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以大理州民族中學為個案

發布時間：2022-10-12 10:08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一、社會之思 1

二、理論之思 1

三、個人興趣 2

第二節研究目標及意義 2

一、研究目標 2

二、研究意義 3

第三節文獻綜述 4

一、國內外對于民族教育的研究 4

二、國內外對于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 8

三、國內外對于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12

四、研究述評 15

第四節研究思路與方法 16

一、研究思路 16

二、研究方法 17

第五節研究創新 19

一、方法創新 19

二、內容創新 19

第六節核心概念 20

一、民族教育 20

二、文化適應 20

三、文化吸收 20

四、文化創生 21

第一章學生成長與教育發展的土壤 23

第一節當代大理地區教育發展的現實因素 23

一、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 23

二、教育發展的經濟支撐 24

第二節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 24

一、大理教育發展歷史 24

二、新中國的民族教育發展 27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族教育發展成果 29

四、大理學校教育現狀 32

小結 35

第二章促進學生“文化適應”——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初期發展實踐

第一節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籌備與建設 37

一、人員籌備 38

二、政策指導 39

第二節學校發展初期的教學探索 41

一、低進高出提升質量 41

二、立足實際培養人才 44

三、政策變動初遇困境 45

第三節學校發展初期的教育實踐 47

一、打造有利于學生的文化適應場域 47

二、促進學校發展的物質保障 50

小結 52

第三章從文化適應到文化吸收——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中期實踐 .53 第一節馬校長的教育經歷 53

一、實現夢想 53

二、經驗積累 55

第二節現代化學校建設 56

一、接手學校明確領導 56

二、創新管理完善設施 58

三、校本開發文化傳承 60

第三節建設品牌文化 62

一、打造學校名片 62

二、塑造教師品牌 64

三、堅持創新發展 65

第四節學校發展中期的教育實踐 67

III

一、學校制度文化的生產 67

二、校內文化資本的利用 68

三、文化適應到文化吸收的轉向 69

小結 70

第四章從文化吸收到文化創生——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探索實踐 .73 第一節楊校長的教學經歷 73

一、成長經歷 73

二、教學感悟 74

第二節特色校園建設 76

一、建設和諧校園 76

二、建設溫情校園 77

第三節建設民族團結教育場域 79

一、教師隊伍建設 80

二、文化環境塑造 81

三、文化活動開展 82

四、實踐活動深入 84

五、從文化吸收轉向文化創生 85

第四節現階段學校發展的困境與不足 86

一、學校發展的困境 86

二、學校發展的不足 87

小結 89

第五章民族學校發展的經驗總結與反思 91

第一節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經驗總結 91

一、政府構建以“資本”為核心的民族教育支持系統 91

二、社會搭建以“聯動”為目的少數民族教育實踐平臺 ...93

三、學校筑牢以發展為目標的少數民族教育實施模式 94

第二節有關少數民族學校中學生培養的思考 97

結論 99

附錄 101

附錄一訪談提綱 101

附錄二口述史錄音及訪談文件 103

參考文獻 105

致謝 111

攻讀學位期間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研究成果 113

圖目錄

圖 1 大理州民族中學早期照片 41

圖 2 技術培訓班和高師培訓班 45

圖 3 學校組織結構圖 57

圖 4 改造前后對比 59

圖 5 教育教學論文集 66

圖 6 “榴園”圖片 82

圖 7 民族藝術節圖片 83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一、社會之思

民族教育作為實現我國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全面發展至關重要。推動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離不開教育事業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水平取得長足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支持祖國邊疆建設。因此如何在新形勢下做好民族教育工作事關國家穩定、民族復興，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開展好民族教育工作對維護地方社會穩定，發展地方經濟具有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大理的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建立起了包含小學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完備的教育體系，為地方經濟發展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不斷發展，國家對大理地區的民族教育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緊跟時代腳步，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機制是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發展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理論之思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教育就是通過上施下效，通過多種途徑培養社會化的人，培養人的品格，幫助人們認識差異，融入社會，傳承知識。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是

①

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教育不應該只是一種控制工具，也不僅僅是培養 “社會人”的實踐活動，而更應該是通過教育中解放人的心靈，啟迪人的智慧，

①［法］P.布爾迪厄，［法］帕斯隆，邢克超譯：《繼承人一一大學生與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第5頁。

在生命路程中獲得前行力量，培養更多可以推動歷史前進與文化進步的人的過程。杜威認為教育能夠“實現真正人性”，他用一種實用主義理念指導教育，通過全部人的教育實現社會的公平，讓每個人都可以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到社會生活之中, 享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福利，構建一個沒有隔閡、分裂的自由、平等社會。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教育應該負有怎樣的時代內涵？教育又該乘有怎樣的歷史使命？是值得我們不斷思考的。

三、個人興趣

筆者初入大理，便被大理古城南門上“文獻名邦”四個大字所吸引，一個地方的文化如何興旺才能配得上這樣的稱呼？作為一個來自“孔孟之鄉”的山東人, 這是不僅只是好奇，還有一絲對該稱號的懷疑。通過研究生三年的學習，筆者對大理有了更深的了解，大理誕生了南詔和大理國這兩個具有燦爛文明的地方政權, 形成了云南兩千多年來最璀璨的文化。早在漢代，白族先民就開始興辦學校，南詔時期派使臣前往唐朝學習，大理國時期也大量學習中原儒家文化，并將這些文化傳播到云南境內的其它地區。從元代開始，大理首建文廟，推行儒學為主的教育事業，實行科舉考試，到清代教育體制趨同于全國，文化教育興盛發展，冠絕云南。隨著與本地同學的深入交流，了解到大理地區的白族學生高考是沒有加分政策的，這更加激起了筆者對大理地區學校教育水平的好奇，所以筆者想要一探究竟，對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的發展進行研究與總結，一解心中疑惑。

第二節研究目標及意義

一、研究目標

本文以大理州大理州民族中學為研究對象，分析學校在四十年發展歷程中的實踐經驗，為其他同類型學校建設提供經驗參考。本研究主要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對少數民族地區民族教育發展中的成果與問題進行理論探討與實例探討。在此基礎上探討少數民族教育中國家、社會、學校如何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并如

2 何影響了少數民族學生的成長軌跡，教師如何在這樣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中適應教育改革？學校如何規劃自身的成長與發展？當地政府如何指導學校發展？進而對少數民族學校發展進行思考，并提出相應建議。

本研究所探討的民族教育重點在“發展”上，目的想說明一個成功的民族學校是通過怎樣發展歷程才成長到現在一種狀態；是什么在其內部與外部發揮著功能，促使一所有著40年歷史的高中從成立之初到現在，一直在區域內保持著較高的教學水平和競爭力。其背后的教育策略是什么？少數民族學生對學校教育的適應性發生了怎樣的改變？他們如何看待現在的教育模式？如何在現代教育環境中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學校在面臨現代化和市場化教育的沖擊下，他們是如何應對的？他們的行動策略是什么？在當今的競爭環境之中，中等教育對于個人的競爭力培養是不可取代的，它給予學生一個跨越階層流動的機遇，也為地方經濟發展培養基礎性人才。因此，本研究將大理州民族中學置于時代背景之中，從不同的視角審視學校教育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同時，根據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文獻查閱，從教育參與者的角度去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對學校教育的看法和體會，作出真實的教育民族志描述。

二、研究意義

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團結和穩定具有重大意義。大理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區域，民族成分具有多樣性，語言具有復雜性，對各類的社會研究以及民族研究提供了很多獨特而又多元的研究對象。同時大理又是民族教育的一個重要典型區域，對這里的民族教育進行研究，可以有很多重要的發現。作為田野點的大理州民族中學，是根據中央、省、州采取特殊辦法，集中力量辦好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學的指示精神，于1982年初創建的一所招收大理州山區少數民族學生的普通高級中學，少數民族學生占比達到79.35%,所以在研究對象上更具有代表性。同時大理州民族中學在云南省內屬于最好的民族中學，所以梳理大理州民族中學的歷史，回顧其發展經歷，可以為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中學教育發展提供一些借鑒，具有較為豐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理論意義。論文對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回顧, 對于豐富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論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的相關研究。對民族教育發展的梳理分析，可以分析學校建設的成功經驗及不足，為接下來的民族教育的實踐探索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線索和資料，并且可以豐富中學民族教育研究相關資料，為以后的民族教育發展研究提供新的方向，為民族中學教育的理論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現實意義。作為省內最好的民族中學，建校近40年來取得了豐碩成果，無論是在高考升學率還是在民族團結教育方面都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以大理州民族中學為研究對象是對民族中學教育成果的一次梳理，可以對接下來的學校自身發展提供良好的經驗總結，同時為周邊的民族中學發展提供樣板，發揮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帶頭作用，為周邊民族中學的建設提供借鑒。另外,此項研究還有助于我們透視當前民族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有利于教育本質的實現,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第三節文獻綜述

一、國內外對于民族教育的研究

（一）國外對于民族教育的研究

多元民族文化教育是國外對于少數民族教育的稱呼，它的目標是在維護各民族文化平等獨立的基礎上，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發展。目前國外對于多元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萌芽階段。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關于少數民族兒童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探討少數民族兒童學業失敗的原因上，研究少數民族教育的部分學者提出了 “遺傳智商”理論和“文化貧困”理論，這些研究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傾向，反映了主流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偏見，這招致了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批評。與此同時，民權運動促生了多元文化教育，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倡導者認為對待不同的種族，教育也應該有所差別，在尊重民族文化獨立的前提下，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20世紀70年代起，人類學家開始做多元族群學校和社區的民族志研究,

4 一些學者認為文化差異影響了學生在學習中的交流模式，造成了交流困難，挫傷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斯平德勒指出：在許多少數民族學校教育中，其教育過程存在著一種非連續性，學校給少數民族兒童灌輸主流文化價值觀念，少數民族兒童被迫接受與自身文化存在割裂的陌生文化，引起自身的文化被取代的不安與恐

①

2.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是國外多元文化民族教育研究發展的黃金時期, 對于民族教育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西方各個國家。美國的A?Banks教授最早對多元

Ogbu 1981 Reed-Danahay 1987 Martyn 1990 Aubery 2000 Liu Ross Kelly 2000 Noblit 1999 等學者從歷史、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群體兒童學業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Foster 1995 Lipka 1991 Erickson Mohatt 1992 ② 分析了學校師生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非連續性”和“文化差異”論受到有力 Ogbu

機結合起來，更好地從文化和結構層面上描述文化傳播的過程并闡釋其傳播模式。

3.實踐階段。到了 20世紀90年代，研究的對象開始細化到各個學校多元民族文化教育的進行情況。研究價值取向從“學科本位”逐漸過渡到“問題本位”，教育人類學研究也開始從基本的方法、理論研究轉向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同時在學科發展過程中，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關系被打破，研究者不僅成為故事的敘述人也成為故事的參與者，教師本人開始參與研究，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進行融合，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更加符合教育生活實踐，更加關注日常教育中所產生的矛盾，解決實踐中所產生的問題。

4.反思階段在多元民族文化教育實施多年，并不斷取得成效的時期。很新世紀世界格局發生的演變，各個國家內民族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現代學校教育在非西方社會的不適應，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對傳統宗教文化秩序的沖

①Spindler. Education and Culture Proces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4.

②Erickson, Frederick, and Gerald Mohatt. Culture Organization of Participant Structure in Two Classroom of Indian Students. In G.D. Spindler ed. 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A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92.

擊，對傳統社會化功能的中斷，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斷裂，為了探究其中原因，教育學者開始對多元民族文化教育自身的建設開始進行反思。尤其是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人文社會科學對現代性的反思的持續延伸與深化的十多年來，“現代性”的研究也影響到教育人類學領域。在這一背景的影響下，現代性

①

（二）國內對于民族教育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人類學學科得到恢復與發展。新的學科方法擴展了中國教

②③

列個案研究，拓展了民族教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四個方面：多元文化教育、族群認同、文化變遷、社會平等。

在多元文化教育方面，學者們大多從雙語教育、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以及少數民族學生在教育中的文化適應問題等幾個方面展開研究。馬戎關注到了語言對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在少數民族地區施行雙語教育，促進各族群間的相互交流。學者王鑒在調查中發現文化差異是影響民族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之一，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影響著學校里的教育互動。只有關注到民族文化對學生們的學習效果的真實影響，尊重學生文化差異，才能提高民族教育的質量。鄭新蓉則認為可以通過課程和教材的變革提高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以此來實現教育目標的多元化。

在族群認同方面，張慧真通過考察1900至1949年間貴州石門坎地區的苗族

④

⑤

中存著這兩種力量影響：一是主流文化的濡化作用與國家意識形態影響形成的族群認同；二是學生自身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族群認同，主流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

①李政濤：《當代西方教育人類學的發展趨勢探析》,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9年第27 卷第2期,第23頁。

②李書磊：《村落中的“國家”：文化變遷中的鄉村學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騰星：《文化變遷與雙語教育》 ,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張慧真：《族群身份的論述:石門坎花苗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3期,第18-23頁。

⑤萬明鋼,王亞鵬：《藏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 , 《心理學報》 2004年第1期。

①

教育是最適合當下社會的模式，將學校作為公共場域，利用民族文化符號，構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文化隱喻的場域，塑造學生的民族認同感，達到民族團結的目

②

在文化變遷方面，袁同凱通過教育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指出地方政治權力的不均衡會導致地方資源配置中的不均衡，政治資源的缺失導致學生的學業失敗。張坦和沈紅分別對石門坎地區的宗教辦學、文化適應與教育選擇進行了考察，揭

③

察，認為石門坎百年民族教育的興衰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文化因素影響，影響學生學業水平高低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還是文化因素，學校不能只強調少數民族學生對主流文化的適應，還要強調主流文化對少數民族學生的適應和吸收，才能

④

在社會平等方面，錢民輝通過對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現狀的研究，發現“民族

⑤

滄拉祜族社區的長期跟蹤調查中發現，當地的女童失學率高于周邊其他社區，他們發現造成性別差異的文化選擇機制要通過社會結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得以解決，同時他們認為教育中的性別問題應該成為民族

⑥

（三）有關大理地區的民族教育的研究

對于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的研究也有不少，主要集中在小學、初中生的民族團結與民族認同教育上，田夏彪在對大理白族個案的研究中，將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傳統中利于民族團結的文化認同基因，與新時代精神相融合，從而使得民族團結

①朱志勇：《學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認同感建構的社會學分析（上）：文獻綜述及研究方法》，《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55頁。

② 劉子云：《民族團結教育實踐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

③張坦：《“窄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④張霜：《民族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適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⑤向偉,錢民輝：《我國少數民族教育研究主題回顧:基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28卷第2期，第20頁。

⑥楊紅：《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選擇》，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向心力有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綜合基礎，在《在民族文化認同“復合基因” 的內涵成因及當代教育傳承策略一一以大理白族為個案》中分析了文化認同“復

①

②

育的各方面研究，對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的研究很少涉及學校的發展研究。

二、國內外對于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

（一）國外對于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

20世紀下半葉掀起的全球范圍的移民潮使得第三世界的大量人口涌入到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西方國家多民族共存的社會狀態，美國的民族數量已經達到 278個，英國等國家的民族數量也達到140個。大量移民在這些國家組成了新的民族群體，對于自身的文化傳承產生了迫切要求，實現自身民族的長久性發展必須解決自我的文化適應問題，民族教育應運而生。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地位以及經濟地位差距持續擴大，西方國家內部民族矛盾持續加深，如何保障各民族文化的獨立持續發展，維持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地位，均衡各民族間的利益，協調民族關系，維護社會穩定，對民族教育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國外的民族教育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1.單一民族學習課程階段

20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各地爆發了黑人平權運動，在爭取民族平等權益的同時，這次運動也對非裔美國人的教育提出更多的權利主張和具體要求。他們希望學校和教育機構能夠更好的滿足非裔美國人對于教育的期望和需要，通過增加非裔教師的數量，配置更多的專門針對黑人的學校并由社區來控制管理，以及重新編寫教科書來保障在美國的非洲族群的民族文化能夠在教育得到保留和延伸, 使學生能夠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文化進行完整客觀的了解。到了 70年代，對自身民族文化教育提出要求的群體已經從最初的非裔美國人發展到了來自亞洲等其

①田夏彪：《民族文化認同“復合基因”的內涵成因及當代教育傳承策略——以大理白族為個案》，《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②阮媛：《大理州初中學校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優化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他地域的種族群體，他們對民族教育的需求更為強烈，目標也更為明確。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多元文化教育的誕生階段，其最為明顯的標志是民族課程的單一性。

2.多元民族學習課程階段

在黑人平權運動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民族要求政府提供的教育課程中增加針對自身種族的歷史以及文化課程。這一時期，學校對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經從單一民族擴展到多民族文化及歷史研究。各個民族的文學作品、音樂作品以及傳統文化出現在課堂之上，在這期間民族教育的重點放在課程設置與教育理論演技上。教育的政治化傾向減弱，以更加包容的態度來對待多民族的傳統文化，民族教育的對象由早期的幾個民族開始擴散到絕大多數的民族，教育的多元性以及包容性主要體現在學校設置的課程之上。

3.多元民族教育階段

隨著民族教育改革范圍的逐漸擴大，內容與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多樣，但是隨著人類學家研究的逐漸深入，如果教育改革僅僅停留在課程改革、民族文化上，取得的教育成果還是十分有限的，大多數的少數民族學生依舊會遭遇學業困境。大量的研究顯示，語言是給學生帶來學習困難的首要問題。同時教師對少數民族學生的認知態度影響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對教師的教學態度產生負面影響。這一階段，多元文化教育的重點在于基于社會平等的實質性改革，民族教育是必須提供的，但是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以及教育條件的改良才是實施中的重點問題。在這一階段國外對民族教育的認識更加深刻，改革發展層次也更加深刻。

4.多元文化教育階段

隨著民族教育研究的持續深化，人們認識到多元文化教育的建立和改革思路不僅局限于解決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問題，其他方面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也可以借鑒多元文化教育的思路。研究者認識到，更多元的文化可以被納入到教育過程之中, 例如消除性別歧視、保護原生文化等都可以通過這一思路來解決。在這一階段民族教育的涉及范圍逐漸擴大，內容不斷豐富，應用于實踐的方式也逐漸多樣。各級教育主管機構以及學校開始逐漸認可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成為自身的辦學特色。目前多元文化教育逐漸走向制度化，并且在少數民族教育方面取得不小進展，學生的發展與培養也得到極大提高。

(二)國內對于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教育的發展大致經過了以下四個階段：

1.恢復重建階段(1978-1991),伴隨著政治局面的重新穩定，教育發展的任務被重新提上日程，國家把民族教育劃為重要的發展任務，民族教育政策逐步恢復并穩定發展，大量的政策支持與經濟支持使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發展得到有序恢復。1981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對民族教育工作進行了重新的梳理與規劃。

2.同質化教育追趕階段(1992-2001),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后，少數民族教育工作提上日程，為了增進民族教育的公平性，減少教育水平差異，國家在這十年中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指導性文件，民族地區教育水平得到明顯提咼。

3.多元文化發展階段(2002-2012) , 2002年第五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提出要尊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增進對少數民族教育獨特性和文化性的認識，開展多元文化教育，加強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實現民族團結和民族共同進步。

4.強化認同階段(2013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貫徹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同時，還提出“四個認同”意識，要牢牢把握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特征。十九大報告中更是提出了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命題，進一步鞏固了民族團結，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繁榮。

國內學者對于少數民族教育發展大多是基于對民族教育發展現狀的研究，并形成對民族教育發展中若干問題的建議。如薩如拉對改革開放以來蒙古族教育事業的發展歷程做了系統的研究，并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給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陳楚倫對于民族職業教育發展提出了新的建議，將普遍性與地方性看作互補的兩種發展模式；祁玲芝分析了當前民族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對策；楊首斌、李瑞君等學者都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還有一部分學者是從國家角度來看待民族教育政策的變遷，例如許可峰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價值體系和內容體系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了當今我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與分析。顧靜對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民族教育政策進行

了梳理和分析，總結了民族教育的成功經驗，并提供了更多的發展對策。張京澤通過對新中國以來民族教育政策以及發展民族教育的特殊措施進行歸納，對民族教育各個階段出現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對于大理地區民族教育的研究也有不少，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民族教育政策的實施以及課程改革上，缺乏對民族教育發展成果的梳理分析，所以與大理民族教育發展相關的論文成果還比較少，只有《轉型期民族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以大理州劍川縣石龍村為例》等幾篇類似文獻，從非政策性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更少。

總覽搜集到的民族教育研究著作及論文，發現研究者多是從宏觀角度，以時間為脈絡、以教育政策、目的、內容等為研究對象，對歷史的發生、發展進行概觀研究，而從微觀角度，自下而上的通過普通老師的生活去觀察歷史的較少，多數研究者習慣采用文獻法和歷史分析法對教育史實進行剖析和解讀，所采用的資料是以文字形式記載的間接資料，缺乏對“活的歷史”的關注，缺少深入歷史親歷者的真實經歷而獲得的直接資料。這成為本文選擇運用口述史法對教師個體進行質性研究的動力之一，以期對宏觀歷史進行一定的補充和豐富。

（三）對大理州大理州民族中學教育的發展研究

大理州大理州民族中學1982年建校，1993年成為云南省首批12所“一級完全中學”行列中唯一的民族中學，2007年7月晉升為“云南省一級二等高級中學”，2011年5月14日順利通過了云南省教育廳專家組對學校晉升“云南省一級一等高級中學”的評審。學校先后榮獲“全國德育先進校”“全國民族教育先進集體”“全國民族中學示范校” “全國聞名單位”等殊榮，是國家科技部 “863”項目遠程教育示范校。作為大理地區一所具有代表意義的民族教育建設成果，對其研究主要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州民族中學十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州民族中學二十年》《跨越30年一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州民族中學建校30周年校史》《歷屆學生名錄一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州民族中學建校30周年》，這些資料主要是對學校發展歷

史的一種梳理，并不能作為研究成果，但為研究這所中學的辦學經驗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三、國內外對于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周洪宇教授認為：“教育口述史是一種將自述、記錄、整理和分析驗證相結合的教育史研究方法，即通過事先做好充分準備的訪談，用錄音設備收集當事人

①

人的教育實踐等，通過與學校歷史、教育發展史的對照，整理成真實、條理的文字稿。

(一)國外對于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20世紀40年代，口述史開始興起。1948年，阿蘭•內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這是現代意義上口述史誕生的標志。20世紀60年代,

②

外的口述史對象開始轉向底層的社會大眾，教師也成為主要的對象；20世紀70 年代中期，口述歷史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最重要的新式教育方法之一。1985年，口述歷史協會教學委員會成立，這極大促進了口述史在教學工作中的流行與使用, 并逐漸成為歷史教學中的一種教學手段。

Kathleen Weiler

以及自我對性別的認知建構。通過關注這些對性別定義的矛盾和挑戰，作者探討了塞繆爾(1988)所確定的構成意識形態和構成政治的同一種想象力范式，這也構成人們理解自己生活的方式。作者從女教師的人生歷程出發，對退休女教師記憶中的矛盾的考察表明，發現了個人意識和集體經驗間的結構范式及形成過程。對這些記憶的解讀既可能揭示塑造教師個人生活的力量，也可以對女性教師作為歷

③

① 周洪宇,劉來兵：《教育口述史研究:內涵、形態與價值》，《現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11期，第2頁。

②侯儒：《國內外口述史學研究回顧》，《世紀橋》,2017年第4期，第37頁。

③Weiler K. Women'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Teachers.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9;171(3):9-30.

