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保險是否改善了農業生態效率？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發布時間：2022-10-02 16:45

1緒論 1

1.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目的 3

1.1.3研究意義 3

1.2文獻綜述 4

1.2.1關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概念和測定方法 4

1.2.2關于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 7

1.2.3關于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的關系 8

1.3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 1 0

1.4創新點及不足 12

1.4.1創新點 12

1.4.2不足之處 12

2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 14

2.1相關概念界定 14

2.1.1農業保險 14

2.1.2農業生態效率 14

2.2理論基礎 15

2.2.1“兩山”理論 15

2.2.2委托-代理理論 1 6

2.2.3外部性理論 16

2.2.4農業再生產理論 17

3我國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 19

3.1我國農業保險的基本分析與判斷 19

3.1.1我國農業保險的特征性事實 1 9

3.1.2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 21

3.2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基本分析與判斷 22

3.2.1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特征性事實 22

3.2.2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制約因素 23

3.3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現狀分析 24

3.4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 25

3.4.1農業保險、生產要素投入與農業生態效率 25

3.4.2農業保險、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業生態效率 26

3.4.3農業保險、農業綠色技術進步與農業生態效率 27

3.5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區域異質性分析 27

4實證研究設計 28

4.1研究方法 28

4.1.1超效率 SBM 模型 28

4.1.2全局曼奎斯特生產率指數 29

4.1.3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30

4.2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30

4.3實證分析 34

4.3.1關于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測算結果 34

4.3.2基準模型結果分析 36

4.4穩健性檢驗 38

4.4.1內生性討論 38

4.4.2替換解釋變量 39

4.5異質性分析 40

5結論及建議 43

5.1研究結論 43

5.2政策建議 44

5.2.1加大農業保險創新力度 44

5.2.2制定明確的農業保險綠色補貼政策 44

5.2.3加大中部地區農業保險補貼力度 45

5.2.4加強教育引導 46

參考文獻 47

附錄 1 53

作者簡介 55

致謝 56

1緒論

1.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經濟總體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有力的保障了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一方面，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農業經濟的“工業化”、 “石油化”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現代農業生產方式與我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有著天然的區別，傳統農業生產技術依賴于日常耕作經驗的積累，而農業生產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就是以農業科技技術為基礎的農耕機械、化肥、農藥以及農膜的廣泛應用。隨著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的普及與應用，農業生產逐步轉向“工業化”和“石油化”。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在提升了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對農業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破壞，例如農村水資源的污染、土壤資源的污染、水土流失加劇、農業碳排放過量和草原荒漠化的現象均不斷加劇。同時化肥和農藥的利用率和農膜的回收率低下，冗余的化肥、農藥和農膜殘留等又對耕地和河流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污染。這種效率低下、污染嚴重的發展方式產生了負面的外部性，嚴重制約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扭轉這一趨勢，同時向高質量發展方式轉變，我國農業經濟就必須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此，我國農業經濟發展要做到經濟增長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平衡，統籌協調農業經濟增長、資源利用、要素投入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的高效、高質量發展，最終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

在 2022 年 2 月份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三農”工作的兩大底線是保障糧食安全和防止規模性返貧的出現。同時，大力開展綠色、高效的生產活動，推動鄉村振興取得新的進展，促進農業經濟的現代化轉型。因此，“三農”工作的重點是穩定農業產值和農民收入，同時推動農業朝著綠色、高質量的方向轉型，確保鄉村生態振興邁向新的臺階。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的優勢和財富，生態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國《“十四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中指出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農業發展必須加速推進至綠色轉型新階段。規劃中強調：要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農業污染水平，促進農業生產方式朝著清潔、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降低農業碳排放水平，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觀念，遏制農業面源污染；加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加強對農業主產區農業生態系統的保護，提升農產品的質量。因此，必須把改善農業生態環境作為下一階段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

農業生態化建設離不開強大的資金支持。農業保險是管理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的重要金融工具，對穩定農業產出、提高農民收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農業保險不僅在災前穩定農戶生產的積極性，幫助農戶擴大生產規模，而且通過災后向受災農戶賠付，化解了農戶的自然風險，提高了農業經營生產的風險保障能力，是促進農業穩定生產的重要方式。隨著農業保險的深入發展，農業生產過程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得到進一步緩解。在穩定農戶的預期之后，農業保險的發展會進一步影響農業生產方式，改變農戶對化學投入品的以來行為，促進新型綠色農業技術的運用，從而對農業生態效率產生影響。因此，農業保險在推動農業經濟轉型升級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發展農業保險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金融的角度出發，分散或轉移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風險，穩定農業生產的預期，從而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來達到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農業的生態化轉型離不開農業保險的“保駕護航”：一方面，農業經濟天然的“脆弱性”，容易受到環境與氣候惡化的影響，因此，需要發揮農業保險的風險保障功能，在風險發生后為農業經營者提供補償，穩定農業產出。另一方面，三農領域長期面臨融資難題，需要長期的政策性扶持。要促進農業的生態化轉型，就必須轉變“粗放型”農業生產和化學投入品試用行為，提高綠色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減少農業生產中的內外源污染，并且向農業清潔生產、農業綠色技術應用、農業污染防治等綠色生產活動領域配置充足的金融資源。農業保險剛好可以發揮政策引導的作用，并根據農業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為農業生態轉型的“關鍵”領域提供充足的風險保障。

雖有大量學者研究農業保險與農業經濟之間的關系，但是少有學者在研究中將農業綠色指標涵括在內，也少有學者從實證角度出發，研究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的關系。而隨著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農業保險的發展不斷完善，那么，農業保險能否真正地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增長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探索的問題。

1.1.2研究目的

近年來，農業生態環境污染的負面效應愈發加劇，農業經濟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資源約束，粗放式農業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中國農業經濟正面臨向高質量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農業經濟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生態化轉型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最本質特征，其目標是促進農業向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轉變，減少農業化學品的投入，平衡好投入、產出和環境影響三者的關系，最終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

農業保險是保障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引領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工具，也為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農業保險保障了農業生產者的收益，穩定了農業產出，并通過影響農戶的要素投入和生產方式對環境產生一定影響。因此，農業保險是否能夠在促進農業產出的同時兼顧環境影響，農業保險通過何種作用機制提高農業生態效率需要進一步分析探討。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有三個：第一，總結分析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從理論層面探究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第二，運用 2011—2019 年 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測算各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值，并通過面板回歸模型實證檢驗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第三，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完善農業保險體系，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相關建議。

1.1.3研究意義

農業保險是保障農業產出、管理農業生產風險的重要工具，對促進農業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農業保險的發展與完善深刻地影響并改變了農業生產方式，大量學者都認為農業保險穩定了農業產出，促進了農業經濟的增長，但對于農業保險是否在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了環境污染水平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農業保險是否對農業生態效率產生了積極影響呢？本文將基于理論分析，深入探究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豐富關于農業保險對農業經濟和環境綜合影響的研究，同時結合實證方法深層次探究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為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業生態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論補充。

農業保險不僅對農業產出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更是通過影響各類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對農業生態效率產生影響，因此，農業保險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離不開金融資源的大力支持，而農業保險是直接投入到農業領域的重要金融工具，但農業保險通過何種機制影響農業生態效率，不同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程度如何，是否具有區域差異性等問題還未得到較好的解決。本文從效率角度出發，深入探究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機制，實證分析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水平以及區域差異，為完善農業保險機制，明確農業保險發展方向提供政策建議。再通過對比分析東中西三個地區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差異，深入了解不同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程度，對影響程度較高地區的原因進行深入探究，為部分影響程度較低地區提供經驗借鑒，也為當地政府發展農業保險和制定農業經濟政策提供依據，同時對于推進農業經濟的現代化轉型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以及“碳中和、碳達峰”的目標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1.2文獻綜述

1.2.1關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概念和測定方法

生態效率的概念是由德國學者Schaltegger Sturm在1990年首次提出，Schaltegger 對生態效率的界定是經濟產出與環境污染的比值。從本質來說，生態效率衡量的是每單位經濟產出所造成的環境影響(Polcyn Jan, 2021) [1]。此后，各國政府紛紛將生態效率概念納入到相關政策的制定中，并根據不同的情況對生態效率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闡述 (Xu Xu,等，2021) [2]。生態效率概念的提出為綜合權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了科學的評判手段，也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推進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技術指導(Soliman Tare k和Djanibekov Utkur，2021)[3]。近年來，關于生態效率的研究在我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生態效率的研究對象從企業和城市等微觀領域逐漸擴展到產業等更為宏觀的領域。具體到農業經濟領域，過去包括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大部分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不考慮環境污染指標全要素生產率上，較少學者關注農業環境績效或農業生態效率。然而由于農業發展長期依賴于化學投入品，帶來了嚴重的污染殘留，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因此，在研究中僅僅從傳統生產率的角度出發已不再滿足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面對農業生態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必須把環境污染等非期望產出加入對農業經濟效率考察的系統中即農業生態效率。

農業生態效率是衡量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指標，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分析對于農業政策制定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Akbar Usman等，2021）［4］。農業生態效率是生態效率理論在農業經濟領域的具體應用，農業生態效率的本質是在一定的農業要素投入下，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為代價，獲得更多的農業產值。生態效率意味著區域環境承載能力之內的資源投入和農業經濟產出之間互相平衡（田欣宇和張景然， 2020）［5］，農業生態效率研究已成為深入探究農業生態環境條件與社會經濟因素相互作用、實現農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重要切入點（WangGuofeng等，2022）［6］。在當前農業生態環境面臨嚴峻挑戰的形勢下，黨中央提出要建設高效型和可持續型的“兩型”型農業，并要求“兩型”農業的發展必須要協調農業投入與產出、資源利用和環境污染三者之間的關系（侯孟陽、姚順波， 2018）［7］，基于此，農業生態效率需要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負外部性納入其測算范圍之中。農業生態效率的本質要求是以盡可能小的污染和盡可能高的資源利用率，產出盡可能多的農業產品。在實現產出最大化的同時也要重視對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非期望產出的控制（劉華軍、石印， 2020）［8］。 PishgarKomleh 等（2021）學者運用DEA模型對歐盟各成員國農業生態效率進行了測度，并通過比較發現包含非期望產出（農業碳排放）的模型比沒有包含非期望產出的模型更能提供真實的結果，更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做出準確的判斷［9］。

國外學者們多采用生態效率比值法、生命周期評價法、生態足跡分析法和能值分析法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聶彎、于法穩， 2017）［10］。生態效率比值法使用農產品經濟價值與環境影響的比值來表示生態效率，其數據收集和計算過程都比較簡單，但無法把投入指標考慮在內，因此，該方法的實用性不強。生命周期評價法是評估一個產品在其生產周期內產生的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生命周期評價法在實際應用中由于產品的生命周期邊界模糊，數據選取具有較大的主觀性，該方法備受爭議。

雖然我國對農業生態效率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農業的產出效率，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完成由“速度”向“質量”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農業生態環境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在國內的研究中，洪名勇、全文選（2012）運用生態足跡分析法，測算了貴州省農業生態承載力即生態足跡供給，并通過與農業實際生產中各項資源消耗比較，得出貴州省在1986年以后開始出現生態赤字，并逐年擴大，時至今日，貴州省農業經濟發展以及超過其生態承載力［11］。但生態足跡分析法在計算的過程中只片面的關注土地的數量和生產力，沒有考慮不同地區土地質量和生態功能的差異，因此在其計算結果可能低估土地的實際承載力。凌立文等（2015）采用能值分析法把區域內不同標準的能值轉換為統一標準的太陽能值，綜合比較、分析農業生態系統各種生態能值，進而對區域內農業生態、資源利用狀況進行評估［12］。能值分析法將資源、農業產出和環境等因素都納入計算范圍內，解決了資源定價分析的困難，但依然存在能值轉換率地域性差異、指標單一等問題（WangCui等，2021）［13］。隨著研究的深入，隨機前沿法（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EA）成為分解前沿技術和計算效率的主流方法，其中DEA可以同時處理多個投入指標、產出指標，既不需要預設函數關系，也不需要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因此成為國內外學者測度農業生態效率的主流方法。

