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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3 10:28
目錄
1 緒 論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目的和意義 2
1.2.1研究目的 2
1.2.2研究意義 2
（1）理論意義 2
（2）現實意義 2
（3）政策意義 2
1.3 研究方法、主要內容及技術路線 3
1.3.1研究方法 3
1.3.2主要內容 3
1.3.3技術路線 5
1.4 研究重點、難點及可能創新點 6
1.4.1研究重點 6
1.4.2研究難點 6
1.4.3研究創新點 6
2國內外研究綜述及理論基礎 7
2.1國內外研究綜述及評述 7
2.1.1國外研究綜述 7
2.1.2國內研究綜述 8
2.1.3文獻評述及本文觀點 10
2.2理論基礎 11
2.2.1城鄉關系理論 11
2.2.2耦合協調理論 12
2.2.3可持續發展理論 12
2.3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分析 13
2.3.1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機制的識別 13
2.3.2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機制的實現 14
3陜西城鄉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16
3.1陜西經濟概況 16
3.1.1經濟發展要素 16
3.1.2經濟發展結構 16
3.1.3經濟發展功能 16
3.2陜西城鄉經濟發展的現狀 17
i
3.2.1要素層面 17
3.2.2結構層面 19
3.2.3功能層面 23
3.3陜西區域經濟發展態勢 27
3.3.1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明顯，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27
3.3.2縣域經濟發展進程差別明顯，縣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27
4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證研究 29
4.1陜西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29
4.1.1研究區域介紹 29
4.1.2城鄉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 31
4.1.3陜西城鄉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34
4.2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測度及分析 37
4.2.1耦合協調度測度方法選取及說明 37
4.2.2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測度 38
4.2.3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時空演化特征分析 39
4.3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44
4.3.1影響因子的確定和變量說明 44
4.3.2空間數據分析 45
4.3.3影響因子空間系數回歸分析 46
5 對策建議 48
5.1補齊鄉村要素短板，促進要素自由流通 48
5.2優化城鄉產業結構，改善城鄉就業狀況 49
5.3完善城鄉社會功能，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50
5.4增強城鄉空間關聯，推動城鄉互聯互動 51
6 結 論 52
6.1主要觀點 52
6.2不足與展望 52
參考文獻 54
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發表的論文 59
致 謝 60
學位論文獨創性與知識產權聲明 61
ii
1緒論
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體制，在此機制下，城鄉發展出現失衡。相較 于鄉村，城鎮具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其強大的要素凝聚能力吸引 了大量的鄉村富余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資源大量向城鎮轉移。一方面，極大地促進 了我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提升，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成效顯著。另一方面，造成城鄉 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離，制約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并成為當前中國鄉村發展不 充分，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根源所在。依據人地關系相關理論，城鎮和鄉村共同構成了 我國的經濟發展區域，是一個無法分割的有機整體，只有二者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 協同進步［1］。此外，由于歷史淵源及資源稟賦影響，農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農民作為農業主體，數量龐大，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鄉村居民超過五億人。因此，即使 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也不可能消亡，農民也依然存在。相反，當逆城鎮化、 后工業化時期到來時，城鄉需更加密切聯系，才能共存共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三農”問題逐漸被黨和政府關注，2022年，本世紀第19 個 指導“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被授權發布。可見，農村振興、農業發展、農民生活已 經成為最受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做好“三農”工作已成為歷屆政府的共同使命。2017 年 10 月，在黨的十九大會議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重大決策部署之一被寫入黨章，足 見對其的高度重視。2019 年 4 月，國家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 政策體系的意見》，描繪了新型城鄉關系發展藍圖，其中，城鄉互補、共同繁榮成為主要 特點。相較于以往的城鄉發展關系，城鄉融合發展著重強調城鄉一體化發展、可持續發展、 全面性發展，成為城鄉關系的改進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設現代化強國 的重要抓手。
陜西省位于我國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遠遠落后東部發達省份。同時，陜西農村地域廣 闊，農業人口比重大，貧困現象顯著，存在典型的城鄉差距大的現象［2］。一方面，2021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568 元，比上年增加 2342元，增長8.9%，人民的生活水平 進一步提升。另一方面，2021 年，陜西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76：1，盡管連年下降，但這 一數據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由此可見，陜西的城鄉分化問題依然突出，促進城鄉協調發 展仍然是陜西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
1.2研究目的和意義
1.2.1研究目的
探究城鄉經濟耦合協調發展機制，豐富城鄉關系理論。一直以來，城鄉關系都是備受 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早在十八世紀七八十年代，城鄉理論就已經萌生。本文通過梳理國 內外文獻，以城鄉發展相關理論為指導，從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厘清城鄉經濟發 展耦合協調機制，為城鄉發展理論研究添磚加瓦。
科學測度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完善測度指標體系。歷年來，學術界對城鄉發展的 研究，更多側重理論框架的研究與構建，關于城鄉發展水平的測度相對較少。本文從經濟 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構建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充分考慮指標的內部 邏輯性，科學測度城鄉協調發展水平。
揭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演化規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本文利用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 模型，定量測度 2005-2020年陜西10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及耦合協調度，并借 助空間地理分析工具和空間自相關模型，分析經濟耦合協調度的時空演化趨勢及影響因素。 及時發現城鄉經濟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進一步促進陜西城鄉 經濟協調發展。
1.2.2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是中國暨陜西二元結構一元化抑或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本文從城鄉 經濟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深入探究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有利于 豐富和完善城鄉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
2）現實意義 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陜西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較為突出。本文以促進陜西 城鄉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利用經濟模型探索 10個地級市近十五年年來城鄉經濟協調 發展水平及時空演化特征，及時找出城鄉經濟發展存在的痛點與難點，并結合發展實際， 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建議，從而推動陜西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
3）政策意義 陜西正處于城鄉協調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僅是我國“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交匯點， 更是我國特色農業大省和交通樞紐中心，在推進城鄉協調發展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文從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深入探索陜西省近年來經濟協調發展情況，針對問題提出政策 性建議，對于進一步提升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促進陜西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 的政策性意義。
1.3研究方法、主要內容及技術路線
1.3.1研究方法
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統一。在理論研究方面，通過閱讀大量國內外文獻，梳理城鄉 發展理論，以相關理論為指導，從經濟發展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闡述城鄉經濟發展 的耦合協調機制，為后文的實證檢驗提供理論指導。在實證研究方面，選取陜西10 個地 級市為研究區域，從“要素-結構-功能”三個維度構建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體系， 測度 2005-2020 年不同區域的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進而分析陜西10 個地級市城鄉 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特征。
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在定性研究方面，通過閱讀國內外文獻，梳理并歸納城 鄉發展的相關理論與研究，在此基礎上，找出具有探究價值和可供創新的研究主題和方向， 為后文的模型選擇、指標確定等提供參考。在定量研究方面，借助經濟模型和空間探索性 工具，測度陜西10 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及時空演化規律。
時間變化研究與空間演變研究相融合。本文以陜西省10 個地級市為研究區域，探究 了陜西省在 2005-2020 年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水平及時空變化特征。時間變化上，通 過縱向比較，展示了同一個地級市隨著時間變化其城鄉經濟發展情況；空間變化上，通過 橫向比較，闡述了不同地級市在同一個年份城鄉經濟發展特征，從而展現了空間演化規律， 為區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3.2主要內容
本文以陜西省10 個地級市為研究區域，以城鄉發展理論為基礎，從城鄉經濟發展要 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深入分析了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并建立城鄉經濟發 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空間探索性工具ArcGis,探究了城鄉經濟 協調發展耦合度及時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間截面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 度的影響因素，最后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主要內容如圖 1.1 所示：
第一章 緒論。著重介紹了論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研究方法、內容及技術路 線；研究的重難點與創新點等。
第二章 國內外研究綜述及理論基礎。首先，從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理論、階段特征、 影響因素、動力機制以及測度方法等角度對國內外研究進行分析總結；然后，闡述了城鄉 經濟協調發展的相關理論；最后分析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
第三章 陜西省城鄉經濟發展現狀及問題分析。利用官方統計數據及資料，從要素、 結構、功能等三個角度對陜西省城鄉經濟發展現狀、城鄉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等方面加以 分析，定性分析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章 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證研究。首先，從城鄉經濟發展要素、結構、功 能三個維度建立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體系，測度2005-2020年陜西省10個地級
3
市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度。然后，利用ArcGis軟件和空間截面回歸模型，探求 陜西省城鄉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演變規律及影響因素。
第五章 對策建議。基于前文的研究結果，針對陜西省發展實際和地域特色提出具有 針對性政策建議，以便推動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邁入新階段。
第六章 結論。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對本文的觀點加以總結，并反思研究 過程中的不足，提出展望。
圖 1.1 主要內容框架圖
1.3.3技術路線
本文以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為研究區域，首先對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國內外文獻和理 論基礎進行梳理，并以此為基礎，深入分析了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其次從經濟 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等層面對陜西城鄉經濟的現狀及問題加以剖析。然后，建立城鄉 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空間探索性工具ArcGis，探究了城 鄉經濟協調發展耦合度及時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間截面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城鄉經濟耦 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最后得出研究結論，并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本文研究技術路 線圖如圖 1.2 所示。
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研究
圖 1.2 技術路線圖
1.4研究重點、難點及可能創新點
1.4.1研究重點
根據本文研究內容和目的，研究重點體現在兩方面：理論上，以國內外相關理論和研 究為基礎，厘清城鄉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方法應用上，從實證分析中考察陜西省城鄉經 濟協調發展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并以實證檢驗結果為根據，結合陜西經濟發展實際，提出 可實施有見地的對策建議。
1.4.2研究難點
綜合來看，本文的研究難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進行大量文獻梳理時，發現單獨 從經濟層面研究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文獻相對較少，再加上地區經濟的特異性、數據獲取的 現實性，致使指標數據的選擇及獲取難度較大。二是在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模型的基礎上 引入空間自相關模型，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數據分析過程較為復雜，工作量較大。
1.4.3研究創新點
本論文研究可能的創新點包括以下三點：
（1） 本文從城鄉經濟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三個維度分別構建城鄉經濟發展水平 的測度指標體系，力圖做到城鄉經濟要素、結構、功能的相互對應，為解決指標體系之間 的內在關聯性不強等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2） 現有研究城鄉協調發展的文章，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多以國家級或省級等宏觀 層面為研究視角，較少將視線置于市級層面。本文以陜西 10個地級市為研究區域，力圖 為城鄉協調發展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案例，豐富市級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現實案例。
