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 基于金稅三期的視角

發布時間：2022-08-22 09:34

摘要 I

Abstract III

第一章引言 1

第一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3

第二節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及文獻綜述 5

一、稅收征管相關的研究 5

二、融資約束相關的研究 8

三、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相關的研究 11

四、文獻評述 13

第三節研究內容、研究架構與方法 14

一、研究內容 14

二、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 16

第四節研究創新點 16

一、豐富研究視角 16

二、拓展分析框架 17

第二章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相關概念與理論分析 18

第一節相關概念 18

一、稅收征管 18

二、金稅三期 18

三、融資約束 20

第二節理論分析 20

一、不完全契約和稅收籌劃理論 21

二、委托代理理論 22

三、信息不對稱理論 23

四、聲譽信息理論 24

第三章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內在邏輯 27

第一節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融資約束的總體效應 27

一、稅收籌劃降低信息透明度、加劇融資約束 27

二、大數據稅收征管壓縮稅收籌劃空間、挖掘更多信息 28

三、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融資約束 30

第二節稅收征管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分析 32

一、稅收征管的“甄別效應”——聲譽的建立 33

二、稅收征管的“激勵效應”——聲譽的維持 34

三、稅收征管的“信息提升效應”——改善信息不對稱 36

第四章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實證分析 38

第一節實證基礎與模型選擇 38

一、方法原理 38

二、樣本數據、變量選取和模型設計 40

第二節實證結果與分析 43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43

二、傾向得分匹配法 43

三、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總體效應 44

四、影響機制檢驗 46

五、平行趨勢檢驗 50

六、穩健性檢驗 51

七、異質性檢驗 52

八、拓展性分析 54

第五章研究結論、政策啟示與研究不足 57

第一節基本研究結論 57

第二節政策啟示和研究不足 59

一、政策啟示 59

二、不足之處 59

參考文獻 61

VII

致謝 69

本人在讀期間完成的研究成果 70

VIII

第一章引言

第一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民營企業自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長足發展，作為現行經濟體制下的重要主體之一，是實現經濟提速換擋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參與者，近年來民營企業日益發展壯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斷凸顯：從國家稅收視角來看， 2013年民營企業貢獻的稅收份額首次超過50%，僅2019年1-7月，民營企業的稅收總額占全國稅收總額的比例接近 57%，民營企業的稅收貢獻份額穩步增長，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和重要組成部分；綜合而言，截至 2017 年底，作為民營經濟支柱的民營企業貢獻的稅收收入超過了 50%，創造 GDP 份額達 60%以上，創新技術成果達 70%以上，帶動城鎮勞動力就業 80%以上。民營企業正成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依托和國家稅基的重要支柱，做大做強民營企業關乎經濟民生。

融資約束問題是企業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的、制約企業優化發展的難題之一。根據 2020 年財政科學院發布的“企業成本”調查報告，針對超過 1.7 萬家企業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超過 29.6%的樣本企業認為融資環境趨緊和融資成本攀升是其感受到融資困難的主要方面，50.2%的樣本企業一致認為融資難融資貴的原因在于融資渠道的減少，而 28.3%的樣本企業認為借款利率的上升導致利息費用的增加也是其重要方面。報告稱，總體來看，企業融資難問題更勝于融資貴。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降成本，降低企業財務成本是其主要方面，當前減稅降費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但是“融資難、融資貴” 等融資約束問題仍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在信貸市場上，國有企業可憑借與政府的關系獲得低成本的融資，政府發揮了國有企業最后的背書人的作用，政府與國有企業這一特殊的關系使其有能力依托政府的財政資金解決欠款難以歸還的問題，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更愿意向國有企業伸出信貸之手；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或多或少存在因“身份歧視”問題導致其融資約束問題更為顯著，在信貸市場上天然的弱勢地位使其難以獲得充裕的資金，面對融資緊約束的困局使得其難以進一步發展壯大。當前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主體作用越發重要，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以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從而促進就業民生、維護社會穩定和培育壯大稅源、增加財政收入的意義不言而喻。

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在提供城鎮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貢獻了國家的主要稅收份額，政府通過稅收手段參與到民營企業所創造財富的分配中，同時國家憑借稅收征管這一強制性活動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發揮政府調節之手的作用，從而彌補市場失靈。現代財稅體制貫穿在企業等微觀主體的諸多經濟行為中，財政和稅收是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將科學的財稅體制的作用定義為：促進資源的優化和配置、維護促進市場統一與完整。

自 1994 年稅制改革以來，由于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財政壓力，盡管有相應的轉移支付安排，但是這一壓力并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下降趨勢，因此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受制于財政壓力會強化稅收征管，同時稅收征管技術手段的升級也大幅提高稅務機關征稅能力，共同作用于企業感知的實際稅負水平。就征管技術而言，當前，我國稅收征管信息技術方面的金稅工程已升級到三期階段，該系統實現了各稅種、各級稅務機關工作環節的全覆蓋。金稅三期工程實質上是信息技術在稅收征管過程中的運用，稅務機關的目標之一就是不斷加強稅收征管，人員素質和征管技術以及裝備水平的不斷進步，使得征稅機關的征稅能力不斷提高，客觀上也提高了稅收的征管力度（高培勇，2006[14]）。

總體而言，隨著稅收征管力度的強化，“征稅效應”和“治理效應”將同時顯現：Desai等（2007） [101]指出，政府的征稅權力客觀上構成了對企業收入的要求權，在此視角下，政府就像是企業的眾多股東之一，而信息管稅等技術手段的引入毫無疑問提高了政府索取收入的能力，由此看來，政府憑借先進的管稅手段，在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及時入庫的同時可能提高了企業實際的稅負水平，稅收負擔的提高會直接減少企業的現金流（陳勝藍和賈思遠， 2016[6]），作用于企業感知的預算約束，導致企業的留存收益降低并因此致使融資約束問題出現，這被認為是稅收征管的“征稅效應”的直接證據；稅收征管不僅能貫徹國家經濟政策、維護稅收法律完整，更能夠通過規范企業的財務活動，減少企業的非正常盈余管理行為、維護良好的經營經濟秩序、減小大股東掏空企業的可能等諸多方面發揮出稅

收征管的“治理效應”。征管空間的存在和金稅三期工程的相繼實施會在在多大程度上強化稅收征管？稅收征管力度提升對企業的融資約束有何影響？本文意在考察大數據稅收征管上線運行將如何影響企業融資約束，借助金稅三期這一外生政策沖擊，研究稅務機關在征管技術等征稅輔助手段增強的情形下其強化的征管能力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政策效應。從理論和實證上豐富了現有企業融資約束的研究視角，以期理清分稅制下稅收征管和企業融資約束的內在邏輯。

從近幾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要通過以減稅降費為代表的諸多深化改革的方式為抓手，在為企業減負的同時致力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到 2015 年中央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降成本結構性改革，再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緩解融資約束困難一直是業界討論的熱點也是多方改革的努力所在。緩解融資約束、降成本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就是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本文立足于這一宏觀社會背景，以分析稅收征管技術升級如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為研究的切入視角，利用金稅三期政策沖擊為契機，選取滬深兩市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對其 2009-2019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檢驗，考察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總體影響，識別大數據稅收征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內在作用機制，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增強了本文的現實依據，對未來進一步深化降成本和減稅降費改革提供了啟示。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分稅制在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權力、促進收入增長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其運行 20 多年以來導致的“財權上移、事權下移”這一消極結果亦不可忽視，這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倍感壓力，已有分析表明財政壓力會致使地方政府強化稅收監管；同時稅收計劃的指令性特征和依法治稅之間的征管空間又為稅務機關實際執行時預留了足夠多的自由裁量權，致使各地稅收征管力度不一；此外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稅收征管中的應用提升了稅務機關的征稅能力，無疑有助于強化其稅收征管。本文以導致融資約束問題的一般性認識——信息不對稱為問題的起點，探討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政策效應，借助金稅三期這一外生政策沖擊，考察近年在中央政府力推減稅降費和以降成本為代表的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分析稅收征管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對進一步促進企業減

稅降費，降成本、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和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等提供了部分政策啟示，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意義

一方面，針對分稅制下稅收征管如何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問題，本文力圖構建較為系統的分析框架，歸納總結現有研究成果的同時，對二者之間傳導邏輯進行了進一步的挖掘和梳理；另一方面，結合現有企業融資約束相關理論，以評估金稅三期的政策效應為主要錨點，從理論上分析稅收征管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政策效應的基礎上，挖掘大數據稅收征管行為如何最終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這一機制的內在邏輯。旨在說明分稅制下地方政府借助金稅三期實現的技術升級強化稅收征管這一背景下，識別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政策效應。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拓展了稅收征管參與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從稅收角度豐富了紓解企業融資約束的研究視角，對此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

（二）現實意義

民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參與者，在轉變發展方式，促進就業等民生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貫徹新發展理念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民營企業正成為“促進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實現經濟體系的優化升級”、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依托和國家稅基的重要支柱，做大做強民營企業關乎經濟民生。融資約束是民營企業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的、制約企業優化發展的難題之一，從近些年中央政府提出以減稅降費改革促進完善營商環境、2015 年中央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降成本結構性改革，再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緩解融資約束困難一直是業界討論的熱點也是多方改革的努力所在。本文直面緩解融資約束這一中心問題，以稅收征管技術升級如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為研究的切入視角，利用金稅三期政策沖擊為契機，選取A股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結合政策實施的特點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評估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總體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檢驗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作用機制，從企業這一微觀主體角度增強了本文的現實依據，對未來進一步促進稅收征管改革和深化降成本改革提供了啟示。

