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3 11:27

第一章導論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目的與意義 4

1.2.1研究目的 4

1.2.2研究意義 4

1.3國內外研究動態 5

1.3.1貧困治理相關研究 5

1.3.2減貧績效評價相關研究 10

1.3.3科技扶貧及其減貧績效相關研究 13

1.3.4研究述評 17

1.4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8

1.4.1研究思路 18

1.4.2研究內容 19

1.5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21

1.5.1研究方法 21

1.5.2技術路線 22

1.6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 24

1.6.1數據來源 24

1.6.2樣本描述 25

1.7可能的創新之處 26

第二章概念界定與理論分析 28

2.1概念界定 28

2.1.1科技扶貧及其模式 28

2.1.2能力貧困 29

2.1.3內生動力貧困 30

2.1.4產業示范科技平臺 31

2.2相關理論 31

2.2.1參與式發展理論 31

2.2.2技術創新擴散理論 32

2.2.3人力資本理論 33

2.2.4農業踏板理論 34

2.3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機理分析 35

2.3.1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的減貧機理 36

2.3.2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能力貧困的減貧機理 37

2.3.3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內生動力貧困的減貧機理 39

2.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 40

2.5本章小結 41

第三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與特征 42

3.1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及主要舉措 42

3.1.1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與階段特征 42

3.1.2科技扶貧的主要舉措 46

3.2科技扶貧模式主要類型及實施成效 48

3.2.1科技扶貧模式主要類型 48

3.2.2科技扶貧模式實施成效 49

3.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 51

3.3.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演化背景 51

3.3.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體構成 52

3.3.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 53

3.3.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扶貧措施 56

3.3.5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實施成效 59

3.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主要特征 61

3.4.1科技平臺穩定支撐 61

3.4.2多元主體協作推進 61

3.4.3市場化機制運行 62

3.4.4全產業鏈科技服務 62

3.5樣本農戶貧困狀況及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參與情況 63

3.5.1樣本農戶貧困狀況描述 63

3.5.2樣本農戶對農業科技認知與關注情況 66

3.5.3樣本農戶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評價 67

3.5.4樣本農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參與情況 68

3.6本章小結 71

第四章增收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72

4.1問題提出 72

4.2理論分析 73

4.3數據說明、計量模型與變量選擇 74

4.3.1數據說明 74

4.3.2計量模型 74

4.3.3變量選擇 74

4.4實證結果分析 77

4.4.1共線性檢驗 77

4.4.2科技扶貧對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 77

4.4.3科技扶貧對家庭貧困發生率的影響 81

4.5本章小結 84

第五章技術采納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85

5.1問題提出 85

5.2理論分析 86

5.3研究方法、數據與變量選擇 87

5.3.1研究方法 87

5.3.2數據來源 88

5.3.3變量選擇 89

5.4 實證結果分析 92

5.4.1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 OLS 估計結果 92

5.4.2農戶科技扶貧參與決策的方程估計 93

5.4.3匹配平衡性假設檢驗 94

544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PSM估計結果 96

5.4.5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異質性分析 97

5.4.6技術采納促進效應的組間差異比較 98

5.4.7敏感性分析 99

5.5本章小結 100

第六章內生動力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101

6.1問題提出 101

6.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02

6.3變量選擇與研究方法 105

6.3.1變量選擇 105

6.3.2研究方法 107

6.4實證結果分析 109

6.4.1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減貧機制檢驗 109

6.4.2扶貧主體形象的中介作用檢驗 109

III

6.4.3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不同維度的減貧效應檢驗 110

6.4.4制度信任的調節效應檢驗 112

6.4.5穩健性檢驗 113

6.5本章小結 114

第七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 115

7.1問題提出 115

7.2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的現實困境 116

7.2.1區域產業基礎較弱，鞏固脫貧成果任務艱巨 116

7.2.2農戶組織化程度低，農業科技推廣成本過高 116

7.2.3科技資源供需失衡，減貧成效可持續性不足 117

7.2.4科技推廣平臺有限，扶貧穩定性缺乏保障 117

7.2.5公益性模式效率低，市場化實施機制滯后 118

7.3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內在機理 118

7.3.1組織模式保障 118

7.3.2市場化與可持續性減貧 119

7.3.3扶貧開發協同治理 120

7.3.4小農戶參與及受益 120

7.4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 121

7.4.1科技平臺支撐機制 121

7.4.2扶貧主體協同機制 122

7.4.3市場化運行機制 123

7.4.4內生能力提升機制 123

7.5科技扶貧模式的提升路徑：基于合陽縣典型案例 124

7.5.1案例簡介 124

7.5.2科技扶貧模式長效運行 124

7.5.3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成效的提升路徑 127

7.5.4科技扶貧模式實施效果 129

7.6本章小結 130

第八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131

8.1研究結論 131

8.1.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與農戶參與 131

8.1.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收入貧困的影響 131

8.1.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能力貧困的影響 132

8.1.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內生動力貧困的影響 133

8.1.5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 133

8.2政策建議 134

8.2.1創新科技扶貧實施方式，拓展貧困農戶參與渠道 134

8.2.2健全科技扶貧政策體系，促進科技減貧效應釋放 135

8.2.3強化多元協同扶貧治理，發揮科技資源集聚優勢 136

8.2.4完善市場化運行機制，提升農村扶貧開發效率 136

8.3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137

參考文獻 139

致謝 15 4

個人簡歷 15 6

第一章導論

1.1研究背景

貧困問題是人類發展面臨的重要社會問題，消除貧困則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首要目標。作為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將消除貧困和實現共同富裕確定為國家戰略目標，集中力量全面推進農村貧困治理，先后實施了救濟式扶貧、區域開發式扶貧、建檔立卡精準扶貧等方略，農村貧困程度進一步減輕，貧困人口相繼大幅減少，消除貧困的國家戰略目標取得巨大成效。以中國 2011 年農村貧困標準計算，從 1978年—2020 年，我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703億人，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97.5%,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①。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要求出發，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任務， 9899 萬農村貧困戶、832個貧困縣和12.8萬個貧困村脫貧摘帽（許峰 2021），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在農村扶貧開發的實踐過程中，我國積累了諸多寶貴的減貧經驗，形成了諸多富有成效的特色扶貧模式，其中，科技助力精準脫貧和增強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成為普遍共識（白春禮 2020），科技扶貧成為有效銜接產業扶貧、智力扶貧、創業扶貧與協同扶貧的反貧困舉措（熊娜 2018），其在促進農村產業發展、農業科技進步、農民減貧增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創新驅動作用（李金祥2016； Becerril and Abdulai 2010）。

從1951 年在華北、華東地區探索試辦農技推廣站開始，到1986年原國家科委提交《關于開發貧困地區建設的報告》后，正式成為區域開發式扶貧的重要制度安排，再到綜合型扶貧攻堅戰略、整村推進戰略、“兩輪驅動”扶貧戰略、精準扶貧方略等各個階段，科技扶貧始終都是中國扶貧開發戰略的關鍵舉措與重要抓手。經過七十多年科技扶貧實踐，我國構建了以政府公益性基層農技推廣為主導、非公益性農業科技服務為補充的農村科技扶貧體系（張華泉 2020），探索形成多種各具特色的科技扶貧模式。從科技資源的供需視角，科技扶貧模式可分為科技網絡推動、異地科技開發、技術協會服務和小額信貸等六種模式（張峭和徐磊 2007）。基于科技特派員制度的不同區域實踐，形成了以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員基層農業科技服務”和寧夏“科技特派員基層創業行動”為代表的科技特派員科技扶貧模式（張靜和朱玉春 2019）。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科技創新主體，通過基層科技幫扶實踐不斷創新扶貧機制，探索出多種科技扶

①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2018年《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

1 貧模式，中國科學院依托科技資源打造內置于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科技扶貧網絡，構建了異地搬遷扶貧、異地股份制扶貧、技術引進扶貧等科技扶貧發展模式（韓永濱等 2019）；農業高等院校利用科技、教育、人才等優勢資源，在農業科技服務中形成“太行山道路”、“科技大篷車”、“農業專家在線”等多種科技扶貧開發模式（湯國輝 2018；劉光哲 2010），為貧困地區特色資源開發和農業轉型升級提供了科技支撐。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產業組織利用市場、信息、品牌等比較優勢，運用市場機制在貧困地區建立“企業+基地+農戶”、“企業+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合作社+農戶”等農業科技服務模式（趙曉峰和邢成舉 2016），有效降低了貧困農戶獲取科技資源的交易成本；部分企業堅持科技驅動與基層創業協同推進的扶貧導向，構建科技創業扶貧、技術創新扶貧、共同開發扶貧等內生性科技扶貧發展模式（李冰冰等 2020）。此外，貧困地區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也建立起多種具有區域特色的科技扶貧模式，河北邢臺市以多學科農業科技專家為引領，形成“科技專家+治山（兩聚理論）+公司（村集體企業）+基地+農戶”的科技扶貧“崗底模式”（趙慧峰等 2012）；寶雞市在區域主導產業中心地帶建立農業專家大院，通過“專家+項目+農技推廣機構+農民”的科技扶貧模式（郭強和劉冬梅 2013），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四川省通過科技扶貧在線服務系統，有效解決了貧困地區科技供需渠道不暢、農技推廣“最后一公里” 的問題（周華強等 2017）。隨著科技扶貧實踐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與效能得到優化和提升（馬文度和劉虔 2019），農村經濟發展實現轉型升級（孫武學 2013），農民依靠特色產業脫貧增收的基礎不斷夯實（馬鈴和劉曉昀 2014），扶貧理念實現從救濟式扶貧向內生性扶貧的根本轉變（汪三貴 2008），科技扶貧已全面深入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各個環節，深刻改變著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面貌。

科技扶貧工作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仍面臨著一系列困難與挑戰。一方面，現有科技扶貧主要依托政府產業扶貧項目展開，產業項目完成后相關科技支持政策同步終結（鄭小玉等 2020），貧困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缺少長期穩定的科技服務載體支撐（郎亮明等 2020），沒有持久穩定的科技資源供給與農業科技服務，傳統科技扶貧體系難以支撐脫貧地區鄉村產業振興的發展目標。另一方面，現有科技扶貧雖然有效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業資源開發及特色扶貧產業培育，但脫貧地區發展仍然面臨產業基礎不牢固、產業支撐能力不強、產業增收渠道不穩定等問題（汪曉文和李濟民 2021），科技扶貧的全產業鏈支撐能力急需提升（林濤 2020）。同時，科技扶貧政策的“規模偏好”及潛在“門檻效應”阻礙了小農戶有效參與科技扶貧實踐（邢成舉 2017），加之扶貧科技資源存在的“精英俘獲”問題（付少平 2019），使得科技扶貧對小農戶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提升的作用有限（張莎莎和鄭循剛 2021；檀學文 2020）。同時，雖然我國農業科技扶貧模式呈現多元化態勢，但政府提供的公益性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在科技扶貧中仍占據主導地位（鄭小玉等 2020），基層農技推廣因覆蓋面有限、服務質量參差不

齊、針對性不強等問題，難以滿足貧困地區農戶差異化、多層次、分散化的科技服務需求，這使得農業科技扶貧效率低下、益貧性差且可持續性不強（賀嵐 2020），建立市場化運行機制成為貧困地區科技扶貧可持續實施的重要保障（吳樂 2018）。在科技扶貧治理實踐中，參與主體涉及地方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組織、貧困農戶等多個利益相關者，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建設滯后（翟軍亮和吳春梅 2019），也成為影響脫貧成果質量及其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此外，進入鄉村振興新階段，農村貧困的相對性、動態化、脆弱性和多維性等特征更加突出（王小林和張曉穎 2021；汪晨等 2020），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更是加劇了農村地區的返貧風險（魏后凱和蘆千文 2020）。因此，如何運用科技建立長效的產業支撐機制，以科技解放和發展脫貧地區生產力，提高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顯示度和貢獻率，通過科技幫扶不斷夯實鄉村產業發展基礎、增強農村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汪三貴等 2021），提升脫貧農戶自我發展能力，降低其生計脆弱性（李玉山和陸遠權 2020），最終使小農戶依托區域特色產業發展而實現可持續增收與穩定脫貧，成為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農村貧困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校以來，在教育部、財政部等國家部委和陜西省政府的支持下，率先探索實踐以大學為依托的農業科技服務新模式。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學校面向國家和區域主導產業發展科技需求，在區域產業中心地帶建立一批永久性的產業科技示范站、示范基地，依托產業科技示范站（基地）長期開展科技創新、技術推廣、農業教育和培訓指導等科技服務活動，使其成為現代農業科技成果的“顯示器”、產學研結合的“實驗場”和服務區域產業的“技術輻射中心”（吳鋒和張正新 2009），為區域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持久穩定的科技支撐和人才支持，這種以產業科技示范站（基地）為平臺的農業科技服務新模式為區域農業發展累計創造直接經濟效益 800 多億元。目前，學校在陜西省貧困地區已建成產業科技示范站 28 個，涉及小麥、蘋果、獼猴桃、茶葉、奶山羊等多個扶貧特色產業。產業科技示范站建在區域主導產業的核心區，將新技術、新品種、新設備、新模式及管理知識等農業科技展示在生產第一線，并由高校專家聯合地方農技推廣人員開展農業科技推廣服務，產業科技示范站為地方政府發展主導產業、實現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同時，學校每年選派 300 余名科教人員擔任農業科技特派員，在黃土高原區、秦巴山區、六盤山區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布局建設科技示范推廣基地，科技助力區域特色產業培育和發展，依托產業科技支撐發展為貧困農戶提供穩定的就業渠道和收入來源，使其在參與產業發展中實現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以及家庭可持續生計能力的改善（王振振和王立劍 2019），最終實現持續增收和穩定脫貧。基于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的農業科技服務模式，在產學研對接、區域主導產業培育、資源開發與產業鏈拓展、科技示范推廣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學校依托產業科技示范站（基地），實現了對陜西省內 56 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業科技服務的全覆蓋，被科技部與陜西省譽為“科技扶貧新模式”。那么這種以產業科技示

范平臺為依托的科技扶貧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和運行機制是什么？該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不同維度的減貧效應如何？該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如何構建？該模式能否成為可復制可推廣的科技扶貧一般路徑和模式？這需要從理論層面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進行總結、提煉和升華，提出建立科技扶貧長效機制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構建鄉村產業興旺的科技支撐體系提供決策咨詢和實踐參考。

1.2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 研究目的

基于對貧困地區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狀況及其生計資本的現實觀察和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以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相關理論為指導，從理論層面系統解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及其減貧的作用機制，并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三個維度，實證分析農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參與對其多維貧困的減貧效應，并設計出可行的科技扶貧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進而為政府制定可持續的貧困治理政策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在梳理國內外文獻和界定貧困內涵及外延的基礎上，理論分析農業科技扶貧的內在減貧機理，并從運行機制、實施舉措和主要特征等方面剖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

（2）基于理論分析和微觀調研的實踐觀察，歸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理與主要特征，闡述該科技扶貧模式下貧困戶的受益機制及路徑，揭示貧困農戶科技扶貧參與行為的形成機制。

（3）利用陜西省三個科技扶貧重點縣域 821 份農戶微觀調研數據，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三個維度，運用相關經濟計量模型定量評價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為增強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提供實證依據。

（4）以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為典型案例，剖析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的現實困境、內在邏輯及實施路徑，提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和優化路徑，為升華該科技扶貧模式提供思路。

（5）基于以上研究，歸納出促進我國科技扶貧相關政策可持續實施的可能路徑，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和完善鄉村振興科技支撐體系提供政策建議。

1.2.2 研究意義

1.2.2.1理論意義

（1）從要素優化配置、人力資本提升、技術風險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等作用路徑，分析科技扶貧的內在減貧機理，有助于深化和完善農村科技扶貧開發理論，為貧困

經濟學和農村貧困治理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2）基于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視角，界定了農村貧困的內涵及外延，并從增收效應、技術采納效應、內生動力效應三個方面，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框架，有利于拓展現有文獻對科技減貧效應的多維性認知，對完善農村貧困治理績效評價具有理論啟示。

（3）聚焦特定縣域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實踐案例，系統剖析該科技扶貧模式運行中在主體協同、載體支撐、市場化實施、農戶受益機制等方面的現實困境，有助于進一步明確科技扶貧可持續實施的邊界條件，精準尋找保障并提高科技減貧效應的具體措施，對新時期鄉村振興科技支撐體系的構建發揮著理論參考價值。

1.2.2.2現實意義

（1）在相關文獻分析和基層實踐調查的基礎上，本文歸納和提煉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特征和運行機制，闡述貧困戶參與科技扶貧實踐的受益機制及路徑，為我國科技扶貧實施機制及組織模式的創新提供新思路和方案。

（2）從家庭農業收入和收入貧困發生率度量科技扶貧的增收效應，從技術采納方面度量科技扶貧的能力減貧效應，從要素優化配置能力和內生發展動力兩方面度量科技扶貧的內生動力提升效應，多維定量評價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新模式的減貧效應，能夠為我國科技扶貧工作深入開展提供精確化的數據支撐。

（3）系統剖析農業高校探索的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一方面直接為科技扶貧開發工作提供可參考的行動方案，有助于豐富農村開發式扶貧的實踐舉措；另一方面，對于國內其他高校完善社會服務職能，增強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支持能力，提供了實踐借鑒和參考依據。

1.3國內外研究動態

1.3.1 貧困治理相關研究

1.3.1.1貧困的內涵及測度

貧困作為伴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現象，貧困治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點關注，人類對貧困內涵的認識，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扶貧實踐的深入而不斷演進，相應的貧困測度體系也不斷完善。

早期關于貧困內涵的定義主要從人們物質性的生理需要出發，對貧困的測度也僅包含收入維度。Booth （1890）認為當沒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時便處于貧困狀態， Rowntree（1901）按照收入的分界線去定義貧困，即按照“獲得維持體力的最低需要” 的“購物籃子”所需要的貨幣預算確定收入貧困線，將低于貧困線的人群歸結為貧困人口，其確定收入貧困或貧困線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980/1990 年世界發展報告》指

5 出，“當人們沒有足夠資源去獲取在他們那個社會公認的一般的飲食水平、生活條件時，或缺少達到這種生活水準的能力時，他們就是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個人或家庭依靠勞動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狀態定義為貧困（高飛 2010）。可以看出，對貧困內涵的界定在不斷拓展，但都是從物質層面即生理需求和收入貧困的視角進行闡釋。 20 世紀中期，考慮到貧困者生理性需求之外的社會需求、人力資本積累需要等非物質性需求，貧困測度中增加環境衛生、教育、文化、健康等社會福利內容，逐步形成以基本需要為核心的貧困測度體系（王小林和馮賀霞 2020； Townsend 1979），“基本需要法”從消費角度確定維持個人生存所需的基本需要的種類和數量，并相應地折換成貨幣量作為收入或消費貧困線（王小林 2019）。世界銀行采用基本需要法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國家貧困線（安格斯•迪頓2014）。2008年，世界銀行根據15個最貧窮國家的貧困線平均值，確定全球極端貧困線為每人每天1.25美元，并在2015年將其調整為1.9美元；按照基本需求法，我國在1986年、 2008年和2011年三次調整農村收入貧困標準線，為我國貧困人口測量和扶貧成效評估提供了可量化的標準依據。

20 世紀 70 年代，對貧困內涵的理解從難以滿足基本需求延伸到可行能力被剝奪的能力貧困，相應的，貧困的測度也從收入貧困拓展到多維貧困。Sen（1976）提出能力貧困的概念，認為貧困是一種基本能力被剝奪的現象，表現為營養狀況不佳、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疾病持續性困擾及其他不足（Sen 1983）。童星和林閩鋼（1994）認為貧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發展機會和能力缺失的狀況，趙冬緩和蘭徐民（1994）將貧困界定為人們長期無法具有足夠的能力，以維護一種生理上需求的、社會文化可接受的和社會公認的生活狀態，UNDP（1996）提出了能力貧困度量指標（capability poverty measure）。段世江和石春玲（2005）指出能力貧困主要表現為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短缺。王小林和Alkire（2009）指出，貧困既包含收入不能滿足基本需要造成的“貧”也包括能力不足以獲得教育、衛生、飲水、社會保障等基本服務的“困”。王云多（2014）從教育發展的視角界定了能力貧困的內涵。Trommlerova et al.（2015）運用能力貧困測量方法研究了岡比亞農民改變自己生活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自我報告能力和社區賦權顯著影響貧困農戶改變生活的愿望。Villalobos et al.（2021）探討了能源貧困的不同定義和測量方法對識別能源貧困者可能產生的影響，發現基于能力貧困定義的多維能源貧困指數更易引起全球對能源貧困者的關注與擔憂。能力貧困理論指出了貧困的核心內涵，良好的生活狀態和福利水平是人們所向往的目標，而收入只是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這一理論極大地拓展了學術界對貧困問題研究的視角。隨著人們對能力貧困認識的不斷加深，貧困測量也從單一的收入維度拓展到多維貧困。Alkire（2007）認為多維貧困測量為識別人們的能力剝奪程度提供量化支撐。Alkire and Foster（2008）在《計數和多維貧困測量》中提出多維貧困指數（MPI）識別、加總和分解的A-F法。聯合國開發計

劃署在《2010 年人類發展報告》首次公布了以 A-F 法測算的全球104 個國家和地區的多維貧困指數(MPI)。多維貧困指數A-F方法開發出來之后，被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紛紛采用，進行多維貧困測量，并制定相應的國家反貧困戰略和政策。郭建宇和吳國寶(2012)結合區域多維貧困的實際，運用 A-F 法選擇合適的指標、剝奪臨界值和指標權重，建立了山西省的多維貧困指數。楊龍和汪三貴(2015)使用國家統計局貧困監測數據，測算了農村地區的多維貧困狀況，發現低收入農戶經受著更為嚴重的多維貧困。方迎風和周少馳(2021)研究發現，與多維絕對貧困相比，我國多維相對貧困實現了顯著下降。

以上研究均是從客觀角度界定貧困的內涵，并進行貧困識別，但隨著貧困研究及扶貧實踐的不斷深入，主觀貧困作為致貧原因、貧困表征以及減貧干預中的影響因素，不斷受到關注和討論。Praag and Ferrer(2008)將貧困描述成“缺乏快樂"的主觀感受， Koczan (2016)認為主觀貧困反映了貧困的脆弱性，并從收入、就業、衛生環境、社會參與、幸福感等多維角度，進行主觀貧困的測度。黃曉野和高一蘭(2019)研究也發現，主觀貧困具有就業、主體性、安全、體面等多維特征。丁賽和李克強(2019)指出主觀貧困是一種個體效用或心理感受，更加考慮公眾的個人偏好，有助于我國反貧困政策的修正。IMF(2016)研究發現經濟上的客觀貧困與心理上的主觀貧困差異較大，客觀貧困難以有效表達人們的主觀貧困感受。劉波等(2017)研究了我國居民主觀貧困的影響因素，指出社會評價、決策參與、醫療保險、婚姻狀態和未來預期均有利于削弱居民的主觀貧困感。鄭時彥和王志章(2021)指出客觀貧困易忽略個體對自身貧困與否的判斷，主觀貧困則是對客觀貧困的反思與補充。相應的，學者們也從不同視角對主觀貧困的測量進行了有益探索，楊菊華(2020)考察了個體主觀貧困智力、志氣等內在因素在扶貧實踐中的動態變化，強調在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應積極探求增強脫貧內生動力的可行路徑。梁土坤(2020)運用李克特量表法讓調研者“對自身生活困難程度”進行打分，以獲得農戶主觀貧困程度。田雅娟等(2019)依據被訪者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 的評價而判定是否處于主觀貧困。黃曉野和高一蘭(2019)從就業、主體性、安全、體面和心理福祉等維度，測度了海南省多維主觀貧困程度，強調應從提高就業質量、激發脫貧內驅力、注重以人為本、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多方面有效改善多維主觀貧困。

1.3.1.2農村貧困及其治理

消除貧困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問題(Bank T W 2000)，農村作為貧困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農村貧困問題及其治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特別關注，現有文獻主要從農村貧困的成因、扶貧實踐模式及其成效三個方面，探討了世界范圍內的農村貧困治理問題，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

貧困的成因方面，學者們多以非洲、東南亞和拉美等貧困人口較多的地區為例，從不同視角探討了導致農村貧困的因素及其致貧機制。從制度的視角看，制度安排和政

策設計成為貧困生成的重要致因（姜安印和陳衛強 2021；Ostrom et al. 1990），農村發展政策的包容性、靈活性及協調性（Barrett et al. 2005），直接影響非洲農村地區貧困的發生率和治理難度，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區域不均衡發展也被認為是農村貧困的重要因素（林卡和范曉光 2006），徐月賓等（2007）利用農村住戶問卷調查數據分析了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特征和致貧因素，認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是農村致貧的最顯著因素，同時，醫療保險制度（鄢洪濤和楊仕鵬 2021；Dizioli and Pinheiro 2016）、公共教育投資（Cheng et al. 2002）、收入分配制度（羅楚亮2012）等公共政策，也是造成農村貧困的重要制度因素。從家庭生計資本的視角看，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稟賦差、交通便利性不足、地理區位偏僻等自然資本的劣勢，被認為是導致農村貧困的重要客觀因素（程欣等 2018），生態環境惡化與貧困的惡性循環是農村貧困地區社會和經濟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Tan and Wang 2004），貧困陷阱理論為生態環境和貧困間關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祁毓和盧洪友 2015；Richard and Nelson 1956）；金融資本的短缺限制了窮人投資新技術的能力，使其難以通過提高生產力而擺脫貧困（Akhter and Daly 2009），家庭對下一代教育與健康的有效投資也會不足，導致農村貧困的代際傳遞與長期貧困（Martin Ravallion 2011），通過實施金融創新增加農村金融有效供給成為緩解農村貧困的有效途徑（李似鴻 2010）；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被認為是貧困發生的主要根源（Beebout and Schultz 1973），王弟海（2012）通過研究健康人力資本投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低消費和營養水平不足制約了農村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本形成，進一步加劇了貧困陷阱的程度，鄒薇和鄭浩（2014）認為教育的機會成本和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會削弱貧困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造成低收入家庭持續性貧困；作為家庭生計資本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資本投資不足阻礙了家庭勞動力的流動、非農就業機會的獲取及生計脆弱性的降低（徐戈等 2019；Grootaert et al. 2002），致使家庭陷入低水平均衡發展的貧困狀態，但也有學者認為窮人并不能依靠社會資本來減輕絕對貧困（Cleaver 2005）。從經濟發展的視角看，大部分學者均肯定了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提高對減少貧困的決定性作用（胡兵等 2007；Martin Ravallion 2001），李小云等（2010）利用 20002008 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經濟增長與貧困減少的關系，研究發現農業部門的增長相比于第二、第三產業具有較高的減貧效應，而林伯強（2003）認為經濟增長可能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而加劇貧困。

貧困的治理實踐及其模式方面，在全球農村貧困治理的實踐進程中，各國探索出諸多行之有效的扶貧實踐，并形成一系列有益的扶貧模式，為2030年全球范圍內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積累了經驗。按照扶貧方式的內在特征，全球農村貧困治理實踐可總結為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兩大類（李小云 2013；Perry et al. 2006），在建國初期中國廣大農村普遍面臨生存性貧困，扶貧策略以民政系統自上而下的救濟式扶貧為主（劉娟 2009）；巴西政府在農村貧困治理早期先后通過“雷亞爾計劃”、“零饑餓計劃”等救

8 濟性扶貧手段（Anthony Hall 2012），幫助巴西的絕對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印度政府實行“綜合性反貧困計劃”（Fan and Throat 2000），直接向窮人提供糧食供應、醫療衛生、營養和教育等服務以推進農村減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普遍獲得物資供給、農業品種改良、營養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等外部救濟性的國際減貧幫扶（Schotte et al. 2018； Van et al. 1993），在農村貧困治理前期取得顯著的減貧成效；此外，墨西哥也經歷過食物救濟性扶貧過程（鄭皓瑜 2015），但并未有效緩解農村地區的貧困深度。綜上，救濟式扶貧雖然在貧困治理早期有著較好的減貧成效，但未能解決農村地區可持續減貧的實踐難題（Habimana et al. 2021）。相比于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是一種農村可持續減貧舉措，能夠破解農村地區的能力貧困、權利貧困、機會貧困等內源性發展問題（Fausto 2016；劉冬梅 2001），一方面，通過土地制度改革、農業技術推廣、小額信貸、創造就業崗位以及農村公共產品建設等扶貧開發措施，促進農戶生產條件改善、要素配置優化及生產能力提升（郎亮明和陸遷 2021；李小云等 2020），對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村貧困及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等起到積極的作用（王煥剛等 2021），當前開發式扶貧的重點轉向以人力資本開發為主（左停和徐衛周 2020； Orazio et al. 2017），以提升農民內生發展動力和發展潛能為目標，通過改善貧困群體的可持續生計能力而達到穩定脫貧（李實和沈揚揚 2021）。另一方面，通過實施產業扶貧項目促進區域優勢資源開發利用、特色產業培育升級及生態環境治理（鐘甫寧 2021），農村貧困家庭依托特色產業發展實現穩定就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業基礎得到夯實（易法敏 2021； Heeks 2014），也有學者認為開發式扶貧方式缺少對產業風險保障、人力資本開發和貧困人口生計系統脆弱性等方面的關切和投入（左停和徐衛周 2020）。在農村貧困治理的不同階段，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扶貧減貧模式，孫文忠（2013）從新發展主義的視角，將中國農村扶貧模式總結為直接救助、項目扶貧、農業科技扶貧、小額信貸扶貧及教育扶貧等傳統扶貧模式，和易地扶貧開發、勞動力轉移、參與式扶貧等創新模式；李小云等（2020）將中國農村扶貧實踐歸納為基于市場的發展型扶貧和基于權利為基礎的保護型扶貧兩種治理模式。同時，在信息化背景下，農村貧困治理模式也得到了創新，如電商扶貧、直播帶貨扶貧等新模式（王勝等 2021； Liu M et al. 2021），電商扶貧為貧困戶增收提供了重要選擇，為深度貧困地區精準扶貧和穩定脫貧提供了可行路徑（林海英等 2020）。

