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背景下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2 16:41

第 1 章緒論 1

1.1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1

1.1.1研究背景 1

1.1.2問題的提出 8

1.2國內外研究綜述 8

1.2.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9

1.2.2經濟增長質量研究現狀 11

1.2.3經濟發展質量研究現狀 14

1.2.4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16

1.2.5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20

1.2.6文獻述評 23

1.3研究意義及目標 24

1.3.1研究意義 24

1.3.2研究目標 25

1.4研究思路和技術路線 26

1.5可能的創新點 28

1.6本章小結 28

第2章相關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 29

2.1概念界定 29

2.1.1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9

2.1.2經濟高質量發展 30

2.1.3農業高質量發展 30

2.1.4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32

2.2相關理論基礎 33

2.2.1資源稟賦 33

2.2.2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33

2.2.3新古典增長理論 34

2.2.4新經濟增長理論 35

2.2.5內生經濟增長 36

2.3本章小結 37

第 3 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38

3.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 38

3.2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 38

3.3理論模型 39

3.3.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之間的潛在關系 39

3.3.2模型的前提假設 39

3.3.3模型構建 40

3.4 本章小結 46

第 4 章兵團農業發展現狀分析 47

4.1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現狀 47

4.1.1社會經濟發展現狀 48

4.1.2農業經濟發展現狀 51

4.2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現狀 53

4.2.1農業土地資源投入現狀分析 53

4.2.2農資投入現狀分析 57

4.2.3農業勞動力投入現狀分析 62

4.2.4農業科技投入發展現狀 65

4.2.5農業資本投入現狀分析 67

4.2.6生態環境發展現狀分析 68

4.3 本章小結 71

第 5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72

5.1數據來源 72

5.2指標的選取及數據處理 72

5.2.1指標的選取 72

5.2.2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74

5.2.3指標選取的依據 77

5.2.4數據處理 82

5.3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模型構建及指標權重確定 82

5.3.1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82

5.3.2評價模型構建 83

5.4本章小結 85

第 6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研究 86

6.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分析 86

6.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86

6.1.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92

6.1.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98

6.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104

6.2.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105

6.2.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116

6.2.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128

6.3本章小結 140

第 7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變化分析 141

7.1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141

7.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141

7.1.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144

7.1.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146

7.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149

7.2.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149

7.2.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157

7.2.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165

7.3本章小結 173

第 8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分析 174

8.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主要結論 174

VII

8.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趨勢明顯 174

8.1.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各有差異 175

8.1.3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演化趨勢差異明顯 175

8.1.4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集聚變化明顯 176

8.1.5資源節約意識有待提升 176

8.1.6農業生態保護意識薄弱 177

8.1.7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 177

8.1.8農業質量保障和科技應用能力有待完善 177

8.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實現路徑分析 178

8.2.1優化農業產業部署，提高空間集聚程度 178

8.2.2大力提倡資源節約型現代農業生產模式 179

8.2.3提高環境保護意識，推動綠色農業建設發展 179

8.2.4提升農產品質量及市場監管 180

8.2.5加強農業科技的創新與推廣及體系完善 180

8.3本章小結 181

參考文獻 182

致謝 191

作者簡介 193

VIII

第 1 章緒論

1.1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從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開始重視“三農”問題，并且自 2004 年開始連續 15 年黨中央發布的重要一號文件均以“三農”為主題。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將如何解決好“三農”問題、如何更好的開展“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農業農村的穩定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夯實基礎并提供堅實保障。受資源稟賦和種植方式制約，我國農業整體發展水平不高，農業經濟發展長期內處于相對落后以產量追求收益的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時期之后，農業主要矛盾由供給側的總量不足變為生產的結構性矛盾，國家根據農業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就是為了改變市場由供給主導轉變為市場需求引導，以更好迎合和滿足消費的個性化需要，以此來促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2017 年，在黨的十九大會議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的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為我國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農業作為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其經濟發展必須跟隨新時代需求側引導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再次強調堅持和完善基礎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不僅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本保障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所在，是在遵循經濟發展客觀基本規律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深入貫徹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升，也要通過改革的方式來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從而提高農民的收入。一要通過政策的引導與支持，并加強其力度，建立健全有機農業、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的扶持政策［1］，完善農產品的原產地環境以及加工過程中的食品質量安全檢測標準，對農產品的種植生產環節、加工環節和流通環節全過程進行監督檢查，通過建設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將農業供給側的效益增長點由數量增加轉為質量提高。二要完善農產品市場

價格形成機制和農業補貼政策，推進農業生產服務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規模化、專業化發展，尤其要將“互聯網+”應用到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環節及農產品生產的全產業鏈，提升農業生產的精細度和價值含量。三要結合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放松土地供給管制，降低用地成本，以用地結構優化引導和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四要深化涉農產權和要素市場改革，引導土地、資金、科技、勞動力等市場化配置，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快培育農業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2］。但是，農產品的供給側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十四億人的消費需求在農產品供給數量上得到滿足是體現農業解決糧食安全的基本保障，還要在質量上得到保障，這對現有農業的發展本來就是一種挑戰。因此，只有先穩定了農業的產量，然后推動農業結構改革，學習先進的農業發展理念從而轉變其發展的方式，這樣才能保證農產品供給的質量，同時也可以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

2017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從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3］。各地根據黨中央的各項部署，高質量高要求的發展農業，以此次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為契機，不斷深入的推進供給側改革，從而達到質量興農、品牌強農的綠色農業發展目標。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農村改革不斷深入，農民實現了增產增收、改革的紅利在調動農業勞動者積極性的同時也推動了農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隨著供給側改革不斷地推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常態，農業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總供給量不足的問題，而是農業怎樣才能在保證總量的同時提高質量，增產增效的問題。

新疆農業經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成功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4］，但限于新疆后備土地資源潛力、水資源供給能力、農業生產環境等因素的制約，新疆農業經濟還存在著種植結構有待調整和升級、農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有待提高、農產品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處于較低端等“大而不強，農業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的突出問題［5］，而這一系列的農業經濟發展問題都是兵團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甚至制約著兵團農業走向高質量的發展。因此，兵團農業迫切需要提升農產品質量、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從根本上改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粗放式經營狀況，逐步形成生產高效、品質優良、產能持續、生態穩定、環境良好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這就要求兵團

農業經濟從單純追求數量發展逐步轉向為生產質量的追求，把農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互結合，以滿足大眾消費水平升級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從而緩解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

1.1.1.1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深化兵團農業經濟供給側改革的必由之路。

2004 年到 2015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農業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并存的扭曲現象。還面臨農業生產中農藥、化肥過量施用，不僅推高農民種植成本，還增加了土壤的鹽堿、板結以及水源的農業面源污染等問題，使得現存生態環境不堪重負。2016 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工作，提出通過“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提品質”進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2017 年在十九大指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6］。2018年 2 月，自治區黨委會議提出“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推動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兵團在“十二五”規劃中強調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7］。到兵團“十三五”規劃中與國家發展理念相適應，強調堅持創新發展，構建發展新格局，促進三次產業協調聯動發展，強調堅持綠色發展，大力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建設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適應、相統一的產業布局。因此，兵團作為全區農業先導，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8］。

兵團農業作為新疆農業的支柱，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9］，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重點要放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方面［10］。在此宏觀經濟和政策背景下，兵團農業同樣面臨“去庫存、降成本、提質增效”的艱巨任務。因此，把握新常態，突破固有業務模式，加快適應行業發展新變化和新業態，是涉農利益主體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

截止 2019 年底新疆依舊是全國棉花和林果主產區，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居全國第一，兵團又是新疆農業的集中產區和典型示范區，生產面積和產量均占新疆整體較大比例，棉花產業和林果產業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在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需求下要實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從目前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出發：一是種植結構調

3 整和升級、農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有待提高；二是以現代生產要素代替部分勞動力，提升單位勞動投入的產出效率；三是以協調農業生產與環境、資源的關系，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效率，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兵團為避免“谷（果）賤傷農”的局面再次發生，迫切需要對農產品提質、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從根本上改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粗放式經營狀況，逐步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引導的生產高效、品質優良、產能持續、生態穩定、環境良好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是進一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由之路。

1.1.1.2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保障農民收益、實現農業轉型升級的有效路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保持遠超世界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2019 年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已達 99萬億元，較上年增長 6.1%。然而，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問題愈發引人擔憂。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1］。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部署，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推進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統籌推進農村改革、農民增收［12］。

這一現實問題要求我國轉變經濟發展導向，即經濟發展由數量導向轉換為質量導向。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能夠有效促進其他部門的發展，滿足人們不斷變動的消費需求，同時生態保護應被視作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內容。“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質量”被相繼提出充分體現了我國對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視程度。新疆地廣人稀且是主要的農業大省，兵團又是新疆主要的產業支柱。2019 年末，全區常住人口為 2523.22 萬人，位居全國第四，兵團常住人口為 324.84 萬人，占全疆常住人口的 12.87%，實現人口超過自治區的八分之一；全區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 1781.75 億元，兵團的林牧漁業總產值達 605.82 億元，占全疆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的 34%；全區全年播種面積為 6068.89萬畝，兵團全年播種面積為2077.33萬畝，其播種面積占到全區的 34.2%。兵團僅靠全區八分之一的人口管理全區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農林牧漁生產總值僅達到三分之一。

近年來，在政府、社會和農戶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4 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成效漸出，生態環境保護效果逐漸明顯，農業產值穩步提高，農民穩步增收。但是，目前兵團依舊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階段，傳統農業主要表現為精耕細作,勞動力和資本大量投入換來農業經濟的低收益。

兵團農業發展依然面臨眾多問題。主要有創新能力弱；農業的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農產品的品牌呈現“小、弱、散”的狀況，缺乏競爭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面臨的問題依然嚴峻；發展成果難以公平地惠及群眾等多個方面。一是兵團農業生產要素配置極不協調，限于資本、規模等的投入，難以實現設施農業現代化、綠色農業科技現代化等。二是兵團范圍內人力資本投入成本過高，無法與機械投入相比較，機械投入替代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效率，但是機械投入對產品品質的保持和提升存在一定的影響。三是兵團農業在整體空間上尚未形成嚴謹的產業結構部署，兵團在綜合配套改革取消五統一之后要實現產業合理布局增加了一定困難，同時兵團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不匹配，未從市場需求信息反饋定向生產農產品。四是兵團農業在實現初步的機械現代化之后單純追求以高產量為目標的高收益，未注重產品品質，大部分達不到綠色生產標準，甚至產品質量每況愈下。五是兵團農業打造的品牌農業較少，且沒有注冊地理標識保護，導致已經打造的農業品牌得不到法律保護，在劣質產品充斥市場下逐漸失去了競爭優勢。因此要解決以上存在的重要問題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農業產業振興為主線，優化要素實現合理配置，降低庫存提高有效供給，推進農業整體的結構性改革，提高投入要素的生產效率，從而在不斷推進改革的前進路程中探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因此，如何實現發揮提升農業發展的質量導向作用，及時應對滿足人們日益增長并隨時調整的消費需求，從而順利地實現由全區主要農業支柱向全國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示范區努力，已經成為全兵團當下關注的發展重點之一。

1.1.1.3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增強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求。

綠色農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基礎，加強綠色農業發展，推進兵團綠色農業發展進程，實現農業生產品質提高、農民增收以及農業可持續發展。

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業可持續發展間的矛盾。農產品產地空氣、水源、土壤等環

5 境質量問題，不合理的農產品生產方式影響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雖然國家在工業污水排放制定了眾多條令制度以及排放標準，但是一些企業等為節約成本，仍間接或簡單處理之后將污水排出。傳統農業有利用生活污水灌溉農田的習慣，污水灌溉在城郊和工礦區附近更為普遍，它帶來大量有害人體健康的重金屬及重金屬鹽等有毒物質，甚至帶有醫院污水中的病毒、大腸桿菌、寄生蟲等。截止 2019 年，兵團農產品特別是油料作物、蔬菜播種面積存在較大比例的增長，且主要集中在城鎮郊區，而目前兵團對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較少檢測、控制，難以將產品安全檢測全面覆蓋。大量的煙塵、粉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農藥和各種有機污染物以各種形式，最后進入大氣，或者落到植株、土壤上、水體中，以各種形式使農產品受到嚴重污染，產量和品質不同程度地下降。隨著農業生產過程中地膜、滴灌帶的持續大量使用，以及生活垃圾中一次性塑料廢棄物的增多，白色污染成為重要污染源，嚴重影響植物的生長發育。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僅降低農產品品質，更重要的是對環境資源造成了難以逆轉的破壞和無法挽回的損失。再者農產品生產周期短，噴灑農藥、施用化肥防蟲增產效果明顯，然而有毒農藥噴灑在林果、蔬菜、糧食等食品表面，殘留的毒素最終富集在人體內，化學肥料的長期使用使土壤有機質逐步耗竭，保水、保肥力差，土壤結構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而且造成農產品品質降低，影響人體健康。化肥的過量施用使大量營養元素流失，進入地下水中，造成飲用水源的污染；進入河流、湖泊，造成水體嚴重富營養化，水中植物過量生長，消耗大量氧氣并產生過量的有毒有害物質。片面追求高產造成品質明顯降低、也使病蟲害日益加劇。農藥的使用頻率也越高，農藥使用量過高及使用不當，不但影響大氣、土壤、水源質量，還造成農產品中農藥的大量殘留，其品質和安全性下降，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近幾年，針對農殘兵團通過一系列政策引導、強制等措施在盡力實現劇毒農藥禁止使用、化學化肥減少使用、塑料百分百回收、廢水廢氣等嚴格按照標準凈化排放，提倡生物、物理防蟲防害，提倡有機肥、農家肥的大量使用，通過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改良土壤，提高田間科學管理水平等提升產品品質，實現農業市場食品安全系數，市場經濟運行更加穩定，避免因品質等問題造成“谷（果）賤傷農”現象不斷上演。

綠色農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體現。農村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使其主動適應市場對農產品多樣化、高品質的需求，從

根本上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整體質量和效益，增加農民收入逐步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兵團積極發展綠色農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于解決現代農業大量施用化肥、農藥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能源危機、物種多樣性的減少等一系列問題。有利于解決農村人口就業，提高農民收入，有利于婦女加入到有機生產體系中，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有利于促進西部地區的開發和建設，促進當地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保護西部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基因庫。有利于實施科技扶貧戰略，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及其市場競爭力，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1.1.1.4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對現代農業發展及其重要性的重新認識。

隨著當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市場已經脫離了有供有需的現狀，人們的偏好和需求變得多元化與精神化，綠色食品產業、觀光農業、體驗農業、與休閑產業蓬勃發展，表明農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價值，更富含生態價值與人文價值。認識現代農業的本質特征以及農業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應該具備保產、高效、減量、增收四個本質特征。保產是以土地生產率為主線的安全農業，必須著力于提高土地生產率保障農產品供給，必須著力于高品質農產品的產出率保障食品安全，給予消費者獲得感與安全感。高效是以勞動生產率為主線的分工農業，引進現代生產要素替代勞動力，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以提升單位勞動力投入的產出效率，是高質量農業發展的效率保障［13］。減量是以綠色化發展為主線的優質農業，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減量，尋找替代資源或提升資源利用率，采取恰當措施減少農業化學用品，保證綠色可持續發展。增收是以多業態拓展為主線的功能農業，農業潛在的生態、人文價值能夠拓展各類經營主體的增收渠道，及發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應具有生態、康養、人文與社會等方面的功能。生態功能表現在農業在固碳、保持水土、調節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等諸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康養功能表現在人口普遍處于亞健康狀態，其功能以及開發成為既促進經濟增長又增進社會福利的重要增長點。人文功能表現為傳統農耕文化所特有的價值信念，可以修正經濟增長與物質至上的單極追求，重塑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社會功能表現為農戶生計的可持

續以及脫貧致富的重要保障，是維系村莊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安全閥。

1.1.2問題的提出

截止 2019 年末，面對國內外市場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新疆秉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14］，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和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穩步推進。例如，2019 年全國棉花產量 589 萬噸，新疆產量為 500.2 萬噸，占比高達近 85%，棉花市場稍有波動就會引起整個新疆乃至全國棉花市場的動蕩,兵團又是現代機械化生產力的先進代表，2019 年其棉花產量為202.8萬噸，兵團利用三分之一棉花種植面積生產五分之二的產量。其棉花產業的其他環節同樣面臨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的尷尬局面，種植成本相對國際市場居高不下，并不具備任何產業優勢，還要遭受國際廉價進口棉的沖擊，政府調控難度大。除具有獨特屬性的棉花產業外，兵團林果業等農業產業同樣面臨市場的沖擊和考驗。

在兵團所處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基礎上，其農業生產造成氣、水、土等面源污染問題也較為突出，進一步破壞了生態環境與農業的協調發展。生態破壞導致相繼而出一系列環境問題，再通過生態循環反饋至農產品的生產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影響農產品的品質。而農產品的質量在新時代個性化需求側成為基礎條件，從而導致農業經濟的不景氣，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影響等等。因此如何衡量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衡量的標準又是什么？農業經濟發展又與生態環境等如何實現協調發展，其協調發展機理又如何解讀？基于以上問題，改善目前兵團農業經濟發展現狀，探究其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顯得尤為重要。

1.2國內外研究綜述

當前在數據庫內有關農業經濟高質量的研究文獻十分稀少，我國農業經濟高質量研究有待完善，之前也有不少學者從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發展質量做了一定的研究，自 2017 年十九大報告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之后學者開始探討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界定，確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外延。而當下糧食安全問題突出，農產品市場多次出現“谷賤

傷農”現象，因此要及時解決資源分布不均農產品市場滯銷、農業經濟發展體系問題的健全，從根源上切實助力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迫在眉睫。

1.2.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發展的健康程度往往決定一個經濟體發展的穩定性。2019 年 2 月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七個國家部委聯合發布《國家質量興農戰略規劃（2018~2022 年）》［15］，規劃指出“當前，我國農業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轉化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表明國家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重點，從而為農業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新疆具有豐富的光熱、水等自然資源，農業發展優勢明顯。

1.2.1.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農業發展方面

劉艷軍認為供給側結構改革下農業發展升級要從不同的研究對象出發，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農業產業要從產業園區建設、農代化管理、農業綜合發展模式等方面出發，形成優勢互補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環境，為農業產業升級創造良好條件［16］。吳海峰認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代農業發展的迫切需要，是提高農業發展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必然選擇［17］。要以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為目的，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糧食安全、品質提升、循環利用、產業融合、布局優化為重點，構建糧經飼統籌、種養加一體、農牧漁結合、多功能開發的現代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供給的有效性。要更加注重制度創新和科技驅動，用改革的辦法調整優化農業結構。胡冰川認為應該統籌農業資源、完善農業政策體系，依賴國內國際市場確保農業供給側改革和提質增效可持續發展［18］。吳山基于襄陽市“十二五”期間農業生產基本情況及在農業供給側改革實踐方面的探索，對襄陽市農業供給側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反思，進而提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建議［19］。余戎、蔣和平研究發現糧食供給與需求存在矛盾導致糧食價格同時居高不下難以完全滿足市場需求，高產能與高進口現象并存，必須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產業結構，保證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20-21］。張社梅認為當前出現的農業庫存、成本、效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問題只是供給側的表征, 要素生

產率不高以及配置結構不合理才是問題背后的驅動因素［22］。

1.2.1.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

楊柯等認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穩定增長要從制度創新激發發展活力、市場需求引領優質供給、創新模式提高服務水平、品牌信譽建設四個方面構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堅實支撐，實現更高水平有效供給［23］。黃新華、馬萬里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推進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是改善供給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24］。基于主要目標、重點領域和推進方式，探討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清改什么、怎么改的核心問題，有助于理解和認識為什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敖明認為要加快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要通過一系列對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通過實體經濟建設難點找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其次是堅持支撐實體經濟發展初衷，在此時加強直接融資建設力度，增加直接融資比重，最后是突出科技驅動能，提高金融供應服務的精確度，以市場為主導，重塑金融組織的運營觀念、服務方式、風險控制與考核評估制度［25］。王小艷經濟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迫切需要一個結構合理的金融供給體系，這離不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26］。徐金德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制度先行，推動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關鍵在于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引導金融機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27］。何立峰認為要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穩字當頭，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確保各項政策落地見效［28］。

1.2.1.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

李長躍供給側改革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的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這也成為當前的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從縣域經濟特征，農業經濟發展金融需求、存在問題和金融供給側改革措施等方面闡述了金融供給側改革在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分析當前為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金融改革措施和提供了金融服務農業經濟發展的思路

［29］。劉曉濤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制度創新等方面定性分析了農業經濟質量，應用區位商(LQ)、產量比較優勢指數(YCA)、規模比較優勢指數(SCA)、綜合比較優勢指數(RCCA)、增加值率(Value-added Rate)等經濟指標實證分析了農業經濟質量，研究發現應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加快農業“走出去”步伐；以綠色發展為主線，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促進一二三產深度融合。是持續深化農村改革，促進改革成果不斷釋放，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步伐，提高農業信息化發展水平［30］。

以上學者都在研究中發現無論金融還是農業經濟發展還是經濟社會，現在面臨的情況是市場需求與供給存在信息不匹配，從供給側結構改革入手嘗試對存在困境探索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1.2.2 經濟增長質量研究現狀

自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起，經濟增長的數量而非質量問題歷來是經濟學家們的首要關注對象。Ezcurra等利用非參數方法探索中歐和東歐各國人均收入的非平衡動態演進趨勢，借助 Moran 指數和空間計量模型發現研究期間內區域間不平等水平正在下降［31］。 Bai 等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空間溢出效應，某一省份經濟增長同時依賴本地投入和鄰近地區投入，通過建立基于熵的計算程序［32］。 Papalia 和 Bertarelli 識別出世界若干國家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局部收斂趨勢［33］。 Badinger 研究發現產出波動性在不同國家間具有溢出效應，且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負面影響［34］。

而后更多的學者在關注經濟增長數量的基礎上，更側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經濟增長質量屬于一種規范性的價值判斷，對其涵義進行界定學術界基本達成如下的共識。較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從狹義上來定義經濟增長質量,將其理解為經濟增長的效率，廣義上經濟增長質量不僅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還應包括產品質量提升和消費效率提高等等［35］。多恩布什、費希爾在其著作《宏觀經濟學》中這樣定義經濟增長的概念： “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36］。

1.2.2.1 有關經濟增長質量要素配置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但是經濟效益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武義青

11 研究發現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重經濟增長速度，輕經濟增長質量，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資源的大量投入。長期以來，以“速度”論英雄，對追求速度之后所付出的代價缺乏關注［37］。因此，迫切需要對經濟增長質量問題進行研究，肖紅葉、李臘生、劉海英等綜合我國經濟增長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和潛能的考察，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因子分析的綜合評價結果表明，轉軌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38-39］。然而，馬建新、申世軍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在規模總量擴張的同時，并沒有帶來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比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同步現象，而且近年來這種差距有明顯增大的趨勢［40］。鈔小靜、惠康等學者開始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與聯系著手［41］，鄭玉歆以投入要素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衡量，利用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經濟增長質量對其存在的局限性進行了探討，發現經濟粗放增長階段無法避免與之關鍵在于資本積累的質量和有效性［42］。Zeirra、Aisen、Agbola、Ghosh、Niebel等學者運用各種計量模型分別探討了教育［43］、政治不穩定性［44］、外商直接投資［45］、人力資本、銀行業全球化［46］和信息通信技術等驅動因素對經濟增長數量指標帶來的具體影響［47］。

Solow、 Jorgenson 為清晰認識經濟增長動力源泉提供了依據［48-49］。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表征，Zhang和Kong研究經濟模型的影響，學者們通常采用經濟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簡單衡量［50］。 Byerlee Derek 認為隨著全球化持續推進、價值鏈重塑、技術和制度創新層出不窮等情況的涌現，農業發揮的功能愈發多樣化［51］。它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有效地減少貧窮、維護糧食安全、減少收入差距。 Barro Robert J.Quantity 巴羅對增長質量的概念理解更為寬泛，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內容，具體包括收入不平等、法律和秩序、人的受教育水平、健康及預期壽命等的發展情況［52］。為進步一研究經濟增長質量問題，一部分學者主要研究發現經濟增長的地區差異。鈔小靜發現經濟轉型 30 年以來我國總體層面和區域層面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卻存在很大差異［53］。魏婕、任保平經濟增長質量良好的為直轄市、經濟發達省區，而經濟數量和質量都相對落后的為欠發達省區［54］。郝穎、辛清泉等研究發現造成經濟增長質量存在較大空間差異的原因有地域生產投入要素配置不均以及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等［55］。何強發現而且在人力資源等其他要素稟賦環境約束下，東中西三大區域經濟增長質量存在明顯的階

12 梯狀分布差異［56］，而且尹朝靜發現我國農業經濟增長質量呈“雙峰”分布特征，兩極分化現象突出［57］。任保平從要素結構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數量型增長和質量型增長是經濟增長理論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數量型經濟增長追求的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質量型經濟增長是在數量增長基礎上優劣程度的價值判斷。經濟增長質量是增長的效率提高、結構優化、穩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創新能力提升，從而使經濟增長能夠長期得以持續的結果［58］。劉燕妮、安立仁等研究發現 1978~2010 年中國經濟結構整體失衡水平呈 U 型變化趨勢［59］，徐瑞敏發現結構之間失衡水平不斷惡化，造成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負效應［60］。吳夢楠發現在人力資本要素水平約束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明顯的門檻效應［61］。

1.2.2.2 有關經濟增長質量評價體系方面

Mlachila Montfort 等設計了一套新的增長質量指數，用于衡量發展中國家增長的固有性質和社會層面的增長，并通過經驗調查指出增長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政治穩定性、公共扶貧支出、宏觀經濟穩定性、金融發展、制度質量以及一些外部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資（FDI）［62］。詹新宇、崔培培在研究發現由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和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導致其經濟增長質量也存在顯著差異，從分項指標上看，綠色和共享是促進經濟增長質量指數提高的重要因素［63］。還有一部分學者從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體系構建等進行了研究，夏碧雨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圍繞經濟增長質量內涵，建立了包含經濟潛力、經濟穩定、資源環境、經濟結構、金融發展、社會生活六方面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64］。周一成通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有利于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65］。再者師博、任保平利用新方法測算基于經濟增長基本面和社會成果兩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66］。呂鵬根據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構建五大經濟發展質量維度評價體系［67］。還有劉學之等從經濟穩定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綠色生態以及社會福利四個維度構架經濟增長質量評價體系，探索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路徑［68］。陳曉、鄭玉璐等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工業智能化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發現工業智能化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業智能化主要通過高、中等技能勞動力助力經濟增長質量，具體體現在增加高等技能勞動力需求和替代中等技能勞動力實現就業結構高級化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69］。

有關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多數以要素優化配置為研究目的，運用資源稟賦等理論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機理進行闡述，構建經濟增長質量評價體系，從經濟穩定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綠色生態以及社會福利等維度，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

1.2.3 經濟發展質量研究現狀

國內最早對經濟發展質量關注的是鄧小平同志，在他的思想理論中可以體現出來，他指出“進行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是要解決速度、效益與質量的問題”，接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論斷［70］。為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明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學者中最早提出發展質量的是徐學敏教授，他在年發表的《經濟發展質量的內涵》一文中，認為經濟發展質量的內涵實質上是一種效率的觀念，主要體現在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方式之中，質量表現為一定的投入獲取最多的產出［71］。王雅林、何明升將發展質量界定為“社會在以其所擁有的資源總量滿足其自身需要上所呈現的全部功能特性及其社會整體運行優劣狀態”，評價發展質量可以從發展水平、發展目標值、發展集約度、協調度、持續度各方面進行［72］。

1.2.3.1 有關經濟發展質量研究角度方面

冷崇總認為單一指標不能對經濟發展質量做出全面評價，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應該從穩定性、持續性、有效等方面著手進行長期研究［73］。劉陽首先闡述了經濟發展質量的內涵，接著采用組合評價法，分別從新疆與全國各省區的層面和新疆各地州區縣的層面對經濟發展質量做出客觀評價［74］。鄭長德從發展質量的界定開始，主要從經濟增長的效率和穩定性、社會公平、衛生保健、教育發展、環境質量等方面討論民族地區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大開發經濟發展的質量特征，基于這些分析，探討了民族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路徑和措施［75］。范舒在研究中發現利用資源票賦優勢，實現內部各自產業的優勢互補，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將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對西三角地區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比較和實證分析，不僅從理論上運用了科學發展觀，滿足了科學發展觀對區域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而且在實踐中不斷推動西部大開發戰略，深化落實構建西三角的戰略，為各級政府進行區域調控提供政策建議［76］。許永兵從對河北省近 14年的經濟發展質量綜合評價以及包括河北省在內的十省市經濟發展

質量比較分析來看，河北省的經濟發展質量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且層次低、最終需求結構不合理、高新技術產業薄弱、資源消耗大、民生改善需進一步加強等問題［77］。河北省應從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居民消費、支持企業技術創新、落實節能減排措施、完善社保體系等方面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袁瑛、鄭艷兵認為單純追求 GDP 或某些經濟指標，漠視對發展質量的系統考查，是造成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各級經濟決策者要真正立足于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就應該堅持科學發展觀，從經濟、生態、制度、社會和心理五個維度對經濟發展的質量進行系統考查［78］。

1.2.3.2 有關經濟發展質量評價體系方面

李永友在經濟發展質量內涵分析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刻畫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并利用該指標體系對江蘇的經濟發展質量做了實證計量和分析，結果反映出江蘇經濟發展質量呈現粗放型增長、結構協調性和發展成果共享程度較低［79］。羅序斌通過選取和構建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從生產率質量、經濟結構、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源開發四個方面出發，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質量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根據其特點提出了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對策［80］。王圣云利用側吸分析法對 2010 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和比較分析，發現各省在經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教育、技術創新、環境保護等五個維度上表現出不均衡［81］。何偉經濟發展質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國民經濟在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分享性和穩定性等方面的優劣程度，為評價經濟發展質量，構建由 28 個指標組成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通過選取我國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方面的數據，運用基于實數編碼的加速遺傳算法對其進行綜合評價［82］。譚崇臺從人口、資源與環境、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對外貿易等要素方面，以及人口增長和可持續發展、資本形成理論、技術進步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貢獻、世界分工和貿易的體系的理論角度等方面總結和分析了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經濟發展質量的研究［83］。伍鳳蘭利用 2005~2011 年的深圳市相關數據，采用層次分析法構建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個準則層的經濟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84］。何嬌根據經濟發展質量的內涵及促進經濟發展質量的目的，從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協調性、持續性、創新性、穩定性和分享性六個方面，構建經濟發展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對 2003~2012 年云南省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定量分析［85］。陳潔立足于城市經濟發展質量，在

15 界定經濟發展質量概念的基礎上，構建了評價指標體系，利用年安徽省各城市指標值，用熵值法對安徽省城市經濟發展質量并探討其城市經濟發展質量的時序變化和時空演變［86］。張紅從經濟發展有效巧、協調性、分享性、創新性、持續性五個維度構建了測度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將長江經濟帶各市作為研究對象，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聚類分析法、變異系數、錫爾系數、ESDA空間數據探索分析等方法對2006?2013年間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測度與客觀評價［87］。姚升保、宋耀輝從經濟增長的有效性、穩定性、持續性、福利性四個維度構建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省域經濟發展質量水平的動態變化情況［88］。發現省域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呈不斷上升趨勢，與社會福利、成果分配等指數變動趨勢相近，社會福利與成果分配、環境治理形成陜西省經濟發展質量提升的主要影響因素，從產業發展、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環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89］。史丹、李鵬以新時代的“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指引，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價［90］。

以上研究發現，目前對于經濟發展質量的界定并未統一，雖然不同的學者從全國、省域以及區域等層面對經濟發展質量進行了研究，但是測度方法和指標都是作者給予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從不同的維度刻畫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體系根據數據可得性選取衡量指標，因此評價體系存在很多迥異之處。

1.2.4 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發展問題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人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歷來重視經濟建設，把經濟發展作為重要內容大力推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維持多年高速增長，經過40余年的高速發展，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戰略。同時在黨中央不斷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要以綠色經濟為主要發展方向，牢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91］，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注重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綠色農業等等一系列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2017年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中提出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年12月在經濟工作會議中中央又再次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

