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5 10:40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錄 VI

1引言 1

1.1研究背景和意義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意義 2

1.2研究內容 3

1.3研究方法 4

1.4可能的創新點和不足 4

2相關概念、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5

2.1相關概念界定 5

2.1.1種子產業 5

2.1.2種業科技創新 6

2.1.3植物新品種權 6

2.2理論基礎 6

2.2.1技術創新理論 6

2.2.2農業知識產權理論 8

2.2.3三重螺旋理論 8

2.3文獻綜述 9

2.3.1關于種業科技創新的理論研究 9

2.3.2關于種業產業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10

2.3.3關于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 10

2.3.4關于種業競爭力問題的研究 11

2.3.5文獻述評 11

3中國種業發展分析 12

3.1中國種業發展現狀 12

3.1.1種業規模持續增長 12

3.1.2種業企業發展 13

3.1.3進出口貿易現狀 16

3.1.4種子產業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現狀 17

3.2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現狀分析 20

3.2.1中國種業科技創新體系 20

3.2.2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現狀 20

4基于植物新品種權的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相關分析 26

4.1植物新品種權結構與農業經濟相關性分析 26

4.1.1分結構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分析 26

4.1.2中國植物新品種權與農業經濟相關性分析 28

4.2各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情況 30

4.2.1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情況 32

4.2.2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授權情況 32

4.2.3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競爭力水平分析 33

4.3各地區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情況 34

4.3.1分地區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的比較 36

4.3.2不同省份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相關性分析 39

4.4小結 40

5中國種業科技創新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41

5.1理論模型設定 41

5.2模型變量描述 42

5.2.1被解釋變量 42

5.2.2解釋變量 42

5.3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 43

5.4變量篩選 44

5.5計量檢驗與實證分析 45

5.5.1種業企業效益與種業科技創新 45

5.5.2農業經濟與種業科技創新 47

5.5.3政府支持與種業科技創新 49

5.6小結 51

VII

6結論和政策建議 52

6.1結論 52

6.2加快種業科技發展的對策建議 53

6.2.1構建以種業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用協同的創新路徑 53

6.2.2提高種業科技政府支持力度 53

6.2.3保持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54

6.2.4保護種業知識產權 54

6.2.5加強種質資源保護 54

6.2.6健全種子安全防控體系 54

參考文獻 55

攻讀學位期間科研成果 58

致謝 59

VIII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研究背景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糧食和農產品貿易都遭受沖擊，如何解決種子問題以確保糧食安全引發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①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0/12-18/9365775.shtml

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

③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3wvqPCvZQq] []。種業是農業科技投入發揮作用的重要載體，也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國際間種業競爭的關鍵是種業科技的競爭，已成為國際現代農業競相控制的戰略高地。一國的種業科技發展程度對于該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而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3］。

國家為保護種業安全、鼓勵創新，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2011 年國務院明確將中國農作物種業作為國家的戰略性、基礎性產業。2020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①將“解決種子問題”列入經濟工作八大重點任務之一。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②再次強調“打好農業翻身仗”。 2021 年 7 月 9 日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③上指出，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4］。相關政策的明確標志著國家已將現代種業科技創新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地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種業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全國各省基本上已經全部實現自主選育大田作物類種子，種子質量合格率的平均水平達到了 98% 以上，更是擁有 97%上的良種覆蓋率。中國農作物供種保障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達到 45%，良種為糧食穩產、增產提供了關鍵的技術支撐。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種子市場，但目前仍不是種業強國。中國種業缺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品種，規模優勢沒有成為產業優勢。中國部分種子大量依賴國外市場，比如蔬菜和水果領域的很多種源并沒有掌握在自己手里，針對現代農業需求的育種創新水平依舊不高，種業存在著“卡脖子”的風險。且中國種業科技創新體系不夠完善，種企創新動力不足，科企協同創新合作機制不完善，政府對種業的財政支持力度不高，種業科技創新效率難以大幅提高［5］。隨著種業全球化的推進，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不少國外優秀新型種子和先進的種業技術進入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同國內本土種子競爭市場份額，對國內種業市場帶來沖擊，同時也威脅著國家的種業安全。

目前現代農業改革的方向更趨向于供給側結構的趨勢越發明顯，現代種業的發展機遇與挑戰共存［6］。在日益復雜的全球競爭市場環境下，本文對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中國農業增產增值具有現實的指導作用［7］。加快種子產業自主發展，加快構建現代育種創新體系，加強種質資源研究收集，提高國產種子的市場占有率，提高種業人才科技產出，從源頭上保障國家種業的安全，為現代種業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力［8］。

本文立足于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現狀，基于技術創新理論、農業知識產權理論以及三重螺旋理論，以植物新品種申請、授權量為突破口，系統分析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采用數理分析和實證檢驗的方法，對中國種業的創新結構、創新主體、空間分布格局以及影響因素展開研究，發現中國種業科技創新存在的問題，并據此提出了促進中國種業發展的對策，以實現中國種業的高質量發展。

1.1.2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豐富了技術創新理論研究。1912 年，熊彼特首次提到創新理論，用其解釋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對后來的技術創新產生了重大影響。現代種業創新與產品創新、組織創新相對應，是對種業生產經營組織模式和管理體制的創新和完善。本文主要研究品種創新，基于植物新品種權對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將有助于豐富技術創新理論研究。

豐富了農業知識產權理論研究。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排他性、地域性、時效性以及權力內容的多元性和多樣性等特點。知識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私人權利，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農業知識產權是知識產權的一個分支，具備涉農性、易受侵犯性、廣泛性等特點［9］。農業知識產權制度對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發展，提高市場競爭力等具有重要影響。本文研究現代種業科技創新，涉及農業知識產權的相關理論，有助于豐富農業知識產權理論研究。

豐富了三重螺旋理論研究。基于三重螺旋理論，借鑒重疊模型，現代種業可建立在產業—學者—政府三者協同合作促進創新的基礎上，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種業科技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種業的創新效率。 []

（二）現實意義

種子安全影響糧食安全，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因此保障種子安全、提升種業科技創新效率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定位之一。如今國際種業巨頭控制國際市場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種不利的背景下，中國應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以滿足國內對優質種子的需求，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效解決種源“卡脖子”難題，并快速適應國際種業市場快速轉型、種業科技競爭加速的新形勢，以應對國際種業巨頭的侵蝕，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本文以植物新品種權為例，從種業結構、主體以及空間區域分布格局三角度探討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有助于提升大眾對種業科技創新的現狀、空間差異以及關鍵影響因素的認知，有利于促進品種權的保護，提高種業國際競爭力，加速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研究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對發展現代種業，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1.2研究內容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引言，主要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義、研究內容和方法、可能的創新點與不足。

第二部分介紹文中出現的相關概念、理論基礎以及文獻綜述，以便找出已有文獻在研究種子科技創新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礎上確定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三部分是中國種業發展分析，主要包括中國種業發展現狀分析以及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現狀分析。第一部分介紹中國種業發展歷程、基本狀況以及種子產業在國家安全的現狀；第二部分介紹中國種業科技創新體系以及種業科技創新目前存在的問題。

第四部分是基于植物新品種權視角下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相關分析，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種權結構與農業產值的相關分析，各主體申請授權情況及競爭力分析、各地區的申請授權現狀以及與農業產值的相關分析。

第五部分為中國種業科技創新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運用計量軟件分析種企收益、農業產值以及政府投入對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各自的影響結果。

第六部分為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根據前面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結論，并據此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1.3研究方法

一是數理統計方法。運用國家統計局、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數據庫、中國種業大數據平臺、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等多個官方平臺，搜集相關資料數據進行處理、加工、提煉，包括搜集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量、省級以上品種審定量、種業企業研發投入以及利潤情況等官方數據進行整理統計，對其數量特征進行深層次描述，進而尋找其內在聯系。在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問題上有簡單描述和定性分析，大量調查數據分析目前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企業、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具體體現等，使論述更具說服力。

二是計量分析法。本文采用的計量分析方法有描述性分析法、參數顯著性檢驗、相關性分析、多元逐步回歸法等。運用計量軟件對植物新品種結構和農業產值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對各省份之間的申請量排名與農業產值排名進行相關性分析；將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三個滯后模型，分別檢驗其對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并用逐步回歸法對本文提出的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1.4可能的創新點和不足

中國種子正逐步進入國際市場，處于“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轉型期，如何正確把握國內國外雙循環的機遇和挑戰？因此深入系統地研究中國種業的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既體現了國家戰略要求，又滿足了種子產業的發展訴求，在研究選題方面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目前國內文獻研究中國農作物種業科技創新發展方面的論文比較少，大多是從理論分析，缺少實證研究，本文通過搜集數據，分析數據，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由于目前國內有關種業的數據比較少，作者在搜集數據時也遇到了很多困難。種業科技創新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使其難以被準確量化，本文在選取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代表性指標時，僅選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因此在研究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相關概念、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相關概念界定

2.1.1種子產業

種子產業(Seed Industry )簡稱種業，是種子企業、種子市場和種子管理部門相互依存的有機結合體。種子產業鏈從新品種的產生到種植的整個過程中有三個組成部分，分別是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和種子經營［10］。農作物種子產業由于品種的特殊性，需要政府管理、公共支持和社會服務融入其中［11］。1996 年，中國種業迎來了系統性的改革，在建立“種子工程”的基礎上將“種業”概念系統化 (1)建立企業化的種子經營模式，嚴禁管理機構參與。(2)促進大田作物種子的商業化，提高大田用種的商品率。(3)育種模式一體化，有機結合“育”、“繁” “推”，提升育種成果的轉化效率。(4)種子生產步驟的標準化，從生產到檢驗從加工到貯藏，再到運輸，整個過程必須按照嚴格的標準進行。(5)種子市場管理的規范化。完整的種子產業結構由于社會多方力量的加入變得十分復雜，主要分為三大環節：品種選育環節的相關實體負責種質資源收集和植物育種、種子生產環節的相關實體負責種子的繁育、生產、收購、干燥、精選和包裝等步驟、種子經營環節的相關實體負責種子的銷售及售后服務。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農作

物種子。

2.1.2種業科技創新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創新就是將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全新組合引入到生產體系中去，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12］。具體到農業科技創新，是指在農業生產實踐中首次成功試驗、被用戶認可和廣泛采用的新產品、新設計、新工藝等農業科技成果。農業科技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農業科技創新是指首次被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農業技術發明，而廣義的農業科技創新側重于將創新解釋為農業科研成果應用于農業生產的整個過程，認為農業科研成果應用于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整個過程都屬于農業科技創新。種業科技創新是農業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過程中種業創新表現為種子生產、再生產的動態連續全過程，主要目的是實現經濟效益。種業科技創新的關鍵環節是種業的科技推廣，科學技術的研究是其最主要的源泉和動力，這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條件。經過多年不懈努力，中國已基本形成了以科研育種機構為主體，種子企業及其他育種力量為補充的種業科技創新體系。

