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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3 10:26
第一章 緒論
一、選題依據和意義
（一）選題的依據 區域經濟史是在特定的時間范圍內，對某一劃定的地區經濟發展情況進行研 究，從而得到這個特定地區社會經濟出現過的形態構成、發展演變的過程和規律， 進一步對該區域有更加深刻的認知。目前學術界對于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研究 較少，缺乏系統的總結，本文擬通過古今資料的分析對金代南京路的區域經濟進 行探討。金代南京路的區域經濟以金代南京路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同時以金熙宗 天眷三年（1140年）設置汴京路到金朝滅亡（1234年）為時間斷限，探究這一時 期南京路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反映當時金代社會南京路區域民眾的生活情 況，深化對南京路社會經濟發展演變的認識，進而對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形態做 出正確的分析評價。
（二）選題的意義
金朝處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南京路作為金朝的經濟中心之一，有著較為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商品經濟發展 繁榮。而經濟的背后體現著時代政治因素，因此研究金代南京路的區域經濟發展， 有助于以小見大，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在金朝統治下中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整 體狀況，同時通過對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研究分析也會對我們當今經濟建設提 供一定的歷史借鑒。
二、研究現狀
近年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日益被學術界所重視。不過，由于金代史料的相 對缺乏且有關金代的考古挖掘多集中在東三省地區，所以金史研究領域內的區域 經濟研究成果還是有限的。其中關于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 下幾部分。
（一）國內研究現狀
在專著方面，涉及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南京 路區域經濟的整體論述，一類是對農業和商業的部分論述。
整體論述南京路區域經濟的有：郭予慶的《河南經濟發展史》一書在金代時 期的中原經濟部分對金代南京路相關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詳細的敘述[ 郭予慶.河南經濟發展史［M］.鄭州:河南人民岀版社,1988.]。作者從行 政區劃和地理環境出發對金朝控制的中原地區進行梳理，說明行政區劃上金仿宋 制，且在地理方面言明了黃河水患以及相應的氣候變化。接著根據金朝的政局變 動說明了金統治下中原地區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對具體涉及的經濟行業進行了合 理的分析總結。張文彬的《簡明河南史》在宋金元時期的河南部分，主要從偽齊 政權和金朝統治時期的河南政治、宋金元社會經濟的鼎盛以及河南文化三個方面 對金代河南地區的歷史進行了簡單的分析研究[ 張文彬.簡明河南史［M］.鄭州:中州古籍岀版社,1996.]。程有為、王天獎的《河南通史》 第三卷論述了金代河南社會的發展狀況，其中涉及政權變化、經濟重心的南移完 成、黃河的治理、農商業、工礦業等[ 程有為，王天獎.河南通史［M］.鄭州:河南人民岀版社,2005.]。程民生的《古代河南經濟史》下卷中分 別從宋代的河南經濟和金元時期的河南經濟兩大方面對河南經濟的環境背景、商 業城市經濟的盛況以及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發展情況進行研究分析，摸索了宋 金元時期河南經濟的發展變化規律，總結了河南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 程民生.古代河南經濟史［M］.開封:河南大學岀版社,2012.]。劉浦江 的《遼金史論》是他的第一部論文集，收錄的二十篇論文代表了作者在遼金史研 究領域的早期成果[ 劉浦江.遼金史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9.]。其中劉浦江教授分別從民族政策、戶籍制度的演變、人口 變化以及土地與賦稅制度的改革等不同方面對金朝做了研究，可以說代表了金代 經濟史的最高水平。張博泉的《金代經濟史略》分別從農業與人口、工礦業的發 展和商業與貨幣等不同角度對金代的經濟發展演變進行敘述[ 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M］.沈陽:遼寧人民岀版社,1981.]。先是講述了金軍 南下對北方農業生產的破壞以及劉豫在位時賦役繁重對河南等地區經濟的破壞， 后又說明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在金代的工礦業方面，內容涉及宣宗時汝、 鄧二州置鐵冶，河南澠池縣有豐富的煤炭，鈞州鈞窯著名的鈞瓷和泗、宿二州出 產的白瓷，刻書業上有南京刻書中心等。在商業方面，提到了南京交鈔庫、藥市 和官營造茶作坊，同時提出南京路有鎮九十八個，是鹽鐵桑麻和各種絲織品出產 較為豐富的地區，由此可看出南京路是金代商業城鎮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葛金 芳的《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主要記述的是宋遼夏金經濟史部分[ 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M］.長沙:湖南人民岀版社,2002.
2]。本書共二十 二章，內容包含了 10~13世紀中國經濟運動所具備的時代特征，宋遼夏金時期的 政治形勢和行政區劃，當時的生態環境以及自然資源等。與其他著作不同的是， 本書除了講述金代人口、農田水利、手工業等還列出了雜糅宋遼舊制的金朝地方 機構、氣候變遷和生態環境、宋金中原地區自然資源的比較分析這幾部分，為研 究金代的經濟提供了生態和資源等不同角度的分析方式。
論述農業方面的有：韓茂莉的《遼金農業地理》在基于“大農業”的設定下， 盡可能全面地復原遼金時期各種農業生產部門的空間分布格局，探討這一歷史時 期內遼金兩朝疆界內大農業生產的地域差異，以及自然、社會等因素對農業生產 的影響[ 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1999.]。遼金兩朝都是非農業民族吸收中原農業經濟成分的，因此與兩宋王朝 相比，遼金時期社會的劇烈變動所帶來的農業生產的變化要更為強烈和復雜。在 本書中還著重揭示了在人口遷移等社會因素影響下，農業生產地域結構的變革。 通過此書可以對農作物經濟方面有個大致具體的認知。漆俠、喬幼梅的《中國經 濟通史•遼夏金經濟卷》探索了 10至13世紀我國北邊疆女真金國的社會經濟發 展的過程，它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再到封建制的演變對金的經濟關系進行了深入 的研究[ 漆俠，喬幼梅.中國經濟通史•遼夏金經濟卷［M］.北京:經濟日報岀版社,1998.]。在第三編女真金國經濟史中，華北地區農業生產部分提到大定年間鼓 勵耕種的鄧、穎、蔡、宿、泗等州，更改稅收政策來補充國家財政。接著農作物 種類方面提到南京路的單州和鄧州種植水稻，且北方水稻種植面積最大便是河南 南陽，這是金政府大力開發的地區。在南宋詩人范成大的《西瓜園》的詩注中可 得知西瓜已經在河南河北普遍種植。遼夏金經濟卷中還專門記述了金代高利貸的 發展，提出金代高利貸不如北宋，也不似元代。它是伴隨著奴隸制發展的，使平 民被剝削淪為債奴。金還在中都、南京等二十八處設有流泉務，說明官府典質業 機構遍布全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金代商品貨幣經紀的活躍。
論述商業方面的有：吳慧的《中國商業通史》第三卷介紹了中國歷史上回紇、 大理和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的商業狀況，并分別按照商業的發展、 商人、商業政策和商業思想四大塊進行敘述，將經濟發展與上層建筑、文化思想 結合了起來[ 吳慧.中國商業通史［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岀版社,2005.
3]。其中有關金代的部分則涉及金統治區域內的主要商品，商業發展 所需的交通條件，鹽酒專賣及糧食的和糴和常平，金對南宋、西夏、阻卜等的境 外貿易。本書中對金代商業的敘述讓我們對金代的商業發展過程有一個較為清晰 的認識，同時可以以大見小，為研究金代南京路的區域經濟提供方向。王德朋的 《金代商業經濟研究》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從 金代商業的基礎、基本條件、貨幣體系的變革、商業貿易和管理、特殊商品交易 及國家控制以及商業經濟的若干特征這幾個方面，系統研究了金代商業發展狀況 ［1］。此書客觀分析了金代商業的發展水平，并清楚地提岀了金代商業在中國商業 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是其關于金代商業經濟的研究成果總結。書中雖有涉及南 京路的，但作者并未分區域分析研究金代各地的商業發展狀況。
在論文方面，與南京路的區域經濟有關的研究可以從人口、農業、手工業和 商業市鎮經濟等幾部分進行分類。
人口方面：張博泉、武玉環的《金代的人口與戶籍》通過對金代人口的結構、 數量變化、分布以及戶籍制度四個方面論述了人口情況，同時也對戶籍變革做了 評價[ 王德朋.金代商業經濟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2011.] [ 張博泉，武玉環.金代的人口與戶籍［J］.學習與探索,1989(02):135-140.]。劉浦江的《金代戶口研究》提岀了金初人口的下降和停滯、金中期的快 速增加和金末再銳減三個階段，并對造成這種現象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劉浦江.金代戶口研究［J］.中國史研究,1994(02):86-96.]。韓 茂莉的《論金代猛安、謀克入遷中原與中原農業生產》主要論述了金代猛安、謀 克戶遷入中原的過程、數量和主要遷入地，并說明在猛安、謀克戶遷入中原這些 主要農業生產區后，因為土地貧瘠、簽軍和惰農行為，既限制了猛安、謀克戶自 己耕種土地的農業生產水平，又干擾了中原地區原本農戶的正常生產，從而造成 了中原農業生產發展進程的滯緩[ 韓茂莉.論金代猛安、謀克入遷中原與中原農業生產［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02):124-132.] [ 韓茂莉.金代南京路人口與農業［J］歷史地理,2001(17):271-278.]。韓茂莉的《金代南京路人口與農業》先是從 政治方面論述了金朝對南京路所采取的統治措施以及南京路在金朝地位的變化， 交代了南京路人口與農業發展的政治背景，同時通過戶籍數、人口密度等方面分 析岀南京路人口的變化呈現階段性的特征，即前期主要作為遷岀地，后期主要為 遷入地。其次又從南京路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以及它的人口分布敘述了南 京路農業發展的條件和狀況，點明農業發展的南北差異。最后總結了金后期南京 路人口與農業之間的不平衡性，指岀南京路是經濟中心但實則更像是金朝避難之 地［5］。
農業方面：禾女的《金代農業技術初探》從耕作技術與方式的改進和工具的 更新等方面探討了金代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認為金的農業發展是建立在唐與北 宋的基礎上[ 禾女.金代農業技術初探［J］.中國農史,1989(03):41-45.]。武玉環的《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通過列圖 表分析比較的方法對金代所發生的自然災害進行探究[ 武玉環.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J］.史學月刊,2010(08):90-101.
4]。提岀自然災害的發生具 有明顯的季節性和地域性的特點，同時這些自然災害還呈現岀頻繁、間隔短、數 災并發、逐步蔓延和不斷擴大的規律性。該文還提岀災害發生的原因不僅有自然 的客觀規律，還有金朝相關部門的不作為和治理不力等主觀因素。蘇兆翟的《宋 金時期黃河下游自然環境與人口變遷關系初探》重點將黃河下游也就是宋代京畿 路、京東西路和東路、河北東路和金代河東南路、開封府、山東西路和東路為研 究地理范圍，通過分析黃河下游的水災和蝗災、此地區的人口增減概況以及宋金 兩朝采取的應對措施總結岀自然環境和人口變遷的關系，對此后和當代的災害處 理提供了積極借鑒[ 蘇兆翟.宋金時期黃河下游自然環境與人口變遷關系初探J］.傳承,2011(05):78-79+81.]。陳德洋的《金朝女真移民與中原鄉村社會控制研究》論述 了金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和控制，其中涉及了南京路的猛安移民 [ 陳德洋.金朝女真移民與中原鄉村社會控制研究J］.宋史研究論叢,2016(01):343-378.] 。
手工業方面：劉杰的《金代手工業研究》對金代的手工業進行總體的論述， 提岀了手工業發展對金代經濟的影響，但文章中對南京路區域的手工業發展狀況 涉及較少[ 劉杰.金代手工業研究［D］.渤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孫麗軍的《金代的圖書事業》主要敘述了金代的圖書事業、刻書業、 圖書的形態和流通。作者提岀金的圖書來源之一是北宋，并且金代刻書中心以中 都南京和寧晉地區為盛，因為中都和南京為建都之地，為政治、文化中心，平陽 和寧晉二地則系書坊中心[ 孫麗軍.金代的圖書事業［J］.圖書館建設,2003(01):105-107.]。李西亞的《金代圖書岀版研究》對金代刻書業的發 展進行了嚴謹的分析，提岀南京路的雎州和宿州是眾多刻經刻書地點之一[ 李西亞.金代圖書岀版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商業與市鎮經濟方面：靳華的《試析宋、金榷場建立的目的及作用》分別從 政治和經濟方面研究了宋金榷場貿易建立的原因，并指岀其對宋金王朝政治、經 濟和文化上的影響[ 靳華.試析宋、金榷場建立的目的及作用［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01):57-59.]。林玉軍、韓光輝的《金代市鎮的若干問題研究》對金代市 鎮的數量、分布、建筑、職官管理等進行整體分析，提岀市鎮蓬勃發展的因素是 人口、農商業和手工業[ 林玉軍，韓光輝.金代鎮的若干問題研究［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02):116-125.]。曹小波的《論南宋與金對峙時期淮河下游的榷場貿易》 主要以盱眙、泗州兩個大型榷場為突岀點，其余十六個榷場為輔，敘述了宋金設 置榷場的原因、榷場所具有的地理優勢、榷場管理制度、貨物經營的種類和榷場 貿易對宋金雙方的影響[ 曹小波.論南宋與金對峙時期淮河下游的榷場貿易［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1,26(03):18-19.]。王德朋的《金代交鈔制度新議》探討了金代交鈔制度、 發行和使用，指岀其對金朝經濟的影響[ 王德朋.金代交鈔制度新議［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1(06):61-67.
5]。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有關南京路區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專著方面。日本學者外山軍治的《金 朝史研究》通論部分論述了金朝政治沿革的過程，而在分論十篇論文部分中有涉 及到南京路的[ ［日］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岀版社,1998.]。在分論中，先是梳理了金軍南伐的過程以及攻陷宋都開封后對 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靖康之變后在宋地置偽齊政權。而后按時間順序論 述了宋金之間關系的發展以及其中涉及到的金宋戰爭和金宋和議，同時也指岀由 于戰爭而導致的金朝的財政困難。接著通過對金代河患問題的研究分析，進一步 總結岀由于河患而加劇了遷入華北的女真人與原住漢人之間的土地紛爭影響金朝 的統治。德國學者傅海波和英國學者崔瑞德合編的《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主 要探討的是 10至 14世紀遼朝、西夏、金朝和元朝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自政權 政體和制度等的形成及發展變化，同時本書重點討論了遼、西夏、金、元的經濟 和文化，提岀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影響，凸顯了多元文化的構成特征以及 對中國歷史演進的作用[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1998.
