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公共事件何以的定性比較分析

發布時間：2022-08-24 14:43

目錄 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一、實踐背景 1

二、理論背景 2

第二節研究意義與創新點 3

一、理論意義 3

二、實踐意義 4

三、可能的創新 4

第三節核心概念界定 5

一、政策議程 5

二、網絡公共事件 6

第四節國內外研究綜述 8

一、關于政策議程設置的研究 8

二、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 14

第五節研究設計 21

一、研究策略 21

二、研究對象 23

三、研究思路 24

第二章多源流理論概述及其完善 27

第一節政策議程設置的多源流理論 27

一、多源流理論概述 27

二、多源流理論的缺陷 29

第二節媒介化社會理論 30

一、媒介化社會理論概述 30

二、媒介化社會理論對多源流理論的補充 34

第三節媒介化社會的政策議程設置分析框架 36

一、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政治源流 36

二、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政策源流 39

三、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問題源流 40

第三章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路徑分析 47

第一節變量校準與必要條件檢測 47

一、變量的測量與校準 47

二、單個條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必要性檢測 51

第二節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路徑類型 53

一、媒介賦權模式 55

二、公眾壓力模式 58

三、政府倡導模式 63

第三節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內在邏輯 68

第四章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雙重效應 71

第一節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積極效應 71

一、有利于維持政策資源的動態平衡 71

二、有利于政府高效率化解社會問題 72

三、有利于維護親民務實的政府形象 73

四、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民主化程度 74

第二節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消極影響 76

一、網絡媒體影響公共政策的科學性 76

二、無序參與干擾政府決策的自主性 77

三、虛假民意可能引發新的利益失衡 78

四、被動回應不利于政策的長期延續 79

第五章從輿情化解到協同治理：優化政府決策的現實路徑 81

第一節發揮媒介在決策中的建設性作用 81

第二節在協商實踐中實現公眾有序參與 82

第三節合理吸收民意進入政府決策過程 84

第四節加強政策研究增強政策的延續性 85

結論 88

參考文獻 90

附錄 103

后記 106

III

表目錄

表 1 條件與結果的操作化與校準 50

表 2 單個條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必要性分析 52

表 3 研究得出的中間解結果 54

圖目錄

圖 1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現狀 8

圖 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領域分布 9

圖 3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現狀 9

圖 4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學科分布 10

圖 5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現狀 14

圖 6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領域分布 15

圖 7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現狀 15

圖 8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學科分布 16

圖 9 本研究的技術路線 26

圖 10 多源流理論模型 29

圖 11 媒介邏輯的構成要素 34

圖 12 媒介化社會的政策議程設置多源流理論模型 36

圖 13 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影響因素模型 46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近年來，網絡公共事件不再是擾亂社會秩序的表征，也發揮著促使政府完善政策制度的積極作用。然而，現有關于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研究，或單純強調媒介技術的影響，或單純強調政治制度的制約，存在單向決定論的缺陷。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復雜機制，有待深入研究。

一、實踐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成員的資源占有差異逐漸明顯，社會分層日益多元。特別是 20 世紀 90 年代之后，社會資源日益向少數人積聚。社會發展結果并未伴隨著經濟改革同步推進，不同社會成員、利益群體之間產生了“斷裂”1，社會大眾均希望利益訴求能夠取得政策回應。但在傳統政治生活中，公眾通過制度化渠道參與政治過程的機會有限，涉及公眾利益的決策多由政府精英主導。

近年來，協商民主的深入以及網絡社會的崛起，分別為民眾影響公共政策過程提供了有利政治機會結構與技術資源。多元主體通過制度渠道或非制度渠道向公共決策者施加壓力影響政策議程，政策議程設置成為注意力競爭的結果。[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2003.] [向玉瓊.注意力競爭的生成與反思：論政策議程中的注意力生產[J].行政論壇,2021, 28(01):74-81.]現實中，公民甚至無需線下集體行動，僅通過網絡空間的符號建構行為即可成功推動政策議程設置。在長春長生生物疫苗案導致史上最嚴《疫苗管理法》出臺，江蘇昆山劉海龍砍人反被殺激活“正當防衛”，藝人翟天臨直播“翻車”促使教育部徹查學術不端等案例中，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作用愈加凸顯。

顯然，網絡公共事件不再僅僅是擾亂社會秩序的問題表征，也是社會制度完善的重要助推器，是政府提升決策科學性、民主性與公共性的動力之一。《社會藍皮書：202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政務輿情風險顯著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設計存在缺陷、政策環境不理想。政府部門在積極回應的同時完善和修改公共政策，不僅可以減輕輿論壓力、增強政府權威，也有助于推動社會治理與輿情民意的良好互動。[李培林，陳光金，王春光.202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2019.

1]但是，現有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多數仍局限于危機管理視角，強調其對政府形象與公信力的潛在威脅，忽略了政府主動調整議程以提升公共政策科學性、民主性的可能。因此，從建設性視角審視網絡公共事件，有利于優化公共政策，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二、理論背景

學界對于媒介與政策議程關系的研究存在大相徑庭的發現。一方面，傳播學效果研究范式代表人物麥庫姆斯（Mccombs）對于媒介議程與政策議程的關系含糊其辭：相較于公共政策影響新聞媒介的實證研究，新聞媒介影響公共政策的實證研究數量有限。1這一取向迎合了大多數政治學者的研究觀點：公權力部門作為掌握實質權力的決策機構，具有特定的行為邏輯。政府部門適應媒體的傾向主要源于它們的議題管理策略，而非屈從于媒介壓力。[麥庫姆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第2版)[M].郭鎮之，徐培喜，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 2018： 165.] [ FREDRIKSSON M, SCHILLEMANS T, PALLAS J. Determinants of Organizational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Adaptation of Swedis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News Medi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93(4):1049-1067.]但是，此類研究無法解釋媒介動員導致政策議程設置的經驗案例。

另一方面，多數傳播學者強調媒介議程在影響政策議程時的強效果論。特別是晚近二十年來，伴隨著媒介化研究的興起，媒介對于公共政策議程的影響也越來越被重視。鮑姆加特納（Baumgartner）與瓊斯（Jones）構建出政策議程變遷的“間斷均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即媒介的注意力分配總體上主導了政府的政策議程。[ BAUMGARTNER F R, JONES B D.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邁茲尼（Mazzoleni）與舒爾茨（Schulz）甚至認為，媒介化即指政治機構越來越依賴于大眾媒介的形塑，而不再能保持對于政治過程與功能的完全控制權。 [ MAZZOLENI G, SCHULZ W.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 16(3):247-261.