第二節國內外相關研究動態及文獻綜述

一、稅收征管相關的研究

“成為事實的稅收是經濟社會正常運行不可或缺的要素，稅收一旦被確立下來就好比一柄把手，國家可以憑借政治權力而握住它，從而不可避免會深刻且廣泛地影響到經濟社會結構”（Schumpeter, 1918[108]）,財政和稅收是現代國家參與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將我國的財稅體制的發展方向明確為：促進資源的優化和配置、維護促進市場統一,現代財稅體制貫穿于企業等微觀主體的諸多經濟行為中。現有文獻對稅收征管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先前的研究對影響稅收征管的因素進行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對稅收征管如何優化提供政策建議；近些年學者們將關注的焦點轉向稅收征管的經濟效應,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領域進行延伸,關注稅收征管活動如何改變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

通常認為稅收征管由稅收制度和納稅環境共同決定（王春雷和汪潤農, 2002[52]） ,我國以商品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決定了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是納稅人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雖已確立近 30 年但市場經濟發展仍不夠充分,多數納稅人依法納稅意識淡薄且法制觀念較差,稅收征管勢必要強力執行才能體現國家對稅收的強制性從而維護稅制完整,促進國家財力收入增長。然而影響稅收征管力度的因素不一。在當前分稅制下影響稅收征管力度的因素可概括為兩方面：

制度層面上,分稅制下預留征管空間的存在導致的稅收征管力度變化引起了學者們廣泛的關注和探討,我們可以通過觀察稅制改革后稅收收入的持續增長察覺這一制度設計對稅務機關稅收征管的影響。1994 年設計現行分稅制時,其獨有的特點為中國征稅機關預留了巨大的“征管空間”,這不僅解釋了中國稅收持續高速增長之謎,也為理解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在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下干預稅收征管、進行稅收競爭提供了可能；稅制運行的結果表明,盡管中央政府可憑借稅收立法權在全國范圍內確立基本的稅種和稅率以及稅收征管制度（許敬軒等, 2016[59]）,但是就具體征管層面而言,地方政府無疑仍具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權, 稅務機關征管力度不一是客觀事實,而企業的實際稅率顯著受到稅收征管力度的 5 影響， 1994 年基本稅制運行的結果顯示在中央和地方稅收收益權明晰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有動機干預稅收征管從而為本級政府獲取更多收入（張敏等， 2015[70]）；與稅法規定的差異在于，在實際的征管過程中，稅務機關常以指令性計劃完成各級政府下達的稅收征管任務，在既定的官員晉升考核機制下，這些計劃經過層層分解成為各級稅務機關嚴格執行的底線指標（高培勇， 2006[14]）；逐級分解后的稅收任務最終攤派到基層的稅收管理員，因此在實際征管過程中，征稅單位有動機根據任務的輕重采取松緊程度不一的征管對策，同時財政壓力的存在和中國式干部晉升錦標賽的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也會迫于財政壓力和出于增加財政收入的熱情而干預稅收征管（曹光宇等， 2020[3]）；此外，由于中國地區差異巨大，各地情況不一，顯然通過一刀切的稅收管理政策是不現實不合理的，因此客觀上也造成了各地稅收執法力度與征管差異迥異（陳曉光， 2016[8]）。

就技術層面而言，近些年隨著信息技術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廣泛涉及和大量運用，稅務機關也依托信息技術實現了征管能力的躍升，征管能力隨技術提升表現出稅收信息化建設每前進一步，稅收征管水平每提升一分的特征（高培勇， 2006[14]）。制度經濟學在制度的需求分析中強調技術因素的作用，稅收征管同樣離不開信息技術手段的支持（胡建民， 2011[17]），金稅三期作為支撐稅收征管現代化的先進技術手段，其在分稅制以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增長、實現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有目共睹。

我國稅收征管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以金稅工程為代表的一系列征管系統的研發和升級，當前金稅系統已升級至三期階段。就其本質而言，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是信息監管技術在稅收征管中的利用（張克中等， 2020[68]），技術裝備水平的提高無疑有助于規范稅收征管、強化稅收征管力度（高培勇， 2006[14]），這契合了稅務機關不斷加強征管，以求挖潛增收的征管目標。

技術的進步對提升征管效率具有顯著的影響（劉窮志等， 2009[31]），信息技術進步促進稅務機關征管能力的提升是時代的呼吁也是學界和業界的共識，以信息技術進步促進稅收征管現代化是現代稅收征管的重要內涵之一（王秀芝， 2015[54]）。稅收征管技術在實際征管過程中運用的積極效果獲得眾多學者普遍認同，因此關注征管技術特別是信息管稅手段在稅收征管過程中的積極效應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熱點（Kleven et al.， 2011[96]； Slemrodet al.， 2017[109]）。金稅三期

工程作為我國稅收信息化的重要一環,效應十分廣泛,無疑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征管技術的提升對征稅機構而言是有利的但對納稅人而言可能并非如此,技術進步對征管的影響并非總是積極的,以金稅三期對所得稅的影響的研究表明：金稅三期的嚴格稅收征管抬升了企業所得稅負擔率,在壓縮了企業籌劃空間的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的稅負（吉赟和王貞, 2019［18］）；若不考慮同期減稅降費的影響, 金稅三期工程在提高征管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整體的稅負水平（樊勇和李昊楠, 2020［12］）。

稅收征管對市場微觀主體的影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對企業產生的諸多積極或消極效應展開分析,可區分為“征稅效應”和“治理效應”。追溯理論,分析征稅行為對企業影響的研究發端于古典經濟學時代。作為信奉“自由之手”典型代表人物,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110］中指出：征稅行為轉移了企業的收入, 在減少企業收入的同時加重企業額外支出,企業預期的收益率會因此降低,企業的資本積累能力受此影響可能被削弱,斯密的這一論述也成為稅收產生“征稅效應”的最直接證據；隨后以李嘉圖、穆勒、凱恩斯等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家的論述進一步佐證了上述觀點,政府課稅減少了企業資金、不利于企業投資增長；20 世紀 70 年代,供給學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拉弗提出了相對價格理論,其代表觀點認為：與政府一味提高稅率相比,適度減稅不僅有利于稅收收入的增長,還能促進企業增加投資,減稅政策對社會而言其綜合效應利大于弊,同時能夠釋放社會的潛在生產能力,提升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李彬等, 2017［24］）；聚焦于企業融資約束問題,降低邊際稅率有助于企業實現更多的資本積累、緩解其融資約束, 同時良好的稅收征管無疑對促進企業再投資、增加研發投入、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等意義重大。

早期探究稅收征管對企業影響的研究多聚焦于稅收征管的“治理效應”,“治理效應”表明稅收征管能發揮政府作為企業外部股東的監督作用。稅務機關代表國家維護對企業收益的強制性要求權,因此可以加強對企業的監督,避免大股東對企業的過度掏空行為（Desai et al., 2007［101］），以此維護了稅基的完整；國內學者也發現,稅收的征管力度與企業大股東的掏空力度成反比：稅收征管的治理效應在于,強有力的稅收征管提高了大股東過度掏空行為的機會成本,同時降低了管理層的代理成本（葉康濤和祝繼高, 2009［63］）；此外稅收征管也影響到企業

的盈余管理行為，粉飾盈余的代價是導致所得稅成本上升，稅收征管因此發揮了企業外部治理機制的作用（葉康濤和劉行， 2011[62]）。存在嚴重避稅傾向的企業面臨稅務機關檢查的頻率可能更高也因此可能受到更為嚴格的稅收監管，而稅務機關強化稅收征管可以降低企業激進的避稅行為，從而穩住上市公司股價，規避股價崩盤的風險（江軒宇， 2013[19]）、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和經營效率（張玲和朱婷婷， 2015[69]；童錦治等， 2016[49]）、通過抑制避稅從而提升公司的價值、改善企業經營環境（蔡宏標和饒品貴， 2015[2]），提升企業的經營業績（曾亞敏和張俊生， 2009[4]），但上述稅收征管的積極作用也受到相關學者的質疑，稅收征管并非總具有正向且積極的作用，以稅務檢查頻率測度稅收征管強化對企業稅負影響的研究發現：稅務檢查對企業的稅負水平存在顯著的爬升效應（于文超等， 2015[66]），在傳統征管方式下大量稅務檢查不僅提高了征稅成本且其對企業導致的負面效應亦不可忽視：企業的經濟行為選擇可能因此受到干擾且稅收遵從成本也有可能因此而加重（劉窮志等， 2009[31]）。

二、融資約束相關的研究

融資約束是指在市場非完備前提下，企業因為面臨過高的外部融資成本，因此無法獲得充足的資本，致使企業投資無法達到最優水平（Fazzari et al.，1988[82]）， Stiglitz and Weiss（ 1981） [95]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也普遍存在于金融市場上，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息甄別成本增加，其掌握的信息不足以讓貸款人充分識別企業歸還欠款的能力，借款人的信息優勢會加大其作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可能，加大貸款人的投資損失，進而產生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 Myers and Majluf（1984） [106]認為信息對研究融資約束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從他們指出融資約束問題的根源在于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廣泛的信息不對稱以來，信息的價值就在融資約束問題的研究中被屢次提及，由此對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的探討中信息不對稱被普遍關注。該理論認為，由于企業內部管理者對企業的了解甚于外部投資者，因此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天然存在，該問題的存在加大了融資的交易成本，企業可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風險報酬給貸款人，一般情況下企業主要以外源融資為來源而內源融資成本可忽略不計，這就使得外部融資成本遠大于內部融資成本，進而產生融資約束。 Greenwald et al.（1984） [86]和 Myers and Majluf

（1984）［106］最先考慮了信息不對稱情況下資本市場的融資問題,拓展出融資優序理論,即企業在不完美市場下若信息的不對稱程度越嚴重,則其越有可能受到融資約束。就此,關于企業融資約束的探討主要從影響效應和緩解舉措兩方面展開分析,得到了諸多有益的結論。