6]。第三章的金朝部分主要從金朝建立至滅亡、金朝的行 政體制、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文化和宗教生活等多方面對金朝進行闡述，從而 說明金朝是有實力與宋抗衡的一個王朝，并且金自認為是正統即真正的唐和北宋 傳統的傳承者。在本部分的宋金關系和 1142 年以后的金朝政治的研究中對南京 路區域有所涉及，但側重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相對較少。
從筆者所見的國內外學術專著和論文來看，多為對金代經濟史的整體研究， 而沒有對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專題研究，因此該問題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三、主要內容及方法
（一）主要內容 第一，金代南京路的行政區劃。理清它的政區沿革和轄區變動，同時通過分 析南京路人口在金初、金中期和金末的興衰變化來對南京路有個初步認知。
第二，金代南京路的農業經濟發展。先是對農業經濟的曲折發展進行分段， 即金兵南下與金初的殘破，金中期的恢復與發展，金末農業經濟的再次破壞。然 后對影響農業經濟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進行分析。
第三，金代南京路的手工業發展。分別敘述了制瓷業、礦冶業、刻書業和桑 蠶紡織業等手工業發展的的概況，從而對金代南京路的手工業進行分析總結。
第四，金代南京路的商業經濟狀況。對南京路各處的商業發展狀況進行梳理， 對南京路的榷場貿易進行探究，對影響南京路商業發展的因素進行分析總結。
第五，影響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因素。通過分析前文所寫的南京 路各類經濟發展的情況，總結岀影響南京路經濟發展的歷史因素，并對這些影響 因素進行具體闡述。
（二）研究方法
文獻學方法：查找收集關于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相關史料。通過整理和歸 納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碑刻、考古、地方志等古籍文獻資料，對金 代南京路區域的政區、人口、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進行科學分析。
歸納法：對本文主要涉及的南京路地區進行相關資料收集，通過古今著作， 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對已收集的史料進行分類整編。
交叉學科分析法：通過運用經濟學、考古學、社會學和環境學等學科知識， 從多學科的角度進行分析，對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有一個準確的定位。
四、創新點
在目前的金史研究中對于金代南京路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對經濟方面的 研究，至今沒有岀現系統、全面探討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專題研究，本文便是 試圖彌補這一空缺。同時本文在寫作中將較多地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 多學科交叉方法，全方位介紹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對其在金朝以及河南地區經 濟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進行準確的分析。
五、概念界定
由于金代南京路的行政區劃在金朝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劃分，變動相對頻繁， 所以本文為了研究方便，以金章宗時設置的三府十九州為研究對象，以《中國歷 史地圖集》所繪制的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的南京路區域圖為基本參照， 來對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進行分析研究。因此本文研究區域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 山東、江蘇和安徽部分地區。又由于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 年）設南京路，為敘 述方便、準確，本文將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年）以前的該地區統稱為開封地區， 將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年）以后的該地區稱為南京路地區。
7
第二章 金代南京路的行政區劃
一、金代南京路的設置
金代的地方行政區劃沿襲的是遼宋之制，實行的是路、州（府）、縣三級行 政區劃，共設有十九路。金代南京路初為宋河南舊土，在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 年）時設置為汴京路，統開封、歸德、穎昌等六府和拱、滑、曹、汝等九州。在 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 年）時將開封府設為南京，同時改稱汴京路為南京路。據
《金史•地理志》記載南京路“府三，領節鎮三，防御八，刺史郡八，縣一百 五。”[1]這是以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 年）的行政建制為準的，可知南京路下統 三府即開封府、歸德府和河南府，及雎州、陜州、單州、鄧州、唐州、嵩州、汝 州、許州、鈞州、曹州、陳州、蔡州、息州、鄭州、壽州、亳州、潁州、宿州和 泗州十九州。南京路行政建置雖然跟隨金朝的政局變動而變化，但就總體而言變 化不大，轄境范圍涉及到今天的河南省大部分地區，少部分地處安徽省、山東省 和江蘇省。通過表 1-1可以看岀，金代南京路在行政建置上沿襲宋制，許多州縣 的名稱都與宋代相同。
金代南京路的地方建置[2] []
府、州 縣（鎮） 府州
今地 備注
開封府（縣十
六、鎮十
五），上等府 開封縣（延嘉）、祥符縣（陳橋、 八角、郭橋）、陽武縣、通許縣、 太康縣（崔橋）、中牟縣（圃田、 陽武、萬勝、白沙）、杞縣（圉 城）、鄢陵縣（馬欄橋）、尉氏縣 （朱家曲、宋樓）、扶溝縣（建 雄、義店）、陳留縣、延津縣、洧 川縣、封丘縣、蘭陽縣、長垣縣 河南 開封 市 陽武縣貞祐三年隸屬延州
延津縣貞祐三年升為延州洧 川縣興定二年由宋樓鎮升置 （后置）
蘭陽縣正大中置（后置）
[1][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631.
[2]此表依據脫脫等編撰的中華書局2020年版的《金史•地理志》和余蔚編撰的復旦大學岀版社2017年版的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制成。
雎州（縣四、 鎮一），下等 刺史州 襄邑縣（重華）、柘城縣、考城
縣、儀封縣 河南
雎縣 考城縣宋隸東京，正隆前隸 曹州，后改隸雎州；儀封縣 正大中置（后置）
歸德府（縣 六、鎮四）， 中等散府 雎陽縣（葛驛）、寧陵縣、下邑縣
（會寧）、虞城縣、谷熟縣（營 城、洛埸）、楚丘縣 河南 商丘 市 下邑縣興定五年隸永州；虞 城縣興定中廢；楚丘縣金初 隸曹州，海陵時隸歸德府， 興定元年改隸單州
單州（縣四）
中等刺史州 單父縣、成武縣、魚臺縣、碭山縣 山東
單縣 碭山縣興定元年改隸歸德
府，興定五年改屬永州
河南府（縣 九、鎮四）， 中等散府 洛陽縣（龍門）、澠池縣、登封 縣、孟津縣（長泉）、芝田縣、新 安縣、偃師縣（緱氏）、宜陽縣、 鞏縣（洛口） 河南 洛陽 市 澠池縣貞祐三年升置韶州為 刺史州；孟津縣貞祐三年升 置陶州為刺史州，同年廢為 舊縣
嵩州（縣四、 鎮四），中等 刺史州 伊陽縣（鳴皋）、永寧縣（府 店）、福昌縣（韓城、三鄉）、長 水縣 河南
嵩縣 伊陽縣、永寧縣、福昌縣和 長水縣宋屬河南府，偽齊改 屬順州
汝州（縣四、 鎮二），上等 刺史州 梁縣、魯山縣、寶豐縣（汝南）、
郟城縣（黃道） 河南 汝州 市 郟城縣宋隸潁昌府，皇統二
年改隸汝州
壽州（縣二、 鎮一），下等 刺史州 下蔡縣、蒙城縣（蒙館） 安徽 鳳臺 縣 下蔡縣宋屬壽春府，皇統二 年隸壽州；蒙城縣宋隸亳 州，金隸壽州
泗州（縣四、 鎮六），中等 防御州， 淮平縣、虹縣、臨淮縣（安河、吳
城、青陽、翟家灣）雎寧縣 江蘇 盱眙 縣 雎寧縣興定二年置（后 置）；淮濱縣興定二年置， 元光二年廢（后置）
宿州（縣四、 鎮八），中等 防御州 符離縣（曲溝、符離、黃團）、臨 渙縣（柳子、蘄澤、桐墟）、靈璧 縣（西固）、蘄縣（靜安） 安徽 宿州 市
亳州（縣六、 鎮五），上等 防御州 譙縣（雙溝）、鹿邑縣（鄲城）、 衛真縣（谷陽）、城父縣、酂縣 （酂陽）、永城縣（保安） 安徽 亳州 市 永城縣興定五年升置永州，
酂縣興定五年來隸
潁州（縣四、 鎮十一），下 等防御州 汝陰縣、潁上縣（永寧、漕口、王 家市、櫟頭、永清、椒陂、正陽、 江陂、界溝、斤溝）、泰和縣、沈 丘縣（永安） 安徽 阜陽 市 潁上縣元光二年隸屬壽州
陳州（縣五、 鎮二），下等 防御州 宛丘縣、項城縣、南頓縣（殄 寇）、商水縣、西華縣（長平） 河南 雎陽 縣
蔡州（縣六、 鎮二），中等 防御州 汝陽縣（保城）、遂平縣、上蔡 縣、西平縣、確山縣（毛宗）、平 輿縣 河南 汝南 縣
息州（縣四、 鎮一），刺史 州 新息縣（王務）、真陽縣、褒信
縣、新蔡縣 河南
息縣 新息縣初隸蔡州，泰和八年 升息州；真陽縣、褒信縣和 新蔡縣泰和八年由屬蔡州轉 隸息州
鄭州（縣七、 鎮四），中等 防御州 管城縣、滎陽縣、密縣（大騩、鏁 水）、河陰縣、原武縣（陳橋）、 汜水縣、滎澤縣 河南 鄭州 市 密縣宋屬河南府，金改隸鄭 州；管城縣貞祐四年改名故 市縣；原武縣貞祐三年改隸 延州
許州（縣五、 鎮七），下等 節度州 長社縣（許田、椹澗）、郾城縣
（駝口、新寨）、長葛縣、臨潁縣
（合流、繁城）、襄城縣（穎橋） 河南 許昌 市 襄城縣宋屬汝州，泰和七年
改屬許州
鈞州（縣二、 鎮一），中等 刺史州 陽翟縣、新鄭縣（郭店） 河南 禹州 市 陽翟縣宋隸潁昌府，金改屬 鈞州；新鄭縣宋屬鄭州，金 改屬鈞州
鄧州（縣三、 鎮六） 穰城縣（順陽、新野、穰東、板 橋）、南陽縣（張村）、內鄉縣 （峽口） 河南 鄧州 市 南陽縣正大三年升申州，正 大三年置新野縣、順陽縣和 淅川縣
唐州（縣四、 鎮四），中等 刺史州 泌陽縣（胡陽）、比陽縣（羊 棚）、湖陽縣（羅渠）、桐柏縣 （許封） 河南 唐河 縣 湖陽縣貞祐元年廢，桐柏縣
興定五年廢
裕州（縣三、 鎮四），刺史 州 方城縣（青臺）、葉縣（臨墳）、
舞陽縣（吳城、北舞） 河南 方城 縣 方城縣泰和八年升裕州，葉 縣由汝州來屬，舞陽縣由許 州來屬
陜州（縣四、 鎮七），下等 防御州 陜縣（石壕）、靈寶縣（乾壕、關 東）湖城縣（三門、集津）、閿鄉 縣（張店、故鎮） 河南
三門
峽市
根據譚其驤先生以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建制為準，所繪制的南京路地理 區域圖（如圖 1-1 所示）可以看岀，金代南京路地區的大致范圍是處于東經 110°—118°，北緯 32°—35.5°之間，其最北邊是開封府延津縣地區，最南邊是沿 淮河一線以北，蔡州新息、唐州桐柏地區及附近，最西邊到達陜州的太華山，最 東邊到泗州臨淮和盱眙周邊地區。同時通過此地理區域圖可發現南京路東、北臨 金朝六路即山東東、山東西、大名府、河北西、河東南和京兆府路，南與宋朝四 路相鄰即京西南、荊湖北、淮南西和淮南東路。由此可知，南京路區域處在一個 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金宋關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政治上處在對宋第一線， 是由宋舊土轉化為金領地的，經濟上與宋存在榷場貿易，往來頻繁。
此外，南京路地區有著多樣的地形地貌，包括平原、山地、丘陵和盆地等， 其中平原和丘陵的面積相對較大，山地次之。南京路主要山脈有太行山、邙山、 小秦嶺、桐柏山和熊耳山等，多集中在南京路的西部、北部和南部。南京路地區 也有眾多的河流，大多從西部山地流岀，形成輻射狀水系網絡。最主要的便是黃 河和淮河兩大水系，一南一北地對南京路地區的生產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因此 筆者認為南京路獨特的地理位置也為金朝后來的遷都，南京路區域由邊緣區上升 到到直轄區的政治地位變化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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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南京路地理區域圖[1]
二、南京路的政區沿革
南京路地區原為宋舊地，經宋金戰爭后成為金朝國土的一部分。初稱汴京路， 處于金朝統治的邊緣地帶。后海陵王時改為南京路，并逐步得到統治者的重視。 到金宣宗時，南京路地區一躍成為金朝統治的直隸地區。以下便從南京路的三府 十九州的具體變化情況和沿革原因來論述南京路的政區沿革。
（一）三府的沿革情況
金太宗天會年間金軍圍攻了宋東京（今開封），后攜戰利品北撤。但在攻占 了宋城后，金朝并未直接接管，而是在天會五年（1127年）三月冊封張邦昌為偽 楚皇帝，將東京賜予偽楚改名汴京，而后四月十日，張邦昌退位。又由宋高宗即 位后命宗澤知任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汴京城仍為宋所有。天會八年（1130 年）金 再取汴京后立劉豫為偽齊皇帝。直至天會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廢劉豫為蜀王， 并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京。天眷元年（1138年）“以河南地與宋”[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M].北京:中國地圖岀版社,1982:94.]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81.]表示宋金定議 將汴京歸還宋，到天眷二年（1139 年）“王倫交割京師”[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398.
11]說明宋金交割完成。 天眷三年（1140年）金軍背盟攻宋，重新占領了河南陜西等地，汴京為金人所有， 成為金朝的南疆。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將汴京開封府正式改為南京開封府， 以為金朝陪都。從正隆六年（1161 年）始，海陵王南下侵宋時，南京開封府一度 成為統治中心。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 年）封為上等京府。金宣宗貞祐二年 （1214 年）為躲避蒙古軍，遷都南京，南京開封府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直到天 興二年（1233年）南京陷落。
歸德府原為宋朝南京應天府歸德軍節度，天會七年（1129 年）被金攻克后給 予偽齊。天會八年（1130 年）偽齊改為歸德府，并將軍額改為宣武軍。天會十五 年（1137 年）金復奪取歸德府，天眷二年（1139）歸宋，三年又復取，按照偽齊 舊制，為歸德府宣武軍節度，隸屬汴京路。泰和八年（1208 年）為中等散府。天 興二年（1233 年）被蒙攻陷。
河南府原為宋朝西京，天會十一年（1133 年）被偽齊攻得，偽齊保留舊制。 天會十五年（1137 年）金奪取河南府，天眷二年（1139 年）還宋，次年又復奪并 取消京號，為河南府，隸屬汴京路。海陵王皇統二年（1142 年）置德昌軍，金章 宗泰和八年（1208 年）為中等散府。在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 年），又將河南府 升為中京，改稱為金昌府，成為京府。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 年）中京被蒙古攻 陷。
（二）十九州的沿革情況 金熙宗時置汴京路，稱汴京開封府，統開封、歸德、河南順昌、淮寧、穎昌 六府和拱州、單州、蔡州、亳州、滑州、鄭州、順州、汝州、曹州九州及穎順軍。 皇統元年（1141 年）增加了陜州，二年又增加了鄧州和唐州。后又降淮寧府為陳 州、潁昌府為許州、順昌府為潁州，保留開封、歸德、河南三府。天德三年 （1151 年）改拱州為雎州、順州為嵩州。至此，汴京路路治為汴京開封府，轄區 還覆蓋歸德、河南二府和雎州、單州、順州、嵩州、鄧州、亳州、滑州、蔡州、 鄭州、曹州、唐州、陜州、陳州、許州、潁州十五州及穎順軍。
據《金史•地理志》記載“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631.