Richard J. Altenbaugh

己說話，同時豐富20世紀美國教育史的。他認為：首先，口述史關注教師的生活，展現了性別在“選擇”教師作為職業中的主要作用，并可以考察教師培訓對職業成長的影響。第二，通過教師的視角，講述日常生活、思想整合、種族隔離和科學管理等課堂經驗，重建教師文化和課堂文化。第三，它觸及教師的生活和

①

Lynne Hamer

他們過去的文件的創造中的人們參與進來，并且“一個使歷史的本質民主化的機會……（以便）人們能夠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做出解釋，以回

②

歷史意義和廣泛參與教育的方式。將教師的講課作為口述歷史研究的框架，既可以修改教學課程的歷史本質，也可以修改課堂歷史教師的角色，同樣學生也將作為歷史的繼承者以及創造者。

（二）國內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教育口述史在我國的興起時間并不長久，教育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對教育口述史元理論的研究；二是對教育人物傳記口述史研究；三是教育領域口述史專題研究；四是對用于教學策略的口述史研究。在理論研究層面, 學界普遍將齊紅看作是國內第一個運用口述史學方法對教育進行歷史研究的學者, 她在著作中記述了侵華戰爭中日軍的奴化教育統治。周洪宇研究了口述史的內涵與價值，認為教育口述史分為三種形態：自然形態的教育口述史、自為形態的教育口述史、自覺形態的教育口述史。同時教育口述史在具現教育生活、轉換范式實現歷史重心下移、豐富與重構集體教育記憶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教育人物傳記口述史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教師個人記憶的敘述以及教育史的研究上，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中國教師》期刊是研究教師口述史的重要陣地，

① Richard J. Altenbaugh .American Teachers and a Social History of Schooling: an emerging agenda,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1997,27(3)：21-32.

② Hamer L. Folklore in schools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oward institutionalizing noninstitutional knowledg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000, 113(447): 44-69.

記錄了一批優秀教師的口述資料，塑造了很多優秀的教師形象，例如《西洞庭湖旁邊的第一代教師肖佩云》《守望鄉村教育三十五載一龔海燕老師》等等。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自己也推出了一系列知名教育專家的口述史系列叢書，為口述史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此外，董洪運用口述史的方法講述并探討了老一輩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生命史以及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齊越對于我國著名大提琴家林應榮教授的訪談，其經歷展現了中國音樂教育發展的縮影。喬鑫通過對一名鋼琴家的口述史研究反思了我國音樂教育發展中的問題。

“2012年9月，北師大教育社會學研究團隊開設了 '教育社會學研究專題一 —中小教師口述史'研究生課程，為教師口述史研究進行了理論和人才準備。 2013年，北師大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在進行當代教師教育史和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的

①

村老教師群體進行訪談，用他們的親身經歷講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教育上的巨大改變。2017年鄭新蓉、胡艷出版了《鄉村教師口述史》系列叢書，四本書分別講述了四種群體：“第一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入職至20世紀50 年代后期）與第二代（1958年“大躍進”時期至1970年入職）鄉村教師，青年鄉村

②

的俄羅斯族教師為研究對象，闡述了他從學生到老師的成長經歷，探討中華人民

③

教育領域口述史中也包含了教育實踐活動的各個方面。尚曉雪通過對一個家庭三代女性的訪談，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女子教育的發展，以她們的求學經歷為研究內容，著重分析了影響女子教育發展水平的社會因素，并提

④

⑤

① 鄭新蓉,胡艷：《〈鄉村教師口述史系列〉叢書序》，《中國教師》,2019年第2期，第116頁。

② 鄭新蓉,胡艷：《〈鄉村教師口述史系列〉叢書序》，《中國教師》,2019年第2期，第116頁。

③王凱：《走過的教育之路:一位俄羅斯族高級教師的口述史》，《中國教師》2015年第7期。

④尚曉雪：《新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⑤李琰，《上海成人教育的記憶》，華東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14 育發展歷史，展現了在經濟與政策雙重指引下，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重大進步成

①

近年來教育口述史作為一種教學策略逐漸應用于中學、大學的教學之中，國內學者借助美國的口述歷史教學，認為這種方式可以為我國的歷史教學提供有意義的借鑒，在大學教學課程中實踐也會取得一定的教學效果。李曉丹和劉苴汐分別探討了高校思政課教學以及護理專業運用口述史的效果，認為口述史可以作為專業教學中的一種重要方法。

總體來說，口述史作為一個較為新穎的學科，在國內發展的時間還不長，在很多學科的發展方面，并沒有口述史研究的介入，所以大理地區的口述史研究相對較為缺乏，對于教師的口述史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從教師口述史研究少數民族教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研究述評

國內外學者對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為本論文的撰寫提供了一定的借鑒與啟發。隨著對民族教育的重視，有關民族教育的理論研究愈發深入，理論體系愈發完整，對于教育的實踐研究也愈發豐富。對民族教育的研究逐漸從理論研究轉變為實踐研究，從政策方面的探索到學校特色的發展，所涉及的視角更加多樣，研究的對象也更加具體。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教育中的融入與深化，民族教育在民族團結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國家對民族教育工作的要求也步入了新的階段。這些研究除了為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也為少數民族地區教學質量的提高起到了推動作用，學生成績取得進步，教師水平得到提高, 基礎教學設施也更加完善，對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關于教育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現階段的發展狀況上，并未對整個發展歷程做一個歷時性的研究，此外，這些研究中缺少對某一所學校所展開的研究，這對成功經驗的總結是不夠深入的。同時“教育發展研究”與“口述史研究”像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教師作為教學過程中的主導者以及教育改革的親

① 通嘎，《三代人眼中的蒙古族教育發展》，陜西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15 歷者，對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有著自己獨特的時代記憶，如何向外部展現這些珍貴的記憶是十分重要的。學校作為多種力量的匯聚空間，時代變革在這里留下深深印記，因此以一個學校為研究點進行的研究數量少、不成規模、不夠深入。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目前對民族教育發展的研究主要站在政策層面上，對于教師在教育中起到的主動性作用研究數量還不夠多。其次在教育發展研究的維度不夠全面, 基本都是從教學成績、人才培養和辦學條件等角度來考量，這已經不太符合培育全面人才的教育目標。此外對于民族教育在學校的具體實踐不夠關注，政府、領導、教師以及學生在民族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不夠深入，忽略了民族教育具體時間與理論之間的邏輯性。最后對民族教育發展路徑的呼吁、建議、策略常在, 對民族教育的具體實踐指導卻不常有。此次研究本著以人為本的發展核心，以口述史為切入點，從個體認知角度研究本地區的民族教育發展，從個人中汲取力量, 為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成功經驗的總結與發揚作出努力，同時對學校所面臨的時代問題有所探討。

第四節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

（一）現實調查

通過對全國范圍內的少數民族學校進行資料研究，發現這些學校的發展是極不均衡的，尤其是在有升學壓力的高等中學，有的學校的升學率很高，甚至每年可以向國內頂尖大學輸送大批學生，有的學校考上本科的學生卻沒有幾個，這完全是地方經濟原因導致的嗎？通過在大理的走訪，對多民族聚居區進行深入的教育考察，了解民族教育發展的現狀。

（二）聚焦個案

通過前期的摸索與調查，大理州民族中學是當地的民族教育示范學校，并且長期在省內的同等學校間保持領先地位。通過與學校聯系進入田野點，對學校內部有了更清晰了解。

（三）回溯歷史

通過對學校三任校長的口述史研究，包括校長的求學經歷、教育經歷，重點描述校長在任職期間所做的一系列管理與改革，探討各位校長的教育實踐，并對這些實踐進行分析。

（四）總結與反思

總結學校發展的成功經驗，包括學校的建設發展，以及社會、政府因素的影響，為其它處在待發展狀態的民族學校提供借鑒經驗。同時對現階段的民族教育發展理論進行一定的思考。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口述史、文獻法、參與觀察法、訪談法。

（一）口述史方法

通過對特定教師的訪談，獲得他的教育生命史或教育觀念，從中發現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與事件，更加全面的審視學校的發展歷程。

1.確定訪談對象

以學校校長、老師、學生為調研對象，調研對象均參與到學校的日常生活當中，選取的訪談人都基于代表性、客觀性的原則。為保護訪談人隱私，本文中學校均以英文字母代表，教師均以姓氏作為名稱，學生以化名代表本人。

表一主要訪談對象、地點與時間

序號訪談對象時間地點

1 趙校長 2021年9月20日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

院

2 胡老師 2021年9月21日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

院

3 字老師 2021年11月9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4 錢老師 2021年11月9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5 余興（化名） 2021年11月9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6 查金水（化名） 2021年11月25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7 楊老師 2021年11月25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8 付元（化名） 2021年11月25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9 茶國衛 2021年12月15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10 馬鄉 2021年12月17日線上

11 馬校長 2021年12月26日洱源N校

12 楊校長 2022 年 2 月 25 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13 張副校長 2022 年 2 月 25 日大理州民族中學

2. 口述史研究設計

依托前期搜集的文獻資料，在導師指導下選定主要訪談對象，利用開放性問題與半結構性訪談擬定訪談提綱，對三位校長設計個性化訪談提綱，兩份訪談提綱同時使用。

3.進入訪談現場

由導師引薦進入田野現場，對教師的訪談主要是由學校團書記楊老師提前聯系，確定訪談時間，確保訪談順利進行。對于趙校長的訪談由學院老師提供聯系方式，自己預約，確定訪談地點。對于馬校長的訪談則是由趙校長引薦，針對楊校長的訪談由楊老師提供聯系方式，自己預約，確定時間與地點。

4.訪談工作的具體安排

本課題的口述史訪談具體安排為：首先確定訪談對象，選擇在學校發展中的三任校長，提前聯系訪談對象，確定訪談時間。進行訪談時，主要采訪人依據訪談提綱、提前了解的信息等進行采訪；次要采訪人對訪談中的部分問題進行補充回答或者補充提問，了解更加詳細的具體信息以及個人感受；實時負責記錄，包括筆錄、錄音，以及后期對采訪材料的文字轉錄、整理匯編。

5.口述史訪談中的困難問題

（1）學校近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有的教師或者校長已經退休，并不在本地居住，預約訪談難度較大；有的校長公務較多，時間比較緊張，老師的任務也比較多，時間只能集中在課間。

（2）因為疫情原因，出入學校比較困難，需要根據疫情防控規定進行，進入田野點也需要提前做好核酸檢測。

（二）文獻法

通過查閱文化人類學、教育人類學、教育學等方面的相關文獻資料，了解民族學校發展的相關文獻和研究情況，用以豐富自己的理論基礎，增進對民族教育的了解。

（三）參與觀察法

筆者深入大理州民族中學，通過與學生們共同進入課堂、實地觀摩學校文化建設等具體場景觀察大理州民族中學當前的教育教學行為。通過參與觀察，切身感受民族教育的現實發展狀況，有利于增進對學校真實狀況與訪談資料的理解。

（四）訪談法

本文通過對參與到學校發展中的教師、學生進行訪談，獲得學校發展相關資料，與校長的口述史資料相互驗證，從多方面思考學校的發展。

第五節研究創新

一、方法創新

此次研究計劃采用口述史的方法來收集學校領導、教師等在建設學校與學校發展中的親身感受與親身經歷。以往關于民族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較宏觀的政策研究與發展現狀研究上，而本研究則借助口述資料的方式，可以將教師的個體感受作為一個重點，將記憶與感受相結合，擺脫常規學校發展研究的宏觀視角, 不再局限于政策的羅列與堆積。同時通過口述資料這一研究方法可以盡量多的采訪與學校相關人員，對其進行角色分類，可以賦予以思想史和制度史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傳統教育史研究一個全新的角度，使其更加充實與完善。

二、內容創新

在民族教育中將一個學校的發展歷程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的，大多集中在對學生的教育或者教育方式的研究上，沒有對學校整體進行一種類似于個案的研究。作為民族教育開展的地點，學校既是傳道受業的地方，也是開展民族團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環，教師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將知識與民族意識傳遞給

學生，同時校領導承擔著政策落地生根的重要任務，所以把學校本身作為研究對象也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第六節核心概念

一、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的概念有著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來說，民族教育是指對擁

①

義來講，民族教育特指少數民族教育，是專門針對少數民族群體開展的多元文化

②

二、文化適應

雷德菲爾德認為文化適應是指擁有不同文化文化的群體在相互接觸中導致的

③

應包含兩個層次一一社會適應與心理適應。社會適應是指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與主流文化社會群體的相互聯系；心理適應是指以情感反應為基礎的有關幸福感、

④

文化情景轉移到另一種文化情境中后，個體基于對兩種文化的認知和情感依附做

⑤

三、文化吸收

文化吸收是指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消化。在經過文化適應階段之后，個體逐漸適應異文化環境，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與外部環境達到一致。通過對外部文化

①羅樹杰,徐杰舜：《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教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 頁。

②羅樹杰,徐杰舜：《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教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 頁。

③R. Redfield, R. Linton, and M.J. Herskovits, “Mo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149-152.

④C. Ward and A. Kennedy,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Int. J. Intercult.Rel,1994(18):329-343.

⑤滕星：《教育人類學通論》，商務印書館出版2017版，第252頁。

的選擇性接收，對文化進行調整改造，使之適應個體的行為模式。本文將文化吸收作為文化適應的后一階段，在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教育參與主體不斷接收新文化，形成新思維的過程。文化吸收可以提高個體的適應力，加深在主流文化環境中的融入程度。

四、文化創生

①

質是教育參與主體在學校中進行教育實踐的動態過程。校長、教師、學生通過前期的“文化適應”以及“文化吸收”階段，通過對不同文化的整合，探索新的學校運作模式，為學校的發展開辟新的路徑。

①仲敏：《學校文化的創生》，南京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第一章學生成長與教育發展的土壤

教育作為一種持續的社會活動，存在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地方與家庭的教育觀念是由社會環境與歷史因素所共同促成的。具有濃厚的學習氛圍與強烈升學意愿的地區，在歷史上也大多是著名的文人之鄉。大理作為云南的文化地標，在歷史上就重視教育，培養了不少的歷史文化名人，有關這些名人歷史故事也影響著大理人民的教育觀念，形成了一種重視教育的社會氛圍，這也為地方教育發展創造了一個優良的環境。

第一節當代大理地區教育發展的現實因素

1949年以來，國家加大了對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投入力度，將民族教育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培養了不少人才。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水平再上新臺階。國家經濟與地方社會的快速發展，激發了少數民族群眾對于教育機會的渴求，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在這樣背景下，大理地區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也相應社會需要與民眾需求，開始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一、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

大理是一個以白族為主的多民族地區，自治州面積約3萬平方千米，有漢、白、彝、回等13個世居民族。全州戶籍總人口 360余萬人，少數民族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一半以上，多達190余萬人。由于民族文化復雜多樣，語言文字種類繁多，加上地理區隔導致各民族風俗習慣明顯不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極不平衡, 因此，教育發展工作具有艱巨性和復雜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大理州的總體教育發展狀況在全國處于落后水平，不同民族間的教育差距十分明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雖然國家在

經濟和政策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但由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基礎薄弱，無法在短時間內提升教育水平，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較大。

二、教育發展的經濟支撐

近年來，大理州經濟一直呈現增長的趨勢。2020年全州地區生產總值完成 1484億元，城鎮、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完成38435元、13645元，所有縣市完成全面脫貧。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經濟快速發展，大理州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從1979年的49. 17億元增長到1989年的235. 73億元，年均增速從 3. 79%到4. 34%, 1989年到1999年由235. 73億增長到258. 98億元，1999年到 2009年由258. 98億增長到404. 97億，2009年到2018年由404. 97億增長到 1122.4億元。總的來說，大理州總體經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近十年中大理州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接近200%,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也增長為原來的接近三倍。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地方教育的發展注入活力。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當地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大理成為國內熱門旅游城市，十年間大理州的游客總數從1300多萬人次增加到5300萬人次，旅游產業成為地方的支柱產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為本地的教育事業提供了良好的資源扶持，大理州政府不斷加強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著力推動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 使得大理州教育也有了較快發展。

第二節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

一、大理教育發展歷史

大理教育自古有之，早在漢代，洱海區域便建學立師，《新纂云南通志•學志考一》載：“吾滇雖開自戰國而語及文化，則實萌于西漢。漢武帝元狩間，司馬相如至若水造梁，距葉榆二百余里講學，以開西南風氣。時滇人張叔疾鄉人多不知書，親負籍往師之受經，歸教鄉人。同時，盛覽亦從司馬相如游嘗問作賦之

①

求教司馬相如，歸教鄉里的記載，反映出洱海區域的學校教育開始向民間深入。南詔初期，政權核心機構設立與唐代行政機構相似的“六曹”，此后將“六曹” 改為“六爽”。其中“慈爽”主禮，管理儒家思想文化在南詔的教育與傳播，這與唐朝尊崇儒學的影響密不可分。細奴邏繼位后，倡導“勸民間讀儒漢書，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事”，閣邏鳳提出：“不讀非圣之書，嘗學字人

②

③

泛傳播，當地的文化和技術也得到相當的發展。學校的設置，擴大了南詔的教育規模與教育內容。大理國時期，學校主要設于寺廟之中，教師多為僧人，同時，在政權機構中設立“儒官”來管理文化教育。《大理行記》中記載：“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這表明在大理國時期塑造了良好的學習風氣。為適應教學需要，大理國從內地購買教材書籍，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記載，宋徽宗崇寧二年，大理國派人向宋朝求取經書和藥書。大量漢文書籍的傳入，使得各個階層都在學習漢族文化，白族知識分子普遍使用漢文，推行“禮義”教育，大理地區文化迅速發展，生產水平也得以提高。

元憲宗三年，元朝攻占大理，在此設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皆設立小學，鼓勵私學發展，倡立社學，建立學宮，實行科舉，大理地區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元朝的科舉考試在效仿宋朝同時，又給全國各個省份限制錄取名額, 云南名額雖相對較少，但也激起了當地人參與科舉考試的熱情。明朝時期，學校教育進一步發展，大理境內社學與學宮開始大量設立，大理設有4所，鶴慶35 所，巍山、彌渡、南澗也均有分布。元明時期，大理繼續興建學宮，元朝建立3

④

宮興廢、修繕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歷代地方政府對辦學十分重視，這也成為了白族教育發展的基礎。明朝在大理設立的大量書院，為大理地區培養了不少人才，

