍中都已得不到華人群體的擁護；在政黨政治方面，馬華公會如今雖作為執政黨中的一員，其在國民陣線內部地位日趨邊緣，更像是諸多政黨中的“無名小卒”。不論是從民層面還是從政黨層面，馬華公會如今的地位已與建黨之初無法比擬。那么，馬華公會地位為何會產生如此變化，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其地位發
生由中心到邊緣的變遷？基于上述問題的提出，敦促我們進一步探討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原因。
第二節 選題的目的與意義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該時期下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周邊外交將會尤為重要。馬來西亞作為東盟的重要成員國，與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的聯系日益密切。馬華公會作為以華人為基礎的馬來西亞政黨，對馬華公會的研究將有助于更加充分的了解馬來西亞社會。為此，本文的研究目標主要如下：一是力求對馬華公會的發展進行梳理。該內容包括但不局限于馬華公會的成立背景、馬華公會的黨章及組織架構分析、馬華公會的政策制定等。二是穿插梳理馬來西亞社會的發展變化。馬華公會地位的變遷脫離不開馬來西亞社會的變化。因此，本文將聚焦于馬來西亞社會變化的幾大重要節點，以更加深入地挖掘馬華公會地位變遷之因。三是分析和指出馬華公會發展的主要問題。馬華公會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第一大黨，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馬來西亞族群政治卻為廣大華人政黨、華團組織帶來了諸多局限性，馬華公會的發展也一度遇到瓶頸。因此，通過系統分析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原因，嘗試指出馬華公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本文的研究目標之一。對于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研究，既具有理論意義，又具備現實意義。從理論意義出發，馬來西亞素來以多元族群文化共存著稱，殖民歷史、認同、族群關系等因素使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文化變得更為紛繁復雜。不同族群對于國家、民族都有各自的理解，而這些認知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各個族群的政治行為，最終使族群政治貫穿于馬來西亞政治生活中，成為馬來西亞政治的重要議題。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前進發展的進程之中面臨著不同的處境，并采取與之相對應的策略。由此影射出馬來西亞的族群關系及族群政治等，成為影響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本文通過觀察馬華公會在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的地位變化，探究其地位衰落的原因，實際上就是政黨政治發展受到多元族群文化影響的鮮明案例。從現實角度來看，現如今中國-東盟關系已經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較為成功的典范。中國-東盟的合作也涉及到貿易、投資、教育、文化、旅游、信息媒體等多領域。未來，中國-東盟的關系將會更加緊密。東盟作為中國的近鄰，在國際地區事務上，勢必會展開密切的協調與配合，而馬來西亞作為東盟的重要成員國，自然與我國有著頻繁密切的互動與交流。在此背景下，我國與馬來西亞的交
流涉獵廣泛，如經貿投資、教育互動、旅游發展等，而這一切的交往都是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同國家的政黨應該增進互信、加強溝通、密切協作，要在探索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①。那么，對于馬華公會的研究，將有助于了解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為黨際外交的成功提供便利之處。同時，馬來西亞又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華人群體是馬來西亞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研究，將有助于系統了解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生態，為馬來西亞華人政黨的發展轉型提供思路。
第三節 國內外的研究綜述
本文將利用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框架，對馬華公會地位變遷及原因進行深入的探討。“理性”是構成理性選擇理論的概念基石。目前，在政治科學研究中“理性”已經發展出了強調行為體人性的“簡單”理性和強調社會情境的“充分”理性兩種類型的理性觀。那么，在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研究中，“簡單”理性通常與行為體即馬華公會的特征與目標相關，“充分”理性則需把經濟、政治與社會情境的制約因素即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政黨政治等社會因素考慮在內。因此，現有文獻可以整理為以下幾類研究：
一、以研究馬華公會內部因素為主的研究
（一）研究馬華公會的組織架構、黨的發展史等