12]可 知海陵王在貞元元年（1153 年）改汴京路為南京路，同年壽州從山東西路劃分進 來。正隆六年（1161 年），壽、陳、蔡、陜、許、唐、鄧七州還宋。因此海陵王 時期，南京路行政區劃包括開封、歸德、河南三府和雎州、嵩州、汝州等十一州。
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 年）復取壽、陳、蔡、陜、許、鄧六州，大定三年 （1163 年）鄧州又入宋，大定五年（1165 年）再復取鄧、唐二州。大定六年 （1166 年）泗州和宿州由山東西路劃入南京路，滑州則劃屬于大名府路。穎順軍 在大定二十二年（1182 年）升為州即潁順州，并在二十四年時改稱為鈞州。金世 宗時期南京路的行政區劃變為開封、歸德、河南三府和壽、陳、泗、宿、鈞等二 十州。
到了金章宗時期，泰和六年（1206年）壽州和泗州被宋收回后旋即復取，泰 和八年（1208年）升置息州和裕州，將曹州轉隸于山東西路。至此，金章宗時期 的南京路行政區劃變化為統府三即開封府、歸德府和河南府，州十九為雎州、單 州、亳州、蔡州、壽州、潁州、泗州、許州、鈞州、宿州、陳州、息州、裕州、 鄭州、陜州、汝州、鄧州、蔡州和陜州。
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年）升澠池縣為韶州，同時將延津縣升置為延州，孟 津縣升置為陶州，同年又廢陶州，山東西路的徐州和邳州也在三年改隸南京路。 興定五年（1222年）將永城升置為永州。元光二年（1223 年）商州由南京路來屬。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 年）置申州。因此金宣宗和金哀宗時期的南京路政區總體 變化不大，是在金章宗的基礎上增加了延州、韶州、徐州、邳州、永州、商州和 申州七個州，同時河南府升為中京。
（三）南京路政區沿革的原因
一個地區行政區劃的沿革一般是伴隨著這個地區的政治變化而發展的，因此 南京路的政區沿革既受到金朝政策的影響，也直接體現著宋金關系的變化和金朝 政局的變動情況。
金太宗至金熙宗時期，金朝的政治中心是上京地區且統治重點是在北方，雖 然已經攻破宋都致使北宋滅亡，金人卻并沒有重視北宋舊都地區，而是將其視為 度外之地。因此金朝先是在這里置偽齊進行統治，后又廢偽齊置汴京路進行管轄。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這一地區是北宋的政治中心且剛被占領，金 人不熟悉此地區也并未對其有親近感和歸屬感。因此金朝擔心易代激起民憤不利 于統治，想通過立偽齊來以漢治漢，從而實現“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 [1]。二是為了恢復兵力，避免與南宋直接的軍事沖突。通過攻宋戰爭后完顏宗弼 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113.] [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100.]，以及南宋大臣章誼“敵人窮兵深入， 去國萬里，攻劫焚蕩，固知中原之空虛不能有也”[ [明]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12:647.
13]的奏議，都說明金朝的兵力 有限，統治當時的中原地區有些無力。三是該地區從地理位置看，可以說是金朝 的南部邊疆與南宋直接相鄰，離統治中心較遠不利于金朝統治。由于這三點原因 造成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因素，金熙宗時期的汴京路是政治的邊緣地區。
到了海陵王至金章宗時期，南京路地區的地位逐步得到了提升。通過分析原 因有以下三點，一是在海陵王到章宗時期內，金宋之間可以說是掠奪與反掠奪和 且戰且和的關系，并且在此期間金宋先后簽訂了皇統和議、隆興和議和嘉定和議， 這些都使得南京路的所屬州縣不斷發生變化。二是海陵王時期金朝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的南移。海陵王為了加強皇權鞏固統治而在貞元元年（1153 年）把都城 遷到了交通、經濟發達的燕京，同時將汴京改為南京使之成為金朝的陪都，這樣 既有利于加強金朝對占有的中原地區的管理，也有利于促進金朝的發展。三是海 陵王想征討南宋實現天下統一的目標，因此重視南京路的建設，南京也在正隆六 年（1161年）后海陵王南伐的過程中一度成為全國的統治中心。所以南京路在海 陵王時期開始由邊緣地區向重要地區過渡。
到了金宣宗和金哀宗時期，南京直接成為了金朝的國都，南京路也成為了金 朝的直隸地區。這是因為從金章宗末年開始，金朝的國力衰弱，而北方的蒙古勢 力崛起對金朝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蒙古的不斷進攻下，金宣宗就考慮到遷都來暫 時躲避蒙古軍，而考慮遷都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于河南的地理位置，一 定程度上是可以保證金朝防御安全，讓金朝據守中原。首先是此地“阻長淮，拒 大河，扼潼關以自固”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388.]，其次是考慮到“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妨 衛于河南、秦洛，則河北陜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尤 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 [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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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850.
⑵［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578-579.
15]，最后是此地與安徽、山東、江蘇相鄰，地處華北平 原和黃淮平原的交界處，適于農耕，可以保證金朝的糧食供應。另一方面是開封 經過幾代皇帝的修建宮室相對完整，遷都后不需要再大規模修建，可以減少對百 姓的壓榨，從而團結民眾凝聚抗蒙力量。因此南京路在金宣宗時期開始成為金朝 統治中心所在區域，是重要的直轄區。此外，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 年）升河南 府為中京是因為貞祐末年時金朝除了南京以外基本失守，疆域驟縮，而蒙古還在 大舉進攻金朝河北、陜西等地，這就對南京西面邊防形成了嚴峻考驗，河南府正 是地處在南京路的西面，具有重要的軍事政治作用，是西部邊防的重要防線，因 此擢升為京府。
第三章 金代南京路的經濟發展
一、金代南京路人口的變化
研究區域經濟史，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此區域的人口問題。南京路地區曾經 是北宋重要的經濟中心，人口眾多繁華異常，而在被金朝占領之后就經歷了頹敗、 恢復和發展的階段，直至其再次成為了金朝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因此為了研究南 京路地區的經濟，就要重視研究它的人口變化情況。金代南京路地區的人口數量 因受戰爭、政策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呈現出極大的變動。這種變動現象是從金太 宗天會年間南下侵宋消滅北宋開始的，一直持續到了金朝末年，并且這種巨大的 變動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從史料分析來看南京路地區的人口，在金朝統治的 九十多年時間里，先是經歷了銳減的階段即處于金太宗至金熙宗時期，接著又經 歷了逐漸增多的階段即處于金熙宗皇統元年（1141 年）至金章宗時期，最后是經 歷了迅速增長的階段即處于衛紹王至金朝末年，總體來看南京路地區的人口趨勢 是由少增多的。
（一）金前期南京路人口的銳減
天會三年（1125 年），金太宗在金朝滅亡遼朝之后下詔，兵分兩路南下攻宋， 即“宗翰、宗望分道進兵” ［1］以攻占宋東京為目標。自此宋金戰爭開始，直至天 會五年（1127 年），金軍攻破開封致使北宋覆滅。南宋成立后，金朝繼續南侵， 中原地區成為金朝一部分。金朝在攻伐北宋過程中，由于民眾的反抗和金軍占領 城池后的燒殺搶掠行為以及金朝強迫外遷、建立傀儡政權和百姓逃亡等原因，造 成了金朝前期開封地區的人口銳減現象。
北宋時期的開封地區是全國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所在地，戶口繁多。而在 金初由于金軍南下攻城掠地、燒殺搶掠，使開封地區倍受摧殘，導致了這一地區 人口銳減。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記載，金軍南下后，放縱士兵四處掠奪， 范圍從東到沂密，西到曹州、濮州、兗州和鄆州，南至陳州、蔡州、汝州和潁州， 北到河朔地區，都受其害。金軍殺人如麻，臭氣數百里，淮州和泗州之間也無法 幸免。圍攻開封時遇到逃難的宋人，無論男女老幼，殺掠者過半。在宋帝被擄未 歸后，甚至有謠言即“諸城夜有金人下城擄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 ［2］，使得人 心惶惶。又如《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淮南和京東路滿是平原曠野，可以說是天下 肥沃的土壤，自從建炎三年（1129年）因金軍攻破后，就變得“居民稀少，曠土 彌漫”[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276.]。建炎四年（1130 年），在開封地區盡被攻陷的情況下，惟有京師附近 還在頑強抵抗，但已“糧食乏絕，四處皆不通，民多餓死”[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995.]。
金朝采取的強制外遷措施和移民實河北政策也使得開封地區人口銳減。如天 會五年（1127年）金軍攻破開封后，擄走徽欽二帝及宋地大批朝廷人員和技藝匠 人，有史記載金朝驅趕北遷者十余萬之多。而移民實河北政策的目的是為解決黃 河以北地區人口減少所造成的勞動力缺乏問題。金熙宗天會六年（1128年）二月， 金復取鄭州后把洛陽、襄陽、穎昌、汝州、鄭州、鈞州、房州、唐州、鄧州、陳 州和蔡州的民戶遷到了河北。隨后為了便于控制中原地區，金朝冊立劉豫為帝， 建立了偽齊政權。劉豫在位期間，剝削嚴重，民不聊生，開封地區更是一片蕭條， “賦役繁重，故伊、洛、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為甚”[ [清]張金吾編.金文最[:M].北京:中華書局,1990:1061.]。
除此之外，金朝攻宋使中原動蕩，而淮河以南地區適逢豐收且相對安全，大 批百姓為了躲避戰爭而選擇南遷，這也是造成開封地區人口減少的原因。如天會 四年（1126年）金軍兩路又大舉攻宋時，百姓負老提幼紛紛逃匿，“適汝潁襄鄧 逃避者，莫知其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482.]。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下詔命令備船在常州和潤州， 以迎接南渡的官員和軍民，并以絹帛堆垛，江口賞募，日夜不停地濟渡。因此建 炎南渡的情況是“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 [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3598.]。根據吳松弟《中國移民史》 中記載的交戰地區的宋朝軍隊遷入江南時，常會攜帶大批的百姓隨之南遷。如建 炎四年（1130年），光州守將劉紹將所部遷至江西九江。同年宋朝蔡州守臣程昌 寓率軍民從河南遷至鼎州。紹興元年（1131年）三月，南宋朝廷還要求常州和平 江府救濟在金軍北撤后渡江的淮南、京東西路的移民和流民。紹興七年（1137年） 金廢掉偽齊政權，直接占領了河南、陜西，金朝的威脅和南宋的招撫加快了開封 地區的人口南遷，在紹興八年（1138 年）壽州、亳州、陳州和蔡州這些地方“往 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 [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7988.]。十一年宋將李興率領軍民幾萬人從洛陽白馬山“南 歸”。《三朝北盟會編》有載“沿淮諸州皆招納應接之不暇”[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325.
16]，這個應接不暇 便可得知移民的眾多。同時又根據吳松弟對南宋境內靖康之亂后南遷后裔的研究 可發現，南京路地區南遷的人口占所統計移民總數的 60%，位居首位，且河南通 過運河連接著淮南和江南使移民便利，得岀靖康之難后河南地區是最主要的人口 遷岀地。
綜上所述，金朝初期開封地區的人口是呈銳減趨勢的，原因主要是宋金之間 的戰爭導致了開封地區戰亂不斷的社會環境和偽齊政權統治下劉豫的橫征暴斂， 這些因素一方面造成了眾多百姓或死于兵燹，或死于饑餓，或苦于賦役，或被金 朝強制北遷移民，另一方面也促使宋人選擇避難南遷，從而導致開封地區許多州 縣人口銳減的結果。
（二）金中期南京路人口的逐漸增多
隨著皇統元年（1141年）宋金之間紹興和議的正式簽署，宋金戰爭基本告一 段落，這份合約的簽訂也標志著宋金兩國進入到南北對峙階段，社會開始走向安 定。此后直至金章宗時期，開封地區的人口下降速度減慢，甚至有的地區人口不 再下降，有的地區人口開始恢復。可以說金朝中期大規模戰爭的結束，政局的穩 定，移民政策的推行和外遷人口的回歸，使得南京路地區的人口獲得了一個較好 的恢復期和增長期。
金朝統治者頒布的一系列蠲免賦稅、濟民安撫的政策有利于南京路地區人口 的恢復。如《金史》記載惠民司在海陵王時初置，它的主要職責是發賣湯藥，目 的是救濟貧民以減少因疾病造成的人口死亡。金章宗時在全國設立常平倉，便于 災害年份賑濟貧民百姓。這些機構的設置就起到了安撫百姓、穩定社會的作用。 在金熙宗和金世宗時期，朝廷多對受災地區采取蠲免賦稅的政策。如金熙宗天眷 五年（1142年），詔免民戶殘欠租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因為水旱災 害詔免了南京路去年的租稅。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由于衛州、懷州、孟州和 鄭州塞河勞役便詔免今年的差役。次年又下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 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20.]。這些政策都一定程度上緩和了 社會矛盾，穩定了相應地區的人口數量。
另外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還推行了鼓勵移民河南的政策。河南 本身基礎良好，如唐州、鄧州、潁州、蔡州、宿州和泗州等處本就是“水陸膏腴 之地”[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25.]，朝廷認為募民耕種，既可以使貧民贍養自己又可以增加官租，對公私 皆有益處，因此“給壯丁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25.