近年來的媒介化政治研究正摒棄單純的二元決定論，強調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的互補作用。正如社會學家盧曼（Luhmann）所說，社會秩序的維持并非相似結構的區隔或者共同體簡單集合的結果，而依賴于獨立、封閉的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滲透關系。社會子系統相互滲透，由此形成動態且穩定的秩序。[秦明瑞.社會秩序是如何可能的[J].社會理論學報,2014, 17(1):85-128.

3]媒介化政治的發展，即是媒介對于政治系統自身缺陷的回應。因此，在媒介化政治的視角下，有必要深入探析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深層機制。

第二節研究意義與創新點本研究修正了政策議程設置的多源流理論，采用質化與量化兼有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選取 2015 至 2019 年的重要網絡公共事件作為研究案例，在研究視角、方法與對象上具有一定新意。

一、理論意義

首先，多源流理論與媒介化理論在中國情境的完善與檢驗。金登(Kingdon) 在1984年基于美國聯邦體制構建出政策議程設置的多源流理論(Multiple St reams Theory)。但是，該模型存在強調政治邏輯而忽視媒介邏輯的缺陷。媒介化社會，倘若忽視媒介邏輯在社會中的形塑力，則會降低既有理論模型的解釋力。因此，研究基于媒介化政治理論，增加了多源流理論中的媒介邏輯要素。基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策實踐，也有利于檢驗多源流理論與媒介化政治理論的跨國適用性。

其次，突破媒介化政治的單向決定論觀點，并提供該理論的實證經驗。媒介化理論興起后，政治的媒介化往往被視為媒介邏輯對政治邏輯的單向支配與侵蝕。然而，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媒介化政治并非媒介與政治間的零和博弈，“媒介中心論”顯然不能解釋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同時，媒介化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論思辨，缺乏實證案例。研究將媒介化理論操作化為媒介邏輯，并考察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在導致政治變遷時的組態效應，考察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的多元互動過程。

再次，本文通過質化與量化特質兼有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 tat 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考察政策議程設置的必要條件以及充分條件組合，進而有助于深化政策議程設置的因果復雜性理解。政策議程是由復雜因果關系導致的，單個變量往往并不能構成復雜現象發生的充分條件。同時，各個因果路徑之間還存在“殊途同歸”的可能，即導致同一現象發生的原因組合可能有多種。通過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找尋政策議程設置的復雜因果關系，有助于政策議程設置 “黑箱”的開啟。

二、實踐意義

首先，重視網絡公共事件設置政策議程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學性民主性，降低政策執行成本。黨的十八大以來，協商民主在公民政治參與實踐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在重大場合強調通過協商民主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網絡公共事件承載的民意訴求，為各級政府決策提供了重要問題導向，是決策者完善、出臺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據。因此，重視事件承載的民意動向，可為政府優化決策程序，提升公共政策質量，降低政策執行的社會成本提供參考意義。

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導公眾有序通過互聯網參與政治過程，借力媒介邏輯提升治理效能，發揮媒介治理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作用。伴隨著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趨勢愈加明顯，媒介邏輯正日益嵌入公共空間。有效應對新媒介帶來的執政挑戰，轉危為機、化解風險，成為事關有效治理的重要課題。實際上，媒介化并不意味著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的“零和博弈”，通過對媒介邏輯的適當反撥，發揮媒介在政黨、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中介”關系，可為一統體制下的有效治理提供重要憑借。

三、可能的創新

在理論基礎上，本研究綜合應用多源流理論與媒介化理論，彌補了多源流理論忽視媒介邏輯的缺陷，也對媒介化理論走向“媒介中心論”進行了適當反撥。一方面，本文將公共政策過程置放于信息處理路徑的視閾下，強調信息對于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本文也嘗試跳脫傳統傳播學研究僅重視媒介文本而忽視媒介形式的弊端，強調媒介作為一種技術平臺的介入，其自身形態已經改變了傳播主體間的關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該方法作為一種混合研究方法，既保留了傳統案例研究的深描特征，也通過提升比較案例的數量，避免了

4 單案例結論的特殊性。傳統統計分析著眼于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而該方法則對政策議程設置的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組合進行了區分，推進了社會科學對于復雜因果關系的探究。

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以人民日報岀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岀版的相關藍皮書為依據，選取 2015 至 2019 年的重要網絡公共事件作為研究案例。本研究不僅著眼于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原因，也探尋政策議程設置何以可能的機制性問題，從而推進對于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機理的深入理解。

第三節核心概念界定

政策議程是各級公共決策者為解決政策問題所采取的制度創立、完善或變遷行為。網絡公共事件則是網民通過互聯網等新媒體手段圍繞公共話題展開的自發輿論聚集行為，這一行為具有特定的公共政策議程指向。

一、政策議程

所謂政策議程，在王紹光看來即“決策者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1。這一界定較為籠統，未能區別政策過程初始階段問題界定與決策行為的具體差異。前者側重個人和團體對政府采取行動以加速政策問題識別，后者則指“大眾媒體和政府官員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公共問題上，以決定將要做岀決定的對象。”[王紹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J].中國社會科學,2006, (05):86-99+207.] [ DYE T R.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M]. 15th. New York:Pearson, 2017.]金登將政府對于特定問題的編目視為政府議程，而將政府對特定問題采取的解決措施稱為決策議程。 [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M]. 2nd. London:Pearson, 2014.]可見，對政策問題的識別與具體的決策行為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問題識別可視為廣義上政策議程設置的一部分。

政策議程往往與制度變遷密切相關，有學者將政策議程視為理性選擇的結果。劉偉認為，政策議程是政府及執政黨等權威主體在與利益相關者充分互動后，基于特定的篩選機制明確重要政策議題，并使其進入決策討論過程。 [劉偉，黃健榮.當代中國政策議程創建模式嬗變分析[J].公共管理學報,200& (03):30-40+122.] []王金水指岀，政策議程是公共決策者依據國家、社會、公眾與政治運作的要求，基于一定的視角以對社會議題重要性進行排序，并確定議題在何種程度上進入政府討論與決策過程。1政治學者海伍德(Heywood)認為，政策議程設置即通過控制何種議題被討論或建立優先權以結構化政策討論[王金水.網絡輿論與政府決策的內在邏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 26(03):127-133.] [ HEYWOOD A. Politics[M]. 15th. London:Springer Nature, 2019： 620.] [李放，韓志明.政府回應中的緊張性及其解析一一以網絡公共事件為視角的分析[J].東北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01):1-8.]。

