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題目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以浙江省為例

發布時間：2022-10-05 11:43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1

第二節相關概念界定 2

第三節研究內容、方法及技術路線 4

第四節可能的創新 6

第二章文獻綜述 8

第一節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相關研究 8

第二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 11

第三節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相關研究 12

第四節文獻述評 13

第三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理論分析 15

第一節理論基礎 15

第二節影響機理 18

第三節本章小結 24

第四章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現狀分析 26

第一節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態勢 26

第二節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測度 33

第三節本章小結 38

第五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研究 40

第一節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40

第二節實證結果及分析 42

第三節穩健性檢驗 47

第四節本章小結 49

第六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0

第一節研究結論 50

第二節政策建議 51

參考文獻 56

致謝 63

VII

第一章緒論

在我國經濟進入轉型期的關鍵點，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對我國整體農業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多層次中間服務，實現生產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有機聯結，從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促進地區經濟增長。本章主要闡述論文研究背景及意義，重要概念界定，研究內容與方法，以及可能的創新。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2020 年開始，世界經濟遭受到嚴重打擊，疫情、蝗災在全球各地爆發，糧食安全問題再次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這也對我國農業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盡管近些年，一大批新型經營主體的興起和發展，一定程度改變了傳統農業發展的樣貌。但是就目前形勢來看，我國農業農村仍然是以一家一戶個體單位的小規模、細碎化的生產經營方式為主，這就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對國際糧食市場不安感增強以及我國農業現代化程度低下的雙重壓力，迫切需要我國農業農村經濟提高發展速度，提升發展質量。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既作為創新的一種度量方法，又是一種手段，其本質就是評價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是促進農業新舊動能轉換、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強勁動力。改革開放至今，我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功，助推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國民經濟發展創造了豐富的產出要素，并提供了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就當前市場格局和我國農業所面臨的新挑戰，依賴于生產要素支持的數量型增長發展已經越來越無法持續，因此提高農業要素綜合生產率就成了克服這一困難的關鍵突破口。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影響毋容置疑。高質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不僅是助力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引擎，同時也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具有強大推動力。2019-2020 年中國農業農村部推介的兩批農業社會化服務典范個案中，浙江樂清市金穗水稻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和浙江省農飛客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選。在 2020 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區健康發展第 14 個五年計劃和二零三五年遠景發展目標大綱》（以下簡稱“規劃綱要”），《規劃綱要》明確強調要加快推動形成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新格局，做好相關銜接工作。近些年來，浙江省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號召，用數字科技賦能鄉村振興，作為數字經濟創新發展

試驗區的重要窗口，永遠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2021 年發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浙江將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在全省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下，浙江通過一系列多樣化方式來引導、組建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如優惠政策的激勵機制、對重難點項目管理、扶持及增加對社會購買服務的投入等，用數字助力傳統農業發展，一定程度上提升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由于浙江省內各地區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原因，這可能會使得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其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存在差異性。因此，本文以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作為研究對象，把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納入理論分析框架，在分析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發展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作用機理上，探究了其對農業 TFP 影響的貢獻程度，進一步闡明不同地區之間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存在的差異性，期望對提高浙江省農業生產效率有所助力，使農業現代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一直以來浙江省作為農業農村改革的先鋒地，探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有望為其他省份地區提供現實參考作用。

二、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農業社會化服務相關研究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本文將農業社會化服務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納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農業社會化服務功能，從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等四個維度特點，闡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路徑，拓寬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研究思路，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另外，為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理論體系提供區域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二）現實意義

本文依據浙江省內各地區不同資源稟賦，分為浙東北和浙西南兩個區域，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機理和影響程度，提出實現涉農公共服務能力供求平衡、加強農業生產服務水平建設、驅動數字信息賦能農業發展及加大金融流通服務支持力度等健全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路徑，對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生產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發展要求更匹配以及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決策參考作用。

第二節相關概念界定

一、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業社會化服務”這一名詞，最初是由中國提出的。但實際上在不同的國家或組織對于這個詞都有不同的提法，如“農業服務”、“農村服務”、“支持服務” 等等，盡管它們在提法上都有所不同，但其本質內涵是相似的。在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相關概念及內涵在改革開放后40多年來有一定程度的發展。1983 年， “社會化服務”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被提出，指出要建立完備的商品生產服務體系來滿足農民對于農業生產各方面的需求，并鼓勵支持、監督和指導地方各種服務組織在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中充分發揮各自的功能作用。進入21 世紀后，中共中央加大了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建設，提出要加快構建覆蓋全方位、綜合整體配套、高效便捷、形式多樣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前提保證。

近年來，為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更好結合，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不斷增強社會力量在農業服務供給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本文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定義為在政府部門引導支持下，為滿足現實存在的對農業生產發展需求，某些涉農經濟組織為直接參與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提供農業生產環節各項服務，形成政府部門與多元投資主體組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從服務功能來看, 是涵蓋農業生產全過程的各項服務，其中主要包括了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金融流通服務等多方面服務。

二、全要素生產率

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生產率作為評價要素投入轉換為實際生產力的效果的一項社會經濟技術指標，主要包括單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由于單要素生產率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無法完全且充分地反映出有效產出效率的整體變化。而全要素生產率（TFP）恰好彌補了這一巨大缺陷，能夠綜合性地評價經濟的效益提升和集約化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實質上是對產出能力和資源能力二者綜合使用程度的評價，即產出占所有要素投入量的比重。從微觀看，它既體現了將要素投入轉化為有效的整體產出的效率，又反映了投入要素之外其他各種因素（如科技進步、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優化、產業結構調整及生產成本控制能力等）對產出增長的作用效果。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它是一個較為客觀的綜合經濟效益指標。

當前，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有：一是增長核算法，二是生產前沿面法，三是 DEA 指數法。增長核算法是基于索洛余值的思想，尋找合適的生產函數來表示投入產出關系，進行回歸估算數值。生產前沿法是以投入最優或產出最優的思路，構造生產函數作為生產前沿面，具體可分為參數法（SFA）和非參數法（DEA）。DEA指數法是當前應用較為廣泛的方法，典型代表是Malmquist指數。該指數是基于面板數據的非參數法（DEA）得到的，其優點在于不需要明確具體

的生產函數，對數據量綱無要求，信息反映充分，也是大多數學者選擇的測算方式。

三、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剔除掉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的前提條件下，余下所有農業要素投入所轉變的有效產出率。它不僅反映了農業技術水平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是考察農業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參考指標，因此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常常被看作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因為農業生產過程的不確定性及其經營活動的復雜性，會存在現實產出和潛在生產能力不相匹配的狀況，所以需要考慮農業產出有效性的問題。本文參考借鑒了國內外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方式，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數來評價農業 TFP。根據Malmquist指數，將農業TFP增長分為農業技術進步指數（Tech）和技術效率指數（Effch）兩個部分。但無論是農業技術進步還是技術效率，都反映的是要素投入與生產可能性邊界之間的關系，前者側重于移動變化，后者側重于逼近程度。總的來說，農業TFP是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關鍵量化指標。

四、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實質上是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以學術性的話語描述就是基于現代科技、經管、信息、工業等手段，武裝農業，將傳統農業打造成一個高產、高效、綠色、和諧的生產體系和生態系統。簡言之，它是一個宏觀范疇上的詞匯，反映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一個過程。針對各個時期國內外有關農業現代化的概念定義及內容表達都有所不同，國外文獻側重于農業內部各個生產要素的考察研究；而國內近些年專家學者的研究更趨向于農業現代化多元內涵發展的態勢，其最突出明顯的特征是都將信息化、產業化、機械化和勞動者素質等融入其中。

在前人大量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把農業現代化界定為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利用現代物質基礎、先進科學技術、完善產業體系、創新經營模式和培養新型農民等條件方式，來裝備農業、改造農業、促進農業進步，從農業基礎設施、科技信息、產業化、市場化和生活現代化等五大方面推進，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經濟目的。

第三節研究內容、方法及技術路線

一、研究內容

論文主要由以下六部分構成：

第一章，緒論。主要介紹論文的研究背景和意義，界定相關重要概念，研究內容、方法和技術路線，以及可能的創新之處。

第二章，文獻綜述。疏理國內外有關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相關文獻研究，為本文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理論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部分：系統介紹供求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及專業分工理論等相關理論基礎；闡明并揭示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理；以及提出研究假設。

第四章，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現狀分析。一是運用綜合評價分析法和熵值權重法衡量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整體把握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態勢；二是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定浙江省農業TFP，考察浙江省農業經濟發展水平。

第五章，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研究。通過 11 個地級市面板數據分析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浙江全省及浙東北、浙西南兩個地區之間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比較。

第六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對本文研究做出總結，并提出合理、可行且有效地提高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推動農業TFP提升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搜集整理國內外的有關資料，了解并掌握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的研究現狀、學術前沿動態，增進對相關研究的認識，為全文奠定理論基礎。

（二）定性分析法。在擁有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從投入產出視角，以農業社會化服務各項功能特點，闡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路徑，推進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和規模效應，進而提高農業 TFP。

（三）定量分析法。一是運用綜合評價分析法和熵值權重法衡量 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二是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定浙江省TFP；三是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利用計量回歸方法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關系。

三、技術路線

圖 1-1 技術路線圖

第四節可能的創新

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

在研究視角方面。一是現有文獻主要側重于單方面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或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鮮有學者將二者納入同一分析框架。本文基于農業社會化服務功能的四個維度，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拓展了相關領域的理論機制。二是已有文獻資料多聚焦于全國范圍內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具有普適性，但同時又缺乏對某區域針對性的意見建議。本文以改革前沿的標桿省份浙江省為研究對象，分析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區域差異，豐富了區域性的研究成果，為更好構建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

6 供建議。在研究方法方面。參考已有權威文獻，在綜合評價浙江省農業社會化發展水平的過程中，采用熵值賦權法來確定指標權重，使得指標體系更具代表性，結論數據更加客觀和科學。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來測度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農業生產效率更具科學性。對量化后的二者進行計量分析，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第二章文獻綜述

本章梳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歸納了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功能、指標體系的構建，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時空演變、影響因素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研究等方面，并進行簡要述評，為下文理論部分和實證部分提供鋪墊。

第一節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相關研究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于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一直以來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問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歐洲等先進發達國家都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備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且在同時期國內專家學者也開始關注到這個問題，因而有關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文獻資料較為豐富。這不僅為農業經濟、農村社會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參考價值，也促進現代農業大發展。國內、國外研究專家學者們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研究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向：

一、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研究

在國外，無論是歐美、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還是像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機構，都不存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這個稱呼。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或組織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稱謂有所不同，但其實際的內涵是相似的。它們在本質上都是為了幫助農業生產者更高效地進行農業生產，增加農作物產量，提高生產效率。在十九世紀年代中期，美國、西歐、日本等先進發達國家以現代機器替代傳統手工勞動，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和發展農業經濟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相對健全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極大地提高了當地農業的專業化水平。在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一般由兩部分構成：一是以社會效益為目標的公益性質服務，二是帶有盈利目的的營利性質服務。其主體主要是公益服務組織和營利性私人組織組成。一般而言，公益性服務組織是非盈利、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組織。 Lester (1992)指出，農業公益性服務組織機構自身發展理念與政府部門的發展目標是同向并行的，從而比較易于得到政府部門的好感與支持。而營利性私人機構是在謀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在實現企業自身充分發展后，開始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關注于農業發展，從而形成雙方互利的局面；David (1983)通過巴布亞新幾內亞案例研究得出營利性私人組織是有能力促進農業生產，但對實現現代農業長遠發展目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數學者(Fox，1996； David，2004)

表明公益性農業組織與私營部門之間良好關系，將會擴大雙方的盈利面和合作空間的可能性，降低農業服務成本，提高為農服務效率，最大地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

在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主要涉及層面比較廣泛。就目前學術界概括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可分為統一主體、多元主體和統一主體與多元主體相結合三種。支持統一主體組織構建的學者（樊亢等，1994）提出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應為涉農政府部門，基于市場機制和商品交換，發揮自身組織、協調和引導的作用，最終實現“體內循環”向“體外循環”的轉變。則部分學者（胡莊君，1992、1994；王西玉，1996）對統一主體這一思路進行反駁，認為政府缺乏精力和資金推動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需要多元主體主導發展。并且指出其多元服務主體可以是社區或合作組織、政府、批發市場和企業等主體承擔。但在我國農業經濟的不斷發展、服務體系不斷完善下，大多數專家學者（楊匯泉，2011；楊鳳書，2019）指出要以地方政府為重要主體，聯合社會企業和組織機構（農民專業合作社、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家庭農場等），發揮各種社會力量服務于農業發展，努力共建高質量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網。孫武學（2006）表示農林高等院校要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緊密聯系，為農業發展輸送優質人才，發揮其重要作用；張偉等（2018）從農業結構性改革背景視角下指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僅是農業改革的推動者，還是現代農業發展的主力軍，認為對其的培養應該先從轉變思想開始，再通過提升能力、降低成本、補齊短板、促進融合、防范風險等五個方面開展工作；王玉斌等（2019）則肯定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存在的意義和作用，并表明其是農業服務體系的重要支撐主體。

