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馬政及相關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2022-08-22 11:12

摘要 I

Abstract Ill

緒論 1

一、問題的提出與選題意義 1

（一）問題的提出與設想 1

（二）選題意義 2

二、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3

（一）學術史回顧 3

（二）總結與反思 9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 10

（一）研究方法 10

（二）研究思路 10

四、難點、重點、創新點與不足之處 11

（一）難點 11

（二）重點 12

（三）創新點 12

（四）不足之處 14

第一章唐代馬政的興起與發展 15

第一節唐初馬政的蓬勃興起 15

一、貞觀至麟德時興盛 15

二、徙馬隴右擴展牧地 18

三、選官治牧專職久任 20

第二節唐代馬政的曲折發展 24

一、乾封至景云時暫衰 24

二、開元至天寶時復興 27

三、 “安史之亂”后衰微 32

本章小結 39

第二章唐代中央馬政機構與職事變遷 41

第一節唐代中央馬政行政系統 41

一、駕部司職官與沿革 41

二、駕部司的職能范疇 43

揚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第二節唐代中央馬政事務系統 46

一、太仆寺機構的職能 46

二、太仆寺乘黃署職能 50

三、太仆寺典廄署職能 53

四、太仆寺典牧署職能 55

五、太仆寺車府署職能 56

六、太仆寺沙苑監職能 58

第三節唐代皇室專用馬匹管理系統 60

一、尚乘局職能與發展 60

二、東宮馬政官署職能 67

三、閑廄使職權的變化 71

四、飛龍使職權的變化 82

本章小結 86

第三章唐代地方馬政機構設置與經略 89

第一節監牧的分布狀況與組織架構 89

一、監牧的分布狀況 89

二、監牧的組織架構 92

第二節監牧基層勞動者的勞動狀態 98

一、管理者的選拔與待遇 99

二、牧子身份變化與待遇 101

三、監牧基層勞動的任務 110

第三節監牧諸使的設置及其活動 117

一、監牧諸使之辨 117

二、群牧使的表現 121

第四節昭武九姓胡入仕地方馬政系統 129

一、入仕的途徑 130

二、入仕的職任 134

三、入仕的變化 138

四、入仕的作用 142

本章小結 144

第四章唐代馬政管理規定與運作 146

第一節生產環節 146

一、獎勵機制 …… 146

二、懲罰機制 151

第二節征納環節 158

一、馬籍制度 158

二、馬印制度 159

第三節使用環節 164

一、調馴制度 164

二、禁損制度 167

第四節流通環節 170

一、交易規定： 171

二、交易變化 174

本章小結 182

第五章唐代馬政運行特色與歷史意義 183

第一節唐代馬政運行的特色 183

一、職官與使職的權力變動 183

二、馬政關涉機構的協調性 186

第二節唐代馬政的歷史意義 188

一、宋至清人評論唐代馬政 188

二、唐代馬政的影響與啟示 196

本章小結 198

結語 200

參考文獻 203

攻讀學位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 217

致謝 218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與選題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與設想

著名歷史學家史念海先生曾談到我國古代王朝足食足兵可能促進國家富強，而足兵的一大條件就是豢養馬匹，由此觀有唐一代養馬事業的發展變化確實對唐代國力盛衰強弱造成了影響。①就馬匹的作用來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②，馬匹應用較為廣泛而又特殊：車馬駕乘規格體現社會等級禮制；戰馬是騎兵所恃的戰備物資，有助于維護國家秩序與穩定周邊變亂。中國古代統治者對馬匹尤為重視，故有說：“國之大事雖在于戎，而戎之大用則在于馬，……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為禮，無馬則無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則王朝擁有馬匹的數量與質量是國富兵強的重要標志，唐代后期無馬亦致國家困頓衰亡。

養馬事業的經營狀況關聯一朝養馬大政，簡稱“馬政”。查諸史籍，《周禮》記載“校人”一職“掌王馬之政”④，為溯源管馬之官提供了依據。《禮記》曰：“（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繁騰駒，班馬政。”鄭玄注曰：“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⑥ 而對于馬政的定義，今人有更全面的看法。

陳寧指出，馬政是關于釆購、生產、馴養、分配和使用馬匹等事宜的行政管理制度，來滿足國家行政運轉、軍事及皇室需求，是國家行政制度的組成部分。⑥

陳振國認為，馬政是農耕時代下國家政治軍事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以國家政 ®參見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年第4期；《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演變及其影響（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期；

《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演變及其影響（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

②《后漢書》卷二四《馬援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840頁。

® （明）邱濬編：《大學衍義補》卷一二三《牧馬之政（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 312 頁。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校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57頁上。

⑤（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一六《月令》，（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2966頁下。

⑥陳寧：《秦漢馬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

治、軍事和部分文化用途為目的，由特定機構和人員經辦官用馬匹的放牧飼養、采買調撥、訓練使用，還要負責牧場的設置、開發和管理等活動，及為以上這些事宜所出臺并執行的各種制度。®

馬俊民、王世平闡明，馬政是國家對馬匹相關事務的行政管理與這些管理方式的沿革變化，包括馬匹繁育、牧養和使用等過程中的政令法令及人事舉措。®

由此來看，當今學者對馬政的理解均較為全面，從狹義到廣義，從其地位到內容, 都精準概括。從中也可以感受到馬政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實施步驟又包含多項行政事務以及負責操作的人員，就如何定義或評論馬政而言，這些認知可謂能夠貫通上至國家、下至個人的多個層面。據此，馬政是統治者決定施行的管理全國范圍內馬匹生產至應用的相關政策，還涉及到這些政策落實時在行政程序和專業事務中具體操作的人。馬政的地位較為重要，而且在其內容之外，因所處一朝政治背景、軍事需要和社會反響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情況，尤其在一朝的治理中可能還有起伏變化的發展軌跡和表現狀態，所以古代馬政問題牽涉較廣，頗值得歷史學研究者關注和思考。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統一強盛、胡漢交融的時代，馬政的成就或挫折對唐代興亡的影響則更加顯眼，對后世的啟示也會更加豐富。設想若能從政治史、軍事史、社會史等視角考察并分階段把握馬政與唐代政治、軍事以及社會的互動影響，剖析馬政機構、職官及制度的設立背景及其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結果，便希望對唐代馬政的表現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對唐史學術研究略添一些補益性的探索。

（二）選題意義

首先，唐代馬政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繼承前代馬政運作章法并創新，有從行政至事務、從中央到地方、從官方到民間的一整套管理方式，它們的聯動配合推進了馬政的綜合治理。它有哪些內容繼承于前代，哪些是新的制度，出現新舉措變化的背景是什么，并探究“秦、漢以來，唐馬最盛”③的真實情況。

其次，唐代馬政的發展變化軌跡與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安史之亂”等歷史背景有內在關聯，反映了馬政獨特的延續性，從而唐政府對馬政的許多籌謀布置皆是在當時的政局態勢下落實。即不論政局處于穩定或動蕩時期，統治者不斷試圖擴充馬匹數量以保衛國土，故妥善施行馬政，是鞏固與維護統治的需要。

①陳振國：《清代馬政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頁。

®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338頁。

最后，唐代馬政還是觀察唐代職官制度變化的獨特視角，官制演變軌跡也豐富了馬政的內涵，并通過馬政官吏的設置與任職展現變化。馬政中央和地方的專職機構都存在著固定職權的職官，而唐中后期，使職差遣逐漸將其處事權力分取、代之，進而活躍于督管馬政事務辦理的過程中。這不僅是唐代官制變化在馬政運轉的體現，也影響著馬政的進程。

綜上，在一個流動的歷史過程中觀察唐代馬政制度的演進，描摹唐代不同時期馬政的不同狀態，也可以準確把握造成馬政變化的動力與機制，揭示馬政與社會相互作用的方式與結果。

二、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一）學術史回顧

研究唐代馬政需要以了解通史中的馬政史內容為基礎，可作整體概覽。我國研究中國馬政史的入門指導即南京農業大學謝成俠先生于1943年開始接連出版的《中國馬政史》《中國養馬業》和《中國養馬史》。由于印數少，唯有1991年再版的《中國養馬史（修訂版）》可領略我國養馬業的歷史性發展，其講述了從殷商至新中國成立時期馬匹牧養的脈絡，提及唐代馬政機關和牧場設置，雖在馬政制度的演變及原因方面對傳統文獻史料的考訂用力較少，但是章節內容比較詳實，頗具奠基意義。①

再者，唐代馬政在唐史研究中被學者關注，置于唐代軍事制度或兵制下略有提及。其中，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②第四卷以唐代馬政的發展始末為主線，論及閑廄、監牧、市馬等，闡發了作者對《兵志》的看法。岑仲勉《隋唐史》③書中“唐之馬政” 一節描寫了唐代馬政的興起緣由、發展、馬匹使用，尤其談到了 “唐回馬價”和“馬價所直物匹數"兩個問題。王仲葷《隋唐五代史》④的“唐代的馬政”從騎兵引出馬政，敘述了其發展過程，介紹了牧馬的機構和牧馬人。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⑤將“唐前期的馬政”置于軍事制度欄目下，解釋了監牧系統供給軍馬、驛馬的內容，書中還 ®謝成俠：《中國馬政史》,陸軍獸醫學校出版社，1943年；《中國養馬業》,上海永祥出版社, 1952年；《中國養馬史》，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國養馬史（修訂版）》，農業出版社，1991 年。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中華書局，2011年。

③岑仲勉：《隋唐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

④王仲葷：《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

細致分析了仗內仗外閑廄與禁軍的關聯、八馬坊、隴右九使六十五監等問題。但也有學者將其單獨作出梳理，如宋常廉《唐代的馬政》①，這篇論文分為上、下兩部分，從唐代初期設置監牧、牧地區位、馬政中衰、馬政中興和絹馬貿易方面論述了馬政發展軌跡。

改革開放后，唐代馬政形成專門的研究，比如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2,這本書在二十世紀唐史研究的成果中被突出強調，3是一部對唐代馬政的相關制度及馬政與唐代內政外交關系問題作全面系統論述的開創性的著作，除談及關于馬政的決策、機構和法制外，尤其富有新意的命題是監牧、軍鎮和屯田三位一體邊防體制，還對宦官專權、河朔割據等現象指出其與馬政的關系，就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問題提出貿易是對雙方有利的觀點，糾正前人認為這是不等價交易的誤解，還有最后描寫具有絢麗多彩、交融開放特點的“馬文化”的部分，升華了其與馬政相互作用的關系。此外，還有朱利民、張憲民《唐代馬政》④及陳玲《論唐代的馬政思想》提出唐代馬政的完備的管理機構和政策，還與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對外等有交叉，突出了唐代馬政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特殊之處。

又有以下學者的成果間接涉及到唐代馬政，女口：文會堂《“馬政”源流考》@、余和祥《唐宋時期的馬政初探》？，尤其是乜小紅《唐五代畜牧經濟研究》3從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入手，分析了唐廄庫律以及《唐令拾遺》中記載的二十三條廄牧令，進行官營與私營畜牧業諸方面的探索，從畜牧業的角度對馬政制度作了系統的考察，這也是研究馬政的一個新視角。

學者在探索唐代馬政這一整體的同時，還細化研究了以下九個主題。

一、唐代馬政的人事制度。◎學者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如閑廄、太仆寺、監牧等馬

©宋常廉：《唐代的馬政》，大陸雜志社印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大陸雜志社，1967 年。

②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

③參見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張國剛：《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朱利民、張憲民：《唐代馬政》，《唐都學刊》1994年第2期。

⑤陳玲：《論唐代的馬政思想》，《廈門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文會堂：《“馬政”源流考》,《周口師專學報》1994年第2期。

⑦余和祥：《唐宋時期的馬政初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乜小紅：《唐五代畜牧經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

⑨寧志新：《唐朝的閑廄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董軍讓：《唐代閑廄考》,

《文博》2006年第2期。劉嘯：《從御用到國用：漢唐之際太仆制度的演變新探》，《江漢論壇》 2012年第8期。侯振兵：《唐代牧監基層勞動者身份芻議一一兼論唐代的賤民問題》，《中國農史》2015年第4期。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王政軍：

《唐代畜牧業領導機構太仆寺研究》，《農業考古》2016年第4期。馮立君：《唐朝隴右監牧設政機構及其涉及的官吏和制度的發展沿革，著墨較多的是唐代宦官尤其在“安史之亂” 后對掌握禁軍、監牧和藩鎮馬權的行動。馬政人事制度隨機構、官吏的設置變遷而發生著巧妙的變化，受其影響頗大。但這些研究成果沒有深入探索唐代馬政多種職官之間的關系。

二、唐代馬政與邊防軍事的關系。①馬政之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關鍵在于其軍事作用，尤其是對西北地區的邊防，隴右監牧和完備馬政為唐朝前期的開邊戰爭供應了多數優質的戰馬，而隴右以發展牧馬的特殊地位，將馬政與邊防構成互動。而且，隨著騎兵在軍隊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軍馬的需求量大增，馬政機構是軍備供給的主要負責者，軍事物資的后勤補給就多牽涉到監牧制度下戰馬的生產和管理，尤為看重馬匹的來源、供應、選調。但隴右馬政發展變遷的內容還是需要更多的思考。

三、唐代馬匹貿易探析。這部分涉及到唐代政治經濟史，也是前賢重點研究的內容。陳寅恪講到回紇與唐以馬和市纟曾帛，禮部尚書李絳上奏支持回紇長年獲取馬價之利，唐損失一些賦稅來避免引起邊戰，是十全之法，憲宗不同意。而憲宗一定知道絹馬互市的利處，實在于國家財政緊張，馬價此時難支，否則付出資費也要換取邊境安寧。夕近年來，丁君濤以經濟史的角度對唐代馬匹貿易的研究有較大的推進，指出與唐進行絹馬貿易最頻繁的是回紇，回紇將馬賣給中原王朝，從中獲取了高額利潤，當時人認為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對唐財政造成負擔，也有人認為它利于穩定西北邊境、解決內部藩鎮問題，買馬費用尚能接受。基于此，現代學者對唐代絹馬貿易的影響亦持有以上兩種不同的態度，但是辯證地看待此問題就會得出這樣的看法，即唐與回紇的絹馬貿易產生于特殊環境，連結西域與唐王朝，貿易交往中互相滲透著宗教文化、風俗習慣，推動民族間和平友好往來。丁君濤還指出要依據馬匹保有量，觀察馬價變化與唐財政的關系，唐王朝前期與后期在馬匹貿易中處于主動還是被動是明顯不同的。由此，唐與少數民族的絹馬貿易需要以時間劃分來看，中唐之前的馬匹貿易多以貢賜為主，體現了唐羈縻的政治色彩；“安史之亂”后，監牧制度被破壞，唐朝馬政衰微，盡管負擔高昂的馬價絹，為了增強軍力以安定內亂與邊鎮，仍需要大量的馬匹保衛政

置考一一以〈天圣令•醫疾令〉唐15條“其隴右監牧”句為中心》，《中國學報》第75輯，韓國中國學會，2016年，第403-424頁。（日）林美希撰，齊會君譯：《唐前半期的廄馬與馬印一一馬匹的中央上納系統》，《唐史論叢》（第二十四輯）2017年第1期。（日）林美希：《唐前半期①閑廄體制七北衙禁軍》，《東洋學報》第94卷第4號，東洋文庫，2013年。

①馬俊民；《論唐代馬政與邊防的關系》，《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4期；《唐代宦官專權與北軍、馬政的關系》，《河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向紅偉：《略論唐代隴右地區馬政對經略西北的影響》，《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②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權，晚唐時期官方互市則為解決皇朝缺馬的實際問題。另外，他將唐代前期和中唐以后民間馬價、五代時期民間馬價以及唐五代官方互市貿易馬價對比，以與少數民族的經濟交往情況為考量，發現在羈縻色彩淡化后，貿易接近市場價格。'張勛燎揭示出買賣馬匹與交易錢貨的情況是隨時間推移而不同的，唐初用布帛絹，開天時期用錢，“安史之亂”后以實物支付與計價。2孟憲實探究了唐代重要的馬匹買賣市場一一西州的馬價，并且與敦煌及中原馬價作比較，還就不同性別品種的馬價格不同進行解釋。3齋藤勝《唐•回鵲絹馬交易再考》也闡述了唐中后期民族關系范疇下的絹馬互市的作用，其緣于唐與吐蕃戰后對馬政政策的調整。F綜上，影響馬匹價格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唐代不同時期的內外政策、不同地域的經濟狀況、不同品質特征的馬匹數量，以及軍事安全、馬政發展、錢貨支付手段、交通運輸商路、市場需求等條件。這一部分的成果側重于民族與經濟方面，對馬政內容的揭示略少。

四、唐代馬政與區域歷史地理。◎這些研究以唐代牧區的自然地理因素為著眼點，有的借助《元和郡縣圖志》，有的用到了敦煌文獻，研究熱點集中在敦煌與關中地區, 關注馬政與抵御外族入侵，及農耕與游牧的關系。利用地圖研究馬牧分布是一個直觀的辦法，而且以唐代農牧業的發展為視角也可以研究馬政。

五、唐代馬政發展狀況與原因剖析。⑥除國內學者對馬政階段性發展狀況背后的原因的探究，還有日本千田英二《中國古代馬政広関歹召史的考察》⑦、橫山貞裕《唐代 ①馬政》S都以唐代馬政系統整體的沿革情況為背景，選取馬政發達或傾頹的一個時

①丁君濤：《唐與回紇絹馬貿易中馬價爭議的原因探析》，《唐山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唐五代馬匹價格考》，《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唐五代及前后馬匹貿易中的羈縻色彩與經濟需求》，《上海商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近三十年唐五代馬匹貿易研究綜述》，《陜西理工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②張勛燎：《敦煌石室奴婢馬匹價目殘紙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

③孟憲實：《唐西州馬價考》，《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 （日）齋藤勝：《唐•回鶴絹馬交易再考》，《史學雜誌》第108編第10號，史學會東京大學文學部內，1999年。

⑤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2期。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區域研究》，《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張亞萍：《唐五代歸義軍政府牧馬業研究》，《敦煌學輯刊》1998年第2期。連雯：《唐代關中涇渭流域馬政之研究》，《南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王炳文：《唐代隴右監牧考》，《中國中古（中世）社會諸形態中日研究生學術論壇論文集》2011年12月。（•日）齋藤勝：《唐代①馬政七牧地》，《日中文化研究》第 14輯，勉誠出版，1999年。

⑥徐嫩棠：《唐朝前期馬牧業發達的原因》，《人文雜志》1994年第6期。郭天祥：《論唐高宗武后時期馬政衰落的原因》，《唐都學刊》2013年第5期。

⑦（日）千田英二：《中國古代馬政V関歹召史的考察》，《日本畜產學會東北支部會報》第24 卷第1期，1974年。

® （日）橫山貞裕：《唐代①馬政》，《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人文學會紀要》第3號，1971年。期從相關角度分析具體原因。其實，唐代馬政的發展是有波動起伏的，要在具體的階段中發現馬政與軍事、交通、社會生活等其他因素的互動聯系，馬政發達與某時期衰落的描寫都有利于把握唐代馬政整體進程。這部分研究的內容較少，應該將時空結合, 探索馬政發展情形的內外因素。

六、唐代驛傳馬研究。©其中也有對長行坊的關注，如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0）伝馬坊七長行坊》®o諸多成果都表明通過管理不同類型的驛傳馬，肯定了館驛制度中馬匹對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在交通通訊方面，分驛馬和傳馬：驛馬主要負責國家緊急軍情的傳達，要求快速，為保證速度，還要每驛換馬；傳馬主要負責非緊急的公文傳遞和載送使臣官員，中途可以休息，不用換馬。在陸路設置的館驛，供軍政官員停駐, 傳遞公文，換乘馬匹，還能補充馬料，便利了來往的官、商、僧侶和使者。唐政府欲達到軍情傳送快速、政令傳達暢通、物資運輸無阻，就需要大力做好馬匹的生產和管理工作，以保障輸出和使用環節的效率。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馬匹使用的環節，但交通驛傳與馬政機構的關系應該更加突出。

七、唐代馬事律令詔敕研究。®此部分多作為解釋馬政制度運作所依據的條目，所以這方面的專題分析還較少，這些成果多將《廄牧令》作為依據，以出土文書、律令結合的研究方式，補充了馬政在法律方面的內容，延伸驛傳、交通與廄牧的制度。另有一些論文涉及禁屠詔令,以統治階層斷屠役畜的生態意識為主。馬事律令與其實施結果的對比內容還較不足。國外研究唐代馬政律令的成果以日本學者的論著居多。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遺》和《唐令拾遺補》，是借助沿襲了唐《永徽令》的《日本養老令》而復原的唐令，其中《唐令拾遺》第二十五卷《廄牧令》©專記養殖馬匹牲畜規章。此后，我國2006年公之于世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

（以下簡稱《天圣令》）保留了明鈔本北宋《天圣令》的原貌，還復原研究了如唐代《田令》《賦役令》《廄牧令》等十二篇令文。《天圣令》中的《廄牧令》復原清本

①王冀青：《唐交通通訊用馬的管理》，《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區用于交通的驛馬、傳馬和長行馬一一敦煌、吐魯番發現的館驛文書考察之二》,《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2期。