2.1.3植物新品種權

植物新品種是指經過人工培育或符合開發條件的野生植物，具備明顯區別于其他現有植物且生物屬性較為穩定的無特異性的植物品種。植物新品種權屬于知識產權。植物新品種權的確定是由國家根據法律法規審批完成，對完成育種的單位和個人授予享有排他經營權的該項權利。完成授權后，育種者可以擁有該品種的獨家經營權。實行植物新品種權保護，可以鼓勵更多的育種主體關注育種領域，推動多方主體對其進行投資開發，從而促進種業科技的發展，推動中國種業高質量發展。植物品種權申請授權數量的多少可以反映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水平的高低，本文采用植物新品種申請授權數量反映種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水平。

2.2理論基礎

2.2.1技術創新理論

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13］中首次提出“創新”一詞，并用“創新理論” 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對后來關于技術創新方面影響較大。熊彼特指出創新應該將經濟和技術兩種要素相結合，不應該局限于單種要素—技術，強調創新

6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將新的生產要素組合帶入生產系統中，表現為生產一種全新的產品或開發已有產品潛在的新功能；改變原有的生產運作方法或管理結構；使產品或服務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即尋找一個新的市場，并開發此 “新大陸”；設法控制產品原材料的供應商或直接控制其供應來源，或尋找新的供應來源，才能推動工業運作組織發生變革，打破固有的市場格局，甚至改變壟斷局面。他認為，企業的創新能在商業化的市場上保持優勢，在競爭中勝出，并強調創新只有在通過生產經營進入市場并實現商業化之后才有真正的價值。

20世紀 50年代后，多個國家進入了經濟增長的高速發展時期，資本、勞動力等經濟要素已無法完整解釋技術創新水平［14］。1951 年經濟學家索洛［15］提出“兩步論”，他認為新思想的來源以及以后階段的實現是技術創新過程中兩個必要且關鍵條件，該“兩步論”成為了創新概念研究的標志性里程碑。林恩［17］等人的研究角度首次從時間出發，更加傾向于將技術創新解釋為從發現技術的商業價值到技術產品商業化的全過程。國內外有大量學者從多角度對技術創新理論展開研究，隨著研究角度及領域的不同，技術創新被賦予了不同的定義如表 2-1所示：

表2-1 技術創新的定義

機構或學者技術創新的定義

熊彼特生產函數的變化，將新的生產要素組合帶入生產系統中

曼斯菲爾德新產品或新工藝首次引進市場或被社會適用

厄特巴克技術的實際采用或首次采用

費力曼新產品、新過程、新系統和新服務的首次商業性轉化

唐納德•瓦茨企業對研究成果進行開發，通過銷售而創造利潤的過程

OECD 產品創新、工藝創新以及在產品和工藝方面顯著的技術變化

NSF 將新的產品或改進的產品、過程或服務引進市場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而得

近年來，技術創新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擁有獨立自主研發并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成果已成為不少國家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效手段。許多發達國家設置技術壁壘，使得沒有擁有但又需使用這項技術的其他國家不得不為此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不管是企業、組織，還是地區、國家，都開始注重自主創新

7 能力以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與競爭力。因此加強一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是提高該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有效手段，應用于種業技術也是如此。

從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技術創新的定義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強調新產品、新工藝的推出和市場實現。

2.2.2農業知識產權理論

農業知識產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表現為在農業生產和科研活動研發出的知識創新成果與商業標志。農業知識產權范圍廣，涵蓋了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前、中、后服務，但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體表現為五種較為明顯的涉農特征：一是植物新品種權。植物新品種權屬于知識產權。植物新品種權的確定是由國家根據法律法規審批完成，對完成育種的單位和個人授予享有排他經營權的該項權利。完成授權后，育種者可以擁有該品種的獨家經營權，具體包括生產權、銷售權以及使用權。二是涉農專利。三是農產品地理標志。四是農業商業秘密。五是農業傳統知識［22］。農業知識產權是對農業科研人員成果的肯定、鼓勵和保護。此外，為了適應新形勢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中國農業應加快提高農業成果的科技含量，加大對農業知識成果的保護力度，完善市場驅動下的激勵機制，以突破農業發展過程中的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

2.2.3三重螺旋理論

雷德斯多夫和亨利•埃茨科維茨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三重螺旋理論［23］ (Triple Helix)，該理論探討了學界、產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根據三者占用的資源與生產方式的不同，可具體劃分為三種發展模式，分別是國家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三者互不干預的自由放任模式以及三者協同發展的重疊模式。

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即國家掌控著社會生產的主要的創新資源且發揮主導作用，企業與學者輔助國家進行研究活動。這種模式極大限制了學者和企業的創造性，沒有充分發揮出各部分的優勢。中國的種子產業在市場開放之前，大多采用這種模式。自由放任模式自由開放模式是指三方研究主體互不干預，但由于創新同時具備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的特點，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條件下，很難產生創新成效。因此，重疊模式是最受推崇的，該模式下，三方研究主體會基于共同的目標進行合作，最終實現互利共贏。

種業協同創新的關鍵也是在于協調學者、產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有效利用三者的力量，最大化地促進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發展。基于三重螺旋理論，中國種業可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從而有效提高種業創新效率，促進種業市場發展。

2.3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農業知識產權強國戰略以及多項加快推進種業發展意見的實施，國內學者對種子產業的關注度逐漸提高，有關種業發展的文獻也日益增多，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四個方面［24］：

2.3.1關于種業科技創新的理論研究

種業科技創新屬于農業科技創新的范疇，不少學者大多從種業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和體系建設進行研究。張永強、董權瑤［25］基于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和誘致性制度創新理論，提出中國種業技術創新要將技術和制度變革當作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的建議。他們認為技術創新是推動現代種業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同時政府要實施宏觀調控手段，有效保障種子產業市場健康運行。因此在中國種業步入現代化、國際化的進程中，要提高種業科技創新水平，充分發揮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兩種手段相結合的作用，促使中國種業在全球種業競爭激烈的格局下保持一定的競爭力，確保種業市場的健康發展。韓瑞璽［7］持同樣的觀點，種業科技門檻低，必然導致種業市場競爭者數量多、質量低、市場秩序亂，反之種業科技含量門檻高，種業市場競爭者優勝劣汰，擇優而入，種業市場想要規范化、標準化需要在種業發展的各環節都重視科技創新價值，種業科技合作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羅炬、張昭［2］從全球合作角度分析中國種業科技創新問題，主要表現為海外科技研發活動少、種子進出口貿易逆差嚴重、對外合作模式單一、對外合作政策系統不夠完善以及研發經費投入不足等諸多問題，因此，中國如果要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定的競爭力，需要大力扶持種業科技合作創新，完善進出口政策，豐富合作模式、加強種業才隊伍建設等，以促進中國種業科技發展。當前種企已逐漸成為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主體，這導致種業企業的創新與其他農業科技創新存在區別，最大的特點在于其產品是具有再生產性的活的生產資料，決定了科技創新成果在取得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社會效益。

2.3.2關于種業產業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種業的產業化由來已久，最早興起于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對種業進行整合發展，相比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完成種業產業化的時間較晚。

Pray［26］對印度種業進行研究，發現在種業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種企之間的競爭加劇，反而促進種業企業加大研發研發資金投入以提升自身的生產力，從而獲取更多利潤。通過市場化改革，種業創新水平顯著提高，農民成為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姜太碧［27］通過分析中國種子產業發展歷程發現，企業作為種業市場上的經營主體，自身存在著很多問題，種業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以提高種業效率。靖飛［28］指出中國種業實現產業化的途徑：首先是提高種業的科技含量，實現過渡化經營；其次是提高種業企業的市場集中度，對小企業進行整合，打造規模化的營銷網絡，提高種業企業的經濟效益；最后是種業多元化發展，積極探索多種經營模式，有力打開中國種子產業的發展規模。余志剛［29］認為推動中國種子產業安全健康發展，要加強種子全產業鏈中各環節之間的關系，打造現代種子產業鏈，整合零散企業，同時降低經營主體種業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種業的經營效率。通過借鑒國際種業巨頭的發展經驗，提出要加快促進種業企業轉型發展，構建現代化種業體系，具體包括：在充分發揮規模和集聚效應的前提下，整體提升種企水平，提高種業企業的科技創新力度與準入門檻；對優勢企業給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優先打造一批龍頭企業。

2.3.3關于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

優質新品種的選育與推廣是未來中國現代化種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而重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是對育種領域工作者最大的激勵，保護種業科技創新成果是促進農業育種技術提升和實現農業商業化發展的必經之路。朱俊峰、馬鵬飛［30］提出，未來種業競爭的核心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誰掌握了最關鍵技術的知識產權，誰就能在國際種業市場上擁有話語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會對種業帶來正面影響。作者提出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國內四個主體（權力機構、科研機構、企業、農民）都有明顯的保護作用，并從植物新品種權和生物技術專利角度分析當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現狀，強調要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措施，需要政府的支持與鼓勵。邢瑞淼、閆文軍［24］基于知識產權視角對種業政策進行計量分析，運用內容分

析法，對近八年有關的種業政策進行編碼后研究，發現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種業政策工具僅為 10%，中國目前對種業發展更多關注知識產權管理與創造，更多關注種業科技創新，對種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明顯不足。因此提出在促進中國種業發展的過程中，既要有完整的產業發展規劃理念，又要有完整的國家保障政策實施以保護種業知識產權，以保護種業育種者的權力，激發種業工作者的積極性。

2.3.4關于種業競爭力問題的研究

提高種業競爭力是保障種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路徑，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所在，種業競爭力對種業自身發展以及國家糧食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鄭懷國、趙靜娟［4］基于全球視角分析一國的種業競爭力，該國的大型種業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占據的份額多少體現了該國種業競爭力的強弱。對標種業強國，中國的種業國際貿易競爭力指數為 0.008，企業競爭力指數為 0.288，產業規模指數為 0.603，產業競爭力指數為0.302，，排在美、荷蘭、法、德之后，處于第五位，僅為中等水平。劉育金［31］認為，中國種業安全存在五大問題，只有做強民族種業、規范市場監管、嚴厲打擊涉種子安全犯罪、樹立種子安全觀等手段，才可以保障中國種子安全。但也有部分學者態度不一，靖飛［28］認為農作物種源“卡脖子”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安全。他的主要觀點是：首先，嚴格意義上的農作物種源“卡脖子”情形不存在，中國種業近年來形勢很好，供種保障能力顯著提升。其次，中國種業種源存在替代方案，即使沒有外來優質種源，國產種子也能滿足國內糧食的需求，最差的情況就是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糧食安全，但不會撼動中國糧食安全的根基。最后由于國家擁有完善的種業市場管理制度以及在自然規律發展的前提下，種源安全問題不會影響到糧食安全。

2.3.5文獻述評

當前關于現代種業發展的研究多集中于產業鏈、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政策實施以及糧食安全等視角，有關種業科技創新的文章也多是從政策角度強調良種的培育和研發。很少有對全國種業科技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進行深入的縱向研究，因此本文將基于植物新品種的申請量與授權量的情況，重點分析全國種業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創新模式，盡可能找出中國種業科技創新領域的不足之處，運用實證分析法為現代種業科技創新提供可行性的建議。

3中國種業發展分析

中國種子產業發展始于 1949 年，起步較晚，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初步建立并緩慢發展。中國種業發展至今已有 70 多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種業的發展歷程包括四個主要階段，分別是 1949 年-1957 年的自留種時期；1958 年 -1977年的初始育種時期；1978 年-1999年的初始工業化時期以及 2000年之后的初始市場化時期。