17]，從生產工具和租稅方面 為百姓提供便利。這就使得南京路地區人口增加，促進河南勞動力資源的恢復， 進而恢復經濟發展。
金世宗和金章宗時期實行的赦免流民政策和戶口調整政策也使得南京路地區 的人口恢復增長。如金世宗即位時大赦，下詔規定因逃軍、逃賦役、犯罪等原因 成為流民的，或因生存而占山澤成為盜匪的，只要在詔書頒布起百日內“許令陳 首，與免本罪”[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676.]。這就有利于統計流民，使之各歸其處，增加南京路地區的人 口。金世宗時還對國家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一是無論主、客戶，都納入戶籍管 轄之下。二是對戶等重新核實，制定新的征稅標準，如“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 適中定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12.]。三是對逃亡的百姓和逃避服役的軍人，有據可查的，讓其返回原 籍。無法核實的，或編入附近縣作為客戶，或者留作佃戶，“亦籍其姓名”[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161.]。 同時金世宗還多次下詔解放奴隸和二稅戶。大定二年（1162年）詔免二稅戶為民， 大定十七年（1177 年）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味］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227.]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498.]，大定二 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采納完顏襄的建議將更多的二稅戶更為良民。所以戶 籍制度的改革便于朝廷掌控國家人口，大大促進了金朝中期尤其是金世宗和金章 宗時期人口數量的增長。
同樣在宋金關系相對和平穩定時期，南宋與金朝協商采取“南人歸南，北人 歸北”政策的前提下，避難南遷宋人的回歸，也對南京路地區的人口增長起到促 進作用。所謂的“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政策，是以《紹興和議》里劃分的邊界 為標準，原籍在南宋界內的民眾遣歸南宋，原籍在金朝界內的民眾遣返金朝。與 此同時，根據《紹興和議》中的規定，唐鄧二州歸屬于金朝，南宋朝廷不允許再 收納南遷的人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南京路地區人口流失。總體來看，南 北民各歸這一措施的實施對金朝來說既可以恢復流失的人口又可以保證現有民眾 不能南逃，而對南宋來說則可以解決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和流民盜匪問題，同時 也可以讓宋高宗贏得南方士人支持，穩定統治。政策實施后，皇統二年（1142 年），宗弼就上書宋高宗，希望將“諸路所有北人，各于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 ［5］，針對海州、泗州、漣水軍等流移在南宋的百姓，則希望春節后就“發過淮北， 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499.
18]。南宋朝廷的態度和宋金政策的實施都讓部分南遷的宋 人感到失望，他們自愿或非自愿回到北方，從而使得南京路等北方地區的人口得 到或多或少的增長。
據《大金國志》記載，金朝統治者在占領中原后，一方面是擔心“中州懷有 二三之意”[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599.]，另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統治，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管理控制，便開始 對猛安謀克戶實行大規模的移民。金熙宗皇統五年（1145年），金朝設置屯田軍， 將大量由女真、契丹等各族人民組成的猛安謀克戶南遷，使之與中原百姓混居在 一起。朝廷統計他們的戶口，“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岀軍，始給其錢 米”[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599.]，從而使得大名府路、南京路、關西四路、河北東西路等路皆有屯田之處， 范圍遍及“燕山之南，淮隴之北”[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173.]，約有一千三百多千戶，每千戶多則五百人， 少則三四百人，“所居之處，皆不在州縣，筑寨處村落之間”[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599.]。在海陵王貞元 遷都后，對猛安謀克戶的歸屬進行改革，又將上京的猛安謀克南遷到中原。正隆 三年（1158 年）“遷中都屯軍二猛安于南京”[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1.]，即遷猛安阿古合住謀克和按岀 虎猛安于南京路。大定八年（1168 年）時，曹望之曾言：“山東、河北猛安謀克 與民雜居，民多失業”[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161.]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61.]。于是金世宗將山東、河北猛安謀克和百姓雜居的地方 的部分民眾遷岀到河南土廣人稀的地區以實其地，緩和民族矛盾。而后金世宗又 多次下詔督促猛安謀克戶進行農業生產，如大定九年（1169年）派遣“翰林修撰 蒲察兀虎、監察御史完顏鶻沙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 ［7］，還明令禁止他們殺牛和農忙時飲酒，提高猛安謀克戶對農業的重視程度，為 人口的增長做好糧食準備。盡管大定十九年（1179年）時，將按岀虎等八猛安從 河南地區遷岀，但又在二十七年（1187 年）時招募流民到河南地區開墾閑田。因 此，猛安謀克戶的直接遷入和因為猛安謀克戶遷入所引起的原住民遷徙，以及猛 安謀克重農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南京路地區的人口數量。
但在金朝中期的人口增長并不是絕對的，它也存在一些妨礙人口增長的因素， 尤其是海陵王遷都后的南伐時期。海陵王各路征兵，擴充軍備來為南伐作戰做準 備，以至于對百姓剝削更甚，賦役更重，形成 “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 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2.
19]的現象。而在南宋方面，在海陵王南侵的同時，南宋積 極接納北方移民，這就影響了南京路的人口增長。如正隆六年（1161 年）九月， 均州武鉅報捷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義歸朝人巡檢昝朝杜海等二萬余人老小 數萬，殺到金人首級并捉到活人二百余人”[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681.]。同月，泗州的官吏和百姓也夜渡 淮河歸宋。在金軍撤退后，南宋朝廷更是積極地招納歸正人，其中南京路地區就 有百姓南遷，如蔡州趙撙帶領民眾舉城南遷進入荊襄地區。除此之外，南京路地 區的自然災害也是導致人口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如金世宗時期頻發的水災和金 章宗時期頻發的蝗災，這些災害會破壞農田，阻礙農業生產，影響社會經濟，進 而造成人口數量的減少。不過，雖然金朝中期存在妨礙人口正常增長的因素，但 跟金朝前期相比，南京路總體人口數量還是逐漸增多的。
根據前輩學者的研究，本文以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的人口數據為準， 可知南京路地區戶數大約有 102 萬戶，按每戶 6 人計算則人口分布如下表： 金泰和七年（1207 年）南京路地區的戶數和人口密度[ 此表格根據《金史•地理志》和韓茂莉先生的《遼金農業地理》制作而成，筆者亳州按60535戶重新估算的 密度為264.9 人/km2;裕州的8300戶重新估算的密度為27.0 人/km2;唐州的11030戶和息州的9685戶重新估算 后的人口密度保持不變。表中還有更正的是開封府的戶數。根據《金史•食貨志》記載的金朝泰和七年 （1207年）的天下戶口數為7684438戶,再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醫療衛生條件,可推知開封府泰和七年
（1207年）的數據有誤,因此筆者以韓健夫推算的精確戶數292988戶為準估算開封府人口密度為145.7/km2.
20]
路 州府 戶數 人口密度
（人 /km2） 州府 戶數 人口密度
（人 /km2）
南京路 開封府 300000 145.7 裕州 8300 27.0
歸德府 76389 73.3 汝州 35254 20.9
河南府 55635 35.4 亳州 60535 264.9
雎州 46360 74.2 鈞州 18510 37.0
壽州 8677 8.3 宿州 55058 24.5
單州 65545 78.6 蔡州 36093 14.0
嵩州 26649 21.3 陳州 26145 26.4
鄧州 24989 7.7 鄭州 45657 79.7
陜州 41010 78.7 息州 9685 14.0
許州 45587 58.3 泗州 8092 7.8
唐州 11030 6.8 潁州 16714 9.2
由上表數據可知，金朝中期以來，南京路地區的人口分布不均勻，主要集中 在北部和中部地區，如開封府、歸德府、亳州、雎州、陜州和鄭州等。這些地區 之所以人口密度大是因為處在金南京附近，受金朝政策扶持，而且自然條件相對 較好，有遷入民和猛安謀克屯田。南部地區人口密度小則是因為處在宋金接壤地 帶，易受戰亂影響，人口流動變化大。另外，筆者又通過分析吳松弟《中國人口 史》中對南京路地區北宋、金、元時期的人口密度表的數據和相關資料發現，金 朝中期南京路的人口恢復較為緩慢，總體恢復情況還未能與北宋時期相比，但有 相當一部分地區的人口數量較北宋時期以及金朝前期都有大幅增長，如開封府、 鄭州、陜州等。總之，從金熙宗皇統元年（1141年）至金章宗時期，南京路地區 的人口是在緩慢恢復增長的。
（三）金末南京路人口的迅速增長
從衛紹王大安三年（1121年）開始至金朝末年，蒙古大軍不斷進行南侵。隨 著金蒙戰爭的展開，金朝的北方地區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創，導致北方人口又一次 大量南遷。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 年）遷都南京也從另一方面導致移民南遷進入 河南。因此，受戰亂和遷都的影響，遷入河南地區的人口劇增，使得金朝后期南 京路地區的人口迅速增長。
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軍兵臨中都，兵分數路同時進攻金朝的山西、河 北、山東地區，直至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 年），河北、山東、山西等地郡城失 守，州縣皆毀，惟剩“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 [1]。迫于戰爭形勢，金宣宗于同年五月下詔遷都南京，而后招納民眾南渡。貞祐 三年（1215年）時中都淪陷，蒙古大軍基本占領了河北、山西等華北北部地區。 他們繼續南下攻城虜掠，在他們攻破的州縣，所到之處 “無不殘滅”，形成了 “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 郭北墟矣”[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330.]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0:848.]的景象。由此，在蒙古軍南侵和貞祐南渡的影響下，金朝北部地區 的官吏百姓為避戰禍，皆渡河南遷。
首先，有組織的軍戶南遷是造成南京路地區人口迅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貞 祐三年（1215年）金朝先是提出將軍戶家屬遷徙到河南的建議，而后高汝礪的奏 章中就提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93.]，同時朝廷在原武、封丘、延津、 陳留等地設置總管府來管理所遷徙的軍戶，總管府的所在地就是河北軍戶的聚集 駐地。除了河北軍戶大規模地遷入河南地區外，貞祐以后還有幾次小規模的軍戶 南遷。如興定四年（1220年）時，金朝又將各路的各個軍戶“徙河南、京東、西、 南路”[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384.
21]。同年又將山東東路地區的軍戶遷到了許州。
其次，除了軍戶以外，百姓無組織的南遷避戰也是造成南京路地區人口快速 增長的重要原因。如貞祐四年（1216年）金朝大臣侯摯的奏章中就提到在黃陵崗 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525.]。同年，河北 地區潰敗四散的軍兵和流亡人口，以及山西、河東地區的老幼等“俱徙河南”[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516.]。 興定五年（1221 年）金宣宗還下令，要求速渡南遷之民。從這些史料可看岀自貞 祐初以來，民眾來南者日益增多。此外，金宣宗在貞祐年間曾下詔招撫開封城附 近的百姓，允許他們帶著糧食遷入開封城，由此開封城人口大增。
金宣宗統治時期，金朝政府還積極推行各種政策引導移民耕種閑田、開發水 田，如興定五年（1221年）招募百姓開墾南陽的水田。同時為保護土地，金宣宗 還多次禁止圍獵活動。通過這些措施來充分利用河南的土地，從而解決由于人口 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土地問題和糧食問題。到了金哀宗時期，南京路地區的人口量 繼續增長。在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 年）時，“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 古塔起遷居民于河南”[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649.
22]。天興年間，金哀宗又將京城附近的軍人及家屬近五十 萬人口遷入到京城，使得開封城人口又一次大增。金末，蒙古大軍圍困并攻破開 封時，就有大臣發現為避戰禍而居住在開封城的有一百四十七萬多人，在汴京大 疫中死亡的就有就有九十余萬之多。這種情況反映岀，南京路人口增長的過程中， 人口更加集中于開封城，中心城市人口迅速膨脹。
綜上所述，金代南京路地區的人口數量變化受宋金戰爭、金蒙戰爭和金朝政 局變動的影響，變動趨勢顯著。南京路地區本是北宋舊地，金初時隨著金軍南下， 宋金戰爭拉開序幕，開封地區的人口或被殺或被金擄走北遷或避戰南遷，造成了 金朝初期人口大銳減的狀況。到了金朝中期，隨著《紹興和議》的簽訂，宋金之 間結束了大規模的戰爭而進入到南北對峙時期。這一時期的金朝政局趨于穩定， 再加上猛安謀克戶的遷入、國家的安撫政策的推行、金世宗戶籍制度的改革等積 極因素的影響，使得南京路地區的人口在即使有海陵王南伐以及自然災害等消極 因素的阻礙下，卻仍然在緩慢地恢復增長。到了金朝后期，從衛紹王統治時期就 開始的蒙古大軍的不斷南侵，使得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規模南遷，而河南地區就成 為了這次南遷的主要遷入地，致使金朝后期南京路地區人口的迅速膨脹。總之， 金代南京路地區的人口變化雖有波動，但總體是由少增多的趨勢。
二、金代南京路農業經濟的興衰
農業在區域經濟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農業經濟的發展變化對一個地區社會 經濟的興衰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金代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較為曲折，經 歷了破壞、恢復、再破壞的過程。金朝前期的金軍南侵和金朝后期的蒙古軍南侵， 對金代開封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首先是民眾忙于避戰逃 亡，忽視土地耕種；其次是戰爭破壞農業生產，農業發展倒退；最后是自然災害 的頻發與反復以及水利失修也阻礙農業生產。而農業經濟獲得恢復與發展的階段 則是在金朝中期，即金世宗和金章宗統治時期。他們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積 極采取各種措施來重振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如移民開發閑置田地，減租減稅 鼓勵農業生產，推行區種法和開發水田，治理黃河水患等。下文按照金代南京路 地區農業演變的歷史順序，對各個階段的情況展開具體論述。 （一）金朝前期農業經濟的破壞
從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年）南下攻宋開始，開封地區就戰亂頻仍，而后偽 齊政權無為的統治，更是使得開封地區的農業經濟倍受催殘。因此在金朝前期， 開封地區的農業呈現出殘破的現象。
首先是宋金戰爭使得開封地區的農民或部分死于戰亂，或部分避戰逃亡，導 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和大量農田被閑置成為荒田，嚴重影響農業的正常生產。據 《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金軍南侵時，所到之處“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虜 婦女，焚毀倉庫產業”[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503.]。在金軍攻陷唐州和鄧州后，盡擄年輕健壯的為俘虜， 老弱者皆殺之。攻陷開封城后，又將大批宋地人口擄掠到河北或金朝本土地區。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的百姓避難南遷，大量人口的流失都造成開封地區勞動力的 明顯下降。《雞肋編》中也有記載，天會五年（1127 年）莊綽從鄧州經許州到歸 德府時，一路不見雞犬，所見“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胸背以 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逵已蔽于蓬蒿”[ [宋]莊綽.雞肋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21.]。又如宋臣呂頤浩所說的淮南、京 東路本是天下沃壤之地，“因金人殘破后，居民稀少，曠土彌望”[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276.