融資約束對企業發展的影響體現在多方面,融資約束作為直接影響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其產生的眾多不利影響因此備受學者關注（盧盛峰和陳思霞, 2017［35］）。如李斌和江偉（2006［25］）認為緩解這一狀況則有利于促進企業的成長性和規模擴張,若融資約束得以改善, 則企業出口概率可能提高、出口規模亦有可能擴大（孫靈燕和李榮林, 2011［45］；陽佳余, 2012［60］；張杰, 2015［67］）。此外, 創新對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受到相關研究的關注,較為統一的認識是：融資約束顯著制約民營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投入（康志勇, 2013［23］）,不利于企業的 R&D 投資（盧馨等, 2013［36］；鞠曉生等, 2013［22］；謝家智等, 2014［58］）,不穩定的融資是企業創新活動中的非穩定因素（劉勝強等, 2015［32］；周開國等, 2017［75］；張璇等, 2017［73］）。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盡管政府補貼能完全抵消融資約束引起的生產率下降（任曙明和呂鐲, 2014［42］）,但是財政補貼并非是改善其負面效應的主要途徑；一般而言,市場化發展促進金融現代化,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能豐富企業融資渠道,緩解融資約束困局,從而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孫曉華等, 2015［46］）。融資約束的外部效應還可以進一步拓展,比如, 魏鋒和孔煜（2005）［55］發現融資約束通常對企業的投資構成抑制,削弱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劉莉亞等, 2015［30］）,不利于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走出去” （王碧珺等, 2015［51］）。更進一步,申廣軍等（2020）［44］的研究將融資約束與勞動力市場相結合起來,發現融資約束影響了企業人力資本中高技能工人的比重。

Myers and Majluf（ 1984）［106］拓展出“有序融資”理論首次從市場信息不對稱角度分析了融資約束產生的主要原因，此后Fazzari et al.（1988）［82］進一步指出在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由于存在諸如激進避稅等不規范的財務行為,存在較高的信息不對稱，那么企業所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有可能更大，因此融資約束普遍存在于信息透明度較低的企業中。受此影響，學界的普遍共識是：降低企業所受融資約束的可能途徑是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以此為切入視角進行詳細探討的研究嘗試體現在：專業審計意見（王少飛等，2009［53］）、FDI （羅

長遠和陳琳， 2011［39］）、政治關聯（羅黨論和甄麗明， 2008［37］）、良好的內部控制（于蔚等， 2012［64］）、銀企關聯（張偉斌和劉可， 2012［71］）、信息發布和披露（何賢杰等， 2012［16］）、產業政策融合（程小可等， 2013［9］；萬良勇等， 2015［50］）、提升市場化水平（郭桂花等， 2014［15］）、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和發展供應鏈金融（葉康濤和劉行， 2014［34］；姜付秀等， 2016［20］）、機構投資者參與等方面（張新民等， 2017［72］），這些措施皆通過經驗分析和計量檢驗，表明其對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融資約束困局作用顯著。此外，金融發展程度在緩解融資約束中的作用備受學者關注，一般認為良好的金融發展能提升資金分配的市場化水平（唐建新和陳冬， 2009［48］），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商業信用（魏志華等， 2014［56］；姚耀軍和董鋼鋒， 2015［61］），從而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

緩解融資約束的其他路徑探索。邵軍和劉志遠（2008）［43］探索了企業集團內資本配置在緩解融資約束中的積極作用，李增泉等（2008）［29］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發現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環境下，民營企業金字塔結構控股方式能發揮杠桿效應，更容易獲得債務融資支持。羅黨論和甄麗明（2008）［37］發現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建立一定的政治聯系減少融資限制以獲得融資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增強政治關聯是緩解融資約束的有效路徑。

研究方法和衡量指標的探索方面。隨著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基于不對稱信息的博弈分析被廣泛用于探討企業和銀行之間的借貸博弈，量化融資約束的指標也因此得到了深度探討。 Fazzari et al（1988）［82］首先提出了投資-現金敏感流模型來研究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但后繼研究表明融資約束與該模型的敏感性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且現金流與投資之間不可避免的內生性、管理層代理成本等眾多因素亦可能影響其敏感性，因此該模型不利于融資約束的精確識別。為此， Almeida et al（2004）［90］擴展出現金-現金流敏感性模型，該模型因能有效減少上述識別問題而備受學者青睞，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展開了新的研究。此外對測度企業融資約束的指標探索還體現在：Cleary（1999）［78］提出股利支付率指標， KZ 指數（Lamont et al.，2001［98］）、WW 指數（Whited and Wu，2006［112］）等, Hadlock 和 Pierce（2010）［76］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上述指數構建方法取長補短，從企業財報的角度來區分融資約束類型，引入企業規模和年齡兩個要素構建出 SA 指數，該指數因具備較強的外生性而被廣泛用于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

約束問題（鞠曉生等， 2013[22]；竇歡等， 2014[11]），除了上述指數標準外， Kumbhakar and Parmeter（2009） [111]還拓展了雙邊隨機邊界模型分析融資約束問題。

三、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相關的研究

稅收征管對企業投融資的影響自古典經濟學時代起就備受學者關注，以 MM 理論（1958） [104]為代表的現代公司財務理論將稅收征管引入公司投融資的理論邏輯演繹中，無論是無稅資本結構理論還是米勒模型，稅收作為影響企業投融資決策的重要因素皆在其中得以證明。現有研究中稅收征管對企業的影響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其一是治理效應，其二是征稅效應，縱觀現有研究，對稅收征管治理效應展開分析較多而對征稅效應的分析則顯得探索不足。稅收征管對企業的融資的影響主要聚焦于以下兩方面展開。

稅收征管可能加劇企業融資約束。早在1776年，斯密就在其《國富論》[110] 中初步從企業收入的視角論述了稅收征管對企業經濟行為選擇的影響：政府征稅意味著收入從企業向政府轉移，其直接致使企業可支配收入減少，這便是稅收征管的“征稅效應”。“征稅效應”更關注稅收征管的負面作用，稅收征管除了直接減少企業層面盈余之外，在傳統稅收征管方式下，征管行為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稅務檢查頻度和力度也因此不一，將會增加企業稅收負擔（于文超等， 2015[66]）。總體而言，稅收征管導致了企業資金的流出（李建軍等， 2019[26]）、企業的經營現金流的減少（陳勝藍等， 2016[6]），顯著增加企業融資約束（鄧曉麗和朱彥臻， 2019[10]）。具體而言，稅收征管的“征稅效應”主要通過增加懲罰性支出對企業融資約束產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稅收征管強度的增加直接提高了企業避稅活動被查處的概率，高額懲罰不僅致使企業面臨的避稅成本顯著增加，在降低避稅收益的同時加劇了企業額外的現金流出，削弱了其內源融資能力（張玲和朱婷婷， 2015[69]）；稅收征管強化所帶來的企業所得稅的增加，最終會顯著加劇企業的融資約束狀況（盧盛峰和陳思霞， 2017[35]）；傳統征管方式下預留空間的存在（高培勇， 2006[14]），企業可能走上“尋租”之路以謀求人情稅來降低稅收負擔，但實際上此類“尋租”加大了企業的額外支出，若被查出更有可能招致處罰，因此傳統征管下不規范征納稅可能導致企業更多資金流出，使得企業內源融資水平下降（于文超， 2015[66]；李彬等， 2017[24]）。

稅收征管可能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首先，出于避稅目的使用的稅收籌劃手段通常具有復雜不透明的特征，此類避稅手段的頻繁使用勢必引起企業信息透明度下降，增加了外部資金供給者的信息甄別成本，企業亦有逆向選擇的動機，融資市場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等損害融資效率的行為，市場配置資金的功能因此而受到削弱(張玲和朱婷婷， 2015[69])。其次，稅收規避的代理觀關注那些復雜且不透明的交易行為對企業信息透明度的負面影響：第一，這類交易活動在可能降低企業的稅負、帶來企業現金的流入的同時，由于其過于復雜且不透明，也提高了企業的外部信息的不對稱程度(劉行和李小榮， 2012[33])，這會導致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加嚴重(Desai et al.，2006[79])，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的融資 (付佳， 2017[13])；第二，實證顯示盈余質量會隨著稅收規避行為的增加而下降，稅收規避的主要路徑是通過增加支出、少列收入來實現應納稅所得額減少(Chen and Chu， 2005[77])，規避行為降低了盈余質量的同時也提升了企業外部融資成本；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企業的稅收規避提高了企業面臨稽查的風險，若嚴重規避稅收的行為一旦被稅務機關查到，企業不僅難以獲得稅收籌劃的可能受益，更有可能導致稅收罰款等額外支出增加，此類稅收規避行為也給企業的聲譽蒙上陰影，削弱其價值(Hasan et al.，2014[88])，而既有的研究發現，企業的信息不對稱、代理問題以及企業的聲譽會影響到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Hui et al.，2012[91])。最后，避稅行為不僅影響到企業信息透明度，同時也削弱了貸款人對企業財務信息質量的信任度，導致融資規模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 Francis et al.， 2005[83])。鑒于激進稅收籌劃引起的種種憋端和既往學者對稅收征管參與企業治理的深度認可，有必要重新認識稅收征管在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中的積極作用，稅收征管的強制性特征使得征稅機關能夠作為有力的第三方股東參與到企業的監督這一治理環節中，借助金稅三期的信息管稅技術，通過提升稅收征管力度，將壓縮納稅人的籌劃空間，推動納稅人主動或被動地透明信息，規范納稅和財務行為，降低融資雙方交易成本。

金稅三期提升稅收征管力度降低信息不對稱的作用體現在：信息管稅不僅提升稅收征管力度，更在于其外溢效應：倒逼企業規范信息披露，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和披露質量；二是嚴格稅收征管更有效識別稅收籌劃行為，企業可能因此更容易招致罰款等懲罰，這能倒逼企業規范納稅申報行為，而良好的納稅申報本身就