目前國內已有大量學者基于DEA模型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和研究。研究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基于DEA模型對各地區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XuYanlin等（2020）運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山東省為研究對象，基于2004-2017年的數據，對山東省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了計算。結果表明，山東省的農業生態效率呈波動上升趨勢［14］。劉鵬凌等（2019）運用DEA模型對安徽省內的16個地級市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安徽省農業生態效率在2011-2014年呈下降趨勢， 2014-2017年開始波動上升，且地級市之間差異較大［15］。任紅霞（2019）使用DEA-CCR模型過對甘肅省蘭西城市群 2012-2016 年的農業生態效率測算，發現蘭西城市群的農業生態效率水平整體較高［16］。崔葉辰等（2020）運用超效率SBM模型對新疆自治區2008-2017年，14個地州市的農業生態效率測算并分析后得出，新疆農業生態效率呈“W”型波動上升，且南疆地區與北疆地區差異較大。并且南疆地區農業生態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南疆地區的粗放型農業生產方式限制了其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呵。張贇（2018）運用SBM模型對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四個地區 2005-2015 年的農業生態效率測算以后得出：陜西和寧夏的農業生態效率整體高于青海和甘肅，造成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地貌特征導致不同省份間占有主體農業生產活動和種植結構不同［18］。Guo Yanhua等（2022）運用DEA 模型和面板回歸模型對吉林省農業主產區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農業生態效率呈平坦的“M”型波動趨勢，呈現出具有階段性特征的波動增長趨勢，此外，農業技術推廣對提高農業生態效率至關重要［19］。類似的結論也體現在其他地區農業生態效率的研究中。Wei Wang、Yajun Ye（2017）運用DEA模型和面板回歸模型，基于貴州省的數據研究發現，技術進步是農業生態效率增長的主要因素［20］。

第二類是對我國整體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并分析其區域差異及效率損失的原因。白石秀和王宇（2019）運用DEA-CRS模型和DEA-VRS模型對31個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結果顯示，全國 31 個省份及自治區的農業生態效率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僅有 15 個地區的農業生態效率處于有效狀態，根據模型結果對比分析得出，農業生態效率的改善應主要從灌溉效率、農藥化肥利用率和農業生產技術等方面著手［21］。曾福生和劉俊輝（2019）運用共同前沿函數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對我國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算后發現，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區域差異較大，整體呈現出東部地區高，西部地區次之，中部地區最低的“U”型格局［22］。同時，陳箐泉等（2020）運用兩階段EBM模型測算后得出，我國省級農業生態效率的差距呈逐漸增大的趨勢。但在基于基尼系數、對數離差均值以及泰爾指數的計算比較下，省際間的農業生態效率差異較小且在不斷縮小［23］。農業生態效率低下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產出不足，另一方面是要素投入冗余，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污染排放。方永麗、曾小龍（2021）在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中發現，全國絕大部分地區不存在農業產出嚴重不足的現象［24］。陳美玲（2019）在對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冗余的分析中得出，農業生產要素的各項投入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冗余現象，其中以農業機械總動力的冗余率最高，這表明目前農業機械存在低技術、低效率、高耗能的現象［25］。

綜上所述，已有大量學者使用DEA模型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并發現我國農業生態效率水平整體較低且區域差異較大，但受限于研究區域和年份，既有研究中采用的指標體系和數據不盡相同，基于此，本文在借鑒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較為完善的指標體系測度我國農業生態效率水平。

1.2.2關于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

關于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指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有關的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政策、外部資源投入等等。在對內部因素的分析中發現，自然環境、農業經濟水平、農業規模化水平，農村居民收入、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資產等因素均對農業生態效率有明顯的積極影響，農業機械投入、灌溉用水量等因素對農業生態效率有顯著地負向影響(王寶義、張衛國， 2021)［26］。從外生因素來看，農作物的多樣性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改善有所幫助(Linlin Zeng 等, 2020) ［27］。城鎮化水平主要通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鎮經濟密度等途徑來促進農業生態效率，但隨著土地城鎮化的加劇會造成農村用地的減少進而降低農業生態效率(尚杰等， 2020) ［28］。李露、徐維祥(2021)運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發現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增加對西部及中部地區的農業生態效率呈顯著地負向影響［29］，王晶晶、周發明(2021)指出農旅融合發展有助于減少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減少農業污染物的排放，進而改善農業生態效率［30］。侯孟陽、姚順波(2018)基于空間計量和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分析得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態效率有較強的溢出效應和單一門檻效應，因此，農業生態相關政策的制定必須充分考慮農村勞動力結構［31］。

綜上，我國農業生態效率處于不斷上升趨勢，但區域間差異較大。農業生態效率受諸多農村內部因素影響，如人口老齡化、城鎮一體化、氣候和環境。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測度及對農業生態效率數據的分析上，關于如何改善農業生態效率，還鮮有學者進行研究。例如，農戶的綠色認知水平即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和對綠色生產知識的掌握程度，能夠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改善(黃瑪蘭等， 2022) ［32］。農業的發展具有天然的弱質性，政策的支持和金融資源的投入對改善農業生態效率至關重要。但劉鵬凌等(2022)采用Tobit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地方財政資金的投入對農業生態效率并無顯著影響［33］。曹俐等(2021)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命令型環境規制政策有助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改善［34］。姚辰璇、王佐文(2021)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發現，農業科技投入對農業生態效率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僅在東部地區顯著。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投入對農業生態效率無明顯的作用［35］。

1.2.3關于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的關系

實現農業生態轉型的重點在于減少農業生產過程中石油能源、化肥等要素的使用，提高資源循環利用和污染物處理效能，在保證高效產出的前提下形成綜合生態型農業生產模式。政策性農業保險由于其效率較高、政策引導力強等優勢被認為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農業保險可幫助農民應對各種風險，促進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CLopulisa等，2018）［36］。目前，鮮有文獻研究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業產出水平和農業保險對環境的影響兩方面。

在2012年頒布的《農業保險條例》中規定，發展農業保險的目的就是“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的抗風險能力”和“保障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即轉移風險和促進農業產出。大量研究結果表明，農業保險通過轉移風險和提高農業技術水平等促進了農業產出。 Nabi D. Avarskii等（2019）認為農業保險是管理農業風險的重要工具，農業保險可以有效分散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風險，從而提高農業產出水平［37］。陳俊聰等（2016）運用兩步系統 GMM方法分析得出，農業保險通過促進農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成果轉化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并且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這種影響越明顯［38］°Ezdini Sihem（2017）運用靜態面板模型，對2000-2015年期間23個國家進行了研究，結論是農業保險市場的發展對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有積極的影響［39］。李琴英等（2021）運用新經濟增長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發現，農業保險促進了農業產出水平的提高。其中，農業保險主要通過改善農業要素投入、促進新技術應用、優化生產結構來促進農業產出的提高［40］。

關于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至今仍未有統一的結論。馬久杰等（2021）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得出，農業保險的發展促進了規模化經營也影響著農作物的結構調整。農業保險的發展可以減少化學投入品的使用，降低了農業碳排放水平，進而緩解了污染［41］。馬改艷、賴永波（2021）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論和聯立方程組模型得出，在農業保險制度下，農戶會減少化學品的投入量［42］。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李琴英、陳芮格（2020）基于河南省農村調研數據，運用情景模擬的組建實驗和Probit模型分析得出，農業保險對化學品投入的影響取決于農戶對農業保險政策的認知水平。當農戶認知水平較高時，農業保險顯著地降低了化學品的投入，當農戶認知水平較低時則并無顯著影響［43］。

Jeremy G.等（2016）基于2000年至2013年美國各農場的面板數據研究則表明，農業保險規模的擴大對農藥、化肥及其他化學投入品的無明顯影響。而且，這些研究的對象地區包括美國各大洲、農作物和農業保險類別也存在較大差異［44］。HeJ等（2019）學者基于菲律賓的數據研究發現，隨著農業保險的發展，農民會增加農業化學品的投入［45］。而與美國產量或收入保險不同，我國的農業保險主要是成本保險為主，包括大災保險等在內的大部分保險本質都是成本保險。因此，我國農業保險主要對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成本投入決策有重要影響（西愛琴等， 2015）［46］。 TangLin、 LuoXiaofeng （2021）基于湖北、江西、浙江三省份的農村調研數據，通過內生轉換模型研究發現，農業保險的發展會促使農戶減少農業化學品的使用，增加環保型投入品的使用比例［47］。鐘甫寧等（2007）運用聯立方程組模型，以新疆瑪納斯河流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購買農業保險并不會對當地環境產生負面影響［48］。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還停留在測度區域農業生態效率和對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上，少有學者剖析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機理。而在定量研究中，前期文獻均是構建指標體系測度農業生態效率，很少有學者集中研究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基于此，本文在分析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理論機理的基礎上，利用中國 2011—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對農業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并實證研究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進一步豐富現有研究成果。考慮到我國的區域間經濟基礎和地理條件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將樣本按經濟發達程度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進行分區域考察，以期得出有效結論，進而更好地促進中國整體農業的綠色、高質量發展。

1.3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主要從五個部分的內容來對綠色金融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展開論述，具體如下：

第一部分為緒論，綜合闡述了本文的選題背景、目的及意義，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了整理和闡述，綜合分析了既有文獻中的研究結論和不足，由此引出本文所作研究的重要性和創新性。

第二部分為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主要對本文的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并闡述了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理論基礎。

第三部分是我國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主要對我國農業保險的和農業生態發展的特征性事實及制約因素進行分析，進而總結指出農業保險發展和農業生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然后從理論層面探究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分析其作用機制與作用機理，并提出研究假說。

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首先，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測度我國30個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值。其次，運用全局曼奎斯特指數法對農業生態效率分解為農業綠色技術進步和農業綠色技術效率，通過面板回歸分析，探究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最后，將樣本分為三組，分別進行回歸，以探究不同區域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針對內生性問題，本文采取系統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對內生性進行控制。另外，本文采取替換解釋變量的方法對實證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第五部分是結論與建議。基于理論和實證檢驗中發現的問題和結論，得出農業保險與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基于對本文結論，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框架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框架

1.4創新點及不足

1.4.1創新點

一是研究角度創新。以往對農業生態效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區域農業生態效率的測度，以及分析農村自然環境、農業經濟狀況等農業自身因素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本文創新性的從農業保險角度出發，實證分析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并全面深入探究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機理。此外，本文將全國 30個省份按經濟發達程度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進行異質性研究，進一步豐富了現有的研究成果，也多角度論證了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

二是研究方法創新。目前，具體采用是實證分析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在綜合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了包含非期望產出的農業生態效率，并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使得結果更具有代表性。此外，本文通過運用全局曼奎斯特指數，解決了傳統曼奎斯特指數可能會出現無解的問題，將農業生態效率值分解成農業技術綠色效率和農業綠色技術進步，對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業生態效率作進一步探究。

1.4.2不足之處

本文以省份為研究對象，使用全國 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測算了各個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并通過實證分析探究了農業保險和農業生態效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和作用機理，從而為建立健全農業保險體系，改善農業生態效率提供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但本文依然存在不足之處。

一是在測算農業生態效率的指標時，雖然已參考了大量優質文獻，但指標體系仍有不足。例如外源性污染如工業排放物對農業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等，還沒有包括在指標體系之內，因此，現有的指標體系還無法完全、準確的反映出農業生態效率的真實水平。