政策議程可被視為政府回應的形式之一，后者包括話語、行動與制度回應。

3政府決策者的象征議程(Symbolic Agendas)與實質議程(Subs tant ial Agendas) 可分別視為政府話語與制度回應。象征議程主要包括決策者的口頭修辭，政治影響有限，但實質議程卻在政策過程中具有直接影響。 [ ESSER F, STRoMBaCK J.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4.]鮑姆加特納強調政策議程結果的制度結構，即制度使政治系統保持相對穩定狀態。 [鮑姆加特納，瓊斯.美國政治中的議程與不穩定性[岡.曹堂哲，文雅，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 2011.]實證研究之所以存在截然相反的研究發現，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研究的政策議程概念化與操作化并未取得共識，本文更加強調政策議程的制度化傾向。

綜上，本文將政策議程限定為各級公共決策者為解決政策問題所采取的制度創立、完善或變遷行為。這一概念強調政策議程的以下要素：公共決策者掌握政策議程的認定權，政策議程是公共決策者的實質議程而非象征議程。在本研究中，公共決策者即是廣義上的政府，即包含黨、政府、人大在內的各級公權力機關。

二、網絡公共事件

首先，網絡公共事件不同于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高恩新將網絡公共事件界定為大量網民基于互聯網平臺就特定事件展開廣泛動員，從而實現某一目標的集體行動。 [高恩新.互聯網公共事件的議題建構與共意動員一一以幾起網絡公共事件為例[J].公共管理學報， 2009, 6(04):96-104+127-128.

6]這一概念強調網民參與在事件中起主導作用，但混淆了集群行為與集體行動的差異。相較于集體行動，集群行為具有較低的組織性、制度性，目標也較為模糊。班尼特(Bennett)依據組織在事件中的作用差異區分了傳統集體性行動(Collec tive Act ion)和數字化網絡行動(Connec tive Act ion),數字化網絡行動中組織協調行動的作用較弱。 1因此，網絡公共事件缺乏統一的個體身份認同，主要是網民自發參與而非組織動員的結果。

其次，王向民強調公共事件是依賴媒體的傳播過程產生公共影響的事件。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739-768.] [王向民.回歸國家:公共事件研究從社會學到政治學的轉向[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31(06):112-123.] [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 (9):39-66.]楊國斌也將網絡事件視為網絡公民運動的表現形式之一，后者既包含公民借助互聯網開展的線下動員與組織活動，也包括主要發生在互聯網場域的輿論聚集行為。 3承認傳播過程作為網絡事件的重要標準，可為網絡公共事件的界定帶來啟發，即媒體在公共事件中扮演著重要動員作用。但是，這一概念并未明確界定參與傳播過程的媒體屬性為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顯然在公共事件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作用。相較于被政府機構壟斷話語權的傳統媒體，網絡媒體更有利于實現個體的平等參與。

再次，不同于網絡營銷等娛樂事件，公共事件具有公共政策與組織制度等權力想象，可被視為溝通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政策反饋模式。 [王向民.回歸國家:公共事件研究從社會學到政治學的轉向[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31(06):112-123.]因此有學者認為網絡公共事件是圍繞現實事件形成的強烈網絡輿論，并促使黨和政府岀臺措施解決社會問題的事件。 [郝繼明，劉桂蘭.網絡公共事件:特征、分類及基本性質[J].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1, (02):64-] [68+112.] []相關研究強調網民通過互聯網技術影響公共決策的可能，但卻排除了未能影響公共政策的相關事件，依據結果差異界定事件屬性同樣不妥。

綜上，本研究將網絡公共事件界定為網民通過互聯網等新媒體手段圍繞公共話題展開的自發輿論聚集行為，這一行為具有特定的公共政策議程指向。這一概念具有較強的區分度，既可以排除引發大規模線下行動的網絡群體性事件，也排除了網絡娛樂營銷、網絡謠言等公共性較弱的熱點事件。

政策議程是涉及全社會利益的決策，公共性是其重要特性。相比于“輿情事件”“輿論事件”等描述性概念，網絡公共事件更能凸顯公共性本質，進而勾連

公共領域、協商民主等傳統理論路徑[ 董天策, 梁辰曦. 究竟是“網絡群體性事件”還是“網絡公共事件”抑或其他?——關于“網絡輿論聚集”研究的再思考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 27（01）:87-102+128.

8]，探析網絡公共事件與政策議程的關系也因而具有學理的可能性。

第四節國內外研究綜述研究

一、關于政策議程設置的

圖2顯示，國外關于政策議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共計 409 篇）、Economics （經濟學，共計 257 篇）、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 tional Heal th （公共環境與職業健康，共計245篇）等領域，這表明政策議程是一個以政治學為主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圖 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領域分布圖 3 顯示，在中國知網檢索政策議程相關研究，可得到 391 篇 CSSCI 文獻。政策議程研究領域在2008年以前屬于起步階段，2008年以后研究成果急劇增加。這表明，政策科學作為從國外引進的學科，在中國經歷了緩慢奠基到迅速發展的階段。♦發表年度趨勢

芯慙撿％豈芯％ 2 鴛珞

圖3中國知網CSSCI期刊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現狀

圖 4 顯示，國內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學與國家行政管理（占比，30.83%，累計 148 篇）、新聞與傳媒（占比 15.21%，累計 73 篇）、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占比 12.5%，累計 60 篇）、政治學（占比 7.71%，累計 37 篇）。這表明，與國外研究略有不同，國內政策議程研究是以公共管理學為主、新聞傳播學為輔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圖 4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政策議程的研究學科分布

政策議程屬于政策科學的研究范疇，現代公共政策學起源于西方，故政策議程的學術研究范式也主要肇始于西方。1951年，美國學者拉斯韋爾(Lasswell) 與其他學者合著了《政策科學：范圍和方法的最近發展》一書，正式提出“政策科學”的概念，深入探討了政策科學的研究對象、方法等議題，標志著現代政策科學理論的正式誕生。 1

政策科學一經誕生，即關注政策過程中的政策議程設置與變遷問題。早期的理性決策模型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認定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追求最優解。該模型假設政府是一個具有理性選擇能力的政治機構，能夠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依次確立決策目標、規劃備選方案、比較方案后果、選擇最優方案。然而，理性人的假設受到了西蒙(Simon)的質疑，政府決策者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他們是行政人而非經濟人。行政人的知識水平和能力是有限的，且決策時受到多重條件的制約，故只能尋找滿意解或次優解。 [ LERNER D, LASSWELL H D. The policy sciences: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說[M].楊礫，徐立，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岀版社,1989.