目前，以馬華公會為主體的研究成果大多從馬華公會的建黨史、發展史等視角出發，以對馬華公會的發展進行梳理。如張祖興《英國殖民當局與馬華公會的成立》②一文通過對英國殖民檔案的分析，闡明了馬華公會成立的背景，并指出馬來亞華人社會的分化及英國殖民當局政策對馬華公會成立產生的些許影響。該文主要聚焦于馬華公會成立背景的研究，對馬華公會成立的背景及原因分析的較為透徹。費昭珣的碩士論文《馬華公會：對馬來西亞華人政黨的個案分析》③一文以馬華公會作為研究對象，梳理了馬華公會的黨史，同時對其內部的黨章、組織架構等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對于本文梳理了解馬華公會并分析其地位變遷提供了有利借鑒。除簡單地對黨章等條例進行分析的文章外，以原晶晶為例的學者注① “新型政黨關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 年 12 月 5 日， http://www.scio.gov.cn/37259/Document/1612673/1612673.htm② 張祖興：《英國殖民當局與馬華公會的成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9 年 3 月第 1 期，第 53-60 頁。③ 費昭珣：《馬華公會：對馬來西亞華人政黨的個案分析》，碩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2000 年。
意到馬華公會組織架構存在的問題，并在《論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派系政治——以梁維泮與陳群川黨爭為例》①一文中通過梳理馬華公會在發展過程中經歷的派系斗爭得出馬華公會黨內沖突無法在制度化框架內化解，從而導致馬華公會內部產生破壞力巨大的內耗，最終使其付出慘痛代價的結論。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趙海英在《馬華公會興衰的歷史考察（1949-2018）》②一文中以馬華公會的地位為主體，將其發展梳理了不同的三個階段，從歷史的角度上描述了馬華公會地位的興衰。的發展與黨內領導人的能力、價值觀等息息相關，部分學者也注意到領導人對于馬華公會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宮步坦《馬來西亞華人領袖陳禎祿》③一文中提到陳禎祿所奉行的“多元種族政治思想”一直被馬華公會延續。陳慶欣在《一個新的平衡:1999 年馬來西亞大選中的華人投票》
④（A new balance:the Chinese vote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一文中提到在馬來西亞1999 年大選投票前夕，馬華公會有一段非常平靜的時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黨主席林良實實行的嚴格的獨裁控制，這反映出領袖的行事風格對于馬華公會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李錦興（Lee Kam Hing）、祝家豐（Thock Ker Pong）在《第十三屆大選：華人的投票及其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影響》⑤（Thirteenth GeneralElections（GE13）：Chinese Votes and Implications on Malaysian Politics）一文提到自馬來西亞第十二屆大選后，馬華公會在國民陣線內部重建支持的努力受到內部問題的嚴重阻礙，如來自黃家定的內部斗爭、蔡細歷的光碟事件等，上述內部問題的發生對馬華公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而以上問題的根源都來自于馬華公會領袖的執政方針及領導人個人生活行為等。部分學者在文章中淺談到馬華公會領導人對于大選結果及馬華公會的發展均有所影響，這敦促本文在探究馬華公會地位變遷之因時，有必要將黨內領袖對于政黨發展的影響考慮在內。
（二）研究馬華公會的發展策略等
學術界還有諸多研究將視角放在馬華公會的發展策略上，如馬華公會與華人社團的聯系、馬華公會在華文教育發展中的作用、馬華公會的發展政策等。華文教育一直是馬來西亞華人社團關注的重點課題，華人對教育的看重與努力使得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有所建樹。在華文教育上，胡春艷在其文《二戰后馬華公① 原晶晶：《論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派系政治——以梁維泮與陳群川黨爭為例》，《東北師大學報》，2009 年 第 2 期，第 117-123 頁。② 趙海英：《馬華公會興衰的歷史考察（1949-2018）》，《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20 年第 4 期，第 65-70頁。③ 宮步坦：《馬來西亞華人領袖陳禎祿》，《武漢文史資料》，2013 年第 2 期，第 51-53 頁。④ James Chin, “A new balance: the Chinese vote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 South East AsiaResearch, Vol. 8, No. 3, November 2000, pp.281-299.⑤ Lee Kam Hing, Thock Ker Pong, “Thirteenth General Elections（GE13）: Chinese Votes and Implications onMalaysian Politics,” Kajian Malaysia, Vol. 32, Supp. 2, 2014, pp.25-53.