（3） 在現有的關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相關文獻中，多采用單一模型或分析方法， 綜合運用多種分析方法的文獻鮮少，本文結合了耦合協調度模型、空間截面回歸模型和空 間分析工具ArcGis，為研究方法的應用提供新的參考。
2國內外研究綜述及理論基礎
2.1國內外研究綜述及評述
2.1.1國外研究綜述
伴隨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開始凸顯。工業革命為城鎮的發展與 壯大提供了機遇，機械化大生產的高效與快捷，逐漸取代手工作坊；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 榮，吸引著農村大量的勞動力、資本等經濟發展要素涌入。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 經濟發展的鴻溝日益擴大，三次產業結構進一步分化，現代意義的城鄉關系初具雛形。國 外學者較早開始研究城鄉發展問題，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也更為完善。縱觀歷年來的研究 進展，主要涉及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概念、階段特征、影響因素等方面。
1） 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概念及理論
通過梳理國外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城鄉關系理論，大致劃分為樸素城鄉整體發展觀、 城鄉分割發展觀、城鄉融合發展觀等三個階段［5］。 20 世紀50 年代以前關于城鄉關系的理 論，主要有三種流派，即空想社會主義學說，西方早期城市理論，以及城鄉融合發展觀［6-11］。 20世紀 50年代末期，二元結構理論的出現給城鄉關系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以及拉尼斯和費景漢對該模型發展深化形成 的“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2-13］。隨后眾多學者以二元經濟結構為基礎，經過反思 和總結，形成了城鄉發展理論和城鄉空間極化發展理論模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喬根森 模型、托達羅模型以及增長極理論［14-18］。 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來，城鄉發展研究成果進 一步豐富，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理論成為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具有較大影響 力的有“desakota”模型、“城鄉動力學”等卩9-22］。
2） 城鄉協調發展的階段特征 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階段特征研究，國外學者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早在19世紀
中葉，馬克思就提出，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鄉村和城市的統籌發展必須經過城市依附鄉 村、城鄉分離和城鄉融合發展三個階段I23】。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H•錢納里和以色列經 濟學家賽爾昆提出城鄉關系演化會經歷五個階段，依次是城鄉合一、城鄉分離、城鄉對立、 城鄉融合與城鄉一體化［24］；本斯（2000）認為城鄉關系在發展中大體會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是鄉村為主體發展階段，第二是鄉村依靠城市建設發展階段，最后是網絡結構階段［25］。
3） 城鄉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
根據現有文獻，對城鄉協調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技術水平、經濟規模 差距、地理距離等方面。早在1964 年，舒爾茨就指出阻礙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主要有兩 個原因，一是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導致大量農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與培訓，只能依靠 土地；二是農業機械化水平低下，導致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26］。隨后， Halliday（1979） [] 也提出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應該著力推廣農業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27］。更進一 步，Eastwood (2010)認為農業發展滯后主要與土地分散化經營有關，規模化經營滯后導 致農業生產不足，農民收入低下，農村發展緩慢。相反，城市工業生產效率高，推動二三 產業的發展較快［28］。與此不同的是Jan Tinbergen (1962)和Anderson (1979)用物理概 念中的“質量”衡量城鄉的經濟規模，并借用引力模型探究城鄉間的作用力，指出城鄉一 體化程度會受到經濟規模差距的影響［29-30］。Weber(1971)提出城鄉間的地理距離會影響 城鄉一體化發展，距離越短，越有利于流動成本的降低，越容易實現城鄉一體化［31］。
4)城鄉發展的要素管理問題
國外學者在研究城鄉發展中要素管理問題時，主要從人口、生態、土地等要素展開。 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的人口問題是研究的重點和核心，主要集中在城鎮與農村發展中的人口 老齡化問題、人口雙向遷移問題等方面。Shiode(2014)將城鄉發展與人口老齡化研究結 合，利用空間分析方法，展示了老齡人口分布狀況［32］。Bimerew(2015)采用質性研究的 方法，探討了南埃塞俄比亞某市農村居民向城市移民搬遷造成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負 面影響就是住房不足，犯罪率提升［33］。關于生態環境的研究，以城鄉氣候特征、生態環 境為主等。Asano(2014)認為快速的城鎮化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且對生態環境造成了 負面影響，指出城鄉發展應以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為根本，倡導城鄉可持續發展觀［34］。 Hedquist(2015)以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為研究對象，通過氣象監測設備，即移動和斷面固 定站，研究了當地的氣候特征［35］。土地問題上，集中在城鄉土地利用方面。 Susana(2006) 將馬德里南部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從城鄉發展的視角出發，探討了土地利用以及土地轉型 問題［36］。 Giuseppina Siciliano (2012)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城鎮化進程中需著重關注土 地利用問題［37］。
2.1.2國內研究綜述
相比國外，國內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始于上世紀末。伴隨著中國 改革開放的深入，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負面影響日漸凸顯，如何 推動城鄉二元結構一元化也成為學術界重點研究的問題。一大批學者從中國經濟發展實際 出發，就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內涵、動力機制、涉及層面、測度方法等做了許多研究與分 析，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城鄉關系的理論框架和城鄉協調度的計量模型［38］。
1)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內涵
從現有文獻來看，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內涵，并未形成共識，這些研究都把城鄉 協調發展與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城鄉統籌、城鄉關系融為一體，這些概念雖有本質的 區別，但有內在的聯系。眾多學者從個人見解和研究領域出發，從概念、實質、特征、階 段、目的等多個層面對城鄉協調發展進行闡述。張立生(2016)指出城鄉協調發展是通過 體制機制的催化，打破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優化城鄉結構，改善城鄉功能，縮小城鄉差 距，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39］。羅雅麗(2007)總結了城鄉一體化的實質在于徹底消 除現有的城鄉二元體系，推動城鄉互動，最終實現城鄉共享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40］。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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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紅（2013）則認為城鄉一體化的實質是使城市和農村居民在政治權利、經濟發展水平、 人民生活品質等方面走向一致，實現城鄉融合發展［41］。在張競競等（2007）看來，城鄉 協調發展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過程，城鄉協調度和融合度需要逐漸提高［42］。 王富喜等（2009）指出城鄉發展會經歷四個階段，而協調發展是一種新型的城鄉發展理念， 它是城鄉對立的對立面［43］。牛君儀（2014）也持相似觀點，即城鄉協調屬于城鄉發展的 階段之一， ［44］。金帥等（2014）指出城鄉是一個復合多元的系統，要促進系統中的各要 素和諧發展，有序雙向流動［45］。李文正（2015）認為城鄉協調發展涉及內容廣泛，主要 包含農村與城市在政治、經濟、生態、人口與就業、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需要在 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配置、文教衛生、社會管理、居民收入及生態環境等方面逐步消除發 展差異［46］。萬冬君（2016）亦指出城鄉協調發展的目的不是實現城市和農村的同質化發 展，而是要為城鄉居民賦予同等的生存與發展權利［47］。
2）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 綜合來看，目前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主要包含系統視角、主體視角、地 域視角。從系統視角來看，城鄉關系是一個復雜有序的運作系統，是推動各種要素相互流 動的動力。目前學者們已達成共識，認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因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由 內部、外部以及相關環境等多個因素共同構成。鄭蕓（2007）、胡金林（2009）、黃亞龍 （2009）指出內部動力因素包含市場及經濟的發展，政府、企業、個體三個經濟主體通過 互動產生合力，推進農村城鎮化、產業化和工業化等；外部因素則包括各產業發展水平、 交通通信技術發展、政府管理水平、城鎮的輻射帶動能力等［48-50］。主體視角將“城”與“鄉” 視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兩大主體，根據兩個主體在城鄉協調發展中的作用關系，衍生出三種 動力模式，即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上下結合型。“自上而下型”模式著重強調“城” 的主要作用，認為中心城市在推動城鄉統籌發展中占主導地位。在石憶邵（1997）看來， 中心城市具有具有較強的要素集聚能力和資源分配能力，可以引導城鄉要素流動，促進資 源有效配置［51］。陳學華（2007）認為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具有不可忽 視的作用，在城鄉管理中，政府具有主導作用［52］。“自下而上型”模式則突出了小城鎮 在城鄉協調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小城鎮作為城鄉結合部，可以有效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承擔城市的農副產品供給等功能。安菲（2016）肯定了小城鎮建設在緩和城鄉矛盾、轉移 農村富余勞動力、擴大內需等方面的作用［53］。華文娟等（2019）指出小城鎮處于城市和 鄉村的中間地帶，是聯系城鄉的重要紐帶，其旅游經濟潛能和傳統文化建設成為城鄉協調 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載體。 ［54］。與前兩種模式不同的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型” 肯定了城鄉的互動作用，兩者在促進城鄉協調過程中優劣互補，缺一不可。正如劉君德等 人（1997）的研究，上海城鄉轉型模式的動力來自三方面，一個是城市主導的擴散力，一 個是鄉村主導的集聚力，另一個是城鄉推行的對外開放策略［55］。從地域視角來看，部分 學者會以選定區域為研究對象，通過經濟模型進行定量分析。李鑫等（2020）等選取徐州 市 120 個鄉鎮作為試點, 采取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徐州市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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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協調發展由內外動力協同控制［56］。
3)城鄉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部分學者研究了城進村衰和城鄉制度分離對城鄉協調發展的制約 作用。張桂文(2014)、王格芳(2012)分析了城市病出現的原因，并指出城市發展應將 “以人為本”作為指導理念，政府應加強規劃、提高管理水平［57-58］。李泉(2006)、段學 慧(2015)等指出依靠集聚能力和規模經濟，城鎮吸引大量要素流入，從而致使農村發展 滯后，城鄉間的要素流通處于非平衡狀態。由此導致農村出現空心村、老齡化、留守兒童 等問題。“農村病”的出現阻礙了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同時不利于“城市病”的解決，進 一步深化城鄉矛盾［59-60］。孫久文等(2011)指出城鄉發展差異、要素占有差異、財政支農 不足、城鄉區分的管理制度等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發展［61］。
4)城鄉協調發展的測度方法
近年來，隨著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學者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測度城鄉 協調發展水平。現有文獻基本遵循的研究思路是評價指標體系測度城鄉協調發展水平。總 體來看，主要存在兩種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路，一是將城鄉視為一個研究對象，從“社會、 經濟、環境、空間”等角度分類構建評價體系，從而測度城鄉協調發展水平。如魏建飛(2018) 以中部地區為研究對象，從城鄉經濟聯系、經濟增長、經濟差異三個維度構建指標評級體 系，分析了其時序特征［62］。黃禹銘(2019)從經濟、社會、公共服務和要素四個維度建 立了城鄉協調發展指標體系，以此測算東北三省城鄉協調發展水平［63］；二是將城鄉分別 視為子系統，分別從城市和鄉村的發展需要建立城鄉子系統指標體系。李靜等人(2018) 將城鄉視為兩個子系統，并從“農業生產、農戶生活、農村經濟”視角建立鄉村發展指標 體系，從“人口集聚與就業轉移、經濟發展、公共服務供給”角度構建城鎮發展指標體系 ［64］。在測度方法上，也比較豐富多樣，主要包括熵權法、變異系數法、數據包絡分析法、 平均賦值法、均方差決策法、耦合協調度等，也不乏有將其中的方法兩兩結合時使用。正 如武圣欽等人(2020)用熵值法賦權，并運用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城鄉耦合協調發展 水平［65］。金青梅(2020)從區域經濟發展視角，構建了區域經濟聯系差距、增速差距、 質量差距、效率差距等四參量，測算了西安市13個區縣城鄉一體化水平［66］。
2.1.3文獻評述及本文觀點
1)文獻評述
綜上所述，國內外文獻圍繞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為本文的誕生奠 定了理論基礎和參考意義。然而，已有文獻也存在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
從指標選取上，以往學者在指標選取時，關于城鄉發展的指標大多按照“經濟、生態、 社會”等角度考慮，按照經濟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為主線的評價指標體系鮮少，以至 于指標體系缺乏內在關聯性，無法清楚地體現各指標間的關系。因此，在建立評價指標體 系時，科學選取指標，充分考慮各指標的關聯性、互動性和內在邏輯性成為新的研究思路。
從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城鄉協調發展的文章，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多以全國、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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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的數據相對宏觀，較少將視線置于市級經濟層面，對市級城鄉 經濟的發展關注較少。城市高質量發展在新時代承載著新的功能，不僅帶動工商業的興起 與繁榮，也引領鄉村的振興與發展。因此，提升對市區經濟的關注，豐富市級的研究理論， 對促進市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研究大多還是站在經濟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城鄉協調發展的 問題，結合地理視角、空間視角的相關視角較少。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個學科的融會 貫通顯得尤為重要，通過結合經濟學、社會學和地理空間學探索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狀況， 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揭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特征，既豐富了研究方法，又充實了研究 結論。
2）本文基本觀點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探究，認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收斂城鄉發展的鴻溝，促 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是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 然選擇，必須不遺余力地推進城鄉協調發展。
2.2理論基礎
2.2.1城鄉關系理論