表3-1中國種子產業發展歷程

階段時間主要特征

家家種田，戶戶留種建國初期，成立種子機構，以縣為單位開始選種活動，沒有專門生產基地，質量差，農作物產量低。

實施“四自一輔”指導方針 “四自一輔”指農戶自繁，自選，自留，自用并輔之以必要的調劑。開始培育水稻，小麥等主要農作物的種子，形成了以縣良種場為核心的三級良種繁育體系，種子繁育專業化有所提高。

實施“四化一供”指導方針 “四化一供”指種子生產專業化，加工機械化，質量標準化和品種布局區域化，種子由以縣為單位統一供應。建立種子生產基地，從國外引進制種機械；種子包衣技術開始發展，種子質量有明顯改善。

種子產業轉變成市場經濟 2000年頒布實施《種子法》，農民可自由選擇購買種子，各種企開始自主研發，非國有單位也可以銷售種子，育種技術快速發展，種子質量逐步提高；種企開始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種子。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3.1中國種業發展現狀

3.1.1種業規模持續增長

目前中國的種業市場規模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在全球市場上占比達到了 18.4%，且增速快于全球市場。中國種業規模近年來持續上漲，由 2011 年

的 990 億元，上漲到 2020 年的 1300 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了 3.07%，中國種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由圖 3-1 可知， 1990-2011 年，中國種業市值增速很快，年復合增長率高達 10.5%，進入 2011 年之后，中國種業開始更加重視種子質量，進入深化改革階段。2011-2015 年，中國種子市值穩步提升，年復合增長率為 4.26%。2016-2018 年的種子市值年復合增長率為負值，達到了-2.3%，這是因為從 2016 年開始由于主糧種子庫存過多，國家開始了供給側改革，主要目的是“調面積、減價格和減庫存”，種子市值開始下降，基本維持在 1200 億元左右，種業市場開始承壓。直到 2019年種子行業迎來了拐點，結束了種子市值的負向增長，達到了 1192 億元，到2020 年中國種子市場規模達到了1300 億元，相比于2019 年增加了 112億元，近三年的年復增長率達到了 5.23%，種業市場發展良好，潛力巨大。

圖 3-1 中國農作物種子市值（億元）

3.1.2種業企業發展

當前中國大部分種業企業的特點為“小、散、弱”，且多數為具有銷售性質的企業，能做到“育繁推”一體化的企業少，產業鏈不完善，種業集中度不高。

從企業數量來看，中國種業企業數量眾多，普遍大而不強。2019 年底，中國種業企業數量為 6393 家，比 2018 年增加了 730 家。在經營規模上， 2020 年中國種子公司前五強僅占了國內市場份額的 12%，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企業不超過 100家，擁有育種研發能力的企業不足 1.5%，其中約 82%都為銷售企業［32］。

從種業企業規模來看，中國種子企業整體規模相對較小，但企業資產價值持

14 續增長。2019 年，規模小于3000 萬的企業占比超過65%，規模大于1億的企業僅占5.35%。中國種業企業資產總額逐年增加，企業的固定資產總額和凈資產總額也在呈逐年上升趨勢。2019 年企業資產總額達到了 2479.47 億元，凈資產 1478.72 億元，同比增加了19.62%和 18.06%。

從經營效益來看，種業企業效益普遍不高。隨著國內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推進，種業市場在市場化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本土龍頭企業。2020 年，種業龍頭隆平高科實現營業收入32.9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14%；國內大豆種業龍頭墾豐種業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5.43%，毛利潤比上年同期增減-14.89%；荃銀高科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增加 38.84%，凈利潤 1.33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41.10%。大部分種子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趨勢較平穩，且多數企業過度依賴于銷售收入，產業凈利潤率維持在較低水平，甚至還有下降趨勢，國內種子企業普遍處于低效益狀態。2020 年先正達集團全年銷售額達到了 231 億美元，而同期國內 CR5 種業企業的隆平高科、大北農、登海種業、農發種業、荃銀高科的總營業收入僅為63.36億元，差距巨大，這表明中國種業需要提高行業集中度，借鑒國際種業公司經驗，需要進一步兼并整合。

表 3-2 2019-2020年中國上市種業公司種子營業收入對比（億元）

企業隆平高科墾豐種業大華種業荃銀高科鮮美種苗登海種業

2019 31.30 13.80 12.35 9.06 9.21 8.23

2020 32.91 14.55 13.33 11.19 10.54 9.01

企業農發種業大北農種業敦煌種業豐樂種業秋樂種業紅旗種業

2019 6.05 4.03 3.38 3.84 2.65 2.20

2020 6.17 4.08 3.90 4.06 3.26 2.53

企業萬向德農西農集團金豐源神農科技康農種業

2019 2.7 1.64 1.09 0.93 1.13

2020 2.34 1.71 1.67 1.19 1.1

數據來源：各上市種子企業公開財報

從創新投入來看，種業企業研發投入依然偏低，與國際巨頭有明顯差距。種

業研發周期長、風險大、投入多，僅種業頭部企業具有研發能力。2020 年種業

15 龍頭公司隆平高科的研發人員僅 510人，占比 16.52%；研發投入 4.11 億元，占營業收入 13.15%，大幅超出國內同行，接近國際領先種業企業水平。登海種業的研發人員僅 123 人，占比 16.29%；研發投入 8152 萬元，占營業收入 9.9%。荃銀高科的研發人員僅 161 人，占比 21.1%；研發投入 5543 萬元，占營業收入 4.81%。豐樂種業的研發人員僅 148 人，占比 12.37%；研發投入 5689 萬元，占營業收入2.37%。農發種業的研發人員 71人，占比 6.47%；研發投入 6102萬元，占營業收入比 1.19%。敦煌種業的研發人員僅 56 人，占比 7%；研發投入 1932 萬元，占營業收入1.63%。

雖然近年來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增加了研發創新投入，但研發投入占比依然處于較低水平。2020 年中國種業僅有兩家企業的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高于 10%，其他種業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大多低于3%。同時對比 2020年全球 4大農化巨頭的研發投入情況，排在末位的巴斯夫的研發投入達到了 8億歐元，排在首位的拜爾公司，研發投入更是高達 20 億歐元，國際巨頭公司每年的研發支出占比都高于銷售收入10%以上，中國種業研發投入與之差距明顯。正是因為國際種業巨頭在種子上的研發投入高，從而可以生產出高性狀的品種，形成種業技術優勢，從而在種子銷售和市場占有率方面占有絕對的優勢。

表 3-3 2020年全球四大農化巨頭研發投入（億歐元）

企業研發投資

Bayer Crop Science （拜耳） 20

Syngenta+Adama （先正達） 12

Corteva （科迪華） 10

BASF Ag （巴斯夫） 8

數據來源：國際種子聯盟

近年來，全球種業的并購重組步伐加快。跨國種子公司通過并購等方式迅速進入他國種子市場，逐步向規模化、集團化、國際化方向邁進。重組與兼并是跨國種子公司規模迅速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從發達國家種業發展的經驗來看，提高種業企業集中度是提高種業效率的最佳途徑。但中國種業企業規模小，許多種業企業不愿投入研發，這也限制中國種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使得中國種業企業陷入投入低—核心競爭力低—收益低—投入少的不良循環之中。

3.1.3進出口貿易現狀

2019 年國際種子出口貿易總額為 131.92 億美元，其中荷蘭、美國、法國躍居前三名，出口總額為 62.95 億美元，約占國際出口總額的47.71%。中國的種子出口額為2.07億美元，排名為全球第十一位，僅占全球總出口額的1.57%，與排名第一的荷蘭相差甚遠。

2019 年國際種子進口總額為 146.57 億美元，其中荷蘭、巴基斯坦、美國位居世界前三名，進口總額為 34.6 億美元，約占國際進口總額的23.6%。中國種子進口額為 4.43 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十一位，約占全球進口總額的 3.02%。由表 3-4 發現，荷蘭、美、法、德等國家的種子進出口總額都很高，屬于種業強國，貿易活躍，市場開放程度較高。而中國在全球的種業市場上占據的份額較小，屬于種子貿易逆差國。

表3-4 2019年國際種子進出口貿易（單位：108t、億美元）

排名國家出口量出口額排名國家進口量進口額

1 荷蘭 10.97 27.54 1 荷蘭 8.01 10.94

2 美國 21.50 20.02 2 巴基斯坦 21.00 9.21

3 法國 8.70 15.39 3 美國 5.59 8.78

4 德國 2.28 6.66 4 德國 3.21 7.39

5 丹麥 1.82 4.96 5 法國 1.90 6.86

6 匈牙利 2.55 3.63 6 意大利 7.09 6.06

7 意大利 0.83 3.43 7 尼日利亞 2.85 5.96

8 印度 3.64 2.89 8 馬來西亞 22.74 5.93

9 智利 0.32 2.81 9 比利時 17.34 5.74

10 比利時 3.85 2.67 10 西班牙 3.67 5.62

11 中國 0.24 2.07 11 中國 0.94 4.43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數據庫

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種業大約落后近 20 年，與國際先進水平尚有

較大差距，部分種源進口依賴程度較高［5］。由于國外種業發展歷史悠久，生物育種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種業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劣勢地位。2019 年中國種子貿易逆差額為2.36億美元，進口額是岀口額的兩倍有余。自2014年起近六年，中國種業常年處于貿易逆差，種子進口額遠大于種子岀口額。

圖 3-2 2014-2019年中國農作物種子進岀口貿易情況

現階段，中國種業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較低，國際競爭力有待加強，因而存在種業貿易逆差。但隨著中國種業市場開放度的提高，政府對種業發展的重視，今后在外貿方面將會表現岀穩中有升的趨勢，在收窄貿易差的同時，增加岀口額逐步打開國際種業市場。

3.1.4種子產業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現狀

鄉村振興乃至國家發展都離不開糧食安全，作為種業大國，中國農作物產量一直高居世界前列，2020年中國糧食產量為6.69億噸，進口糧食1.43億噸，岀口糧食354萬噸，糧食自給率為82.8%。但中國是種子凈進口國，是全球重要的種子消費大國，市場容量極大，每年消耗的種子數量可達120余億公斤，中國自身的年產量大概僅有45億公斤，存在約80億公斤的缺口需要以進口的方式從國外購買，這在種業創新關鍵技術領域總體處于不利地位。

種業市場改革深入的同時，國際間種業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不少國際種業公

18 司進駐國內市場，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種業企業面臨著內部改革和外部沖擊的雙重挑戰。隨著國內種業市場的不斷壯大，種業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面對國外一些高品質的良種和創新式的營銷模式，大量外商的引入中國市場是必然的局面。全球前十強的跨國種業公司中有八家在中國都建立了分支機構，多家國際種子企業涌入中國，通過實施本土化戰略搶占中國種子市場份額，這對中國種業安全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由表3-5可知，2019年，中國有4家企業進入全球銷售額Top20。從種子銷售情況來看，2019 年全球種業市場 CR5 達到 53.1%，占據世界種業市場的半壁江山，市場份額主要集中在拜耳、科迪華、先正達、巴斯夫和利馬格蘭，其他企業占比 46.9%，全球前 10 家種業企業占有率超過 60%，全球種業的競爭市場集中度很高。在國內市場上，中國種業市場 CR5 僅為 12%，遠遠低于全球市場集中度。市場份額排名靠前的企業有隆平高科、先正達集團、北大荒墾豐種業、江蘇大華種業和廣東鮮美種苗，它們所占的中國市場份額分別僅為 4%、3%、2%、 2%和 1%，中國的種業市場相對分散，行業集中度較低。