農村減貧的成效方面，經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過去二十年間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 1990 年的 19 億下降到 2015 年的 8.36 億，全球極端貧困發生率下降至 14%，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的減貧目標取得顯著成效（UN 2015）。在全球農村貧困治理歷程中， 2020 年底中國在現行貧困標準下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人口， 1981 年至今累計減少貧困人口 7.7 億人，為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 70%（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 2019）。王娟和張克中（2012）通過研究不同公共支出的減貧效應，發現農業性公共支出每增加 1%

會導致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 0.058%，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每增加 1%會導致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 0.040%。程名望等(2014)發現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汪晨等(2020)認為與改革開放后中國絕對貧困快速下降趨勢相反，全國農村相對貧困發生率幾乎一直處于上升趨勢。此外，學者們也評估了具體扶貧實踐的減貧成效，馬彧菲和杜朝運(2017)肯定了普惠金融積極的減貧成效，發現普惠金融指數的變化可以解釋貧困減緩變化的 15%，但有學者指出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具有顯著的門檻特征(羅斯丹等 2016；張兵和翁辰 2015)；胡晗等(2018)與 Mitchell and Cashley(2010)的研究結論均驗證了產業扶貧在幫助貧困戶增收脫貧方面的積極作用；此外，學者們也研究了最低保障制度、農地流轉、生態補償及創業減貧等扶貧實踐對農村貧困群體的減貧效應(盧新海等 2021；孫伯馳和段志民 2020；斯曉夫等 2020)。綜上分析，全球貧困治理實踐取得顯著的減貧成效，但農村貧困現象依然存在，如生產力不足貧困、流動性貧困、轉型貧困等(汪三貴2021)，未來農村減貧仍充滿不確定與挑戰(Bank T W 2020)。

1.3.2 減貧績效評價相關研究

1.3.2.1減貧績效的指標測度及方法

目前理論界對農村減貧績效的指標測度，主要從目標群體的瞄準率、扶貧對象的受益程度或某種具體的減貧效應等方面，進行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一方面，部分學者通過考察扶貧項目對目標群體的瞄準效率，以評價相關項目的減貧績效， Baker et al. (1994)提出的漏出率、未覆蓋率和Park et al.(2002)定義的瞄準缺口和瞄準錯誤應用最為廣泛，Park and Wang(2010)評估了中國整村推進扶貧項目的減貧績效，認為該項目對貧困村莊的瞄準缺口僅為10.8%；汪三貴等(2007)從準確性、制約因素及覆蓋率三個方面，評估了我國農村減貧政策的村級瞄準效率；朱夢冰和李實(2017)基于住戶調查數據考察了農村最低保障政策的瞄準問題；郭韋杉等(2021)對比分析了不同貧困標準下貧困戶的識別效率和瞄準策略，認為單一收入貧困標準對貧困人口的瞄準精度高于多維貧困標準，除通過群體瞄準評價減貧績效外，學者也通過指標瞄準、區域瞄準、自我瞄準等貧困瞄準方法評估扶貧項目的減貧績效(畢潔穎和陳志鋼 2019； Coadyd et al. 2004)。另一方面，有學者通過構建綜合性評價指標體系評估減貧績效，評價體系囊括了資金投入、政策支持力度、扶貧效率、可持續發展等多維指標，張海霞和莊天慧 (2010)從項目投入、項目產出及項目后續管理三項指標，評估了參與式扶貧的實施績效，Habibov and Fan(2010)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比較了加拿大各省轄區社會福利計劃在能力提升、消費改善等方面的減貧績效，付英和張艷榮(2011)從政策相關性、扶貧效率、扶貧效果、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四個方面，建立針對貧困地區的綜合性扶貧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舒銀燕(2014)從適用性、效果、政策和載體四個維度，構建了石漠化地區產業扶貧模式減貧績效的評價體系，孫璐和陳寶峰(2015)從資金投入、項目管理、

扶貧瞄準效率及扶貧成效，構建精準扶貧績效的評價體系，對甘肅和四川兩省扶貧項目的實施績效開展評估，邢慧斌(2017)主要從經濟、環境和社會三方面評估具體景區旅游扶貧績效，楊阿維等(2021)以經濟扶貧績效、社會扶貧績效、政策扶貧績效、綜合脫貧成效四個維度，評估了西藏農牧區精準扶貧績效。另外，部分學者通過選擇特定方面的減貧效應開展扶貧績效的評估，如收入效應、生態效應、社會效應及多維效應等特定的減貧指標，苗欣和吳一平(2021)、周京奎等(2020)、Kim and Lambert (2009)、 Deininger and Jin( 2004)等基于收入效應視角，分別評估了勞動力流動、農地流轉、公共轉移支付對農村貧困的減貧績效，于濱銅等(2021)以合作社產業經營帶動農戶收入增長的比例測度扶貧績效，探析了基層農村干部的領導力對深度貧困地區產業建設和扶貧績效的影響；鐘文等(2021)、馮曉龍等(2019)從經濟效應與生態效應協同視角，發現生態服務型經濟模式與土地整治模式，能夠實現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脫貧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農村扶貧開發項目通過優化農業生產方式來產生正的環境外部性(黃杰龍等 2019；韓洪云和喻永紅 2014； Barbier 2010)，以最大程度實現環境和減貧的雙重目標(Kolinjivadi et al. 2015)；也有學者從多維視角開展減貧效應評估，馬明等(2021)從生計策略、家庭收入和可持續生計資本等多維度，對怒江州易地扶貧搬遷的減貧效應進行了分析，曾福生和鄭洲舟(2021)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多維減貧效應，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緩解消費貧困、收入貧困均具有顯著的作用，但對于教育貧困的減緩作用并不理想，Broga and Ambrosio(2021)從家庭資產形成、畜牧業發展與生活水平改善的多維減貧效應，分析了埃塞俄比亞、印度和秘魯的三個大型社區保障項目對多維貧困的影響，結果表明該項目在中長期具有顯著的減貧成效。

在減貧績效的評估方法上，學者們多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焦克源和徐彥平 2015)、層次分析法(陳龍 2019；陳愛雪和劉艷 2017)、聚類分析法(張海霞和莊天慧 2010)、因子分析法(林文曼2017)、傾向得分匹配法(Dillon 2011)、模糊斷點回歸(周強2021) 等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并輔助以定性研究。同時，案例研究也是減貧績效評估的重要手段，黃承偉和周晶(2016)通過案例分析了貴州石漠化山區畜牧產業扶貧項目的減貧績效，陳薇與楊春河(2006)以河北省財政扶貧項目為例，對專項扶貧政策的減貧績效開展了評估。此外，項目收益分配等會計核算法也被運用到減貧績效評估中，林伯強 (2007)將項目收益分配的方法運用到光伏扶貧工程的績效評價中，李毅等(2012)也用此方法評估了農村扶貧項目的實施績效，認為扶貧項目績效評價應該從社會性、經濟性方面進行多角度評價。

1.3.2.2減貧績效的評估

針對農村貧困治理中不同扶貧實踐及相關措施的減貧績效，現有研究主要從區域層面和個體層面兩個維度進行評估，包括對地區經濟增長、農村產業發展、糧食安全保障、生態環境治理、城鄉差距等宏觀經濟社會指標的減貧成效(Breunig and Majeed 2020；

張國建等 2019；汪三貴 2008)，和對貧困群體生計資本改善、增收渠道拓展、內生動力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等微觀層面指標的減貧成效(周強 2021；夏玉蓮和匡遠配 2017； Park and Wang 2010)。

在區域層面的減貧績效評估中，學者們評估了相關扶貧政策對貧困縣域經濟增長、產業轉型升級、人力資本提升、貧富差距縮小等方面的影響。部分文獻肯定了我國扶貧重點縣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方迎風(2019)發現國家扶貧重點縣政策的實施，從長期來看對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發揮著積極作用，且相對非扶貧重點縣，該政策對扶貧重點縣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更加明顯，張國建等(2019)評估了遼寧省設立扶貧改革試驗區試點對試點縣的經濟增長效應，發現該政策使試點縣域人均生產總值相較于非試點縣提高 16%，但也有學者發現，相對于非貧困縣，貧困縣政策對當地區域經濟增長沒有發揮顯著的驅動作用(鄭家喜和江帆 2016)，且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存在空間異質性，呈現出從西北向東南遞減的抑制現象(仝德等 2021)。針對特定扶貧舉措的減貧績效，學者們也開展了深入分析與系統評估，認為產業扶貧對貧困地區資源開發利用、特色產業培育及農業經濟提質增效具有顯著的效果(梁晨 2015；張偉賓和汪三貴 2013)，能夠破解欠發達地區“久扶不脫貧”的困境(蔣永甫等 2018)，為區域農業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奠定基礎(荀關玉 2017)，但“規模門檻”、精英俘獲等問題導致扶貧資源瞄準效率低下(李小云等 2015； Iversen et al. 2006)，使得貧困家庭收入和消費水平難以獲得顯著提升(park and Wang 2010)；作為內源性扶貧開發的重要舉措，教育扶貧在促進貧困地區人力資本開發、社會資本積累、發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成效顯著(Autor et al. 2003)，其成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和擺脫貧困的根本之策(張琦和史志樂 2017)，彭妮婭(2019)發現深度貧困地區教育經費投入對農民收入的彈性系數較高，付衛東和曾新(2019)對中西部18個扶貧開發重點縣180余所農村中小學的實地調查表明，教育扶貧在激發可持續發展動力、改善營養不良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單一化、平均化幫扶措施減貧效率低下；現有文獻也關注了異地扶貧搬遷、環境移民或生態移民的減貧成效，學者認為易地搬遷有助于改善移民家庭生計資本狀況，東梅和王桂芬(2010)通過考察寧夏的生態移民狀況，發現移民搬遷能使移民家庭的收入顯著提高，汪磊和汪霞(2016)研究發現易地搬遷致使農戶生計資本更加均衡、收入差距顯著縮小，但搬遷潛在風險可能加劇農戶的貧困程度(Du Y et al. 2005)。

在微觀層面的減貧績效評估研究中，學者們評估了相關扶貧政策對目標農戶的貧困發生概率、家庭收入水平、生計脆弱性、社會參與能力等方面的影響。現有文獻大部分從增收效應的視角開展減貧績效研究，Park and Wang(2010)利用中國貧困縣2001- 2004 年家庭調查數據評估了扶貧政策的減貧績效，發現相關扶貧政策使得收入水平較高家庭的收入和消費分別提高6.1%和9.2%，但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并不顯著，王藝明和劉志紅(2016)評估了“八七扶貧”戰略對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發現該政策的短期效應十分顯著，但長期效應僅在部分貧困縣存在，張永麗和李青原 (2021)研究了互聯網使用對貧困地區農戶收入的影響，顯示互聯網使用顯著縮小了農戶間的收入差距，且對貧困戶具有更大的增收效應，郭君平和吳國寶(2013)、徐愛燕和沈坤榮(2017)研究均證實財政扶貧類項目能顯著提高貧困農戶的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具有較長時間的持續效應，但也有學者發現財政扶貧項目具有“門檻效應”、容易發生“精英捕獲”(邢成舉和李小云 2013)，對貧困群體的覆蓋率只有 16 %(李小云等2015)，難以消除目標群體內的貧困現象(Gao et al. 2015)。此外，扶貧政策對貧困群體的減貧績效還體現在生活質量提升、社會資本改善等方面，周強(2021)研究發現，精準扶貧政策具有降低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和提升貧困人口脫貧質量的多重績效，尹志超等(2020)認為包容性扶貧能有效改善貧困農戶社會資本的可利用程度，數字技能培訓工程通過增強農戶生計抗逆性而實現可持續減貧(易法敏 2021)，劉艷華和徐勇 (2018)基于扶貧政策對農戶生計策略、貧困脆弱性及生計資本結構的影響機制，構建了扶貧模式可持續減貧效應的評估分析框架，Aryeetey et al. (2016)發現非洲加納實行的醫療保險制度會明顯提升家庭的抗風險能力、衛生健康水平，使區域貧困發生率顯著下降大約 7.5%。

1.3.3科技扶貧及其減貧績效相關研究

隨著扶貧工作的不斷深入，科技已全面深入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全部環節，科技扶貧成為促進貧困地區內源性發展的關鍵幫扶舉措。現有學者基于不同區域科技扶貧實踐及其實施成效，主要從農戶參與行為、扶貧模式及減貧績效、長效機制構建、實施路徑等方面，對科技扶貧展開了理論研究和政策分析。

1.3.3.1農戶科技扶貧參與

科技扶貧是促進貧困地區良性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對破解農技水平落后、人力資本技能缺乏、信息渠道不足等發展困境提供了科技支撐(李金祥 2016)，其中貧困農戶參與情況成為影響科技扶貧效果的主要因素，是扶貧開發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張海霞和莊天慧 2010；李興江和陳懷葉 2008)，如何激勵農戶可持續參與科技扶貧實踐成為理論界關注的重點。一方面，科技扶貧作為面向貧困地區開展的公共科技服務政策，貧困農戶主要通過政府公益性農技基層推廣、市場化農業科技服務及半公益性質農技咨詢等途徑參與科技扶貧實踐(劉光哲 2010)，科技扶貧促進了貧困地區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治理與特色產業培育，實現了農戶農業經營性收入提高、增收渠道拓展、人力資本改善，劉艷華和徐勇(2018)認為科技培訓與指導將提高貧困農戶的科技素養和農業技能，通過增加其生計渠道和就業機會以提高貧困人口收入，張瑞玲和張淑輝(2018)認為農戶在科技扶貧參與中應重點學習和掌握益貧性技術，避免盲目引進先進的新型農業技術，但也有學者指出科技扶貧中易出現“低水平均衡”狀況

(陳輝和趙曉峰 2016)，農戶掌握基本農業技術后面臨無法標準化應用的難題，導致貧困地區農業技術長期處于較低水平且難以突破的困境。另一方面，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受到扶貧資源結構化困境和扶貧行動碎片化的雙重制約(付少平 2019)，加之科技扶貧政策潛在的“門檻效應”和“規模偏好”(邢成舉 2017)，致使貧困農戶難以有效參與外部科技幫扶項目，扶貧資源“精英俘獲”問題持續困擾科技扶貧實踐(何欣和朱可涵 2019)。此外，農戶對扶貧科技資源的需求受到個人稟賦、家庭稟賦和區域稟賦三重因素的影響(熊娜 2018； Morris and Doss 2001)，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戶，因科技意識薄弱、科技接受能力不強，導致科技扶貧參與效果不顯著(林濤 2018)，加之科技扶貧在技術研發和推廣上易忽略貧困戶的生計資本和家庭負擔能力，農戶參與產業科技扶貧的可持續性不強(何得桂 2013)，同時，農民科技素質低也導致其缺乏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貧困地區技術創新的社會需求(胡熳華和王東陽 2004)，扶貧科技資源供需結構失衡也影響了貧困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熊娜 2018)，丁珮琪和夏維力

(2020)實證分析了陜西商洛科技扶貧需求與政策供給的匹配程度及其影響，發現供需結構的匹配精度顯著影響貧困戶科技扶貧參與的積極性及其收入效應，付少平(2019) 通過調研陜西黃土高原地區科技扶貧現狀，指出科技扶貧與產業扶貧不匹配現象突出，貧困戶對農業科技推廣參與謹小慎微、行為更為保守。

1.3.3.2科技扶貧模式與減貧績效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術界便開始研究并總結我國科技扶貧模式。馬斌(1998)

系統分析了科技扶貧體系的構成要素，提出“經濟實體＋國家政策”模式、“人民政府＋扶貧工作組織＋農業基礎設施”模式、“科研單位＋科研人員工作環境”模式等五種科技扶貧體系的優化組合模式，吳強和雷洪(1998)對大別山地區科技扶貧實踐進行總結，提出科技網絡模式、鄉村主導產品模式、鄉土能人示范模式和區域性支柱產業開發模式，劉冬梅和石踐(2005)分析了傳統科技扶貧政策的實踐困境，總結形成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員”制度、陜西省寶雞市“專家大院”模式等新型科技扶貧組織方式，張峭和徐磊(2007)從新古典經濟學供需理論出發，提出農民專業技術協會扶貧、龍頭企業扶貧和小額信貸扶貧等科技需求主導型模式，及產業開發帶動、易地科技開發和科技網絡推廣等科技供給主導型模式，肖志揚(2010)總結出基層組織建設模式、示范基地帶動模式、科技特派員創業推進模式等科技扶貧實踐，廖永國等(2018)構建了 “政府支持、農民參與、技術投入、利益共享”多方聯動的農村科技扶貧模式，柏振忠和宋玉娥(2017)分析了科技扶貧實施的現實困境，凝練出專業合作社科技扶貧模式，周華強等(2014)針對我國科技扶貧工作面臨的問題，設計出“國－省－市－縣－村” 五級一體“科技扶貧在線”模式的建設框架。此外，有學者從科技扶貧實施主體的視角出發，總結形成富有主體特征的多種類型的科技扶貧模式，歐陽紅軍等(2016)提出第一書記推進模式、技術培訓推進模式、科技特派員創業模式等中國科學院科技扶貧模

14 式，湯國輝(2018)梳理出具有共生發展、多主體協同、立體網絡化、精準扶貧等特征的科技大篷車科技扶貧模式，郎亮明等(2020)從理論層面分析基于產業示范站的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機制，運用陜西省微觀農戶數據檢驗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師蔚群和李捷(2021)歸納形成“研究所黨支部+村集體+貧困戶”、“研究所黨支部+新型經營主體+貧困戶”、“政府+龍頭企業+研究所黨支部+貧困戶”等黨建助推科技扶貧模式。同時，在學術界對科技扶貧模式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不同區域在實踐探索中也涌現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扶貧模式，重慶市石柱縣將扶貧開發與產業發展相結合形成科技扶貧“石柱模式”(王浴青 2011)，山西省汾西縣充分發揮科技部門的人才、技術、信息等資源優勢，形成“產業扶貧＋科技特派員＋培訓”的科技扶貧模式(穆光遠等 2019)，福建省在科技扶貧實踐中堅持開展創新驅動、成果轉化、基地示范、產業帶動、人才培訓等多項扶貧舉措，形成了八種科技扶貧模式(劉玲和楊軍 2019)，河北省邢臺市“科技專家＋治山＋公司(村集體企業)＋基地＋農戶”的“崗底模式”、寧夏“科技特派員扶貧模式”、甘肅特色產業開發“臨潭模式”等地方科技扶貧探索實踐，受到政府決策部門的重點關注。

在對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和實踐特征深入分析基礎上，學者們對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也進行了關注。現有文獻對科技減貧效應的研究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定性分析，主要從區域資源開發與利用、扶貧產業發展、農戶人力資本提升、科技服務體系構建等方面，探討了科技扶貧的效果及減貧成效，其中大部分學者肯定了科技扶貧的積極作用，褚琳和勁草(1999)探討了科技在農村經濟發展和區域減貧中的作用，強調科技扶貧是擺脫貧困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盧淑華(1999)比較分析科技扶貧、救濟式扶貧、“公司+農戶”扶貧等三種常見的扶貧模式，認為科技扶貧為貧困農戶提供了包含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的社會化支持系統，Janvry and Sadoulet (2001)定量評估了科技扶貧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三個區域的實施成效，認為科技扶貧通過降低食品價格、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農村社區減貧，劉冬梅和石踐( 2005) 研究發現，科技扶貧促進了貧困區域的資源重組，通過建立利益共享機制為農村發展提供持久的技術支撐，謝美娥和谷樹忠(2007)認為NGO (非政府組織)科技扶貧模式對貧困地區科學技術推廣、人力資源開發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Mendola(2007) 對孟加拉國兩個農村地區的技術變革、綠色革命類型和小農戶福祉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案例分析，發現農業技術采用對農戶福祉產生了強大而積極的影響，劉冬梅和劉偉 (2014)指出科技扶貧的“涓滴效應”能夠促進城市帶動農村、城鄉二元融合發展和區域跨越式發展，姜長云(2015)發現科技扶貧實現了資源、要素、技術、市場需求在農村區域的整合集成和優化重組，林濤(2020)認為市場化科技扶貧將激發農戶內生脫貧動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有效提升貧困群體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但也有學者認為改善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水平并不必然導致減貧(Zeng et al. 2015)，Kassie et al. (2011)發現

貧困家庭在信息渠道、人力資本和風險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結構性障礙，使得其無法獲得新型農業技術，或相關技術對其家庭的增收效應有限，邢成舉（2017）對陜西省千陽縣的科技扶貧實踐效果進行了評估，發現貧困人口很難實質性地參與科技扶貧工作，應通過優化政策設計釋放科技扶貧的減貧成效。此外，也有部分學者通過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探討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薛曜祖（2018）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呂梁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科技扶貧效果進行評價，發現科技扶貧有助于顯著提升農戶的人均純收入，郎亮明等（2020）運用陜西省3個科技扶貧重點縣域748份微觀農戶數據，實證研究發現農戶參與科技扶貧能夠顯著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率，Wossen et al. （2019）基于農場層面的數據和市場層面的模型，估計了尼日利亞采用改良木薯品種的科技減貧效應，發現采用改良木薯品種使家庭收入貧困發生率降低4.6%，陳傳波等（2020）利用四川藏區 361 份數據定量分析了科技精準扶貧的實施效果，發現科技特派員幫扶、科技項目幫扶、基礎設施幫扶等不同科技扶貧模式，均對增加農牧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產生顯著的影響，但不同扶貧方式的邊際增收效應存在差異。

1.3.3.3科技扶貧的長效機制及支持政策

針對科技扶貧實踐中的困境與體制機制障礙，現有研究主要從扶貧科技選擇、人力資本培育、創新體系設計、支撐平臺建設等方面，提出保障科技扶貧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和支持政策。首先，學者們強調科技扶貧的技術選擇應體現的益貧性和包容性，邢成舉（2017）強調科技扶貧政策應突出相關技術的益貧性，在考慮貧困人口的承受能力和應用能力基礎上選擇扶貧項目，同時還要改善和優化這些能力，付少平（2019）指出科技扶貧應基于貧困人口資源稟賦，多推廣有利于貧困戶增加收入、低風險投資和低成本投資的技術，李金祥（2016）針對科技精準扶貧面臨農業實用技術推廣落后的局面，強調應有意識加強在貧困地區推廣適應小農戶家庭經營的農業科技和相關管理知識，胡晗等（ 2018）研究認為科技扶貧項目應建立風險分擔機制，推進農業設施和抗災設施的完備性、先進性建設，增強貧困農戶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降低其潛在的新技術采納主客觀風險，Alene et al.（2009）提出應設計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保障科技減貧中小規模農戶的參與權利、機會及相應收益。其次，學者們從改善貧困群體人力資本狀況的視角出發，提出科技扶貧長效機制建設的人才、教育與培訓政策，李俊杰和李曉鵬（2018）強調科技扶貧應重點保障科技人才扶貧，深化非貧困地區對貧困地區的科技對口支援和“三區”科技人員專項行動，推進人才和教育資源向貧困地區流動，蘇芳和尚海洋（2012）認為科技扶貧應與拓展金融資本、提升人力資本等相關措施協調推進，增強貧困農戶內生脫貧動力與能力，翁伯琦等（2015）、程龍和于海波（2019）、賀嵐（2020）等研究認為，打造一批留得住的基層農技人員、合作社技術骨干等人才隊伍，對科技扶貧持續支撐欠發達地區農業生產力的變革和發展至關重要。同時，學者們從健全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穩固科技支撐平臺、加速農業社會化服務等方面，提出保障科

技扶貧可持續長效運行的政策，周華強等(2019)建議中央政府將加快貧困地區科技服務體系建設作為科技扶貧的主要抓手，持續提升農業科技園區、“星創天地”等科技支撐平臺的技術服務功能，而不必強行推進創新創業體系建設，盧陽春等(2018)建議拓展科技扶貧服務平臺的服務對象，引導貧困戶在科技扶貧參與中與種養殖大戶、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農村經濟主體有效鏈接，充分發揮服務平臺的社會經濟效應，孫武學(2013)認為在貧困地區主導產業中心地帶建立新技術、新品種、新成果的示范展示平臺、科技創新平臺和產學研結合平臺，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實現農村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保障，陳光燕等(2015)強調積極構建政府引導下市場化運行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促進科技服務平臺信息化建設，對科技扶貧工作可持續實施的至關重要。此外，也有學者提出科技扶貧應與教育扶貧、創業扶貧、生態扶貧等其他扶貧措施協同推進，王克林等(2020)指出生態脆弱區應提升生態治理與農村產業發展的協同性，加速推進科技扶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融合發展，熊娜(2018)建議深度貧困地區將科技扶貧與教育扶貧、精神扶貧有機鏈接，在促進農村產業發展時，同步增強貧困農戶自我發展的意識和能力，張亞平(2020)認為科技扶貧應堅持“志智雙扶”的工作思路，使科技人才為脫貧地區鄉村產業振興、文明鄉風建設提供人才支撐和文化引領，郎亮明等(2021)發現科技扶貧具有增收、扶志和扶智的多維減貧效應，建議科技扶貧的功能應實現由單純農技推廣到支撐鄉村產業發展、弘揚鄉村文化、促進基層治理等支撐鄉村全面振興作用的轉變。

1.3.4 研究述評

國內外文獻對農村貧困治理、科技扶貧及其之間的關聯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其理論和方法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及參考，但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需進一步完善：

第一，關于農村貧困治理的研究，現有文獻大多數從收入貧困與多維貧困的視角，

評估農村貧困治理措施的減貧成效，并設計相關扶貧政策，未將內生動力不足、心里貧困等主觀貧困納入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忽略了收入貧困、能力貧困等客觀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等主觀貧困對貧困治理制度設計的綜合影響，使得難以全面評價農村貧困治理實踐的減貧成效，也會導致農村扶貧政策設計出現治理盲區。

第二，關于科技扶貧的研究，現有文獻對科技扶貧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單一科技扶貧模式要素構成、主要特征及其組織模式的分析，很少有系統地對某一區域內的主要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主要特征、減貧機理及農戶受益機制進行探討，這使得農村貧困治理中很難將基層成功有效的科技扶貧實踐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行動方案，而在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探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鄉村產業興旺科技支撐行動方案，對支撐脫貧地區扶貧產業提質增效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第三，關于科技扶貧對農村貧困治理成效的影響，現有文獻絕大部分或從理論層面定性分析科技扶貧對鄉村產業發展、人力資本改善、區域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或通過典型案例對科技扶貧的實施效果進行描述性分析，而從微觀農戶視角分析科技扶貧的減貧機制、定量評估科技扶貧實施效果的文獻較少。此外，科技扶貧旨在通過改善生計能力、增強內生發展動力以實現農戶增收脫貧，但現有研究集中于關注科技扶貧對農戶收入貧困的影響，并未全面評價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其能力提升、主觀貧困等方面的多維減貧成效。

基于此，本研究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基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探索形成的以產業示范站（基地）為平臺支撐的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新模式，分析該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主要特征和農戶受益機制，從微觀視角分析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主客觀貧困的減貧機理和影響效應，并通過剖析陜西合陽縣科技扶貧的典型案例，提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和提升路徑，最終為農村地區鞏固科技扶貧成果的制度創新和政策優化，提供理論啟示和實證支撐。

1.4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4.1 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以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評估為內在邏輯，按照“減貧機理剖析—模式特征識別—多維減貧效應評估—長效機制構建—貧困治理政策建議”這個內在主軸線展開，研究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其主客觀多維度貧困的減貧機理和影響效應。具體而言，主要研究思路如下：

（1）在借鑒現有貧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貧困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將貧困問題的研究從單一的收入維度拓展到包含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多個維度的貧困研究。在多維度貧困治理視域下，從理論層面分析了科技扶貧模式的內在減貧機理，進而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為下文定量評估科技扶貧模式的多維減貧效應提供了理論支撐。

（2）總結我國科技扶貧政策的變遷歷程及階段特征，對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狀況與實施效果進行評價，然后從參與主體、扶貧措施、運行機制等多個方面，解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組織構成，最終歸納和凝練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和主要特征。

（3）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及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貧困出發，理論分析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其多維貧困的減貧機理和影響效應，以及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群體組間差異和該模式不同扶貧措施減貧效應的異質性。

（4）基于陜西省合陽縣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實踐案例，探析該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在基層實踐中的現實困境、運行邏輯及實施成效，進而構建促進產業示

范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和提升路徑。

（5）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從創新科技扶貧實施方式、拓展貧困農戶參與渠道、強化多元協同扶貧治理、完善科技扶貧市場化運行機制等方面，提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構建鄉村產業興旺科技支撐行動的政策建議。

圖 1-1 研究思路簡圖

1.4.2 研究內容

第一張，導論。首先，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義；其次，歸納與農村貧困治理、科技扶貧及減貧績效評價相關的理論文獻，并對現有研究開展評述，為后續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提供參考和啟示；再次，描述本文的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梳理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模型、技術路線和數據；最后，提煉形成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

第二章，理論基礎。首先，對科技扶貧及其模式、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概念加以界定和說明；其次，對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進行梳理與歸納，尋找本文所需要的理論支撐；再次，闡釋科技扶貧模式參與對農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及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減貧機理；最后，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為本文實證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與特征。首先，通過梳理我國農村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歸納不同階段的特征、主要舉措及現狀；其次，凝練并總結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狀況與實施成效；再次，基于以上對我國科技扶貧發展歷史的梳理和現存模式評價，探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組織構成，包括主體構成、運行機制、扶貧舉措及實施效果，并從平臺支撐、主體協作、市場化運行、全產業鏈保障、組織支持等方面，提煉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特征；最后，分析調研地區樣本農戶的貧困狀況，并對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參與情況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第四章，增收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首先，在闡釋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家庭收入影響機理的基礎上，以家庭農業收入水平為代理指標，通過普通線性回歸（OLS模型）實證檢驗農戶科技扶貧模式參與的增收效應。其次，選擇家庭是否為收入貧困戶作為被解釋變量，運用離散選擇法（Logit模型）進一步檢驗科技扶貧參與對農戶收入貧困的影響。