意味著企業在主動規范經營行為，有助于投資者獲得更多規范、透明的信息（童錦治， 2016[49]）。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稅收征管可以通過發揮政府審計作用的機制在于，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審計提高了財務報表的可信度，資金供給者認為較高的財務報表可信度能降低其信貸資金的風險，因此經稅收審計后未出現問題的企業可能因此獲得更多的融資支持（羅宏和陳麗霖， 2012[38]）。通過稅務審計提升信息透明度從而緩解融資約束得到了經驗數據的證實： Guedhami and Pittman （2008） [87]以美國年度收入署的審計概率測度稅收征管力度，實證結果顯示強力稅收征管降低了企業的外部債務融資成本，而其中的機制就在于強力的稅收征管降低了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高強度的稅收征管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積極作用主要在于其能抑制企業的向下盈余管理行為，從而改善財務報告質量（李青原等， 2020[27]），為資金供給方提供更多決策信息。總體而言，稅收征管強度的提升壓縮了企業避稅空間，減少人情稅可能，提升其信息透明度，緩解雙方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融資約束（陳德球等， 2016[5]）。

四、文獻評述

縱覽上述研究，諸多文獻分別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稅收征管以及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但仔細梳理后發現，已有研究多從其中一方面進行展開，鮮有從邏輯上貫穿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研究文獻。既有研究中對稅制下的稅收征管行為如何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探索還較少，同時切入視角仍有待進一步延伸和豐富。稅制層面較為統一的認識是：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不同程度上存在財政壓力，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趨緊的情況下加強稅收征管提供了操作空間，征管空間的存在帶來稅收征管力度不一，對企業的影響有待進一步厘清。信息技術的進步強化了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普遍認為征管的技術進步有助于發揮稅收征管的公司治理作用，但立足于征管技術進步，分析稅收征管在促進信息透明、統一稅收征管力度、改善企業和銀行等信貸機構二者間信息不對稱的研究則不多見，以此為切入視角考察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分析則有待拓展。在降成本、減稅降費等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一直是學界和業界關注的熱點，但是現有研究中觀察稅收征管對企業的融資約束的影響的分析仍有待進一步延伸，結合金稅三期的政策沖擊，考察大數據稅收征管會對企業融

資約束造成何種效應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以金稅三期政策沖擊為準自然實驗，識別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總體效應和具體機制，進一步豐富了稅收征管這一外部機制參與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獻，并拓展了現有的分析框架，以期能進一步厘清稅收征管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內在邏輯。

第三節研究內容、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文立足于減稅降費改革的宏觀社會背景，考察大數據稅收征管如何影響到

圖 1.1 研究框架

企業的融資約束為問題切入視角，分析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總體

影響和具體機制。在理清前述邏輯的基礎上，以金稅三期為外生政策沖擊，選擇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展開實證分析，從企業的微觀視角為上述邏輯提供現實支撐，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得到研究結論。具體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示。

（一）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的理論研究

通過歸納總結分析既有研究文獻，側重于梳理技術升級如何引起稅收征管變化進而作用于融資約束問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以期為本文找到基本的理論支撐。不少研究在現行分稅制下，探討了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下的諸多經濟行為反應，雖與本文最終落腳點不同，但是其所提供視角和研究路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同時探討稅收征管對融資約束的影響的文獻盡管有待豐富，但既有文獻仍從多方面為本文將要展開的分析提供了參考，諸多文獻為本文即將展開的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思考，本文在后續分析中將立足既有研究的理論觀點展開理論和邏輯演繹。

（二）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行為邏輯

首先，本文聚焦于征管技術升級引致的稅收征管力度變化如何從總體上影響企業融資約束；其次，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邏輯演繹，考察大數據稅收征管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最后為使得上述論證更為嚴謹，本文將通過理論推導輔助文字論證進行比較靜態分析，從而挖掘出背后的內在邏輯。

（三）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實證分析

第一，通過相關數據庫查找篩選 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數據處理并確定樣本范圍，為實證分析奠定基礎；第二，構建相應的指標體系和實證分析模型，在去除數據趨勢成分后，計算分析各種指標；第三，運用加入金稅三期這一政策沖擊的雙重差分模型對企業融資約束進行實證檢驗；第四，在前述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機制分析，對相應的機制假設進行識別和檢驗，從而增強本文的相關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的可信性，驗證前期的理論猜想是否符合經驗事實。

（四）結論和政策啟示研究

立足前文邏輯演繹和計量檢驗，本文在得出一般性結論的基礎上提出恰當的政策啟示，為思考當前緩解融資約束問題提供稅收征管方面的探索性認識。具體主要是在前述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為我國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從政

府稅收征管角度提出可能性建議，為深化降成本這一結構性改革提出政策參考。

二、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

在對既有文獻歸納總結的基礎上，提煉出“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這一問題的總體理論邏輯，在提出相關假設的同時利用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猜想，綜合運用了歸納分析和實證分析兩類主流研究方法，具體如下：

（一）規范分析通過收集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相關研究文獻，對既有的研究狀況展開

系統梳理和總結分析，歸納出當前分稅制下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所在，結合已有研究和相關理論提出邏輯背后的理論假設。

（二）實證分析理論上，金稅三期作為外生政策沖擊，毫無疑問其背后的征管技術升級會對

稅收征管力度產生影響。金稅三期政策實施的試點順序在時間上有先后之分，這為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在此背景下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效應提供了良好的準自然實驗。因此本文將借助雙重差分模型識別金稅三期政策的總體效應和具體機制。

本文的邏輯順序衍生如下：首先梳理稅收征管、企業融資約束的相關先驗理論和既有研究為本文奠定立論基礎；其次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尋求機制，并提出理論猜想，構建起內在邏輯；再次，將利用 PSM-DID 等方法對所收集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初步檢驗所提猜想；最后，利用相關機制模型檢驗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的內在傳導路徑，從企業層面提供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這一邏輯的微觀證據。

第四節研究創新點

一、豐富研究視角

本文將稅收征管和融資約束問題納入分析框架，以金稅三期政策的相繼實施為政策沖擊，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稅收征管如何影響企業融資約束問題，

考察金稅三期前后企業融資約束的變化，為理解“銀企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為理解信息管稅普遍化背景下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的政策效應和參與公司治理的機理擴展了企業層面的證據。

二、拓展分析框架

本文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從稅收征管視角再認識融資約束問題，從邏輯上構建了稅收征管這一外部政策沖擊對融資約束的影響機制；考慮到政策沖擊的非隨機性，本文利用 PSM 進行樣本匹配以解決樣本自選擇問題，更貼近政策沖擊的實際性，使得實證分析更為科學合理，也更具有針對性和適宜性。

第二章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相關概念與理論分析

第一節相關概念

一、稅收征管

稅收是一種強制性收入，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無償取得的，稅收收入的這一特征表明，實現收入從私人部門向政府部門的轉移離不開稅收征管。為保障稅收收入的取得，國家通過立法，以組織、保障和規范收入轉移過程，對稅收收入的征收和管理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稅收征管。稅收征管可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一般而言稅務機關執行稅法的所有環節皆是廣義稅收征管涵蓋的內容，現代信息技術的進步不斷拓展廣義稅收征管的邊界，管理服務、稅務監控及稽查等廣義稅收征管因此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廣義的稅收征管相比狹義的稅收征管主要是常見的稅務登記和發票管理等工作，根據本文分析的需要，下文的分析皆采用的是廣義稅收征管概念。稅收征管源自于國家對稅收的強制性獲取權力，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已成為維護稅法完整、促進市場有序的重要手段，從國家角度來看，稅收征管能力關乎稅收收入的實現，而對私人部門而言，稅收征管能力關乎微觀個體（企業）決策和宏觀經濟發展（李艷等，2020[28]），是形成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之一。

稅收征管是動態調整的，因此不同稅制下稅收征管亦有所調整。為適應 1994 年稅制改革，我國稅收征管開始呈現以下特點：首先是提高征管質量和征管效率。市場化下復雜經濟行為增加，對征管質量和征管效率的追求成為客觀現實。其次是保證征收率和降低征管成本。在保證稅收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的同時降低征納雙方的成本歷來是各國稅收征管的內在要求。最后是提升社會滿意度。征稅機關提供良好的征管服務不僅有助于稅收征管工作的開展，同時有助于提升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減少征管阻力。

二、金稅三期

金稅三期源自于國家“十二金”工程之一的金稅工程。上世紀 90 年代，為打擊稅制改革背景下日益猖獗的逃稅行為，我國開始金稅工程的建設，自此稅收征管開始逐步向信息化邁進。金稅工程發端于 90 年代的金稅一期，歷經二期工程的建設和運用經驗，2013 年，金稅三期開始在部分省市上線試運行。金稅三期積累 20 年建設經驗，擺脫一期手工錄入數據的局限，在二期發票防控的優勢上繼續發力，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實現征管變革和技術創新的融合。其特點在于：打通了國地稅之間征管系統隔閡不通的僵局，建立起統一的征管服務平臺，通過稅收數據的海量集中更為有效識別納稅人偷漏稅行為，對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和稅務機關執法風險、優化納稅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不同于此前的征管系統，金稅三期呈現出技術引領和服務再造的設計理念，體現出六大創新點：一是以先進的征管理念為支撐，運用信息技術從征管過程進行總體規劃。引入流程管理，使用工作流工具實現流程再造，實現職能向流程轉變、由監督結果向監督過程轉變；堅持風險導向設計，打通征收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間的分離局面，信息運用、信息共享水平得以提升。二是稅收數據的標準和口徑具有統一性。利用先進技術手段規范全國稅收數據口徑，同時涉稅數據一次采集可平臺共享，減少了重復采集工作，其先進的共享設計理念打破多方隔閡的局面，為“銀稅互動”等涉稅信息的共享運用提供了可能。三是通過構建總局和省級兩級稅收征管數據協同應用模式，有助于征管機關實現對納稅人相關信息的全局、完整掌握。四是改變原國地稅征管系統分離的局面：改變此前國地稅之間系統不統一、相互不銜接的亂局，為信息共享奠定基礎。五是規范了納稅服務系統：全國統一的納稅渠道和納稅功能為減少征管中的人情稅亂象提供了可能。六是建立統一發票管理系統：為促進稅源管理，最大限度地壓縮了發票制假售假空間。