城鄉關系學說最初可溯源至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 中提出的“自然順序論”。該理論闡釋了城鄉發展本質，是研究城鄉關系的雛形[城市岀現 亞當•斯密“鄉村一城市”自然順序論
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城鄉協調發展觀” 以霍華德、芒福德、柯布西埃為代表的西方早期的城市理論
城鄉聯系理論
舒爾茨“城鄉發展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理論 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
城市偏向理論 “橋根森模型”“托達羅模型” 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弗里德曼的“核心-邊緣”理論
鄉村偏向理論 利普頓的“城市偏向”理論、道格拉斯的“鄉村城市發展戰略”、朗迪勒“次 級城市發展戰略”、泰勒的“選擇性空間封閉”理論
城鄉一體理論 麥基的“Desakota”模式、道格拉斯的“區域網絡發展”模型]。在 此之后，一大批經濟學家根據城鄉發展進程，逐步發展城鄉關系理論。為更加清晰地展現 城鄉關系理論發展脈絡，本文在梳理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制作表格如表 2.1 所示：
表2.1城鄉關系理論發展脈絡表
理論演變 代表性理論
2.2.2耦合協調理論
耦合協調理論是耦合理論和協調理論的統稱。耦合理論來源于物理學，描述了多個電 路元件相互傳輸能量的現象［69］。隨著信息化時代到來，各學科充分交叉融合，耦合理論 逐步應用于經濟學、管理學、地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在經濟學中，認為區域經濟也是一 個有機復雜的系統，各個要素通過相互滲透，形成互動關系。耦合度不僅可以衡量各系統 間相互關聯的程度，也可以展現系統間的發展態勢。一般而言耦合度值與系統之間的關聯 程度及發展態勢呈正相關。
協調理論亦叫協同理論。協同是指系統間以達到平衡狀態為目標，在遵循客觀規律的 基礎上，建立平穩有效的運行機制，推動系統良性互動，逐步優化［70］。作為評價系統協 調程度的定量指標，協調度可以衡量系統內部要素彼此配合的程度，展示系統的發展趨勢。
耦合度是對系統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判斷，而協調度是對相互作用中良性作用大小進行 衡量。在判定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時，若單獨使用耦合度會導致偏差，如僅僅使用協調度也 會造成誤差，因為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分為促進作用和抑制作用，耦合度或者協調度都無法 單獨準確反映系統間的整體功能和協同效應。耦合協調度則可以綜合二者的優勢，通過指 標體系來量化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度，根據評價標準劃分系統所處的發展階段，以便促進 系統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整體優化提升和可持續性發展。
2.2.3可持續發展理論
1962年，《寂靜的春天》一書一經問世，便引發了全球極大的震蕩，成為人類首次 關注環境問題的標志。其后誕生的《增長的極限》等著作，更是以犀利的筆觸控訴了以破 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野蠻式擴張的發展方式，與此同時，也以慘痛的例子和形象的語言 警醒世人，激發眾人的生態保護意識。1987年2月，一篇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 究報告被公之于眾，該報告出自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委員布倫特蘭，旨在喚醒全球各國 的環保意識，并指出各國的發展藍圖中都應包含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時提出八項原則以促 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該報告為可持續發展理論奠定了框架基礎。五年后，聯合國環 境與發展大會召開，發表的《里約宣言》得到 102個參會成員國的共同認可并共同簽署了 《21 世紀議程》。直到此時，可持續發展理念被整個人類認可并開始推行。
可持續發展思想在中國自古有之，而可持續發展概念和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由西方 國家引進，此后，中國對這一概念不斷的引進吸收、創新與本土化，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 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從黨的十六大的科學發展觀到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 念；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無不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具 體體現。當前，我國城鄉發展中依然存在諸多“痛點”，如城鄉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效 率低等問題；鄉村發展出現人地矛盾突出、人才流失嚴重、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面對城 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黨和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五大發展理 念等發展戰略，以便推動城鄉經濟均衡化發展、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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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分析
2.3.1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機制的識別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既是城鄉兩個系統相互作用、共同支撐的外在關系的表現，也是 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多個因素協調有序、良性互動的內在運行的結果。因此，本文將從城 鄉經濟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對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機制加以剖析，為更加 清晰地描述要素、結構、功能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機制，繪制了城鄉經濟發展的耦 合機制圖。具體內容如圖 2.1 所示。
城鄉要素層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血液”，在城鄉經濟運行系統中起著驅動作用。 城鄉經濟發展要素既指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傳統的生產要素，也指技術、數據、生態乃 至任何可以產生價值的新型要素。城鄉經濟發展的要素耦合指城鄉要素資源可以打破資源 由鄉到城單向流動的局面，在城鄉間實現自由流動、平等交換與合理配置。在此機制下， 城鎮的大量資金、先進技術、優秀人才等優質資源向農村聚集，而鄉村的富余勞動力、閑 置土地、優質農產品涌入城鎮，充分發揮城鄉的比較優勢，實現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目 的。城鄉經濟發展的要素通過充分對流，不僅可以發揮其最大價值，亦可帶動城鄉經濟結 構的調整與轉變。
城鄉結構層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骨架”，在城鄉經濟運行系統中起著支撐作用。 城鄉結構是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統稱，城鄉經濟發展的結構耦合指各產業比例協調 平衡，國民經濟健康穩步推進，城鄉居民實現有序就業。城鄉經濟發展伴隨著產業結構優 化，而產業的優化升級會進一步優化就業結構，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不僅可 以提高經濟發展要素的利用效率，也可倒逼城鄉功能的健全和完善。
城鄉功能層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肉體”，在城鄉經濟運行系統中起著反饋作用。 城鄉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和城鄉區域的差異化發展賦予了城鄉不同的使命，意味著城鄉必須 承擔符合自身發展的功能。綜合來看，主要包括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 城鄉功能的差異化和多樣化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城鄉區域分工與協作的基礎。城鄉 功能與生產力水平和居民消費習慣有著密切聯系，且二者并不是相互孤立、永恒不變的， 當區域發展水平提升，居民消費習慣升級，原有的功能也會逐步完善、相互補充。
綜合來看，城鄉要素層、結構層和功能層是相互作用、緊密聯系的，從要素層到結構 層再到功能層，屬于驅動體系的應用，這種驅動作用并非都是有效的，倘若各層級未能有 效互動，則會弱化驅動作用，甚至將驅動作用轉為制動作用；而從功能層到結構層再到要 素層，則是反饋體系的表現，這種反饋作用分為正向反饋和負向反饋，正向反饋可以促進 層級深化，而負向反饋則會阻礙層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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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機制的實現
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條件。長期的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促使 農村大量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向城市，阻礙了鄉村可持續發展，并成為城進村衰的根本 原因。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將鄉村振興戰略列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一，提出要“推動城 鄉要素自由流動”，并提出“四個優先”政策。隨后，進一步明確提出將要素分配市場化列 為經濟發展的重點，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合理配置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總 體要求。城鄉經濟發展的要素耦合表現為在一定的體制機制的指引下，城鄉通過要素雙向 流動，將各自優勢要素進行轉換，實現稀缺要素互補的狀態。
城鄉經濟結構合理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手段。長久以來，“重工輕農”“重城 輕鄉”等城市優先發展戰略加速了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促進城鎮經濟飛速發展，工業 產值連年攀升。與此同時，也嚴重阻礙了鄉村發展，導致農業效率每況愈下，農民收入入 不敷出，農村發展日漸衰落。城鄉發展的巨大鴻溝成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最大阻力。為 緩解城鄉發展的矛盾，2019 年 4 月，政府明確提出要“協同加快新型工業化、信息化、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城鄉經濟發 14
展結構以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為主要外在形式，其耦合協調性意在促進工農業有序發 展，城鄉居民實現有序就業。
城鄉發展功能互補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反饋。城鄉地域不僅在發展上具有差異 化，功能上也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作為兩個不同的區域及經濟社會系統，城鄉承擔了不同 的經濟功能。城鎮是一個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承擔公共服務、技術創新、 社會管理等功能，應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而鄉村是一個地區的生態中心和原料供 應基地，主要承擔農業生產、平衡生態、傳承文化等功能。城鄉發展的功能耦合是指城鄉 打破地域限制，實現優劣互補，促進區域經濟有序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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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陜西城鄉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3.1陜西經濟概況
3.1.1經濟發展要素
作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羊，陜西的發展離不開多樣的經濟發展要素的支撐。勞 動力方面，截至 2020年底，陜西人口達到 3954萬人，其中。15-64 歲人口占69.35%，總 撫養比為 44.20%，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45.9%，勞動力資源充足，人口負擔相對較輕。不 僅如此，陜西高校眾多，是西北乃至全國的科教重鎮，2020 年，陜西人口中大專以上人 口比例達到 19.75%，在全國31 個省份中處于第6 位，可見，人才資源相對豐富；土地方 面，陜西總面積 20.56 萬平方公里，居全國31 個省份中的第11位，土地面積較廣。人口 密度為 186.55，在全國各省中處于第 21位，相對較小；自然資源方面，陜西擁有豐富的 煤炭等化石能源，金礦等礦石資源、渭河等水利資源、關中平原等耕地資源以及稀有動植 物等多種形式的資源。
3.1.2經濟發展結構
近年來，陜西經濟獲得較快發展，經濟發展結構不斷優化。從產業結構來看，2020 年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 8.7%、43.4%、47.9%。二三產業占比較高，符合現代型產業結構 水平。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分別是 11.9%、29.9%和 58.2%，其中，三產業的貢獻率最高， 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從就業結構來看，2020 年，陜西就業人口超過兩千萬人，50% 以上的人口參與經濟建設。其中，三次產業就業人口分別占 30.02%、21.05%、48.93%， 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3.62%。聯系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可以發現，盡管從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 偏多，但勞動生產率低下，對經濟的貢獻微弱；相反，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較高，對經濟 的貢獻率遠超一二產業。
3.1.3經濟發展功能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近年來，陜西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了社會功能的完善。城 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升，2020 年，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為 37868元、13316 元，均 邁入萬元俱樂部；城鄉居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顯改善，十三五期間，陜西人均預期壽命達 77.37歲，較建國初期提高了 25歲；城鄉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有了穩步增長，根據第七次人 口普查，陜西平均受教育年限達 10.26，位列所有省份第 6位，相較 2010年，增長了 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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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陜西城鄉經濟發展的現狀
近年來，陜西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居全國的位次從2012 年的第16 位提升至2020 年 的第14 位。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日益顯現，制約著全省經濟可持 續發展。從陜西發展實際看，城鄉發展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是城鄉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因此，本文從城鄉經濟發展的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入手，同時選取經濟總量相近的 安徽及區位相近的四川省進行對比分析。
3.2.1要素層面
城鄉經濟發展要素主要指勞動力、土地、資金和技術等。考慮到數據獲得性和可比性， 本文以資金配置、勞動力流動兩個方面為代表，從要素層面對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現 狀進行分析。
1）陜西城鄉資金配置情況分析
在眾多要素中，資本對地區產業空間布局起著基礎性作用。根據《資本論》的觀點， 資金具有逐利性，在市場運行下，資金總是由經濟落后區域流向經濟繁榮地區。農村基礎 設施薄弱，農業具有天然的弱質性，風險大，附加值低。與農村相比，城鎮發展較快，工 商業投資機會多，回報大，城鄉之間的發展差異，導致城市具有更大的“吸金”能力。表
3.1是陜西省近十年城鄉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情況。可以看出與鄉村相比，城鎮的固定資產 投資額較大，且 2010-2020 年城鄉呈不斷增大的趨勢。
表 3.1 2010-2020 年陜西省城鄉固定投資情況 單位：億元、 %
年份 城鎮固定 城鎮固定資 鄉村固定資 鄉村固定資 城鄉固定資
資產投資 產投資比重 產投資 產投資比重 產投資之比
2010 8340.99 97.43 220.25 2.57 37.87
2011 9701.43 96.79 322.1 3.21 30.12
2012 12501.43 97.36 338.72 2.64 36.91
2013 15583.58 97.80 350.63 2.20 44.44
2014 18357.84 98.12 351.65 1.88 52.20
2015 19826.65 98.26 351.21 1.74 56.45
2016 20474.85 98.32 350.4 1.68 58.43
2017 23468.21 98.53 351.17 1.47 66.83
2018 25890.77 98.64 358.19 1.36 72.28
2019 26523.96 98.68 354.97 1.32 74.76
2020 27611.44 99.04 266.94 0.96 103.44
說明：由于統計口徑的更改，2011 年后缺乏城鄉投資分組數據，故而表中城鎮固定資產額統一用固定資產投資（不含 農戶）表示；鄉村固定資產投資額用農戶固定資產投資表示。將非農戶固定資產投資額算入了城鎮固定投資額中，城 鄉固定資產投資之比會相應增大，但不影響城鄉固定資產投資差距擴大的事實。