會與馬來西亞華教權益爭取》①中從華文教育課題出發，梳理了馬華公會在爭取華文教育權益中由積極抗爭到不斷妥協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馬華公會與董教總的關系也由親密到疏遠。程嘉輝在其碩士論文《馬華公會對華文教育的態度演變研究——政黨政治的研究視角》②中探究了馬華公會對于華人教育態度演變的過程。在馬華公會與華社的聯系上，原晶晶在其《論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對華人社團的統合》③一文中論述了馬華公會在華團領導人更迭的情況下逐漸對華團進行干預，其統合華團的影響也在 2004 年大選中達到了鼎盛。在經濟商業領域，尤云弟在《試論華人政黨收購華人報業——以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為例》④中梳理了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過程，并分析了馬華公會收購報業的原因，即控制言論以達到鞏固政黨地位的作用，馬華公會收購報業的舉措勢必會影響其與華團華社的關系。其他方面，部分學者也針對馬華公會出臺的政策進行了研究。原晶晶在《2003-2008 年馬華公會的政策研究》⑤中梳理了馬華公會的主要政策，并得出馬華公會失政的緣由，即巫統一黨獨大的種族霸權制度。陳慶欣（JAMES CHIN）在其文《一年后的馬來西亞華人協會政治:政治合法性危機》⑥(Malaysian ChineseAssociation Politics a Year Later: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提到自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后，馬華公會改變了其發展方向，即馬華公會已不愿也無法與巫統就新經濟政策進行斗爭。
二、以研究族群政治等社會因素為主的研究
（一）研究馬來西亞政黨政治
國家通過政黨行使其政權的模式被稱為政黨政治，馬來西亞各政黨間因利益的驅使結成政治聯盟共同爭取執政權，如王子昌《華人移民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⑦提到在吉隆坡市選舉中原本與獨立黨有合作意圖的馬華公會轉向與巫統進行合作并最終取得選舉勝利，代表了馬來西亞多數民意。政黨聯盟在一定程度上穩固了馬來西亞的民族和諧及政治穩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廖小健在《馬來西亞民族政黨聯盟的構建與影響》⑧中肯定了馬來西亞各代表民族利益的政黨組成的政黨聯盟在穩定馬來西亞族群和諧中的重要性。但是，政治結盟也不斷呈現出胡春艷：《二戰后馬華公會與馬來西亞華教權益爭取》，《八桂僑刊》，2015 年第 3 期，第 15-20 頁。② 程嘉輝：《馬華公會對華文教育的態度演變研究——政黨政治的研究視角》，碩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2009 年。③ 原晶晶：《論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對華人社團的統合》，《東南亞南亞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91-95 頁。④ 尤弟：《試論華人政黨收購華人報業——以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為例》，《八桂僑刊》，2010 年第 2 期，第 48-54 頁。⑤ 原晶晶：《2003—2008 年馬華公會的政策研究》，《南洋問題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65-73 頁。⑥ James Chin,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Politics a Year Later：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 The RoundTable,Vol.99, No.407, April 2010, pp.153-162.⑦ 王子昌：《華人移民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世界民族》，2007 年第 1 期，第 39-44 頁。⑧ 廖小健：《馬來西亞民族政黨聯盟的構建與影響》，《世界民族》，2007 年第 6 期，第 63-69 頁。