® （日）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CD伝馬坊長行坊》，《東洋學報》第70卷第3-4號，東洋文庫，1989年。

®楊慧、侯振兵：《從天圣〈廄牧令〉看唐代私馬的使用和管理》，《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趙晶：《論唐〈廄牧令〉有關死畜的處理之法一一以長行馬文書為證》，《敦煌學輯刊》2018年第1期。侯振兵：《唐〈廄牧令〉復原研究的再探討》,《唐史論叢》（第二十輯）2015年第1 期，及氏著《〈廄牧令〉與唐代驛傳廄牧制度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④（日）仁井田陞著，栗勁、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編譯：《唐令拾遺》卷二五《廄牧令》，長春出版社，1989年。

共五十三條令文，這個復原本比《唐令拾遺》所復原的唐《廄牧令》多出三十條。2012 年，三橋広延繼續鉆研唐馬政令，撰寫《〈天聖廄牧令〉①所附唐令I處〈唐六典〉總訂歹》"，將《唐六典》與這些唐令尤其是不行唐令就監牧勞動者的記錄進行比較，不僅查看出《唐六典》編纂時脫漏的文字，并推斷找到了該條令的公布實施時間。

八、唐代馬牧業研究。©國內對唐代養馬的規模與技術進行研究，還有日本山下將司《唐①監牧制七中國在住卜''人①牧馬》3中田裕子《唐代西州群牧七馬①賣買》，、畑地正憲《唐末•五代（3 -5馬草CD調達S以上成果提到了唐人養馬過程中引進“胡馬”大力推動了唐代本土馬匹的提質改良，涉及入華胡馬的品種、路徑和影響等問題，也是馬政興盛的技術鋪墊和物質支持。古人養馬的技術實力強，才能保證馬匹資源數量與質量可觀。

九、唐代社會生活中的馬與馬的意象。°從唐太宗時期開始，宮廷、軍中、民間打馬球相習成風。學者們還以文學名詞“意象”來考察唐馬文化，從文學和史學交叉的角度引入馬的文化現象與神異崇拜，也說明良馬在古代的地位高以及唐代馬牧業的繁榮，但馬匹對人們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影響不止如此。

綜上可見，近年來關于唐代馬政的研究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即馬政漸漸從軍事制度中單獨列出，辟為專門類別重點分析，而且基于唐代馬政的總體研究，又衍生出譬如馬政與經濟、交通等內容，都已取得豐厚的成果，展示多重視角。同時，這也反映了現代學者對唐代馬政這一重要制度研究的貢獻頗豐，其中一些相關問題曾引起了史學界熱烈的討論，筆者既希望站在全局角度將唐代馬政的史實論述得面面俱到，又渴望盡力避免落入以偏概全的窠臼。

①（0）三橋広延：《〈天聖廄牧令〉①所附唐令tc J： o T〈唐六典〉總訂歹》，《法史學研究會會報》第16號，明治大學法學部法史學研究室，2012年。

②馬俊民：《唐代民間養馬盛衰考一一〈資治通鑒〉辨誤》，《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5期；《關于唐代“胡馬”引進及其歷史作用》，《天津師大學報》1988年第4期。宋濤：《我國古代的養馬業》，《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李群：《我國古代的養馬技術》，《古今農業》1996 年第3期。李琳：《唐代養馬技術初探》，《文博》1998年第5期。丁君濤：《唐代官營養馬業的盛衰》，《南都學壇》2019年第4期。

® （日）山下將司：《唐①監牧制中國在住7^ K人①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號, 東洋史研究會，2007年。

④（日）中田裕子：《唐代西州群牧馬①賣買》，《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4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2010年。

⑤（日）畑地正憲：《唐末•五代tC it 馬草①調達oUT》，《宋代軍政史研究》，北九州中國書店，2012年。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84-94頁。尚民杰：《中國古代的崇馬之風》，《文博》1995年第1期。王立、郝明：《唐代文學中的馬意象》，《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二）總結與反思

故而在以上前人研究成果所蘊含的價值之外，其成就背后也有引人深思之處，試總結分析如下。

首先，唐代馬政研究具有通識性與專題性的偏向問題。唐代馬政作為農業社會之產物，在科技發展與日俱進的新世紀里，就顯得偏冷門，研究專著成果薄弱，僅有一些學者的著述涉及，也是從他們自己的研究角度出發，比如從古代軍事、農業、畜牧業、民族問題著眼來書寫。那么，通識性的專著雖然具有了一定的全局視角，但難免空泛，對于重大問題不能展開分析；專題性的作品雖然能夠對某一方面內容深入強化，但研究有時過于細碎而無法領略全貌。

其次，馬政的“政”是其概念體系中的重點，即有關馬匹的各種管理制度與機構。研究馬政需要以政為中心，要對制度有深刻的想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馬匹牧養，二是馬匹使用。事實上，關于唐代馬政的領導、管理、調用等制度內容，前人的研究都比較薄弱，比如對馬匹生產環節的監牧及其制度的關注不夠，監牧是唐代馬政賴以延續的基礎，而不僅僅是中央在地方設置的牧場，它運作的機制和影響還有待深入挖掘。

再次，唐代馬政并不是孤立的，它不僅有前朝借鑒，還關乎唐朝國運與社會。一些成果局限于只談一段時期的馬政狀況，未能從整體上回顧唐前馬政的源流，所以在梳理唐前歷代馬政動態的過程上著墨不多。除了歷史背景，還要在馬政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中找到橫向聯系的線索，這也是考察馬政內容的重要事項，可以避免就馬政論馬政的問題。

最后，應利用更多的正史文獻、筆記文集及墓志石刻等史料。傳世文獻資料及馬畜專著《司牧安驥集》等都有所涉及唐代馬政，法令典籍除《唐律疏議》《唐大詔令集》外，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和我國《天圣令》也是較新的史料。并可借助整理的墓志、碑刻、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等，理清唐代馬政的人事細節。掌握更多的史料將會有更廣闊的視角，能發現曾忽視的問題，輔助傳世文獻的記載，還有利于使研究結果逐漸豐富生動。

掌握關于唐代馬政史研究的學術動態可以把握學者的探索進程和名家的觀點見解，這是本論文參考史學成果的基礎工作。挖掘唐代馬政的相關問題以便于觀察學者們延伸討論的熱點及進展情況，為本文的寫作提供橫向上的參照。基于以上兩點，唐代馬政中的制度演變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諸如對制度傳承的內在規律、科學管理的運行機制、官署機構的人事興替、馬政浸染的社會風貌等方面的探索仍需尋找新的角度，仍有一些專題性的發現值得深入鉆研，要避免失之于瑣碎，又不能空疏泛泛。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

（-）研究方法

歷史文獻研究法，搜集與梳理大量的唐代馬政歷史文獻是本研究的前期積累，做到“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增加具體的科學的認知和分析。

多學科交叉研究法，馬政研究是存在普遍聯系的，涉及歷史地理學、畜牧學、文學和管理學等各層面的專業知識和領域。要將參考的相關學科中的知識，在歷史學視角下完善整合，形成歷史學的語言表達。

比較研究法，唐代馬政這一概念問題的解析需要在時間與空間的維度中進行對比，歸納分析發展階段間的異同點，探索其普遍性和特殊性。通過比較、考證、分析、歸納、綜合等環節形成對于唐代馬政內容與地位的基本認識。

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統計方法，數據作為驗證和推導，并且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將傳世文獻資料、新史料（如《天圣令》等）、敦煌吐魯番文書、唐代墓志碑刻等資料互相印證，對唐代馬政機構的發展、演變和管理進行詳細論述。

（二）研究思路

結合基礎史料和前賢成果，本文力圖從廣度和深度這兩個程度研究唐代馬政。廣度就是要注重唐前馬政發展源流與歷史背景對唐代馬政的影響，深度就是在梳理唐代馬政演進的軌跡時分析種種表現背后的原因，以“安史之亂”為分界，明晰其前后國勢的變化，延伸到唐代馬政與唐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之間的雙向互動影響。

唐代馬政是傳統馬政制度延續和積淀的成果展現，就其含義來說，管理機構與制度運行是重點研究對象，當然也需要看當時各類人員的特殊作用甚至職能流變。關注馬政的各項制度建設，選取有關政治、經濟、管理、法律、農牧方面的內容，以聯系與發展的眼光，站在全局角度又細致求解，注重具體與全面的辯證關系。故本研究是制度史范疇中的深入研究，而非避實就虛的解說。

唐代馬政興起與發展的原因之首要者，是唐統治階級對馬匹集中的、長久的、急切的需求，這是馬政建設的基本動力。怎樣解決國家對馬匹需求的問題，需要唐政府抉擇，在諸多史籍中顯示了唐代的馬源路徑：官牧、民牧、官民結合和絹馬貿易，這四種方式均體現馬匹的補給，都是唐代馬政的研究內容。但是它們在唐代實行的時間先后有所不同，故對當時供馬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或者將官民養馬過分對立，或者把絹馬貿易僅理解為權宜之計，這些想法對分析統治者的態度和馬政發展的軌跡造成了一些干擾，應該根據某一方式的背景和影響做具體的利弊判斷。另外，注意馬政在貞觀、開天時期的繁榮表現和背后的深層原因，總結外部動力和內在動因。由此，筆者認為唐初戰爭所需騎兵和為強化統治而建立的大量驛傳，是馬政興起的外部動力；唐前期政治清明，國家機構工作運轉高效，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穩固，是馬政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李唐王室帶有北方胡人血統，又是武將出身，精通騎射，統治者延續重視騎射的傳統是馬政地位重要的背景條件；馬政系統中的使職從無到有、制度高度精密、官員恪盡職守、政令貫徹實施，都是馬政興旺的內在動因。

再者，探討唐代馬政在廢弛時，注意其衰敗的各種表現與“安史之亂”后馬政走向困局的外部原因和深層內在原因。“安史之亂”發生，唐中后期的皇帝受制于宦官, 政權軍權被宦官把持，南衙北司矛盾激化，朋黨之爭延續數朝，地方藩鎮割據形勢危重，邊境民族關系緊張，還不斷爆發農民起義，國家機構頹廢，官僚隊伍綱紀敗壞，中央的實力微弱，對河隴地區的控制力減弱，頻發的戰亂使得監牧無安寧放牧的土地, 這些是馬政衰落的外部原因；豪強地主土地兼并日益激烈，逐步瓦解破壞均田制，依賴于均田制的府兵制也不能維持，實行募兵制，而國家負擔監牧養馬投入的花費還要更高于養兵，相比較之下唐后期統治者選擇向游牧民族買馬，傳統農業社會的基礎條件發生變化，也導致了唐代財源和國力的變化，引發了深刻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危機，這是馬政衰落的內在原因。

以上觀察，在第一章作敘述，其中利用傳世文獻與碑刻，以時間為序，既溯源馬政興起的原因與表現，又理清馬政發展的曲折進程，第二至第四章將詳細闡述唐代馬政的設官、監牧（牧地）和相關制度等內容，并在第五章中分析后世對唐代馬政的評論及闡述筆者的思考。

四、難點、重點、創新點與不足之處

（一）難點在閱覽有關唐代馬政研究的內容后，對唐代馬政發展的脈絡和運行的細節有一定的把握，撰寫難點在于能否合理分析與通透解釋唐代馬政運行的諸種現象，試圖將前人的相關發現與論斷進行判斷，去偽存真。如唐代馬政肇始即能逐漸走向興盛的原因，馬政經營過程曲折的表現，中央與地方馬政機構官吏在任職共事時的相互配合，及官營馬牧的全面的規章制度支撐。

尤其要把握唐代馬政中產生變化的要素，具有復雜性。如唐代馬政中最能體現官馬生產規模的是監牧，其分布的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盈縮。在唐前期與后期，監牧受到政治與空間的影響，有不同的發展走向。唐前期監牧數目增多，分布擴大，西北疆域作為拱衛國都的特殊駐防地區，氣候水土適宜畜牧，使得監牧機構不僅是唐防御周邊少數民族入侵的屏障，也是唐朝戰馬軍備資源的供應地，對于中原政權的穩定尤為關鍵。而唐后期監牧減損殆盡，分布零散，這樣對比之下，不同時期的監牧對國家的作用也就相差懸殊了。當然，必須關注到設計與維持馬政運行的人的思想和活動, 比如：監牧制度的構想與締造者一一皇帝、中央朝廷為監牧的設立、擴展與延續所做的努力決策；監牧的組成人員一一包括一整套馬政官僚和基層組織，還有他們的選拔充任與出身待遇；以及與馬政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的群體一一使職、禁軍、藩鎮軍隊等在當時政治結構中的活動與地位。

研究中種種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唯物地、辯證地、歷史地去看待問題事件。如利用墓志時不聯系傳世文獻的背景，導致歷史的碎片化；僅理清文本、線性敘述，卻沒有多維的線索充實，陷入歷史的扁平化；鑒往、考據而不啟發現實，形成歷史的空疏化。這既是在觀察與寫作時應避免的誤區，同時也是難點。

（二）重點

本文擬在對唐代馬政進行全面研究，但又突出重點，詳人所略。重點即：動態、歷時性地梳理唐代馬政興衰發展的變化；唐代馬政的職官機構與使職差遣的設置演變; 聚焦監牧基層治理機制，觀察昭武九姓胡群體對唐代馬政的影響；唐代馬政涉及官方與民間的規章及運作；宋至清代學者關于唐代馬政的論述及其評價。在研究過程中，挖掘一些前人沒有注意到或者注意不夠的資料，使討論更加充實有力，促成所得結論扎實可信。

（三）創新點

在前賢探究的基礎上，筆者不僅梳理分析唐代馬政治理的興衰變化，還在研究的思路、方法、史料和觀點等方面結合著唐代馬政的多項內容作出些許創新。

第一，從思路和史料創新來說，揭示唐代馬政職官機構和使職差遣的設置反映唐代官制的變化。三省六部制在整個唐代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岀現使職差遣之后, 使職逐漸取代了專職馬政管理機構的權力，在馬政管理方面比較明顯地暴露出關于馬官職能變遷的問題。唐代馬政職官機構沿襲前代舊制又有精妙部署，在中央，尚書省駕部司、太仆寺與產生于宮廷的馬政使職之間的關系是職權相互牽制與職能有所交疊; 在地方，隨著監牧的開設，為了方便統治者監督其生產發展狀況，大量增加監牧使、群牧使、群牧都使，重點在于掌控隴右群牧，并且固定化、常態化，他們負責經濟、軍事與地方管理，不僅有監督檢查和掌控情況的職責，而且儼然成為地方的主要高層官員。在唐代墓志中，有一些墓主就擔任過這些職官與使職，可以通過他們的生平窺探某職特點，尤其是近年新出土的唐初昭武九姓胡牧監的墓志從馬政官員職任變化的案例透視馬政發展。

第二，從方法和史料創新來說，眼光向下，唐代監牧基層組成人員情況與其管理制度體現著馬政運行的效果。這兩點尤其會被人忽視，監牧職官僚屬自是等級分明，而其基層勞動者如牧尉、牧長和牧子以眾多的人數構成監牧的主體也是層級井然有序, 他們的日常勞動狀態也會影響地方馬政的發展；監牧機構的各級官吏都要服從監牧獎懲考核機制，即既按照馬匹超生數量獎勵生產過剩，又對造成畜力損失過重的人為因素進行懲罰。利用《天圣令•廄牧令》，結合《唐律疏議》，對監牧制度之細微處有更多的發現。

第三，從思路和觀點創新來說，唐代馬政在官方與民間實施的方針舉措有著合理的聯系，以此角度對唐代官牧與民牧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馬匹生產、征納、使用和流通環節都顯示出政府的嚴格約束，不僅保證了馬匹的生產、征納，也保證了馬匹的役使、交易和流通。而馬匹交易的法律規定與民間買賣實際形成鮮明的對比，是在官方馬匹互市貿易之外的一個較社會化的觀察，不得不說，談馬政雖涉及民間牧養卻忽視民間的馬匹應用，或者把官方與民間對立起來，是偏頗的。

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興衰歷史中，唐代馬政的許多內容被后世學者發掘和考證，并能夠反觀唐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筆者圍繞唐代馬政及其相關內容，暫列以上創新點，分別融入前四章。唐代馬政是唐代政治史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其研究必將有利于深入理解唐代政治制度，同時，一些相關問題的發現也在延伸著人們對唐代馬政的認識，深化著探索的意義。通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互相印證，觀察歷史上馬政治理的種種人事現象，揭示全局背景下與微觀視角中的唐代馬政。

此外，從思路、方法和史料創新來說，學界較少重視宋至清人對唐代馬政整體歸納與反思的內容，故搜尋之，其中不乏前賢疏漏的傳世史料，在那些重要文獻中把握古人聚訟的焦點，列第五章詳述。運用史學史的研究方法來看古代學者總結主要歷史時期的馬政，然后回視唐代馬政的特色，添列為一則創新。首先，想要著眼的是唐代馬政運行過程中各種官吏的權勢變化和關涉機構的配合共事，這是馬政的本原或核心的表現；其次，從宋至清人對唐代馬政的記錄與談論入手，可見他們將其與當朝馬政對比后產生的關注視角，當時的學者這樣評論唐代馬政是否可靠和中肯，以此推出唐代馬政究竟對后世馬政治理有怎樣的影響與啟示，側重于特殊性案例的歷史經驗總結。

（四）不足之處

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定位是唐代政治史范疇的研究，本論題既有前賢的成果鋪墊, 也有當今學者的持續關注，筆者雖然在撰寫過程中積極思考，但學識淺薄，個人能力與研究水平有限，存在問題與待改進之處如下。

第一，因所查閱的可利用的史料不足，從唐代馬政之“吏”來說，就某一類別的唐代馬政官吏還未作出更加具體的案例分析。當于今后細化地區和官吏類別，有針對性地收集關于當地唐人墓志中任馬政官吏者的史料，結合傳世文獻找到線索，歸納規律，進行個例或群體的闡釋。

第二，因對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手段不嫻熟，從唐代馬政之“地”來說，馬政發展各個時期對應的監牧分布及特色未作圖表示。當于今后多采用形象的地圖，生動呈現唐代監牧牧地的經營趨勢，立體地剖析監牧范圍盈縮的變遷。

第三，因沒有從宏觀角度出發，行文邏輯又有詳略安排，從唐代馬政之“法”來說，關于馬匹貢賜和互市的更多政策及管理規則未寫入文中。當于今后繼續了解唐史學界相關研究的前沿動態，通過新史料的發掘，作出量化的探索。

第四，因研究范圍所限，一些專題雖嘗試寫作，但較中心主旨有些邊緣化，就未囊括在文中，如馬政對唐代社會文化的影響還需有深度的見解，以及把研究作出適當的下延，如討論唐宋馬政在某方面對比的課題，以期略有裨益于擴充唐宋史的內容。

第一章唐代馬政的興起與發展

有唐一代，盡管馬政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就發展過程來看，仍然呈現出起伏曲折的特征，例如馬俊民先生在其論著中，就認為唐代馬政先后經歷了起伏延續的四個時期，即“貞觀至麟德為興盛期，乾封至景云為暫衰期，開元至天寶為復興期, '安史之亂'后為衰微期。”①馬政在唐朝開國不久即很快進入興盛時期，根源于統治者對于馬政的高度重視，他們在借鑒前代馬政治理經驗的基礎上而又采取了針對性的措施，從而造成甫一開國馬政即盛的局面。尤其以唐代養馬牧馬業為馬政實踐層面的著眼點，其表現情勢清楚地折射出馬政興衰。

第一節唐初馬政的蓬勃興起

唐代馬政在建國初期即進入興盛期，與統治階級勵精圖治的施政作風有一定關系。唐初馬政初盛，始于唐太宗貞觀之際，恰與“貞觀之治”的時間大致同步，其后唐高宗永徽至麟德年間，則承繼“貞觀之治”的余輝，整個社會繼續保持穩定繁榮的局面, 從而為馬政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一、貞觀至麟德時興盛

在記述唐代馬政興起及興盛情形的代表性文獻中，開元十三年（725）宰相張說所撰《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以下簡稱《監牧頌》）乃是十分重要的一篇, 其中有云：

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后，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仆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

①參見馬俊民：《論唐代馬政與邊防的關系》，《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4期，并見于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92-98頁。

《新唐書•兵志》不僅有關于監牧之制起于近世的記述，還記述了唐初隴右監牧的創置、徙馬于隴右以及四十八監分布地域等情況，略云：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仆，…… 初，用太仆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

《資治通鑒》的記述源于《新志》而文字更為簡省，所不同者為張萬歲所任職官，《新志》云為“太仆少卿”而《通鑒》則作“太仆卿”，略云：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仆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七十萬匹，……3

此外，如《唐會要•馬》載：“大唐承周隋離亂之后，貞觀初，僅得牝牡三千”3 還有《通典•太仆卿》載：“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鐵上述諸多史料記載，文字詳略不同，但也有共同之處，那就是都強調了唐初馬匹的數量，并說明監牧之制的創置。《新志》首次寫出隴右監牧的馬匹資源基礎是從赤岸澤遷徙至隴右的二千匹突厥馬與三千匹隋馬，由此開創唐代監牧之制。另外，《新唐書》修撰的一個原則是“事增而文省”，卻較為詳細地記錄了唐初馬匹的來源與數量，文字較諸其前的《通典》更為細致，即反映出修史者對于唐代馬政的高度重視，也表明其所依據的史料來源可能更為原始。