①民國《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學制考一》。

②見《南詔德化碑》碑文。

③宋《新唐書》，卷122上《南蠻上》 .北京中華書局1975版，第6293頁。

④楊聰主編：《白族教育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34頁。

25 整個大理地區產生了 82名明文進士，說明明代時期大理地區的教育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清朝時期，大理的封建教育發展到達頂峰，教育體制趨同于中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也與省外的聯系更加緊密，私學遍布，《滇系•學校考》載：“宜乎深林密菁之間，弦誦之志，不絕于耳。”這說明不僅在城鎮地區讀書非常普遍，鄉村地區學校發展也十分繁榮。這是大理地區歷代普遍重視文化教育的重要表現, 私學教育的發展，極大推動了大理地區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時，義學的發展提高了大理地區民眾的文化水平，《新纂云南通志•學志考四》載：“至義學之設，其旨趣略如今民眾教育，而在邊省尤重在開化夷民。雍正元年定各州縣設立社學、義學……并建立義學選延塾師先令熟番子弟學，日與漢童相處，宣講圣諭廣訓

①

育與民族融合。清乾隆時期，云南布政使陳宏謀制定了《設義學檄》：“今欲使成人、小子、漢人、夷人不以家貧而廢學，不以地僻而無師，非多設義學不可。”

②

由此可見大理的義學占到了云南省的一半，大理的教育水平也成為云南省內的高地。高度發展的學校教育，使得大理地區在清朝產生了 103名進士，還有大批的貢生、監生、生員等知識分子。清康熙四十年，云南提督偏圖親筆題寫“文獻名邦”的牌匾送給大理府，這是對大理地區文化教育發展的充分肯定。清末，大理地區舊學制鑄劍飛出，新學制陸續興起，新式學堂遍布州內，至宣統三年，就有初、高學堂52所，男學女學并重發展，新式課程也大量開設，這為大理地區教育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國元年，教育部規定學堂應更名為學校，大理各地積極響應，推行新學制, 自1911年-1915年間共增加了 157所學校，在校生增至8500余人。1916年至 1928年，云南由于戰亂，自然災害等原因，辦學經費出現困難，學校設施遭到破壞，近半數學校停辦。1929年開始，匪患肅清，社會趨于穩定，云南省政府對各級教育進行整頓，學校教育重新發展，在校學生增長為10690人。民國前期，學

① 民國《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學制考四》。

② 民國《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學制考五》。

26 生的基礎素質已經得到較大提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作為抗日后方的云南，前期并未受到太大戰亂波及，同時大批學校從內地遷往云南，其中包含了一大批高等院校。滇緬公路的貫通，使大理地區經濟文化呈現穩步發展態勢，大理地區小學教育正常運行。高等院校老師和學生的潛入，為本地中學教育發展提供了支持，許多大學生加入到中學教師的隊伍之中，大理中學教育進入了一個發展較快的時期。到1949年，大理本地已經擁有了 4所完全中學，20所初級中學以及一所私立高級中學。抗日戰爭期間，大理的中專、大學教育也得以發展，中專學校的開辦，為當地培養了大批量技術人才，人們開始掌握科學生產技術，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同時高等教育的開辦，對本地學生的思想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為抗戰中的后方活動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也為當地培養出第一批大學生。

二、新中國的民族教育發展

（一）幼兒教育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理地區的教育狀況得到極大改善，教育體系逐漸完備。大理地區的小學教育得到普及，教育內容與全國相似，幼兒教育也開始發展，成為大理地區教育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1956年起中央連續發文要求，必須加快發展幼兒教育，增加托兒所與幼兒園的數量。云南省發布的《對農村托兒工作情況及今后意見》促使大理開辦了一批臨時性托兒組織，并逐步鞏固下來，成為固定的托兒所。截至1958年，全州共有258所幼兒園，在校幼兒數達到20131人。其中，教育部門辦的幼兒園21所、63班，在園幼兒數2216人; 集體辦幼兒園237所、672班，在園人數17915人。三年困難時期，大理州的幼兒教育遭受重創，至1962年，在園人數僅有1900余人。在此后，大理州的幼兒園數量略有恢復，但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大理州的幼兒教育重新陷入低潮，教育內容也發生巨變，內容單一且充滿政治性，教育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提高。

（二）小學教育的發展

大理地區的小學教育也經歷了 “發展-受挫-恢復-低潮”幾個階段。根據中央指導方針，大理州在1949年到1956年間，對地方小學進行整頓和改進，改變了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切實提高教育水平，至1956年底，大理州有1553所小學，入學兒童113465人，入學率達到了 49. 3%,女生占到了人數的37%。至1959 年，全州小學達2201所，入學率高達94%。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十年中，教育覆蓋面得到很大提升，但在“三年困難時期”，大理教育也面臨了較大考驗，到1962 年結束，小學入學率約為67%o經過對1958黨中央對錯誤方針的改正后，1965 年底，入學率又恢復到了 89. 2%„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理州的小學教育被破壞嚴重，至1969年才重新開始招生。為貫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精神，1975年云南省委批準《關于大力加強普及小學5年教育的意見》，大理州委批準《關于普及小學教育問題的請示報告》在這些文件的指導下，大理州教育取得較大進展, 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3. l%o

（三）中學教育的發展

1950年3月，大理專署教育科對各縣原有中學進行了接管和調整，合并一系列學校，并對學校原有名稱進行更改，校名上不加國立、省立、縣立字樣，只冠以所在地縣、市名。截止到1950年底，經過改革，大理地區共有公立中學16所,

①

后，大理地區中學處在不停調整之中。受“大躍進”影響，并根據國務院發布《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以滿足人民群眾上學需要。大理各縣興起辦學高潮，此時，大理各地區共有初級、高級中學28所，在校生15367人，是1949年學生數的兩倍。這種發展態勢很快被迫調整，1961-1962年期間停辦了多所學校，并對學生規模以及教師隊伍進行調整，教師的人數有所減少，但教師整體學歷水平有所提高。本科學歷人數占比從26. 7%提高到43. 8%o這段時期，大理地區的教育發展狀況極不穩定，受國家政策導向影響較大，教育政策不具有穩定性與延續性，貪多求快，不顧條件與具體情況，與大理地區傳統的治學風氣極其不符，這段時期教育發展

①楊聰主編：《白族教育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121頁。

28 速度明顯放慢。“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停止招收學生。1976年，革命委員會取消，各類宣傳隊退出學校，中學開始恢復校長負責制，到1976年底，全州中學發展到101所，招收高中學生的有86所，有753所小學附設初中班。至 1977年高、初中學生合計112581人，高中生22486人，初中生90095人，人數達到1958年的兩倍。在這一時段，中學的教學處在極不穩定階段，時而發展、時而停課、時而裁并，制度時而健全、時而廢除，老師難教，學生厭學，這在大理教育延續發展的歷史上是不常見的，學校教育遭受了很大的破壞。

總體來說，大理地區的教育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了較大發展，教育體系更加完備，覆蓋人數不斷擴大，學生數量不斷增多，相較新中國成立之前，大理地區教育更加現代化，更加基層化。但是這段時期，政治的不穩定性，對大理地區教育也產生了消極影響，他打亂了傳統的教學體系，耽誤了大批人才的成長，挫傷了學生與教師的積極性，為之后教育發展引申出了一系列障礙。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族教育發展成果

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的經濟狀況有了明顯好轉，教育事業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國家加大了對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投資與支持力度，大理州的各層次教育都迎來了二次發展的機會。各級各類學校的規章制度日趨健全，師生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學習氛圍高漲。全國恢復高考后，大批學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全國各高等院校。

（一）學前教育的發展

根據黨中央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要求，大理州委于1979年成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同時，各縣區成立相關機構，根據本地區、本單位的需要和可能，開辦幼兒園，極大提高了幼兒園的入園率。1978年全州共有15所幼兒園，2270名兒童; 到1985年，全州有193所幼兒園，13503名兒童，兒童數量為七年前的6倍，其中少數民族幼兒有6062人，占到總人數的45%；至1990年全州共有87所幼兒園, 幼兒園人數為9976人，幼兒園呈現集中化，多方辦學的特點。90年代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辦幼兒園的發展受到限制，民辦幼兒園得到發展，同時大量

興趣班興起，兒童教育的選擇面變大。2000年底，大理州有幼兒園176所，2005 年大理州幼兒園發展到351所，在園幼兒數67567人；截止到2010年底，大理州幼兒園共有587所，公辦幼兒園21所，民辦幼兒園566所，在園幼兒數達到 82458人，入園率6&11%,比全省高8. 56個百分點。2020年全州共有幼兒園 1158所，入園幼兒共計99746人，普惠性幼兒園占比85.41%,普惠性在園幼兒覆蓋率82. 64%,全州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8& 85%o

在學校的硬件設施以及入學率上，過去40年有著明顯提高，在教學方式上, 也有著不小的改進。學校根據教育部頒布的《幼兒園教育綱要》規定開展教育工作，在教育方式上與全國同步，課程趨于統一，在德育方面，主要向幼兒初步進行“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教育。利用對方文化名勝，產生愛中華、愛家鄉的意識，通過游戲活動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利用風景名勝，啟發孩子的觀察能力。

（二）小學教育的發展

1976年后，大理地區小學入學率逐漸下降，“讀書無用論”在家庭中普遍存在，這種情況對經濟發展、人才培養十分不利，1979年入學適齡兒童數為 315957人，占總適齡兒童數的87.4%。為修復“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阻止新文盲的繼續產生，中央提出了 20世紀80年代在全國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1980年，大理州第六屆人大常委第三次會議，決定從地方財力中每年撥出 10%用于教育。省、州先后撥款開辦山區寄宿制民族小學，對山區少數民族小學生免除學雜費，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問題。1984年，大理州政府對初等教育普及情況進行調查，適齡兒童入學率99. 4%,畢業率96. 2%, 12-15歲兒童普及率95. 6%。截止到1988年底，初等教育普及人口 2053753人，占總人口數的69.79%,全州小學4487所，入學兒童294020人，占適齡兒童總數的97. 3%。1990年大理州的

①

家政策的號召下，啟動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兩基”）工程。為改善“兩基”工程的起步難點，大理州委、政府、教育局采取

①楊聰主編：《白族教育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153頁。

“一師一校”的教學方式，讓山區兒童一個也不能少的接受教育。讀到三年級以后，可以到幾公里外的小學學習，接受更細致的學科教學，參與更多樣的學校活動。1995年，大理州有小學1371所，教學點2979個，畢業生45155人，招生 62316人，在校生354077人，其中少數民族學生184268人，占到52.04%。2003 年，全州小學共1181所，教學點2402個，在校學生301966人，入學率99. 55%,

①

集中辦學取得明顯成效，教學點顯著減少，辦學質量明顯提高。截止到2010年底，大理州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5%,教師學歷合格率為97, 39%,教師專任率達到了 70%,可以說成果十分顯著。

（三）中學教育的發展

1978年后，大理州政府逐步建立社鎮初級中學，整頓普通高中，至1988年底，全州有普通中學170所，其中初中134所，高中36所，在校初中生95107 人，在校高中生15758人，合計110892人。與1949年相比，中學數量增長了將近6倍，在校生數量增長了近20倍。1986年開始，大理州教研室自主編撰生物、地理鄉土教材提供學生使用。1994年，大理州的下關、大理兩城區率先達到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要求，緊接著普及義務教育在全州展開，1995年大理州有初級中學181所，在校生101234人，初中升學率39. 05%o 2005年大理州有初中184 所，在校生152883人，初升高升學率達到了 51.33%,比2000年提高了 13.62%。 2005年到2010年間，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由51. 33%提高到75. 25%。教師學歷水

②

為普通高中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95年大理州共有34所高中，在校生達到 17008人，當年的高考錄取率達到了 34.2%,下關一中、大理一中成為云南省重點中學。發展到2005年，高中發展再上新臺階，該年在校生達到38806人，高考上線率77.55%,居全省第一。2007年上線率達到86.88%,連續三年居全省第

① 楊聰主編：《白族教育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155頁。

②楊聰主編：《白族教育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160頁。

31 一，到2010年全州共有高中38所，在校生51101人，全州高考上線率達到 9& 7%,連續六年全省第一，本科上線率高出云南省平均水平12. 13個百分點。

在思想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小學教育，重點強調思想政治教育，貫徹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提出自己的思想政治任務和內容。在辦學上，隨著初中人數的大幅度增加，同時為了參加高考，進入大學，初中升高中越發困難，為解決上高中難的問題，大理州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云南日報發文《大理州教育發展揭秘》文中指出，要讓“名校”帶“民校”，大理州政府補助高中教育，引導、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積極鼓勵企業、個人投資興辦高中教育。異地建校，兼并弱校等一系列措施，這一系列措施，切實解決了高中教育發展問題。

（四）高等教育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大理地區的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興辦了大理師范專科學校和大理醫學院兩所高等院校。為大理培養了不少服務于本地發展的優秀人才。切實解決了當時社會發展所缺人才問題，為當地的學校培養了一批教師，為當地的醫療水平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進入20世紀90年代，大理地區的高等教育得到穩步發展。2001年大理師范專科學校和大理醫學院在教育部的批準下進行合并，與云南廣播電視大學和大理工業學校一起組建成為大理學院，在下關校區的基礎上，拓展新建大理古城校區。2015年經教育部批準，大理學院更名為大理大學。自此大理地區的高等教育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

四、大理學校教育現狀

大理地區學校2019年全年高等教育招生共9070人，在校生28630人，畢業生5868人。各類中等專業教育招生共4277人，在校生15789人，畢業生3498 人。職業中學招生共6136人，在校生19009人，畢業生6177人。普通高級中學招生共20949人，在校生60501人，畢業生19413人。初級中學招生38059人，在校生122125人，畢業生44789人。普通小學招生42406人，在校生237773人, 畢業生38359人。學前教育幼兒園在園97462人，學齡兒童凈入學率9& 89%,初

①

面的發展體系，基本教育覆蓋全體人民，高等教育蓬勃發展。

大理地區教育水平達到現今狀況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高度漢化的傳統文化

從漢代開始，隨著漢武帝的統治深入到洱海地區，于是就建學立師，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推行教化，漸遷其俗。南詔設立“慈爽”主禮，就是為了管理漢儒思想文化的教育與傳播。唐朝“賜書習讀”，為南詔在成都辦學，自然維護了南詔的統治和與唐朝的關系。大理國時期，儒術治國，佛術治心，提高了地方的文化水平。元代統治時期，在大理地區鼓勵私學的發展，創建學宮和社學，明代創立書院，積極推行科舉，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清代時期，大理地區的教育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教育體制趨同全國。新成果成立后，對大理地區教育的發展非常重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不同時期需要的各類人才得到及時培養，為國家和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兩千多年來，大理地區的教育事業雖歷經波折，但從未中斷，穩定的漢化教育使得大理地區學生對主流文化有著極強的適應能力，無論社會與政策如何變遷，大理人民對主流文化的吸收能力使他們可以從容的面對這些問題。教育教化讓大理人民充分吸收中原文化，并發揮自己的才智將其融為一體。在主流文化的教化之下，反過來又使得教育教學在此地可以落地生根，兩者相輔相成。

（二）地方經濟的高速發展

歷史上大理地區經濟水平發展較高，人民生活富足，對于文化的追求豐富多樣，因此誕生了璀璨奪目的洱海文化。教育與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相輔相成, 彼此促進。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得大理的教育水平遠高于周邊其他地區，甚至在西南地區處于先進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的經濟中心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則處于次要地位，大理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逐漸

①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址：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012/c39927433fC94443a7fab8982c6b0f2a.shtml, 下載時間 2021 年 9 月 30日。

被落下。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理依托于旅游業的發展，帶動經濟騰飛, 同時吸引了一大批人才來大理發展，使得大理的各行各業都出現了一批精英人物。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可以將更多的資金提供到教育中去。2007年，全州旅游社會總收入66. 2億元，全州財政總收入共49億元。

①

②

年旅游業總收入高達941. 9億元，全州財政總收入完成199. 3億元。借助于地方經濟的高速發展，教育投入也得到成倍增長，2007年全州教育支出12.2億元； 2015年，全州教育支出達到53. 8億元；到2019年，教育支出更是高達74. 5億

③

育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三）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在過去40年時間里，大理地區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都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中離不開國家、省、州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切實解決了當地居民上學難的問題。在交通不便的山區采取“一師一校”的教育政策，積極引入社會力量支持辦學。國家對地方學校建設撥付額外資金，并對地方教育發展提供政策支持，這些政策都保證了地方教育的穩定發展。同時，對于少數民族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資助，解決了上學的經濟問題，保證了地方的入學率以及升學率，不讓一個學生因經濟問題而失學，盡力培養每一個想要學習的學生。政府對于教師隊伍的培養也同樣重視，無論從人才的選拔，還是對教師隊伍的再培養都付出了大量精力，使得大理地區的教學水平一直處于前列。

①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址：

http://www.dali.gov.cn/dlrmzf7c101526/201103/e6546b29fc614196a01197e786e36513.shtml, 下2021 年 9 月30日

②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址： http://www.dali.gov.cn/dlrmzf/c101526/201603/2388c6flae2e46efb1702805ca7608f5.shtml, 下2021 年 9 月30日

③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網站，網址： httpZ/wwwda!Lgov£ndlimzfZxxgkml/2Q2Q12Z23222Z4H24443aZfab828226bQf2ashiml^下載時間2021年^月 30日。

小結

大理地區的教育是一以貫之的，從唐朝開始，大理地區的文化教育發展一直處在云南省的領先地位，這里誕生了云南地區最發達的文明，誕生了云南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地方政權。這里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少數民族文化極具特色。與中原地區的交往歷史，增進了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使得大理地區的文化中具有包容與多元的內核，形成了地方獨特的文化底蘊。無論政治、經濟處于何種狀況，大理人民從歷史上到現在對教育的追求沒有改變，同時地方的教育水平也一直處在發展之中。雖然受限于地理條件限制，教育發展并不均衡，但是從科舉制的進士、舉人，到現在的高考狀元，大理一直是著名的成才之地，因此“文獻名邦”的美譽一直傳承至今。這也正是大理地區教育得以發展的文化土壤與歷史支撐，這些共同形成了獨具魅力的地方文化，深深的印刻在大理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并對大理地區人們的教育需求和質量產生了正向反饋。

第二章促進學生“文化適應”——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初期

發展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大理州的小學教育以及初級中學教育迅猛發展，學生畢業人數急劇攀升，但是原有的高中并不足以承受如此體量的初中畢業生，初中升學率一直難以提高。1982年為響應政府號召，遵照中央、省、州“采取特殊辦法，在相當時期內集中力量，辦好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學校，發展民族教育，加快民族地區經濟建設，逐步消除民族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指示精神，大理州政府著手創辦大理州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發展歷程之中，學校取得了 “全國文明單位” “全國德育先進校”“全國民族教育先進校” “云南省團結進步集體”等多項榮譽，在高考成績上也獲得突飛猛進。趙校長作為經歷過文革時段，又重新回到學校學習知識后支援家鄉建設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帶有的是“知識改變命運” “不屈不撓”的農村學子精神，這種精神也深深的融入到他的教育生涯之中，為貧困的少數民族學生提供一條可以實現人生向上的階梯，為背景離鄉讀書的學生們提供一個有感全感的“家”。

第一節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籌備與建設

隨著十年政治風波的結束，1977年全國的各項事業開始走上正軌，經過了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推薦上大學”的一系列政策后，知識青年有了新的出路: 參加考試，進入大學，這標志著國內的教育工作正式走上發展恢復階段。少數民族地區的學子也開始陸陸續續走進大學，成為地方發展初期的主要人才力量。 1981年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在辦學形式上提出：既要有重點以寄宿制學校為骨干，又要采取其他多種形式，建立適合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不能照辦漢族地區的做法。在此政策影響下，云南省開始建設一批寄宿制民族學校，用以培養少數民族人才，大理州也著手建設一所“高水平”的少數民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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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員籌備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恢復高考選拔政策，公平公正的選舉人才。這一決定，成為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提高教育質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廣大群眾歡迎。1982年第一批大學生正式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第一任校長一一趙校長也在時代的變革中再次走進學校，成為大理地方民族教育發展的代表性人物。

1977年，我已經在農村經歷十年回鄉知青生涯，擔任著一名民辦教師。但有一天就有消息說，要恢復高考了，我父親也回來跟我講，允許“老三屆”①參加高考，我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參加了 1977 年底的高考。出乎意料的是，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體檢通知，又收到了昆明師范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當時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家庭情況比較拮據，但我還是決定去讀書。②

經過了十年知青生活的磨練，趙校長依然沒有磨滅對于上大學的渴望，在允許高考后，他第一時間選擇報考，并且因為過去十年的堅持學習，成功考上了大學，在生活壓力巨大以及經濟困難的條件下，他依然選擇了去上大學。這段經歷摻雜了趙校長對于讀書的渴望，對于貧窮生活的認識。刻苦學習就可以改變生活條件，這也成為了 “文革”以后第一代讀書改變命運的鮮活案例，讓趙校長對于少數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可以說這四年是我終身難忘的，我想要把這十年沒學的知識全都補上，老師們也想把積攢了十年的知識全都傳授給我。我努力學習，向很多老師請教，周末泡在圖書館，就這樣到了1982年1月，結束了我的四年大學生活。 ③