二、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功能的研究

在農業服務功能方面，Andrew （2001）通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調研，認為私人性質的農業推廣服務對于農民生產更加有效，私人性質服務和公益服務兩者都與農民生產生活有較強的關聯性，因此提出應該大力推進農業服務市場的多元化。早期的西歐發達國家對于農業社會化服務比較注重于風險防控方面， Gollier （ 1994）指出對有保險服務需求的農民來說，兩種獨立且截然不同的農業保險服務為互補品，即農民對某種保險制度的需求降低將會相應地對另一種保險制度的需求提高；Urutyan等（2006）則通過深入研究亞美尼亞農業金融的相關問題，認為并提出了完善農村信貸市場和機構組織至關重要的論斷，并從農業信貸需求側角度明確指出農村金融市場和農業信貸機構改善甚至發展面臨的挑戰，并對此提出了相關的建議；William等（2010）表示，農業保費補貼與其他政府扶持措施有著相同重要的地位，如再保險、農業種植業、動物衛生健康或氣象方面的政府推廣服務等，可以提高農業生產力，為農民增加利益提供了機會。隨著互聯網

大時代的來臨，國外專家與學者也把目光集中在了農業信息科技服務方面，如 Michael 等人( 2000)對美國國內農業發展中，應用了先進技術和優秀人才表示贊賞，同時建議從普及農村科學技術、培育涉農科研人員、增強技術的研發能力三方面來提高農業服務水平；William等人(2010)和Chatuphale(2017)分別以非洲和印尼農業發展為研究對象，提出了科技信息服務對提升農業產出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從側面也說明了科技信息化服務推廣能夠帶動、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國內學者在農業社會化服務功能方面的研究也頗有成果。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中金融保險服務方面，早在上世紀90年代，農業銀行湖南省分行課題研究組 (1991)就明確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必須強化農村金融的社會服務功能的論斷，因此需要從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多元資金供給體系等六大方面入手增強金融相關服務；余新平等(2010)在文章中指出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對農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性，強調提高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對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林樂芬等(2017)經過對江蘇省養殖戶的實地考察，得出政府要穩步推進農業保險等有關政策的落實情況，與相關部門及保險公司緊密配合，才得以有效確保農村惠農便農政策的實施；白文周等(2018)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業保險服務水平并不符合農業現代化需求，二者不相適應，必須拓寬農業保險服務范圍，創新農業保險基層服務體系，如此才更有利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對于農業社會化服務中科技信息服務方面，韓海彬等(2015)根據我國近10年統計數據，基于農村人力資本視角，考察了信息化對農業TFP影響的差異性，并說明了科技信息服務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薛國琴等(2020)通過案例分析，認為信息化基礎設施對數字經濟助力農業農村發展起到基礎性作用，并提出相關建議。

三、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研究

D.L.Umali 等(1994)從農業服務支持體系視角出發，研究政府和社會兩部門之間的關系，指出其支持體系主要包含了種子生產和銷售、家禽養殖和保護等領域。L.D.Smith(2001)則就政府部門及其主要職能部門之間是否應該實行權利分散化的決策提出理論政策支持和研究基本框架，涉及了分權化的基本概念、影響因素及相關領域舉措，并對涉及農產品服務領域的分權化改革舉措進行了論述。近年來，國內專家和學者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問題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仝志輝教授(2016)認為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服務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要切實實現“去部門化”。規避由“部門化”所帶來的弊端，因此唯有通過合作制實現農民組織化，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創新體系，這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才能最終建成。姜巖等(2016)利用DIM模型方法，構建決策機制、

信息機制和動力機制等三部分運行機制，來闡述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促進農民增收，發展現代農業的目的。李江南等（2018）從供應、流通、保障支持、經營管理、信息與技術服務等幾大方面構建農業服務化體系，并表明努力形成“多樣化服務主體協同發展、服務模式多元化、服務內容全程化”格局。馬小龍（2019、 2020）從雙向嵌入角度出發，通過內向外、外向內兩種途徑，利用政府現有優惠政策，扶持和保護小農戶，促使傳統小農戶與雙向嵌入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相適應，更加符合市場的需求。

第二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

一、關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時空演變的研究

基于數據的不同，國內外學者對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往往集中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從而總結出其演變趨勢。國外文獻方面，Coelli等（2003）通過研究1980-2000年全球93 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出和生產力水平和趨勢，比較分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水平差異，以此為發展中國家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提供借鑒。Lambert等（2010）使用1979-1995年中國省級數據來計算多產出、多投入的技術變化、效率進步和多要素生產率指標，研究結果表明生產力的變化在逐年和省與省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車維漢等（2010）運用DEA方法，測算我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在內的23個國家地區的農業技術進步（Tech）、技術效率（Effch）及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結果表明從 20 世紀 60 年代至今，發達國家農業所有要素投入的有效產出率的增長仍然快于發展中國家。Bagchi等（2019）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以孟加拉國19 個地區為研究對象，觀察其22年間農業TFP變化數值，結果表明其指數的增長主要是因為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提高兩方面共同作用。Giang等（2019）研究人員調查了越南420家農業企業的生產效率，結論認為改革應該側重于提高中小型農業企業的生產力，從而促進國家可持續增長的決策者提供見解。 Morakinyo等人（2020）利用SFA模型，研究了 30年內非洲撒哈拉以南30個國家國內外研發成果對農業TFP的影響，闡述了農業TFP在推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農業生產力發展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國內文獻方面，學者們更多地是以省級面板數據研究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發展現狀。林毅夫（1991）在對我國農業增長源泉探索中，發現我國農業經濟增長率中有將近一半的比例是得益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加，其他部分則主要來源于要素投入增長。劉晗等（2015）基于1990-2013 年省級面板數據，從地理區位劃分農業 TFP 增長速度可以得出：華東、華南＞華中、華北、西南和西北，并提出

促進要素資源流動，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縮小區域差距，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何鋒等(2018)對民族地區15年間的農業TFP進行測算和分解，并比較分析區域差異。研究結果顯示：總體上看，民族省區的農業TFP指數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區域比較分析，八省區中新疆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數值最高，寧夏最低。進而針對民族地區實際情況提出農業方面可操作的三項對策。王璐等 (2020)基于1995-2017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研究我國農業TFP時空演變，結果顯示我國整體農業TFP呈上升趨勢，農業生產結構變遷日趨明顯。

二、關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研究

目前，關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剖析。

其一是宏觀層面因素，包括制度變革、政策出臺、自然氣候條件、金融發展水平等因素。Jin等(2002)研究發現氣候對農作物生產的TFP的有顯著影響。 Fan等人(2004)在調查研究中表明了 1978-1984年我國農業增長的60%源自于農村改革，但1985-2000年農村體制改革對農業增長的貢獻并不明顯。祖立義等 (2008)對1985-2005年我國種植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研究，發現這20年間我國種植業 TFP 年均增長率為1.44%，其中改革開放等政策因素的貢獻最為突出。李凱倫(2018)以河北為主要調研對象，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對農業TFP 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就金融發展的規模來看，對農業TFP的影響并不顯著。

其二是微觀層面因素，包括農戶規模、農戶個人特征、非農經營活動、農業種植結構等因素。高夢韜和張穎(2006)利用15年間1193個農戶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土地產出率與農戶經營面積之間呈現逆向相關性；然而宋偉等人(2007) 的研究結果中顯示土地產出率與農戶的經營面積是呈正向相關的；李谷成(2008) 進行研究顯示農民所進行的非農經營活動會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且農民個人特征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辛良杰等 (2009)通過分組比較研究，指出了土地產出率與農戶經營面積二者沒有明顯的關系，并且說明土地細碎化問題并沒有對農民生產效率產生顯著影響。Vieira等 (2016)研究報告中，得出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農業種植內部結構變化、知識結構、農業技術以及氣候條件等條件差別。孫濱等(2020) 從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視角，使用蘇皖兩省2019年統計數據，實證分析耕地面積對農作物產出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農地規模化經營對農作物土地產出效率的作用主要受農村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且具有差異性。

第三節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相關研究

Adams等(2011)實證考察表明，農業生產服務對南非土地變革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促進了農業效率的提高；ALston(2011)則基于貿易服務和公共技術服務兩個維度實證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美國農業效率的影響，認為農業社會化服務促使了農業分工的深化，進而改善了農業生產效率；郝愛民教授(2011、 2015)從時間視角出發，認為在短期內，對農業產出效率的影響巨大的因素主要有金融投資和農資配送服務；而在長時間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更受科技推廣服務和農村金融服務的影響；劉強等(2017)、楊彩艷等(2018)都表明產中服務相較于產前和產后服務，對提高農業產出效率影響更大、更顯著；劉明等(2018) 通過 DEA-Tobit 模型，把山東省作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除農村金融保險服務外，農業配送服務、農業信息服務、農產品銷售服務及農技推廣服務對農業生產效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楊萬江等(2017)、楊子等(2019)則提到農戶在選擇農業社會化服務后，其生產技術效率會得到顯著地提高。

因為農業社會化服務所涵蓋范圍比較廣泛，因此目前研究者們一般都會集中于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某一方面，來探討其驅動因素。有專家學者們提出，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業 TFP 增長影響作用和貢獻程度較大(吳清華等， 2015)，而農業基礎設施又包括像灌溉設施(王玨等， 2010)、電力消費(鄭云， 2011)、農業機械化水平(吳傳清等，2018)均對提高農業TFP起到了直接影響作用；葉初升等 (2016)則從政府層面思考，認為政府投入改變了農業生產內部結構，指出農村財政支出對農業產出效率也存在影響作用。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又提出了多方面驅動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外開放程度、人力資本(汪輝平等， 2017；郝一帆等， 2018；赫國勝等， 2016；張淑輝， 2017)。

第四節文獻述評

綜上所述，無論是針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相關研究，還是關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都比較豐富，且已形成相對權威和具代表性的理論基礎，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論支持。

但現有研究主要還有以下幾點不足：其一，現有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研究對象多集中于某一農業經營主體，比如傳統小農戶、種糧大戶等個體層面上或者國家整體層面，基于地級市或縣級市層面的研究較為匱乏；其二，從服務層面看，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范圍較廣，大多數學者都側重于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某一具體方面；其三，從研究區域看，現有關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多為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差異分析，對某一省份內部地區差異的比較分析較少。

浙江省作為全面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改革前沿和標桿省份，在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推進農業現代化道路方面具有借鑒參考意義。因此本文從浙江

省11個地級市出發，深入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通過緊密聯系我國農業現階段發展實踐，進一步開展對農業現代化與轉型領域的研究，高質量推動鄉村振興地實施。

第三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理論分

析

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其所涵蓋的服務范圍是非常廣泛。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其中包括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金融流通服務等多方面服務要素，多路徑刺激驅動農業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和規模效應，推動農業TFP提高。本章主要對相關重要理論基礎進行介紹，并嘗試厘清農業社會化服務各項功能對農業TFP的作用機理, 為后文的實證分析提供了理論基礎。

投入 11 ! =p=> 產出

圖 3-1 影響機理脈絡圖

第一節理論基礎

一、供求理論

供求理論是由供求關系衍生出來的理論。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一個相

對概念。需求的概念特征主要有三點：一是在特定的時期內；二是消費者在已有所有的價格水平下購買商品；三是該消費者對需求商品要有相應的購買能力。由此可見，需求是人們主觀的購物愿望與客觀的購買付款能力之間的相互統一，二者缺一不可。簡單地說，需求是一種有愿望、能支付的需求。假如消費者僅有購物愿望而無實際付款能力，就只是一種需要，而不是需求。相對的，供給的相關概念特征也與需求概念特征相似，但不同的是：要求生產者在所有可能的定價標準下，有出售愿望，也有提供出售商品的能力。同時都具備以上條件的情況就可以稱之為供給。供給同樣是指主觀的供應愿望和客觀的供應能力的統一。假如生產者對一種產品僅有供給賣出的意愿，而缺乏供給賣出的能力，就無法產生合理供應，也無法算作有效供給。影響商品需求量的各種因素除產品自身的價值這一決定因素以外,還包括了消費者的收入、相關產品的售價、消費者偏好、以及消費者對未來產品價格的預測、人口數量和構成等。而影響產品供給量的因素,大致有產品自身的價值、成本、制造技術、相關產品的市場價值、以及生產商對產品未來價值的預測、行業企業數量、其他特殊因素等。