弊端，賽伊德·侯賽因·阿拉達斯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結盟》①中圍繞 1969 年大選，得出巫統、馬華公會、國大黨三黨聯盟內部存在著爭權的內在矛盾。張應龍在其文《馬來西亞國民陣線的組成與華人政黨的分化》②中認為國民陣線的成立降低了華人政黨的影響力，削弱了華人利益的實現。在馬來西亞政治多元化的發展下，馬來西亞政黨政治不斷呈現出新變化，甚至產生新格局。余海秋在《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新格局與中馬合作前景》③中提出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發展逐漸展現新的格局，各大政黨間圍繞族群、階層等出現新的政治分化。政黨政治權力分配的變化潛移默化影響著馬華公會的地位，因此探究馬華公會地位變遷之因有必要對馬來西亞政治社會進行大致了解。廖小健在《馬來西亞“兩線制”初步形成》④中認為馬來西亞“兩線制”已初具規模。傅聰聰⑤更是將新格局與秩序的形成歸因于“馬哈蒂爾效應”。莊禮偉《多元競爭環境下的馬來西亞政治生態》⑥通過對馬來西亞的政治變化進行分析，總結出當前競爭環境下馬來西亞政治規律的變化。張云在《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⑦一文中從馬來西亞政黨政治變化入手, 分析馬來西亞政黨政治變化的成因, 并對今后一個時期馬來西亞政黨政治和政局的發展趨勢進行展望。輝明《從華人政黨到全民政黨？——“安華事件”后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的政策轉變》⑧提出“安華事件”的發生使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由族群轉向超族群，并逐漸形成“兩線制”新格局。阿里·馬克蘇姆（Ali Maksum）在其文《馬來西亞發展銀行丑聞及其對馬來西亞國內政治的影響》⑨（1MDB (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Scandal, and Its Impact on Malaysian Domestic Politics）中借助馬來西亞一馬發展公司（1MDB）分析了其對馬來西亞權力格局產生的影響，自 1MDB 發生以來，新政治力量的崛起將挑戰傳統巫統的統治，這使馬來西亞的政治趨向更加復雜，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存在和 1MDB 丑聞的爆發使原有敵對的黨派開始建立合作
關系的“政治勢頭”。馬來西亞政治的轉型卻非一帆風順，受到“青蛙政治”的影響從而產生動搖，“青蛙政治”即指國會議員或州議員不顧所在選區選民的利① （新加坡）賽伊德·侯賽因·阿拉達斯：《馬來西亞的政治結盟》，《東南亞研究所》，1972 年第 15 期，第 35-39 頁。② 張應龍：《馬來西亞國民陣線的組成與華人政黨的分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15-22③ 余海秋：《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新格局與中馬合作前景》，《政黨世界》，2018 年第 6 期，第 60-63 頁。④ 廖小健：《馬來西亞“兩線制”初步形成》，《當代亞太》，2001 年第 4 期，第 19-23 頁。⑤ 傅聰聰：《馬來西亞選后政治：“新的希望”？》，《世界知識》，2018 年第 11 期，第 38-39 頁。⑥ 莊禮偉：《多元競爭環境下的馬來西亞政治生態》，《東南亞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2-18 頁。⑦ 張云：《馬來西亞政黨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東南亞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25-29 頁。⑧ 輝明：《從華人政黨到全民政黨？——“安華事件”后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的政策轉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 年第 2 期，第 110-117 頁。⑨ Ali Maksum, “ 1MDB (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Scandal, and Its Impact on Malaysian DomesticPolitics,” Politika: Jurnal Ilmu Politik , Vol.11, No. 2, 2020, pp.198-218.益，在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成立的關鍵時刻，像青蛙一樣跳槽到潛在的執政黨陣營，以便獲取政治權力或經濟利益。①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將視角放在馬來西亞的青年選民上，認為青年選民逐漸影響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如莫哈末哈茲瑪（MohdHaziman Mahmood） 在《青年選民參與 2013 年大選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影響》②（Impak Penyertaan Pengundi Muda Dalam Pru 2013 Terhadap Politik Malaysia）一文中提到年輕選民的參與影響了聯邦制政治，也導致馬來西亞形成兩黨制，年輕參與對馬來西亞政治的民主化產生了影響，成為能夠威脅執政黨的權力霸權。