本要求［92］。因此，如何準確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是了解當前和今后經濟發展走向的重要基礎。經濟增長有兩種變動形式，一種是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源要素的投入增加引起經濟產出規模的擴張帶來了增長。另一種是在技術管理創新條件下，資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產出數量增加、品質也明顯提升。相比較之下盡管投入的資源要素不增加或少有增加，經濟卻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長，第二種的經濟增長更側重于有一定質量的經濟增長。

1.2.4.1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機理方面

Frolov 等基于矩陣方法，結合年均生產率增長率和人均發展指數構建了區域經濟增長質量評價體系。雖然鮮有研究通過構建測度體系的方式專門探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低，但仍可從已有研究成果中發現部分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緊密關聯，能夠為后者的系統測度提供諸多啟示的文獻［93］。 Tian 對中國區域收入不平等進行俱樂部收斂檢驗，發現高收入俱樂部和低收入俱樂部之間收入差距具有擴大趨勢［94］。此外，借助熱值能源強度和經濟價值能源強度兩個指標，Wu等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能源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改善［95］。基于改進的生態足跡模型， Wang 等指出中國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和生態經濟協調系數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呈現惡化趨勢［96］。 OECD 研究發現雖然中國經濟仍保持高位增長，但正在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從投資到消費的經濟再平衡逐漸放緩，因此，需要更廣泛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更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國有企業改革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彈性［97］。

周躍輝認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抓好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策略，也是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必然選擇［98］。趙冰琴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99］。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和今后的工作重心，就需要緊緊圍繞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轉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制度供給、技術供給、人才供給等三個長期落腳點出發，不斷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基。林兆木依據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入手，研究如何減少生產要素投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資源環境成本、促進

17 社會經濟效益良好發展，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100］。蒲曉曄、 Jarko Fidrmuc 在分析需求動力結構和共計動力結構優化機理的基礎上，提出通過重塑需求動力、提升供給動力，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構建相互促進、相互轉化、彼此依賴的動力體系，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有效需求不足與有效供給不良并存的問題［101］。王國華認為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法很贊首先必須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措施促進產業供給側改革與市場需求相匹配，其次創新驅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以產業結構調整注入經濟增長新的動力［102］。劉麗波、曾毅漫等認為我國各地處于向高質量發展的推動階段，宏觀經濟“轉”的特征明顯。表現為增長動能轉換、產業結構優化、需求結構升級、效率效益提升、發展環境優化，打破資源由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的配置障礙制度，環境完善、營商環境優化，金融環境穩定性提升，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103］。韓永文認為應該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提高經濟效益和質量為中心，以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創新內生動力、協調動態內生動態機制、綠色為普遍形態、共享為根本目的發展。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環境需要一制度、技術、產業創新和市場創新為引領，推動產業發展向價值鏈高端轉型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104］。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涵是供給體系質量高、效率高、穩定性高。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途徑［105］。要以貫徹新發展理念為基本遵循，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基本目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為導向，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動力，加快推動三大變革，努力提高經濟發展可持續性。何立峰認為應該著力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既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106］。張俊山認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這一要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從技術基礎、部門功能和比例、國家和政府作用、振興農業基礎及轉變消費方式等多方面做出努力［107］。田國強以為實現向高質量的中長期的發展邁進。這就必須在一個動態聯動、一般均衡的綜合治理框架之下來考慮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工作，以此扭轉經濟持續下滑態勢，這是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必然要求，

也是適應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社會主要矛盾轉變、體制機制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108］。劉瑞娜在闡述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和特征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探討了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因素；依據新時代經濟增長形勢和影響因素的主要變化，新時代需要采取短期和中長期方改革舉措相結合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109］。

1.2.4.2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方面

童紀新、王青青為探究霧霾污染、環境規制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系，構建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核算體系，基于 2005~2016 年中國重點城市群，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和門檻模型，得出霧霾污染對經濟發展質量表現出負效應，環境規制并不能有效抑制霧霾污染，且霧霾污染、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存在空間異質性［110］。劉國斌、宋瑾澤認為區域經濟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仍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從科技創新、市場機制、社會組織參與、政府制度供給 4 個維度研究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并結合新發展理念的思想剖析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機制［111］。徐盈之、顧沛借助系統廣義矩估計的動態面板模型與中介效應模型，發現官員晉升激勵、要素市場扭曲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三者在傳統的經濟績效考核觀下，地方官員迫于晉升壓力而扭曲生產要素市場的行為會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顯著負影響，且要素市場扭曲的中介效應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112］。張麗偉、田應奎出重點研究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評價指標體系、中觀評價指標體系和宏觀評價指標體系建設，為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和構建做出積極貢獻［113］。袁曉玲、李彩娟、李朝鵬等從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資源效率、創新、生態環境、城市化與人力資本六個方面探究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理，基于目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困惑，發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缺乏系統的理論結構、指標評價系統不一致、研究層面不充分等問題，提出應該進一步完善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框架、機理和健全評價體系，并通過樹立“大質量”觀和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探索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114］。王育寶、陸揚、王瑋華認為應盡快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耦合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指標評價體系；構建多元整體系統中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和諧互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實證模型，從多

維空間和產業綠色轉型層面分析揭示國家間、省域間產業發展與環境耦合發展的機制［115］。梁丹、陳晨以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構筑包括基礎體系、動力體系、保障體系在內的諸多支撐體系，從創新支撐、高層次全面開放支撐和金融支撐三個方面對整個支撐體系的構建發揮撬動、輻射、帶動作用［116］。陳再齊、李震發現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政府這個供給主體首先必須改革完善相應的市場制度，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率先供給適應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制度，包括放松供給端限制、降低供給制度成本、完善產權保護體系、鼓勵支持風險投資、構建保障生活和安全的制度體系、構建適合國情的環境治理體系等，為市場主體主動改善升級供給創造條件［117］。

1.2.4.3 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方法方面

丁濤、顧金亮在構建基于“五大發展理念”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運用灰色關聯理論，對江蘇省科技創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行分析［118］。魏敏、李書昊構建經濟結構優化、創新驅動發展、資源配置高效、市場機制完善、經濟增長穩定、區域協調共享、產品服務優質、基礎設施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成果惠民10個方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體系利用熵權TOPSIS法進行實證測度［119］。韓江波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實現要素理想分配的最終目標的過程。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過程可被看成是高級要素密集型產業創新驅動初級要素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過程，其實質主要體現為高級要素密集型產業創新向初級要素密集型產業轉移與擴散，進而促進初級要素密集型產業要素配置優化的過程［120］。

上述文獻中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部分學者從供給側改革等國家發展理念、

政策等方面去闡述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機理，以及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注重經

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了一些研究，但是這些學者都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從不同層面進行研究。而且這些學者構建經濟高質量評價體系選取的維度以及指標存在很多差異，但并未集中研究探討研究整個領域經濟高質量如何發展。

1.2.5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現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應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

的需求。因此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以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主線，促進鄉村振興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有著深遠的基礎性和戰略性意義。 1.2.5.1 有關農業高質量發展理念方面

許世衛認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農業高效化推動生產、科學化施策管理、精準化拓展服務的重要要求。它的實現離不開農業大數據的基礎作用和推動力量。構建農業基礎數據資源體系、標準體系、關鍵技術體系，突出問題導向、品種導向、應用導向、市場導向，大力開展中國主要農產品大數據建設，發展農業全產業鏈數據經濟和數據產業［121］。鄭洪霞構建了包含 5 個一級指標和 27 個二級指標的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衡量四川省農業的質效提升水平、動力轉換水平、結構優化水平、綠色發展水平以及協調和共享水平，其認為提升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必須加大對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的投入，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農業對外開放，提高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質量，貫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升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加強農業風險防范［122］。孫江超認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應有之義，具有高標準、高效益、可持續典型特征。農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仍然面臨著小農戶經營與規模化生產的矛盾、高成本投入與增加效益的矛盾、基礎薄弱與快速發展的矛盾、追逐高產與環境保護的矛盾［123］。于法穩、黃鑫認為是守住綠水青山、美麗宜居鄉村建設的重要基礎和全面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選擇，更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和有效途徑。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處理好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數量目標和質量目標、政府與市場、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之間的關系，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路徑，推進綠色興農和質量興農之間的協調發展，提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124］。羅必良認為鄉村振興必須以農業高質量發展為基礎，重新認識農業具有的生態、社會等方面作用，保證農業生產減量、保產、高效、增收，由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發展道路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125］。

1.2.5.2有關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方面

周心昊結合農業高質量發展的 7 個特征，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湖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126］。龔銳、謝黎等將農業碳排放納入農業全要素生產

21 率測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數法測算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指數，采用面板VAR模型和系統GMM估計方法，研究農業高質量發展與其它相互協調關系［127］。黃修杰、儲霞玲構建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國際比較評價指標體系，明確其優勢和短板，為實現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得出要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姚深入推進產業融合發展，提升產業效益質量，不斷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提升要素配置質量，全面壯大新型經營主體，提升農業主體質量［128］。劉昭沄、黃琬等使用“熵值-AHP法”對包括遼寧省在內的25個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對比分析遼寧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整體水平［129］。劉紅峰、劉惠良以鄉村振興戰略視角的農業高質量發展為切入點，構建了我國各省份確保糧食安全、優化農業結構、完善市場機制、促進農業經濟、創新驅動發展、完善基礎設施、傳承傳統文化、建設生態文明、促進治理有效、發展成果惠民 10個方面 75 個指標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體系，采用熵權灰色關聯法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我國不同省份農業高質量發展各子系統水平的分布特征，并結合各區域實際情況，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與對策，推動各區域、各省份農業高質量協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130］。歐陽竹等提出了應用生態系統工程技術支撐黃河三角洲鹽堿地高效農業發展的新模式，并給出該地區未來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建議［131］。黃修杰、蔡勛構建了產品質量、產業效益、生產效率、經營者素質、國際競爭力、農民收入、綠色發展等 7 個維度 23個指標的農業高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基于 2016年省際數據分析了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情況［132］。

1.2.5.3 有關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理念方面

王領、黃鵬認為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農業農村事業融合發展，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從農業經濟發展現狀入手，了解農業發展概況，接著針對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若干問題，提出加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建議［133］。曾竹花也認為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命脈”，推進高質量發展更是形勢所需。在我國發展邁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應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主線，著力發展特色農業，質量、品牌、效益等建設穩步提高［134］。毛樹春、李亞兵等研究認為棉花品質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是由中國國情、農情、

棉情和紡織業行情決定的，是中國棉花生產“走穩走準”“以質保量、保規模”的有效路徑，是中國由產棉大國轉向產棉強國的發展之需，是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和品牌強農在棉花產業的具體行動［135］。汪曉文、李明研究認為立足新時代我國農業發展現狀，全面剖析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特征、現實價值，以國外發展經驗為鏡鑒，提出新時代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框架，以產業融合為引領，以綠色發展為底色，以市場導向為方向，以開放合作為推力，以機制創新為突破，多措并舉整體推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136］。白春禮認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思路，要注重生態環境協調和高新技術有效結合，走適應性開發、高效精致開發和現代化產業開發的道路，探索農業高效、高質、高值發展新模式、新機制，激活科技創新能力和服務能力，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突破技術限制［137］。

1.2.5.4有關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方面楊瀏洋、王美玲等從農業經濟的結構、效率、穩定性以及農村發展、農業現代化、農業資源與環境等 6 個方面選取 23 項評價指標，構建了中國農業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量化研究農業經濟發展質量特征，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138］。李芳在農業經濟發展水平、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三個維度 18 個指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通過主成分評價新疆農業發展的水平，為實現新疆農業高質量發展以及農業實現轉型發展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和參考價值［139］。

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國內學者基于區域內的資源稟賦，從農產品供給和需求、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質量保障體系構建、農產品品牌建設、農產品流通等多個維度對我國農產品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

1.2.6 文獻述評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術界對經濟增長質量、特別是農業經濟增長質量從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提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策等多維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為本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但縱觀現有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間和進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一，當前學術界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特別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外延尚無定論。第二，有關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大

23 多是從整體、區域經濟以及資源稟賦進行的研究，缺乏研究的普遍性和對應的支撐機理。第三，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術界已構建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

基于以上三個方面的考慮，本研究在理論上通過闡述供給側結構改革和農業經濟高質量高質量發展辯證關系，在分析兵團農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擬從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保育、質量安全、綠色引領、農業科技創新等維度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測度，查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煉出實現兵團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以期為兵團農業支持政策的完善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3 研究意義及目標

1.3.1研究意義

1.3.1.1 理論意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從提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出發，用改革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根據實現需求變化調整供給結構提高有效供給。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并存，先進城市與落后鄉村的差距日益擴大。然而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是重要的物質資料和資金的提供者，農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連帶影響其他產業的發展情況，也直接關乎人們的日常生活。兵團在修正農業發展過程中依舊存在諸多困境，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市場上“谷賤傷農”的現象依然存在，生產中藥、肥的過度施用不斷造成產品品質降低，大氣、水體、土壤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資源浪費。研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于豐富相關研究成果，其次在國際農產品市場激蕩的市場背景下，如何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各省、各地區都要大力推進的主要工作主線。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背景下出現的新事物，迫切需要得到進一步研究，建立健全質量興農評價體系，為衡量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供標準。因此，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身思考的基礎上，探索當前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對有利于豐富有關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成果，為其他研究者提供參考依據。

1.3.1.2 實踐意義

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鄉村振興戰略強調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必須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研究農業高質量發展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兵團作為新疆農業生產的重要支柱，以八分之一人口推動新疆三分之一農業的發展，并且兵團整體的機械化、科學素質等高于自治區平均水平，在推動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的前提下，促進兵地農業經濟帶動發展，從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向新疆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積極響應中央有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兵團農業主要以棉花產業、林果業為主，兵團所處環境脆弱、水資源匱乏，又缺乏物質積累和投入資金，使得兵團農業高質量發展在可持續發展時面臨更多的困境，并且當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尚未明確，難以對癥施策。因此，試圖通過構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考察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具體情況、存在問題并究其原因，探究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掃除障礙。

1.3.2研究目標

（1）通過兵團農業發展現狀分析，查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瓶頸制約因素。

（2）利用資源稟賦理論、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羅默、盧卡斯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古典索洛增長模型與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推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函數模型，從從科技投入、生產要素投入、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以及對環境的保護五個維度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從時間和空間不同緯度定量評價兵團十四個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差異，運用空間自相關模型，近一步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格局特征進行分析，探究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3）從重塑發展動力（以農業技術創新引領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化生產結構（以種植結構優化驅動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發展效率（以要素效率改

善支撐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等多維度進行制度創新，提出實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

1.4研究思路和技術路線

本研究以“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函數—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為邏輯主線。首先，依托資源稟賦、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新經濟增長理論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切入點，通過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其次，借鑒和參考相關文獻，從科技投入、生產要素投入、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以及對環境的保護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對各項指標賦權，采用線性加權法測定兵團農業綜合水平，分析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序性和差異性。再次，運用 ArcGIS 軟件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格局進行可視化處理，繪制時空分布圖。最后，根據實證分析結果，總結歸納出兵團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能夠推進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和建議對策。研究的技術路線圖 1-1如下所示。

供給側改革農業經濟高質量

國外研究現狀

國內研究現狀

概念及支撐理論

資源稟賦新經

濟增長理論

理論

基礎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

研究目的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內在機理盧

理論

創新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分析

現狀

分析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函數構建

模型

構建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

發展水平評價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

發展時空差異分析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

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圖 1-1 研究的技術路線圖

1.5可能的創新點

（1）在研究視角上，深層次解析地分析供給側結構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動態互動機理，重新審視兵團農業產品安全和產業競爭優勢，以及產業要素投入與協調高質量發展，是對現有農業經濟經濟理論的延伸和有益補充。

（2）在研究內容上，從科技投入、生產要素投入、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以及對環境的保護五個方面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對各項指標賦權，采用線性加權法測定兵團農業經濟的綜合水平，分析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差異，在面臨成本降低和資源環境約束的雙重壓力下，探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對提高兵團農業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和保障我國農業產業安全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均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1.6本章小結

本文提出推進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深化新疆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必由之路，是保障農民受益、實現農業轉型升級的有效路徑，是增強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求，以及對現代農業發展及其重要性的重新認識一些必然要求。通過不同學者對農業高質量發展以及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量研究，探討構建新疆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的研究具備的重要意義和參考依據。揭示新疆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表明研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意義，構思研究思路、刻畫研究技術路線圖，利用描述性統計等研究方法對新疆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研究。

第 2 章相關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

2.1概念界定

2.1.1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學術研究中的具體涵義應該如何界定？那么相應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該如何客觀界定她的涵義？傳統定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界定為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及其措施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強調的是在供給側角度進行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在于供需均衡，通過全局來看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來自于供給側的結構而非總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味追求總量，只會破壞供需均衡導致“谷賤傷農”，其實質在于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界定為從生產上游布局出發即農產品供給方的產業布局出發，通過農業農村部等相關部分制定頒布的改革以及實施措施實現農業經濟結構域的轉型升級，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按需生產定向供給，提高產品供給質量和效率，趨于實現供需的完美均衡，從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增長提高內生動力。

深入貫徹 2017 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圍繞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對農業農村工作作出全面安排與部署。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兵團由于地理環境資源約束農業結構較為單一，因此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側重于根據兵團全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針對不同地理環境優勢適當調整產業結構，通過供給側改革的全局優化布局實現轉型升級。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農業供給側著手，為解決我國當前階段農業供需關系矛盾、實現供需結構平衡所提出的理論。當前國內農業發展面臨生產成本高、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市場價格約束、農業資源可持續發展約束、生態環境約束、農產品消費結構升級、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乏力等諸多困境，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現有農產品供給結構與逐漸升級的市場需求結構不平衡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從供給側入手，通過優化農業生產

結構、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激活農業生產要素等一系列手段，促進農業資源合理配置，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供給，刺激有效需求，實現當前農業發展“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要求。適宜發展外向型農業的兵團有必要實行更加積極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通過加快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提升農業生產能力，實現陸海結合部農業生產經營“降成本”、“補短板”的目標。通過提高農產品質量、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現代化水平，提升農產品有效供給，推動農業“走出去”。通過發展綠色農業，降低環境污染，保護農業生態資源，尤其是兵團的生態環境，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2.1.2 經濟高質量發展

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經濟高質量發展，而當下學術界開逐漸將研究重點從經濟高速的數量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基于數量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動力創新的新型增長方式，以高科技為核心發展動力，以高附加值的產品為市場競爭核心力，實現由質量主導數量、擠干 GDP 水分，提高經濟發展的有效經濟總量，不斷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結構優化，推動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明綜合全面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本質特征有：創新性、精細性、生態性、再生性、高效益。經濟高質量增長，是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兩種模式的統一，而其也是現代化經濟發展體系的本質特征，也是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因此兵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實現經濟發展必須產業振興為抓手，通過創新、生態、經濟等多方面的協調、統一，促使經濟高質量發展。

2.1.3 農業高質量發展

2017 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走質量興農之路”“加快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等要求，隨后召開的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提出了“唱響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主旋律”的重要工作思路，并將 2018 年確定為“農業質量年”。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我國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工作的重視程度。然而，農業高質量發展這一術語出現時間尚短，其內涵研究成果較少。韓長賦認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是從能不能為市場提供數量充足的農產品，轉變成能不能為消費結構日益升級的消費者提供更為優質、綠 30

色、安全、多元且特色并存的品牌農產品的過程［140］。簡單來說，就是從“有沒有”過渡到“好不好”的發展。在此基礎上，他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細分為6 個目標，即：產品質量優、經濟效益好、生產效率高、經營者素質佳、國際競爭力強、農民收入多。柯炳生認為從產品質量、生態環境治理和結構質量出發，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概念。在此基礎上，他將農業高質量發展所要實現的目標確定為產品質量高、生態發展協調促進、結構優化合理，并展開深入分析［141］。首先，產品質量高是農業高質量發展最直接、最主要的目標。它要求農業發展過程中要重點抓品牌建設，及時為市場提供質量優且安全性高的農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其次，生態發展協調促進不僅是農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還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標準。它意味著農業生產經營必須始終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重點關注水土流失綜合治理、農業廢棄物處理、農藥和化肥濫用等問題。最后，結構優化合理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部分。它是農業在一定資源條件約束下能夠獲得的最優的生產效果和效益，主要體現在產品結構、區域結構、要素結構、組織結構和貿易結構等五大方面。鐘鈺認為狹義層面的農業高質量發展針對的是農產品質量，要求農業依照標準生產合格的或高于標準的農產品，滿足人民對安全、優質和綠色農產品的消費需求［142］。廣義層面的農業高質量發展不僅包括農產品質量，還應包括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的質量；農業經濟效益；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等內容。此外，他還提出農業高質量發展推進過程中的幾個要點：經濟增長后形成的一定積累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盲目地追求質量而放棄經濟總量增加絕不可取；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所以它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只有循序漸進才能獲得理想的結果；農產品市場已經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這一變化要求農產品生產導向必須有所變化，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或服務；注意培育和展現地方特色，將文化與產品融為一體，提高農產品的知名度、品牌力、附加值。通過梳理現有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高質量發展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的發展。而農業高質量發展在內涵上小于高質量發展，自然而然地繼承了后者的多維性、動態性、復雜性特征。因此，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概念不容易被準確地定義。本文利用系統論探索其內涵和特征。從系統分析的角度出發，農業高質量發展可以看做是培育形成農業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核心動力，創造

良好生態環境、奠定經濟基礎、堅持科技要素、勞動力等的投入與積累，為后期農業可持續發展夯實基礎。

農業高質量發展是堅持以人中心，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不斷引入質量變革、動力變革和效率變革，為消費結構日益升級的人民提供充足的，特別是更加安全、優質、綠色、多元和特色并存的品牌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從而獲得農業經濟穩步增長，農業產業結構優化，農村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協同進步的發展。

2.1.4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經濟增長是指社會財富的增加——用 GDP 或實際 GDP 的增長指數表示，而經濟增長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因此，農業經濟發展中農業經濟增長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其具體表現是一國或一地區農業生產總值或人均農業生產總值和農村居民收入持續而穩定的增加。當下，農業經濟通過多年的持續增長，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資本積累，為推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在基于綠色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統籌要素、科技、社會、人文、生態環境等資源，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降低生態環境破壞，依據消費者市場需求生產高品質農產品，創造高質量生產的協調發展的良好環境，并且為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核心動力，從而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將經濟增長、農業高質量發展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三者的邏輯關系羅列為：農業經濟增長積累資本，綠色農業發展為其夯實基礎，資源為農業高質量發展創提供條件，從而逐步實現要素統籌、資源整合的經營環境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動力。

兵團農業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從微觀來看就是在投入上能利用科技進步科學配置資源要素，推動效率變革，實現資源要素配置從過去的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節約經營，使得資源要素的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在產出上，能通過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推動質量變革、動力變革，使產出的品質明顯提升，效益大大提高。從宏觀來看，要實現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僅限于經濟范疇之內，還必須考慮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影響因素。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所起作用是不同的，

質量變革反映的經濟體能通過動力結構使產出的產品和服務的優質化程度，能滿足新時代城鄉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效率變革反映的是資源要素能通過創新實現集約節約化配置，以提高產出效益。動力變革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動能機制轉換，可以支撐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動力變革在三大變革中起著核心和基礎作用。因此，在當前新時代發展背景下，兵團經濟高質量發展應體現產業產品的創新性、城鄉地區以及經濟與其他領域的協調性、環境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經濟發展的對外開放性和發展成果的可共享性，要盡快培育形成新動能以此追求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2.2相關理論基礎

2.2.1資源稟賦

資源稟賦，在國際上將其定義為一國或地區擁有的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管理、技術等的方面。一國或地區擁有的某種要素的供給大于別國同種要素而使得要素供給價格要低于別國，該國的這種要素相對豐裕；反之一國或地區擁有的該種要素供給小雨別國供給價格高于別國，則該國這種要素相對稀缺。研究區域所處新疆自然資源等較為豐富，但是地理環境也存在較多約束，南疆地區有世界第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其中第一師、第三師、第十四師均分布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地帶，因此南疆師因地理環境造成的約束更加明顯，其他高山高原地區也存在較大約束，兵團各師之間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空間分布離散，較難在一定程度上依據區域資源稟賦實現資源優勢互補，實現結構調整與產業優化。

2.2.2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最初是美國數學家柯布(C.W.Cobb)和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PaulH • Douglas)共同探討投入和產出的關系時創造的生產函數，是以美國數學家 C.W •柯布和經濟學家保羅• H •道格拉斯的名字命名的，是在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上作出的改進，引入了技術資源這一因素。用來預測國家和地區的工業系統或大企業的生產和分析發展生產的途徑的一種經濟數學模型，簡稱生產函數。是經濟學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生產函數形式，它在數理經濟學與經濟計量學的研究與應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生產函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它可以用一個數理模型、圖表或圖形來表示。換句話說，就是一定技術條件下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在處理實際的經濟問題時，生產函數不僅是表示投入與產出之間關系的對應，更是一種生產技術的制約。例如，在考慮成本最小化問題時，必須要考慮到技術制約，而這個制約正是由生產函數給出的。另外，在宏觀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中，在討論技術進步的時候，生產函數得到了很大的討論。

該生產函數表示在既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下生產要素組合（XI, X2…Xn）在每一時期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為Q。在經濟學分析中，通常只使用勞動（L）和資本（K）這兩種生產要素，所以生產函數可以寫成：Q=f（L,K）。

生產函數的特點： 1、生產函數反映的是在既定的生產技術條件下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數量關系。如果技術條件改變，必然會產生新的生產函數。 2、生產函數反映的是某一特定要素投入組合在技術條件下能且只能產生的最大產出。根據生產函數的特點，考慮在投入產出過程中生態環境等多項因素，構建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擬定不同投入要素的冪指系數，量化新時代下農業經濟的“投入—產出”。

2.2.3 新古典增長理論

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索洛增長模型、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主要是指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所提出的經濟增長的理論。索洛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推導出一個新的增長模型。這個模型假定：第一、資本－產出比率是可變的；資本和勞動可以互相替代；第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價格機制發揮主要調節作用；第三、不考慮技術進步，技術變化不影響資本－產出比率，因而規模收益不變。

而內生增長模型是基于對新古典函數修改上提出的。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以資本積累為核心，以資本積累機制的遞減規律為基本假設，核心是新古典生產函數和資本積累方程，基本結論是：資本收益遞減規律（源于新古典生產函數）導致資本積累動力的逐漸消減；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長或技術進步，經濟不可能實現持續增長；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應，沒有增長效應。在新古典模型中有效勞動的增長率是外生給定的。因此，

新古典模型并沒有對這種差異做出任何經濟解釋。總之，盡管新古典增長理論在邏輯上符合這些經驗事實，但它的解釋確是遠遠不夠的：外生的技術進步遠遠不能揭示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通過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模型，并利用其資本收益遞減規律，驗證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投入——產出能實現內生增長提高的要素投入以及具體投入產出邏輯關系。

2.2.4 新經濟增長理論

上世紀80年代，以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將技術視作內生變量的新增長模型，逐步發展并形成了新增長理論，又稱內生增長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不同，新增長理論并沒有一個大多數學者都認同的經濟模型。“只是由一些持相同或類似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各種增長模型構成的一個松散集合體。”接下來，本文將重點介紹幾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內生增長模型。第一種是以阿羅和羅默為代表的經濟增長模型，假定投資能夠產生溢出效應，從而將外生的技術進步內生化。阿羅是最早將技術進步看作經濟增長內生變量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干中學”模型。這里的“學”是指獲取知識或技術的過程。他認為技術進步是資本投資帶來的副產品，也就是說進行資本投資的廠商不僅能直接享受資本對增加產成品的好處，還能在此過程中積累經驗，進一步提高生產率，而其他廠商通過向生產率高的廠商“學習”，能夠獲得更高的生產率。隨后，保羅•羅默在阿羅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知識溢出模型。他認為知識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并將其劃分為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一般知識是一種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特殊商品，是每個廠商都熟練掌握的技術。專業知識能夠產生經濟內部效應，具體指廠商在自身的生產實踐中獲得的專屬知識，不被其他廠商所熟知。前一種知識產生外溢效益會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生產率，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然而，在缺乏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擁有專業知識的廠商可能會顧忌技術外溢效益帶來私人受益低于社會收益，繼而減少投資。因此，與阿羅一樣，羅默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干預外溢效益，如對產生技術溢出的廠商進行補貼，對獲得享受技術溢出好處的廠商進行課稅。宇澤弘文和盧卡斯提出了另一種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宇澤弘文假定經濟系統中有一個專門的負責生產人力資本的教育部門，從而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內生變量。在這個模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人力

資本部門。盧卡斯也認為經濟增長并不依靠人口增長之類的外生力量，而是受人力資本積累驅動。他提出人力資本存在內部和外部效應，前者是每個人擁有的人力資本能夠給自己帶來收益；后者是個人的人力資本有利于提高全經濟范圍內的生產率。廠商通過對工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不僅能提升工人的工作能力和素質，獲得更高的生產率，還能通過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提高其他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巴羅認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是政府，為此他提出了分別適用于不同政府行為的模型，即公共產品模型和壅塞模型。在公共產品模型中，巴羅假設政府提供純公共產品，這一政府行為會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有利于增加廠商的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品。此時，如果政府實施比例稅制，那么社會最優增長率將超過均衡增長率；如果實施一次總付稅制則可以讓經濟朝著最優增長的軌跡前行。壅塞模型假設政府提供準公共產品，即產品具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此時，政府通過確定適當的比例稅制，可以使均衡增長率不斷趨緊甚至等于社會最優增長率。但如果用一次總付稅制代替比例稅制，不僅會降低經濟增長率，還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隨后， R&D 模型的提出進一步增強了新增長理論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根據產品創新的具體形式， R&D 模型可被分為產品品種增加模型和產品質量升級模型。前者探討的是中間產品或消費品的種類增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羅默、阿爾文•揚、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為代表。后者通過引進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討論了產品質量升級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以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模型、阿格亨—豪伊特模型為代表。

2.2.5 內生經濟增長

內生經濟增長形成的核心思想主要是學者們在逐漸研究中認為經濟的發展可以不依賴外力實現內部經濟的持續增長，而這其中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起決定性因素的是內生的技術進步。以羅默和洛卡斯等為代表的主要經濟學家通過全球經濟范圍內收益的遞增遞減、技術的外部性增長來揭示經濟增長的路徑。其中主要以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提出的人力則本模型和巴羅模型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模型用來進一步探討內生經濟增長的變化規律。而以瓊斯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內生經濟增長是由于資本積累的結果，與之相應的成果代表有瓊斯一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自亞當•斯密提出探索經濟發展

36 規律之后，許多位經濟學家在200多年的時間里緊緊圍繞經濟增長這個核心不斷的提出自己的觀點假設與成果，目前形成的較為統一的觀念是：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相當長的時期里，它的經濟發展情況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隨著時間的逐漸推移，它的生產資源的積累；二是在其知識既定的情況下來看資本存量的使用效率；三是時間推移之下的技術進步。首先生產資源積累的量說明了其發展狀況，決定了之后經濟發展的后續動力。其次在其限有認知之下的資本存量使用效率，可以反映現有時間點該國或者地區對于經濟發展的生產經營規模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概況。最重要的是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技術進步，技術的提升能夠提升資本存量的使用效率也能進一步提高生產經營規模的水平。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研究提出新興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理論主要依據以要素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勞動力投入量）為自變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型，而且提出把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來解釋經濟增長。最終通過理論得出長期經濟增長停滯是由要素收益遞減引起的重要結論。

因此在探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發展規律時，要以此理論為基礎，除考慮投入要素、資本和人力外更應該考慮高質量發展衡量體系之下新的要素投入，及其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重要影響，從而更加全面的基于內生經濟增長探索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

2.3本章小結

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解讀的基礎上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界定，為新時代市場需求引導供給產出提供方向，通過資源稟賦、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持續發展理論等對農業發展要素以及優化生產結構等為探討新疆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第 3 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3.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