大數據時代，以數據為依托進入信息治稅是必然選擇，金稅三期工程在 2013 年開始陸續試運行并在連續的幾年中全國上線正式運行。經過近 10 年的改善和提升，金稅三期適應市場化經濟改革特點，綜合運用大數據等信息手段，在信息管稅方面功能日趨完善、作用日益凸顯。2021 年，金稅四期試點試運行開始，盡管當前金稅信息工程已逐步邁入四期階段，但精準識別金稅三期的政策效應對在未來探索利用和深化以金稅四期為代表的“以數管稅”無疑具有顯著的借鑒意義，因此根據政策實施的年份區間和實證研究樣本數據的選擇，本文從理論分析到實

證檢驗均側重于探討金稅三期。

三、融資約束

一般認為市場經濟下信息不完備是普遍存在的，非完備性使得企業不得不面對較高的外部融資成本，這種負面影響在短期中抬升企業融資成本，在長期中使企業難以獲得穩定的資金供給，經濟學家將此類問題總結為融資約束o Stiglitz and Weiss (1981) [95]指出，信息不對稱問題普遍存在，金融市場也不列外，非對稱信息給資金供給方識別資金需求方真實的還款能力加大了困難，因此在信貸市場上，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屢見不鮮，融資約束問題因而產生。

MM 理論(1958) [104]最早考慮了不存在信貸摩擦時的完全信息市場下企業的融資選擇，但實際上信貸市場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納稅人懷著避稅可能獲益的心理，天然具有稅收籌劃傾向，由此引致的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是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加劇的重要原因，正因為信息不對稱如此廣泛存在于經濟中，因此 Greenwald et al.(1984) [86]最先考察了信息不對稱影響企業融資的路徑機制，其研究成果被認為是不完美市場下融資理論研究的開端，該理論指出企業信息不透明、投資者信息甄別成本提高，是融資成本居高不下、融資約束產生的根源。自從信息不對稱被引入信貸市場的分析中后，眾多學者的研究皆廣泛探討了信息不對稱在企業融資約束問題中的負面作用，學界較為基本的認識是：外部投資者與企業內部之間客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信息甄別成本上升、外部融資成本增加，資金需求難以滿足，進而引起融資約束問題。

第二節理論分析

一般認為信息不對稱是融資約束問題產生的根源(Stiglitz and Weiss, 1981[95])，本文據此一般性認識出發，從不完全契約和稅收籌劃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先行分析債權人或投資者與債務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衍生二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對融資的影響，最后結合上述金稅三期的特點，從聲譽信息理論視角，分析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如何降低信息不對稱、傳遞企業聲譽價值，降低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

一、不完全契約和稅收籌劃理論

由于稅務機關對企業稅收的要求權，稅收征管機構因此被視為企業的“最大小股東”(Desai et al., 2007[1O1]),稅收征管法律賦予征稅機關的征管權力使得稅務機關能夠對企業會計賬簿進行檢查，此外為保證國家稅收的完整性，稅務機關還有到納稅人生產經營場所檢查、查閱相關會計憑證和稅務資料的權力。稅法的上述規定不僅有助于保證國家稅收收入的實現,稅務機關客觀上還作為第三方股東參與到企業的監督治理中,有助于規范企業經營活動。

盡管稅務機關有權對企業進行稅收檢查以保全國家稅收、避免稅收籌劃等此類稅基侵蝕活動,但是從不完全契約理論的視角來看,信息不對稱是存在于納稅人和稅務機關之間的客觀事實,相對于稅收征管部門而言,企業管理者對企業了解的信息要甚于稅務機關,基于對更多信息的掌握企業有動機進行稅收籌劃以達到避稅目的。因此自稅收征管活動伊始避稅活就伴隨始終,而企業作為遵循“理性人”假設的微觀主體,盡管避稅可能給自身招致風險,但避稅成功不僅能減少稅款支出,還能增加現金流,因此企業懷著可能因避稅而獲益的心理,天然具有避稅傾向,現代市場經濟的特點意味著公司稅收規避是其經營活動中的重要內容, 為達到避稅目的籌劃手段也因此而層出不窮,精明的稅收避稅者正變得越來越多, 如何減少稅收規避引起的風險正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所普遍關注的問題。

但避稅并非只見收益不見成本,避稅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斯科爾斯等學者( 1992[40])開創了有效稅收籌劃理論,他們認為企業在進行稅收籌劃時應注意成本和收益并重,在關注籌劃收益的同時,要注意可能引致的稅收成本和非稅成本。有效稅收籌劃理論打破了傳統稅收籌劃理論只關注稅負最小化的禁錮,在企業進行稅收籌劃帶來的非稅成本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研究。雖然稅收籌劃降低了企業稅負增加了企業稅后收益,但稅收籌劃也產生了諸如財務報告質量下降、聲譽受損等非稅成本,這些潛在的副作用將惡化企業信息透明度, 加大了資金供給者信息甄別成本,不利于企業融資活動。

具體作用機制如下：其一,企業出于避稅目的進行稅收籌劃使得財務報告的賬面利潤低于實際利潤,財務報告使用者比如債權人基于企業提供的財務報告信息對其進行信貸甄別以決定是否發放貸款,但稅收規避并非稅法倡導的行為,企業進行稅收籌劃人為降低稅前利潤容易引起稅收征管部門的警覺,一旦這種稅收 21

規避活動被稅務機關查實,企業的形象將因此而受到損害且銀行等債權人將降低企業的聲譽評級,在我國資本市場尚不發達且企業融資渠道多依賴銀行的前提下, 企業的融資機會將減少、融資成本上升,加劇其面臨的融資約束狀況；其二,稅收籌劃明顯具有法律的邊緣性特征,大部分稅收籌劃游離在法律的邊緣也因此更易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和稅務機關的嚴格征管,同時稅收籌劃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籌劃者不僅需要熟悉掌握各類稅收法規,還必須熟悉會計、金融等諸多方面的知識作為支撐,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和稅收法律法規的經常性變動也是籌劃者必須考慮的內容,鑒于稅收籌劃活動的復雜性,一旦稅收籌劃出現疏漏或相關籌劃人員不熟悉法律法規導致違規行為,企業因稅收籌劃活動招致稅務機關的懲罰和嚴格監管將不可避免,此類違規成本將影響企業自身的聲譽和形象,不利于其在信貸市場開展融資活動。

二、委托代理理論

20 世紀 30 年代 Berle and Means [92]最早展開對委托代理理論的研究和開拓, 該理論經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Mirrless and Wilson(1963) [114]等眾多學者的繼承性發展而日漸成熟,經濟活動中的代理問題紛繁復雜,基于現代企業組織經營架構的特點,本文對代理問題的理論分析主要從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股東和債權人兩方面展開。

最初的委托代理理論指出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應分離這一核心問題,但分離實現制約的同時又產生了代理問題和代理成本,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給實際經營者留下了牟利的空間,而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動機也利用二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實施某些不利于他人利益的行為。基于代理理論的觀點, 企業經營者存在為了一己之私利而進行稅收籌劃的動機,盡管傳統避稅理論傾向于認為稅收規避帶來了企業留存資金的增加因而可以提升企業的價值,但是稅收籌劃并非是沒有成本的行為。Slemrod (2004) [94]以代理成本理論為基礎衍生出來的稅收代理觀認為,稅收規避常成為經營者謀取私利的手段,此類稅收籌劃通常具有復雜不透明的特征,在此類交易中,企業的真實經濟目的被隱藏,外部投資者難以獲取企業真實的交易信息,此外企業也并不會在其財務報告中披露與避稅活動相關的信息,或只進行選擇性披露,這進一步導致企業的信息不透明問題

更加嚴重，增加了銀行等債權人的信貸風險。

從債權人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考慮的代理問題則體現在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的不完全契約。企業可能存在高風險投資的機會主義行為，對銀行等債權人而言，僅通過債務協議達成的契約難以遏制企業的這一舉動，即使有效的債權契約也難以將該收益率進行考慮并有效規避債務人的高風險行為，可能導致其債權難以收回，這是因為債權人作為企業財務信息的利用者存在天然劣勢，且經營者利用稅收籌劃以實現私利時產生的信息并未被債權人知曉，經營者或者股東出于自身利益會在債權人并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借款投向其所偏好的領域，做出利于自身但并不利于債權人的行為。

三、信息不對稱理論

George Akerlof(1970) [84]的研究開啟了信息不對稱理論在經濟行為分析中最早運用的濫觴，最初的信息不對稱理論指出：信息不對稱廣泛存在于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參與者對交易信息的了解因此不盡相同，那些擁有比較充分信息的參與者，往往以信息充足而具有“先動優勢”，而信息相對匱乏的參與者，常因信息劣勢出于被動地位；由于信貸市場上資金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存在天然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信息不對稱成為研究信貸市場上資金需求方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切入點。

盡管 Miller and Modigliani(1958) [104]基于完全信息的信貸市場融資理論認為企業的內外融資無差異，但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完全信息的市場，因此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是研究融資問題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在信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可以從四方面進行探討：

其一是信息來源的不對稱。對投資者或債權人而言，其所依賴的信息大部分來自于企業提供，盡管存在相關法律要求企業對相關經營信息進行披露，但是這種披露可能存在非充分性和偏向性，因此企業經營者對企業的了解要多于債權人或投資者；其二是信息數量的不對稱。現代公司組織架構下企業經營者直接參與了企業相關經營與財務信息的生成過程，且企業管理者直接掌握了包括財務信息在內的經營活動信息生成和發布，其所獲得的信息量具有債權人或投資者難以比擬的優勢，在信息的獲取數量上形成債權人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其三是