（二）研究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等
馬來西亞是多元種族國家，伊斯蘭教被定義為國教，因此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與族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紛繁復雜的族群關系使政治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廖小健《戰后馬來亞華人政治淺析》③認為華人與馬來人不平等的經濟關系成為種族矛盾加劇的原因，從而影響到政治生活的開展。這意味著族群間的矛盾也將會成為影響華人政黨發展的原因。斯圖爾特·德魯蒙德（Stuart Drummond）在《族群暴力后的馬來西亞政治》④（Malaysian Politics since the Communal Violence）一文中從 1969 年“5.13”種族暴力事件出發，探討了暴力事件的起因經過以及暴力事件后的影響，如全國協商委員會等新機構的成立。“5.13”的爆發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1970 年的政治面貌已經與 1969 年以前大不相同。俞云平《淺論新經濟政策對馬華族群關系的影響》⑤一文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對建國初期馬來人優先政策的強化，它的出臺致使華人的經濟地位由絕對優勢變為相對優勢，削弱了華人的經濟優勢，從而影響了馬來人、華人兩族關系的發展，以至于可能影響馬來人、華人兩族的政治發展。王雷在其碩士論文《馬來西亞族群政策演變研究》⑥中對馬來西亞的族群政策進行了梳理，可以說是肯定了馬來西亞存在族群政治，族群政策的寬松與緊張影響著各代表著族群利益的政黨之間的關系。霍林峰在其碩士論文《馬華政黨視角下的馬華族群關系演變研究（1946-1969）》⑦中從歷史的層面分析了二戰后初期馬來人、華人政局發生的變化及該變化對族群關系的影響，并通過對馬華公會成立背景和馬來亞獨立進程的說明著重分析了馬來人、華人政黨聯盟合作的原因，這說明馬來人與華人的族群關系一直影響著馬來① 許利平：《馬來西亞政治轉型困境的動因及其前景》，《當代世界》，2021 年第 5 期，第 65-71 頁。② Mohd Haziman Mahmood, “Impak Penyertaan Pengundi Muda Dalam Pru 2013 Terhadap Politik Malaysia, ”eBang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December, 2017, 002 ISSN: 1823-884x.③ 廖小健:《戰后馬來亞華人政治淺析》，《東南亞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117-122 頁。④ Stuart Drummond, “Malaysian Politics since the Communal Violence,” The World Today, Vol. 26, No. 12, December 1970, pp.520-528.⑤ 俞云平：《淺論新經濟政策對馬華族群關系的影響》，《八桂僑刊》，2008 年第 3 期，第 24-28 頁。⑥ 王雷：《馬來西亞族群政策演變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云南大學，2010 年。⑦ 霍林峰：《馬華政黨視角下的馬華族群關系演變研究（1946-1969）》，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2年。
西亞政治的發展，族群政治成為馬來西亞不可避免地話題。林錦輝（Kim-Hui Lim）、劉蕙霞（Wai-Mun Har）在其文《馬來西亞第 12 屆大選的“政治火山”：馬克卡爾·薩赫蒂(Makkal Sakhti)反對公共政治，“3Cs”與馬來西亞印度人的邊緣化》①（Political Volcano" in 12th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Makkal Sakhti(PeoplePower) Against Communal Politics, "3C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Malaysian Indian）中提到馬來西亞早期成立的幾大政黨如巫統、馬華公會、國大黨都是基于種族的政黨，巫統作為國陣聯盟中的領袖政黨，意圖依靠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S）建立一個讓華人感到恐懼的伊斯蘭國家，并提醒馬來人捍衛他們的“馬來霸權”，即馬來人的統治地位，這意味著馬來西亞政治始終無法擺脫逃離族群問題。