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一項無形勞務，屬于商品的一種。從西方經濟學角度來說，只有供需達到平衡，市場才能達到一種均衡狀態。以供求理論為理論基礎，可以從宏觀經濟角度對當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進行總體把握，以此推動并加速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二、交易費用理論

1937年科斯提出了交易費用這一概念。交易費用思想的根本論點是對于企業存在的闡述。由于現實經濟體系運作存在企業分工和價格機制兩種體系，從而出現了社會分工化的現象；但此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市場價格機制的運行和使用成本太高了，導致利潤空間減少，因此企業機制的產生就是為了尋求利潤空間、增加經濟效益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企業通過內部交易取代外部交易來降低交易所帶來的的成本，從而提高利潤的方式。科斯提出企業有兩條路徑去降低交易成本，一條路徑是企業通過對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和產品的擁有者進行整合，將其組合成一個單位去進行交易，可以有效減少交易者數量的同時減少交易時所帶來的摩擦損失，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條路徑則是企業通過吞并或者收購的形式，將不同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使得合并后的大公司、大企業可以在交易時不再通過外部市場，轉而選擇企業內部市場進行交易，由于內部的交易市場往往交易利率要遠低于外部市場，從而達到交易成本會大大降低的目的。第一條途徑是通過減少交易環節來降低交易成本，第二條途徑通過減小交易費用來降低成本，兩者都有效地減少了交易所帶來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了商品交易的效率。

交易費用理論在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時候存在著重要意義。從社會現實角度出發，可以發現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都會產生一定的成本費用。在整個社會遵循自然客觀規律的前提下，農民作為社會個體，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會面臨“自己耕作”和“尋求他人耕作”社會化服務兩條路徑。此時，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來說，農民會比較兩者的成本大小。一旦“尋求他人耕作”社會化服務交易成本遠低于“自己耕作”的生產成本時，此時有需求意愿的農民會樂意參與服務的購買，并選擇交易。正是這種購買服務意愿的存在，催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形成。

三、制度變遷理論

諾思等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了制度變遷理論。該學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指出了某一制度從建立，到改變，再因為時間變遷被顛覆、被打破的過程。所以所謂制度變遷又可以稱為制度變革，或是制度創新。制度變遷通常有兩種形式：其一是高效益、低成本的制度替代低效益、高成本的制度安排；其二是創造一個更有效的制度機制，來取代原本低效甚至無效的制度安排，而這一種過程往往也被大家認為是制度變革。驅動制度變遷的動力可以分為內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內部力量是指當前舊體制已不能滿足新生產關系的發展，并由此形成的矛盾。外部力量則是指發動制度變遷的動因和動機。制度變遷是內外力量聯合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

基于現實情況，農業社會化服務之所以會出現，源于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戶或組織不能獨立完成某一生產環節或者可以獨立完成但成本較高，此時出現了相對專業的部門機構協助完成，就產生了制度變遷。而在農業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也在不斷完善、進步與改進，這也是制度變遷的表現。

四、專業分工理論

最早提出專業分工理論的是亞當•斯密。他認為分工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存在自然屬性差異，而分工取決于人類交換與易貨傾向，交換及易貨系屬私利行為所涉及的利益。分工的優勢不僅在于對勞動者技藝熟練程度的加深，從而減少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及最小成本化節約生產時所使用的物質生產資料，除此之外還能促進機械化的發展。李嘉圖從外生比較優勢視角，論述社會分工與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楊小凱和賴斯（1994）從內生性視角，來說明分工對于經濟效益產生的影響。巴比奇（1835）則具體表述了分工的優勢，指出分工不僅對機器設備具有改進作用，同時也節約了時間和物力。

在農業生產的發展過程中，農業社會化服務恰恰是專業性分工方式的表現。在整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中，農業社會化服務為有服務需求的主體提供一系列

多樣化的服務形式，例如先進技術、市場信息、資金運營管理、流通條件等，讓比較專業的組織或者機構承接原本由個體農民自身進行的部分農業生產經營環節，從而降低農業生產者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第二節影響機理

本節從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四個功能維度闡述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如何驅動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和規模效應，最終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一、公共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農業公共服務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這里主要指的是政府提供的相關涉農公共服務。本小節從完善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服務組織模式的創新來論述農業公共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農業公共服務供給，尤其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首先，農業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帶動了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其包括水利水電、道路交通和農村能源等基礎建設項目。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自身存在建設周期長、成本高、工程量大等屬性，因此也導致了涉農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由政府主導，社會企業參與性質。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主體就是由政府和多元投資主體共同參與的網絡體系，公共服務是其最顯著的功能。發展公共服務極大地完善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為農基建提供政策引導。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特別是農村交通道路的修建增強了與外界的聯系，并吸納大量社會資金流入農村農業領域，資本的流入勢必將帶動了農業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升，對農業經濟產出和農村就業方面也有一定影響。在時間的推進下，水利、電網、公路等設施的逐步健全完善，彌補了現有農業發展中出現的不足，合理改進了種植業結構，使生產規模逐步形成集約化、產業化發展形式，加大產量的同時又減少了生產成本，農業技術得到有效發展。

其次是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公共服務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推動方面不僅體現在農田水利設施上，還包括農業職業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等方面。這些文化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廣大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充分調動了農民自主學習農業經濟、農業生產知識的積極性，讓他們對整個市場運行過程具備獨立分析能力和預測能力，進而培養出高水平、高素質、精技藝的新型職業農民。這些新興農民行業對于學習、掌握農業相關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等方面事項都非常在行。他們在農業科學知識、技術技能、管理水平等方面能力遠

優于普通的傳統農民，他們可以利用自身擁有的知識、技能應用于農業生產過程中，將無形的財富變成有形的農作物生產效益，這不僅僅惠及農民個人層面，更是整體社會農業生產效率的進步。

（二）創新服務組織模式

前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 2018年在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議上提出，要全面提升農業公共服務能力，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將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第一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農業公共服務投入不斷增加，其發展水平也有了有了極大地提高，公共服務的發展推動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的創新。其一是依托政府機構和相關涉農部門，積極開展面向農業產業鏈的公共服務，特別是涉農站（種子站、林業站、農產品質量檢測站等）的建設，不僅為農戶提供相應的技術指導和操作規范，而且引導農業生產者更好地選品選育，加強大田良種繁育基地的建設。其二是依靠地方政府和項目單位的扶持，主動探求農業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創新，形成現代新型農業服務管理模式和組織體系。如有效聯結縣農業推廣中心、鄉鎮綜合服務站、村科技示范戶，將先進農技推廣到基層農民手中，形成基層組織三點輻射作用；聯結以專家和農技人員為主體進行理論和實踐輸出，建立科技示范戶，并輻射到農業帶動戶，最后形成一個有組織、有體系的服務管理網絡模式。其三是通過試點范例、典型表率，共同打造覆蓋全方位的公共服務相關平臺。建立農業相關的科技示范園區、創新示范推廣基地、新興發展方式示范平臺，發揮示范效應，尋求有效達成資源集聚和資源共享的路徑。如浙江省努力構建地全方位覆蓋省、市、縣、鎮、鄉、村的公共服務網絡，積極促進基層農業公共服務向一站式服務模式發展，可以利用農民信箱、農博會、土地流轉服務平臺及大學生創新創業平臺等平臺為媒介，以該類平臺為基礎搭建起覆蓋全面的涉農公共服務平臺網絡。創新服務體系模式，極大地調動了農業生產者的種糧積極性，凝聚和引導農民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同時也滿足不同農民對于農業社會化化服務的不同需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使得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使農民增收。

二、生產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農業生產服務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核心環節，是構建我國現代農業最重要的一部分。農業生產服務改變了傳統生產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機化水平，使得農業生產經營朝著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方向發展。

（一）改變生產經營方式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風靡全國，這是一種以家庭單位承辦集體土地的小規模性、細碎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家庭承包制將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放活土地，為土地賦能，使農民獲得更大的自主權，成為既得利益者。

只要完成上繳任務，即交夠國家份額、留足集體份額，余下所得全都歸屬于自己，這種生產經營方式的轉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與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廣大農業勞動者被解放出來，能夠投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過程中。

但是隨著經濟市場的不斷發展，家庭式的小生產越發不適應大市場變動，形成了分有余而統不足的局勢。在這樣的形勢背景下，農業社會化服務應運而生。發展生產服務可以在不變更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由各類生產服務組織或機構對有需求的家庭式“一家一戶”農民提供服務，將農民手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整體統一的生產方式，如代耕、代種、代管、代收及代售服務，進行“有組織”、“有紀律”地生產，實現有統有分、統分結合，放活了生產關系，進一步了釋放農業生產潛力（孫世芳，2021）。這種全程生產社會化服務實現了農民增產增收、節本增效，使得小規模農民在生產規模上形成集約化生產，進入更大的社會市場。

與此同時，生產服務通過專業化分工和規模化經營協同作用，權責明確，發揮規模效益，帶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現代農作物生產工藝流程高度專業化分工，細分成一個個小環節，并將每個小環節外包給專業的生產服務機構或組織進行流水作業。這樣的分工不僅為農業生產技術和產品技術營造了創新的氛圍，也為信息化和機械化發展創造便利條件。同時也更凸顯了資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現代生產要素逐步融入傳統農業生產過程中，充分地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除此之外，也有利于專業生產服務機構或者組織引進先進機械和農業設備，減少固定資產的投入，降低由資產折舊或閑置所帶來的經營風險。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業生產提供更加專業的技能和資本，涉農企業或小農戶通過服務外包、生產托管等方式將效率較低的生產環節進行分離，同時專注于自己擅長領域的生產，真正做到“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將新知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能力，多元化的服務供給主體相互之間優勢互補，合理利用彼此間的服務資源來圍繞提供的生產性服務實現優化配置，明確圍繞農戶需求合理分工，降低服務資源的成本。

（二）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

農業生產服務專業化分工過程迫使各個生產服務組織持續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加深農機化程度，只有這樣才能保持高質量服務需求和供給。如若各生產服務組織沒有與時俱進的意識，生產服務水平低下，并不能給農業服務需求者帶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作為追求利益的農業服務需求者來說，這不僅是一種無效決策，更會導致其生產成本的增加，使其在整個農業市場中缺少競爭力。

農機化水平的提高、程度的加深都意味著將更多的農業機械應用于農業生

產，從而有效節約了農村勞動力，將大批務農農民從農田上解放出來，大大地激發了農業生產內生動力；同時農業機械地使用提高了產出效益，減少生產作業延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也間接地增加了產出和收益，從而更有效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實現農業技術進步。其次，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對于技術效率的改善也起到關鍵作用。在中國農機化技術發展水平提升的過程中，農業機械化有效地替代了以人力為主導精耕細作的傳統生產形態，而這樣的生產形態也使得在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結構日益"弱質化"的情形下保證了糧食產出穩定，這也是中國農民技術效益水平提高的重要體現。同時，農機化也擴大了生產專業化分工的可能性，使得農業生產者與專業技術提供者之間能夠充分地發揮各自的技術優勢稟賦，從而促進了農業產業整合和集聚帶來的生產規模化和專業化，實現規模經營。如此一來，農業生產組織管理就越來越精細化，對農業生產技術效能的提高也具有了顯著效果。

三、科技信息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科技助農，信息支農，科技信息服務是現代農業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發展科技信息服務有助于優化資源要素重新配置，促進農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整合資源要素和激發農業生產動力，進而促進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帶動農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

（一）優化資源要素配置

農業 TFP 的提高，主要依賴提高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而科技信息服務作為重要內生變量，它的發展也勢必會帶動農業TFP的提升。科技信息作為核心投入要素滲透到農業生產的各個過程當中，通過科技革新，信息整合，實現農業經濟的內生增長，增強農業在整個大市場環境下的競爭力。其突出表現在于集聚高素質人才服務于農業，引導資本要素進入農業領域，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等。

其一，農業的自然屬性使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單向流出，且農村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要求不再能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而科技信息本身可以作為一種“新的要素”投入，同時作為一種媒介吸引聚集高素質人才致力于農業，有效地彌補了家庭農業勞動力數量、質量或缺乏技能，極大地釋放了勞動生產率，并且高素質勞動力能夠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專業長處，完成傳統農民無法完成的工作任務或技術操作，為涉農產業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實現農業技術效率的提高。其二，科技信息服務滲透于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促使農業服務體系市場化、有償化發展，引導社會資本的進入，讓廣大農民共享科技信息所帶來的生產成果。與此同時，更多優質的社會資本也能進一步的吸納高質量人才，并提供更為領先地組織經驗，更為科學的管理制度和模式，以及更具時效性的信

息資訊，進而提高生產技術效率。其三，科技信息服務對于土地調查、土地利用規劃、土地評價及動態監測方面都有廣泛的應用。利用科技信息高效、快速、宏觀、覆蓋面廣等優點，通過 RS 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系統等在短時間內獲取各類土地信息，整合土地資源，極大地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損耗，大大地增強了實效性，促進農業技術效率。