繼 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要堅持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后， 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新時代農業經濟高質量顯得越來越迫切”。因此在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需求下要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從目前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出發：一是種植結構調整和升級、農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有待提高；二是以現代生產要素代替部分勞動力，提升單位勞動投入的產出效率；三是以協調農業生產與環境、資源的關系，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效率，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為避免“谷（果）賤傷農”的局面再次發生，迫切需要提升農產品質量、推進農業綠色發展，逐步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引導的生產高效、品質優良、產能持續、生態穩定、環境良好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是進一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由之路。

假設在經濟發展長期均衡的條件下，運用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分析農業經濟發展規律，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引入生態友好，建立新的要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整體系統，進而探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之間的內在機理，基于劉乃郗和常健關于高質量發展的假設基礎上提出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假設，以模擬得到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模型。

3.2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

通過第一章緒論中對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發現，在現有研究中均未從的經濟增長理論結合農業進行探討農業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充分條件。因此，本文研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探究如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以及新古典經濟理論等，揭示現代農業發展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系。

3.3理論模型

3.3.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之間的潛在關系

從供給側角度出發，農業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供給側改革。雖然說現今市場主導趨向于需求側改革，但是回歸農業生產上游來看依舊離不開供給側改革，這是由農業的周期性長、基礎性和效益性以及建設內容的多樣性等特性決定的。主要體現在農業投資回報率低于一般產業，農業投入的成本高，而且受到自然環境等條件的約束，產業風險較大且不明顯。

從政策措施出發，農業的“三去、一降、一補”是前期奠定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三去”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在農業發展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去除產業利潤空間低、品質較低，生產過程對生態環境污染大的產業，最終進行不良產業淘汰和更迭；二是去除市場需求過剩產能導致的庫存，為下一步應對市場需求的新產能提供市場空間；三是完善金融機構和引導政策，降低因為農業投入成本高而引起較高的系統性風險。“一降”的降成本主要表現為現代農業生產過程中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的趨向，提高勞動力素質水平和先進農業技術推廣，降低其投入成本，提高其生產效率。“一補” 的補短板是提高農業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要素，也是政府調控供需關系平衡的重要手段。

從高質量發展出發，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必然是自然資源環境的可持續長久發展，實現農業與自然資源環境長久發展主要措施是生產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友好。因此，要實現農業高質量必然條件是嚴格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提高產品質量、提升與生態環境的友好度。但是如何衡量其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3.3.2 模型的前提假設

通過梳理相關研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導必然是全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改變的，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影響農業發展從而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沒有研究從理論上作出相應解釋。農業技術水平提升、勞動力數量增加和質量增強、鄉村投資資本回流以及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舉措都將是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并且相對于在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中反映出農業經濟發展中經濟增長來源于模式的內生性影

響，需要提出相對于宏觀經濟研究中普遍認可的經濟發展規律，是構建理論模型前三項的前提假設，考慮到生態在發展中愈加重要，因此引入生態友好進而提出新的適應當下及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新的假設［143］。因此在本文中，利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以十九大中指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依據，從綜合技術效率、資本投入、勞動力和生態友好，以及市場反饋五個方面提出前提假設。

①假設一：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一國或一區域農業經濟發展在資源有限的前提約束下，不得不表現出規模遞增、不變、遞減的不同發展階段，但是在現實中往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出不同的規模報酬特征，與理論上是規模報酬階段的發生在時序上存在相悖，因此在研究中假定農業經濟增長的規模報酬特征的發生階段不做嚴格處理。

②假設二：隨著經濟增長，一國或一區域內與農業相關的綜合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的進步都具有內生性。

③假設三：隨著經濟增長，一國或一區域內其他必然要素的產出彈性會隨著經濟發展處于不同階段而變化。

④假設四：隨著經濟增長，一國或一區域內自然資源具有有限性，農業無法在生產投入中對自然資源以及生態環境無盡止索取。

3.3.3模型構建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認為，技術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而影響總產出的是資本存量和就業總量。但是在國內現有經濟發展中越來越注重生態環境因素，而農業作為與生態環境交叉融合產業，不得不在供給側改革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考慮生態投入要素。所以在原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t)KaLi-a的基礎上，引入生態要素投入，并且假設在多部門經濟影響下，要素指數之和不一定等于 1。因此，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引入生態保護投入構建新的生產函數如下：

Y(t) = A(t)aKPLYE甲 (3-1)

基于以上四點假設，利用新增長模型慣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構建新的動態內生增長模型，在新的生產函數中因多部門經濟放寬規模報酬，其中a、B、e、y 之和不一定等于 1，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可以大于 1，在規模報酬遞減的情況下可

以小于 1。

3.3.3.1 模型推導

假設在農業在三部門經濟下，其農業的綜合技術水平A (t)、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以及生產環境生態投入E的增長動力來源于內生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增長，而農業供給側的助力改革則用市場信息反饋 M0 表示生產指導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的修正。

Y (t) = A (t)" [(1一％ - aKL - aKE ) K (t)]" [(1一 bLA -際-%e ) L (t)]

[(1 —cEA —Cek -Cel)E(t)J 從 0<a,/3,£,Y< 1 (3-2)

K(t) = N[bLkL(t)]^N1 [cekE(t)『2 K(t產3 ,O<0n,n2”N3<1 (3-3)

L(t) = P[aKLK (t)^P [celE(t)『2L(ty3 ,O<0p/p2如 <1 (3-4)

' E(t) = Q^eK(t)『％厶(t)『2 E(t產3 ,0叫趕2思3 <1 (3-5)

« = f [Y (t)] 陸 f [Y (t)] "f [Y (t)] / = f [Y (t)]

據此，獲得新的動態內生增長模型。在(3-2)式中，Y(t)表示農業總產出，M0表示農業經濟市場信息反饋，A(t)表示農業綜合技術投入，K(t)表示農業資本投入，L(t) 表示農業勞動力投入，H(t)表示對農業從業人員人力資本投入，E(t)表示農業生產環境生態保護投入。考慮到技術、資本、勞動力和生態環境保護四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影響，為避免重復計算和消除存在的多重影響，因此，假設農業綜合技術投入或者資本投入等變化會引起其他三者變化，這種影響表現為系統內部內生性增長或降低。

在(2)式中aKA表示綜合技術投入提升需要的資本投入比例，aKL表示勞動力投入變化需要的資本投入比例，aKE表示生態保護投入變化需要的資本投入比例。bLA表示綜合技術投入變化需要的勞動力投入比例，LK表示資本投入變化需要的勞動力投入比例,

bLE表示生態保護變化需要的勞動力投入比例。CEA表示綜合技術投入變化需要的生態保護投入比例，CEK表示資本投入變化需要的生態保護投入比例。其中fl、f2、f3、f4是 Y(t)的初等函數變換。

3.3.3.2 模型求解

在進一步探討新構建模型的現實經濟意義前，首先要進行該新的動態內生增長模型長期均衡水平的求解。在此我們首先將不同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在周期內產生的影響看做內部變化，忽略其產生的影響，因此先對模型的前一部分進行求解。同時，給予農業人口增長率一個外生假定：

g[L(t )] = n (3-10)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必然是農業從業人口的增長和其人均綜合技術水平提升所主要影響的，追溯其根本還是對農業從業人口的人力資本投入力度加大。在此我們只是假設農業生產關系，將農業人口增長率看做是一個目前農業發展階段的內生變量。為了職稱假設的合理性，我們提出以下三個觀點以供支持下一步求解。第一，支撐該研究的原因是討論在利用該假設模型在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和農業發展模式的影響，以及其對兩者影響的理論解讀。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該模型中假設考慮的農業人口增長率變化是基于一國或某一區域的假設，沒有過多考慮其他因素對這個外生變量進行的影響。而是將其變化情況等視為一個影響該假設模型的結果。第二，農業發展階段在目前還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階段，因此在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并存發展之下農業經濟也存在多種發展模式，例如小農經濟模式、大農戶經濟模式、農場經濟模式、農業企業模式。由于多種發展模式并存，因此在短期內人力資本投入對某一經濟模式或者農業經濟整體發展不會表現出明顯地分化特征和差異。第三，農業人口的明顯變化也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才能表現出來，其與農業相關的從業人員流動也只是一國或者一個地區內部人員的流動，可以將其近視忽略不計，因此整體可以近似的看做農業人口的變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此外給予部分外生參數進行簡化，得到如下結果：

cK =(1 -aKA -aKH -aKE)^(1 -bLA -bLH -bLE)r(1 -cEA -cEH) (3-11)

cA =恥給匕滄尹3 (3-12)

A KA LA KA

cH = cH a°P1b也2c°P3 (3-13)

KA LA KA

cE = c E a°Q1b°Q2c°Q3 (3-14)

E E KA LA KA

將以上四式代入(3-2)、(3-3)、(3-4)、(3-5)式可以將其化簡為：

y(t)= cKA(t)aK(t)"[H(t)L()『E(t) (3-15)

A(t )= cAK (t 產1 L(t 產2 E (t 產3 A(t 產4 (3-16)

H(t )= cHK (t )9p1 L(t V2 E (t 戶3 H (t 戶4 (3-17)

E (t )= cEK (t 產1 L(t 產1 E (t 產1 (3-18)

(1)首先對(3-15)進行求解，由K(t) = sK(/)-來(t)，s表示儲蓄率，6表示折舊率, 0<s<1，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K(t )= scKA(t )aK (t 尸[H (t )L(t )『E (t)-8K (t) (3 —19)

將上式進行進一步變換后得到等式：

gK (t ) = || = scKA(t YK (t 廣1 [H (t)L(t )『E (t)-3(3-20)

不影響幾何性質的條件下，假定6 = 0，然后先對(3-20)兩邊取對數，再對時間 t

進行求導，則得到如下結果：

再將式(3-10)代入上式則可進一步得到下式：

g^ = agA (t)+(0- 1)gK (^)+r[gH (t)+n ]+驗(t) (3- 22)

•

當g K (t) =0時，表明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達到均衡位置，產出增長到達長期均衡水

平，那么可以得到關于資本長期均衡水平的新等式如下：

通過式(3-23)可以得到：在農業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均衡產出增長水平由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農業人口增長率和生態環境保護四個投入要素共同決定。

(2)其次對式(3-16)進行求解，對其進行等式變換得：

(3-24)

對上式( 3-24)兩邊同時取自然對數，對時間 t 進行求導，并將式( 3-10)代入得：

g (t) = ^N1Sk (t) + &N2n + 3gE (t)+ (^N4 - 1)gA (t)

當gA(t) =0時，表明技術進步的增長速度到達均衡位置，加大對技術水平的投入也

不能使得技術水平提升的更快，因此得到關于技術進步均衡的等式如下：

gY (/)= gK (/ J4 gA (/)一字 n 一字 gE (/) (3-26)

yN 1 yN 1 yN 1

通過式(3-26)可以看出：在農業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均衡產出增長水平由農業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和生態環境保護三個投入要素共同決定。

(3)對式(3-17)進行求解，對其等式變換得到：

= chK (t 嚴 L(t 產2 E (t 嚴 H (t 嚴-1 (3 - 27)

同理，對上式( 3-27)兩邊同時取自然對數，對時間 t 進行求導，同時將式( 3-10)

代入得： •

g t ) = ^?1 gK (t) +$2n + yP3gE (t) + (^?4 1)gH (t) (3-28)

然后對gH(t)=0時，，表明人力資本提升的增長速度到達均衡位置，如果持續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并不能使得人力資本提升速度進一步增加，得到關于人力資本提升均衡的

等式如下： gY(t)=gK(t)= gH(t) /2 n y gE(t)(3-29)

P1 yP1 yP1

由上式(3-29)可以看出，農業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期均衡水平由農業人口增長率、

人力資本提升和生態環境保護三個投入要素共同決定的。

4)對式(3-18)進行求解，對其進行等式轉換得到：

Etj = CeK (t 產1 L(t 產2 E (t 產3 -1

對式( 3-30)兩邊同時取自然對數，然后對時間 t 進行求導，并將式( 3-10)代入

得：

? f) = VQ1 gK (t )+°Q 2n + (°P3 - 1)gE (t) (3-31)

同理，當g；(t) =0時，生態環境保護進步速率達到均衡位置，其他要素的持續投

入并不能使得生態環境保護速率得到提高，因此得到如下結果：

gy(t)= gK (t )=護 gE(t)-$n (3-32)

VQ1 VQ1

此時由上式結果可以看出：在農業經濟增長過程中其長期均衡產出增長水平由農業

人口增長率和生態環境保護兩個投入要素共同決定的。

(5)由以上結果聯立式(3-23)、(3-26)、(3-29)、(3-32)，則得到如下方程組：

(^)=豈 gA (^)+ 厶 gH (^) + 乙+ “

gy (t )=護 gA (^)-字 n-字 gE (t)

VN1 VN1 VN 1

gy (t )=護 gH (t )-V n-字 gE (t)

VP1 VP1 VP1

gy(t)= 皐 gE(t)-產n (3-36)

VQ1 VQ1

由以上等式中(3-36)變換可得關于gE(t)的等式： g e (t ) = T^gy(t)+n

1 -VQ3 1 -VQ3

然后將式(3-37)分別代入式(3-34)、(3-35)可以分別得到關于gA(t)和gh(t)的

等式：

然后聯立式(3-37)、(3-38)、(3-39)代入式(3-33)，則可以得到：

a ^N2 (1 - 03)+* ^N3 %2 + Y'%2 (1 - ^3 )+^^3 ^2 + 1- ^3 +£ ⑦2 ©-"X1 工 44 03) ©-〃亞-04^-》3) ^-加-給)

1 G 'N1 J 'n3《1 Y A- 'q3 )；Y 3 'q 1

(1-0) (1-"X1-'Q3 )(1-^4 ) (1-")(1-^3 )(1-^4 )

即得到關于農業的綜合技術水平A(t)、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以及生產環境投入E的相關資源生產效率函數gY(t)，最終得到關于Y的生產函數，對其對數變化得到:

ln Y = aln A(t) + 01n K (t) + /ln L(t) + sln E (t) + f0 (3-41)

從模型最終結果來看，歸結為依據市場的需求側的信息來進行供給側改革，從改變綜合技術水平、資本、勞動力和生態環境四方面要素投入，從而達到實現農業高質量的發展，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3.4本章小結

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提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增加假設，通過梳理供給側改革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關系，提出模型的前提假設，通過函數推導得到關于農業的綜合技術水平A(t)、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以及生產環境投入E的相關資源生產效率函數gY(t)。最終歸結為依據市場的需求側的信息來進行生產調適，從改變綜合技術水平、資本、勞動力和生態環境四方面要素投入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 4 章兵團農業發展現狀分析

新疆自治區總面積 166萬平方公里，占到了全國國土近六分之一的面積，雖然礦產資源較為豐富，但是水資源嚴重缺少，而且農用地則非常少，很多地方屬于沙漠戈壁等并且有很多屬于高山草原地區，高山雪常年不化。新疆獨特的自然環境卻十分適合棉花、林果的生長，生長環境溫差高適合生長。而且新疆山地和草原荒漠占據較大比例，不適宜作物的生長。而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土地面積7.06萬平方千米，占新疆總面積的4.24%。截止2019年底新疆總產值13597.11億元，兵團生產總值為2747.07億元，兵團生產總值占新疆的 20.2%；截止 2020 年底新疆總產總值達 13797.58 億元，兵團生產總值為 2905.14 億元，兵團生產總值占新疆的 21.06%，兵團生產總值在穩步上升的同時在新疆生產的占比也在不斷提高。而這兩年第一產業生產產值也均在不斷提升，新疆由 1781.75 億元增加為1981.28億元，兵團第一產業生產總值也由605.82億元增加為673.77億元，提高了10.08個百分點，但是與新疆一產產值的占比分別為34.001%、 34.007%，基本上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

兵團經濟發展和農業經濟增長的原因在于，兵團上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情神，加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和兵團工作的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治抵方略和對兵團的定位要求，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兵團工作座談會精神，在自治區黨委領導和兵團黨委堅強領導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的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統籌推進農業市場經濟平穩發展，農業就業實現穩步提升，農村金融市場更加完善，推動兵團深化改革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各項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保證農業經濟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

4.1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現狀

到2019年底兵團全年實現生產總值2747.07億元，比上年增長6.3%，其中，第一

產業増加值 605.82 億元，增長 6.3%，第二產業増加値 959.62 億元,増長 5.9%，第三產業増加值 81.64 億元.増長 6.5%。第一產業増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為 22.1%，第二產業増加值比重為 34.9%，第三產業増加值比瓶為 43.054%。人均生產總值 86467 元，比上年増長 2.2%。從整體來看，兵團經濟發展處于平緩穩定的的增長趨勢，從三次產業產值來看，其也處于穩定的發展水平，從經濟高速發展到穩定發展標志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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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00?2019年GDP變化情況

從圖 4-1 中兵團 2000 年到 2019 年 GDP 變化情況的趨勢圖可以看出兵團的經濟為指數型增長趨勢，從 2017 年十九大召開后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之后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減緩，經濟發展戰略重心開始從經濟高速發展轉移到經濟高質量發展上來。但是同時從近些年兵團經濟發展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兵團經濟基本保持穩定的增長率，說明兵團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多措并舉，保證了經濟發展的質量。

4.1.1 社會經濟發展現狀

4.1.1.1 兵團經濟發展現狀

從 2000 年至 2019 年 20 年的經濟發展趨勢來看，兵團整體經濟從 2000 年至 2013 年處于指數型的增長趨勢，之后趨于平緩增長狀態。2000 年兵團總產值不到 100 億元，經過 20 年的時間發展已經翻了 20 多番，增長到年產值為 2747 億元。其中兵團第八師由于地理位置優越、資源豐富，發展速度尤為顯著，從 2000 年到 2007 年平緩增長之后，

2007年之后開始高速增長，到2018年其生產總值為537.8億元，創下兵團師市產值的新高。其次作為兵團經濟支柱的是經濟發展情況不相伯仲的第一師阿拉爾市和第六師五家渠市，在圖4-1中可以看到從2000年至2012年間，第一師和第六師相差近乎不多，同樣在 2007年起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但是在 2019經濟發展速度來看出現平緩，經濟發展狀況又趨于一致。另外第一、六、八師2019年的生產總值更是占到了兵團GDP總值的 41.5%，因此這三個師市也是兵團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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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4 個師市 GDP 變化情況

另外根據2019年生產總值的情況將其他經濟發展相對較為緩慢師市分為三類:一類是第二、三、四、七、十二師，其年生產總值在200億元左右；第二類是第十一、十三師，其年生產總值在130~140億元左右；剩下的一類是第五、九、十、十四師，其年生產總值不到 100億元。第一類中，第三師圖木舒克市在2018年及以前經濟產值狀況處于第二類，但是在2019年生產總值取得巨大提升，其增加值為55.2億元。從14個師市 20 年的 GDP 折線圖中可以看出波動曲線較大的還有第十二師烏魯木齊市（師部駐烏魯木齊市，原為烏魯木齊西郊墾區，現有下設7個農牧團場， 9個集團以及25個團級單位），自十八大之后出現較快的經濟發展，一是對所屬團場的賦能，牽動分布在烏魯木齊市周邊的團場進一步明確自身經濟的發展重點，充分利用資源稟賦，實現經濟的

快速躍進。第三類的四個師市主要受行政區劃面積、人口、地理環境的限制，從其地理位置分布來看均屬于邊境師，并且十四師還屬于南疆師，處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靠昆侖山脈的寒旱區，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性較強。

4.1.1.2 兵團經濟結構發展現狀

從圖 4-3 的整體的產業結構變化情況可以看出三個產業結構在逐年趨于穩定，一產占比在逐漸縮小，二、三產業占比在不斷提升。其中三產占比情況可以直接看出2000 年兵團經濟主要還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其次是服務業為產業支柱，二產僅占到25% 左右。而三產的經濟發展趨勢呈現一般的曲線。其中三產的增長速度較為符合指數型增長趨勢，在2012~2017年間增長速度最快，到2019年三產占比已經由2000年初占比的 32%變化至43%,年產值更是達到了 1181多億元，20年其值增長了 20.5倍。

二產增長速度在2007年之后逐漸開始加速，到2015年又開始放緩，到2016~2018 年二產產值保持較為穩定的態勢二產增長速度在2007年之后逐漸開始加速，到2015 年又開始放緩，到2016~2018年二產產值保持較為穩定的態勢而與之二者不同的是，一產在整體上保持穩定的增長，但是其產值和增長率卻在三個產業中呈現不出任何產業優勢，相比較其他兩產業一產在2000到2019年的20年間產值增長僅翻了不到9番，截 2019年一產僅有605.81億元，占全年GDP總值的22%，并且從2015年開始一直保持 22%的產值占比，但且從增長速度來看一直在勻速增長。

4.1.2 農業經濟發展現狀

4.1.2.1 兵團農業發展情況

兵團農業生產總值由 2000 年的 42.96 億元增長到 2019 年的 545.61 億元，2019 年占新疆農業生產總值的 14.2%，整體呈現連續性増長的態勢。2000~2002 年的農業生產總值基本保持不變，從自治區“十二五”規劃實施之后 2003~2007 年農業經濟呈現穩步增長，在 2009 年兵團農業經濟轉變為快速增長態勢，到 2013 年兵團農業經濟總產值達 434.46 億元，是 2009 年農業總產值的 2.13 倍，不到五年時間實現了農業經濟產值翻了一番多，2014 年之后繼續呈現穩步增長態勢，相比較 2014~2016 年農業產值情況，從 2017 年開始農業經濟又進入了新的一波快速增長階段。

如 4-4 所示，兵團農業生產總值増長不穩定，即持續低值増長和短期高峰增長，呈現波動性増長的特點。2000 年以來兵團農業生產出現 2 個增長峰值區（2010~2013 年與 2017~2019 年）和 2 個増長低值區（2006~2007 年與 2014~2016 年）這四個時間段。而主要導致這是個時間段出現的主要原因來自于產業結構調整和自然災害的沖擊。自 2003~2005 年始，一部分人在林果業產業方面依據新疆特殊的地理環境針對性的嘗試開展種植生產特色林果業，并在后期林果建園成功后獲得了相對于種植業很多的收益，因此整個兵團乃至整個新疆都開展特色林果的種植，導致農業產業結構出現重大變化。新疆整體來看 2000 年的 19.3 萬公頃到 2008 年的 71.6 萬公頃，到 2019 年穩定在 123 萬公

51 頃。其中特別是紅棗種植面積直接2000年0.5萬公頃， 2006年8.014萬公頃， 2008年 22.54萬公頃，到2019年年底近48萬公頃，增長幅度近96倍。到2019年底兵團特色林果種植總面積近19.71萬公頃占新疆特色林果生產總面積的13.64%。其次是農業產值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新疆自然災害頻繁，多水旱災害，而林果業種植受天氣影響較大，導致農業減產，出現波動性增長現象。

4.1.2.2兵團的農業概況

兵團農作物播種面積截止2019年底共計1384.89千公頃，比上年増長0.1%，比新疆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還多。其中，糧食面積23.087萬公頃，下降8.2%，而其2019 年全年糧食產量為230.48萬噸。棉花種植面積達86. 877萬公頃，増長1.7%，棉花產量為202.8萬噸，種植面積是新疆的三分之一，而產量更是占到了新疆的五分之二。園林水果種植面積達 19.707萬公頃，相比較往年下降 2.3%。相比較上年下降0.9個百分點。全年水果產量425.29萬噸，比上年増長8.3%。其中，紅棗產量為200.33萬噸，更是占到了新疆紅棗生產總量的一半以上。

從農業企業來看截止2019年末國家級兵團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107家。其中，國家級17家、兵團級90家、銷售收入（交易額）超100億元的企業3家，超30 億元的 9家，超10億元的 14家，巳創建認定1 個國家級現代農業產業園，已創建4 個全國農業產業強鎮、2個全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先導區、46個全國“一村一品” 示范村鎮。

4.1.2.3 兵團各師市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兵團農業經濟作為新疆農業的重要支柱，這其中第一師和第八師作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區域，在良好的資源稟賦支撐下，實現了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圖4-5中可以看出自2010年之后第一師農業經濟仍保持原有的發展速度在穩步提升，而八師則因產業結構變化農業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緩，穩定期之后農業經濟重新開始穩步上升。

從農業經濟發展變化情況其發展類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第一師和第八師，這兩個師市具有較高的資源稟賦優勢，因此從 2000 年時已經在眾師市中凸顯而出；第二類是第二、三、四、六、七師，處于農業經濟的中等水平，截止 2019 年年均農業經濟 GDP 在 50 億元左右；第三類是第五、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師，在 2009 年之前保持較低缺很穩定的增長率持續增長，在 2009 年之后經濟開始前面復蘇，農業經濟開始新一輪增長。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特殊的師市，第十一師建工師，其農業經濟總值年均不足2千萬元，扌就其厚因是主營業務均為建筑類，其師部機關坐落于烏魯木齊市，無具體的下屬行政轄區或團場（僅有一個 2007 年 5 月代為托管的五團），而其僅有的農業 GDP 來源于不到 320 公頃的耕地。主要的注濟作物主要具棉花，其次糧食、瓜果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相差不大，均在 38 公頃左右，農業總產值在 1 千多萬左右。

4.2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現狀

4.2.1農業土地資源投入現狀分析

4.2.1.1 兵團農用耕地現狀兵團耕地面積呈現較小的波動變化趨勢，其最終變化情況為由 2000 年 1056.91 千

公頃增長到 2019 年的 1287.51 千公頃，是新疆耕地總面積的 24.56%。在圖 4-6 中可以

看出，兵團耕地面積從2000 年到2009 年保持較為穩定，沒有明顯的波動幅度，但是從

2010年耕地面積增長出現明顯的波動，相比較2009 年凈增長18.73%。繼2010年增長

之后 2014年耕地面積再次較為大幅度的增長，與上年耕地面積相比較增長了8.82個百

為明顯的是 2003~2007 年和 2013~2015 年間的連續波動較大，2004 年、2005 年的播種面積指數為105.5和104.1，2014 年總播種面積指數為113.09，說明兵團農作物播種面

積在這三年有較大增大。

4.2.1.2兵團農作物種植面積及產量變化情況

兵團種植面積在整體呈現較為穩定的增長，從種植結構可以看出棉花依舊為主要的

農作物，其次較為重要的是糧食，油料作物在種植面積中較少，其種植面積基本保持穩

定。其他作物是園林水果、堅果等特色林果、葡萄和藥材、蔬菜等的種植面積，其種植

面積變化基本和糧食保持一致。

在圖 4-8 中可以看出， 2000~2019 年間主要的農作物是棉花和糧食，其次相比較種植面積較大的農作物是油料作物，新疆的特色林果雖然較為出名，但是種植面積與棉花對比就顯較少。并且從圖 4-9 中可以看出 2018~2019 年兵團棉花種植面積在快速增大， 2019 年棉花種植面積達到了 868.77 千公頃，在農作物種植面積中占比達到了 62.73%，其產生的原因可能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需求反饋引起的種植熱潮，二是價格保護的補貼政策對農戶收益的保障。

圖 4-9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作物種植面積占比變化情況

從圖4-10中可以看出兵團2019年棉花畝均產量達到了 202.8 kg/畝，產量從2000 年的畝均不到70kg到2019年增長了近三倍，去除其他的外界因素，糧食和油料作物的畝均產量也保持增長的趨勢，很難提升的油料作物也從2000年畝均產量為14.97kg，到 2019年增長為26.2kg。不論是經濟作物還是糧食作物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特征——畝均產量在增長。從畝均常量的變化，可以看出國內農業生產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和從結果得到反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圖 4-10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作物產量變化情況

4.2.1.3林果業種植投入土地資源及產量現狀

兵團林果種植面積呈現波浪式浮動增長，從 2000 年林果種植面積為 36.948 千公頃到 2019 年的 197.069 千公頃，其種植面積擴大了 5.3 倍多。其中在 2016 年林果種植面積達到最大，即 209.356 千公頃，占當年兵團耕地總面積近六分之一。2008~2010 年呈現反到崖式增長， 2008 年年初林果種植面積為 100.361 千公頃， 2009 年林果種植面積為 129.216 千公頃，截止到 2010 年末兵團實有林果種植面積 176.445 千公頃。自 2012 年市場相對飽和后杯果種植面積才開始逐漸降速增長，在 2013~2019 年間其種植面積基本保持穩定。而林果產量變化趨勢則呈顯近乎指數般增長。2000 年初林果總產量僅有 28.46 萬噸， 2019 年末林果總產量卻有 425.29 萬噸，是 2000 年林果產量的 14.95 倍。結合林果種植面積來看在面積護大僅有 5.33 倍的情況下實現了林果產量翻了近15 倍產量變化是面積擴大變化的 3 倍，從量到質的飛躍需要投入的各種資源也在變相的增加。

4.2.2 農資投入現狀分析

4.2.2.1 農業農資施用現狀分析

當下的農業生產離不開化肥，雖然化肥對于農業增產增收具有明顯的輔助作用，但

是農業高質量的負影響直接體現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化學肥料的施用情況。化學肥料雖然

可以使植株在生長過程中根莖粗壯、產量增加，可是作物的植株在生長過程中對化肥的

吸收存在一定的效率，不管是通過底肥、追肥、噴肥等方式作物能夠吸收的量有限，而其余未被作物植株吸收的化肥一部分殘存在土壤中影響土壤質量，一部分通過隨水滲透進入地下水層，還有一部分會通過分解等反應釋放其他氣體。與農藥與化肥的施用同樣存在以上問題考慮，因此在農作物藥肥施用后面臨的問題有四方面：一是農殘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二是農殘對土壤質量的影響；三是農殘滲透對水的影響；四是農殘揮發對空氣的影響。

從近20年的化肥施用量可以看出在耕地面積僅增加了 230.6千公頃，其耕地面積

增長不足五分之一的情況下，化肥施用量（化學肥料）從2000年的27.7萬噸增長到2019 年的 78.95萬噸，增長了 2.85倍，這直接凸顯了化肥施用強度的變化。從圖 12中兵團 20年的化肥施用量可以看出其化肥施用量呈現線性增長趨勢，從2000年到2002年增

長較為平緩，從2003年開始逐漸呈現線性增長，自2014年化肥施用量突增后，其施用量降低并保持相對穩定。其中 2014年兵團耕地面積增加110余千公頃，因此化肥施用

量增加了 9.12萬噸，其增加的耕地面積化肥施用平均為0.83噸/公頃（約合55.3kg/畝）,

其當年單位面積平均化肥施用量為0.551噸/公頃（約合36.72kg/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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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4-13中統計的兵團農業生產中農藥施用可以看出近20年農藥施用量一直呈現波浪式增長狀態， 2000年到2003年是波浪式增長的第一個階段， 2004年到2010年是

波浪式增長的第二個階段， 2011年到2013年又呈現一個短暫的波動變化，但從2014

年開始至2019年呈現變化幅度較小的增長變化波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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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藥施用量變化情況

從其增長變化的四個階段的時間點來看，兵團 2000 年年度農藥施用量為 0.517 萬噸，2004 年農藥施用量為 0.699 萬噸，2011 年農藥施用量為 0.934 萬噸，2014 年農藥施用量為 1.197 萬噸。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起始農藥施用量增加了 0.182 萬噸，增長了 35.2 個百分點；第三階段比第二階段起始農藥施用量增加了 0.235 萬噸，增長了 33.6 個百分點；第四階段比第三階段起始農藥施用量增加了 0.263 萬噸，增長了 28.1 個百分點，而相對于 2018 年比 2011 年農藥施用量增加了 0.318 萬噸，增長了 34 個百分點。從施用量的增加值較難直觀看出農藥施用量的變化情況，相比較其增長率的變化可以更為直觀的體現農藥的施用增長情況，從四個變化階段來看，其增長率基本保持在 30% 以上，而其年度農藥施用量增加率約為 6.64%。面對日益增加的化肥施用量和激增的農藥施用量，再對照農業生產產量的增加應該思考的是農產品質量是否達標，其產品質量與市場需求是否匹配也是接下來農業生產發展中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之一。 4.2.2.2 作物種植農資施用現狀分析