二是農業生態效率是一個系統性概念。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進行，農村綠色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金融科技和數字農業的不斷發展等等因素均會改變農業生產要素配置，

從而對農業生態效率產生影響，諸如此類因素是否能起到改善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亦

值得深入探討。

2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

2.1相關概念界定

2.1.1農業保險

農業保險屬于財產險，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受到意外事故和自然災害損失時，為農業生產經營者承保的一種財產保險。其中，農業生產主要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種植業面臨的主要風險是自然災害和病蟲害，嚴重的自然災害或病蟲害將直接導致作物的減產，農業保險可發揮其風險分散的功能，在事故發生后向農業經營者提供賠償，幫助農業經營者恢復生產，穩定產出水平。相比于種植業，養殖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養殖業面臨的主要風險是疾病和意外事故，而疾病和意外事故均具有偶然性和不可觀測性，由此可見，管理養殖業風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農業保險。利用農業保險的風險分散功能，將養殖業過程中的風險進行分散管理，降低養殖業經營者面臨的風險水平，并當事故發生后對經營者進行補償，促使其盡快恢復生產。

在農業經濟的現代化發展中，金融行業的力量不容忽視。保險是金融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保險是直接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的金融資源，因此，健全農業保險體系，為農業農村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是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和內在要求。本文的農業保險概念是指通過種植業、養殖業以及其他特色農業保險應用于農業生產過程中，促進農業產出水平，并通過影響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改變以往農業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進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農業生態效率。

2.1.2農業生態效率

農業生態效率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概念在農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在要求提高農產品質量和數量的同時，也要追求環境污染的最小化和資源投入的最小化。由此可以得出農業生態效率的內涵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無本質區別（王寶義和張衛國， 2018） [49]。由于傳統的測算生態效率的方法如比值法、能值分析法等均存在較大的誤差和主觀性，因此本文采用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 DEA 數據包絡分析法來測算農業生態效率（聶彎和于法穩， 2017) [10]，并將農業污染作為非期望產出納入測算的指標體系中。由于農業生態效率是在資源和環境約束下的生產函數中測算得到的，因此可以客觀的反映出農業的綠色發展水平。

2.2理論基礎

2.2.1“兩山”理論

農業生態發展是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經濟發展觀念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山理論”恰好為這種轉變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綱領性指引。“兩山理論”是習近平總書記結合其自身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長期、科學、系統的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論，實踐證明“兩山理論”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嚴謹的科學性，是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農業生態化轉型，實現鄉村生態振興的重要理論指引。

2005 年，習近平同志在基層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隨后學術界對“兩山”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細地論述。首先，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就是獲得“金山銀山”的同時破壞了“綠水青山”，這一階段是指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對自然資源利用是掠奪式的，粗放式的生產方式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外部性，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還不足夠，經濟的快速增長往往伴隨著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第二階段是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生產要素投入，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盡可能的將環境污染控制在最低的水平。第三個階段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綠色青山”變成真正的“金山銀山”。

“兩山”理論是推動農業生態建設、實現鄉村生態振興的重要理論指南。農業生態效率的是“兩山”理論在農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兩山”理論動態地勾畫出來農業生態效率的演進路線，從理論層面論證了出二者從對立走向統一過程。對于農業綠色發展的理解也可以包括三個維度遞次推進。對于農業生態發展的理解也可以包括三個維度遞次推進：首先是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實現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優化化學投入品的使用，大力推廣綠色施肥技術、生物施藥等農業綠色技術，降低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其次農業生態環境的優化。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環境得到保護，水質得到凈化，土壤得到修復，農產品質量優化，生產能力的持續性得到保護，保障綠色、優質的農產品供應。第三是實現綠色驅動發展，提高環境質量、農產品優質化，打造生態美麗的農業農村，推動農業綠色發展。

農業生態效率的內涵是“兩山”理論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具體體現，即以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的前提下，提高農業產出效率，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因此，在農業生產中，要重視農村資源、環境和土地的自然承載力，在保障農業產出的前提下，逐步限制農業化肥和農藥等化工產品的使用，合理配置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

2.2.2委托-代理理論

委托-代理理論也被稱作激勵理論，該理論的研究目的是提高經濟發展或生產中的效率，降低效率損失。委托-代理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為如何建立適當的制度或機制設計。委托-代理理論適用于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如何改革各種經濟生產組織，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委托-代理理論要求生產組織要以激發成員的積極性為根本措施，以成員的個性為指導，以促進生產水平為最高目標，立足于生產實際建立相應的激勵手段和機制，促使生產組織實現規范化、固定化，降低生產成本，推進組織成員的個人目標和組織的目標相統一。委托-代理理論主要包括兩方面：激勵制度設計和行為導向制度設計。激勵制度是指組織應在了解成員的實際需求后，設立相應的獎酬制度，調動成員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組織不斷發展，并達到預期目標。因此，在農業保險的激勵機制設計中，政府可以對農業保險公司實行稅收優惠、保費補貼等手段，降低經營成本，促進農業保險產品開發和業務發展。保險公司應以促進農業生態效率提高為行為導向，對實行綠色生產方式的農業生產經營者降低其費率或進行補貼，以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行為導向制度設計是指生產組織根據其生產制定的相關措施，以提高生產水平，推動成員以組織期望的目標發展。在農業保險制度中，政府朝著促進農業綠色化、可持續化發展，而保險公司則已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由此需要一套行為導向制度，讓農業保險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達到政府期望的目標，推動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

2.2.3外部性理論

1890年，著名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中首次提出了外部性這一概念。馬歇爾認為，影響一個經濟主體生產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隨后多位學者先后對馬歇爾的外部性經濟理論做了延申和拓展，從而為排污費和環保稅的開征提供了理論依據。在隨后的百余年時間里，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外部性理論的含義不斷豐富。外部性的實質就是一個經濟主體對其他經濟主體造成了非市場化且無法度量的影響。經濟學家庇古認為，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個體邊際產值和社會邊際產值之間存在差異，并由此對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進行了區分，也由此產生了庇谷稅。科斯在庇古的基礎上對外部性理論做了延伸，并探索通過市場手段將外部性“內部化”，試圖通過市場自身來解決外部性問題。

但科斯的理論依然存在局限性，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市場化程度不夠高，也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交易制度。農業生態環境的產權難以界定。因此，在我國外部性的存在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市場失靈。要解決市場失靈必須依靠政府政策等具有公共屬性的工具，對邊際社會成本和邊際社會收益進行控制和管理。農業生態環境作為一種產權不清晰的公共產品，其公共屬性導致與之相關的問題無法完全依靠市場機制解決。一方面，當農業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或化學品殘留造成了環境污染后，農業生產經營者并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賠償或受到懲罰。另一方面，農業生態環境受到污染或破壞的程度無法度量。因此，農業生態環境問題無法單純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我國農業保險的經營原則是結合政府的政策指導和市場經營，農業保險的政策屬性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通過政策導向，引導農業生產經營者采取綠色、環保的生產模式，降低農業化學品的投入，從而達到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的目的。

2.2.4農業再生產理論

農業再生產包括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其中，自然再生產是指在自然規律的指導下，種植農作物或養殖牲畜的初級生產過程。經濟再生產是指在人們根據市場需求對各種農作物進行加工生產的過程。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將社會再生產分為社會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農業再生產也可類似的分為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農業簡單再生產與生態環境等自然因素有關。農業擴大再生產更多的依賴于生產資料的增加、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農業技術進步等等因素。生態環境、農業自然資源稟賦、農業科技水平等因素對農業再生產過程有著重要影響。其中，自然環境風險、技術風險的存在會對農業產出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農業再生產過程必須由農業保險提供保障。

農業生產中面臨的風險有意外事故、重大風險和環境污染等。當自然災害發生后，保險公司會實地勘察，并對投保農戶的損失情況做出詳細評估，農戶可獲得相應的農業保險賠付，使得農戶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籌集資金進行農業再生產。農業保險可以最大程度減少農戶的損失，促進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保險也可以改變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

(Minxian Zhang, 2021) [50]。農業保險作為管理農業風險的重要工具，會改變農戶對風

險的預期水平(黃穎、呂德宏， 2021)，進而影響化學投入品的使用、新技術的采用等

[51]。

農業再生產理論是研究農業經濟的重要理論。本文將農業再生產理論的內涵進行拓展和延伸，作為農業保險如何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理論基礎。本文在第三章節將以農業再生產理論為指導，探究農業保險如何在促進農業產出的前提下，減少化學投入品的使用，進而促進農業生態效率。另外農業再生產理論也是計算農業生態效率的投入指標選擇的重要理論基礎。

3我國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

3.1我國農業保險的基本分析與判斷

3.1.1我國農業保險的特征性事實

農業保險是管理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的重要手段，是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轉型的重要保障。我國農業保險地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復雜性，厘清農業保險的發展歷程，探究農業保險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目標和特點有助于把握如今農業保險發展的方向，對完善農業保險體系，健全農業保險機制并有效改善農業生態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階段（建國初期-1958 年），這一階段是農業保險發展的起步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促進農業生產，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部分省份開展了牲畜和棉田保險試驗，但由于農業保險業務發展過快，管理混亂等情況，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被迫停止了農業保險業務。1958 年，中央政府財經會議上做出決定，停止國內一切保險業務。至此，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第一階段結束。在這一階段，農業保險的發展具有較大的盲目性，保險公司的管理水平沒有跟上農業保險的發展腳步，在此之后，農業保險的發展進入了停滯期。

第二階段（1982-1992 年），這一階段農業保險發展迅速，呈現出高增長、高賠付的特點。改革開放以后，為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夯實農業基礎，我國逐步恢復了農業保險業務。在 1982 年央行發布的《關于國內保險業務的情況和今后發展的意見》的指出，各地方政府應從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出發，以促進農業生產為目標，積極開展農業保險及相關業務。從此，揭開了農業保險的第二發展階段的序幕。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全國各個省份均開展了農業保險業務，如豬、牛、魚、蝦等養殖項目以及糧食、蔬菜、棉花等傳統種植項目均被納入農業保險范疇。從 1982年 1992年，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由最初的23萬增長到&17億元①，是建國以來農業保險增長幅度最大的階段，這一時期農業保險的發展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動，增速較快。由于這一階段政府的強力干預，我國農業保險規模不斷擴大，客觀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因此，這一階段也被稱為中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政府的指導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按照“未雨綢繆”

① 數據來源于中國銀保監會官方網站的經營原則，不追求商業利益，取得了很好地社會效益。但這種以政府干預和指導的經營方式顯然不符合市場規律，也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此外，地方政府在發展農業保險過程中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強制農民以村或鄉為單位集體投保，保費由基層政府統籌收取。這種做法顯然對部分農民造成了一定的負擔，引起了部分農民的抵觸。以上因素為之后農業保險的衰退埋下了伏筆。

第三階段(1993-2003年)，在這一階段農業保險業務逐步走向停滯。進入90年代后，我國保險公司開始轉向商業化經營。由于農業保險業務的高賠付率，加上政府并未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農業保險改革方案，在失去了政府的部分扶持之后，人保公司開始對虧損較為嚴重的農業保險業務進行“戰略收縮”。這一經營戰略的轉變提高了公司的經營效率，促進了保險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但農業保險業務的規模逐年縮減，并處于停滯階段。

第四階段(2003-至今)。在農業保險業務發展停滯的情況下，我國開始對農業保險經營模式進行反思，并開始逐步探索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我國立足于農業經濟的實際情況，由政府牽頭主導，結合市場管理和政府政策指導，逐步建立渠道“多樣化”、經營主體“多樣化”的農業保險體系。農業保險的新探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首先，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呈逐年上升趨勢。從圖3-1 不難看出，從 2006年開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一直呈上升趨勢①。其次，農業保險產品逐漸豐富，除主要的糧食作物外，保險公司還因地制宜開發了林木、特色蔬菜、煙葉等特色農作物保險。最后，農產品價格、天氣氣象等均納入了農業保險的承保范圍。在各種政策的推動下，農業保險業務發展迅速，政策性農業保險體系初步形成。