表 3-5 20 1 9年全球種業企業競爭格局

排名國家企業銷售額（百萬美元）占比

1 德國拜耳（孟山都） 10667 23.2%

2 美國科迪華 7590 16.5%

3 中國先正達 3083 6.70%

4 德國巴斯夫 1619 3.50%

5 法國利馬格蘭 1491 3.20%

6 德國科沃斯 1263 2.70%

7 丹麥丹農 779 1.70%

8 日本坂田 587 1.30%

9 日本隴井 484 1.10%

10 中國隆平高科 450 1.00%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數據庫

在種子來源上，中國部分農產品需要大量進口外國種子，外企對國內部分種子生產近乎壟斷。當下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用種主要依賴國內種業企業，對外進口依賴度較低，但是在優質蔬菜和牧草的用種上較大程度地依賴進口。黑麥種子是國內進口量最大的農作物種子，占國內種子進口總量的一半，且進口種子來源一半以上都產自于美國，進口總量3.1萬噸。中國市場上九成以上的蔬菜花卉種子都是國外品種，2019 年種子進口額占比最大的也是蔬菜種子，超過了國內總進口額的一半。甜菜種子更是九成以上依賴進口。目前中國種植國外蔬菜種子的面積占比將近達到15%，其中少數專用高質量蔬菜品種比如耐儲存的番茄和甜椒等種子的進口占比已經超過了50%[33]。自2000年以來，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對外依存度達到了 80%。2020年，中國累計進口大豆 10033萬噸，首次超過1 億噸，大豆進口占國內消費總量的80%。

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外國種子公司在中國市場營銷網絡的完善與暢通，中國種業必然受到外資企業的侵襲。其他國家新型優質品種和先進的種業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境內后，同國內的種業市場一同競爭，這對中國種子產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同時也威脅著國家的種業安全，種子安全問題對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2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現狀分析

3.2.1中國種業科技創新體系

種業競爭可以直接影響到農業的競爭，因而種業科技水平反映出一國農業科技情況。中國種業創新體制是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下，建立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新發展格局，同時需要政策的監督和保障以穩定種業市場。在目前的種業市場中，科研機構主要負責大田作物的品種選育工作，國有種子公司主要負責種子的生產經營［34］。現代種業高質量發展需要科研機構、種子企業、政府機關和農民等社會多方主體共同協作完成。

圖 3-3 現代種業科技創新體系

3.2.2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現狀

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多點開花”。根據全球專利數據庫 Derwent Innovation 檢索的數據來看，從 2015-2019 年之間，全球生物育種技術領域申請專利的總數為 23133 件，其中美國以 11849 件的申請量占據了全球總申請量的 51.2%，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以6338件的申請量占據了全球總申請量的27.18% 目前中國在全球生物育種技術領域占據重要技術研發地位，但從影響力方面來看，但與行業領先仍有差距。

國際種業巨頭已進入“種質資源+生物技術+大數據”的育種“4.0時代”，發達國家的生物育種產業化已經進入成熟階段，但中國仍處在以雜交選育為主的

“2.0 時代”，核心技術創新能力明顯不足。中國種業科技研發成果與推廣渠道相分離，使得科研院所研發能力強但推廣應用能力弱；中小企業推廣應用渠道多但科研能力弱，科企合作困難使得難以將科技創新成果融入市場。目前中國專業的種子選育和改良機構一般為科研院所，但在發達的種業強國，而是大型企業負責種子選育和改良等工作。中國種子企業在種子研發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欠缺，大部分種子企業僅負責種子的產銷工作，科研能力較為薄弱，同質化嚴重，源生品種占比較高，原始創新品種不足。

3.2.2.1 種業企業創新能力不足中國種業企業的科研基礎相對薄弱，科技創新能力不足［35］。

首先，種業企業研發投入低。在育種商業化的過程中，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往往是并存的，所以高性能、高質量種子的研發一直都是國際種業巨頭重點投資的項目。截止2019 年12月，全國育繁推一體化的種子企業已有88 家，但目前科研投入超過億元的種業企業僅有隆平高科，登海種業，荃銀高科，墾豐種業，豐樂種業 5 家公司，與先正達、孟山都每年科研投入超15 億美元的種業公司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36］。

表3-6 可比公司研發支岀總額（億元）

種業企業 2018 2019 2020

隆平高科 4.49 4.12 3.46

荃銀高科 0.63 0.55 0.56

登海種業 0.55 0.82 0.73

先正達 92.91 95.34 99.44

數據來源：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

中國種業企業大多關注短期利潤，再加上政府財政支持力度不足，導致企業短期行為嚴重，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目前中國育種研發資金還是以政府為投入主體，科研投入比例不足農業總產值的 1%。政府投入的承擔主體往往都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種業企業在其中的參與度不高，導致財政支持企業科技研發的投入相對較少且持續性不足，企業研發能力在短時間內很難有大的提高。在種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為了降低研發新品種的成本，獲取更多利潤，種業企

22 業往往會選擇直接從育種專業人員那里購買新品種，久而久之中國種業企業的研發水平很難有較大幅度的提高。這導致中國種業企業新品種的自主研發率不足 20%，遠低于美國種業企業 90%的自主研發率，很難形成企業獨有的產品優勢。

其次，高端人才缺乏。2019年全國種子企業人員數量為 13.3萬人，碩士學位以上的職工人員僅有 7599 人，僅占全國種子企業職工總人數的 5.71%。雖然近年來種子企業中高學歷學位的職工人數一直在增加，但所占的員工比例一直處于低位，科研人數占職工總人數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由此可見種業企業中高端人才缺乏，與全行業研發需求嚴重不相稱。同時由于種業企業的內部問題，比如規模小、員工待遇水平不高、盈利少以及缺乏相關優惠政策等，都有可能間接導致企業缺少商業化育種的科研團隊，從而陷入產出低、盈利弱、科研能力難以穩定高效提高的循環。

表 3-7 種子企業人員數量

年份職工總人數博士人數碩士人數科研人數

2010 93557 563 2518 13296

2011 96277 671 2809 14537

2012 91298 697 3053 14034

2013 114612 853 3627 16722

2014 129978 1201 4690 25177

2015 121325 1271 4624 25434

2016 120538 1357 4528 24354

2017 128055 1333 4708 24094

2018 130000 1200 5800 23614

2019 133000 1268 6331 24746

數據來源：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

3.2.2.2科企協同創新共享機制不完善

目前，國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擁有 80%以上的農作物種質資源和育種人員，育成 80%以上的農作物新品種，作為種業市場主體的企業所占的資源卻不足

20%，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也不足20%，同時中國的科研經費大多投入到了農業科技應用技術研究，育種所占的科研經費比例不足 20%。由于資源分配不均，導致中國種業難以有突破性的進步。中國的科研育種體系已經從過去完全依賴科研院所轉變為科企協同創新的合作機制，但目前依然存在科研分工不合理，協同共享機制不完善、整個育種體系研發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

首先，科研教學單位產出了大多數的種業科技成果，但其考核體制導致科研人員與企業缺乏深度合作。據統計，2019 年，中國種業專利授權總量為 5735件，其中教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共獲得4863 件，占據授權總量的 84.80%，這說明目前中國種業創新的主要力量是教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其中教學科研機構獲得專利授權2616 件，占據授權總量的 45.61%，其中超過半數都為發明專利，企業共獲得專利授權數為2247 件，占據授權總量的 39.18%，其中僅有 1/5的專利為發明專利，其他都為實用新型專利。由以上對比可以看出，目前科研機構更注重科技創新成果的質量和數量。但由于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同創新機制與利益聯結機制，直接阻礙了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與企業之間的深度合作，導致科研成果轉化率無法達到較高的水平，無法形成高效的商業化育種機制，從而阻礙了種業發展，使得最具戰略地位的育種和開發環節的崩塌。

其次，科企合作內生動力機制缺乏。一個優秀的種業企業需要實現“育、繁、推”功能的一體化，但絕大部分企業都很難做到這點，國內種業企業大多僅以銷售和推廣種子為主要業務，無法建立完備的商業化育種、成果轉化與推廣應用體系。相比與企業，科研機構比較重視以專業技術職務評定為核心的的科研成果，缺乏將新品種進行商業化和市場化的能力。種業企業大多從科研院所直接購買新品種經營權，研發-商業體系結合不夠緊密、科研與市場脫節、品種審定與市場嚴重脫節等現象成了目前國內育種研發領域的痛點。

3.2.2.3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

由于種子研發時間較長且本身具有自我復制性特點，導致在種子研發過程中同時具備了高投入、高風險的特性，這直接導致新品種容易被復制竊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2011年至 2020年，涉及植物新品種糾紛民事案件數量共計 960件，其中 2014年的同比變化率最高，近五年的糾紛案件數量也在穩步上升，從 2016 年的51 件上升到2020 年的 209 件。中國對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制度不夠完善，起步較晚，有關種子研發單位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育種人員的自我保護意識薄弱，這也是提高中國種業競爭力道路上的難題。自種子法等一系列規制

定并實施后，農作物品種權的保護就有了法律依據，從根本上保障了種子企業的權益。

表 3-8 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數量

年份數量同比變化（%）年份數量同比變化（%）

2011 8 2016 51 -33.77

2012 9 12.5 2017 125 145.10

2013 18 100 2018 167 33.6

2014 121 572.22 2019 175 4.79

2015 77 -36.36 2020 209 19.43

數據來源：文書裁判網

現階段，隨著國家對種業科技創新重視程度的加大，各個主體都開始研究新品種研發，中國農業面臨著研發品種數量眾多但質量不高且同質化嚴重、持續創新不足的矛盾［37］。農業農村部披露數據顯示，2020 年全國審定的品種審定數量為5536 個，較2019 年增長了1251 個。從2011 年開始，中國品種審定數量大幅增加，相關數據統計，目前中國已審定、登記農作物品種 3.9 萬個，年復合增長率為14.73%。品種申請管理放開后，新品種數量大幅增加，但大多品種創新性、實用性、原創性不高，屬于修飾性新品種。雖然每年審定的新品種非常多，但差異不大，突破性品種很少，同質化嚴重。

國內有較大比例的種業企業分散度高、規模小、實力弱，同時種業行業整體的研發投入少，從事種子生產的銷售工作的種業企業比例很多，這就導致了國內種業市場上存在著嚴重的同質化問題，模仿現象嚴重。近年來侵權案件增加以及創新成果原創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從而影響國內種業高質量發展。

3.2.2.4種質資源保護利用度不足

在種源“卡脖子”的背景下，種質資源庫作為育種的基礎數據庫，需要更多的關注與保護［38］。目前中國種質資源數量穩定上升，品質也在逐漸提高，截至 2020年，中國種質資源庫存量52 萬份，僅次于美國，但中國種源利用率低，分發至企業、科研機構等的種源僅占種源庫存量比例為 21.2%，而這一比例在美國高達41.6%。研究種業創新時，無論是進行雜交配種，還是基因編輯，都需要盡