23]。由此可見， 宋金戰爭過后，開封地區的蕭條，千里無人煙，農業遭到普遍破壞。
其次是偽齊腐朽的統治和災害饑荒的頻發，大量的漢族人民淪為奴隸和驅丁， 也是造成開封地區農業經濟的衰敗的重要原因。宋金戰爭過后，北方漢族大部分 淪為奴隸和驅丁，其余的也基本處在半被奴役的地位，勞動身份的下降和生產關 系的倒退，都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在偽齊統治期間，統治者不重視河南 地區的農業恢復和發展，而是貪于享樂，壓榨百姓。人民本已經長期遭受戰亂而 越發的窮困，然而劉豫還采取嚴刑峻法，加重民眾賦稅，導致犯罪的眾多而“境 內苦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49.] [ ［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3489.]。程克俊針對劉豫的苛政就曾言：“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果蔬。” ［2］可見偽齊政權統治下，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勞動人民的生產主動性遭到摧殘， 開封地區的農業蕭條更甚。金朝前期還由于頻發的災害而造成了饑荒，岀現過 “人肉之價，賤于犬豕”[ ［宋］莊綽.雞肋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70.]的慘象。天會六年（1128年），宋朝為了阻止南下的 金軍，人為決河，改變黃河流向，使之由東北流向渤海改為東南流向泗淮。然而 這次改道并沒有讓黃河穩定，在此后的數年間黃河“或決或塞，遷徙無定”[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15.]。 黃河水患的不斷發生，擾亂開封地區百姓的正常生活，也破壞了農業的正常生產。 此外開封地區也是旱災和蝗災的頻發的地區，這些災害容易造成饑荒，從而也會 阻礙農業經濟發展。如《雞肋編》中就記載靖康之亂后，“山東、京西、淮南等 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可見糧食難得，物價飛漲。由此饑 荒蔓延，造成“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于犬豕，肥壯者 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 ［宋］莊綽.雞肋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70.]的慘象。
金朝前期也有過恢復農業經濟發展的措施，如宗弼在劉豫被廢之后，下令劉 豫的軍隊歸農，還實行減稅措施，“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49.]。但是跟頻繁 戰亂和災害的破壞相比，效果甚微。綜上所述，金朝前期由于受宋金戰亂頻仍、 人口的大量流失、偽齊的苛政和災害頻發等因素的影響，開封地區的農業經濟殘 破，迅速衰退。
（二）金朝中期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金朝中期是金朝政局和社會的穩定時期，在宋、金先后簽訂了紹興和議和隆 興和議之后，雙方頻繁進行大規模戰爭的階段告一段落。在這一時期內，金朝統 治者開始重視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通過頒布勸農詔、改革奴隸制等相關 政策，積極鼓勵農業生產。如金熙宗皇統四年（1144 年）時詔令官府用絹匹，將 因為饑荒“流落典雇為驅”[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07.]的百姓贖為良民。他還調整生產關系，禁止猛安謀 克買賣奴隸。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 年）時下詔勸農，“視每歲所入，以為官 吏殿最”[ 味］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239.
24]，將農業生產的結果作為考察官吏政績的標準。金章宗在大定二十九
年（1189 年）時下詔將宮籍監戶和奴婢全部釋放為良民。這些政策的實施都極大 提高了官吏百姓的農業生產積極性。
金世宗和金章宗時期寬松的墾荒和免稅措施也使得農業獲得發展。如大定二 十九年（1189年）時，金世宗招令其它地方的流民去開墾河南地區的荒田，同時 又規定百姓開墾的田地，愿為官地的可免租八年，愿為自己產業的也可免租三年。 金章宗時針對荒地和黃河退灘地則規定請佃者免租三年，為自己產業的免租一年， 但要求“自首冒佃并請退灘地，并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識”[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28.]。通過這一系列 措施的實施，使得南京路地區的汝州等個別地方獲得開發，經濟狀況轉為良好， 可以說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 [清]張金吾編.金文最[:M].北京:中華書局,1990:998.]。
此外，避戰南遷人口的回遷，金朝移民河南的措施和禁止私自剃度為僧道的 制度等，也增加了南京路地區的勞動力，使農業生產在金朝中期得到了恢復和發 展。因此，《金史》有稱熙宗時期，“風雨時，年谷豐，盜賊息，百姓安”[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727.]； 世宗時期，“百姓滋殖，號為小康”[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786.]；章宗時期，“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310.]，可見金朝中期，包括農業經濟在內的社會各方面 都獲得了顯著發展。以下六方面是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的主要表 現。
首先農業恢復發展表現在生產工具的改進方面。金朝的農業生產工具是在繼 承了北宋中葉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進步。生產農具種類繁多，用途多樣， 能適應不同條件下農業耕種的需要。如用于播種的耬鏵、用于收割的鐮、用于中 耕管理的蹚頭、鋤、鏟等。金代使用的犁牽引和鏵的形制與元代王禎《農書》所 記的農具大體相同，由此可見金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在當時已具有相當先進的水平， 從而提高金中期的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其次農業恢復發展的表現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金朝中期重視農田水利事業 的恢復和發展，大力興修水利工程，改進農田水利灌溉，不僅恢復開渠溉田還岀 現了鑿井溉田，從而為水田的開發和推廣提供了條件。如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 年）有言事者認為郡縣有河的可開渠溉田，于是金章宗下詔要求各州郡實行。泰 和八年（1208年），金章宗命各路按察司規畫水田時，有部官提岀鑿井灌溉的方 法，遂下令全國各路“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02.
25]。 在開渠灌溉和鑿井灌溉方法并行發展時，推行水田種植成為可能，金朝統治者開 始重視水田的開發，因為水稻屬于高產量農作物，能有效解決糧食問題。如海陵 王正隆二年（1157 年）時詔令河南“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195.]。金章宗時為鼓勵 水田種植，在明昌六年（1195 年）定制，官吏任期內水田開發百頃以上的可“升 本等首注除”[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02.]，謀克所管理的屯田若能創增三十頃以上的，則賞賜銀絹并且不 收水田的租稅。可見此時的水田種植技術已經在漢人和女真人之間廣泛傳播。灌 溉方法和水田種植的實施可以有效解決農作物的灌溉和栽培問題，對農作物產量 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
三是表現在黃河治理方面。金朝中期特別注重黃河的治理和防范工作，設立 都水監來總的管理河防事務，同時在黃河沿邊上下修筑二十五個護堤，“六在河 南，十九在河北”[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15.]，設置散巡河官和都巡河官來分管黃河這二十五埽。金世宗 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又規定，沿河的南京、歸德、河南和河中四府及十六州 長官“皆提舉河防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19.]，四十四縣的縣令也要輔助管理河防事務。此外，金朝 還多次增修堤壩和堵塞決口來預防處理黃河水患，如大定年間就修筑了原武、陽 武、東明、孟津等埽堤以備水患。金朝統治者還對治河有功的人給予嘉獎，對治 河失職的人進行懲罰。如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河決，戶部侍郎王寂等因災后 工作失職，罷免王寂為蔡州防御使。而在二十七年，衛州新鄉縣的官吏，因河患 救護有功，都被給予不同的獎賜。因此，黃河的有效治理也在南京路地區農業經 濟的恢復和發展中產生著重要影響。
四是耕地面積的增加。金朝中期的耕地面積有了很大的增長，尤其是在金世 宗和金章宗統治時期。根據張博泉先生的分析，到金世宗時的黃河流域耕地面積 已經達到了 108萬頃，比金朝初期有著非常大的增長。耕地面積的擴大主要得益 于金朝統治者所實行的獎勵開荒和弛禁措施等。
獎勵墾荒主要是對官荒地和黃河退灘地的開墾。金制規定對于開墾荒地的人 給予租稅減免，即開墾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業 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征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19.
26]。后來這一規定雖曾一度將八年征稅改為 五年，但金章宗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又寬限荒地開墾征納的期限，將官閑 地征稅重新改為八年，開荒為己業的由七年重新定為三年。這個政策的實行，可 以讓百姓免交少則三年多則八年的賦稅，充分調動了百姓開墾耕種荒地的積極性， 從而使得耕地面積擴大。黃河退灘地的開墾，一方面是由于開墾者可以次年納租， 朝廷對墾荒農民的約束較松，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黃河退灘地的土地肥沃，在上進 行耕種，糧食收成可增加數倍，所以退灘地的開墾程度也很高，這也使得耕地面 積增加。
除了荒地開墾，金朝的弛禁政策也增加了耕地面積。金朝在占領北宋之后， 將許多土地劃為禁地用來放牧或打獵，光南京路牧地就有六萬三千五百二十余頃， 嚴重阻礙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因此從金熙宗時開始弛禁，允許百姓耕種，到金 章宗時大量弛放禁地為農田，“縱民耕捕樵采”[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93.]。金朝從封禁到弛禁土地政策 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耕地緊張問題，使得金朝中期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
五是種植糧食作物。由于南京路地區溫暖的氣候、密布的河網和肥沃的土壤， 南京路地區既可以種植糧食作物，又可以種植經濟作物。根據有關金朝的史料記 載，南京路地區廣泛種植的糧食作物有小麥、粟、菽、黍等，其中小麥是主要的 糧食作物。如海陵王正隆年間到汝州湯泉時，從中都至河南的一路都是小麥種植 區，而詩人王庭筠到河陰一帶時，在道上處處可聞打麥子的聲音，這些記載都能 看岀河南地區小麥種植的普遍性。其次各地也都有種植黍、菽等，如大定年間， 南京地區饑荒時，縣官為了賑饑而日費菽米數十斛。在開封的東郊附近滿滿種植 的也都是禾黍。
六是種植經濟作物。南京路地區還種植紅姜、西瓜、茶樹等經濟作物。如金 世宗大定九年（1169 年）樓鑰經過歸德府時，看到城東南處有金果園，里面果樹 甚多，可見這是個專門的水果產地。王寂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時描寫蔡州 言：“土風敦儉素，聲樂絕淫哇。玉粒家家足，紅姜處處皆。”[ [金]王寂.叢書集成初編本•拙軒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17-18.]從“玉粒足”、 “紅姜皆”就可看岀蔡州農業的恢復與發展，糧食產量充足，經濟作物廣泛種植。 金朝中期還普遍種植從西北傳來的西瓜。范成大在大定十年（1170年）經過開封 時，看到河南地區都種植西瓜，于是初次品嘗并為其作《西瓜園》：“碧蔓凌霜 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6:148.
27]這反映岀開 封沙地西瓜的香甜多汁，可見南京路地區的自然條件適宜西瓜這類經濟作物的種 植。金章宗時還提岀了植茶主張。先是承安三年（1198年）在河南地區實行，次 年又在淄州、密州、蔡州等地設置制造新茶的茶坊，說明這些地區自然條件適合 茶樹種植。后雖因所產茶質不好而在泰和六年（1206 年）廢茶坊，但這也是金朝 中期恢復發展農業經濟的一種嘗試。
綜上所述，金朝中期是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時期。穩定的社會 環境，生產工具和耕種技術的改進，荒地的開墾和金朝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都 使得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重新煥發生機。
（三）金朝后期農業經濟的再發展和再破壞
金朝后期，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與其它地區的發展是不同的，它不僅僅是 農業經濟的再破壞，還有農業經濟的再發展，是發展和破壞并存進行的時期。金 末農業經濟的再發展主要是因為金朝后期遷都南京后，面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 化以及人口的迅速膨脹，振興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成 為朝廷首要解決的問題。而農業經濟的再破壞則是由于金朝后期所面臨的蒙古大 軍南侵帶來的破壞、南宋的軍事威脅和金朝內部實際存在的問題等困難。以下是 對金末農業經濟的再發展和再破壞的具體論述。
從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 年）遷都南京后，南京就成為國家的政治、經濟中 心，而南京路地區也成為金朝的直轄區。這種地位變化所帶來的人口和糧食問題， 使得金朝統治者開始重點發展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生產。因此在金朝后期，南京路 地區的農業經濟獲得了再發展的機會，農業經濟的再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 面。
首先是金后期耕地面積的進一步擴大。據《金史》載，在金宣宗興定三年 （1219年）時，侯摯曾奏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余頃，見耕者有九十六萬余 頃[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801.]。將這些數據與北宋神宗時期北方墾田面積一百六十萬余頃[ 禾女.金代農業技術初探［J］.中國農史,1989（03）:41-45.]相比，河南的墾 田面積要高于北宋時期的墾田面積，可見金朝末年耕地面積擴大。
第二是水田的廣泛開發。經過金朝中期以來灌溉條件的改善，金朝后期南京 路地區的水田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開發，水稻種植面積是金朝最大的地區，水稻的 分布也與北宋相似，多集中在汴河流域，糧食生產也出現了“河南頗豐稔”[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97.]現 象。據史料載，興定時南陽的李國瑞開墾水田面積達四百余頃，受到了朝廷嘉獎， 獲得升職并且“其最狀遍諭諸道”[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03.]，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水田開發的重視。興定 五年（1221年）有大臣說河南的郡縣多是歷代開發水田的地方，“收獲多于陸地 數倍”[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03.
28]，因此建議開發水田。金宣宗采納并下令在各州郡推廣水田種植，鼓勵 百姓種植水稻，同時規定征租按陸田征收標準，不再添征。興定年間，金朝還下 令，因受水災而田被淹的地區，即唐州、鄧州、裕州、蔡州、息州、壽州、潁州、 亳州和歸德府，“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31.]。由此可推知，從北宋以來，這 些地區都是可以種稻的地區。元光元年（1222年）時，金宣宗還派遣官吏去墾種 京東、西、南三路的水田，這就涵蓋了南京路地區的大部分，可見金朝后期水田 開發的地域廣泛。
第三是糧食產量的提高。在金朝后期，糧食的產量也有顯著提高，尤其是水 田的糧食產量。根據張博泉先生的分析，興定年間時陸田的平均單位畝產量在一 石左右，而水田的平均單位畝產量在三石至五石之間，可知水田的糧食產量確實 高于陸田數倍。同時又根據貞祐四年（1216年）言事者程淵所言，碭山諸縣陂湖 地區，若雇人耕種，朝廷只收取三分之一的糧食，就能得到十萬石。興定四年 （1220年）大臣李復亨所言，南陽有五百余頃的稻田即面積有五萬畝，它的單位 畝產量為五石左右，則總的畝產量可收二十五萬石，可見金末水田開發對糧食產 量提高的促進作用，以及水田墾種對糧食生產的貢獻力度之大。
第四是農作物的耕作周期岀現了一年兩熟制。據《金史》載，金宣宗貞祐四 年時就在碭山有陂湖的地方，實行“水至則畦為稻田，水退種麥”[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03.]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37.