首先，就歷史文獻所透露的信息來看，唐初馬匹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突厥，15其中既有突厥的主動贈予，也有戰爭中的俘獲，而以突厥的“獻馬”為主。茲據兩《唐書》

①（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2頁。

②《新唐書》卷五O《兵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337-1339頁。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中華書局，1956年，第6767頁。

@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2頁。

⑤（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仆卿》，中華書局，1988年，第 706 頁。

®這里的“唐初”暫指唐高祖李淵稱帝建唐前的隋大業末年至唐太宗貞觀年間。

所載，將唐初從突厥所得馬匹的情況表列如下:

表1-1:唐初獲得突厥馬匹情況簡表

時間主要人物事件背景原因馬數史料出處

大業十三年

(617)A 月

癸巳李淵、劉文靜、突厥始畢可

汗、康稍利李淵反隋，

東突厥支援獻馬二千匹《舊唐書》卷

一《高祖本

紀》

武德五年

(622) 神符唐與東突厥

交戰俘馬二千匹《新唐書》卷

二一五上《突

厥傳上》

武德九年

(626)九月

丙戌李世民、突厥頡利可汗東突厥請和獻馬三千匹《舊唐書》卷

二《太宗本紀

上》

貞觀元年

(627) 統葉護可汗、真珠統俟斤、

道立、頡利可汗西突厥請和

親獻馬五千匹《舊唐書》卷

一九四下《突

厥傳下》

貞觀九年

(635) 李世民、沙缽羅墜利失可汗西突厥請和

親獻馬五百匹《舊唐書》卷

一九四下《突

厥傳下》

突厥于隋末唐初數次寇邊，唐軍在武德與貞觀年間與其交戰，得勝后俘獲戰馬，直到突厥內附，向唐請和，朝貢馬匹。據上表第一、第二條記載可知，唐獲得突厥二千匹馬的事實是存在的，且時間較早，于唐立國之武德年間。唐初監牧制度創立之時, 有兩千匹突厥馬作為監牧機構蓄馬的基礎。之所以將突厥馬與中原馬區別而論，不僅是突出馬匹來源，還因其種類“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①，為人珍視。熟悉牧養突厥馬的最有可能是突厥人，其時，突厥人的勢力遠勝于諸胡。® 唐太宗特允頡利族人思摩“統頡利舊部落于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突厥降部于黃河以南放牧，首領被唐廷授命為封疆之臣, 擔任刺史、都督。®

®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參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中華書局, 1975 年，第 5163 頁。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5163-5166頁。另有《大唐故右武衛大將軍贈兵部尚其次，強調從赤岸澤得到隋馬的原因。“赤岸澤” 一地名最早見于北周的記載。大象二年（580）春三月，宣帝宇文贊前往同州。增加候正（主掌候望的人），派前驅部隊沿途戒備，大駕前的警衛多達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于赤岸澤”，幾十里地帶都是旌旗蔽天，鼓樂齊鳴。又命虎賁武士騎馬執戟，沿路戒嚴，“以至于同州”。『可見赤岸澤位于北周都城長安與同州之間（在今陜西大荔縣西南），此地或與天子車馬大駕出京巡行頗有關聯。

后來隋煬帝在大業三年（607）四月“丙申，車駕北巡狩。……己亥，次赤岸澤” 氣這次天子行幸北地，依然經過赤岸澤，鋪張奢華的車乘隊伍可想而知。赤岸澤是長安城外天子馳道上的必經之地，《兵志》借前代帝王巡行經過之地點，也能展現出唐初統治者承接天命的天子之威；同時，它還是到達北方游牧地區的重要處所，象征著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匯點，唐人在此得到前代遺留的馬匹是有現實可能性的。

唐開國之初，天下尚未完全平定，馬政基礎薄弱，卻能夠在貞觀至麟德之際的較短時間內實現馬匹數量的快速增長，其原因或不止一端，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以及為發展馬政而采取的徙馬于隴右、創設監牧制度以及對太仆少卿張萬歲的專職久任等舉措，則當為其中重要原因。

二、徙馬隴右擴展牧地

隴右河西地區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形勢，自古以來就是天然牧場，唐以前的多個朝代都曾在此開辟牧地，唐朝建國之后欲恢復馬政，自然也會矚目于此。前揭《新唐書•兵志》所載唐人獲馬五千匹徙于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便成為其必然的選擇。

史籍所見隴右河西地區設置官方牧場，至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史載，趙氏非子善于養馬，“孝王召使主馬于汾渭之間，馬大蕃息” 了，非子因養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今甘肅天水）作封邑，延續嬴氏的祭祀，號為“秦嬴”，后人稱其為“秦非子”。秦國人的祖先因為周王室養馬有功而不斷守護著養馬的地域一一汾渭之間，

書謚曰順李君墓志銘并序》即是阿史那思摩之墓，記載其歸朝之功。參見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貞觀O五O,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39頁。

①《周書》卷七《宣帝紀》，中華書局，1971年，第123頁。

②《隋書》卷三《煬帝紀上》，中華書局，1973年，第68頁。

®據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一一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中考證：“赤岸澤就是隋代驊疆牧的所在地”（《史林》2015年第2期），可知赤岸澤可以駐馬養馬，唐時歸隴右牧管轄。

④《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2013年，第177頁。

即今千河與渭河流域。此后，秦漢統治者都將西北地區偏遠的郊野作為牧養大量馬匹之地，這種大范圍飼養馬匹的牧地稱為“苑”。西漢景帝“益造苑馬以廣用”①，設立牧師苑主要“分在河西六郡界中”驚“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o牧師苑是國家軍用馬匹的重要來源，是重要的養馬機構，“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 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④。東漢初光武帝罷省部分牧師苑，“唯漢陽有流馬苑” ®o秦漢時期的廄、苑不斷發展，尤其兩漢一直保持牧師苑的建置，緩解了漢初缺馬的局面，占有了養馬的地域條件。

十六國北朝時期，隴右河西地區一直是吐谷渾等少數民族的牧場，包括五涼政權在內的各個政權都無法長久控制這一地區，即便是北魏統一了北方，但是對于河西隴右地區的控制也相對比較薄弱。直到隋朝建國之后，河西隴右地區才被中原政權實際控制，尤其是隋煬帝在位期間，曾經西巡河隴，以往研究者多數關注于其西巡的意義在于經略西北地區，但是并未從牧場經營的角度措意于此。不過，就隋煬帝西巡過程中曾在交通要道上列置“甲士五十余萬，馬十萬匹”⑥這一史實來看，若說隋煬帝西巡也包含有在邊疆地區經營馬牧的意圖，當非空穴來風。后來隨著戰勝北方強虜突厥，隋朝的疆域進一步拓展，擁有“西至且末，北至五原”⑦的廣大疆域，開發了“隴右牧” 等牧場，也就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所謂“隴右”，指的是隴山之右，即木盤山以西，隴右牧是開設在隴右廣大地區牧地的各種畜牧機構的總稱。隋代設置一個總的機構及官吏,即隴右牧總監、副監和丞，下轄九個分布與職能均不盡相同的附屬機構，若按牧馬為主的話，即有驊馳牧及二十四軍馬牧、苑川十二馬牧，其余則是驢騾牧、原州羊牧、原州駝牛牧、鹽州（羊）牧監、沙苑羊牧、皮毛監。驊鴉牧及二十四軍馬牧置儀同三司、尉、大都督、帥都督四等官制，驢騾牧、駝牛牧、苑川十二馬牧和羊牧則設都督或尉，鹽州牧監的官員層級較多較全，有監、副監和丞，再下領多個羊牧，設尉。⑧綜合這七牧和二監的設官有明顯區分，可見隋代隴右牧下屬“牧”與“監”機構

©《史記》卷三O《平準書》，第1419頁。

®《后漢書志》志第二五《百官二》，中華書局，1965年，第3582頁。據陳寧考證，牧師苑分布的邊郡較多，還有未著錄于兩漢書者，不僅僅是河西六郡。參見氏著《秦漢馬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26頁。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1644頁。

®《漢書》卷五《景帝紀》，第150頁。

⑤《后漢書志》志第二五《百官二》，第3582頁。

⑥《資治通鑒》卷一八O,隋煬帝大業三年八月壬午，第5633頁。

⑦《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08頁。

®據“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騷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駝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監、副監及丞、錄事。又鹽州牧監，置監及副監，置丞，統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馬牧，的功能有所不同，而牧地的規模范圍有大小，蓄養的畜力數量影響官員等級和配置，但“牧”內大都是由武將勛官充任，且大都督高于帥都督的等級，“監”中含有文職之類的官吏，如丞和錄事。

隋代隴右牧地管理的特點顯著。一，畜牧種類多，有馬、驢、騾、駝、牛、羊；二，牧地以地名或畜類為名，可以從牧地名稱中看出其所在地點和畜牧類別；三，有的牧地可以蓄養多種畜力或規模較大，則配備多種官員，反之，則少置，如原州飼養駝、牛，還有羊，從其官設可見原州羊牧畜牧規模大于鹽州（羊）牧和沙苑羊牧；四，續用前代牧地，如苑川就是漢置牧師苑、龍馬苑于川內，故名，西秦建都于苑川，曾有苑川等十二郡，隋又在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和地勢險要的苑川立十二馬牧，有意義深遠的延續性；五，有的牧地設置尉一職，位于丞下，隋始以尉作為邊郡廄牧基層負責人，而皮毛監是收取及利用牲畜皮毛的官署，可能集中處理死畜，不進行牧養，則不需要安排尉。尉是馬政相關官員也見于當時太子東宮的衙署典書坊設置中，“內廄置尉二人，掌內車輿之事”匕太子典書坊掌東宮行令書、表啟等，下屬內廄有二名尉, 專掌太子車馬。

要言之，唐初徙馬于隴右，并創設監牧于此，一方面是出于快速繁殖馬匹以供國家之需的現實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對歷史做法的延續和繼承，因為河西隴右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天然的牧場。唐朝在此官辦牧場，并設置專職機構進行管理，不僅進一步鞏固了河西隴右的戰略地位，也有利地促進了唐代馬政的快速發展和進一步完善。

三、選官治牧專職久任

唐初馬匹數量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其中原因除了隴右牧地的開辟和馬政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還在于統治階級知人善任，選拔出恰當的人選來管理馬政，這可以通過太仆少卿張萬歲的任職情況加以說明。

張萬歲兩《唐書》無傳，只有《唐會要》有關于他任職情況的簡略記載，盡管所記十分有限，但是卻透露出有關唐代馬政機構任職人員的重要信息，據《唐會要》載:

“貞觀十五年，尚乘奉御張萬歲，除太仆少卿。勾當群牧，不入官銜。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②由此可知，張萬歲是由尚乘奉御轉任太仆少卿的，尚乘奉御是唐代殿

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參見《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 第784頁。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第780頁。

②（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5頁。中省六尚之一尚乘局的長官，品級從五品上，主要負責安排皇帝專用馬匹的乘用；太仆少卿為太仆寺第二位長官，從四品上。由尚乘奉御轉任太仆少卿，對于張萬歲來說, 不僅是他個人職務的調整和官階的提升，從此身份由內官轉變為朝官，而且隱約透露出唐初統治者在挑選馬政專職管理人員方面的特殊思考，因為張萬歲的新職務太仆少卿本為太仆寺的副貳，理應負責太仆寺的常規政事，然而張萬歲的主要職責卻是“勾當群牧，不入官銜”，亦即不必處理太仆寺日常事務，而是專職掌管全國群牧的養馬事宜。他從貞觀十五年（641）起至麟德元年（664）免官，共二十四年無遷轉，占據了馬匹蕃息歷經“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的大半時間，而唐代中央官員通常是以四年為一個任期，可見張萬歲在此職位之久，達到了六個任期，表現了他管理馬政的技術天賦被統治者認可，故得到了長期任命。又據“仍命太仆卿張萬歲葺其政”①和"（貞觀）十五年，始令太仆卿張萬歲勾當群牧” 以及《監牧頌》《資治通鑒》等以“太仆”或“太仆卿”顯示了對他的尊稱，③并形容張萬歲“葺其政”，有“奕世載德，纂修其緒”的美譽，還評價張萬歲是“善于其職”，堪稱唐代馬牧治理首屈一指的人才。史籍不吝贊美之詞的基調，背后實則是以張萬歲一例說明專職久任這一措施有力地確保了馬政政策的延續性，也是貞觀時期太仆少卿一官掌群牧的典型反映，凸顯了統治者將唐代馬政置于國家戰略高度的重要性地位，選用得力的牧養人才來經營。

由張萬歲談及其職“太仆少卿”，又體現了唐代馬政職官設置的完備。唐初設立太仆寺，是中央獨立的職能部門，專責馬政具體事務。論隋唐制度淵源，陳寅恪指出不外三種：“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⑥而以唐代馬政太仆寺來看，則可追溯至秦漢太仆，歷經魏晉南北朝逐漸設寺，最終由北齊隋太仆寺的建制而確立。故就唐代馬政而言，唐制與北朝系統的關系更為緊密，這是對唐代馬政官制淵源的再思考。

秦漢時期管理全國馬政的職官是九卿之太仆卿。至東漢，太仆卿還享有“中

二千石”⑤，占據馬政職官之首的地位，總領車馬事宜，皇帝可以倚重于一人而知國內馬政主要是馬匹養殖與使用的全貌。

①（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2頁。

②（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仆卿》,中華書局，1988年，第 706 頁。

③王炳文在《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史林》2015年第2期）對《通典》記張萬歲為“太仆卿”作了探究，認為有可能是太仆少卿的誤用，還有一種可能是對其表示尊重，其被免職于太仆卿一職，《通典》以張萬歲最終職任記錄。

④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⑤《后漢書志》志第二五《百官二》，第3581頁。

魏晉南北朝時期，延續漢代太仆設官，還出現了太仆寺機構。曹魏因襲漢代制度, 設置了太仆卿，西晉初期亦然，據秦漢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 給太仆卿予以“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符合高級官員禮節和待遇，“領典牧、乘黃、驊霜、龍馬等廄令”。東晉時期，“自元帝過江之后，或置或省。太仆既省，故驊霜廄為門下之職”。東晉、南朝宋和齊，“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仆執轡，事畢則省”。而梁朝太仆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朝沿襲。此時期，各政權太仆一職雖有置有省，官秩位次高低有別，但 “后魏兼置少卿。……北齊太仆寺統驊貓、左右龍、左右牝、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后周如古周”，3北魏在太仆卿下設置了太仆少卿，北齊設置了太仆寺統諸署，確定卿和少卿各一人，也可見“后齊制官，多循后魏” \

隋文帝在梁、陳、北魏、北齊官制的基礎上，一改北周附會《周禮》的六官官制，仿北齊制度，保留太仆寺以利于協調統籌馬政事務。略古詳今，北齊與隋的馬政職官設置沿革對比如下。

北齊太仆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④，“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主管國家的馬車、馬匹、牛畜與其他畜力，涉及到皇家馬駝騾驢牛羊諸種官畜的飼養以及鞍乘、輦輅車輛的使用。太仆寺下領“驊馬留、左右龍、左右牝、駝牛、司羊、乘黃、車府等署令、丞”。“掌御馬及諸鞍乘”的驊霜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為在令、丞外多設二職。除“掌諸輦輅”的乘黃署、“掌諸雜車”的車府署未設局外，各署下設對應名稱的“局”，“左右龍”和“左右牝”四署下的“左龍”“右龍”“左牝” “右牝”四局專掌駝與馬，另有“駝牛”和“司羊” 署又依照畜類類別分了 “典駝、特牛、存牛”和“特羊、特羊”五局，以上每局都有 “都尉”。太仆寺直屬的“司訟、典臘、出入”三局不設署，都只設置局丞。⑤

隋代，太仆寺作為中央九寺之一，設置的官員有長官卿一人，“太仆尋加少卿一人”，少卿為常設二人。下屬丞三人，主簿二人，錄事二人。"太仆寺下轄的官署及官吏為：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專為官畜診療疾病，這是較北齊太仆寺新置的人員；太仆寺統領“驊騁、乘黃、龍廄、車府、典牧牛羊等署”，省去局這一層機構；每署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3頁。

②（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仆卿》，中華書局，1988年，第

706 頁。

®《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

④《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 ⑤《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置令二人，“乘黃、車府則各減一人”，丞二人，“乘黃則一人，典牧牛羊則各三人”。 ①其中，為畜類醫療的獸醫隊伍人數很多，乘黃、車府署負責車輿，署令減少為各一人, 乘黃署丞一人，典牧牛羊署或許因牲畜類別較多，事務較多，所以丞各三人。較北齊太仆寺，延續驊騷署，仍設養殖牛羊畜類的署，或還將原先的左右龍、牝署合并成龍廄署。煬帝時，進行了一次改革，即“太仆減驊騁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廄曰典廄署, 有左、右駁皂二廄。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罷牛羊署”©,這就是說，把太仆寺的驊馬留署改隸殿內省尚乘局，又改龍廄署為典廄署，開設左、右駁皂（雜色和黑色）兩馬廄，停罷牛羊署，增加主乘、司庫、司廩等職官。雖然隋代太仆寺的官設變動有所頻繁，但反映出中央越來越重視馬匹的養殖事務，乃至細化區分馬匹顏色類別，對應加設主事的官吏。隋煬帝設置殿內省尚乘局，是負責皇帝出行所需御馬的組織系統，包含了掌管宮廷用馬的主流官僚。驊騷署這樣一個養御馬與配鞍乘的重要而綜合的部門，將會因此改隸之機轉為皇帝近侍機構，尚乘局也開辟了為皇帝選擇乘用馬匹的閑，滿足了皇帝的個人需要，這就在職能上將太仆寺與宮廷專養良馬的部門分離，后者獨立成為皇帝的專屬。

可見從秦漢魏晉以來，由太仆卿到出現太仆寺及下屬各機構，都體現其致力于牧養和乘用馬匹等事宜。尤其是從北齊至隋，在統治集團中央，一貫重視扶持太仆寺，從蓄養多種主要畜類官署的設置中逐漸偏向于專門設立飼養多種馬匹的署廄，并擴大其職官隊伍。這樣的淵源為唐太仆寺的建置也會產生啟發，而唐又在延續前代職官制度的基礎上，特選太仆少卿專人長期專管全國馬牧，卻為難得的創新，也顯示了朝廷對地方群牧的重視。

唐初馬政呈現出興起即盛的局面，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得益于正確的決策與合理的制度安排，無論是重點牧地的開發與建設，還是馬政管理規則的制定與馬政官員人選的選擇，都體現出精密的思慮和全盤性的考量，從而為后世的馬政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藍本。具體以言，首先，徙馬于隴右，充分利用當地優越的牧場資源，為馬匹快速繁育和成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乃是貞觀至麟德年間馬匹數量得以大幅度增長的根本原因；其次，設置完備的馬政職官機構，為馬政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知人善任、選拔合適的人員并委以重任，則是唐初馬政迅速呈現繁榮局面的直接原因，太仆少卿張萬歲憑借其擅長牧養的特殊才能而得以專職久任，從而在唐代馬政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①《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第776頁。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第798頁。

第二節唐代馬政的曲折發展

唐代馬政的發展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起伏曲折，大致經歷了 “暫衰” “復興”和“衰微”三個階段，以下分而述之。

一、乾封至景云時暫衰

在統治階級高度重視以及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唐初馬政建設卓有成效，從唐太宗貞觀時期即呈現出興旺發達的良好態勢，并于唐高宗麟德年間臻于鼎盛，監牧飼養的馬匹數量成為唐代官牧的峰值。然而，這種狀況并沒有能夠持續下去，隨后不久就出現了一次頗為嚴重的馬匹損耗，唐代馬政也因此暫遇挫折。對于這次馬匹損耗的情況，《新唐書•兵志》有載，略云：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

此事又見于同書《五行志》：“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匹。”②由此可知，永隆年間僅夏州監牧所損耗的馬匹數量就已經超過了十八萬匹。對于永隆二年（681）夏州失馬的原因記述，史籍并無明確記載，但根據“張氏中廢二十年間，所殘蓋寡”③，便可能是張萬歲在麟德年卸任后，“馬官亂職” “師圉內寇”，④馬牧人才凋零，也未能有杰出的領導者保障和促進馬政繼續快速發展，導致了馬匹繁育事務出現失序，造成馬匹大量死亡與丟失的后果。《資治通鑒》記此事為：

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八萬余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余人。”⑥

這條內容載于開耀元年（681）七月條，當時還未改元，⑥與永隆二年為同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永隆夏州失馬十八萬這一數字是從調露元年（679）九月至永隆二年持 ①《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8頁。

®《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第952頁。

③（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3頁。

® （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2頁。

⑤《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開耀元年七月，第6402頁。

®《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載，“（冬十月）乙丑，改永隆二年為開耀元年。”（第108 頁）

續累計的，也透露了夏州監牧失去馬匹的原因可能是被突厥擄走。《唐會要》則記錄更詳細一些，其曰:

永隆二年七月十六日，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言：“從調露九年九月已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馬一-八萬四千九百匹、牛一萬一千六百頭。”①