25 可能地收集自然界里的不同種子作為實驗基礎，因此需要建立種質資源庫，以儲存更多的種質資源。相比于國外較為系統化、完善化的種質資源庫，中國的儲存機制就相對比較分散，沒有形成缺乏系統性、規模化的種質資源整合［39］。

此外，中國種源保護力度仍然不足。調查數據顯示，1956 年中國主糧種子地方品種總數為 11590 種，而到 2014 年減少至 3271 種，喪失率高達 72%，有 8319 種品種消失不見。目前國內種質資源庫儲存的資源多為國內改良品種，同

質化現象嚴重，國外引進資源較少，在種源保護與利用上相對不足。

4基于植物新品種權的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相關分析

種業科技創新產出包括知識創新成果，知識創新成果中又包含植物新品種權，故可認為植物新品種權是種業科技創新產出的成果之一。因此本文以植物新品種的申請與授權數據為基礎分析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現狀、植物新品種創新產出的結構特征、育種主體能力及空間布局［40］。

4.1植物新品種權結構與農業經濟相關性分析

4.1.1分結構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分析

根據國家官方的統計分類，可以將中國植物品種分為大田作物、蔬菜、花卉、果樹、牧草及其他 6 大類。截止到 2020 年，農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總量已達到 41270項，授權量為16557 項。由于數據缺失，在統計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授權量時，不再統計分析 2002 年之前的數據。為了方便統計和研究，將果樹、牧草及其他類品種這三類植物品種統稱為其它類別。

表4-1 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和授權量

品種權申請量品種權授權量

年份申請大田蔬花其他授權大田蔬花其他

總量作物菜卉類別總量作物菜卉類別

2002 301 260 24 4 13 119 112 5 0 2

2003 567 532 22 5 8 261 241 8 2 10

2004 735 672 21 17 25 74 67 4 2 1

2005 950 833 45 49 23 195 171 14 5 5

2006 883 802 32 22 27 201 192 2 3 4

2007 816 734 23 39 20 518 476 21 10 11

2008 869 662 62 109 36 449 424 11 5 9

2009 992 759 53 143 37 941 871 28 34 8

2010 1206 975 91 90 50 666 616 30 14 6

2011 1255 998 97 130 30 240 226 7 1 6

2012 1361 1093 95 105 68 167 130 8 22 7

2013 1333 1079 74 117 63 138 118 13 7 0

2014 1772 1442 141 107 82 827 606 48 134 39

2015 2069 1675 172 120 102 1413 1080 127 147 59

2016 2523 1977 243 183 120 1937 1560 139 144 94

2017 3841 2756 601 300 185 1471 1177 80 121 93

2018 4854 3539 631 339 345 1990 1676 163 55 96

2019 7032 3230 679 283 159 2001 1728 181 255 121

2020 7913 5918 984 594 417 2549 1897 333 188 131

合計 41270 29936 4090 2756 1808 16557 13368 1222 1150 701

數據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總量穩步上漲，表明目前中國越來越重視種業科技創新，育種人員的積極性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表 4-1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變化總體可分為三個階段：2002-2005 年為探索階段，育種者創新積極性高漲，申請量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46.7%。這是因為1999 年發布了《細則》④農業部對符合條件國內外植物新品種的申請授予了植物新品種權，使得這段時期的申請量迅速增長；2006-2009年為發展階段，申請量的增加趨向平穩，年均增長率降到了 4.0%；2010-2020 年為增長階段，年均增長率達到了 20.7%，申請數量大幅開始增加。這是因為國家在 2012 年提出了科教興農戰略后又提出了四個保障措施⑤以促進農業科技發展，從而推動了種業的科技創新。

從近年來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變化情況可以看出，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能有效促進種業科技創新。特別是從 2017 年4 月1 日起，相關政策的出臺取消了植物新品種的申請和審查年費，于是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速度開始加速提升，連續三年居全球首位。到 2020 年底，中國申請新品種權的數量己有 3.9 萬件，其中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

⑤《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 (2012-2020)

28 共有1.5萬件獲得了授權。隨著種業品種保護工作的有效落實，中國種子的選育

工作步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新階段。

圖 4-1 中國農業植物品種權申請和授權數量

從圖 4-1 可以看出，相比于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逐步遞增的變化趨勢，授權量的變化起伏相對較大。這是由于品種權授權需要一定的周期，再加上品種權申請和授權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這就導致不同年份的授權量波動情況較大。

4.1.2中國植物新品種權與農業經濟相關性分析

本文可以用相關系數來準確度量中國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與農業經濟的密切程度，將根據樣本數據計算相關系數，記為門公式為：

其中加為變量x和y的協方差，用公式表示為：

^xy =-^lii = 1（xi 一元）（％ - 刃=扌》肚1石力一 xy

於為隨機變量X的方差，用公式表示為：

成弓- ©2 =段『=1竝2 —莊2

兀為隨機變量y的方差，用公式表示為：

^^X?=1（yi—y）2=^=1yi2—yl2

可得出如下結論：

r>0時，表示正相關，兩變量呈同方向變化；r< 0時，表明負相關，兩變量呈反向變化；0<r< 1時，表明x, y存在相關關系，但為非線性關系。且當 |r| > 0.8時,視為高度相關；當0.5 < |r| < 0.8時,視為中度相關；當|r| < 0.3時, 視為不相關。因此為進一步深入分析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結構與農業經濟的關系，選取Xi為2002-2020年四大類植物每年的新品種權各類品種申請量、蛙為授權量、乙為農業產值，運用以上公式分別計算Xi、、Y和Zi的相關系數r, r代表兩個變量的相關性的強弱，越大說明相關性越強。其中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在上文中已列出，農業產值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農業總產值數據（剔除林、牧、漁業）中按當年價格計算的的農業類別，用 SPSS18.0 軟件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表 4-2 申請量相關系數

農業產值大田作物蔬菜花卉其他類別總量

Pearson 相關性 1 0.830粋 0.813粋 0.833粋 0.797枠 0.829桿

農業產值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19 19 19 19 19 19

注：**表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由申請量的相關系數的分析結果表4-2可知，大田作物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830，表示大田作物的創新水平與農業產值高度相關；蔬菜的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0.813，表示蔬菜作物的創新水平與農業產值高度相關；花卉的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0.833，表示花卉作物的創新水平與農業產值高度相關；其他類別作物的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797，表示中度相關，且所有作物與農業總值的顯著性均小于 0.05。由此可以看出，四大類別的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呈正相關關系。其中相關性最高的品種是花卉，其次是大田作物和蔬菜。

表 4-3 授權量相關系數

農業產值大田作物蔬菜花卉其他類別總量

Pearson 相關性 1 O.811** 0.797** 0.846** 0.810** 0.829**

農業產值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19 19 19 19 19 19

注：**表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由授權量的相關系數的分析結果表 4-3 可知，大田作物品種權授權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811，表示大田作物的品種創新與農業產值高度相關；蔬菜的品種權授權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797，表示蔬菜品種創新與農業產值中度相關；花卉的品種權授權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846，表示花卉品種創新與農業產值高度相關；其他類別作物的品種權授權量與農業產值的相關系數為 0.810，表示中度相關，且所有作物與農業總值的相關系數的顯著性均小于 0.05。

大田作物作為新品種權申請和授權數量最多的類別，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卻沒有花卉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大。如果僅僅依靠大田作物，不足以促進中國農業經濟健康快速發展。這反映出了中國的種業科技創新的品種結構分布方向為：大田作物為基礎，提高花卉、蔬菜及其他高附加值類別經濟作物的比例，加速提升科技創新質量，走向多元化道路［41］。

根據植物品種類別相關性分析結果得知，四大類別的品種權申請量、授權量均與農業產值呈正相關關系，即農業經濟增長對種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較強的推動作用。

4.2各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情況

根據國內不同類型的育種主體單位，農業農村部新品種保護辦公室將植物新品種的申請主體劃分為八種類型，按照國別劃分可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國外的個人、教育機構、企業、科研機構和國內的個人、高等院校、企業、科研機構。本文主要分析目前國內的三大育種主體的創新成果，分別是國內的高等院校、企業、科研機構，并在下文中將它們統稱為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研究國內三大育種主體的申請和授權數量的變化趨勢，有助于了解國內的種業科技創新水平。

表4-4歷年來各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和授權量

申請量授權量

申請授權

年份總量企業科研

機構高等

院校總量企業科研

機構高等

院校

2002 275 69 173 33 36 6 18 12

2003 525 164 324 37 112 30 57 25

2004 683 258 350 75 50 17 31 2

2005 829 330 455 44 133 38 65 30

2006 793 329 393 71 110 36 50 24

2007 712 253 396 63 372 125 195 52

2008 723 222 434 67 397 166 179 52

2009 807 276 462 69 720 348 324 48

2010 1038 426 508 104 625 220 350 55

2011 1125 530 497 98 219 48 149 22

2012 1207 579 538 90 140 44 78 18

2013 1177 618 494 65 125 99 26 0

2014 1638 932 598 108 695 245 365 85

2015 1787 990 704 93 1256 465 685 106

2016 2300 1173 928 199 1713 754 822 137

2017 3208 2068 899 241 1244 691 474 79

2018 4290 2359 1575 356 1885 1012 694 141

2019 3927 2198 1464 265 2010 1068 763 179

2020 7175 2805 3863 507 2355 996 1200 159

合計 34219 16579 15055 2585 14159 6408 6525 1226

注：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科技年鑒》

由表 4-4 可知，近 20 年間科研機構、企業和高等院校共申請植物新品種權數量為 34219 項，授權總數量為 14159 項，均占據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和授權總量的八成以上。其中，企業的申請數量最多，占比高達 40.17%；科研機構的授權數量最多，占比高達 39.1%，這表明科研機構、企業和高等院校已成為中國育種的核心力量。

4.2.1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情況

由三大主體的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情況可知，種業企業與科研機構的申請量增速明顯較快，高等院校的申請數量穩步上漲，增速明顯慢于企業和科研機構。由圖 4-2可以看出，2011 年為一個時間節點，從 2002-2011年，科研機構的申請數量明顯高于企業和高等院校，且企業的申請速度緊追科研機構，兩者的創新成果數量差距不明顯。2011 年之后，企業的申請速度明顯高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且申請數量逐漸與科研機構拉開距離，成為國內申請數量最多的育種主體，表明種業企業已成為國內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的主要力量，科研機構仍占據重要地位，高等院校處于劣勢，三大主體的育種創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圖 4-2 各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情況

4.2.2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授權情況

分析三大主體的植物新品種權授權情況可以發現，三者的授權量隨著年份的增加均呈現出先增加再下降，再增加再下降的波動趨勢，企業和科研機構的變動

33 幅度較大，高等院校的變動幅度較小。這是因為從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到授權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授權數量的確定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所以會出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授權數量波動變化較大的情況。由于企業和科研機構的申請數量明顯高于高等院校，因此前兩者的授權量的波動情況明顯都高于后者。從2002-2020年，企業的授權量累計增加了900項，年均增長率達到了32.84%；科研機構的授權量累計增加了1182項，年均增長率為26.28%；高等院校的授權量累計增加了 147 項，年均增長率為 15.44%，企業依舊是三者之中增速最快的，說明種業企業已成為中國種業的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由圖 4-3可知， 2013-2016年，三大主體的授權量都大幅增加，這是因為 2013 年之后國家提出要深化農業改革，相關政策的扶持增加了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刺激了育種主體的創新積極性，由此可以看出種業科技創新能力與國家對農業的扶持政策息息相關。