簡而言之，科技信息服務貫穿了整個農業生產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它將物質生產要素投入通過一定技術手段轉化為高效率的現實生產能力，提高了各生產要素的整體協調性，促進要素質量協同融合、交互升級，并且科技力量的支撐打破了生產要素投入邊際產出遞減的規律（王洋，2019）。從制度變遷角度來看，科技信息服務將高效率制度安排替代低效率制度安排，是一種制度革新，從而形成高質量要素帶動低質量要素發展局面，為后續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利用科技信息服務可將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導入農業生產之中，除了優化了資源配置效率外，還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

（二）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

從某種角度說，科技信息服務的發展也就是農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農業信息化是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提升的關鍵原因。一方面是其有效減少了農業信息的收集成本，從而提高了信息流通速率，也有效地跨越了工農的“數字鴻溝”，使得廣大農民都能夠利用當前最合適的技術手段優化農業生產環節，提升組織管理水平，進而帶來技術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利用先進科技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中推廣和應用，有助于新技術和新知識在農村的傳播和擴散，加快了技術進步，從而推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推進農村電子商務服務充分體現了科技信息服務推動信息化水平提高。通過利用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探索出“農戶-電子商務網絡平臺-城市用戶”一站直達式的認購銷售模式，這種營銷方式顛覆了傳統農產品銷售方法。依托互聯網云端服務、資源共享、服務對象等強大功能，打造線上線下農產品大市場，對農產品營銷渠道范圍地拓寬予以助力，進一步增強了農村市場的內驅力，同時也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成本。這種利用科技信息服務的營銷途徑是提倡公開透明原則，以市場信息為引導，避免了市場雙方信息不對稱，從而有效解決了市場經濟的滯后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整合協調了各方面的要素投入，減少資源消耗量以提升資源有效利用率，從而達到產出效率的提升。

四、金融流通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一直以來，農村金融發展和農副產品流通問題都是“三農”問題中的重中之重。

（一）緩解信貸約束，降低農業風險

在比較利益引導下，具備理性經濟人屬性的農業生產者，在參與農業生產決策過程中一般都會堅持“成本最低，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同時農戶會依據制度環境考慮各種農業風險，其中包括由于自然災害因素而導致產量減少的自然風險，由于市場變化而導致農產品價格變化的市場風險，還有科學技術的局限性或不適當應用給農業生產經營帶來的技術風險等，并要求風險最小化，除此之外，農戶對于農業技術推廣和應用方面還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信貸約束也是農戶需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因素都會對農戶耕種行為產生影響。而金融保險服務在能夠滿足農戶農業生產中的生產性貸款需求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農業風險，進而使農業生產者順利且高效地完成糧食生產，從而增強農業生產的及時性，也減少了因為資金延誤工時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農村金融服務的發展為農戶學習和應用先進技術提供經濟基礎和生活保障，降低了農戶融資成本，提高了融資速度。信貸約束的緩解促進了農民擴大生產規模的意愿，將想法轉化為實際行動，將理論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進而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產出效率，帶動農業要素投入更有效率地產出。農業保險服務通過分散風險的方式，穩定了農業生產，減災防損，將農業風險控制在農戶生產預期之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正面影響。

（二）延長產業鏈供應鏈，促進農產品交易

農產品流通領域作為聯結農民和市場的橋梁紐帶，其服務組織主體通過推動產業鏈供應鏈深化，以減少交易成本和外部不確定性，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溢價能力，幫助農民享受到第二、三產業的增值收益，提高了農業技術效率，從而帶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農產品流通作為農業產后重要環節，流通領域相關服務依靠依靠技術資源保障流通順暢，健全產業鏈，提高了技術利用效率。農產品的流通通常需要跨越城鄉，有的甚至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流通，無論是哪一種交易流通，兩方的經濟實力和信息基礎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其中包含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農產品流通領域中的硬件（如倉庫、交通工具等相關設備或器具）、經營主體（即物流、經紀公司等）以及制度保障等一系列事項不是單靠農業生產者可以完成的，農業流通服務的發展恰恰解決了農業生產者銷售農產品的系列需求。除此之外，由于我國幅員遼闊，農產品供應范圍和產量都會隨著季節變動，再加上自然災害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造成農產品供應鏈最前端的農戶承擔著巨大風險，就算在盈利的情況下，多數收入被用于覆蓋流通環節的成本費用，損害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連最基本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直接影響并挫傷了農民的主動性。農業流通服務體系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農產品流通模式，促使農產品可以直接從農民手里流轉到消費者手中。同時，農業流通服務體系帶動了“農超對接”“農民+

農民專業合作社+大型超市”“農民+基地+大型超市”“大型超市+龍頭企業+農民” 等新型流通模式，這些新興的新型流通模式有效減少農產品貿易的流通環節，實現農產品直接從農民手中流轉到消費者手里，從而降低了商品的流通成本，農戶可以避免盲目生產，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市場風險，經濟收益得到保證，從而達到雙贏的目的。

綜上所述，提出本文的六個研究假設：

假設 1：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

假設 2：公共服務推動組織模式創新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產生示范效應和學習效應，進而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假設 3：生產服務通過改善生產經營方式和加深農機化程度，使得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從而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

假設 4：科技信息服務優化了要素資源配置和提高了信息化水平，避免資源浪費和生產動力的改變，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假設 5：金融流通服務能夠緩解信貸約束，降低農業風險以及延長產業鏈供應鏈，從而促進農產品交易，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積極作用。

假設 6：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會隨區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第三節本章小結

在相關基礎理論的啟發下，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影響機制：

第一，公共服務通過農業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服務組織模式的創新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帶動了農田水利和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一方面吸納大量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使生產規模逐步形成集約化、產業化發展形式，農業技術得到有效發展；另一方面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將其自身具備的高素質技能轉化為有形的現實產出效益，促進農業技術效率的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推動了社會化服務組織模式的創新，從而促使農業生產者融入實際市場環境，提高農民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使得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使農民增收。

第二，生產服務改變了傳統生產經營方式，提高農機化水平，使得農業生產經營朝著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方向發展，進而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一方面，發展生產服務可以在不變更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由各類生產服務組織或機構對有需求的家庭式“一家一戶”農民提供服務，將農民手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整體統一的生產方式，進一步了釋放農業生產潛力，

實現了農民增產增收、節本增效；通過專業化分工和規模化經營協同作用，權責明確，發揮規模效益，帶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生產服務專業化分工要求農機化水平不斷提升、程度不斷加深。農機化水平的提高才能不斷適應高要求的服務水平，才能滿足需求者降低成本的要求，實現農業生產精細化管理，促進生產效率提升。

第三，發展科技信息服務有助于優化資源要素重新配置，促進農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整合資源要素和激發農業生產動力，進而促進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帶動農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其一科技信息服務集聚高素質人才服務于農業，引導資本要素進入農業領域，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促使高質量要素帶動低質量要素發展；其二科技信息服務的發展促進農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信息流通速度，將科技信息融入生產環境，帶來技術效率的提升，從而推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第四，金融流通服務通過緩解信貸約束和延長產業鏈供應鏈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金融保險服務在能夠滿足農戶農業生產中的生產性貸款需求的同時，將理論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進而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產出效率，帶動農業要素投入更有效率地產出。農產品流通領域作為聯結農民和市場的橋梁紐帶，其服務組織主體通過推動產業鏈供應鏈深化，以減少交易成本和外部不確定性，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溢價能力，幫助農民享受到第二、三產業的增值收益，提高了農業技術效率，從而帶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提出本文六大研究假設。

第四章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現狀分析

本章首先利用綜合評價分析法和熵值權重法，測算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系統分析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現狀及趨勢；后通過

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定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闡述浙江省農業生產發展情況及農業經濟增長態勢。

第一節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態勢

一、農業社會化服務指標體系的構建基于指標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及代表性原則，本文根據2017 年農辦財發布

《關于支持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參考李先東等（2017）專家學者的研究，并結合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特點，將農業社會化服務按內容分為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具體指標體系如下表：

表4-1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總體指標分類指標群體指標

第一產業從業人員B1

村民委員會數量B2

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B3

有效灌溉面積 B4

農村用電量 B5

財政用于三農支出 B6

農機總動力 B7

農藥使用量 B8

化肥施用量 B9

農用薄膜使用量 B10

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B11

農作物受災面積B12

糧食單位產量 B13

企事業農業技術人員 B14

鄉村電話用戶數量 B15

電視人口覆蓋率B16

廣播人口覆蓋率 B17

互聯網用戶B18

農業信息傳輸、軟件開發投入資金B19

農業貸款額 B20

農業保險保費B21

農業社會化服務發

展水平

公共服務

生產服務

科技信息

服務

金融流通

農副產品加工業投入金額 B22 糧油批發和零售總額 B23 谷物及谷物類出口總額 B24

為深入研究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發展程度以及各項服務指標的變化趨勢，本文選取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數據進行分析與評價。除特殊說明外，研究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各地級市統計年鑒、權威網站公布的相關統計公報數據及普查數據。其中，農業貸款額和農業信息傳輸、軟件開發投入資金指標由于統計口徑不一致，采用幾何平均法處理；谷物及谷物類商品出口總額單位為萬美元，為平衡各指標單位之間的可比性，該指標用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匯率將指標換算為人民幣計價。

二、評價模型的構建

本文基于指標特點采用熵值權重法來測算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熵的概念最初使用在物理學上，現在熵廣泛應用于社會各個領域中。在經濟領域中利用熵值法進行權重賦值，反映出得指標信息較為客觀。熵值權重法的具體分析過程及原理主要包括：

第一步，構建評價體系的判斷矩陣

構建由m個樣本，n個評價指標的數據矩陣：

兀1…X1n

X = Xij = : : 其中，(1 < i < n,1 < j < m) (4.1)

_ml Xmn _

Xj表示第i個樣本的第j個評價指標值。

第二步，初始值無量綱化

首先，為避免量綱和單位不同帶來的不可共度性，將初始值進行無綱量化，

形成矩陣記為X' =(xj)nXm。對于效益型指標：

X, \Xij - min(Xij )1 ，

[max(Xij ) - min(Xij )]'

對于成本型指標：

X, [max(Xij) - Xij]，

曰[max( Xj) - min( Xj)]'

其中max(Xj)和min(Xj)分別表示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為了避免計算統計中對數無意義現象，平移處理標準化后的數據。經

27 過平移后所得的X"，H = 0.0001。

X"二 X' + H （4.4）

第三步，熵值權重法設定

根據熵值的定義，n個事物m個評價指標可以確定評價體系的熵為：

ej =-焉fjln fJ,（i =1,2,…,"；j =1,2，…,m）（4.5）

其中，f=xjix。

第j項指標得差異系數：gj = 1 - ej

對于第j項指標，熵值越小，指標值差異越大，越有利于評價指標的解釋作用，反之亦然。

其中，第j項指標的權重為；

W, =-^- （4.6）

igj

j=1

第四步，采用加權平均法，計算樣本中每年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

S = i XiWi （i = 1,2,..., n）（4.7）

i =1

其中，X，為各單項指標的標準化值；化表示指標對應的權重；S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綜合服務水平得分。

三、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特征

（一）整體層面基于評價模型的計算公式，本文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評價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結果如表 4-2。

表 4-2 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評價指標無量綱化結果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B1 0.2872 0.0957 0.2151 0.0001 0.2840 0.4964 0.4827 0.5263 0.6685 0.7326 0.8077 1.0001 0.9894 0.3830 0.4748 0.6660 0.6443 0.5638 0.1134

B2 0.0001 0.2572 0.2787 0.2927 0.3382 0.4079 0.4187 0.4381 0.4532 0.4736 0.4825 0.4951 0.9678 0.9678 0.9678 0.9786 1.0001 0.9893 0.9786

B3 0.0172 0.0001 0.0126 0.0707 0.1088 0.1374 0.1844 0.1802 0.2080 0.2365 0.2563 0.9304 0.9248 0.9362 0.9462 0.9720 1.0001 0.9678 0.9207

B4 0.0001 0.0575 0.0915 0.1246 0.2009 0.2313 0.2720 0.2815 0.2866 0.6661 0.3229 0.3431 0.4117 0.6015 0.7668 0.8918 0.9646 0.9862 1.0001

B5 0.0001 0.0212 0.0282 0.0378 0.0592 0.6595 0.7173 0.7667 0.8090 0.8506 0.8711 0.8939 0.9180 0.9301 0.9513 0.9646 0.9781 0.9853 1.0001

B6 0.0001 0.0147 0.0280 0.0496 0.0653 0.0877 0.1449 0.1950 0.2783 0.3554 0.4732 0.5228 0.6717 0.6881 0.9928 0.9691 0.9326 0.9710 1.0001