莎莉娜·薩利姆（Saleena Saleem）在《構建“自由”的穆斯林他者: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競爭和兩極分化》②（Constructing the ‘liberal’ Muslim other: ethnic politics,competition, and polarisation in Malaysia）中認為自 1998 年馬來西亞的民主改革運動以來，一個日益加劇政治兩極化的潛在爭議點是馬來統治的概念——即馬來西亞本土的馬來人應該是根據憲法規定的特殊地位掌握政治權力的族裔群體。陳慶欣（JAMES CHIN）在《一年后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協會：政治合法性危機》③（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Politics a Year Later: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中提出 1971 年出臺的新經濟政策賦予了馬來群體在所有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優先權，并把華人和其他非馬來人完全排斥在政治體系之外。換句話說，新經濟政策將針對馬來西亞華人和非馬來人的種族主義制度化。族群政治深刻地影響著馬來西亞各族群的政治實踐。《馬來西亞的政治兩極分化：種族、宗教和改革》④（Malaysia’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ace, Religion, and Reform)一文中提到種族的兩極分化一直困擾并有力地塑造了馬來西亞的選舉政治，這些兩極分化的破壞性影響在 2020 年 2 月表現的十分明顯，正在日益滲透馬來西亞的社會，危機種族間的和諧，削弱社會的凝聚力。《馬來西亞民主與政治變遷研究》⑤（A Study of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一文主要探討了馬來西亞民主與政治的變遷，而馬來西亞的民主發展卻受到種族、經濟等多方面的影響，尤其以馬來人重新強調種族關系以作為國家政治基礎的主導地位后，民主發展受到牽制。
（三）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參政空間
馬來西亞華人的參政空間也被諸多學者關注。梅玫、許開軼在《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參與》①中提到目前馬來西亞華人參政面臨制度性障礙和意識形態限制，如公民權獲取問題、選區劃分問題、政治力量結構性失衡問題、馬來人的特權政治環境等。朱陸民在《從制度視角看馬來西亞華人的參政空間》②一文中從馬來西亞制度視角出發，指出當今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均是基于“馬來人優先”原則建立的，從而限制了華人的參政空間。費昭珣《馬來西亞政治制度對馬華公會的制約》③一文主要探討了馬來西亞政治制度對馬華公會的制約，例如選區劃分、城市與農村地區的選票比例等對馬華公會選舉時產生的不利影響。廖小健在其文《華人政治地位與馬來西亞的政治分層》④中提到馬來西亞社會存在非常明顯的政治分層，因此不論是從華人執政黨地位來看，還是從華人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來看，華人均處于次要地位，處于決策邊緣。許國棟《論來西亞華人政治》⑤分析了華人參政的局限性，并認為馬華公會在客觀上受制于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困擾，主觀上受制于馬華公會奉行妥協的調和路線。《馬來西亞華人政治的突破與困惑》⑥一文認為華人選票對政治的決定性影響并沒有改變華人政黨在政府中的邊緣地位，反而受制于馬來人與華人不同的法律地位。文森特（ Vincent Lowe）在《馬來西亞政治中的象征性傳播——以蘇丹國為例》一文認為蘇丹作為馬來人利益的堡壘，對馬來人的保護、政治參與和利益至關重要，同時也認為恰巧因蘇丹存在所建立的一系列憲法制度等對非馬來人不夠友好，從而限制了非馬來人的參政空間等。赫蒂徹·邁德·哈立德（Khadijah Md Khalid)、陸承偉在《馬來西亞華人選民的當代選舉趨勢——2008年大選后政治社會化和取向的變化》⑧認為華人社區的政治表達和力量只能局限于政府中的某些代表或象征性的代表，這反映了華人參政的局限性。① 梅玫，許開軼：《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參與》，《長江論壇》，2014 年第 2 期，第 77-81 頁。