1400

圖 4-3 各主體植物新品種權授權情況

4.2.3三大主體植物新品種權競爭力水平分析

為了準確分析三大主體在種業市場的競爭力水平，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與授權數量，借鑒Banerjee提出的專利競爭力指標，從數量角度具體分析各主體的競爭力。根據賈鵬飛［42］對專利競爭力指標進行修改的基礎之上，測算2020 年中國三大植物新品種權申請主體的種業技術競爭力，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C = S/Ry

1 Rd-f/Wd-f

本文從申請量和授權量兩方面計算各主體的農業競爭力，用Cy表示Y年內

某主體的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或授權量，Ry表示Y年內其他申請主體的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或授權量，RD-y表示除了第Y年之外的其他申請主體五年之中其他四年的植物新品種權總計申請量或授權量，表示除了第Y年之外的所有申請主體五年之中的其他四年的植物新品種權總計申請量或授權量。根據表 4-4 的數據分別計算出2020 年企業、科研機構和咼等院校的植物新品種權的競爭力情況。

表 4-5 2020 年各主體品種權競爭力水平分析

指標單位 CY Ry rd—y wd_y Ci

企業 2805 5108 10453 18251 0.9588

申請量科研機構 3863 4050 13385 18251 1.3006

咼等院校 507 7406 17217 18251 0.0726

企業 996 1553 3889 7414 1.2227

授權量科研機構 1200 1349 4661 7414 1.4150

咼等院校 159 2390 6878 7414 0.7171

注：數據經作者計算得到

由表 4-5分析可知，以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作為測算指標，品種權競爭力水平最咼的申請主體是科研機構，達到了 1.3006，以植物新品種權授權量作為測算指標，品種權競爭力水平最咼的申請主體同樣也是科研機構，達到了 1.4150。無論是以申請量還是授權量作為評價指標，中國科研機構的技術競爭力水平最咼，國內企業緊跟其后，兩者的競爭力水平相差不多，但咼等院校的種業科技技術競爭力卻遠遠落后。這也說明，目前國內科研機構依舊是種業技術創新的中堅力量，同時種業企業也在快速發展，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咼，表明企業逐漸成為國內種業市場的主體，符合國家正在將企業作為商業化育種主體的實際情況。

4.3各地區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情況

由表 4-6所知，中國各省份地區在農業植物申請量和授權量上存在差異，結合各省份農業產值規模分析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授權量存在差異的原因，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

表 4-6 2019 年國內不同地區申請授權情況及農業產值

地區申請量

排名 1999-2019 總申請量 1999-2019 總授權量 2019 年申請量 2019 年授權量農業產值

（億元）

北京 1 3131 1475 447 278 102.3

河南 2 2514 1100 516 252 5408.6

山東 3 1978 949 332 142 4914.4

黑龍江 4 1742 879 272 176 3774.5

江蘇 5 1631 918 211 165 3828.6

安徽 6 1596 700 301 131 2365.4

河北 7 1308 561 324 100 3114.9

四川 8 1253 789 104 53 4395.0

湖南 9 1229 551 196 66 3052.1

吉林 10 1041 642 77 116 1014.1

廣東 11 945 397 198 87 3530.2

云南 12 932 502 111 51 2680.2

遼寧 13 857 449 93 46 1912.0

浙江 14 814 374 143 55 1595.0

福建 15 707 304 142 51 1774.8

湖北 16 617 306 86 50 3492.5

廣西 17 474 234 79 27 3102.3

江西 18 445 204 88 14 1624.3

上海 19 443 265 60 37 145.8

內蒙古 20 371 196 60 37 3176.3

山西 21 322 157 59 47 936.8

陜西 22 318 153 29 32 2807.1

甘肅 23 302 102 78 16 2445.8

天津 24 297 156 24 28 202.9

貴州 25 249 137 29 3 2535.7

新疆 26 237 106 34 9 2616.3

重慶 27 214 115 15 9 1397.5

海南 28 146 52 35 5 819.6

寧夏 30 67 29 23 3 584.8

青海 31 17 11 1 1 181.3

西藏 32 13 9 0 0 94.9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由表 4-6 的統計數據可以得出，近二十年各省農業植物品種權申請總量為 26210 項，授權總量為 12822 項，種業科技創新成果顯著提咼。排名前十的省份的申請總數量，占據了各省申請總量的六成，比例為 66.47%，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省份之間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申請量排名最靠前的三個省份分別是北京、河南和山東，申請數量分別為 3131、2541 和 1978 項，三個省份的申請總量占據了全國申請總量的 25%以上。其中申請量排名最靠后的三個省份分別是寧夏、青海和西藏，申請數量分別為 30、31 和 32 項，三個省份的申請總量加一起還不到 100 項，僅占全國申請總量的 0.24%。不同省份之間的申請數據相差太多，北京一省的申請量約是寧夏、青海、西藏省份的 100 倍，這表明全國各省份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也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因此，政府各部門應根據各地科技創新情況，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項促進種業創新咼質量發展的政策，以促進各省份種業科技創新發展。

4.3.1分地區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的比較

為了準確分析不同地區之間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將各省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區。植物新品種申請量與授權量的比值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該地區的轉化成果效率與創新能力，一般來說，比值越大，即授權申請比越大，表明該地區研發的植物新品種質量就會越咼，成果轉化率越咼，反之說明該地區轉化成果效率低。由表 4-7可知，西部地區的授權申請比咼于東部和中部地區，但西部地區的植物

新品種申請和授權總量卻是最低的。這說明東中部地區創新能力高，但成果轉化

率較低，西部地區創新能力相對較低，但成果轉化率較高。

表4-7 三大地區植物新品種申請授權情況

分地區 1999-2019年申請

總量 1999-2019年授權

總量 2019 年農業總產值 (億元) 授權申請比

(%)

東部地區 12257 5900 21940.5 0.48136

中部地區 9506 4539 21668.3 0.47749

西部地區 4434 2374 25922.3 0.53541

數據來源：《2020 年中國統計年鑒》

對三大地區新品種申請量與授權量(取In對數)進行正態分布與方差齊性檢驗(表 4-8、表 4-9)。

檢驗結果發現各地區新品種申請量符合正態分布(圖4-4左)(K-S> 0.05) 且方差不齊性(F = 2.974, P < 0.05)，因此選擇獨立樣本t檢驗的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見圖5-5,東部地區的申請量顯著高于西部地區(t = 2.631, p < 0.05, d = 1.12 ),中部地區的申請量顯著高于西部地區(t = 2.876, p < 0.05, d = 1.39 ),東部與中部地區的申請量無顯著差異(t = —0.199, p = 0.844, d = 0.09)o

各地區授權量符合正態分布(圖4-4右)(K —S>0.05)且方差齊性(F = 1.975, P > 0.05,於= 0.313)，因此以地區為自變量，授權量為因變量進行單素方差分析(ANOVA),發現各地區之間授權量存在顯著差異，事后檢驗發現，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授權量差異顯著(MD = 1.42, SE = 0.46, p < 0.05), 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授權量差異顯著(MD = 1.59, SE = 0.50, p < 0.05), 但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授權量差異不顯著(MD = —0.16, SE = 0.51, p = 0.74)o

上述結果證明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申請量和授權量都顯著高于西部,東部和中部明顯更加注重種子新品種的研發和創新，西部地區相對較差。

表 4-8 方差齊性檢驗

F df1 df2 Sig.

申請量（取In對數） 2.974 2 28 0.065

授權量（取In對數） 1.975 2 28 0.158

注：零假設為因變量方差齊性，p>0?05零假設成立

表 4-9 正態分布檢驗

K-S值統計量 S-W值

統計量 df Sig. df Sig.

申請量（取In對數） 0.129 31 0.200** 0.900 31 0.007

授權量（取In對數） 0.115 31 0.200** 0.918 31 0.021

圖 4-4 申請量與授權量的正態分布圖檢驗

圖 4-5 三大地區平均申請量授權量比較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與各地區經濟水平、相關政策、科研實力、育種人員積極性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因此，政府在指定政策縮小各省份地區之間差異時，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來促進種業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

4.3.2不同省份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相關性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各省份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排名可能與當地農業產值排名存在一定的關系，即農業產值相對較高的農業大省，其申請與授權數量就會相對越高，為了驗證各省份之間的農業產值高低與各省種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是否存在著正向相關，本文運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法對各省份的農業產值排名 Ri與申請量排名指標心做相關性分析。

研究假設：各省份Ri與&呈正相關。

計算公式：

n(n2-l)?

其中dl = Rxl - Ryl，Rxi表示變量勺的排名，Ryi表示變量％的排名。

將31個省份的相關排名數據輸入SPSS18.0軟件進行分析，可得如下結果：

表 4-10 Spearman 相關系數

申請量排名

Ri 授權量排名農業產值排名&

相關系數 0.573** 0.542** 1.000

Spearman's

rho 農業產值

排名 r2 Sig(雙側) 0.001 0.001

N 31 31 31

注： **表示在1%的置信度水平(雙側)下，相關性是顯著的。

從表4-10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申請量排名Ri與其農業產值排名&的相關系數為0.573 (P=0.001<0.01)，局和R2在1%的水平上顯著中度相關，表明研究假設成立，即農業產值排名靠前的省份，該省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就會相對較高較高，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愿也更強烈。

4.4小結

通過對植物新品種權結構與農業經濟的相關分析,可以得出：

(1)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與授權總量穩步上漲,種業政策的實施有效刺激了育種者的創新積極性,提高了種業的科技創新能力,中國種子的選育工作步入了飛速發展的新階段。

(2)運用SPSS18.0軟件對中國植物新品種結構與農業經濟之間的關系做相關分析,得出結論：不管是以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還是授權量與農業經濟做相關分析,均發現四大類植物(大田作物、花卉、蔬菜、其他類別)與農業經濟存在著顯著的中高強度正向相關關系，且花卉品種的相關性最高。因此，農業經濟增長對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為了加速提升科技創新質量,育種研究應繼續以大田作物為主方向,同時加大對花卉、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給的研究力度。

(3)通過對國內三大主體(國內企業、國內科研機構、國內高等院校)的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與授權情況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三大主體在 2002-2020年的申請量占中中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總量的82.91%,是最主要的科研力量；近年來,三大主體的申請與授權數量整體呈增長趨勢,企業越來越重視種業領域的市場,成為國內種業科技研發的主要力量,科研機構仍占據重要地位, 高等院校處于劣勢地位；從專利競爭力角度計算中國三大主體的植物新品種權的競爭力指標,得出結論：無論是以申請量還是授權量作為指標進行計算時,競爭力水平從高到低都依次為科研機構、企業、高等院校。這說明，目前國內科研機構的種業科技技術競爭力水平最高,依舊是種業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但企業也在緊跟其后，快速發展，慢慢成為國內商業化育種的市場主體。