通過與趙校長的對話發現，他的成長與教育經歷對他以后的工作有著深遠影響，并且他也將這種“自身的文化”投入到學校的建設之中。也正是這種自我的文化反饋，為學校的發展注入了一股力量，使其在成立以后得到了迅速發展。在

①“老三屆“是指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在校的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初、高中學生。當時在中學的初、高中學生因文革造成在學校的堆積,到1968年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中學生同年畢業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危機。因此老三屆離校后基本都當了知青,并且將此前以農場（含兵團）模式為主的上山下鄉改變為以插隊模式為主。

②趙校長訪談內容, 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③趙校長訪談內容, 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38 特定的民族文化場域中學習和成長，在他的學生時代，磨練了堅強的意志，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成為他教育理念生發的基礎。通過在教育崗位上的感悟, 趙校長深刻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中教育的價值，促使了他對如何更好的教育學生和建設學校的思考。

大理州民族中學是建立在少數民族地區缺乏完善的人才培養設施的實際情況上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更多可以投身于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的人才，同時幫助農村家庭擺脫貧困的環境，最大限度的改善少數民族地區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只有從貧困地區走出去的少數民族教師，才能對學生產生最大程度的感同身受。因此，大理州民族中學在建校之初吸納了一大批有著類似經歷的優秀教師。

我當時就是想著，希望這群孩子能和我們一樣考上大學，憑借著知識從貧窮的地方走出來，不用去受那份苦，老師大部分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就是這種心態才有我們后面的成績。①

在與趙校長同期進入大理州民族中學的胡老師的交談中，也能感受到那種想要幫助學生擺脫貧困，走出大山的力量。這種力量也融入到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品格當中。

二、政策指導

1981年2月，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了盡快恢復和發展民族教育，而且強調了其對于民族地區以及整個國家推動四個現代化

②

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必須堅持做好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幫扶工作，保障教育公平。在會議精神的指示下，云南省開始建設寄宿制的民族學校。在大理州民族中學校史中記載了學校從批準到籌備再到建設的詳細資料，1981年5月大理州人民政府批準建設大理州民族中學，6月州教育局批準了大理州民族中學編制報告，學校建設正式提上日程。在政策的指引下，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畢

① 胡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9月21日于胡老師家中。

②彭澤平,靳玉樂：《新中國60年民族教育觀的變遷與創新》，《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21卷第6期。

39 業生，也被分配到大理州民族中學參與學校的建設以及后續的教學工作，這極大的提高了民族地區學校的教師水平。

我就是從大學畢業之后，教育局把我們分到了新建的大理州民族中學。按照當時國家統一分配的政策，我們師范學校的畢業生，就要回到自己的戶籍地報道，我那時作為“云南省優秀畢業生”就被分配到了學校。 ①

1981年云南省決定在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率先建立40所全寄宿制學校，采取把學生請進來而不是把教師送下去的辦法，把學生集中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比較好的地區，開辦全寄宿制民族中小學，在各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共建立了 40所，其中有19所是民族中學，21所是民族小學，分布在整個云南省的16個地州。這19所民族中學分三種類型，一種是把原來辦學基礎比較好的學校掛民族中學的校牌；二是將條件比較好的學校加掛一塊民族中學的校牌；三是政府出資，建一所新學校，稱為民族學校，大理州民族中學就是這種情況。原來沒有任何基礎，完全是在一片荒地上蓋房子，到各地去調老師，從各地州抽調老師到大理工作，或者各個縣的學校里選一部分老師，或者選取品學兼優的應屆畢業生，通過選拔、抽調優質教師資源為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初期發展奠定了基礎。1982年, 在學校建設籌備組的努力下，完成了校址的選擇、土地的征用、工程委托等前期工作。首批征用土地20畝，開始建設教學樓、教師宿舍、學生宿舍、學生餐廳, 這幾部分初步構成了以東院為核心的教學及學生活動區，學校整體建設初步完成。學校于1982年11月正式開始招生，這也拉開了大理州民族中學長達四十年的發展序帚。

① 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圖 1 大理州民族中學早期照片（圖片來源：筆者拍攝于大理州民族中學校史館）

第二節學校發展初期的教學探索

一、低進高出提升質量

（一）經濟幫扶物質保障

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指出：要把國家與民族地區的力量相結合，充

①

族地區教育的經濟支持，保障少數民族地區學校發展的正常運行資金，積極助力少數民族教育的硬件設施建設。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落后的狀況下，只有依靠國家、政府的財政支持，才可以讓少數民族教育獲得發展的條件，少數民族學生才能得以走進學校。在大理州民族中學建設初期，便是由政府財政支持，免除學費，為學生提供住宿與生活費，學校的工作才得以正常開展。

由于條件有限，設備、師資、校舍都比較緊張，所以就招了100個學生。那么當時招收的原則就是面向山區、少數民族，當然如果是屬于山區，那么漢族也可以，大理本來就多山，山上那些漢族比壩子里的白族還要困難，這也招一點，這樣子就招了100個學生，當時這些學生來了以后，學費就全免了，還發給他們一定的生活補助，糧食也是補助，當時還實行糧票，實行國家制，對于有些學生，

①百度百科，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22534024?fr二aladdin.下載時間：2022年03月26日.

41 學校還給他們準備了過冬的棉衣，給他們每個人發一串棉毯、蚊帳、被褥，也就是說你來到這個學校以后，基本生活條件是完全保障的，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學習。 ①

1980年，教育部與國家民族委員會共同出臺了《關于從民族地區補助費中適當安排少數民族教育經費的建議》，從國家對民族地區的各項補助費用中安排一定數額來解決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需要。政府兜底學校的支出以及學生的開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公平，讓學生們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輟學或者無法繼續深造，物質條件的保障也為學生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在采訪一位1985年的畢業生時，他就說到：“在學校的條件是比在家里好很多的，在吃飯上每個月都有20斤的精米票，10斤的面粉票，這些是當時在家里吃不到的，

②

生們的學習生活打好基礎，正常的教學工作得以開展。

（二）教學探索因材施教

大理州民族中學建校初期正處在全國教育的恢復階段，農村小學、初中的辦學條件較差，各方面條件與城市有較大差距，學生的整體水平不高。加之很多學生長期處在封閉山區，對漢語的掌握水平和運用能力普遍不高，在教學活動中存在著比較大的困難，只有不斷探索改進各門學科的教學方法，才能克服少數民族學生起點低、基礎差的狀況，提高教學質量。

面對這些從山區少數民族地區招來的學生，就存在幾個問題，一個是學生基礎參差不齊；二是學科開設不全，因為有些地區它沒有條件，基本上就不學英語，所以這些學生來了以后，就要從 ABCD 開始學起；第三就是動手能力普遍較差，因為下邊沒有實驗條件，試管燒瓶顯微鏡這些設備見都沒見過，就別提動手操作了。但是這些學生有他天然的優勢，就是相當勤奮，相當刻苦，老師們也是相當

①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② 胡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9月21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42 認真，學生還是少，百十個人，十幾個老師，基本上就像手把手的教，晚自習教室里邊老師也是絡繹不絕，你不來輔導我就來輔導。 ①

老師們的奉獻精神和學生們的勤奮刻苦共同支撐起了大理州民族中學初期發展的困境。正是這種師生和諧的氛圍才使得學校不斷發展，教學水平得到了較快提咼。

那時候我剛剛來到學校，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很差，和現在剛學英語的小學生沒有太大區別，就只能從最基礎的英語音標、簡單的單詞、最簡單的句式結構這些開始教學生，然后還要在自習課上給他們繼續上課,鞏固白天學的知識，那時候我們年輕老師因為自習時間爭得不可開交，有時還會去找趙校長評理。 ②

學生們數學基礎非常差，對于簡單的幾何問題也不會，那我們教研組就考慮如何讓他們把進度趕上來，我們在正常教授高一課程的同時，再回過去把初中三年的知識重新講一遍，把基礎打好，雖然教學進度慢一些，但能保證學生是跟得上的。

在這樣的教學氛圍中，學校迎來了建校的第一次高考，并且取得了令整個地區都震驚的成績。

1985年這些學生正式畢業的時候，八十幾個人里，一起考起大學的就有五十幾個，沒有考進的才有不多幾個，一下子就是錄取率百分之八十幾，民族學校的名聲就打出去了。 ④

學校成立初期，學校一直堅持“低進高出”的原則。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學生大多來自貧困的少數民族山區村寨，這些地區交通困難，經濟文化落后，基礎教育薄弱，學點分散，設備簡陋，初級小學大都是一師一校，教師素質偏低，有些山區少數民族教師連高小也沒念完，教學質量也比較差。大理州民族中學為了讓這些學生趕上進度，創立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例如“動態教學法”和 “情感管理法”，提高了學生們的學習能力和文化水平。辦學伊始，上級領導對學校的期望是：大理州民族中學就是讓山區民族學生有一個繼續學習的地方，至

①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②楊校長訪談內容， 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③趙老師訪談內容， 2021年10月19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④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43 于能否考上大學，大家不必考慮。但是首屆畢業生就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第一次高考便有學生成為州上的狀元，考入清華、北大等著名學校。這種培養方式, 為很多山區培養出了第一位大學生，同時學校的高考成績也一直排在全省同級同類民族中學的第一名。1989年和1993年，物理高考平均分和及格率居全州第一; 化學、英語生物、政治四科的高考平均分居全州第二。1989年和1990年的升學率為全州第一。

二、立足實際培養人才

經過對山區、民族地區的實地考察，趙校長幾人廣泛聽取了學生家長和當地基層干部的意見，確定了著眼于地方未來，為山區培養更多專科、本科畢業生的目標，希望這些學生可以成為家鄉的示范性人物。另一方面，從山區現階段的實際出發，趙校長決定為未能升入高校的學生開設職業技術培訓課，學生高中畢業后再接受一定的職業技術培訓，學成后返回故鄉服務，為地方輸送了一大批扎根基層的民辦教師，緩解了地方教育資源緊張的現實情況，也解決了不少學生的就業問題。

我那時候學校的升學率還是比較有限，那不升學怎么辦？我經過調查學習之后，決定搞一個“學生回籠辦法”，把考不及格的學生進行回籠，教授他們心理學、教育學，教授他們音樂、美術這些普通高中不開的課，畢業以后把他們放到他們家鄉的山區民族地區，哪個地方缺老師就派他們下去教書。我搞了兩年以后，就帶來一個成果，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保證民族中學學生畢業的時候，百分之百能夠成才，都有事干，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前途。也補充了農村對于教師的需求。后來又想出來搞一個高師預科班，一年以后對口考師范院校，高師班實際上是享受師范生的待遇，在全州招生，那么我們這個班基本上是百分百的升學，他就對整個學校的升學率做了一些彌補。①

作為云南省首例的“3+1”（三年的普通高中后加一年的職業技術課程）教

育模式，受到了云南省教育廳的高度贊賞，并在全省6所民族中學推行。學校除

① 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44 開好勞動技術課外，還先后舉辦了各類專業培訓班，學生畢業后成為當地的農科員、林業員、司法員等專門技術人才。

圖 2 技術培訓班和高師培訓班（圖片來源：筆者拍攝于大理州民族中學校史館）

民族教育發展的落腳點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山區少數民族學生的就業問題。在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的前期，學校一直在摸索如何讓學生學有所用，可以為自己謀生，也可以為家鄉建設帶來貢獻。不論是學生回籠教育，還是高師預科班，都算大理州民族中學教育探索上的一種成果，這些成果為地方民族教育發展提供了借鑒經驗，同時也真切的影響了一代學生的人生境遇。

三、政策變動初遇困境

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這次談話，不僅深刻影響了沿海開放城市的發展，同樣也影響了全國各地的城市與農村。各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步伐明顯加快，地方經濟的發展，為全國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物質保障，對政府教育支出的增長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對學校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個學校加大了對于學生知識培養的力度，更加重視學生成績的提升，升學率被擺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1992年3月，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召開，要求少數民族地區辦學要自力

①

大的召開正式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根本方向的指引下，全國各地的學校招生不再受指令性計劃的限制，大理州也不例外。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各個高中都迎來了自己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在此前政策下受益的大理州民族中學，競爭優勢迅速減弱，在1993-2001年陷入了發展的停滯期。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下，統招統配的職業教育與技工教育出現松動，1997年統招統配模式正式廢除。原來備受青睞的職業教育也面臨著巨大改革。職業教育從原來的“地位教育”走向“生存教育”，更多的考生也從選擇職業教育轉向高中教育，國家對于高等人才的需要促使學生更多的去參加高考，走向大學。而受限于學校規模的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生源競爭中處于劣勢，只能勉強維持原有的教育地位。學校需要在發展中，提出新的發展目標和改革思路，才有可能重新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

我們當時能感受到社會發展非常迅速，而我們學校受限于各種政策原因以及現實條件無法繼續提高，我們老師也是非常著急的，畢竟之前十幾年的基礎都打好了，不能再把這些荒廢掉了。 ②

趙校長將近20年的任職經歷，見證了地方民族教育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在這些老師、同學充滿真情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訪談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經歷的艱辛還有感恩，也看到他們第一代“學校人”在學校發展中所做出的貢獻，也為地方發展培養了一大批的優秀人才，真正做到了讓他們從山里走出去，走出去的同時還實現了階層的向上流動。在新時代的序幕徐徐拉開之時，大理州民族中學也在沉寂中等待下一個屬于自己的機會，繼續發展。

① 唐紀南：《我國民族教育史上的又一盛會——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側記》，《民族教育研究》,1992年第3期。

②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第三節學校發展初期的教育實踐

一、打造有利于學生的文化適應場域

對于從農村到州民中的學生來說，是從地方傳統文化環境走向了社會主流文化環境。這種文化環境變遷帶來了兩種文化間的沖突，教育要實現兩種文化的適應性調整。從而確保學生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與主流文化群體的相互關系，增進以情感反應為基礎的有關幸福感、滿意度和積極自尊的良好狀況。對于一個剛成立的學校來說，沒有完善的物質條件，學生的基礎也并不牢固，勤奮是這群學生的優勢，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利用他們勤奮的特點，增進學生的心理適應才是短時間取得成績的高效方式。剛剛成立的大理州民族中學，只有將教師與學生團結在一起，形成一種利益共同體，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教師的能力與學生的潛力。

（一）“奮斗文化”的激發

對這群從貧困農村出來上學的孩子而言，高考是他們在改變人生的奮斗中可以抓住的第一根稻草。在他們的印象中，學業的成功帶來的不僅是生活條件的改變，還有未來工作環境的提升。對于從小見慣了從土里刨食場景的農村孩子，鄉村對他們而言并非是詩意田園，而是肩膀上勒出的紅色印記以及腳底板上磨起的水泡，沒有選擇是整個農民生活的特點。如果有機會就要拼一把，這是他們最常說的話。在趙校長的訪談里，關于學生們所提到的最多的形容詞就是孩子們是努力的。為了激發學生們本性中存在的努力與刻苦。學校要求教師開展一些激勵活動，教師們可以與學生講述自己的求學經歷，開展一些對父母的感恩教育，以及各類積極的思想意識教育：只有好好讀書才能改變自身以及家庭的現實境遇。走出去的愿望極大的激發了學生們向上的力量，“高學業成就的獲得與其不利的階

①

① 程猛：《“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版，第 150頁。

這群孩子是很努力的，雖然他們的基礎比起城里孩子要差很多，但是他們身上就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我告訴他們要把這股勁頭保持下去。我也時常告訴我們那些老師，要多給學生們一些鼓勵，他們來到這里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只要我們能保護好他們這種學習的動力，就一定能讓他們順利的從學校走出去。他們每天晚上都學到12點，早晨很自覺地5點鐘就起，從來不會有人說受不了這種苦想要退學，那時候的孩子比現在這群孩子能熬的多。 ①

農事活動的辛勞、生存環境的惡劣，促使著這群孩子不斷去突破自己的命運, 一種對于讀書的強烈渴望由此而生。在與他們的訪談中，能明顯感覺出他們心中的不甘，在學習中也是一樣。他們看重每次考試的成績與排名，對他們而言，這是他們努力付出的最具象的表現，成績的浮動決定了他們在學習中的策略。

……從小農活干的多，我也不想再干了，我知道他們上了大學的就不用再回山里種地，還能分配工作。只有好好學習，才能走出大山，只有走出去才有出路。我不想一輩子都在這里，就只能靠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②

那時候我看到吃公家飯的人就會覺得很羨慕，比如老師、醫生、鄉政府里的干部，每個月按時領著工資，被大家都看得起，也不會天天在土中謀生活。我就想過這樣的日子，他們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讀書讀出去的。 ③

除了出身環境的影響因素能夠轉化為學生自然向上的拼搏力量，一些看似不利的文化處境或者事件，也能轉化為向上的動力。他們從來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柔弱，在那些強大的社會結構力量面前無所適從，那些在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常見的 “家庭地位不平等”“父輩的惡習”“家族關系”等非但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學業成就，反而在這種惡劣文化的影響下，堅定了他們出人頭地的想法，也造就了他們對周遭文化環境的反抗而形成強勁動力。盡管惡劣的文化環境和貧乏的物質條件很難為這群孩子從小就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但他們在這種環境中自我實現的能動性，令人嘆為觀止。“個體的命運并不是社會結構導致的因果展開，而是在

① 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② 1999級畢業生茶國衛（化名），2021年12月1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③1988級畢業生馬鄉（化名）訪談內容，2021年12月17日于線上。

①

這種力量在他們生活與學習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不斷給予學生奮斗的意義和力量是大理州民族中學在初期教育實踐中一以貫之的重要方式，學生在這樣一種培養模式下，通過自主性的學習彌補了硬件設施、基礎能力的不足，教育水平不高的劣勢，得以在初期的檢驗中取得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績。

（二）“家庭文化”的構建

斯平德勒認為學校文化代表的是一種主流文化，當非主流群體脫離了原有傳統文化情景到主流文化情景中學習時，會因文化非連續性或文化沖突而面臨文化的斷裂感，如何保持文化的連續性，就要構建一個具有安全感、連續性的文化氛圍。從大理州民族中學建立開始，施行的就是一種家庭式的管理模式，由于扎根山區民族教育的面向，只能是“低門檻進”，所以學生的基礎薄弱，無法進行統一的同質性管理。對于其他州級高中來講，很多成績偏低、基礎薄弱的學生都是因為政策原因才進入學校學習。而山區教育發展由于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所以學生的學科發展不平衡，成績參差不齊，有的甚至因為師資缺乏而沒有開設相關學科。同時從山區出來的這群學生，思想上不太活躍，自我封閉意識較強，自卑與自負、固執與脆弱多重矛盾特點在他們身上展現，思維習慣、心理特色千差萬別。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學生，他來到這邊有一些身體不舒服，其實就是水土不服，我們把他送去醫院，醫生就說吃點藥就好了，可是這學生就不相信，認為在他們家鄉這就是被鬼附身了，然后就偷跑回家，我們發現了就去他們家勸說家長，給學生做思想工作，又把學生接了回來 ②

面對這些問題，只有讓學生感受到家庭文化，才能更順利的度過文化適應期。在學習上，學校組織教師堅持查缺補漏，分層教學，個別輔導的方式，在晚自習期間并沒有明確的課程安排，以學生要求和教師意愿為主。在生活上，通過班會以及談心的方式，關注學生的實時動向，幫助學生克服心理問題。

① 康永久：《先驗的社會性與家國認同——初級社會化的現象學考察》，《教育學報》，2014年第10卷第

3期，第21頁。

② 趙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9月20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家屬院。

那時候我們從家鄉出來上學并沒有感覺到什么對環境的不適應，這里生活條件也比較好，我們其實還挺愿意待在學習，回家一趟也很麻煩。最大的不適應其實就是學習進度跟不上。①

因為趙校長是民族文化的研究專家，對于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需求也比較重視，在文化上，并不強制學生使用規范的普通話，只要可以讓學生與老師之間順利溝通交流，能夠學到知識就足夠了，經過一兩年的學習，他們必然會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規范的普通話。在趙校長看來，少數民族學生的家庭觀念是很重的，除了可以讓他們感受到安全感之外，還可以讓他們積極的融合在一起。教師對學生的關心，會被學生反饋為對于集體的凝聚力，老師們也會為了一節自習課而吵得不可開交，為了幾分鐘的教學時間，老師們也會爭來爭去，學生們也都被老師們的真切感情所感染。少數民族學生淳樸、吃苦耐勞、積極上進的內在本質也被激發出來。學生和老師以校為家，老師把學生當作自己孩子一樣對待，一種家庭氛圍在校園內形成，幫助早期的學生們順利度過文化適應階段，在第一次的高考中就取得了優秀的成績，并逐漸成為一種文化氛圍，貫穿于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過程之中。

二、促進學校發展的物質保障

面向高寒山區、面向貧困、面向農村、面向少數民族學生的招生政策，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入學分數照顧，吸引了大批來自各個地方的少數民族學生。面對80% 的少數民族學生比例，70%的貧困學生，30%的特困學生，學校經費方面的保障尤為重要，只有解決學生生活方面的問題，才能保證學校良好的運行下去。從學生自身角度來講，貧困帶來的是對于金錢的敏感，經濟的緊張會讓學生產生退學或者厭學態度。學校的設施建設也對教學水平有著重要影響，如何建設一所現代化的學校、怎樣建設以及學校的硬件設施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能否全面發展。