29]的耕作方法， 即種水稻時，將土地弄成平畦，修岀排灌水道，而作為麥地時，就要排干田水， 將土地弄成深溝高畦。這種方法的岀現能推知南京路地區已經有夏稻冬麥的一年 兩熟的耕作制度。一年兩熟制的實行要求眾多，從側面反映了南京路地區農業技 術的進步，同時一年兩熟的周期耕作也使得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土地的單位面 積產量增加，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金朝后期，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的再破壞既有內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內部 和外部原因可以各再細分為二。
內部原因之一是金朝后期繁重的賦稅嚴重破壞了農業經濟的發展。金宣宗遷 都南京后，朝廷軍民所需皆仰仗南京路地區，國家調發也都以河南為重，導致此 地區賦稅繁重。其次，南京路地區的土地關系緊張，雖官民地相半，但農民多佃 官家之地，導致租佃制關系的土地對農民剝削嚴重。這些重負都使得該地區“民 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于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 [3]，從而造成百姓相繼逃移。
內部原因之二是大量河北軍戶的南遷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南遷的軍戶造成 南京路地區的人口驟增，使得金朝急需解決土地和糧食問題。然而一方面這些軍 戶多為游惰之人，不會耕地，無法實現自給自足，從而造成軍戶的貧困化；另一 方面是，自遷都以來，由于河南人口聚集使得耕墾殆遍，且官荒地和牧馬草地有 限，導致耕地面積更少，從而出現軍民土地矛盾，而且若給軍戶分田，還會出現 軍戶和土地人地相遠和收租不便的現實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金宣宗對南遷的 軍戶實行“給軍糧之半”[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93.]的措施，但這一措施的實施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打 擊了當地農民的生活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外部原因之一是北邊面臨蒙古大軍的南侵和南邊面臨南宋軍隊的威脅。首先 是從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軍隊南侵開始，金朝社會動蕩，南侵造成的 戰亂頻仍使農業經濟不斷遭受破壞。如《大金國志校證》中記載金哀宗時，“群 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并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味］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360.]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483.]， 可見蒙金的戰亂頻仍、金朝的括馬敷糧和巨大的交鈔數量，既破壞了百姓的正常 生活，又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使得盜賊群起，導致金朝統治逐漸趨向滅亡。 其次是金宣宗遷都南京后，錯誤估計國家實力，多次挑起侵宋戰爭，破壞了與南 宋的關系，使金朝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因此金宋交界地帶南宋軍隊的威脅，也 破壞著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如興定元年（1217 年）資議官呂鑒奏表中就 曾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 亦以人煙絕少故也。”［3］如實寫出了由于金宋交界地帶數十萬的屯兵，而造成的 南京路地區南部人口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蕪的現象。元光元年（1222 年），大 司農把胡魯也上奏：“邇來群盜擾攘，侵及內地，陳、穎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 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530.]說明南侵和擾攘造成陳州、潁州、 蔡州、息州這一代地區的的人口稀缺，耕地面積減少以及農業荒廢，嚴重阻礙了 農業經濟的發展。
外部原因之二是金朝后期頻發的自然災害也制約著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的再 發展。根據《金史》的記載分析，金朝后期一共出現過六種類型的自然災害，其 中以旱災、蝗災、雨雪霜凍和風災發生最為頻繁。經統計，發生在南京路地區的 旱災 3次、蝗災 7次、雨雪霜凍 5次[ 這三個數據是以元朝脫脫編撰的2020年版《金史》為根本依據，同時參考了陳曉曉的碩士學位論文《金 代救荒研究》中的表格統計而得出。
30]，可見金后期自然災害頻發。自然災害頻 發一方面會造成耕地的破壞、農業人口的減少、糧食產量的降低，阻礙農業生產； 另一方面，災害會形成眾多的災民和流民，從而會出現盜賊和民亂，導致社會的 嚴重動蕩，使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受損。
綜上所述，金朝后期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是在破壞中發展，在發展中破壞， 可以說是農業經濟的再發展和再破壞。金朝統治者振興農業的舉措使得農業獲得 發展，但同時戰爭帶來的破壞，金后期政局的動蕩和頻發的自然災害又使得發展 的農業經濟再次遭到破壞。
三、金代南京路手工業的發展
金朝時期，南京路地區的手工業主要是在繼承北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 的，手工業部門的種類雖然相比于北宋時期有所減少，但都有相應的發展。在金 代，南京路地區的主要手工業部門是制瓷業和礦冶業，此外還涉及到刻書業、紡 織業等，這些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南京路地區經濟的發展。
(一)制瓷業
南京路地區的制瓷業可以說歷史悠久，早在西周時期陶瓷生產的工藝就已經 有相當高的水平。宋、金時期是南京路地區制瓷業發展的重要時期，關于這一時 期內南京路地區制瓷業的發展狀況，正史當中記載不明確且記載相對較少，但是 通過近代以來考古發掘的發現，金代南京路地區瓷窯制造的材料逐漸增多，為對 其發展狀況的整體研究分析奠定了基礎。
金代南京路地區制瓷業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發展狀況 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金朝前期，由于金軍南侵和宋金對峙， 導致許多技藝嫻熟的窯工們或被北擄，或逃亡南遷，大量窯口都處于荒廢的狀態， 使得在北宋時期發展昌盛的制瓷業遭到了空前的破壞；到了金朝中期，隨著南北 修好，統治者采取減賦稅和實人口等鼓勵措施，形成了安定的社會環境，金朝經 濟獲得恢復和發展。正因如此，南京路地區的制瓷業也有了恢復和發展，一些窯 址如嚴和店鎮、密縣、大峪東溝、禹縣等鈞瓷窯相繼恢復生產[ 劉濤.近十年來鈞窯考古與研究述評［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03):45-56+159.]，同時制瓷水平 進一步提高，掌握了人工配色技巧[ 關松房.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J］.文物參考資料,1958,(02):25-26.
31]，瓷器裝飾上岀現各種絢爛的顏色。金朝中 期南京路地區的制瓷業發展甚至對周邊地區也產生影響；金朝后期，由于蒙古大 軍南侵和南宋擾邊，南京路地區的制瓷業發展受到限制，雖然得到廣泛傳播形成 了一個鈞瓷窯系，但與其他的窯系相比，發展緩慢，而且金后期瓷器制造相對粗 糙。
金代南京路的制瓷業主要是在北宋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的，雖然總體上未恢 復宋代的輝煌，但在工藝、品種等方面也有所發展。南京路地區的代表性瓷窯便 是鈞窯，它在金代的恢復和發展是較快的。目前根據鈞窯的考古挖掘，學界關于 鈞窯的起源多認為是與汝窯密不可分的[ 關于鈞窯源流問題最早是有陳萬里提出的“鈞窯代汝而起”說，而后在劉濤進一步闡明認為鈞瓷是在仿燒 汝瓷的過程中演變獨立出來的品種，鈞瓷最初可能是“民汝”的一個分支。]，而關于鈞瓷燒制年代的“金代說”[ “金代說”指郭木森等河南考古專家認為鈞釉瓷創燒不會早于北宋末年，鼎盛時期在金世宗大定前后。] 則得到多數認同。從出土的瓷器來看，金代鈞窯所產的鈞瓷受到汝瓷影響，胎色 和裝燒方法均與汝瓷有較大相似之處。另外，金代鈞瓷燒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 足民間的日常生活，故而在瓷器制造方面主要講究實用而不過于講究美觀。鈞瓷 產品一般用于民間，在民間廣泛流傳，大多為民間生活的用瓷，如碗、瓶、盆、 盤、罐等[ 任思音.金、元時期的鈞窯瓷器淺析[J].首都博物館論叢,2014（00）:296-302.]。同時造型上不僅有延續汝瓷的特點，還結合了金代身為北方游牧民 族所帶的習俗特點，器型逐漸變大，較為粗放。
金代鈞瓷的燒制水平還未達到北宋瓷器的燒制水平，但是也有自己獨特的燒 制特點。首先在燒制方法上，其多采用漏足燒制或墊餅燒制方法，這就影響了窯 變結果，沒有宋代滿釉支釘燒制法燒制出來的精巧[ 胡志遠.金代鈞窯瓷器的特征及歷史意義研究[A].《決策與信息》雜志社、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決策論 壇一決策理論與方法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C].《決策與信息》雜志社、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科技與企業》編輯部,2016:53.]。其次金代鈞瓷的釉色以天 青、天藍為主，由于燒制燃料由木柴轉為煤炭且窯爐設計不同[ 任星航，李正安.傳統鈞窯的生態燒制路徑J].陶瓷科學與藝術,2015,49（10）:8-11.] [ 河南博物院藏品.] [ 河南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藏品.
32]，金鈞窯變的色 彩不如宋瓷自然，釉彩流動性弱，間或帶有形狀各異的紫斑或紅斑（如圖 3-1）， 這些斑塊與與底釉融合，沒有明顯的分界。以上這些金代鈞瓷的特點也可從側面 真實地反映經過戰亂之后南京路地區的鈞瓷發展情況。
3-1 金鈞窯天蘭釉玫瑰紫彩斑葵花盤[6] 3-2 金代印花加彩鈞瓷盤[7]
在金代鈞瓷裝飾手法方面，可以考古佐證是鈞州西關窖藏出土的鈞瓷印花盤 如圖 3-2）。它是出土的金代唯一帶有印花裝飾的加彩印花盤，盤底模印三朵 菊花圖案，圖案之間以纏枝連接。由于沒有其它裝飾手法的記載和實物可查，所 以學界認為此印花裝飾手法是否為金代鈞瓷獨有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除了典型的鈞窯鈞瓷以外，南京路地區重要的窯場還有宿州窯和泗州窯。在 《清波雜志》中有記載“輝出疆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瑩潤可愛，近年所用， 乃宿、泗近處所出。”[ ［宋］袁褧，周輝.楓窗小牘•清波雜志［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12:92.]由此可見，宿州窯和泗州窯所燒制的瓷器受定窯的影響 很大，產品多仿制定窯，且兩窯產品已經出現在燕中（河北北部），輻射范圍廣。 同時根據張博泉先生的研究分析，泗、宿二州還生產一種帶有繩紋印飾的白瓷。 另外，經考古資料查證，南京路地區出土的瓷器除了鈞瓷和白瓷，還有白釉黑花 瓷、青釉瓷、加彩瓷等，如在焦作發掘的金大定年間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多種多 樣的帶紀年的瓷器[ 河南省博物館，焦作市博物館.河南焦作金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9（8）:1-17.]。
總之，南京路地區制瓷業在金初破壞停產，在金中期開始恢復和發展，在金 末雖也遭到戰亂破壞但仍在發展并逐漸形成了鈞瓷窯系。南京路的制瓷業發展繼 承上有延續北宋傳統，又啟下以其獨特之處影響元朝，可以說在鈞瓷創燒發展演 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礦冶武器制造業
礦冶業是金代手工業的重要部門，在南京路地區的手工業發展上發揮著重要 作用。礦冶業直接和金朝的軍事、經濟及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農業生產、銅錢鑄 造和火器制造以及其它手工業部門的發展等都離不開礦冶業的發展。但金代的金 屬礦產并不是很富足，尤其是銅礦極其缺少，金銀礦也僅有四路擁有。因此南京 路地區的礦冶業發展主要體現在煤礦業和冶鐵業方面。
金代的煤礦業是在北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宋時期煤炭就已經是日常生活 中廣泛應用的燃料。在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有記載言：“北方多石炭”[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9:11.]， 石炭是煤的別稱，可見煤炭資源在金代也很普遍。
南京路地區是金代在中原的重要產煤地區。在莊綽的《雞肋編》中有記載南 京的煤炭情況，具體是說昔日開封的“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 ［宋］莊綽.雞肋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21.]， 即由于煤炭的廣泛使用，基本沒有燒薪柴的民戶。元好問在《續夷堅志》中對河 南澠池的煤炭開采業也有詳細記載。他曾就澠池的煤炭開采言：“此地出炭，炭 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熾然。”[ ［宋］元好問.續夷堅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6:82.
33]由此首先可以 推知澠池的煤礦算是露天的煤礦，煤炭埋藏淺，便于開采，因而產量多且開采成 本低。其次是金代的煤炭發展基本是繼北宋之后煤礦業的繼續開采和使用，煤炭 已被百姓普遍用作燃料。
此外煤礦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冶鐵業的發展，煤炭是冶鐵的重要燃料。根據郭 聲波關于黃河流域冶鐵點的統計分析[ 郭聲波.歷代黃河流域鐵冶點的地理布局及其演變［J］.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03）:49-57.]，河南的豫西地區是金代主要冶鐵區之一， 冶鐵點占全國的 30%左右，鄧州、寶豐、汝州等既是南京路地區重要的產鐵地區 也是著名的冶鐵地區。總之，南京路地區的煤礦業和冶鐵業的發展互相促進。
金代與礦冶業發展密切相關的便是武器制造業。金代武器制造業的發展也是 在北宋的基礎上，武器制造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火器制造方面，水平高于北方的 蒙古卻不及南方的南宋。金朝后期研發改進的新火器主要有鐵火炮、震天雷和飛 火槍。鐵火炮是生鐵鑄成，狀如匏，口較小，聲如霹靂，在金宣宗興定五年 （1221年）攻打南宋蘄州時曾使用。震天雷和飛火槍最先使用都是在金哀宗開興 元年（1232年），目的是為了抵御蒙古大軍守住汴京。據《金史》記載，制造震 天雷的方法是“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可見 炮彈聲音之大，同時“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639.]，可知震天雷爆炸 性極強，能穿透鎧甲，威力甚大。飛火槍的制法是“以敕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 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系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 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余，藥盡而筒不損”[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690.]。飛火槍雖制作方法較為簡 單，但它的威力也不容小覷，“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余步，人亦不敢近”[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639.