從圖化肥和農藥的施用費用來看農用藥、肥的施用費用變化趨勢相似并保持同步變化，而且均呈現不規則的波動變化，但整體處于增長趨勢。2000 年至 2004 年化肥費用一直處于降低趨勢，2000 年化肥施用費用 12.77 億元，到 2004 年化肥施用費用降低到 11.63 億元，降低了近 9 個百分點，而從 2004 年之后化肥費用開始呈現快速激增，直到 2015 年又開始降低出現波動變化，2015 年化肥施用投入費用為 55.43 億元，其費用增

長了 43.8億元，增長近3.77倍，其中 2004至2014年增長速率一直較快，年均增長率達37.05%。農藥費用在2000年至2003 年保持較為平緩的變化，自2003 年后至2014 年保持線性增長， 2015年后其變化又變得較為平緩。其中 2011 年至2014年增長速度較高，相比較2003年至2014年40.01%的年均增長率仍高出近27個百分點。費用激增

從圖4-15總可以看出林業生產管理需要投入的農資費用在2000年至2008年呈現較為平緩的波動變化增長， 2008年后其投入費用開始呈現線性增長趨勢。 2000年兵團林業全年需要投入農資的費用為0.6378億元， 2008年兵團對其投入費用為1.533億元，其投入僅增加了 0.8952億元，其間年均增長率為17.54%。 2009年開始，兵團對林業生產所需的農資開始加大投入力度，僅2009年投入費用 2.1516億元，相比較上年增加了 0.6186億元，投入增加了 40個百分點，相對于2000年增長了 2.37倍。并且在2012、 2013年以及2016年間是投入力度增大最為明顯的幾個時間點，分別較上年投入費用增加了 0.9378億元、0.7725億元和 0.8512億元，雖然其增長率較上年增長了 61.17%、 29.69%和24.05%，但是相對于2000年其投入增長了 4.55倍、5.76倍和7.99倍。自2005 年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后兵團也十分重視林業的生產管理經營， 2015

年之后兵團對林業的農資投入費用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2019 年其投入費用約為 6.53

4.2.2.4 農業機械投入現狀分析

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奠定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要素之一。2019 年年末有效灌混面積 1379. 2 千公頃，比上年増長 2.3%。其中，高新節水

權溉面積 1129.44 千公頃（1694.16 萬畝），與上年持平。種植業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

94.3%。采棉機 2500 臺，機采棉面積 720. 27 千公頃（1080. 40 萬畝〉，棉花機釆率 82%。

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中農業機械總動力量的的多少是對其較為直觀的表現指標之一。因此在圖 4--16 中可以看到 2000 年至 2019 年農業機械總動力呈現平滑的動態分布增長變化趨勢。2000 年兵團投入農業機械總動力約為 1789 兆瓦，2019 年投入農業機械總動力約為 5433 兆瓦，其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增長翻了 3 番有余，而其 20 年的農業機械年均增長率為 10.72%。

從圖中可以看出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平滑趨勢將其以2007年為時間點分為兩個增長階段。以2000年為基期， 2000年至2007年增長較為平緩，其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年均增長率為9.84%；2008年至2019年增長增長較快，其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年均增長率為 12.26%。農業機械總動力的投入增加說明機械化生產水平在逐漸提高，因此日漸保持穩定增長的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加快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步伐，為農業經濟高質量奠定了堅實基礎。

4.2.3 農業勞動力投入現狀分析

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一個要素還是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勞動作為生產的必要條件要素顯得尤為重要，雖然在農業機械化水平逐漸提高的現代化農業轉變，但是一些作物的勞作以及機械和器械的使用還是離不開人力。因此農業勞動力投入對農業生產以及促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是存在一定的必要性。

4.2.3.1 兵團農業人口發展現狀

從推進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以來農業人口占比正在明顯地下降，兵團在農業人口占比上的變化較為直觀且明顯，從2000年至2019年農業人口基本上一直處于階梯型下降趨勢，其中2005年至2017年農業人口一直處于減少趨勢，直到2018年其農業人口才開始略有增加。2000年末兵團總人口為242.79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約為137.1萬人，農業人口占比為56.47%。2019年年末兵團總人口為324.84萬人，而農業人口為104.2

萬人，僅占兵團總人口的 32.08%。20 年間農業人口減少了 32.9 萬人，農業人口的基本

圖 4-17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業人口變化情況

其中 2004 年到 2005 年間農業人口出現了一次明顯減少情況，其農業人口減少了約 8.5 萬人，農業人口下降了約 6.05 個百分點；在 2012 年至 2013 年間農業人口又大幅減少了一次，2013 年農業人口為 107.536 萬人，相比較上年度減少了 10.7 萬人，農業人口下降了約 9.05 個百分點。農業人口的大幅度減少，無疑對農業生產參與的勞動人口造成較為顯著的影響，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的沖擊。

4.2.3.2 兵團就業人數發展現狀

從圖 4-18 的折線圖可以看出兵團的就業人數一直保持持續增長趨勢，并且近幾年就業人數增加速度開始提升。2000 年至 2019 年兵團就業人數增加了 64.78 萬人，其就業人數年均增長率為 3.5%。而其前 10 年就業人數增長率為 1.47%，后 10 年就業人數增長率為 5.53%，從側面反映出產業規模逐步加快拓展。

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呈現波浪式的增長變化，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呈現非線性增長趨勢。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在 2008 年出現就業人數低谷 18.94 萬人后開始反彈，2016 年達到峰值 40.95 萬人，而后其就業人數又逐漸平緩變化，2019 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為 38.02 萬人，相比較 2000 年就業人數增長了 77.67%，但是相對于 2016 年卻降低了 7.16 個百分點。2000 年第三產業有 27.36 萬人，2019 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達到 71.49 萬人，相對于 2000 年增長了近 1.62 倍。其中 2016 年是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增長最快的，其就業人數達

69.18萬人，相比較上年度增加了 9.08 萬人。

圖 4-18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產業就業人數變化情況

其中兵團農業人口較為直觀的可以看出農業生產投入的勞動力，則農業就業人數可以更加直觀的作為相應的指標來體現直接參與農業勞動生產的人口。從圖 4-18 中柱狀圖部分可以直觀看出，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和農業人口變化大體一致，2003 年之后第一產業就業人口開始逐漸減少，2016年作為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的轉折點，2017 年其就業人數開始逐步增加。2000 年兵團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有 43.82 萬人，2016 年兵團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僅剩 27.97 萬人，在產業引導之下 2019 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回攏為 47.85 萬人，相比較2016 年三年間持續引入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近20 萬人，增長了 71.2%。其中 2017 年至 2019 年這三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平均增長率為 23.73%。

其次從圖 4-19中兵團分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情況可以得出 2002年之后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在逐年增大，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比在不斷降低。2000 年末兵團總人口為 242.792 萬人，而當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為 47.33%，其就業人口幾乎占據全部就業人數的一半，而2016 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僅占20.26%，占就業總人數的五分之一。

圖 4-19 2000~2019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產業就業人數占比變化情況

4.2.4 農業科技投入發展現狀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的發展均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為首先農業生產與生活提供了可能，而農業的生產更是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壯大。現如今，兵團農業雖然在經濟產值上占比較低于二三產業產值，但是作為基礎產業，在新疆以致國內部分產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國內棉花種植生產的主流。兵團農業處于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位置，更是廣大人民安居樂業的物質保障。

4.2.4.1 農業科技發展現狀

科技是農業發展的基本保障和動力，而科技來源于科研單位研發，兵團科研機構在分布基本保持在每個師市擁有一個農業科技研究所。2004 年至 2009 年，兵團共有十四個農科所，2010 年兵團第十二師依據高校等資源增設研究所一座，2014 年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又增設一研究所，主要在于依靠農業院校等高校資源才能進一步擴大農業研究的規模，提升農業科技水平。農業科技的進步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但此之間離不開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對農業科技的傳播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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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 2000?2019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業科研機構變化情況

4.2.4.2 農業技術人員發展現狀農業發展除注重就業人數外，也離不開高質量人才對農業的深入研究以及專業技術的推廣服務。在圖 4-21 中兵團技術服務人數的變化表現為波浪型增長，波動階段較多，但整體仍保持增長的狀態。2003 年?2007 年于 2008 年?2015 年均表現為波浪型增長，在 2017 年其專業技術服務人員數達到最高。 2003 年兵團技術服務人員有 3605 人，到 2017 年達到了8332 人，增長了近2.4倍，但是從2017 年之后技術服務人員開始逐漸減少，2019 年農業技術服務人員有7413 人，相比較2017 年減少了919 人。其中2011年 ?2014 年與 2015 年?2017 年農業專業技術服務人員數增長較快，2011 年其技術服務人員數為 5317人，2014年技術服務人員為 7250人，以2015 年為基期進行計算可以得到，這階段年均增長率為 12.12%，而 2015 年?2017 年的年均增長率更是達到了 14.53%。農業專業技術人員的增多，勢必為農業技術水平提升，進而促進農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4.2.5 農業資本投入現狀分析

農業發展離不開對農業也資本的依靠，而且農業資本投入不僅對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有著積極影響，并且對農村金融的資金流向以及農業機械化水平都有著顯著影響（王成蘭，2015），因此農業資本投入在農業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對于農業資本投入較難用一些具體的指標用于表現農業資本的投入情況，只能用政府部門統計的關于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來具體分析兵團農業資本投入的具體情況。

2000 年~2019 年兵團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呈現指數型增長趨勢，在 2000 年~2010 年兵團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一直表現為較平緩低速率增長，2010 年~2015 年表現為線性增長， 2016 年之后呈現指數型增長。2000 年兵團完成固定資產投資為 73.6 億元，而當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 15.65 億元，僅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五分之一。2010 年兵團完成固定資產投入 448.27 億元，其中對農業進行固定資產投入為 38.41 億元，僅占到當年固定資產投入的 8.57%，相比較 2000 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了 5 倍，但是農業固定資產投入總額增長卻不足 1.5 倍。2015 年兵團固定資產投入 1785.8 億元，農業固定資產投入為 149.34 億元，但其僅占到當年固定資產投入的 8.36%，相比較 2010 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占全年固定資產投資比例降低了 0.21 個百分點。

而 2019 年通過統計年鑒固定資產投資指數得到為 2095.98 億元，當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為 474.49 億元，其投入比例增長為 22.64%，較 2015 年增長了 2.18 倍，相比較

2000 年翻了近30 番。增長率變化明顯的兩個階段對其增長速率進行計算，2011年?2015 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增長速率為50%，而2016 年?2019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增長速率達到了 72.57%。農業固定資產的投入必然對農業生產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也為逐步推進農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4.2.6 生態環境發展現狀分析

經濟發展的可持續離不開自然環境，因此在推動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必須注重環境保護。其次新疆自然環境和資源稟賦南北差異較大，而兵團各師市遍布新疆各個地區，因此在產業發展上側重不同。北疆水資源豐富、土地資源肥沃，并且氣候環境較南疆地區更佳，因此分布在北疆的師市農業產業較為豐富。而分布在南疆地區的師市基本處于環塔里木盆地邊緣，其中心有塔克拉瑪干沙漠影響，氣候干燥，降水少且蒸發量高，農業發展依靠塔里木河、喀什玉龍河、和田河等河流提供用水。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之下，必須考慮環境的生態承載力，通過人力造林等保護環境方式和途徑進而逐步改善環境提高承載力，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推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4.2.6.1 兵團分地區年平均降水現狀由于南疆地區塔克拉瑪干沙漠占據大部分的面積，因此相比較北疆自然環境的較大差異，并且受天山山脈阻隔大西洋和北冰洋帶來濕潤氣流和南疆荒漠占據較大面積影響，從而導致南北疆降水存在明顯差距。從圖 4-23 分布在南北疆分地區的師市年均降水統計情況可以明顯的觀察得出：分布在北疆地區的師市年均降水遠高于分布在南疆地區的師市。在對其統計時將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十四師歸為南疆地區的師市，其余師市統計為北疆地區的師市（由于東疆地區僅有第十三師一個師市，而且其地理位置與北疆分布的師市均分布在同一緯度附近，因此將其歸類為北疆地區的師市），為方便闡述因此將其分別簡稱為“南疆師”、“北疆師”。從圖中可以看出南疆師的年均降水量較少，在 2000 年?2019 年間出現三年降水量極少的現象，分別為 2000 年降水 41.6mm， 2007年降水為43.8mm, 2009年降水為40.6mm；而其中降水量最高的2010年，南疆師年均降水為142.5mm,而南疆師均基本位于塔里木盆地邊緣綠洲帶，其水面蒸發量在 1000?1400mm （《南疆水面蒸發量研究》），因此在水域資源不足之下，年均降水量少并且面對高蒸發量是對環境保護和農業產業發展最大的約束。

北疆師年均降水量表現的較為充沛，期間僅有 2008 年北疆師年均降水量為

149.5mm,其他年份降水量均在200mm以上，2016年北疆師年均降水量更是達到了 328.2mm。雖然在2000年、2007年、2009年南疆師出現降水極少的情況，而與之相反的是北疆師在其三年的降水量分別為247.2mm、262.6mm、256.7mm。并且將比較其他年份南北疆師降水情況，這三年表現的最為凸出， 2000 年北疆師降水量是南疆師的 4.94 倍， 2007 年北疆師降水量是南疆師的 4.99 倍，而 2009 年北疆師降水量是南疆師的 5.32 倍。情況較為改善的是 2009 年之后南疆師年均降水量基本在逐步提升， 2017 年降水量達到了 113.3mm,并且2016年?2019年南疆師平均降水量為99.73mm，相比較降水量最低的 2009 年提升了近 2.5 倍。南疆師年均降水量的提升表明對生態環境的治理和保護在逐漸使生態環境改善，南疆師農業發展所受約束也在慢慢降低。

4.2.6.2 兵團分地區年平均日照現狀南疆師和北疆師在日照時數上存在差異較小，但是相對于國內其他區域卻異常突出。

例如西安年日照時數在 1600 小時左右，而南疆師年日照時數平均為 2833 小時，北疆師日照時數平均為 2809 小時，相比較西安高出 1200 多小時，而日照時間對于農業發展尤為重要，因此日照時數遠高于國內其他區域也是其資源優勢。從圖 4-24 可以看出南疆師日照時數一般較高于北疆師，其主要原因在于南疆師在經度分布上相比較更靠近 0

度經線，例如喀什地區經度分布在東經73°20,~79°57,，吐魯番地區經度分布在

87。16'?91。55',南疆師因此日照時間更長。南疆師日照時數在2007年最高達到了 2952.7 小時，而北疆師日照時數在當年為2816.15小時。2000年?2019年南北疆日照時數發展最大的是2008年、2016年和2017年，其中 2008年北疆師日照時數比南疆師多201.5 小時，而2016年和2017年南疆師比北疆師分別多190.4小時和268.91小時，但是南疆

師和北疆師日照時數均在2600小時以上。

4.2.6.3 兵團分地區土地綠化覆蓋現狀分析

由于在地區劃分時南疆師包含第一、二、三、十四師，而北疆師則包含其他的十個師市，因此從圖4-25中可以看出北疆師造林面積一般均大于南疆師，南疆師年平均造林面積為6.73 千公頃，而北疆師年平均造林面積為16.19千公頃。從南疆師造林面積變化可以看出，南疆師市的造林面積逐年波動變化較小，僅有在2016年其年造林面積達到了 17.86千公頃，并且當年造林面積比北疆師造林總面積多3.7千公頃，其南疆師年造林面積平均值也較北疆師多2.69千公頃。北疆師年均造林面積波動變化較大，其中最為明顯的是2003年，北疆師造林面積為72.4千公頃，相比較當年南疆師是其造林面積的近7倍； 2004年南疆師當年造林面積為4.34千公頃，而北疆師造林面積為33.6千公頃，是南疆師的 7.7 倍。

從其造林面積平均情況可以看出北疆師造林面積高于，從圖 4-25 中折線分布的造林面積平均值變化將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00 年?2005 年，北疆師年平均造林面積明顯高于南疆師，尤其以 2003 年為代表特征；第二階段是 2005 年?2014 年，南疆師和北疆師平均造林面積在逐步交替高低變化，其造林面積相差較小；第三階段是 2014 年?2019 年，南疆師年平均造林面積開始逐漸高于北疆師，其中 2016 年南疆師造林總面積不僅高于北疆師，而且其平均造林面積也遠高于北疆師，說明南疆師逐步開展恢復生態，在工作中將環境保護列為工作重點，為建設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夯實基礎。

4.3本章小結

兵團農業生產總值由 2000 年的 42.96 億元增長到 2019 年的 545.61 億元， 2019 年占新疆農業生產總值的 14.2%，整體呈現連續性増長的態勢。 2000?2002 年的農業生產總值基本保持不變， 2003?2007 年農業經濟呈現穩步增長，在 2009 年兵團農業經濟轉變為快速增長態勢，到 2013 年兵團農業經濟總產值達 434.46 億元，不到五年時間實現了農業經濟產值翻了一番多， 2014 年之后繼續呈現穩步增長態勢，相比較 2014?2016 年農業產值情況，從 2017 年農業經濟又進入了新增長階段。從整體來看，兵團農業經濟發展處于較平緩穩定的的增長趨勢，從經濟高速發展到穩定發展標志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角色轉變。

第 5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研究在借鑒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高質量增長和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兵團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促增收、保穩定”的基礎作用，以及兵團農業經濟在資源稟賦、土地經營規模等方面的特殊性，特別是兵團后備土地資源潛力較大、水資源緊缺以及生態環境脆弱的農業生產環境特殊性，從綠色興農、質量興農、規模化生產、農村社會發展、農業資源的利用、農業的結構優化、農業經濟穩定性等方面考慮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較為適宜的熵值法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綜合水平指數測度，分析其時序分布及兵團各師市不同時間段的差異性。

5.1數據來源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靠性，所有涉及數據來自于2000?2019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公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統計年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統計公報》以及相關網站等。研究相關的一些數據考慮到為消除價格波動影響，文章所涉及的GDP等經濟數據均按照價格指數轉換為以2000年為基準的可比價格。

5.2指標的選取及數據處理

5.2.1指標的選取

5.2.1.1 指標選取的基本原則

為了實現兵團供給側結構性深化改革，深入推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實現兵團農業由大變強，以此來轉變應對市場經濟的需求變化，基于定性分析的基礎上構建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的指標體系，通過函數模擬定量分析，分析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對其進行深入剖析尋求實現路徑。

( 1 )科學性原則

對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首先必須基于科學性的原則基礎，

72 以此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才能更加準確、客觀地表現出兵團農業經濟內部發展的真實水平。其次通過農業生產各方面的相互關聯可以進而分析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注重的要素。

（2）全面性與可操作性相適應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選取發硬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其指標從科技投入、生產要素投入、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以及同時對環境的保護五個方面，結合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在選取評價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時發現，對其進行度量的內容較多，但是由于兵團師市行政面積稍有變化，在部分數據統計時缺失或者不詳細，從多個統計資料等相互印證后一些數據仍不能查詢到。因此，必須遵循可操作性原則，在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對具體的兩種種植業和林業為例探究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評價指標時均在基于遵從全面性的基礎上考慮指標獲取的可操作性，進而確定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依據最終的指標體系，可以獲取詳實數據，也較為容易獲取，同時保證其評價指標體系的全面性。

（3）系統性和層次性相適應

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衡量也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其又具有動態性、多樣性的內涵，所以為能實現評價指標涉及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各個方面，指標之間盡量要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又要具有一定的相關聯系，最終形成的是既獨立又關聯層次分明的指標體系。

（4）可比性原則

指標選取的可比性原則要求構建的指標體系中的指標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指標之間一定是可比的，二是各個指標對所涉及的被評價的對象都是相對公平的。在利用指標對農業經濟高質量進行分析時還需要注意兩個方面，首先不管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進行橫向或者縱向比較，但是必須要統一指標的統計單位，在獲取數據時要注意個別變化的指標必須將統計口徑統一；其次是分不同評價對象選取普遍性評價指標，對于有利于個別地區的富有區域性特色的指標要遵循可比性原則予以剔除，消除對其他對象而言的不公平。

5.2.1.2指標選取的方法

評價指標體系中指標的選擇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根據評價目標是“自下而上”的選

擇指標，一種根據評價目標是“自上而下”的選擇指標。第一種選區指標的方法要求的是從評價的對象出發，梳理要評價對象的幾個維度為一級指標，然后根據各維度評價的具體內容再細分指標，探尋相關的可以獲取相關統計資料的指標。而第二種指標選取方法則是基于現有的相關資料對其進行歸納總結之后，選取能夠反映評價對象的而且具有詳實數據資料的指標構架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在研究中結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參考經濟增長質量、高質量發展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結合新發展理念的五大科學內涵，利用“自上而下”分解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目標，初步選取能夠客觀地反映農業高質量發展各個方面的子系統和具體指標，然后依據相應的原則和標準增刪指標，最終形成科學的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5.2.2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由于十九大之后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經濟高質量，而后全國各產業經濟均向著高質量發展，由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時間尚為短暫，相應的學術界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的具體評價指標尚未統一，但是通過高質量發展、農業現代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可持續發展等與農業經濟發展量發展相關聯的內容，通過梳理現有關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這些成果，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理解，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以及其他既有的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和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在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時考慮到兵團生產要素投入、資本投入、生態資源環境保護和勞動力投入等方面，因此確定了一個包含5個一級指標和18個二級指標的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其次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確定了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和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從以上五個維度選取的評價指標對構建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及具體指標正、負向關系體系如下表5-1、表5-2和表5-3。

名稱一級指標二級指標指標屬性

農兵科研機構 N1 +

團業農業技術投入 FN1 國有專業技術人員 N2 +

經濟

高質資本投入產出 FN2 農業增加值 N3 +

量發農業 GDP N4 +

展評

價指產業結構 N5 +

標體農業投資 N6 +

系 YN 化肥施用強度 N7 -

塑料薄膜施用強度 N8 -

柴油消耗量 N9 -

生產要素投入 FN3 農藥施用強度 N10 -

有效灌溉面積 N11 +

農業機械總動力 N12 +

農業專業技術人員 N13 +

人力資源投入 FN4 技術服務人員 N14 +

農業人口 N15 +

降水量 N16 +

生態環境保護 FN5 日照時數 N17 +

造林面積 N18 +

表 5-1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在選取時基于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進行選取，與農業不同的是在種植業的生產要素投入指標中選取種植業的中間消耗物質，即農資、燃料、用電量和機械動力。

表 5-2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名稱評價維度評價指標指標屬性

科研機構 Z1 +

農業技術投入 FZ1 國有專業技術人員 Z2 +

種植業增加值 Z3 +

兵團種

植業經種植業 GDP Z4 +

資本投入產出 FZ2 產業結構 Z5 +

濟高質

量發展

評價指農業投資 Z6 +

標體系化肥施用強度 Z7 -

YZ 生產要素投入 FZ3 塑料薄膜施用強度 Z8 -

燃料消耗量 Z9 -

農藥施用強度 Z10 -

用種量

用電量農業機械總動力 Z11

Z12

Z13 +

農業專業技術人員 Z14 +

人力資源投入 FZ4 技術服務人員 Z15 +

農業人口 Z16 +

降水量 Z17 +

生態環境保護 FZ5 日照時數 Z18 +

造林面積 Z19 +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相比較種植業量化的指標較少，在評價時考慮到生態林具有碳中和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等，同樣經濟林（林果）具有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的多重效益，此外獲取的林業相關統計資料中在生產要素投入部分僅有中間消耗物質較為詳實，因此將生態林和經濟林合并計算其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

表 5-3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名稱評價維度評價指標指標屬性

科研機構 L1 +

農業技術投入 FL1 國有專業技術人員 L2 +

林業增加值 L3 +

林業 GDP L4 +

兵團林業資本投入產出 FL2 產業結構 L5 +

經濟高質農業投資 L6 +

量發展評

價指標體生產要素投入 FL3 中間物質消耗 L7 -

系農業專業技術人員 L8 +

YL 人力資源投入 FL4 技術服務人員 L9 +

農業人口 L10 +

降水量 L11 +

生態環境保護 FL5 日照時數 L12 +

造林面積 L13 +

5.2.3 指標選取的依據

指標體系在基于國內學者現有的研究基礎上，依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以下簡稱《規劃》）中關于農業發展的重要指示，再由生產投入要素的五個方面進行具體指標選取。其中《規劃》提出結合兵團農業產業優勢，按照 “穩糧、優棉、精果、強畜、促加工”的方針對農業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圍繞加快推進兵團農業現代化步伐。因此兵團農業整體的發展必將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以各師市特色產業為重要發展對象進行具體指導，從而促進兵團鄉村振興和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1）農業技術投入指標的選取依據

農業發展的第一動力源于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而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離不開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科研機構和國有農技人員是推動農業科技水平提升的源動力，因此在衡量農業科技投入時選取數據詳實的農業科研機構和國有農業技術人員作為其評價指標。

①科研機構

農業科研機構是農業科技創新的發源地，擁有很多優良的種質資源，而且很多優良品種都出自其機構，特別是依靠農業高等院校的農業科學院等有國家財力支持，聚集了大批農業科技研究人員，每年都會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產生，這些成果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經濟效益，更能促進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

②國有專業技術人員

國有專業技術人員是指具有一定資歷和學歷，并主要在農業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機構等工作的農業科技研究人員，對農業科技進步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2）農業資本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依據

農業資本的投入從其源頭注入以下三個主要部分：一是農業生產資料需要的資本；二是農業生產人力資源需要的資本投入；三是農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前兩者從最終結果將其歸納為生產資料投入要素和人力資源投入，因此在農業資本投資部分僅將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作為資本投入指標。而其產出指標用人均農業增加值、農業（農林牧漁）GDP 和產業結構進行表示。

①農業增加值

農業增加值，指項目在報告期（一年）內農林牧漁及農林牧漁業生產貨物或提供活動而增加的價值，與之對應的有種植業增加值和林業增加值。農業增加值是產出減去生產投入之后生產的增加值，相當于生產毛利潤。因此相比較其他的經濟指標，農業增加值可以更加真實的反映農業經濟具體的變化情況。

②農業 GDP

農業 GDP 表示的含義是兵團在一年內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的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其產值是反映兵團農業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與之相似的是種植業 GDP和林業GDP,均是農業細分的具體產業產值，用于表現相應產業的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

③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是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在一國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在種植業和林業中分別指其在大農業的細分產業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產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為某些行業帶來良好的市場機會，一方面也會對其他行業帶來生存的威脅。通常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農業的重要性會與日俱減，農業的比重會日益縮小。產業結構在此處表示的是兵團一產總值與其二、三產值和之比，相比較傳統意義的產業結構為了更加凸顯了農業在所有產業中的所要體現不同要素的意義。

④農業投資

農業投資是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發展農業的資金。加強農業經濟建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條件。在我國現階段，屬于全民所有制農業和事業單位的農業投資的主要來源包括：中央政府預算安排的發展農業的經費，地方政府機動財力用于農業的經費；農業主管部門和企業、事業單位的自籌資金。此處特指兵團為了提高農業的生產水平投入的固定資產。

（3）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指標的選取依據

縱觀眾多發達國家的發展，實際遵循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路徑，雖然最終走出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一路徑仍然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發生矛盾，最終陷入惡性循環的例子并不少見。因此，我國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領下，堅持發展綠色農業，在農業生產中減少化學藥肥的投入施用強度，提高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多使用電力等清潔能源，

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的生態化率，促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

①化肥施用強度

化肥施用強度的含義是本年內單位面積耕地實際用于農業生產的化肥數量，而化肥施用量是按其折純量計算。折純量是指將氮肥、磷肥、鉀肥分別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鉀的百分之百成份進行折算后的數量。化肥是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是糧食的“糧食”。化肥在糧食增產和農業生產發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代農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化肥的普及。但同時也存在化肥過量施用、盲目施用等問題，增加了農業成產成本污染土地資源和水資源，提高肥料利用率，優化施肥方式，減少不必要投入，同時還能保障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②農藥施用強度

農藥施用強度與化肥施用強度相類似，農藥施用量一般均按其施用的重量直接進行統計計算。農藥是用于防治病蟲害及調節植物生長的化學藥劑。但農藥流失到自然生態中，會造成嚴重污染，對大氣環境，水源環境，土壤環境造成長久的污染。同時農藥的不合理施用還要造成害蟲的抗藥性，殺害有益生物，甚至對農產品消費者造成危害，引起極其危險的后果。實現農藥減量控害，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代農業之路。

③塑料薄膜施用強度

白色污染是上上世紀開始令全球農業和生態保護專家十分頭痛的問題之一，而引起白色污染的污染物主要來源于農業生產殘留的塑料薄膜，其塑料薄膜除了隨風漂浮對環境造成破壞之外，起在土壤中的殘留也具有較大的不良影響。塑料薄膜在土壤中的殘留物一是破壞土壤結構。農膜殘片進入農田后，對土壤物理性質、土壤化學反應，使得土壤的生產力降低作物減產。一是其殘留物不利于土壤中水分和氣體的交換，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引起土壤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不利于作物等的生長。三是其在土壤中緩慢分解釋放的有害物質不僅僅影響土壤微生物的活性還對地下水質造成一定污染。因此減少塑料薄膜使用易降解的新型薄膜對農業生產和環境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化肥和農藥以及塑料薄膜使用不當容易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破壞農村生態環境。當前我國農業生產過程中存在藥肥投入過度、利用率偏低和白色污染持續的突出問題，合理的降低化肥和農藥的施用量，增加有機肥和農家肥以及物理手段防治病蟲

79 害，利用有機薄膜替代塑料薄膜，因此將化肥和農藥施用強度和塑料薄膜施用強度作為衡量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其施用強度的減小才可使得環境改善和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

④柴油消耗量、燃料消耗量、用電量

柴油等石油燃料的消耗使用排放出的氣體對環境也會造成一定的污染，從現有的農業機械和相關使用工具器械使用的燃料以柴油為主，例如收割機、采棉機、運輸車等等。因此在本研究中選用柴油消耗量作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的負向指標。在種植業的評價體系中燃料消耗量與農業中的柴油消耗量類似，只是其統計的是在生產中所全部消耗的燃料。而電作為清潔能源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無其他污染物排放，因此將其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正向指標。

⑤用種量

用種量主要體現在作物在種植過程中消耗的種子總量。在現有成熟技術水平的前提下，增加種子用量無疑是增加了生產成本，在滿足生產的基礎上減少種子費能節約成本。因此，在研究中將用種量作為負向指標指標納入生產要素投入指標。

⑥農業機械總動力

農業機械總動力指主要用于農、林、牧、漁業的各種動力機械的動力總和。包括耕作機械、排灌機械、收獲機械、農用運輸機械、植物保護機械、牧業機械、林業機械、漁業機械和其他農業機械，按功率折成瓦計算。不包括專門用于鄉、鎮、村、組辦工業、基本建設、非農業運輸、科學試驗和教學等非農業生產方面用的動力機械與作業機械。農業技術進步通過研究、開發和改良農業的機械設備等固定生產資料，提高勞動者單位時間內的產出，從而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在本研究中將農業機械總動力作為生產投入要素的衡量指標之一。

⑦中間物質消耗

物質消耗指物質生產部門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也就是社會總產值中的轉移價值。它需要從社會產品中的生產資料中獲得補償，以保證社會再生產不間斷地進行。而在研究中的中間消耗物質是指兵團在林業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各種要素的價值，在原有狀況的基礎上物質消耗的越多則說明投入產出率越低。

（4）農業人力資源投入指標的選取依據

農業人力資源的投入對農業生產有著及其重要的作用，這其中包括農業勞動力、農業技術人才和農機推廣服務人員等。農業勞動力的質量是指農業勞動力的體力強弱、技術熟練程度和科學、文化水平的高低，其數量和質量因受自然、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農業勞動在農業中的重要作用，還表現在農業勞動具有能動性，即它是在農業生產力各要素中，惟一具有活力和發展最快的。從人類產生以來，自然界的變化可以說是很小的，而農業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卻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對自然、經濟規律認識的加深，有了極大提高，而且正是農業勞動力的不斷提高，才使農業和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自然界為社會提供的物質財富得到急劇增加。因此重視勞動力在農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①農業專業技術人員