這里“調露九年”實誤，應為調露元年，也確定了夏州群牧使安元壽上奏的時間為永隆二年七月。此條記載了夏州失馬的時間為調露元年九月至永隆二年二月五日前, 大致在這段時間內唐與突厥發生的主要戰爭暗示了西北邊地監牧遭遇的異常情況。夏州失馬的真正原因在于調露元年至永隆二年這三年間，唐北方邊境經歷了與突厥的數次戰爭，比如討伐原西突厥舉兵反唐、⑨原東突厥二部舉兵、③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眾部叛唐。◎尤其是永隆元年突厥迎接在夏州的阿史那伏念北渡黃河立為可汗，阿史德溫傅等相與為寇，眾多部落群起響應，聲勢浩大。當時阿史那伏念在夏州被擁護，也與夏州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

夏州乃是十六國時期匈奴赫連勃勃所建大夏國政權所在地，位于“朔水之北，黑水之南”，建起統萬城。北魏改置夏州，隋稱朔方，唐貞觀初設夏州都督府，⑤領朔方舊地，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距離頗近，時常為少數民族南下入侵時唐保境戍邊的戰場。也可見夏州的山川地形為放牧馬匹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條件，所以唐必定爭奪此地作為牧馬場所。永隆元年突厥部落迎接阿史那伏念于夏州，也給當地民眾造成不安，影響夏州監牧的正常運行。

綜上，夏州監牧馬匹損失不僅在于當時缺乏如張萬歲這樣的杰出牧養人才來高效管理，但不是主要原因，其原因還有二，一是緣于夏州臨近突厥部落，突厥犯邊，監

①（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2頁。

②據調露元年（679） “（六月）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參見《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調露元年六月，第6390頁。及同年“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儉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別帥李遮匐以歸。”參見

《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第105頁。

③據調露元年（679）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參見《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調露元年十月，第6392頁。

④據“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參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5166頁。以及永隆二年（681） “（正月）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參見《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開耀元年正月，第6400頁。

⑤（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四•夏州》，中華書局，1983 年，第99-100頁。

牧馬匹因戰亂丟失、被掠與死亡；二是因唐騎兵作戰，需要就近大批征調夏州監牧馬匹，若戰敗后，導致馬數銳減，短時間內又難以蕃息補缺，試想當時即便戰勝，也影響了正常的牧養秩序，沒有和平的環境，則馬匹損失難料。

除了永隆夏州失馬，還有一種記載是垂拱后耗馬。據《通典》曰：

儀鳳三年，……爾后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洎乎垂拱，潛耗太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盛于垂拱。1

在這條記載中，儀鳳三年（678）唐李敬玄與吐蕃論欽陵青海交戰受挫。®再到儀鳳四年（679）六月辛亥日下制，改為調露元年，$就展開了上文所述與突厥的戰事，而后吐蕃也通過攻陷河源、占據黨項羌等不斷寇邊并壯大，達到了萬里之盛。"隴右各監牧受到戎狄的侵擾，牧人們逃離奔散，一同丟失或死亡的還有大量的牛馬等官畜。直到垂拱年間，馬匹損耗大半是不宜人知的復雜原因導致的，而耗馬的事由即可猜想是伴隨武則天篡奪皇權的步伐加快，光宅元年（684）十月“命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為大總管，率兵三十萬”'平徐敬業叛亂，垂拱四年（688）八月“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為行軍總管”、九月“命內史岑長倩、鳳閣侍郎張光輔、左監門大將軍鞠崇裕率兵”分別平瑯珈王李沖、越王李貞叛亂，唐王朝都發出重兵鎮壓。©此處凸顯了馬匹損耗達到高峰的垂拱年號，后又將開元時期的馬匹數及其增長幅度列出，指明這時的馬數要比垂拱時多，暗指玄宗治理有方，超越了武則天時期的政績。而《資治通鑒》在描述這一時期馬匹損耗時寫道：

①（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太仆卿》，中華書局，1988年，第 707 頁。

②《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第6385頁）

③《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第104頁。

④唐與吐蕃的戰爭，如《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永隆元年七月：“（調露二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嵩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余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第6395-6396頁）

⑤《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第117頁。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第119頁。武后時期發生在各地的起兵反叛較為頻繁，又有與少數民族的戰爭，如文明元年（684） “秋七月，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命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拒之”（第116頁）以及永昌元年（689） “五月，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以討吐蕃”（第120頁），與當時討伐突厥和吐蕃等相比，武后因鎮壓大量叛亂及誅殺唐王室貴族以平息動蕩所耗費兵馬更加隱晦，故用“潛”。

垂拱以后，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可見雖同樣提及“垂拱”，這里的含義卻是指垂拱年是馬匹損耗的開始，而不是頂峰，如突厥“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余匹而去” 中宗即位后，突厥攻進原州、會州等地，“掠隴右牧馬萬余匹而去” 損失馬匹卻得不到及時的繁衍補給，內廷又發生神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中央疏于馬政。到玄宗執政，才得以扭轉馬政傾頹。

其實，這幾種馬匹損耗的記載都透露了監牧于麟德之后，至永隆，至垂拱，再至開元初，一直處在消沉的衰微局面。而造成馬匹銳減的原因也是復雜多樣的，主要與突厥寇邊、平定叛亂、政局變化等背景有關：外有少數民族不斷擾邊，監牧處在邊地而容易失馬，及各地起兵叛亂，唐都需要騎兵與戎狄交戰或平叛而耗馬；內有李唐王朝朝野動蕩,武則天開始黨同伐異奪權稱帝，馬政建設低落；再加之張萬歲免職后，唐代得力的牧養人才斷檔，監牧在遭受了損失的情況下，馬匹又不能及時增補、生長。這些因素使得高宗武后時期馬政發展緩慢，監牧表現頹然，面臨考驗。

二、開元至天寶時復興

高宗武后時期馬數下跌嚴重，馬政逐漸廢弛，迨開元初玄宗任用王毛仲“檢校內外閑廄兼知監牧使” ®,掌管官牧事宜，監牧頹勢逐漸好轉，拉開了復興馬政的序幕。

開元二年（714）,為促進畜力蕃息，玄宗“簡心腑善畜之將”挑選出的人便是王毛仲，因其是“開元佐命之元勛”，⑤功勞甚大，既是元從功臣，又是股肱之臣，既有能力，又有忠心，所以承恩日重。'‘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⑥，可見他不負厚望，嚴格整肅牧馬之業，“群牧孳息，遂數倍其初”，開元十三年（725）, “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云錦”，這種整齊美觀的景象讓玄宗頗為滿意，給王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而這種開府厚待在玄宗繼位后至此次開元東封之間只有王同皎、姚崇、宋璟和王毛仲四人獲此榮耀。®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第6767頁。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5170頁。

®《資治通鑒》卷二O八，唐中宗神龍二年十二月丁巳，第6608頁。

④《舊唐書》卷一O六《王毛仲傳》，第3253頁。

® （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2頁。

⑥《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8頁。

⑦《舊唐書》卷一O六《王毛仲傳》，第3254頁。

從玄宗器重與嘉獎王毛仲，體現了統治者高度重視馬政人才，“至（開元）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 丁。到“（天寶）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 '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②這是玄宗仿照貞觀時期太宗任命張萬歲治群牧而安排王毛仲同樣治理馬牧的情況，開元年間的馬匹數增至四十多萬，雖然不及貞觀麟德年的數字，但監牧的馬匹保有量是值得稱道的，也從側面反映馬政復興與皇帝的支持態度有較大的關系。

為扭轉馬政危機，民間牧養也是唐王朝補充馬源的一條途徑。魏元忠曾給高宗上奏章談到“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J也就是為了在與突厥興兵開戰前，令州縣官吏高價從民間買馬，補足軍隊需要，胡族強敵自會對唐人多馬而產生畏懼。基于此建議，在民間養馬方面，后來玄宗做出了很多積極的措施，意圖改變馬匹畜力短缺的情形，尤其要開畜馬之禁。《新唐書•兵志》載：

（開元）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上，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賈。”分

開元九年（721）,玄宗在發展國家監牧養馬的情況下，也為私人養馬的興盛減少了障礙。由于唐初武德年間規定按戶等交稅，以資產作為定戶等的依據，將馬匹擁有量也作為民戶資產。私馬多，戶等就會提高，反而增加了戶稅，而且有馬的百姓還要加服郵遞軍旅役，這對于農民養馬是很不利的。此次下詔后改為不限制百姓養馬，能養十匹馬以上的人家，免郵遞軍旅役，還廢止了定戶等時計馬匹為資產的做法。唐玄宗的措施減少了私人養馬的負擔，支持私人蓄養馬匹，促進民間形成養馬的風氣，使得百姓大量養馬，這將對國家軍事、郵驛、農業經濟產生許多積極影響。由于唐政府推行的政策和處于官府控制中，“其私牧，皆令當處州縣檢校”®, “諸州民”也可能是“官馬家飼”的養馬民戶。

貴族官僚蓄馬亦呈現興旺之景。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貞在蔡州時，以免除租稅籠絡

®《全唐文》卷三六一卻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中華書局，1983年，第3670頁下。

②《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③《資治通鑒》卷二O二，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第6388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8頁。

⑤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下冊卷二四《廄牧令》，中華書局，2006年，第303頁。

人心，又獲得“馬數千匹”①，還有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被誅，籍沒的家內財貨寶物數量接近于帝王的府庫，“馬牧羊牧田園質庫”篤可見盛狀。尤其是繼太宗之后, 玄宗大力而多方面地調動社會積極性，實行獎勵養馬的政策，鼓勵私人養馬收效明顯。在天寶后，“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于縣官，……將校亦備私馬”③。而且百姓也可以養馬，招募“步軍皆有私馬”。©私馬數量大大超過了官牧。

有詔敕令私牧歸為官牧，從側面說明私牧的勢頭日盛。“天寶十一裁十亠月二十五日敕，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得置私牧地。如有，一改官牧。”®'玄宗規定離長安、洛陽都城五百里之內不得開設私人牧地，一方面說明天寶十一載（752）,已有私牧聚集到兩京附近，受到了統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都城五百里之外的私牧是合法存在的，其范圍可謂不斷擴大。后來，陸贄以備邊之事上書德宗時講到“夫私牧者，元勛貴戚之門也"⑥，反映了中唐私牧的特殊性地位，私牧規模和等級絕非等閑。

此外，官牧在玄宗的支持和王毛仲的管理之下發展日盛，得益于推動監牧運轉的一系列開明高效的政策規則，還有官吏的恪盡職守和牧人的貫徹執行。開元十三年（725）張說撰寫的《監牧頌》，這是《新唐書》等重要史籍在描述馬政時所引用的原始資料，行文不乏吹捧之意，但他托群牧五使及牧戶之名，陳述出開元時馬政八大政績，其實展示了監牧中的勞動效益，凸顯了監牧的運轉離不開人的經營籌劃，在保障牧人穩定的基礎上才能維持監牧的正常秩序。政績一是“息人約費”，監牧從開兀復置十三年來，牲畜蕃息，牧人增多，又“停西南兩使.、六頓”，西使、南使和六個沿道所設供皇帝巡幸或囤積軍用物資之所可節約人力和糧食等費用“計八十萬工圍石”。政績二是“儉私肥公”，“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接納牧戶上萬石的隱田稅充公。政績三是“窒隙止散”，“減太仆長支奶酪馬錢九千三百貫”，堵住太仆寺長期的花銷漏洞，防止錢財流散。政績四是“收絹繕工”，“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將供軍用筋膠換來絹作后勤修補。政績五是“芙蓄御冬”，喂馬的飼料“苗簡麥苜蓿一千九百頃”，在冬天蓄積干草料，建立飼料基地。政績六是“實府宜官”，“使監官料舊給庫物”，令監牧官吏估量舊制給牧人庫存物資，再上奏時，“置本收分其利”，按成本回收區分利潤，“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對官府有利。政績七是“出滯足人”,

《舊唐書》卷七六《太宗諸子傳》，第2662頁。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第4740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8頁。

《舊唐書》卷一O四《高仙芝傳》，第3203頁。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6頁。

《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第4914頁。

估價死亡的牲畜為絹八萬匹，“往嚴道市焚僮千口”，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焚僮千人充當仆役，支出一些物資而得到人口。政績八是“勸農卻挽”，五使長戶“數盈三萬, 墾田給食，糧不外資”，恢復當地的農耕，自給自足。所以張說評價“敢問監收之事, 孰能加于此乎！” T這八大政績代表了官與民之間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平衡，最終利于監牧的正常運轉，既保障了官牧的收入和人力充足，也讓牧戶長期穩定從業，更體現出監牧官員未雨綢繆的計劃性思維，將經濟周轉、農牧管理安排得有條不紊，當時監牧制度實施的各項事宜具有整體先進性，之前沒有能超越這種水平的時代。

唐中期監牧為何取得這樣的功績，張說總結有四方面因素，略曰：“上以美圣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后代昭前之令聞”葺四方面因素包括：首先，圣明的統治者為修舉馬政選擇優秀的人才，并且馬政人才得以重用；其次，忠心耿耿的閑廄使、群牧使等官員盡職盡責；再次，地方監牧官署的官吏在這樣的嚴正風氣下接受教化，辦好差事；最后，要延續前代的經驗，發揚光大貞觀馬政的光輝業績與其美好聲譽，包括開元馬政興旺也要極力成為后世的參照。這四個因素同時存在并起作用，同樣也是四種功業，是馬政發展不可忽視的經驗總結，也為后人評價唐代馬政提供了著眼點。

同時期，開元二十五年（737）,那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便在開篇就指出馬政為朝政帶來的益處，“我高祖得之四仁至，我開元得之五輅備” 3唐統治者倚仗馬政的成果，于開國時致天下統一、萬民歸附，守成時天子車駕威儀盡顯，足以說明唐代前中期馬政在當時令君民驕傲。而馬政取得如此拱衛王朝的成就，是與朝廷的治理策略有關的，主要是人發揮了獨特作用。在這樣的基調下，碑文著重展露八馬坊的運行情況，是作者托判官果毅都尉等官吏、四州郡平民、八馬坊牧戶的身份所講, 主要總結了馬坊經營的高效及其原由。

大致意思是說，在皇帝的養育、邠公的蔭庇、李公的管理和韋公的安撫下，馬坊官吏與牧民仰仗君臣同德，獲得了廣博的利益。必須盡力列舉一些事項、大概談談政教敕令，使下層的牧民的后代重視此時的經驗。這些事情表現了五個積極影響，第一是“約財裨國”，節約財款，裨益國家。如保樂馬坊是隋代的石門馬坊，舊有的規制

①（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4-625頁。

②（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5頁。

③根據《玉海》卷一四九《兵制•馬政》：“開元二十五年胄曹參軍郵昂撰岐邠涇寧四州八坊碑頌”,參見（宋）王應麟輯：《玉海》，廣陵書社，2003年影印本，第2728頁下。

④《全唐文》卷三六一鄭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第3670頁下。

狹小而且是多年失修，正梁和椽子都毀壞了，又把墻拆毀去填壕溝；甘露馬坊開始在九成苑外設置，草地優美，但比不上苑中。今年幾位仁公將此事奏請皇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創造與修葺要用成色純正的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摧”，依照飼養國馬的數量商討及按比例抽省掌管馬匹閑廄的人數，收取這部分掌閑的代役稅，發給營造工匠工錢，“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同時馬坊也搞好了。第二是“隨時豫蓄”，隨著時令，做足儲備。朝廷頒發的重要的法令：每個馬坊的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飼草料到野外牧放。當時三月中的氣候，向陽的山崖堤岸草木茂盛,

千石，箕稈三萬圍”，等到明年再用。第三是“安氓盡地”，安置農民，耕墾田地。八坊營田占地千百頃，其中“析置十屯，密邇農家”，使得當地人們也樂意前來租佃

“則稅其生芻”，征收鮮草為課稅；皇帝大駕至東都，農民們

正好收獲豐碩，“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第四是“梶煩激惰”，遏制煩雜，刺激懈怠。因為養馬須用的東西，如拴繩網絡、清洗工具、鍋盆、畚箕、苕帚等，還有灌藥、刮拭的物件和鍬、洗滌的器具，每年都勞煩周邊州縣供給, 既消耗官府的錢，又不定時強制征收，甚至不能滿足其需要，一直沉浸在這些弊端中的人們非常懼怕和擔憂。現在專派民夫和成丁就地“率自采造”養馬勞作的工具，“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第五是“內擢起廢”，接納瘦弱，治愈病廢。內廄每年有不能乘用的瘦、病、老、疲的馬，“以頒諸坊”，派送給各個馬坊，必須喂養、休整、牽行、節制，等到它們能蹦跳和長肥壯，再遣送回內廄。“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涵蓋了賢明的人才和治理的策略，不僅以古為鑒，還開創規章制度。遵從邠公的教義可以物阜，按照李公的法則可以經營，配合三判官的干練，“可以事事無留”，聽從韋公的訓示，“可以孜孜不怠”。®

碑文所記載的德才兼備的諸公，只有韋公著以姓名，是“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 韋績有高尚的官德官風，敢做對牧馬利好的事情，有遠大的目標，報效朝廷，對國家馬牧事業鞠躬盡瘁，領導諸吏，身先士卒；在業務上，“攻特執駒，禁蚊驅蟹，撫穌趣馬，慰薦扈人”。韋公的辦公經驗就是敘述利弊可展示良方，嚴明賞罰可防止怠慢, 確立禁允可制定規章，均衡眾寡可調節適宜，用眾人信服的聲威宣告，用引導扶持的辦法申明。②碑文中的其他公與其下屬官吏也有類似的描寫，如此便可知馬政官員整體 ®《全唐文》卷三六一卻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第3672頁上下。

®《全唐文》卷三六一卻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第3671頁下。

的一貫克己奉公的作風。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在表揚官員高風亮節的同時，也以八馬坊為觀察對象透露出他們如何開展作為，智慧的治理經驗正是馬政興盛的原因，也是后人稱贊唐代馬政的依據。比如，“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后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皂板，旌別淑慝，無相奪倫”匕這就與話語治人一樣，馬匹有賴于被喂養調教，人使它們繁衍生息一定要謹慎地做好開端的事，四季依禮儀祭祀應祭的馬神，崇拜牧馬與駕馬的祖先，然后按照時令限制馬匹出入欄廄，查看其康健肥瘦，調教歸總它們的本性，分別養于不同的馬廄，識別優劣，不失倫次。養馬官員實施了如上細致的步驟，從實際出發，規范的操作被記諸史冊，這是后世養馬所需要參照的范本。

玄宗時期馬政復興，雖然在整體上沒有超越貞觀麟德時期，但官牧與民牧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玄宗治下，不僅遴選得力的能臣整頓馬政，還出臺鼓勵民牧和促進官牧的政策。正是由于皇帝重視人才又積極調整政策，大量的牧養官吏盡職盡責，推動馬政治理取得成效。

三、“安史之亂”后衰微

“安史之亂”給馬政的秩序帶來了巨大的阻礙，將監牧經營的成果擊潰，唐代馬政發展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唐王朝派精銳行營抵御安史叛亂，“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 3從肅宗至德年直至代宗廣德元年（763）,鳳翔以西和邠州以北都被胡人占領，@戰亂浩劫使隴右、河曲之地監牧的規模不存，其放牧養殖制度也無法規范運作，直接影響了軍備和屯田，廣大的西北地域為外族占領，唐失去了有利的牧地條件。唐后期政府接連在疆域內營建或新辟監牧養馬以供國家需要，史載有如下六個監牧。

（1）貞元年間建立萬安監。貞元二十年（804）七月，福州刺史、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柳冕“久不遷，欲因事以求恩寵”，建議在泉州置萬安監頗有追求升官、搞虛假

®《全唐文》卷三六一郊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第3671頁下。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且《新唐書》卷一四八《張茂宗傳》記隴右被淪陷的時間：“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第4770頁）又有（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也記錄吐蕃攻陷隴右在肅宗至德年間：“暨至德后，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沒，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皆廢。”（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5頁）

③《資治通鑒》卷二二三，唐代宗廣德元年七月，第7146-7147頁。

政績的心態，雖然“閩中南朝放牧之地”，可將百姓手中的馬匹畜產搜羅歸于監牧養殖后，馬匹成本昂貴卻成活率低。畢竟閩中氣候水土不適宜蓄養肥壯駿馬，經實際操作，畜力蕃息困難，又大肆收斂，勞民傷財，怨聲載道。此監由監觀察使閻濟美上奏停罷，“（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罷閩中萬安監”，［存在不到一年。

（2）元和年間建立龍陂監。“（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群牧號龍陂，以刺史丁俛充使”，太和二年（828）十月“甲戍，命中使往龍陂監取馬五百匹，賜徐行營”。 ②大中十四年（860）,唐末將領王式“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擒甫斬之”③。王式率官兵剿滅裘甫起義，征調“得龍陂馬二百匹，于是騎兵足矣” 3可知蔡州龍陂監從憲宗元和十三年（818）至唐懿宗時期存在，蓄馬規模已不能和唐前中期的監牧相比。

（3）建龍陂監的次年，建臨海監（海陵監）。元和十四年（819）五月“己亥，置臨海監牧，命淮南節度使兼之”©,即節度使兼此監牧使，“至太和二年十一月廢”