第五章，技術采納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首先，以農戶對關鍵農業技術掌握程度作為家庭能力貧困的度量指標，從理論層面分析農戶參與產業科技扶貧對其技術采納程度的影響機制，運用反事實分析的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 實證檢驗農戶科技扶貧模式參與對土壤改良技術、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等五項核心農業技術采納程度的直接影響效應；其次，分析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等不同科技扶貧措施，對農戶技術采納行為影響的異質性；最后，從耕地規模和農戶類型的兩個方面出發，探析不同社會經濟特征的家庭參與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組間差異。

第六章，內生動力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首先，從理論上闡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資源供給對農戶內生動力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其次，運用因子分析法構建內生動力減貧感知績效的指標體系，實證考察科技扶貧資源供給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再次，采用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扶貧主體形象與制度信任在科技扶貧資源供給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影響關系中的中介作用與調節效應；最后，檢驗科技扶貧資源供給對不同維度內生動力減貧感知績效的差異化影響。

第七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首先，通過梳理與分析相關文獻對科技扶貧模式運行的研究，歸納我國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的現實困境，提出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內在機理，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長效機制；其次，以陜西合陽縣科技扶貧案例為背景，深入分析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實踐路徑與宏微觀層面的實施效果；最后，基于研究結論提出保障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提升路徑。

第八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首先，對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進行歸納與總結，概括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其次，從創新科技扶貧實施方式、健全科技扶貧政策支持體系、

強化科技扶貧多元協同治理、完善科技扶貧市場化運行機制等方面，提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和保障鄉村產業興旺科技有效支撐的相關政策建議；最后，指出本文在數據使用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以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1.5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5.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不僅有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研究框架的理論分析，也有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對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多維貧困減貧效應的實證分析，也有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的典型案例分析。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5.1.1文獻分析法

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和專著的收集、歸納與整理，科學界定了科技扶貧及其模式、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等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在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理論體系指導下，參考并借鑒國內外成熟的概念模型與先進的研究方法，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視角，探索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對其不同維度貧困的影響關系及減貧機制，最終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為后續的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奠定理論基礎。

1.5.1.2計量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的計量分析方法主要包含普通最小二乘法、二元離散選擇法、傾向得分匹配法、因子分析法、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等方法與模型。

（1）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為驗證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的收入減貧效應，在深入闡釋科技扶貧的收入減貧機理基礎上，本文選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實證檢驗科技扶貧對農戶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以定量評價科技扶貧的收入減貧效應。

（2）二元離散選擇法（Logit模型）。為檢驗農戶參與科技扶貧模式收入減貧效應的穩健性，本文采用農戶家庭是否為收入貧困戶（0-1變量）作為替代變量，選擇Logit 模型檢驗農戶參與科技扶貧模式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的影響。

（3）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模型）。為實證檢驗技術采納視角下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能力貧困的減貧效應，然而，是否參與農業科技扶貧是由農戶根據個人特征、資源稟賦和自然條件等因素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并非在農戶間隨機分布，為避免內生性問題與樣本選擇性偏誤對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本文選擇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從非科技扶貧參與戶（控制組）中為科技扶貧參與戶（處理組）選擇匹配對象，然后計算參與者平均處理效應（ATT）、未參與者平均處理效應（ATU）以及全部樣本處理效應（ATE）。

（4）因子分析法。為構建內生動力貧困的指標體系，文本以相關理論與現有文獻

成果為指導，從家庭農技水平、勞動力配置能力、信息獲取渠道、品種更新意愿、現代農業認識、產業融合程度、非農就業情況、增收脫貧信心等指標，測度農戶內生動力貧困狀況；其次，對以上所選指標展開因子分析，提取信息載荷量最大的公因子并命名；再次，根據每個公因子的權重及各因子得分，構建內生動力減貧感知績效指標；最后，從內生動力貧困的視角，分析科技扶貧資源供給對農戶內生動力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

（5）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為考察內生動力視角下科技扶貧資源供給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本文借鑒溫忠麟等（2005）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程序，實證檢驗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直接影響，和科技扶貧資源供給通過改變扶貧主體形象認知進而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產生的間接影響，及農戶制度信任在間接影響關系中發揮的調節作用。

1.5.1.3案例分析法本研究在運用經濟計量模型實證檢驗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多維減貧效應的基礎上，選擇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作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深入揭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對貧困地區產業發展、人力資本改善、農戶收入提升、內生動力不足緩解等方面的影響與作用機理，探析和解釋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多維減貧及背后的成因和受益機制，同時，也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實施效果、現實困境做出定性分析和統計評價，最后，從科技平臺支撐、主體多元協同、市場化運行、內生發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構建能夠保障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和相應實施路徑。

1.5.2 技術路線本研究按照“研究總體框架—理論分析—數據獲取—現狀分析—實證研究——案例分析——政策建議”的邏輯設計技術路線。第一，在介紹農村貧困治理的現狀、科技扶貧舉措及其效果等研究背景的基礎上，凝練本文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設計研究總體分析框架與研究思路；第二，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對科技扶貧及模式、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核心概念進行界定，并根據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多維理論體系，構建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第三，在參考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及經驗的基礎上，設計針對微觀農戶的調查問卷，依據分層隨機抽樣和典型調查相結合的方法，設計不同階段的調查方案，獲取所需的實證研究數據；第四，梳理我國農村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和階段特征、主要扶貧模式及實施成效，總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和特征；第五，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對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和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理論影響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第六，結合陜西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的典型案例分析，探討脫貧過渡期促進科技扶貧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第七，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提出鞏固拓展科技脫貧成果的政策建議。本文的技術路線如圖 1-2 所示。

現實問題

設計總體

總體設計

文獻綜述

理論問題

理論分析

統計分析法J\

現狀分析

PSM模型

實證分析

政策建議

OLS、Probit 模型

研究方案文獻分析法1 1

'有調節的中介］I ■效應模型丿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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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丄｛因子分析法r I 有

凝練關鍵

科學問題

圖 1-2 技術路線圖

數據獲得

概念界定

理論基礎

忡（規范分析法）I

宏觀數據

案例數據

統計年鑒、資料等統計數據）一

實地農戶案調查等深度訪卜

」形鑑b（問卷分析法）!

庫 11 '!

才國科技扶貧的發展歷史梳

和現有模式評價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及特征-

樣本區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實施現狀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

研究結論

增收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

技術采納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

內生動力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典型案例分析 I

♦ 政策建議

丿實踐檢驗卄歸口 I

1.6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

1.6.1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課題組 2018 年 11-12 月在陜西省國家級貧困縣清澗縣、合陽縣與山陽縣開展的農業科技扶貧微觀農戶調研。清澗縣、合陽縣與山陽縣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較早建立綜合性產業示范站并長期開展農村科技服務的區域，也是陜西省依托紅棗、葡萄、核桃等特色產業開展科技扶貧的重點縣域，其中合陽葡萄產業示范站、山陽核桃產業示范站 2018年被陜西省政府認定為省級縣域科技創新試驗示范站，因此選擇清澗縣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開展農業科技扶貧研究，具有較強的樣本代表性。此次調研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在上述三個縣域隨機選擇3 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選擇 3-5 個村，每個村再隨機選擇 30-40 個有交流能力的農戶開展調查，經剔除存在關鍵變量缺失、數據失真以及包含極端值的樣本后，獲得有效問卷為 821份，其中，樣本中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 510 戶，未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 311 戶。調研問卷內容包含戶主特征、家庭生計資本、農業生產狀況、科技扶貧參與行為、扶貧效果評價、農業技術采納情況等農戶微觀層面的生產生活信息。

1.6.2 樣本描述

為了解樣本農戶基本特征，本章從調研樣本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健康狀況、家庭人口、農業勞動力人數、耕地面積、家庭總收入等方面，對樣本農戶與其家庭的經濟社會特征進行描述。

表 1-1 為調研農戶基本情況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調研樣本農戶以男性為主，占樣本總數的 91.84%，而女性67戶，僅為總樣本的 8.16%；戶主年齡在 60-69歲和50-59歲的農戶最多，分別占樣本總數的 37.27%和32.89%，戶主年齡在 70-79歲和40-49歲的農戶次之，分別占樣本總數的 13.76%和11.45%，戶主年齡在 40 歲以下和80 歲及以上最少，分別占樣本總數的 4.14%和 0.61%，表明受訪農戶戶主年齡整體偏大，也從側面反映我國農村留守老人現象嚴重；戶主受教育程度以小學和初中文化為主，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53.84%和 36.91%，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戶較少、占比僅為 10.60%，而具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戶只有 9 人，表明戶主文化程度整體偏低；戶主健康狀況整體較好，很好和一般的農戶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51.40%和28.62%，但也有占比為 19.98%的農戶常年生病。

從家庭人口數量看，人口在 3 口及以下最多， 7 口及以上的最少，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40.07%和10.23%，人數在 4-6口之間的家庭分布比較均勻，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16.08%、 16.08%和 17.54%。從農業勞動力人口來看， 2 口和 1 口家庭數量最大，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53.96%和34.84%， 3 口以上的家庭較少且占比為 8.65%，也有部分不依賴農業生產、兼業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其數量為 21 戶。

從家庭耕地規模看，種植面積較小的散戶較多。其中，家庭耕地面積在 5 畝以下的農戶占總樣本數 34.47%；耕地面積在 5-10 畝和 10-15 畝占樣本農戶的 22.17%、 18.02%；在15-20畝和20-30畝的種植大戶較少，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是8.16%、10.60%； 30 畝以上的種植大戶僅為 33 戶，占總樣本的比例僅為 4.02%。

從家庭經濟情況來看，受訪農戶家庭總收入普遍偏低，收入金額5000元以下的比例最低，為樣本農戶的 11.08%；收入金額在 5001-10000 元和10001-30000 元的比重分別占樣本農戶的 11.69%和 19.85%；收入金額在 30001-50000 元和 50001-100000 元的分別占樣本總數的 19.61%和23.87%，收入金額在 100000 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占比為 16.07，表明農村家庭收入近似服從正態分布，中間收入者占比例較大。

表 1-1 樣本農戶基本情況描述性統計

農戶特征戶數比例農戶特征戶數比例

戶主性別家庭人口數量

男性 754 91.84% 3 人及以下 329 40.07%

女性 67 8.16% 4人 461 16.08%

戶主年齡 5人 593 16.08%

40 歲以下 34 4.14% 6人 737 17.54%

40-49 94 11.45% 7人及以上 84 10.23%

50-59 270 32.89% 農業勞動力人口

60-69 306 37.27% 0人 21 2.56%

70-79 112 13.76% 1人 286 34.84%

80 歲以上 5 0.61% 2人 443 53.96%

戶主文化程度 3人 47 8.65%

小學及以下 442 53.84% 4 人及以上 24 2.92%

初中文化 303 36.91% 家庭耕地規模

高中文化 87 10.60% 5 畝以下 283 34.47%

大專及以上 9 1.10% 5-10 畝 182 22.17%

戶主健康狀況 10-15 畝 148 18.02%

很好 422 51.40% 15-20 畝 67 8.16%

一般 235 28.62% 20-30 畝 87 10.60%

常年生病 164 19.98% 30 畝以上 33 4.02%

家庭經濟情況

5000 元以下 91 11.08% 30001-50000 元 161 19.61%

5001-10000 元 96 11.69% 50001-100000 元 196 23.87%

10001-30000 元 163 19.85% 100000 元以上 132 16.07

1.7可能的創新之處

促進貧困地區農戶依托產業發展實現穩定脫貧，成為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選擇。如何為脫貧縣域建立持久穩定的鄉村產業科技支撐體系，通過科技創新驅動實現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部門面臨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探索形成的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新模式為背景，從理論層面揭示了科技扶貧模式的內在減貧機理，及該模式運行機制和主要特征，并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主客觀貧困的多維視角，定量實證檢驗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以期為鄉村產業科技支撐體系構建提供數據支撐和政策支持。

第一，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等多個視域，分析并探討農村貧困的形成機理及其治理路徑，拓展和完善現有研究對貧困治理理論的認識。本研究基于貧困多維性理論，將收入貧困、能力貧困與內生動力不足的主觀貧困，統一納入到農戶貧困治理問題的分析框架，從客觀和主觀的雙視角，綜合探析農村貧困治理面臨的困境及相關扶貧舉措的減貧機理，全面科學評估農村貧困治理措施的減貧成效，為貧困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分析視角，有助于全面分析農村貧困的成因和綜合評價相應扶貧舉措的減貧成效，將為新階段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第二，通過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村貧困治理的影響關系和作用機制。本研究梳理我國科技扶貧政策的發展歷程和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實施成效，提煉并歸納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和主要特征，闡釋農戶參與科技扶貧模式對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內在減貧機理，構建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這彌補

26 了現有文獻對科技扶貧模式內在減貧機理研究的缺失，奠定了區域特色科技扶貧模式減貧的理論基礎。

第三，運用計量經濟模式實證檢驗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多維減貧成效，定量評估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的增收效應、技術采納促進效應和內生動力提升效應。首先，運用 OLS 模型和 Logit 模型，實證檢驗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的減貧效應，研究發現農戶參與科技扶貧能顯著提升家庭農業收入水平，同時對降低其家庭貧困發生率有著顯著效應；其次，運用PSM模型，實證檢驗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技能貧困的減貧效應，研究發現農戶參與科技扶貧能有效提升家庭農業技術采納程度，但不同科技扶貧措施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存在顯著差異，科技減貧效應“精英俘獲”現象突出；再次，運用有中介的調節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內生動力貧困的減貧效應，研究發現科技扶貧模式資源供給的匹配性、多樣性及可得性等特征的優化，將顯著提升農戶內生動力的減貧感知績效，且這種影響部分通過改善科技扶貧主體形象的中介路徑實現。相關定量研究結論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依據，也為我國科技扶貧工作深入開展提供精確化的數據支撐。

第二章概念界定與理論分析

首先，對科技扶貧及其模式、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等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概念加以界定和說明；其次，對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核心的基礎理論，進行了簡要的梳理與分析，為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再次，闡釋科技扶貧模式的內在減貧的機理；最后，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為后續的實證研究和典型案例分析提供理論支撐。

2.1概念界定

2.1.1 科技扶貧及其模式

科技扶貧是針對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技術落后、技術人才缺乏和農村經濟低水平發展的現實狀況，國家科技主管部門實施的農村扶貧開發重要戰略舉措。1986 年，原國家科委在《關于開發貧困地區建設的報告》中提出“依靠科學技術使貧困地區脫貧致富”，標志著我國科技扶貧工作正式實施。三十多年來，國家科技部、中國科協、高等科研院校等有關部門聯合貧困地方政府，在秦巴山區、大別山區、陜北地區等貧困地區及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持續開展科技扶貧實踐（馮楚建等 2017），相關扶貧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減貧成效。伴隨著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精神扶貧等各種扶貧模式的出現，科技扶貧成為國家扶貧策略從單純的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轉變的重要標志（張峭和徐磊 2007）。目前，對于科技扶貧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根據原國家科委的文件精神，科技扶貧旨在實現以下三個目標：一是強調自我發展。注重運用科技促進貧困地區資源開發利用，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增強貧困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以激發和提高貧困農民自我發展意識與內生發展能力，最終實現自我發展與穩定脫貧；二是強調科技的推廣與采用。農業技術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和適應性，同時貧困農戶技術采納行為與普通農戶具有較大差異，向貧困地區示范與推廣的技術必須是成熟的實用性技術，且易于被貧困地區農戶可持續采納，通過科技支撐促進區域特色產業提質增效；三是強調扶貧與扶智、治窮與治愚的有機結合。通過農業技術示范、推廣和教育等形式，組織開展各種類型、不同層次的科技培訓，促進貧困農戶技能提升和人力資本積累，同時，借助農村科普網絡體系開展科普宣傳和弘揚現代科學理念，以提高農民素質、消除心里貧困和改善社會風尚。曾維忠和李鏡（2006）將科技扶貧定義為把先進適用的農業技術通過宣傳推廣、技術指導及教育培訓引入到貧困地區，將其轉化為新生產力的過程，陶佩君等（ 2011）認為科技扶貧的關鍵是將科學技術知識

形成智力資本，并融于農戶的生產實踐，以提升貧困地區家庭的增值力和擴張力（李博等 2019），也有學者認為科技扶貧是指通過科學知識的宣傳普及和推廣應用，增強貧困人口克服致貧因子的能力和提升適應不利環境的本領，以實現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一種扶貧方式（謝美娥和谷樹忠 2007）。

綜上分析，本研究中的科技扶貧是指通過農業科技的產業示范、培訓指導、信息服務、組織化帶動等多樣化方式，將先進適用的科技成果、生產方式、現代理念等推廣和應用到貧困地區農村的生產生活實踐，利用科技促進貧困地區資源開發和產業發展，實現區域農業生產力提升、擴大再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貧困人口的生產技能、科技素質和內生驅動力，進而實現貧困群體增收脫貧的扶貧過程，特指農業科技扶貧。此外，科技扶貧模式是對我國長期科技扶貧實踐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本文界定的科技扶貧模式是指將農業技術和管理知識試驗、示范及推廣到貧困地區的系列扶貧措施和組織模式，具體包括科技扶貧的主體構成、運行機制、組織方式和實施措施等內容。

2.1.2 能力貧困

能力貧困這一概念和理論最早起源于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一書，其認為貧困不僅僅是指收入低下且難以滿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還包括獲取教育、醫療、住房及工作等資源能力的缺失，這種資源獲取能力被概括為“可行能力”；森進一步認為可行能力是“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它是一種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性自由”，包括免受各種生存和生活痛苦的可行能力（萬月 2019）。理論界對能力貧困認識不斷深刻，段世江和石春玲（2005）將能力貧困定義為個體因環境影響而處于資源分配機會的不平等和能力匱乏狀態，難以實現其生存能力的改善，梁樹廣和黃繼忠（2011）認為能力貧困意味著個體在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和取得基本生活資料上能力的匱乏，資源獲取的能力、識別并利用機會的能力、知識運用能力等都包含在其中（王雪姣 2017），徐延輝和龔紫鈺（2015）認為能力貧困是指個人在資源的占有和支配方面處于劣勢，難以通過與社會環境的有效互動實現社會所認可的功能性活動，切實保障貧困群體以基本生存能力為基礎的可行能力，對提高貧困群體脫貧效率和內生脫貧積極性至關重要（虞崇勝和余揚 2016），能力貧困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綜合性的社會貧困現象（Chamber 1995）。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扶貧工作的重點相應也發生了轉變，更加關注農戶發展能力的提高和能力貧困的減緩，陳健生（2008）認為收入貧困和能力貧困之間是相互互動的關系，可行能力的提升能夠消除收入貧困的影響（胡倫 2019），王科（2008）強調開發式扶貧的核心在于提升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和緩解能力貧困，這種能力包括人的自然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及其綜合能力。梁偉軍和謝若揚（2019）認為能力貧困是導致陷入“能力匱乏——陷入貧困——能力匱乏”這種低水平動態均衡循環狀態的關鍵，破解能力貧困是實現可持續性脫貧的關鍵因素。同時，能力

貧困概念的提出和發展也得到政策部門的關注，《1990 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個體缺乏達到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時即面臨貧困，這種能力受到個體壽命、營養狀況、健康程度、教育機會等多個因素的影響，《2007 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青年群體能力貧困表現在學習能力匱乏、缺少工作技能、決策能力不足、改善生存條件困難等方面，同時，政治參與機會不足也是能力貧困的重要體現（胡倫 2019）。

綜上所述，并結合農村貧困治理和農業科技扶貧的研究背景，本文研究將能力貧困界定為農戶缺乏參與區域現代農業發展所需的技術、信息、管理知識等基本生產技能，而難以擺脫農業低水平均衡發展的狀態。對農業科技的掌握程度體現著貧困農戶實現自我發展和穩定脫貧的關鍵能力（李金祥 2016），本文采用農戶對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程度作為其能力貧困深入的測度指標，即技術采納程度越低，代表著家庭面臨的能力貧困程度越深。

2.1.3內生動力貧困

內驅力這一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伍德沃斯（ 1918）提出，將其定義為激起行為機制的原動力，他認為人的思想和行為運行邏輯包括了內驅力和機制。個體思想會對行為產生影響，從而決定目標實現與否，積極的思想觀念和態度將會產生積極向上的行為，從而增加目標實現概率；消極的思想觀念和態度則會催生消極懈怠的行為，進而降低目標實現的概率，這就是內驅力及其機制的影響。內生動力作為內驅力的表現形式，在農村家庭人口謀求收入與發展的過程中，激發個體驅動力、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從而減少農村家庭貧困發生、降低貧困程度（趙臻臻 2021），對我國扶貧事業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相反，缺乏志向、信念消極和否定自身發展的態度等內生動力缺乏（王怡和周曉唯 2018），促進了貧困的產生和貧困程度的加深。內生動力與貧困文化作為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他們代表著群體積極或消極的思想狀態和價值觀念，貧困文化理論為農村貧困人口內生動力的研究明晰了研究框架和實證依據。梁偉軍和謝若揚（ 2019）認為內生動力是勞動者在謀求收入與發展的過程中，自我內在產生的、促進自身不斷努力進步的驅動力，包括志向、意志與志氣三個方面，余梓東和郭穎（2020）將內生動力等同于貧困群體的脫貧之志，認為內生動力不足主要表現在志向缺乏、意志渙散和志氣不佳三個方面，胡志平（2021）認為內生動力不足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思想觀念上，主動自覺脫貧的思想意識弱；二是行為能力上，脫貧的能力不足。此外，部分學者將內生動力不足界定為精神貧困，劉歡和韓廣富（2020）將精神貧困定義為貧困對象精神失常和行為失靈的現象。傳統扶貧政策將貧困人口當成“被治理”的對象，忽視貧困人口的主體自覺性和個體能動性，削弱了追求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梁偉軍和謝若揚 2019），杭承政和胡鞍鋼（2017）將精神貧困現象分為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極、認知和決策偏差兩大類，主要表現為缺乏脫貧主動性和持續奮斗的原動力（原華榮 1992），

難以將志向落實于提升自身能力（劉曉玲 2020），觀念陳舊、不求上進等志氣缺乏（汪三貴和劉明月 2020），存在貪圖享樂、不勞而獲、不求上進等不良心態和“等靠要”等依賴心理（江立華和肖慧敏2018）。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不足相互交織（Funk et al. 2012）, 內生動力缺乏會導致脫貧志向不足和依賴心理，易陷入“貧困－依賴－貧困”的惡性循環（梁偉軍和謝若揚 2019）。

綜上分析，本研究將內生動力貧困界定為農戶采用農業科技的意志薄弱、參與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不足，以及對國家扶貧政策存在“等靠要”的依賴心理，使得其改善自我發展能力缺乏和脫貧致富志向弱的心里狀態。本研究運用李克特量表法，測度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在不同維度的表現，通過因子分析法構建內生動力貧困的綜合指標。

2.1.4 產業示范科技平臺

科技扶貧的重要保障是科技服務平臺載體的基礎設施支撐，特別對農業科技扶貧而言，穩固持久的科技服務平臺，能夠加快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

（盧陽春等 2018）。四川省有效整合區域農業科技資源，探索形成“互聯網＋科技扶貧服務平臺”的模式（周華強等 2017），建立線上科技平臺——“四川科技扶貧在線”；江西省將農業產業示范區作為基層科技服務平臺（甘小文和陳瑾 2016），有效實現技術效應、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的集聚；中國農業大學依托建立在區域主導產業中心的科技小院（高遠東等 2013），通過技術集成示范、推廣服務和成果轉化促進貧困地區農村產業經濟提質增效；陜西寶雞借助建立在田間地頭的農業專家大院，為驅動區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平臺支持（郭強和劉冬梅 2013）。由此可知，基層農業科技扶貧或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必須建立在能提供科技成果展示、產業模式示范、技術轉化服務等多功能的產業示范基地上，產業示范基地既是新技術、新品種、新模式、農機裝備等科技成果的示范展示平臺，也是將科學研究、技術創新與農業生產實踐相融合的平臺，更是實現貧困地區小農戶家庭農業生產與現代農業科技有效銜接的重要橋梁。

綜上分析，本研究中的產業科技示范平臺是指建立在區域主導產業中心地帶的農業科技產業園、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科技示范基地、科技推廣基地等發揮著農業科技集成示范和推廣擴散功能的平臺載體，其建設主體包括農業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務協會和企業、合作社、種植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2.2相關理論

2.2.1 參與式發展理論

參與式發展理論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 Norman Uphoff 提出，其認為發展對象在執行發展策略的同時，還要參與策略的制定、監測、評價等全過程。此前，西方發達國家

31 采用“社區發展戰略”援助發展中國家，但作為外部力量的援助方，因未考慮弱勢群體的發展權利，因而不能真正把握社區的發展訴求(王博文 2020)，導致發展策略難以維系且幫扶效果有限，傳統發展理論如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受到了質疑(孫世嘉 2019)。不同于傳統的社區發展模式，參與式發展更加關注目標群體在發展中是否獲得了平等參與和發展的權利(李興江和陳懷葉 2008)。外國學者普遍認為參與式發展的核心是賦權，Bennet(2002)認為賦權的目的是幫助弱勢群體通過集體行動而獲得發展能力，賦權意味著被社會排斥的人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Chambers 1995)，可以對自己生產性資產擁有所有權并能夠控制，Brown(2003)認為參與式發展策略為改變人的潛在現實和改善自身發展方式提供了機會，Jackson(1994)認為參與式發展為他們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有效路徑和可行性能力，在不損害其他人權利的條件下，能夠激發并運用他們的可行能力。 20 世紀 90 年代，參與式發展理論和實踐被引入中國，最初參與式發展從自然保護開始，逐漸過渡到同生產生活發展相結合，到現今的反貧困和公益項目，從以往單一目標擴展到區域綜合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參與式發展模式己經成為一種廣泛應用的手段，實施范圍從鄉村扶貧、鄉村建設拓展到鄉村治理，李小云等(2001)在《參與式發展概論：理論—方法—工具》中率先引進并系統介紹了參與式發展的理論與方法，葉敬忠(2005)對參與式發展規劃的程序和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許源源(2006)界定了參與式扶貧過程中參與的內涵，所謂參與式扶貧指的是貧困農民參與扶貧決策及扶貧資金和資源投放的領域、項目和產業的選擇過程，參與扶貧項目的決定、管理、監督和評估，分享扶貧項目的利益，呂星等(2001)從決策參與權和利益分配權兩個方面，深化了對參與式發展的認識，胡振光和向德平(2014) 從參與式發展視角分析了產業扶貧的發展瓶頸及完善路徑，認為參與式發展關鍵在提高主體參與能力、激發主體參與動力和突破主體參與障礙。綜上分析，參與式發展理念強調在欠發達地區農村產業發展幫扶或貧困治理過程中，農戶既要作為參與者進行項目參與和產業發展，同時也要參與到產業發展的執行、監管與評價。

參與式發展理論為科技扶貧項目在農村貧困地區開展提供了原則指導和理論支持，為闡釋科技扶貧參與者農戶的受益渠道和減貧機制奠定了良好基礎。科技扶貧作為我國貧困治理由救濟式“輸血”扶貧向開發式“造血”扶貧轉型的重要舉措，核心要義在于將外部科技幫扶嵌入貧困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和家庭產業經營，通過引導貧困戶多渠道主動參與科技幫扶項目的執行、監督和效果評估，以激發其自我發展的動力，提高其參與特色產業發展和現代農業競爭的能力。

2.2.2 技術創新擴散理論

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Bryce通過對兩個社區農民推廣雜交玉米技術試驗的研究，發現人們對技術的采用取決于人際聯系和對媒介的習慣性接觸，這個發現極大地

推動了社會學家對技術創新擴散的理論研究。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技術創新擴散理論已經形成了兩個主要的流派，分別是傳播論派和模范學習論派。前者以美國學者 Rogers為代表的，1962年他在對農村新技術采用和普及過程的調查中發現了新技術的擴散原理，通過在不同領域的反復驗證，得出創新擴散更一般、更全面的理論體系，出版了《創新的擴散》一書，該書詳細闡述了新技術創新擴散的具體進程、特征及影響因素，歸納出創新擴散的“S”形變化規律。后者以Stoneman為主要代表，模仿和學習論派認為單純的信息傳播并不能帶來大規模的技術擴散，新的采納者必須擁有一定的學習和模仿能力，這才是決定技術擴散程度的關鍵因素，Mansfield (1980)指出當某企業率先用新技術后，其他企業則會以該企業為參照物，決定是否跟隨采納此技術；此種模仿是否實施關鍵取決于采納新技術的企業的績效情況，Stoneman (1985)則進一步認為技術擴散是以模仿為基礎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活動，即應經過模范學習、干中學來實現，相比信息傳播，技術傳播需要技術采納者經過充分理解和學習后才實施。

技術創新擴散理論是科技扶貧及其模式構建的重要理論基礎，對分析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對其能力貧困的減貧機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科技扶貧的目的旨在將成熟且適用的農業科技向貧困地區推廣及擴散，通過農業科技驅動促進貧困群體農技水平提升、人力資本改善和產業發展能力增強，以打破貧困地區農業低水平均衡發展的狀態，進而實現農村經濟快速增長和農戶增收脫貧。可見，為達到擴散、傳播與普及農業科技的目的，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聯合科研院所，通過科技培訓、發展咨詢和信息服務等方式，面向貧困地區農戶宣傳和推廣新型農業科技和現代管理知識，以增強農戶對新品種、新設備、新模式等農業科技的理解和認知，并消除其技術采納前的主觀風險；另一方面，依托企業、專業合作社和種植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農業產業示范園、產業試驗示范站、農業科技扶貧基地等支撐科技成果轉化和示范推廣的平臺載體，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前期的技術采納實踐和產業示范效應，小農戶經過一定時間的參觀、模仿及學習后就會采納農業新技術，進而分階段實現農業技術的擴散和應用。