農業科技研究人員數。其指的是依據國家關于農業技術的標準不僅通過考試等途徑通過資格認證同時獲得相應職稱并且從事相關專業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農業專業技術人員一般依附主要農業管理部門等單位，對農業專業技術的及時引導推廣具有重要作用。

②技術服務人員

技術服務人員則依附于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具有一定的理論知識和實踐基礎，通過培訓等方式對農業技術進行及時推廣傳播和指導。因此技術服務人員越多越能夠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同時對促進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5）生態環境保護指標的選取依據

農業生產對自然生態環境有利的方面自然生態環境中的自然資源是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它不僅影響農業生產產品的種類，也能夠影響農業生產的規模和質量。改善農業生產方式方法，保護生態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依存。

①降水量、日照時數

降水量是區域水資源量計算的重要依據，對于兵團所處的水資源分布極為不均的新疆，自然降水對于農業生產則顯得尤為重要。日照時數主要用于表征當地氣候、描述過去天氣狀況等。而新疆的日照時數遠高于國內其他省份，因此兵團區域內日照時數越多，對于農作物和林果等的生長越有益。

②造林面積

在荒山荒地以及荒漠地區進行人工造林對改善生態環境有著重要作用。成片的人工造林不僅可以涵養水源、防風固沙，還可以豐富貧瘠的生物多樣性，人工林面積的不斷擴大而且增加了相應的經濟效益，提供了更多的生產崗位，生態環境的改善又反哺于保護農業生產，相輔相成。此處造林面積是指年末實有造林面積，包含生態防護林和經濟林。

5.2.4數據處理

在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綜合評價時，為方便直接將數據代入計算，對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即利用極值法對所有指標數據進行離差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數據處理方法為：

V + — Xi _ X j m^

“ iji _ X .

j max j min

負向指標數據處理方法為：

_ X j min _ Xij

V - — jmm j

j _ _ X .

j max j min

指標適度關系處理方法為：

V—吐 XH

j X.. — X「

ij max ij min

其中，Vj表示正向指標處理值，V-表示負向指標處理值，Xij是j項指標的第i個樣本值；Xjmax、Xjmin代表j項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標準化后的數據介于0?1之間，在進行指標處理之后為便于熵值法進行結算，因此在基于指標適度關系處理方法的基礎上，對指標整體進行平移，保證其計算中無負值和零。

5.3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評價模型構建及指標權重確定

5.3.1 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 1 ）指標權重確定方法

在綜合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利用熵值法對評價指標權重進行確定。其次指標對不同

目標層的影響因素大小也不同，因此需要給指標賦予不同目標層的權重，其根本是依據

指標變異性的大小來確定客觀權重，一般表示某一指標信息熵值的®越小，則其變異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大，故而其權重也越大。在數據標準化處理之后，計算指標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pj - ( 5-4)

i =1

Q, = 4—ln Pu (5-5)

j - ln n J

/i, = 1 -Q, (5-6)

W. =-^— (5-7)

i=1

上式中，Pij表示第i個維度第j個指標的概率值，Vij即為無量綱化處理過后的數據。 $表示第j個指標的信息熵值(owejwi),內表示第j個指標的差異系數即信息的有效度值， Wj 表示權重。

(2)指標權重確定

通過對研究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之后，依據式(5-4)、(5-5)、(5-6)、(5-7)分別對兵團農業、種植業、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權重確定。

5.3.2 評價模型構建

鑒于羅必良等人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深刻認識，以及李長躍等人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評價研究，基于以上學者的大量研究，在本研究中擬在利用熵值法確定不同評價指標權重的基礎上，運用生產函數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并希望通過模型評價查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問題，尋找解決對策建議與措施，以實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1)各維度指標發展水平測度模型為：

F. = £Wi.Vi. (5-8)

. =1

上式中，Fj表示各維度綜合測度水平即指標發展水平，n表示不同年份，i表示不

同維度，j表示不同指標，Wij表示不同維度指標對應的指標權重，Vij表示經過數據標準化及處理過后的指標數據。

(2)依據式(3-41)的生產效率函數，進行公式簡化換算后可以將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模型表示為：

n n n n

In Y - a工 In A(t) + 0工ln K(t) + 丫工ln L(t) + g工 In E(t) + g0 (5-9)

j—i j—i j—i j—i

為資本投入具體細分，因此將其分為資本投入產出的經濟衡量維度和生產要素投入維度，所以聯立式(5-8)、(5-9)則得到以下模型：

ln Y = a^ In A(t) + 0i £ In 仏(f )+02 £ln K2(t)

j—i j—i j—i

+ y£ln L(t )+&£ln E (t )+軌(5-I0)

j—i j—i

因此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模型為：

Yn —a£ lnWjVj +0i £ ln W^ +02 £ ln WjVj

j—i j—i j—i

+ r£ ln WjVj+&£ ln WjVj +fo (5-II)

j—i j—i

因此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模型為：

Y, — a £ lnWjVj + 0'i£ lnWjVj +02£ lnWjVj

j—i j—i j—i

+ /£ ln WjVj +&£ ln WjVj +Fi (5-I2)

j—i j—i

因此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模型為：

Yl —a"£ ln WjVj+0"i £ ln WjVj +02 £ lnWjVj

j—i j—i j—i

+ /£ ln WjVj+&，£ ln WjVj + ^2 (5-I3)

j—i j—i

上式(5-II)、(5-I2)、(5-I3)中，Yn、Yz、Yl分別表示綜合測度水平即兵團農業、種植業和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n 表示不同年份； i 表示不同維度， j 表示不同指標， Wj 表示不同維度對應的權重即二級指標權重， Sj 表示不同維度發展水平的測度值，其中a、卩i、卩2、Y表示一級指標維度權重。

5.4本章小結

構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時考慮到兵團生產要素投入、資本投入、生態資源環境保護和勞動力投入等方面，確定了一個包含 5個一級指標和 18 個二級指標的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其次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確定了其種植業和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擬在利用熵值法確定不同評價指標權重的基礎上，運用依據第三章的生產函數構建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模型。

第 6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研究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步入新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使得生產關系隨之產生變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前一階段主要是追求溫飽實現小康，在社會經濟的逐步發展之下物質基礎逐漸豐富，人民生活需求也呈現多樣化，因此在農業生產上不得不依據市場需求作出改革，才能打破瓶頸實現新的發展。在新的時代面對市場對農業生產反饋調解較難的條件之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打破產業瓶頸，優化產業結構，將農業生產發展從數量追求轉變為質量追求。在農業部以及新疆區委的指導下，兵團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產業振興為具體實施方向，全面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截止2019年，兵團實現當年生產總值2747.07億元，雖然其生產總值僅占新疆的五分之一，不足全國的3%，但是兵團人均GDP高出新疆37.2%。其次2019年農業增加值605.82億元，較上年增加了6.3個百分點，高于全國和新疆農業增加值的平均水平，而且農業生產水平在新疆和國內處于領先水平，農業機械化生產水平也處于領先地位，其中棉花等作物和特色林果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優勢產業。

6.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分析

新疆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不僅造就了各種特色產業，而且其產業知名度在全國也顯著，兵團各師分布在新疆各地區，擁有資源豐富。其中特色種植業有世界頂級的長絨棉、工業辣椒等，特色林果有知名的葡萄、香梨、紅棗、核桃等等，以及養殖業最著名的新疆羊肉。兵團坐擁資源較為豐沛，但其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束約，規模化生產對市場需求難以對接，因此必須通過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盼求對癥下藥探尋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因此以下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綜合評價分析。其中由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一師（即原建工師）行政面積較小，其主要經濟支柱來源于第二三產業，第一產產業相關數據缺失較多，因此未對其進行農業經濟高質量等發展綜合評價。

6.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對源數據進行極值法標準化處理之后利用熵值法分別計算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

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指標權重，然后利用式（5-II）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結果。為了將各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更清楚的反映出來，因此將北疆各師分出邊疆師部分進行清晰的時序性分析。

6.1.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特征分析

從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結果來看其整體處于下降趨勢，在 20i8 年之后下降趨勢有所提升。從圖 6-i 中看出在 200i 年綜合指數降低之后， 2002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達到最高的0.4564。在2002年?20I3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呈現變化波動較小的下降趨勢，在20I3年?20I8年綜合指數變化波動較大。 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為 0.4238，而 20i9 年其指數為 0.2786，降低了 0.I452。其中變化較為明顯的是20I4年和20I8年，相比較上年度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分別降低了 0.i702、 0.049。

年份斥襯轎符少點斥符斥斥朋爐驊聲斥斥忒斥

圖 6-i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6.1.1.2兵團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兵團北疆各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變化趨勢和兵團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從 2000 年至 20i9 年整體處于降低趨勢，但是在 20i3 年之后經過較為明顯的變化波動之后在 20i9 年末均實現了明顯提升。基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進行聚類分析第一類農業經濟發展較好的是第十二師、第五師，第二類是是第八師、第七師和第十師，第三類是第六師、第四師、第十三師以及第九師。

罷團 ——水師 T-七師 ——八師

十師十二!）帀一■— 十三!）帀

圖 6-2 兵團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從圖6-2中可以看出第十二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波動變化較為明顯，但是整體基本保持上升趨勢。 2000年~2005年綜合指數一直處于降低趨勢， 2005年~2012年略有回升， 2012 年~2016 年和 2016年~2019 年綜合指數出現兩次較大的波動變化。第十二師在近 20年間其綜合指數出現三次較低點，其中2005 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為0.2430， 2014年為0.2249， 2017年為0.2594。此外2000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為 0.3703，相比較 2016年 0.3798基本保持水平， 2019 年綜合指數為 0.4267，增長了 0.0469。

第八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和兵團的基本保持一致整體處于下降趨勢，但是綜合指數波動較兵團更多，其波動可以分為6個階段。 2000年~2002年綜合指數出現降低回升， 2002年~2013年雖然有較小的三次波動，但是綜合指數整體仍處于降低趨勢。 2014 年和2018 年出現兩次較為明顯的下降之后下降趨勢有所緩解，綜合指數開始提升。從2002 年綜合指數最高 0.4638開始下降2018年最低為 0.1515， 2019年開始綜合指數又實現較大回升趨勢。

第七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趨勢雖然整體處于降低趨勢，但是降低趨勢較為平緩。 2000年~2002 年其綜合指數提升達到最高之后到 2005 年持續降低， 2005 年 ~2016 年綜合指數逐步回升， 2016 年~2019 年綜合指數降低之后恢復穩定水平。 2000 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0.3932， 2002年綜合指數最高達到了0.4632，到2018 年其綜合指數最低為0.2228，降低了二分之一還多。 2019 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

88 指數為0.3I78，基本恢復平均發展水平。

第十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基本與兵團保持一致，但是其下降變化趨勢較為平緩之后稍有回升。2000年?20I2年第十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一直處于緩慢下降狀態， 20i4 年綜合指數下降到最低，在 20i5 年回升之后又處于下降趨勢，降至 20i8 年之后開始綜合指數開始向平均發展水平恢復。 2000 年第十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發展指數為 0.4404，持續下降到 20i2 年的 0.2822，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0.i582。 20i4 年和 20i8 年第十師綜合指數又創新低， 20i4 年綜合指數降低至 0.I653，不到2000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水平的二分之一。

第六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和第八師相近，其變化幅度均與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綜合指數保持基本一致，整體仍處于持續降低趨勢后稍有改善。第六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綜合指數在 2000 年?2002 年出現短暫的提升之后開始逐年下降，直到 20i3 年其綜合指數才實現較小的回升， 20i4 年又出現較為明顯的降低，在經過20I5年?20I7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的拉升之后20I8年又降至最低， 20i9 年綜合指數略有所改善。出現波動最為明顯的年 2002 年和 20i6 年的綜合指數增長，其中 2002 年第六師的綜合指數實現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767。相比較 20i8 年綜合指數的大幅度降低， 20i9 年綜合指數增加了 0.ii84。

第十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在呈現一段時間的下降之后，其發展水平在逐漸緩慢提升。第十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變化較為明顯， 2000 年?2002 年綜合指數在短暫提升之后，2002年?2008年一直保持下降趨勢，但是在2008年?20I3 年其綜合指數卻實現了較小幅度的回升,20i3年?20I9年出現較為明顯的大幅度下降和增長的波動變化。 2002 年第十三師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達到了 0.393， 2008 年作為第十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折點，其綜合指數為 0.2477。 20i4 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綜合指數為0.I457，不到2002年綜合指數的三分之一。

6.1.1.3兵團邊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五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與兵團的基本一致，整體在較長時間出現持續降低趨勢后稍有改善。第五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綜合指數在 2000 年?2002 年出現短暫的提升之后開始逐年下降，直到 20i3 年其綜合指數才實現較小的回升， 20i4 年又出現最為明顯的降低，在經過20I5年?20I7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的拉

升之后2018年又降至最低，而后2019年綜合指數略有改善。從2002年綜合指數最高

0.4591開始下降， 2012年綜合指數為0.3162，降低了0.1429。從圖6-3中可以看出 2014

年和 2018年發展水平最低，其綜合指數分別為 0.1311、0.1558， 2019 年開始綜合指數

圖 6-3 兵團邊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第四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而且其降低趨勢較兵團更為明顯，但是其發展水平在大幅度降低之后開始緩慢提升。 2000 年 ~2002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開始逐年下降，而其下降幅度較為明顯， 2002年出現大幅度降低，在2003年短暫的恢復之后至2012年持續降低， 2013年~2014年第四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一次明顯的升降波動變化，2015年~2016年綜合指數連續增長，在2017年再次降低之后處于緩慢增長狀態。 2000年第四師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241， 2014 年綜合指數最低，相比較2000 年降低了0.2666，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水平降低幅度較大。

第九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是先暫短提升之后持續降低，后發展水平保持上升的變化趨勢。其中2000年~2002年在短暫的波動之后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至最高水平，在2002 年~2014年實現持續降低，且其降低幅度較大， 2014 年~2019年第九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一直保持上升趨勢，2019年基本恢復2002年的最高發展發展。 2002 年綜合指數為0.423 3 ，到2014 年的 0.1193 ，降低了2 .5倍多；2019 年綜合指數為 0.405，持續大幅度增長了0.2857，基本和2002年持平。

6.1.1.4兵團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一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幅度一直在上下起伏，但是整體發展水平仍在降低。 2000 年?2005 年期間，第一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200i 年先下降，到 2002 年提升到最高水平，而后持續下降到2005年；2005年?20I3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較小波動變化的同時保持緩慢增長趨勢，其中 2008 年發展水平出現較低下降； 20i3 年?20I6年發展水平波動幅度較大，20I5年發展水平直接降低至最低水平，20I6年又恢復20I3年的發展水平；20I6年?20I9年基本保持水平發展，但是從2005年?20I9年整體來看第一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緩慢提升趨勢。 2000 年第一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 0.4245， 20i9 年綜合指數為 0.3472，整體水平降低了 0.0773，

在較大幅度變化波動后有所提升。第二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變化較為明顯， 2000 年?2002年綜合指數在短暫提升之后，2002年?20I3年一直保持下降趨勢，但是在20I2 年?20I3年其綜合指數卻實現了較小幅度的回升，20I3年?20I9年出現較為明顯的大幅度下降和增長的波動變化。 2002 年第二師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達到了 0.4477， 20I4年作為第二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低水平，其綜合指數為0.I569，約為2002 年綜合指數的三分之一。

第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整體處于下降趨勢，但是基本保持水平的波動

變化。2000 年~2003 年第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上下起伏波動，2003 年~2006 年保持水平發展，2007年~2008 年其發展水平出現明顯降低，2008 年~2016年第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階梯式波動增長，2016 年~2019 年其發展水平在持續降低之后略有回升。2002 年第三師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達到了 0.4536，2008 年作為第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折點，其綜合指數為 0.2565。2018 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綜合指數為 0.2553，不到 2002 年綜合指數的三分之二。

第十四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保持水平發展，但其其發展過程中存在較大幅度的變化波動。第十四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變化在近些年較為明顯，2000年 ~2002年綜合指數在短暫降低之后有小幅度的提升，2003 年~2013 年基本保持水平發展趨勢，2013 年~2019 年出現較為明顯的大幅度下降和增長的波動變化。2016 年第十四師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達到了 0.4249，2014 年作為第十四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低水平，其綜合指數為 0.2802，不到 2016 年綜合指數的三分之二。

6.1.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在農業產業中種植業相對處于重要地位，而且相對林業、畜牧業以及漁業而言其種植面積、生產經營規模和經濟產出比重一般高于其他產業，兵團也不例外，北疆的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油料作物以及南疆主要的棉花種植都是兵團種植業的典型產業，因此在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的基礎上，對兵團種植業同時進行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為將各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情況直觀清晰分析，依照空間分布將兵團各師分為北疆師、邊疆師和南疆師進行分別分析。

6.1.2.1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特征分析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而且在保持持續降低之后呈現波浪型下降趨勢。2000 年~2011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小的回升波動但仍保持逐年下降，而其下降幅度較為明顯。在2001 年~2019 年期間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出現大幅度的起伏變化，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出現大幅度降低，其中 2017年下降幅度最大，2018年~2019 年綜合水平稍有回升改善的趨勢。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38，2017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1.5 倍，而2019 年相對于2017年其發展水

平提升了四分之一。

斥襯膚

圖 6-5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6.1.2.2兵團北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特征分析作為兵團農業經濟的主要支柱，第八師種植業具有重要作用。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保持波浪型持續降低之后發展水平保持水平起伏波動變化。2000 年~2003 年第八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保持水平，但是從 2003 年~2011 年其發展水平與兵團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處于階梯型下降。2011 年~2019 年第八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 0.33 的水平線保持上下大幅度的起伏變化，2012 年、2015 年、2018 年出現大幅度降低，其中2016 年~2018年下降幅度最大，在 2019年第八師綜合水平稍有回升改善的趨勢。2000 年第八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63，201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1倍多，而 2019年相對于 2011年其發展水平保持穩定。

圖 6-6 兵團北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第七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保持持續降低的過程中有部分時間階段發展水平有回升趨勢。2000年?20II年第七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兵團相仿，雖然有較小的回升波動但仍保持逐年下降，而其下降幅度明顯。20I2年第七師發展水平出現較大幅度的降低，其降低幅度將比較上年近四分之一，20I3年基本恢復20ii年發展水平，而后又持續波動下降。20I6年?20I8 年第七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大幅度的降低，而且低至第七師的最低水平， 20i9 年相繼恢復 20i2 年發展水平。 2000 年第七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29， 20i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 2000 年其綜合指數下降了 2 倍有余。

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相比較第八師其降低幅度更大，持續下降的時間也較長。 2000 年?2003 年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小有提升，但是從2003年?20I5年其發展水平處于階梯型下降。20I6年基本恢復20I3年發展水平，而后又持續下降。20I6年?20I8年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大幅度的降低，而且 20i8 年低至第十師的最低水平， 20i9 年發展水平略有提升。 2003 年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7， 20i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 2003 年其綜合指數下降了 i.6 倍。

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與兵團相仿，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保持階梯型持續降低之后發展水平保持水平起伏波動變化。 2000 年?2002 年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小幅度的降低增長波動，從 2003 年開始其發

94 展水平出現三次階梯型下降，而且其下降過程中伴隨小幅度的增長波動。2013 年發展水平提升之后又持續波動降低，2017 年出現明顯降低后，2018 年~2019 年綜合水平相繼有逐漸回升改善的趨勢。在2012 年和2017 年是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下降幅度最為明顯的兩次，相比較 2012年，2017 年下降幅度最大，降低幅度超過上年的二分之一。2000 年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22，2017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 2000年其綜合指數下降了 2倍有余，而截止2019年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年均降低 0.012。

第十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前一階段其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小幅度的起伏，但是基本保持水平變化趨勢，后一階段出現較大幅度降低趨勢。第十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以2010 年為界限，將其分為兩個階段。2000 年 ~2010年基本保持水平變化，其中2000 年~2002 年其綜合水平稍有提升之后又回歸平均水平，2007年綜合水平出現降低，2010 年再次恢復前一階段平均發展水平。2010年~2019 年第十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保持持續下降，2017 年降至最低水平，2018 年綜合水平提升至 2016年水平，2019 年又稍有降低。2002 年第十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85，2017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 2002 年其綜合指數下降了 1.5 倍。

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保持持續降低的過程中部分階段發展水平稍有提升。2000年~2011 年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兵團相仿，雖然有較小的回升波動但仍保持逐年下降，且其下降幅度明顯。其中 2002 年~2003 年相比較 2000 年其高質量發展水平稍有提升。2003 年 ~2011年第十三師保持較為緩慢的降低，但 2012 年第十三師發展水平出現較大幅度的降低，其降低幅度將比較上年近 27%，2013 年發展水平小有提升后又持續波動下降。 2018 年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再次大幅度的降低，而且低至第十三師的最低水平，相比較 2019 年發展水平增長幅度與 2013 年基本一致。2002 年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88，201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 2000 年其綜合指數下降了 2 倍有余。

6.1.2.3兵團邊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

階梯型持續降低之后發展水平呈較小波動變化。2000 年?2004 年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保持水平，但是從2003年?20I2年其發展水平與兵團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處于階梯型下降o2012年?20I4年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大幅度降低，20I4年?20I9年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0.23的水平線保持上下小幅度的起伏變化。2000 年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48， 20i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i.3 倍多，而 20i9 年相對于 20i4 年其保持穩定發展水平。

斥襯膚

圖 6-7 兵團邊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第五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在降低過程中部分階段呈現波浪型下降趨勢。2000年?20II年第五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小的回升波動但仍保持逐年下降，而其下降幅度較為明顯。2000 年?2003 年第五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微弱的增長，從 2003 年開始至 20ii 年呈現較小幅度的階梯型下降，而從20I2年則出現波浪型大幅度變化。其中20I2年、20I4年、20I7 年出現大幅度降低，其中20I7年下降幅度最大，20I8年?20I9年綜合水平稍有回升改善的趨勢。2000 年第五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i3， 20i7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i 倍多。

第九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在階段性持續降低后保持緩慢增長趨勢。從圖 6-7 中可以看出 2000 年?2003 年第九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保持水平，自 2003 后開始逐年緩慢下降， 20i2 年、 20i4

96 年發展水平出現直線下降且下降幅度較大，其中 2014年發展水平降至最低。2014 年 ~2019年第九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開始逐年穩步提升。2000 年第九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41，2014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近 1.5 倍。

6.1.2.4兵團南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持續降低之后出現明顯的波動變化。2000 年~2003 年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小幅度緩慢增長，但是從 2003年~2013 年其發展水平一直保持線型下降。2014 年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大幅度降低，在 2014 年~2016 年其發展水平在提升之后，2017 年再次較大幅度降低，2017 年之后發展水平又在逐年回升。2003 年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913，2017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1.1 倍多。

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降低，但是在持續降低之后出現明顯的波動變化。2000 年~2003 年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第一師都是小幅度緩慢增長，但是從 2003 年~2014 年其發展水平在不斷起伏波動下降。2014 年~2016 年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繼回升，2017 年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大幅度降低，2017 年之后發展水平降低趨勢逐年平緩。2003

97 年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5048， 20i4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i 倍多。

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整體來看其變化趨勢一直在持續浮動降低，但是在階段性持續降低后發展水平出現波動幅度較大變化。2000 年?2009 年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一直循環遵循先降低在增長的發展趨勢，而20I0年?20I8年則一直表現為循環的先增長后降低發展趨勢， 20i9 年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為回升。2000 年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947， 20i8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 2 倍多，相比較 20i9 年整體水平綜合指數年平均下降了 0.i38。

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從圖 6-8 中可以看出，其整體一直保持水平變化趨勢，但是持續性水平變化的過程中出現階段性降低。2000 年?2007 年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緩慢增長發展階段， 2007 年?2009 年間出現發展水平大幅度降低，2008年之后發展水平逐年增長到平均水平。20ii年?20I6年和2007年?20II年發展變化相似，且 20i6 年發展水平提升至最高水平， 20i8 年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至最低水平后20i9年又再次提升至平均水平。2000年?20i9年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為 0.4328， 20i9 年相比較平均水平綜合指數還有 0.0408 的差距。

6.1.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時序性變化分析

在資源稟賦分布不均且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新疆，林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相對于分布在新疆各地州的兵團師市事實而言，生態環境改善亦是其農業生產經營的工作重心，而其以林業面積的增加和其管理投入為主要改善措施，其中自然生態林的防護和持續育林以及經濟林耕種面積的合理擴增，都將是對生態環境改善、提高生態承載力的正向影響因素。特別是位于南疆圍繞塔克拉瑪干沙漠分布的四個師市，除棉花種植外特色林果是其農業的重要支柱產業，林業的發展又將反饋促進農業其他產業，因此林業對其農業生產發展更具重要作用，在此將生態林和經濟林等統稱的林業進行對其產生的經濟進行高質量發展評價，以對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進行反饋調節。將各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情況直觀清晰分析，依照空間分

布將兵團各師分為北疆師、邊疆師和南疆師進行分別分析。

6.1.3.1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特征分析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農業和種植業發展趨勢相似，但與之不同的是兵團

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波動變化下降之后基本保持水平發展。根據圖6-9反饋可知， 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處于最高發展水平，2001年其發展水平降低之后出現兩階段的循環變化，2001年~2005 年、2005 年~2008 年內均呈現先增長再降低的循環變化下降。2008 年~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基本保持水平發展，其中發展水平在2016 年小幅度增長之后 2017年大幅度的降低，2018 年發展水平恢復平均發展水平，2019年相繼保持相對穩定發展。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386，2008 年~2019年階段平均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0.7658，相比較其發展水平降低了 8.7 個百分

6.1.3.2兵團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特征分析

第十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雖然其發展水平一直在波動變化但是基本保持平均發展水平。2000年~2002 年，第十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短暫的提升之后，2003 年出現大幅度降低，2004 年發展水平恢復平均水平。 2004年~2019 年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上下浮動變化，其中2016 年第十師林業經濟高質量增長至最高水平，其綜合指數為 0.7906。在其發展過程中 2003 年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上年其發展降低了近 13.4%。

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兵團發展趨勢基本一致，但與之不同的是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波動變化程度較為平緩。依據圖 6-9 中第八師發展水平變化可知， 2000 年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處于最高發展水平， 2000 年?2003 年間其發展水平在小幅度降低之后稍有回升。2003年?2007年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V” 型發展趨勢，2007年回歸2004年發展水平后再次下降。2008年?20i3年發展水平在輕微波動之后呈現上升增長趨勢， 20i7 年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大幅度降低，20i8年?20i9年其發展水平才相繼回升至平均水平。2000年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0.83，2008年?20i9年階段平均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 0.7546，相比較其發展水平降低了 i0 個百分點。

第十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沒有呈現較為明顯的變化趨勢，但是依據圖 6-i0 可以看出整體仍處于下降趨勢。2000 年?2002 年第十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小幅度的降低增長，2002年?2005年其發展水平呈現較大幅度的下降。2005年?20i0年第十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循環出現小幅度的先增后減變化過程，在20i0年?20i3 年持續降低后其發展水平逐年穩步提升，但在 20i6 提升至最高水平后持續大幅度降低。第十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的是 2002 年，相比較其平均發展水平其綜合指數高 0.0579， 20i9 年其發展水平最低，并且相對于平均水平還低 i4.6%。

第十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雖然其發展水平一直在波動變化但是基本保持平均發展水平。2000 年?2002 年第十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

i00

發展水平在短暫的提升至最高水平之后，2003 年出現小幅度降低，2004 年發展水平恢復階段平均水平，2004 年~2012 年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上下浮動變化。2013 年第十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大幅度明顯降低之后呈現“M”型波動增長，2017年相比較 2013 年發展水平增長了 5.3%， 2018 年~2019 年發展水平又恢復至平均水平。其中 2002 年第十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增長至最高水平，其綜合指數為 0.8294。在其發展過程中 2013年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上年其發展降低了近 13.6%。

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階段性較小幅度波動下降之后呈現大幅度波動增長趨勢。2000 年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處于最高發展水平， 2000 年~2003 年間其發展水平在小幅度降低之后稍有回升。2003 年~2006 年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 “V”型發展趨勢，2006年?2007年回歸2004年發展水平后再次下降。2008年?2012 年發展水平呈現平緩的上升增長趨勢，但是在2012年~2015年又持續降低。 2016年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長至平均水平后， 2017年發展水平出現大幅度降低， 2018年?2019年其發展水平才相繼回升至平均水平。 2000年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42， 2019 年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0.7768，相比較其整體發展水平降低了7.7個百分點。

第六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階段性較平緩降低之后呈現大幅度波動增長趨勢，其中部分階段變化較為明顯。 2000年?2013年第六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持續下降狀態，其中2000年?2003年發展水平在逐年加快降低速度。 2003年?2007年第六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階梯型波動增長，2007年?2009年呈“V”型降低之后保持水平發展。 2014年發展水平大幅度降低之后2016年又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波動變化中保持增長趨勢。 2000 年第六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 0.8404， 2013 年相比較之降低了8.6%，而2019年相比較2014年增長了12.3%。

6.1.3.3兵團邊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發展趨勢整體處于持續下降狀態，在前一階段其發展水平呈波浪型降低，后又呈鋸齒型增長提升。通過圖6-11 觀察得到， 2000年?2003 年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逐年加快降低速度。2003年?2008年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M”型波動降低，2008年?2011年水平發展保持緩慢上升增長。 2011年?2014年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持續大幅度降低， 2016年發展水平又

101

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波動變化中保持增長趨勢， 20i7 年發展水平出現再次降低， 20i8 年?20i9年其發展水平才相繼回升至平均水平。2000年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 0.8337， 20ii 年發展是年水平相比較之降低近 6.5%，而 20i9 年相比較 20i4 年

圖 6-ii 兵團邊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第八師、兵團發展趨勢較為相似，但與之不同的是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較為平緩波動降低之后出現大幅度提升。觀察圖 6-ii 中第五師發展水平變化可知， 2000 年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處于最高發展水平， 2000 年?2002 年間其發展水平在小幅度降低之后稍有回升。2002 年?2007 年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V”型發展趨勢，2007年回歸2004年發展水平后，2008年發展水平再次下降，2008年?20i2年發展水平保持平穩上升增長趨勢。20i2年?20i7年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階梯型大幅度降低， 20i8 年其發展水平才大幅度回升至平均水平。 2000 年第七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323， 20i9 年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 0.7853，相比較其整體發展水平降低了 5.7 個百分點。

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呈處于下降狀態，但是在下降過程中部分階段仍有持續回升趨勢。2000 年?2002 年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小幅度的降低增長變化，2002年?2007年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V”型發展趨勢，2007 年恢復2004年發展水平后，2008年其發展水平再次下降，2008年?20i2年發展水平階段性保持平穩上升增長趨勢,20i2年?20i6年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情況

i02 與2002年?2007年階段性變化基本一致。 2017年其發展水平大幅度降低， 2018年?2019 年下降趨勢變平緩。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的是2002年，相比較其平均發展水平其綜合指數高0.0513， 2019年其發展水平最低，并且相對于平均水平還低 12.3%。

6.1.3.4兵團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特征分析

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兵團發展趨勢較為相似，但與之不同的是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較為平緩波動降低之后出現大幅度提升。觀察圖6-12中第一師發展水平變化可知， 2000年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處于最高發展水平， 2000年?2003 年間其發展水平在小幅度降低之后稍有回升。2003年?2006年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V”型發展，2007年?2009年發展水平又逐年降低，2009年?2013年發展水平在緩慢增長提升，2013年?2017年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持續大幅度降低， 2018年其發展水平才大幅度回升至平均水平。 2000年第一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第一師和兵團發展趨勢較為相似，且部分階段與第一師發展水平波動變化基本一致，但與之不同的是第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較為平緩波動降低之后出現大幅度持續提升。2000年?2003年間其發展水平在小幅度降低之后提升至最高水平。 2003 年?2006 年第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逐年降低后稍有提升， 2007年?2010年發展水平與上一階段變化相似。但是2010年?2014年第二

103 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持續降低，20i4年?20i6年發展水平經過倒“V”型發展過后，20i7年?20i9年其發展水平呈現穩步增長趨勢。2003年第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272， 20i9 年相比較其整體發展水平降低了近 2.5 個百分點。