一說太和二年（828）冬十月“丁巳，罷揚州海陵監牧”⑦，即文宗下《罷海陵監牧敕》曰：“海陵是揚州大縣，土田饒沃，人戶眾多。自置監牧已來，或聞有所妨廢。又計每年馬數甚少，若以所用錢收市，則必有余。其臨海監牧宜停。令度支每年供送飛龍使見錢八千貫文，仍春秋兩季各送四千貫，充市進馬及養馬、飼見在馬等用。其監牧見在馬，仍令飛龍使割付諸群牧收管訖，分折聞奏。”®由此，位于揚州海陵縣的臨海監和海陵監為同一監牧，停廢原因是海陵縣產馬少而人口多，這里的田地適宜人們耕種糧食卻不適合養馬。從臨海監節省出的養馬費用如果用來買馬還能有所余，便每年分兩季提供給飛龍使，用于國家市馬、養馬的支出，由飛龍使將其現有馬匹轉送其他監牧收管。揚州臨海監存在于憲宗元和十四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共10年。

（4）建臨海監后不久，同年建臨漢監。元和十四年（819）八月甲寅，“于襄州谷城縣置臨漢監以牧馬，仍令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充監牧使”⑨。襄州臨漢監興置時，命

®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3-1304頁。

②（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六二一《卿監部（二）•監牧》,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7197-7198頁。

③《新唐書》卷一六七《王式傳》，第5120頁。

④《資治通鑒》卷二五O,唐懿宗咸通元年四月，第8084頁。

⑤《舊唐書》卷一五《憲宗本紀下》，第468頁。

⑥（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6頁。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本紀上》，第530頁。

® （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六二一《卿監部（二）•監牧》,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7198頁。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本紀下》，第469頁。

孟簡為第一任監牧使，"'此后，又有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李逢吉、竇易直、裴度接連兼任臨漢監牧使，2臨漢監牧副使也是山南東道的官吏，楊孝直“守鄧州長史兼山南東道團練使臨漢監牧副使兼侍御史”鐵臨漢監“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余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 任臨漢監牧使的裴度于太和七年（833）春正月甲午奏停的意見被文宗準許。目襄州臨漢監歷經憲宗元和十四年至文宗太和七年，共14年。

（5）臨漢監被停廢的同年，文宗又建銀川監（銀州監）。銀川監位于銀州，故也稱為銀州監。@太和七年（833）,度支鹽鐵使王涯根據銀州的自然地理條件，提出在河西建立銀川監，由銀州刺史劉源兼任銀川監牧使，⑦買馬三千匹飼養。開成二年（837）, 監牧使劉源上奏銀川監的馬匹已經達到七千匹，因遇干旱天氣時尋求水草更豐沛之地, 可以遷移至銀州東南一百六十里的綏州南部方圓二百多里的空地，⑧憑借地勢艱險，道路阻絕，監牧不易被少數民族侵襲，再派數十人把守要害關卡，官畜就不會有丟失與死亡的危險。文宗聞奏，同意把此空地歸于銀川監管轄，“宜委本道差人，與本州刺史勘驗，如實無主，使任監司收管”。@徙馬牧于綏州南后的銀川監止于何時，史籍唯

®據《舊唐書》卷一六三《孟簡傳》：“（元和）十四年，敕于谷城縣置群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第4258頁）

②《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前成德軍節度使牛元翼檢校工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第494頁）。同書卷一七上《敬宗文宗本紀上》：“（寶歷二年十一月）甲申，以右仆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使”（第521-522頁）。及同卷：“（大和二年冬十月）癸西，以尚書右仆射、同平章事竇易直檢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臨漢監牧等使，代李逢吉”（第530頁）。還有同書卷一七O《裴度傳》記：太和四年（830）九月，裴度“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第4431頁）。

③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寶歷O—七《唐故鳳翔節度押衙兼知排衙右二將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弘農楊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1頁。

④《舊唐書》卷一七O《裴度傳》，第4432頁。

⑤《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本紀下》：“（大和七年春正月）甲午，……襄州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從之。”（第547-548頁）

⑥據（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四•銀州》：“貞觀二年平梁師都，于此重置銀州。天寶元年為銀川郡，乾元元年復為銀州。”（中華書局，1983年，第104 頁）

⑦（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六二一《卿監部（二）•監牧》： “（太和七年）十一月壬午，度支鹽鐵使王涯奏請于銀州置銀川監牧使，以刺史劉源充使。從之。” （鳳凰出版社，2006年，7198頁）

®據（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四•銀州》：銀州“東南至綏州一百六十里”。（中華書局，1983年，第105頁）

⑨（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7頁。見“（會昌）三年春正月，……敕新授銀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銀川監牧使何清朝可檢校太子賓客、左龍武大將軍” ®,銀川監應是在武宗會昌年間還存在。

（6）除銀川監外，另一個北方監牧——樓煩監，在“安史之亂”前就已經設立。天寶十三載（754）正月，安祿山以監牧使臣之便，“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 篤“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③，樓煩監的上等戎馬被安祿山收歸范陽，作為反叛的兵力。“安史之亂”中，樓煩監被戰亂破壞，又于戰后建立，重建的時間見于《舊唐書》載：

憲州下舊樓煩監牧也。先隸隴右節度使，至德后，屬內飛龍使。舊樓煩監牧, 嵐州刺史兼領。貞元十五年，楊缽為監牧使，遂專領監司，不系州司。龍紀元年, 特置憲州于樓煩監，仍置樓煩縣。®

由憲州志可知，樓煩監的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玄宗開元時期至至德以后，從隸屬于隴右節度使并派嵐州刺史兼領，到歸屬于內飛龍使。第二階段是貞元十五年（799）, “始別置監牧使”，單獨設樓煩監牧使，不由地方長官兼任，也不屬于嵐州衙司管理。中和二年（882）十月，李克用表面多次上表向唐僖宗請降，卻實際割據忻州和代州，數次南下侵犯掠奪并州和汾州，“爭樓煩監”及馬匹資源以反唐。⑤第三階段是龍紀元年（889）后，在樓煩監故地置憲州，又保留設婁煩縣，樓煩監或廢。

另外，唐后期政府對樓煩監牧使下達了一些管理辦法。比如，憲宗朝要求樓煩監應當上供肥壯征馬，“元和十一年正月，樓煩監牧使中官黨文楚，以供征馬羸瘠，為諸軍所奏。奪緋，沒其家財，配隸南衙” ®,說明朝廷對樓煩監牧使有嚴格約束，嚴懲不貸。再如，為監牧使配置僚屬官員，“（太和）五年十月敕，樓煩監牧，及造水等使，宜共置判官一員、巡官一員”⑦，樓煩監牧使設置判官和巡官各一名為其僚屬，輔理或監督政事，巡官位次于判官，都是隨使而置。崔蕃“以政治修舉為樓煩陳公所辟, 遷監牧使判官，奏大理評事。公勤績著，群牧孳息，……陳公改遷，又為后使郭公邀留，奏殿中侍御史，遷監牧副使。驊騁殂駿，服御稱旨，特加章綬，以報勛勞，朱級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本紀上》，第593頁。

②《舊唐書》卷二OO上《安祿山傳》，第5369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第1486頁。

⑤《資治通鑒》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二年十月，第8276頁。

®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六《群牧使》，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頁。

®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九《諸使雜錄下》，中華書局，1960年，第1446頁。煌煌，益光寵命。” 6看似崔蕃以判官、副使受到上司青睞，連級提拔，但他持續致力于樓煩監的畜牧事業，并且頗有成績，背后是唐朝官方對樓煩監牧不斷安排得力干將的用心。李升榮“開成五年夏，又除樓煩監牧。使恩威并暢，不令而行，課最陟明，美洽中外”樓煩監牧使恩威并濟，使得監牧因治理而興。

依樓煩監發展階段與樓煩監牧使的管理辦法，可知，盡管唐后期監牧的長官由節度使觀察使及刺史兼領，監牧置于地方軍政、民政管理之下，但單獨設樓煩監牧使，不隸州署，并任命宦官為使，后來還增派僚佐隨員，這樣的模式調整一方面說明此監牧逐步發展壯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著唐后期地方行政體制中的職權變化在監牧治理中體現出來。

總之，樓煩監受到了唐政府的長期重視，它經歷了這樣的發展軌跡：在“安史之亂”前隸屬于隴右節度使，嵐州刺史兼管；肅宗至德后恢復，由內飛龍使管制；后來在德宗貞元十五年開始獨立設置樓煩監牧使；憲宗與文宗都對其監牧使有管理要求，懲治失職及配備副手；僖宗與昭宗時期，樓煩監又陷于北方軍閥混戰，遭受掠奪霸占，從而走向沒落。樓煩監的發展狀態表現了至德后飛龍使宦官集團掌控馬政的權力日漸擴大，也表明樓煩監的地位十分重要。

綜上，隴右監牧被“安史之亂”與吐蕃入侵等戰爭破壞后，唐后期統治者仍然希望延續經營馬政，便營建或開辟新的牧場，主要是：萬安監、龍陂監、臨海監、臨漢監、銀川監、樓煩監。它們比起唐前期集中的牧馬區域，則顯得非常分散，規模也不可同日而語，一州之監牧的蓄馬量僅在千百匹而已，存在時間是比較短的，出現旋立旋廢的情狀，試做分析如下。

首先，設立這些監牧有共同的背景。自“安史之亂”，吐蕃攻陷隴右，唐王朝失去了監牧故地，直接導致官方蓄馬與用馬的失序狀況。唐朝曾借回紇兵平叛，回紇出兵助郭子儀收復二京，唐以大規模買馬保持著與回紇的同盟關系。在與諸多少數民族互市中，與回紇的絹馬貿易持續時間最長，持續了從肅宗至武宗九帝八十余年。乾元年代開始，回紇多次派使節來唐開展互市，主要是每年用馬換取緡帛，“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市馬價格不菲，易馬數量很大，令唐財政拮據，大歷八年 (773)十一月，代宗因馬價昂貴，又是出自困苦百姓交的租賦，“命有司量入計許市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大和O六四《大唐故朝議郎河南府登封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公墓志銘并敘(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42頁。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會昌O二九《唐故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寺伯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65頁。六千匹”，①買一匹馬的價格未變，只能減少市馬的數量，期緩解國家租稅重負，又不能中斷市馬，何其被動。可回紇“馬皆病弱不可用”，然而代宗時期，中原少馬已成事實，內廄空虛時只能依賴從京城百官、士庶的私馬中挑選的“團練馬”來抗擊吐蕃侵擾，繼續實行禁止馬匹出境的保守政策。德宗建中元年（780）,不僅在當年就買來三萬匹“關輔馬”充實閑廄，而且在貞元三年（787）吐蕃、黨項羌、吐谷渾等少數民族寇邊時，下詔禁止成年大馬出潼關、蒲關（蒲津關）、武關，降低可用馬匹的流失量。②貞元末期獨立置樓煩監牧使和設立萬安監也是希望強化唐自己的牧馬實力，更在大中六年（852）六月，河東節度使兼太原尹李業奏，望諸軍州準照貞元三年不許草馬出界的敕文，被宣宗知允。③由是，唐政府在平叛戰后保持了三種馬政防御策略，即以絹市馬、禁馬出境和復建監牧，以此來保證朝廷有可用的馬匹戰備資源。

至憲宗時期，沿用了一些馬政防御策略，而唐王朝面臨的局勢更加復雜一一藩鎮叛亂。憲宗致力于削平藩鎮，元和十一年（816） “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 ④，若以四十匹絹易一馬來算，才得五百匹馬。卜璀于貞元末期“節制漢南”，“以節度總管充車坊使及知征馬五屯，輪轄是固，駿逸是滋。二十年余，日有能事。……補充同押衙防城及車坊都知兵馬使，并勾當官園馬禾等，州府以肅，城隍無虞，三軍足蔬，萬馬常秣，……元和十一年，蔡帥反側，……君以職屬尚書，補君充三城都虞侯，部署兵馬”％局勢動蕩中，隴右監牧功能已廢，故地也賜予了百姓、將士，元和十二年（817）, “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眾”⑥。在這種背景下，同年十月己卯，隨唐節度使李想入蔡州擒拿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平定淮西，⑦收復蔡州，為設龍陂監創造了安定的環境；元和十三年七月乙酉，命令五鎮之師討伐被削奪官爵的淄青節度使李師道，⑧馬匹因戰爭的消耗必定非常大，亟待補給；元和十四年二月消滅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自廣德以來活躍的藩鎮被朝廷壓制，憲宗平定藩鎮，⑨這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第5207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4-1305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⑤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長慶O—五《唐朝散大夫檢校太子詹事襄州節度押衙兼管內諸州營田都知兵馬使及車馬使卜府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69頁。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⑦據“隨唐節度使李翹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參見《舊唐書》卷一五《憲宗本紀下》，第461頁。

⑧據“詔削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參見《舊唐書》卷一五《憲宗本紀下》，第463頁。

⑨據“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參見《資治通鑒》卷二四一，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已巳，第7765頁。一年建立臨海監與臨漢監也是對淮南節度使與山南東道節度使的管控。故元和十三、十四年接連設龍陂監、臨海監、臨漢監，既是為了有充足戰馬以主動削藩、調用節度使，也是通過開辟新的監牧稍稍緩解當時國內局部存在的土地用來養馬還是耕作的尖銳矛盾。為了不擾民奪田，“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張）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匕得以安撫百姓。文宗太和時期開設的銀川監，其建立及擴展過程也體現了統治者關于官方養馬與百姓耕地的衡量思考，派官查實確定為無人耕種的空地才可以開設監牧養馬，避免岀現人馬奪地的紛爭。

其次，監牧的廢止有一些集中的原因。其一，從監牧設置的地點來說，南方沿海地區不適宜馬性，其監牧存在時間較短。這六個監牧中，有位于中原內地的龍陂監、臨漢監，有位于東南沿海的萬安監、臨海監，還有位于黃河以北的銀川監、樓煩監。南北方氣候不同，山地與平原對馬的成長習性影響不同，在這些自然條件下，馬匹的質量有很大的差別，瘦弱不堪用乃至死亡率高的弊端顯現，蓄養數量漸少，導致南方的監牧在短期內被廢止。其二，臨海監、臨漢監為何在太和二年、七年接連被停廢，文獻闡述了一些共同的情況，即養馬少而耗費大，又有與民爭地的矛盾愈演愈烈，百姓反對開設監牧，但分別來看，停廢臨漢監“與負責人的職務調動有直接關系。…… 在節度使換屆之后，由新任節度使向朝廷奏罷的” 3臨海監卻由文宗下敕停罷，原因是市馬比監牧養馬耗資少，一切市買、進貢、牧養馬匹的任務交由飛龍使處理。飛龍使以宦官充任，在唐中后期，由飛龍使逐漸掌管馬政，故司馬光言，“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篤在這種情勢下，由飛龍使把持的馬政代表飛龍使的意志與利益，監牧主管官員的換屆任用也顯示了飛龍使對地方節度使的聯系狀態，此時，飛龍使通過廢止一些監牧余下養馬成本，又可以將國家市馬與養馬的資費牢牢掌握于手中，便于牟取暴利，是其侵奪官馬權力的野心表現。

經過“安史之亂”與吐蕃入侵，肅宗至德年后，隴右的監牧盡廢，再設監牧便迫不得已在環境相對安定的南方選址，可馬政發展的好景不長。為了使國家擁有自給自足的馬匹以強化防御，元和年間曾有新設監牧的高潮，可是這些監牧存在時間短暫，作用甚微。唐末，戰爭不斷，宦官專權，風雨飄搖中的監牧屈指可數。究其唐后期監牧置廢的決定性原因，括而言之，有三個方面：首先，皇帝削藩需要大量的馬匹擴充

®《新唐書》卷五O《兵志》，第1339頁。

②侯振兵：《唐后期的江南牧監研究》，《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4期。

®《資治通鑒》卷二四三，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第7856頁。

騎兵，飛龍使的勢力日漸擴大，掌握了管理馬政的權力；其次，地理氣候條件的限制, 南方不適宜養壯馬；最后，人與馬所引發的農牧矛盾，有礙于重農固本。

雖然唐后期統治者希望通過延續多設監牧而積極恢復馬政，試圖轉變向少數民族市馬的被動地位，但所做的可謂失敗的努力，監牧的實際狀態不容樂觀，飛龍使操控下，國家能利用的牧場越來越少，養馬數少而成本不斷增加，伴隨著農牧用地矛盾顯露，唐代監牧制度走向衰落。

唐代馬政發展繼開端興盛之后，又依次經歷了危機、轉機和衰落，雖然曲折，但唐王朝始終設立官營監牧，維持馬政延續。因為監牧的良性運轉為統治者鞏固政權提供了充足的軍備，且國力強盛時，必定大力保障監牧；而國勢傾頹時，監牧如若遭到破壞則導致國家失去了所倚仗的硬實力。

本章小結

本章詳述唐代馬政從興起到發展的四個階段，即興盛一一暫衰一一復興——衰微的具體表現，每個階段的軌跡是與唐代國勢走向相對應的，這是以馬匹的生產與經營狀況作為馬政興衰的判斷標準，開端即興盛的表現可溯源前代馬政對唐代馬政興起的影響。

據諸史籍，唐代馬政在開端達到興盛的景象，不僅是建立在唐前馬政經營的基礎上，也是反映貞觀善政的創舉。追溯唐前馬政助于唐代馬政肇始所值得稱道的是：秦漢、北朝和隋相繼開發利用河西隴右的牧地；由秦漢北魏太仆至北齊建立太仆寺的官制由隋代延置。以上地利與人事元素都被唐繼承下來，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所以唐人選擇利用河西隴右得天獨厚的環境設立監牧蓄馬，開創監牧制度，而又設置長期專管群牧的太仆少卿張萬歲致力于牧養，創造了馬政的恢宏開端，達到唐代馬匹數目的高峰。

唐王朝設立監牧蓄馬，源于對馬匹長期的、大量的、高質的需求，進而建立國家強大的騎兵部隊，以維護統治與鞏固邊防。縱觀唐代馬政興起的后續過程，經歷了高宗武后時期、玄宗開元盛世時期和“安史之亂”后。盡管出現波折起伏，但每個階段都反映了統治者對馬政的治理情形，所蘊含的政治背景值得深思，也仍有可總結的經驗和啟示。高宗武后時期，永隆夏州失馬與垂拱后耗馬都是監牧頹然的表現，主要與突厥寇邊、平定叛亂、政局變化等有關。玄宗朝馬數稍復，云錦成群，監牧治理井井有條，但“安史之亂”與吐蕃入侵導致唐王朝喪失了隴右的監牧，地利不存，馬政危機。唐后期的幾代皇帝仍然重視營建監牧，尤其在元和年間接連開設，但都如曇花一現，至唐末，存在的監牧為數不多。由此提振監牧的艱難態勢，也暴露出這一時期監牧延續過程中的多種矛盾與阻礙：北方戰亂頻繁然南方牧養條件遜色、飛龍使把控馬政、監牧馬匹數量少而養馬成本高、農牧爭地。雖然唐代監牧置廢發展曲折，但唐王朝始終設立官營的馬匹生產機構，顯示了朝廷對戰備資源的需求及其背后隱含的政治變遷。

第二章唐代中央馬政機構與職事變遷

依照北齊、隋馬政職官設置的慣例，唐代統治者尤為重視馬政的人事部署，在省寺機構設立主要的職官，較為清晰地分為行政與事務兩個系統，還有宮廷皇室內專職負責皇家用馬事宜的系統，此中出現了活躍于唐中后期的馬政使職。中央馬政官署的機構層級分明，關系緊密，官員職能明確，秩序井然，包括：行政系統的尚書省駕部司；事務系統的太仆寺及諸官署；皇室專用馬匹管理系統的殿中省尚乘局和太子東宮馬政官署，馬政使職有閑廄使和飛龍使。為明晰唐代中央馬政職官的設置與發展概況, 利用《唐六典》《通典》《唐會要》及兩《唐書》為參考史料作表統計，并借助一些墓志來分析。

第一節唐代中央馬政行政系統

唐初三省六部官制設立，尚書省兵部下轄駕部司成為中央馬政行政系統的機構，負責全國車駕使用的行政事務。

一、駕部司職官與沿革

為查看尚書省駕部司的職官設置，試制作尚書省駕部司職官表如下：

表2-1：唐代尚書省駕部司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駕部郎中從五品上 1 一

駕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1 —

主事從九品上 3/2 “3人”出自《唐六典•尚書兵部》和《舊唐書•職官志二》；“2人” 出自《舊唐書•職官志一》和《新唐書•百官志一》。

令史 — 10 —

書令史 — 24/20 “24人”出自《唐六典?尚書兵部》和《新唐書•百官志一》；“20 人”出自《1 口唐書•職官志二》。

掌固 — 4 一

資料來源：《唐六典•尚書兵部》《通典•職官五•尚書下》《唐會要•尚書省諸司下》及兩《唐

書•職官（百官）志》

根據上表，尚書省下轄兵部的駕部司有六種官吏，品階與人數有明顯的差別。首先，為首長官是駕部郎中和駕部員外郎。其次，從九品上的主事為掌管文書案牘的下級官員，輔助長官做好車馬的定數工作。最后，安排流外官入司，令史、書令史佐理文書案牘，分抄行署文書，掌固掌管倉庫及廳事鋪設。駕部的官吏分流內與流外，品官人數并不多，但身領駕部司的職責，領導大量胥吏共同完成行政任務。