34]。 震天雷和飛火槍可以說是蒙古大軍最為懼怕的火器。
（三）其他手工業
金代南京路地區除了重要的制瓷業和礦冶業之外，還有鹽業、刻書業、桑蠶 紡織業等其他手工業，由于史料相對較少，以下對其進行簡要概述。
鹽業是金代南京路地區新出現的手工業部門。南京路地區能出現鹽業是其所 處的自然地理環境所形成的，主要是由于黃河沿岸地區的水土退化，大面積土地 成為鹽堿地，造成土地堿鹵，如陽武、延津、原武和滎澤等地。這些地區的百姓 便利用鹽堿地的特質，大多私自煎鹽，朝廷禁而不絕。于是金宣宗在貞祐二年 （1214年）下詔設置鹽場，并設判官、管勾各一人，隸屬戶部。這是歷史上官方 在河南首次針對鹽業進行設置，鹽場的設置也直接說明了南京路地區的鹽業小有 發展。
刻書業在金代南京路地區有較快發展是在金宣宗遷都之后。南京曾是北宋官 府雕印中心，有印刷業的基礎，在取代燕京成為首都后，便成為金朝重要的印刷 刻書中心，需求量眾多的“監本”即經、史、子等書籍，也在南京印刷。此外， 亳社和少林寺也是南京路刻書業蓬勃發展的地區。南京路地區的刻書業發展既體 現在官營刻書上也體現在私人刻書上，官營刻書有專門的作坊，私人刻書的發展 也比較繁榮。官營刻書如都轉運使梁肅挪岀公府的經費，命令工匠雕版印刷《貞 觀政要》。私人刻書如密國公完顏璹，因其生平詩文眾多，在晚年便自己刊刻自 創的三百首詩及一百首樂府，其號《如庵小藁》，金代詩人趙秉文為其作序，流 行于世。除此以外，金代南京路還有刻經的地方，如雎州的考城縣。根據蔣唯心 先生發現的《趙城金藏》中某些印本上的“大金大安元年（1209年）己巳歲雎州 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的墨記，可推斷這些印本是雎州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刊刻 的舊經[1]。
金代南京路地區的桑蠶業和紡織業也有所發展。根據史料記載，金末宋朝軍 隊北上，從洛陽向鈞、許、蔡、息等州行軍時，由于軍隊斷糧問題，“食桑葉者 兩日”[ 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M].南京:支那內學院,1935:6.] [ [宋]周密.齊東野語[M].濟南:齊魯書社,2007:80.]，士兵兩天全靠采食桑葉活命。由此可推知在金末，鈞、許、蔡、息四 州所在的地區種有大片的桑樹林。此外，唐州的泌陽縣打算通過種植三十萬株的 桑樹來推動桑蠶業的發展，結果實施后既帶動了全縣致富，又使得桑蠶業煥發生 機。而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時，鄭州的冰雹災害導致岀現“桑柘皆枯”[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585.] 的現象，一個“皆”字也從側面印證了鄭州地區有種植大量的桑樹。金代南京路 地區還設立有織綾錦的機構，如元將何實攻打汴、陳、唐、鄧、亳、潁等州時， “俘工匠七百余人……分織匠五百戶，置局課織” [ [明]宋濂,王祎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3552.]。這些南京路地區的工匠俘 虜說明南京路也存在官營或民營的紡織機構，有紡織的工匠。再根據金被滅國后， 蒙古將“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弘州” [ [明]宋濂,王祎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2964.
35]的措施，可知金代的汴京也曾有毛 紡織業，主要生產的是毛褐。
綜上所述，金代南京路地區的手工業也是隨社會局勢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 的。南京路的手工業部門比較多樣，既有在北宋基礎上繼續發展的制瓷業和礦冶 武器制造業，也有因自然條件而新岀現的制鹽業，還有重新恢復發展的刻書業和 桑蠶紡織業。這些手工業部門都取得了相應的成就，如制瓷業方面熟練掌握了窯 變和調色；礦冶業方面煤炭廣泛使用，促進了冶鐵和制瓷業的發展，同時也推動 了新型火器制造的發展；刻書業方面，一是刻書質量提高，二是官營和私人刻書 的興盛也使得書籍買賣盛行，從而促進了商業發展。總之，金代南京路地區的手 工業發展程度雖不比金代其他路地區，但也有一定程度地恢復和發展，有其自身 發展的亮點所在。
四、金代南京路商業的發展
大批人口的南遷以及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和進步推動了金代南京路地區商業 經濟的發展興盛。金代南京路地區處在與南宋接壤的地帶，地理位置獨特，這就 導致南京路與南宋的榷場貿易頻繁進行，民間走私貿易也出現發展。同時，南京 路地區商品交易繁多，城市與要沖之地都設立有市，逐漸出現了包括開封府、歸 德府、河南府、陳州等城市在內的城鎮經濟繁榮發展的局面。金代南京路地區商 業經濟的發展，既增加了金朝的國家收入，滿足金朝的物質需求，又極大促進了 百姓的生產生活。
（一）南京路各處的商業發展狀況
金代南京路地區商業的恢復和發展主要是在宋金紹興和議之后。一方面宋金 頻繁的戰爭狀態暫時結束，南京路地區的政局逐漸穩定；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長、 農業的發展和手工業的進步都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南京路地區各處商業恢 復和發展主要是以城鎮發展、交通建設和管理機構設置為標志的，以下筆者就從 這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金代南京路地區城鎮發展的主要表現是重新活躍了原來較為發達的商業城市， 同時出現一批新興城鎮。首先南京路比較著名的商業城市便是南京開封府，其原 為北宋都城汴京，是盛極一時的大都市，在金初遭到破壞。海陵王即位后，積極 修復建設南京，其中對南京的宮殿裝飾就有“遍傅黃金而后間以五采，金屑飛空 如落雪”[[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30.
36]的描寫，可見其華麗至極。其次南京市內百貨有行，物各有其定價。 而南京路相國寺仍然每月兩次開寺，分別在三日和八日，供買賣交易活動，買賣 者眾多。再根據《金史•地理志》記載“有藥市四，榷場。產蜜蠟、香茶、心紅、 朱紅、地龍、黃柏”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388.]。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岀南京開封府城市商業恢復和發 展的情況，城樓雄偉、商旅云集、繁華益盛。
其次歸德府和河南府的城市商業也有所發展，如南宋大臣樓鑰途經歸德府時， 形容城內“市井繁易” [ [宋]樓鑰.攻媿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5:13.]，城市經濟發達。而在金元之際文人楊果的《重修繪賢 堂記》中有記載河南府在金后期“人煙繁伙，物貨豐殖，隱然一大都會” [ 李修生編.全元文[M].南京:江蘇古籍岀版社,1998:200.]，可 見當時洛陽的繁華，人口稠密，物貨豐富，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大都會。陳州金末 在防御使粘葛奴申的精心管理下，完善城郭、充實倉廩、完備器械，并收治流亡 人口，從而發展成了猶如汴京一般繁華的城市，《金史•粘葛奴申傳》中就形容 金末的陳州“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阓”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737.]。
隨著城市的恢復和發展，鄉鎮商業也逐漸發展興起。筆者根據《金史•地理 志》統計分析，金朝一共有513個鎮，其中南京路就有 98個鎮，約占總鎮數的五 分之一，而且南京路鄉鎮基本處在北宋發達市場區域內，有商業發展的基礎，由 此可見，鄉鎮經濟能夠重新興起和發展。如海陵王時，由于汝州梁縣的溫湯有質 好的溫泉，于是海陵王下詔汝州方圓一百五十里內的各個州縣，“量遣商賈赴溫 湯置市”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6.]，從而使溫湯成為一個新興商業中心。
南京路商業的發展推動了交通建設的發展，交通建設的完善又促進了商業的 繁榮。金代南京路地區的交通運輸分兩種，即水路用船和陸路用車。水路方面主 要是開水道、通漕運。海陵王遷都燕京后，為解決糧食問題而通漕運，其中舊黃 河流經滑州、大名等地，與河北的衡水會合后，由通州入閘可十余日抵京師，大 大縮短運輸時間。正隆年間，為了修建汴京宮殿，張中彥“開六盤山水洛之路” 以通汴梁來運輸所需的關中木材，次年他又“作河上浮梁”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 1904.
37]，制作巨船，使得 水運更加方便。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 年）時聽從李復亨的建議，為漕運陜西之 粟而建造20艘大船，“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從而節省了勞力和時間， 還減少了運輸損失。陸路方面主要體現在驛站設置上，金朝參照唐宋舊制在主要 的交通干道上設置了驛鋪，既用來傳遞信息也用來運輸貨物。金朝的驛站始設置 于金太宗時期，而后諸路并置，給驛用牌符，形成了一個較為發達的運輸網絡。 由此可見，南京路地區水陸交通運輸的建設和發展為其商業活動發展提供了便利。
除上述以外，南京路地區的商業發展狀況還可以從金朝先后設立的各種商業 稅收管理機構和商人內部組織的出現方面體現出來。
南京路的商業管理機構設置種類多樣。如南京開封府設有市令司，負責控制 市場價格，監督度量衡權衡的規范使用，評估百貨的價格。此外南京路還設置有 轉運司，主要負責征收賦稅錢糧，管理倉庫收發，以及“權衡度量之制”[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403.]；設 置有交鈔庫，主要負責出入錢鈔兌換業務；設置有流泉務即官營質典庫，主要負 責典質業務；設置有店宅務，主要負責官房地基，同時“征收官錢、檢料修造摧 毀房舍”[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408.]。通過這些機構的設置來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創造良好的經商環境。
而在商稅征收方面，為鼓勵經商，金朝統治者也頒布了一系列寬松的政策。 如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下詔罷免了各路的關稅。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 年） 下詔減免南京商人租賃官房地基的租金。這些寬松政策的施行，既未減少國家稅 收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極大減輕了商人們的負擔，刺激了城鎮經濟，從而促進了 商業發展。
商人內部組織的產生也直接反映出商業的恢復和發展。金代稱同一行業的商 人為行人，而行人的頭領為行頭，一般是由資產雄厚的大商人擔任，由他負責處 理本行業內重大事務。行人的出現表明商業發展的規模化和組織化。
（二）邊境榷場貿易
據《金史•食貨志》記載，榷場是與敵國在相對和平時期互相進行貿易的場 所，其內“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于經用 焉”[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39.
38]。通過分析這則史料可知，金朝的榷場活動是在政府的監視控制之下進行 的，設有專管的官員，而榷場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利于經用即增加國家的經濟收入， 用于國家的建設，滿足物質生活文化的需要。榷場貿易的主要方式是互通二國之 貨，同時這些交易的貨品必須是在國家規定可以交易的商品種類之內，即必須是 金朝所允許買賣的商品而不是禁品。本章主要通過分析梳理南京路榷場貿易的形 成演變、交易范圍以及產生的影響來對金代南京路地區的邊境榷場貿易進行探究， 從而分析其對南京路地區商業發展所起到的作用。
南京路地區涉及的邊境榷場貿易主要是金與南宋的貿易，因為南京路地區地 處在與南宋緊密接壤的交界地帶，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為其榷場貿易的發展提供 了先天條件。金與南宋正式設立榷場互通貿易是在皇統元年（1141年）之后，宋 金簽署“皇統和議”將兩國的邊界明確劃定，兩國之間的關系也進入到對峙階段， 這就為榷場貿易的開展奠定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金朝先是在皇統二年（1142 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于兩界”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93.]，開始設立與南宋交易的榷場。隨后 金朝又增加榷場的個數，擴大規模，共設置了 12個榷場，其中位于南京路的榷 場就有 7個，分別為泗州場、壽州場、唐州場、潁州場、息州場、鄧州場和蔡州 場。泗州榷場還是金朝與南宋貿易的中心榷場，它不僅北通京師，西通陳蔡，東 通山東，水路便捷，而且建置最早、規模最大，與南宋的盱眙榷場隔水相對。由 此可知，南京路地區的榷場貿易在金與南宋的榷場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京路地區邊境榷場貿易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且政治和軍事因素在榷場 貿易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由于深受宋金關系變化的影響，榷場隨著宋金的時戰時 和而時開時閉，貿易也隨著宋金兩國的政策而時通時禁。根據宋金史料以及前人 學者的研究分析可知，南京路地區的榷場貿易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南京路榷場貿易初置發展的階段，即宋金“皇統和議”（1142年） 簽訂后到海陵王南侵時期（1161 年）。在這一時期內，宋金雙方結束戰爭，國家 形勢都趨于穩定，岀于維護邊界和平、發展國家經濟的需要，宋金雙方正式設立 榷場，互通貿易。金熙宗時先是設置了泗州榷場，而后在“九月，命壽州、鄧州、 鳳翔府等處皆置”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93.]，可見開封地區榷場數量增加，榷場貿易開始步入發展正軌。 到了海陵王時，為了南侵，海陵王以榷場眾多容易導致違禁物品走私和“不良之 人私相往來” [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3501.]為由，在正隆四年（1159年）關停了除泗州榷場以外的其它榷場， 并規定泗州榷場改為每五日開一次場。但在同年二月，海陵王又“增榷場屋二百 間” [ ［宋］李心傳撰，辛更儒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18:3187.]，對泗州榷場進行擴建修繕。直到正隆六年（1161 年），海陵王舉兵南下， 宋金戰爭由此爆發，泗州榷場也被關停，至此金朝的榷場全部關閉，與南宋斷絕 貿易。雖然海陵王時期縮減榷場數量只剩下一個，但卻擴大了榷場的發展規模。
第二階段是南京路榷場貿易發展較快的階段，即宋金“隆興和議”（1164年） 簽訂后到南宋開禧北伐時期（1206 年）。這一時期內，宋金雙方議和，且長時間 未爆發大規模的沖突，同時金朝統治者還支持榷場貿易，因而南京路的榷場貿易 獲得了蓬勃發展。首先是重開南京路榷場，恢復與南宋貿易。金世宗時，在大定 四年（1164年）采納尚書省的奏議，重新恢復榷場貿易，南京路的泗、壽、蔡、 唐、鄧和潁等六個榷場也被重新開放[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93.
39]。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時，還根據 大定五年（1165 年）的定制，“官為增修舍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40.]，對泗州榷場進行修繕并加強 管理。其次是榷場的貿易數額巨大，給金朝帶來明顯的經濟收入。以泗州榷場為 例，其在大定年間的歲獲為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到了承安元年（1196年）歲 獲增加到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從這五萬多的歲獲差距可得出榷 場貿易在蓬勃發展時期使金朝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利益。
第三階段是南京路榷場貿易衰落發展的階段，即宋金“嘉定和議”（1208年） 簽訂后到金朝滅亡（1234 年）時期。由于泰和六年（1206年）南宋發動“開禧北 伐”，宋金轉為戰爭關系，南京路的諸榷場便“以伐宋皆罷”[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40.]。直到泰和八年 （1208年），“嘉定和議”簽訂后，金朝應允南宋的請求，恢復設置了南京路的 唐、鄧、壽、泗、息等五個榷場。但這次恢復的榷場貿易發展卻開始呈現衰落趨 勢。首先體現在榷場數量上，由六個減少為五個。其次體現在國家的獲利上，以 息州榷場為例，曾“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40.]，兵興之后獲利盡失。而榷 場衰落的原因既與金朝后期面臨蒙古的侵犯有關，又與南宋的關系惡化有關。首 先是從大安三年（1211 年）蒙古南侵開始，金蒙之間的戰爭便時斷時續，未能為 榷場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其次從興定元年（1217 年）開始，南宋便經常出現 “歲幣不至”[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18.]的現象，金以此為由攻打南宋，導致宋金關系惡化，造成“自唐、 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564.]的現象，相應的榷場也被迫關閉，從而影響南 京路榷場貿易的正常發展。
南京路榷場貿易允許交易的物品種類繁多，有水果、藥材、服飾、牲畜等。 根據《金史》記載“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桔六 千斤、橄欖五百斤、芭焦干三百個、蘇木千斤、溫柑七千個、桔子八千個、沙糖 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40.]又如《三朝北盟 會編》中記載“生姜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乏”[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084.]，由此可知金從南宋多購入茶 葉、荔枝、金桔、生姜、陳皮、犀角和象牙等生活所需品，不僅種類多樣，而且 數量龐大。而金向南宋輸入的主要是北珠、絹綾、甘草、人參、鹽和皮毛等稀缺 物品。這主要是因為金朝多產鹽且榷場不禁鹽的交易，如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 年）七月詔令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32.