B7 0.1876 0.2495 0.2271 0.2048 0.3493 0.6623 0.7294 0.7483 0.8188 0.8928 0.9513 1.0001 0.9684 0.9099 0.8336 0.7208 0.3217 0.1743 0.0001

B8 0.0001 0.0885 0.1679 0.1064 0.0244 0.0049 0.0503 0.0225 0.0314 0.0451 0.0891 0.1244 0.1488 0.2731 0.3556 0.6070 0.7215 0.8144 1.0001

B9 0.0327 0.0134 0.0634 0.0001 0.6409 0.6457 0.6648 0.6559 0.6513 0.6744 0.6759 0.6780 0.6726 0.7188 0.7532 0.8032 0.8336 0.9137 1.0001

B10 0.7273 0.7169 0.6866 0.6908 0.6772 0.4462 0.4522 0.5011 0.5289 0.0001 0.5725 0.6399 0.6253 0.6995 0.7571 0.8183 0.7920 0.9229 1.0001

B11 0.1653 0.1566 0.3044 0.7523 0.4305 0.1610 0.4958 1.0001 0.0001 0.3044 0.6479 0.3610 0.3001 0.1697 0.2175 0.1566 0.2566 0.2566 0.3044

B12 0.0001 0.0754 0.1671 0.2104 0.3175 0.3963 0.4920 0.5263 0.5721 0.6473 0.7591 0.7885 0.8358 0.8364 0.8367 0.8644 0.9326 0.9753 1.0001

B13 0.0007 0.0010 0.0001 0.3786 0.4187 0.5265 0.6484 0.3102 0.2738 0.5748 0.7039 0.7441 0.8382 0.9080 0.9998 1.0001 0.9403 0.8382 0.5356

B14 0.0001 0.0338 0.2802 0.3275 0.5264 0.5535 0.5957 0.6239 0.6588 0.6750 0.6749 0.8914 0.9177 0.9660 0.9940 0.9999 1.0001 1.0000 0.9877

B15 0.0001 0.0785 0.1777 0.2536 0.3912 0.4636 0.5364 0.5803 0.6592 0.7176 0.7895 0.8222 0.7162 0.7774 0.8451 0.9086 0.9329 0.9763 1.0001

B16 0.0001 0.1930 0.4599 0.6368 0.6850 0.7364 0.7686 0.7782 0.8233 0.8490 0.8586 0.9294 0.9422 0.9454 0.9583 0.9679 0.9776 0.9937 1.0001

B17 0.3421 0.4304 0.2648 0.4642 0.0001 0.4848 0.3258 0.8552 0.8748 0.7920 1.0001 0.9119 0.5883 0.7245 0.6232 0.7376 0.6787 0.8999 0.8107

B18 0.0001 0.0281 0.0797 0.0989 0.1753 0.2451 0.3466 0.4261 0.5307 0.6699 0.8219 0.9112 0.6701 0.7503 0.8655 0.9418 1.0001 0.8668 0.8780

B19 0.1987 0.0461 0.0610 0.2977 0.2192 0.0940 0.0001 0.1969 0.2688 0.8314 0.8750 0.8970 0.7443 0.8733 0.9062 0.9559 1.0001 0.9752 0.9569

B20 0.0001 0.0028 0.0089 0.0115 0.0153 0.0194 0.0261 0.0321 0.0404 0.0557 0.0762 0.0931 0.2619 0.7176 0.7542 0.7469 0.8093 0.8844 1.0001

B21 0.0944 0.1647 0.0112 0.0001 0.1563 0.2705 1.0001 0.1545 0.0635 0.0313 0.0854 0.1331 0.0716 0.0539 0.0439 0.0268 0.0439 0.0528 0.0454

B22 0.0001 0.0320 0.0067 0.0166 0.0283 0.0611 0.1223 0.2647 0.3262 0.3487 0.4003 0.5865 0.5848 0.6053 0.7429 0.8688 0.9226 0.8791 1.0001

B23 0.0001 0.0171 0.0622 0.0647 0.1306 0.1847 0.2576 0.3259 0.3404 0.4032 0.5073 0.6062 0.6472 0.7003 0.6822 0.7904 0.7560 0.8579 1.0001

B24 0.0001 0.0317 0.0827 0.1810 0.2421 0.3200 0.3902 0.4920 0.5116 0.6432 0.7207 0.8317 0.9342 0.9652 0.9559 1.0001 0.8104 0.6978 0.7332

之后，利用Excel軟件求得農業社會化服務各項評價指標的熵值權重，結果見表 4-3。

表 4-3 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服務水平測評指標權重

指標權重指標權重指標權重

B1 0.0288 B9 0.0319 B17 0.0175

B2 0.0253 B10 0.0118 B18 0.0393

B3 0.0659 B11 0.0344 B19 0.0464

B4 0.044 B12 0.0273 B20 0.1206

B5 0.0405 B13 0.0364 B21 0.1101

B6 0.0632 B14 0.0238 B22 0.0648

B7 0.03 B15 0.0247 B23 0.0452

B8 0.099 B16 0.0144 B24 0.0343

根據上述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服務水平的評價指標，得出2001-2019年浙

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總體水平、各個單項功能服務水平的分析結果及發展態勢。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

年份

圖4-1 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

首先，從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總體來看，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一直處在持續上升的狀態，說明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在近20年間得到了飛速發展。從圖 5.1 可以得知，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由2001 年的0.0559逐步增長到2019年的0.8123，增幅達到了1300%。雖然在2007-2009 年間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出現停滯現象，但隨著政府不斷加快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特別是自2010年開始，連續10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相關政策后，浙江省加快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科技助農，政策支農，打造創新型農業，進一步提高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和質量。

0.3

2001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U-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一*-金融流通服務圖4-2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各項服務發展水平其次，具體從各單項服務功能來看， 2001-2019 年浙江省社會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都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趨勢。總體上，在近20年的時間里，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都表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盡管在2010-2011 年、2013-2014年及2018-2019年間公共服務領域增長有所停滯，整體年間都是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從 2001 年的 0.0094增長至2019年0.2363，特別是在2011-2013年間，從0.1317增長至0.2116，這個時段恰好是國家政府層面制定出臺有關大力發展農村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政策建議、措施，這也說明了國家政策支持對于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和質量的提高起到了關鍵作用。生產服務從2001 年的0.0210穩步增長至2019年的0.2，增長了將近10倍。金融流通服務在2001-2019年19年期間從0.0105到0.2608，增長顯著。科技信息服務在2001-2019年間從0.0152波動增長至0.1556，相比于其他服務，科技信息服務發展最為平緩，增長速度也沒有其他服務快，遜色于其他服務發展，可能是由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轉移造成了農業長期缺少勞動力資源，農業專業技術人員相對匱乏，使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發展緩慢，可能需要政府繼續加快推進農業科技信息化改革。浙江省不同類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趨勢表明了浙江省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加強了生產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為農戶生產提供了極大地便利；推動現代農耕技術的推廣和普及，促進農業增產增收；著重發展與農業經濟有關的金融信貸、保險業務服務，創新金融業、保險業對于涉農產品的種類和服務方式，建設農村信用體系，為涉農營商打造更好的惠農政策環境，有效促進分散經營的小規模農戶降低生產風險，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

（二）區域層面

根據地理區位劃分，利用浙江省 11 個地級市年鑒數據，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測算。從上圖表可以發現，浙東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在近20 年時間段里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在 2001-2005 年期間浙西南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高于浙東北地區，在這之后，浙東北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基本上都略高于浙西南地區。

從各項服務功能來看，浙東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在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等四個方面的服務發展水平呈現出穩定增長趨勢，但又有所差異。近 20年期間，浙東北地區的公共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發展好于浙西南地區，而浙西南在農業生產服務方面領先于浙東北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浙東北由于地處長三角經濟帶，工業發展水平較高，一定程度上對生產服務造成了“擠出效應”，使之農業生產服務方面弱于浙西南地區。總體上來看，浙江省在發展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秉持著推進“四大”建設，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理念，這對于農業生產力發展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是極大的積極效應。

第二節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測度

當前在農業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我國農業發展關鍵是有效提高農業產出效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目前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提升農業TFP對于農業要素配置效率、農業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本節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度浙江省農業TFP，并根據測算結果，對浙江全省、各地級市農業TFP及分解指數的變動狀況進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估計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

產率。Malmquist指數法是基于面板數據的非參數法（DEA）,來確定生產前沿面, 最后得出生產效率值。

DEA-Malmquist 指數表達公式：一 D：(Xt，Y』x Dt(Xt+i，Yt+i) ]2 _Ot+T(Xt，Yt) Dt+1(Xt+i，Yt+i).

其中，Xt，Yt，Xt+1，Yt+1分別表示t與t +1年度的生產要素投入與產出，D 為投入導向的距離函數。等式右邊第一項反映了從t到t +1期間的技術效率指數（effch），第二項表示t到t +1期間的技術進步指數（techch）。在規模報酬可變（VRS）條件下，上式進一步可分解為：TFP = PechxSechxTech。 Malmquist 指數數值所表示的含義也有所不同：當指數大于1 時，說明生產水平處于提高狀態；當指數等于1 時，說明生產水平處于保持不變的狀態；當指數小于1 時，說明生產水平處于下降的狀態。

二、數據來源及指標選取

根據DEA-Malmquist指數模型，主要考慮產出和投入兩個變量。

產出變量：選取2001-2019年浙江省平減后的農業總產值（億元），根據歷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計算以2000年為基礎年的農業總產值，公式如下。

CPI

平減后的某年農業總產值= 1— *某年的農業總產值，其中i表示年份。

CPI基年

投入變量：主要包括機械投入、土地投入、肥料投入、勞動力投入等四個方面。其中，用年底農機總動力（萬千瓦）表示機械投入，農作物播種面積（萬公頃）表示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折純量，萬噸）表示肥料投入，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萬人）表示勞動力投入。

以上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及各地級市統計年鑒等。

三、結果及分析

（一）整體層面

利用DEAP2.1軟件，在產出既定（output orientated））和規模報酬可變（VRS）的假定前提下，測度 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最終得到結果如下。表 4-4 反映了 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構成及變化情況。

表 4-4 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 TFP 變化及其 Malmquist 指數分解

技術效率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全要素生產率

2001-2002 1.080 0.956 1.083 0.997 1.032

2002-2003 1.001 1.090 1.001 1.000 1.091

2003-2004 1.028 1.075 1.020 1.008 1.105

2004-2005 0.952 1.099 0.951 1.001 1.046

2005-2006 0.984 1.042 0.991 0.993 1.025

2006-2007 1.018 1.123 1.011 1.007 1.142

2007-2008 0.989 1.099 0.992 0.997 1.087

2008-2009 0.988 1.016 0.976 1.012 1.004

2009-2010 0.987 1.277 0.984 1.003 1.260

2010-2011 0.988 1.135 1.001 0.987 1.122

2011-2012 1.010 1.047 1.008 1.002 1.057

2012-2013 0.986 1.058 0.995 0.991 1.043

2013-2014 0.991 1.149 1.010 0.981 1.138

2014-2015 0.993 1.066 0.988 1.005 1.059

2015-2016 0.989 1.072 1.001 0.988 1.059

2016-2017 0.980 1.127 0.981 0.999 1.104

2017-2018 0.954 1.078 0.993 0.961 1.028

2018-2019 0.963 1.088 0.988 0.975 1.048

總平均 0.993 1.087 0.998 0.995 1.079

注：所有平均數均為幾何平均數。

首先，從總體上觀察浙江省農業TFP發展趨勢。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 TFP 數值均高于 1，年平均數值為 1.079，表示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7.9%。究其增長的原因，可以發現浙江省農業TFP提高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變動所帶來的有效產出增加。農業技術進步年平均值為 1.087，表示其增長率為8.7%，而技術效率年平均值為0.993，說明技術效率增長率反而下降0.7%。自2000年以來，浙江省重點關注農業領域的發展，并響應國家號召，在思想上提高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加大強化農業農村改革力度，推進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發展進程，農耕技術、種子培育、機械化生產等現代化生產技術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產量增加和生產率穩步提高。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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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ch techch tfpch