駕部司郎中與員外郎的官職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至先秦。駕部郎中與駕部員外郎的發展經歷了周至唐，代代因循，未有廢停。

據《唐六典》述其官職沿革，駕部郎中的職任來源于《周禮》夏官屬官中的輿司馬，“又有校人，主馬之官，又有牧師，掌牧放，又有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 此皆駕部之本也”乞駕部郎中的職責融合了周代夏官司馬下屬中的輿司馬、掌王馬政教的校人、掌放牧的牧師和掌王公用車禮制之政的巾車共四種身份的官員的職任，尤掌管官方用車馬規格之事。此后，“魏氏始置駕部郎曹，歷晉、宋、齊、后魏、北齊并為駕部郎中，梁、陳為駕部侍郎”，“宋、齊左民尚書領駕部，梁、陳左民部尚書領駕部，后魏、北齊殿中尚書領駕部”，“后周夏官府有駕部中大夫一人”，“隋文帝改為駕部侍郎，煬帝曰駕部郎”，“隋則兵部領焉，皇朝因之”。總體說來，曹魏開始設置駕部郎曹，晉稱駕部郎中，宋、齊由左民尚書領駕部郎中，梁、陳由左民部尚書領駕部侍郎，北魏、北齊由殿中尚書領駕部郎中，北周循周官制，置于夏官所屬。隋初繼梁、陳稱為駕部侍郎，但從民部轉到兵部，唐時也隸屬于兵部，武德三年（620）給煬帝時期的駕部郎“加'中'字”稱“駕部郎中”似仿晉、宋、齊、北魏和北齊，龍朔二年（662）改稱“司輿大夫”似仿周官制，咸亨元年（670）恢復“駕部郎中”。 ©北齊駕部“掌車輿、牛馬廄牧等事”③，隋代駕部侍郎考核檢查馬牧，向皇帝報告國家可用馬匹數字的信息，做到準確無誤，不遺漏不欺瞞，“辛公義為駕部侍郎，勾檢

①（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三《職官五•兵部尚書•駕部郎中員外郎》，中華書局，1988年，第642頁。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2頁。

③《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52頁。

馬牧，所獲十余萬匹。文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忠。'煬帝除“侍”字”①，改稱駕部郎。

駕部員外郎的職任來源于《周禮》“夏官卿有輿司馬上士”，北周“夏官府小駕部上士一人”，隋開皇六年（586）置駕部員外郎，“煬帝改曰承務郎，皇朝為駕部員外郎”。駕部員外郎而后“隨曹改復”，即跟隨駕部郎中的稱謂，龍朔二年變稱“司輿員外郎”，咸亨元年改回“駕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中，此二職官的名稱稍有變動，隸屬部門也幾經變化，南朝時期駕部隸屬于尚書的民政機關，北魏至北齊時期則隸屬于殿中尚書，隋唐時期則是尚書兵部，從官制的變化中可以發現，自古以來駕部二名長官名稱和隸屬的變動沒有影響其職能。

改元天寶后，“十一載正月，……其行內諸司有部者并改。改駕部為司駕"篤“至德初復舊。掌輿輦、車乘、郵驛、廄牧，司牛馬驢騾，闌遺雜畜”④。玄宗雖改了官名、地名、改州為郡，但駕部掌管全國車馬使用和收管畜類等限定的事宜卻自北齊以來而未變。

二、駕部司的職能范疇

據《唐六典》，駕部司“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牛束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司其名數。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而監、牧六十有五焉，皆分使而統之。若畜養之宜，孳生之數，皆載于太仆之職。凡諸衛有承直之馬，凡諸司有備運之車，皆審其制以定數焉”⑤。駕部長官主管全國輿輦、車輛、傳驛、廄牧，以及公私飼養放牧的馬、牛及其他各種牲畜的簿冊名籍，審理牲畜出入圈養欄的有關政令，核定牲畜的種類數目。其主要職責有三：管理唐代千余所驛站；統領所有監牧之上的使職，若是官畜養殖的宜忌、孳生的增減等具體的事歸于太仆寺掌管；還要保證各衛配備有當值乘坐的馬匹，各司有用作運輸的車乘，并根據政令審定出數量。以下具體分析。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2頁。

®《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第1790頁。

④（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三《職官五•兵部尚書•駕部郎中員外郎》，中華書局，1988年，第642頁。

⑤（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2-163頁。

駕部司首要的職責就是管理全國的驛站。唐代的驛有水驛、陸驛和水陸合并驛三種，“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地勢險阻或為了靠近水草，不必絕對限定三十里設一驛，“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陸驛建立越多，對驛馬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可還是要根據各驛的勞務重要性和所處地區配給馬匹。從

“都亭七十五匹”至六等級道最低級驛的驛馬數逐級差額遞減，分別是75、60、45、

30、18、12、8匹，均由官府撥發，還在地勢險峻和氣候潮熱的江南、嶺南將大馬換置小型蜀馬，可見驛馬在數量上雖然限定，但卻被非常靈活地應用，也就是按驛的等級和馬的類別來互相匹配安排。驛馬的供給原則是“凡馬三名給丁一人”，“凡驛皆給錢以資之”，官府資助開辦驛，物品也要采買配齊。官員使用驛要遵守相關規則，即乘驛馬時注意有無乘券，“在京于門下給券，在外于留守及諸軍、州給券”，且乘驛馬經過留守及五軍都督府過所的人，要由長官檢驗押管簽發，發現不應給乘券的人時, 立刻收回停用。①

駕部給馬要根據官員品階完成驛馬的安排。給驛馬時，從一品至九品，由8匹馬逐級遞減至2匹；給傳馬時，從一品至九品，由10匹馬逐級遞減至1匹；若有敕令召見，三品以上官員給4匹馬，五品給3匹，六品及更低級官員給馬更少。并且在各個驛站的附近給田地四頃，種植苜蓿馬料養殖驛馬，根據地勢、水草、鎮戍條件，若是

“阻險無水草鎮戍者，視路要隙置官馬”，也意味著選擇可以安置馬匹之處建驛站，駕部長官每年要掌握傳驛馬驢減損和肥瘦的數量狀況，“每歲上其死損、肥瘠之數”。

②

玄宗十年間下發的三道敕令都涉及到駕部司需要處理的乘驛事務，如開元十八年（730）閏六月敕云：“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敕：如聞比來給傳使人，為無傳馬，還只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后，應乘傳者，宜給紙券。”"由于缺少傳馬，乘傳的官人都利用驛馬，造成勞頓煩擾，規定自今以后，應乘傳馬的人都給紙券代替傳符, 統一使用驛和驛馬。意味著傳歸并到驛的制度中，傳實質上不存在了。

開元二十三年（735）十月敕曰：“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并闕三官州上佐，并給驛發遣。” @這就是講明驛的服務范圍，新任都督、刺史，以及州郡、軍府高級佐官（別駕、長史、司馬、治中）赴任時，可以乘用驛馬。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3頁。

②《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98頁。

③（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一《館驛》，中華書局，1960年，第1060頁。

④（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一《館驛》,中華書局，1960年，第1060頁。

開元二十八年（740）六月敕更加詳細：“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敕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茍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并停。”①玄宗此次下停水驛詔是為了先保證陸驛，使政令等信息都能通知各地。停水驛原因是淮河、長江以南兩驛兼設，浪費調撥人馬，較為勞困繁瑣，況且使臣領命，應當快速奔赴，怎會用安逸悠閑的水驛方式去辦事，自找麻煩。開元二十八年海內富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水驛停廢，也增加了陸驛的運轉壓力。

制定配給乘驛馬的規則一方面是為了維護信息通達，保證安全、快速和高效，另一方面，可以保護驛馬驛船等公物不受浪費或破壞，統計其數量是駕部郎中義不容辭的責任。從第三條敕之開元二十八年以后二十年，大約為乾元元年（758）,開始設置館驛使，“乾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一貫常置館驛使后，駕部郎中就不再負責驛站事務了。

駕部司第二個職責是統領國家監牧的使臣。這些使臣往往一人監管十數個監牧，

“南使十五監，西使十六監，北使七監，東使九監，鹽州使八監，嵐州使三監，則廄牧及諸司馬、牛、雜畜各隸于籍帳，以時受而藏之” ®o當時全國的監牧分于南使、西使、北使、東使以及鹽州使、嵐州使管理，駕部司需要向這些使臣收集畜牧信息、發布有關畜牧的命令：在廄的、放牧的和屬于各官署的馬、牛、其他牲畜都按照分管機構登記在冊，各自做好帳簿，依時令季節收養看護。唐代監牧分布多地，駕部司在行政上通過監牧使臣掌握國家牲畜的發展狀況，而監牧使臣所做的監理工作也是領命于駕部司，駕部司與諸監牧使臣之間沒有具體的畜牧業務指導，也就是說駕部司只負責傳達政令，驗收成果。

駕部司第三個職責便是掌管馬匹和車乘的數量用度。先看諸衛當值乘坐的馬匹數量，“諸衛每日置承直馬八十匹，以備雜使”，每衛官、州、府的馬每月按要求命令趕赴京都，也屬于當值，所以府的常備馬匹數量很多。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敕，以天下安定，常備馬匹太多導致開支太大，應在京都附近的州府酌情保留三千匹保證供應天子侍從及街使乘用外，其余全部停止使用。駕部所管諸衛當值的馬匹這一任務因玄宗的敕令而變得簡化。還有制定各司用作運輸的車乘數量，“諸司皆置車、牛，以備遞運之事”，各司車輛數目由多到少依次是司農寺（1021輛）、將作監（345輛）、

®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一《館驛》，中華書局，1960年，第1060頁。

®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一《館驛》，中華書局，1960年，第1059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3頁。

太子東宮（家令寺、仆寺和左、右衛率府）所屬（208輛）、殿中省尚乘局（100輛）、少府監（63輛）、禁軍（24輛）、國子監（20輛）、光祿寺（20輛）、太常寺（14 輛）、太仆寺（10輛）、衛尉寺（10輛）、太府寺（6輛）。開元二十二年（734） “敕量減六百余頭、乘”，t玄宗下敕酌情減省六百多頭牛和車輛，也意味著駕部需要對車的用度進行調整。可見，諸衛各司所使用的馬匹、牛與車輛是由駕部司根據政令詔敕的要求審核而定數，不得貿然增加或減省規格。

尚書省駕部司總體負責國家驛站、監牧使臣和官司車馬，這一機構是馬政行政總指揮。駕部司涉及匯總牲畜的帳簿數目信息，下達養護牲畜的政令，皆是為了掌握國內畜力孳養與使用的情況，上報皇帝，便于中央出臺馬政決策。

第二節唐代中央馬政事務系統

在尚書駕部所掌中央馬政行政指揮之外，唐代中央九寺之一的太仆寺是中央管理全國馬政事務的機構，其下轄諸官署均有各自負責執行的重點內容。

一、太仆寺機構的職能

太仆寺機構中的職官包括品官與胥吏，現將太仆寺職官構成情況表示如下：

表2-2：唐代太仆寺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太仆卿從三品 1 —

太仆少卿從四品上 2 —

丞從六品上 4 一

主簿從七品上 2 一

錄事從九品上 2 —

府一 17 —

史 — 34 —

獸醫一 600 一

獸醫博士 — 1/4 “1人”見于《唐六典•太仆寺》；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63頁。

4人”見于《1日唐書•職官志三》

和《新唐書•百官志三》。

學生 — 100 —

亭長 — 4 —

掌固一 6 —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唐會要•太仆寺》及兩《唐書•職官（百官）

志》

太仆寺的職官構成分為三個層級。首先，太仆卿與太仆少卿屬于高級長官，共三人。太仆寺是負責馬政與車乘的最高事務機構，“太仆卿之職，掌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于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①。太仆卿接受駕部司下達的國家放牧飼養畜力和使用車馬的政令，領導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官署及諸監牧和沙苑監的官吏。自秦漢以來有太仆卿，而北魏加置太仆少卿時，為一人，至隋代，又加一人，②是太仆卿的副官。太仆卿及少卿的職務較繁重，比如每遇國家大禮、皇帝大駕出巡，要供應五輅及附屬各種車輛；還接受牧監上呈的羊馬冊籍, 審計匯總再上報駕部司，參與考核官員的政績失誤；在每年每季的第二個月即仲月祭祀四種不同的馬神。馬祖、先牧、馬社、馬步都屬于小祀，©祭祀時，四種馬神"共在一壇，各隨本時設位而祀之其神，座皆南向，其壇，長安在金光門外四十里洋水西道北龍臺澤中，洛陽在麗景門內，其制高三尺，周回九步，右所陳樽俎并準靈星例，祀馬祖用燔燎之禮享，先牧祭馬社馬步皆行瘞埋之法” ®o四時安放應祭的馬神祭壇于坐北朝南的尊位，布置于長安和洛陽城的西門方向，可猜想統治者對西方產寶馬的向往。壇位高三尺，環繞九步長，右邊擺放酒與牲，和祭祀祈愿農田豐收的東南靈星的陳設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79 頁。也據“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并于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籠、豆各二，籃、篋各一。”參見《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第911頁。

®據“后魏太和十五年，九卿各置少卿一人，品第三上；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上。北齊因之。隋加至二員，煬帝降為從四品上，皇朝因之。”參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79頁。

®吉禮中的"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之社稷、釋奠。”參見《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一》，第310頁。

® （唐）徐堅等撰：《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卷七《祀禮四》，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80 頁下至781頁上。同書《大唐開元禮》卷八九《軍禮》有關于四時祭祀馬神的具體布置及祝文，此處暫不引錄分析，《通典》《大唐郊祀錄》與兩《唐書•禮志》皆引。

相同，寓意著農牧的重要性對等。春季宜昭告上天神明，祭祀馬祖與其他三季相比更特殊一些，是用燒柴祭天的大禮，先牧、馬社和馬步用埋牲祭地的方式。

唐初有名的太仆卿張萬歲，遺憾未見其墓志等記載，唯有其曾孫張仲暉的墓志銘文寫道：“曾祖□歲，皇金紫光祿大夫、行太仆卿。祖思廉，皇太中大夫、行太仆卿，贈太子詹事。父景順，皇太中大夫、守太仆卿。”①以張萬歲、張思廉、張景順都任太仆卿來看，一門忠仁，祖輩世代沿襲太仆職事，致力于唐前期的馬政管理，是鳳毛麟角的人才。色固有“張氏三代典群牧，恩信行于隴右” 31之說。

多位太仆寺長官見諸史載，£比如崔泰之輔助中宗上位，匡復李唐，“中宗嘉之，拜太仆少卿”豊又豆盧建是太平公主的外孫，玄宗因其德行才貌俱佳，“遂下詔拜駙馬都尉，尚建平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授太仆卿，襲中山公”鐵銀青光祿大夫太仆卿上柱國張去逸在“開元初，授太子舍人。因封禪扈從，特恩加朝散大夫、尚舍奉御。尋陟升殿中少監。……遷金吾將軍。……仍賜紫金魚袋，以極級冕之寵飾也。……加光祿卿。無何，天子以環衛之委，尤切心腹，爰自名卿，迂列真將，授右衛將軍，轉太仆卿”；。以上三位官員具有特殊功績或門蔭、前資，都受到皇帝賞識，在此基礎上得封太仆寺高級長官，依然是中央位高權重之屬。

其次，丞、主簿和錄事是太仆寺的中層官員，共八人。丞最早可追溯至秦漢，“秦、

①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天寶O八九《大唐故朝議郎行河南府士曹參軍敦煌張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46頁。

②據“《新唐書•劉武周傳》（新傳同）跋劉武周與同郡張萬歲等斬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事。菠案，漢人中多有張姓，然張姓之居晉北者，實多胡人，如《北齊書》卷一九《張保洛傳》云’代人也'，同書卷二O《張瓊傳》云'代人也’，同書卷二五《張纂傳》云'代郡平城人也'，皆可為例。所謂'代人’者，即指鮮卑或服屬于鮮卑之部族而言（參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論張景略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張萬歲為馬邑人，倘亦其類歟？又張萬歲降唐以后其事跡之可考者，見《張說之文集》卷一二《隴右監牧頌德碑》、《通鑒》卷二一二開元十三年張萬歲掌國馬條考異：《統紀》云'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隴右'。馬牧為唐初之要政，而唐帝專以委之張氏，豈不即以張萬歲素以養馬知名邪。夫豢馬、相馬，胡人之特長也，馬邑亦非監牧之所在，而張氏乃以典章牧政世其家，是不獨可借以推知張萬歲之種姓從業，亦可據見晉北一帶之經濟生活本同胡俗矣。”參見汪轅：《唐初之騎兵》，《唐王朝的崛起與興盛》，北京出版社，2018 年，第66-67頁。據此，可知張萬歲家族因帶有在晉北生活的胡俗而有善于養馬的專長。

③（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03頁。

④有人將唐代太仆卿任職情況做統計，見其《歷任太仆卿遷轉情況表》中所列105位及《兩唐書增補》中所列7位，可想唐代太仆少卿的任職人數在此基礎上翻倍。參見顧士娟：《唐代太仆寺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10年，第71-82頁。

⑤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開元一七四《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清河郡開國公上柱國崔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岀版社，1992年，第1277頁。

⑥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天寶O五一《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太仆卿駙馬都尉中山郡開國公豆盧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65頁。

⑦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天寶一二六《故銀青光祿大夫太仆卿上柱國張府君墓志銘并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21頁。

漢太仆有兩丞，秩千石。后漢一人，魏、晉并因之，東晉或省或置，宋、齊省”，梁天監七年（508）改革官制，中央設置的十二卿中太仆卿下設有丞，卿下丞都視為“朝請”，此丞是十八班中的“班第三”，陳沿襲。北魏的丞品位是“從五品中，太和末, 降為七品下”。北齊建寺，丞因循前代，為“正七品下”。前代太仆丞都是一人，“隋太仆丞三人，品同北齊；大業五年，加為從五品”。“皇朝復為從六品上。武德中減置二人，永徽中加一人，開元初又加一人”，©人數于武德中從三人減為二人，又經過永徽中和開元初兩個時段逐漸各加一人，為四人。太仆丞自秦漢至唐代經歷了品級與人數的變動，在秦漢設立之初位次較高，南北朝以來只在下級品官中稍有升降，雖然在南方政權統治的一段時期被省去，但從梁至隋唐，丞的人數從一人不斷增加，唐開元初為歷代太仆丞人數的最高值一一四人。唐代“丞掌判寺事”，負責處理太仆寺的日常事務，領導獸醫博士和學生等，尤其是獸醫人才的錄用一事要經過丞親選，即增補獸醫學生“皆以庶人之子”，著手組織測驗他們的技能水平，“考試其業，成者補為獸醫”，更優異的進升為獸醫博士，②大量的獸醫人才進入中央正是需要通過太仆丞的把關。王晏“轉太仆寺丞，職比司農，班參正仆，所務茲理，厥庸有光。……景龍三年秋八月廿六日卒于官舍，春秋五十有六”©,猜測其任太仆寺丞是在武周時期，職位較為重要。

太仆丞下的主簿一職是在南朝梁時設置的。梁天監七年的官制改革中，太仆卿下有主簿一人，即官位不在十八班中，系寒微士人所任之官，“主簿班第三”，屬于流外七班中的第三班，陳沿襲。北齊主簿一人，隋唐都設置二人。“武德中，品正第八”, 貞觀時升至從七品上未改。太仆主簿從南朝梁設置始，到唐代都存在于太仆屬下，官品和人數都有提升，也是因為主簿的職責較重要，其掌管太仆寺官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登記從尚書省和太仆寺下轄官署收到及發出文書的日期，審核檢查文書辦理有無拖延和失錯，在文書上署名畫勾，完整記錄所有往來公文目錄。太仆寺錄事 “掌受事發辰”⑤，負責收發公文與傳達事務，次于主簿。丞、主簿和錄事共同處理太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79 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③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景龍O—三《大唐故鄭州司馬王府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5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79-480 頁。

⑤（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仆寺的文事公務，輔佐太仆卿和少卿，維系著太仆機構日常運作，領導下層胥吏。

最后，府、史、獸醫、獸醫博士、學生、亭長和掌固為太仆寺流外官員，其中，又可以分為辦事吏員與技術人員兩類。辦事吏員包括府、史、亭長和掌固，共六^一人。府為供派遣驅使的勤雜人員，史為掌文書之低級事務員，他們都是中層官員的佐吏。更下級的亭長，掌傳達通報之事，守太仆寺門戶，最低級的掌固看守庫房及陳設, 從事最普通的保衛任務。技術人員即獸醫、獸醫博士和學生，共七百余人。他們善于治療牲畜疾病，是有技術的雜任，由學生的身份進行選拔，合格者成為獸醫，優異者為最少數的獸醫博士，這些技術人員人數多，可見當時能為牲畜診療的人才規模很大。隋唐以來，獸醫出現在宮廷，雖沒有官品，但為國家養療馬匹的事業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在太仆寺長期服役，但也因此形成父子相承、師徒相授的習慣，更便于延續實踐的經驗，官獸醫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據《天圣令•廄牧令》唐3條載：“諸系飼, 馬、駝、騾、牛、驢一百以上，各給獸醫一人；每五百加一人。……太仆等獸醫應須之人，量事分配。（原注：于百姓、軍人內，各取解醫雜畜者為之。其殿中省、太仆寺獸醫，皆從本司，準此取人。補訖，各申所司，并分番上下。）”匸太仆寺獸醫人數眾多，從側面反映機構內飼養馬匹畜力的數量非常龐大，社會中擅長醫獸的百姓、軍人待選補為官獸醫者不乏其人。