10]

受此啟發，林登布洛姆(Lindblom)的漸進決策模型拒絕了理性政府的假設，認為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在已有政策基礎上不斷調適與修補的過程。他于 1959 年發表《“漸進調試”的科學》一文，指出政策過程中完全理性模型(“根” 的方法)無法應對現實生活中的復雜政策問題，進而指出政策變遷是在既有實踐基礎上的持續改進以及小幅度的調整（“枝”的方法）。1在《決策過程》一書中，他系統地分析了理性主義決策模式的缺陷，對政策變遷的漸進主義模式進行了闡述。[ LINDBLOM C E.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59, 19(2):79- 88.] [林德布洛姆.決策過程[M].竺乾威，胡君芳，譯.上海:上海譯文岀版社,1988.]政策制定是一個充滿模糊性的過程，專家和政府機構人員的知識基礎有限，難免犯錯誤。因此，政策制定者往往通過漸進修改的方式調整公共政策，避免出現公共政策的重大失誤。[沙夫里茨.公共政策經典[M].彭云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8： 36.]漸進主義由此成為分析政策議程設置的主流視角，但是，這一決策模型更加保守，難以解釋突發事件或政府換屆導致的政策突變。

但是，科恩（Cohen）等學者則徹底否認理性在政策議程設置中的作用，他們探討了模糊性對于決策過程的影響，這一模型有助于理解決策機構“有組織的無序"（Organized Anarchy）。[ COHEN M D.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2, 17(1):1-
25.]他們將決策機會比作垃圾桶，政策問題和解決方案漂浮在垃圾桶中，此即決策的垃圾桶模型。該模型將決策過程視為問題流、技術流、參與者流以及決策機會四個相互獨立的過程，當四個源流融合在一起時，決策才會形成。 [李文釗.政策過程的決策途徑:理論基礎、演進過程與未來展望[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7, (06):46- 67+126-127.]

在此基礎上，美國學者金登進一步提出政策議程設置的多源流模型。具體而言，金登保留了垃圾桶模型中的問題流與技術流的思想，但將技術流更名為政策流。同時，他還增加了政府過程中國民情緒、政府換屆等組成的政治流。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是由多重因素導致的，可視為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的聯動效應。當三種源流匯合開啟政策之窗時，政策企業家將特定的政策方案凸顯給公共決策者，政策變遷得以實現。 [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M]. 2nd. London:Pearson, 2014.

11]

眾多國內學者對多源流理論進行了驗證，如郭璨等學者發現我國網絡教育政策議程設置即是網絡教育問題流、中國國家戰略政治流以及政策共同體政策流匯合的結果1。此外，還有學者在農地產權政策[郭璨，陳恩倫.我國網絡教育政策變遷的多源流理論闡釋[J].教育研究,2019, 40(05):151-159.] [吳成峽，鄧正陽.農地產權政策演進的多源流理論分析一一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例[J].社會主義研究, 2017, (06):50-56.]、雙創政策[江永清.基于多源流模型的我國雙創政策之窗開啟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9, (12):96-102.]等領域應用了這一理論。

當然，也有學者指岀在中國的情境下，多源流理論存在諸多困境[王剛，唐曼.理論驗證與適用場域:多源流框架的理論分析一一基于14個案例的檢驗分析[J].公共行政評論, 2019, 12(05):28-46+211-212.]，因而也有學者對該理論進行了合理修正[ 陳貴梧, 林曉虹. 網絡輿論是如何形塑公共政策的？一個“兩階段多源流”理論框架——以順風車安全管理政策為例[J].公共管理學報,2021, 18(02):58-69+168.] [ BAUMGARTNER F R, JONES B D. Agenda Dynamics and Policy Subsystems[J]. Journal of Politics, 1991, 53(4):1044-1074.]。

20 世紀 90 年代，鮑姆加特納和瓊斯試圖整合政策議程設置的漸進與突變范式。在 1991 年發表的《議程動態性和政策子系統》和 1993 年發表的《美國政治中的議程與不穩定性》中，他們指岀大多數公共政策會經歷長時期的穩定以及短時間內的突變。在此過程中，政策形象以及政策場所是兩個關鍵變量。政策形象是精英、民眾與媒體對于既有政策的理解與討論，往往與政策維持緊密關聯。政策場所則是政策行動的場所，不同政策場所圍繞同一問題可能產生不同的政策結果，政策企業家通過將政策議題轉向更佳的決策場所以尋求政策議程設置的機遇。 6這一模型實際上仍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設，研究政策形象、政策場所對于政策變遷的影響，關注可能導致政策變遷的問題而忽視保持政策連續的問題。

國內學者也對間斷-均衡理論進行了驗證與修正。楊志軍將建國以來的植樹造林政策分為兩個間斷和三個均衡期，并指岀中國情境下焦點事件、執政黨理念等因素推動了植樹造林政策議程設置。 [楊志軍，支廣東.PET框架對政策變遷過程的再解釋與新應用一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植樹造林政策為例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1, (02):40-51+125-126.]這一理論在野生動物保護政策[ 武晗, 王國華. 從資源利用、生態保護到公共衛生安全——野生動物保護政策中的焦點事件與社會建構[J].公共行政評論,2020, 13(06):79-98+209-210.

12]、網約車監管政策1、社會組織政策[李毅.社會建構類型轉換與公共政策變遷一一以中國網約車監管政策演變為例[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 2019, 8(05):58-69.] [ 李健, 成鴻庚, 賈孟媛. 間斷均衡視角下的政社關系變遷:基于 1950-2017年我國社會組織政策考察 [J]. 中國行政管理, 2018, (12):66-71.]、社會救助政策[繆燕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救助政策變遷研究一一基于間斷一一均衡理論的解釋[J].中國行政管理, 2017, (11):84-88.]、科技創新政策[ 孟溦, 張群. 公共政策變遷的間斷均衡與范式轉換——基于 1978—2018 年上海科技創新政策的實證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20, 17(03):1-11+164.]等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當然，也有學者對這一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條件做岀修正，黃新華即指岀中國共產黨、人大、政協和政府是政策議程設置的內在動力，外在動力則來源于公民大眾等力量[黃新華，趙荷花.食品安全監管政策變遷的非線性解釋一一基于間斷均衡理論的檢驗與修正J].行政論壇, 2020, 27(05):59-68.]。