圖4-6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TFP及其分解指數變化趨勢

其次，具體來看Malmquist分解指數的變動趨勢。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呈現正增長態勢。將其Malmquist指數分解后，可以發現特征一為TFP指數曲線與技術進步率（tech）曲線在數值上高度重合，且在變化規律上也具有同步性。這可以說明浙江省農業TFP提高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變動所帶來的有效產出增加。特征二，結果顯示近20年間浙江省農業技術效率（effch）年平均數值為0.993，說明農業技術效率呈現負增長，表明在2001-2019年間浙江省農業生產存在無效率的狀態，使得當前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不相匹配、不相適應，農業生產活力得不到激活，生產技術潛力還未被完全開發和利用。這可能源于浙江省整體地形地貌多樣，山地和丘陵面積約占 75%，而平坦地區只占據 20%左右，耕地面積僅有 208.17 萬公頃，實際的自然資源稟賦、不利的農業區位條件使得農業技術不能大范圍、大面積地應用于現實，從而造成農業技術效率低下。特征三，農業技術效率又可分解為純技術效率（pech）和規模效率（sech）。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純技術效率顯示的年平均值為0.998，規模效率年平均值為 0.995，二者指數數值均小于 1，說明兩種效率都處在下滑態勢。可以得出，浙江省存在農業規模效率相對低下，產生的規模效益不顯著，以及集約化程度不高的問題，說明浙江省仍然是以分散的、細碎化的小農經濟為主，而這樣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會影響到農業生產規模集中，造成農業生產低效。

（二）區域層面

通過2011-2019年浙江省各地市農業TFP變化及其Malmquist指數分解，將浙江省各個區域分開來看，可知近20年間浙江省11個地級市農業TFP變化及其構成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盡管如此，11個地市農業TFP年平均值為1.079, 年均增長率達到 7.9%，表示浙江省 11 個地市農業生產率呈現增長趨勢。其中，農業生產率較高的地區有杭州、寧波、嘉興、金華和臺州。增速最快的是寧波市，

年均增長率達到12.6%；其次是金華市，年均增長率為11.6%；增速最慢的是衢州市，年均增長率為 3.5%。還可以發現，農業生產率較高的地區不僅農業技術進步貢獻較大，而且其擁有較高的農業技術效率。杭州、寧波、金華及臺州 4 個地市的農業技術效率指數均大于或等于1，說明了2001-2019年農業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四個地市是基于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發展；而其他地市的農業生產率雖均呈正增長趨勢，但其農業生產率增長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變動所帶來的有效產出增加，農業技術效率普遍較低。這體現出了浙江全省農業區域發展不平衡，各地區的先天資源稟賦的差異，使得各地的農業發展水平也有差別。

表 4-5 浙江省地級市 Malmquist TFP 指數及其分解

技術效率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全要素生產率

杭州市 1.000 1.095 1.000 1.000 1.095

寧波市 1.005 1.120 1.004 1.001 1.126

嘉興市 0.988 1.112 1.000 0.988 1.099

湖州市 0.994 1.082 1.004 0.990 1.076

紹興市 0.991 1.089 0.993 0.998 1.079

舟山市 0.984 1.067 1.000 0.984 1.050

浙東北 0.994 1.094 1.000 0.993 1.087

溫州市 0.982 1.080 0.982 1.000 1.061

金華市 1.031 1.083 1.029 1.002 1.116

衢州市 0.955 1.083 0.961 0.994 1.035

臺州市 1.007 1.083 1.008 1.000 1.090

麗水市 0.986 1.062 1.000 0.986 1.047

浙西南 0.992 1.078 0.996 0.996 1.069

總平均 0.993 1.087 0.998 0.995 1.079

按地理區位劃分，2001-2019年浙江東北地區農業TFP增速高于浙江西南地區,其中浙東北農業TFP年平均值為1.087,年均增長率達到8.7%，浙西南農業 TFP年平均值為1.069,年均增長率為6.9%。從浙江省地級市農業TFP及其分解指數的變動趨勢不難看出，浙東北農業技術進步快于浙西南，且其農業技術效率也高于浙西南。位于浙江東北部的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及舟山地區由于其農業區位條件優于浙西南地區，具有地勢平坦、交通便利、靠近長三角經濟發展圈等優勢，農業發展較快，農業技術推廣較為迅速，現代技術普及應用率高，從而使農業技術進步及技術效率都有較高的成效。而地處浙江西南部的溫州、金華、衢州、臺州及麗水等地市在農業區位條件方面處于劣勢，多山地丘陵、交通運輸相對不便、經濟發展水平低等問題，從而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低于浙東北地區。

表 4-6 各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

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衢州舟山臺州麗水

2001-2002 0.953 1.091 0.849 1.051 0.957 1.024 1.786 0.946 0.824 1.139 0.979

2002-2003 1.099 1.001 1.062 1.181 1.055 1.061 1.167 1.139 1.008 1.134 1.117

2003-2004 1.093 1.210 1.134 1.246 1.170 1.059 1.096 1.115 0.930 1.068 1.064

2004-2005 1.115 1.072 0.937 1.172 0.879 1.125 0.999 1.033 1.224 1.023 0.979

2005-2006 1.087 1.092 1.030 1.114 1.036 1.132 1.118 0.807 0.975 1.079 0.861

2006-2007 1.095 1.190 1.092 1.123 1.277 1.111 1.146 1.084 1.154 1.157 1.150

2007-2008 1.127 1.056 1.146 1.121 1.168 1.095 1.042 0.951 1.183 1.028 1.060

2008-2009 1.000 1.064 0.988 0.994 1.014 1.008 1.000 0.971 0.971 1.033 1.000

2009-2010 1.233 1.767 1.215 1.265 1.309 1.254 1.247 1.096 1.191 1.297 1.096

2010-2011 1.143 1.153 1.163 1.093 1.098 1.152 1.136 1.114 1.032 1.165 1.099

2011-2012 1.074 1.052 1.099 1.075 1.052 1.049 1.023 1.013 1.013 1.042 1.018

2012-2013 1.067 1.033 0.995 1.019 1.026 1.067 1.046 1.053 1.108 1.010 1.051

2013-2014 1.184 1.294 1.125 1.039 1.113 1.111 1.199 1.100 1.028 1.286 1.075

2014-2015 1.128 1.030 1.102 1.057 1.038 1.022 1.056 1.055 1.165 1.001 1.007

2015-2016 1.070 1.084 1.105 1.122 1.033 0.988 1.046 1.093 1.031 1.024 1.065

2016-2017 1.108 1.128 1.068 1.095 1.084 1.102 1.169 1.146 1.045 1.029 1.187

2017-2018 1.066 1.072 1.013 1.048 1.056 1.040 0.965 0.941 0.963 1.128 1.035

2018-2019 1.096 1.062 1.034 1.018 1.084 1.048 1.037 1.037 1.028 1.043 1.044

第三節本章小結

首先， 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整體發展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說明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在飛速發展。具體從各單項服務功能來看，近20年中浙江省社會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都表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其中，相比于公共服務、生產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科技信息服務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遜色于其他服務發展。

其次，從不同地理區域來看，浙東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在近20年時間段里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在2001-2005 年期間浙西南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高于浙東北地區，之后10余年，浙東北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基本上均略高于浙西南地區。浙東北地區的公共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發展好于浙西南地區，而浙西南在農業生產服務方面領先于浙東北地區。

第三，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TFP年平均數值為1.079，表示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7.9%。浙江省農業TFP數值均大于1，表示浙江省農業生產率穩步增長。從具體的分解指數變動趨勢來看，其一得出TFP指數曲線與技術進步率曲線在數值上高度重合，且在變化規律上也具有同步性；其二近20年間浙江省農業技術效率（effch）年平均數值為0.993,說明農業技術效率

38 呈現負增長，表明在2001-2019年間浙江省農業生產存在無效率的狀態，使得當前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不相匹配、不相適應，農業生產活力得不到激活，生產技術潛力還未被完全開發和利用；其三農業純技術效率顯示的年平均值為 0.998，規模效率年平均值為 0.995，二者指數數值均小于 1，說明兩種效率都處在下滑態勢。可以得出，浙江省存在農業規模效率相對低下，產生的規模效益不顯著，以及集約化程度不高的問題。

第四，從不同地理區域來看，近20年間浙江省11個地級市農業TFP變化及其構成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總體農業生產率呈現增長趨勢。從整體來看浙東北地區農業TFP高于浙西南地區，可能是因為浙東北自然稟賦、區位條件等因素優于浙西南地區。其中，農業生產率較高的地區有杭州、寧波、嘉興、金華和臺州；增速最快的是寧波市，其次是金華市，增速最慢的是衢州市。

第五章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研

究

本章利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并對浙江省不同區域樣本進行檢驗。

第一節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變量選取

基于 2001-2019年浙江省 11 個地級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本文選取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為被解釋變量，農業社會化服務（其中有四項分類指標：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另外，還增加了一系列其它的控制變量。

（一）被解釋變量

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 ）。利用本文第四章使用DEAP2.1軟件，通過 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模型，對浙江省11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TFP 進行測算得出。

（二）核心解釋變量

社會化服務水平（AS）。利用本文第四章通過評價指標體系中四項分類指標, 應用熵值權重法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測算得出。

公共服務水平（ASi）。利用本文第四章通過評價指標體系中公共服務指標, 應用熵值權重法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測算得出。

生產服務水平（AS2）。利用本文第四章通過評價指標體系中生產服務指標, 應用熵值權重法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測算得出。

科技信息服務水平（AS3）。利用本文第四章通過評價指標體系中科技信息服務指標，應用熵值權重法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測算得出。

金融流通服務水平（AS4）。利用本文第四章通過評價指標體系中金融流通服務指標，應用熵值權重法對浙江省11 個地級市2001-2019年農業社會化服務水

平進行測算得出。

（三）控制變量

老齡化水平（Age）。城市的老齡化可能會擠占其他社會資源，從而降低人力資本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本文選取一個城市超過60周歲以上的人口占該城市總人口數比例表示。

耕地面積（Size）。農業生產離不開土地要素。因此耕地面積的大小會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

金融發展水平（Fina）。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撐，因此建立健全金融發展體系可以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發展。以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占 GDP 比重反映金融發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資（FDI）。海外公司、企業和經濟組織機構或個人到中國進行直接投資，該行為帶來先進技術和人才的同時，還會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消極影響。

農民收入（Income）。農民收入與農業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密切。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農民收入水平。

城市化水平（Csh）。城市化是指由傳統農村社會逐步轉向現代城市社會的過程。以城鎮人口的數量與城鄉總人口數量的比值衡量。

農業種植結構（Stru）。農業內部種植結構的調整，也會對農業產出效率產生影響。以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比例反映。

工業化水平（Industry）。地區工業GDP占地區GDP比重。加速工業化進程會催生對更優質農產品的需求，改善農產品的供需結構，從而導致了農業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本文用工業GDP占地區GDP的比重來反映一個地區的工業化發展水平。

表 5-1 變量說明

變量類型變量名稱變量符號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TFP 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社會化服務水平 AS 社會化服務水平

公共服務水平 AS1 公共服務水平

核心解釋變量生產服務水平 AS2 生產服務水平

科技信息服務水平 AS3 科技信息服務水平

金融流通服務水平 AS4 金融流通服務水平

老齡化水平 Age 一個城市超過60周歲以上的人口/該城市

總人口數比例

耕地面積 Size 當年耕地面積

控制變量金融發展水平 Fina 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GDP

外商直接投資 FDI 外商直接投資

農民收入 Income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業化水平 Industry 工業GDP/地區GDP

農業種植結構 Stru 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農作物總播種面積

城市化水平 Csh 城鎮人口的數量/城鄉總人口數量

二、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各地級市統計年鑒、權威網站公布的相關統計公報數據及普查數據。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5-2所示。

表 5-2 各個變量統計描述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TFP 209 1.079 0.108 0.807 1.786

AS 209 0.433 0.235 0.039 0.877

AS1 209 0.0778 0.089 0.001 0.350

AS2 209 0.030 0.037 0.001 0.188

AS3 209 0.040 0.047 0.010 0.217

AS4 209 0.073 0.047 0.001 0.305

Age 209 0.176 0.04 0.113 0.289

Size 209 16.644 5.975 0.99 24.336

Fina 209 2.903 0.827 1.402 5.694

FDI 209 11.143 15.114 0.081 72.091

Income 209 14623 9264 2740 37413

Industry 209 0.434 0.069 0.231 0.548

Stru 209 0.515 0.088 0.266 0.676

Csh 209 0.488 0.169 -0.014 0.827

第二節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計量模型設定

模型構建：

TFpt = att + BAS打+心冊0% +①+血+為

其中，i、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份，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被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AS ,其中還包括四項分類指標AS1 （公共服務）、AS2 （生產服務）、AS3 （科技信息服務）、AS4 （金融流通服務）; Controls是控制變量，主要包括Age （老齡化），Size （耕地面積），Fina （金融發展水平）， FDI （外商直接投資）， Inc0me （農民收入）， Industry （工業化水平），Stru （農業種植結構），Csh （城市化水平）；①為時間固定效應，機為地區固定效應，sl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回歸結果分析

（一）整體層面

為檢驗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TFP的作用影響，對2001-2019年浙江省11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表5-3。

表 5-3 全樣本回歸結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VAR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AS 0.181*** 0.303*** 0.180*** 0.296***