太仆寺的三級官吏構成了機關核心組織，總領國內牲畜的生產、飼養、放牧與統計之事的專業指導，其下轄機構還有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負責更直接的事務。由于各監牧分布于西北，是地方馬政的重要內容，留待后文論述。但沙苑監職能較為特殊，可作為太仆寺的親近官署，故下文一并予以分析。

二、太仆寺乘黃署職能

乘黃署是太仆寺下轄的官署之一，負責各種車輅的駕馭，先將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3：唐代太彳卜寺乘黃署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令從七品下 1 一

丞從八品下 1 —

①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下冊卷二四《廄牧令》，中華書局，2006年，第294頁。

府一 1 —

史一 2 —

典事 — 8 《新唐書•百官志三》

未記載此職。

駕士 — 140

羊車小史 — 8/14 《舊唐書•職官志三》記“羊車小吏”；“14 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和《新唐書•百官志三》。

掌固 — 6 —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乘黃署的兩名長官是令和丞，但屬于低級品官。其下，府、史、典事、駕士、羊車小史和掌固都是流外吏員。

乘黃署何以稱為“乘黃”，《管子》記：“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古人視龍龜、河圖洛書、乘黃為三大祥瑞，其中，牧地產出良馬稱乘黃，故有此說。《漢書》中《日出入》：“皆黃其何不探下！”東漢應劭注：“皆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②龍翼馬身的乘黃曾馱黃帝升仙，后遂用為詠馬之典。《淮南子》載：“飛黃伏皂”③，以這些說法表明“車馬職仝”④。乘黃署令、丞的發展為：漢晉時期，“后漢有未央廄令、長樂廄丞。至魏，遂改為乘黃廄，晉因之”，“魏有乘黃丞，晉因之”；南朝時期，“宋、齊并有乘黃令，無丞”，“宋太常屬官有乘黃令一人，掌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諸馬車”，齊“乘黃令品第七”， “梁太常屬官有乘黃令、丞，三品勛位。陳因之”；北朝時期，“后魏有乘黃令、丞。北齊掌諸輦輅”；而后“隋太仆寺統乘黃署令、丞，皇朝因之”。⑤故縱觀沿革，東漢的未央廄令、長樂廄丞至魏晉改為乘黃廄令和丞，宋、齊只有令而無丞，即宋太常的屬官有乘黃令一人，掌管帝王的乘輿車、金根車以及高官可乘坐的安車、朝廷用以征

①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中華書局，2004年，第426頁。

®《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第1059-1060頁。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六《覽冥訓》，中華書局，1998年，第478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⑤（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召的輕便追鋒車，齊乘黃令為第七品，梁太常的屬官有乘黃令和丞，是十八班和流外七班之下的流外官三品勛位。陳、北魏、北齊和隋設令和丞，在太仆治下掌管車輦，唐代沿襲。

乘黃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為之貳”①，天子車馬的名稱、數量主要分為五輅，其內容經過數代改革最終在隋代確定，更嫻熟地運用著馴服馬匹駕馭車輛的技法。

先秦周代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安置王在特定的公開場合中所乘用的五輅（路）車輛，分別稱作“玉路” “金路”“象路”“革路”和“木路”。2而秦代只有黃金為飾的金根車，漢代沿襲。西晉武帝“始備五輅”，開始復用五輅制度，作為天子法駕用車。宋、齊、梁、陳相繼沿襲不改。北魏五輅“各依方色，并駕五馬”，依照五行家將東南西北中分別相配青赤白黑黃五方之色，各車置并駕的五馬。北周設六官官制，“置司輅之職”，規定皇帝車輅有十二等輅。后來視察北魏武器庫，發現有超出規制的鑾駕，如乾象輦車，駕二十四匹馬；又有大樓輦車，駕二十頭牛；還有象輦，起初駕二頭象，后來用六匹駱駝取代，都是北魏天興年間（398—404）的制度。北周宣帝以來，皇帝御用上述車輦，同時也賜給皇后使用。隋開皇元年（581）, “以魏、周輿輦非古之制，皆廢毀，改造五輅也”，

③遵行正統五輅之制并恢復使用。隋改革的五輅制度由唐代沿襲，涉及車馬的乘用規格和配置的內容主要是天子五輅。

天子五輅的名稱及使用場合：一是玉輅，祭祀與封納皇后時乘坐；二是金輅，宴飲賓客并舉行射箭之禮、郊祭回朝、會盟后在宗廟慶賀時乘坐；三是象輅，行路時乘坐；四是革輅，巡視狩獵、軍事行動時乘坐；五是木輅，田耕打獵時乘坐。在細節方面，玉輅用青色，以玉裝飾各處末稍，駕六匹蒼龍馬；金輅用赤色，以金裝飾各處末稍，駕六匹赤霜馬；象輅用黃色，以黃物裝飾各處末稍，駕六匹黃貓馬；革輅用白色，以皮革牽引，駕六匹白駱馬；木輅用黑色，以黑漆涂刷，駕六匹黑騁馬。皇帝大駕巡行，“太仆卿馭”，“千牛將軍一人陪乘”，“五輅駕士各三十二人”，均著平巾幘、青衫、大口褲這樣的統一裝束。④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七《巾車》，（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1776頁上-1778頁上。

③（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 頁。

④（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1 定好五輅場合，另有大駕、法駕、小駕是天子的鹵簿分類，其儀衛配備設施繁簡的不同在于五輅及副車之外還有屬車的用度。屬車十二種，大駕皆用，法駕和小駕使用的車又在大駕基礎上按量削減。如果有大禮，乘黃令負責命人“以所御之輅進內；既事，則受而藏之”，即是將御用車輅運進內廷，禮節完畢,就把車輅收藏。“凡將有事，尤期四十日，尚乘供馬，馬如輅色，率駕士預調習”，①進行禮儀前，尚乘局挑選提供與車輅顏色相同的馬匹，陸續配齊，乘黃令就率領駕士們預先調習馴馭，屬車指南車等十二車的使用也是一樣，先調適。

五輅車、副車、十二屬車的車服各有差別，乘黃署專職掌管應用在不同場合中的皇家車駕，還負責把馬匹妥當調習并安全駕馭。

三、太仆寺典廄署職能

典廄署是太仆寺下負責在廄飼養牲畜的專業機構，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4：唐代太仆寺典廐署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令從七品下 2 —

丞從八品下 2/4 “2人”見于《唐六典•太仆寺》；

"4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和《新唐書•百官志三》。

府 — 4/2 “4人”見于《唐六典•太仆寺》和

《新唐書•百官志三》：“2人”見

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史 — 8/6 “8人”見于《唐六典•太仆寺》和

《新唐書•百官志三》；“6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主乘正九品下 6 《新唐書•百官志三》未載其品階。

典事 — 8 —

執馭 — 100 頁。

®屬車即“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參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1-483頁。

駕士一 800 一

掌固 — 6 一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典廄署的長官令、丞及主乘是流內官，府、史、典事、執馭、駕士和掌固屬于流外吏職，人數眾多。典廄署令和丞也是繼承前代發展而來。

典廄署長官令和丞來源于先秦宮廷，主管為王養馬的事宜。早至夏官校人、圉師和趣馬職掌天子十二閑廄的馬匹。到了漢代，“太仆屬官有大廄、未央廄令。后漢太仆屬官有未央廄令，主乘輿及宮中諸馬”，乃至之后“置左駿廄令，別主乘輿御馬”，逐漸專門主管皇帝乘輿與宮廷御馬之事。魏晉時期，“魏有驊貓廄令”，西晉“太仆統乘黃、驊騁、龍馬等廄令”，“過江之后，或省或置”，再到“哀帝時，省驊貓為門下之職”。南朝宋、齊沿襲晉制，“梁太仆統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北周“有左、右廄，各上士一人”，“北齊太仆寺統驊騷、左•右龍等署”。“隋太仆寺統龍廄署，皇朝改為典廄署令”，“隋有龍廄丞，皇朝改為典廄丞，武德中四人，今減二人”即玄宗開元時期為二人。T典廄署的前身是魏晉以來太仆官下轄驊騁等廄、北齊時太仆寺的驊騷署和左右龍署，隋亦有驊霜署和龍廄署，前揭煬帝將龍廄署擴建成為典廄署之際，將廄與署合稱，包容了業務與官署，唐也未延續使用“驊貓”“龍馬”等駿馬名命名，仍用一 “典”，建起事務管理機構，可見這廄署已掌管養育多種畜類，不單是馬匹，比較綜合。

但實際上，在廄飼養的畜類依舊是以馬匹為主，這就從署內官吏的業務內容可以看出。

典廄令“掌系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典廄丞是副手，典廄署長官及下屬的職責是負責在宮苑內拴縛飼養馬匹及其他牲畜，養護好主要的牲畜，具體的飼養規則非常細致有章法。拴縛時，一頭象分配兩名丁，一匹好馬、兩匹中等的馬、三匹弩馬、四頭駱駝或牛或騾、六頭驢及純毛色牲犢、二十只羊，還有每十頭幼駒、幼犢各分配一名丁，將丁與牲畜的數量比例也固定成慣例。丁還要準備飼料，如果喂稻谷和青草， “各準運處遠近，臨時加給”。飼養時，以馬為例，每天的草料與糧食的量有定數： “馬、駝、牛各一圍（藁），……蜀馬與騾各八分其圍，……乳駒、乳犢五共一圍；青芻倍之。……馬，粟一斗、鹽六勺，乳者倍之；……飼青草日，粟、豆各減半，鹽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3 頁。

則恒給；飼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斷。若無青可飼，粟、豆依舊給。”①依據畜類每天的總進食量，對其所食的干濕飼料、豆谷類和鹽的配比都有相應的細則，尤其注意增加青草保持營養均衡，還為哺乳的牝畜加食，絕不超量浪費，也不苛待。

'典廄署飼養畜類以馬為主，飼養方式固定，有章可循，是國家地方養殖的標準依據，為中央相關諸司提供了多種優質的畜力。

四、太仆寺典牧署職能

典牧署主管接收外來牲畜并供給相應的官司，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5：唐代太仆寺典牧署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令正八品上/正八

品下 3/2 “3人"'正八品上”見于《唐六典•太仆寺》和《新唐書•百官志三》；

“2人'"正八品下"見于《舊唐書期官志三》。

丞正九品上/正九

品下/從九品上 4/6 “正九品上”見于《唐六典•太仆寺》；“正九品下”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新唐書•百官志三》記為“從九品上” "6人”。

府 — 4 —

史 — 8 —

監事從九品下/— 8 《唐六典•太仆寺》記為“從九品下”。

典事 —/從九品下 16 《舊唐書•職官志三》記為“從九品下”。

主略/主酪 — 74/50 《唐六典•太仆寺》記為“主略” “74人”；《舊唐書•職官志三》記為“主酪” “50人”；《新唐書•百宮志三》記為“主酪” “74人”。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4 頁。

駕士一 160 《舊唐書•職官志三》未記載此職。

掌固 — 4 《舊唐書•職官志三》未記載此職。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典牧署置令與丞多人，與下屬監事、典事的官品較低，府、史、主略（主酪）、駕士和掌固都是流外吏職。

典牧署主要職能為放牧諸官畜并將其應用于宮廷。源于先秦牧師，其有四名下士, 掌管牧馬的政令頒授。“秦、漢太仆屬官有牧師苑令”，在邊郡分立。魏晉以來，“皆牧監之職”。隋典牧署令和丞受太仆寺統領，唐代沿襲。典牧令武德年間是兩人，開元年間增為三人，副手丞是隋代設置，武德年間有三人，開元年間增為四人。典牧令 “掌諸牧雜畜給納之事”，即通過此署將各牧地諸種牲畜出納與分發，比如“凡群牧所送羊、犢皆受之，而供于廩犧、尚食之用”，群牧上供的牛羊被典牧令接收后除分送給廩犧署、尚食局，也供給符合條件的各官司使用。勺令、丞人數也較為穩定，領導二百七十四名下屬。典牧令還負責“造酥酪脯臘給納之事” 2,掌管肉食制作。

據袁仁“解褐太平公主府邑丞，尋遷太仆寺典牧署令。撫字有方，調琴無擾，馭繁以簡，處劇若閑”込太平公主府的邑丞職，為從八品下，此為當時晉升典牧署令的一個途徑。

可見典牧署的前身在前代還設于地方，而唐沿隋制，將其歸于太仆寺，是中央接收外地上繳畜類的機構，屬于對官畜進行統籌調撥應用的部門。它連接牧地與宮廷，又將牲畜或肉制品分配諸司。

五、太仆寺車府署職能

車府署負責車駕的預備，與乘黃署不同在于這個機構主管的是王公及以下職官所用的車馬。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6：唐代太仆寺車府署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令正八品下 1 —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4 頁。

②《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第1882頁。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開元O三九《大唐故太仆寺典牧署令袁府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81頁。

丞正九品下 1 —

府 — 1 —

史 — 2 一

典事/典書 — 4 《新唐書•百官志三》記為“典書”。

馭士 — 175 《舊唐書•職官志三》未記載此職人數。

掌固 — 6 一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車府署起自秦代，令與丞是其長官，品位較低。府、史、典事（典書）、馭士和掌固是署內著手實際事務的人。車府署的人員及運轉的情況與乘黃署有一些相類，更側重京縣用車馬的統配。

車府署令與丞可追溯至秦。“秦置車府令”，由趙高擔任，“漢太仆屬官有車府令、丞，后漢主乘輿諸車，魏、晉因之”，“秦、漢已來，車府署并有丞一人”，則

府令與乘黃令分開各掌管王公貴族與天子的車輦事務。隋唐沿襲，且“隋車府丞二人, 皇朝省置一人”。車府令與副手丞“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①要分清王公以下乘用的車輅等級名稱數量,通曉馴習駕馭方法。

王公貴族等勛貴官宦人群所能乘用的車輅分別是這樣的四種規格：象輅、革輅、木輅和輕車。春、秋二時拜謁皇陵，冊命王公及內外職事官四品以上的人拜官任職，正、冬大朝會，婚葬與奉使等事宜，“皆視其品秩而給之”,供給車輅如下：“親王以象輅，三品已上以革輅，五品已上以木輅”。“京縣令以軻車”，隨從大駕及初次上任時供給使用。婚葬禮節按照京官三品以上供給車輛與馭士，各車輅供給駕士的規定為：親王供給十八人，一品官十六人，二品官十四人，各車駕分配馬、駱駱各四匹, 輅車一輛；三品官十二人，四品、五品官十人，京縣令六人。“凡輅車之馬率馭士預調習之，然后入輅及車”，與宮內天子五輅用車一致，也要求駕駛輅車的馬先由馭士馴服調習，然后套入輅車，用牛駕駛時同理。®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5 頁0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5 頁。

車府署專供王公大臣的車駕，與乘黃署區分職務，突出了禮制范疇下上層社會車馬規制的不同等級，但也尤為強調車馬用度及事前配馬調習。

六、太仆寺沙苑監職能

太仆寺統轄下還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就是沙苑監（在今陜西大荔縣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今以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沙苑”是馮翊縣一地名，“馮翊”地名采輔佐京師之意，臨近長安，此監與隋代赤岸澤官牧均在同州，山丘多沙草宜畜牧。它與中央的聯系緊密是緣于其負責在特定的場合將隴右牛羊畜類供給宮廷，因而在太仆寺管理的諸多監牧中可被歸為中央機構。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7：唐代太仆寺沙苑監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監從六品下 1 一

副監正七品下 1 一

丞正九品上/正九

品F 1 《唐六典•太仆寺》《新唐書•百官志三》記為“正九品上”；《舊唐書•職官志三》記為“正九品下”。

主簿從九品下 1/2 “1人”見于《唐六典•太仆寺》；

“2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錄事一 1 —

府一 3 —

史一 6 一

典事一 4 —

掌固一 2 —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仆寺》《通典•諸卿上》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沙苑監的官職設置分為三級官吏，長官是監與副監，中層是丞與主簿，下層流外

胥吏為錄事、府、史、典事和掌固。

沙苑監以位置靠近隴右與京城，長官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接手放牧飼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同州》，中華書局，1983 年，第37頁。

養出自隴右牧地的畜產，主要是牛和羊，“以供其宴會、祭祀及尚食所用”，“每歲與典牧分月以供之”，“丞為之貳”。若準備屠宰，都要避開國忌不理政務日，立春前后一日和每月初一、初八、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也不能宰殺。有孕的各種畜類包括山羊, 即使不在上述時間，也免殺。“百司應供者，則以時皆供之”，以及所有的羊毛及各種畜類的皮、角要如數報送有關的司署。沙苑監作為太仆屬官，在開元二十三年（735）罷省,此機構也被停廢。®

杜甫作《沙苑行》展現了沙苑的場景，詩曰：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繚以周墻百余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于此。苑中驟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音嗣）之豪健西域無（一作勝西域），每歲攻（一作收，一作牧）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云屯。騎疇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尊。……®

從詩中可知沙苑周圍有墻保護，龍媒、汗血等寶馬良駒都養在一年四季長滿青草的苑中，一派生機勃勃。這里放牧的駿馬品質絕佳，連西域都稀缺，更有每年孳生的馬駒數量超過周邊的藩國，春秋二季便將上供皇家。

太仆寺統領著沙苑監等以地為名的監，這些監屬于太仆寺派駐地方的馬匹生產養殖部門，是太仆寺的下轄機構。如“長澤監”，長澤是夏州一縣名，據《行司仆寺長澤監王君墓志銘》載，“乃制授（君）朝議郎行司仆寺長澤監。群廄恃寄，堀牧分司，駒課之效滋深，肥碩之功逾顯。” ©這些監的長官由朝廷任命，需要在廄牧事務中作出一定的成績。《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末尾列出“沙苑監”，而沒有寫其他以地為名的監牧，便是從沙苑監的職能也可知曉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了。

太仆寺作為唐代重要的馬政機構，總體負責馬匹畜力的事務。它統轄的四署一監互相聯系，又各有特色。五官署圍繞馬匹的使用為中心，主要包括車駕等功能，尤其注重合理養殖，按規章供應分送給中央其他司署。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中華書局，1992年，第488 頁。

②（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三《沙苑行》，中華書局，1979年，第228-229 頁。

③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神龍OO六《大唐故朝議郎行司仆寺長澤監王君墓志銘并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7頁。

第三節唐代皇室專用馬匹管理系統

唐代馬政中央官制體系中的皇室專用馬匹管理系統，因其在職能上與行政、事務系統的官署機構有所不同而另列為一系統，主要負責皇帝和太子日常所需馬匹的調配、養護等事宜，分別是殿中省尚乘局和太子東宮馬政官署。在唐中后期，這個系統中的尚乘局雖還留有名號，但實際上經管事務的權力已被逐漸顯露頭角的馬政使職一一閑廄使和飛龍使所擁有。

一、尚乘局職能與發展

殿中省掌天子乘輿服御，下屬的尚乘局負責皇帝日常生活中的岀行，主要是掌管皇家馬匹。其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8：唐代殿中省尚乘局職官表

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奉御從五品上 2 一

直長正七品下 10/1 “10人”見于《唐六典•殿中省》；

“1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進馬 —/七品下/正七

品上 6/5 “七品下” “6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正七品上” “5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二》。

司庫正九品下 1 一

司廩正九品下 2/1 “2人”見于《唐六典•殿中省》；

“1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二》。

奉乘正九品下 18 —

習馭一 500/50 “500人”見于《唐六典•殿中省》和《新唐書•百官志二》；“50人” 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掌閑 — 5000/50 “5000人”見于《唐六典•殿中省》和《新唐書•百官志二》；“50人” 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書令史 — 6/1 “6人”見于《唐六典•殿中省》和

《新唐書•百官志二》；“1人”見

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書吏 — 14 —

典事一 5 —

獸醫 — 70 —

掌固一 4 一

直官 — 20 此官職僅見于《新唐書•百官志二》。

資料來源：《唐六典•殿中省》《通典•諸卿中》《唐會要•殿中省》及兩《唐書•職官（百官）

志》

尚乘局規模較大，官吏數量多，保證所養馬匹以良好狀態為皇帝所用，每個職官都負責了相應的事務，對皇帝出行所需的駿馬進行全面的維護。流內職官有：奉御、直長、進馬、司庫、司廩和奉乘，品秩可以由下向上升遷，流外胥吏有：習馭、掌閑、書令史、書吏、典事、獸醫、掌固和直官。這些官吏有的前代已設，有的是唐代新置。