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處于下降狀態，但是在下降過程中其發展水平波動變化較大。從圖 6-i2 中可以觀察到，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以 2009 年為分界點，將其分為前后兩個發展階段。其中 2000 年?2009 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有波動起伏但整體在持續下降，而2009年?20i9年其發展水平在波動中呈穩步增長態勢。 2000 年?2003 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先降低增長發展，且 2003 年達到其最高發展水平，其后 2003 年?2009 年保持續下降態勢， 2009 年降低幅度較大，從圖中看出2008年?20i0年其林業經濟高質量呈“V”型發展。20i0年?20i3年表現出穩步增長o20i3年?20i9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表現為先降低后增長波浪型變化。2003 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4i5， 20i9 年相比較其整體發展水平降低了近 5.9 個百分點。

第十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其他師市和兵團不同，雖然個別年份有將明顯的降低，但是其整體發展水平呈增長趨勢。2000 年?2002 年第十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小幅度降低， 2003 年其又恢復至 2000 年發展水平，且 2003 年?2007 年基本保持水平變化。2008年第十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后，2009年?20i5年其發展水平一直保持穩步增長，雖然20i5年?20i7年出現較明顯的“V”型發展變化，但是整體依舊保持增長態勢。 20i7 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0.822i，而20i9年相比較2000年整體發展水平提升了近3.6個百分點。

6.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根據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結果，運用 ArcGIS i0.7 繪圖軟件，選擇 2000年、2004年、2009年、20i4年、20i9年五個時間點，將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結果通過空間分布得以直觀表現，由于兵團各師市在新疆的地州基本都有分布，而且其區域行政面積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整體相比較小，在地圖中不能直觀觀察其空間差異

i04

變化，因此通過師市屬地替換為對應地州方法以更加清晰的體現其空間變化差異。其具體替換如下表所示。

表 6-1 兵團師市在地圖中對應代表區域

師市名稱屬地市區地圖中代表區域

第一師阿拉爾市阿克蘇地區

第二師鐵門關市巴州地區

第三師圖木舒克市喀什地區

第四師可克達拉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第五師雙河市博爾蒙古塔拉自治州

第六師五家渠市昌吉回族自治州

第七師胡楊河市克拉瑪依市

第八師石河子市塔城地區（第八師）

第九師白楊市塔城地區

第十師奎屯市阿勒泰地區

第十二師烏魯木齊市烏魯木齊市

第十三師新星市哈密地區

第十四師昆玉市和田地區

其中第八師、第九師都被塔城地區的行政區劃所圍繞，因此將塔城地區與第八師相鄰的沙灣縣和烏蘇縣合并為“塔城地區（第八師）”來代表第八師，其余塔城地區面積表示第九師。第十二師坐落于烏魯木齊市，因此直接用烏魯木齊市的行政區劃來代表。

6.2.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雖然近階段處于提升趨勢，但是其整體發展發展水平實屬下降明顯，為進一步分析其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借助軟件將其直觀形象化進行分析。

6.2.1.1 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依據2000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 2000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13中可以得到，其空間上主要從天山山脈兩側和阿爾泰山南側以擴散降低的趨勢分布。第一梯隊包括第一師、第四師、第八師和第十師；第二梯隊僅有第二師和第五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三師、第六

105

師、第七師、第十三師和第十四師；第四梯隊僅有第九師和第十二師。

圖例

2000年農業

No data

J • 0001 - . 3703

圖6-i3 2000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其中第一師分布在南疆地區，第四師分布在邊疆，第八師和第十師分布在北疆地區。在空間上其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山脈兩側以及阿爾泰山南側。其中第八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水平相對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4269，天山山脈兩側的第一師和第四師相對較低，其綜合指數分別為 0.4245、 0.424i。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其中南疆地區分布有第二師，第五師分布在邊疆，且這兩個師市分布均靠近天山山脈，且第五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其綜合指數為0.4i27。其根源在于第五師自然環境相對由于第二師，農業生產所需的資源較為豐富，水資源更加豐沛。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南疆地區分布有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北疆分布有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十三師，其中南疆地區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受塔克拉瑪干沙漠嚴重影響，其農業水資源嚴重缺乏，而其第三梯隊分布的師市蒸發量均較高。且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均較高于南疆師，其綜合指數平均較南疆的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平均水平高 i.4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第七師和第十二師均分

i06

布在北疆，其空間位置夾在天山山脈和阿爾泰山的中間，但是第十二師受烏魯木齊影響復種指數較高，導致藥肥等的施用強度過高，引起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第七師還低 5.8 個百分點。

6.2.1.2 200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依據 2004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 200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14 中可以得到，其空間上主要從天山山脈兩側和阿爾泰山南側以擴散降低的趨勢分布，和昆侖山自南向北擴散降低的趨勢分布。第一梯隊包括第四師、第十師、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僅有第八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僅有第一師、第三師、第六師、第九師和第十二師。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其中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師，而第四師分布在邊疆，第十四師分布在南疆地區的最南端。這三個師市的空間均依山而分布，其中第十師在阿爾泰山南側，靠近福海，農業生產的自然資源較為豐沛；第四師在素有“塞上江南”伊犁河谷地帶；雖然第十四師分布在昆侖山以北、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南，但是在農業生產中對農產品質量和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化學肥料和農藥等施用相對較少，以保證產品質量獲取相應市場經濟份額。而且這三個師其中第十師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的，其綜合指數為 0.41，其綜合水平較其他兩師平均水平高近2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僅有分布在北疆地區的第八師，第八師石河子市周邊自然資源較為豐富，而且依靠高等院校為農業發展做技術支持，因此其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發展較快，對農業生產規模化報酬水平保持較為良好，實現在穩定投入的基礎上實現最大產出以獲得市場。第八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 0.3893，相比較第十師其發展水平近低了 5個百分點。

107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南疆地區分布有第二師，北疆分布有第七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分布有第五師。其中南疆地區第二師處于塔里木河下游，受塔克拉瑪干沙漠嚴重影響，其水資源嚴重約束農業發展，而且蒸發量較高。

相對比較第十三師當年對農業生產的平均投入產出較高，因此其綜合指數略高于其他師市。第七師地處克拉瑪依轄區內，受其工業影響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略有約束。以天山山脈為分界線，其以北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較第二師高，且平均水平較第二師高 7.2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第六師靠近第十二師，兩個師市分布在北疆地區，其空間位置夾在天山山脈和阿爾泰山的中間，受城市集群影響復種指數較高，導致藥肥等的施用強度過高。第九師分布在邊疆，基本處于高寒區，自然環境對農業束縛較大的影響下其生產經濟易受到外界的沖擊。分布在南疆地區的第一師和第三師，雖然較第二師水資源豐富，但是其附近行政轄區的耕地面積大，農業生產用水難以保證，而且屬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因此導致其農業經濟投入產出較低。在圖 6-i5 中可以看出第四梯隊被天山山脈所隔開，分別夾在三山中間，而且北疆師平均水平較南疆師高 i 個百分點。

6.2.1.3 200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i08

依據 200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200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15 中可以得到，相比較之前其空間上主要從天山山脈兩側和阿爾泰山南側以擴散降低的趨勢分布減弱，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呈現自南向北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包括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第五師、第七師和第十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一師和第六師；第四梯隊有第八師、第十三師和第九師。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二師，而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四師。第十二師其各團場分布在烏魯木齊周邊，依托烏魯木齊市促進農業發展，而且有多所高校為農業技術支持，在農業經濟數量發展的同時追求產品質量和市場需求，逐步夯實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第十四師雖然受自然環境對農業生產的約束性較大，但是依舊在生態環境承載范圍內，持續以農業經濟穩步發展追求經濟質量。而且第十二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第十四師還低 0.03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七師和第十師，第四師和第五師分布在邊疆地區，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和第三師。第七師和第十師在空間位置上較為接近，相對其他地區資源約束性較低，因此在農業生產中有助于其發展。第四師和第五師在空間位置上也較為接近，其受季風性氣候帶來影響較大，對特色農業發展有著積極作用。第二師農業生產部分投入的資料在總量上稍有節制，在資源約束下能夠通過降低部分投入提高農業經濟發展質量，第三師較第二師生態環境更為脆弱，在農業生產資料投入方面做到盡量控制，在保證產量的同時以提升產品質量保證經濟發展。從當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結果其第二梯隊北疆師發展水平較高于南疆師，且其綜合指數平均高出近 1個百分點。

109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的分布的有第六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六師緊靠天山北部，雖然生態環境承載力較高，但是相比較 2004 年在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中對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增長幅度較大，造成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降低。第一師雖然相對第六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略高，但其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的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比第六師增長幅度更大，且其因分布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生態脆弱地帶，導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第一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指數較第六師高1.4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八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九師，而南疆地區則沒有分布。在圖6-15 中觀察可以看出這三個師分布在相近緯度，而且三個師市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化學肥料和農藥以及柴油消耗呈現相對的大幅度增加，是導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量降低的主要原因。且第八師和第十三師平均水平較第九師高 2.5 個百分點。

6.2.1.4 201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依據 2014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200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16 中可以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水平呈現自南向北逐漸減弱，且北疆地區呈自東向西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

110

第一梯隊包括第三師、第七師和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一師、第六師和第十二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四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有第五師和第九師。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僅有第七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三師和第十四師。第七師在農業生產投入要素的量有所提升，雖然化學肥料等施用強度明顯提升，但是對于農業生產投資和產出也實現較大幅度提升，相對應的農藥等的施用強度卻在保持相對下降。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均分布在生態脆弱的塔里木盆地南部邊緣，其在其他投入要素相對不變農藥使用強度降低的同時實現了農業經濟的大幅度提升，且相對 2009 年，當年降水量較為充足，對農業生產水資源的約束稍有緩解。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北疆師相對南疆師高，第七師相對比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平均水平高 3.2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烏魯木齊市及周邊的第六師和第十二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六師與第十二師相似的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負向影響因素增長明顯，但是農業投資當年相比較 2009 年增長幅度大，且其農業經濟產值取得巨大進步。第一師與之存在差異的是僅有化學肥料投入增長明顯，在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大幅增長的同時，農業經濟產值相比較 2009 年翻

iii

了近 3番。雖然第一師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較優于第六師和第十二師，但是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卻比其兩個師的平均水平低 3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八師和第十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第八師與第十師相似的是相對照 2009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負向影響因素投入增長超過二分之一，且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增長近三倍的條件下，實現農業經濟增長了 2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規模報酬的客觀收益。第四師雖然農業經濟相對處于第二梯隊，但是其相對2009 年在農業人口大量流失的條件下依舊保持農業經濟的大幅增長。第二師發展情況與第四師相似，但是存在差異的是當年第二師農業投資力度相對 2009年提高近 4 倍，但是其農業經濟僅增長翻了不到兩番。而且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第四師和第二師分別高 6.5 和 6.9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邊疆地區分布的第五師和第九師。第五師與第九師雖然處于邊疆，對照 2009年其農業人口流失嚴重，農業經濟發展中各投入要素在保持穩步增長的同時，導致出現農業投資力度提高近 4倍，但是其農業經濟僅增長翻了不到一番。與北疆師的第四師相比較第五師、第九師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低了近 26個百分點。

6.2.1.5 201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依據 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201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17 中可以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水平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且北疆地區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包括第九師和第十二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和第十四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六師；第四梯隊僅有第四師。

112

0 50 100 200 300 400

■ ■ Miles

圖6-17 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北疆分布的有第十二師，邊疆地區的有第九師。第十二師依靠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對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與推廣，而且其下屬團場呈衛星分布在烏魯木齊周邊，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的信息對稱性高，能夠更加容易的通過獲取市場信息，在短時間及時作出產業部署，有助于農業經濟高質量的發展。第九師在農業投資、農業科學發展等的累計促進下推動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雖然2019年相對2009年第九師生產投入要素保持相對穩定投入的狀態，但是其農業人口依舊在持續流失。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邊疆師高 5.4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烏魯木齊市及周邊的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和第十四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北疆師較為相似的是其農業人口在逐年流失，在農業耕地面積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對農業生產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投入卻保持一定幅度上升，但是農業專業技術和服務人員以及農業機械化水平在穩步提升，助推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五師與第一師、第十四師相類似的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投入基本保持投入，甚至部分要素投入量逐年降低，而且其當年造林綠化面積較大，對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將起到重要作用，實現當年農業經濟增長幅度較

113

大。北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第五師高 0.5 個百分點，但卻較南疆師平均水平低 6.6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和第三師。第六師在農業生產中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投入量明顯提升，而其他要素投入量較 2014年基本保持，部分要素甚至降低，導致農業經濟年均增長了不足十分之一。第二師和第三師雖然農業經濟增長成果顯著，但是其農業技術相關人員對照相對減少，而且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因素投入量逐年增加，導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較低。南疆師平均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第六師高 2.9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邊疆地區分布的第四師。對照 2014 年其當年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不足三分之一，化學肥料和柴油消耗量卻分別增長近十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且農業人口降低近八分之一，導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降低，相比較 2014年其綜合指數降低近二分之一。

6.2.1.6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分類匯總

在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分布分析后，依據其評價結果對2000 年、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情況進行分類匯總，得到這五年的空間差異分類匯總表。從表6-2 中可以看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三梯隊和第四梯隊，2009年主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4 年主要分布在前三個梯隊，201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說明200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2004 年之后雖然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逐漸趨于穩定且階梯分布較為集中，且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區。

表 6-2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分類匯總

空間分

布類型第一梯隊

（高值區）第二梯隊

（較高值區）第三梯隊

（較低值區）第四梯隊

（低值區）

2000 年第一師、第四師

第八師、第十師第二師、第五師第三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九師、

第十二師

2004 年第四師、第十師第十四師第八師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十三師第一師、第三師第六師、第九師第十二師

114

2009 年第十二師第十四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十師第一師和第六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三師

2014 年第三師、第七師第十四師第一師、第六師第十二師第二師、第四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第五師第九師

2019 年第九師第十二師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六師第四師

首先對 2000 年的第一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第一梯隊有第一師、第四師、第八師和第十師；2004 年第一師變化較大直接降至第四梯隊，而第八師也降為第二梯隊，僅有第四師和第十師保持在第一梯隊；2009 年變化更加明顯，第一師上升至第三梯隊，第八師從第二梯隊降至第四梯隊，而第四師和第十師也從第一梯隊降至第二梯隊；2014 年第一師升至第二梯隊，但是第四師、第八師和第十師全部分布在第三梯隊；2019 年第四師降至第四梯隊，而第一師、第八師和第十師則分布在第二梯隊。從變化過程中可以看出 2004 年這四個師市變化波動較大，其后發展逐步趨于穩定。

對 2000 年第二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二梯隊的有第二師和第五師；2004 年第二師和第五師降至第三梯隊；2009 年第二師和第五師又分布在第二梯隊；2014 年波動變化較大，第二師降至第三梯隊，但是第五師降至第四梯隊；2019 年第五師分布在第二梯隊，第二師分布在第三梯隊。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有所波動變化，但是相對于 2000 年第一梯隊其變化較為穩定。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三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三梯隊的有第三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2004 年變化差異較大，第七師和第十三師分布保持在第三梯隊，第三師和第六師分布降至第四梯隊，而第十四師分布則提升至第一梯隊；2009 年變化依舊較大，第十四師保持分布在第一梯隊，第三師和第七師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第六師和第十三師則交替變化分別分布在第三梯隊和第四梯隊；2014 年整體空間分布格局較為提升，第十四師仍分布在第一梯隊，第三師和第七師空間分布也提升至第一梯隊，第六師分布逐漸提升至第二梯隊，第十三師也恢復提升至第三梯隊；2019 年則整體平均水平略有下降變化，第七師、第十三師和第十四師分布在第二梯隊，而第三師和第六師分布在第三梯隊。表明 2004 年和 2009

115

年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波動較大，但是截止 2019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四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四梯隊的有第九師和第十二師；2004 年第九師和第十二師穩定分布在第四梯隊；但是 2009年變化較大，第九師雖然依舊穩定分布在第四梯隊，但是第十二師卻直接提升分布在第一梯隊；2014 年第九師穩定保持分布在第四梯隊，第十二師分布變化為第二梯隊；最為明顯的是 2019年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占據第一梯隊的高值區。從整體變化情況可以看出，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在保持穩定的同時實現較大增長。

6.2.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雖然與農業在近階段處于提升趨勢，但是其整體發展發展水平下降較為明顯，為進一步分析其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借助軟件將其直觀形象化進行分析。

6.2.2.1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較高，依據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18 中可以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水平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且北疆地區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包括第九師和第十二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和第十四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六師；第四梯隊僅有第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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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200 300 400

■ ■ Miles

圖6-18 2000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北疆分布的有第八師，邊疆分布的有第四師和第九師。第八師作為兵團農業經濟的重要支柱，其種植業 2000

年占據農業產業的一半以上，農業機械化水平高，且規模化經營程度較高，因此其規模報酬處于最優階段，而且其生態環境綠化工作持續進行，當年環境綠化程度較高。第四師和第九師處于邊疆地區，依山傍水，農業生產資源較為豐沛，日照充足，使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第八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于邊疆師平均水平，其綜合指數較第四師和第九師高 0.4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烏魯木齊市及周邊的第六師，分布在克拉瑪依市的第七師和處于阿勒泰地區的第十師。第六師分布在烏魯木齊市周邊，受城市群影響種植業為其主導產業，對照2000 年兵團農業生產投入要素，其對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負向影響要素投入占比不足二分之一，產業經濟卻實現是農業產值的占比在二分之一以上。第七師和第十師在空間位置上相鄰較近，相比較第六師其藥肥施用強度較低，且較第六師農業生產自然環境良好，但是第十師相對第七師和第六師的農業投資較低。因此第六師和第七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平均水平較第十師高 0.26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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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第十三師分布在天山山脈南側，重要農業產業仍為種植業，其蒸發量高降水少，水資源是其農業發展的重要約束要素。第五師雖然自然環境較為良好，但是由于草原面積分布較多，畜牧業在農業中占比較大，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比較低。而南疆地區的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分布在生態脆弱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且均呈大陸性干旱荒漠氣候，年降雨量不足100mm,夏季高溫地表蒸發強烈，年蒸發量高達2500mm, 農業生產資源較為匱乏，因此其種植業主要依靠水資源和藥肥的大量投入以換取經濟增長和發展。第五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南疆師平均水平高 0.8 個百分點，較第十三師高 1.6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北疆分布的有第十二師，南疆分布的有第十四師。第十二師雖然依托烏魯木齊市，但是其種植面積不足草場面積的十分之一，受城市市場需求影響經濟作物種植較多，復種指數高、藥肥施用強度大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第十四師自然環境在南疆師中最為脆弱，易受自然災害沖擊影響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第十二師相比較北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平均水平低 6.5 個百分點，第十四師相比較南疆師平均水平低 8 個百分點。

6.2.2.2 200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較高，依據 200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 200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19 中可以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水平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且在東西走向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僅有第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一師、第六師、第九師和第十四師；第四梯隊僅有第十二師和第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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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9 2004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邊疆地區分布的第四師。第四師分布在天山北側，地處伊犁河谷中部受季風影響呈溫帶大陸性氣候降水豐沛，農業生產所需的生態環境較優，其當年種植業中間消耗的生產要素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其中呈負向影響的指標較 2000 年增長幅度較低，而農業機械化水平等正向指標增長幅度較大。雖然相比較 2000 年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較低，但降低幅度較小，其綜合指數僅降低了 2.8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從圖 6-19 中可以看出第二梯隊主要集中在北疆地區，對照 2000 年北疆師投入要素中負向指標增長幅度較低，當年降水量較多，機械化水平進一步提升，實現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的穩步變化。但是北疆地區僅有第八師的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高于第五師和第二師，第八師綜合指數較第二師和第五師平均高 0.6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九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和第十四師。第三梯隊從空間位置上較為分散， 2004 年第六師和第九師當年雖然降水量較為充足，不同的是第六師農業機械化動力使用提升幅度較大，第九師固定投資卻較多，而種植業經濟高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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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向指標均呈增長變化。第一師和第十四師處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其負向指標大部分呈增長變化，其他投入要素增長緩慢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第六師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南疆師平均水平高 0.4 個百分點，較第九師高 0.36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二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三師。第十二師相對 2000年正向指標增長幅度較低，但是中間物質消耗的要素投入增長明顯，因此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處于緩慢降低趨勢。第三師與第十二師種植業要素投入變化趨勢相似，但是其負向指標增長幅度高于第十二師，且其與 2000年相比較下降幅度較大，其發展水平綜合指數降低近 9.4 個百分點。

6.2.2.3 200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 2004 年明顯降低，依據 200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200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20 中可以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特征明顯，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和邊疆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東向西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第一梯隊包括第六師和第十三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五師、第七師、第十師、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四師、第八師和第九師；第四梯隊僅有第一師和第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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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0 200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北疆分布的第六師和第十三師。雖然第六師和第十三師在當年屬于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但是在其他投入要素穩步變化同時，高質量發展負向指標卻呈現明顯增長，因此導致其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卻呈現大幅度降低。2009 年第六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相比較 2000 年發展水平降低幅度近 14 個百分點，較 2004 年其發展水平降低近 6.17 個百分點。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較 2000 年發展水平降低了 10.2個百分點，較 2004 年降低近 6.8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烏魯木齊市及周邊的第七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四師。對照 2000年和 2004年第七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逐年穩步下降，但是其在負向指標相對增長的過程中部分正向指標卻稍有下降，但第十二師主要依靠農業投資等要素投入實現農業經濟產值增長了近 2.7 倍。第五師在大力連續投入 0.68倍機械動力用于提高機械化生產水平和鼓勵農業投資發展，且投入要素中負向指標部分出現施用強度增加程度較高，以及持續農業生產生態環境改善的發展條件下，農業經濟產值實現增長翻了一番。相對于農業生產資源稟賦較低的第十四師，主要依靠生態防護林的建設，加大生產要素以及農業投資和大力提高機械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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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實現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北疆師平均發展指數高近 0.9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八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和第九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第八師種植業經濟產值增長到原來的 2.2 倍，主要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生產要素大量投入。雖然其中機械化生產提高了近 35%，但是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負向影響部分要素投入增長甚至超過一倍，基于高投入高產出的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較大，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降低。第四師和第九師生產要素投入情況相似但是其負向指標增長幅度與第八師比較增長較緩，且其他要素投入對照 2004 年相對穩定。而第二師則與第八師負向影響因素投入增長基本一致，因此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對照 2004 年明顯降低，降低幅度近 12.8%。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南疆地區分布的第一師和第三師。第一師和第三師在 2009 年均以雙倍生產要素投入換取近雙倍的經濟產出，加之處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因此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程度明顯。其中第一師相對第三師投入向產出比較低，第三師對環境保護綠化當年完成量遠高于第一師，但是第一師農業機械化施用強度是第三師的近 3 倍，因此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略高于第三師，其綜合發展指數較第三師高 1.5 個百分點。

6.2.2.4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 2004 年、2009 年呈現大幅度降低，依據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1 中可以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特征明顯，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依舊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在空間上呈現南北高中間低的分布特征。第一梯隊僅包括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六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三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師、第五師和第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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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2014年種杭業

No data

.0001 - .2404

.2405 - .2839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分布在南疆地區的第十四師。第十四師相比較 2009 年生產要素大量投入，其中機械使用強度提高了近

4 倍，生產投資增長一倍有余，其他負向影響因素指標增長基本不到一倍，并且當年綠化環境、改善生態完成工作目標較高對以后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雖然相比較 2004 年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有所降低，但是相比較 2009 年卻稍有回升，其綜合指數增長水平提升近 4.3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其全部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包括第六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且其在空間位置上均靠近第十二師進行分布。如同第十四師，北疆師在 2014 年投入種植業生產要素幅度較大，均逐漸通過追求產量來提升經濟產值，忽略了生產對生態環境和只有土壤的板結問題等等。數量經濟增長的甜頭與質量經濟的發展建立在人民的市場需求的階段性變化，因此兵團整體均呈現類似生產狀態。所以 2014 年北疆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較

2009 年降低了近 23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三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三師。第十三師雖然種植業產值增長了近 4 倍，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基本均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是其中部分負向影響要素相比較 2009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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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遞增變化，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對照 2009年出現大幅度降低，其綜合指數降低幅度超過二分之一。而第三師相對于 2009 年雖然種植業經濟產值增高近 3 倍，但是負向影響要素投入增長幅度更大，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近一半，且當年分布在北疆地區的第十三師相對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出近2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主要集中于邊疆地區和南疆地區，分布有邊疆地區的第四師、第五師和第九師，南疆地區有第一師和第二師。邊疆師相比較 2000年、2004 年和 2009 年均表現為追求發展數量經濟，利用持續性高投入來換取高產出的惡性農業經濟發展，不僅造成市場飽和，也對種植業經濟上游的生產者利益分配不公，不得不利用供給側改革以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一師和第二師均與邊疆師發展表現極為相似，生態脆弱條件下提高要素投入換取產業經濟增長導致生態環境承載力直逼紅線。但是南疆師平均發展水平較邊疆師平均發展水平高 3.8 個百分點。

6.2.2.5 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2009 年、2014年呈現大幅度降低，依據 201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6-22 中可以得到，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相對 2004 年發生較大變化，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中南部地區、北疆西部地區和邊疆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南向北逐漸減弱。第一梯隊僅包括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九師和第十二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第六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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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2 201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分布在南疆最南部地區的第十四師。第十四師雖然相比較 2014 年產業經濟增加值增長速率較慢，但是其仍實現產業經濟翻了一番，但是種植業由于持續性生產要素投入的惡性循環，進而使得其他負向影響因素指標增長近一倍，導致其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下降幅度較大。但是第十四師表現較為良好的是在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和田地區仍保持一定規模的綠化造林，對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和生態環境均存在重要作用。相比較 2014 年第十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大幅降低，其綜合指數增長水平提升近 16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從空間位置分布來看，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分布在天山以北，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七師、第八師第十二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和第九師。三個北疆師在空間位置呈自東南向西北方向分布，而且其均有高等院校作為農業生產的科研技術依靠。雖然北疆師在種植業生產中要素累計投入對生產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當年要素投入量明顯降低，但是種植業經濟產值卻依舊實現大幅增長。在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后，第一師和邊疆師生產變化相似，負向影響指標投入量明顯降低，通過其他可代替要素投入生產以降低生產對環境的污染。但是邊疆師較第一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 3個百分點，較北疆師平均水平高近 4.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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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和第三師。第六師和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下降幅度大，相比較 2014 年分別降低了五分之二和四分之一。第四師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宗旨下注重產品生產質量，因此農藥使用強度和化學肥料施用強度相對 2014 年明顯降低，其他對生產正向影響指標投入水平提升，從而實現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 2014 年降低幅度不明顯。第二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 2014 年變化小，基本保持相當，但是第三師發展水平降低幅度較大，對比 2014 年第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降低近三分之一。北疆師較第四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高近 7.3 個百分點，較南疆師平均水平高 6.4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北疆地區分布的第十師。第十師種植業發展變化與北疆其他師市較為相似，農藥施用強度較 2014 年減少近三分之一，此外雖然機械化水平大幅提升，但是用于生產的固定投資當年減少近一半，最終綜合導致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大幅下降。相比較 2014 年第十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近 1.07 倍。

6.2.2.6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分類匯總

在對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分布分析后，依據其評價結果對 2000 年、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情況進行分類匯總，得到這五年的空間差異分類匯總表。從表 6-2 中可以看出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也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2014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9 年依舊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說明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雖然其中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逐漸趨于穩定且最終在天山山脈兩側集中分布。

表 6-3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分類匯總

空間分第一梯隊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第四梯隊

布類型（高值區）（較高值區）（較低值區）（低值區）

2000 年第九師、

第十二師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六師第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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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四師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第一師、第六師第九師、第十四師第十二師第三師

2009 年第六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十師第二師、第四師第一師

第十三師第十二師、第十四師第八師、第九師第三師

2014 年第十四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二師第三師第十三師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師、第五師第九師

2019 年第十四師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二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第六師第十三師第十師

首先對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的第一梯隊進行追蹤分析。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第一梯隊有第九師和第十二師；2004 年分布變化較為明顯，第九師分布在第三梯隊，而第十二師分布在第四梯隊；2009 年第九師空間分布降至第三梯隊，第十二師卻從第四梯隊變化至第二梯隊；2014 年第十二師和第九師分別保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9 年第九師和第十二師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從分布變化來看第九師在 2004 年~2014 年變化波動較大，第十二師在 2004 年出現大幅度的變化。

對 2000 年第二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二梯隊的有第一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三師和第十四師；2004年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但是處于南疆地區的第一師和第十四師則分布在第三梯隊；2009 年第十三師變化至第一梯隊，第五師、第七師和第十師仍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第十四師再次分布在第二梯隊，而第一師分布降至第四梯隊，第八師分布在第三梯隊；2014 年第十四師提升至第一梯隊，第七師、第八師和第十師依舊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第十三師變化至第三梯隊，第五師分布將至第四梯隊；2019 年第十四師穩定分布在第一梯隊，第七師和第八師仍分布在第二梯隊，第一師和第五師又變化至第二梯隊，第十三師也保持分布在第三梯隊。從空間分布變化可以看出其在第七師相對一致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其中 2014 年和 2019 年其相對變化較大，但是 2019 年其又呈現較為集中變化趨勢。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三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三梯隊的第二師、第三師、第六師；2004 年除第六師保持分布在第三梯隊外，第二師變化至第二梯隊，第三師分布降至第四梯隊；2009 年第三師穩定分布在第四梯 127

隊，第六師變化至第一梯隊，第二師又回歸第三梯隊；2014 年第六師空間分布降至第二梯隊，第三師又回歸第三梯隊，第二師卻降至第四梯隊；2019 年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六師又全部穩定分布在第三梯隊。從其變化過程可以得出，2009 年其變化波動較為明顯，此外時間段均較難說明其變化規律。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四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四梯隊的僅有第四師，2004年第四師分布在第一梯隊，2009 年分布在第三梯隊，2014 年又回歸分布在第四梯隊，2019 年其又變化至第三梯隊。從第四梯隊的第四師變化過程中可以得出第四師一直變化波動較大，相比較 2014年、2019 年較為穩定。

6.2.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變化分析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雖然在近階段處于提升趨勢，但是其整體發展發展水平下降較為明顯，為進一步分析其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借助繪圖軟件將其直觀形象化進行分析。

6.2.3.1 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為良好，依據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 2000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3 中可以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相對集中，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中南部地區和邊疆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第一梯隊包括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八師；第二梯隊包括第四師和第九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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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3 2000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其主要分布在北疆中部，包括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八師。第八師生態環境較為良好，林業生產工作投入也相應較大比例保障，但是由于技術水平約束限制，對其中間物質消耗投入較少，中間物質消耗減少表明投入施用的化肥和農藥愈少，對林業生產的產品質量影響較低，同時相對處于低投入較高產出階段，因此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第六師和第七師雖然生態環境較第八師脆弱，但是均處于低投入高產出階段，但是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第六師和第七師平均水平高出 0.6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僅有邊疆地區分布的第四師和第九師。其中第四師地處伊犁河谷平原，海拔相對較高且日照充足、水資源豐沛，雖然生產環境較第一梯隊更為良好，但是其在林業生產過程中所投入要素的量相對差距十分明顯，林業專業技術人員以及科研成果的最新試種檢驗等均滯后于北疆師，因此導致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與第八師。第九師與第四師相似，但其深受季風性氣候帶來的生態福利的影響，并且持續要素投入以促進其林業產品的產量提升和質量保證，保證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第四師高 0.45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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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處于北疆地區的第十師和第十三師分別背靠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日照時間充足、光合時間長，適宜于林木種植和生長，促進林業生產水平提升、產量增加。第五師林業發展與第四師相一致，與其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微小。而南疆地區的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生產環境較差，因天氣等原因造成其他農業經濟損失較為嚴重，林業在南疆地區顯得尤為重要，南疆整體對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較強，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再次對南疆林業經濟發展最有力的肯定。其中第五師較南疆三個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出 0.34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北疆分布的有第十二師，南疆分布的有第十四師。相對于種植業和畜牧業為支柱產業的第十二師，其對林業生產投入要素相對第八師等北疆師投入量差距較大，第十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北疆師平均水平低 4.1 個百分點。而在生態環境脆弱的第十四師，面對經常出現沙塵天氣的影響，林業的發展是對第十四師其他產業生產發展最好的保障，但是其存在的主要約束是人和林業科技水平的提高。第十四師農業人口大部分投入種植業生產過程中，僅有小部分持續傳統的林業生產方式，傳統方式造成要素投入的惡性循環提高了對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阻力。第十二師相對較第十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出近 2.3 個百分點。