(4)將各省份劃為三大地區,對各自的申請與授權數量進行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檢驗發現，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授權量都顯著高于西部，東部和中部明顯更加注重種子新品種的研發和創新，西部地區相對較差。運用SPSS18.0軟件對中國各省份植物新品種申請量排名與農業產值排名做相關分析，得出結論：兩個指標之間存在著中度相關的正向顯著關系，表明農業大省的科技創新能力水平相對較高。

因此，本文基于政府支持、種業企業效益、農業經濟效應三角度出發，實證分析其對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力度。

5中國種業科技創新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5.1理論模型設定

一國農作物種子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對該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前文對種業的科技創新情況進行了梳理，研究發現，中國的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就國內而言，各省份、區域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此，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素，本文收集 2010-2020年的數據運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Backward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檢驗假設，建立滯后對數模型［43］如下所示：

LnBINt =a±+a2厶曲¥兒■/■血厶eSV兒—■伉4厶eSV兒_2十伉5厶eSV兒十£ t 5-1

LnBINt =十傷厶 nADPt +3 LnADP— +陰 MDP— +5 LnADP^ ++ 5 - 2

LnBlNt =y1 +2LnFEAt +y3LnFEAt_1 +y4LnFEAt_2 +sLnFEAt_3 ++ 5 - 3

上式中，BINt、SVAt、ADPt、FEAt代表種業科技創新、種業企業收益、經濟效益、政府支持種業的財政支出總額。血、01、為回歸常數，血、血、也、 a5 ' 02、03、04、05、？2、、74、為回歸系數。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個假設：假設1：種業企業收益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目前企業已逐漸成為國內商業化育種的市場主體，種業企業的收益狀況對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存在著一定的影響。一般來說，企業利潤越高，對技術創新的關注度就會越高。因此本文假定種業企業的收益與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關系。

假設2：農業經濟效應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

由第四章分析可知，農業大省的科技創新能力水平相對較高。一般來說，農業大省的農業產值就會相對越高，農民和育種人員的積極性就會相對越高。因此本文假定農業經濟效應對種業科技創新存一定的正向關系。

假設3：政府支持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

種業政策的實施可以有效刺激育種者的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提高中國種業的科技創新水平。一般來說，政府對種業科技創新的關注度越高，或者財政支持越高，種業的科技創新力度就會越強。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持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一定的正向影響。

5.2模型變量描述

5.2.1被解釋變量

BINt表示第t年的種業科技創新水平。對于種子行業而言，種業整體銷售額、種業研發經費投入以及種業農作物審定情況均可以代表種業的科技創新能力，但由于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長，以上指標無法完整收集，因此本文采用植物新品種的創新能力代表種業科技創新。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與授權量是植物新品種創新能力的基礎數據，均能代表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但本文選用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代表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品種權申請量和授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品種權申請量所包含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覆蓋了品種權授權量；第二，由于新品種授權量存在一定的滯后情況，無法真實反映當年的種業科技創新水平，容易引起信息失真［40］。

因此本章采用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來反映種業創新的質量和水平，衡量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其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年鑒》。

5.2.2解釋變量

4DPt表示第t年的農業產值。本文中2010-2020年產值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業統計資料》中的農業生產總值中剔除林、木、漁業后的數據。一般來說，農業產值越高，農民的積極性越高，育種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也會越高，從而提高整個行業的育種積極性。

FEAt表示第t年政府對種業的科技財政支持。本文中2010-2015年的數據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家財政支出中對農業科技的財政支持，但2015-2020年的數據本文采用任靜［44］的測算方法，整理得到相關數據。

SVAt表示第t年中國種業企業的利潤。一般來說種業企業的利潤越高，越能激發企業育種人員的積極性，從而提高整個行業的科技創新水平。本文中種業企業利潤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農作物種業發展報告》［45］。

表 5-1 本文所用到的變量說明如下

變量名名稱個數變量說明

BINt 種業創新 11 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

SVAt 種業企業收益 11 中國種業企業總利潤

FEAt 科技財政支岀 11 測算值

ADPt 農業經濟 11 農業產值

本文選取2010-2020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進行數據處理時，為了減少數據的異方差性和波動性，對四個變量都進行了對數化處理，以增加數據的平穩性。

5.3Pearson 相關系數檢驗

表 5-2 為模型（5-1）中所有變量的簡單相關關系矩陣，由檢驗結果可知模型（5-1）中的因變量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與種業收益的四個自變量間的相關性都是顯著的，具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表 5-2 Pearson 相關系數檢驗表

LnBINt LnSVAt 1 LnSVAt 1 LnSVAt 2 LnSVA,

LnBINt 1

LnSVAt 0.742** 1

LnSVAt_1 0.805** 0.951** 1

LnSVAt_2 0.859** 0.826** 0.948** 1

LnSVAt 3 0.919** 0.776* 0.814* 0.943** 1

注：*和**分別表示在P < 0.05和P < 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表 5-3 為模型（5-2）中所有變量的簡單相關關系矩陣，由檢驗結果可知模型（5-2）中的因變量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與農業產值的四個自變量間的相關性都是高度顯著的，具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表 5-3 Pearson 相關系數檢驗表

LnBINt LnADPt LnADP—i LnADP—2 LnADP—3

LnBINt 1

LnADPt 0.917** 1

LnADPt_1 0.917** 0.991** 1

LnADPt_2 0.928** 0.964** 0.993** 1

LnADP—3 0.952** 0.930* 0.972* 0.996** 1

注：*和**分別表示在P < 0.05和P < 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表 5-4 為模型(5-3)中所有變量的簡單相關關系矩陣，由檢驗結果可知模型(5-3)中的因變量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量與政府投入的四個自變量間的相關性都是顯著的，具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表5-4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表

L nBINt 厶nFEAt 厶 nFEAt 1 厶 nFEAt 2 厶 nFEAt 3

L nBINt 1

厶nFEAt 0.967** 1

厶 nFEAt_1 0.978** 1.000** 1

厶 nFEAt_2 0.986** 1.000** 1.000** 1

厶 nFEAt 3 0.994** 0.999* 1.000* 1.000** 1

注：*和**分別表示在P < 0.05和P < 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5.4變量篩選

運用 SPSS18.0 軟件對三個模型中的所有因變量進行篩選，以選取最優估計變量，表 5-5為回歸模型的檢驗結果中排除的自變量的統計量。變量進入與剔除的標準默認為PIN = 0.05、POUT = 0.10，對引入模型的變量進行逐個檢驗，將不顯著的變量剔除［46］。

就模型(5-1)而言，當期、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的種業企業收益均被剔除，其 t 值分別為 0.669 (P = 0.533)、0.021 (P = 0.984)、0.570 (P = 0.570)，其顯著性水平均高于0.05，表示這三個自變量被排除，無法進入回歸模型檢驗對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影響，此時停止逐步回歸。根據回歸結果分析，保留一個自變量：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LnSVAt_3,剔除掉其他三個變量。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變量進入回歸模型中，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力LnBINt的相關數值r = 0.919，對種業科技創新和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進行回歸分析。

就模型(5-2)而言，滯后一期、滯后兩期和滯后三期的農業產值均被剔除，其 t 值分別為 0.493 (P = 0.493)、1.041 (P = 0.346)、1.507 (P = 0.192)，其顯著性水平均高于0.05，表明這三個變量被剔除。根據回歸結果分析，保留一個自變量：當期農業產值LnADPt，剔除掉其他三個變量。當期的農業產值變量進入回歸模型中，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力LnBINt的相關數值r = 0.917,對種業科技創新和當期的農業產值進行回歸分析。

就模型(5-3)而言，滯后一期、滯后兩期和滯后三期的的政府投入均被剔除，其 t 值分別為-0.077 (P = 0.941)、-0.088 (P = 0.933)、-0.082 (P = 0.938), 其顯著性水平均高于 0.05，表示這三個自變量都被剔除。根據回歸結果分析，只保留一個自變量：當期的政府投入LnFEAt,剔除掉其他三個變量。當期的政府投入變量進入回歸模型中，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力LnBINt的相關數值r = 0.994, 對種業科技創新和當期的政府投入進行回歸分析。

表 5-5 排除的變量

共線性統計量

模型 5-1 BetaIn t Sig．偏相關容差

LnSVAt 0.179b 0.669 0.533 0.287 0.398

L nSVAt_± 0.06^ 0.020.9871 0.984 0.009 0.338

L nSVAt 2 —0.312^ -0.608 0.570 -0.262 0.110

模型 5-2 BetaIn t Sig．偏相關共線性統計量

容差

厶 nADPt_1 0.243^ 0.493 0.643 0.215 0.027

厶 nADP—2 0.255^ 1.041 0.346 0.422 0.095

厶 nADPt 3 0.285^ 1.507 0.192 0.559 0.134

模型 5-3 BetaIn t Sig．偏相關共線性統計量

容差

厶 nFEAt_1 一0.1川 -0.077 0.941 -0.035 0.001

厶 nFEAt_2 —0.126^ -0.088 0.933 -0.039 0.001

厶 nFEAt 3 一1.1訶 -0.082 0.938 -0.037 0.001

5.5計量檢驗與實證分析

5.5.1種業企業效益與種業科技創新

表 5-6 模型( 5-1)擬合優度情況

R R方調正R方標準估計的誤差

0.919 0.845 0.819 0.27809

注：因變量： LnBINt；預測變量：(常量)，LnFEAt_3

表 5-6 為回歸模型(5-1)的相關信息。自變量滯后三期種業企業收益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的相關系數(R)等于0.919,反映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有高度顯著的線性關系，調整后的R方為0.819,后三期種業企業收益量可解釋種業科技創新總變異量的81.9%，表明兩變量所構成的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通過檢驗整體回歸模型的顯著性發現(表 5-7)，整體回歸模型的 F 值為 32.732，P 值為0.000，小于0.05，通過了 F 檢驗，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自變量滯后三期種業企業收益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間顯著相關。

表 5-7 模型(5-1)的檢驗結果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歸 2.532 1 2.532 32.732 0.001

殘差 0.464 6 0.077

總計 2.996 7

注：因變量：LnBINt；預測變量：(常量)，LnFEAt_3

自變量回歸系數的相關數據如表5-8所示，自變量的非標準化系數為 0.683，標準回歸系數為0.919, P<0.0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其中標準回歸系數用于權衡不同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的重要性大小，而利用模型進行預測時需要選用非標準化系數[殘差是實際觀察值與模型估計值之差，可以解釋變量以及隨機誤差效應的大

小。因為回歸模型建立的假設是隨機誤差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需要對殘差的分布

是否符合正態分布做出判斷［48］。如圖5-1所示，殘差直方圖曲線十分接近正態分]。由于回歸模型(5-1)最后為簡單回歸模型。回歸系數結果中的t檢驗值平方，剛好等于方差分析表5-7中整體回歸模型的F值(32.732), 即可認為標準回歸系數就是兩變量間的簡單相關系數，為0.919。