上述理論多基于政策過程的線性階段論研究政策變遷過程，有學者指岀政策議程線性階段分析缺乏明確的因果關系，因而不能為實證假設檢驗提供清晰的理論基礎，且不能完全解釋現實政策的議程設置過程。政策議程設置往往是多個行動者互動的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即是薩巴蒂爾(Sabatier)等人提出的政策倡議聯盟以及近年形成的政策網絡理論等。

此外，除了驗證西方政策議程設置的理論模型，國內學者也針對中國國情歸納概括岀了本土化的政策議程設置模型。例如，陳玲、趙靜和薛瀾基于 2005-2009 年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案岀臺過程，歸納岀中國政策變遷的“共識模型” [陳玲，趙靜，薛瀾.擇優還是折衷?一一轉型期中國政策過程的一個解釋框架和共識決策模型J].管理世界, 2010, (08):59-72+187.]，這一模型具有“開門”和“磨合”兩大特征[王紹光，樊鵬.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M].北京:中國人民岀版社,2013.]。朱旭峰則重點研究了我國政策議程設置中的專家參與模式，如公眾啟迪-競爭性說服模式等。 [朱旭峰.中國社會政策變遷中的專家參與模式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1,25(02):1-27+243.]還有學者基于中國政府編制“五年計劃”的過程指岀政策議程的“集思廣益型”模式[王紹光，鄢一龍，胡鞍鋼.中國中央政府“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一一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岀臺J]. 中國軟科學, 2014, (06):1-16.

13]。

總之，國外關于政策議程設置的研究提供了眾多經典解釋理論，為國內學者

開展研究提供了借鑒。國內學者多是基于國外政策議程設置理論解釋中國的政策

實踐，并做岀了適當的修正。但是，現有研究多是基于單個案例的深描，研究結果外部效度有限，難以推廣至其他案例。在理論視角上，現有研究多是基于政治邏輯中心論，側重于考察政治邏輯對于政策議程的影響，而忽略了媒介邏輯對政策議程的影響，解釋力有限。

二、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

圖5顯示，圍繞網絡公共事件這一主題可在科學網（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檢索到 1553 條文獻，且研究成果呈逐漸增加趨勢，表明這一研究主題具有較強的關注度與生命力。

圖 5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現狀

圖6顯示，國外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ommunication （傳播學，共計 416 篇）、Sociology （社會學,共計 256 篇）、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共計 159 篇）等領域，這表明網絡公共事件是一個以新聞傳播學為主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圖 6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領域分布

圖 7 顯示，在中國知網檢索網絡公共事件相關研究，可得到 361 篇 CSSCI 文獻。這一領域在 2005 年至 2008 年研究較少，在 2009 年至 2016 年急劇增長， 2017 年后有回落趨勢。可能的原因在于，研究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細分，相對于網絡公共事件等較為模糊的研究主題，“網絡狂歡”“網絡亞文化”等次主題更加受到時下學界的熱捧。但是，總體而言，近年來網絡公共事件的年均研究成果依然保持在 20 篇左右。

圖 8 顯示，國內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聞與傳媒（占比 45.81%，累計 213 篇）、社會學與統計學（占比 15.7%，累計 73 篇）、行政學與國家行政管理（占比 11.83%，累計 55 篇）、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占比 5.38%，累計 25 篇）。這表明，與國外研究相似，網絡公共事件在國內同樣是以新聞傳播學為主，兼及社會學、政治學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新聞與傳媒

•社缽及統計學

■行政學及國家行Kimi

•中國政治與國際政i臺

•高等教育

•紜

•圖書情報與數字圖書館

•互聯網技術

•政治學

•心理學

•計算腺件及計算機應…

•信息經濟與郵嚨濟

•出版

•中國語言文字

.文化

•嚨及群AOR

•思想詼臺教育

•中國文學

•數學

•輕工業手工業

圖 8 中國知網 CSSCI 期刊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學科分布

首先，網絡公共事件的概念辨析與類型劃分。與網絡公共事件相近的概念是網絡群體事件、網絡集體行動、網絡熱點事件等，眾多概念之間的辨析引發了學者的關注。有學者認為，網絡群體事件是“網中人”為特定群體利益而干擾網內網外秩序的行為。1杜駿飛認為網絡群體事件可劃分為四個類別，其中一類即是網民對于現行公共政策的抗爭。[揭萍，熊美保.網絡群體性事件及其防范[J].江西社會科學,2007, (09):238-242.] [杜駿飛.網絡群體事件的類型辨析[J].國際新聞界,2009, (07):76-80.]有學者認為“公民網絡抗爭動員”更能統合虛擬與現實社會抗爭的二元對立[倪明.公民網絡抗爭動員從概念建構到關聯性議題反思[J].天津社會科學,2017, (04):82-86+107.]，董天策則認為網絡群體事件等概念預設了過多負面價值判斷，“網絡公共事件”才能真正深化傳媒的公共性以及網絡賦權研究。[ 董天策, 梁辰曦. 究竟是“網絡群體性事件”還是“網絡公共事件”抑或其他?——關于“網絡輿論聚集”研究的再思考[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 27(01):87-102+128.]相較而言，國外則多采用集體行動視角研究網絡事件。例如，班尼特分析了數字化網絡行動出現的背景，以及這一背景給抗爭政治參與帶來的挑戰。集體性行動和連接性行動的主要差異在于“選擇過程”和“身份/認同”兩個維度。兩者均使用新媒體技術，但前者是為了借助新媒體形成組織動員，而后者則是借助新媒體技術形成個人動員。[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739-768.]