6.2.3.2 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4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2000 年呈現相對穩定的緩慢下降趨勢，依據 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 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4 中可以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西部地區，較高值區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東向西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第一梯隊包括第七師和第八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和第十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一師、第四師、第六師、第九師、第十二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十四師。

130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北疆地區分布的第七師和第八師。第七師和第八師依舊保持高投入以實現高產出，但是林業經濟產出值增加幅度更大。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負向影響因素指標投入較 2000 年增長近 2 倍，第七師其增長幅度近 2.5 倍，但是第八師相對經濟產值增加幅度更大。相比較 2000 年第八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近 3.9 個百分點，較當年第七師發展水平高出近 1.9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和第三師，邊疆地區分布有第五師。第十師北靠阿爾泰山，有著較為豐富的森林資源，而且溫帶大陸性氣候更有利于林木生長，較 2000 年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增加近 2 倍，同期其他生產要素投入增長幅度較大。第五師地處天山北麓，屬于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日照時間長利于林業產業，相比較第一梯隊，其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增長幅度較小，對照 2000 年其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近 2.9 個百分點。第二師和第三師分別分布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的東部和南部，受形成的特殊地理環境影響，其林業資源較為豐富，而且第二師和第三師主產香梨和紅棗，并均形成一定的具有地理標識特色林果產品。其中第五師較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平均高出

0.34 個百分點，較第十師高出 0.55 個百分點。

131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第十二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和第九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六師、第十二師和第十三師雖然依靠天山山脈，林業資源較為豐富，但是相比較 2000 年對林業的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分別增加 2.92 倍、5.1 倍、2.2 倍，雖然在林業經濟發展過程中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增加有利于林業相關產品的產量增加，但是帶來的是產品的質量安全隱患問題。第四師和第九師生態環境較為良好，有著豐富的林業資源，而且額敏河貫穿第九師，為林業生產用水提供了保障。第一師雖然地處塔里木盆地北部，有塔里木河貫穿其中，但是塔里木河流域覆蓋面積較廣，農業用水緊張，林業用水較難得到保障，而且第一師在空間分布上較為深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土壤主要為沙壤土，生產對要素的需求較大，因此為追求其數量經濟中間物質消耗投入是 2000 年的三倍。其中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較高，較第一師發展水平高 3.4 個百分點，較第六師等北疆師平均發展水平高出近 0.66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南疆地區分布的第十四師。第十四師地處塔里木盆地西南部，與第一師相比較生態環境更為脆弱，而且沒有河流流經其屬地，面對干燥度高達 70.9 的生產環境，水資源對其生產約束性更大，只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來換取林業經濟增長。其中中間物質消耗較 2000年增加了 8.17 倍，其他要素投入也呈現不同幅度的增加，但是其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2004 年南疆師其他三個師市平均水平低 3.2 個百分點。

6.2.3.3 200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0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 2004 年呈現大幅度降低趨勢，依據 200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200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5 中可以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和邊疆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的發展趨勢，在南北走向呈現自北向南逐漸減弱。第一梯隊包括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五師、第六師、第八師、第九師和第十三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師、第七師和第十四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三師。

132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分布的有北疆地區的第十師和第十二師。2009 年第十師相對其他師市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但是相對 2004 年其發展水平基本保持穩定，下降幅度較小。雖然較 2004 年，第十師 2009 年對林業的中間物質消耗投入量減少超四分之一，但是當年實有造林面積卻減少近三分之二。較 2004 年第十二師 2009 年對林業的中間物質消耗投入量減少超三分之二，當年實有造林面積卻增加了近 2.5 倍。因此第十師和第十二師雖然在其他要素投入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保持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但是第十師發展水平較第十二師高 0.33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第八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和第九師。2009 年第六師林業中間物質消耗投入量較 2004 年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其造林面積卻增加了 2 倍，其他要素則呈現不同程度的增減；相比較 2004 年第八師林業中間物質消耗增加近一倍，但是其造林面積卻降低了四分之三，其他要素投入基本保持穩定；而第十三師不同的是其中間物質消耗基本穩定，但是 2009 年造林面積卻不足 2004 年的四分之一，但是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呈現較為明顯的降低。邊疆地區的第九師 2009 年中間物質消耗相比較 2004 年減少超二分之一，而其造林面積卻不足 2004 年的三分之一，第五師要

133 素投入變化幅度較小。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北疆師平均水平高 0.88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七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第二師和第十四師。第七師 2009 年中間物質消耗投入量較 2004 年增加近一倍，其他部分要素投入較 2004 年呈現不同程度的減少，導致其林業經濟水平明顯降低。而第四師相比較第七師其要素投入下降幅度更大。第一師、第二師和第十四師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均有較大程度的增加，但是第一師相比較 2004年增加了近 3.4 倍，第二師2009 年造林面積提高了近2 倍，第十四師則相對增長幅度較小。第二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第三梯隊中最高，其發展水平較第七師高 0.41 個百分點，較第四師高 1.01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南疆地區分布的第三師。第三師其他要素投入變化幅度較小，但是中間物質消耗較 2004年增長了3.68倍，導致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 2004年降低了近五分之一，較2009年南疆師平均水平降低了 9.8 個百分點。

6.2.3.4 201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14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 2009年稍有降低，依據 2014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 201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6 中可以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西北部地區和南疆中部地區。且在東西走向呈自西向東逐漸減弱，在南北走向呈現南北高中間低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僅包括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三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第三梯隊包括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和第十三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四師和第六師。

134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僅有分布在南疆地區的第十四師。2014 年第十四師對林業投入要素量均實現大幅度提升，主要是由于2008年和 2009 年紅棗種植熱潮席卷整個新疆乃至兵團，其中第十四師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的特殊氣候，導致其種植的紅棗色澤鮮亮、口味香甜，同時因消費者市場對紅棗的追捧致使需求上升售價可觀，因此第十四師開始逐年擴大紅棗種植面積，2014 年相對 2019

年造林面積增加了近 4.5倍。而且第十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 2009 年提升了近 6.3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一師和第三師，以及邊疆地區分布的第九師。北疆師第八師和第十二師其生產要素投入變化幅度小，僅有中間物質消耗和造林面積變化明顯，其中第八師中間物質消耗增加近 3.6 倍，而其他部分要素則呈現小幅度增長，第十師和第十二師要素投入變化較為相似。第九師和第一師與第八師要素投入變化基本一致，但是第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卻實現大幅度提升，相比較2009 年第三師發展水平提升了 15.8 個百分點。第二梯隊中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交北疆師平均水平高 0.85 個百分點，較南疆師平均水平高 2.13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

135 七師和第十三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五師，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二師。相比較 2009 年第三梯隊所有師市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呈現較為明顯的下降，其中第二師降低幅度最為明顯。其中第二師中間物質消耗增加了近一倍，而造林面積卻不足 2009 年的九分之一，雖然其他投入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變化，但是其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卻降低了 5.4 個百分點，其他三個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不足 3%。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包括分布在北疆地區的第六師，邊疆地區的第四師。第六師和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幅度均較大，其中第六師發展水平降低近七分之一，第四師發展水平降低近八分之一。第六師相對于 2009 年在其他要所投入變化較小，2014 年其造林面積不足原來五分之二，而且中間物質消耗增加了 2.3 倍。第四師雖然相比較 2009 年其造林面積基本保持水平發展，但是中間物質消耗是原來的 1.85 倍，部分其他要素投入量稍有不同程度的減少。雖然第六師和第四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明顯降低，但是第六師較第四師發展水平高 1.06 個百分點。

6.2.3.5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平均發展水平較 2014 年降低幅度不大，依據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評價結果，將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師市劃分為四類，對應根據綜合指數的高低四個梯隊。從圖 6-27 中可以得到，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水平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中部部地區和邊疆南部地區，且在南北走向主要呈現自南向北的發展趨勢。第一梯隊包括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十四師；第二梯隊包括第四師、第五師、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十二師；第三梯隊包括第八師和第十師；第四梯隊僅包括第九師和第十三師。

136

0 50 100 200 300 400

■ ■ Miles

圖6-27 2019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

第一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高值區，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全部分布在南疆地區。相比較于 2014 年南疆師市對紅棗、香梨、杏、巴旦木等特色林果種植面積擴增明顯，而且十八大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十九大再次強調生態環境友好相處，因此南疆師將生態防護林建設作為工作重點，生態環境治理愈加重視，對生態林和經濟林的日常管理也更加完善。與 2014 年相比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較為明顯的提升，其中南疆師平均發展水平較 2014 年提升近 4 個百分點，變化較小的第十四師發展水平僅提升了 0.37 個百分點，變化最明顯的第二師發展水平提升了近 11 個百分點。

第二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高值區，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六師和第十二師以及第七師，邊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四師和第五師。北疆的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十二師較 2014 年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長了 5.68 個百分點，最為明顯的是三個師對林業投入的中間物質消耗明顯減少，其中第六師中間物質消耗減少超二分之一。第四師和第五師相比較北疆師增長幅度更為明顯，其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較 2014 年增長近 8.9 個百分點，而且中間物質消耗投入量也明顯減少。第二梯隊中第五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較北疆師平均發展水平高 0.69 個百分點。

第三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較低值區，僅有北疆地區分布的

137

有第八師和第十師，相比較 2014 年第八師和第十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表現為較明顯的下降。其中第八師中間物質消耗投入在截取的五個時間點呈現線性增長趨勢，其投入相比較2000 年是其 32.3 倍，但是其2019 年造林面積卻不足 2014 年的四分之一。第十師與第八師相似的是中間物質消耗呈現階梯型上漲趨勢，但是其造林面積每年卻呈線性下降趨勢。較2014 年第十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近4.4個百分點，第八師發展水平降低近 3.5 個百分點。

第四梯隊屬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綜合發展水平的低值區，僅有邊疆地區分布的第九師，北疆地區分布的有第十三師。第九師和第十三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呈現大幅度降低，相比較 2014 年其發展水平分別降低了 14.68%和 13.85%。而且第九師和第十三師與第八師中間物質消耗投入情況相似，均呈現逐年遞增，造林面積也呈現波浪型下降。但是第九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第十三師高 3.34 個百分點。

6.2.3.6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分類匯總

在對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分布分析后，依據其評價結果對2000 年、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林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情況進行分類匯總，得到這五年的空間差異分類匯總表。從表6-2 中可以看出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9 年也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201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19 年主要分布在第一、二梯隊。說明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2004 年之后雖然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整體變化逐漸趨于穩定集中在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且在空間位置上集中在南疆地區和邊疆地區以及北疆地區西南部。

表 6-4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分類匯總

空間分

布類型第一梯隊

（高值區）第二梯隊

（較高值區）第三梯隊

（較低值區）第四梯隊

（低值區）

2000 年第六師

第七師

第八師第四師

第九師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第十師、第十三師第十二師

第十四師

2004 年第七師

第八師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第十師第一師、第四師第六師、第九師第十二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

2009 年第十師第五師、第六師、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

第十二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四師、第七師

138

第十三師第十四師

2014 年第十四師第一師、第三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第十二師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十三師第四師第六師

2019 年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十四師第四師、第五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十二師第八師、第十師第九師第十三師

首先對 2000 年的第一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第一梯隊有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八師；2004 年第七師和第八師穩定分布在第一梯隊，第六師分布則直接第三梯隊；2009 年第八師分布降至第二梯隊，第六師分布提升至第二梯隊，第七師分布降至第三梯隊；2014 年第八師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第七師保持分布在第三梯隊，但是第六師從第二梯隊降至第四梯隊；2019 年第六師和第七師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第八師卻降至第三梯隊。從其變化過程可以得出，第八師波動變化較為穩定，第六師和第七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則變化較為明顯。

對 2000 年第二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二梯隊的有第四師和第九師；2004 年第四師和第九師空間分布降至第三梯隊；2009 年第九師分布回歸第二梯隊，但是第四師穩定分布在第三梯隊；2014 年第九師穩定分布在第二梯隊，而第四師又降至第四梯隊；2019 年第四師分布變化至第二梯隊，第九師分布卻降至第四梯隊。從其變化中得出 2000 年~2014 年第九師波動變化較小相對穩定，第四師卻一直波動變化較大。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三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三梯隊的有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第十師和第十三師；2004 年第一師和第十三師保持分布在第三梯隊，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和第十師則變化至第二梯隊；2009 年第十師分布變化至第一梯隊，第五師保持分布在第二梯隊，第十三師分布變化至第二梯隊，第一師和第二師則穩定分布在第三梯隊，而第三師分布降至第四梯隊；2014 年第一師、第三師和第十師空間分布變化至第二梯隊，而第二師、第五師、第七師和第十三師再次穩定分布在第三梯隊；2019 年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空間分布提升至第一梯隊，第五師和第七師分布變化至第二梯隊，第十三師卻降低至第四梯隊。從變化過程可得出其主要圍繞第二三梯隊進行變化，但是 2019 年整體水平變化較為集中至第一二梯隊。

139

對 2000 年集中分布的第四梯隊進行追蹤分析。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在第四梯隊的有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2004 年第十四師穩定分布在第四梯隊，第十二師變化至第三梯隊；2009 年第十二師分布提升至第一梯隊，第十四師分布也提升至第三梯隊；2014 年第十四師分布變化至第一梯隊，第十二師分布卻降低至第二梯隊； 2019 年第十四師和第十二師分別穩定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從其變化過程可得出，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變化波動較小，呈現較為穩定的變化趨勢。

6.3本章小結

從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結果來看其整體處于下降趨勢，在2018 年之后下降趨勢有所提升。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為 0.4238，而 2019 年其指數為 0.2786，降低了0.1452，其中變化較為明顯的是 2014年和 2018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在 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三梯隊和第四梯隊，200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4 年主要分布在前三個梯隊，201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雖然空間分布有較明顯變化，但是逐漸趨于穩定且階梯分布較為集中，且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區。

140

第 7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變化分析

基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結果的基礎上，利用空間繪圖軟件 ArcGIS 10.7 得到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對其空間分布差異進一步深入分析。其次運用空間自相關理論，基于綜合評價結果，利用 GeoDa 軟件輔助計算全局 Moran's I指數，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144］。

7.1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借助空間繪圖軟件ArcGIS 10.7中的空間趨勢分析工具，對2000年、2004年、2009 年、2014年、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作為Z軸，X軸表示正東方向，Y 軸表示正北方向，通過三維空間趨勢圖進一步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演化趨勢進行分析。

7.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由圖 7-1 可以看出2000年、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

其中 2000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表明兵團除第十一師外其余十三個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空間分布差異較大，并且由 2000 年農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東高西低的變化趨勢，在結合圖 6-13 中可以清晰對比出在東部的第十三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 0.393 ，而在西部的第九師綜合指數為 0.3676，其較為明顯的空間差距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相比較東西方向，其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小，表明兵團師市在南北方向分布差異較小，由 2000 年農業 Y 軸方向趨勢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北高南低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同樣在圖 6-13 中可以看出在南疆地區的第三師和第十四師處于第三梯隊，而北疆地區的第十師處于第一梯隊，其明顯的空間異差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

200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趨勢與 2000 年較為相似，由 2004 年農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其在東西水平方向上的變化波動更大，東部和西部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水平較 2000 年更為明顯，對照圖 6-14 其空間分布特征明顯是東高西低，而且西部處于第四梯隊的較多。相比較 2000 年南北方向，南疆地區比北疆地區高，但是 2004 年農業 Y 軸方向趨勢圖以及其散點分布可以看出南疆地區第十四師發展水平略顯提升處于第一梯隊，而其他師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其中北疆地區中部

142 第六師和第十二師以及邊疆地區的第九師均處于第四梯隊，差異明顯的空間分布與空間趨勢基本一致。

200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相比較2000年和 2004 年其東部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表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差異更大，由2009年農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東部發展水平較2004年降低明顯，對照圖 6-15，北疆地區第十三師、第八師和邊疆地區第九師依舊處于第四梯隊，北疆地區中部第十二師以及南疆地區第十四師發展水平均相對較高，空間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2009年農業Y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其在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大，而且較 2004 年南疆地區其發展水平較為提升，由圖 6-15中空間分布可以看出以天山山脈為分界線其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其以南地區，以北地區由第十二師為中心向東西方向逐漸減弱，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4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明顯降低，但是其變化趨勢曲線也變得較為平緩，表明雖然其空間演化差異趨勢縮小，但其發展平均水平大幅度降低，由2014年農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呈西高東低的變化趨勢，對照圖 6-16，第五師和第九師處于第四梯隊，相比較處于第三梯隊的第十三師差異明顯，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2014年農業Y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南高北低的變化趨勢，且北疆地區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對照圖6-16，其空間分布與2009年較為相似，均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山脈以南地區，以北地區發展水平逐漸降低，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為提升，雖然其變化趨勢曲線較為平緩，但是其曲線東西兩端變化明顯，表明在東西方向空間演化差異趨勢再次增大，有2019年農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變化呈西高東低，對照圖 6-17，北疆東部第十三師處于第二梯隊，而邊疆地區南部第四師處于第四梯隊，其空間分布差異明顯，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2019年農業Y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北高南低的變化趨勢，且北疆地區明顯高于南疆地區差異較大，從圖6-17可以看出 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以北地區，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143

7.1.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由圖 7-2 可以看出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

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

其中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表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空間分布差異較大，并且由 2000 年種植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西高東低的變化趨勢，在結合圖 6-18 中可以清晰對比出在東部的第十三師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為 0.4874，而在西部的第九師

144 綜合指數為0.5041，其較為明顯的空間差距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由2000年種植業Y 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其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小由2000年種植業Y軸方向趨勢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北高南低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同樣在圖 6-18中可以看出在南疆地區的第十四師處于第四梯隊，而北疆地區的第十師處于第二梯隊，其明顯的空間異差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

2004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趨勢與 2000年較為相似，由 2004年種植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其在東西水平方向上的變化波動加劇，東部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水平較2000年更為明顯，對照圖6-19其空間分布特征明顯是西高東低，而且其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主要集中在北疆西部地區和邊疆地區，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基本一致。由2004年種植業Y軸方向趨勢圖以及其散點分布可以看出相比較2000年南北方向北疆地區比南疆地區高，南疆地區第十四師發展水平處于第三梯隊，而其他師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其中北疆地區中部第八師和第十三師以及邊疆地區的第四師均處于第一、二梯隊，差異明顯的空間分布與空間趨勢基本一致。

200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相比較2004年其邊疆地區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表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變化差異更大，由2009年種植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西部發展水平東部差異較大，對照圖 6-20，北疆地區第十三師和第六師處于第一梯隊，北疆西部地區第七師和第八師和邊疆北部第九師均處于第三梯隊，明顯的空間差異與其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 2009年種植業Y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其在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小，由圖6-20中空間分布可以看出以天山山脈為分界線其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其以北地區，以南地區由南向北逐漸減弱，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4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明顯降低，其變化趨勢曲線也變得較為平緩，表明雖然其東西方向之間空間演化差異趨勢縮小，但其發展平均水平也隨之大幅度降低，由2014年種植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呈東高西低的變化趨勢，對照圖 6-21，第五師和第九師處于第四梯隊，相比較處于第三梯隊的第十三師差異明顯，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2014年種植業Y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北高南低的變化趨勢，相比較2009年北疆地區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對照圖6-21，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布的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阿爾泰山

145

以南地區和昆侖山以北地區，而且向天山山脈靠近發展水平逐漸降低，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交 2014 年稍有提升，其變化趨勢曲線較為平緩，但是其曲線東端波動變化明顯加強，表明在東西方向空間演化差異趨勢再次增大，從 2019 年種植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變化呈西高東低，對照圖 6-22，北疆東部第十三師處于第三梯隊，而邊疆地區南部第五師、第九師、第七師和第八師處于第二梯隊，其空間分布差異明顯較大，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 2019 年種植業 Y 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北高南低的變化趨勢，其變化趨勢曲線也變得較為平緩，表明在整體發展水平降低的同時北疆地區與南疆地區差異較大，從圖 6-22 可以看出 2019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和邊疆地區，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7.1.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時空差異演化趨勢分析

由圖 7-3 可以看出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

z z

146

z Z

圖 7-3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空間分布變化趨勢

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表明兵團除第十一師外其余十三個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空間分布差異較大，并且由 2000年林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東高西低的變化趨勢，在結合圖 6-23 中可以清晰對比出在東部的第十三師處于第三梯隊，而在西部的第四師、第八師和第九師分布在第一梯隊，且空間較為集中分布，其較為明顯的空間差距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由2000年林業Y軸方向趨勢圖可以看出發展水平呈北高南低、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其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小，表明兵團師市在南北方向分布差異較小，同樣在圖 6-23中可以看出在自北向南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逐漸降低，南疆地區第三梯隊分布較為集中，而北疆地區的第十師處于第二梯隊，其明顯的空間異差與空間趨勢結果一致。

2004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趨勢與 2000年較為相似，由 2004年林業X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其在東西水平方向上的變化波動較大，對照圖6-24其空間分布特征明顯是西高東低，而且以第八師為中心較為集中分布，第十三師僅分布在第三梯隊。相比較2000 年南北方向，北疆地區發展水平依舊比南疆地區高，從2004 年林業Y軸方向趨勢圖以及其散點分布可以看出南疆地區第十四師保持處于第四梯隊,

147 而其他師主要集中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以北地區，其中北疆地區中部第二師和第十師處于第二梯隊，差異明顯的空間分布與空間趨勢基本一致。

200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大，相比較 2000 年和 2004 年其西部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表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方向差異增大，由 2009 年林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西部發展水平較 2004 年降低明顯，對照圖 6-25，北疆地區第六師、第八師和第十三師以及邊疆地區的第五師和第九師處于第二梯隊，北疆地區中部第十師和第十二師處于第一梯隊，而在空間位置上最西的第三師處于第四梯隊，空間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 2009 年林業 Y 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其在南北方向變化幅度較大，而且較 2004 年南疆地區其發展水平降低，由圖 6-25 中空間分布可以看出以天山山脈為分界線其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其以北地區，而且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自北向南逐漸減弱，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減小，其變化趨勢曲線變得較為平緩，表明雖然其空間演化差異趨勢縮小，但其發展平均水平較明顯降低，由 2014 年林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曲線最高值降低而且呈東西發展相對水平的變化趨勢，對照圖 6-26，北疆地區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以及邊疆地區第九師處于第二梯隊，而第五師處于第三梯隊相比較處于第三梯隊的第十三師差異不明顯，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 2014 年林業 Y 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南高北低的變化趨勢，且北疆地區發展水平降低較為明顯，對照圖 6-26，其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和第六師以西地區，呈現南北高向中間逐漸降低的變化趨勢，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東西水平方向變化幅度較為明顯，雖然其變化趨勢曲線最高值變大，但是其曲線東西兩端變化明顯，表明在東西方向空間演化差異趨勢再次增大，由 2019 年林業 X 軸方向趨勢圖變化可以看出變化呈西高東低，對照圖 6-27 ，北疆東部第十三師處于第四梯隊，而邊疆地區南部第四師處于第四梯隊，其空間分布差異明顯，與東西方向空間演化趨勢一致。由 2019 年林業 Y 軸方向趨勢圖看出呈現南高北低的變化趨勢，且南疆地區明顯高于北疆地區差異較大，從圖 6-27 可以看出 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值區和較高值區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和

148

邊疆地區，且呈現自南向北逐漸降低的變化趨勢，其空間差異分布與空間演化趨勢相一致。

7.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了進一步度量兵團師市在空間上相互關系，利用空間自相關進行全局和局部兩個方面探尋其在空間上的相互依賴度，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對兵團農業經濟發展分布格局進行空間分析。空間自相關主要體現兵團師市在空間的集聚程度，其中全局反映的是兵團整體在空間中的整體變化趨勢，局部則反映的是兵團師市之間的空間依賴關系。Moran's I指數＞0時，表示師市之間呈現空間正相關，其值越大說明空間相關性越明顯；Moran's I指數＜0時，表示師市之間呈現空間負相關，其值越小說明空間差異性越大；Moran's I指數=0時，表示師市之間呈現隨機性分布, 不存在空間自相關。局部空間自相關能夠將數值與二維空間結合統一，明顯體現兵團農業經濟空間分布特征，有效地把兵團師市的屬性值與圖形結合起來，能夠展示出空間分布差異性與關聯性的變化情況。因此，運用Moran's I指數來測算兵團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相關性，以此來反映其空間分布特征。

7.2.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7.2.1.1 兵團農業全局自相關特征分析

基于 2000 年、 2004 年、 2009 年、 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用 GeoDa 軟件計算出全局 Moran'sI 指數以及 Z 統計量的檢驗值和顯著水平，結果如表 7-1 所示。

表 7-1 2000~201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Moran's I 指數

年份 2000 2004 2009 2014 2019

Moran's I 0.718 0.808 0.754 0.612 0.28

Z值 5.362 5.981 5.744 4.896 2.921

P值 0.001 0.001 0.001 0.002 0.008

通過觀察兵團 2000 年、 2004 年、 2009 年、 2014 年和 2019 年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Moran's I 指數變化情況，對 Moran's I 指數的正態分布檢驗，發現其統計結果表

149

現較為顯著。總體來看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有：

兵團在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數均為正，且通過了 99%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其中 2000 年、2004 年和 2009 年通過了 99.9%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間自相關性，即較為明顯的空間集聚關系。其 Moran's I 指數在 2000 年~2004 年呈現增長變化，而 2014 年~2019 年 Moran's I 指數一直在降低，說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先增強后減弱的變化趨勢。

7.2.1.2 兵團農業局部 Moran's I 指數變化特征

分別基于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各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在 GeoDA 軟件中分別繪制不同年份的局部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如下圖 7-3 所示。

圖 7-4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同年份局部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

根據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分布的四個象限，將兵團師市不同年份的發展水平劃分為四種類型分別對應相應的象限。圖中右上的第一象限內分布的表示其農業經濟高質量

發展水平呈“高—高”集聚類型，左上第二象限內分布的表示其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

平呈“低—高”集聚類型，左下第三象限內分布的表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低

—低”集聚類型，右下第四象限內分布的表示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高—低”集

150

聚類型。依據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Moran's I指數散點圖觀察得出其散點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表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正相關關系，具體表現為“高—高”和“低—低”的集聚關系。

7.2.1.3局部LISA集聚空間分布特征

基于空間自相關回歸結果，使用GeoDA軟件繪制2000年、2004年、2009年、

2014年和2019年的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LISA集聚圖，以便于更加直觀體現兵團各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集聚分布特征，具體的空間相關顯著性關系通過地圖繪制標注表現，如下圖7-5、 7-6、 7-7、 7-8和7-9所示。

由圖7-5中2000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空間正相關屬于“高—高”集聚關系的有第一師、第四師、第五師、第八師和第十師，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在天山西部兩側，其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基本均在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下，僅有第五師處于 5%下的水平顯著下，其說明這五個師市在空間上有明顯的相關“高—高” 集聚現象。而空間正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和邊疆地區，其空間自相關性分布為1%和0.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下，說明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明顯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現象，且第十二師這種較弱的集聚現象表現的更加顯著。

151

由圖7-6中2004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僅有第四師、第十師和第十四師，分別分布在阿爾泰山南側、天山南側、昆侖山北側，在空間位置上不集中分布，其中第四師和第十四師的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僅表現為 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第十師表現為 0.1%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四師、第十師和第十四師在空間上有明顯的相關“高—高”集聚現象，但是第十師在空間上的“高—高”集聚現象表現的更為明顯。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第一師、第三師、第六師、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分別集中分布在南疆西北部、北疆中部，其中分布在南疆和邊疆的第一師、第三師和第九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0.1%水平想的水平顯著，而分布在北疆的第六師和第十二師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這幾個師市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但是第一師、第三師和第九師的這種集聚關系更為凸顯。

152

由圖7-7中200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僅有分布在南疆西部的第三師和第十二師，其第三師的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僅表現為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第十二師表現為0.1%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三師在空間上有較為明顯的相關“高—高”集聚現象，但是第十二師的空間集聚關系更為凸顯。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第一師、第六師、第八師、第九師和第十三師，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中部，其中分布在第一師的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但是分布在北疆的第六師、第八師和第十三師以及邊疆的第九

師均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這幾個師市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但是第一師的“低—低”集聚關系更為凸顯。

153

由圖7-8中2014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僅有分布在南疆的第三師、第十四師和北疆的第七師、第十二師，其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 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三師、第十四師、

第七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有較為明顯的相關“高—高”集聚現象，且聚集程度相似。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第五師、和第十三師，在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分別分布在天山山脈的東部和西部，第五師和第十三師的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五師和第十三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154

由圖7-9中2019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僅有分布在邊疆的第九師和北疆的第十二師，其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九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有邊疆的第四師，但是主要依據天山山脈分布，其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也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四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從圖7-5、 7-6、 7-7、 7-8和7-9中可以看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這五年屬于 “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的顯著性水平略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但是其顯著性水平卻出現逐漸降低。屬于“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的顯著性水平在2000年較低于“低 —低”集聚關系的地區。其中“低—低”集聚關系的第九師、第十二師顯著性水平分別為1%、 0.1%，而除第一師、第四師、第八師和第十師處于1%水平顯著的“高—高” 集聚關系地區外，第五師空間集聚顯著性不明顯，僅表現為5%的水平顯著。2004年“低 —低”集聚關系地區的顯著性水平明顯高于“高—高”集聚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地區僅有處于 0.1%水平顯著的第十師和表現為 1%水平顯著的第四師、第十四師，而其 “低—低”集聚關系地區第一師、第三師和第九師均表現為 0.1%的水平顯著，其他均為1%的水平顯著。2009年“高—高”集聚地區顯著性水平均為1%，而“低—低”集聚關系地區集聚關系中的第一師表現為在5%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高—高”集聚關系

155 地區顯著性水平略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2014 年“高—高”集聚關系地區明顯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其均表現為 1%的水平顯著，而“低—低”集聚關系地區均呈現 5%的水平顯著。而 2019 年“高—高”和“低—低”集聚關系地區均呈現在 5%下的水平顯著。

其次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LISA 集聚圖觀察可以得出“高—高”集聚關系地區多集中在北疆地區，“低—低”集聚關系多集中在天山兩側的北疆和邊疆，南疆地區“高—高”和“低—低”兩種集聚關系的地區均較少，且其顯著性水平呈現明顯由顯著向不顯著演化的趨勢。從空間分布來看，北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累計有 7 個，分別有：2000 年的 2 個（第八師和第十師）、2004 年 1 個（第十師）、2009 年 1 個（第十二師）、2014 年 2 個（第七師和第十二師）、2019 年 1 個（第十二師）。從空間演化情況可以看出“高—高”集聚中北疆最明顯的是在 2004 年及之前第十師為空間集聚中心，2004 年后逐漸向第十二師轉移，雖然在轉移至第十二師后持續保持空間集聚中心，但是其空間顯著性水平卻在逐漸降低。 2019 年第十二師僅表現為 5%下的水平顯著，其原因在于第十二師分布在烏魯木齊市周邊，一是依靠城市較大的農產品市場消費需求，二是依靠對自然資源的充分利用，三是依托烏魯木齊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對農業技術和技術人員等多方面的支撐發展。 “低—低”集聚關系地區累計有 7 個，分別是：2000 年 1 個（第十二師）、2004 年 2 個（第六師、第十二師），2009 年 3 個（第六師、第八師、第十三師）、2014 年 1 個（第十三師），以第十三師為中心，開始呈現輻射由東向西的變化延伸，具體為逐漸輻射向周邊第六師、第八師所影響有所明顯變化，但是在 2014 年后的“低—低”集聚關系開始呈現收斂變化的趨勢，2019 年北疆地區并未出現“低—低”集聚關系地區。