(21.55) (6.86) (21.31) (6.74)

AS1 0.165*** 0.292*** 0.178*** 0.227***

(7.09) (4.17) (5.04) (3.95)

AS2 0.153*** 0.267* 0.163*** 0.211*

(5.57) (2.40) (7.49) (1.33)

AS3 0.194*** 0.311*** 0.189* 0.314**

(9.21) (4.84) (1.90) (2.06)

AS4 0.191*** 0.312*** 0.194*** 0.306***

(9.05) (6.26) (9.95) (6.26)

Age -1.903*** -1.964*** -1.978 -2.356*

(-4.74) (-4.66) (-1.58) (-1.84)

Size 0.007*** 0.007*** 0.006** 0.007**

(2.93) (2.94) (2.08) (2.38)

Fina 0.000 0.007 0.050 0.047

(0.01) (0.19) (1.45) (1.32)

FDI 0.007*** 0.007*** 0.001 0.001

(5.34) (5.16) (0.56) (0.59)

Income 0.000 0.000 0.000 0.000

(0.45) (0.61) (0.36) (0.55)

Industry 0.024 0.025 0.046 0.041

(0.53) (0.55) (1.04) (0.91)

Stru 0.018 0.049 0.009 0.034

(0.49) (0.81) (0.24) (0.51)

Csh 0.004 0.004 0.079** 0.102***

(0.14) (0.11) (2.43) (2.65)

Obs 209 209 209 209 209 209 209 209

R-squared 0.492 0.675 0.498 0.679 0.661 0.675 0.666 0.681

City no no control control no no control control

Year no no control control no no control control

注：*、**、***分別表示在 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模型 1、 2、 5、 6均為隨機效應模型下的回歸結果，模型 3、 4、 7、 8均為雙

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從實證結果可以得出，總體上提高浙江省農業社會

化服務水平對其農業TFP提升有著顯著地促進作用。從社會化服務體系四項分

類指標來說，與總體得出的結果具有相似性。并由此驗證了假設 1、假設 2、假設 3、假設 4 及假設 5。具體的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未包含控制變量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回歸系數為正，并且在 1%的水平下顯著，意味著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在控制了老齡化水平、耕地面積、金融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農民收入、城市化水平，農業種植結構及工業化水平等變量后，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296，這意味著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每次提升1% 水平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會促進提高 0.296%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由回歸結果得到，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高對農業相關的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促進作用。因此應當努力健全并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廣大農民群眾提供更加合適、高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

第二，未包含控制變量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等四項分類服務的回歸系數均顯示正值，且分別通過了 10%、 1%、 1%、 1%的顯著性水平，從而均證實了其對農業 TFP 產生了積極的正向作用。在控制了老齡化水平、耕地面積、金融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農民收入、城市化水平，農業種植結構及工業化水平等變量后，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的回歸系數分別為 0.227、 0.211、 0.314、 0.306，具體詳盡地得出，農業社會化服務四項分類服務對農業TFP的拉動促進作用呈現：科技信息服務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金融流通服務、公共服務，拉動效應最小的是生產服務。從上述回歸結果還可以發現，科技信息服務發展對農業TFP 的促進作用甚至高于整體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其的影響作用，金融流通服務也同樣如此。但相較于這兩項服務，公共服務與生產服務就稍顯遜色。

第三，從總體來看，相對于控制變量而言，人口老齡化對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著明顯的負向效應，是因為對于一座城市來說，人口老齡化程度過高會擠占其他社會化服務的資源消耗，從而使得對相關農業服務的資源貢獻率下降，進而抑制了農業TFP的提高；耕地面積對農業TFP也有著顯著的推動效應，是因為近年來浙江省土地耕地面積所有擴大，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形成規模化經營;外商直接投資對農業TFP也存在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帶來了資本投入，又提供了先進的科技和高知人才，因此推動了農業TFP的提高；農業種植結構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同樣有著顯著的正向效應，是因為近年來浙江省農業種植結構越來越合理，直接帶動了農業TFP的提升；而金融發展水平、農民收入、工業化水平及城市化水平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雖均具有正向效應，但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近年來加快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從而導致金融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存在區域差異性，未對農業TFP產生顯著影響。

（二）區域層面為檢驗浙江省區域內部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按照地理區位劃分，把浙江省劃分為浙東北地區（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和浙西南地區（溫州、金華、衢州、臺州、麗水），并進行分別檢驗，回歸結果如下表。

表 5-4 分樣本回歸結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VAR TFP TFP TFP TFP

AS 0.150*** 0.186*** 0.114*** 0.144*

(18.08) (9.86) (11.58) (1.88)

Age -3.832*** -2.306***

(-10.31) (-8.93)

Size 0.005*** 0.003***

(4.34) (4.58)

Fina 0.013 0.097**

(0.92) (4.95)

FDI 0.004*** 0.004

(6.29) (1.18)

Income 0.000 0.000

(0.22) (1.02)

Industry 0.003 0.049

(0.15) (0.50)

Stru 0.033 0.177

(1.22) (1.12)

Csh 0.045*** 0.040

(2.79) (0.45)

Observations 114 114 95 95

R-squared 0.480 0.681 0.401 0.550

City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注：*、**、***分別表示在 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模型1、 2表示浙東北地區的回歸結果，模型3、 4表示浙西南地區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可以得出，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會隨區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從而驗證了假設 6。

就整體而言，在加入老齡化水平、耕地面積、金融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農民收入、城市化水平，農業種植結構及工業化水平等變量后的回歸結果顯示，浙東北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強于浙西南地區，浙東北地區的回歸系數為0.186，且通過了1%的置信水平；浙西南地區作用系數為 0.144，且顯著地通過了 10%的置信水平。這可能是因為浙東北地區地處長三角經濟帶，地理位置優于浙西南地區，且地勢起伏較小，更加有利于農業技術的

推廣和普及；浙東北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對人才吸引力更大，顯著的提高了人力

資本的質量，有利于農業技術效率的提高，使之不斷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發

展；而浙西南地區多丘陵和山地，農業區位條件處于劣勢，農業生產經營不易形

成規模化，生產力水平有待提高，且近年來大量浙西南地區青年人外出求學和工

作，導致本地人才的流失，再加之該地區農業管理水平的欠缺，這些因素都影響

著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 TFP 的貢獻程度，因此浙西南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水

平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影響遠低于浙東北地區。

表 5-5 分樣本分類型回歸結果

浙東北浙西南

a r A 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VAR TFP TFP TFP TFP

AS1 0.152** 0.124*** 0.107*** 0.101***

(1.82) (4.97) (6.78) (5.13)

AS2 0.183*** 0.161*** 0.270*** 0.231**

(6.35) (3.36) (4.25) (1.01)

AS3 0.136*** 0.206** 0.129*** 0.196**

(3.52) (1.20) (4.47) (1.18)

AS4 0.232** 0.168* 0.186** 0.127*

(2.14) (1.52) (1.28) (0.98)

Age -2.905*** -0.044*

(-5.29) (-2.01)

Size 0.002* 0.004**

(1.76) (2.81)

Fina 0.054*** 0.095***

(4.08) (3.99)

FDI 0.001 0.001

(1.36) (0.22)

Income 0.000 0.000

(0.57) (0.03)

Industry 0.001 0.009

(0.07) (0.10)

Stru 0.006 0.041

(0.24) (0.29)

Csh 0.031* 0.110**

(1.91) (3.35)

Observations 114 114 95 95

R-squared 0.663 0.684 0.584 0.592

City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注：*、**、***分別表示在 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比較浙東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不同類型服務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浙東北

地區還是浙西南地區，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均對農業TFP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生產服務指標看，浙東北地區的農業TFP 受其作用影響要弱于浙西南地區，可能原因是因為浙東北地區位于長三角經濟帶，地區經濟發展多集中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而農業生產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從而導致生產服務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較小；而對于公共服務、科技信息服務、金融流通服務指標而言，其對浙西南地區的農業TFP促進作用要明顯弱于浙東北，浙東北的作用系數分別為0.204、 0.124、 0.168，且分別通過了 5%、 10%、 1%的置信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基于政策支持和發展重點，浙東北地區包含了省會城市及上海大都市圈范圍內的城市，具有較強的集聚效應，人才、資本及技術的吸引極大促進了浙東北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提高，且該地地勢較為平坦，交通通達性好。

第三節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本文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考慮到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效應，本文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滯后一期納入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表 5-6 穩健性檢驗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

VAR TFP TFP TFP TFP

L.AS 0.160*** 0.266***

(18.12) (5.14)

L.AS1 0.108** 0.171*

(2.58) (1.78)

L.AS2 0.175*** 0.152**

(11.68) (2.47)

L.AS3 0.195** 0.115*

(2.28) (1.74)

L.AS4 0.154*** 0.132*

(3.27) (1.85)

Age -4.669*** -4.399***

(-4.41) (-3.26)

Size 0.007*** 0.003**

(2.66) (2.08)

Fina 0.006 0.012

(0.17) (0.34)

FDI 0.007*** 0.006***

(5.20) (4.49)

Income 0.000 0.000

(0.75) (0.41)

Industry 0.047 0.038

(1.04) (0.82)

Stru 0.005 0.138**

(0.08) (2.06)

Csh 0.005 0.002

(0.15) (0.05)

Observations 198 198 198 198

R-squared 0.438 0.670 0.580 0.667

City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注：*、**、***分別表示在 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從檢驗結果看，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提升農業TFP仍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通過了 1%置信水平；而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等也都對農業TFP存在顯著的拉動作用，所以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 5-7 分樣本穩健性檢驗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

VAR TFP TFP TFP TFP

L.AS 0.216*** 0.185** 0.163*** 0.142**

(24.68) (2.30) (9.90) (2.42)

Age -0.498*** -5.153*

(-3.20) (-1.68)

Size 0.001** 0.009**

(2.47) (2.39)

Fina 0.033*** 0.042***

(7.35) (6.39)

FDI 0.002*** 0.006***

(11.09) (9.64)

Income 0.000 0.000

(0.10) (0.73)

Industry 0.006 0.066

(0.93) (0.67)

Stru 0.007 0.069

(0.77) (0.40)

Csh 0.007 0.002

(1.26) (0.02)

Observations 108 108 90 90

R-squared 0.623 0.697 0.438 0.548

City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注：*、**、***分別表示在 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進一步針對浙東北和浙西南兩個區域的樣本，采用同樣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

驗。結果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農業 TFP 的影響在浙東北和浙西南都是顯著為正的，且浙東北地區推動效應遠大于浙西南地區，和基本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第四節本章小結

從整體看，提高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其農業 TFP 提升有著顯著地促進作用。從社會化服務體系四項分類指標來說，與總體得出的結果具有相似性。其中，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的回歸系數分別為 0.227、 0.211、 0.314、 0.306，并且分別通過了 10%、 1%、 1%、 1%的顯著性水平。此外，農業社會化服務四項分類服務對農業TFP的拉動促進作用呈現：科技信息服務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金融流通服務、公共服務，拉動效應最小的是生產服務。從回歸結果還可以發現，科技信息服務發展對農業TFP的促進作用甚至高于整體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其的影響作用，金融流通服務也同樣如此。但相較于這兩項服務，公共服務與生產服務就稍顯遜色。

從不同地理區位來看，浙東北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強于浙西南地區，浙東北地區的回歸系數為0.186，且通過了 1%的置信水平；浙西南地區作用系數為 0.144，且顯著地通過了 10%的置信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區域之間的經濟開放程度、農業區位條件、生產力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所造成的。而對于區域之間各個具體的服務功能來說，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及金融流通服務均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形成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針對生產服務指標來說，浙東北地區的農業TFP受其作用與影響明顯要弱于浙西南地區，而對于公共服務、科技信息服務、金融流通服務指標而言，其對浙西南地區的農業TFP推動作用要明顯弱于浙東北。

第六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前文研究顯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章旨在歸納總結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現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水平以及利用計量模型回歸分析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等三方面的研究結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為實現農業社會化服務持續科學發展、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夯實基礎。

第一節研究結論

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農業社會化服務驅動了農業技術進步、技術效率，促進了規模效應。公共服務帶動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服務模式的創新；農業生產服務改變了傳統生產經營方式、提高農機化水平，使得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科技信息服務的發展優化了資源要素重新配置，促進農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整合資源要素和激發農業生產動力；金融流通服務對延長產業鏈供應鏈，降低農業風險具有重要作用。總體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實現了規模經濟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顯著提升，進而帶動促進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增強農業生產效益，最終帶動農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

第二，研究發現2001-2019 年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整體發展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說明浙江省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在飛速發展。具體從各單項服務功能來看，近 20年的時間里，浙江省社會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科技信息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都表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其中，相比于公共服務、生產服務和金融流通服務，科技信息服務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遜色于其他服務發展。而從不同地理區位劃分看，浙東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在近 20年時間段里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在2001-2005年期間浙西南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高于浙東北地區，在這之后，浙東北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基本上都略高于浙西南地區。