其次，關于網絡公共事件形成機制的研究。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現實資源稟賦、特定行動觸發、網民的理性博弈是公眾參與網絡事件的重要機制。[葉戰備.從輿情參與到現實行動:公眾參與涉政網絡事件的生成機理[J].行政論壇,2019, 26(01):30-

16]網絡事件是網絡定義者、網絡參與者主動參與事件議題建構的結果1，而綜合紀實報道和文學創作手法的“非虛構”寫作即是建構議題并推動網絡輿情事件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38.] [張兆曙.議題化與網絡事件的社會建構J].學術研究,2021, (09):49-55+177.] [董向慧.“非虛構寫作”在網絡輿情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功能與表達邏輯[J].理論與改革,2021, (02):125-134+155-156.]，網絡議題建構反映了現實權力結構在新聞生產場域的競奪過程[林熒章.網絡輿情事件的議題生成與邏輯建構[J].中國編輯,2020, (07):24-28+37.]。此外，網絡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動員機制也日益受到學者的重視[楊國斌.連線力：中國網民在行動[M].鄧燕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13.]，情緒的社會分享、感染和群際情緒理論提供了重要解釋視角[尹碧茹，劉志軍.網絡情緒：理論、研究方法、表達特性及其治理[J].心理研究,2021, 14(05):439- 450.]。楊國斌基于《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和山西黑磚窯事件，指岀戲謔與悲情是網民情感動員的兩個重要機制。[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 (9):39-66.]2019 年“飯圈岀征”取得了圈內圈外巨大影響，原因即在于參與者形成共享情感能量，踐行了精準的政治傳播策略。[周瓊，曾樣樣.群體傳播時代的集體行動和儀式狂歡一對“飯圈岀征”網絡行動的個案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21, 43(03):154-159.]有學者指岀，網絡事件核心即網民基于網絡媒介對特定事件的情感表達。[張兆曙.從在場整合到虛擬整合一一兼論網絡社會中的個體行動與集體意識[J].天津社會科學,2021, (01):37-45.]

國外學者認為，數字媒體環境增加了網絡集體行動產生的機會[ BIMBER B. Three Prompt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edia[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 34(1):6-20.]，政治效能感推動了網絡集體行動的產生[ VELASQUEZ A, LAROSE R. Youth collective activism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collective efficacy[J].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17(6):899-918.] [ WILKINS D J, LIVINGSTONE A G, LEVINE M. All click, no action? Online action, efficacy perceptions, and prior experience combine to affect future collective action[J] .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1:97-105.

17]°維金斯(Wilkins)認為對一項網絡集體行動的支持，可以增加參與者的效能感，從而提升下一次網絡行動的參與度11。薩利姆 (Saleem)指出，暴露于負面新聞媒體可以增加集體效能和基于群體的憤怒，從而激勵美國穆斯林采取網絡集體行動。1國外研究也關注認同感對于網絡集體行動的影響[ SALEEM M, HAWKINS I, WOJCIESZAK M E, et al. When and How Negative News Coverage

Empowers Collective Action in Minoritie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1, 48(2):291-316.] [ PRIANTE A, EHRENHARD M L, VAN DEN BROEK T, et al.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via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7):2647- 2669.] [ BASHRI M. Networked movements and the circle of trust: civil society groups as agents of change in Suda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1, 24(3):470-489.]，互聯網和社交網站為團體和個人創造了交流、合作和動員的空間，從而增強了網民的社區儀式和集體認同，推動了網絡集體行動的開展。鄭(Zheng) 基于微博平臺的慈善項目“兒童免費午餐”計劃，探討了社交媒體平臺在網絡公共事件中的可供性。[ ZHENG Y Q, YU A.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Free Lunch for Children in China[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6, 26(3):289-313.]也有學者對 46 項研究元分析后指出，突發群體的認同與集體行動參與之間的關系，要比對既有群體的認同與集體行動參與之間的關系強得多。 [ AKFIRAT S, UYSAL M S, BAYRAK F, et al.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A Meta-Analysis[J]. Cyberpsychology-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2021, 15(4).]

再次，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特征與表現的研究。周葆華指出， 2020 年的網絡熱點事件具有“出圈”與“折疊”兩個特征，“出圈”意指網絡熱點事件跳脫了事件的原始圈層，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意義，“折疊”意指不同社會階層內部可能產生不同的網絡熱點事件，且觀點也更加分化。[周葆華.岀圈與折疊：2020年網絡熱點事件的輿論特征及對內容生產的意義[J].新聞界,2021,

(03):21-27.]喻國明認為，互聯網賦權了個體和自組織群體，網絡公共事件也多產生于關系情境之下。[ 喻國明, 馬慧. 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范式:“關系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系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J].國際新聞界,2016, 38(10):6-27.]李良榮發現，近年來的網絡輿論出現了中產階級取代“三低人群”，年輕力量凸顯，微博、知乎等平臺共同影響網絡輿論走勢的特征。[李良榮.新生態新業態新取向——2016年網絡空間輿論場特征概述[J].新聞記者,2017, (01):16-

19.]蘭娟麗發現網絡集群行為具有突發、延展性強等特點，網絡突發事件有過渡為群體事件的風險。[蘭娟麗，雷宏振，楊洋.基于網絡集群行為的負面信息傳播收斂效應分析[J].學習與探索,2019,

18]田維鋼對 1000 余條網絡公共事件的短視頻進行內容分析發現，短視頻平臺容易造成網絡公共事件負面情緒的喚醒、擴散和放大1，勾連、共振、交融是網絡公共事件情緒擴散的重要形式 2。

再次，關于網絡公共事件影響的研究。多數學者關注了網絡公共事件的負面影響。網絡輿情事件推動了虛假信息的傳播，引發了公眾的恐慌，威脅社會的和諧穩定[(03):132-137.] [田維鋼，張仕成.喚醒、擴散、共振：短視頻負面情緒傳播機制研究[J].新聞與寫作,2021, (08):33-

40.] [田維鋼.微博評論中的網民情緒傳播機制及策略[J].當代傳播,2019, (01):66-69.] [喻修遠.網絡輿情政府監管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2016, (11):158-159.]，對公權力的合法性提岀了挑戰[葉戰備.涉政網絡事件的治理機制研究[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6, (04):108-116.]。還有學者指岀，互聯網媒體等新型傳播方式便利了社會情緒的宣泄，網絡公共事件沖擊了正常的網絡秩序，干擾了正常的網絡輿論生態[劉博.網絡公共事件中的群體情緒及其治理[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 18(03):96-104.]。在黑龍江雪鄉宰客事件中，社交媒體平臺使游客能夠參與次生危機溝通，甚至對特定城市采取網絡集體行動。這些行為給旅游目的地帶來了危機管理和形象恢復方面的挑戰。[ ZHAI X T, LUO Q J, WANG L. Why tourists engage in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 in times of crisis: Exploring the role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6.]也有學者探討了網絡公共事件可能的正面影響。徐紅軍指岀，網絡集體行動呼喚“放權”和“集權”的雙向展開，呼喚引導型治理。[徐紅軍.網絡集體行動對社會治理制度的形塑[J].學術交流,2018, (06):113-119.]趙海艷基于“山東疫苗案”，指岀網民的理性參與以及政府的良性回應可以推動網絡空間賦能協商民主。[趙海艷，孫萍.網絡輿情事件中的協商與公共理性研究——以“山東非法疫苗案”為例[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 21(02):165-172.]余紅基于“電梯勸煙猝死案”指岀，通過議題建構與情緒框架的良性競合，網絡公共事件可以通過達成共識的方式逐漸平息與化解。[ 余紅, 馬旭. 社會表征理論視域下網絡公共事件的共識達成機制研究——以“電梯勸煙猝死案”的社交媒體討論為考察對象[J].情報雜志,2019, 38(08):136-144+150.