至今，我國農業保險已經形成了多經營主體共同經營的模式，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對農業保險的發展進行引導和支持。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農業保險的保障水平有了顯著地提升，保險范圍不斷擴大，并且基本覆蓋了農業生產面臨的風險。同時，各地方政府通過“以獎代補”的方式鼓勵地方特色險種的開發，地方特色險種的豐富，滿足了各地方不同的保險需求，有力地保障了地方農業生產。此外，農業保險業務發展迅速，賠付支出不斷增加，2021年已達到4757億元②農業保險在恢復農業生產，穩定農業產出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② 數據來源：中國銀保監會官方網站

圖 3-1 農業保險保費收入

3.1.2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

時至今日，我國農業保險已經經歷了70 余年的發展，為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業保險的發展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許多制約因素。

一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是保險行業難以根除的頑疾。逆向選擇主要是由于保險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現階段，我國農業保險費率往往由省級保險公司統一規定，統一化的保險費率難以準確的反映出差異化的風險水平。與此同時，保險公司并不能完全識別農業經營者面臨的風險以及在自然災害等事故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下，面臨較低風險的農戶在投保后往往得不到較高的保費補償而逐漸退出農業保險市場。面臨高風險的農戶在投保后致使保險公司為避免虧損而提高投保的費率，這又會使得低風險農戶退出保險市場，最終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市場失靈。

農業保險市場中的道德風險包括投保農戶和保險公司雙方。農產品的種植或生產的質量往往取決于農業經營者的管理能力和經營態度。一些農戶并沒有認識到農業保險的風險保障功能，在投保后采取消極的態度進行經營和生產，甚至在農產品市場價格下降時，故意損壞產品以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另外，保險公司無法監督或識別農戶的生產行為，導致農戶在投保后并不會主動采用新技術或將現有的生產設施進行升級。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也存在道德風險。例如，有些保險公司會制造虛假的保單來騙取政府的財政補貼，以及在災害后不積極地賠償投保農戶的損失。

二是農業保險的有效供給不足。我國幅員遼闊，各區域農業生產活動面臨的風險有較大的差異。不同區域的自然條件、市場化程度、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戶的素質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業保險投保的標的、面臨的風險等等都不盡相同。農業生產經營的復雜性給農業保險公司帶來了較大的管理難度，農業保險的高賠付率也使商業性保險公司“望而卻步”，嚴重制約了農業保險的供給。

三是農業保險的創新性不足。我國農業保險產品的形式較為單一，無法滿足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實際需求。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經濟呈現出經營方式多樣化的特點，不同類型農業生產經營者對農業保險的需求是不同的，以及在不同的生產階段對農業保險的需求也不盡相同。但保險公司并未依據實際需求設計相應的保險產品，在經營成本和高賠付率的雙重壓力下，大部分保險公司選擇采用“一刀切”方式開發農業保險產品，在產品的設計上“同質”化較強，缺乏靈活性，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實際需求。究其原因，在于農業保險的激勵機制不足，農業保險的經營目標間往往存在矛盾，農業保險公司在兼顧其社會責任的同時缺乏主動創新的動力。再加上自然災害的突發性和周期性，也給保險公司的產品設計帶來了較大的難度。

3.2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基本分析與判斷

3.2.1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特征性事實

進入 21 世紀以來，農業生態問題面臨著更復雜的局面，與此同時，我國于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對農業經濟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國農業經濟依然存在效率低下、污染嚴重等問題。在2008 年中央全體會議中指出，我國農業生態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粗放，效率低下，農業科技水平低下，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較為嚴重。此外，氣候和環境因素對農業生產有較大的影響，耕地面積減少，農業生態環境面臨較大壓力。

為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國務院于 2015年發布《全國農業可持續規劃(2015—2030)》 (簡稱規劃)，規劃中強調要全面加強對農業內外源污染的防控和治理，合理配置農業化學投入品，提高使用效率，減少農業污染排放；加強農業綠色技術的創新與應用，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2016 年，在《農業現代化規劃》中并指出要牢固樹立“兩山”的理念，推進農業生態發展，并由農業部、水利部牽頭組織一系列綠色興農重大工程。

與此同時，各地方政府也結合自身實際，出臺相關政策法規，積極推進農業生態轉型。各地區加快推廣化肥農藥減量增效，農業投入要素持續優化，科學施肥用藥技術加速推廣。如圖3-2所示，主要糧食農作物化肥利用率和農藥利用率逐年增加，并均在2020 年突破40%①，完成了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的目標。

進入新時代以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引導和推動下，農業生態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農業生產能力邁上了新臺階，農產品安全質量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持續增加。但是在如今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我國農業生態環境面臨著國內和國際上較為復雜的局面和諸多問題及挑戰。

3.2.2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制約因素

一是農業生態環境污染嚴重。目前，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嚴峻，隨著城鎮化的加速，城鎮工業污染物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染等外源污染不斷向農村擴散。與此同時，農業內源性污染問題依然嚴峻，化肥、農藥以及農膜等化學品的濫用，是造成農業面源性污染的主要原因（陳俊聰等， 2016） [38]。過量的農業化學品殘留會直接導致土壤的污染，造成土壤中養分的流失，影響農作物生長的質量，從而嚴重危害農業生態環境和糧食安

① 數據來源：根據農業農村部官方網站數據整理得到。

全。化肥、農藥利用率雖然逐年升高，但總體依然處于較低水平。農業生態環境的污染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生態化轉型。

二是農業粗放式生產方式還未改變。首先，農業生產方式依然處于較為粗放的階段。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生產依然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的粗放式發展方式，農業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之間存在矛盾。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農產品競爭力不強的問題日益凸顯。農業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資源和環境約束，綠色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其次，農業生態化轉型的成本過高。農業生態轉型對土壤、肥料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導致農業轉型的發展成本高。綠色農產品生產需要綠色、無污染的生態環境，由于之前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現在需要通過系統性生態修復，間接增加了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成本。最后，農業科技水平的低下和人才的缺乏從根本上抑制了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目前我國可應用的農業科技成果較少，無法滿足農業綠色發展的需求。

3.3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現狀分析

經過十余年發展，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從農業保險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農業保險的發展具有明顯地政策指向性，換句話說，農業保險要服務于當下的農業政策目標。當今農業經濟正處于轉型階段，建設綠色、可持續型的農業已經成為農業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作為分散和管控農業經濟風險的主要工具，農業保險是成為推動農業經濟轉型、改善農業生態效率主要政策手段。

造成農業污染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農業化學品的過度投入，改變農業生產行為將成為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環境最直接的途徑。要改善農業生態環境，降低農業污染，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升級，就必須在穩定農業產出的基礎上減少農業化學品的投入。因此，必須發揮農業保險穩定農業產出、保障農民收入的作用。農業保險可有效的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并通過風險分散和保費補貼機制提高農民的收入預期，從而影響其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農業化學品投入行為。

此外，要改變以往農業粗放式發展模式，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就必須大力推廣農業綠色技術。而農業綠色技術的采用需要較高的成本，農戶在收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FangLan等（2021）研究發現，農業保險可以通過為采用綠色技術的農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水平，來分散采用綠色技術的風險，鼓勵農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采用綠色技術［52］。農業保險是激勵農業生產經營者采用更加綠色、環保的新型農業技術政策手段之一。農業綠色技術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減少農業生產中的污染，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業增產增收，有利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因此，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具有積極地意義。

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多維度的，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環境會同時造成正面和負面影響，但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最終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環境產生何種影響效果還并未有權威且統一的結論，本文將在下一節具體分析農業保險影響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機制。此外，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影響還與區域自然條件、農業生產經營者的生產偏好、農業結構、農業保險的覆蓋范圍等許多因素相關，這些因素導致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環境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結果。因此，為了解決農業污染問題，有效發揮農業保險的政策引導作用，促使農業保險朝著“綠色方向”發展。此外，必須加強農業保險的政策約束，改變農業保險的產品結構、補貼方式以及費率等，在穩定農業產出的基礎上改善農業化學品的投入和農業生產方式。

3.4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

3.4.1農業保險、生產要素投入與農業生態效率

農業保險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進而降低單位面積內化學投入品的過量使用，減少農業面源污染，從而提升農業生態效率。現有研究一致認為，農業保險的發展為農戶提供了風險保障，提升了農戶擴大生產規模的意愿（張玉環， 2018）［53］。寧滿秀（2007）基于預期效用理論分析得出，購買農業保險和農業生產方式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過程。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會通過改變化學品投入行為、提高農業機械使用效率等方式來改善農業生態效率［54］。對于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來說，采用綠色技術進行生產的成本非常高，因此，規模較小的農戶在進行生產時采用新施肥、施藥技術的意愿不高。農戶在追求產量的同時會加大化學投入品的使用，造成化學投入品的過度使用。而在經營規模適度擴大產生的規模效應，會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化學投入品的使用效率（田紅宇、祝志勇， 2018）［55］。

首先，經營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充分發揮化肥、農藥的規模效應。擴大經營規模有助于農業生產經營者更加重視投入的成本，進而減少單位面積化學投入品的使用。其次，經營規模的擴大能夠提高農機作業效率進而整體上降低農業機械動力和油耗。規模經營有助于節水技術的運用、灌溉效率的提升，進而降低灌溉過程中的碳排放。最后，規模經營有助于土壤養分管理和耕地保護，進而控制耕作過程中的有機碳流失。綜上，可以認為農業保險優化農業生產要素配置、減少農業灌溉和農業機械的碳排放，最終降低農業污染排放水平。但隨著經營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經營者會面臨高昂人力成本問題和效益最大化問題，經營者會加大農業機械和化學品的投入，從而抵消生產規模擴大初期化學投入品的減少效應，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劉瓊、肖海峰， 2020）［56］。因此，農業保險是否能優化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降低化學品使用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3.4.2農業保險、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業生態效率

Grassauer Florian 等（2021）在運用 DEA 模型對奧地利農場的生態效率研究中發現，農業生態效率取決于農業的生產結構［57］，因此改善農業生態效率可以通過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來實現。

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絕大部分屬于政策性農業保險，對不同農作物實施不同保費補貼將直接影響到農戶的種植行為（谷政等， 2012;寧滿秀,2007）［58］［54］，因此，政府可以通來對不同農作物實施不同的保費補貼標準政策來調整農業結構。在2021 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指出，保障糧食安全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現階段我國農業保險的政策目標還是以保障糧食安全為主。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會促進糧食作物種植比例的提高（張偉等， 2019）［59］。研究發現種植糧食作物所需的化學投入品較少（羅斯炫等， 2020）［60］，因此種植糧食作物可以明顯降低環境污染水平。相比于糧食作物，大部分經濟作物如瓜、果、蔬菜等，需要更多的化肥、農藥投入來保障其產量（吉夢喆、陶園， 2021）［61］，過度施用的化肥、農藥不僅會對環境造成直接的污染，而且化肥的成分較為單一，長期施用會破壞土壤本身所含的微量元素，對農作物品質造成不利的影響。另外，常明等（2019）學者運用投入導向型DEA模型測算發現，我國糧食作物灌溉效率較高，且灌溉用水量所占比例處于下降趨勢，因此種植糧食作物有利于節水技術的推廣與應用，有助于節約水資源，降低灌溉造成的碳排放。綜上，農業保險的發展能夠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從而降低農業污染排放，改善農業生態效率［62］。