據《唐六典•殿中省》記述其官吏發展歷程，唐代尚乘局在前代基礎上逐漸分化出更加細致的職務，主要有以下九種事務型官吏。

長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辨其粗良，而率其習馭”，始自秦漢，歸太仆屬下。北齊皇宮十二閑廄的馬匹是由太仆寺的驊霜署用十名奉乘掌管。隋煬帝保留這個官職和人數，將其與閑廄一同設置進尚乘局。唐代沿襲，并增加了奉御四人，直接為尚乘局的高級領導者：“一人掌左六閑馬；一人掌右六閑馬；一人掌粟草、飼丁請受配給, 及勾勘出入破用之事；一人掌鞍轉轡勒，供馬調度，及療馬醫藥料度之事”。即兩人管理左右六閑的馬，一人負責谷物、草料、飼丁的計劃配給，及審計收支費用等事，一人負責馬鞍鞍墊韁繩籠頭，調度供應馬匹，及醫馬藥料等事。龍朔二年（662）稱為奉駕大夫，咸亨元年（670）改回，還稱奉御。開元二十三年（735）減為二人。開元之前設置了閑廄使，也歸奉御統領，但仍然屬于殿中省的官員。®

副手直長“隋煬帝置十四人，皇朝因之，開元二十三年減四人” ®=

奉乘源于后魏有從五品下的奉乘郎，北周左、右廄各有奉乘二十人，隋煬帝時有奉乘十人，唐代“加置二十四人，每閑二人。開元二十三年減六人” ®= “奉乘掌率習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頁。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頁。

③（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馭、掌閑、駕士及秣飼之法” 7,奉乘管轄三種胥吏。

習馭本是馭夫，“后周左、右廄各有馭夫一百二十人，皇朝加置習馭五百人，掌調習六閑之馬” 2,調習牧場挑選進獻于宮廷六閑的馬匹。

掌閑是唐代新置，掌管飼養六閑的馬匹，“凡秣馬給料，以時為差。（原注：春、冬日給蒿一圍，粟一斗，鹽二合；秋、夏日給青芻一圍，粟減半）”3尚乘局內飼養馬匹有更加細致的法則，馬的飼料依時節而有差別，春、冬季和秋、夏季每日都供給草粟。

再有隋煬帝設過主乘、司庫、司廩，唐初“太宗置司廩，司庫”④，司庫初為二人, 開元二十三年減為一人。而這二職在唐代有了明確的職任記載，“司庫掌鞍轡乘具”， “司稟掌藁秸岀納”。◎皇帝騎馬用的乘騎器具需要慎重對待，馬鞍籠頭裝備精良，秸稈草料收支出納有序，是皇帝乘騎馬匹出行的安全保證和穩妥后盾。

典事也是唐代新置于尚乘局中，“掌六閑粟草” @。

早在《周禮》中記有獸醫下士，負責診療牲畜獸類的疾病，又有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負責祭祀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諸神，養療病馬，用藥醫治馬病。北齊內廄局設有馬醫二人，唐代的獸醫掌管診療左、右六閑的馬匹。“獸醫掌療馬病。…… 灌而行之，觀其病之所發”，尚乘局馬匹得筋勞、骨勞、皮勞、氣勞和血勞五勞病，灌藥觀察病因。傷寒、傷熱、潰瘍都要依據醫經藥方正確治病，恪守養馬保健的方法。 b也與前揭太仆寺獸醫的取人計劃相同，馬匹畜力每一百設一人，再五百添一人，從百姓、軍人中選擇有醫獸技能者按事務量分配名額。

可見，直長、奉乘、習馭、獸醫都是前代就有，唐初又固定下來設的奉御、掌閑、司廩、司庫、典事可能人員眾多，官吏的人數或有盈縮變化。體現了宮廷馬匹的飼養

頁。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1 頁。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頁。

③（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331 頁。

④《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20頁。

⑤（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331 頁。

⑥（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頁°

⑦（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331 頁。

與使用細節，及后備物力保障被統治者關注。唐代尚乘局主要的官吏無論流內流外，都從事著環環相扣的任務，并串聯形成尚乘局整體的運行流程。有些官職看似有管理內容上的交叉，實際是行政對事務的從上到下的領導與制約，如初期兩名負責馬閑后勤的尚乘奉御就對掌閑、司廩、司庫、典事、獸醫發布指令及驗收成果。也有業務指揮關系，如奉乘對習馭、掌閑、駕士進行專業的技術指導。

尚乘局負責各項任務的官吏皆聽命于尚乘奉御，直長為副。® “（貞觀）廿三年，

（李震）以朝散大夫守尚乘奉御。瞻彼帝閑，寓精天駟。步坤儀以下躋，爾（銀）天衢以上馳。噴玉千群，遺鳳萬隊。展軫效駕，威容式敘。右服左膠，和鸞應節” ©,奉御要將天子閑廄中的馬匹保持健壯的狀態，整肅車馬隊伍，這就離不開其對馬匹的調習、駕馭、養護等事宜的關注。裴瑾“授尚乘直長，仆臣司正，車與馬謀”③，尚乘直長也是籌備皇室車馬的要員。

尚乘局是殿中省統轄的六局之一，負責皇帝日常出行安全事宜，需要局內官吏們格外謹慎細致，機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其隸屬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此外，還取決于其內部養馬閑廄的情況：

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騎躲閑，五曰左右駛騷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祥麟、鳳苑、鴻雛、吉良、六群等，號六廄馬。……（原注：初尚乘局掌六閑馬，后置內外閑廄使，專掌御馬。開元初，以尚乘局隸閑廄使，乃省尚乘，其左右六閑及局官，并隸閑廄•使領之也。）®

也據《唐六典•殿中省》，尚乘局中的閑與廄分設，六閑名如上，但除左右十二閑外，“分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系飼馬。（原注：今仗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鶴鸞、吉良、六群等六廄，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

®據唐官制，奉御與直長于六尚皆設，黃正建在其《唐六尚長官人名簡表》（參見《唐六尚長官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一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4年）中列出了尚乘局17位奉御與17位直長，又在《唐六尚長官人名簡表（補）》（參見《唐六尚長官考補一一兼論李令問、井真成墓志》，《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列出了尚乘局5位奉御與11位直長，供參考。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麟德O二O《大唐故梓州刺史贈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李公墓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3頁。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開元一四八《唐故尚乘直長裴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5頁。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第1865-1866頁。

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廄）”①。原先，尚乘局掌管閑廄馬匹，開元初，將尚乘局隸屬于閑廄使，省去尚乘局機構，左右六閑馬匹和原尚乘局官吏都歸閑廄使統領。尚乘局中的六閑從唐初開設，至開元年間已出現仗內與仗外閑廄的擴充調整，為更好地明晰皇家閑廄的情況，作下表所示：

表2-9：唐代尚乘局閑廄發展情況簡表

時間閑數閑的名稱廄數廄的名稱

唐初 12 左右飛黃 2 祥麟

左右吉良

左右龍媒

左右騎験鳳苑

左右駛醍

左右天苑

武后時 — — 仗內6 （閑）飛龍

祥麟

鳳苑

鶴鸞

吉良

六群

開元時仗內2 奔星仗內6 飛龍

祥麟

鳳苑

內駒鶴鸞（雛）

吉良

六群

仗外4 左飛仗外2 東南內

右飛

左萬西南內

右萬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 頁。

資料來源：《唐六典•殿中省》《舊唐書•職官志三》《唐會要•殿中省》及《新唐書•百官志二》上表可以得出三點見解，（1）唐初尚乘局沿襲北齊隋代左右六閑，仍設十二閑，另開設了二廄，閑與廄為不同規模的皇室馬坊，但都顯示著皇家威儀。命名多是龍、鳳，表現了統治者對駿馬的珍愛和向往，并希望這些響亮的名字流傳千古。還有命名為寶馬“騎験”，這是一種漢時匈奴的馬，唐時的突厥馬種，暗含唐擊敗突厥，收納其物產之意。唐初將軍索禮“出身游擊，制授將軍，仍檢校麟鳳苑廄。……尋以恪勤祇務，忠慎奉公，掌隸驥以呈材，效鷹鸛而處事。遷寧遠將軍，守左豹韜衛，洛泅府左果毅都尉，仍令長上兼檢校祥麟鳳苑廄如故”①，其卒于永昌元年（689）,則在武則天稱制前祥麟、鳳苑廄已設，由這位索公在正職外兼任二廄的管事。

（2）出現仗內閑廄的建置或在開元前，御馬來源于隴右諸牧。有一說為仗內六廄是武則天設立，“六閑馬，以殿中監及尚乘主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苑，四曰鶴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號六廄”©,可以猜想武則天建置了仗內六廄的雛形。開元時期，玄宗對尚乘局閑廄作出了一些改革一一仗內二閑六廄與仗外四閑二廄，將之前“祥麟”“鳳苑”二廄歸入仗內六廄，確定了仗內仗外御馬閑廄的模式。經皇帝垂青，“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者以供御”③，“隴右諸牧監使每年簡細馬五十匹進。其祥麟，鳳苑廄所須雜給馬，年別簡粗壯敦馬一百匹，與細馬同進”，再令監牧使預先挑選十匹粗壯結實的牡馬放牧，以備殿中省需要用馬時，任其選取。④內外閑廄的馬匹選用有穩定的來源和數額，也匯集了全國的精品，

“別其種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驟，曰戎、曰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辭紫騎皇，雅胚驛駱，騒蝦駢雒,鴇駁騁鮭，騙騏駱驢”⑤。從馬匹種類和毛色來說，特別豐富，足以挑選，這樣一來，宗廟祭祀時完全陳列純色馬匹，牽引軍事戰車的馬匹整齊強盛，狩獵時駕馭的馬匹是同樣的快速，皇室頂層的馬匹資源可謂應有盡有，唐中央擁有的馬匹是如此壯觀的場景。

（3）自從分有仗內仗外閑廄，從命名與數目來看，皇帝依然重視仗內閑廄的建設, 尤其是仗內廄的發展比較迅速。原因是按照進馬禮儀，“飛龍廄日以八馬列宮門之外,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天授O—O《大周故宣威將軍燉煌縣開國男索公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3頁。

②《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頁。

③《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華書局，1992年，第330-331 頁。

⑤（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一二《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中華書局，2013年，第623頁。

號南衙立仗馬”？，尚乘局每天選取八匹飛龍廄馬充皇宮仗馬，分左右邊排列于正殿側宮門外，等候皇帝視朝畢，所列儀仗兵衛退下即散。若有大型鐘鼓羅列，這些馬匹在懸掛鐘磬之類樂器的架子的北邊，與大象依為次第。在仗前排陳廄馬的進馬官二人，穿戎服，執馬鞭，恭順地站立在這些仗馬的左邊侍候，跟隨馬前進后退。從進馬一職屬于流內官以及其職任重要性來看，這是為皇家儀仗選馬的關鍵人物，所以進馬的人選是非常慎重的，“凡殿中省進馬取左、右衛三衛高蔭”，殿中省的進馬是左右衛三衛中資蔭較高、儀容英俊的人補充，分為三番輪流執勤，“考第、簡試同千牛例”。? 雖然名義上歸殿中省（尚乘局）管，但實際上進馬是武職，用資蔭簡試挑選，如同千牛備身的選拔方式。天寶八載（749）,李林甫專權，省罷排立仗馬，“亦省進馬官”。天寶十二載（753）,楊國忠當政，“復立仗馬及進馬官”，肅宗乾元年間省去，上元年間又置。色尚乘局起初管轄皇室閑廄，而閑廄不僅有車駕馬匹還有仗馬，這是皇帝威儀的禮制體現，也可以說是皇宮內廷的護衛模式。

據《大唐故殿中省尚乘局直長清河張君墓志銘并序》，張游恪卒于景云二年（711）, 他任右率府長史時，“主上以公門逢初九，身會通三，宜出入玉墀，典司金陵，除殿中省尚乘直長，別敕檢校仗內閑廄使，為親信之臣也”④。這位張公于武則天時期受到恩寵，由尚乘直長又任檢校仗內閑廄使，逐步成為皇帝身邊的親信，也體現了這二職之間的升遷關系。但除尚乘局官制外，閑廄又可以設置諸如“閑廄長上”之類的官職負責一部分養馬事務，《唐故左威衛左中候內閑廄長上上騎都尉陳府君墓志》所載，陳牟少“解褐授右威衛右執戟，終左威衛左中候，行有余力，職未展才，仍兼閑廄長上，六駭有序，以駿能馴，……天寶元年五月十六日福善無征，舍茲永業，春秋六十三”可見這是唐中期在閑廄長期上差的軍士。

隨著尚乘局名稱和隸屬的變化，這一機構卻如同被架空。“龍朔二年，改尚乘局曰奉駕局” “開元初，閑廄馬至萬余匹，駱駝、巨象皆養焉。以駝、馬隸閑廄，而尚乘局名存而已” °,以及“開元二年，初以尚乘局隸閑廄使” 3尚乘局在龍朔二年

®《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20頁。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兵部郎中》，中華書局，1992 年，第154頁。

③《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第1866頁。

④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景云O — O《大唐故殿中省尚乘局直長清河張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24頁。

⑤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圣武OO三《唐故左威衛左中候內閑廄長上上騎都尉陳府君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5頁。

®《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20頁。

®《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1218頁。

（662）改名，后在咸亨元年（670）復名，閑廄中不獨養馬，開元二年（714）尚乘局機構諸官隸屬于閑廄使后有名無實，只負責馬匹所需的物資設備。

二、東宮馬政官署職能

太子乃皇位繼承人，東宮的配置最接近帝王的規格。東宮馬政官署有太子內坊、太子仆寺和廄牧署，主要是負責太子車馬配備等事宜。此三個官署的職官構成情況表列如下：

表2-10：唐代太子東宮馬政官署職官表

官署職官名品階員額/人備注

太子內坊

（部分）內廄 — 2/20 “2人”見于《唐六典•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內官》和《新唐書•百官志二》；“20人”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典事 — 2 一

駕士 — 30

太子仆寺仆從四品上/從

四品下 1 “從四品上”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和《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從四品下”見于《舊唐書•職官志三》

丞從七品上 1 —

主簿正九品下 1 —

錄事 1 一

府 — 3 一

史一 5 —

亭長 — 4/3 “4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3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四上》

掌固 — 4/3 “4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

仆寺》；“3人”見于《新唐書•百官

⑧（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五《殿中省》，中華書局，1960年，第1126頁。

志四上》

進馬一 11 此官職記載僅見于《新唐書•百官志

四上》

廄牧署令從八品下 1 一

丞從九品下 2 —

府 — 3 一

史 — 5/6 “5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

仆寺》；“6人”見于《新唐書•百官

志四上》

典乘一/從九品下 4 “從九品下”見于《新唐書•百官志

四上》

典事 — 6 一

牧長一 4 一

翼馭一 15/10 “15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和《舊唐書•職官志三》；

“ 10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四上》

駕士一 30/15 “30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和《舊唐書•職官志三》；

“15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四上》

獸醫一 20/10 “20人”見于《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和《舊唐書•職官志三》；

“10人”見于《新唐書•百官志四上》

掌固一 4 此官職記載僅見于《唐六典•太子家

令率更仆寺》

掌閑 — 600 此官職記載僅見于《新唐書•百官志

四上》

主酪 — 30 此官職記載僅見于《新唐書•百官志

四上》

資料來源：《唐六典•太子家令率更仆寺》《通典•東宮官》及兩《唐書•職官（百官）志》

其次是太子仆寺。長官是太子仆，為四品高官，下屬為丞與主簿，是品級較低的官員，再次的錄事、府、史、亭長、掌固和進馬皆無品。太子仆“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敘與其出入，而供給之”，主要掌管太子車馬政務，負責發布關于車輿、騎乘、儀仗的政令和籌備喪葬禮制的祭品，分清行進次序和進退法度，明晰出納供給。所謂太子的車輿制度便是其可以使用的三種車輿，不能超越皇帝車輿的規格，分別是金輅、留車和四望車。就車輿用馬和使用情景來說，金輅由四匹赤身黑鬃的駿馬駕車，太子“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留車為一馬駕車，太子“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則供之”；四望車也為一馬駕車，太子“吊臨則供之”。此外，“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廄牧令進輅，仆親馭焉”，太子禮儀周備出行，需要率領廄牧令供給合適的車輅，由太子仆親自駕馭。太子仆的副手丞負責太子仆寺基礎的任務，“凡車輿、儀仗有虧闕，則移于主司，以修補之”，做好添補修繕虧損短缺的車馬、儀仗用品的報備移交；“凡馬及雜畜之料應供于外司者，每歲季夏，上于詹事”，負責在每年夏末規劃與上報太子仆寺飼料所需，以便外部供給；

“芻粟貯掌于廄所者，以時出入之，而節其數”，并按時撥付并節制廄牧署貯存的草料谷物用度。主簿保管寺印和稽查缺失，主要是“廄牧之畜養，車騎之駕馭，儀仗之付受，喪葬之供給”之類涉及飼養、駕馭、出納和供給等方面的事做到“各有其程，違則糾正之”。②太子仆寺的設置與功能類于太仆寺，但規模不及太仆寺，又設置了尚乘局才有的進馬一職來對接太子內坊。

最后是廄牧署。這是太子仆寺下轄的一個官署，如同太仆寺下的各官署，負責太子仆寺中牲畜的養殖、調習與納供。長官令和丞是低級的品官，下屬們雖然無品，但從事著署內日常辦公以及具體的飼養、駕馭等準備性工作，以備廄牧署長官調用車馬。此署作為太子仆寺的后勤總務處，兼顧了太子日常出行的諸多事項，“廄牧署令、丞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廄牧署令和丞的服務流程如下：太子禮儀齊備將要出行之前，令和丞率領典乘預先調習好駕輅車的馬匹，率領駕士駕馭車輿，太子出行，“則進輅或輅車于西閣門外”，面朝南等候太子登車；巡禮結束，太子歸來下車，“自西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第1909頁。

②（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七《太子家令率更仆寺》，中華書局，1992 年，第702頁。

閣之外以輅及紹歸于署”。另外，“其隴右群牧隸于東宮者，皆受其政令焉”，1這就可以解釋太子也對群牧有一定的知情權和管理權，不僅接受隴右部分群牧的上供，而且是在皇帝的集中統治下對這些隴右群牧有領導權。再看其余處理非庶務的役使人員，如牧長、翼馭、獸醫、掌閑和主酪，涵蓋了馬匹使用過程的諸方面，將太仆寺下轄四署的主要吏職都容納于一署，廄牧署是太仆寺四署較為齊全的精縮版。

唐前期，廄牧署以太子官署的地位成為皇室馬政的后備力量，收羅畜牧人才。據

《大唐故京兆張君墓志銘并序》，墓主張巽的父親張取，“初唐元歲，立功□仆寺廄牧署典乘，次屬春宮龍飛，轉太仆寺典牧署丞。秩滿，京總監東面監丞，又改任長樂監張取先任太子仆寺的廄牧署典乘，應當是李世民作太子時太子宮中的官員，后來太宗稱帝，又升太仆寺典牧署丞，主管蓄養馬畜，任期屆滿，任京總監東面監丞，® 又改任禁苑南面的長樂監，"這二職隸屬司農，掌皇宮苑囿養殖、種植及修葺等事，但其由廄牧署升遷至典牧署，也說明這兩個機構中人才的流動可能是一種慣例。再如高宗時期，蘭師“任右尚署丞，又轉仆寺廄牧署令。或官運武庫，器實邦基，……涇川汗血，秩千駟而楊鑾；玉塞霜蹄，篷六閑而服□”篤右尚署隸屬于少府監，可供天子御馬之鞍轡，后來他升遷為太子仆寺廄牧署令，將廄牧事務系于一身，并出色地完成。

太子東宮馬政官署是對皇帝馬政官僚的有機壓縮整合，主要負責太子車馬的供應，在規制上有類似之處，而不能有逾越。太子仆寺作為連接隴右群牧與東宮的重要紐帶，既要總管廄牧署的各項馬政事務，還須滿足太子內坊調配馬匹的需求。雖然太子的馬政官署模式有限，但也體現了宮廷禮制有序與機構運行合理，是皇室馬政之一項內容。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七《太子家令率更仆寺》，中華書局，1992 年，第703頁。

②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開元一七一《大唐故京兆張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9頁。

③（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九《司農寺》：“京、都苑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四面監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副監為之貳。（原注：顯慶二年，改青城宮監曰東都苑北面監，明德宮監曰東都苑南面監，洛陽宮農圃監曰東都苑東面監，倉貨監曰東都苑西面監。）丞掌判監事。”（中華書局，1992 年，第530頁）

④（元）駱天曝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卷三《苑囿池臺榭附》：“其（禁）苑中有四監，南面為長樂監，北面以領漢故城，謂之舊宅監，東西面各以本方為名，分掌宮中種植及修葺園苑等事，又置苑總監都統之，皆隸司農寺。”（中華書局，1990年，第79頁）

⑤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永淳O—一《唐故仆寺廄牧署令蘭君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92頁。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九《諸王府公主邑司》，中華書局，1992年，人，正八品上”，“執乘掌供騎乘”。①親王國“廄牧長二人，丞二人”，此四人為流外胥吏，“廄牧掌知畜牧牛馬事”。②可見太子之下的諸親王都可以養馬畜，只不過規模更小，只供出行所用，官制如此，有人“選補魏王府廄牧丞”©,李泰封王后，因為太宗偏愛，長駐京畿，但“廄牧丞”說明其府內規制在當時可能還是親王國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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