② 朱陸民：《從制度視角看馬來西亞華人的參政空間》，《世界民族》，2005 年第 2 期，第 44-51 頁。③ 費昭珣：《馬來西亞政治制度對馬華公會的制約》，《八桂僑刊》，2001 年第 4 期，第 44-46 頁。④ 廖小健：《華人政治地位與馬來西亞的政治分層》，《東南亞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46-51 頁。⑤ 許國棟：《論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1-10 頁。⑥ 廖小健：《馬來西亞華人政治的突破與困惑》，《東南亞縱橫》，2002 年第 6 期，第 22-26 頁。目前，國內外相關學術界關于馬華公會在馬來西亞政治地位變遷研究的論文較少，現有研究大多數是在談及馬來西亞政治局勢發展、華人政黨發展的過程中淺談了馬華公會的參政局限，又或是聚焦于馬華公會的歷史梳理等。少有系統的提出馬華公會在馬來西亞政治社會中地位的變遷，更未全面分析馬華公會地位變遷之原因。因此，本文將利用理性選擇理論分析框架，對馬華公會的發展進行梳理，提出“中心”、“邊緣”概念以對其地位的變遷給予說明，并從“簡單”理性和“充分”理性兩個方面分析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原因，以對馬來西亞華人政黨研究有所補充。
第四節 研究設計
一、理論框架與研究路徑
“理性”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充滿爭議的概念，而該概念也是構成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理性”作為理性選擇理論的概念基礎，如今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已發展出了強調行為體人性的“簡單”理性（thinrationality）和強調社會情境的“充分”理性（thickrationality）兩種類型的理性觀。通常來說，“簡單”理性常與行為體的人性及目標有關，以“簡單”理性為核心發展而來的理性選擇理論屬理性行為體理論范疇，是一種一般性的分析路徑。具體來看，“簡單”理性的分析路徑將一切有目標的行為都稱之為理性行為，而握有目標的個體都被假設為具有理性的個體。每個理性行為體都將在具備充分信息、明確個人偏好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實現各自的目標。“簡單”理性從“人皆是理性”的根本出發，當行為體目標肯定的情況下，“簡單”理性在預測個人政治行為方面十分簡單且具有預測性。但是當行為體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遇到其他的因素，“簡單”理性的預測就變得不那么簡明和準確了，因為該分析
路徑僅在單一的情況下具有預測性，而當目標產生變化或者出現其他因素時，“簡單”理性就不再適用。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影響下，制度被納入理性選擇理論的考量中，從而形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該研究路徑將行為體所在的社會環境等宏觀因素考慮在內，如行為體所處的制度環境，從而擴充了理性的范圍，構建了“充分”理性觀。與簡單”理性不同，“充分”理性將行為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文化等因素考慮在內。在“充分”理性下，研究者就可以首先分析界定行為體目標、信念與選擇的具體歷史機會結構，再對行為體理性行為的原因與結果進行解釋。① 邢瑞磊：《理解理性選擇理論：歷史、發展與論爭》，《武漢大學學報》，2015 年第 3 期，第 55 頁。② 邢瑞磊：《理解理性選擇理論：歷史、發展與論爭》，《武漢大學學報》，2015 年第 3 期，第 55 頁。
本文將利用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框架，對馬華公會地位變遷及原因進行深入
的探討。理性選擇理論采取經濟學的解釋邏輯，強調動機和經驗檢驗，做出理性和自利的假定，理性選擇常常會依照功利最大化采取行動。馬華公會作為馬來西亞的政黨組織，執政權自然是其追逐的目標。因此，在獲取目標的過程中，馬華公會作為理性行為體，將會通過制定受選民青睞的政策等來爭取選民。需要注意的是，“充分”理性觀下不單單要考慮馬華公會自身的政治行為，還需要將馬華公會所處的馬來西亞政治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因素考慮在內。與此同時，選民也作為理性的行為體，根據政黨的表現在投票過程中進行抉擇，從而遞交其權利給予選民所支持的政黨，交易政治觀便就此形成。在探究馬華公會地位由“中心”至“邊緣”變遷的研究中，需要從“簡單”理性和“充分”理性兩種理性觀下理解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深層原因。“簡單”理性通常與行為體即馬華公會的特征與目標相關，因此將主要聚焦于馬華公會的內部研究。“充分”理性則需把經濟、政治與社會情境的制約因素即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種族政治等社會因素考慮在內。