3.4.3農業保險、農業綠色技術進步與農業生態效率

現有研究一致認為，農業保險會促進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但農業保險是否能促進農業綠色技術水平，從而改善農業生態效率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由于農業生產的“弱質”性和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抗風險能力差，農業生產經營者往往采用保守、傳統的生產方式。而鼓勵農業生產經營者采用新技術的前提就是為其提供充分的風險保障。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能夠提升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抗風險能力，促進農業生產經營者采用新技術，從而促進了農業技術的進步。但農業技術進步是多方面的，這意味著農業保險可能促進了環境友好型的綠色農業技術的進步與應用，也有可能促進了非環境友好型、高化學品投入的農業技術（魏金義、祁春節，2015）［63］。李燕等（2018）學者采用GML指數法和動態面板回歸分析得出，農業保險發展促進了農業綠色技術進步，但抑制了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的提高［64］。由于保險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問題，部分農戶投保的初衷就是為了獲取保費補貼，因此，并不會對綠色技術設施進行升級和維護。基于此，農業保險通過促進技術進步來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存在不確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 1：農業保險可以有效地促進農業生態效率地提高。

3.5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區域異質性分析

我國疆土遼闊，且東西跨度較大，自然資源稟賦和農業經濟發展條件存在明顯差距，各地政府制定的農業經濟政策和執行效果也不盡相同。經過測算我國各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具有明顯差距，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也訊在明顯差異（劉華軍、石印， 2020）［65］。這種差異主要在于各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和農業政策制定及執行的效果不同。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往往基于政績考核，將資源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尤其是地方經濟增長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會選擇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在經濟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政來源充足，因此更愿意主動承擔環境責任，農業生產經營者也更注重對綠色技術研發的采用（沈洪濤、馬正彪， 2014）［66］。在經濟發達地區，金融體系相對比較健全，農業保險制度完善，農業保費收入較高，所以農業保險為農業生產經營者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體系薄弱，農業保險發展收到資金缺乏的制約，農業保險發展也相對滯后。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2：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有明顯的區域異質性。

4 實證研究設計

4.1研究方法

4.1.1超效率 SBM 模型

對生產效率的分析一直是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問題，C.W.cobb和Douglas (1928)共同創立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PiaGhoshal和Bhaskar Goswami.，2017)[67]，通過分析一定技術條件下投入和產出的關系，進而優化生產要素資源配置。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假設前提是所有生產單位同質且技術水平一直，但現實條件很難滿足這一假設。大量學者對這一缺陷進行了研究和改進，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了 DEA模型。

由于DEA模型即數據包絡分析法不用預先設定函數方程，且不受指標個數的影響，可以同時計算多個投入或產出指標，已經被學者們廣泛用于計算投入產出效率(Tsionas Mike G 等,2021;Taleb Mushtaq 等,2022;Jianhui Xie 等,2021;Zahedi-Seresht Mazyar 等,2021) [68][69][70][71]。數據包絡分析的過程是先構建生產技術集，以此來計算最佳生產前沿面，在此基礎上，基于生產單元到生產前沿的距離來估算效率。傳統的DEA模型沒有考慮到投入和產出的松弛性問題，基于此,有學者提出了改進的DEA模型-SBM(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是是一種非徑向的分析方法，通過直接度量多余的投入量和不足的產出量來測算效率，但SBM模型在測度效率的時候會出現多個效率值同時為1的情況，進而無法對效率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評價，為此學者提出改進的SBM模型：Super-SBM 模型，即超效率SBM模型。該模型改進了 SBM模型中由于直接輸入投入和產出變量而導致的徑向和選擇差異帶來的影響，具體形式如下：

MinpSE=

其中，S. t》；=],片“屛廠s- WXik (i=1,2,3,4.....m)

S.力》；=］，片屏內佔+三yrk (r=1,2,3,4….s)

Xj > 0 ,i=1,2....n(j^k),s->0, s+>0.

在公式(1)中，pSE是測度的效率值，易為權重，x和y分別代表投入和產出；m 和s是代表投入和產出的指標的個數，s-和s+代表投入和產出的松弛量(投入和產出到生產前沿面的距離即為松弛量)。

4.1.2全局曼奎斯特生產率指數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要素生產率是包括人力、資本以及資源在內的資源利用開發效率，通常來講包括效率變化，技術效率變動以及技術進步率。目前，在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方法中，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數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可以將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動和技術進步率，但由于曼奎斯特指數法在利用線性規劃求解時會出現無解的情況，導致數據中出現缺漏值，為此，Oh,D.-h等學者提出了全局曼奎斯特—羅恩伯格生產率指數法( GMLPI，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Kai di Liu 等， 2020) ［72］。 GMLPI 法具有可傳遞性和可累乘性，首先 GMLPI 法需要構造一個全局的環境生產技術集，使其把所有當期的環境技術都包括，構成一個新的技術集，將各決策單元的所有考察時期作為基準構建生產前沿面，在滿足循環性的前提下又解決了參數方程可能無解的問題，并且在t期和t+1期的效率的增長可以分解為效率變動和技術進步。參考李燕等(2018) ［64］的研究及本文所研究的主題，本文將GMLPI

指數定義為：

其中，GMLt,t+1 是指效率，D (x,y,z)=max{^l (y + Py，b - ^z) E P(x)}，它是依據

全局生產可能性集合參照集得到的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D (x)表示對每一個投入向量 x都能產生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的組合，T表示時間，t和t+1表示兩個相鄰的日期， G表示當期基準。GML可進一步分解為綠色技術效率(Ec)和綠色技術進步(Tc), 綠色技術效率是衡量生產單位從t期到t+1期實際生產點向生產前沿面靠近；綠色技術進步是衡量生產前沿面向外擴張的動態變化。

4.1.3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本文以農業生態效率為因變量，農業保險發展為自變量，探究農業保險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相比于靜態面板模型，動態面板模型能從一定程度克服變量遺漏和反向因果問題，因此，本文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放入解釋變量之中，從而考察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動態影響。本文將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Yit邙oYt_i+B1nSit+ZMBkControlit +險+氐（4-3）

其中，Y表示被解釋變量，Yt_i表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被解釋變量分別農業生態效率（Aee,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農業綠色技術進步（Tc）、農業綠色技術效率（Ec）。InSit為解釋變量，表征農業保險發展水平，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分別是農業種植結構（Aps）、受災率（Adr）、農業機械化水平（Am）和農村新能源使用面積（Solar）。山和8it為無法觀測的個體效應和殘差項，i=1, 2，3，4.......30，代表我國30個省份（自治區），t代表時間。

4.2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農業生態效率。根據現行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對農業生態效率（Aee，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進行測算，參考李露、徐維祥（2021） [29],王寶義、張衛國（2018） [49]，王寶義、張衛國（2021） [26]、曾福生、劉俊輝（2019） [22]等的研究成果，將投入目標設定為農業從業人員、農村播種總面積、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和農業灌溉總面積。產出指標設定為農業總產值，以農業污染物殘留和農業碳排放為非期望產出指標，指標體系如下表所示。根據既有文獻的研究，本文采用六種投入指標來衡量農業的投入情況。第一，勞動力投入，本文以農業從業人員作為農業勞動力投入的指標，現有數據庫中只有農林牧漁從業人員數量這一指標，因此本文參考李露、徐維祥（2021） [29]的做法，用農業產值與農林牧漁總產值之比將農業從業人員從農林牧漁從業人員中剝離出來；第二，土地投入，土地投入指標一般使用耕地面積或農作物播種面積來表示，但后者更能反映出實際土地利用率（王寶義、張衛國， 2018） [49]，因此，本文采用農作物播種總面積來表征土地投入。第三，化肥投入，本文采用化肥施用量來表征農業氮、磷、鉀以及復合肥等農業化肥總體投入；第四，農藥投入，參考以往研究，使用農藥使用量來表示農藥投入；第五，農業機械投入，農業機械的推廣與應用是現代農業的重要特征，本文采用農業機械總動力來表示農業機械投入；第六，農業灌溉投入，本文參考既有文獻的研究，采用有效灌溉總面積來表征農業灌溉投入。第七，農膜投入，根據以往研究，本文采用農膜使用量來表征農膜投入。

在以往研究中，表征農業期望產出的指標一般有農林牧漁總產值和農業總產值，基于測度結果的準確性和投入、產出指標口徑的統一性，本文采用農業總產值來表征農業期望產出。農業非期望產出為農業污染殘留和農業碳排放。農業污染殘留主要包括農藥、化肥的流失以及農膜回收不徹底導致的殘留，參考尚杰等（2020） [28]等的做法，以化肥、農藥和農膜殘留量來表示農業污染殘留水平。其中，化肥殘留量等于化肥施用量與其流失率的乘積，農藥殘留量和農膜殘留量的計算方式亦是如此。根據現有研究結果，化肥流失率設定為為 65%，農藥流失率設定為 50%，農膜殘留率設定為 10%（王寶義、張衛國， 2016） [26]。

農業碳排放主要來源與農業生產過程中，主要包括農業機械所使用的化石燃料以及農業灌溉、耕作、施肥、施藥過程中電力消耗所間接造成的碳排放。因此，本文選取化肥使用量、農藥使用量、農業灌溉面積、農用薄膜使用量、農用柴油使用量和耕作面積等六項指標（見表 4-1），將上述指標乘以相應的碳排放系數并加總，以此來計算農業碳排放總量。參考國內學者的一般做法將農業碳排放的計算公式設定如下：

Da = S Di=^ Ei x （4-4）

表4-1 農業生態效率計算指標指標類型指標選取指標說明數據來源-

勞動力投入投入農業從業人員農林牧漁從業人員x （農業總產值/ 農林牧漁總產值）國家統計局、

EPS數據庫

土地投入農作物播種總面積（千公頃） EPS數據庫

生產資料投入化肥投入化肥施用量（萬噸） EPS數據庫

農藥投入農藥使用量（萬噸） EPS數據庫

表 4-1 農業生態效率計算指標（續）

指標類型指標選取指標說明數據來源

農業機械投入農業機械總動力（萬千瓦時） EPS數據庫

生產資料投入農業灌溉投入有效灌溉面積（千公頃） EPS數據庫

農膜投入農膜使用量（萬噸） EPS數據庫

期望產出農業經濟增長農業總產值（萬元） EPS數據庫

非期望產出農業污染殘留農藥、化肥流失量和農膜殘留量的總和

化肥、農藥、灌溉、農用柴油、農手動計算

二氧化碳排放膜、農業灌溉和耕作的碳排放總和

（萬噸）手動計算

其中，Da表示農業碳排放總和，Di代表各種農業碳排放源的排放量，Ei代表化肥、農藥、柴油的使用量以及耕地和灌溉的面積，&表示碳排放系數，主要包括：化肥（0.896 千克/千克），農藥（4.934千克/千克），柴油（0.539千克/千克），農業耕作（312.6 千克/公頃），農業灌溉（20.476 千克/公頃）。相關碳排放系數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碳排放交易網，農用柴油量數據來源于 EPS 數據庫。

另外，本文GMLPI指數法，將農業生態效率分解成農業綠色技術進步（Tc）和農業綠色技術效率（Ec）。其中，技術進步率是指代表最先進生產技術的生產前沿面整體向外移動的動態變化過程，即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相同的投入水平獲得更高的產出水平。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的提高是指在勞動、土地、資本等投入要素比例不變的情況下，采用環境友好型生產技術，以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提升農產品產量和質量。農業綠色技術效率是指在現有技術水平下，合理配置各生產要素，減少效率損失，使各生產要素發揮其最大的功能，使既有技術水平的生產力達到帕累托最優水平。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的變動是通過農業生產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新技術的應用、農業加工企業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鏈的延長等，可以使各種要素優化配置，資源利用效率得以提高，從而促使農業生態效率提高。

（2）解釋變量：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農業保險收入反映了一個地區的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農業保險收入越高代表農戶投保支出越高，也代表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較高。結合相關文獻，本文選取人均保費收入作為衡量農業保險發展水平的指標（馬述忠、劉夢恒， 2016） [73]。