19]

國外有學者研究發現，印度網民在倡議建立廣泛的包容性關系時，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地理覆蓋，放大信息，并向政府和企業利益施壓。該運動通過統一跨領域的活動、創新和與不同選民的跨網絡聯盟，建立了線上和線下的集體力量°它還支持了在印度社會建立廣泛的包容性關系的倡議，這些倡議在世界各地都廣為人知。1湯姆斯（Thomas）發現溺水的敘利亞兒童艾蘭•庫爾迪的照片激發了人們與敘利亞難民的團結感°然而，這種反應沒有持續下去°這表明，網絡事件能夠激發改變世界的行動，但其效果往往是短暫的。[ RELLY J E, PAKANATI R. Deepening Democracy Through a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Information Rights, and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4760-4780.] [ THOMAS E F, CARY N, SMITH L G E,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shaping solidarity and compassion fade: How the death of a child turned apathy into action but distress took it away[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0):3778-3798.]瑞慈（Richez）考察由原住民領導的加拿大聯邦層面的“別再閑了”運動的實際影響，研究比較了在運動開始前幾年提岀的與土著事務有關的聯邦預算和政策建議的數量，以及運動之后幾年提岀的政策建議°結果表明，抗議發生時，土著政策問題的重要性發生了短暫變化，但在這一領域沒有產生重大的政策成果° [ RICHEZ E, RAYNAULD V, AGI A, et al. Unpack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With a Strong Digital Component: The Case of #IdleNoMore in Canada[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0, 6(2)： 1-13.]此外，推特可以被用作傳播工具和反對性別暴力的集體行動的場所，但不能被認為是建立社會共識或改變先入為主觀念的平臺° [ GIRALDO-LUQUE S, FERNANDEZ-GARCIA N, PEREZ-ARCE J C. Thematic centrality on Twitter: The case of #NiUnaMenos mobilisation[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2018, 27(1):96-105.]

再次，網絡公共事件的應對措施研究°閆東利分別提岀了針對遞進、逆轉、漣漪、串聯四類網絡熱點事件的應對措施° [閆東利.網絡熱點事件的類別特征及其應對策略[J].河北學刊,2016, 36(03):213-217.]也有學者認為，化解網絡事件，需要對事件進展做岀及時預判，通過引導網絡輿論“就事論事”，讓事件逐漸平息[ 姜利標, 邢婧宇. “殊異同歸”:事件—情境認知框架下的共性呈現——基于 74 起網絡事件的案例分析 [J]. 社會發展研究, 2021, 8(02):201-221+245-246.] [馬翔，包國憲.網絡輿情事件中的公共價值偏好與政府回應績效[J].公共管理學報,2020, 17(02):70- 83+169.]° 但是，馬翔等認為“面面俱到”的政府回應相比“就事論事”更能化解網絡輿情 7，治理網絡事件亟需推動理念與手段的變革，維護社會信任、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披露機制[張兆曙.以事件為中心:中國網絡治理的基本模式[J].浙江學刊,2019, (03):65-73.

20]°網絡輿情事件有可能放大社會風險，應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全過程控制信息風險。1陸宇峰認為網絡輿情產生了技術反噬效應，需要政府實施“反身法” 進行間接干預。[伍麟，楊宇琦.網絡輿情事件信息風險放大的心理抑制策略[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56(01):108-115.] [陸宇峰.信息社會中的技術反噬效應及其法治挑戰一一基于四起網絡輿情事件的觀察[J].環球法律

評論, 2019, 41(03):54-68.]馮月季認為網絡熱點事件中的網民容易產生共振，破解二元論的社會文化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網絡熱點事件引發的次生輿情。[馮月季.網絡熱點事件輿情演化的元語言共振研究[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35(05):125-

132.

21]

總之，在研究問題上，國外關于網絡公共事件的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回歸分析等實證分析法，探析網絡公共事件的形成機制以及影響。國內研究也多集中于對網絡公共事件形成機制的探討，試圖分析網絡公共事件的深層機理，較少探究網絡公共事件與政策議程設置的關系。在研究視角上，現有研究多是基于危機管理等視角，將網絡公共事件視為威脅社會秩序穩定的因素，缺乏關于其積極影響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研究多基于案例研究或回歸分析，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案例研究的結論具有特殊性，而回歸分析則在探究事件復雜機制時存在短板。

第五節研究設計

研究選取《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中的 34 個網絡公共事件作為研究案例，通過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探析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必要條件與組合機制。

一、研究策略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深入探尋網絡公共事件觸發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復雜機制。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根據調查目的搜集和分析文獻，并獲取所需材料的方法。本研究的主要文獻為政策文本，即黨和政府為實施行政管理態度和措施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針對此類政策文本，本研究的文獻收集方式主要基于“北大法寶” 數據庫以及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官方網站，并通過人工篩選確定相關的政

策文本°除此之外，研究還擬收集已岀版的權威學術著作、權威學術論文、權威媒體報道以及相關檔案資料等，以茲豐富相關案例研究材料°

基本的案例事實以及政策文本可以回答“是什么”的問題，這是深入探析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復雜原因的基礎°在收集完畢網絡公共事件的案例材料以及網絡公共事件的政策文本后，研究對其進行編碼，以茲進一步分析因果關系°

(二)定性比較分析法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是一種兼具量化與質化特征的混合研究方法°該方法由美國學者拉金(Ragin)于1987年提出，目前已經在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自然科學解釋復雜因果關系時得到了推廣與應用°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以集合關系而非相關關系探析因果機制°一方面，該方法可以評估單個條件以及條件組合是否構成了結果的充分條件，即條件或條件組合 X 是否構成了結果 Y 的子集；另一方面，該方法評估單個條件或條件組合是否構成了結果的必要條件，即結果 Y 是否構成了條件或條件組合 X 的子集°相應地，一致性(Consistency)反映了研究案例共享同一條件組合的程度。一致性類似于統計顯著性，只有滿足一致性要求才能進一步分析集合關系。覆蓋率(Coverage) 則考察條件組合在何種程度上解釋了結果的發生°

目前，定性比較分析方法主要有四種取向：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 csQCA) 中，條件與結果均被二分編碼；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mvQCA )則拓展了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的賦值方式，條件可被賦值為 0、 1、 2，類似于傳統統計相關性研究中的類別變量；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中，條件與結果可以被界定為 0 至 1 區間的任何數值，進而允許某個因素岀現或不岀現的隸屬度； 1在時序定性比較分析中，則將條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納入考慮[毛湛文.定性比較分析(QCA)與新聞傳播學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6, 38(04):6-25.] [杜運周，李佳馨，劉秋辰,et al.復雜動態視角下的組態理論與QCA方法：研究進展與未來方向J].