（一）落實學生生活的經濟保障

① 1988級畢業生馬鄉（化名）訪談內容，2021年12月17日于線上。

對于從山區走出來的貧困學生來說，經濟問題是從小擺在他們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做什么事情都必須從經濟角度出發考量。拉魯（A.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就曾深刻分析了中產階級和貧困工人階級的孩子關于金錢的不同觀

①

學生的頭腦中，他們每花費一筆錢，便轉換為父母的勞動量來計算，他們也清楚什么東西可以負擔的起，什么東西負擔不起。在金錢上，他們會自己作出取舍，不讓家人來為難。

我來這里上學，就是因為這里不收學費，如果收學費的話，我肯定是讀不了高中的。那一年要開學的時候，學校也開始招收學生，我一直很感謝這里給了我一個讀書的機會，讓我現在也可以以一名老師的身份站在這里。②

從學校建立，招收第一批學生開始，學校就免收了學生的所有費用，并給每位學生每月發放30元的生活補助。正是這些在生活上的經濟支持，使得來自貧困地區的學生可以享受到較高的教育資源，擺脫從小經歷貧困所造成的對于錢的緊張感，可以毫無保留的投入到學習當中。同時學校積極向政府尋求資金支持，確保學校硬件設施的質量，學校的教育活動得以正常開展。在趙校長看來，阻礙少數民族學生學習的障礙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山區的教學水平差；另一個就是經濟水平差，家庭無法保證學生可以順利完成學業階段。經濟水平才是學生培養中的基礎性問題。國家和地方政府對于學校的財政支持，確保了大理州民族中學在初期的順利發展。

（二）落實學校基礎設施建設保障

學校的硬件水平對學生的綜合發展有著重要影，打造一個較為舒適的學習環境是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初期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對于山區農村的孩子來說，在初中很難滿足日常教學中的實踐需求。所以大理州民族中學從一開始就重視教學實踐設施的建設，建設了化學實驗室與物理實驗室，引進了一批實驗設施與教學工具。彌補了學生在先前教育階段存在的薄弱環節，使得學生可以更好的理解課

①程猛，康永久：《“物或損之而益”——關于底層文化資本的另一種言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6 年第37卷第4期，第87頁。

② 1988級學生余興（化名）訪談內容，2021年11月9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51 本中的抽象知識。為保障少數民族學生的身體健康，適應學校的生活習慣以及飲食習慣，學校修建了專門的清真食堂，這是當地高中的第一所清真食堂，學校還成立了可以免費看病、買藥、輸液的校醫務室。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礎設施對于只有一兩百名學生的學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大理州民族中學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搞好學生培養工作，除了在考試科目的教授上，在基礎技能知識的培養上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為沒有考上大學的學生提供了另外一條出路，雖然因為時代原因沒有繼續下去，但是這種在教育培養中所做的嘗試也是非常具有價值的。在這樣的積極的保障措施下，異文化引發的不適感在他們身上慢慢消失，他們開始在新異的環境中塑造和發展新的自我。

小結

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改革背景下，大理州民族中學應運而生。在各級政府的引導與支持下，大理州民族中學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面對基礎薄弱的少數民族學生，學校積極探索教學方法；為解決少數民族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學校兜底學生的生活支出，為學生提供穩定、安心的教育環境。針對少數民族學生因脫離原來的生活環境而出現不適應的問題，學校積極打造多元文化場域，激發學生學習的內在動力，引導教師積極參與教學活動，構建''家庭文化”氛圍，形成''學校 -教師-學生”的共同體。為學生們打造多元的文化場域，度過“文化適應”階段。任何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特殊背景，隨著國內經濟水平發展以及政策改變，學校也遇到了發展瓶頸，學校場域內的原有文化也面臨著改變的境遇，學校也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來尋找全新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思路，找到一條與社會發展方向相契合, 有助于民族教育再上臺階的辦學模式。

第三章從文化適應到文化吸收——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中

期實踐

伴隨著1985年《義務教育法》的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在國內正式實行，至 1995年，第一批完整經歷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正式畢業，從生源數量上來講，初中畢業生規模顯著增加。但大部分農村家庭并未意識到，接下來的四年時間，中國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人數增加了 51.32萬人，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在這樣的增長規模下，普通家庭也看到了孩子走入大學校門的希望，這也間接催動了高中教育的二次發展。受限于發展初期的辦學規模問題，大理州民族中學并未能在最初階段進行擴招，因此走向了短時間的停滯發展。從2001年開始，為解決學校的發展問題，大理州民族中學也開始了學校發展歷史中最大的一次改革。在2001年底，上級政府為學校任命了第二任校長一 —馬校長。馬校長同樣出生于大理，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與管理經驗，同時副縣長的工作經歷也提升了她的管理統籌能力，并積攢了豐富的人脈關系，膽大、果斷的性格也恰好適合處于變革時期的大理州民族中學。

第一節馬校長的教育經歷

馬校長做過普通的教師，做過校長，做過副縣長，最后又去到新高中成為校長和老師，在多元身份轉變中她認識到，教師是她一輩子最熱愛的工作，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培養出一批批更多優秀的學生，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一、實現夢想

教書是馬校長一直以來的夢想，經歷過歷史因素的多重影響，塑造了她不肯服輸的性格，也讓她意識到教育對于地方發展的重要性。進入師范學校，成為一名老師是她從小的夢想，而當這個夢想實現時，對她而言下一步就是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老師，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推動地方社會發展。

1974年5月，我18歲，高中畢業到漾濞當了一名知青，在高中畢業之前我一直想做一名老師，但在當時，知青的身份，并不確定今后還能不能成為一名教師。在當知青一年多的時間里，每天干完生產隊的勞動，晚上還要自學教育方面的書籍，這樣做就是想著不能把兒時的夢想荒廢掉，如果有一天我有機會走上講臺，那我就一定要抓住機會。遇到不懂的問題就自己琢磨，直到理解為止。那時候高考還沒有恢復，但是在推薦下，我有了一次考試機會，令我興奮不已。也正是因為我不間斷地學習，我順利的進入了大理師范學校。這些經歷，讓我對學生的教育有了更深的認識，那就是除了要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還要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

任何人都是生存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教育又是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特殊育人活動。馬校長的個人經歷與理想被充分的融入到她的教育生命當中。

在讀書期間，我保持刻苦學習的勁頭，1978年1月，我以優異的成績從大理師范學校畢業，并被分配到自己的家鄉漾濞一中工作。那時候剛畢業，學校的教師數量和質量都不是太高，作為大學畢業生，學校領導讓我擔任班主任，因為剛畢業也沒有什么經驗，我就經常向有經驗的老教師請教，我也買一些資料自學，生怕有被學生問到不懂的問題，教不好學生。在與學生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只有和學生成為朋友，走進學生的內心，才能讓學生心甘情愿的跟著你，認可你，這樣才能談得上好好學習。 ①

工作崗位上的實踐，使得馬校長深知少數民族學生的需求，她在工作中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從學生的內心需求著手，關愛學生，既是老師又是同伴；關注學生個性，理解學生需求，她將自己學習中的經驗與品格融入到教學工作中；向有經驗的教師虛心請教，快速成為學校的教學能手，深得學生與家長的認可，從一名優秀的教師成長為一位學校領導。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二、經驗積累

由于在工作崗位上的優秀表現，馬校長被任命為漾滇T校校長，全面負責學校的日常工作。在馬校長的管理下漾滇T校于1995年被省教委評為“云南省二級完全中學”，成為當時全縣第一所高中完中，也是唯一一所。在1998年漾滇縣將馬校長提拔為副縣長，主管教育工作，負責全縣“普九”“普實”工作的開展與實施。在擔任校長期間馬校長盡職盡責，在完成管理工作的同時，也正常參與到教學工作中，并且成為省級名師。

在擔任校長的同時我也沒有脫離教學崗位，只有在工作中你才能體會到我們還欠缺什么，需要補充什么。校長的崗位不同于普通教師，除了在管理好學生之外，還要管理好教師，與上級部門做好溝通。學校出現什么事情，人家首先會講學校不好，然后就是校長沒有管理好，最后才是老師沒有教好。但是歸根結底壞的是學校名聲。 ①

馬校長在工作中的責任感，讓學校的教師、學生對她佩服不已，很多學生稱她為“馬媽媽”。只要沒有額外的事情，馬校長就總是在學生上自習前趕到學校, 甚至長時間住在學校。馬校長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提高了教師們的工作積極性。

我們那時候早晨偶爾也想晚點起床，但是想想校長都已經到了，我們有什么理由不起，所以就去盯著學生學習。我們想勸馬校長休息休息，她就說事情多得很，不能休息，退休了就有的是時間休息。 ②

漾滇一中在馬校長的帶領下成績突飛猛進，成為縣級高中里最好的一所，走上了比較正規的發展道路，馬校長的工作成果，被當時的縣領導所關注。同時國家對于基礎教育普及工作也在全范圍的開展，政府也欠缺這樣的人才，于是就將馬校長調為副縣長。

1998年我被選舉成為漾濞縣副縣長，分管教育工作。我剛當選副縣長，學校里還沒有校長，我就繼續教學，直到學生高考完成，然后大家伙就都說：“縣長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②張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7月6日于漾濞T校。

55 當老師，給孩子上課”，那段時間在大理還傳的挺廣的，而我就只是覺得當老師要有始有終，并且只有站在講臺上，從實踐中才能得到更實際的管理經驗。在完成漾濞縣的“普九”“普實”工作后，我覺得我還是想回到漾濞一中當校長和學生們待在一起。

無論是在校長崗位上還是在副縣長的崗位上，馬校長一直沒有中斷在學校的教學工作，她始終堅信實踐出真知，只有站上講臺才能搞好教育。馬校長在教書過程中經常思考當今社會究竟要建設什么要的學校，培養什么樣的學生？當下的時代與學校剛建成那會兒，無論是學校方面，還是社會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所要求的人才也存在差別，所以教育方式要進行轉化，學校管理也要與時俱進才能適應時代發展。動力源自熱愛，正是馬校長的信仰與熱愛為州民族中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

第二節現代化學校建設

為了實現“辦有特色的優秀民族學校”的目標，馬校長基本確立了學校發展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明確學校領導班子，完善學校管理職能，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第二步，在狠抓升學率的背景下，抓緊對學校進行擴建改造，滿足教育需求，提升學校吸引力，提高辦學層次；第三步，打造校園品牌，提升學校核心競爭力。

一、接手學校明確領導

馬校長通過對學校歷史、特長、隊伍等因素的深入分析，制定出符合學校實際的分階段發展規劃，實行規范、精細、精準的干部管理機制，成為學校在變革

。

2001年12月因為趙校長要退休了。上級給我通調令，說是讓我到下關來任職副校長，作為一名黨員，我覺得這是黨組織對于我的信任，我就自己一個人來到了學校。當時的黨委書記代為主持學校工作，但是黨內工作與學生教育工作兼顧，任務量是很大的，上級就讓我主持學校工作。那個時候其實學校處于發展的

停滯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一條新的發展路徑，激發學校的發展潛力。我作為副校長主持工作到了2003年，6月份的時候州政府下達通知，任命我為正校長，在確定好主要領導班子以后，工作就比較容易開展了。①

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發展初期，由于規模較小，學校的組織機構比較單一，出現一人擔任多個職位的情況，同時又兼任教學工作，老師們對于教學以外的工作積極性并不高，學校的工作效率也不高，管理也比較松散。因此教師對于學校發展的規劃與前景也并不明確，只知道做好規定的教學工作。學校要辦好離不開一套完整的組織架構與領導班子。

馬校長剛來那時候學校就13個班， 500多個人，規模比起其他高中還是非常小了，因此管理還是比較粗放的。加上學校也不大，也沒有改革意識，就一直這樣等著。 ②

根據學校校史記錄：2003年馬校長被正式任命為校長，并選出新的副校長， 2004年11月在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大理州民族中學實行全國范圍內公開競聘，馬校長成功當選。之后便任命了教科處、政教處、辦公室和總務處主任, 建立現代教育中心，并任命了科室副主任，領導組織架構簡單明確，校長、書記分工明確，學校管理能力明顯加強。

圖 3 學校組織結構圖（圖片來源：筆者拍攝于大理州民族中學校史館）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②張副校長訪談內容， 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①

其是中小學校長，是決定學校變革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優秀的領導集體，可以對復雜的外部環境做出反應，隨著教育環境中復雜性的不斷提升，校長及領導班子必須要有勇于變革的勇氣，挖掘學校不斷變革的可能。《學務綱要》中曾

②

方向除了國家政策的指導和要求，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管理者的能力體現。不同的學校，相同的條件發展狀況千差萬別，校長等管理者的能力就是影響教學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學校領導機構的改革，是學校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二、創新管理完善設施

隨著時代的發展，原有的學校硬件逐漸落伍，規模也需要擴大，原來學校就只有十多間小教室，卻有600多名學生，教學質量與重點中學也有著比較大的差距。如何讓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再上一個階段，成了馬校長上任初期要解決的首要難題。改善學校的硬件設施雖然比較重要，但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凝聚人心, 提高教師們的工作積極性。

我開始在學校教師，同學之間進行深入的調研，我與所有的教師進行談話，詢問了他們的意見與建議。對學校的基本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就著手對學校進行改革，最開始改革一定是圍繞在如何激發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學校職工的凝聚力，只有教師有動力，教學質量才能提高上來，畢竟我們老師的水平并不差。我召開多次員工大會，黨員大會，讓領導班子的思想與教職工的思想得到統一，形成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與考核標準。③

2002年初，大理州民族中學政教處編制了《中學生班主任工作手冊》《班主任聘任制度》《班主任工作職責》《教師考核細則》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對于教師的任務與職責作出了明確規定，也規定了教師的職業素養與道德要求。

①［加］邁克爾•富蘭著，趙建屮、陳霞、李敏譯：《教育變革新意義（第三版）》，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版, 第150頁。

②轉引自孟月芳.：《一個學校的變革歷程》 .浙江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1頁。

③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但是只有這些是不夠的，畢竟人都是一種感情動物，你的規章制度再復雜、再嚴苛它還是會出現懈怠，你還得有感情投入進去。比如教職工生病了，就主動去慰問一下，如果家中沒人陪護我也去幫忙照顧一下。對于那些剛入職沒有經驗的年輕老師我就主動去與他們溝通，傳授一些經驗，多給他們鼓勵，這樣自然而然的就都團結在了一起。 ①

當初我剛來學校的時候比較年輕，也沒有什么教學經驗，教的科目的成績不是很好，就比較急躁，馬校長就來主動給我安慰，還給我找有經驗的老師指導。不光是我，我們年輕老師都有這種待遇。 ②

針對中青年教師的培養，學校提出了 “一年上路，三年成熟，五年出成果，八年成骨干”的培養目標。建立導師帶教制度，充分發揮骨干教師“傳、幫、帶” 的作用。此外要完成新的辦學目標，還必須要完善學校的設施建設。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將民族中學建設成為窗口學校，既然是窗口，就必須要和其他的民族學校不一樣，水平更要高一些。我向上級政府、教育有關部門尋求資金支持，并向銀行尋求貸款，新建了民族教學大樓、室內體育館、學生食堂、男女生宿舍等基礎設施，學生有了更好的學習環境，社會上對于我們學校的評價一下子也就上來了，同時還能幫助學校吸納更多的生源，我們也一下就成為滇西地區最有特色的民族學校。 ③

圖 4 改造前后對比（圖片來源：筆者拍攝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②字老師訪談內容， 2021年1 1月9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③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經過大規模改造建設，大理州民族中學已經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規模，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室，干凈明亮的教學樓，宏大氣派的多功能運動館等等。整個改造建設共花費4000多萬元，其中上級專項資金有2700多萬，學校自己籌措的有1200 多萬元，這比起學校剛建校時花費的200余萬元多了 20多倍，也是過去20年投資總額的5倍多。從硬件設施來看，大理州民族中學也成為云南同類型學校中規模較大，設施完善的現代化學校。完善的教學設施，提升了學生的幸福感與滿意度，讓學生可以更舒心的在學校生活，家長對于學校的條件也十分認可，學校的吸引力得以提高。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大理州民族中學連續三年在云南省高中綜合評定中獲獎，是同類學校中唯一一所獲得此榮譽的學校，同時也被評為為“云南省文明單位”“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2007年正式晉升為“云南省一級二等高級中學”。

三、校本開發文化傳承

從2002年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起, 教育開始轉向多元文化發展，體現不同地區教育的文化差異。同時，國家也意識到，文化在少數民族學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正如馮•皮爾森所認為的，文化與

①

民族兒童是在山里面長大的，加之民族生活習俗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影響，學生認知水平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在課堂教學中，必然存在學生相互之間興趣有別、情感各異、基礎不一、文化多元的情況。因此，要更有效地激發少數民族學生的思維，就必須了解學生的客觀差異尤其是認知特點，尊重民族學生基于自身民族文化心理而獲得的獨特體驗與感受，認同開放的、多元化的答案，是民族學校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一套傳承民族文化，促進民族團結教育的好教材，對于多民族地區的教育發展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從 2006 年開始，我們就著手開設民族鄉土課程，發展特色教育和傳承民族文化。國家也在大力推動少數民族教育的多元文化發展，特別重視少數民族文化

①［荷］馮•皮爾森：《文化戰略》，屮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版，第159頁。

60 的傳承。我們當時組織了學校的歷史組、語文組的教師，還找了很多專家進行指導，結合大理地區的歷史文化、人物傳說、風俗習慣編制了《大理民族文化讀本》，如此一來學生們可以更加系統化的了解大理地區的文化，同時對自己的民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認知，同時也使得學生之間更加尊重，相處更加和諧，學生們更加自信，更加認同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

“如果學校文化環境與學生的文化背景相適應，學生能順利接納學校文化，在學校中就能減少文化沖突與摩擦，促進學生的學習，取得較好學習成績，如果學校文化與學生文化差距過大，甚至不相兼容，學生就會發生文化適應困難，文化沖突

①

本內容的開發，會強化學生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認知。而將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校本融合，會讓學生更好地發現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間的共性，也能欣賞到少數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進而增強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使他們更容易完成與主流文化的銜接，提高學習的動力和興趣。同時校本課程內的多元文化，會促使學生接受多民族文化影響，不僅實現了 “文化適應”，并且也邁向了更高層的“文化吸收”。在吸收多元文化后，學生對于文化的認識也發生了全新的轉變，在學習中更能有針對性的發展自己的興趣，并將文化為自己所用。

意識到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后，我們就積極擴展了民族文化傳承的載體，編寫了一系列的鄉土教材，例如《大理詩文》《大理簡史》《大理環保》等教材，將各個地方的文化與自然環境結合起來，學生們比較易于接受，也容易吸收其中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可以豐富學生對家鄉的認識，也能內化于自身的知識體系當中，很多歷史知識、自然知識都可以應用到考試當中。比如很多學生在剛開始學習成績不是很好，那么在我們這種少數民族音樂的影響下，他可能就會發現自己的特長，走一條藝術生的道路。 ②

課程是文化選擇的結果，是在一定標準下通過對一定文化的選擇和組織而承載、傳遞和延續著文化。多元文化的校本課程建設，可以抑制非主流文化群體的文化喪失，既尊重了少數民族學生認知過程的民族性與文化差異，培養了其思維

①張霜：《民族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適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72頁。

②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的獨立性、批判性，又同時培養了全體學生對多元差異的理解、尊重與接納，以及協調和溝通的觀念與能力，幫助學生們更好地融入學校生活，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

第三節建設品牌文化

2002年到2012年間，大理州民族中學在云南省高中教育教學綜合評定中連續十年被評為云南省教育教學工作先進學校，高考成績連續十年居于全省同類中學榜首，成為地方乃至全省、全國民族教育的示范者。

一、打造學校名片

為加快學校的建設，學校制定了 “四個品牌”計劃：學校的民族文化品牌、校園的育人環境品牌、民中的辦學特色品牌、學校的教學質量品牌。

總的來說，我們的成績在民族類中學里是非常優秀的，和一些重點高中比起來差距也不是很大，有時候我們學校考去清華北大的人數比下關一中還要多。這些成就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我們打造的“宏志班”這個品牌。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就是因為“宏志班”的優異成績，對我們學校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①

2003年8月“西部開發助學工程'宏志班'”在大理州民族中學正式開始招收學生，每屆只招收50人，作為面向滇西的公益性項目，覆蓋了滇西六州（市）以及大理的十二個縣市，學生也覆蓋了各個民族，國家給予了充足的支持，“宏志班”的學生每人每年可以享受國家生活補助3000元，并且免掉了所有學費。因此吸引了很多家庭困難卻又學習成績非常好的學生。