（3）控制變量：農業種植結構（Aps）反映出了一個地區內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水平，在數據上以非糧食播種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的比值來表示；農業受災率（Adr）反映出了自然災害對農業經濟的影響程度，采用農業受災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的比值表示；農業機械化水平（Am）反映了一個地區農業生產的效率，農業機械的應用對提高農業產出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農業機械所產生的碳排放又對農業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農業機械化程度對農業生態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農業機械化程度用農業機械總動力與農業播種面積的比值表示。農村太陽能使用面積（Solar），農村太陽能使用面積反映出農村新能源應用水平，太陽能屬于清潔型能源，可替代相關化石能源的使用，從而降低農村環境污染。各控制變量的數據均來自于EPS數據庫。

表 4-2 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二級指標計算方式正負效應

農業生態效率由包含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一SBM 模型測算正

農業生態效率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由GML指數法測算正

農業綠色技術效率變動由GML指數法測算正

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農業保險密度農業保險收入與農村人口之比正

農業種植結構非糧食播種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之比未知

農業受災率農業受災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之比負

控制變量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機械總動力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之比未知

農村太陽能使用面積農村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面積（千公頃）正

表4-3 變量描述性統計

變量名觀察值個數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

Aee 270 0.919 0.894 0.009 5.505

Tc 240 1.179 0.233 0.554 2.814

Ec 240 0.959 0.164 0.357 2.021

Ins 270 1.011 0.248 0.312 1.411

Aps 270 0.650 0.144 0.355 1.143

Adr 270 0.155 0.116 0.006 0.618

Am 270 0.063 0.235 0.026 0.139

Solar 270 0.258 0.284 0.002 1.350

4.3實證分析

4.3.1關于我國農業生態效率的測算結果

將我國30個省份2011-2019年的數據導入Maxdea軟件中，得到各省份2011-2019 年的農業生態效率值（見附錄1）。同時，根據各省份樣本期間的平均值，將30個省份分為高、中、低三組。其中，農業生態效率值大于1 的為高效率組，處于0.8和1 之間的為中效率組，處于0.8以下的為低效率組，圖4-1 展示了各個省份農業效率的平均水平①。中效率組和低效率組屬于農業生態效率相對無效地區且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損失, 從全國范圍來看，中效率組包括遼寧省、湖北省、云南省、甘肅省、寧夏等地區。低效率組包括山西省、內蒙古、吉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屬于高效率組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我國東部和西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金融體系相對健全，有足夠的資源去支撐農業生態化建設，如北京、上海以及廣東等省份的農業科技實力較強加之其重視生態

① 數據來源：按 Maxdea 軟件測算結果，經手動計算得出。環境，因此能夠實現“以較低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為前提的較高農業產出”。另外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如新疆也實現了較高的農業生態效率，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省份的農業開發程度相對較低以及農業生產方式以傳統的種植模式為主，并且當地地域遼闊，農業生產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環相對在環境承載力范圍之內，其次西部省份如新疆地區新能源發展較快，在 2017 年被列為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其環保理念較強，但總體而言西部省份的高效率是在低污染、低產出的水平上實現的。中、低效率組主要分布在我國中部、西部地區以及東北地區，這些地區經濟水平不如東部地區發達，但農業開發程度較高，農業經濟占比較高，農業生產方式較為粗放，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壓力較大，因此其農業生態效率值較低。

從時間趨勢來看，全國大部分地區農業生態效率均隨時間穩步提高，北京、天津、浙江等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農業生態效率一直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態效率值在2014年和2015年前后達到了高效率狀態，并逐年穩步增加，僅內蒙古地區和吉林省的農業生態效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且增幅不大。內蒙古地區農業生態效率值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農業生產造成的污染物排放較高，內蒙古的農業發展方式較為粗放，自然環境較為惡劣、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加之內蒙古地區地多人少，農業勞動力素質較低，因此其農業生產中產生的污染水平較高。吉林省農業生態效率值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產方式粗放，化學投入品使用比例過高。農業經濟在吉林省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生產過程中的化學品投入較高，造成的污染已超過其生態承載力，而單一的依賴要素投入使得農業產值的增加幅度有限，最終導致其生態效率長期處與低下的水平。

圖 4-1 我國各省份農業生態效率平均水平

4.3.2基準模型結果分析

經 Hausman 檢驗，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第一列報告了農業保險發展水平與農業生態效率的檢驗結果。首先，分析核心解釋變量農業保險發展水平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農業保險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為正，并通過了 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農業生態效率對于農業保險發展的彈性系數為 0.037，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保費收入每增長 1%，農業生態效率水平將提高 0.037%，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

其次，在控制變量中農業受災率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由于農業“靠天吃飯”的外部弱質性，自然災害往往會直接影響農作物產量，輕度災害會造成農作物減產，重度災害甚至會造成農作物絕收。但對于投保的農戶來說，災害發生后保險公司會根據受災情況對農戶的損失進行賠付，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緩解了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活動的影響。農業種植結構表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非糧食作物的種植需要更多化學品的投入，因此，非糧食作物種植比例的提高會產生更多的面源污染。另外，由于土地管理辦法貫徹落實的不夠徹底，一些地區占用了農田進行非法取土、挖塘養魚，這無疑破壞了土壤耕作層，影響了農業生態環境。農業機械化程度的影響并不顯著，一方面，農業機械化的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另一方面農業機械的運行也會增加傳統化石能源的投入和污染物的排放，從結果看非期望產出帶來的負面影響大于其帶來的農業經濟效益；農村太陽能使用面積的影響效果不顯著，農村新能源的發展可以從一定程度上代替傳統化石能源，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是改善農業生態的重要路徑。但太陽能受季節和氣候因素影響較大，因此，太陽能在大規模普及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表4-4第二列報告了農業保險發展水平對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結果顯著為正。這意味著農業保險在農業綠色技術創新和進步方面起到了促進作用。農業保險的不斷發展為農業生產經營者提供了風險保障，降低了農業綠色技術研發和改良的風險，同時在事前為農業生產經營者轉移了風險，穩定其預期收益，有利于農業綠色技術進步進一步創新和升級。

表 4-4 第三列報告了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的回歸結果。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的含義是通過優化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配置、升級農業產業結構等方式向生產前沿面靠近，達到“最優生產狀態”。農業保險發展水平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并無顯著影響，這意味著，農業保險的發展并未促進農業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農業生產結構的升級。可能的原因有三點：第一，道德風險問題。農業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主要在于投保的農戶在投保后降低了對投保標的管理和風險預防措施，并在風險發生后不采取積極地補救措施，以及農戶在投保前后的不誠實、不守信問題（柴智慧、趙元鳳， 2016） [74]。部分投保農戶在有風險保障的前提下，會降低對農業生產的管理，包括盲目引進新技術、新品種，不按規范管理農作物，在災害發生后采取消極的態度等等。還有部分農戶存在 “騙保”、謊報損失、串換標的等騙取保費賠償的行為。道德風險的存在將導致農業保險市場失靈（ Juan He 等， 2019； Mkhabela Thulasizwe， 2018；劉從敏、張祖榮， 2021） [75][76][77]，農業保險難以促進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第二，逆向選擇問題。農業保險的逆向選擇問題主要體現在高風險農戶比低風險農戶更愿意參保，并且農戶參保的目的是獲取保費或政府補貼而非風險規避（周建濤等， 2015） [78]，因此，農戶在參保后并不會向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轉變。第三，農業保險體系不健全。目前，我國農業保險體系還不夠健全，產品結構單一，保障水平較低，農業保險產品無法滿足農戶日益多元化的需求（LvCaifei, 2020） [79]，因此不能很好地發揮其風險管理的功能。在此前提下，一些農戶為規避風險，保障收益，會采取非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加大對化學投入品的使用，從而對農業生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苗雨薇， 2022） [80]。

表 4-4 實證結果

變量 Aee (fe) Tc (fe) Ec (fe)

yt-i 0.602*** -0.411*** -0.218***

(14.66) ( 3.63 ) ( -2.91 )

Ins 0.037*** 0.078* -0.016

( 3.21 ) ( 1.75 ) ( -0.54 )

Adr -0.016 0.153 -0.040

( -0.29) ( 0.72 ) ( -0.27 )

Aps -0.282** 0.132 -0.706**

( -2.09) ( 0.24 ) ( -1.91 )

Am -0.496 0.936 -1.578

( -0.93) ( 1.55 ) ( -1.09 )

Solar 0.122 0.731 -0.009

( 0.87 ) ( 1.47 ) ( -0.03 )

表 4-4 實證結果(續)

變量 Aee (fe) Tc (fe) Ec (fe)

常數項 0.5488*** 1.247*** 1.745***

(1.04) (2.99) (5.76)

R2 0.683 0.14 0.06

F值 73.70*** 4.79*** 1.97**

Obs 270 210 210

注：p*<0.1,p**<0.05,p***<0.01,括號內為 t 值

4.4穩健性檢驗

在計量經濟學中，關于穩健性檢驗常見的做法有改變計量方法、替換解釋變量等。為了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使用系統GMM方法對模型內生性進行控制，其次，替換解釋變量的指標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

4.4.1內生性討論

接下來對實證研究的內生性做進一步的分析。引起內生性問題常見原因有：第一，互為因果；第二，遺漏變量。基于第一個原因，本文采用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見的做法，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系統GMM)方法來再一次估計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將變量滯后階作為差分方程的工具變量，同時使用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方程的工具變量。表4-5為系統GMM的估計結果，首先，AR (1)的P值均小于0.05且AR (2) 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拒絕原假設，模型不存在一、二階相關性，sargan檢驗的P值和hansen檢驗的P值均大于0.1且不接近1,說明所選工具變量合理。從回歸結果來看, 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的關系并未發生顯著性改變，因此，結論相對穩健。針對引起內生性的第二個問題：遺漏變量問題方面，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控制了各方面的影響，并且考慮了農業生態效率研究中主流的控制變量。因此，本文的內生性得到了較

好的控制，結論相對穩健。

表 4-5 系統 GMM 回歸結果

變量 Aee (系統GMM) Tc (系統GMM) Ec (系統GMM)

0.077*** -2.230* 0.0545*

^t-1 (8.10) (-1.70) (1.71)

Ins 0.0223** 0.081* -0.012

(2.49) (1.74) (-0.23)

Adr 0.243** 0.864 1.156

(2.11) (0.69) (1.08)

Aps -0.260** 0.125 -0.293

(-2.10) (0.49) (-1.41)

Am 0.227 -0.432** -3.848

(-2.10) (-2.57) (-1.04)

Solar 0.122*** 1.008** 0.408

(0.87) (2.51) (1.31)

AR(1) 0.025 0.031 0.022

AR(2) 0.920 0.916 0.195

Sargan test 0.587 0.178 0.801

Hansen test 0.733 0.562 0.628

Obs 210 210 210

注：p*<0.1,p**<0.05,p***<0.01,括號內為 t 統計量，AR(1)和 AR(2)是一、二階自相關檢驗，Sargan test為過度識別檢驗，Hansen test為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

4.4.2替換解釋變量

為保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對解釋變量的指標進行替換，使用農業保險保費收入與農業產值之比來表征農業保險發展水平，回歸結果如表 4-6示：在替換解釋變量以后，

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和農業綠色技術進步均有積極影響，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無明顯影響，與基準模型的檢驗結果一致，說明結論是穩健的。

表 4-6 穩健性檢驗結果

變量 Aee (fe) Tc (fe) Ec (fe)

yt-i 0.627*** -0.416*** -0.218***

(14.66) (-4.90) (-2.91)

Ins2 2.248*** 6.778* -1.283

(3.21) (1.87) (-0.52)

Adr -0.029 0.137 -0.033

(-0.52) (0.66) (-0.27)