2.2.3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理論創始人為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他在研究美國經濟在上世紀初期到 50 年代的趨勢時發現，促使美國農業產出增加和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不再是資本存量、人口數量或者土地的增加(陳江生 2011)，而是人的能力、技術水平等人力資本的快速提高(舒爾茨 2006)。后來，貝克爾(1964)將人力資本的內涵由知識、技能等方面的內容進一步拓展到健康，格羅斯曼(1972)則首次探討了健康對勞動者生產力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人力資本的積累會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增長；教育能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對人力資本投資能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綜上，人力資本理論表明只要能提高人們智力和身體素質的行為均屬于投資行為(丁志慧2019)。Lucas 33

(1999)將人力資本和知識作為內生變量引入經濟增長模型，以解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我國學者將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包括經濟增長與發展、收入與分配、貧困問題、就業與職業培訓等方面，如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楊立巖和潘慧峰 2003)、人力資本產權與收益分配(李寶元 2001)、人力資本與貧困治理(王春超和葉琴 2014；王弟海 2012)，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投資、在職培訓、醫療保健投資等四種方式積累(Barro 2001；鄭長德2001)。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使得理論界對人力資本與農村貧困的關系有了全新的認識，舒爾茨(1965)認為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質資本的短缺，而是非物質資本的缺乏，胡鞍鋼和李春波(2001)認為新時期減貧戰略應該從單純關注收入貧困轉向更多地關注人力資本匱乏等知識貧困，陳金光(2008)指出人力資本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的主要特征，應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資源的投資和相關技能培訓，鄒薇和鄭浩(2014)發現家庭貧困誘發的風險溢價會帶來額外的成本，進而削弱教育投資對貧困家庭的吸引力，蘇芳等(2021)也強調人力資本投資對緩解相對貧困的重要性。綜上分析，人力資本理論啟示我們，應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對區域貧困治理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大力促進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建設和農業科技投資，以實現人力資本的增收和減貧效應。

人力資本理論為科技扶貧及其模式構建提供了理論指導。科技扶貧作為國家開發式扶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托科技項目進行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轉化，引導貧困戶有效參與特色產業的科技幫扶實踐，在參與式發展中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內生發展能力提升。同時，針對貧困農戶定期開展現代農業教育、科技培訓和“田間地頭”技術指導，能增強其產業發展的積極性和內生動力，進一步提升科技素養、現代理念和管理知識等人力資本。基于人力資本理論，本研究深入闡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機制，揭示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脫貧路徑和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

2.2.4農業踏板理論

農業踏板理論最早由Cochrane(1958)提出，其認為風險偏好者通常會率先采用潛在的收益較高的新技術，利用新技術生產出的產品獲取超額利潤；隨之，超額利潤吸引眾多的跟隨者加入，這一方面提升了技術創新擴散的速度，另一方面使產品供應量迅速增加和價格不斷下降，導致超額利潤快速減少；最后，當產品價格下降到同類產品的平均水平時，新技術本身帶來的額外利潤便回消失，導致農戶轉向采用其他新技術。農業踏板理論作為新技術采用和擴散變遷的指導思想，可以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優化和完善提供以下方面的借鑒：第一，科技扶貧模式需以產業試驗示范的形式為起點，通過為科技園區、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先提供農業新技術，以滿足其為獲得超額利潤而愿意率先采納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等農業科技的需

求，從而客觀上為區域農業科技推廣建立了產業科技示范基地，這將為后期潛在的采納者提供模仿和學習的樣板，有利于發揮先行者的示范帶動作用。第二，充分考慮家庭產業基礎、資源稟賦、風險態度等因素對農戶科技扶貧參與行為及其減貧效應的影響，努力構建多樣化、包容性的科技進村入戶新通道。因此，為加快農業科技在貧困地區的創新速度與擴散效率，對于技術采納的潛在跟隨者們，科技扶貧模式應為這些群體采納新技術創造包容性的環境，一方面，積極組織他們參觀學習產業示范基地的科技應用和產業經營情況，消除其未來技術采納中的主觀風險；另一方面，通過引導率先采納新科技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小農戶形成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聯合體，為他們提供生產要素、技術指導、信息服務、品牌加盟等服務，降低其新技術采納的客觀風險，從而加快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

圖 2-1 科技扶貧與農業技術創新擴散的內在關系

2.3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機理分析

對貧困地區農戶而言，其不僅面臨收入水平難以支撐家庭基本生存需求的“貧”，更受可行能力缺失、內生動力不足、社會排斥、市場準入受限等方面的“困”（王小林和Sabina 2009），收入低下、能力不足、內生發展動力弱等構成貧困農戶的多維性特征，能否有效解決貧困農戶的多維發展困境，尤其是改善可行能力缺失、發展意志薄弱等內生發展能力不足的狀況（汪三貴 2008），成為衡量農村貧困治理成敗的關鍵。科技扶貧作為我國農村區域開發式扶貧體系的重要策略，其主要目的是實現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提升，通過改善貧困群體人力資本水平、拓展社會網絡和激發內生發展動力（劉艷華和徐勇 2018），實現農戶穩定增收和高質量脫貧。本研究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等貧困的多維性視角，闡釋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的內在減貧機理，深刻揭示農戶科技扶貧的參與路徑及受益機制，為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分析框架，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支撐。

2.3.1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的減貧機理

對貧困地區農戶而言，農業是其賴以生存的產業基礎和主要收入來源，在中國具有最大的減貧效果（汪三貴 2008），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是增收脫貧的重要途徑（馬鈴和劉曉昀 2014； Gollin et al. 2002）。科技扶貧為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提供科技支撐，通過優化家庭農業要素配置和提升農業生產效率，降低農業生產經營的交易成本，促進貧困地區家庭農業效益提高和生產成本降低，進而實現貧困家庭的增收脫貧。

第一，科技扶貧通過改善專業化生產水平，促進貧困地區家庭農業要素優化配置和產出水平提高。因缺乏新品種、新設備、新技術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支撐，貧困地區農業生產處于“低水平均衡”的發展狀態（舒爾茨 1990），家庭大多數依靠傳統種植經驗和模式從事農業生產實踐，現代生產要素的短缺致使家庭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偏低（蘭徐民和趙冬緩 2003），低產出、低收益的農業經營活動難以支撐貧困家庭的增收脫貧。按照舒爾茨的“理性經紀人”的觀點，在外部條件允許下，農民時刻謀劃將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賈蕊 2018），以期用最低的投入獲得最高的產出。貧困地區大多存在基礎設施落后、農技水平低下、特色產業發展遲緩等問題（李金祥 2016），因交通條件、信息渠道、市場發育等外部環境的限制，貧困地區農戶難以獲得專業化的農業科技推廣和服務，鄰里之間、朋友間的口頭傳播是多數農戶獲取農業技術信息的主要渠道（喬丹等 2017），傳統生產模式和現代農業要素缺失造成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滯后。科技扶貧作為外源性的扶貧開發舉措，主要通過農業科技培訓、產業技術示范、農業信息服務、產業發展咨詢等渠道和方式，為貧困地產業發展和農戶生產經營提供科技支撐和智力支持。一方面，農業科技培訓和田間地頭的技術指導宣傳了現代農業理念，展示了農業科技新成果，使貧困地區農戶對產業發展中的新技術、新品種和新模式等科技成果有了親身的感受與了解，緩解了其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科技約束和發展理念限制，這促使農戶在后期生產實踐中會有意識的按照具有更高效率的勞動力分工方式進行分工勞動，也會按照最低成本要素組合的要求進行生產要素的交換和配置（馬文武和劉虔 2019），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降低了貧困家庭農業生產經營的成本。另一方面，通過科技扶貧開展的技術培訓和產業示范指導，將先進適用的農業新品種、新技術以及新組織模式引入貧困地區，彌補了貧困地區實際生產實踐和最佳生產間存在的 “缺口”（佟大建等 2018； Evenson 1997），促進了農業新技術的創新與擴散，進而使得貧困地區家庭農業生產的效益和質量得到提升，最終驅動其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產量增長而使家庭增收致富。

第二，科技扶貧通過提升農業信息獲取能力，降低了貧困地區家庭農業生產成本。貧困地區農戶因教育程度低、科技素養不足、信息渠道有限及信息處理能力弱，加上中間商有意利用信息壟斷優勢，使得農戶在要素購買、技術采納、產品銷售等環節面臨較高的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胡倫和陸遷 2019），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的利潤空間有限。針

對貧困農戶在生產布局、要素需求、技術應用和產品銷售等方面的現實困境，一方面，科技扶貧實踐借助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平臺和自媒體等工具，構建全產業鏈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湯國輝 2018；周華強等 2014），為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提供要素資訊、市場動態、科技應用等方面的信息服務，相關信息服務將幫助農戶快速高效識別所需的農業生產要素，為農業生產中遇到的病蟲害防控、氣象災害預防、新技術應用等問題提供精準的信息指導，也為在農產品市場交易中獲取較好的價格和穩定的銷售渠道提供判斷咨詢，這對提高農戶信息獲取能力、克服信息壁壘和降低信息成本具有明顯成效（Pamphile 2012）。另一方面，科技扶貧主體依托科技資源、社會網絡資源、教育培訓資源等優勢發揮中介作用，通過訂單農業、品牌共享、要素統一供給、病害聯防聯控等多樣化舉措，將貧困地區小農戶家庭生產模式有效嵌入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實踐，利用科技人員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成果轉化、科技服務、發展咨詢、產品營銷等方面提供指導服務，通過示范帶動效應對貧困家庭生產經營和產品銷售產生積極影響，避免了外部市場波動帶來的產品價格不確定性而導致農戶的銷售損失（李永清和張福生 2020），進而有效降低了農戶的市場交易成本，最終實現貧困家庭農業經營效益改善、利潤空間拓展及生計資本提升。此外，科技扶貧項目支撐貧困地區生態旅游、休閑觀光、產品加工等新業態和新模式的發展（張亞平 2020），帶動勞動力、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根據市場需求在這些地區匯集、整合和優化，推動扶貧特色產業的鏈條拓展和價值鏈延伸，科技扶貧整體提升了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層次和農村經濟效益，科技進步驅動區域經濟實現了較快增長，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和產業要素的“集聚效應”推動貧困家庭就業渠道拓展和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

（胡鞍鋼等 2006），這緩解了貧困地區農業生產中存在的過剩低效的勞動投入（許漢澤和李小云 2019），也有助于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2.3.2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能力貧困的減貧機理

強權和賦能是推進我國農村貧困治理的必由路徑（羅必良等 2021），通過外部科技幫扶持續增強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和促進其人力資本積累（Kassie et al. 2011；劉艷華和徐勇 2018），成為緩解農戶能力貧困的關鍵和必然選擇。農業作為貧困地區增收脫貧的主導產業，但卻長期處于農技水平滯后、基礎設施不足及經濟效益不高的低層次發展狀態（李小云等 2008），貧困家庭參與現代農業發展的能力較弱，貧困地區農業發展長期面臨轉型升級動力缺乏和難以有效參與高價值農產品市場競爭的現實困境（黃鐵平和莫德儀 2008）。農業科技水平作為貧困地區農戶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緩解以生計能力不足為核心的能力貧困至為關鍵（鄒薇 2005）。科技扶貧通過降低貧困農戶的技術采納風險、拓展農業技術的獲得渠道，推動了農業科技在貧困農戶中的采納與擴散，從而緩解了現代農業發展技能不足的能力貧困。

第一，科技扶貧通過降低貧困農戶技術采納風險，促進其農業技術采納和應用而緩解了參與農業發展的能力貧困。根據風險感知理論，當決策者處于結果不確定的情景時就會面臨風險，其首要反應就是結合已有條件以及可能出現的結果盡可能的規避風險（Fraedrich and Ferrell 1992）， Brick and Visser（2015）和 Simtowe （2006）研究農戶技術采納行為時都發現，農戶風險厭惡對其技術采納行為有抑制作用。尤其對貧困地區農戶而言，其具有收入水平低、生計脆弱性強、風險規避程度高等特征（張麗等 2008），他們在不了解新的農業技術時，往往對新技術所帶來的效果存疑，這是因為使用并不熟悉的新型農業技術，具有收益不確定性而存在客觀風險（王璇等 2020）；同時，也有因存在對新農業技術低估潛在收益和高估成本的認知規律而存在的技術采納主觀風險（張峭和徐磊 2007），無力承擔新技術采用可能帶來的主客觀風險，他們更偏向于使用傳統的生產方式，而拒絕采用收益高但風險也高的新技術，從而貧困地區農業整體處于技術基本停滯、低水平發展的均衡狀態，因而農戶參與農業經營難以實現增收脫貧。一方面，通過組織農戶參與現代農業培訓、田間技術指導、專家咨詢服務等科技扶貧活動，貧困農戶對新技術的特性、應用流程、收益程度及可能風險等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對新技術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形成正確的預期，這將降低農戶新技術采用的主觀風險，促進其積極主動的采納新技術。另一方面，科技扶貧過程一般由局部技術試驗示范和大范圍技術推廣兩部分構成，經過前期區域農業產業示范基地和科技示范戶對新技術的試驗示范，科技扶貧逐步形成了適應貧困地區氣候環境、產業基礎的農業新技術應用環境和組織模式，“樣板效應”部分承擔或轉移了后期普通農戶采用農業新技術的風險，從而促進貧困農戶的新技術采納和區域農業科技持續進步。

第二，科技扶貧通過拓展農業科技的供給渠道，縮短了技術采納等待時間而加快農戶新技術的應用而緩解能力貧困。農戶技術采納的等待時間是從農戶第一次聽說某項農業新技術措施到實際采用的具體年限（賈蕊 2018），多數農戶并不會立刻采納某項新型農業技術，而是在新技術采用的潛在成本與收益之間不斷權衡，等待先行采納者展示出采用效果后才做出自己的采用決策。對貧困地區而言，縮短農戶技術采用的等待時間，有利于加快農業科技的擴散速度和促進科技驅動扶貧產業轉型升級（張海霞等 2020），相較于普通農戶，貧困家庭風險規避意識更敏感、生計脆弱性更強、抗風險能力較弱，對新型農業技術的觀察、學習及理解到適應的時間較長；加之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和科技服務市場建設滯后，貧困農戶及時獲得新農業科技的概率較小，這更延長了其對新技術的采納等待時間，較長等待時間阻礙了農業科技的擴散與傳播，導致其科技能力和科技素養提升較慢，因而貧困農戶難以從區域現代農業發展中獲取較大收益。一方面，科技扶貧通過農業科技培訓、田間技術指導、信息服務及科技集成示范等多樣化的扶貧實踐，拓展了貧困地區農戶獲得新的農業技術、生產模式、市場信息及管理知識等農業科技的渠道，農業科技要素的可獲得性提升，進而農戶接觸并了

解農業新科技的機會增多，這有助于縮短農戶技術采納的等待時間，增強農戶對新型農業技術的采納意愿。另一方面，通過“企業+基地+農戶”、“合作社+農戶”、“企業+ 合作社+農戶”等產業組織化模式，科技扶貧將貧困家庭農業生產經營嵌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鏈條，利用鄰里效應和熟人網絡搭建起低成本的科技擴散網絡，將農業科技有效推廣到貧困農戶的生產實踐，這種產業組織化帶動有助于提升貧困農戶對新技術的接受意愿和信任程度，也縮短了農戶技術采納的等待時間，促進了貧困家庭農業生產技能的提升而減緩能力貧困。

2.3.3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內生動力貧困的減貧機理

內生動力是貧困個體得以脫貧的核心心理資源（傅安國等 2020），自信心、認知能力、意志力等有限心理資源的損耗，會誘發貧困個體非理性決策和行為（Mani et al. 2013），使其陷入貧困而難以自拔。思想觀念保守、脫貧志氣不足、人生目標模糊等“精神貧困”會導致貧困農戶主體性缺失（張志勝 2018），安于現狀和消極懶惰的心態會引發貧困現象及貧困心理在代際之間傳遞（王含和程倩春 2019），激發貧困農民的自覺性、能動性與創造性，使其自信、自立、自強，成為增強內生發展動力和穩定脫貧的關鍵（蔣晨光和褚松燕 2019；張志勝 2018）。科技扶貧通過增強農戶產業發展信心、激發內生脫貧意志及動力，促進家庭內生動力貧困的緩解。

第一，科技扶貧通過提升貧困農戶的認知能力，增強了其依靠產業發展增收脫貧的信心而緩解內生動力貧困。貧困文化理論認為貧困群體通常有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吳理財 2001），視野狹窄而缺乏長遠規劃，同時，長期處于貧困現狀會形成稀缺心態，導致認知能力、執行控制力和決策質量的降低（賈海彥 2021）。提高認知能力可以增強人們的行為控制力和決策力（Ozdenoren et al. 2012），被學界公認為增強脫貧內生動力的可行路徑。科技扶貧是連接產業扶貧與智力扶貧、精神扶貧的重要紐帶（熊娜 2018），依托社區力量提供的農業科技培訓、就業指導和教育普及從根本上增強了貧困農戶抵御貧困的信心（張躍平和徐凱 2019），科技扶貧能夠提升貧困農戶的認知能力、科技素養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汪三貴等 2017）。一方面，科技扶貧為貧困地區引入科技、信息、教育、管理知識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通過“合作社+農戶”、“科技示范基地+農戶”等組織化經營模式，將貧困家庭農業生產嵌入現代農業發展環節，這改變貧困農戶對現代農業的認知能力，新型農業科技潛在的高收益使其重視農業在增收脫貧中的關鍵作用，進而增強了其發展農業以增收脫貧的信心（李博等 2019）。另一方面，在農業科技培訓、田間實踐指導等科技扶貧活動中，科技專家還承擔向貧困家庭闡釋和宣傳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產業發展動態及地方精準幫扶措施的職能（李俊杰和李曉鵬 2018；湯國輝 2018），政策宣傳提高了貧困群眾在外部扶貧組織幫助下增產增收和擺脫困境的信心，提升其采納農業新技術和投資現代農業發展的意愿，這將極

大增強脫貧增收的內生動力。

第二，科技扶貧通過塑造貧困戶的主體自覺，提升了其脫貧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而緩解內生動力貧困。志氣屬于精神層面的內生脫貧動力，是一種稀缺的心理資源，可以有效抑制貧困人口消極的管窺行為（Dickerson et al. 2006），從而增強內生脫貧的動力。

Andersen（2011）通過研究貧困主體參與扶貧項目的決策過程，發現貧困主體會因稀缺心態的不同而采取差異化的應對策略，更相信自己能控制命運的主體會積極參與扶貧項目以改變家庭的生計狀況（葉初升等 2014）；而那些被情感控制且缺乏能動性的主體會消極應對扶貧項目，普遍持有等、靠、要的消極心態（賈海彥 2021），從而陷入維持其低收入的貧困狀態。對貧困地區家庭而言，長期因能力缺失、機會缺失而被社會排斥，難以重建生計資本結構和調整生計策略，就會導致其脫貧的主動性、自覺性、能動性、創造性等稀缺性心理資源的損耗，導致其脫貧增收困難。科技扶貧與精神扶貧、教育扶貧協同推進，在開展農業科技推廣與技術服務的同時，也向貧困家庭積極宣傳現代農業模式、先進社會文化、生活新理念等積極向上的生產生活方式，這能夠矯正貧困戶“等靠要”的思想和懶惰頹廢、消極的心里狀態，有助于其在生產生活中做出正確的抉擇，參與擺脫貧困和增加收入的產業扶持項目。此外，科技扶貧增加了貧困農戶農村科技服務需求的有效供給，彌補了其家庭農業生產的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的短板，推

2.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

為了揭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機制，以及科學評價該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在進行數據分析和實證結果分析之前，本文在對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礎上，以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等理論體系為指導，深入闡釋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減貧機制。

40 一方面，科技扶貧通過培訓指導、參觀學習、信息服務等多種方式，拓展了貧困農戶獲取農業科技資源的渠道，產業組織的示范帶動部分消除了農戶新技術采納的主客觀風險，這促進新技術的采納而實現農業科技的創新擴散，最終緩解農戶參與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能力貧困；另一方面，科技扶貧推動現代農業科技與管理知識的擴散與傳播，改善了貧困地區農戶要素配置效率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新技術應用也促進生產效率提升而增加家庭農業產出，實現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有效降低家庭收入貧困程度。同時，科技扶貧滿足了貧困農戶多樣化全產業鏈的技術需求，增強了脫貧增收的主體自覺性，激發了其依托產業發展脫貧增收的內生動力，通過內生動力驅動和自我發展能力提升而實現貧困農戶穩定脫貧。其次，在闡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多維減貧效應的基礎上，運用經濟計量模型和典型案例分析，從多視域出發綜合評估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最后，基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結果，構建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為鞏固拓展科技扶貧成果提出政策建議。綜上分析，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分析框架如下圖 2-3 所示：

圖 2-3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分析框架

2.5本章小結

界定研究對象和構建理論分析框架是后續研究得以有效開展的基礎。首先，本章對科技扶貧及其模式、能力貧困、內生動力貧困、產業示范科技平臺等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清晰的界定，明確了本文的研究對象；其次，在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理論體系的指導下，闡明了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與內生動力貧困的減貧機理及其影響效應；最后，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構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分析框架，為后續的實證研究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三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與特征

本章首先在闡述我國科技扶貧發展歷程的基礎上，總結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類型和實施成效；然后，闡釋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和要素構成，并從科技平臺支撐、多元主體協同、市場化運行等方面，提煉并歸納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特征；最后，根據微觀調研數據，分析了樣本區農戶的貧困現狀及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參與情況，探析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調研區域的實施與發展，以期為后續實證研究提供依據。

3.1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及主要舉措

3.1.1科技扶貧的發展歷程與階段特征

1986 年科技扶貧正式實施以來，已歷經三十多年的探索實踐。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貧困格局變化及扶貧策略調整，科技扶貧工作相應經歷了階段性的演進。通過梳理重要政策的發布和發展戰略的調整，本文將我國科技扶貧歷程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

3.1.1.1初步探索階段（1986年之前）：五級農技推廣體系逐步形成

基于新中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力整體落后的基本國情，黨中央高度重視促進農業生產率提高的科技資源投入，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有助于農業生產恢復與技術推廣的政策文件，不斷修復和調整農業生產關系，以實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效適配。 1951 年，出臺《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東北、華北地區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建立農技推廣站，這揭開了我國農技試驗、推廣和示范的序幕；1953 年，農業部頒布《農業技術推廣方案》，要求地方政府必須設置相應農技推廣機構，加強農技人才隊伍建設； 1955年，農業部又頒布《關于農業技術推廣站工作的指示》，強調要在鄉鎮基層組織全面設立農技推廣站，開展良種培育、病害蟲防治、土壤改良等業務；1957 年，全國逐步建立以“農場為中心、互助組為基礎、勞模和技術員為骨干”的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到50年代末，覆蓋中央、省、縣、鄉的四級農技推廣網絡基本形成。雖然“文革”期間大量農技人員流失、推廣機構被解散，基本成型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瀕臨解散，但因我國是集中計劃型科技管理體制，這保證了有限資源投入關鍵的農業領域與部門，農業生產力仍得到較大的恢復與提高；1978 年，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逐步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該階段仍以政府主導的農技推廣體系為核心，但部分集體性質的農民合作制組織也承擔了農技推廣的職責；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充分發揮好縣級農技推廣機構在植保、土肥等農業技術中的專業化引領作用，樹立一批先進的縣級農業推廣機構典型”，這標

志著以縣級農技推廣機構為核心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此后，全國農業技術推廣總站、全國種子管理總站等國家級技術推廣總站相繼成立，標志著以“五級”農技推廣機構為核心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正式形成。

該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均處于較低水平，農業生產力處于恢復提升期，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 30.7%。科技扶貧主要依托國家主導的五級農技推廣體系開展，通過推廣農業良種、農藥化肥、植物保護技術等農業科技，以提升農業生產效益和保障農村人口糧食安全。科技扶貧促使農村經濟取得超常增長，致使貧困人口急劇減少，從 1978年的 2.5 億降至1985 年的 1.25億（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 2018）。

3.1.1.2理論形成階段（1986-1993）：科技扶貧的理論及方法探索

這個期間全國貧困特征出現了新變化，突出表現為區域發展失衡、城鄉之間與東西部之間發展差距開始凸顯；同時，貧困人口也呈現出區域集中分布特點，主要分布在 “老、少、邊、窮”地區。80 年代初期，國家科技部門和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開始在貧困山區探索科技扶貧的新路子，國家科委和河北省組織河北農業大學等多個主體，在太行山區貧困縣實施科技開發活動，成為科技扶貧早期的有益探索；1986 年，原國家科委在《關于開發貧困地區建設的報告》提出“依靠科學技術使貧困地區脫貧致富”，標志著科技扶貧以制度化的形式正式拉開序幕，相繼在大別山、陜北地區、井岡山等地區 55個貧困縣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展開；1987 年，頒布《關于加強貧困地區經濟開發工作的通知》標志我國完成從單純救濟向經濟開發的根本轉變（許漢澤 2019）；1989 年，國務院 78 號文件提出“要強化科技成果推廣運用，建立健全各種類型農技推廣機構，進一步發展壯大農村科技隊伍，促進基層農技推廣體系職能由無償服務向有償服務拓展延伸”，這標志著科技扶貧中有償科技服務開始興起；1991 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通知》，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專業合作社、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等農業組織社會化法定地位與相應權益；1993年，《農業技術推廣法》頒布，明確了我國農技推廣工作基本原則、行為規范與保障機制，科技扶貧逐步被納入法制化軌道。與此同時，該階段國家積極調整政府與科研機構的關系，不斷釋放科研院所的自主權與積極性，有償性科技扶貧的興起調動了科技工作者參與扶貧實踐的活力，為貧困地區產業培育和糧食增收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

該階段科技扶貧工作處于初級階段，以制定貧困地區脫貧規劃、推廣單項技術和技術研究等開發程度較低的活動為主（張建華 2016），科技扶貧逐漸開始向促進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特色產業培育、增強貧困人口內生發展能力的方向轉變。科技扶貧成為開發式扶貧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貧困人口從1.25億下降到8000 萬人。

3.1.1.3快速發展時期（1994-2000）：科技扶貧主體多元共存

科技扶貧經過探索實踐階段后，其作用逐步顯現，政府對科技扶貧作用的認知也

43 逐漸深入。 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明確提出“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全國約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減貧目標，要求將科技進步與農民綜合素質提升相統籌，加大對“星火計劃”等科技扶貧活動的扶持力度，豐富科技扶貧活動的內涵及實施方式；1995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對科技扶貧工作提出新要求，為貧困地區培養技術人才、加快地區資源開發和農業增產增收奠定科技支撐；1996年，國家科委印發《關于進一步推動科技扶貧工作的意見》，提出“科技扶貧工作應當進一步引導貧困地區干部、群眾全面投入到‘科教興國'的實踐，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997年，中國科協等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依靠科技進步加速扶貧攻堅進程的意見》，提出“扶貧開發的實踐充分證明，科教扶貧是扶貧的根本，脫貧致富必須緊緊依靠科技和教育”；1999 年，黨中央、國務出臺的《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進一步明確，要建立高等科研院所院、各類農業技術協會、涉農企業等主體協同的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科技服務網絡，發揮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技術協會、供銷社等多元主體在農業技術推廣中的引領作用。與此對應，科技體制改革目標從“以公立科研機構改革為重心”轉變成“構建社會化、多元主體并存的研發體系”（張華泉2020）。自此，NGO組織和專業合作社等非盈利單位、股份合作制服務組織等科技扶貧主體呈現多元并存格局，資源整合機制、主體多元合作機制也建立健全。

該階段科技扶貧工作圍繞“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展開，以解決溫飽問題為核心，扶貧科技資源供給主體呈現多元并存格局，以示范推廣主導產業先進技術為主，旨在實現貧困地區優勢資源開發和農業生產率提升，農村貧困人口由8000萬降到3209萬。

3.1.1.4創新提升階段（2001-2012）：科技扶貧體制機制持續健全

隨著科技扶貧工作及其服務水平的快速推進提升，相關部門對科技扶貧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1 年，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為這一時期農村扶貧開發明確了發展方向，同年，科技部印發《“十五”科技扶貧發展綱要》，提出“貧困地區尤其要注重科學技術與農業產業的融合，充分建立科技與農村經濟社會融合的滲透機制。創新科技扶貧機制，將科技、人才、資金與國家扶貧開發任務和各地區扶貧開發重點有機結合，為科技有效融入貧困地區經濟創造條件”，科技部還聯合農業部等有關部門出臺《農業科技發展綱要（2001—2010年）》，要求集中連片貧困地區農業科技工作要圍繞依靠科技脫貧致富，通過培訓、推廣農業適用技術、創辦農業科技示范企業和建立農業綜合性科技服務體系等措施，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和貧困地區自身發展能力；2002年，科技部在西部五省開展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試點工作； 2004 年，科技部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科技特派員基層創業行動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2009 年，科技部等八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深入開展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行動的意見》，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服務實踐成為我國科技扶貧的主要模式。這一期間，

國家相關部委又相繼出臺了《十一五農村科技工作指導意見》、《新農村建設科技促進行動》、《新農村建設科技示范（試點）實施方案》等系列文件（李俊杰 2014），以科技部為主的相關部委組織實施了一系列科技扶貧活動，包括科技扶貧示范行動、科技信息扶貧行動、科技培訓與普及行動等，探索出科技特派員、農業專家大院、“農技 110” 等多種新型農村科技服務模式，將我國科技扶貧工作引向深入發展。