如何打造好這個品牌，是我們要探索的首要問題。我們開會動員，將具有經驗，學歷水平較高的教師分配到“宏志班”，給他們打造一個一流的的教育環境。可以說“宏志班”是以教師的愛心與責任心為驅動力，我們的要求就是，老師不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62 僅要負責學生的學習，更要關注學生們的成長，因為這群孩子都是從各個地州過來的，離家比較遠。①

馬校長說要把“宏志班”當作我們學校的一張王牌，要我們必須全身心的投入進去，不能把收上來的好苗子給糟蹋掉，必須培養一個成才一個，對于當時的我們來說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②

當初給我們上課的都是全校最好的老師，學校給予我們的支持也是最多的，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給學校爭光，大家就都非常努力的學習，我們班的同學也基本都考上了名牌大學。 ③

到2014年，“宏志班”已經畢業的9個年級，高考本科錄取率達到了百分之百。這種成果無論對于全校教師還是對上級領導來說都是非常振奮人心的，過去幾年的辦學之路也幫助學校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為了發揮西部助學工程的示范作用，進一步擴大“宏志班”的良好影響，馬校長向州委宣傳部、州文明辦、州教育局反映情況，在各個部門的共同支持下，學校自籌經費增招“大理宏志班”，同樣每年招收50名學生，待遇與“西部助學工程”完全一樣，這樣一來示范效果顯著增強。很多學生都是沖著“宏志班”這個招牌來到大理州民族中學，也給學校帶來了不少學習的好苗子，在當地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認可，家長都支持孩子們離家來到大理上學。學校為獨龍山寨培養出了第一名大學生，讓一些來自貧困山區的學生有了進入清華北大高等學府的機會，也有很多學生進入了浙江大學、人大、復旦大學，越來越多的普通學生來報考大理州民族中學，生源質量得到了提高。一系列的成績使得上級政府對學校發展更加關注，吸引了社會各界的目光, 為學校的繼續發展提供支持。

就學校而言，所謂品牌意識，首先要樹立品牌建設的先進思維，要建立自己學校品牌的價值觀、競爭觀、資源觀和發展觀。要清楚地知道并且不斷提高學校現有的和潛在的在學生及其家長中的影響力、認可度和誠信度。在馬校長看來，每一位學校人，都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學校這一品牌，樹立牢固的品牌建設意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 2021年12月26日于線上。

②錢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11月9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③付元（化名）訪談內容， 2022年1月18日于線上。

63 識、品牌發展意識，不斷提升學校這一品牌的社會形象以及核心競爭力。具體地說，就是要堅持“質量立校”的辦學理念，有質量才有品牌，有品牌才有發展，這是辦學道路上不可改變的客觀規律。

二、塑造教師品牌

一般來說，學校發展程度的高低與教師水平成正相關，教師隊伍建設在教育中不可忽略。“2004年發布的《關于大力培養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的意見》明確將大力加強少數民族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重要

①

活待遇，提供多方面的生涯發展指導。在政策支持與現實需求之下，大理州民族中學針對教師隊伍建設實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大力開展“師表工程”，學校加強對學校教師水平的核驗，保證教師的教學水平，克服各種體制性障礙和干擾，選拔優秀的學科人才，同時嚴格執行教師聘任制，疏通出口，轉崗淘汰不合格教師。二是深入開展“青藍工程”，通過制度創新，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各學科組建并堅持集體備課制度，充分發揮新、老教師的主觀能動性，促進青年教師快速成長。三是繼續開展“名師工程”，培養學校自己的骨干教師和后備力量，大力發揮名師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學校鼓勵教師爭當大理州、全省乃至全國的知名教師及學科帶頭人。學校建立教師在職學習進修制度，為教師參加各種在職培訓創造條件。分期分批選派優秀教師到國內著名學校學習。多管齊下，打造一支與學校發展相適應的師資隊伍。

我們學校黨委書記、楊老師，就是當年在我們學校上班以后又出去進修，去西南大學讀書，之后又去英國留學，回來就成為我們學校的教育骨干，也是“云南省名師”。還有以前的徐老師，也是從美國進修回來的。和楊書記一起出去的還有何老師跟另一個楊老師，他們都是在學校的支持下，去國外留學并順利畢業。對于我們這樣的地區來說一般很少會有十分優秀的畢業生或者是有著出色成績的

① 彭澤平,靳玉樂：《新中國60年民族教育觀的變遷與創新》，《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21卷6期，第

9頁。

名師主動來我們這里，我們只有依靠自己培養自己的老師才能源源不斷的給學校補充優秀的教育資源。 ①

優秀的教師隊伍，有助于建設教育人文空間，學校的發展應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放在教育人文空間的發展和提升上，如教師隊伍質與量的提升、教學質量的提升、教育內容的整合、教育方法和教學形式的多樣化改善，切實提高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師資水平是社會對學校評判的主要標準，只有將教師水平提高，才能更好的帶動學生的成長。

三、堅持創新發展

學校的發展不僅要依靠自己的探索，也需要向先進典型學校學習辦學經驗。學校首先開啟了合作辦學模式。在省教育廳的支持下，大理州民族中學聘請青島二中的校長作為其名譽校長。青島二中作為山東省的重點高中，辦學經驗充足，大理州民族中學教師也在相互交流中交換經驗，提升了大理州民族中學教師的自身水平。同時州民中結合地方實際情況，不斷改進之前的教學模式和管理風格，得了顯著的成效。

除了與國內的學校合作，當時在州政府的支持下，我們還和許多國外的學校結成姊妹學校，開展了一些互訪活動，有澳大利亞的學校也有瑞典的學校，這些活動不僅可以提高學校的發展水平，也有助于這群從山里出來的孩子開闊眼界。

除了對教師的培養以及學校的創新改革之外，大理州民族中學開始重視教師的科研，因為一個教師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鉆研程度。只有在教師群體中形成科研創新氛圍，才能形成新的校園文化，促進學生的發展。

為了激勵教師，鼓勵教師轉變教育思想，我與當時的老師還組建了一個教育科研工作組。為了使科研活動順利開展，我們先后制定了很多管理制度， ②例如《課題申報辦法》《科研獎勵條例》等等。

①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②馬校長訪談內容，2021年12月26日于洱源N校。

截止到2012年，大理州民族中學共形成了 400多篇論文和科研項目，其中, 獲得了國家級和省級獎勵的有30余篇。馬校長為激勵老師們參與科研，親自帶頭參加課題申請。馬校長主持的《云南省經濟欠發達地區現代媒體輔助政治學科整合研究》獲得了國家級一等獎和省級一等獎。學校編輯出版了《大理州民族中學教師論文集》（1-4卷）、《大理州民族中學研究性學習成果匯編》等成果。

學校管理制度和創新制度的完善，激發了教師的主體活力與創造力，教師加強在教學方面的研究力度，不斷總結高效的學習模式，并應用于常規教學之中。學校的管理制度，使得校內的管理分工更加明確，執行效率更加迅速。在對外開放交流中，學習優秀學校的實踐經驗，使學校無論是在物質條件方面，還是在軟實力上都成功轉型為一所高水平的現代化學校，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學生與教學骨干，學校的發展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通過這樣的改革，大理州民族中學在大理的聲望達到頂點，成為地方甚至省內首屈一指的民族學校。

第四節學校發展中期的教育實踐

一、學校制度文化的生產

“在學校制度文化中，制度是制度文化的載體和基石，文化是制度文化的內核，是一種價值信念，是制度及滲透于學校規章制度中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等

①

須要與現代化的制度相輔相成，合適的制度文化會對學校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因此馬校長上任以后就制定了一系列與學校未來發展相匹配的制度。“制度是學校一切工作的靈魂，哪里制度穩定，哪里便一切穩定；哪里制度動搖，哪里便一切

②

要，但相對于學校的育人本質而言，則顯得過于冷漠和冰冷，缺乏人文關懷和人性關注，由于缺乏對制度實施者的主體關注和主動自覺的激發，大部分制度的實施者成為了機械的制度執行者，導致制度實施效率低下。馬校長擔任大理州民族中學領導后，根據學校不同民族學生在文化與風俗上的差異，因材施教，制定了專門適合民族學生特點的管理方案：“關心少數民族學生的思想動態；生活上對困難學生多加照顧，并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經濟幫扶；對學習困難學生多加關注; 在學校紀律上嚴格要求學生遵守。”剛柔并濟的舉措，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文化氛圍。從課程規劃到獎懲條例，再到教師守則與學生手冊，處處都體現著學校制度文化生產的基礎性設置。

學校制度文化的建設是經過了多方面調查，從實際出發，制度文化被全校師生認同和接納，產生了很強的正向激勵作用，全體師生緊密團結起來，形成集體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進而形成全校師生共有的責任意識和集體意識，在學校內部建立了一種彼此信任、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的和諧群體關系。良好的學校制度文化氛圍使廣大師生形成學校制度文化的良性自覺，讓他們保持一種積極向上

①徐興民：《中小學校長在學校制度文化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山東師范大學2016碩士畢業論文，第11頁。

②徐興民：《中小學校長在學校制度文化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山東師范大學2016碩士畢業論文，第10頁。

67 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通過制度固定下來，成為個體的內心價值信念和行為習慣, 并最終成為穩定的學校制度文化。

依靠著穩定、實際的制度文化建設，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發展中形成獨具風格的管理文化，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也十分強烈，那些走出學校進入大學或者走上工作崗位的學生，回憶起當年的老師時依舊津津樂道，他們對于母校的感情不言而喻，學生們都積極投身到學校發展的支持工作當中。

二、校內文化資本的利用

對于一所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民族學校，學校的發展動力主要來源于政府的支持和學校的內在創新，對于學校的領導來說，要改變管理思維，引進先進的管理制度；對于教師來說，要時刻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知識作為教師的文化資本，在為教師帶來內在的精神性報酬，同時也能帶來外在的物質性報酬，教師還可以依據自身學習文化所占有的文化資本在教育場域中獲得相應的地位以及社會聲望和社會榮譽。學校重視教師文化創造和教師文化產品產出，如科研成果、科研論文，教師們進入文化市場的主要方式是在文化期刊上發表文章，或者參與著作編寫，其所獲得的收入是有限的，還存在一種情況是教師發表文章需要其個人出版面費，學校為鼓勵教師積極進行文化生產，開拓多種途徑，對于在教研中發表論文的教師給予物質獎勵，并對教師在發表過程中產生的費用進行全額報銷。老師在文化產品商品化的過程中，獲得自我認同和自我效能感，又能獲得額外的經濟來源，極大的提高了教師們的學習與科研的積極性。同時學校為教師提供了機會和平臺，學校編制《教育教學論文集》，使教師們的成果可以公開化、顯性化，搭建文化展示平臺，實現成果展示與成果共享的雙贏。

教師擁有屬于自己的“資本”形式，在工作中不斷學習積累形成的文化資本, 是教師在生存中的根本倚靠，并內化為自身的“身體化文化資本”。“教師身體化文化資本一般表現為教師的知識和能力，而這主要是通過教師的個體潛能創造

①

① 金菲：《文化資本視角下教師學習動力激發研究》，安徽師范大學2016碩士學位論文，第15頁。

不斷積累。對教師來說，職前和職后的學習對其影響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對教師成長意義更大、更重要。因為在職后獲得的文化能力與教學實踐密切相關，更符合教育現實。教師的知識技能等文化能力是教師進行教學、文化生產以及職稱評比等形式的基礎。所以，大理州民族中學建立合理、豐富的晉升路徑，多方面的物質獎勵，積極鼓勵教師提高積累和投資自身的意識，對學習新的文化知識，有意識的積累教育經驗有著十分清晰的認識。讓教師意識到只有在學習中才能實現自我的價值，教師才會想方設法的積累和投資，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發展中正是借助這一系列激勵措施，在學校中營造出了濃厚的創新氛圍，并促進了教師的發展成長。教師在創新文化氛圍中不斷吸收新文化，形成新思想，成長為一支具有更高素質的隊伍。

三、文化適應到文化吸收的轉向

大理州民族中學建立初期，學校的主要任務就是讓學生更好的完成主流文化的適應，減少因文化斷裂而產生的學業失敗，包括放棄學習或者輟學。趙校長上任后，開始重視以學生為主體的文化適應過程，包括學生學習主動性的激發，家庭文化氛圍的塑造，使學生在入學初期能很快的適應主流文化。很多農村來的學生在面對從未接觸過的生活知識時，無法很好的對應理解課程知識，學校就在硬件設施上盡量滿足學生需求。在語言障礙問題上，學校安排教師進行專門輔導，培養教師的責任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信息時代來臨，主流文化也慢慢滲透進偏遠少數民族地區，并且國家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幫助山區學校改善了硬件設施與師資水平，學生們的成長環境有了較大的改變，對于教育環境的改變并不會對學生產生較大的文化沖擊。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說，各類文化互動形式加快了不同類型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信息的傳入讓少數民族學生看到外部世界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便利生活，也使學生更積極的參與到文化涵化的進程之中。

現在孩子們不會存在那種普通話聽不懂、不會說的問題，也不存在那種適應問題，現在手機、電腦獲取信息方式非常多，在思維模式上我覺得和別的地區學

69 生差異并不大。就是之前初中學校的教學質量不高，學生們學習成績不好，再就是還有一部分家長對于這個學生成績不太重視，不像沿海發達地區一樣。①

學生們可以很快的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并且對新的環境作出積極的文化應對。在如此階段單純的文化適應并不能對學生更高階段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學校采取措施，將主流文化更好的融入學校教學，形成一種學校化的心性品質，讓他們在學校有更多的獲得感與安全感。學校通過制度的設立，在制度之中加入人文關懷，不再將制度當作一種冷冰冰的束縛性存在，而是一種可以激發少數民族學生潛力的促進性存在。

大理州民族中學將少數民族文化與課程教學、學校活動相結合，積極開發校本課程，學生對于自身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濃厚的興趣，通過將民族文化與主流社會文化的融合，學生們可以更好的吸收兩種文化，并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學習當中。學生們認識到自己完整的、悠久的本土知識體系，喚起他們對本土知識的價值思考，加強他們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正確認識，增強自己的自尊心與自豪感，保證了學生自身文化的持續性發展。同時塑造學生對于學校文化的認同，學校的管理制度、校風、學風都內化為學生的自身文化，使他們更好地適應學校生活，并獲得全面發展。

小結

在社會變革的影響下，大理州民族中學迎來了第二任校長。面對高校擴招的生源需求，以及學校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馬校長帶領師生主動求變，擴大學校規模，改善辦學條件。通過打造品牌文化吸引更多生源。隨著社會發展，學生與之前相比也有了較大的改變，對于主流文化的適應不再成為困擾該地區學生成長的主要問題，而在于如何尋找促進學生發展的文化動力，讓學生更好的吸收文化。因此完善學校制度文化，通過制度性文化引領學生和教師行為，培養懂規矩，可以和社會匹配的人才。通過對于教師“文化資本”的利用，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 將自身的文化更積極的傳輸給學生。通過創新性文化建設，加快科研型學校發展,

①楊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11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70 促進創新性學生培養，吸收學校的創新文化，培養創新型人才。通過多元文化課程建設，培養具有多元文化素質的學生。最后通過校風、校訓的文化建設，增進學生對于學校的文化認同，內化為學生自身的文化，使學生對于課程知識的接受更加順暢，更有利于學生的成才。

第四章從文化吸收到文化創生——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探

索實踐

在經歷了 2002年到2014年的多元文化教育階段后，我國的少數民族教育取得了全面發展，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強化了民族團結教育，增進了各民族間的理解和認同。但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教育工作更加注重提升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更加注重學生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教育，維護國家安定團結。在這樣的背景下，2014年大理州民族中學迎來了它的第三任校長一一楊校長。可以說，楊校長是伴隨著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而成長的。他在大理州民族中學擔任教師時，獲得機會外出深造并獲得學位，與之前兩任校長不同的是，他是從本校教師逐步成長起來的教學骨干、學校掌舵人。楊校長對于學校有著深厚的感情，對于學校的發展道路也盡力探索。除了要保障學校的持續進步，還要做好當前形勢下的政治工作，將學校建設成為一所真正扎根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學校，在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上起到模范帶頭作用。

第一節楊校長的教學經歷

一、成長經歷

楊校長的教育經歷貫穿了整個學校的發展歷程，他的教育風格深受前兩任校長的影響，同時因為享受到國家的優惠政策，公費外出求學，提升自己學歷水平, 因而擁有了更寬闊的眼界，更多變和靈活的思維。對于自己的工作歷程，楊校長回憶道：

1981年我參加考試考入了大理師專，因為學校是兩年制的，我在1983年畢業就被分配到了大理州民族中學。學校1982年建校，我83年直接被分配到這里工作，也算全程見證了這所學校的發展。來到學校馬上就要四十年了，從一名普

通的英語教師，到副校長，到校長，再到現在的黨委書記，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①

楊校長是國家恢復高考政策的受益者，是民族教育恢復發展的見證者，在國家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建設的支持中，他不斷提高、完善自身能力。他親身享受了國家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改革的成果，認識到只有在不斷跟隨改革前進才能讓學校處于發展之中。得益于國家對于少數民族教師隊伍建設的支持，楊校長的學歷也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從88到90年，我在趙校長的支持下到了西南師范也就是現在的西南大學進修了兩年，我的知識和受教育水平都得到了顯著提升。2006年在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資助下我又去英國進行了四個月的研修，回來以后，因為見識廣，思維活躍，管理水平上也有提升，所以上級領導就任命我為副校長，派我到下關一中主持工作，14年又回到學校擔任校長，一直到去年因為年齡原因就從校長轉為黨委書記。 ②

楊校長的成長經歷代表了一名普通大理州民族中學職工的成長歷程，這是過去三十年大理州民族中學對于教師培養的最好例證。教師可以在學校中不斷獲得學習機會，同時學校為教師打造了順暢的晉升通道，只要教師可以自覺學習，便可以在學校中實現自我，這樣的例證也不斷激勵著年輕教師補充自己，在崗位上實現自己。作為一名從本校成長起來的領導，他對大理州民族中學建設有著一些獨到的想法，對楊校長來說，確定大理州民族中學接下來的辦學方向，建設一所高水平的民族中學是首要且必要的。

二、教學感悟

楊校長成長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時代的他把讀書當作獲得美好生活的唯一途徑。作為一名少數民族學生，他深切地知道少數民族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即使成為老師、成為校長他都無法忘記自己學生時代的求學之艱，他清楚的知道學

①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74 生們只有走進大學，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廣闊的世界，享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幸福生活，因此把更多的學生而不僅限于優秀學生送進大學，是他一直堅持的事情。

85年我們的學生第一次參加高考，就有同學考入清華，這是建國以來劍川縣第二個考入清華的學生。后來 86 年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觸動，記憶猶新，當時有5個來自洱源西山鄉的孩子，在我們這邊學習之后都考上了本科。86年西山鄉政府給我們送來了錦旗，因為我們把5個孩子都送進了大學。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從村里走出去，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正是因為這些孩子，我們的初心一直沒變，就想做好寄宿制的民族學校，讓更多的學生可以享受到國家發展的成果。當初從各個縣里上來的孩子只有大理衛校、大理師專、大理財校可選，但是后來大家有了新的選擇就是大理州大理州民族中學，因為那時候高中沒有擴招，只有我們學校可以接受來自小縣城的孩子，我當時和學生們說：“你們就像從縣里出來的留學生”，他們不僅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還要適應復雜的文化環境。所以從我成為班主任開始，我就非常看重文化的打造，從一開始要培養什么樣的班級文化，到后來要營造一種怎樣的教職工文化，再到要形成一種怎樣的校園文化，最后是塑造一個怎樣的學校。 ①

對于從山區走出來的少數民族學生，大理州民族中學給了他們一個更好的求學機會，但當時作為教師的楊校長卻面臨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讓這些孩子走到最后。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說，英語是他們最難攻克的短板，因為語言習慣和發音方式的區別，他們很難適應普通的英語教學方法，楊校長自創“三段教學法”，幫助學生攻克難點，同時自學心理學課程，對學生進行心理疏導，他管理的班級成績一直處于年級前列。成為校長之后，楊校長考慮到學校學生的基本情況并結合大理州民族中學的辦學宗旨，確定了首要目標就是讓更多的學生考進大學，次要的目標才是讓尖子生考進頂尖大學。培養更多的基礎型人才，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生個人的成長，也是對地方發展的一種支持。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從最早開始每年招收100多個學生到現在每年招收600 多個學生，為的就是讓這群孩子能有機會依靠學習改變自己的命運。70%以上都是貧困家庭的孩子，你讓這些孩子通過復課的方式參加高考這是不現實也不負責任的。我們不能和其他幾所學校比，有些學校會勸學生高三復課一年，他們的學生有時間也有資本，但我們不行。我覺得差5%左右的一本升學率，對學校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如果復課，這一年的開銷這些家庭是很難負擔的。只要學生們可以依靠學到的知識擺脫貧困，我們就實現了自己的任務，也完成了政府的要求。 ①

民族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是讓少數民族學生有著公平受教育的權利，有著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機會，是讓少數民族學生可以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更好的適應社會主流文化，成為在多元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全面發展的人。學校不以升學率為目標，以學生成才為導向，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更好的適應社會，更好的發展。大理州民族中學秉持辦好民族教育的初心，全力打造民族教育示范學校。