Aps -0.291** 0.132 -0.700**

(-2.13) (0.24) (-1.89)

Am -0.619 0.936 -1.467

(-1.13) (1.55) (-1.00)

Solar 0.132 0.731 -0.025

(1.11) (1.47) (-0.08)

R2 0.676 0.14 0.06

F值 71.01*** 4.79*** 1.94**

obs 270 210 210

注：p*<0.1,p**<0.05,p***<0.01,括號內為 t 統計量

4.5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自然環境差異較大，為了探究農業保險對我國不同區域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差異性，本文依據經濟發達程度，進一步把全國樣本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分別進行實證研究。表4-7給出了分組樣本回歸的結果，結果表明東、中、西三個地區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有著明顯差異，因此，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具有較大的區域差異。其中，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僅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表現為正向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為 0.042，在西部地區為 0.05，且均通過了 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因此，西部地區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更依賴于農業保險發展水平。在中部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究其原因，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人均受教育程度較高，資本、勞動力優勢明顯，農業保險體系發展較為完善，保障水平高，農業保險能夠轉移農戶采用綠色施肥、種植技術的風險，提高人們對收益的預期，從而促進農業綠色技術的創新與應用。西部地區主要以特色農作物的規模化種植為主，且農業保險發展較早，在政策的扶持下，西部地區農業保險體系較為健全，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居于領先水平，農業保險的保障水平高于其他地區。另外，西部地區農業保險險種豐富，很好地覆蓋了西部地區特色農作物，對各地區的特色農業起到了良好的風險分散和風險保障作用（包瓊， 2014） [81]。中部地區為我國糧食主產區，但中部地區農業自然生產條件較差，農業生產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中部地區農業保險有效供給明顯不足，農業保險業務發展滯后，險種覆蓋面小，保費收入低，且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也與其農業產業在全國的地位不相符，究其原因是中部地區農業保險賠付率較高（程靜等， 2016） [82]，高額的賠付率增加了保險公司的“負擔”，最終導致中部地區農業保險有效供給不足。

控制變量中，農業種植結構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表現為顯著的負向影響，非糧食種植面積的提高導致了農藥和化肥的過度使用，對農業生態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農村新能源使用面積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表現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太陽能屬于清潔能源，清潔能源的使用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替代的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從而減少污染排放。

對于農業綠色技術進步來說，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僅在東部地區表現為顯著地促進作用，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影響并不顯著。此外，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均未有顯著地促進作用。這一結果也從側面印證了基準模型的回歸結果。

表 4-7 分組回歸結果

變量 Aee

（東部） Tc

（東部） Ec

（東部） Aee

（中部） Tc

（中部） Ec

（中部） Aee

（西部） Tc

（西部） Ec

（西部）

Laee 0.439*** -0.511*** -0.266 0.667*** -0.573** -0.321** 0.328*** -0.247* -0.109

（7.83）（-4.38）（-2.30）（8.23）（-2.38）（-2.03）（3.80）（-1.78）（-0.86）

Ins 0.042*** 0.202** -0.059 0.015 0.141 -0.042 0.050*** -0.010 0.020

（3.87）（2.29）（-1.21）（0.48）（1.18）（-0.47）（2.87）（-0.18）（0.55）

Adr -0.049 0.238 -0.132 -0.091 -0.469 0.513 0.166 0.409 -0.280

（-1.37）（0.80）（-0.79）（-0.58）（-0.85）（1.20）（1.31）（1.13）（-1.12）

Aps -0.309*** -0.383 -0.624 0.192 1.777 -1.822* -1.150** -1.493 0.587

（-3.38）（-0.51）（-1.48）（0.55）（1.23）（-1.82）（-2.51）（-1.22）（0.71）

Am 0.178 -3.224 -0.523 -1.626 5.548 -7.207* 2.685 6.220 -4.494

（0.48）（-1.10）（-0.32）（-1.33）（1.02）（-1.71）（1.36）（1.12）（-1.23）

Solar 0.231*** 1.207 -0.058 -0.239 -0.483 1.551 1.289*** 1.138 -0.642

（2.79）（1.52）（-0.16）（-0.80）（-0.40）（1.66）（4.36）（1.53）（-1.30）

常數項 0.709*** 1.652** 1.730*** 0.333 0.208 2.585*** 1.046*** 1.854** 1.042*

（8.10）（2.52）（4.61）（1.36）（0.22）（3.14）（2.99）（2.08）（1.92）

R2 0.788 0.273 0.110 0.672 0.159 0.154 0.798 0.152 0.106

F值 48.20*** 4.12*** 1.36 19.47*** 1.51 1.45 37.54*** 1.43 0.95

注：p*<0.1,p**<0.05,p***<0.01,括號內為 t 統計量

5 結論及建議

5.1研究結論

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分析了農業保險促進農業生態效率提高的理論機制，以 2011年至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數據為基礎，測算出各個省份的農業生態效率值，并進一步分解為農業綠色技術進步和農業綠色技術效率。最后運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系統 GMM 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以下結論：

結論一：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得出，我國農業保險顯著地促進了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因此農業保險可以成為促進農業生態環境質量改進、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一種政策手段。農業保險在促進農業增產的同時降低環境污染。因此，政策性農業保險從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應繼續加快農業保險體系建設，使政策性農業保險成為助推農業生態轉型、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主要工具。

結論二：農業保險顯著地促進了農業綠色技術的進步，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無明顯促進作用，因此，農業保險主要通過促進農業綠色技術進步來促進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可以認為，農業保險的發展促進了綠色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應用，但并未改善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情況，這意味著農業保險的發展對降低化肥、農藥等化學品的投入無明顯效果。

結論三：從分組回歸的結果看，我國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提高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在西部地區促進作用比東部地區更明顯。但在中部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并無顯著的促進作用。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僅在東部地區表現為顯著地促進作用，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無顯著地促進作用。此外，農業保險對農業綠色技術效率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均未有顯著地促進作用。

結論四：中部地區農業保險有效供給不足。經過研究發現，中部地區地區農業保險供給不足，農業保險的發展未能促進農業生產方式向著綠色、可持續的方向轉變。中部地區農業保險的賠付率一直居高不下，高額的賠付率加上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讓中部地區發展農業保險業務的代價十分“昂貴”，最終導致農業保險的有效供給不足。農業保險的供給不足使得中部地區農業生產經營的風險難以得到保障，農戶在追求利益的前提下，往往采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加大化學品的投入，降低對綠色生產技術、施肥技術等新技術的使用意愿。

5.2政策建議

實現農業生態化發展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具體體現，農業生態化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基石，實現農業生態轉型就必須加快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兩山”為理念，構建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新發展格局，讓農業生產方式與生態環境相協調，以期最大程度地減弱農業生產的負外部性。本文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存在的問題，為農業保險促進農業生態效率的提升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

5.2.1加大農業保險創新力度

保險公司應根據實際需求，加大農業保險產品的創新力度。農業發展目前正面臨著迫切的轉型需求，傳統的農業保險不再適用于目前的農業經濟發展情況，新農業的生產經營主體對農業保險的要求也越來越多樣化，必須大力開發適應綠色農業的新型農業保險。首先，通過在傳統農業保險的基礎之上，根據綠色農業的發展特點，明確政策方向，建立健全包括具有財政補貼的基礎農業保險、農業環境責任保險等多種保險在內的農業保險體系，開發與環境保護或綠色技術相關的綠色農業保險產品，促進農業綠色技術的推廣應用。

同時，還可以利用各種前沿科學技術手段，來加強確定損失的全面性、準確性、科學性。可以利用衛星定位系統來準確確定農業受損的面積、部位和程度的大小，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給出合理的保險賠付款項，使農民和保險公司都受益。最后，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加強對“互聯網+”和大數據信息平臺等技術的科研投入，建立統一的農業風險防范信息網絡平臺，使農業保險更高效、更智能、更易于管理。

5.2.2制定明確的農業保險綠色補貼政策

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在于相關政策的指導（庹國柱、張峭，2018）［83］。因此，政府應根據實際農業生產情況并結合農業綠色發展要求，制定明確的政策，為農業綠色生產“保駕護航”。

其一，政府應繼續深化補貼制度改革，推動相關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水平與農業綠色生產行為相掛鉤，促進農業綠色技術的采用。政府可將農業補貼的獲得與農業經營者的生產行為掛鉤。可根據實際情況，對采用綠色、低碳、環保型農業生產方式的農業經營主體給予更高的保費補貼標準，促使農業生產經營者采用更加綠色、環保的生產方式。具體來說，應由中央政府針對所有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產品制定統一的補貼政策，按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補貼其物化成本。

其二，各地方政府還可以根據農民采用的農業生產方式的環境影響來決定是否給予額外的財政補貼：例如，對于采用減少農業化學品投入的綠色、環保型生產技術的農業生產經營者，政府可以在保費補貼比例不變的情況下，為這些農民提供額外的財政補貼，其實質就是鼓勵農業生產經營者多采用農業綠色生產技術，例如綠色施肥技術、生物施藥技術等。我國絕大部分農業生產經營者還都采用傳統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一是缺乏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的責任意識。二是農業綠色技術的采用和維護需要高額的費用。因此，只有在農業經營利潤足夠高的前提下，農業生產經營者才具有主動采用綠色生產技術的動力和條件。基于以上因素，政府必須為采用綠色、環保型農業生產方式的農民提供更高的風險保障及額外的補貼，保障其經營利潤，幫助其降低農業生產經營者成本，鼓勵其采用綠色生產技術。此外，提高保障水平和補貼也有助于發揮農業保險的政策指導功能，促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5.2.3加大中部地區農業保險補貼力度

本文研究發現，中部地區農業保險未能起到改善農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政府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力度仍無法滿足實際需求。因此，政府應加大對中部地區農業保險補貼力度。

一是加大補貼力度。政府可以為采用綠色、環保農業生產技術的經營者提供更高的保費補貼水平和風險保障水平，降低其保費開支在總生產活動中的比例，提升中部地區的農業保險需求。創新開發特色農業險種，增加農業保險的覆蓋面，增加中部地區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

二是優化補貼結構。除了保費補貼之外，政府應積極發展其他方式補貼，通過多元化補貼方式提升農業保險對農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可由政府牽頭主導，為采用綠色、環保型生產方式的農業生產經營者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拓寬其資金來源，以緩解農業生產經營者普遍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這樣一來，當未發生災害時，農業生產經營者的利潤充足，可用于償還貸款利息等融資成本。當發生災害，農業生產經營者的利潤蒙受損失時，可用農業保險保費的求償權償還相應的融資成本。

在這種多元化的補貼方式下，有助于綠色、環保型農業生產方式獲得更多的融資，提升了農業生產經營者采用綠色農業技術的意愿。

5.2.4加強教育引導

保險市場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發生有時源于投保人對保險功能的認識不足，因此，必須加強對農業經營者教育。一是由農業保險工作人員向農業經營者詳盡介紹農業保險的功能、作用以及相應的產品知識。讓農業經營者了解農業保險的具體功能，使其認識到農業保險對分散農業生產經營中的風險、保障農業產出水平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讓農業生產經營者認識到農業保險公司和投保人之間是“互幫互助”的，使得農業經營者自覺防止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二是政府應定期召開以農業保險知識普及講座，邀請有關專家為農業經營者講解各類農業保險產品知識，同時，政府應加強對農業經營者誠信教育，以宣傳教育為主，以批評懲戒為輔，培育農業經營者的誠信意識，讓農業經營者認識到道德風險最終會危害自身額利益。三是農業保險公司應加強投保后的管理，對農業經營者的行為做出限定和規范。四是農業保險公司應加強投前調查，詳細了解當地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各種風險，并以此制定不同的保費標準。

參考文獻

[1]Polcyn Jan. Eco-Efficiency and Human Capital Efficiency: Examp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d Family Farms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2):

[2]Xu Xu,Pan LinChao,Ni QingHe,Yuan QianQian. Eco-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 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21, 193 (7):

[3]Soliman Tarek,Djanibekov Utkur. Assessing dairy farming eco-efficiency in New Zealand: a two -stag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21, 64 (3):

[4]Akbar Usman,Li QuanLin,Akmal Muhammad Abdullah,Shakib Mohammed,Iqbal Wasim. Correcti on to: Nexus between agro-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evidence from China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1:

[5]田欣宇，張景然.農業生態效率評價及提升策略研究綜述J].鄉村科技,2020(16):117-11 &

[6]Wang Guofeng,Shi Rui,Mi Lingchen,Hu Jinmiao.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Challenges and Pr

ogress[J]. Sustainability, 2022, 14(3):

[7]侯孟陽，姚順波.空間視角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收斂性與分異特征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

19,29(04):116-126.