數據來源：《陜西統計年鑒》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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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陜西省城鄉固定資產投資之比達到103.4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對比省份。 具體數值如表 3.2 所示。
表 3.2 2020 年全國、陜西及對比省份城鄉固定投資對比表 單位：億元、%
城鎮固定
資產投資 城鎮固定資
產投資比重 鄉村固定資產 投資 鄉村固定資
產投資比重 城鄉固定資
產投資之比
全國 518907.00 98.41 8363 1.59 61.89
陜西 27611.44 99.04 266.94 0.96 103.44
四川 38428.70 98.44 1835.69 4.56 21.59
安徽 36644.12 98.43 582.97 1.57 62.69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陜西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四川統計年鑒》
2）陜西城鄉勞動力流動情況分析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城鄉分治制度，尤其是戶籍制度的實行，勞動力市 場被人為割裂，極大地阻礙了人口遷移和勞動力自由流動。改革開放以來，在政策的扶持 下，非農產業獲得發展機遇，開始趕超農業，取得良好的結果。再加上城鎮化進程加快， 勞動分工由以往的粗放簡單轉向精細化、專業化，社會就業機會增多，可容納勞動力不斷 增加，為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提供了機遇。再加上城鄉勞動力收入差距不斷加大，導致 勞動力、資本等要素不斷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72］。但從近十年的數據來看，陜西省的勞 動力流向與此相悖。從表 3.3 可以看出，2010-2020 年，鄉村就業中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 比例緩慢上升，而從事非農業人比例逐年減小。
表 3.3 2010-2020 年陜西省鄉村從業人員情況 單位：萬人、 %
年份 鄉村就業人數
農業從業
人數 比重
非農業從業
人數 比重
說明：由于 2013年開始，統計口徑的更改，缺乏關于分行業農村從業人員的相關數據，基于數據可獲得性和可比性原
則，表中“農業從業人數”為鄉村從業總人數中第一產業從業人數，“非農從業人數”為鄉村就業總人數與農業從業
人數的差值。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陜西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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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4 可以看出，與全國及四川、安徽的數據相比，2020年，陜西省鄉村從業人 員從事農業的人數均偏高。可見陜西省農業勞動力分布和全國不一致，這主要源于兩個原 因，一是農業技術受限，陜南、陜北多山地、丘陵，受制于地形地勢，耕地零散破碎，農 業機械化嚴重不足，尤其是貧困山村，農業生產還采用牛耕人鋤等原始方式，因此勞動生 產率極低，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二是非農就業崗位的缺乏，目前，陜西絕大部分農村基 礎設施有待完善，非農產業還不成熟，物流、運輸、加工、營銷等行業的分工體系并不完 善，招商引資能力比較欠缺，非農崗位嚴重短缺，無法吸納富余的農業剩余勞動力。
表 3.4 2020 年陜西、全國及對比省份鄉村從業人員對比表 單位：萬人、 %
鄉村從業人數 農業從業
人數 比重 人數 非農業從業
比重
全國 28793 17715 61.53 11078 38.47
陜西 870 602.4 69.24 267.6 30.76
四川 2256 1716 54.08 1457 45.92
安徽 1452 815 56.12 607 41.80
數據來源： 國家統計局、《陜西統計年鑒》 、《安徽統計年鑒》、 《四川統計年鑒》
3.2.2結構層面
城鄉結構主要包括城鄉就業結構、城鄉產業結構等。由于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交融。 因此，本文按照三次產業劃分來分析城鄉產業、就業結構。
1）三次產業占比結構
如圖 3.1 所示，自1978 年以來，陜西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起伏較大。大體 呈四個階段。階段一為改革開放初至1984 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實行，農村的解放運動 如火如荼，促使農村經濟快速恢復，一產業產值比重出現小幅上漲，隨后下降。二產產值 比重持續下降，三產業迅速增長；此后十年中國改革重心轉向城市后，一產占比持續下降， 二產占比相對穩定，三產繼續快速增長；1998-2001 年為第三階段，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 快速下降，二三產業占比同時穩步增長；經過十五年的發展，第一產業基本趨于穩定，第 二產業飛速增長，第三產業呈“U”型增長趨勢；第五階段為2015以后，第一產業進一 步下降，第二產業小幅下降，第三產業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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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三次產業產值占 GDP 比重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近四十年，陜西的產業結構呈合理化趨勢，三次產業持續優化 升級，尤其是服務業發展較快。但仍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a、服務業總量偏小、占比居全國末位，一、二、三產業發展不平衡
2020年，陜西經濟總量為26181.86億元，其中，第三產業為12551.74億元，占比47.9%， 對 GDP 增量的貢獻為 58.2% ，遠遠超過一二產業。可見，第三產業已經成為帶動國民經 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和全國其它省份相比，陜西還有較大差距。從增速看，2020 年陜 西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居全國第 10位，發展相對緩慢。從占比看，陜西僅為 47.9%，尚 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從貢獻率看，陜西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58.2%，遠低于北 上廣等發達省份的水平。具體數據如表 3.5 和圖 3.2 所示。
表 3.5 2020 年陜西、全國及對比省份第三產業發展情況 單位：億元、 %
第三產業 增加值 在全國位次 第三產業 增加值增速 在全國位次
全國 78030.9.00 - 2.10 -
四川 25439.20 8 3.40 6
安徽 19660.10 12 3.00 14
陜西 12524.40 17 2.60 1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0
90.00
M BUs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 3.2 2020 年全國各省（市、區）第三產業占比情況（%）
b、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等發展相對緩慢，產業內部發展不平衡
農業效率偏低。以糧食作物綜合機械化為例，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統計公報，陜 西農業機械化率僅為 70.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小麥機耕率、機收率和稻谷機耕 率、機播率和機收率均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相差最多達到5個百分點以上。
工業發展偏重。近年來，陜西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從存量看，裝備制造業占總產值 比重排名上升，礦物制造行業排名下降，高技術產業取得較快增長，但資源優勢產業依然 為主導產業。在陜西工業總產值排位前十中，能源化工工業占了半壁江山，其中煤炭開采 更是連續多年占比居首，而安徽前10位的行業中，能源化工工業占比僅不到10%。
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2010年，陜西的經濟總量比與安徽低，大約相差4100億 元，此后，差距持續拉大， 2020年大約為11052億元，其中服務業相差明顯，大約為5212 億元，這成為兩省差距加大的主要因素。2020 年，陜西傳統服務業高于對比省份，而現 代服務業中增加值的比重低于對比省份。具體如表 3.6 所示。
表 3.6 2020 年陜西及對比省份服務業增加值結構對比表 單位：%
行業名稱 陜西 四川 安徽
批發和零售業 18.07 17.60 18.12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9.24 6.11 10.39
住宿和餐飲業 4.15 4.89 3.95
金融業 12.31 12.86 12.46
房地產業 11.88 13.56 15.38
其他 44.28 44.98 39.7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三次產業就業結構
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密切相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支撐，其變化趨勢總是趨于一致。 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的三次產業就業人數大致可以分為五大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一二 產基本穩定，三產逐步擴大；改革開放后五至八年，三次產業變動較大，一產比重有所下 降，二三產業逐漸增加；1990 年前后，一二產業就業比例相對穩定，三產業緩慢增長； 進入本世紀，一產平穩下降，二產業呈倒“V”型下降，第三產業呈“V”型變動趨勢； 第五階段為 2003-至今，該階段，一產業進一步下降，二產比例呈起伏式下降，三產業比 例則呈倒“S”上升趨勢。如圖3.3所示。
結合現代經濟理論與陜西發展實際可知，原有的就業結構中，三產就業比重不足 25%， 屬于傳統型；目前三產業就業比重處于 26%與49%之間，符合現代型。這一變化趨勢逐 漸合理化，并向高級化發展。然而陜西省的就業結構還存在以下兩點問題：
a、一二三產業就業結構不平衡
如圖 3.4所示，陜西省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偏高， 2020 年年底，比全國平均水平 23.60% 高 6.42%，比四川略低，比安徽高 4.92%。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偏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 陜西省二產業就業比重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趨勢一致，但遠低于一三產業比重，且低于全 國平均水平和對比省份。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較高，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對比省份。
22
圖 3.4 2020 年陜西、全國、四川及安徽省的就業結構
b、一二三產業勞動力分布不合理
2020 年陜西省的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僅為 0.29，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與對比 省份相比，也相對較低。同時，陜西省的第一產業偏離度為負值，且較小，表明第一產業 存在大量隱性失業。一方面表明陜西省農業技術水平偏低，勞動生產效率不高產業發展緩 慢，另一方面說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力度小，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陜西省的第二產業 勞動生產率較高，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對比省份，其產業偏離度也較高，遠遠大于 1，表 明第二產業勞動力吸納力與產業發展出現失衡，需要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三產 業勞動生產率偏低，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對比省份，其產業偏離度接近零，表明第三產業 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高度一致，在總量上達到均衡狀態，具體數據見表 3.7。
表 3.7 2020 年全國、陜西及對比省份勞動生產率、產業偏離度對比
第一產業 勞動生產率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 產業偏離度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全國 0.31 1.34 1.16 -0.69 0.34 0.16
陜西 0.29 2.06 0.98 -0.71 1.06 -0.02
四川 0.35 1.57 1.18 -0.65 0.57 0.18
安徽 0.33 1.29 1.18 -0.67 0.29 0.18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陜西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四川統計年鑒》計算
3.2.3功能層面
城鄉功能主要包括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等，其根本目的都是滿足人的發展。因此，本 文以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為切入口，來描述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功能。
23
1）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根據表 3 .8可以看出， 2010 以來，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一直處于增長趨勢。其中，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 2010 年的15343 元，至 2020年增長為 37868 元，年均增長率 9.00%。 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2010年為 4477元， 2019 年為13316 元，年均增長率為11.52%， 從城鄉可支配收入增速來看，鄉村始終高于城鎮，可見農民收入有所改善。城鄉人均收入 比處于波動下降的趨勢，可見城鄉居民收入的鴻溝在逐漸靠攏。
表 3.8 2010-2020 年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情況 單位：元、 %
城鎮居民人均 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鄉人均 收入比
年份 可支配收入
絕對值 增長率 絕對值 增長率
2010 15343 10.89 4477 20.28 3.43
2011 17836 16.25 5484 22.49 3.25
2012 20269 13.64 6285 14.61 3.22
2013 22346 10.25 7092 12.84 3.15
2014 24366 9.04 7932 11.84 3.07
2015 26420 8.43 8689 9.54 3.04
2016 28440 7.65 9396 8.14 3.03
2017 30810 8.33 10265 9.25 3.00
2018 33319 8.14 11213 9.24 2.97
2019 36098 8.34 12316 9.84 2.93
2020 37868 4.90 13316 8.00 2.84
數據來源：根據《2020 年陜西省統計年鑒》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從表 3.9的數據來看，陜西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37868 元、13316 元，均低于 全國平均水平。與對比省份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陜西城鎮居民收入分別低于四川省和 安徽省385元、1573元，農村居民收入比四川、安徽分別低2612元、3303元。 2020年 陜西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 2.8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0.28 個百分點。盡管近年來陜西 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連年攀升，但與全國以及對比省份相比差距仍然較大，且城鄉居民收 入差距較大。
24
表 3.9 2020 年全國、 陜西及對比省份城鄉居民收入構成情況 單位： 元
區域 地區 工資 經營 財產 轉移 總計 城鄉人均 收入比
全國 26381 4711 4627 8116 43834 2.56
城鎮 陜西 21850 2836 2851 10331 37868 2.84
四川 21951 4334 3059 8910 38253 2.40
安徽 23634 6189 3505 6113 39441 2.37
全國 6974 6077 419 3661 17131 2.56
鄉村 陜西 5388 4150 229 3550 13317 2.84
四川 4978 6152 510 4289 15929 2.40
安徽 5839 6227 334 4225 16620 2.37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整理而得
從各區域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構成情況來看，可以發現，各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 中工資性收入比例較高，與全國數據相比，陜西這一數據較低。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其主 要收入來源呈現區域差異，陜西省主要為工資性收入，與全國數據一致；而四川和安徽的 以經營性收入為主。另外，財產性收入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差異，相較于城鎮居民而言，農 村居民的收入中財產性收入相對較低。一方面是因為城鎮房產價值水平遠高于鄉村房產價 值。另一方面農村地區的經濟金融發展不足，居民對理財產品尚不了解，手中閑財多選擇 銀行儲蓄或自我儲存。陜西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高于其他兩個對比省份，而轉移性收入主要 是政府為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側面反映出陜西省城鄉收 入差距較大。
2）陜西省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分析
根據表 3.10， 2010 以來，陜西省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一直處于增長趨勢。其中，城鎮 居民人均消費從 2010 年的 11822 元，至 2020 年增長為 22866 元，增長了 11044 元，年均 增長率 6.82%。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在 2010 年為 3794 元， 2020 年為 11376 元，增長了近 2 倍，年均增長率為 11.60%。且近十九年，與城鎮居民相比，鄉村居民人均消費增速始終 偏高，可見農民消費能力不斷提升。從城鄉人均支出比來看，處于下降的趨勢，近兩年處 于 2.10 左右，表明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在逐漸縮小。