二、核心概念
“中心”、“邊緣”是本文的核心概念，是本文衡量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關鍵詞。而從“中心”到“邊緣”的過程，亦是馬華公會地位變遷的過程。何謂“中心”，《現代漢語詞典》對“中心”一詞解釋為“占據重要地位或起主干作用的地方”。①而于政黨來說，政黨處于中心意味著某政黨是國內的主流政，在政治生活中能夠得到選民的支持，影響國內政治政策的變化，并在政治決策中掌握主動權。②需要說明的是，受制于馬來西亞多種族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影響，馬華公會很難真正的如巫統一般走入馬來西亞政治的權力中心。因此，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心”是相較于馬華公會本身地位變遷而言的。在此，于馬華公會而言，“中心”則指其在成立之初時，作為馬來西亞成立的第一個華基政黨，能夠得到選民們的愛戴，在選擇與馬來西亞其他政黨組成政治聯盟時握有主動權，并與巫統共同代表民意政府推動馬來亞的獨立進程。具體來看，馬華公會處于“中心”地位首先表現為其在華人群體中較為廣泛的影響力，維護華人利益并推動華人參政的政治思潮，直接體現在馬華公會的大選表現中。馬華公會曾被視為最大的華人福利性組織，后被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推上政治運動的前沿。③此時的馬華公會在數次市政選舉中，得到了眾多選民的支持，成為華人選民的代表性政黨。因此，馬華公會才能夠同巫統共同代表民意政府，推動馬來亞的獨立進程。其次，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 1697 頁。② 劉健：《從政黨理論角度分析芬蘭共產黨邊緣化的原因》，《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 年第 2 期，第56 頁。③ 廖小健：《馬華公會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東南亞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22 頁。
馬華公會在聯盟內部享有與巫統平等的政治地位。馬華公會與巫統、國大黨剛組建“聯盟全國理事會”時，馬華公會與巫統的代表各占 16 名。①此時，馬華公會代表華人群體的這一政治身份被巫統所需要，從而巫統可以獲取來自更多族群的支持以推動馬來亞的獨立進程。再者，“中心”還體現為馬華公會在較為平衡的馬來西亞政治生態環境中握有執政話語權。巫統、馬華公會和國大黨所組成聯盟政府治理馬來西亞的模式常被強調為協合式民主，即各大族群以協商的方式分享政治權力。②馬來亞獨立前，與英殖民政府談判的代表團中常常有馬華公會代表的身影；馬來亞獨立后，馬華公會就一些華人利益相關的問題也能夠與巫統共同商討，并彼此作出協商與妥協，從而最終達成一致。何謂“邊緣”，政黨政治的邊緣即指某政黨遠離中心、主流，逐漸成為非中心、非主流，成為可有可無的政黨，且政黨政治力量微薄以至其無法影響國內政治決策和社會思潮，政黨的邊緣化具體體現為國內政壇表現不佳，政治影響力低下等。③馬華公會作為國民陣線聯盟的成員黨以及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的代表性政黨，其“邊緣化”則指馬華公會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已經被排斥在外，“上亦沒有任何籌碼來面對越來越強勢的巫統，下則沒有辦法來正面面對華社。”④具體來看，馬華公會的邊緣首先展現為其話語權的低下。例如，馬華公會作為執政黨不能直接為華人提供行政幫助，只能通過聯合華團制定《九大政綱》向政府提出訴求來幫助華人實現利益，此時馬華公會的角色已明顯地從政治體制內的政策制定者退為體制外部的壓力集團。⑤其次，邊緣還體現在馬華公會在華社中的影響力愈來愈弱，華社的抵抗直接體現在大選投票中。21 世紀以來，馬華公會的大選成績每況愈下。“華人海嘯”的爆發不斷推動馬華公會走向邊緣化，華人在不得不接受國家政治由馬來人主導的情況下，不再將選票投給馬華公會。⑥再次，馬華公會在聯盟內部的重要性逐漸削弱。馬華公會在大選表現中的不盡人意反噬于
其在國民陣線聯盟中的地位。聯盟成立之初，巫統與馬華公會結成聯盟的原因之一即馬華公會能夠代表華人群體。然而，如今馬華公會在華人群體中影響甚微，該情況自然影響著馬華公會在聯盟內部的地位。因此，馬華公會的邊緣化還體現在其在聯盟內部越來越不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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