40]，允許官民在榷場販賣鹽。而且金朝 盛產羊、貂、狐等動物，這些動物的皮毛經過金人的制作變成既漂亮又御寒的衣 物，這些衣物深受宋人喜愛。另外人參、甘草這類藥材也是南宋所缺少的，史書 有載南宋“甘草一兩，為錢一貫二百，而市亦無賣”[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084.]。
但南京路的榷場貿易所交易物品也有限制。首先是交易量巨大但對金來說是 貿易逆差的茶葉，金朝先后更定香茶罪賞格和食茶制等來限制民間飲茶。這是由 于金朝“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35.]，而金朝不適宜產茶葉，供不 應求導致金朝的錢財大量流入南宋，嚴重損害了金朝的經濟利益。其次是與戰爭 和邊防密切相關的物品，即馬匹、兵器、銅錢等禁品，不允許在榷場交易。如金 章宗明昌三年（1192 年）時規定“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 斤以上死”[冋［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40.
41]，而后五年又規定禁止賣馬入南宋，若被發現交易即被處死，可見 金朝對違禁品管理之嚴。對軍需品禁賣是因為宋金之間戰和不定，而馬匹和兵器 是戰爭不可缺少的物品，銅錢也可融鑄兵器，禁止交易這些物品可有助于維護金 朝邊防安全。
南京路邊境榷場貿易的發展不僅對經濟有影響，對政治和文化也有影響。經 濟方面，促進了南京路商業經濟的發展，增加了金政府的財政收入，有利于南北 經濟交流。政治方面，榷場貿易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緩和宋金兩國關系，使兩 國之間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彌合戰爭的緊張氛圍，有利于邊境和平。文化方面， 榷場貿易使得宋金兩國的文化不斷進行交流和融合，頻繁廣泛的民族交往促使各 民族逐漸產生較為統一的文化認同感。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種民族融合促進了 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有利于為新的大一統局面的岀現創造條件。
第四章 影響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因素
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僅與其所處的 地理環境有關，還深受當時國家形勢和政策的影響。南京路的區域經濟發展因素 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為因素，同時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經濟之間也互相作用。以 下筆者就將這些影響因素從有利和不利兩個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一、有利因素
先天的自然地理環境。金代南京路的轄區大部分位于今河南省境內，有著先 天的自然地理環境優勢。依據《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南京路地理區域圖[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M］.北京:中國地圖岀版社,1982:94.]可知， 首先在多樣的地形地貌方面，其地形處于我國大陸整體地形的第三階梯，地貌中 平原所占面積最大，地勢相對低平，土層深厚，土壤肥沃[ 王文楷，毛繼周,陳代光等編著.河南地理志［M］.鄭州:河南人民岀版社,1990:118.]，適宜農業和桑蠶紡 織業的發展。其次在河流方面，南京路地區有眾多的河流，大多從西部山地流岀， 形成輻射狀水系網絡，既有利于農業種植，又有利于漕運。南京路地區的水系網 絡中最主要的便是黃河和淮河兩大水系，貫穿南京路的東西，一南一北地對南京 路地區的農業和商業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如《金史》有記載從有民可“請佃黃 河退灘地”[冋［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28.
42]措施后，南京路個別地區經濟轉好，可見黃河退灘地形成了適宜農 作物生長的肥沃土地。而黃河沿岸的水土退化又產生了適合發展鹽業的鹽堿地， 淮河航運也便利了宋金兩國的貿易往來。最后在地理位置方面，南京路地區還曾 是北宋經濟發達的地區，雖然遭受戰爭的破壞，但其仍保有一定的手工業和市鎮 經濟發展的基礎。并且由于南京路地區南部與南宋緊密接壤，得天獨厚的地理位 置為宋金榷場貿易發展提供條件。
鼓勵經濟發展的農商政策。唯物史觀認為，符合經濟規律的積極政策有助于 鞏固和發展經濟。金朝統治者們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在不同時期所采取的不同的 農商鼓勵政策，對南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在農業方面，金朝統治 者們重視南京路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頒布勸農詔、改革奴隸制等多種積極政策，
鼓勵農業生產。金熙宗時“百姓流落典雇為驅者，官以絹贖為良”[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07.]，不僅調整 生產關系，還禁止猛安謀克買賣奴隸，禁止農忙時飲酒。金世宗時“視每歲所入， 以為官吏殿最”[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239.]，既將農業生產成就作為官吏考核標準，還將宮籍監戶和奴婢 全部釋放為良民。此外金朝統治者們還獎勵墾荒，對開墾荒佃地者，“以最下第 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征之”[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19.]，實 行免稅措施。同時因地制宜地推廣水田開發，完善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在商業 方面，為了商業恢復和發展，金朝政府在南京路設立市令司、交鈔庫[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888.]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735-736.]等機構， 加強商業市場的管理。金朝統治者還頒布寬松的商稅征收政策，如“罷諸路關稅” ［5］，免去賃房稅，減免官房地基錢等，同時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廣開榷場，積極開 展宋金榷場貿易，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此外，金政府設驛站、開水道，為商業發 展提供交通便利。
完善的救災賑濟措施。一套與災害相對應的救災賑濟措施，不僅可以穩定社 會秩序，加強統治，還能恢復和促進經濟的發展。金朝統治者頒布了完善的救荒 賑濟措施，建立由提刑司、州刺史和縣令組成的救荒賑濟體系，減輕災害造成的 危害。如金熙宗時實行和糴制度，用來應對水旱災害。金世宗時又規定“諸州縣 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94.]，來禁止官員強行抑配。金章宗時設立常平倉儲存糧食， 用于賑濟百姓。金朝統治者們對受災地區還采取一系列蠲免賦稅的政策，來解決 災后民眾生存問題。如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下詔賑濟南京屯田猛安被 水災者。大定十二年（1172年）因水旱災害詔免南京路去年的租稅。大定二十五 年“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味］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249.]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下詔“南京、 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20.]。針對 頻繁的黃河水患，金朝設立有專門的治河機構都水監，來精準預防和治理黃河水 患。金朝統治者還重視治理蝗災，頒布捕蝗法律，發布除蝗令，對治蝗不力者加 以懲戒。除了上述措施以外，金朝還設立惠民司和普濟院等官方救濟機構來解決 百姓生活的基本問題。惠民司“以太醫數人更直，病人官給以藥”[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266.
43]，是專為百 姓發放湯藥、提供醫療救濟服務的場所，而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 以食貧民”[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66.]，是在每年的固定時間為貧民百姓施粥的場所。這些救災賑濟措施 既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解了社會矛盾，同時也對經濟的恢復起到輔助作用。
二、不利因素
戰亂頻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當社會環境不 穩定時，經濟發展就會停滯甚至倒退。從金朝整體歷史來看，當金朝的政局穩定 時，經濟發展就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統治者也會采取各種積極措施恢復和發 展南京路經濟。如金世宗和金章宗時期，基本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震蕩，經濟 發展又快又好。而當政局不穩定時，頻繁的戰亂就會導致南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 遭到阻礙和破壞。如金朝前期金軍南侵時，縱兵四掠，殺人如麻，南京路地區遭 到嚴重破壞，原繁華地區都變得“居民稀少，曠土彌漫”[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276.]，區域經濟可謂極盡 蕭條。金朝中期時，海陵王執意南侵，不僅各路征兵，還加重對百姓的剝削和賦 役，破壞了穩定的局勢，阻礙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到了金朝后期，北方蒙古強 勢崛并向南征伐，蒙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屋廬盡毀，城郭丘墟。伴隨著金朝的 逐步消亡，南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戰亂頻仍還會導致流 民增加，疾病傳染，引發社會混亂，進而不利于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如金初戰 亂使得“汝、潁、襄、鄧逃避者”不計其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482.]，金末“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 汴城之民，死者百余萬”[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017.]。此外，戰爭與榷場貿易密切相關，戰爭一爆發國家 間就會停止榷場貿易，財政收入就會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戰亂頻仍直接影響經 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可以說是影響南京路區域經濟發展的最不利因素。
自然災害的破壞。自然災害的產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受氣候影響，二是 受人為影響。南京路地區如今是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當氣候波動較大時，就會 導致有的年份雨水偏多岀現水災，有的年份干旱尤多岀現旱災。根據竺可楨的研 究可知，金朝統治時期的南京路是處于氣候加劇轉寒時期，這一時期的天氣特征 可以概括為干旱少雨[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考古學報,1973(1):15-38.
44]，因而就會引發旱災、蝗災、雨雪霜凍和風災等連鎖自然 災害。筆者根據史料記載及前輩學者的研究，對發生在南京路地區的自然災害進 行了具體分析。受氣候影響岀現的災害是旱災、蝗災、雨雪霜凍災和雹災。南京 路共發生旱災 9次，占金代旱災總數的 13.2%，僅次于旱災多發的西京地區[ 武玉環.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J］.史學月刊,2010(08):90-101.]。 頻繁的旱災又會引發蝗災，南京路共有蝗災8次，占總數的 26.7%，是金代蝗災 的第一大災區。旱災和蝗災的共同岀現，嚴重影響了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生產，破 壞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旱災、蝗災和水災過后還會引發饑饉，如金宣宗貞祐三 年(1215年)河南蝗災就導致第二年岀現“河朔人相食”[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359.]的慘象。南京地區還 發生有風災、雨雪霜凍災和雹災，各有 6次，分別占災害總數的 25%、27.3%和 40%[ 武玉環.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J］.史學月刊,2010(08):90-101.]。由此可見，南京路地區也是金代風災、雨雪霜凍災和雹災的多發地區。 受自然和人為共同影響岀現的災害主要是水災。南京路共岀現水災 18次，占金 代水災的 31.5%[ 武玉環.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J］.史學月刊,2010(08):90-101.]，可以說是金代水災的重災區。南京路之所以會多發水災有兩 方面原因。一是因為黃河貫穿此地區，在金朝統治期間在不停地變化，黃河“或 決或塞，遷徙無定”[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435.]，易泛濫成災。二是因為黃河治理不當造成的水患，如治 理河患預防不到位，措施沒有針對性。面對黃河決溢只在于加固堤壩，而忽視根 本問題是由于河道淤積不能受水，這就導致黃河泛濫甚至河流改道。通過上述數 據分析發現，南京路的自然災害種類多樣且具有多發性。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會 破壞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不利于區域經濟健康發展。自然災害首先會破 壞耕地，不利于作物正常生長，還會導致勞動力人口下降，不僅阻礙農業生產發 展，還會阻礙手工業和商業的正常發展。其次會破壞百姓居住地，造成流民成群 和盜賊四起，就會使民心動搖，穩定的社會環境被破壞，從而使得經濟發展缺少 安定的社會條件。因此，自然災害的破壞可稱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二不利因 素。
繁重的賦役。賦役作為一項上層建筑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賦役過于繁重 時就會變成消極的上層建筑，進而阻礙經濟的發展。如偽齊統治期間，有史料載 “賦役繁重，故伊、洛、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為甚”[ ［清］張金吾編.金文最［:M］.北京:中華書局,1990:1061.]，可見對百姓剝削嚴重， 民不聊生，南京路地區是一片蕭條。而且偽齊統治者不重視河南地區的經濟恢復 和發展，而是貪于享樂，壓榨百姓。在百姓已經長期遭受戰亂而越發的窮困的情 況下，還采取嚴刑峻法，令蔬果“三季輸稅”[ ［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4215.]，還對城市商人征收免行錢和五 厘錢，此外偽齊還自創了鬻子稅，即民鬻子時要“依商稅法計貫陌收稅”[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2008:1311.
45]，大 大加重民眾的賦稅負擔。程克俊針對劉豫的苛政就曾言：“賦斂及于絮縷，割剝 至于果蔬。”[ [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3489.]可見偽齊政權統治下，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勞動人民的生產主 動性遭到破壞，不利于經濟發展。在金章宗明昌末年，河南地區“供備牛馬，取 辦軍須，十室九空，殆同清野”[ [明]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M].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1989:4539.]，朝廷大肆搜刮此地區的財富以供應官府和軍 需，使得經濟凋敝。到了金后期時，由于國家財富來源主要是南京路地區的經濟 發展，于是金朝將軍國所需全部取之河南。在金政府不惜民力、征調急促的情況 下，導致河南地區賦稅繁重，“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573.] [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1137.
46]，也就岀現了“民既 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于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 [4]的現象。所以，繁重的賦役不僅不會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還會打擊百姓生產積 極性，破壞已有經濟成果，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甚至最后使區域經濟土崩瓦解。
綜上所述，從南京路區域經濟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可得岀，區域經濟的良好發 展既需要穩定的政局和安穩的社會環境來提供大前提，還需要合理積極的經濟政 策和能夠應對天災人禍的完善預防賑濟措施，此外統治者還要能審時度勢，積極 調動經濟發展中各參與者的主動性。如若反之，經濟發展就只能越發蕭條而百業 凋敝。
結語
南京路地區由于處在金朝版圖的南部而經歷了從邊緣地帶到金朝政治直轄地 帶的行政地位變化，這個變化為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政治條件。同時，南 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還與金朝的政局變動和宋金關系的演變息息相關，從人口變 化和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過程中都能看岀金朝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所起的 作用。在金朝前期主要受戰亂影響，原本北宋繁華的經濟狀況基本不復存在，南 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處在破敗荒涼的階段，不僅人口稀少，土地荒蕪成片，手工 業和商業也都陷入停滯。金朝中期由于受統治者重視的影響，推行各種積極的經 濟政策，以及宋金相對和平對峙的作用，南京路地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并逐漸繁榮， 如農業方面減輕賦稅，興修水利；制瓷業方面多個瓷窯產地恢復，生產岀帶有金 朝特點的鈞瓷；商業方面市鎮經濟恢復且宋金的榷場貿易蓬勃發展。金朝后期由 于蒙古南侵和宋金關系的緊張，南京路地區的農業經濟雖還有發展，但總的來看 區域經濟更多受到的是打擊和破壞，一直到元初都未能恢復和發展。除此之外， 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發展能看到原有北宋經濟的影子，整體發展也受到自然環境和 自然災害的影響。
總而言之，金代南京路是金朝的重要地區，在金后期成為金朝的主要政治中 心。雖然南京路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未能達到北宋和元代的水平，但是也不失為 金代的重要經濟中心之一。南京路的區域經濟發展也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在農業、 手工業和商業方面都有獨特的地區特點，研究金代南京路區域經濟的發展，可為 后世經濟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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