25
表 3.10 2010-2020 年陜西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單位：元、 %
年份 城鎮居民
人均消費 農村居民
人均消費 城鄉人均 支出比
絕對值 增 長率 絕對值 增長率
2010 11822 10.43 3794 13.27 3.12
2011 13783 16.59 4496 18.50 3.07
2012 15333 11.25 5115 13.77 3.00
2013 16399 6.95 6488 26.85 2.53
2014 17546 6.99 7252 11.78 2.42
2015 18464 5.23 7901 8.95 2.34
2016 19369 4.90 8568 8.44 2.26
2017 20388 5.26 9306 8.61 2.19
2018 21966 7.74 10071 8.22 2.18
2019 23514 7.05 10935 8.58 2.15
2020 22866 -2.80 11376 4.00 2.01
數據來源：根據《陜西省統計年鑒》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如表 3.11所示， 2020年陜西省城鄉居民人均支出分別為 22866元、11376元，均低 于全國平均水平，與對比省份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陜西城鎮居民支出低于四川省 2267 元，農村居民支出比四川省低 3577元，比安徽省低 3648元。 2020 年陜西省城鄉居民人 均支出比為 2.0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0.04 個百分點。與四川和安徽相比，明顯偏高。可 見，近年來陜西省城鄉居民支出水平不斷提高，但城鄉居民支出差距較大。
從支出構成來看， 2020 年陜西省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中，各項支出的絕對值相差較大， 基本在 2-3 倍左右；各項支出的占比相對接近，相差均在 3 個百分點以內；城鄉居民的支 出以滿足日常衣食住行所需，城鄉占比均在 70%以上；用于科教文體娛的占比相對較低。 占比均低于 20%。
表 3.11 2020 年全國、陜西及對比省份城鄉居民支出構成情況 單位：元
區
域 地區 食品
煙酒 衣著 居住 生活
用品 交通
通信 文化
教育 醫療
保健 其他 合計 城鄉
人均
及服務 娛樂 支出比
全國 7881 1645 6958 1640 3474 2592 2172 646 27007 1.97
城 陜西 6296 1650 4888 1622 2855 2387 2608 560 22866 2.01
鎮 四川 8741 1675 4951 1600 3052 2253 2193 668 25133 1.68
安徽 7400 1549 5349 1359 2674 2283 1638 430 22682 1.51
全國 4479 713 2962 768 1841 1309 1418 224 13713 1.97
鄉 陜西 3183 610 2715 688 1461 1057 1491 171 11376 2.01
村 四川 5478 753 2866 905 1935 1107 1650 258 14953 1.68
安徽 5146 868 3391 855 1664 1422 1457 222 15024 1.51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整理而得
26
3.3陜西區域經濟發展態勢
囿于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性，陜西分為三大經濟區域，即關中、陜北和陜南。在資源 稟賦和歷史根源影響下，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較大差異，呈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不 平衡性，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3.3.1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明顯，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就具體的經濟指標看，三大區域差距明顯。從經濟實力看，2020 年，關中遠遠領先 其它兩個區域，分別是陜北、陜南的 2.7 倍、4.5 倍；地方財政收入上，關中依然居三大 區之首，分別為陜北、陜南的 1.8 倍、10.0 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關中也是第一， 分別為陜北、陜南的7.0倍、6.3倍；從經濟結構看，三大區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增加 值比重分別為61.3%、30.6%和39.1%。從對外開放程度看，關中地區進出口占全省比重 達97.99%，幾乎包攬了全省的進出口貿易，其中，西安占全省比重達92.24%，而西安周 邊的城市，如寶雞、咸陽占比均不到2%，西安在對外經濟中“一枝獨秀”，還未發揮出 擴散效應和外溢作用。具體數據如圖 3.5 所示。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數據來源：《陜西省統計年鑒》
圖 3.5 三大區域主要經濟指標對比
3.3.2縣域經濟發展進程差別明顯，縣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縣域經濟囊括著縣城、鄉鎮及農村，是城鄉經濟結合最為緊密的地區，發展好縣域經 濟不僅是解決鄉村不充分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突破口。如圖 3.6 所示，近十年來，縣域經濟呈現出蓬勃增長的趨勢，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一是總體實力 偏弱、縣均規模偏小。2020年，全省77個縣（市）實現生產總值10686.76億元，低于安 徽61個縣（市）的生產總值。縣均GDP為138.79億元，僅為安徽縣均水平的六成左右。
27
二是縣域經濟實力差距懸殊。2020 年，生產總值排全省前10 名縣（市）的總量占整個縣 域經濟的三分之一。三是縣域服務業發展緩慢。2020 年全省縣域第三產業占比30.66%， 低于安徽 2.41 個百分點。四是城鎮建設步伐緩慢。2020年全省縣域城鎮化率只有 47.62%， 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 11.81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 12.98 個百分點。
60.00
圖 3.6 近十年陜西省縣域經濟情況
4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證研究
4.1陜西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4.1.1研究區域介紹
如圖 4.1 所示，陜西省位于中國西北地區東部的黃河中游，東與山西、河南相鄰，西 與寧夏、甘肅連接，南與四川、重慶、湖北接壤，北與內蒙古相連，既是承東啟西的中心 位置，也是連接南北的重要樞紐。土地總面積20.5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 2.145%。陜西省下轄9個地級市、1個副省級城市、1個農業示范區。從地理位置和民俗 文化的差異，可以將所有地級單位劃分為三大區域：關中地區、陜南地區和陜北地區。需 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楊凌示范區作為農業示范區的特殊性，由省政府管轄，在行政、經 濟等方面具有管理權，且在《陜西統計年鑒》上單獨統計，但是尚未被單獨列為行政區， 仍將楊凌區劃屬咸陽市，故暫未將其納入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陜西省 10個地級市。
除此之外，考慮到所用數據時間跨度較長，各市區名稱或所轄范圍可能有所變更，所 以采用使用數據中最近的年份，即2020年為基準，統一進行修正。
29
內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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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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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區
甘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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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湖
川
省
四
亟慶市
前隸市-
胃幫芾-
應陽市-。西妄市
圖 4.1 陜西行政區劃圖
30
4.1.2城鄉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
1）指標選取的基本原則
a、 指標體系遵循科學性和適用性
本文以城鄉協調發展相關文獻和理論為基礎，從經濟發展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面 來構建指標體系，充分考慮了各指標的內部關聯性和內在邏輯性，確保指標體系的科學性。 同時，本文將陜西地域特色和經濟發展實際和指標體系構建相結合，具有較好的適用性。
b、 指標內容具有延續性和補充性
構建評價體系時，本文以現有文獻中與城鄉協調發展相關的指標體系為藍本，認真研 讀，并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篩選符合的指標，較好地延續了前人的 研究成果，使得所選指標更具有權威性。此外，還充分考慮了陜西經濟發展實際，適當補 充了具有區域代表性的指標，以便更好地反映陜西城鄉經濟發展水平。
c、 指標選取的可比性和可獲得性
在進行數據統計分析時，充分考慮了數據量綱的不一致性，通過數據標準化實現口徑 統一、核算方法一致的目標。同時盡量采用相對指標，以便數據對比。此外，考慮到部分 數據可能無法獲得，本文盡量選取公開的、可供查閱的以及統計完整的數據。
2）指標選取及指標體系構建
城鎮化是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城鎮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 展的風向標，更是社會組織程度及政府管理水平的評價表。鄉村經濟發展水平是農業生產、 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綜合體現。本文以現有相關文獻為基礎，根據系統發展理論，分別 從城鄉經濟發展要素、結構以及功能三個維度選取指標建立指標評價體系，測度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城鄉發展水平，具體指標及含義見表 4.1。
31
表 4.1 子系統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
評價評價 具體 指標 單位 指標 指標
目標維度 指標 涵義 性質 來源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常住城鎮人口/人口總數 % + 李麗等（2017）
要素 城鎮土地開發水平 建成區面積/總面積 % + 王艷飛等（2015）
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常住人口 % + 李麗等（2017）
研發經費投入 R&D 經費內部支出/財政總支出 % + 王維（2017）
結構 非農就業人口比重 二三產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 % + 王艷飛等（2015）
城鎮 非農產業產值比重 二三產業產值/地區生產總值 % + 馬力陽等（2017）
經濟 城鎮勞動產出率 二三產業產值/城鎮常住人口 萬元/人 + 蔡進等（2018）
發展 建成區經濟密度 二三產業產值/建成區面積 萬元/平方公里 + 馬力陽等（2017）
水平 人均工業產值 規模上工業總產值/城鎮常住人數 萬元/人 + 王維（2017）
功能 能源經濟效益 單位 GDP 能耗 噸標準煤/萬元 - 呂丹等（2014）
城鎮居民收入情況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萬元/人 + 呂丹等（2014）
城鎮居民支出清況城鎮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城鎮人數 萬元/人 + 武圣欽等（2020）
城鎮就業情況 城鎮登記失業率 % - 李濤等（2015）
城鎮醫療保障水平 城鎮居民每萬人擁有醫生數 人 + 王維（2017）
農村勞動力情況 常住鄉村人數/人口總數 % + 李麗等（2017）
要素 人均耕地面積 年末實有耕地面積/戶籍總人口 公頃/人 + 馬力陽等（2017）
財政資金支農力度 農林水事務支出/財政總支出 % + 高曉慧（2020）
農業機械化水平 機械功率/耕地面積 千瓦/公頃 + 李靜等（2018）
結構 鄉村非農就業比重鄉村非農就業人數/鄉村就業人數 % + 王維（2017）
鄉村 農業結構多元化 林牧漁業產值/農林牧漁業總產值 % + 李靜等（2018）
經濟 農村勞動產出率 農業總產值/農業就業總人數 萬元/人 + 蔡進等（2018）
發展 農村土地產出率 農業總產值/耕地面積 萬元/公頃 + 蔡進等（2018）
水平 人均農業產值 農業總產值/常住鄉村總人數 萬元/人 + 李莉春等（2017）
功能 糧食產出率 糧食總產量/糧食播種面積 噸/公頃 + 喻開志等（2017）
農村居民收入情況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萬元/人 + 蔡進等（2018）
鄉村居民支出情況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鄉村人數 萬元/人 + 武圣欽等（2020）
農村就業情況 鄉村就業人口/鄉村戶籍總人數 % + 王艷飛等（2015）
農村醫療保障水平 鄉村居民每萬人擁有醫生數 人 + 王維（2017）
3）數據來源及指標權重確定
a、數據來源
鑒于經濟發展具有時效性和周期性，統計數據具有連續性和統一性，本文選取 2005 2020 年作為研究時期。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陜西統計年鑒、陜西科技年鑒、各市統計年 鑒以及政府工作報告。對于統計不全或具有爭議的數據，利用相鄰年份插值法進行補充。
b、權重確定
第一，數據標準化。由于城鄉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包含了多個指標，各評價 指標的類型不同、性質不同、統計口徑不同，如果不加調整，用原始值計算分析，就會出 現“突高削低”的現象。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確保結果的準確性，需要從量綱和數量 級上對原數據進行處理。常見的數據標準化處理方法有離差標準化、標準差標準化、Log
32
函數轉換等。根據適用性原則，本文擬采用離差標準化方法，計算方式如下：
表 4.2 指標權重表
評價
目標 評價
維度 維度
權重 具體指標 指標涵義 指標
權重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常住城鎮人口/人口總數 0.073
要素 0.366 城鎮土地開發水平 建成區面積/總面積 0.139
人均固定資產投資 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常住人口 0.067
研發經費投入 R&D 經費內部支出/財政總支出 0.086
結構 0.107 非農就業人口比重 二三產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 0.051
城鎮 非農產業產值比重 二三產業產值/地區生產總值 0.055
經濟 城鎮勞動產出率 二三產業產值/城鎮常住人口 0.084
發展 建成區經濟密度 二三產業產值/建成區面積 0.063
水平 人均工業產值 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城鎮常住人數 0.071
功能 0.527 能源經濟效益 單位GDP能耗 0.041
城鎮居民收入情況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65
城鎮居民支出清況 城鎮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城鎮總人數 0.092
城鎮就業情況 城鎮登記失業率 0.053
城鎮醫療保障水平 城鎮居民每萬人擁有醫生數 0.057
農村勞動力外流 戶籍鄉村總人數/常住鄉村總人數 0.064
要素 0.283 人均耕地面積 年末實有耕地面積/戶籍總人口 0.091
財政資金支農力度 農林水事務支出/財政總支出 0.053
農業機械化水平 機械功率/耕地面積 0.074
結構 0.120 鄉村非農就業比重 鄉村非農就業人數/鄉村就業總人數 0.054
鄉村 農業結構多元化 林牧漁業總產值/農林牧漁業總產值 0.066
經濟 農村勞動產出率 農業總產值/農業就業總人數 0.072
發展 農村土地產出率 農業總產值/耕地面積 0.066
水平 農業發展情況 農業總產值/常住鄉村總人數 0.079
功能 0.598 糧食產出率 糧食總產量/糧食播種面積 0.066
農村居民收入情況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84
鄉村居民支出情況 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鄉村總人數 0.082
農村就業情況 鄉村就業人口/鄉村戶籍總人數 0.072
農村醫療保障水平 鄉村居民每萬人擁有醫生數 0.077
說明：上表中“指標權重”為 2005-2020年指標權重的平均值
4.1.3陜西城鄉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根據前文的方法得出了各個指標的權重，再構建綜合水平指數計算城鄉子系統經濟發 展水平。綜合水平指數計算方法如下：
Yc 二工二x,bw1 （4.5）
Yv 二工二xtbwt （4.6）
式中：Yc和打分別表示城鎮經濟發展水平和鄉村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水平指數；xb表 示第i項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w,是第i項指標權重。
1）城鎮子系統
34
利用上述方法，本文計算出陜西省10 個地級市2005-2020年的城鎮經濟發展水平（見 表 4.3）。根據表 4.3，可知，從 2005年到 2020年，陜西省10 個地級市的城鎮發展水平 總體呈小幅上升的發展趨勢，但部分市有所下降，且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
首先，看關中地區的城市，作為陜西省的省會城市，西安市依靠其獨有的資源集聚優 勢，在推進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發展較快，城鎮發展水平呈較波動增長趨勢，從2005 年 的 0.669 增長到 2016 年的 0.771，達到峰值，此后幾年，雖有下降，但始終處于較高水平， 呈現出“兩高一前”的特征，即“總量較高、增速較高、排名靠前”。接下來是寶雞市， 其城鎮經濟發展水平與排名第一的西安市差距較大，且增速相對較慢，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排名相對靠后的是咸陽市、銅川市和渭南市，排名分別為第五、第六、第八，屬于典型的 “兩低一后”型，即“總量較低，增速較低，排名靠后”。縱觀整個關中地區的城鎮經濟 發展情況，表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的趨勢。
其次，將目光聚焦在陜北地區，榆林市和延安市分別位于10 個市中的第三和第四， 兩市排名接近。其中，榆林市的城鎮發展水平從 2005年的 0.337 上升到2020 年的0.473， 十五年間上升了0.055，年均增速為0.917%；延安市的城鎮發展水平從2005年的0.530 降到2020 年的0.426十五年間降低了 0.184。可見整個陜北地區，城鎮經濟發展緩慢，甚 至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陜北地區經濟發展嚴重依賴煤、石油等化石能源， 在金融危機以前，陜北地區依靠豐富的化石能源，大力發展能源化工產業，極大地促進了 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隨著“產能過剩”“生態破壞”等問題出現后，陜北地區的城鎮 經濟發展出現了后勁不足的問題。