表 5-8 模型(5-1)回歸系數表

自變量非標準化系數標準系數

標準回歸系數 t Sig

B 標準誤差

(常量) 6.061 0.368 16.477 0.000

LnSVAt 3 0.683 0.119 0.919 5.721 0.001

注：因變量：LnBINt

布，P-P圖中各點近似呈一條直線，說明隨機誤差服從正態分布且被檢驗的數據符合模型所制定的分布，回歸方程模型有意義。

圖 5-1 正態分布

因此綜合以上相關資料，可得初始回歸方程式

LnBINt=6.061+0.683LnFEAt_3 5-4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可知，中國種業企業收益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假設1成立。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種業企業收益在經過一個合理的過渡期后轉化為生產力，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每增長 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 0.683%。所以種業企業利潤對種業科技創新產長了顯著的持續促進作用。實證結果表明，企業應該加快內部改革，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為種業科技創新增添動力。

5.5.2農業經濟與種業科技創新

表 5-9 模型(5-2)擬合優度情況

R R方調正R方標準估計的誤差

0.982 0.965 0.959 0.13186

注：因變量： LnBINt；預測變量: (常量)，LnADPt

表 5-9 為回歸模型(5-2)的相關信息。當期的農業產值與因變量種業科技

創新的相關系數(R)等于0.982,反映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有高度顯著的線

性關系，調整后的R方為0.959,表明當期的農業產值可解釋種業科技創新總變

異量的95.9%,表明兩變量所構成的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通過檢驗整體回歸模型的顯著性發現（表5-10）,整體回歸模型的F值為166.288, P值為 0.000,小于0.01,通過了 F檢驗，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當期的農業產值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間顯著相關。

表 5-10 模型（5-2）的檢驗結果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歸 2.891 1 2.891 166.288 0.000

殘差 0.104 6 0.017

總計 2.996 7

：因變量： LnBINt；預測變量: ：（常量） ,LnADPt

自變量回歸系數的相關數據如表5-11所示，自變量的非標準化系數為5.054，標準回歸系數為0.982, P<0.0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回歸模型（5-2）最后同樣為簡單回歸模型。回歸系數結果中的t檢驗值（12.895）的平方，剛好等于方差分析表 5-10 中整體回歸模型的 F 值（166.288）,即可認為標準回歸系數就是兩變量間的簡單相關系數,為0.982。

表 5-11 模型（5-2）回歸系數表

自變量非標準化系數標準系數

標準回歸系數 t Sig

B 標準誤差

（常量） -47.353 4.300 -11.013 0.000

LnADPt 5.054 0.392 0.982 12.895 0.000

：因變量： L nBINt

標準殘差的直方圖曲線越接近正態分布曲線,樣本觀察值越接近正態分布, 表明數據的正態性。如圖5-2所示,殘差直方圖曲線接近正態分布說明隨機誤差服從正態分布且被檢驗的數據符合模型所制定的分布,回歸方程模型有意義。

圖 5-2 正態分布

因此綜合以上相關資料，可得初始回歸方程式

LnBINt=-47.353+5.054LnAD Pt 5-5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可知，農業產值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假設2成立。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產值在當期轉化為生產力，農業產值增長 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 5.04%。所以農業產值對種業科技創新產長了顯著的持續促進作用。實證結果表明，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種業科技創新有良好的推動力。

5.5.3政府支持與種業科技創新

表 5-12 模型（5-3）擬合優度情況

R R方調正R方標準估計的誤差

0.994 0.989 0.987 0.7429

注：因變量： LnBINt；預測變量: （常量），LnFEAt

表5-12為回歸模型（5-3）的相關信息。當期的政府投入與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的相關系數（R）等于0.994,反映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有高度顯著的線性關系，調整后的 R 方為0.987，表明當期的農業產值可解釋種業科技創新總變異量的 98.7%，表明兩變量所構成的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通過檢驗整體回歸模型的顯著性發現（表5-13）,整體回歸模型的F值為536.697, P值為 0.000,小于0.01,通過了 F檢驗，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當期的農業產值與

因變量種業科技創新間顯著相關。

表 5-13 模型(5-3)的檢驗結果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歸 2.962 1 2.962 536.997 0.000

殘差 0.033 6 0.006

總計 2.996 7

注：因變量： LnBINt；預測變量：(常量)， LnFEAt

自變量回歸系數的相關數據如表5-14所示，自變量的非標準化系數為2.076，標準回歸系數為0.994, P<0.0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回歸模型(5-3) 最后同樣為簡單回歸模型。回歸系數結果中的 t 檢驗值(23.167)的平方，剛好等于方差分析表 5-13 中整體回歸模型的 F 值(536.997)，即可認為標準回歸系數就是兩變量間的簡單相關系數，為0.994。

表 5-14 模型(5-3)回歸系數表

自變量非標準化系數標準系數

標準回歸系數 t Sig

B 標準誤差

(常量) -0.573 0.375 -1.528 0.177

LnFEAt 2.076 0.090 0.994 23.167 0.000

：因變量： LnBINt

標準殘差的直方圖曲線越接近正態分布曲線，樣本觀察值越接近正態分布，表明數據的正態性。如圖5-3所示，殘差直方圖曲線接近正態分布說明隨機誤差服從正態分布且被檢驗的數據符合模型所制定的分布，回歸方程模型有意義。

因此綜合以上相關資料，可得初始回歸方程式：

LnBlNt=-0.573+2.076LnFEAt 5-6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可知，中國政府投入對種業科技創新存在正向影響，假設 3 成立。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投入在當期轉化為生產力，政府投入增長 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 2.076%。所以政府投入對種業科技創新產生了顯著的持續促進作用。實證結果表明，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以促進中國種業健康快速發展。

5.6小結

本文基于種業企業收益、農業產值和政府投入三個變量，構建了三個滯后模型，得出如下結論：(1)滯后三期的中國種業企業收益變量對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每增長 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 0.683%。(2)當期的農業產值會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農業產值增長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5.04%。(3)當期的政府投入對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政府投入增長 1%，平均來說，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就會增長 2.076%。因此，種業企業、政府支持以及農業經濟效應均會對促進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

6結論和政策建議

6.1結論

種業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基礎，種業競爭是科技的競爭，因此加快種業科技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種業發展分析了目前中國種業的現狀：（1）種業規模持續增長，增速快于全球市場，潛力巨大。（2）種業企業數量多，但缺乏競爭力，普遍大而不強，效益較低，對科技創新投入的積極性不高，與國際種業公司相比商業化育種存在較大差距。（3）中國屬于種子貿易大國，近幾年來種子進出口一直處于逆差狀態。

（4）在品種選育方面，中國與種業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者不小的差距，要加快注重種源“卡脖子”問題。（5）國際種業公司大舉進駐國內市場，通過實施本土化戰略搶占中國種子市場份額，給中國種業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也威脅著國家的種業安全。

目前中國種業發展面臨困境，要加快提高種業科技創新能力。通過分析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現狀發現，雖然中國在研發規模上占據優勢，但在影響力方面處于劣勢，缺乏自主創新技術，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具體包括：（1）種業企業創新能力不足。（2）科企協同創新共享機制不完善，科研分工不合理，育種體系研發效率低下，研發品種無法真正實現市場化和商業化。（3）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國家對市場監管和執法的難度比較大，種子突破性新品種很少，同質化嚴重，并未涉及原始創新。（4）種業科技創新監管體系不健全，種質資源保護利用度不足，科研工作難以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種業創新的可持續性難以得到保證。

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種權視角分析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水平，通過搜集 2002-2020 年的相關數據，數理分析不同創新結構、創新主體、空間分布格局間的植物新品種權的申請與授權情況，從而得出影響中國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結果發現：（1）農業產值對植物新品種權不同類別均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2）基于國內三大申請主體的申請與授權情況計算各自的競爭力水平發現，目前國內科研機構依舊是種業市場上的中堅力量，國內企業逐漸成為種業市場的主體。（3）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申請量和授權量都顯著高于西部，東部和中部明顯更加注重種子新品種的研發和創新，西部地區相對較差，且農業產值相對較高的農業大省，其申請與授權數量就會相對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選取影響種業科技創新的三個關鍵數據：農業產值、種業企業效益以及政府支持，收集2010-2020年的相關數據建立滯后對數模型實證分析其各自對中國種業科技創新的影響力度，結果發現：滯后三期的種業企業收益、當期的農業產值和當期的政府支持均對中國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6.2加快種業科技發展的對策建議

6.2.1構建以種業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用協同的創新路徑

企業強則產業強，種業收益的提高對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企業綜合實力的提升是發展種業產業的關鍵，種業企業獲得高質量發展后，便會加大對種子科研的投入，對種業科技創新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提高種業企業綜合實力來獲得更高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通過企業的兼并重組，建立屬于中國種業商業巨擘，進而匯集更多高端人才、技術資源、先進儀器等來提高種業科技創新的效率。另一方面，加速推進傳統育種技術升級，緩解“卡脖子”難題，減少部分種源對對國際種業的依賴程度。中國種業企業逐漸成為種業研發的主體，科研院所、高校院校和社會公眾也在廣泛參與種業科技創新，加強各主體之間創新過程中的聯結，加速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與協同創新發展模式。

6.2.2提高種業科技政府支持力度

推進現代種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引導、扶持、保障和監管，政府支持對種業科技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政府要加強在種業研發上的投入。由于種業新品種選育工作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和長周期性，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這種特性也決定了政府承擔起投資主體的作用。政府可以增加財政投入、出臺配套優惠政策、積極引進社會投資等方式提供長期穩定的政策引導和扶持；通過研發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扶持政策激發各主體的創新積極性；加大對創新主體企業的投資力度，重點投向規模大、信譽好、有帶動能力的種業龍頭企業和特色企業，穩固企業在現代種業高質量發展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完善創新激勵機制，優化投入結構提高科研人員的收入水平。

6.2.3保持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不同地區的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響，農業產值較高的農業大省創新能力水平相對較高。因此保持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農作物產品的附加值，走多元化道路是提升種業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路徑。

6.2.4保護種業知識產權

保護種業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即加強對種質、種源和品種的原始創新的保護力度。根據新修訂的《種子法》的要求，要加強對種子市場的監管力度，明確新品種快速檢測方法的法律地位，確定各方相關主體的責任，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堅決打擊各種違法違規行為，保護育種者的利益，鼓勵種子育種原始創新。

6.2.5加強種質資源保護

種子來源的自主可控是種子產業發展的關鍵基礎，要打好種業翻身仗，必須加強種質資源的保護和利用。科研機構、高校院校、種業企業等多方社會力量應加強合作，加快農業種質資源的清查，重視珍稀資源和地方保護品種的收集和保護，加大力度保障資源的生存。同時加強與國際交流與合作，引進優質種質資源。完善保護體系機制，制定生物資源多樣性保護中長期規劃。

6.2.6健全種子安全防控體系

保障種子安全是維護糧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線，保護種子安全，就是保護涉及生物安全、技術安全、社會安全等國家安全。在種業深度融入國際市場的背景下，加強種子安全意識要規范種子市場，加強市場監管，打擊種業各類犯罪活動。種子安全風險防控體系的構建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持。保障種子安全，要以《國家安全法》為首要法律，輔之以《種子法》、《生物安全法》、《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專門法律法規，從法律角度保障中國種子安全問題。同時，要加快種業科技創新，加速形成中國的種業壁壘，以科技優勢保證種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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