第二節特色校園建設

一、建設和諧校園

尊重各民族學生的文化習慣，讓各民族學生相互理解、包容，我們才能談接下來的學校建設。 ②

為建設團結的學校文化，學校積極組織民族團結進步宣講活動，在學校的醒目位置貼制標語，組織學生參與民族團結的演講比賽，并且不定期聘請專家到學校為學生和老師講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內涵，這些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民族團結的觀念深入每一位學生心中。

我們學校共有 26 個族別的學生聚集在這里，老師們也來自不同的民族，要想讓學校和諧發展首先要搞好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其次才是同事關系、同學關系。 40年來我們學校沒有發生過因為民族習慣差異導致的矛盾，也沒有因為民族問題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76 導致的惡性事件，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作為一所民族中學，學校不僅發揮著教書育人的作用，也是民族教育的展示窗口，對外展示著民族文化的發揚與傳承。要將民族文化與民族團結相互結合，才能發揮民族中學的真正作用。①

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會影響學生形成不同的心性品質。這是由不同的地理環境，宗教信仰，歷史經歷所導致的。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質。針對這樣的特點，學校必須培養尊重文化的學校氛圍。由于學校學生來源地區多樣，民族成分多元，因此學校的學生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所以在學校的文化氛圍、課程設置、生活習慣、民族風俗等方面都要顧及到不同學生的文化習俗。學校生活更要處理好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性，關注到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融合問題，學校的文化建設對于學校的和諧發展至關重要。只有培育積極向上的學校文化才能在學校的員工培養、學生教育中創造出新的集體文化，才能讓學生與老師在這樣的氛圍中潛移默化、不斷提升自己。整合學校內部的文化資源，吸納更多的文化群體，增加主體的同質性特征，保證內部穩定運轉，建設和諧的學校文化可以構建一個學校場域內的共同體。

對于民族學校而言，“學校文化建設要幫助少數民族學生獲得相應的消解文

②

多元文化的理解之外，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強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拓寬學生的文化視角，從異文化的視角來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增進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相互交往，進行有效的社會交往和互動，從而幫助學生更好的了解自我，更好的實現個人的社會化，培養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增強學生的文化包容性，構建和諧的校園人際關系。

二、建設溫情校園

打造溫情校園是大理州民族中學的重點建設目標，從學校成立至今，這一點一以貫終，不曾改變。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山區民族村寨，貧困學生占比較高，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 賀新宇：《多元文化視域下的民族地區和諧教育研究》，西南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73頁。

70%以上是貧困生，30%是特困生。經濟困難必然會帶來學業困難，只有解決好學生的生活問題，才能讓他們更好地投入到學習中去。幫助學生緩解物質上的貧窮, 創造和諧溫情的校園環境，讓學校不只是冷冰冰的教學場所，這樣才能讓學生更好的融入到校園生活和學習當中。

雖然國家對于民族中學的學生有一定的補助，但是隨著社會發展，這些錢并不能支持學生們順利完成學業，為解決貧困學生的困難，我組織學校成立了愛心獎學基金，定期發放困難補助，幫助特困學生渡過難關。我記得 2005 年用于扶貧的資金不到100萬元，到2010年，我們投入到這上面的錢差不多就有200萬了。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們到各個地方，各個企業尋求來的資助，比如煙草公司還有地方銀行。2017年以后國家給予我們的資助變多了，我們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外部資金來維持。①

我們上學基本不會花家里錢，學校每個月都會定期給我們補貼。每個學期，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有學校給的補助。 ②

楊校長一直認為，學生們帶著求學的心克服困難來到這里，就不能讓他們一事無成地回去，要讓每個學生“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大理州民族中學成立近四十年，從來沒有因為經濟困難而輟學的學生，楊校長對此也非常自豪，只有圓了孩子們的“大學夢”，才能讓貧困家庭有脫貧的希望。

除了這方面的資金，我們學校的很多老師那時候也都自己掏錢來幫助學生，因為實在太困難了，老師們都看不過去，覺得心疼，主動掏錢資助學生。本來老師就是一個良心活，如果沒有愛心，就成不了稱職的教師。我自身資助幫助過的學生也有很多，這種行為就會使得學生們更加努力學習，因為他們不好意思偷懶，會覺得對不起老師。 ③

在經濟扶持之外，學校領導與教師一直堅持在假期對偏遠地區學生進行家訪, 作為一所多民族學校，學生的家庭情況千差萬別，只有了解學生家庭的具體情況, 才能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開展工作，一遍遍的家訪可以增進家長對學校的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 查金水（化名）訪談內容，2021年11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③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78 了解，也可以更好地向山區學生宣傳學校，對于學生家庭情況的了解也能幫助學校更好的掌握學生信息，明晰幫扶方向。

基本上每個假期學校老師們都會來我家里走訪，除了關心我在家的學習情況，還會和我的父母進行交流，每次家訪后，我爸媽就對我的學習更加注重。 ①

高標準的經濟資助是州民中建設溫情校園的鮮明特征，從2010年起學校用于扶貧助學的資金一直維持在兩百萬左右，近十年來用于扶貧濟困的資金總額達到了兩千萬元，這對于只有1600多人的學校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學校的扶貧事跡也得到了學生家長、上級政府的高度支持，學校的公益活動也得到中央電視臺和中國新聞網的報道與贊揚，學校成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脫貧的典型代表，學校的溫情轉化為學生們努力向上的斗志，州民中就是所有民族學生的家園。

第三節建設民族團結教育場域

“教育場域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參與者相互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以知識的生產、傳承、傳播和消費為依托，以人的成長、發展和提升為旨歸的

②

內更好的建設民族團結進步文化。為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國家教育部在《全國民族教育科研規劃》中，對于少數民族教育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進行了重申，強調要著力進行民族教育改革，發展民族

③

挖民族團結教育資源，創新民族團結實踐形式。在此指導下，大理州民族中學開始建設《民族團結教育活動實踐辦法》。由于大理州民族中學出色的教學成果， 2015年楊校長作為代表參加了 “第六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在國家民委的指導下，大理州民族中學創建為全國民族教育的示范學校，在2017年11月被評為第一屆“全國文明校園”，2017年12月被國家民委評為第五批“全國民族團

① 查金水（化名）訪談內容，2021年11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 劉勝全：《論教育場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年第1期。

③龍立軍：《間斷平衡理論視角下70年中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變遷分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7卷第1期，第29頁。

結進步創建示范學校”。為了將學校打造為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學校，大理州民族中學從多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教師隊伍建設

①

承載到課堂傳播，需要經過教師的實踐和教師的文化轉換。民族文化通過課堂傳播使學生在長期文化學習中不斷感受民族文化，更好地內化和吸收，形成一種慣習。作為成熟的社會文化個體和群體，教師的文化使命在于重視通過教育發揮文化對學生的模塑和陶冶作用。因此教師作為教育場域的核心行動者、主要傳播者, 教師隊伍的建設對于場域內的文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4年頒布的《學校民族團結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中指出，要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師資培訓，提高民族教育的實效性。因此，大理州民族中學在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過程中，學校選取年輕教師，組織培養了一支教師隊伍，并組織專人為這支隊伍開展政治教育活動，積極推薦校領導班子成員和教師參加各類民族團結進步培訓和說課比賽、知識競賽等。不定期邀請專家、學者到學校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專題報告或者講座，帶領教師們深入學習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我在2015年來到學校，2019年成為校團委書記，學校領導把我們這一批年輕教師當作民族文化傳承的骨干教師培養，專門派歷史組的教師為我們講解大理地區的歷史文化，學校領導還帶領我們去尋找大理的非遺傳承人，現場體驗大理文化。在楊校長的要求與指導下，我們編寫了民族團結進步示范教材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方案，挖掘出了不少民族團結教育資源，在之后的民族團結實踐活動中也有了很多新想法。在這一系列工作中，增進了我們對多元民族文化的了解,對于少數民族學生的內心想法與文化視角也有了不同的認識，加深對他們的理解。 ②

① 唐衛平：《布爾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研究》，蘇州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5頁。

② 楊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11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學校想要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傳承機制，就需要著重培養教師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教師的認同為學校開展民族文化傳承提供了良好的實施環境，同時也可以培育教師的多元文化培養理念，并將其應用到學生的教育之中。校內豐富多彩的文化傳承活動也在校內促進了和諧氛圍的形成。

二、文化環境塑造

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是學校教育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具有強烈的教育功能, “校園文化是在校園中開展的，以學習和研究人類文明為核心的物質文化、制度

①

育質量的重要保障，同時也能確保學校各項工作更加科學合理地進行。校園的文化環境塑造有助于學生形成良好的精神風貌，可以為學校場域內的文化生產活動提供補充，形成內化于學生群體的行為規范，讓校風、學風、校訓等真正成為有用之物。

楊校長成為學校領導干部以來，他的辦學理念和教育行為始終推進著學校的發展。楊校長認為，學校雖然地處白族自治州，但應當以“多民族文化”為學校辦學特色。為了彰顯這一特色，楊校長利用周末和學校活動時間，帶領學生們布置校園文化墻，詳細介紹大理各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不斷豐富校園文化環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個方面展現各族人民的生活樣態，引導學生關注和了解其他民族文化，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效果。在學校大門的入口處，有學校建設的民族文化長廊，還有為進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實踐而新建的“榴園”。其中包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史、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云南少數民族的歷史人物與故事，還有從本校走出去的優秀少數民族學生與優秀教師，學校的教學樓和圍墻上也都貼上了醒目的標語。

① 楊昌儒：《校園文化的構建與提升——以貴州民族學院為例》，《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第6頁。

圖 6 “榴園”圖片（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學生們走在這些地方會潛移默化的受到影響，時間久了就對這些標識有自己的認識。過去幾年我們一直做的就是打好“民族團結”這張牌，為了搞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積極推動校園文化建設，包括民族文化長廊、榴園，榴園就是我設計的，起這個名字是因為習總書記講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的抱在一起”，我希望這些文化可以對我們的學生起到引導作用。 ①

“

傳播，在學校進行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課程是文化的載體，課堂是文化傳播的主

②

教育，讓學生從了解少數民族歷史入手，繼而從更深層次上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內涵，使學生對民族團結有一個深刻的認識。

三、文化活動開展

豐富的文化活動可以促進學校的凝聚力與向心力，也可以增進學生之間的情感與參與感，增強學生的共同體意識。從2014年開始，大理州民族中學加大了對民族文化活動的支持力度，并且大力開展學生社團，讓學生可以在活動中發展自己的興趣，形成由文化推動的興趣小組，學校每年11月1日至11月3日舉辦的“校園民族文化藝術節”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動。每年元旦大理州民族中學會舉

① 楊校長訪談內容，2022年2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② 滕星：《教育人類學通論》，商務印書館出版2017版，第76頁。

82 辦游園晚會，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活動的開展，游園活動也與這一主題深度結合，例如三天的藝術節包含了校園運動會、社團展演活動與民族文化文藝晚會三部分。歷年學校文化節主題的變化也顯示出文化節的核心內涵，從十一屆至十七屆的學校藝術節主題都與祖國、民族有關，在這樣的活動主題下，各民族的學生們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關系，在參與中感受到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與博大精深。

筆者有幸參與了 2020年、2021年大理州民族中學的藝術節。藝術節活動以班級為單位開展，學生自行討論組織表演的節目，其中包含了白族、彝族、維吾爾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傳統歌舞，像《格桑拉》《洱海清清洱海寬》《七月火把節》《納西三部曲》等特色民族歌舞；有歌頌黨與新中國的紅色經典歌曲，比如《愛我中華》《唱支山歌給黨聽》等等，還包含了年輕人所喜歡的現代流行音樂與現代舞。所有的學生都深深的沉浸到表演之中，在觀看中對各民族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也在活動中增強了對于中華民族的歸屬感。2021年的元旦游園活動分為了“新中國史和黨史主題”“民族主題”“大理縣市美食主題” “耕讀喊樓主題”，學校的這些活動潛移默化的加強學生們的愛國思想，引導學生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進了學生對于各民族文化的認識，意識到只有各民族相互團結才能增進學校凝聚力，建設和諧校園，甚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學校場域中的這些活動促進了學生之間的交流與交往，除了可以體會到多元文化，還能促進學生們對于學校的認同感，進而對學生樹立民族團結意識具有促進作用。

圖 7 民族藝術節圖片（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表二近年大理州民族中學民族文化藝術節

校園民族文化藝術節屆次節日主題

十一屆中國心•民族情

十二屆慶祝建州60周年

十四屆文化向心•民族和融

十五屆禮贊新中國•奮進新時代

十六屆我的民族我的愛•我的學校我的家

十七屆唱支山歌給黨聽

四、實踐活動深入

《國家民族團結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和《全國中小學民族團結教育工作部署視頻會議紀要》都提出要充分利用各地現有資源，如博物館、紀念館、文物古跡等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促進各民族學生相互學習，共同進步。以活動為載體，以體驗為方法的民族團結教育，讓學生在真實的活動體驗中感知不同民族之間和國家的歷史文化，理解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學會尊重不同民族、熱愛并忠于自己的國家，再通過間接體驗和理性認知，在思想觀念上內化民族團結、國家主權、領主完整的意識與理念，生成與個體認知結構與個性發展相匹配的民

①

如習總書記在大理講的“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洱海”，大理州民族中學就開展了洱海保護活動以及環洱海徒步活動，高一年級的徒步遠足活動同時也是一次有意義的地理研學活動，三位地理老師一路為學生細致地講解洱海沿線的地貌、巖石、生物、河流、水質、土壤還有歷史成因，同學們可以沿途參觀特色的傳統村落，考察洱海生態廊道沿線生態搬遷地基遺址，讓同學們了解如今是如何對洱海進行生態保護的，洱海的生態系統是怎樣的。在這樣生動的實踐活動中學生們可

① 劉子云：《民族團結教育實踐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5年博士畢業論文，第258頁。

以深刻理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也樹立了建設美麗家鄉的理想，在實踐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五、從文化吸收轉向文化創生

從現代化學校建設到特色學校建設，大理州民族中學從文化吸收階段走向了文化創生階段。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所特色民族學校，探索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融合之路，可以為學校的發展補足短板，走一條創新型道路。隨著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互聯網技術逐步滲透，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認知與城市地區的認知差異逐漸彌合。短視頻、自媒體的發展也在相互傳播著對方的文化，促進了主流文化的滲透，使得傳統文化消退，可能會導致少數民族學生出現文化不自信的現象，拋棄原本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其實可以參與到家庭和學校這些具體情境的生活實踐

①

藝術生的培養上，傳統少數民族文化中的藝術部分，成為很多學生在高考中的獨特優勢。學校則可以依靠激活這些“文化密碼”，使少數民族學生獲得更多的文化資本。在教育實踐中，少數民族學生在正確的引導下，實現了兩種文化資本的融合，彌補自己在其他資本上的不足。學校的多元文化場域建設，可以促進文化資本的融合，并且進入新的文化生產，使少數民族學生擺脫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弱勢地位。同時學校依靠多元文化建設，豐富了校園文化內涵，多元文化在校內碰撞、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促進學生進步與學校發展。

① 程猛：《“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頁。

第四節現階段學校發展的困境與不足

一、學校發展的困境

（一）升學壓力的束縛

當代中國的高考制度決定了高中學習是一種技術性行為，因此也決定了優秀的高考成績是在日復一日的訓練中獲得的，全國各個地方都在學習“衡中模式” 時，如果有誰脫離了這樣一種作業模式，就會迅速在高考競爭中落下陣來。同時, 在名校光環和資本加持下，“馬太效應”也逐漸顯現，也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然而，教育體制的改革使得學校成為了教育的主要場域，人們的教育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家長看來，把孩子送到學校讀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個高分，進入大學，實現階層流動。孩子只有考到足夠的分數，才能實現自我的身份轉變, 成為一個具有“文化”氣息的知識分子，這對家庭才是有用的，而民族學校的教育理念顯然與家長們是相違背的。

我們在與學生家長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家長關注的只有孩子的學習成績，能不能考上一個本科學校，在學生父母眼里，只有把試考好了才算走上正道。我們現在搞的文化教育之類的，家長就會覺得我們在浪費時間，如果升學率有些波動，家長會說就是這些活動導致的，耽誤孩子學習時間。而且教育局以及地方政府對我們的升學率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要求一本率是多少，多于老師來講，學校領導也會定下升學率的要求，那我們在平時上課的時候，就很難去摻雜進與考試沒有直接關系的東西，更別說帶著學生們參加文化活動。雖然我不喜歡“衡中模式”，但現實就是你必須得用，它的效果就是顯著的。①

在與學校教師交流的過程中，可以明顯感覺到教師內心的矛盾，學校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是保證教育教學的質量，這份質量體現在學校各科教學的質量當中，而這主要通過學生的考試分數及整體升學率來衡量。學生的考試分數與升學率，是社會衡量學校的“硬”指標，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是學校和教師對學生最好

① 楊老師訪談內容，2021年11月25日于大理州民族中學。

86 的“交待”和最大的“負責”。融入主流社會的首要方式就是通過國家對主流文化知識的考核進入大學，而依靠校園文化的培養模式，效果是顯現在暗處的，也是社會最不容易感知到的，在以考試成績為價值取向的氛圍中，選擇民族文化建設是有些不切實際的。

（二）政策執行的限制

作為一所以民族團結為特色的民族學校，不僅承擔著教書育人的職責，還承擔著地方民族教育對外的展示功能，因此必不可少的會蒙上一層政治色彩或者政府傾向。例如有上級領導視察時，地方領導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大理州民族中學參觀，而上級下達指示也會要求大理州民族中學首先參與執行。公務與政治任務侵占了學校的教學時間，在各種指示下疲于奔命，教師也被侵占了不少私人時間，學生也會被派去參加各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活動。大理州民族中學代表的就是一種民族教育的符號，在這里只要提到特色或者民族，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上級領導給出的建設目標，學校就要完成，文化建設也要根據領導部門的要求來實施，學校發展的自主權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辦學目標對學校的發展會產生影響，在各個學校爭奪優秀生源的時候，大理州民族中學還要堅持面向山區少數民族的辦學原則，對于學校來說這樣無法盡可能多地籠絡優秀生源。這種政策導向所引起的問題，同樣使得學校承受著不小的壓力。“宏志班”作為少數民族優秀生源的代表，這些年來，其升學率一直是穩定的，而普通班的升學率相比之前卻有了小幅下滑，在資本的推動下，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經濟補助也顯得吸引力不足，擁有資本的集團辦學則顯現優勢。學校也從第三名的位置滑落到保四爭三的境遇。

二、學校發展的不足

（一）民族文化教育機制不完善

1.教育考核標準不完善

學校的民族文化教育必須要在不影響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前提下開展，或者是在教育教學工作搞好的前提下才可以思考去做。教師的考評制度主要以教學成

績核定績效工資，重視主科教育成了老師們工作的主旋律，民族文化教育邊緣化甚至不被提起。學校的民族文化教育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它以一種非常態化的形式存在于教育活動中，但并不在教學考核范圍內，上級領導對于民族文化教育的矛盾心態是導致當前現象的主要原因。以楊校長為代表的領導者意識到了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在沒找到一條具有可行性的升學率與民族文化教育可以互相匹配發展的路徑前，是沒有底氣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上級領導部門也同樣明白中央政策的趨勢，卻無法不去考量地方教育的“硬指標”，這種種原因影響了學校的具體實行，也影響了教師的教學積極性。這些現實因素的存在使學校在教育教學過程中，不得不首先保證國家課程課時的充分安排。必須嚴格按照教學計劃進行教學，并保質保量地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所以沒有充足的課時安排民族文化教育的課程，也沒有制定出對民族文化教育教學成績評比、教師考核、學生評價的統一標準。

2.民族文化開發不深入

課程是知識與文化進行傳承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在一定程度上，課程設置是社會文化的體現，學校要與時俱進，將社會文化轉化為學生可以接受的方式，

①

發現大理州民族中學的鄉土教材的內容還停留在2010年，長時間沒有進行更新, 并且內容流浮于表面并沒有結合時代精神對其進行現代解讀，同時教材內容與學生的課程知識差距較大，無法建立密切的聯系，還需持續加大對鄉土課程的開發力度。

（二）學校組織機構不靈活

隨著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私立學校的水平也在迅速提升，引入資金實施集團化辦學的學校開始展露其優勢。例如大理州的Y校與云南省的知名教育集團Z合作，學校發展迅猛，究其原因是“集團化辦學為集團內的中小學提供了一個共享資源、合作互助的結構化關系'場域'，在這個場域中，各個學校共建品牌資源, 共享優質教育師資，共創合作教育生態。集團化辦學提供的'場域’是再造區域

①王曉甜：《民族地區小學民族文化教育研究》，貴州民族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40頁。