最后，關注陜南地區，陜南三市的城鎮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漢中市、安康市、商 洛市排名分別為七、九、十，不僅總量偏低，增速也相對緩慢，是典型的“低負后”型， 即“總量較低、增速為負、排名靠后”。這主要受制于地形地勢，漢中、安康、商洛三市 均處于秦嶺以南，山區面積比重較大，導致三市土地面積狹小，尤其是適宜居住的空間非 常有限，城鎮化建設難度大。此外，廣闊的山地與丘陵，將耕地割裂成零散狹小的塊狀， 難以采用機械化操作，因此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村發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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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 2005-2020 年城鎮經濟發展水平及排名
西安 銅川 寶雞 咸陽 渭南 延安 漢中 榆林 安康 商洛
2005 0.669 0.280 0.514 0.333 0.199 0.530 0.249 0.377 0.214 0.170
2006 0.650 0.274 0.509 0.317 0.188 0.510 0.230 0.404 0.191 0.225
2007 0.641 0.251 0.443 0.328 0.215 0.565 0.263 0.474 0.188 0.192
2008 0.699 0.269 0.482 0.346 0.167 0.534 0.227 0.560 0.153 0.166
2009 0.743 0.304 0.487 0.408 0.193 0.527 0.237 0.551 0.189 0.188
2010 0.717 0.287 0.482 0.398 0.222 0.479 0.236 0.549 0.189 0.181
2011 0.590 0.247 0.419 0.322 0.153 0.447 0.178 0.554 0.123 0.153
2012 0.678 0.275 0.430 0.356 0.175 0.411 0.197 0.539 0.116 0.136
2013 0.699 0.286 0.453 0.374 0.171 0.429 0.215 0.538 0.121 0.134
2014 0.736 0.302 0.461 0.403 0.198 0.430 0.195 0.505 0.166 0.153
2015 0.727 0.309 0.499 0.439 0.143 0.372 0.179 0.375 0.161 0.165
2016 0.771 0.319 0.524 0.446 0.212 0.312 0.239 0.432 0.258 0.177
2017 0.732 0.315 0.492 0.351 0.207 0.289 0.235 0.432 0.179 0.210
2018 0.697 0.277 0.501 0.362 0.176 0.270 0.209 0.404 0.228 0.180
2019 0.695 0.278 0.478 0.304 0.182 0.287 0.192 0.406 0.223 0.169
2020 0.595 0.389 0.571 0.344 0.182 0.345 0.282 0.432 0.242 0.198
平均 0.690 0.285 0.478 0.366 0.187 0.426 0.219 0.473 0.180 0.173
排名 1 6 2 5 8 4 7 3 9 10
2）鄉村子系統
同樣，根據前文構建的鄉村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以及給出的計算方式，得出 陜西省 10個地級市 2005-2020年的鄉村經濟發展水平（見表 4.4）。可以看到鄉村經濟 發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鎮，且近些年來發展緩慢，同樣，也出現了“區域分化”的特征。
就關中地區來說，西安、咸陽、寶雞分別位于 10個地市中的前三名，其平均得分十 分接近，增速卻有所差異，除西安市外，另外兩個市區的年均增速為正。接下來是銅川市 和渭南市，兩市分別為第七和第八，渭南排名相對靠后，但增速較快，年均增速達到 1.741%。 整體而言，關中地區的鄉村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為三大地區之首。這與關中地區地勢 平坦、土壤肥沃等良好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同時，積極發展現代高效農業，轉變農業發 展方式也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有利推手。
就陜北地區而言，榆林市和延安市分別位于第四和第六。其中，榆林市的鄉村經濟發 展水平從 2005年的 0.378 上升到2020 年的0.414，年增速達到 0.593%；延安市的鄉村經 濟發展相對緩慢，從 2005年的 0.377 上升到2020 年的0.432，年增速達到0.280%。盡管 兩市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偏低，但增速較快，可見，陜北地區的鄉村經濟發展是典型的“潛 力股”。
就陜南地區而言，除漢中市排名相對靠前，名列第五，其余兩市處于倒數，不僅如此， 年均增速也較低，均為負，是典型的“低負后”型，即“水平低，負增速，排名后”。這 與前文提到的陜南地區地處秦嶺以南，多山地、丘陵，地勢起伏較大息息相關。對于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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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來說，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導致陜南 地區鄉村經濟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
表 4.4 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 2005-2020 年鄉村經濟發展水平及排名
西安 銅川 寶雞 咸陽 渭南 延安 漢中 榆林 安康 商洛
2005 0.599 0.473 0.537 0.555 0.341 0.377 0.470 0.378 0.427 0.386
2006 0.547 0.458 0.470 0.490 0.347 0.360 0.441 0.421 0.386 0.337
2007 0.559 0.414 0.479 0.512 0.383 0.375 0.455 0.467 0.359 0.341
2008 0.580 0.422 0.501 0.519 0.385 0.382 0.429 0.498 0.350 0.331
2009 0.536 0.399 0.501 0.468 0.394 0.447 0.409 0.478 0.300 0.370
2010 0.512 0.392 0.558 0.524 0.366 0.497 0.442 0.493 0.242 0.363
2011 0.403 0.352 0.469 0.446 0.319 0.426 0.389 0.487 0.196 0.318
2012 0.494 0.428 0.569 0.527 0.398 0.480 0.429 0.499 0.235 0.385
2013 0.490 0.424 0.558 0.565 0.413 0.448 0.441 0.476 0.253 0.393
2014 0.493 0.439 0.573 0.572 0.445 0.459 0.468 0.451 0.241 0.408
2015 0.579 0.412 0.539 0.592 0.427 0.450 0.415 0.449 0.269 0.426
2016 0.581 0.401 0.550 0.568 0.441 0.400 0.447 0.455 0.362 0.397
2017 0.574 0.422 0.609 0.564 0.502 0.441 0.495 0.501 0.374 0.473
2018 0.536 0.430 0.551 0.543 0.541 0.490 0.472 0.527 0.411 0.426
2019 0.558 0.406 0.543 0.484 0.490 0.444 0.458 0.543 0.409 0.421
2020 0.523 0.306 0.537 0.382 0.442 0.393 0.352 0.414 0.355 0.325
平均 0.536 0.418 0.534 0.529 0.413 0.432 0.444 0.475 0.321 0.385
排名 1 7 2 3 8 6 5 4 10 9
4.2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測度及分析
4.2.1耦合協調度測度方法選取及說明
耦合度可以衡量系統之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參考相關文獻，構建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度 模型，具體如下：
C = 2丄亠■
\(Yc + Yv )2
上式中，C表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間；Yc表示城鎮經濟發展水平；打表示鄉村 經濟發展水平。
考慮到耦合度不能較好地反映城鄉協調水平的高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 構建了城鄉發展耦合協調度，以此來測算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程度，公式如下：
Y = aYc + 0Yv (4.8)
D = 4c^y
上式中，卩為城鄉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協調指數，體現了城鄉經濟發展整體協同效益; &和0是待估參數，基于城鎮子系統和鄉村子系統同樣重要，所以&和0賦值均為0.5； D為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取值為在0和1之間，值越大，表明兩個系統耦合協調水 平越高。
借助相關研究成果［73-75］，得到耦合協調度的判斷標準和類型，共分為3大類，分別是 協調發展、過渡發展以及失調衰退；三大類又細分為10小類。具體見表 4.5。
表 4.5 耦合協調發展度的判斷標準及類型
大類 亞類 耦合協調度范圍
優質協調 [0.900,1.000]
協調發展 良好協調 [0.800,0.900)
中級協調 [0.700,0.800)
初級協調 [0.600,0.700)
過渡發展 勉強協調 [0.500,0.600)
瀕臨失調 [0.400,0.500)
輕度失調 [0.300,0.400)
中度失調 [0.200,0.300)
失調衰退 嚴重失調 [0.100,0.200)
極度失調 [0.000,0.100)
4.2.2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測度
根據前文對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子系統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測度結果，以及構建 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得出了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度。由表 4.6可以看 出， 2005-2020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度水平均超過0.8，意味著城鄉 經濟一直處于較高的耦合水平，可見城鄉系統將走向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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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度水平
年份 西安 銅川 寶雞 咸陽 渭南 延安 漢中 榆林 安康 商洛
2005 0.998 0.967 1.000 0.968 0.965 0.986 0.951 1.000 0.943 0.921
2006 0.996 0.968 0.999 0.977 0.955 0.985 0.949 1.000 0.941 0.980
2007 0.998 0.970 0.999 0.976 0.960 0.979 0.964 1.000 0.950 0.960
2008 0.996 0.975 1.000 0.980 0.919 0.986 0.951 0.998 0.920 0.943
2009 0.987 0.991 1.000 0.998 0.940 0.997 0.964 0.997 0.974 0.945
2010 0.986 0.988 0.997 0.991 0.970 1.000 0.953 0.999 0.992 0.942
2011 0.982 0.985 0.998 0.987 0.937 1.000 0.928 0.998 0.974 0.937
2012 0.988 0.976 0.990 0.981 0.921 0.997 0.929 0.999 0.941 0.878
2013 0.984 0.981 0.995 0.979 0.909 1.000 0.939 0.998 0.936 0.871
2014 0.980 0.983 0.994 0.985 0.923 0.999 0.912 0.998 0.983 0.891
2015 0.994 0.990 0.999 0.989 0.867 0.995 0.917 0.996 0.968 0.897
2016 0.990 0.994 1.000 0.993 0.937 0.992 0.953 1.000 0.986 0.924
2017 0.993 0.989 0.994 0.973 0.909 0.978 0.934 0.997 0.936 0.923
2018 0.991 0.976 0.999 0.980 0.860 0.957 0.923 0.991 0.958 0.914
2019 0.994 0.982 0.998 0.974 0.889 0.977 0.913 0.989 0.956 0.905
2020 0.998 0.993 1.000 0.999 0.909 0.998 0.994 1.000 0.982 0.970
表 4.7展現了2005-2020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可 以看出三大地區差異較大，總體來看，關中地區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最高，陜 北地區次之，陜南地區與其他兩地區差距較大。
表 4.7 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
年份 西安 銅川 寶雞 咸陽 渭南 延安 漢中 榆林 安康 商洛
2005 0.796 0.603 0.725 0.656 0.510 0.669 0.585 0.615 0.550 0.506
2006 0.772 0.595 0.699 0.628 0.505 0.655 0.564 0.642 0.521 0.525
2007 0.774 0.568 0.679 0.640 0.536 0.678 0.588 0.686 0.509 0.506
2008 0.798 0.580 0.701 0.651 0.504 0.672 0.558 0.727 0.481 0.484
2009 0.794 0.590 0.703 0.661 0.525 0.697 0.558 0.716 0.488 0.514
2010 0.778 0.579 0.720 0.676 0.534 0.698 0.568 0.721 0.463 0.506
2011 0.698 0.543 0.666 0.615 0.470 0.660 0.513 0.720 0.394 0.470
2012 0.761 0.586 0.703 0.658 0.514 0.666 0.539 0.720 0.407 0.478
2013 0.765 0.590 0.709 0.678 0.515 0.662 0.555 0.711 0.418 0.479
2014 0.776 0.603 0.717 0.693 0.545 0.666 0.550 0.691 0.447 0.500
2015 0.806 0.598 0.720 0.714 0.497 0.640 0.522 0.641 0.456 0.515
2016 0.818 0.598 0.732 0.709 0.553 0.594 0.572 0.666 0.553 0.515
2017 0.805 0.604 0.740 0.667 0.568 0.597 0.584 0.682 0.509 0.561
2018 0.782 0.588 0.725 0.666 0.555 0.603 0.561 0.679 0.553 0.526
2019 0.789 0.580 0.714 0.619 0.547 0.597 0.545 0.685 0.550 0.517
2020 0.747 0.588 0.744 0.602 0.533 0.607 0.561 0.650 0.541 0.504
平均得分 0.781 0.587 0.710 0.662 0.525 0.650 0.557 0.687 0.487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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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時空演化特征分析
根據前文的測度結果，得出了 2005-2020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 協調度水平，本小節將對其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以便深入探究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 鄉經濟協調發展現狀。
1）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時間變化分析
a、城鄉協調整體呈小幅波動增長趨勢
由圖 4.2可以看出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水平整體增長緩慢， 根據各市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特征，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總量較高”型，以城 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較高，年均增速為正，年均增速相對較快為特征，其代表城市為西安、 寶雞，其城鄉發展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屬于協調發展類。第二類是“波動增長”型，其 特征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處于中等水平，年均增速為正，出現“先增后降”的趨勢，以榆 林等為例，其城鄉發展耦合協調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第三類是“波動下滑”型，主要特 征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處于中等水平及以上，年均增速為負，城鄉協調發展水平先增后降， 該類代表城市有銅川等。第四類是“緩慢下滑”型，主要特征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處于中 等水平及以下，年均增速為負，城鄉協調發展水平出現小幅下滑趨勢，以商洛等為例，基 本處于 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低地”。
b、城鄉協調結構類型呈階段性整體改善
如圖 4.3所示，近十五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協調發展以低等級類型為主， 90% 以上的地區都未達到良好協調。整個結構演化以 2012年為界，前后對比較為明顯。