信息獲取時間的不對稱。企業經營者和債權人或投資者獲得信息的時間可能是不一致的,債權人或投資者在獲取信息能力方面弱于企業經營者,獲得信息的時間因此可能滯后于經營者,這種滯后可能還表現在企業經營者刻意拖延相關信息的發布時間,信息時間的不一致可能會損害債權人的經濟利益,加劇信息不透明, 不利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其四是信息質量的不對稱。盡管相關法律法規要求企業披露特定經營活動的相關信息,現代公司財務報表經過專業審計分析師審計后公之于眾,但這仍然改變不了企業經營者掌握的信息的質量要高于債權人或投資者的事實,企業可能在經營活動中出于私利進行激進的稅收籌劃以達到避稅的目的,但與這些避稅活動相關的信息并不會在其財務報表中得到充分披露,為進行稅收籌劃利用的某些隱蔽的手段也不為公眾所知,因此從信息質量的角度而言, 管理者掌握的信息有更高的質量,債權人或投資者獲得的經過有意處理后的信息并非都有利于其作出最佳投資決策,這會損害其投資質量且更有可能會導致其債權難以收回。

在傳統稅收征管方式下,企業與債權人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空間為激進的稅收籌劃提供了可能,而在企業的財務報告中這些激進的稅收籌劃并不會被充分披露,這進一步加重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信息透明度,損害了以債權人為主要代表的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出于投資安全的考慮會審慎選擇貸款對象、嚴格控制信貸額度,加劇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激進稅收籌劃的負面效應通過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影響信息不對稱,使得銀行等債權人獲取真實且高質量信息的成本加大,難以在投資決策中對借款人進行充分的了解,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能有效識別企業激進的稅收籌劃等違規財務問題,減少此類偷逃避稅現象,壓縮企業偷逃避稅空間,從稅收源頭控制的角度為債權人提供更多可參考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因此有可能為企業帶來更多融資機會。

四、聲譽信息理論

聲譽的價值有目共睹, 早在古典經濟學時代起,聲譽就被視為保護契約得到

誠實執行的必要機制。美國著名學者Fama是首次從企業的視角出發對聲譽概念

給出詳細定義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聲譽是企業的過去行為和未來的展望對其相關

各方的整體吸引力。此后,經濟學文獻中開始出現以 Kreps(1982) [97]為代表的

對聲譽的正式研究，從經濟學中 “理性人”的假設出發， Kreps、Milgrom、Roberts 和 Wilson(1982) [97]對聲譽機制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具體機理進行分析，由此 “標準聲譽理論”正式誕生，該理論通過博弈模型證明了聲譽對企業的重要性：短期來看，良好的聲譽不僅有利于消費者在當下做出有利于企業的選擇，在長期中，現階段擁有的良好聲譽在未來會給企業帶來較高的效用。

盡管經濟學家很早就認識到聲譽的價值，注重分析聲譽的充分傳播在提高市場運作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是直至 21 世紀初期他們才進一步分析聲譽的具體傳送機制，圍繞聲譽是如何傳遞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最終形成了聲譽信息理論。該理論認為聲譽信息能在不同的市場參與者之間相互交流和傳播，這種傳播形成的信息顯示機制包括：信息源、信息系統以及信息網絡，這些信息機制的共同作用能有效降低信息扭曲、提升交易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交易的成本。

具體而言 Pyle(2002) [113]圍繞上述機制提出了兩類聲譽信息流渠道，一類是由市場上經授權的行業或非行業組織供給的，如包括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在內的信譽評級機構，另一類是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的長效機制，如包括征稅機關在內的相關政府部門。在前一種渠道中企業的聲譽價值持續的期限通常較短；而后一種渠道中的企業聲譽價值更為長效，并因國家背書而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例如稅務機關憑借稅款要求權對避稅企業展開審計以避免國家稅基遭受侵蝕，大數據稅收征管的常態性使其能最大程度發揮稅收征管的震懾作用，這有助于提高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增強利益相關者對經營活動的信任。

因此，依據聲譽信息理論中信息顯示機制的原理，大數據稅收征管能在兩方面影響企業的聲譽價值，改變企業的信息透明度進而影響資金供給者的選擇：

其一，大數據稅收征管作為第三方治理機制有效發揮信息治稅的優勢揭露企業激進避稅行為，降低企業聲譽價值。稅收的強制性特征意味著征管活動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不可違抗，稅務機關在稅收征管中可以凸出其對企業的違規避稅活動的強制性罰款和懲罰，一旦企業避稅行為被稅務機關懲治，企業的聲譽價值將在無形中遭受損失，這在信貸市場上體現在包括債權人在內的利益相關者自然將降低企業的信用評級，對債權人或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被投資企業的相關經濟活動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此類行為加劇其信息篩選成本并因債務人的違規行為遭受損失，企業在信貸市場上融資的空間被壓縮，加劇其融資約束狀況。

其二，大數據稅收征管作為第三方治理機制的參與能夠避免無效率均衡的出現，使聲譽的形成和傳播更加有效。盡管經濟活動中存在不透明經濟行為，但并非所有企業的經濟活動都招致稅務機關的懲處，對那些雖然進行稅收籌劃，但不存在避稅行為且遵守國家稅收法律并按要求申報納稅的企業而言，大數據稅收征管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其規范財務活動的肯定，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納稅人的稅款繳納情況對那些按時申報納稅、不存在激進稅收籌劃的納稅人進行較高等級的信用評定，這種較高等級的信用授予放大了企業的聲譽價值，向包括債權人在內的利益相關者釋放出納稅人合法合規經營的信息且具有較好的信息透明度，這類聲譽價值降低債權人信息甄別和投資的機會成本，表明企業作為債務人有良好的履行契約的能力，有利于保護其債權按時收回，納稅人因其較高的納稅信用評級和規范的財務行為在信貸市場上獲益。

聲譽機制作為傳遞信息的重要制度安排已受到學者的認可，而在信貸市場上，大數據稅收征管作為典型的第三方聲譽治理機制在參與企業治理的過程中無疑對發揮和傳遞企業的聲譽價值具有重要作用，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通過作用于債權人等資金供給方感知的聲譽價值影響供給雙方的借貸安排。

第三章稅收征管與融資約束：內在邏輯

本章首先借助Hayne (1997) [89]的貸款選擇模型刻畫稅收籌劃導致的透明度降低對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利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在壓縮避稅空間、挖掘信息和改善銀行與企業信息不對稱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結合 Ross(1977) [107]提出的資本機構信號傳遞模型，分析發現大數據稅收征管能向債權人傳遞更多的信息，作為一種信息傳遞機制，大數據稅收征管通過影響債權人信貸的可觀察信息和預期收益，提升其做出正確選擇的可能，從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其次，基于前述理論分析和進一步的邏輯演繹：發現大數據稅收征管可能通過“甄別效應”以建立企業聲譽、通過“激勵效應”以維持企業聲譽、通過影響申報比例以發揮“信息提升效應”三條機制影響企業融資約束。

第一節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融資約束的總體效應

一、稅收籌劃降低信息透明度、加劇融資約束

征稅機關與納稅人(企業)之間的不完全契約事實使得企業進行稅收籌劃的空間始終存在，不同資產之間稅收差異的客觀存在也是稅收籌劃經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企業管理者出于減少稅款、謀取私利的心理，天然具有避稅傾向。為最大限度降低稅收籌劃被發現的概率，企業通常采取復雜且不透明的交易手段來掩飾其稅收籌劃行為。因此稅收籌劃在降低企業稅負的同時也降低了其交易透明度，成為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重要來源。故稅收籌劃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對融資約束產生的不利影響可借鑒 Hayne(1997) [89]提出的貸款選擇模型進行刻畫。

假設決策者(債權人)通過觀察到某事件的發生與否做出選擇，發生的可能兀，若決策者在該事件發生時恰好行動，該概率y，此時決策者因此而獲得0的收益，這樣決策者在事件發生且恰好行動而獲得的預期收益是：兀yW；相反若決策者對該事件的發生與否判斷失誤，從而沒有采取正確的決策的概率為3,并為此遭受到0的損失，這樣決策者在判斷失誤的情況下其預期收益為：(1 -兀)30。假設債權人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風險厭惡水平是k, k反映了債權人在信息劣勢

條件下的效用水平(k > 0)，相反若債權人具有信息優勢則其效用水平為s (s < 0)；兀反映了企業本身的風險，根據模型的假定，兀越小企業風險越大，兀實際上表征了某些企業知曉而銀行不知道或者企業刻意向銀行隱瞞的相關信息，客觀反映出企業的信息透明度，體現出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兀值越小，則兩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嚴重。在傳統稅收征管方式下，稅務機關受制于技術的落后無法實現對納稅人的全面有效監管，稅收籌劃致使銀行等債權人可觀察的信息兀值變小，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加劇。信貸市場上決策者會面臨眾多信息透明度不一的借款人，因此影響決策者行動的因素有預期收益和預期損失，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得到決策行動的條件：

兀Yp + (1 — n)3© > k + s (3.1)

進一步變換得到：

上 > 字匕+乎2 (3.2)

3 p 冗 H

其中，等式左端上是可信性比率，反映了決策者對某一客觀事件做出正確或錯誤反應的概率之間的比例，等式右端號•匕+A1反應了決策者是否采取行動的閾值。我們考慮表征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兀值在其中的作用：根據式(3.2)，兀值越小，表明借貸中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嚴重，銀行因此獲得的預期收益W越小，而遭受的預期損失0越大，同時等式右端的閾值會隨著兀的變小而變大，左端弓直隨之提高，銀行受此影響采取正確行動的可能性降低，可以預見，企業激進的稅收籌劃行為引起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加劇致使受到融資約束的可能變大。