該階段科技扶貧工作逐漸從技術推廣延伸到農業綜合開發，強調通過構建新型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帶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和生產能力提升；同時，這一時期農村科技供給主體多元協作的積極作用得到肯定，更加重視教育與科技的扶貧耦合效應。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建設促進了農村科技扶貧內涵式發展道路的形成，科技扶貧形成了內涵式發展的長效機制，實現由“量變”到“質變”轉變，按照2008 年農村貧困標準，2010 年我國貧困人口數量減少至 2688 萬人。

3.1.1.5深入推進階段（2013-至今）：科技精準扶貧效應持續釋放隨著農村貧困發生率的持續下降，貧困人口的分散格局使得進一步減貧充滿挑戰，

為改變傳統上以地區為主的瞄準機制，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把科技扶貧有機融入整個扶貧工作中。2011 年，國務院出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明確要求，在科技扶貧開發中培育一批引領作用突出、帶動作用強的科技型扶貧龍頭企業，選拔一批示范性較強、經濟社會效益突出的先進科技扶貧示范村示范戶；2015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支持科技特派員開展創業式扶貧服務”，科技扶貧工作實現了農業科技服務和農村創業的協調推進；2016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的若干意見》，要求深化農村科技特派員科技創業和服務，通過科技扶貧引導科技、信息、資金、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向貧困地區聚集，強調科技扶貧主體要與農民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體，同年，科技部印發《關于科技扶貧精準脫貧的實施意見》，要求在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實踐中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實現科技創新驅動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為深入推進科技扶貧工作提供了具體的科學指南；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要求加強貧困村創業致富帶頭人培育培養，實現科技特派員對貧困村科技服務和創業帶動全覆蓋；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不斷完善國家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科技創新聯盟、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等農村科技服務平臺建設。

該階段科技扶貧工作以加快推進貧困地區的創新創業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為切入點（李俊杰 2014），利用市場機制加快推動貧困地區科技創業行動。該時期科技扶貧主要方式包括打造科技特派員創業鏈、建設農村科技創業信息服務平臺、加大產業科技攻關和科技成果轉化力度、加快科技扶貧示范村和示范戶建設等多種形式，扶貧主體多元化、服務體系立體化的格局確立，科技進步在區域經濟發展和扶貧開發中的關鍵

作用更加凸顯，科技扶貧越來越受到重視。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年均減少 1000 萬以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3.1.2 科技扶貧的主要舉措

經過三十多年發展，我國科技扶貧的理論內涵、政策工具、實施舉措、組織保障等方面不斷優化完善，逐步形成運行高效、權責明確、互聯互通的科技扶貧體系，扶貧組織模式日益健全，各類服務功能日臻完善，多元服務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日益增強，科技扶貧的實施舉措與工具呈現立體化、多樣性格局。目前，我國科技扶貧的主要舉措包括以下幾種：

第一，農業專家提供科技服務。通過組織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單位組成科技扶貧專家團，幫扶貧困縣制定產業發展規劃、選擇扶貧開發項目和示范推廣先進適用的技術，以提高貧困地區的農業科技水平和產業發展質量，以科技特派員、科技扶貧團和農業專家大院等模式為代表。1986 年以來，科技部組成科技扶貧團深入大別山、井岡山、陜北地區等連片貧困地區，協助地方引進和推廣農業先進適用技術，持續開展科技普及和農業培訓工作。農業專家大院源于陜西省寶雞市， 1999 年以來寶雞市聘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為現代農業發展顧問，在產業中心地帶建立農業科技專家大院，該舉措以科技項目為依托，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科技特派員試點自 2002 年開展以來，大批科技特派員深入農村產業的田間地頭，長期進行農村科技創新和推廣服務，助力貧困地區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特色產業培育和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建設，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特派員科技服務模式。農業專家提供科技服務主要依托區域特色產業和優勢資源，發揮農業龍頭企業的示范引領效應，促進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設備等科技成果的加速推廣與應用，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戶增收脫貧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科技助力區域特色產業發展。通過運用科技力量開發和利用貧困地區優勢資源，改變貧困地區產業低水平發展的經濟狀態，創新驅動區域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十八大以來，國家科技主管部分先后在屏山縣、柞水縣、佳縣等定點幫扶縣開展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地方科技發展計劃等項目 200 多項，引進科技支撐資金 8億元以上，全部用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區域特色產業培育，提高貧困地區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其中，科技部聯合地方高校實施的“科技扶貧綜合試點項目”，圍繞已形成發展規模的特色產業開展全產業鏈的科技服務，通過科技支撐破解制約農村經濟轉型升級的技術難題，提升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效益。目前，甘肅脫毒馬鈴薯、河北食用菌、陜西柞水縣木耳等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成效顯著，科技助力區域特色產業發展充分表明“凡是脫貧致富，必有科技要素”。

第三，打造科技示范支撐平臺。貧困地區政府聯合科研院所、農業龍頭企業、專業

46 合作社、技術服務協會等主體，借助多元主體優勢資源互補性和聚集效應，共同創建國家現代產業示范園、國家農業科技高新區、國家產學研一體化聯盟等產業科技示范平臺，依托平臺載體支撐試驗推廣先進的新科技、新模式和新業態，促進區域科技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推進，引領區域農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貧困地區現代農業提質增效。十八大以來，科技部在貧困地區建立國家創新型縣 5個、農業科技園區 283個、“星創天地”1002 家，培育高新技術企業 4232 家，實施 3.76 萬項各級各類科技項目，為貧困地區農業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提供了持久穩定的平臺支撐。其中，建立在江西省的井岡山農業科技園區，壯大了井岡蜜柚、有色蔬菜、有機茶葉等規模化農業產業，培育龍頭企業 27 家、農民合作社 15 家，引進培育新品種 13 個，示范推廣新技術 30 項，帶動貧困戶 1239 戶，受益貧困人口 3850 人。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為貧困地區轉換農業發展動力和提高生產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撐，對貧困農戶依托產業脫貧奠定了長久的科技驅動。

第四，推進農村科技創新創業行動。在全面梳理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試點的基礎上，2009 年科技部等八部委印發《關于深入開展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行動的意見》，標志著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行動全面實施。該創新創業行動，鼓勵引導有資金基礎、技能專長和市場資源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在發展區域特色中應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和開拓新市場，以現代經營理念和新業態驅動扶貧特色產業提質增效，培育一批“田秀才”、“土專家”、“鄉創客”等鄉土人才，形成一批鄉村工匠、文化能人等能工巧匠，通過創辦領辦農業企業、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帶動區域農村經濟產業化發展。2012 年以來，科技部全面啟動了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行動，累計培訓基層干部、技術人員等 8600余人，選派 28.98 萬名科技特派員引領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和農村科技創新創業。科技部依托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高校的人才、教育、信息等資源，累計舉辦四批秦巴山區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業培訓，為區域培訓創業骨干 600多名。

第五，實施產業人才培育工程。政府協調高校、科研機構、企業、NGO等主體在科技扶貧過程中聯合發力，利用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育資源和技術優勢，為區域產業科技服務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一方面，通過科技人才下鄉、科技知識普及和現代遠程教育等多種方式，為農村產業發展培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的致富帶頭人。另一方面，為提高農業科技扶貧效率，地方政府鼓勵引導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科技扶貧車間，有效發揮農業產業組織在市場、管理、信息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通過政府的項目扶持、稅收優惠、組織保障等支持政策，培育形成引領區域產業科技發展和市場開發的復合型人才。國家科技部與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探索實施科技扶貧的合作路徑，積極推進三區人才的建設。 2012 年以來，科技部通過“三區”人才計劃的科技人才專項，累計投入經費近 5.2 億元，支持片區五省一市選派科技人才 2.75 萬名，培訓5211 名農村產業致富帶頭人。

3.2科技扶貧模式主要類型及實施成效

科技扶貧模式是在國家科技扶貧戰略范疇下形成的，是對中國三十多年農村科技扶貧實踐和經驗的總結，體現了中國特色科技扶貧理論。為實現科技扶貧模式的創新，須對現存的經驗模式進行細致的分析，以便總結和歸納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成功之處和不足，為本研究的科技扶貧模式創新提供實踐依據。

3.2.1 科技扶貧模式主要類型

3.2.1.1科技特派員基層創新創業模式

科技特派員制度是國家科技部主導的一項重要農村科技扶貧措施，其主要做法是聘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龍頭企業等單位的科技人員為科技特派員，允許保留原單位工作崗位的條件下，通過扶持政策鼓勵他們深入農村生產生活第一線，創辦領辦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技術協會等產業市場組織，推動貧困地區農業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該模式的特征表現為：構建農業科技進村入戶的長效機制。科技特派員通過資金入股、技術參股等方式，與貧困農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機銜接，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促進了農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區域科技資源有效整合和集聚創新。科技特派員制度打破了傳統科技扶貧中的部門、行業和人力資本的限制，通過資源整合形成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從產前、產中及產后全產業鏈提供農業科技綜合服務；實現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科研院所科技人才的示范作用，帶動貧困地區形成一批具有市場開拓潛力和產業經營技能的新型職業農民，這創新了農村人力資本的開發模式。科技特派員農村科技創新創業模式具有以上優點，其不足在于相關科技特派員絕大部分為技術類專家，而能提供全環節服務的復合型人才較少，因而該模式無法解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面臨的資金、品牌、市場等要素約束。

3.2.1.2農業產業組織帶動模式

因企業在技術研發、市場拓展、品牌打造等方面擁有比較優勢，地方政府通過政策扶持將“企業+農戶”、“企業+基地+農戶”、“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產業組織化帶動模式應用到科技扶貧領域。企業依托區域特色產業開展農業一體化經營，利用要素統一供給、科技指導、訂單銷售、品牌共享等方式，與貧困農戶形成利益共同體。農業企業生產規模較大、產業鏈條健全，先進技術能直接應用到其生產實踐，相比于小農戶家庭經營，這極大縮短新型農業技術的應用周期，有利于農業科技的快速推廣與擴散，能夠有效增強區域現代農業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益。但是，農業產業組織帶動模式也有一定缺陷，部分企業獲得政府科技扶貧專項資金后，將飼養、加工等價值鏈低端的環節承包給農戶，農戶并不能分享全產業鏈生產經營的增值收益，其市場參與、品牌營銷、電子商務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沒有得到顯著提升。此外，在追求超額利潤的條件下，企業面對文化落后、能力較弱、生計脆弱的貧困農戶，能否如實履行自身帶動農民脫貧增收的社

會責任存疑，這需要政府充分評估科技扶貧項目的實施績效后加以完善，同時，產業組織帶動模式也會存在逆向選擇的問題，將科技扶貧組織化帶動簡單等價于發錢發物。

3.2.1.3技術協會有償服務模式

貧困地區普遍面臨交通條件落后、信息渠道不暢的困境，公益性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及相關市場信息難以及時擴散到這些地區。貧困地區農戶自發組織起以某種產品或某項技術為紐帶的專業技術協會，專業技術協會實行充分民主的管理、民主的決策，開展有償性的農業科技服務。技術協會有償服務模式在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構成：一類是由“鄉土人才”組成，他們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且會管理，能夠為區域小農戶家庭生產提供專業的技術服務，且由于地緣關系的存在，鄉村人才科技推廣服務的成效顯著高于政府農技人員；另一類是由種植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建的專業技術協會，其利用技術、規模、市場、品牌等比較優勢，通過為區域農戶生產提供病蟲害聯防聯控、農資統購統銷、訂單銷售、品牌加盟等服務，推進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該模式對于貧困地區農業發展有著極強的推動作用，但是農技協會在我國的發展速度十分緩慢，究其原因，產業發展是專業技術協會發展的前提，至少二者是同步發展的關系，而我國廣大貧困地區恰恰具有產業基礎薄弱的缺點。

3.2.1.4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

依據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探討促進經濟發展因素和阻礙經濟發展因素，明確該地區發展經濟的支柱產業。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通過集聚人力、物力等資源，促進科技項目有效落實，推動區域將資源優勢轉化形成經濟優勢，為社會供給優質產品中提高農業經濟收益，并促進對地區內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企業落地建設。建設有效服務體系和運用科技手段，為貧困戶增收提供科技支撐，加快地區內農業經濟發展。農村貧困地區需考慮區域特色，基于有潛力的產業及先進適用生產技術的引進，來設計特色產品以建設形成區域支柱產業。根據地區資源情況引入先進適用生產技術是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的基本特色，也是它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優于傳統科技網絡推廣模式，因而如何適度引入先進技術成為該模式特別要關注的問題。另外，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帶來受益面優于農業產業組織帶動模式。當然，該模式也存在缺陷，科技狀況、人力資源、資金、市場組織等方面極度貧乏的貧困地區，幾乎不能培育和建設成區域特色產業，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也就無法發揮作用。

3.2.2 科技扶貧模式實施成效

我國多樣化科技扶貧模式實施以來，在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農村人才資本積累、科技服務體系建設、貧困人口增收脫貧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加快了農村區域扶貧開發的進程，對促進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具體實施成效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驅動了區域現代農業轉型升級。科技扶貧模式推進為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發展和科技資源創新擴散提供了全面的動力支持，打破了貧困農戶傳統生產模式和貧困地區農業低水平均衡發展的狀態，全產業鏈科技支撐促使區域特色農業發展層次升級轉型，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經營效率。 2018 年，國家科技部實施科技扶貧項目高達 242 個，圍繞貧困地區產業發展中的關鍵性技術瓶頸，引進和推廣新品種、新技術64010項，有力支撐貧困地區扶貧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二，促進了貧困地區人才資源開發與利用。科技扶貧建立了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統籌安排和產業帶動的立體化產業人才培訓體系，通過進一步推行培養現代青年農場主、林場主和輪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的計劃，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培養一批專業人才，扶持一批鄉村能工巧匠。截至 2018年，科技特派員科技扶貧模式覆蓋貧困村數達到 48259 個，服務貧困村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65326 個，在貧困村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35542 個，開展科技培訓活動 18.2 萬場，培訓農民 682.9 萬人次，培育科技示范戶和致富帶頭人 26.3 萬戶， 79.7 萬戶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得到幫扶， 41.6 萬貧困戶脫貧，幫助貧困村集體經濟實現 38.3 億元的增收。

第三，健全了區域農業科技支撐體系。科技扶貧模式調動、引導農業農村科教系統圍繞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科技需求，根據市場需求導向利用特色資源建設形成特色支柱產業，為貧困地區聚集項目、人才、成果、平臺等優勢資源，集中攻克阻礙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技術難題，加快構建經濟適用有效的集成技術方案，構建了農業科技服務平臺和體系，通過科技幫扶不斷增強貧困群眾內生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 2018 年，科技部組織的科技扶貧“百千萬”工程，將 10個貧困縣列入首批創新型縣建設名單，在貧困縣形成各類平臺載體累計746個，包括53個國家農業科技園區、 219家國家級“星創天地”和 16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為貧困縣產業內生發展增添科技要素。

第四，提升了貧困人口增收脫貧的質量。科技扶貧的內在要義是通過科技要素投入提高貧困地區農戶產業經營能力和人力資本水平，改善其依托區域產業自我發展增收的能力。科技扶貧人員下鄉指導、傳遞技術及與新興農業經營主體結對幫扶，以科技扶貧示范基地帶動周邊區域特色農業發展，通過形成規模經濟促進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努力提升貧困群體脫貧質量和成色。 2018 年，國家科技部鼓勵東部地區高校院所、龍頭企業等主體與貧困地區新建科技幫扶結對 1248對，幫扶主體累計投入資金 3.35 億元，建設示范基地1987個，示范推廣新成果 4181項，培訓人員36.1萬人次；新增就業崗位 53635 個，帶動貧困村 5115 個、貧困戶 67481 戶、農民 32 萬人，累計為貧困地區增收 12億元。

3.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

3.3.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演化背景

我國傳統的科技扶貧模式主要基于計劃經濟背景下構建的五級農技推廣服務體系，農業科研、教育和農技推廣、農業生產實踐相互分割、各自獨立。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科技需求急劇增長，傳統以政府五級推廣機構為主體的農技推廣體系，由于缺乏創新源頭和全產業鏈服務能力，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農業企業、合作組織、基層農戶等多元主體對農業科技創新與服務的迫切需求。同時，我國貧困地區受地理區位、生態環境、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基礎等多方面的制約，農業生產方式落后且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困難，如何為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提供持久有效的科技支撐和人才支持，是農村扶貧開發中面臨的現實挑戰。但是，貧困地區農技推廣機構普遍存在缺技術、缺人才、缺平臺、缺經費等難題，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服務能力不足，難以滿足區域農業產業發展和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對科技驅動的巨大需求。貧困地區的政府、農技推廣機構和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廣大農戶均迫切希望建立長期穩定的農業科技推廣和服務平臺，以獲得決策咨詢、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示范引領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支撐，以促進區域農業產業提質增效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貧困農戶通過參與產業發展實現穩定增收與脫貧。

基于財政部、教育部等國家部委和地方政府支持，2005 年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利用自身的科技、人才、教育等優勢資源，開始探索實施“政府推動下、以大學為依托、以基層農技力量為骨干和以產業示范站為平臺”的農業科技服務新模式，主要做法是針對區域農業主導產業發展的科技需求，在產業中心地帶建立永久性的產業示范站和產業示范基地，產業示范站（基地）集試驗研究、示范推廣、教育培訓和信息服務等多功能為一體，為地方農業發展和人才培養持久提供科技支撐。經過 17年左右的探索和實踐，學校先后在西北地區圍繞小麥、蘋果、紅棗、核桃、葡萄等區域支柱產業建立了 28 個產業示范站和 46產業示范基地，且依托產業示范站（基地）實現了對陜西省內56 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農業科技服務的全覆蓋，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院校參與區域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科技扶貧新模式，國家科技部稱這種以產業示范平臺為核心的科技扶貧模式為“西農模式”，并將這種以綜合試驗示范站為基點的新型農業科技服務模式在全國進行推廣和復制。學校依托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新模式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和脫貧攻堅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撐，累計創造直接經濟效益 800 多億元，以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為基礎衍生出的“三團一隊”定點扶貧工作模式，被教育部推選為“直屬高校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十大典型項目”，學校定點扶貧工作連續兩年被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評價為“好”。

3.3.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體構成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是多元協同扶貧開發的重要舉措，該模式將農業高校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農業科研院所、基層農技推廣機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企業、合作組織、家庭農場、種植大戶等）、廣大農戶等多元主體銜接融合，通過協同開展科技精準扶貧，實現對貧困地區科技供給與產業發展科技需求的有效匹配。

（1）農業高校。農業高校具有科技創新的人才和平臺優勢，是農業科技成果的重要創新源和輻射源，并承擔著服務“三農”發展的重要社會職能，需要加速科技成果轉化以提升社會影響力。但受管理體制和考核評價機制的影響，缺乏專職農技推廣隊伍、穩定的推廣平臺和持續的推廣經費支持，迫切希望與地方政府、農業科研院所、基層農技部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多元主體建立穩定的科技創新合作關系，以獲得平臺建設、經費支持、成果轉化等方面的支持。

（2）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推動區域農業發展和扶貧開發的第一責任人，由于西部地區農業發展受到資源環境、產業基礎、創新能力、市場發育等多重因素制約，貧困地區政府在推動農業經濟發展中普遍面臨農業科研滯后、產業人才短缺、規劃困難等現實困境，迫切需要與科技成果豐富、人才資源充足的農業高校建立合作關系，以獲得決策咨詢、技術創新、示范引領、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支持。

（3）科研院所。貧困地區的農業科研院所，因普遍缺乏多學科融合的科研團隊、先進的科研平臺和穩定的科研經費投入，其科技創新成果與能力難以支撐地方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同樣希望與農業高校開展科技創新合作，以獲得科研引導、項目經費、人員培訓、成果共享等方面的支持，以提升服務地方農村經濟發展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

（4）農技推廣部門。貧困縣域的農技推廣部門承擔著科技扶貧的重要職責，但因普遍存在編制少、進人難、缺成果、經費少等問題，難以深入有效開展農業科技推廣工作，對區域農業產業發展的支撐和服務能力不足，迫切希望與農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關系，以獲得成果供給、示范引領、技術指導、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幫助，提升自身深入實施科技扶貧的能力。

（5）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是促進區域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但貧困地區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主體普遍存在規模小、實力弱、人才缺、技術落后等問題，生產經營面臨諸多風險，僅依靠地方科研院所和農技推廣部門難以有效解決以上問題，迫切希望與農業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關系，以獲得成果轉化、產業示范、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幫助，以提升生產水平、降低經營風險。

（6）貧困地區農戶。廣大農戶是農業科技的主要需求方，但傳統的科技扶貧模式難以有效匹配基層農戶多樣化、全產業鏈的科技服務需求，加之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受益渠道有限，其更有較強意愿融入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農技部門聯合搭建的產

業示范科技平臺，希望充分利用高等院所的科技資源、人才資源和產業組織的市場資源、品牌資源等優勢資源，通過參與農業科技培訓、示范基地參觀、田間技術指導、農業信息化服務等多樣化的科技扶貧活動，進一步增強其農業科技水平和內生脫貧能力。

3.3.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

農業高校與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農技部門、新型經營主體等多元主體，合作在貧困地區主導產業中心地帶建立產業示范站（基地），高校利用科技、人才、教育等優勢資源，組建不同層次的跨學科的農業科技服務專家團隊，聯合基層農技推廣部門依托產業示范站為區域主導產業提供全產業鏈的農業科技綜合服務，使貧困地區農戶在參與產業發展中提升其自我發展能力和家庭收入水平，最終實現穩定脫貧。因此，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3.3.3.1多元主體共建產業科技示范平臺

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產品消費市場的結構升級，農業科技需求急劇增長，以政府五級推廣機構為主體的傳統科技扶貧模式，因缺乏科技創新源頭、全產業鏈科技服務能力及穩定的支撐平臺，不能完全滿足貧困地區地方政府、企業、合作組織和農戶對現代農業科技服務的多樣化需求，農業科技服務與推廣體系面臨深度變革挑戰。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按照“建在產區、服務產業、長期堅持、國內一流、功能多樣” 的原則，根據區域產業發展需要和地方政府（企業、合作組織）的科技服務需求，依托科技、人才、信息、平臺等方面的資源優勢，采取與地方政府、基層農技部門、農業企業等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方式，在產業中心地帶建立永久性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示范站/基地），該平臺集科技創新、示范推廣、教育培訓和信息服務等多功能于一體。產業科技示范平臺不僅實現了高校科學研究與農業生產實踐的緊密結合，還促進農業科技供給與企業、合作組織、農民等多元經營主體科技服務需求相匹配，使其成為現代農業科技成果的“顯示器”、產學研用結合的“實驗場”、農業科技人才培養的“田間課堂”、以及服務區域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與輻射中心。

圖 3-1 多元主體協同共建產業科技示范平臺

3.3.3.2全產業鏈開展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針對貧困地區農業全產業鏈發展中存在的技術難題，依托校地、校企合作共建的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組織多學科、多層次的農業科研專家和農技推廣人員，協同開展科技創新、技術集成、技術示范、技術推廣和科技培訓等科技扶貧活動，推動區域主導產業轉型升級與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針對區域農業生產中面臨的共性技術難題，高效組織跨學科跨部門的多層次專家隊伍，聯合基層農技人員及時開展科學研究與技術攻關，找到破解制約農業產業提質增效的方法，或者將農民生產實踐中創造的先進經驗和有效模式總結并完善，然后開展大范圍的農業科技推廣，從而將農業生產實踐與科學研究緊密結成一體。另一方面，針對農產品市場消費需求轉變及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高校專家與農業企業、合作社等產業組織，各自發揮比較優勢聯合創建技術研發中心、產業示范基地或科技園區，協同開展品種培育、農資研發、產品加工、土壤治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科技創新，通過科技支撐促進貧困地區主導產業全產業鏈轉型升級和農民收入快速提高。

V 土地〉丨 > V餐桌>

圖 3-2 全產業鏈開展農業科技推廣與服務

3.3.3.3構建農業科技進村入戶新通道

以貧困地區綜合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為核心載體，將最新的科技成果、產業形態、發展模式和先進管理知識，優先在產業示范站（基地）核心示范園進行集成示范，通過 “樣板效應”做給農民看，通過改變當地種植大戶、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普通農民的技術認知，激發其采用新品種、新技術、新設備與新模式等科研成果的主動性、積極性，然后引導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職業農民擴展農業示范園的經營規模，形成標準的種植栽培規范，掌握先進適用的生產技術，最終帶動區域普通農戶廣泛采用新型科技成果，實現貧困地區特色農業提質增效和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對農村基層管理人員、土專家、科技示范戶和廣大農民直接進行農業科技的理論培訓和實踐操作指導，同時運用互聯網平臺和現代信息技術為廣大農戶提供科技、市

54 場、氣象等方面的農業信息服務。另一方面，產業示范站借助“合作社+農戶”、“企業 +基地+農戶”等產業組織化帶動模式，通過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方面的科技服務，間接實現對農戶提供科技培訓、技術指導和信息咨詢等科技服務。最終，形成“高等院校一產業示范科技平臺一科技示范村一科技示范戶一小農戶”的農業科技服務輻射網絡，使成熟先進適用的科技資源進村入戶更加便利，有效解決農業科技供給中“最后一公里”和小農戶技術采用率低的問題。

圖 3-3 基于產業科技示范平臺構建科技進村入戶新通道

3.3.3.4“線上+線下”提供科技信息服務

貧困地區農業轉型升級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農業氣象、金融服務、標準規范、品種培育、加工儲藏、市場銷售、行業動態等方面，為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全方位多樣化的科技信息服務，有效緩解產業發展中因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市場風險、氣象災害等外部沖擊，全面增強農業經營主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促進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的穩步發展。一方面，充分發揮學校和楊凌示范區的科技、信息、人才等資源優勢，借助廣播電視、互聯網平臺、現代信息技術等媒體手段，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網站、農業專家遠程信息服務系統，與陜西農林衛視聯合開辦農業科技專題講座，同時，各個產業示范站（基地）專家團隊針對特定產業分別建立了產業科技信息服務網站、手機短信平臺、科技交流QQ群、微信公眾號等多樣化的信息服務途徑，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廣大農戶實時推送全產業鏈的信息咨詢，提供方便快捷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另一方面，利用科技博覽會、農業展銷會、產業文化節等線下活動，學校組織百余名科技專家組成科技服務咨詢團，面對面解答農業經營主體遇到的生產經營難題，為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技術創新、市場營銷及模式升級提供信息支撐。

圖 3-4 “線上+線下”相融合提供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3.3.3.5校地協同推進農業科技創新驅動

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基層農技部門和新型經營主體均是推動區域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主體，但受到資源環境、投入能力、科技創新等多重因素制約，地方政府在推動區域農業發展中普遍面臨決策難、范例少、人才缺等難題，迫切希望與農業高校建立合作以獲得決策咨詢、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科技支撐，同時，縣鄉級農技推廣部門在科技扶貧中也普遍存在編制少、進人難、缺成果、經費少等問題，規模小、實力弱、人才缺等問題制約著貧困地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可持續發展，其生產經營面臨諸多風險。因此，僅依靠地方農業科研院所和農技部門，難以深入開展科技扶貧活動，也滿足不了貧困地區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和農戶生產經營的多樣化科技服務需求。高校雖擁有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和平臺優勢，但需要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提升社會服務能力，但缺乏專職農技推廣隊伍、穩定的推廣平臺和持續的推廣經費支持，希望與地方政府、農業科研院所、基層農技部門、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等農業推廣多元主體建立穩定的互動交流合作關系，以獲得平臺建設、經費支持、成果轉化等方面的支持。基于產學研緊密結合、多元主體良性互動實施的農技推廣工作具有強大內生動力，通過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推廣平臺、聯合申報與實施項目、聯合組建創新與推廣聯盟、聯合開展產業領軍人才培養等方式深入開展務實合作，構建緊密的農業科技推廣協同機制，共同促進區域現代農業科技進步及特色產業的轉型升級。

3.3.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扶貧措施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主要依托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種方式開展科技扶貧，貧困地區農戶通過參與以上科技扶貧活動提升自身產業發展能力和農業科技水平，最終實現家庭農業生產效率的改善而增收脫貧。

（1）農業科技產業示范。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實現了從單一農業技術推廣到農

56 業科技全產業鏈集成示范的轉變，高校與地方政府、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種植大戶等產業發展主體，合作建立不同層次的產業科技示范平臺，構建從“中心試驗站—區域示范站—技術推廣站”的綜合農業科技示范體系。中心試驗站主要根據特色支柱產業的發展目標，通過新品種的引進和培育，以重大科技共性戰略問題和品種創制為核心，研發產業各環節關鍵技術，形成主導產業創新的源頭；區域示范站主要利用中心試驗站系統化提供的科技成果，對各個地區核心支柱產業的生產進行肥、藥、人力、機械等一體化示范，集聚各個生產區的土地、資金、科技、人才、信息等農業生產要素并進行合理配置，標準示范高效栽培技術、機械化生產技術、水肥一體化等技術，這些技術導向是成本控制與質量安全；技術推廣站重點利用區域示范站集成化示范的成果，滿足農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植大戶等在內的新型經營主體的科技服務需求，提供農業產業發展中的各類技術服務，切實解決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

圖 3-5 三站協同開展農業科技示范推廣

（2）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有效手段，高校和地方政府聯合構建了“大學—試驗示范站（基地）—示范點”三位一體的農業科技培訓體系，為區域農業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根據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基礎和市場需要，一方面，在高校內部集中舉辦針對基層農村干部、農技骨干等重點人員的農業科技系統培訓，全面提升農村管理干部的服務能力和農技骨干的科技創新水平，為區域農業產業與農村經濟發展培養一批“領頭雁”；另一方面，以為產業中心地帶的各試驗示范站（基地）建立產業技術培訓中心，定期組織高校專家向基層農技人