第三，2001-2019年浙江省農業TFP年平均數值為1.079,表示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7.9%。但其農業生產率增長主要是因為因為技術進步的變動引發的生產前沿面本身移動所帶來的產出增加。除此之外，從整體來看浙東北地區農業TFP高于浙西南地區，可能是因為浙東北自然稟賦、區位條件等因素優于浙西南地區。

第四，實證研究得出浙江省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著顯著的

促進作用，且不同類型服務功能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農業社會化服務四項分類服務對農業TFP的拉動促進作用呈現：科技信息服務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金融流通服務、公共服務，拉動效應最小的是生產服務。從回歸結果還可以發現，科技信息服務發展對農業TFP的促進作用甚至高于整體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其的影響作用，金融流通服務也同樣如此。但相較于這兩項服務，公共服務與生產服務就稍顯遜色。從地理區位視角分析，浙東北區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于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大于浙西南區域。

第二節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四點研究結論，提出下列具體建議，從而更好地促進浙江省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發揮浙江省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示范作用和農業現代化引領作用。

一、實現涉農公共服務能力供求平衡

浙江省應保持涉農公共服務能力供求平衡，特別是浙西南地區，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首先是要完善涉農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建設。一方面浙江省應推進多層多類服務體系建設，實現全省服務范圍的覆蓋。構建以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供給基礎，政府主導的相關涉農公共服務為第一層次，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政策性或公益性涉農公共服務為第二層次，市場主導的經營性公共服務為第三層次的標準公共服務體系；還可以創新生產托管服務組織形式，通過“社社合作”“十字托管”等形式，將廣大社會務農人群納入到農業社會化服務之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達到涉農公共服務全面覆蓋農業生產者，實現高效、高質量的農業生產。另一方面是要健全多元主體資金投入機制。省、市政府作為涉農公共服務投資主體，要強化其投資主體責任，并且要加強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機制，達到涉農公共服務資金投入的多元化局面。總體上要堅持政府主導，市場參與，合作共贏來完善涉農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簽訂合同，平衡政府、農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多方利益，明確責任和權利主體，將所籌集到的資金投入到涉農基礎設施、繁榮農村文化、農民職業培訓等領域，從而改善涉農公共服務的供給方面，增加農民福祉。

其次，優化涉農公共服務需求管理建設。其一是增強服務需求識別機制，要知道農民的“欲望”是什么，從農民的真實需求入手，展開調查，切實了解農民需求先后順序、價值偏好等，在尊重其話語權的同時，發揮村民自治的效用。其二是完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利用公共服務相關平臺應用，經過需求識別、篩選、

整合過程，獲取有效需求信息，為農民提供更加有效率、有質量的公共服務；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多樣化的組織形式或機構來了解到農民的需求，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等組織架構，通過這樣的組織形式可以將整合的信息轉化為現實的需求可能，促進農民的意愿表達，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民主意識。

二、加強農業生產服務水平建設

首先，加強生產基礎設施建設，支持農業設備轉型升級。生產基礎設施對于農業生產服務的發展具有最直接顯著的影響。先進、高效的生產基礎設施能極大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從而使農業生產服務不斷發展。農機化水平的高低直接體現了生產基礎設施的建設。浙東北地區農業生產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發展格局，但現如今我們要考慮如何將最大化的發揮浙東北地區的地緣優勢，利用地處長三角經濟帶經濟發展區的資源共享和輻射作用應用于本地農業發展，最大限度的激發農業產出效率提升，因此可以在以下兩方面進行加強：一是學習引進外省優勢農業基礎設施設備或技術，要充分利用浙東北所處的地理優勢，發揮長三角經濟帶設備、信息、資源、技術等方面的聯通、共享作用，以促進農業機械化程度整體水平提升，進而提高農業生產能力，促進農業產出效率的增加；二是完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政府要對農業補貼政策效果進行實時監控，按需調整補貼額度和補貼范圍，同時要加強售后服務，適當延長售后服務年限。構建縣、鄉、村三級科學技術服務網絡，根據財補優惠政策可對新型農機具維修站點按數量、質量、服務等指標實施考核補助，并相應地拉長“三包”售后服務，給予農民時間適應新農機具。

其次，要加快地區產業融合的步伐，特別是“三產”的融合方面，在農業產業化的基礎上，將一二三產業交互作用，以此提高農業管理水平。“三產融合” 對延伸農業生產服務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從以下兩點來進行規整：一是要加快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充分發揮浙東北地區相較于浙西南的農業區位條件，地勢相對平坦這一優勢，引導農民群體積極、有序地承包土地，完善土地流轉激勵機制，避免利益糾紛，推動規模、集約化生產。在此基礎上，能夠激發農業生產服務業的需求，減少農民自身的付出成本。二是通過搭建生產服務標準化人才梯隊，吸收從耕作種植到育苗移栽，再到肥水管理和田間管理，最后收獲貯藏等農業一系列生產環節方面的專家，培育農業專業人才，建立規范化人才庫，確保后備人才力量的積累。三是加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力度，給予新興的經營主體更多的選擇權和主動權，讓他們成為社會農業組織服務的“領頭羊”，并通過對各生產要素配置的市場化革新，逐步構建傳統農業經營者的退出機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進入機制，與此同時對新型經營主體實施政策支持，并給予專業合作社以資本保障，享受減稅免稅政策。四是高度緊密“三產融合”機制，

發揮農業各產業各部門的優勢，緊密聯系、各司其職，創新發展路徑，打造多樣化融合形式，延長產業鏈和供應鏈，優化了農業產業結構，協同發展，加快產村相融步伐。

三、驅動數字信息賦能農業發展

第一，推進實施智慧農業重大工程。浙江省在有關推進農村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應用科技創新雖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還不足以完全適應農業農村發展的更高更好的要求。浙江省應舉全省之力，推進智慧農業建設重大工程項目有效地開展，依托“三效”農業，利用自身優勢產業發展農產品，推進重點農業工程建設，運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5G先進信息技術等智能化裝備，融入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增強先進技術的普適性，降低農民人工成本和生產費用，從而帶動農業產出增加，農民人均收入提高。同時，浙江省還應該針對本省農業產業鏈中勞動力密集的環節，著重發展大田作物耕作中精確種植、精細施肥/藥、精準采收等智能裝置，設施農作物育苗移栽、水肥一體化、綠色防控、智能管理等智能裝置，設施養殖中環境控制、精細飼養、疫病防治等智能裝置，以及發展農產品加工、冷鮮物流配送等智能裝置，把農業科技成果運用到農耕生產設備中，以改善農產品質量，提高效率，實現自動化、智能化的有效管理。

第二，做好農村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建設，逐步形成全方位、專業化、有組織的大數據服務云平臺。可以在全省建立大數據信息采集系統，統籌兼顧，對全省農業生產有一個全局的把握和認識，農業遙感識別、無人機技術、物聯網系統、農機車載監測技術應用終端都可以為其服務，如此一來有效地消除了地域分割所帶來的信息分散化問題，從而實現對全省農業生產全覆蓋動態監督和檢測；也可以通過省與省對接，建立省際關系下的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使得農業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統一標準和集中管控，并且大數據管理網絡平臺的構建適應了農業農村生產的信息需要，及時且準確傳遞適用信息。農業信息服務平臺的搭建需要政府推動、市場引導及多元主體參與其中，政府要主動承擔起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的搭建工作，科學整合各個生產要素資源，鼓勵、支持、引導各方力量的參與，將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實行外包，帶動相關企業發展，通過為農民提供補貼的方法，提高農民對農業信息服務相關需求，從而促進多方共贏，相互促進的局面。除此之外，還打破了信息壁壘和資訊孤島，提升了社會訊息和資源的流通速度，有效促進信息和資源的適配度。通過鏈接浙江省村村通工程項目，與各省、市、區、鄉、鎮形成網絡信息互通互聯，對信息服務平臺上的資源進行采集、加工、分析、重組等工序，有效打通各個市場主體和服務體系之間的信息屏障，把眾多要素整合在一起對接農戶，逐漸將農戶吸引到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為廣大農民提供真正需要農業信息服務，達到高效、便捷、實用、共享的綜合協同服務目

的。

第三，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改善科技創新環境，激發創新新動能。近年來，在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戰略部署下，浙江做了多方努力，以期在推動數字經濟建設與經濟社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同時，還能促進全省經濟進步，搶占全國數字高地。應繼續加大數字經濟投入，讓數字化信息技術滲透全省各行各業，特別是農業領域的應用，如農業生產前，依據大數據精準預測關于種什么、種多少、價格等問題；生產中，對農業進行標準化生產和實時精準、有效化管理；生產后，電商解決了農民賣不出產品難題，實現更快更高效的銷售；如此一來，更加激發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優化服務體系環境，營造利于社會化服務主體發展氛圍，降低其運行成本和經濟費用。除了讓數字信息融入農業生產過程中，更應該增強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先進網絡基礎設施、數智賦能融合基礎設施、數字基建生態體系等。浙江省多丘陵山地，種植田塊小，無法像北方大面積鋪設規模化的耕種收一體化模式，但可以考慮結合當地特色作物及自身發展條件，個性化設計數字化基礎設施有針對性地應用于當地務農人員，彌補農業區位條件的劣勢，增加科技信息在農業領域的普及性和有效性；同時培養數字鄉村人才也是數字化進程中重要環節，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建立數字文化人才隊伍，將數字科技成果更多、更好地應用田間地頭，穩扎穩打地培育數字型人才。

四、加大金融流通服務支持力度

第一，浙江全省應將完善農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建設放在領先位置，使得區域資金效益增加。一是采用創新性的金融服務產品、服務方式和服務制度，來推進農業農村金融服務的改革。創新是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要實現金融業全方位、多層次、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就必須基于現實進行創新。增強地方金融的貸款支持，避免因為資金緣故所帶來的“三農”問題，同時也要健全涉農的信貸考評機制，充分并有效利用財政撥款來組建全省農村信貸專項基金，給予廣大農民群體務農補貼和社會補償；依據已有的金融服務產品，進一步拓寬金融服務應用領域和業務范疇，不斷創新金融服務支付工具，自主研發或引進、吸收現代農業所具備一定特性額金融工具，實現金融服務領域的創新發展。二是均衡“三農”金融服務資金供求。貫徹落實國家的各項財政金融相關政策，引導、監督金融機構對“三農”的資金扶持力度，充分發揮農業稅收基金的政策導向功能，并通過降低農業相關的稅費，加大對農村金融支持的廣度和深度。鼓勵、支持再貸款銀行和擔保公司發展為小規模農業生產者提供貸款擔保，緩解融資壓力，且在法律安全和保護的范圍內適度擴大農業生產者的抵押品范圍；采取各種方法來吸收農村閑置、閑散資金，解決農民的資金融通需求，以便緩解金融服務資金供給不足的問題。三是建立農業風險防范機制。建立由省農辦牽頭，財政局、人保財險公司為主要

成員的領導小組，切實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各部門充分發揮職能，加強統一管理和統籌協調，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切實地將政府各項政策舉措落到實處，同時經過對保險機構實行政策指導，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也將積極探索農民需要的多樣化農產品保險種類。

第二，完善農產品流通體系，優化流通模式。浙江省應利用地處東南沿海交通優勢，構建完備的流通體系，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農業收益，切實為農民謀求經濟上的福利。首先，可以通過不同的社會化服務主體，例如涉農龍頭企業、省重點扶持的專業合作社等，鼓勵其參與農產品流通不同模式，引導其采用先進信息技術等手段，與其他經營主體建立穩定高效的利益聯結機制，共同構成農企雙贏共同體。多元流通模式的良性競爭、優勢互補，進一步促進了流通效率，實現深度融合，共享發展成果。同時加強對涉農機構或組織中骨干力量的專業技能培訓，積極聚集高學歷、懂業務、精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人才，壯大農業企業，為農產品流通體系的完善奠定人才基礎。其次是農產品流通涉及了各個部門和機構，包括農業部、商務部、供銷社等政府機構和社會企事業單位，因此必須要形成各界通力合作，相互協調關系，制定并完善規章制度，監督并落實惠農政策，從而確保工作的順利完成。設立項目建設支持專項資金，重點扶持相關農產品流通領域項目，選擇具備規模較大、市場條件成熟、經濟實力雄厚的市場主體與專業合作社開展強強對接工作，并予以優惠的政策支持，讓其形成帶頭示范的效果。最后是從基層組織視角健全農產品流通服務領域的設施建設，發揮以省聯結市，市帶動區縣，區縣聯系鄉鎮村的管理層級，增強集聚輻射能力，暢通流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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