學校組織間關系之后的自然生成，集團成員的每一所學校要根據自身所處的位置和擁有的資源，充分利用學校關系網絡匯通的便利性，促使學校之間實現基礎設

①

族中學，缺乏了這種優質資源的相互流通。同時公立學校的管理審批制度也更加嚴格繁瑣，因此學校在教育決策上是存在滯后的。例如私立學校與集團化辦學的學校在教師招聘上是更為靈活的，不僅限于教師編制，還有依靠勞務合同簽訂的大批年輕教師。而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經過發展后，教師的年紀紅利已經過去，年輕教師占比不高，導致教師水平被逐漸超越。學校應該在靈活管理上繼續探討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小結

大理州民族中學現階段的教育實踐，是在國家對于民族教育的意識形態指導下進行的。從注重“多元文化”教育轉向“共同體意識”教育。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進行探索的過程中，雖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總體來說還是促進了學生與學校的發展。無論是特色學校建設，還是民族團結教育場域建設, 都是學校利用文化建設來影響教育場域中的學生與教師。積極開展民族團結思想教育工作，做好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活動，在這一套完整的活動開展體系中，完成了由認知到情感的內化，再由情感向行為的外化的根本性轉化。大理州民族中學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化為學校文化，與學生的個體文化、集體文化產生了良好反應，并在學生生活中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資本”，彌補學生在其他“社會資本”上的不足。學生在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下進行了文化再生產，生成了新的文化，也標志著大理州民族中學教育從“文化吸收”階段走向了 “文化創生”階段。

①孟月芳：《一個學校的變革歷程一一D校從薄弱到卓越的敘事研究》，浙江大學2019年碩士畢業論文, 第24頁。

第五章民族學校發展的經驗總結與反思

R.J.Havighurst

①

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它為地方社會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也給了少數民族學生一個向上流通的途徑。在中國，教育是最公正也最有效的社會流動方式，它并不承

John Dewery 認為教育是一種價值力量，它有助于人的成長與進步，并通過對人的改善實現社會發展，推動社會的改造與進步。就教育與社會的關系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堅信:

②

③

代際問題。

第一節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經驗總結

從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影響學校發展的主體主要是政府、社會和學校。因此只有將政府、社會、學校的力量進行整合，才能建立一個完整的教育場域。要處理好政府、社會、學校三者之間的關系，打造一個穩定的民族教育綜合體，充分利用不同主體所擁有的資源優勢，促進民族教育共同體的建設。

一、政府構建以“資本”為核心的民族教育支持系統

“政府作為社會結構中權力的象征，擁有最豐厚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按照福柯權力空間論的理解，只要掌握了權力空間，也就掌握了其他的資本，社會交換一一實際上是資本的交換一一將占據主動控制的地

①［英］班克斯, 林青江譯：《教育社會學》.臺灣復文圖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頁。

②劉遠杰：《場域概念的教育學建構》，《教育學報》2018年第14卷第6期，第28頁。

③約翰•杜威，林寶山譯：《民主主義與教育》.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8頁。

①

個面向，同時對文化、教育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一種關

②

競爭關系的一種場域，其中包含了政府、社會和學校的復雜關系。政府在教育場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擁有最多的“資本”。作為管理機構的政府，也管理著大量的經濟資本，負責經濟資本的調度與使用。政府應當發揮“資本優勢”，給予民族學校更多的“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

“經濟資本”的支持。州民中從發展之初就是依靠著政府的經濟支持才得以運行, 無論是學校的建設經費還是學生的學費減免以及生活補貼。到后期的現代化學校建設，以及現階段的特色學校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學校作為非營利機構，收入大部分來源于財政撥款，對于額外的建設費用就需要政府來支持。相比于經濟發達地區學校的投資力度，少數民族地區的資金投入還存在差距，而學校相比于其他地方同類學校的發展優勢，在于可以獲得相對多的資金支持，無論是來自教育部門的還是來源于民族關系事務部門的。要增大對民族學校的“權利資本”支持，“權力資本”以權威結構的力量為展現，主要表現在政治上的強制力，政府通過意識形態教育、行政手段來強化民族學校的課程教育與文化教

③

政治任務，促使學校在發展中提高了民族團結進步教育所占比重，也在另一方面為學校發展規定了一個方向。

回歸到學校建設角度上，政府對民族學校發展的支持做到了四個方面：第一, 持續性的政策支持，繼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在大的統一原則之下，將少數民族學校從統一的發展規劃中分離出來，由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設計學校發展規劃, 例如制定地方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發展支持政策，通過政策性文件、課程設置等方式將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納為學校正式的教育內容，制定合理的評估價值體系，加強對專任教師的培訓等；第二，經費的支持，從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失敗案例來

①呂進鋒：《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空間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57頁。

②［法］P.布爾迪厄、［美］華康德，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33-134頁。

③呂進鋒：《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空間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58頁。

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的斷裂，二是經濟資本的不足，繼續提高對少數民族學校發展的經濟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學校教育的快速發展。第三，監督的支持，要不斷加強對民族學校的監督指導，敦促學校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開展；第四，資源統合的支持。學校要借助政府權力資本以及權力之下的資源整合能力，統籌資源優勢和學校教育的優勢，以領導者的身份，積聚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合力。

二、社會搭建以“聯動”為目的少數民族教育實踐平臺

“社會與學校之間存在天然的空間依附關系。這種空間依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地理空間上的鄰近、連通關系，還包括教育服務關系、教育合作關系、教育資

①

孤立存在的，其與“社會場域”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校作為社會的公共性設施，為社會成員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服務。社會作為一個更加開放、廣闊的場域, 其中包含了各種位置的互動關系。不同的“場域”之間也存在著相互聯系，物質交換與文化流動。學校不僅為社會輸出人才，傳播文化知識，也需要社會所提供的人的輸入，這樣的相互交換維持了學校發展的平衡。因此民族學校的發展不僅僅是國家的責任，社會也要參與進來。學校教育的規范性和專業性特征，使其具有文化再生產的能力，而社會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少數民族地區還擁有豐富而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但社會的松散性決定了其缺乏文化資源的整合能力，無法直接參與到教育實踐活動當中。因此整合學校作為“教育場域” 的優勢和社區作為“資源場域的優勢”，搭建聯通性平臺，使資源可以在不同場域之間順暢流動。在文化資源的整合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大理地區的文化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生態文化資源、民族文化資源一一正在被逐漸開發，大理州民族中學也在教育實踐活動與鄉土教材的開發中進行資源的整合。保護洱海為主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活動，參觀周保中將軍紀念館，參觀大理州博

① 呂進鋒：《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空間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58頁。

93 物館等，社會對于這些文化資源的開發，在學校教育中得到整合，為學校搭建了一個與社會溝通的平臺。

回歸到“學校一一社會”的融通平臺建設上，融合平臺的搭建方式可以如下展開：一是社會打造以少數民族文化與地方資源為核心的少數民族教育基地，整合地方資源，提升教育輻射能力，保證地方資源與學校教育的有效整合，以期社會文化可以在學校中有效傳承；二是建設開放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課程體系，以學校為中心，社會參與為輔助，開展民族、民俗文化進校園的活動，非遺傳承人的宣傳活動。通過社會力量的參與，打破知識課程體系與文化課程體系之間的隔閡；三是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建設新型的資源交流平臺，實現教育場域與社會場域間的優勢共享，成果共享。例如創建“學校一一社會”聯合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公眾號，開展多元的文化展演活動，實現多元文化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三、學校筑牢以發展為目標的少數民族教育實施模式

（一）校長領導能力的發展

①

其是中小學校長，是決定學校變革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社會的快速發展加劇了教育發展的多變性與復雜性，對于學校決策力的要求也水漲船高，校長作為學校行政的首要負責人，對其的應變能力與決策能力也更加嚴格，決定了學校發展

②

校的組織工作中，校長為學生打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為教師打造高效的工作氛圍,

培養師生的創新精神，激發教師的工作熱情，創新改革學校發展目標與發展思路。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學校的發展與校長是最密不可分的，一個好的校長是一個學

③

校長影響師生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力。

①［加］邁克爾•富蘭著，趙建屮、陳霞、李敏譯：《教育變革新意義（第三版）》，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150頁。

②趙明仁：《論校長領導力》，《教育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第40頁。

③孟月芳：《一個學校的變革歷程》，浙江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1頁。

大理州民族中學在其發展歷程中共經歷了三位校長：趙校長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批畢業大學生，又是大理的民族歷史專家，他將自己的知識合理的運用到了教學與學校管理之中，使學校順利度過了發展初始階段；馬校長是一名極具風格的改革派校長，曾作為校長、副縣長，其管理能力更是不言而喻，激進的管理風格，讓學校在短時間內快速脫穎而出，積極為學校發展爭取政策支持，使學校成為一所現代化學校；楊校長伴隨學校成長，從一名教師晉升到校長職務，具有先進管理思維，積極響應政策，走一條文化發展的特色道路，將學校建設為民族教育的示范學校。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穩定的干部隊伍，支撐學校發展走過了 40年時間，這是校長領導力重要性的集中體現。民族學校的發展注重管理隊伍的建設，上級對學校的發展具有耐心，沒有隨意、頻繁更換學校的主要領導；其次, 校領導對學校的發展階段有著清晰的研判，校長的風格與學校發展階段相匹配，這樣一來更好的促進了學校的發展；最后，放權校長，沒有過分干涉學校的發展方向，給予學校自主權。

（二）高水平教師隊伍的發展

教師是一所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只有好的教師才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民族學校的學生民族成分多樣，文化背景差異大，教師必須要有更高的文化素養才能應對教學與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但是民族學校多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對于人才的吸引力不夠，因此要立足于自有教師的繼續培養，提高教師水平。大理州民族中學在發展中也摸索出了一套教師培養體系，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培養出了具有“特級教師” “高級教師”職稱的高技術水平的教學人才。從學校的經驗來看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建立完善的教師培養方案，讓教師在教育崗位上也可以不斷學習新的教學思維和前沿教學知識，在知識的更新換代中始終保持先進；二是，開拓教師的晉升途徑，打通了教師的上升通道，教師更能保持積極的工作態度，教師也能在不斷的提升中補充自己的弱勢，更加全面發展；三是，培養教師的內生力，以學術科研引導教師發展，對教師的創新成果給予獎勵，讓教師養成投資自身，終身學習的習慣，保障學校發展的活力。

（三）學校制度文化的發展

制度文化是學校正常運轉中的核心指引，它可以規范學生與教師的行為，防止越軌行為的發生。引導學生形成遵守社會規范，抵制不良文化的自控能力。同時可以最大限度的規范教師的教學行為，保障教學工作的有序進行。“學校制度可以通過輿論、暗示等對全體師生形成內在的心理壓力，進而把外在文化轉為內

①

取的精神。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說，從小經歷的文化環境是更為自然和寬松的。冷冰冰的制度反而會造成學生的不適應，使學生喪失能動性與自主性，因此學校的制度文化建設要更多地融入“人文關懷”，以人為本，制度的功能才能完整的發揮出來。制度文化的發展可以推動學校“特色”和“品牌”的打造。

（四）校園特色文化的發展

特色校園建設是學校提高知名度，吸引校外目光的重要方式，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建設可以為學校帶來更多的曝光和社會支持，甚至會被政府當作模版打造，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本與權力資本支持。大理州民族中學在民族文化特色校園建設的過程中就吸引了眾多媒體關注，甚至得到了中央的關注。楊校長在2015年受邀參加了中央民族教育工作會議，受到了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2015年國家民委領導也來到學校參觀視察，這些社會關注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對于學校的扶持力度，無論是資金方面還是政策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對于民族學校而言，特色校園建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整合地方文化資源，尋找適合學校融合的特色點，將少數民族文化融入到學校文化建設當中；二是，建設品牌文化, 有品牌才有吸引力，才能提升學校的宣傳力度；三是，著力融合文化媒體，運用互聯網思維，加大微信、微博等新興媒體的傳播力度，提升學校的社會知名度與影響力。

① 徐興民：《中小學校長在學校制度文化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山東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1 頁。

第二節有關少數民族學校中學生培養的思考

一直以來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業成就是十分熱門的研究話題，部分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問題上。他們發現文化適應與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業成就是呈正相關的，張霜在《民族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適應研究》中提出民族學校教育成敗的關鍵就在于學生文化適應，她在貴州石門坎百年教育發展歷程研究中證實了這一點，她認為“少數民族學校是多元文化的交匯點，學校教育過程中，學校、教師、學生各自背景文化都在不斷地碰撞、交流、協調，最后達成

①

勢地位，只能讓自己不斷適應主流社會文化。但是傳統的教育模式并不關注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問題，只是當成少數民族學生的智力問題或者態度問題。以至于在學校中給難以適應主流文化的學生貼上了 “懶” “笨”的污名化標簽。單一維度的教育評價體系限制了學生的多元發展維度與教師的多元認知維度，因此在二十年前，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問題是教育人類學的主要研究議題。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學前教育的普及，極大地改善了此前存在的學校文化不適應問題，手機等傳媒產品的普及，短視頻平臺的文化入侵，都促進了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甚至主流文化的普及導致了地方性知識的退場，但就學生所處的環境來說，依舊是民族文化的覆蓋范圍，雖然主流文化在持續性發揮作用，很多傳統文化也在繼續傳承。現階段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業成就問題應該從文化適應上轉移開來，討論學生的文化生產問題。學生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本”在教育過程中彌補“經濟資本”缺失所帶來的弱勢呢？

布爾迪厄認為“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慣習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融入到了公共教育系統，從而使得教育制度成為階級特權轉化為學習成績的生產結構，維護了教育

②

級文化的下層子弟，則永遠處在符號暴力的控制之下，因其缺少文化資本，則很

① 張霜：《民族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適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68-169頁。

② 程猛：《“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頁。

難產生階級上的跨越，由身體形態、客觀形態與制度形態構成的文化資本在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之中持續發揮作用，使得所有的教育行動客觀上都成為了一種符號

■力 °

這是現在民族教育研究展開的主要方式一一學生們放棄自身文化，成為社會結構的“應聲蟲”，學生在融入統治階級文化之前是無法取得學業成功的，而且這種成功并不能幫助少數民族學生實現階級上的跨越。但在筆者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們的發展并沒有完全屈從于這一理論，反而在自身努力下實現了階級跨越。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中》很好的闡述了這一點，底層學生也可以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化，并依靠這種文化取得學業上的成功，來實現階層的流動。他提出“底層文化資本概念”，認為農家子弟也具有屬于自己的文化創造性以及文化資本。“底層文化資本認為農家子弟取得高學業成就是一個基于底層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體驗的獨特文化生產過程。他們的學業成就是成功的創生、維系底層文化資本以及將其獨特的力量綻放到極致的結果，而不是一種文化移入來彌補

①

學生們的教育過程中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方式：在學生度過文化適應階段后，也就是當前所處階段，少數民族學生的性格品行、少數民族文化可以當作一種 “文化資本”，用以激發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動力。民族教育的下階段目標轉移到少數民族學生“文化資本”的利用與開發上，政府建立公平的文化生產利用機制, 增加文化生產結構的寬容度，維護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權益。因此學校創造合適的文化氛圍，促進學生主動進行文化生產，以達到學業成功的目標，并塑造全面發展的人，筆者認為是可能的。

① 程猛：《“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頁。

結論

本文是筆者多次進入大理州民族中學，對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實踐情況全面考察，與學校的校長、老師、同學、工作人員等深入交流之后而撰寫的，想要通過對大理州民族中學建設、發展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分析，表達筆者對于地方民族學校發展實踐的所想、所思。

筆者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重點闡述了大理州民族中學自建校以來，三位校長在不同時期如何領導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回顧了大理州民族中學的教育發展歷程。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學校來說，教育質量一直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學生民族結構的多元，學業基礎的薄弱，以及社會對他們較低的學業期待，導致了民族學校在發展中一直處于落后地位，民族學校也被貼上了 “差校”的標簽。在這樣的環境下，民族學校很難實現教育質量的大幅提升，只能為少數民族學生提供了一個接受教育的機會，并沒有真正的改變這群學生。而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現實情況與省內大部分同類學校的狀況并不相同，從教育質量來看，它并不屬于我們傳統認知的民族學校，每年都會有考上清北的學生，擁有較高的一本錄取率，所以它必然存在可供借鑒的實踐意義。雖然大理州民族中學教育實踐中也存在問題，但是通過對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歷程的梳理，我們可以總結其發展經驗，以便能找到合適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從教育人類學的視角，來探討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中的成就與困境，總結其辦學經驗，提出相應的辦法來解決類似民族學校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此外，通過對部分教師、學生、工作人員的訪談以及對大理州民族中學發展史的考察來加以佐證三位校長的口述史內容，從不同的視角來考察學校發展中采取的改革措施以及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學生們認為學校對于學生的幫扶是比較到位的，讓學生感受到了歸屬感與安全感，在訪談中筆者也能感受到，當代學生不再像之前的學生一樣只知道學習，目的就是為了走出大山，他們與非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并沒有明顯區別，但是在本文中并沒有著重論述，這涉及到對少數民族

學生群體的更深入研究。這種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與校長自上而下的觀察視角形成了補充。

本研究認為：大理州民族中學的快速發展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社會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是人為原因，也有時代發展所造成的原因。大理州民族中學教育發展成功的首要原因是文化因素，在學校發展初期，學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文化適應問題，文化適應與學生學業成就有著直接關系。學校努力營造一種激勵文化與家庭氛圍，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發揮其原有文化中的積極部分, 提高學生的積極性與學習動力；在學校發展的中期階段，學校走上了一條與普通中學同樣的發展道路，即現代化學校建設。經過了教師隊伍建設、學校制度文化建設、學校特色品牌建設，學校開始形成一種具有大理州民族中學特色的校園文化，學生們也從文化適應階段到了文化吸收階段；在當前階段，因為民族政策以及政治導向的指引，大理州民族中學也開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示范學校建設，學校積極開發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文化整合，組織校園文化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生從文化吸收階段走向了文化創生階段。學校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極具領導力的校長大膽的變革與摸索，在合適的階段采取合適的發展模式，模式匹配與教育要求適應才能讓學校擺脫現實束縛，取得良好的發展；同時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是社會多方參與形成合力的共同結果，不同力量間的相互整合與發揮邏輯是對學校發展最重要的影響。從大理州民族中學的發展經驗中也能總結出民族學校應該如何利用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融入學校的日常教育活動，也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民族學校發展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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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夏彪：《民族文化認同“復合基因”的內涵成因及當代教育傳承策略一一以大理白族為個案》，《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107

[10]祁玲芝：《轉型期民族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一一以大理州劍川縣石龍村為例》，《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28卷第6期。

[11]侯儒：《國內外口述史學研究回顧》，《世紀橋》2017年第4期。

[12]Richard J. Altenbaugh .American Teachers and a Social History of Schooling: an emerging agenda,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1997,27(3).

[13]Mary Catherine Woolley. Experiencing the history National Curriculum 1991— 2011: voices of veteran teachers, History of Education, 2019(48).

[14]周洪宇：《教育口述史研究：內涵、形態與價值》，《現代教育管理》2018 年第11期。

[15]王凱：《走過的教育之路:一位俄羅斯族高級教師的口述史》，《中國教師》 2015年第7期。

[16]康永久：《先驗的社會性與家國認同一一初級社會化的現象學考察》，

《教育學報》2014年第10卷第3期。

[17]劉勝全：《論教育場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年第1期。

[18]楊昌儒：《校園文化的構建與提升一一以貴州民族學院為例》，《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19]趙明仁：《論校長領導力》，《教育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

3.學位論文

[1]劉子云：《民族團結教育實踐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

[2]張霜：《民族學校教育中的文化適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3]阮媛：《大理州初中學校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優化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 年碩士學位論文。

[4]薩如拉.：《阿魯科爾沁旗蒙古族教育發展史研究》，內蒙古師范大學2019 年碩士學位論文。

108

[5]陳楚倫：《地方性知識視閾下民族職業教育發展研究》，南京郵電大學2019 年碩士學位論文。

[6]楊首斌：《內蒙古地區蒙古族教育發展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7]李瑞君：《新疆新和縣民族教育發展研究》，石河子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8]馬文達：《臨夏回族自治州廣河縣教育發展研究》，西北民族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9]盧欣欣：《貴州高校民族預科教育發展與改革研究》，貴州民族大學年2016 年碩士學位論文。

[10]許可峰：《新中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發展問題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

[11]顧靜：《新中國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天津商業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

[12]張京澤：《新中國民族教育發展回顧和若干現實問題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13]尚曉雪：《新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14]李琰，《上海成人教育的記憶》，華東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15]通嘎，《三代人眼中的蒙古族教育發展》，陜西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16]弓巧平：《美國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研究》，河北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

[17]阮媛：《大理州初中學校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優化研究》，云南師范大學 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18]徐興民：《中小學校長在學校制度文化建設中的角色定位》，山東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19]吳國娟：《大學制度創新一一組織文化的視角》，江西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109

[20]金菲：《文化資本視角下教師學習動力激發研究》，安徽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21]賀新宇：《多元文化視域下的民族地區和諧教育研究》，西南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

[22]王曉甜：《民族地區小學民族文化教育研究》，貴州民族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23]孟月芳：《一個學校的變革歷程》，浙江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呂進鋒：《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空間研究》，云南師范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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