[8]劉華軍，石印.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空間分異與提升潛力[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0,35(06):51-64.

[9]PishgarKomleh Seyyed Hassan,Cechura Lukas,Kuzmenko Elena.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 eco-ef

ficiency in agriculture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 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1, 28(35):

[10]聶彎，于法穩.農業生態效率研究進展分析[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7,25(09):1371-1380.

[11]洪名勇，全文選.基于NPP生態足跡模型的貴州農業可持續發展[J].生態經濟(學術版),2012(01):120

-124+137.

[12]凌立文，陳建國，周文智，徐小紅.廣東省67縣域農業經濟系統生態效率研究[J].廣東農業科

學,2015,42(22):168-174.

[13]Wang Cui,Zhang Cuixia,Hu Fagang,Wang Yuan,Yu Li'e,Liu Conghu. Emergy-based ecologic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logistics park[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1(prepublish):

[14]Xu Yanlin,Li Zijun,Wang Liang. Temporal-spatial differences i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J]. Ciencia Rural, 2020, 50(7):

[15]劉鵬凌，黃春，畢桂林,萬瑩瑩.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安徽省農業生態效率研究[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3):60-67.

[16]任紅霞.基于DEA模型的農業生態效率綜合測度[J].統計與決策,2019,35(06):99-103

[17]崔葉辰，韓亞麗,呂寧,祝宏輝.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農業生態效率測度[J].統計與決策,2020,36(2 1):87-90.

[18]張贇.基于非期望產出SBM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對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實證分析一一以陜甘寧青四地區為例[J].海南金融,2018(02):17-2&

[19]Guo Yanhua,Tong Lianjun,Mei Li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in Jil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one from a low carbon perspectiv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2:

[20]Wei Wang,Yajun Y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its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China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Nature Environment & Polution Technology, 2017, 16(2):

[21]白世秀，王宇.我國農業生態效率評價及DEA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9,47(07):328-332.

[22]曾福生，劉俊輝.區域異質性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評價與空間差異實證——基于組合DEA與空間自相關分析[J].生態經濟,2019,35(03):107-114.

[23]陳菁泉，信猛，馬曉君,常百舒，張紫嫣.中國農業生態效率測度與驅動因素[J].中國環境科學,2020,4 0(07):3216-3227.

[24]方永麗，曾小龍.中國省際農業生態效率評價及其改進路徑分析[J].農業資源與環境學報,2021,38 (01):135-142.

[25]陳美玲.中國農業生態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J].宿州學院學報,2019,34(02):21-26.

[26]王寶義，張衛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測度及時空差異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06):1

1-19.

[27]Linlin Zeng,Xiaoyun Li,Jorge Ruiz-Menjivar. The effect of crop diversity on agricultural eco-e fficiency in China: A blessing or a curse?[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6(prepubl ish):

[28]尚杰，吉雪強,陳璽名.中國城鎮化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基于中國13個糧食主產區2009— 2018年面板數據[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2020,28(08):1265-1276.

[29]李露,徐維祥.農村人口老齡化效應下農業生態效率的變化[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 21,20(02):14-29.

[30]王晶晶，周發明.農旅融合發展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 21,22(02):50-56.

[31]侯孟陽，姚順波.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態效率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與門檻特征J].資源科學,2018,40(12):2475-2486.

[32]黃瑪蘭，曾琳琳，李曉云.LCA和DEA法相結合的農業生態效率研究——兼顧綠色認知和環境規制的影響[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1):94-104.

[33]劉鵬凌，黃靖輝,李小寧，王晨.涉農財政、糧食產能對農業生態效率的影響[J].河北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2,24(01):7-17.

[34]曹俐，范黎明,雷歲江.財政分權、環境規制與農業生態效率[J].統計與決策,2021,37(19):138-143.

[35]王辰璇，姚佐文.農業科技投入對農業生態效率的空間效應分析[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20 21,29(11):1952-1963.

[36]C Lopulisa,Rismaneswati,A Ramlan,I Suryani. The emerging role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farmers cooperatives on sustainable rice productions in Indonesia[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 157(1):

[37]Nabi D. Avarskii,Aleksandr Iv. Bogachev,Anton V. Alpatov,Aslan A. Khashir,Vadim R. Gumero v,Bella O. Khashir.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s a Tool of Marketing Risk Management in Agricu l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IJRTE), 2019, 8(3):

[38]陳俊聰，王懷明，張瑾.農業保險發展與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研究J].農村經濟,2016(03):83- 88.

[39]Ezdini Sihem. Agricultural insurance-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nexu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 l data[J]. Journal of Service Science Research, 2017, 9(2)

[40]李琴英，常慧，唐華倉.農業保險、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與農業產出的協同效應[J/OL].河南農業大學學報:1-12[2022-02-19].

[41]馬九杰，楊晨，崔恒瑜，王雪.農業保險的環境效應及影響機制——從中國化肥面源污染視角的考察[J].保險研究,2021(09):46-61.

[42]馬改艷，賴永波.政策性農作物保險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J].林業經濟,2021,43(08):22-3&

[43]李琴英，陳芮格.政策性農業保險達到最優規模了嗎?一一以河南省18個地市農業保險對農業產出的影響為例[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4(05):50-55.

[44]Jeremy G. Weber,Nigel Key,Erik O'Donoghue. Does Federal Crop Insurance Mak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from Agriculture Worse?[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2016, 3(3):

[45]Agriculture - Crop Insurance; Research Data from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pdate Un derstanding of Crop Insurance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effects of cost-of-productio n crop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J]. Agriculture Week, 2019:

[46 ]西愛琴，鄒宗森,朱廣印.農業保險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一個文獻綜述[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5):66-71.

[47]Tang Lin,Luo Xiaofeng. Ca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encourage farmers to apply biological pesti cid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Food Policy, 2021, 105:

[48]鐘甫寧,寧滿秀,邢鸝,苗齊.農業保險與農用化學品施用關系研究一一對新疆瑪納斯河流域農戶的經驗分析[J].經濟學(季刊),2007(01):291-308.

[49]王寶義，張衛國.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省際差異和影響因素——基于1996?2015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8(01):46-62.

[50]Minxian Zhang. Impac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iscal Subsidies Policy on Agricultur al Output[J]. Journal of Global Economy,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1, 3(10):

[51]黃穎,呂德宏.農業保險、要素配置與農民收入[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2): 41-53.

[52]Fang Lan,Hu Rong,Mao Hui,Chen Shaojian. How crop insurance influence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rmer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 1, 321:

[53]張玉環.中國農業保險的功能和作用[J].社會科學家,2018(11):39-46.

[54]寧滿秀.農業保險制度的環境經濟效應——一個基于農戶生產行為的分析框架[J].農業技術經濟, 2007(03):28-32.

[55]田紅宇，祝志勇.農村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與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J].華南農業大學學(社會科學版) ,2018,17(05):69-81.

[56]劉瓊，肖海峰.農地經營規模與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碳排放的影響[J].資源科學,2020,42(06):1063

-1073.

[57]Grassauer Florian,Herndl Markus,Nemecek Thomas,Guggenberger Thomas,Fritz Christian,Steinwi dder Andreas,Zollitsch Werner. Eco-efficiency of farms considering multiple functions of agricu lture: Concept and results from Austrian farm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97:

[58]谷政,盧亞娟，張維，唐匯龍.基于險種和承保水平視角的農業保險需求分析J].保險研究,2012(11):7

5-81

[59]張偉，易沛，徐靜，黃穎.政策性農業保險對糧食產出的激勵效應[J].保險研究,2019(01):32-44.

[60]羅斯炫，何可，張俊飚.增產加劇污染？一一基于糧食主產區政策的經驗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20(01):108-131.

[61]吉夢喆，陶園.經濟驅動下的農作物種植趨向及其潛在環境風險研究[J].安徽農學通報,2021,27(07):

3-4+91

[62]常明,王西琴,賈寶珍.中國糧食作物灌溉用水效率時空特征及驅動因素一一以稻谷、小麥、玉米為例[J].資源科學,2019,41(11):2032-2042.

[63]魏金義，祁春節.中國農業要素稟賦結構的時空異質性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07):

97-104.

[64]李燕,成德寧，李朋.農業保險促進了農業綠色生產率提高嗎[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8(06):101-1

08.

[65]劉華軍，石印.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空間分異與提升潛力[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0,35(06):51-64.

[66]沈洪濤，馬正彪.地區經濟發展壓力、企業環境表現與債務融資J].金融研究,2014(02):153-166.

[67]Pia Ghoshal,Bhaskar Goswami.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Measuring Efficiency i n Indian Agriculture: A Region-wise Analysis[J]. Economic Affairs, 2017, 62(4):

[68]Tsionas Mike G.. Optimal combination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21, 294(2):

[69]Taleb Mushtaq,Khalid Ruzelan,Ramli Razamin,Ghasemi Mohammad Reza,Ignatius Joshua. An integrated bi-objectiv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for measuring returns to scale[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22, 296(3):

[70]Jianhui Xie,Qiwei Xie,Yongjun Li,Liang Liang. Solv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s with sum-of-fractional objectives: a global optimal approach based on the multiparametric disaggre

gation technique[J].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21(prepublish):

[71]Zahedi-SereshtMazyar,Khosravi Shahrzad,Jablonsky Josef,Zykova Petra.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anking of DMUs with alternative scenarios[J].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21, 152:

[72]Kai di Liu,Duo Gui Yang,Guoliang Yang,Zhi Tian Zhou. Assessing the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 China using the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Sector Management, 2020, ahead-of-print(ahead-of-print):

[73]馬述忠，劉夢恒.農業保險促進農業生產率了嗎?——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46(06):131-144.

[74]柴智慧，趙元鳳.農險市場中的保險公司道德風險研究[J].保險研究,2019(07):45-52.

[75]Juan He,Xiaoyong Zheng,Roderick M. Rejesus,Jose M. Yorobe Jr..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effects of cost-of-production crop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J]. Australi 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9, 63(1):

[76]Mkhabela Thulasizwe. Dual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South African agribusiness:

it takes two to tango[J].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2018, 21

(3):

[77]劉從敏，張祖榮.保費補貼條件下農業保險中的雙向道德風險及其治理對策[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1(07):104-110.

[78]周建濤，梁欣悅,殷穎超.國外農業保險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研究新進展[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5,31(04):85-90.

[79]Lv Caifei.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Produc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8[J].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020, 214:

[80]苗雨薇.農業保險創新對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影響研究[J].現代農業研究,2022,28(01):35-37.

[81]包瓊.對我國西部地區農業保險發展的調查與思考[J].西部金融,2014(05):77-80.

[82]程靜，胡亞權，李春生.我國中部地區農業保險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一一基于鄂、湘、贛、皖4 省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江蘇農業科學,2016,44(09):504-50&

庹國柱，張峭.論我國農業保險的政策目標[J].保險研究,2018(0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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