員、科技示范戶、職業農民等群體開展科技培訓，培訓內容涵蓋產前、產中和產后等整個產業鏈的農業科技示范與應用，以培養一批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產業致富帶頭人。同時，針對影響產業發展的某項重點技術，在各示范點的田間地頭不定期組織大規模的農業技術培訓，科技扶貧專家結合農業理論講解和現場親自示范指導，逐步

增強貧困地區農戶參與特色產業發展的科技水平。

圖 3-6 “大學—試驗示范站—示范點”多層次農業科技培訓與指導體系

（3）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是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核心扶貧措施，能夠緩解貧困地區農業生產和產品銷售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降低農資購買、技術應用、市場營銷、災害預防等環節的信息搜尋成本而拓展農業利潤空間。一方面，產業示范站依托高校和楊凌示范區的科技、人才、教育、平臺等資源優勢，運用互聯網、電視廣播、電信專線、短視頻應用等現代網絡信息手段，建立農業科技專題網、專家遠程信息服務系統、農業科技專題電視節目、科技服務在線直播等信息服務平臺，為貧困地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廣大農戶提供科技咨詢、產業指導、市場動態等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另一方面，各產業試驗示范站（基地）專家團隊分別建立直播抖音、手機短信、 QQ 群、公眾號等多渠道的科技信息服務途徑，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農戶實時答疑解惑，提供方便快捷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4）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引領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的主力軍和產業科技應用的先行者，將貧困小農戶與農業產業組織有機銜接是提高科技扶貧效率的重要手段。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利用土地承包、農資統一供應、病蟲害聯防聯控、訂單農業、品牌共享等多元渠道，將農戶融入依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的科技示范基地，運用“合作社+貧困戶”、“農業企業+基地+貧困戶”等組織化經營模式，有效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科技示范和引領作用，通過農業產業組織的“涓滴效應”，帶動周圍小農戶采納新品種、新設備、新模式等農業新科技。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提高了基層科技扶貧的效率，避免了直接面向小農戶進行科技推廣的潛在風險和高額成本。

圖 3-7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組織方式

3.3.5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實施成效

從 2005 年探索實施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以來，該科技扶貧模式在促進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農業科技創新和應用、區域產業人才培養、助推脫貧攻堅等方面，取得顯著的社會經濟成效，其成為支撐西北旱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科技扶貧新路徑和新方法。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具體實施成效，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支撐了貧困地區農業全產業鏈轉型升級。科技扶貧依托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站、基地），實現了農業科技創新與科技推廣的有機鏈接，加速了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與應用，對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全產業鏈升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與引領作用。 2016-2018年，以校地、校企共建的產業科技示范（站、基地）為平臺，學校365 名多學科專家常年深入生產一線，與905 名地方農業科研機構、農技推廣部門、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技骨干共同組成科技扶貧專家團隊，針對貧困地區特色農業全產業鏈發展中遇到的技術問題和科技需求，先后實施科技扶貧項目 500 余項，破解產業技術問題 200多個，研發引進、集成示范及推廣新品種、新技術等農業新科技1200 余項。其中，該科技扶貧模式支撐陜西省國定貧困縣千陽縣蘋果產業從零起步，六年時間累計發展矮砧蘋果面積 10萬畝，建成蘋果自根砧育苗基地1 萬畝，年均出圃優質蘋果苗 3000 萬株，引領千陽縣成為我國矮砧蘋果的重要產業基地和蘋果矮砧栽培技術的區域應用中心。

第二，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業科技創新與擴散。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站、基地）的建立，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員深入農業生產一線，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提供了良好

59 的平臺，促進了科學研究與生產實際問題的結合，增強了農業科研創新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提升基層農業科技創新與擴散的效能。2005 年以來，多學科專家推廣團隊在各產業示范科技平臺（站、基地）建立高水平的核心示范園 7200 畝，指導科技示范戶 11800 戶、農業企業（合作社）166個，新品種、新技術的示范面積超過 100萬畝，引領帶動 2000 余萬個農戶采用新品種、新技術，推廣應用面積超過 3 億畝，新增效益超過 500 億元。在 2016-2018 年間，依托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申報和實施的各類科技扶貧項目達 500 余項，引進和收集國內外農業品種資源3600 多份，先后選育審定（登記）良種 128 個（次），取得國家專利 103 項，制定地方產業技術標準 26 項，獲得各級各類科技成果獎勵 71項。其中，位于國家級貧困縣的西鄉油菜試驗示范基地，緊密圍繞制約油菜產業發展的技術問題開展科技扶貧，培育出陜西省首個適宜全程機械化生產的油菜新品種“陜油 28”，并研究集成該品種的全程機械化生產配套技術體系。

第三，提升了貧困地區農業人才培養質量。結合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需要和農民的技術需求，依托“大學—試驗站—示范點”三級農業科技培訓體系，圍繞糧、果、畜、菜、茶等扶貧產業，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農業專題，多層次立體化地開展農業科技人才培訓活動，有效提升了基層農業農村干部、農業技術骨干的綜合素質和服務能力，培養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新型職業農民，為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2005 年以來，先后在校內組織舉辦市、縣、鄉、村四級農業農村干部和農技人員培訓班 1100 余期，累計培訓 7.2 萬人次，在產業科技示范平臺（站、基地）培訓農技骨干、科技示范戶和農民 60余萬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位于國家級貧困縣山陽縣核桃試驗產業示范站，2019 年組織核桃高接換優技術培訓班，培養52 名基層農技人員，嫁接成活率達 90%以上，并指導成立了 8 個山陽縣核桃嫁接管理農民技術服務隊，赴省內各地及湖北、山西、甘肅等省進行嫁接與管理技術服務，人均年增收超過 20000 元。

第五，推動了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進程提檔加速。科技扶貧專家團隊為當地產業扶貧提供全方位的決策咨詢、規劃指導、技術服務及人才培訓，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增強了產業扶貧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實現了科技服務與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需求的有效對接，科技創新驅動貧困農戶依托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而增收脫貧。其中，科技扶貧專家團隊針對當地自然資源優勢、市場需求和農戶的傳統生產習慣，將富平縣的尖柿種植與柿餅加工確定為優勢特色扶貧項目，并從品種選擇、苗木繁育、整形修剪、肥水管理、病害防控、清潔化加工、電商銷售等全產業鏈，進行了技術創新、技術集成、技術示范和培訓指導，破解了當地柿子產業發展中“柿不成園”的技術難題，實現了矮化密植柿園畝產值超 10000 元的目標，2016-2018 年富平縣新建矮化密植柿園 12 萬畝，有 380 戶貧困家庭依靠發展柿子產業實現脫貧致富；貧困縣合陽縣依托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建立了 14個產學研一體化科技示范基地，引進推廣89 項新科研成果，32 個現代 60

化產業園區和 12個高標準科技示范園的發展建成，直接帶動貧困群眾 2萬余人。

3.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主要特征

3.4.1 科技平臺穩定支撐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核心是多層次、立體化的科技支撐平臺，這主要包括產業示范平臺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兩大類。基于國家戰略需求和區域現代農業發展需要，以地區核心支柱產業為中心，形成多元主體協同機制，引進多學科、多層次的農技團隊，一方面，在貧困地區建立以中心產業示范站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的科技支撐平臺，其中，中心產業示范站主要培養全產業鏈的技術創新和領軍人才，區域示范站主要培訓農機骨干并進行開展技術集成示范，技術推廣站是由在生產一線進行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共同建立的，主要承擔農業科技推廣和廣大農戶的技術實踐指導；另一方面，“線上+線下”相融合建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推動政府部門與科研院所、產業組織等參與主體，圍繞科技扶貧項目建立扶貧協作聯席制度，集中統籌扶貧科技、項目、資產、信息等扶貧資源，利用扶貧治理平臺的共享信息，協調開展科技扶貧工作，同時，精準識別農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小農戶等不同經營主體的差異化技術需求，通過科技信息平臺促進農業科技成果和技術服務的供需精準匹配，滿足不同層次的農業科技服務需求，提升科技扶貧的資源適配性及其實施效率。此外，通過信息服務平臺建立科技減貧績效的監督反饋機制，科技需求主體向平臺及時反饋科技扶貧效果及滿意度，政府農業科技部門根據反饋結果，對科技幫扶組織開展業務監督與指導，有效避免科技扶貧中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扶貧效果的不斷提升。

3.4.2 多元主體協作推進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是產學研政多主體協同治理的扶貧開發模式，通過高校和地方政府、科研院所、基層農技部門和農業企業、職業農戶等主體簽訂科技扶貧協議，通過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推廣平臺、聯合申報與實施項目、聯合組建創新與推廣聯盟、聯合開展產業領軍人才培養等多種方式深入開展務實合作，構建緊密的農業科技推廣協同機制，共同促進區域現代農業科技進步及特色產業轉型升級。高校擁有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和平臺優勢，承擔著服務旱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國家使命，主要負責科技創新、科技成果和人才支持；政府負責為科技扶貧活動提供場地、資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同時還需協調高校、農業企業、職業農民和貧困農戶有效參與科技扶貧活動；農業企業擁有市場、資金、平臺等優勢資源，一方面與地方政府和高校合作參與科技扶貧規劃和項目，爭取政府各項優惠政策以實現扶貧資源優勢最大化發揮，同時，農業企業通過科技示范基地實現貧困農戶融入特色產業生產和市場營銷，獲得便利的科技成果轉化和人才支持，以產業加盟、項目參與、土地入股等形式實現與貧困農戶利益聯結，履

行社會責任并實現社會價值，又能夠形成企業發展空間拓展、企業經營效益增加的良好局面。貧困人口基于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要素，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幫助和扶持，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最終提高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脫貧致富。 3.4.3 市場化機制運行

市場化運行機制是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重要特征。針對政府單方科技扶貧力量不夠的情況，協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方力量進行改善，增強科技扶貧成效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市場化機制保障。政府為深度貧困地區提供持續的轉移支付，但持續的幫扶投入對企業等市場扶貧主體來說是一種經濟負擔，打擊其參與扶貧的積極性，對達到可持續的理想扶貧效果形成阻礙，無法實現企業、合作社等扶貧主體在科技扶貧中同時實現社會責任和自身發展的雙重目標。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扶貧主體需要市場化機制來實現其目標，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和扶貧模式創新也需要市場化來實現。一方面，小農戶和大市場通過市場化聯系起來，貧困農戶脫貧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貧困農戶自我發展能力得到提升，深度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得以實現。另一方面，政府、企業、科研院所、NGO等扶貧主體利用自身優勢，發揮專長共同參與市場化扶貧進程，進一步提升科技扶貧效率。通過市場化機制可以減弱政府主導扶貧機制中存在的政府多重身份給扶貧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政府在科技扶貧、脫貧攻堅中的引導作用能夠得到完全體現，同時利用扶貧規劃、政策設計和監督考核等方式，促進企業、合作組織等社會扶貧主體，積極參與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并保障脫貧成效。

3.4.4 全產業鏈科技服務

全產業鏈的科技服務保障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能夠滿足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多樣化的科技需求。根據現代農業、品牌農業和全產業鏈的發展思路，該模式通過科技創新將示范基地做大做強、實現主體培育和特色產業發展，在產前環節，高校專家協助政府制定產業發展的長期規劃，促進基地發展規模化，提高質量標準體系，做到統一標準、統一標識和統一認證，形成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保障標準質量、塑造品牌；在產中環節，高校和基層農技部門加強合作，大力推廣應用新技術，做好新品種培育、病蟲害綜合防治、田間管理、水肥一體化、土壤科學改良和產品初加工，實現“科研+ 種養+加工+流通”的全產業鏈發展；在產后環節，高校電子商務專家和企業銷售團隊聯合運用“互聯網+”，指導貧困地區農戶運用電商、新媒體等平臺，打造綠色、有機、健康的品牌，拓寬多層次的市場營銷渠道，推動現代農業產業全產業鏈轉型升級。通過產業科技示范平臺與貧困地區結合開展全產業鏈的科技推廣服務，帶動貧困農民脫貧增收和增強產業發展內生能力。

3.5樣本農戶貧困狀況及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參與情況

3.5.1 樣本農戶貧困狀況描述

3.5.1.1家庭建檔立卡貧困情況

如圖 3-8 所示。從整個調研區域看，821 個調研樣本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 233 個，整體貧困發生率為 28.38%。分縣域看，合陽縣調研樣本 317 個，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 61 個，貧困發生率為 19.24% ；山陽縣調研樣本 278 個，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 68 個，貧困發生率為 24.46%；清澗縣調研樣本 226 個，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 104 個，貧困發生率為46.02%。貧困發生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清澗縣〉山陽縣〉合陽縣，這符合陜西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因為清澗縣和山陽縣分別位于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呂梁山區、秦巴山區，相對于關中平原的合陽縣，其經濟社會發展比較滯后，脫貧攻堅任務相當艱巨。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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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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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立卡貧困戶^非貧困戶 ^調研樣本數—貧困發生率

圖 3-8 調研區域建檔立卡貧困戶情況

3.5.1.2家庭收入貧困情況

如圖 3-9 所示。根據國家 2010 年農村貧困標準 2018 年現值 2995 元， 821 個調研樣本中收入貧困戶有140個，整體貧困發生率為 17.05%。分縣域看，合陽縣調研樣本 317 個，其中收入貧困戶有13 個，貧困發生率為 4.10%；山陽縣調研樣本 278個，其中收入貧困戶有33個，貧困發生率為 11.87%；清澗縣調研樣本226個，其中收入貧困戶有94個，貧困發生率為 41.59%。綜上分析，收入貧困發生率從高到低依舊為清澗縣＞山陽縣〉合陽縣，這符合陜西省區域經濟現狀。相比于建檔立卡的貧困發生率，收入貧困發生率在調研整體區域和分縣域都有所降低，這體現了我國農村貧困識別標準的多維性、包容性，而非僅僅基于單一的收入維度。

^收入貧困戶^非貧困戶 ^調研樣本數—貧困發生率

圖 3-9 調研區域收入貧困情況

3.5.1.3家庭技能貧困的情況從農戶對土壤改良技術、良種繁育嫁接技術、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和植物保護技術 5 項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程度衡量家庭能力貧困，農戶采納相關關鍵技術的數量越少，表示家庭能力貧困現象越嚴重。

如圖 3-10 所示。從單項技術采納率視角看，貧困地區家庭對農業土壤改良技術、良種繁育嫁接技術和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采納率較高，分別占總樣本的66.87%、52.23% 和 49.33%，而對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和植物保護技術的采納率較低，僅為總樣本的 12.91%和 11.45%。

采納人數樣本占比

圖 3-10 樣本農戶技術采納情況

如圖3-11所示。從對5項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程度看，采納技術達到3-4項的樣

本為 202 個和 197 個，分別占總樣本的比重為 24.60%和 24.00%，即有 48.60%的農戶

能夠掌握 3-4 項關鍵農業技術，農業生產技能較強，占比僅有7.31%的農戶能夠完全掌

握全部關鍵農業技術。同時，仍有 132 個農戶沒有掌握任何一項關鍵技術，樣本占比達到 16.08%，即這部分樣本農戶面臨比較嚴重的能力貧困。

圖 3-11 樣本農戶技術采納程度

3.5.1.4家庭內生動力貧困情況

如圖3-12 所示。一方面，用樣本農戶對農業發展前景的信心，衡量家庭內生動力貧困的程度，信心越弱就代表家庭內生動力貧困程度越深。整體來看，樣本農戶對家庭農業發展的信心比較充足，其中信心一般、比較有信心和很有信心的樣本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21.92%、33.25%和 26.92%，而沒信心和比較沒信心的僅占 17.90%。可以看出，調研區域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內生動力比較充足，具有較強意愿參與區域特色產業發展以實現增收致富。

圖 3-12 樣本農戶對家庭農業發展前景的信心

如圖3-13所示。另一方面，用樣本農戶對本地區 2020 年脫貧摘帽的信心，衡量家庭內生動力貧困程度，同理，信心越弱就代表家庭內生動力貧困程度越深。整體來看，

樣本農戶對所處縣域 2020 年脫貧摘帽的信心比較充足，其中信心一般、比較有信心和很有信心的樣本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12.18%、 25.82%和 29.72%，而沒有信心和比較沒信心的樣本累計占比 32.27%。可以看出，調研區域農戶對區域脫貧摘帽的內生動力比較強，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精準扶貧戰略將扶貧與扶志、扶智協同推進取得顯著成效。

圖 3-13 樣本農戶對本地區 2020 年脫貧摘帽的信心

3.5.2樣本農戶對農業科技認知與關注情況

如圖 3-14 所示。從農戶對農業科技的關注度看，關注度為一般和比較關注的農戶較多，人數分別為 400人、 288 人，占總樣本農戶的比例分別為48.72%和 35.08%，累計占比高達 83.80%。可見，貧困地區農戶整體上比較關注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和新設備等農業新科技，這為科技扶貧實施奠定重要的民意基礎，也表明科技扶貧能夠滿足貧困地區對科技的潛在需求。

圖 3-14 樣本農戶日常對農業科技的關注度

如圖 3-15 所示。從農戶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知看，重要性評價為一般和比較重要的農戶較多，人數分別為329人和207人，占總樣本農戶的比例分別為25.21%和40.07%，累計占比達 65.28%；但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識不足的農戶也不可忽視，這部分農戶人數為 167人，占總樣本農戶的比例為 20.34%。這說明在貧困地區開展科技扶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強化對農業科技知識和現代農業理念宣傳和普及的重要性。

圖 3-15 樣本農戶對農業科技重要性的認識

3.5.3樣本農戶對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評價

如圖3-16 所示，農戶對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的評價。從科技資源供給的多樣性視角看，樣本農戶對科技扶貧活動的評價比較正面，評價分值為 4-5分的農戶高達545 人，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66.38%；從科技資源供給的匹配性視角看，樣本農戶對科技扶貧活動的評價分值為 4-5分的農戶達463人，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56.39%；從科技資源供給的覆蓋面視角看，樣本農戶對科技扶貧活動的評價分值為 4-5分的農戶達391人，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47.62%；從科技資源供給的可獲得性視角看，樣本農戶對科技扶貧活動的評價分值為 4-5分的農戶達357人，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44.48%。不同特征比較后可見，樣本農戶對科技扶貧方式的多樣化最滿意，而對科技扶貧資源的可獲得性評價不高，這表明貧困地區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渠道有限，有待建立健全貧困農戶科技扶貧的受益機制和參與渠道。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圖 3-16 樣本農戶對區域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的評價

3.5.4樣本農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參與情況

如圖 3-17 所示。從調研整體區域來看，調研樣本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有 510 個，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62.12%，科技扶貧參與率較高。這表明我國科技扶貧政策在貧困地區能夠有效的開展，農戶對參與科技扶貧實踐具有很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圖 3-17 調研樣本農戶科技扶貧模式的參與情況

如圖 3-18 所示。從分縣域來看，合陽縣、清澗縣和山陽縣農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參與率分別為 77.64%、27.42%和 73.74%，科技扶貧參與率從高到低依次為合陽縣、山陽縣和清澗縣，貧困發生率相對較高的清澗縣參與率更低。科技扶貧對驅動貧困地區農村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清澗縣需更加積極地引導區域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實踐，以改善農戶農業生產技能，增強其依托產業發展脫貧攻堅的本領。

9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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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貧參與戶非科技扶貧參與戶科技扶貧參與戶占比

圖 3-18 不同縣域農戶科技扶貧模式的參與情況

如圖 3-19 所示。從不同科技扶貧獲得的參與率來看，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組織化帶動 4 項扶貧類型的農戶，分別占全部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比例依次為 92.35%、48.04%、67.65%和 50.59%，參與率由高到低依次為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信息化服務、農業組織化帶動、農業科技產業示范、。這是因為農業科技培訓指導和農業信息服務是比較常見的科技扶貧方式，農戶參與的成本和對其科技素養的要求較低，而農業組織化帶動要求參與農戶要有對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生產活動的能力，這是大部分農戶不具備，農業科技產業示范需要參與農戶的農技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種植規模等多方面達到要求，這限制了部分農戶參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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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科技扶貧戶對不同科技扶貧類型的參與情況

如圖 3-20 所示。從不同縣域的科技扶貧獲得參與率比較分析看，相比于清澗縣和山陽縣，合陽縣調研農戶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和農業信息化服務的人數都較多，分別達到 239戶、216 戶；相比于合陽縣和清澗縣，山陽縣調研農戶參與農業科技產業示

范和農業組織化帶動的人數都較多，分別達到 135戶和 126戶。

圖 3-20 不同縣域科技扶貧戶對不同科技扶貧類型的參與情況

如圖 3-21 所示。從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參加科技扶貧獲得的數量看，參加 1 項、2 項、3項和 4項科技扶貧活動的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分別 37個、205個、200個和 68個，占全部 510 個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比例為 7.25%、40.20%、39.22%和 13.33%，可見，

大部分科技扶貧參與農戶都能參與 2-3 項科技扶貧活動，科技扶貧活動的多樣性能夠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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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科技扶貧戶參與科技扶貧類型的數量

如圖 3-22 所示。從不同縣域科技扶貧戶參與科技扶貧活動的數量看，相比于清澗縣和山陽縣，合陽縣參與 2-4 項科技扶貧活動的科技扶貧農戶最多，分別達到97 個和 100 個；而相對清澗縣和合陽縣，山陽縣科技扶貧農戶參與1 項科技扶貧活動的農戶較多，人數達到 16人。

圖 3-22 不同縣域科技扶貧戶參與科技扶貧類型的數量

3.6本章小結

本章圍繞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和重要特征，首先總結了我國科技扶貧模式的發展歷程和階段特征，并探析了現有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類型和實施成效；其次，從演化背景、主體構成、運行機制、扶貧舉措和實施成效等方面，解構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理和主體特征；最后，描述性分析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農戶參與情況。本章的研究結論如下：

（1）我國科技扶貧經過初步探索、理論形成、快速發展、創新提升和深入推進五個階段的發展，目前已形成科技特派員農村創新創業模式、農業產業組織帶動模式、技術協會有償服務模式、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模式等主要類型。

（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包括多元主體共建產業科技示范平臺、全產業鏈開展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構建科技進村入戶新通道、“線上+線下”相融合提供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等方面，其通過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種扶貧措施開展，主要特征為科技平臺穩定支撐、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市場化機制運行和全產業鏈的科技服務。

（3）從整個調研區域看，樣本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的有 510 個，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62.12%，農戶科技扶貧模式的參與率較高。從分區域看，合陽縣、清澗縣和山陽縣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率分別為 77.64%、27.42%和 73.74%，表明貧困發生率相對較高的清澗縣，農戶科技扶貧的參與率相應更低。其中，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類科技扶貧活動的農戶，分別占全部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比例，依次為 92.35%、48.04%、67.65%和 50.59%。

第四章增收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在第二章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機理分析與第三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解構的基礎上，本章從收入貧困的視角出發，考察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增收機制，實證檢驗收入減貧效應的大小，為科學評估該科技扶貧模式的實施成效奠定基礎。

4.1問題提出

關于農業科技在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脫貧中的作用，國內外學者都對此進行過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部分學者肯定了農業科技在促進區域發展和減緩貧困方面的作用（張峭和徐磊 2007；盧淑華 1993；Becerril and Abdulai 2010；Moyo et al. 2007），但也有學者對農業科技的減貧效應提出質疑（Otsuka 2012）,認為農業科技應用雖然有助于提高區域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相關產業收入，但不一定有利于資源貧乏、技能水平低下和信息渠道有限的貧困農戶。農業科技減貧的關鍵在于構建與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農業科技服務模式（佟大建等 2018；劉冬梅和劉偉 2014；王瑜和汪三貴 2015；褚琳和勁草 1999），張峭和徐磊（ 2007）從區域農業科供給和需求的視角，將中國科技扶貧的模式總結為科技網絡推動、區域支柱產業開發帶動、異地科技開發、龍頭企業扶持、專業技術協會服務和小額信貸等六種模式，并分析了不同模式的特征和區域適應性；程華東和尹曉飛（2018）在分析了農業高等院校參與科技精準扶貧的主要模式及其特征，認為定點科技扶貧方式具有巨大的輻射作用和示范效應。此外，學者也從不同視角探討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機制，劉艷華和徐勇（2018）基于可持續生計理論框架研究了科技扶貧的主要作用機理，認為科技扶貧的本質是通過利用農業科技資源提升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增加其社會資本的利用程度，以達到改善農戶生計資本狀況的目的；李俊杰（2014）通過分析貧困農戶在面臨內外部約束下在科技扶貧措施中的決策行為和反應，認為科技扶貧的實施路徑主要體現在適應農戶經濟行為特征和改變農戶經濟行為兩方面。同時，隨著我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的深入實施，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科技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優化路徑，趙慧峰等（2012）通過梳理科技扶貧“崗底模式”的發展歷程和運行機制，指出科技扶貧實踐中要避免單純的農業技術引進和推廣，應將科技服務內容由農業生產環節延伸到農業全產業鏈，由單一的技術服務拓展到綜合服務；邢成舉（2017）調查了陜西千陽縣科技扶貧的實踐案例，指出科技扶貧中“門檻效應”和“規模效應”等問題的存在不利于減貧效應的發揮，強調科技扶貧要同時關注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周華強等（2017）認為當前科技扶貧中急需解決扶貧科技資源供需渠道不暢、農技推廣“最后一公里”制約突出及科技人員數

量和技能不足等問題，應實施以人為核心構建服務體系、以科技服務支撐產業發展、通過產業發展帶動脫貧致富的科技扶貧工作路徑。梳理已有文獻發現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文獻僅通過統計數據分析科技扶貧參與和農戶家庭收入水平的相互關系，并未深入闡釋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其家庭收入的作用機制，研究結論可靠性有待進一步驗證；二是，未考慮農業科技培訓、農業產業示范、農業信息服務等不同科技扶貧活動對收入的差異化影響；三是，科技扶貧能夠降低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是科技扶貧有效的重要判斷，現有研究對其缺乏探討和分析。鑒于此，本文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全面闡釋了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對其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機制，并運用OLS模型和Logit 模型實證檢驗了農戶參與不同科技扶貧活動對其家庭農業收入和收入貧困發生概率的影響。

4.2理論分析

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主要實施措施，包括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種方式，本文將科技扶貧模式的收入減貧機制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科技扶貧直接提高了家庭專業化生產水平。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是貧困地區改造傳統農業和實現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舒爾茨 2006）。通過產業示范站平臺，高校農業專家聯合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定期開展綜合性的現代農業知識培訓和單項技術的田間地頭指導，一方面農業知識培訓加深了貧困地區農戶對現代農業發展中科技需求的認知及其對新技術潛在成本收益的把握，另一方面專家田間地頭“面對面”的技術指導直接緩解了農戶生產實踐中面臨的技術約束（褚彩虹等 2012；喻永紅和張巨勇 2009），進而參加過農業培訓和技術指導的農戶會有意識按照具有更高效率的勞動力分工方式進行分工勞動，也會按照最低成本要素組合的要求進行生產要素的交換和配置（馬文武和劉虔 2019）。同時，農戶通過不定期參觀產業示范站開展的新技術集成試驗示范，會模仿、引進高效的綠色施肥技術、作物管理技術、新型農機設備等現代農業技術，從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現代農業技術的引入導致貧困地區家庭農業專業化生產水平提升（陳輝等 2016），促進家庭農業收入水平的提升。

第二，科技扶貧有效降低了家庭信息搜尋成本。貧困地區農戶由于信息渠道有限及信息處理能力不足，要素購買、產品銷售等農業生產環節存在的信息壟斷造成農戶信息搜尋成本大幅增加（余威震等 2019），阻礙了農戶對新技術與新品種的采納行為。基于產業示范站平臺的科技扶貧模式，一方面優先將新品種、新技術在產業基礎較好的科技示范村和科技示范戶中推廣、應用與示范，科技示范的“樣板效應”使得普通農戶對新技術的潛在收益和成本形成了客觀合理預期，有助于普通農戶在新技術采納中

73 看得見、摸得著以及跟著學，進而降低了農戶獲取并掌握新型農業科技的信息搜尋成本；另一方面，通過農業專家遠程信息服務系統、農技推廣網站、技術交流微信群、農業科技推廣專題節目等渠道構建了科技扶貧的信息服務體系，緩解了貧困地區家庭在農業生產中面臨的生產要素、產品需求、市場價格等信息約束(胡倫和陸遷 2019)，降低了農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信息搜尋成本，從而有利于家庭提高農業收入。

4.3數據說明、計量模型與變量選擇

4.3.1 數據說明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為課題組成員2018年11-12月對陜西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清澗縣、合陽縣與山陽縣 3個縣域農業科技扶貧現狀的微觀農戶調查數據。紅棗、葡萄、和核桃分別是清澗縣、合陽縣、山陽縣的農業特色主導產業，也是陜西省實施科技扶貧的重點支持產業。調研樣本中戶主平均年齡為 58.81 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5.92 年，家庭農業收入平均為19207元，農業收入在家庭收入的占比平均為32.72%。在調研農戶中，2018年參加過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有471戶，參與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有244戶，參加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有344戶，參與農業科技產業化帶動的有88戶。

4.3.2 計量模型

(1)OLS 模型。采用普通線性回歸模型實證分析貧困地區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對其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回歸方程可表示為：

刃=ax： + 0Z： + q (4-1)

(4-1)式中，yt表示第i個家庭農業收入水平，Xi為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程度變量，召為影響家庭農業收入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區特征變量，q是隨機干擾項，Q與 0表示待估參數向量。

(2)Logit 回歸模型。采用 Logit 離散選擇模型實證分析貧困地區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對其家庭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回歸方程可表示為：

logitQr^)= a^t+ BKi + 他 (4-2)

(4-2)中的R表示第i個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為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程度變量, 倫為影響家庭貧困發生概率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區特征變量，他是隨機擾動項， Q與0同樣表示待估系數向量。

4.3.3 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本文從農業收入和貧困發生兩個視角檢驗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家庭農業收入用家庭農業收入的對數值表示；家庭貧困發生，當家庭為政府確定的建