二、大數據稅收征管壓縮稅收籌劃空間、挖掘更多信息

現代微觀經濟主體的經營活動中伴隨著或多或少的稅收籌劃，就納稅人而言，有效的稅收籌劃降低了其稅負，增加了企業稅后資金，能為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企業稅收籌劃帶來的稅收規避實質上是侵蝕了國家的稅基，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激進的稅收籌劃還會擾亂市場秩序并損害稅法的權威，對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造成干擾，企業雖然能直接受益于稅收籌劃所帶來的現金流入，但激進的稅收籌劃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且一旦被稅務機關查處，企業聲譽將受到削弱，因而不利于其正常融資活動的展開，在信

貸市場上因信息不透明而處于弱勢。本節將從不完全契約視角下的有效稅收籌劃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切入，考察金稅三期系統上線運行對改善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信息不對稱的積極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稅收征管能力是如何通過影響企業不合理稅收籌劃或避稅行為效用(收益)進而抑制不合理稅收籌劃或避稅行為，以此刻畫出企業在受金稅三期影響下其稅收籌劃行為被動降低從而提升了其信息透明度的機制。

有效稅收籌劃理論從稅收成本和非稅成本分析企業稅收籌劃行為，盡管傳統稅收籌劃理論無可爭議地指出稅收籌劃為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但隨著征管技術的升級，稅收籌劃引起的企業形象受損、聲譽降低和信息透明度下降是值得關注的非稅成本，此類非稅成本增加也愈發受到企業的關注。隨著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征管系統相繼上線運行，技術賦能讓稅務機關具備更強的能力對納稅人激進的稅收籌劃進行干預，有效提升了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企業信息透明可能因此提升、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可能降低。金稅三期在財務分析和數據挖掘方面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能有效打擊在傳統征管方式下納稅人激進稅收籌劃行為，壓縮其避稅空間，通過信息稽核比對挖掘更多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及時發現并打擊企業的違規財務行為，從而抑制納稅人的激進稅收籌劃行為。因此根據有效稅收籌劃理論的分析框架，在加入金稅三期政策背景的考慮后，企業管理者進行稅收籌劃的效用可表示為以下效用函數：

U = [(1 — p) • E — p • C] • w (3.3)

上式中，p是企業進行激進的稅收籌劃或不合理避稅行為被稅務機關發現的概率(0< p <1)，激進的稅收籌劃本不為稅務機關容忍，且隨著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信息化征管技術的升級，企業進行不當稅收籌劃被稅務機關發現的概率會相應升高；E是企業稅收籌劃所帶來的直接收益，C是其稅收籌劃產生的成本；w 是管理者進行稅收所能獲得的收益比例。上式對p求導，得到一階條件為：

翌=—w •F < 0 (3.4) dp

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在金稅三期的加持下會顯著提升，提高納稅人進行激進稅收籌劃被發現的概率p,隨著稅收征管力度的提高，企業激進的稅收籌劃被發現的概率顯著增大，在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的前提下，激進的稅收籌劃帶來的非稅成本和稅收成本也隨之上升。上式(3.4)表明，企
業管理者從稅

收籌劃中獲得的效用與稅收征管力度成反比，與金稅三期前的稅收籌劃相比，企業在征管技術升級后進行稅收籌劃得到的收益會被其懲罰的成本所抵消。

進一步地，金稅三期在降低企業激進的稅收籌劃效用的過程中至少通過以下兩方面挖掘出更多的財務或非財務信息：其一，大數據稅收征管進一步規范稅務機關征稅行為，減少“人情稅”等機會主義行為，通過降低稅收征管中的人為因素的影響，嚴格征管執法減少企業稅收籌劃等投機傾向，改善企業信息環境；其二，通過有效打擊企業避稅行為以降低企業財務信息的模糊程度，向信貸市場上的債權人提供更多可參考信息。綜合而言，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稅收征管技術的升級有效抑制了企業的激進避稅行為，有助于遏制企業的避稅等模糊財務行為，從而提升其財務信息透明度。

三、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融資約束

不同于西方國家依賴資本和債券作為融資市場上的主要支柱，在我國企業的融資選擇中，銀行借貸在企業的融資來源中居于主導地位，盡管其融資金額可能較低，但其融資頻率相對權益融資和債券融資而言較高，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上企業的普遍融資渠道以銀行債權融資為主，且由于在信貸市場上對融資需求顯著大于融資供給，因此本節借鑒Ross （1977）【I07］提出的資本機構信號傳遞模型，聚焦于信貸資金供給端，從銀行的角度分析稅收征管在企業融資中的積極作用。

假設包括企業（債務人）和銀行（債權人）的參與方博弈階段分為T1和T2兩個時期，企業的長期收益服從區間［0, 0］上的均勻分布，民營企業對自身信息的掌握多于銀行，故民營企業知道0,但是銀行受信息不對稱的限制，只知道0的概率分布p（d），若企業不是激進的稅收籌劃者，那么其被稅務機關懲罰的概率更低, 其較為正常的經營活動為其帶來較高的0,與之相反，進行激進的稅收籌劃的企業風險較高，長期中0也因此更小。在T1時期，銀行會根據其能夠觀察到的企業信息x作出是否貸款的承諾，x涵蓋了經營狀況、以往的誠信記錄、項目本身的盈利狀況以及企業的納稅信息（有無存在違規經營包括進行激進的稅收籌劃被稅務機關懲處等失信行為）。根據分析的需要，本文將信息x聚焦于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信息透明度的改善上。x表征的信息透明度體現在：首先，稅務機關征稅行為實際上參與了企業財務經營過程的審計。如果企業非理性的稅收籌劃行為被征

管機構發現，那么稅務機關將利用稅收征管法賦予的權力對企業的違法行為進行懲罰，以維護稅法的權威，大數據稅收征管審計有助于挖掘出更多的經營信息，對避稅這一機會主義行為形成威懾，降低企業財務經營中不誠實現象發生的概率，增進包括債權人在內的利益相關方對企業財務報表的信任度，經過稅務機關審計且未出現稅收違法的企業，銀行對其信貸更加放心；其次，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在挖掘信息、嚴格執法過程中產生溢出效應。一方面，借助金稅三期數據共享，除稅務機關以外的監管部門能更有針對性地對企業財務信息進行檢查，另一方面，外部審計師能根據稅務審計的結果在識別和評估企業財務報表是否可能發生重大錯報風險的審計過程中聚焦重點領域，挖掘更多信息。T2時期是企業所投資的項目的利潤實現時期。

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銀行只能依賴企業既有的信息作出選擇。根據市場中微觀主體理性人的假設，企業必須最大化兩期的價值才能實現其經營目標(期望價值越高，銀行的債權越有保障，債務人也越有能力歸還銀行借款)，則其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u(x, v(x), 0) = (1 — 3) • v0(x) + m((2 —厶■彳) (3.5)

其中，3是T2時期企業的預期盈利比重，0< 3 < 1； v0(x)是企業的T1時期的盈利，2是企業在T2時期的期望價值，厶為企業激進的避稅行為違反稅收法律的懲罰，扌是企業被懲罰的概率。

當資金供給方從企業甄別到的信息是X時，其從既有的信息X推斷出借款人的期望價值為e(x)，在此價值下，可得到借款人的預期市場價值為：

Vo (x)=字 (3.6)

由于稅收征管所釋放的信號會將企業區分開來，考慮分離均衡，則

dxdO 02

即企業信息質量越高、信息越透明，越有可能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將Vo(x) 帶入企業的目標函數并對X求一階導數可得：

在均衡條件下，銀行從X正確地推斷出0,也就表明x(0)是屬于分布為[0, 6]

的企業的最優選擇，也即0(x(0)) = 0，因此曙=1/(籍)，將此式帶入上述一階條件可得：

刀"Y

2® 竽厶—(1 — 3)0 = 0 (3.9)

解得 %(0) = (4^)?02 + c (3.10)

其中C為常數，利用上式求出0，并將結果帶入坯(%)=字，得到債權人對企業融資的預期收益是：

坯(％) = - C)(3.H)

根據上式可得到推論：大數據稅收征管是對企業財務信息的稅收審計，經過稅收審計后企業的信息不透明降低，債權人對企業信息的了解多于稅收審計之前。假設經過稅收設計后的企業可觀察信息為衍，未經稅收審計之前債權人對企業的可觀察信息為牝，那么有乃＞ %2,也即經過稅收審計后的企業債權人會賦予其更多的可觀察信息特征值。根據上式可得，經過稅收審計后債權人的預期收益坯(衍)大于經過稅收審計之前債權人的預期收益坯(牝)。大數據稅收征管向銀行傳遞了企業信息透明度提升的信息，作用于銀行的預期收益函數，這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融資支持；大數據稅收征管實現企業財務信息的全天候掌握，為納稅人信用評級提供更為堅實的數據支撐，那些在稅收征管過程中積極配合稅務機關，按時申報繳納稅款的企業將會獲得更好的信用評級，較高納稅信用評級有助于債權人判斷企業的還款能力，企業的納稅信用評級越高，表明其財務狀況越安全有保障，債權人的投資因此越有可能如數收回，這有助于放寬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

基于此，得到本文第一個待驗證假設：

假設 1：大數據稅收征管作為稅收審計有助于降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

第二節稅收征管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分析

在上節的分析中，本文從企業稅收籌劃對其信息透明度的負面影響效應切入，在分析激進的稅收籌劃降低透明度，降低債權人采取正確行動的可能性，不利于企業融資的基礎上，引入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考察其在降低企業避稅效用、壓縮企業避稅空間、規范企業財務行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挖掘債權

人可感知的信息，我們發現大數據稅收征管能降低企業經營中的模糊財務行為、提升信息環境質量，向債權人傳遞更多的可觀察信息，從而提高債權人信貸的預期收益，有助于債權人采取正確行動，企業在大數據稅收征管的影響下有可能獲得更多的融資支持。為進一步探析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本節嘗試從 “甄別效應”——聲譽的建立、“激勵效應”——聲譽的維持和“信息提升效應”三方面進行探討。影響機制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大數據稅收征管緩解融資約束的具體機制