邊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累計有 4 個，分別是：2000 年 2 個（第四師、第五師）、2004 年 1 個（第四師）、2019 年 1 個（第九師）；“低—低”集聚地區累計出現 5 個，分別是：2000 年 1 個（第九師）、2004 年 1 個（第九師）、2009 年 1 個（第九師）、2014 年 1 個（第五師）、2019 年 1 個（第四師）。其中邊疆師的第四師的農業經濟高質量空間集聚顯著性水平呈現從 1%逐漸向不顯著演變的變化趨勢，并且其集聚關系逐漸向北移動，2019 年第九師表現為“高—高”集聚。其次第四師、第五師較顯著的 “高—高”集聚顯著性水平逐漸降低，其中第九師在穩定保持較為顯著的“低—低”集

156

聚關系后逐漸向南輻射轉移，在轉移后2004年第五師、2019年第四師均表現為5%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邊疆師“高—高”集聚關系在呈現逐漸收斂后轉變為“低—低”集聚。其原因在于農業產業結構變化對農業經濟發展引發的較明顯的影響，農業科學技術投入以及相關技術人員和農業人口的相對減少等對邊疆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集聚造成影響。

南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累計有5個，分別是：2000年1 個（第一師）、 2004年1 個（第十四師）、2009年1個（第三師）、2014年2個（第三師、第十四師），在空間上表現為由塔里木盆地北部向南部逐漸轉移，并且顯著性水平由 1%下的穩定顯著性水平在2019年表現為不顯著。其次從南疆空間演化結果可以看出其“低—低”集聚累計出現3個，分別有：2004年2個（第一師、第三師）、2009年1 個（第一師），從空間演化過程來看其集聚關系呈現收斂性變化趨勢。其主要原因在于南疆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受環境的較大約束，雖然農業生產過程中大量化肥、農藥的施用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影響，但是南疆師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的持續投入和提升下，實現對其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和高質量發展。

通過對兵團農業經濟的北疆師、邊疆師、南疆師局部LISA集聚關系分析可以看出，其在整體上存在較明顯的空間關聯性，表現為“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由阿爾泰山南側逐漸向南轉移，天山山脈兩側分別向南、向北呈輻射發散轉移分布，而由天山山脈的“高 —高”、“低—低”集聚關系部分向南轉移后，昆侖山脈北側空間集聚程度在不斷增強，由此說明天山山脈兩側分布呈現為“高—高”、“低—低”集聚關系的師市在主導著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的全局自相關。

7.2.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7.2.2.1 兵團種植業全局空間自相關

基于 2000年、 2004年、 2009 年、 2014 年和 2019年兵團師市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用 GeoDa 軟件計算出全局 Moran's I 指數以及 Z 統計量的檢驗值和顯著水平，結果如表 7-2 所示。

表7-2 2000?201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Moran's I指數

年份 2000 2004 2009 2014 2019

Moran's I 0.4918 0.4236 0.5497 0.7497 0.4771

157

Z值 4.628 3.987 4.742 5.561 4.261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通過觀察兵團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Moran's I 指數變化情況，對 Moran's I 指數的正態分布檢驗，發現其統計結果表現較為顯著。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空間分布特征有：

兵團在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的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數均在［0,1］之間，且均通過了 99.9%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顯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空間集聚特征，其 Moran's I 指數在 2000 年~2019 年一直呈現波動增減變化，但是在 2014 年~2019 年間, 兵團種植業 Moran's I 指數從 0.7497 降低至 0.4771，其 Moran's I 指數降低幅度超三分之一，相比較 2000 年卻變化較小，說明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上下浮動但相對穩定的波動變化趨勢。

7.2.2.2兵團種植業局部 Moran's I 指數變化特征

分別基于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各師市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在 GeoDA 軟件中分別繪制不同年份的局部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

通過局部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分布象限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依據對兵團農業經濟

高質量發展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觀察得出，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158 年的其觀測值散點均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表示兵團各師市的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均呈現正相關關系，具體表現為“高—高”和“低—低”的集聚關系。 7.223兵團種植業局部LISA集聚空間分布特征

基于空間自相關回歸結果，使用GeoDA軟件繪制2000年、2004年、2009年、 2014年和2019年的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LISA集聚圖，以便于更加直觀體現兵團各師市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集聚分布特征，具體的空間相關顯著性關系通過地圖繪制標注表現，如下圖7-11、 7-12、 7-13、 7-14和7-15所示。

圖7-11 2000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LISA 集聚圖

由圖7-11中，2000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邊疆的第四師、第九師和北疆的第六師、第七師以及第十師，其中分布在北疆的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十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 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第四師和第九師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這五個師市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其中第四師和第九師表現為 “高—高”集聚的程度更高。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有南疆的第十四師，其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也為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十四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159

由圖 7-12 中，200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LISA 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邊疆的第五師和北疆的第七師、第八師以及第十師，其中第五師和第十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

第七師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第八師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這五個師市

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其集聚的程度高低表現為:第八師＞第七師＞第五師、第十師。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均分布在南疆的第二師和第三師，第三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是第二師表現為 1% 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二師和第三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 —低” 集聚關系，但是第二師的集聚程度相比較第三師更弱。

160

由圖7-13中，200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邊疆的第九師和北疆的第十師、第十二師，其中第九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第十二師表現為1%下的水平顯著，第十師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在

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其集聚的程度高低表現為:第十師＞第十二師＞第九師。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均分布在南疆的第三師，第

三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三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161

由圖 7-14 中，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LISA 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邊疆的第九師和北疆的第八師、第十師、第十二師，以及南疆的第三師和第十四師。這六個師市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

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第十四師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三師、第八師、第

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第十四師相

由圖7-15中，2019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僅有南疆的第十四師，第十四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0.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十四師在空間上有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均分布在北疆的第十師，第十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十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 低”集聚關系。

從圖7-11、 7-12、 7-13、 7-14和7-15中可以看出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在這五年屬于“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的顯著性水平較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但是其顯著性水平波動變化較不明顯。2000 年， “高—高”和“低—低”集聚關系地區空間顯著性水平基本都保持在 1%及以下，其中“高—高”集聚關系的第六師、第七師、第十師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而第四師、第九師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低—低”集聚關系地區僅有第十二師和第十四師，其中第十四師表現為和第十師等一樣均表現為 1% 下的水平顯著，第十二師則表現為空間相關性較為明顯的 0.1%下的水平顯著。2004年在保持相對穩定的水平顯著之后， 2009奶奶顯著性水平降低程度明顯，其中屬于“高— 高”集聚關系的第十二師、第十三師，和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第一師和第三師均表現為1%下的水平顯著，此外屬于“高—高”集聚關系的第十四師則表現為5%的水平顯著。 2014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相關性顯著水平再次降低，其中表現為5%水平顯著的有：“高—高”集聚關系的第六師、第十二師，和“低—低”集聚關系的第三師、第七師。2019年僅有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第十師表現為5%下的水平顯著，而屬于 “高—高”集聚關系的第十四師空間相關性集聚程度明顯逐年提升，其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

其次2000年、 2004年、 2009年、 2014年和2019年的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的LISA集聚圖可以觀察得出，“高一高”集聚關系師市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區，而“低 —低”集聚關系師市則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從空間分布來看，北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8個，分別是：2000年3個（第六師、第七師和第十師）， 2009年2 個（第六師、第十三師）， 2014年3個（第六師、第八師和第十二師）；而北疆地區“低 —低”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2個，分別是：2000年1 個（第十二師）， 2019年1 個（第十師）。從其空間演化過程可以看出，北疆空間集聚程度較高的地區均分布在北疆中部，

163

集聚重心在向東轉移之后， 2014 年集聚重心又回歸至北疆，在空間上圍繞第十二師進

行分布，但是其“高—高”集聚地區呈現收斂的集中分布，且在2014年其空間相關性集聚顯著性水平均降低至5%，而且2019年僅有第十師呈現5%水平顯著的“低—低”集聚，說明北疆師整體的空間相關性在逐漸減弱，其原因在于北疆師的種植業中棉花、糧食等的種植生產技術水平等逐漸較為成熟穩定，因此較難通過技術擴散等方式實現產業的空間集聚，其次各師產業結構的內部調整，使得產業全局規模化被打破，從而失去了在空間上的集聚。

邊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3個，分別是：2000年2個（第四師和第九師）， 2004年1個（第四師）；而“低—低”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3個，是2014年的 3 個（第四師、第五師和第九師）。在空間分布演化上表現為：“高—高”集聚關系在2000 年~2004年空間集聚的顯著性水平雖保持在0.1%下的水平顯著，但是卻呈現收斂性發展變化，于 2014 年邊疆師整體表現為“低—低”集聚關系后，再次呈現整體不顯著的變化局面。其原因在于邊疆師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主要畜牧區，在畜牧業穩步發展和文化旅游業規模擴大的同時，邊疆師的糧食種植為其種植業的產業構成，產業發展成熟穩定導致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集聚情況由“高—高”集聚漸變為“低—低”集聚，再到表現為不顯著的發展狀況。

南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3個，分別是：2009年、2014年、2019 年的第十四師；“低—低”集聚關系師市累計7個，分別是：2000年1個（第十四師）， 2004年1 個（第三師）， 2009年2個（第一師、第三師）， 2014年3個（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三師）。由空間演化過程看出，南疆師有南部的第十四師先表現為“低—低” 集聚，之后表現為環塔里木盆地逆時針輻射轉移， 2014 年南疆師整體表現為不同程度的集聚關系，此外第十四師在2009年一直穩定保持“高—高”集聚狀態，并且其在穩定保持的基礎上空間相關性顯著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其原因在于南疆師種植業主要是棉花種植為主，結構調整變化對整體影響較小，因此在技術水平、勞動力素質水平等逐漸提升和持續投入之下，實現對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切實發展助力。

通過對兵團種植業經濟分別進行局部LISA集聚關系分析，其在整體空間上也存在較為明顯的空間關聯性，具體表現為“高—高”集聚關系由新疆西北部集中分布，在發展推以下空間上逐漸向南移動、向東移動， 2014 年出現天山山脈中西部兩側以及其以

164

南均表現為較為顯著呈不同程度的空間集聚關系，由此說明昆侖山北部和天山山脈中部分布的“高—高”、“低—低”集聚關系的師市在主導著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的全局自相關。

7.2.3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自相關分析

7.2.3.1 兵團林業全局空間自相關

基于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師市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用 GeoDa 軟件計算出全局 Moran's I 指數以及 Z 統計量的檢驗值和顯著水平，結果如表 7-3 所示。

表 7-3 2000~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Moran's I 指數

年份 2000 2004 2009 2014 2019

Moran's I 0.2791 0.2619 0.2908 0.3254 0.3278

Z值 3.319 2.88 3.227 3.564 3.543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通過觀察兵團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Moran's I 指數變化情況，對 Moran's I 指數的正態分布檢驗，發現其統計結果表現較為顯著。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空間分布特征有：

兵團在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的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數均在［0,1］之間，且均通過了 99.9%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顯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空間集聚特征，其 Moran's I 指數在 2000 年~2019 年一直呈現波動較小的先減后增變化，其中在 2000 年 ~2004 年間,兵團林業 Moran's I 指數從 0.2791 降低至 0.2619，其 Moran's I 指數降低幅度為超過 6.2%，2004 年~2019 年 Moran's I 指數增長至 0.3278，其增長幅度近十分之一，說明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較小浮動后保持穩定增長的變化趨勢。

7.2.3.2 兵團林業局部 Moran's I 指數變化特征

分別基于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兵團各師市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在 GeoDA 軟件中分別繪制不同年份的局部 Moran's I 指數散點圖，如下圖 7-3 所示。

165

通過局部Moran's I指數散點圖分布象限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依據對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Moran's I指數散點圖觀察得出，2000年、004年.2009年、014年和2019 年的其觀測值散點均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表示兵團各師市的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均呈現正相關關系，具體表現為“高—高”和“低—低”的集聚關系。

7.2.3.3 兵團林業局部 LISA 集聚空間分布特征

基于空間自相關回歸結果，使用GeoDA軟件繪制2000年、2004年、2009年、 2014年和2019年的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LISA集聚圖，以便于更加直觀體現兵團各師市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集聚分布特征，具體的空間相關顯著性關系通過地圖繪制標注表現，如下圖7-11、 7-12、 7-13、 7-14和7-15所示。

166

由圖7-17中，2000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北疆的第六師和第八師，第六師和第八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0.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六師和第八師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分布在邊疆的第九師，第九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九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167

由圖 7-18 中，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LISA 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北疆的第七師、第八師和第十師以及邊疆的第五師，其中第五師和第十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第七師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第八師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這四個師市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其聚集程度高低表現為第八師＞第七師＞第五師、第十師。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有均分布在南疆的第二師和第三師，第三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而第二師表現為 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二師和第三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其聚集程度高低表現為第二師更弱于第三師。

168

由圖7-19中，2009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北疆的第十師和第十二師以及邊疆的第九師，其中第九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第十二師表現為 1%下水平顯著，第十師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其聚集程度高低表現為第十師＞第十二師＞第九師。其空間自相關屬于“低—低”集聚關系的僅有分布在南疆的第三師，第三師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5%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三師在空間上表現為較弱的“低—低”集聚關系。

169

由圖 7-20 中，201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LISA 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有分布在南疆的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北疆的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邊疆的第九師，其師市主要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表現為 5%水平下

的水平顯著，但是第十四師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十四師相比較其他屬于

170

由圖7-21中，2019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LISA集聚結果可以看出其在空間上屬于正相關的“高—高”集聚關系均為分布在南疆地區的第一師、第二師和第十四師，其中第十四師在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 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第一師和第二師則表現為 0.1%水平下的水平顯著，說明第十四師與第一師和第二師在空間上均有較為明顯的“高—高”集聚現象，但是第一師和第二師“高—高”集聚的程度更高。

從圖7-17、7-18、7-19、7-20和7-21 中可以看出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其中這五年屬于“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的空間自相關顯著性水平較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但是顯著性水平波動變化較為明顯。其中 2000 年，屬于“高—高”集聚關系地區的空間相關性顯著水平明顯高于“低—低”集聚關系地區，其中“高—高”集聚的第六師、第八師均表現為0.1%下的水平顯著，而“低—低”集聚的第九師表現為 5%下的水平顯著。2004 年，部分“高—高”集聚地區的空間相關顯著性水平低于“低—低” 集聚的，其中第七師、第八師則保持在0.1%下的水平顯著，第五師和第十師則表現為 5%下的水平顯著，而“低—低”集聚的第二師則表現為1%的水平顯著。2009年，“高 —高”集聚關系地區顯著性水平較高于“低—低”集聚地區，其中第三師和第九師均表現為 5%的水平顯著，而“高—高”集聚的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分別表現為0.1%、1%的水平顯著。相比較于農業和種植業，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LISA集聚在2014年與 2019年均表現出“高—高”集聚關系，其中2014年分別分布在天山山脈北側中部至阿爾泰山南側，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的空間相關性均表現為 0.1%下的水平顯著。 2019年“高—高”集聚關系地區全部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區，且其空間相關顯著性均表現為較明顯的 0.1%的水平顯著。

由2000年、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19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LISA 集聚圖觀察可以看出，“高—高”集聚地區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脈北側中部和南疆地區，而“低—低”集聚關系相對多集中于南疆地區。從北疆地區的空間演化分布來看，其“高 —高”集聚關系的師市累計有10個，分別是：2000年有2個（第六師和第八師）， 2004 年有2個（第八師和第十師）， 2009年有2個（第十師和第十二師）， 2014年有3個（第八師、第十師和第十二師），北疆地區未出現“低—低”集聚關系分布的師市。從其演化過程可以看出，北疆集聚中心在空間上表現為從第八師轉移至第十師，之后又轉移至第十二師，但是在 2019年在空間上均表現為不顯著。其原因在于北疆師的林業資源分

171 布較為豐富，但是其林果業除第十三師外種植占比較少，但是十三師與其他師市在空間上較難形成集聚優勢，因此在市場需求信息導向下，職工跟風種植較難對其產業結構進行合理調整，所以出現集聚中心轉移，并且出現其空間顯著性水平降低的情況。

邊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的師市累計有 3 個，分別是：2004 年 1 個（第五師）， 2009 年 1 個（第九師），2014 年 1 個（第九師）；“低—低”集聚關系師市累計僅有 1 個，是 2000 年的第九師。從其空間演化中可以看出第九師首先表現為“低—低”集聚關系，其后向天山北側的第五師轉移，2009 年僅有第九師呈現較顯著的集聚關系，且表現為“高—高”集聚關系，而 2019 年又表現為不顯著。其原因在于邊疆師雖然林業資源豐富，但是能夠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林果種植面積較少，其中第九師林業總面積近 300 萬畝，但是其中林果種植面積占比不足 1%，因此在林業經濟發展中較難實現實現產業集聚，雖然其種植結構在逐漸改善，但是在空間上卻較難直觀表現出其顯著性。

南疆地區“高—高”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 5 個，分別是：2014 年 2 個（第三師、第十四師），2019 年 3 個（第一師、第二師和第十四師）；“低—低”集聚關系師市累計有 3 個，分別是：2004 年 2 個（第二師、第三師），2009 年 1 個（第三師）。從空間演化過程可以看出南疆師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集聚在 2004 年表現為顯著性較低的“低— 低”集聚關系之后，集聚中心由第三師向東北方向轉移；2019 年，第一師、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均表現為十分顯著的空間集聚，其原因在于南疆師面臨的地理環境問題十分嚴峻，且生態環境處于脆弱區，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是南疆師歷來工作的重點之一，因此其對防護林、公益林和經濟林等的保護和發展建設工作成效較為突出，從而形成的空間相關性表現更加顯著。

通過對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北疆師、邊疆師、南疆師局部 LISA 集聚關系分析可以看出，其在整體上存在較明顯的空間關聯性，在其空間演化中表現為南北分化的趨勢，且在 2019 年出現僅有南疆師表現為“高—高”集聚關系，天山山脈北側以中部的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為主要集聚中心，天山以南表現為由南向北的空間輻射發展，且在兵團整體分布情況來看“低—低”集聚關系呈現較為明顯的收斂變化趨勢，說明天山中部南北兩側分布呈現為“高—高”、“低—低”集聚關系的師市在主導著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上的全局自相關。

172

7.3本章小結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年、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空間演化差異變大，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年、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年、 2004 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兵團農業、種植業、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數均為正，且通過了99%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說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均存在較為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即較為明顯的空間集聚關系。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先增強后減弱的變化趨勢；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上下浮動但相對穩定的波動變化趨勢；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較小浮動后保持穩定增長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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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分析

在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對生產的需求也逐漸提高，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需要增長的市場消費需求與現有的生產存在信息不匹配，因此出現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旺盛，對原有生產的作物需求降低，導致“供不應求”和 “供大于求”并存的現象嚴重，對農業經濟發展造成較大影響。因此現有農業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判斷區域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具體情況，再利用供給側杠調控降低作物庫存積壓，提高農業生產的高質、增效、降本，以保障農業經濟所產生的收益的增長，從而在發展過程中探尋農業經濟高質量的實現路徑顯得尤為重要。在前兩章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空間分差異和空間自相關分析得到以下結論，為尋找農業經濟高質量實現路徑作為輔助判斷依據。

8.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主要結論

8.1.1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降低趨勢明顯

兵團農業、種植業和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結果來看其整體處于下降趨勢，在 2017年之后下降趨勢有所改善。其中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2001年綜合指數降低之后， 2002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達到最高的 0.4564。在2002年 ~2013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呈現變化波動較小的下降趨勢，在2013年 ~2018年綜合指數變化波動較大。 2000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為0.4238，而2019年其指數為0.2786，降低了0.1452。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年 ~2011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小的回升波動但仍保持逐年下降趨勢。2001年~2019年期間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出現大幅度的起伏變化，其中2017 年下降幅度最大， 2018年~2019年綜合水平稍有回升改善的趨勢。 2000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0.5038， 2017年其發展水平最低，相比較其綜合指數降低了1.5倍，而2019年相對于2017年其發展水平提升了四分之一。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年處于最高， 2001 年其發展水平降低之后出現兩階段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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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變化，2001 年~2005 年、2005 年~2008 年內均呈現先增長再降低的循環變化下降。2008 年~2019 年兵團林業經濟基本保持水平發展，其中發展水平在 2016 年小幅度增長之后 2017 年大幅度的降低，2018 年發展水平恢復平均發展水平，2019 年相繼保持相對穩定發展。2000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綜合指數為 0.8386，2008 年~2019 年階段平均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為 0.7658，相比較 2000 年降低了 8.7 個百分點。

8.1.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各有差異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三梯隊和第四梯隊，200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4 年主要分布在前三個梯隊，201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說明 2004 年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2004 年之后雖然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逐漸趨于穩定且階梯分布較為集中，且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區。

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也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9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2014 年主要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2019 年依舊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說明 2014 年兵團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雖然其中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逐漸趨于穩定且最終在天山山脈兩側集中分布。

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空間分布變化較大，2000 年其空間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梯隊和第三梯隊，200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09 年也主要分布在第二、三梯隊，2014 年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2019 年主要分布在第一、二梯隊。說明 2004 年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波動較大，2004 年之后雖然空間分布略有變化，但是整體變化逐漸趨于穩定集中在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且在空間位置上集中在南疆地區和邊疆地區以及北疆地區西南部。

8.1.3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演化趨勢差異明顯

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2019 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空間演化差異變大兵團種植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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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2019 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兵團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2000 年、2004年、 2009 年、2014年、2019 年在東西水平方向均呈現自西向東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南北水平方向呈自南向北先減后增的變化趨勢，但是不同年份對應的增減變化幅度不同。

8.1.4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集聚變化明顯

兵團農業、種植業、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數均為正，且通過了 99%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其中 2000 年、2004 年和 2009 年通過了 99.9%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均存在一定的空間自相關性，即較為明顯的空間集聚關系。其具體的集聚變化整體表現如下：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先增強后減弱的變化趨勢；種植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上下浮動但相對穩定的波動變化趨勢；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存在相同集聚現象的同時呈現較小浮動后保持穩定增長的變化趨勢。

8.1.5 資源節約意識有待提升

兵團職工在生產過程中資源有所浪費，其中包括藥、肥的使用過度，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農民整體文化素質水平低效等突出問題，使農戶在生產過程中資源的過度浪費，生產效率低，導致生態環境承載力越來越弱。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整體科技素質水平的提升，可以促進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助力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兵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體依舊是處于上游生產環節的農民，要實現農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要一批具備農業生產專業知識積累厚、精通農業管理技術、會精致管理的現代新型職業農業生產團隊，才能實現提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農業勞動力的科技素質水平，直接影響兵團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質量。當下，兵團參與農業生產的農民整體職業技能和文化素質較低，而連隊大多數有文化的青年都選擇了外出打工，在農村絕大多數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農民，連隊缺乏一批具有較高素質的能夠支撐現代農業發展的科技型實用人才和復合型領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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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農業生態保護意識薄弱

在生產中農業生態保護意識薄弱，綠色發展是實現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兵團農業經濟必須從資源消耗型的粗放經營農業生產模式向資源節約和生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生產模式轉變。目前，兵團農業生產者缺乏生態保護意識和可持續發的動力，農作物生產過程中農用地膜、農藥、柴油以及化肥等使用過量；畜禽養殖污染物排放量比較大的農區，對農村地下水質造成的污染比較嚴重，采用的比較粗放式的農業生產方式，部分農區土地干旱、鹽堿化比較嚴重，局部地區生態系統嚴重失衡，部分功能退化，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環境承載力已達到甚至超過極限值。

8.1.7 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

兵團農業在基于市場和自治區產業布局的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間的相互融合發展，才能實現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部分部門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認知有限，因此連隊、團場、師市、兵團對產業布局的調控管理存在很大缺陷，與此同時，職工對于推廣優質產品的信心不足，使得產業結構的調整仍需花大力氣。兵團農業現有的產業中，種植業和林業是其主要產業，在生產管理等方面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增大關注、去管理調控。農業之間的產業融合需要加速推進，引進延伸產業鏈、提升產業價值等，現代產業組織方式用于農業生產過程，通過發掘開發農村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提高收益的空間，拓寬鄉村的外部增收渠道，實現農民收益增加、整體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

8.1.8 農業質量保障和科技應用能力有待完善

兵團的農業科技創新力較為薄弱，科技成果的推廣轉化能力較弱，即農業科技成果在實際推廣中存在困難較大，農業示范園區未能在農業科技推廣中發揮相應作用。兵團農業經濟在農產品在生產加工等環節還存在諸多問題，農產品質量標準化的保障體系有待形成。保證農產品質量達標甚至是實現品質的高標準是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在農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循綠色現代化省生產技術標準、制定嚴格的生產環境標準以及嚴格的產品質量檢測標準。截止目前，兵團農業生產的標準化體系還未健全，其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的管理標準和監測體系還存在一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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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標準化建設與國家建設標準存在一定差距。而且檢測標準的適應性不足，缺乏農業標準化建設推廣的實施體系、檢測體系、監督服務體系和評價體系。農業標準執行不力，大部分農產品未按照國家標準嚴格生產流程，難以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嚴重影響了我區農業品牌建設和市場競爭能力。

8.2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實現路徑分析

通過對兵團農業經濟現狀的統計分析和認識，以及對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衡量，本文認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從以下五個路徑去實現。

8.2.1優化農業產業部署，提高空間集聚程度

兵團以農業為基礎，為延長產業鏈增加整體收益，與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促進鄉村振興，通過產業創新、產業聯動、產業集聚等模式，助力一、二、三產業融合，以及相互發展、相互促進、相互依存。兵團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要重點突出農業與加工業、農業延伸的服務業以及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深度融合。

（1）農業與加工業深度融合。

大力推進初加工農業產品的輕工業的發展。在團場根據產業空間分布和集聚情況，扶持建設一批適宜適地的農產品產地初加工的合作社等，延長農業產品的產業價值鏈，有效降低農產品在產后環節的價值損失，提高農業上游生產環節增值和農民收益。同時提升農產品深加工水平，進一步延長產業鏈增加產業價值，縮短中間環節對產業價值的壓縮。以兵團現有特色林果也為重點發展對象，積極打造具有“三品一標”的富含兵團特色的品牌農業。

（2）農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

加快農業生產性服務發展，創新農產品流通和銷售模式。利用設施農業等的條件優勢，大力扶持團場、連隊發展鄉村旅游產業。充分發揮農村所擁有的生態環境良好、休閑農業等富集的旅游資源等獨特優勢。推進農業與旅游、文化、教育、康養等延伸產業的深度融合。

（3）農業與城鎮化發展深度融合

兵團農業經濟發展必須堅持以師為中心、團場互補，縮小城鄉二元結構的剪刀差，

178

為鄉村振興的產業發展引進投入資金，健全城鄉產業經濟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加強城鄉經濟的統籌發展，保障農地流轉安全，全面加快發展。中央兵團工作座談會開以來，為兵團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鋪墊了良好的條件。要抓住中央、自治區實施的各項優待政策，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條件、耕地質量等建設，同時持續加強與內地省區的合作發展，加快引進大企業、大集團投資發展，進一步壯大農業相關產業發展規模。

8.2.2大力提倡資源節約型現代農業生產模式

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適度規模經營，可以大大提高生產效率，節約肥、土、人力資金等資源的的投入。優化綠色生產技術、引進先進農業科技、建設適度規模經營組織等等以打造資源節約型現代農業生產模式。兵團必須以團場為單位，以師市空間部署為實現產業集聚，引導連隊、合作社進一步學習提高管理技術，利用肥、藥的合理施用保證產品質量安全和生態環境，同時實現節約資金投入。加快標準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革，大力推進與之相關的重點水利工程等建設進度，提高農業用水的利用和調控效率。繼續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依托農機農業合作社和農機站等單位降低機械化成本，同時提高智慧型機械的利用推廣，同時基于土地的的高效利用，實施套種、代耕代種等專業化規模化的升級服務。提高連隊職工的專業素養能力，定期給職工做技術培訓講解，采用“兼、并、掛”等聘用方式，引進農業專業技術人才，提高師市、團場間人才利用效率，也提高了技術人才培養梯隊。在農業廢棄物和糞便處理方便，綜合利用種養業畜禽糞便、農作物秸桿、農田殘膜等農業廢棄物，通過師市牽頭成立合作社或加工企業，對其分類回收制作農家肥、有機肥、飼料廠等途徑，實現進一步有效處理和再創造新產業新業態，大力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推進生態循環與農業的協調統籌發展。

8.2.3提高環境保護意識，推動綠色農業建設發展

改善農業面源污染情況，加強其防治力度，降低化肥、柴油和農藥的大量投入使用，節約資金投入，提倡生態肥、生態、物理防治的生產行為。廢棄物資源化循環利用、無害化處理的示范基地的建立等項目，都是在加強農業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措施，提升基本農田保護力度，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建立健全農業生產環境的生態補償機制，從而大幅度提升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質量。其次基于正在建設的標準化建園等技術

179

推廣，合理引導施用農家肥、有機肥等增加土壤肥力，通過生態和物理手段防蟲防害降低農藥的噴施，通過有機農產品、綠色農產品與現有種植方式的收益比較，正確引導職工增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推動綠色農業實現生態、收益雙贏局面的形成。

8.2.4提升農產品質量及市場監管

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是當下市場消費所注重的，因此在農產品生產上游環節和加工環節等都要時刻以產品質量為重，質量過硬才能贏得市場認可，才能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以現有開展標準化建園為基礎，樹立現代農業模式示范基地模范作用，建設一批林果業標準化示范園區、水產健康養殖示范區和畜禽標準化示范場等基地，扶持農產品的“三品一標”認證和督促農業生產、加工的標準化，并建設完善農產品監測機制和檢測體系。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追溯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完善對農產品質量的檢測體系，有利于推進建設產地準出和市場準入制度。大力開展綠色食品產地優良環境評價，確保原料基地生態良好，產品質量可靠。從源頭上控制農產品給質量的安全，可以委托視屏監督管理機構定點檢測農作物的土壤環境、周圍空氣質量、灌溉用水情況以及原料產品等因素進行外部環境的評價。根據監測結果，合理編制農產品的產地環境評價報告。結合綠色食品標準化生產技術、完善基地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嚴格控制選種、外部環境條件，例如嚴禁廢水、廢氣、重金屬污染過的土地作為原料基地。力爭各地建設一批外部條件好、技術水平高、農產品質量優、管理嚴格的原料基地，需確保原材料產品符合綠色食品標準。

8.2.5加強農業科技的創新與推廣及體系完善

適量增加農業技術人員，并且針對種植時節增加高校和農科所專業技術專家的現場培訓講授等機會，在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使“最后一公里”的問題能夠解決，讓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不斷地推動著農業發展。實施以師市、團場為實踐培養基地實現依托高校的發展模式，圍繞農業生產領域對一批重大科技和重點研發專項進行立項。同時還應加強國家、兵團級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因地制宜的打造現代化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培育引導新型職業農民的發展，讓實用人才走進連隊，留在連隊，為兵團現代化與智慧農業謀發展做貢獻。

180

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內生性動力，促進農業信息化的整體發展水平提升。農業科技創新作為引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結合實際情況，從以前的單純追求產量到謀求培優育優的轉變，研發優質種苗，推動綠色高效種養技術發展，著眼于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在農產品流通環節減少損耗，降低成本，讓利于民。

加大兵團農業科技研發和技術應用推廣投入。兵團地區要注重轉變農業發展方向，加快工作方向和重點調整，制定工作計劃，重點推進農業科技研發和應用，為優質農業發展提供動力源泉。第一是持續對農業財政投入，全力建設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和農業科技園區，吸引高新技術產業落后，從而推動示范區的發展壯大形成良性循環。第二，師市應以獎代稅，提供貸款補助等方式，鼓勵個人、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展農業技術創新活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供優質農業生產資料。第三，政府要以市場引導，建立大規模的規范交易市場，引導農業產業平臺科學的搭建溝通。第四，加強“互聯網+ 農業”模式的發展，夯實農業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礎，吸取發展較快地區的經驗，因地制宜的推動智慧農業發展。

8.3本章小結

本章結合第六、七章節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得到兵團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不足之處，同時考慮到兵團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總結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其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兵團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的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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