檔立卡貧困戶時，則認為家庭發生貧困，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0。

（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使用農戶微觀數據來測度科技扶貧的參與程度，即從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信息服務和組織化帶動四個方面，來刻畫家庭參與基于產業示范站的科技扶貧模式的程度。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指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參與農業科技培訓的程度，用近兩年戶是否參與產業示范站組織的農業技術培訓和是否參加專家在田家地頭開展的技術指導兩個指標來測度，若是，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 0，最后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指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參與區域主導產業示范的程度，用農戶是否前往當地產業示范站參觀學習和家庭是否為科技示范戶兩個指標來測度，若是，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0，最后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指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平臺獲取農業信息的程度，用農戶是否經常觀看陜西農林衛視的農業科技推廣專題節目和農戶是否加入本村農業科技交流微信群兩個指標來測度，若是，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 0，最后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是指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與合作社、農業企業之間的鏈接程度，用家庭是否加入農業專業合作社和是否為農業企業的生產基地兩個指標來測度，若是，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0，最后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

（3）控制變量。參考同類研究文章（熊娜 2018；佟大建和黃武 2018），本文選擇戶主特征（年齡、教育程度、是否為村干部、兼業化程度）、家庭特征（勞動力人數、人口撫養比、生產性資產、生活性資產、家庭收入結構、土地規模）和區域特征（地貌特征、市場便利性）變量作為影響貧困地區家庭的農業收入和貧困發生概率的控制變量。表 4-1 為本文所用的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表 4-1 變量描述性統計

變量名稱變量描述均值標準差. 最小值最大值

被解釋變量

農業收入家庭農業收入的對數 8.271 1.923 2.565 13.017

貧困發生率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018年農村貧困標準2995元，賦值為1，反之為0 0.138 0.345 0 1

核心解釋變量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基地）參與農業科技培訓的程度 0.574 0.495 0 1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基地）參與區域主導產業示范的程度 0.298 0.458 0 1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基地）獲取農業信息的程度 0.420 0.494 0 1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農戶通過本地產業示范站（基地）與合作社、農業企業的鏈接程度 0.314 0.464 0 1

控制變量

年齡戶主年齡（歲） 58.811 9.951 26 85

教育戶主受教育年限（年） 5.926 3.516 0 15

村干部戶主是否為村干部，若是，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0.091 0.288 0 1

兼業化程度戶主是否從事兼業化勞動，若是，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0.261 0.439 0 1

勞動力家庭勞動力人數 2.822 1.285 1 8

人口撫養比家庭中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成員占家庭勞動力的比值 0.534 0.587 0 4

生產性資產農業固定資產現有價值的對數 3.380 4.228 0 11.905

家庭收入結構農業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 0.340 0.335 0.031 100

土地規模現有耕地數量（畝） 10.551 10.637 0.300 110

生活性資產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摩托車等家庭生活性資產的數量 3.594 1.404 0 6

地貌特征區域地貌特征，平原=1，丘陵=2，山地=3，高原=4 2.581 1.086 1 4

市場便利性家庭到最近市場的距離（公里） 7.156 6.826 0 50

4.4實證結果分析

4.4.1共線性檢驗

在進行模型估計前，考慮到家庭收入結構、生產性資產、生活性資產、土地規模之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本文采取方差膨脹因素法對所有變量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檢驗結果中，最大方差膨脹因子為1.70，平均方差膨脹因子為1.31，不滿足多重共線性標準，故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4.4.2科技扶貧對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

表 4-2 中模型 1-4 顯示，農戶參與科技扶貧不同活動對貧困地區家庭農業收入在 1%顯著性水平下都存在正向影響，即科技扶貧能夠顯著提高家庭農業收入水平。具體來看，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產業示范站進行農技推廣的主要方式，也是貧困地區獲取農業科技知識的主要渠道，農戶通過參與農業科技培訓獲得相應生產環節的農技方法，運用這些方法直接改變了農戶落后的生產方式，進而提高家庭農業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農業科技產業示范是對區域主導產業整個生產環節的技術集成、示范和推廣，對參與主導產業示范的家庭增收作用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成為科技示范戶免費獲得來自產業示范站專家一對一的全方位服務，這直接促進了家庭農業產出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通過參觀學習產業示范站的技術試驗和生產實踐，農戶經過自身的消化、吸收和轉化，間接促進自家生產方式的變革和升級；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是在信息化條件下農業科技服務方式的創新，產業示范站通過電視、網絡、微信等媒體工具有效傳播了農業科技知識和信息，緩解了農戶農業生產中的信息滯后與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了農戶信息搜尋中的交易成本，從而增加了家庭的農業收入水平；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是普通農戶參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主要方式，也是貧困地區農戶分享農業全產業鏈增值收益的主要途徑，產業示范站通過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橋梁”作用將農業科技間接的傳授于普通農戶，農戶在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產業組織化經營中實現了銷售渠道的拓展和產量的提升，從而提高了家庭農業收入水平的增加。模型 5 是科技扶貧不同活動同時回歸的結果，農業科技培訓培訓、產業示范、信息服務和產業組織化帶動對家庭農業收入仍然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科技扶貧的增收效應具有穩健性。此外，科技扶貧不同活動對家庭農業收入影響的邊際效應，由大到小依次為農業科技培訓、產業示范、產業組織化帶動和農業信息服務，表明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是促進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和農戶增收最有效的科技支撐方式，農業信息服務增收效應需要進一步提升，可能是由于貧困地區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影響到農業信息服務的效果。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部分控制變量對家庭農業收入也存在顯著影響。個人特征變量中，戶主年齡對家庭農業收入在 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負向影響，因為戶主年齡越大，從事農業勞動的時間和精力就越少，導致家庭農業收入水平就越低；戶主受教育程度

對家庭農業收入在 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影響，受教育程度高的戶主能夠合理配置家庭農業生產要素，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能有效促進家庭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收入的增加；戶主的兼業化在 1%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農業收入有正向影響，相較于單獨從事純農業生產的戶主，從事兼業化勞動的戶主可以通過非農勞動收入更好支撐家庭農業生產的投資。家庭特征變量中，家庭勞動力人數、農業生產性資產價值和生活性資產數量對家庭農業收入在 1%顯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影響，勞動力越多的家庭農業生產的精耕細作程度就越高，農產品質量相應得到保障，進而家庭農業收入水平就越高；農業機械等生產性資產價值越高意味著家庭對農業生產的投資水平越高，這有利于提高農業的產出水平；生活性資產的數量代表了家庭的富裕程度，富裕的家庭一般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其農業生產效率就越高。區域特征變量中，本地地貌特征在 1%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農業收入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地貌特征決定著耕地的平整程度和土地質量，地貌特征越接近山地和高原，越不利于家庭農業產量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而市場便利性對農戶家庭農業收入不存在顯著影響，可能原因是農戶產品銷售基本是通過中間商銷售的，到市場的距離對貧困地區市場交易成本的影響有限。

第四章增收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表 4-2 科技扶貧模式對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

變量名稱模型1 家庭農業收入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 0.516***

(0.071) 0.429***

(0.067)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 0.468***

(0.075) 0.363***

(0.070)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0.347***

(0.085) 0.276***

(0.114)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 0.364***

(0.094) 0.286***

(0.086)

年齡 0.004 0.004 0.003 0.004 0.002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教育 0.016 0.018* 0.013 0.018 0.013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村干部 0.023 0.024 -0.010 0.022 -0.005

(0.135) (0.138) (0.132) (0.138) (0.133)

兼業化程度 0.152 0.173* 0.161* 0.173* 0.159*

(0.097) (0.096) (0.095) (0.097) (0.095)

勞動力 0.236*** 0.253*** 0.231*** 0.251*** 0.236***

(0.034) (0.034) (0.033) (0.034) (0.034)

人口撫養比 0.128* 0.128* 0.137** 0.127* 0.141**

(0.068) (0.068) (0.068) (0.068) (0.068)

生產性資產 0.070*** 0.072*** 0.067*** 0.073*** 0.066***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家庭收入結構 2.824*** 2.856*** 2.779*** 2.855*** 2.774***

(0.143) (0.144) (0.142) (0.144) (0.142)

土地規模 0.033*** 0.031*** 0.032*** 0.031*** 0.032***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生活性資產 0.176*** 0.184*** 0.165*** 0.184*** 0.165***

(0.035) (0.035) (0.035) (0.035) (0.034)

地貌特征 -0.483*** -0.503*** -0.461*** -0.504*** -0.452***

(0.048) (0.048) (0.048) (0.048) (0.049)

市場便利性 -0.026*** -0.031*** -0.011*** -0.015*** -0.022***

(0.011) (0.007) (0.001) (0.00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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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6.287*** 6.417*** 6.331*** 6.401*** 6.363***

(0.393) (0.393) (0.389) (0.393) (0.387)

Obs. 821 821 821 821 821

R-squared 0.704 0.700 0.710 0.700 0.711

4.4.3科技扶貧對家庭貧困發生率的影響

表 4-3 顯示，由模型 1-4 可知科技扶貧不同活動對家庭貧困發生率都具有負向顯著影響，即科技扶貧能夠顯著降低貧困地區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具體來看，農業科技培訓指導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有負向影響，農戶通過參加產業示范站組織的農業知識培訓和田間地頭指導等農業科技培訓活動，能夠增強自家的農業生產技能和科技素質，提升家庭的人力資本水平，從而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農業科技產業示范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貧困發生率有負向影響，農戶通過參與產業示范站組織的科技示范活動或者成為科技示范戶，能夠提升家庭技術水平和農業專業化生產程度，而專業化生產能夠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進而降低陷入貧困的概率；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在 5%的顯著性條件下對家庭貧困發生率有負向影響，農業信息服務能夠加深農戶對區域主導產業發展中生產物資、科技、市場、氣象等相關信息的把握，解決農業生產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增強農戶面臨外部沖擊時抵御風險的能力，從而有助于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有負向影響，農戶通過參與本地主導產業組織化經營，拓展了家庭基于主導產業全產業鏈的生計選擇，多樣化的生計選擇能夠降低家庭面臨風險發生貧困的概率。模型 5 是科技扶貧不同維度同時回歸的結果，除產業組織化帶動外，農業科技培訓、主導產業示范、農業信息服務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仍然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科技扶貧對家庭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基本穩健。此外，科技扶貧不同維度對家庭貧困發生率的邊際效應影響，由大到小依次為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組織化帶動和農業信息服務，農業科技培訓依然是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率的有效對的科技扶貧方式。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部分控制變量對家庭貧困發生率也存在顯著影響。個人特征變量中，在部分回歸方程中，戶主是否從事兼業化勞動對家庭貧困發生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相比與從事純農業勞動的戶主，兼業化戶主能夠更好適應外部經濟形勢的變化，選擇不同的生計方式應對外部沖擊，從而能夠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家庭特征變量中，家庭人口負擔比與家庭農業收入比重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有正向影響，人口負擔越重，家庭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消費支出就越多，進而發生貧困的概率就越高，同時對于家庭收入結構中農業占比高的家庭，因自然、市場等方面沖擊造成的損失也就越大，越不利于家庭擺脫貧困；而生活性資產數量在 1%顯著性水平下對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有負向影響，生活性資產數量增多能夠提高家庭抵御外在風險沖擊能力，有利于家庭降低貧困發生的概率。區域特征變量中，地貌特征對增加家庭貧困發生概率有顯著的影響，地貌特征復雜的山地、高原等地區，區域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基礎較為薄弱，當地居民生計手段相對而言比較單一，從而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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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科技扶貧模式對家庭貧困發生率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

變量名稱模型1 家庭貧困發生率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 -4 271*** -3.855***

(0.641) (0.399)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 -3.614***

(0.559) -3.138***

(0.572)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1.131***

(0.432) -1.209**

(0.402)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 -1.017**

(0.510) -0.621

(0.536)

年齡 0.026* 0.026* 0.027* 0.027* 0.028*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教育 0.015 0.015 0.017 0.018 0.019

(0.031) (0.032) (0.031) (0.031) (0.031)

村干部 -0.340 -0.334 -0.292 -0.348 -0.315

(0.373) (0.386) (0.375) (0.381) (0.369)

兼業化程度 -0.667* -0.674* -0.652* -0.674* -0.658*

(0.365) (0.362) (0.357) (0.367) (0.364)

勞動力 -0.231** -0.260** -0.235** -0.245** -0.226*

(0.116) (0.118) (0.116) (0.115) (0.116)

人口撫養比 0.474*** 0.462** 0.453** 0.482*** 0.469***

(0.176) (0.183) (0.181) (0.177) (0.179)

生產性資產 -0.062* -0.068* -0.059 -0.066* -0.059

(0.036) (0.036) (0.037) (0.035) (0.036)

家庭收入結構 1.709*** 1.662*** 1.749*** 1.652*** 1.736***

(0.381) (0.377) (0.384) (0.378) (0.386)

土地規模 0.004 0.006 0.005 0.004 0.004

(0.010) (0.009) (0.010) (0.010) (0.010)

生活性資產 -0.317*** -0.332*** -0.298*** -0.327*** -0.298***

(0.092) (0.091) (0.092) (0.091) (0.092)

地貌特征 0.675*** 0.722*** 0.649*** 0.707*** 0.638***

(0.152) (0.152) (0.156) (0.151) (0.153)

-0.004 -0.003 -0.004 -0.002 -0.003

市場便利性 (0.015) (0.014) (0.011) (0.010) (0.015)

_cons -4.092*** -4.314*** -4.224*** -4.313*** -4.180***

(1.128) (1.123) (1.135) (1.118) (1.138)

樣本數 821 821 821 821 821

對數似然值 -164.291 -173.754 -218.428 -219.324 -131.313

Wald chi2(12) 101.19*** 104.18*** 115.42*** 111.74*** 112.87***

Pseudo R2 0.4519 0.4204 0.2714 0.2684 0.5620

4.5本章小結

本文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貧困地區長期實踐形成的基于產業示范站平臺的科技扶貧模式為例，從家庭農業收入和貧困發生率兩個視角分析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機制，并運用陜西省三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 821 份農戶微樣本據，實證檢驗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具有顯著的收入減貧效應。貧困地區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站組織的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信息服務和組織化帶動四項科技扶貧活動，一方面能使家庭農業收入平均提升 33.85%，另一方面也顯著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的概率。

第二，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不同扶貧方式減貧效應存在顯著差異。四種科技扶貧方式中，農戶參與農業科技培訓對增加家庭農業收入和降低家庭貧困發生概率的作用最大，參與農業科技服務對增加家庭農業收入的作用最小；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業組織化帶動對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率的作用也比較有限。

第三，貧困地區建檔立卡貧困戶科技扶貧參與度低于普通農戶。貧困戶由于科技素養較低、信息渠道不暢通及風險承擔能力有限，對產業示范站專家推廣的新品種新技術潛在收益與成本未能形成合理預期，直接影響了貧困家庭參與科技扶貧的積極性。

第五章技術采納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本章在第四章分析科技扶貧收入減貧效應的基礎上，從能力貧困的視角出發，探析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其技術采納的影響關系及作用機制，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評估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技術采納程度的處理效應，以期科學評估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產業發展能力的影響效果。

5.1問題提出

科技扶貧是實現貧困農戶增產增收和脫貧的關鍵舉措，對于提高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質量與保障減貧成效的可持續具有重要意義（易明和楊樹旺2018；李金祥 2016）。自 1986 年原國家科委在《關于開發貧困地區建設的報告》中提出“依靠科學技術使貧困地區脫貧致富”以來，以科技部為代表的國家部委聯合地方政府在大別山、井岡山、陜北等地區 55個貧困縣，先后開展了農村科技“星火計劃”、科技扶貧示范基地、科技入戶工程和科技特派員農村創業行動等系列旨在提升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戶科技素養的科技扶貧實踐，并取得顯著脫貧成就，科技部統計數據顯示②，截止2015年科技特派員工作覆蓋全國 90% 貧困縣，共 72.9 萬名科技特派員長期活躍在農村基層，輻射帶動農民6000多萬，在中西部貧困地區建成175家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認定36 個科技特派員創業鏈和 31 個創業培訓基地。但是，科技扶貧實踐中仍存在貧困農戶受益機制不足、自我發展能力有限等問題（熊娜 2018；邢成舉 2017；翁伯琦等 2015），如何通過科技扶貧增強農戶現代農業發展能力，緩解農戶可行能力不足的困境，成為新時期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關鍵。

現有文獻探討了農業科技對貧困地區農業產出、家庭收入、貧困發生率等方面的影響（Wossen et al. 2019； Gollin et al. 2002；劉冬梅和劉偉2014），大部分學者肯定了科技扶貧的積極作用，但也有學者發現改善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水平并不必然導致減貧（Kassie et al. 2011； Zeng et al. 2015），信息渠道、人力資本和風險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結構性障礙，使得貧困家庭無法獲得新型農業技術或相關技術對其家庭的增收效應有限。劉艷華和徐勇（2018）認為科技扶貧成功的關鍵是增強貧困農戶可持續生計能力，開發和推廣有利于貧困人口的技術采納環境（Solomon 2012；李俊杰2014）；選擇與貧困人口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相匹配，并能夠持續改善和優化這些能力的農業技術是科技減貧效應有效發揮的前提（邢成舉 2017； Mariapia 2007），科技特派員農

②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貧困監測報告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

85 村創業行動也證明科技扶貧就是要斬斷貧根和強化自我發展的能力（歐陽紅軍等 2016）。張峭和徐磊（2007）研究發現貧困農戶借助外部幫扶將消除和轉移傳統生產模式轉型的潛在風險，實現其新技術的采納與擴散，最終增強現代農業的發展能力以擺脫貧困，付少平（2019）實地調研了陜北地區科技扶貧實踐，卻認為科技扶貧缺乏必要的益貧屬性，對貧困家庭發展扶貧產業的能力，熊娜（2018）發現存在科技扶貧資源供需結構失衡的現象，貧困地區對增產增收的常規技術需求沒能實現精準供給，農戶依托產業發展脫貧的能力亟需提升，有學者指出構建多方聯動式科技服務體系是科技扶貧長效機制的重要制度保障（廖永國等 2018）。綜上分析，理論界對科技扶貧能否實現貧困農戶自我發展能力提升存在不同認識，深刻揭示科技扶貧與農戶能力貧困之間的影響關系，并實證檢驗能力貧困的減貧效應，對構建科技扶貧模式可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具有的重要理論啟示。本文基于技術采納視角，闡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能力貧困的影響機制，并利用陜西省三個科技扶貧重點縣 821 份農戶微觀數據，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實證檢驗了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影響因素及其技術采納效應，同時，對比研究了農戶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信息服務等不同類型扶貧方式技術采納效應的差異性。

5.2理論分析

人力資本存量不足是農村地區能力貧困的重要表現（段世江和石春玲 2005），而農業技能作為貧困地區農戶人力資本的關鍵構成部分（朱海波和聶鳳英 2020），增強農技水平則成為緩解貧困地區農戶能力貧困的必然要求。本文將農戶對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程度作為衡量能力貧困的標志，探討并闡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其技術采納的影響機制，以揭示科技扶貧模式緩解農戶能力貧困的可能路徑。

第一，科技扶貧降低了家庭技術采納的風險。貧困地區農戶具有收入水平低、生計脆弱性強、分險規避程度高等特征（吳艷 2017；李小云等 2008），由于農業新技術背后存在著農戶無法控制的潛在風險，處于貧困狀態的生存壓力致使貧困家庭缺乏采納經濟效益更高的新技術的能力（張峭和徐磊 2007）；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農戶對新技術的邊際成本預期往往大于其邊際收益，導致了農戶采納新技術的主觀風險，無力承擔新技術采用可能帶來的風險使得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技術基本停滯，進而難以擺脫貧困。一方面，通過參與現代農業培訓、田間技術指導、專家技術咨詢等農業科技扶貧活動，貧困農戶對現代農業科技的特性及應用形成客觀認知，進而對新技術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產生正確的預期，最終消除農戶技術采用的主觀風險；另一方面，經過區域農業產業示范基地和科技示范戶對新技術的前期試驗示范，形成了適應貧困地區氣候環境、產業基礎的農業新技術，“樣板效應”部分承擔或轉移了后期普通農戶采用農業新技術的風險，從而促進農戶新技術采納和地區技術持續進步。

第二，科技扶貧提升了家庭人力資本質量。Sen （1999）認為，貧困發生的根源在于可行能力的缺失，即貧困人口“所擁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質自由”的缺失，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口質量和農技水平成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Kassie et al. 2011；舒爾茨2006）。貧困地區雖然多地處偏遠山區、農技水平落后、基礎設施不健全，但土特優農畜產品資源豐富、自我發展潛力巨大，因缺少現代農業技術支撐而難以形成穩定發展的產業，進而貧困農戶未能依托特色農業實現增收脫貧。農業科技扶貧是面向貧困地區特色現代農業實施的公共科技政策，是政府精準投資貧困農戶人力資本開發的重要渠道（易明和楊樹旺 2018；金正橋 2014）。圍繞貧困地區特色產業關鍵環節組織的農業科技教育培訓，實現了貧困戶脫貧資本積累及自我發展能力提升（汪三貴等 2017），人力資本的提升加速了貧困地區特色農業發展的科技驅動和產業化經營。此外，農業科技扶貧彌補了貧困地區農業勞動力在教育資源、信息資源、社會網絡資源等方面的要素短缺（張躍平和徐凱 2019），扶貧科技資源輸入為貧困地區家庭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和實現非農就業提供了智力支撐。對貧困地區家庭而言，農戶掌握的區域特色農業關鍵技術是家庭一項重要的智力資本，體現了家庭人力資本水平與內生發展能力的高低，對關鍵農業技術的掌握程度決定著家庭農業生產效率及其依托特色農業實現脫貧增收的潛力（周華強等 2017），農業科技扶貧通過教育培訓、產業集成示范、田間實踐指導等方式破解貧困地區農技水平滯后、科技支撐平臺缺乏的困境（郎亮明等 2020），能夠精準提升貧困家庭農業生產技能進而達到增強內生脫貧能力的目的。

綜上分析，提出假設：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具有顯著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能夠緩解家庭發展現代農業面臨的能力貧困。

5.3研究方法、數據與變量選擇

5.3.1 研究方法

為度量科技扶貧參與對貧困地區農戶的多維減貧效應，本文建立如下的計量模型：

Y[ = + 8Di + 0X： + （5-1）

（5-1）式中乙表示家庭i的能力貧困狀況，Di代表家庭i是否參與科技扶貧，Di = 1 表示家庭參與科技扶貧，Di = 0表示家庭未參與科技扶貧；Xi代表影響家庭貧困狀況的其他解釋變量向量；為常數項，＜5、0為待估參數，q是隨機誤差項。若農戶被隨機的分配在科技扶貧組和非科技扶貧組，則采用OLS回歸模型可以精確地反映科技扶貧參與對貧困地區家庭能力貧困的邊際效應。然而，是否參與科技扶貧是由農戶根據個人特征、家庭資源稟賦和自然條件等有關因素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并非在農戶間隨機

分布，如果不考慮農戶在科技扶貧參與過程中自選擇問題而采用上述模型直接估計，參數估計結果將是有偏的，即農戶是否參與科技扶貧是內生的。

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是解決由樣本自選擇而導致內生性問題的常見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未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集合中，為每個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挑選或構造一個或多個家庭進行匹配，這些匹配家庭之間除在科技扶貧參與決策不同之外其他特征均近似相同，這樣，通過相互匹配的家庭得到的處理效應估計結果可以有效減少選擇性偏差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計算平均處理效應的步驟是：首先，選擇合適的協變量以便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其次，運用 logit 回歸模型，估計樣本傾向得分值；再次，選擇合適的匹配方法從控制組中為處理樣本選擇匹配對象；最后，根據匹配后的樣本計算參與者的平均處理效應(ATT)、未參與者的平均處理效應(ATU)以及全部樣本的處理效應(ATE)。

ATT = E(Yl -Y0ID = 1,Xi) = E(E； - = 1,P(XJ) (5-2)

ATU = E(E； - Y^D = 0,Xj =E (烏-Y^D = O,P(XJ) (5-3)

ATE = E(E1 —翔益)=£(©_翔益=尢嚴(益)) (5-4)

上面三個式子中，Y1代表科技扶貧參與戶i的第j維貧困狀況，第代表科技扶貧未參與戶i的第j維貧困狀況，Pg)為家庭i的傾向得分值。此外，由PSM方法所得到的處理效應的標準誤并未考慮傾向得分值為估計所得的事實，而是假設傾向得分為真實值，然后推導出標準誤；同時， PSM 方法中報告的標準誤要求滿足同方差假設，但數據可能滿足不了。因此，本文用自助法(bootstrap )來計算處理效應的標準誤。

PSM主要是基于可觀測解釋變量，影響處理變量的不可觀測因素不直接發揮作用。如果可觀測變量設定不正確，則不可觀測特性將導致傾向得分匹配的有偏估計和錯誤的樣本匹配(曾億武等2018)。由于潛在偏誤難以直接測量，Rosenbaum (2002)提出了敏感性分析方法，即通過考察所設定之不可觀測因素對是否接受的幾率的作用幅度的變化來評估這類因素影響處理效果的敏感性，本文將使用上述敏感性分析方法檢驗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因素。

5.3.2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8 年11-12 月在陜西省國家級貧困縣清澗縣、合陽縣與山陽縣開展的農業科技扶貧的微觀農戶調研。為破解品種混雜陳舊、病蟲害嚴重、管理技術滯后、科技供給不足等制約陜西省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地方政府的組織保障與政策支持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發揮科技、人才、教育等資源優勢，在區

域主導產業中心地帶先后建成一批綜合性產業試驗示范站(基地)，并依托產業示范站實現了對省內56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業科技服務的全覆蓋。產業示范站通過農業科技培訓、產業關鍵技術示范與農業信息化服務等多種科技扶貧方式，構建了從大學一示范站f科技示范村f科技示范戶f小農戶的農業科技服務路徑，為貧困地區農戶在參與產業發展過程中實現穩定脫貧提供了持久的科技支撐，科技部將這種基于產業示范平臺的科技扶貧實踐喻為“西農模式”，并在全國高校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加以推廣。清澗縣、合陽縣與山陽縣是西農大較早建立綜合性產業示范站并長期開展農村科技服務的地方，也是陜西省依托紅棗、葡萄、核桃等特色產業開展科技扶貧的重點縣域，其中合陽葡萄產業示范站、山陽核桃產業示范站2018年被陜西省政府認定為省級縣域科技創新試驗示范站，因此選擇清澗縣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開展農業科技扶貧研究具有較強的樣本代表性。此次調研采用分層抽樣和簡單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上述三個縣域隨機選擇3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選擇3-5個村，每個村再隨機選擇30-40個有交流能力的農戶開展調查，經剔除部分存在關鍵變量缺失、數據失真以及包含極端值的樣本后，獲得有效問卷為821 份，其中，樣本中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510戶，未參與科技扶貧的家庭 311 戶。此次調研問卷內容涉及戶主特征、家庭生計資本、農業生產狀況、科技扶貧參與行為、扶貧效果評價、農業科技采納等信息。

5.3.3 變量選擇

(1)結果變量。家庭技術采納程度是指家庭對土壤改良技術、良種繁育嫁接技術、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等五項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數量③，家庭對這五項技術的采納數量越多，表示其現代農業發展中面臨的能力貧困程度越低，反之，則表示家庭面臨嚴重的能力貧困。

(2)處理變量。本文的處理變量為家庭是否參與科技扶貧，若家庭參與過產業示范站組織的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類科技扶貧活動中的任何一種，則表示家庭參與科技扶貧，記為 1；否則表示家庭未參與科技扶貧，記為 0。

(3)協變量。在PSM回歸中，協變量的選擇是關鍵，應滿足條件獨立性、共同支撐假定和平衡性假定。本文依據理論要求和前期的經驗研究，一方面從理論上盡可能將對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和處理變量同時產生影響的變量納入模型，另一方面又根據模型匹配效果對變量組合進行調整，直到實現處理樣本損失少、平衡性檢驗滿足的匹配效果。在參照熊娜(20118)、佟大建和黃武(2018)、佟大建等(2018)、霍瑜等(2016)

③關鍵農業技術是指對調研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農業技術，包括土壤改良技術、良種繁育嫁接技

術、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生物除蟲技術和植物保護技術，這五項技術也是西農大產業示范站重點示范推廣的農業技術。

變量選取方法與考慮調研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本文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社區特征和對農業科技認知四個方面選擇協變量。主要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見表 5-1。

本文選取戶主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和是否為村干部衡量個人特征。戶主作為家庭重要活動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其特征是影響家庭科技扶貧參與的重要因素。相較而言，年輕、受教育程度高、身體健康和擔任村干部的戶主，對先進的農業科技和田間管理技術具有強烈的需求意愿且接受能力更強。同時男性戶主相比于女性戶主，對新技術具有更高的風險偏好。

選取勞動力數量、收入結構、耕地面積、生產性固定資產規模和人情禮金支出以及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作為家庭特征變量。勞動力、耕地和生產性固定資產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三項基本要素，要素規模直接決定著家庭對農業科技的需求程度；收入結構代表著家庭生計策略中農業產業的重要性，農業占比越高的家庭出于穩定和改善生計水平需要，通過參與科技扶貧來提高農業收入的意愿越強烈；人情禮金支出數量與是否有親戚在政府涉農部門工作表征家庭社會網絡的規模和質量，其決定著在精準扶貧戰略下科技扶貧資源獲取的能力，能力越強的家庭更容易參與科技扶貧活動。

選取所在村莊地貌特征和到最近市場的距離作為社區特征。村莊地貌特征與區域耕地質量直接相關，平原地區村莊的耕地質量和平整度優于山地和高原地區，有利于農機設備、田間管理技術等農業科技的開展；村莊到集市距離越近，農戶參與農業科技扶貧活動的交通成本與信息搜尋成本就越低，因而參與科技扶貧的概率就越高。