2005-2011 年，城鄉協調結構演化較為緩慢，協調水平整體呈惡化趨勢，其中，“勉強協 調”型占比從2005年的50%減少到2011年的20%；“瀕臨失調”型占比從2008年開始 出現，至 2011 年達到20%； 2011 年甚至出現“輕度失調”型。2012年以后，城鄉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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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結構演化加快，出現整體向好的趨勢。其中，“輕度失調”型占比消失；“瀕臨失調” 型占比從 2012 年的 20%至 2016 年消失；“勉強協調”型占比呈擴張趨勢，占比從 2012 年的20%逐漸上升到2020年的50%，成為主導類型。究其原因，在于陜西省第十二次黨 代會以來，把協調作為發展的內在要求，著力構建可持續的發展結構，大力實施關中協同 創新、陜北轉型持續、陜南綠色循環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三大區域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 稟賦優勢，協調有序，競相發展。
c、城鄉協調水平的區域差異先增后減
如圖 4.4所示，整個結構演化以2012年為界，呈現明顯的兩階段特征。2012年以前， 極差和標準差呈現波動上升趨勢，意味著陜西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區域差異特征愈發凸顯。 原因在于2012 年以前，陜西城鄉協調水平整體走下坡路，但協調水平較低的地區下降幅 度也更大。如 2005-2011 年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較好的西安市降低了 0.047，年均增速為 -2.26%，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較差的商洛市年均增速為-4.88%。可見，該階段10個地級 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表現出“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特征。2012 年到達頂峰 后開始下降，可見陜西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地區性差異呈現弱化趨勢，開始步入協調有序 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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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特征分析
由于連續年份變化幅度較小，不能清楚地展現時間演變規律，同時，遵循中心對稱原 則，本文以五年為一個觀察時點，分別選取了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4個 年份的數據進行分析。依據前文耦合協調度的分類標準（見表4.5）,借助ArcGis軟件 繪制所選取時點的空間分布圖。根據圖 4.5可知，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空間演變具有以 下特征：
a、 區域差異縮小
“核心-外圍”差異是陜西城鄉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區域特征。核心區包括西安、寶雞 為主的關中城市群，而南北兩翼的陜北地區和陜南地區則形成了外圍空間。 2005年，二 者的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658和0.585，二者相差0.073； 2010年時這一數據 變為0.658和0.591，二者相差0.331，差異有所擴大； 20 1 5年核心地區與外圍地區的城鄉 經濟耦合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667和0.555，差異為0.561，有所擴大；到了2020年，核 心地區與外圍地區城鄉協調度分別為0.643和0.573，均值之差由2005年的0.658下降到 2020 年的 0.350，綜合來看，“核心-外圍”差異有所弱化，區域差異在逐漸縮小。
b、 中心極化弱化
西安市作為陜西省省會城市，依靠獨特的資源集聚優勢，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水平在 10個地級市中始終“獨樹一幟”。 2005年以來，西安市的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基本在 0.6以上，盡管部分年份有所下降，但始終高于其他9個地級市的平均水平，其差距從2005 年的0.194，到2020年的0.155，有所下降，表明空間極化現象存在，但呈現弱化趨勢。 同時，西安市城鄉關系協調類型對周邊市區影響不明顯，尤其是寶雞、渭南、安康等城市， 與 2005 年相比，其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均有所提升，且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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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群體集聚不足
從圖 4.7 可以看出，陜西城鄉經濟發展尚未形成“集群化”。由于區位條件、資源要 素稟賦、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等方面均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陜西省10個地級市形成了三 大經濟社會區域，以三大地區為載體，10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發展也呈地區式群體化發 展。2005 年，三大地區間的內部差異較大。以關中地區為例，西安市耦合協調度為 0.796， 達到“中級協調”型，而渭南市僅為 0.510，為“勉強協調”型，二者相差 0.286；2020 年時，西安的耦合度為 0.747，渭南市為 0.533，二者相差 0.214。另外，陜南地區的三個 城市，2005年均處于“勉強協調”型，到2020年仍均處于“勉強協調”型。可見，盡管 區域內部的城鄉協調發展逐漸縮小，城市集群化日益明顯，但整體空間集聚特征不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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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前文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了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并分析了時空演化特征。 在 2005-2020 年間，這一數值呈總體上升趨勢。可見，近年來，陜西在促進城鄉經濟一體 化進程中，陜西取得了較為良好的結果。為深入探究影響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影 響因子，尋找觸發動因，本文擬采取空間截面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4.3.1影響因子的確定和變量說明
影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通過閱讀大量相關文獻，借鑒已有研究成 果［76-77］，選擇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為被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水平、經濟發展水平、 固定投資水平、財政支農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等5個指標為解釋變量。具體說明見表 5.8。 建立如下基礎模型：
D = c + ind + pgdp + pinv + gov + ser + £ (4.10)
上式中，D為城鄉經濟耦合協調度；c為常數項；£為隨機擾動項；其它均為解釋變
量。以式4.10為基礎，將各變量的空間滯后項納入，得到以下空間計量模型：
D = aWD + pX + xWX + s (4.11)
上式中，WD為被解釋變量D的空間滯后項；X代表式中解釋變量的集合；WX為 解釋變量 X 的空間滯后項。由于空間模型類型眾多，需要通過進一步檢驗才能確定最終 的模型類型。
表 4.8 是對各變量的具體說明，對所選變量進行文字解釋及符號定義。
表 4.8 變量說明
變量名稱 符號表示 變量說明
耦合協調指數 D 城鄉經濟耦合協調耦協調度
產業結構水平 ind 非農產業增加值與國民生產總值比值
經濟發展水平 pgdp 國民生產總值與總人口比值
固定投資水平 pinv 社會總固定資產投資與總人數比值
財政支農水平 gov 農林水支出與財政總支出比值
社會服務水平 ser 農村與城市每千人醫生數之比
實證分析中所用數據均來源于2021年陜西統計年鑒和各市區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統計公報，為避免出現異方差，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此處采用對數化處理。 處理后的數據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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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變量描述性統計
NAME N AVG SD MAX MIN
LnD 10 -0.500 0.137 -0.675 -0.231
Lnind 10 3.705 0.222 3.364 4.144
Lnpgdp 10 1.710 0.410 1.242 2.492
Lnpinv 10 1.858 0.281 1.517 2.491
Lngov 10 -1.117 0.769 -2.761 -0.180
Lnser 10 -2.151 0.308 -2.570 -1.551
4.3.2空間數據分析
本文利用全局 Moran'I 及其散點圖，檢測空間相關性。 其中，全局 Moran'I 表達式 為：
I = n 工:i 工；=i w j ( xi - X)(「一 x)
_ y n y n w, y n (xi - x)2 a】2)
i = 1 j = 1 i i = 1 i
上式中，n代表研究區域中單元總個數，兀和Xj分別表示第i個空間單元和第j個，X 為所有空間單元屬性值的均值， wij 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根據研究需要，采用鄰接權重 矩陣，式 4.13 為具體表達式。
-1 <Moran'I< 1,該值的正負與空間相關性的正負一致，且越靠近1正相關性越強； 越靠近－1，負相關性越強。
[1 i,j相鄰
Wij = <
J [o i,j 不相鄰 (4.13)
根據表4.10，可知Moran'I為-0.120，—般來說，Moran'I指數為正值，出現負值情 況較少。考慮到經濟發展地域性，聯系第 4 章第 2 節中關于“陜西城鄉經濟發展耦合協調 度的空間特征分析”，可以知道2005-2020年陜西10個地級市以西安為中心的極化現象 呈現弱化趨勢，群體集聚不足，因此，Moran'I出現負值正是對這一結論的回應。
表 4.10 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
Moran'I -0.120
sd 0.195
P-value 0.084*
說明：***、**、*分別表示 1%、5%、10%水平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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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影響因子空間系數回歸分析
由于空間模型類型眾多，需要通過進一步檢驗才能確定最終的模型類型。本文進行了
LM和R-LM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11所示，從中可以看出滯后模型優于誤差模型。
表 4.11 模型檢驗結果
Test Statistic P-value
LM 0.532 0.466
Spatial error R-LM 4.516 0.034
LM 6.016 0.014
Spatial lag R-LM 10.000 0.002
因此，最終將模型設定為空間滯后模型，具體如下：
D = aWD + /3X + %X + £ （4 14）
上式中，D為被解釋變量矩陣，X為解釋變量矩陣，a為空間效應系數，［3為參數向量, W為空間矩陣。估計結果如表4.12所示。
表 4.12 模型估計結果
變量 Coef std P-value
X1 0.179 0.053 0.001
X2 0.234 0.028 0.000
X3 0.233 0.037 0.000
X4 0.031 0.016 0.062
X5 0.101 0.038 0.008
說明：***、**、*分別表示 1%、5%、10%水平上顯著
從模型估計的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產業結構水平對城鄉耦合協調水平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可見產業結構水平 提升可以助推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產業結構水平提升意味著非農產業比重增大，二三產業 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增強，可以容納更多鄉村居民進入城鎮發展。這不僅提高了農民的工 資性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還可帶動農民消費，通過消費擴張促進城鎮產業發展，而 城鎮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可以進一步帶動農村農業發展，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城鄉發 展的良性互動必然會促進經濟耦合協調發展。
第二，以人均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系數為正，且在 1%的水平下顯著，表 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對城鄉耦合協調水平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其內在傳導機制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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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經濟增長必然伴隨政府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為城鄉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尤 其是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保障。從而有利于縮小城鄉公共服務配置的差距。此外， 增加政府投資也可通過擴大就業等乘數效應帶動農民增收，這也有助于城鄉經濟耦合協調 發展。
第三，以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表征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為正，且在 1%的水平下顯著， 表明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對城鄉經濟耦合協調發展有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是，固定資產投 資多由公共部門負責，此類投資增加將有助于改善城鄉基礎設施條件，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進一步收斂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轉化，為城鄉經濟耦合 協調發展助力。
第四，財政支農水平的系數在 5%的顯著水平下為正，說明財政支農水平與城鄉經濟 耦合協調呈正向相關關系。究其原因，在于農業具有天然的弱質性，容易受到氣候等因素 的影響，無論是水利工程的完善還是農機農具的推廣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對農業 的扶持力度增大，將有助于改善農業的生產經營條件，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經濟 增長，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五，以社會服務水平為代表的服務均等化水平的系數為正，且在 5%水平下顯著， 表明社會服務水平對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有正向促進作用，主要是因為公共服務均等化 會水平提高，尤其是醫療、教育、衛生等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社會服務水平提升，可以 強化社會救助的兜底功能，保證社會資源分配的公正性和城鄉發展機會的均等性，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激發民眾生產積極性，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推動城鄉協調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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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策建議
5.1補齊鄉村要素短板，促進要素自由流通
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條件。長期以來，在城鄉分離的二元體 制和城鄉分治的政策影響下，城市一直在城鄉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依賴政策紅利，城市 吸引了鄉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個體資本等生產要素, 制約了鄉村可持續發展。針對陜西省 城鄉要素分配不均勻，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需要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 保障城鄉要素充分對流，尤其要打破鄉村要素單向流向城市的局面，鼓勵并引導要素由城 鎮向農村流動。
建立城鄉勞動要素充分對流機制。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友好發展的必要前提。 人作為社會的主體，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保證， 也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推力。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囿于城市優先發展戰略，農 村大量勞動力向城鎮聚集，留下“386699”部隊。隨之而來的是鄉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 農民老齡化，鄉村經濟日漸衰落。鄉村振興首要是人才的振興，通過建立城鄉勞動力充分 對流的機制，使農村“留得住”人才建設家鄉，“引得進”人才振興鄉村。逐步清理戶籍 制度給人口自由流動帶來的障礙，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建立健全職業農民培育機制， 加大農業知識、農機技術的培訓力度，提高職業農民、科教人員的綜合素質。制定優惠政 策，吸引城鎮外出求學、科技人員返鄉創業，為鄉村發展增添活力。