管理世界, 2021, 37(03):180-197+12-13.

22]°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是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多重要素聯動的結果，該方法可以探究政策議程設置的非線性關系；(2)本研究旨在回答政策議程設置的復雜機制，該方法可以探究政策議程設置的多條等效路徑；(3)該方法可以檢驗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單個條件是否是設置政策議程的必要條件，以及是否需要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的完全匯合才能開啟政策之窗；(4)本研究存在不能簡單二元劃分的條件與結果，只能根據集合隸屬程度差異予以程度界定。

具體而言，本文首先結合具體案例，從現有理論研究中歸納出政策議程設置的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條件，對選取的網絡公共事件案例進行條件與結果編碼，再對原始數據進行校準以得出隸屬度，設置案例頻數與一致性邊界值，得出真值表以確定案例中的組態條件與因果關系，對真值表進行分析以得
出導致政策議程設置的簡單解、中間解與復雜解并區分設置政策議程的核心與邊緣條件，最終用符號呈現分析結果。

二、研究對象

定性比較分析作為一種案例導向的混合研究方法，既可用于 10-15 個案例的小樣本研究，也適合 15-80 個案例的中等規模樣本研究1。為確保案例的權威性以及資料的準確性，本研究采用目標式或判斷式抽樣(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李彪.網絡事件傳播空間結構及其特征研究一一以近年來40個網絡熱點事件為例[J].新聞與傳播研

究, 2011, 18(03):90-99+113.] [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M].第13版.邱澤奇，譯.北京:清華大學岀版社,2020.],主要基于喻國明與李彪主編的《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 《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是由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與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聯合出品的輿情藍皮書。2009 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岀版了國內第一本輿情藍皮書。系列藍皮書先后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并獲得中央和北京市相關領導的批示，是中國輿情研究較為權威的工具書與資料庫。]選取研究案例，并參考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年出版的輿情藍皮書以實現數據之間的互勘。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要求案例具有相似性以及案例間的異質性，同時包含結果發生與未發生的案例。[張明、杜運周.組織與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應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學報,2019,

16(9):1312-1323.

23]《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對輿情熱點事件的領域進行分類，包括社會民生、法治、公共安全、文體娛樂、政策法規等事件，案例類型較為豐富。本研究旨在探析網絡公共事件設置政策議程的機制，因此首先排除了不涉及公共性質的文體娛樂類事件，也排除了政府主動設置議程的時政熱點，最終確定 2015 至 2019 年的 34 個案例。具體案例如附錄所示。

之所以選擇 2015 年至 2019 年的網絡公共事件作為研究案例，在于《社會藍皮書：201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 2015 年傳統報紙、廣播與電視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進一步下降，而微博、微信與手機移動客戶端占據國人獲取新聞信息的第一信息源位置。其中，微信每月擁有 6.5 億的活躍用戶，降低了公眾網上表達的門檻，為社會各個階層使用互聯網提供了便利，使得中國社會真實的結構與網民的社會結構日益趨近，進而成為了中國社會輿論的新引擎。1

同時，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新一屆領導集體加強了對于網絡空間的治理力度。2015 年 4 月，《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岀臺。同年 11 月，《刑法修正案》正式施行，嚴厲制裁惡意編造、傳播虛假信息人員，將互聯網犯罪正式入刑。因此， 2015 年及以后的網絡公共事件岀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征。限于《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以及各類輿情藍皮書的岀版周期，為確保案例數據的權威性、可信性與前后一致性，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截止在 2019 年底。

此外，為保證案例編碼材料的充實、詳盡與可靠，本研究還參考了“知微事見"數據庫(Https://Ef.Zhiweidata.Com/)的相關統計數據。"知微事見"數據庫作為互聯網熱點事件聚合平臺，覆蓋了微博、微信與網頁上相關事件的大量數據，在抓取與加權后，對熱點事件的發展周期與影響力進行計算，從而將網絡熱議、短期內產生巨大傳播量以及長期保持傳播量的事件納入了事件庫，并對事件概況、傳播趨勢、重要渠道、輿論聚合、人群畫像、相似事件等信息進行文字或圖示呈現。目前，該數據庫已被蔡雯[李培林，陳光金，張翼.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2015:220.] [蔡雯，凌昱.從“新冠肺炎”熱點傳播看新聞邊界的顛覆與重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 27(07):5- 20+126.]、于德山[王晗嘯，于德山.微博平臺媒介間議程設置研究一一基于2018年輿情熱點事件分析[J].新聞大學，

2020, (06):82-96+125.

24]等學者用于網絡熱點輿情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選取《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共 34 個典型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深入分析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復雜機理。首先，本研究將介紹相關研究背景、界定關鍵概念、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并介紹研究采用的科學方法。其次，研究將重點梳理多源流理論這一理論基礎，并使用媒介化理論彌補多源流理論的不足。再次，研究將使用 fsQCA 軟件，重點分析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必要條件以及具體機制。再次，研究將反思網絡公共事件觸發政策議程的功能限度。之后，研究將提岀優化政府決策過程的可能路徑。在結論部分，研究將總結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并指岀現有研究不足以及可能改進的方向。
高校學術論文網提供專業的碩士畢業論文寫作、畢業論文輔導寫作、博士論文寫作發表、碩士論文寫作發表、SCI論文寫作發表、職稱論文寫作發表、英文論文潤色的服務網站，多年來,憑借優秀的服務和聲譽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好評，為畢業生解決寫論文的煩惱

【本文地址：http://www.bzhlmm.com//guanlilei/xingzhengguanli/3374.html】

上一篇：“雙一流”建設背景下西藏高校行政管理改革與創新研究

下一篇：基層藥品監管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相關標簽:

最熱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