一、稅收征管的“甄別效應”——聲譽的建立

甄別效應的作用機理在于大數據稅收征管在抑制了納稅人的激進納稅籌劃的同時，也甄別出“壞的”和“好的”納稅人，“甄別效應”下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分析如下。

借助金稅三期征管技術，稅收征管通過對涉稅信息的稽核比對能有效識別出那些通過激進避稅和粉飾報表以偽裝成具有良好聲譽的企業，此類企業具有通過稅收規避以降低稅負和粉飾報表以實現有效融資的動機，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提高后，其面臨稅務處罰的幾率變大，通過稅收籌劃以實現避稅行為、通過粉飾報表以實現融資的機會訴求會因為稅務機關的懲處而受到抑制，此外，稅務機關的懲罰對此類企業而言無疑降低了其聲譽價值，受到稅務機關懲罰這一信息在信貸市場上被債權人獲取后，此類負面信息對企業的聲譽形成削弱，債權人基于信貸安全的考慮無疑會降低其誠信評級，企業從債權人處獲得有效融資的機會可能因此下降。

相反，對于那些不從事激進稅收籌劃或模糊交易定價安排以實現避稅的企業

而言，由于其并不存在此類避稅行為，因此稅務機關對其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資料的核實并不會對其聲譽產生負面影響，此時的大數據稅收征管實質上是對企業財務信息和交易信息的一種正向肯定，即稅收征管發揮了增強聲譽的作用。大數據稅收審計后未發現問題的企業，向市場投資者或者債權人傳遞出企業管理者是恪守信用、誠實納稅的這一信息特征，意味著此類企業披露的信息具有更高的質量，由此企業納稅聲譽建立起來或得到加強，將有助于企業形成或維護其良好的正面形象，即企業的聲譽因稅收審計得到鞏固，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得以緩解，納稅人因此在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會得到更多的融資機會。

綜上所述，借助金稅三期大數據稅收征管，稅務機關實現了對企業財務信息和交易信息更有效的監管，稅收征管也因此更為有效地發揮出其“甄別效應”，市場上那些有激進的稅收籌劃或模糊交易以實現避稅目標的企業被大數據稅收征管自動篩選出去，留下那些誠實納稅和不從事激進稅收籌劃行為的企業。大數據稅收征管起到了過濾器的作用，對能留下來的企業而言，說明稅收征管是對其聲譽的肯定和加強，大數據稅收審計為債權人或者投資者提供了債務人關于其誠信方面更多的可參考信息，相對而言債權人和投資者更偏好于恪守信用、誠實納稅的企業，經過稅收審計而留下來的企業對債權人而言是更值得投資的對象；因此相對于進行稅收籌劃從事激進避稅行為的納稅人而言，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能為那些恪守信用、誠實繳稅的企業增強其聲譽基礎，在信貸市場或資本市場上為其獲取到更多的融資機會。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二個待驗證假設：

假設 2：大數據稅收征管發揮“甄別效應”建立企業聲譽，其對規范納稅的企業的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更大。

二、稅收征管的“激勵效應”——聲譽的維持

誠信納稅是企業聲譽信息的有效組成部分，良好的納稅聲譽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增進投資者對企業財務報告的信任度，從而降低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 (Gomes， 2000[85])。金稅三期征管系統的應用有助于實現企業財務信息、納稅信息的全局掌握，從而為企業納稅信用評級提供更為精準的數據支撐，在評價期間內持續具備良好納稅信用評級的企業無疑有助于向投資者釋放其“好企業”的

聲譽信息，為企業帶來更多融資可能。

其機制在于：首先，稅務機關借助金稅三期大數據稅收征管，能更為有效更為全面地掌握企業的經營信息和財務信息。這有助于稅務機關根據企業的納稅情況、有無激進的避稅行為等行為特征對企業的納稅信用評級作出評定并實現動態調整，納稅信用評級的調整以 1 年為周期，對那些被評級為 A 的納稅人而言這實際上是對其誠信納稅聲譽信息的維護，這種評級調整有助于稅務機關及時修正企業的納稅信用；其次，基于納稅信用評級修正的稅收征管是對企業財務行為的軟約束。其原因在于，盡管企業在上一期獲取到的 A 級納稅信用評級有助于增強其聲譽，但若企業在下一評級期間內被稅務機關查實具有偷漏稅等不法行為，稅務機關的罰款和遭受的聲譽受損將使其陷入不利的輿論環境中，在嚴格的稅收執法下，企業有動機在評估期間內保持良好的納稅行為，因此金稅三期大數據稅收征管對企業納稅信用的持續評估實質上有助于企業維持其良好的聲譽價值。

具體而言，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改變了以往傳統征管方式下的手工渠道錄入采集數據的模式，通過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實現數據采集和數據共享，海量涉稅數據為金稅三期數據分析提供了可能，依托先進的數據分析手段能夠實現對納稅應用評級的動態調整。

其一，數據之間可以相互印證。金稅三期改變以往數據“信息孤島”的被動局面，實現數據在不同部門之間共享和傳遞，有助于數據的相互補充和協調作用。一方面，從稅收征管服務的角度而言，稅務機關在對企業實施“銀稅互動”的政策激勵措施時，更有可能向銀行推送具備良好納稅信用的企業。另一方面，對銀行而言，納稅信用記錄良好的企業因為具有良好的納稅聲譽在信貸授予中更有可能被選擇。其二，信息的及時性提高。傳統的人工查賬方式下，涉稅信息可能不會被稅務工作人員全部獲取，獲取涉稅數據的時間和成本等方面權衡使得納稅信息難以及時動態反應，而金稅三期下稅務機關能夠利用系統對數據及時更新比對，對可能的涉稅風險及時預警，形成事前預警、事中監督、事后分級的動態管理過程，為納稅人信用的調整提供更加堅實的技術支撐。

稅務機關借助金稅三期系統的以上兩個特質不僅能據此作出有效的納稅信用評級調整，還能夠根據涉稅企業的狀況及時向社會公布其納稅情況，實現納稅信用數據多方共享，為債權人和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參考。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個待驗證假設：

假設 3：大數據稅收征管通過“激勵效應”維持企業聲譽，其對納稅信用評

級更高的企業的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更大。

三、稅收征管的“信息提升效應”——改善信息不對稱

企業激進的稅收籌劃和避稅行為直接影響到其稅收申報比例，其負面效應是

顯著降低信息透明度，而征管技術的進步勢必壓縮企業的避稅空間，提高其納稅申報比例，大數據稅收征管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企業稅收申報比例進而分析稅收征管對企業信息的提升效應提供了機會。為直觀刻畫金稅三期大數據稅收征管對緩解企業信息不透明或改善借貸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的作用，本文借鑒張克中等

(2020) [68]的做法首先考慮成本函數：G(1 — a,4),該函數中4表征的是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Q是企業應報稅中實際的申報納稅比例，1 - Q則測度了企業隱瞞而未申報的部分，納稅人進行稅收籌劃以偷逃稅并非總獲得收益，在既有的征管技術下，避稅的成本G(1 - a,4),根據前文推斷，隨著征管技術升級，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的應用，納稅人偷逃稅的成本隨征管力度提升而顯著上升；設g(1 - 4) = (1 - a) G(1 - a,4)，該函數表明企業的成

本函數中其隱瞞稅收比例的部分是其進行規避行為所必須支出的，一般視其為隱瞞成本函數，若該函數存在二階連續導函數且以下條件成立：

ag(1-a,A) > o a(1-a) >

a2g(1_a,A) > o a(1-a)2 »

假設申報率為Q(申報率Q實際上表征了企業的財務信息透明度，征管技術通過影響Q以影響信息透明度，Q越高表明企業隱瞞收入、削減成本以避稅的行為動機越弱，財務信息透明度越好)條件下納稅人的實際稅負率為T0),設審查率0 e [0,1]、名義稅率t >0和罰金率p > 0,那么實際稅負率滿足：

T(a) = (1 - + 0t[1 + (1 — a)p] (3.14)

上式中，在企業未被審查的概率是1 - 0時其實際稅率是ta,而在被審查的概率為0下的實際稅率為t[1 + (1 - a)p]。考慮征管技術的進步性，隨著征管技術升級，企業的申報比例Q更有可能提高，因此我們考慮T@)> 0時的情形更符合現實，不失一般性企業的目標是稅后利潤最大化，即：

n(A)=兀[1 -g(1 - a, A) - T(a)] (3.15)

式 3.15 右側表示要得到企業期望收益，則必須在其單位收入中扣除稅收和

逃稅成本兩部分，對3 . 1 5 求一階倒數得：

根據隱瞞成本函數嚴格凸的假設，可得到申報率Q關于監管技術4的函數: a = a ⑷。

為分析稅收征管對企業財務信息透明度的關系，我們刻畫征管技術升級對隱瞞成本的影響，金稅三期提高了稅務機關對涉稅信息的監管能力，企業進行稅收籌劃以實現虛增成本和隱瞞收入的成本增加，技術進步后，對于任意的a e [0,1]，

當且僅當4' > 4時有， ag(1-a,A') > ag(1-a,A) (3 17)d(1-a) d(1-a) '利用隱瞞成本函數二階連續可導的假設，得:冊曲一口⑷> 0d(1-a)dA結合隱瞞成本函數二階可導和納稅人收益最大化條件，求隱函數得:dct(A) d2g(1-a,A) /d2g(1-a,A)、IT = a(l-a)% / a(l-a)2 >0 019)

由上式可知，企業申報收入的比例a是技術進步的增函數，也即隨著以金稅三期為代表的大數據稅收征管的升級，申報比例Q將隨之上升，隱瞞收入的比例被抑制，進行稅收籌劃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故金稅三期大數據稅收征管的運用將提高企業收入申報比例，這有助于降低企業逃稅程度、抑制企業避稅行為、提升其財務信息透明度，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取更多融資機會。基于上述數理推導，提出本文的第四個待驗證假設:假設 4:大數據稅收征管通過提升申報比例、壓縮避稅空間來提升信息透明度，從而緩解融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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