建立城鄉土地要素平等交換機制。對農民來說，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農民最 基本的生活來源，也是農民最集中的權益載體。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長期施行包產到戶制 度。實行初期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其弊端也不可忽視，以家 庭為單位的生產活動導致土地分散且零碎，難以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同時，“三權 分置”的管理制度致使農村土地無法進入市場自由流通，其價值被大大低估。因此，應大 力推行土地改革，包括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土地流轉制度等，同時，完善相應的管理制度 和運行機制，保證土地流轉平穩有序進行。優化城鄉建設用地布局，堅持農地農用、防止 非農化，守好 18億畝耕地紅線，切實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有序推進土地市場化，搭建公 開透明、安全可靠、合理合規的信息平臺，保障土地交易有效運行，促進城鄉土地管理一 致化、使用效果最大化，使農村土地的價值得到合理體現，使農村居民的權益獲得有效保 障。
建立城鄉技術要素自由擴散機制。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現代化需要農業技術提供 動力，農村可持續發展需要管理技術提供指引，農民改善生活需要科學技術提供保障。可 以說，技術要素在解決“三農”問題以及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 支撐作用。然而，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造成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農產品技術含量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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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標準化不足等問題較為突出。與此同時，低技術生產也給土地、河流、空氣帶來了巨 大的壓力，造成耕地退化、河流污染、空氣渾濁，為清理這些“痛點”，必須深化技術體 制改革，不斷增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農村管理技術水平。建立完善的財政投入 保障機制，提高公共部門對農村科技的投入水平，引導社會資金進入農業科技領域。鼓勵 涉農院校、科研院所和農業龍頭企業加強合作，聯合開展涉農項目，培育更多全能型的農 業技術人才，為推動農業科技城鄉轉移助力。推進農業生產智能化、農作物標準化、農產 品電商化，將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型技術參與農業發展，為實現鄉村振 興提供技術支撐。
5.2優化城鄉產業結構，改善城鄉就業狀況
城鄉經濟結構合理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一直以來，陜西實行“城市優先、 工業為主”的發展理念，極大地阻礙了鄉村經濟發展，成為城鄉發展不均衡的根本阻力。 具體表現為城鎮化進程加快、工業化持續推進，與此同時，農村生產水平落后、農業生產 效率低下等問題愈加凸顯，城鄉發展差距逐漸擴大。針對陜西城鄉產業結構失衡，勞動力 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必須推動三次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工農業有序發展，實現城鄉居 民有序就業。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經濟發展更加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需要集中精力發展智能制造 業和現代服務業，進一步提升二三產業產值比重。但是，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發 展也不可忽視，因此，需要平衡三次產業的發展關系，保證工農業合理比重、有序發展。 一方面，農業的基礎地位不可動搖。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和 燦爛的農業文化 農業為二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農業的特性決定了需要國家的大 力扶持，因此，政府要完善支農政策體系，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提高農業生產能力， 在保障糧食供應的基礎上，為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如食品、紡織、制藥等提供充足、 優質的原料，適應其發展需要；增加對農民生產要素投入的補貼，穩定糧食和食品價格， 為穩定整個社會物價水平打下基礎，從而為經濟運行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堅 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將現代科技與農業農村發展緊密結合，讓現代科技為傳統產業注入 新鮮血液，實現產業改造，產業升級，真正落實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同時，深入融合非 農產業與農業發展理念，以工業思維、商業思維指導農業發展。依托農業龍頭企業、農村 合作社等產業組織帶動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農民市民化。
在就業結構方面，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到來，市場需求結構的調整，延長城鄉 的產業鏈，聯通貿工農產業鏈成為城鄉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在此過程中，延長農業的產 業鏈條是基礎。著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產業化生產、規模化加工、市場化經營， 才能使農產品更好打開市場的大門，最終實現市場價值。這一過程的實現，需要農民轉變 身份，實現市民化、職業化。鼓勵農民從單一的耕田種地轉為農業工人、農場主、農貿主 等，以此進一步提升鄉村非農就業人員比重，拓寬鄉村居民收入渠道。延伸工業的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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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是重點。在農業產業化的成果基礎上，利用工業技術將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和再轉化，使 之成為多功能、多樣化、高附加值消費品，再利用互聯網、物聯網、現代物流等平臺將其 送至消費者手中，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吸引更多的鄉村居民進入 城市，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占比也會明顯提升，進而優化就業的產業結構。
5.3完善城鄉社會功能，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城鄉發展功能互補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反饋。從目前陜西發展來看，城鄉社會 功能還不夠完善，一部分城鎮還存在“城中村”、棚戶區、老城區，尚未征遷改造，嚴重 影響城市的整體布局和品位形象；部分鄉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與群眾期盼還有距離， 教育、醫療等稀缺資源嚴重不足，需要加快完善，補齊短板。為此，必須不斷擴容提質， 強化基礎支撐，完善城鄉社會功能，提升城鄉綜合承載能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首先，要著力擴容提質。突出城鄉規劃的引領作用，堅持城鄉土地開發集約化節約化。 扎實推進項目建設，加快新城區擴建的步伐，有序拉大城市框架；持續推進美化亮化工程， 深入開展城市環境大掃除，將“三清兩清理”的城市整治活動常態化，努力提升城市“顏 值”；加強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平臺建設，持續推進“六個一”基礎工程，打通服務群眾 “最后一公里”；秉承”公園城市”的建設理念，強化城市設計，提升城市優雅品質和人 文內涵。與此同時，還要緊盯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持續推進鄉村道路“四好” 工程，加大通村公路建設，加快縣鄉公路改建，讓居民不走急路、不走泥路、不走黑路、 不走水路；持續實施農村“四大革命”，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其次，要強化基礎支撐。做大綜合交通支撐體系，加快高鐵、公路、城際地鐵、民用 機場等重點工程的推進與建設，著力打造多方位、立體化交通網絡體系；做強現代物流服 務體系，依托綜合交通運輸網絡，著力構建“1+2+N”的現代物流生態服務網絡體系，形 成層級清晰、功能完整、互聯互通的立體化物流生態服務網絡；做好生態環境保護體系， 推進集中供水工程建設，提高各項供水工程標準，努力實現農村自來水、放心水、集中供 水全覆蓋；同時，還要加快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力度，有序推進清潔能源利用工程；加強鄉 村生態建設，開展濕地公園建設、國土綠化行動，逐步做強生態環境支撐。
再次，要完善公共服務。“百年大計，教育為先”，將教育事業放在核心地位，推動 教育體系逐步完善。義務教育方面，優化資源配置，提升運行效率，加強中小學學校建設， 改善就學環境，著力解決“擇校熱”、“師資弱”“環境差”等痛點；加大示范化、標準 化中學建設力度，促進中學內涵式發展、特色化發展、持續發展；加快高等院校“雙一流” 創建步伐，鼓勵高校和企業合作，聯合開展教學實踐項目，助力科研成果轉化，提升學生 實踐能力和就業本領，提高高校教書育人水平、增強高校服務社會的能力；大力發展職業 教育、繼續教育、特殊教育，引導發展民辦教育。全面推進健康陜西建設。深化醫療衛生 體制改革，加強區域醫療中心和智慧醫療平臺建設，推動構建市縣鄉醫療服務共同體；加 快醫療重點學科建設，加強重大疾病防治，持續改善醫療服務，形成專業規模力量。切實
50 增強文化軟實力。加強基層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借助陜西深厚的人文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文 化資源，打造具有陜西特色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景 點宣講志愿服務中心、融媒體中心建設，講好陜西故事，樹好陜西形象，凝聚陜西力量。
5.4增強城鄉空間關聯，推動城鄉互聯互動
城鄉空間互聯互動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從研究結果來看，陜西城鄉發展 耦合協調度的空間關聯性為負，且空間集聚能力不足。為此，應當充分發揮西安市在城鄉 經濟協調發展的示范作用，增強西安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功能，建立區域發展聯合體，推動 陜西各區域協同發展。
西安市作為城鄉優質協調發展的排頭兵，應該充分發揮示范作用。與西安緊密相連的 銅川、渭南、安康、商洛等地，其城鄉協調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與西安有較大差距，應充 分利用緊靠西安的區位優勢，吸引資本、技術等經濟發展要素向內轉移，加快補齊要素短 板。加大區際間基礎設施的配套供給，尤其是交通狀況，大力發展西安與周邊城市的高鐵、 城際地鐵、輕軌等交通方式，降低西安與周邊城市的通勤成本，鼓勵更多人才向西安周邊 區域轉移就業、買房安家，從而引導人才等要素向西安周邊的區域流動，進而帶動西安周 邊區域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縣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一個重要層面，連接著鄉村和大城市，在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 展中發揮著橋梁作用，應該增強縣域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提高縣域對城市的功能分流 水平。陜西省地域廣闊，山區面積廣大，僅靠省會城市西安，難以全方位、寬領域、多層 次地輻射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應該充分發揮區域次級中心城市的作用，大力發展 縣域經濟，引導人才、技術等經濟發展要素向縣域轉移，充分發揮縣域經濟的紐帶作用。
全省為“一盤棋”，三大區域應該打破地域限制，加強區域間的合作交流，提高區域 間的城鄉發展關聯度。一方面，三大區域要堅持差異定位、聯動互補、特色制勝。關中地 區需著力增強管理創新能力，優化產業布局，加強產業間的配套協作能力，為建設先進制 造業基地做好鋪墊；加大對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促進區域產業現 代化、規模化發展；陜北地區應提高技術改造能力，將現代制造技術與原有的能源化工產 業相結合，推動能源化工業高端化、高速化、高價值化發展，著力打造高端能源化工基地， 為非能產業發展提供動力支撐；陜南地區要充分把握自身的生態優勢，大力發展生物醫藥、 綠色食品、生態觀光、水電資源開發等低碳環保產業，推動非農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 提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陜南、陜北、關中應突破行政區劃壁壘，拒絕區域貿易保護 政策，健全和完善區域間合作發展體制機制，促進經濟發展要素充分對流，加強區域產業 分工與協作，形成三大區域互聯互通、協同發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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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6.1主要觀點
城鄉關系一直是政府和學術界廣泛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有 重要影響。本文以“要素-結構-功能”為主線，建立了指標評價體系，測算了陜西省 10 個地級市近 15年的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并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空間截面回歸模型，測 算出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及影響因素。根據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點發現：
第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不僅是城鄉兩個系統相互作用、共同支撐所表現出來的外 在關系特征，也是經濟發展要素、結構、功能等方面的內部因素協調有序的結果。城鄉要 素層、結構層和功能層是相互作用、緊密聯系的，從要素層到結構層再到功能層受制于驅 動體系，反過來，受制于反饋體系。
第二，本文在測度陜西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時，從經濟發展要素、結構、功能三個維度 構建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評價體系，充分考慮指標間的內在邏輯性，避免了指標 間的內在關聯性不強、互動作用模糊不清等問題，從而使得測度結果更為科學可靠。
第三，根據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測度結果，可以發現 2005-2020 年陜西 10 個地級市的 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呈小幅上升趨勢，上升速度較慢；相較而言，城鎮的經濟發展水平 普遍高于鄉村，但城鎮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比鄉村更為顯著；城鎮和鄉村的經濟發展水平 均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即關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陜北地區次之， 陜南地區相較落后。
第四，根據耦合協調度測度結果，可以看到陜西省 10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發展耦合 協調度基本處于勉強協調到中級協調之間；從時間上看呈現出城鄉耦合協調水平整體小幅 波動上升、耦合協調類型階段性整體改善、耦合協調水平的地區差異呈現先增后減等特征； 從空間上看出現了城鄉耦合協調水平區域差異縮小、中心極化弱化、群體集聚不足等特點。
第五，通過全局Moran'I,可以看出陜西省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在空 間上存在相關關系，且為負相關，可能與中心極化弱化、群體集聚不足有關。
第六，根據影響因子空間系數回歸分析，陜西省 10個地級市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 主要受到產業結構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固定投資水平、財政支農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等 因素的影響。
6.2不足與展望
本文沿著“要素-結構-功能”主線分析了城鄉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機制，為后文的實 證部分奠定了理論基礎。然后，從要素、結構、功能三個維度構建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 評價指標體系，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出陜西省10個地級市近十五年的城鄉經濟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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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協調度，從而對陜西省10 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評估。最后，借助空 間截面回歸模型探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但是，由于筆者知識儲備、學術 能力、時間精力等有限，本論文還有進一步深究的空間，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1）指標選取方面，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不完善。本文從經濟發展要素、 結構、功能三個維度構建城鄉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囿于部分數據無法獲取，致使 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涵蓋面不夠廣泛，如金融、進出口貿易、生態保護等方面的數 據難以完整獲得，因此未選用這些指標，后續有待進一步完善。
（2）影響因子方面，城鄉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因子選擇不充足。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 果，選擇產業結構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固定投資水平、財政支農水平、社會服務水平等 5 個指標作為陜西城鄉經濟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因子，由于區域發展差異和文獻涉獵有限， 導致影響因子選擇不充分，后續有待進一步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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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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