從對農技人員的信任度、對農業科技的關注度以及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知三個維度衡量農戶對農業科技的認知。對農技人員的信任度與農戶參與農技人員組織的農業科技服務活動的意愿直接相關，信任度越高的家庭參加農業科技扶貧活動的積極性越高；對農業科技關注度高的家庭會通過多種渠道主動關注、學習及掌握先進農業科技和田間管理技術，包括通過參與農業科技扶貧活動的渠道；對農戶而言，如果農業科技對其家庭農業生產具有重要影響時，他才會有較強的內在激勵參與相應的科技扶貧活動。

表 5-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變量名稱含義及賦值均值標準差

家庭技術采納家庭掌握關鍵農業技術的數量（項） 2.598 1.581

科技扶貧農戶是否參與科技扶貧：參與=1，未參與=0 0.621 0.485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戶是否參與產業示范站組織的現代農業培訓

與田間地頭技術指導：參與=1，未參與=0 0.574 0.495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戶是否為科技示范戶或是否經常前往產業示

范站參觀學習：是=1，否=0 0.298 0.458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戶是否加入農業科技交流微信群或者是否經

常收看農業科技推廣專題節目：是=1，否=0 0.420 0.494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家庭是否加入合作社或是否為農業企業的產品

基地：是=1，否=0 0.314 0.464

性別戶主性別：男=1，女=0 0.918 0.274

年齡戶主年齡（年） 58.811 9.951

受教育程度戶主受教育年限（年） 5.926 3.516

健康狀況戶主自評身體健康狀況：較差=1，一般=2，較好=3 2.314 0.785

是否為村干部戶主是否為村干部：是=1 ，否=0 0.163 0.370

勞動力數量家庭中勞動力數量（人） 2.822 1.285

耕地面積家庭耕地面積（畝） 10.551 10.637

收入結構家庭農業收入占總收入比重（%） 33.202 33.265

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家庭擁有的播種機、旋耕機、拖拉機、三輪車

等大型農業機械的數量（個） 0.531 0.789

人情禮金支出家庭人情禮金支出（元） 3338.672 3634.250

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家庭中是否有親戚在農業局、林業局等涉農政

府部門工作：是=1，否=0 0.418 0.493

地貌特征村莊地貌特征：平原=1，丘陵=2，山地=3，高原=4 2.581 1.086

市場距離村莊到最近集市的距離（公里）

對農技推廣人員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 7.156 6.826

對農技人員信任度比較不信任=2，一般=3，比較信任=4，非常信任=5

日常對農業科技的關注程度如何？很不關注 3.946 0.910

對農業科技關注度 =1，比較不關注=2，一般=3，比較關注=4，非

常關注=5

農業科技對家庭農業生產的重要性認知： 0-10 3.162 1.231

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知分（ 0表示不重要， 10表示很重要），分數越高，重要性越強 5.252 0.834

表 5-2 是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和未參與農戶在結果變量和協變量上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科技扶貧參與戶家庭農技水平3.039項，未參與科技扶貧農戶家庭農技水平1.875項，由t檢驗可知前者的處理變量均值顯著高于后者；協變量方面，兩組農戶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是否為村干部等多個方面表現出顯著差異性，科技扶貧參與家庭更多的以男性為戶主，且戶主年齡上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健康狀況更好，同時較少擔任村干部職務，而兩組樣本在收入結構、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方面并未表現出顯著的統計差異。

表 5-2 農業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和非參與農戶變量間差異性檢驗

變量名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科技扶貧非參與農戶均值差（t檢驗）

結果變量

家庭農技水平 3.039 1.875 1.165***

協變量

性別 0.941 0.881 0.060***

年齡 58.082 60.006 -1.924***

受教育程度 6.155 5.550 0.605**

健康狀況 2.402 2.170 0.232***

是否為村干部 0.141 0.199 -0.058**

勞動力數量 3.045 2.457 0.589***

耕地面積 & 996 13.101 -4.104***

收入結構 34.302 31.399 2.902

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 0.618 0.389 0.229***

人情禮金支出 3698.529 2748.553 949.976***

親戚在政府工作 0.431 0.395 0.036

地貌特征 2.357 2.949 -0.592***

市場距離 6.338 8.497 -2.159***

對農技人員信任度 4.006 3.849 0.157**

對農業科技關注度 3.378 2.807 0.571***

對農業科技重要認知 5.300 5.174 0.126**

5.4實證結果分析

5.4.1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OLS估計結果

科技減貧效應的線性估計結果如表 5-3 所示，結果顯示農戶參與農業科技扶貧具有顯著的技術采納效應，對家庭農技水平提升效應為 1.098。貧困地區家庭通過參與農業培訓、技術指導、特色產業示范和科技政策宣傳等多種科技扶貧活動，一方面扶貧科技資源的引進，彌補了家庭在發展區域特色農業中技術、資金、信息和市場渠道等要素短缺，實現了家庭農技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促進家庭農技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參與農業科技扶貧家庭會其擴大在品種、農資、機械裝備和農業培訓等方面的投資，實現其農技水平的提高。此外，農戶受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結構、人情禮品指出、對農技人員的信任程度及區域地貌特征也會顯著影響農業科技扶貧的多維減貧效應。

表 5-3 科技扶貧模式技術采納效應的 OLS 估計結果

變量名技術采納效應

科技扶貧 1.098***

(0.107)

性別 0.211

(0.162)

年齡 -0.007

(0.005)

受教育程度 0.013

(0.015)

健康狀況 0.057

(0.067)

是否為村干部 0.119

(0.140)

勞動力數量 0.110***

(0.038)

耕地面積 -0.021***

(0.006)

收入結構 -0.008***

(0.002)

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 -0.009

(0.062)

人情禮金支出 0.000***

(0.000)

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 0.100

(0.102)

地貌特征 -0.357***

(0.057)

市場距離 -0.002

(0.008)

對農技人員信任度 0.137**

(0.053)

對農業科技關注度 0.044

(0.040)

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知 0.103*

(0.056)

常數項

Obs.

R-squared -0.169

(0.544)

821

0.346

5.4.2農戶科技扶貧參與決策的方程估計

表 5-4 是 Logit 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具體而言，以男性為戶主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概率參與農業科技扶貧活動，體現了男性決策者更易獲取國家精準扶貧政策帶來的外部扶持資源，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越傾向于參與科技扶貧。勞動力數量和固定資產數量越多，參與農業科技扶貧活動的概率也越高，這是因為農業是貧困地區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勞動力和旋耕機、三輪車等生產性固定資產較多的家庭，意味著家庭對農業生計活動的依賴程度更高，其獲取外部農業科技資源的意愿更加強烈；有親戚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家庭，意味著其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在科技資源稀缺的貧困農村地區，政治資源往往會影響資源的配置同時；家庭對基層農技推廣人員信任程度與對

農業科技關注程度均對其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概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對科技人員的信任程度越高，意味著農戶更加深信農業扶貧科技資源帶來的經濟效應，這有利于激勵貧困地區家庭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積極性，對農業科技關注度越高，代表著家庭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對農業科技變化的敏感度越高，其參加農業科技扶貧活動而獲取先進適用的農業科技資源以維持高效農業產量的動機就越強烈；目前我國在貧困地區推廣的農業科技主要針對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家庭農業生產活動，家庭耕地面積越大，其農業經營特征與科技扶貧活動的匹配性越差，因而耕地面積對家庭參與農業科技扶貧行為有著負向顯著影響。此外，區域地貌特征對家庭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概率也產生負向顯著影響，即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的滯后，抑制了技術在貧困地區的傳播與配置。

表 5-4 傾向得分的 Logit 模型估計結果

變量系數標準誤變量系數標準誤

性別 0.793*** 0.294 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 0.370*** 0.134

年齡 -0.006 0.009 人情禮金支出 0.000 0.000

受教育程度 0.012* 0.024 有親戚在政府部門工作 0.222*** 0.183

健康狀況 0.016 0.114 地貌特征 -0.369*** 0.096

社會地位 -0.191 0.228 市場距離 0.006 0.013

勞動力數量 0.312*** 0.075 對農技人員信任度 0.276*** 0.092

耕地面積 -0.034*** 0.009 對農業科技關注度 0.250*** 0.068

收入結構 0.004 0.003 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認知 0.156 0.107

常數項 -2.663*** 1.031

Log Likelihood -461.7373 LR *(16) 165.95

Pseudo R2 0.1523 Prob > 無2 0.0000

5.4.3 匹配平衡性假設檢驗

為保證傾向得分估計的質量，本文借鑒Rubin (2001)的方法，從標準化偏差、均值和LR統計量三個方面進行平衡性檢驗。①考察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控制變量的標準化偏差，標準化偏差減小表明兩組樣本差異減小。②考察處理組和控制組控制變量的均值是否存在差異，用t檢驗判斷差異是否顯著。③考察偽R2(Pseudo- R2)、卡方(無2)、偏差均值、B值等指標的前后變化，從整體上檢驗匹配是否滿足平衡性假定。

由表 5-5 可以看出，除收入結構、禮金支出和親戚在政府部門工作三個變量外，大多數變量匹配后的標準化偏差小于 10%，且 t 檢驗的結果不拒絕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匹配后無系統差異的假設，故可以判定樣本匹配質量較好。

表 5-5 匹配前后各控制變量的平衡性檢驗

變量名參與

科技扶貧均值

未參與

科技扶貧標準化

偏差

(%) 標準化偏差絕對值變化 (%) T 值

性別匹配前 0.941 0.881 21.200 92.400 3.070***

匹配后 0.940 0.936 1.600 0.300

年齡匹配前 58.082 60.006 -19.600 83.500 -2.700***

匹配后 58.185 58.502 -3.200 -0.520

受教育程度匹配前 6.155 5.550 17.000 73.900 2.400**

匹配后 6.127 5.969 4.400 0.730

健康狀況匹配前 2.402 2.170 29.300 94.800 4.140***

匹配后 2.400 2.412 -1.500 -0.250

社會地位匹配前 0.141 0.199 -15.500 -2.190**

匹配后 0.141 0.140 0.300 98.100 0.050

勞動力數量匹配前 3.045 2.457 46.900 81.100 6.520

匹配后 3.020 3.131 -8.900 -1.360

耕地面積匹配前 8.996 13.101 -39.100 98.800 -5.460***

匹配后 8.937 8.988 -0.500 -0.090

收入結構匹配前 34.302 31.399 8.800 -54.000 1.210

匹配后 34.207 29.737 13.500 2.090**

生產性固定資匹配前 0.618 0.389 30.400 73.300 4.060***

產數量匹配后 0.575 0.513 8.100 1.290

匹配前 3698.500 2748.600 26.600 3.660***

人情禮金支出匹配后 3628.700 4140.300 -14.300 46.200 -2.020**

親戚在政府部匹配前 0.431 0.396 7.300 -68.900 1.010

門工作匹配后 0.429 0.369 12.300 1.960*

地貌特征匹配前 2.357 2.949 -56.400 90.100 -7.840***

匹配后 2.372 2.430 -5.600 -0.870

市場距離匹配前 6.338 8.497 -30.800 86.300 -4.450***

匹配后 6.391 6.096 4.200 0.770

對農技人員信匹配前 4.006 3.849 16.900 88.600 2.400**

任度匹配后 3.998 4.016 -1.900 -0.330

對農業科技關匹配前 3.378 2.807 46.400 92.400 6.620***

注度匹配后 3.374 3.418 -3.600 -0.600

對農業科技重匹配前 5.300 5.174 15.400 93.500 2.110**

要性認知匹配后 5.298 5.290 1.000 0.140

為更加直觀地觀察匹配前后兩組樣本傾向得分值的差異，本文繪制了家庭農技水

平的核密度函數圖。如圖 5-1 所示，大部分觀測值均落在共同取值區間內，說明在傾向

另外，整體檢驗了在核匹配、鄰近匹配、半徑匹配和局部線性回歸匹配等四種方法下匹配是否滿足平衡性假定。從表5-6可以看出，在四種方法下，Pseudo- R2值由匹配前0.152顯著下降到匹配后的0.011~0.015；無2統計量由匹配前165.59顯著下降到匹配后的 15.60~20.92，解釋變量的聯合顯著性檢驗由匹配前的高度顯著變成10%水平上總是被拒絕；解釋變量偏差均值由匹配前26.700減少到5.300~6.400。上述檢驗結果表明，傾向得分估計和樣本匹配是成功的，匹配后農業科技扶貧的參與農戶和未參與農戶特征基本一致。

表 5-6 傾向得分匹配的整體平衡性檢驗結果

匹配方法偽R2

( Pseudo-

R2) 卡方

（*）模型顯著性

（ p>chi2 ）偏差均值

(mean bias) B值

( % ) R值

匹配前 0.152 165.59 0.000 26.700 97.300* 0.880

核匹配（帶寬

=0.06） 0.011 15.60 0.481 5.300 25.000* 1.070

鄰近匹（1-1 匹

配） 0.015 20.92 0.182 6.400 28.900* 0.990

半徑匹配（半

徑=0.01） 0.012 15.82 0.466 5.500 25.400* 1.060

局部線性匹配（帶寬0.8） 0.015 20.92 0.182 6.400 28.900* 0.990

5.4.4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PSM估計結果

為了匹配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樣本分別進行了核匹配、鄰近匹配、半徑匹配和局部線性回歸匹配，估計了家庭農技水平ATT、ATU、ATE值④，估計結果如圖5-7所示，整體上四種匹配方法的結果基本一致。觀察家庭農技水平的估計結果。 ATT、 ATU、 ATE 的系數值均在 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 ATT 為 0.806，表明與未參與農業科技扶貧家庭相比，通過參與農業科技扶貧使家庭掌握的農技數量增加 0.806 項。進一步比較發現，有ATU>ATE>ATT,表明與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家庭相比，實際上未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家庭如果參與扶貧活動會導致家庭農技水平提升更快。此外，家庭農技水平 ATT、 ATU、 ATE 的均值分別為 0.860、 1.154、 0.969。從上面總體分析結果可知，家庭參與農業科技扶貧能夠顯著提升家庭農技水平，即具有顯著的能力貧困減貧效應。同時，對于未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家庭如果參與扶貧活動，其技術采納效應更加明顯。

④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匯報的 ATT 、 ATU 、 ATE 值指核匹配下的估計值。 96

表 5-7 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 PSM 估計結果

匹配方法處理效應技術采納程度

ATT 0.806***

（0.130）

核匹配 ATU 1.171***

（0.130）

ATE 0.942***

（0.114）

ATT 0.910***

（0.184）

鄰近匹配 ATU 1.147***

（0.184）

ATE 0.998***

（0.141）

ATT 0.947***

（0.176）

半徑匹配 ATU 1.128***

（0.181）

ATE 1.015***

（0.140）

ATT 0.775***

（0.131）

局部線性回歸匹配 ATU 1.171***

（0.129）

ATE 0.922***

（0.115）

5.4.5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異質性分析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信息服務和組織化帶動四種扶貧方式，是貧困地區農戶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重要途徑，揭示不同方式減貧效應的異質性，有助于提高扶貧措施的精準性及減貧成效的穩定性，表 5-8 為四種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核匹配 PSM估計結果。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產業示范、信息服務三種科技扶貧模式的處理效應ATT在1% 統計水平下均顯著，三者技術采納效應的大小依次為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的技術采納效應不顯著。這表明中心基地示范、科技示范戶引領等農業產業示范，能夠較大程度促進農業技術在貧困地區的擴散與推廣，有效解決貧困地區農戶農業生產技能落后的能力貧困現象；同時，“農業企業+農戶”、“專業合作社+農戶”等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的技術采納效應不顯著，可能是因為農戶內心僅把自己定位為被雇傭者的身份參與產業組織的經營，以獲得自己該有勞動收入，并未以主人翁身份去學習和掌握新技術，因而技術擴散效應有限。

表 5-8 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異質性分析

扶貧方式處理效應技術采納程度

ATT 0.755***

(0.121)

農業科技培訓指導 ATU 1.094***

(0.128)

ATE 0.896***

(0.107)

ATT 0.840***

(0.097)

農業科技產業示范 ATU 0.919***

(0.120)

ATE 0.896***

(0.105)

ATT 0.806***

(0.130)

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ATU 1.171***

(0.130)

ATE 0.942***

(0.114)

ATT 0.612

(0.101)

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 ATU 0.770

(0.126)

ATE 0.720

(0.108)

5.4.6技術采納促進效應的組間差異比較

為判斷不同社會經濟特征的家庭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的減貧效應是否存在差異？本文根據貧困類型、耕地規模兩個經濟特征，將樣本農戶分為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大規模農戶和小規模農戶，分別進行核匹配、鄰近匹配、半徑匹配和局部線性回歸匹配，進行平衡性檢驗并且檢驗結果通過。由于篇幅限制，本部分只展示核匹配下PSM估計結果，如表 5-9 所示。

將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結果相比較。技術采納效應中，ATT值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參與農業科技扶貧對提高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農技水平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對貧困戶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大于非貧困戶，這表明科技扶貧能夠顯著增強貧困家庭的農業生產技能，達到科技精準扶貧目的。對不同規模農戶而言，科技扶貧的技術采納效應 ATT 系數在 1%的統計水平上全部顯著，但小規模農戶的技術采納效應顯著大于小規模農戶，表明科技扶貧實施中存在“精英俘獲”現象。

表 5-9 科技扶貧技術采納促進效應的組間差異

群組處理效應技術采納效應

貧困戶 ATT 0.855***

(0.300)

ATU

ATE

ATT 1.432***

（0.276）

1.099***

（0.245）

0.790***

（0.147）

非貧困戶 ATU 1.106***

（0.174）

ATE 0.902***

（0.130）

ATT 0.703***

（0.200）

小規模農戶 ATU 0.999*

（0.165）

ATE 0.788*

（0.165）

ATT 0.924***

（0.218）

大規模農戶 ATU 1.139***

（0.224）

ATE 1.033***

（0.176）

5.4.7敏感性分析

表 5-10 報告了科技扶貧參與家庭持久脫貧信心的敏感性分析結果。其中伽馬系數被用來指代被忽略的因素對農戶是否參與科技扶貧行為的影響，如果伽馬系數接近 1的時候已有結論就已經不顯著，那么PSM估計結果就經不起推敲；如果伽馬系數取值很大(通常接近2)的時候已有結論才變得不顯著，那么PSM的估計結論就是站得住腳的(Rosenbaum 2002)。從表可以看出，當伽馬系數增加到1.4時，已有結論才在 5%統計水平上不顯著，據此可以判斷，雖然不可觀測因素可能存在，但處理效應估計對這些潛在因素并不十分敏感，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對于未控制變量可能導致前文 PSM估計結果存在較大偏誤的擔憂。

表 5-10 科技扶貧對家庭農技水平的敏感性分析

Gamma sig+ Sig- CI+ CI-

1.00 0.000 0.000 3.149 3.149

1.10 0.003 0.000 3.392 2.684

1.20 0.011 0.000 4.058 2.262

1.30 0.030 4.0e-06 4.463 1.876

1.40 0.064 6.4e-07 4.843 1.520

1.50 0.116 9.9e-08 5.201 1.190

1.60 0.188 5.9e-09 5.540 0.736

1.70 0.276 2.3e-09 5.863 0.594

1.80 0.373 3.4e-10 6.170 0.322

1.90 0.473 5.1e-11 6.465 0.065

2.00 0.512 7.5e-12 6.748 -.032

注：Gamma表示由于表示未控制因素導致的不同安排的對數發生比，sig+、Sig-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的上界與下界，CI+、CI-表示置信區間（0.95）的上界與下界；家庭收入、家庭持久脫貧信心 ATT 的敏感性分析結果與之相近。

5.5本章小結

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能力貧困視角下分析了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家庭技術采納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并實證檢驗了參與不同科技扶貧活動對農戶技術采納影響的異質性，探討分析了技術采納效應在不同耕地規模農戶間的差異，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農戶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及對農技人員信任度、對農業科技的關注度，家庭的勞動力數量、耕地面積、固定資產數量、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及區域地貌特征，都對農戶科技扶貧參與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

第二，農戶科技扶貧參與顯著促進其農業技術采納，即科技扶貧能緩解農戶發展現代農業中面臨的能力貧困。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參與農戶和非參與農戶的技術采納處理效應分別為0.860 項、 0.969 項，其中，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產業示范、農業信息化服務三種扶貧方式，對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和科技扶貧非參與農戶的技術采納處理效應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對科技扶貧非參與農戶的處理效應大于對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處理效應；但是，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的科技扶貧方式并未產生顯著的技術采納效應。

第三，科技扶貧存在“精英俘獲”現象。雖然科技扶貧參與對不同耕地規模農戶均具有顯著的技術采納效應，但是對大規模農戶的技術采納效應更大，小規模農戶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相對較小，可能是因為現有科技扶貧政策存在“規模效應”或者“門檻約束”，小規模農戶難以滿足參與科技扶貧項目的條件。

100

第六章內生動力視角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

本章在第五章能力減貧效應的基礎上，基于內生動力視角下，構建了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理模型，重點分析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科技資源供給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以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在兩者關系之間發揮的中介作用，和制度信任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調節效應，并利用陜西省科技扶貧重點縣域 821 個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

6.1問題提出

探索建立科技助力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成為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推進貧困地區創新驅動發展的有效途徑（陳紅花等 2020）。作為造血式扶貧的主要載體，科技扶貧更加重視內在能力培育與科技要素驅動（陳傳波等 2020；李金祥 2016），在夯實扶貧產業基礎、激發產業發展內生動力及穩定脫貧成效等方面發揮著關鍵科技支撐作用（孫久文等 2019； Janvry and Sadoulet 2001），科技入戶工程、農村科技“星火計劃”、科技示范基地建設和科技特派員農村創業行動等科技扶貧實踐取得顯著減貧成效⑤， 2018年科技特派員覆蓋全國 92%以上貧困縣和 4.8 個貧困村，為貧困村培育科技示范戶、致富帶頭人 26.3 萬戶，建立科技示范基地3.5萬個，累計在貧困縣建成農業科技園區、科技星天地等國家級科技扶貧平臺載體 746個，幫助建檔立卡貧困戶 79.7 萬戶，帶動脫貧戶 41.6 萬戶，幫助貧困村集體經濟增收38.3億元。但在新時代決戰脫貧攻堅的實踐中，扶貧科技資源供需結構失衡、扶貧政策隱形“門檻效應”及“規模偏好”、益貧性技術供給不足、多樣化技術需求難以滿足與扶貧資源“精英俘獲”等問題依然制約著科技扶貧工作的精準化開展（熊娜 2018；邢成舉 2017），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影響貧困農戶扶貧活動持續參與及其減貧績效（Zeng et al. 2015； Kassie et al. 2011），如何優化科技扶貧政策供給、提高扶貧科技配置的精準性與減貧績效成為高質量推進脫貧攻堅的實踐難點。

科技精準扶貧的核心是扶貧資源和公共服務面向貧困人口的精準化供給（汪三貴等 2007），技術的益貧性成為扶貧科技資源有效發揮減貧效應的屬性保障（郎亮明等 2020；付少平 2019），科技扶貧模式構建應適應并優化貧困農戶人力資本狀況及社會資本可利用程度（劉艷華和徐勇 2018），李小云等（2008）通過梳理中國農業科技政策變遷歷史，認為小農科技政策應以農戶分化和貧困戶脆弱性生計為現實依據，科技扶

⑤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貧困監測報告2019》

101 貧體系的持續支撐才能引領貧困地區特色優勢資源的綜合開發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周華強等 2019），科技扶貧與貧困區域產業基礎、社會結構等經濟社會特征的不匹配（李博等 2019；莊天慧等 2011），導致了扶貧實踐的結構化困境而影響農村科技扶貧的效率與效益。此外，貧困地區農村經濟很難實現“一村一品”、“一縣一業”發展模式，多產業共存引致多樣化科技需求也對現有扶貧科技資源供給帶來挑戰（胡熳華和王東陽 2004），構建全產業鏈農村科技服務支撐體系拓展扶貧產業的附加值（高啟杰和姚云浩 2015），成為貧困農戶依托產業發展穩定脫貧及貧困地區農村經濟融入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實現路徑。以上研究從定性層面揭示了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脫貧成效的影響，但并未量化評價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及其維度對科技減貧績效的作用機制及其邊際效應。

除公共服務供給特征外，供給主體形象也是影響公共服務績效的重要因素（范柏乃和金潔 2016）。科技扶貧作為國家推進貧困地區人力資本開發、驅動現代農業升級轉型的農村公共科技服務，扶貧主體行動策略決定扶貧信息及科技資源的傳遞及配置效率（柳晨 2020），公平感、責任心等扶貧主體形象影響農戶扶貧政策響應及其政策優劣性評價（高啟杰和姚云浩 2015），良好的主體形象能夠降低政策執行成本、提高政策執行效率（丁煌 2002），此外，制度信任是利益相關者在“非人際”關系上對制度產生信任，相信制度能夠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實施（馬興棟和霍學喜 2019），Buck and Alwang （2011）通過隨機干預試驗研究了厄瓜多爾地區貧困家庭對農技推廣機構的制度信任，發現強制度信任組農戶具有較強的意愿參與農業科技培訓活動，提升公眾制度信任成為改善公共服務實施績效的重要政策選擇（何可等 2015）。

本文運用陜西省科技扶貧重點縣域的 821 份農戶微觀調研數據，從提高科技扶貧的精準減貧績效出發，研究扶貧科技資源供給對科技減貧績效的影響機制與扶貧主體形象在兩者關系間的中介作用，以及制度信任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與科技減貧績效關系間發揮的調節作用，以期為增強農戶科技減貧績效的獲得感，深入推進科技精準扶貧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建議。

6.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扶貧科技資源供給與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科技扶貧是實現產業扶貧、智力扶貧、創業扶貧和協同扶貧等多種扶貧舉措有效融合的綜合性扶貧開發路徑，減貧績效感知源于農戶對扶貧科技資源整體質量的感受（邢成舉 2017； Asfaw S et al. 2012），科技減貧感知績效成為評價科技扶貧政策在貧困地區整體實施效果的重要依據。作為面向貧困地區的公共科技服務活動，科技扶貧引導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及農機裝備和產業信息等科技資源與貧困區域特色農業相鏈接，扶貧科技資源的覆蓋度、可得性、多樣性及匹配性等供給特征（郎亮明等

102

2020；韓永濱等 2019），對科技扶貧實踐的實施及農戶有效參與產生直接影響。科技扶貧在技術研發和推廣上易忽略貧困戶的生計能力與人力資本（付少平 2019），張瑞玲和張淑輝（2018）認為扶貧科技親貧性缺乏是導致扶貧政策失效的關鍵因素，選擇益貧性技術與適宜的組織方式能夠顯著提高貧困戶技術可得性而增強科技扶貧效力（李俊杰 2014）。在扶貧實踐中，一方面貧困地區農村小而散的產業經營特征引致多樣化技術需求，但扶貧科技資源往往集中于區域特色產業和優勢資源，“門檻效應”使得非特色產業經營農戶難以獲得科技支撐而脫貧困難（喻嘉和彭小兵 2020）；另一方面，傳統農業科技扶貧以單純農業技術的引入和推廣為住，較少覆蓋生產資料供應、信息服務、市場銷售、儲運加工、社會融資等農業產前產后環節（劉冬梅和石踐 2005），制約了貧困地區優勢資源的產業鏈拓展與價值鏈升級，從而削弱貧困農戶對科技扶貧減貧績效的感知。此外，科技扶貧與扶貧產業的匹配性也是影響農戶減貧績效感知的重要因素，付少平（2019）通過研究陜北科技扶貧案例，發現科技扶貧與產業扶貧各自為政、缺乏整合，部分科技扶貧項目成果停留在論著等理論成果形態，未能有效增加農戶科技減貧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綜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 1：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

優質高效的扶貧科技資源供給有助于提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

（2）科技扶貧主體形象與農戶減貧感知績效

扶貧主體形象是指面向農戶開展科技扶貧獲得的個人或組織在服務態度、責任心及公平感等方面留給農戶的直接印象，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體現在能夠公平公正的分配扶貧科技資源，用熱情態度開展農業科技服務及以高度責任感為農戶提供技術指導（孫武學 2013；李小云等 2008）。公眾對扶貧主體形象的認知來源于科技扶貧實踐參與中農戶與扶貧主體之間高質量的信息交換與信任關系（Walumbwa et al. 2011），優質、益貧、多樣化及高度覆蓋的扶貧科技資源供給是扶貧主體樹立良好形象的前提。根據社會交換理論，扶貧主體通過組織科技扶貧活動實施國家扶貧開發政策、扶持貧困戶發展產業增收脫貧，反過來，農戶通過參與科技扶貧及獲取扶貧資源感知扶貧主體對自身公平性、責任心及所盡義務，扶貧科技資源成為連接扶貧主體與貧困農戶的重要載體，公眾對扶貧主體形象的認知一定程度來源于扶貧科技資源的供給特征（范柏乃和金潔 2016），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的覆蓋度、多樣性、可得性及匹配性等特征均影響貧困地區家庭對扶貧主體形象的判斷。綜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2a：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對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優質高效的扶貧科技資源供給能夠提升扶貧主體在貧困地區農戶心中的形象，反之則損害扶貧主體形象。

其次，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是扶貧部門開展扶貧開發政策、實現既定政策目標時可利用的重要“無形”資產，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而獲得公眾的信任與支持（李博

103

等 2019），貧困農戶對扶貧主體形象的積極認知可以降低扶貧政策執行成本、提高政策執行效率（丁煌 2002），并調動貧困農戶參與扶貧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增強農戶對相關主體扶貧工作及成效的認同。扶貧主體農業科技服務能力不強成為影響科技扶貧效果的主要因素（王巍和李平， 2019），郎亮明等（2020）通過研究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應，發現基層農技人員的工作態度顯著影響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概率及其減貧成效，公眾對科技特派員企業社會形象的認同感增強有利于促進科特派企業精準扶貧績效的提升（張靜和朱玉春 2019）。此外，具有良好形象的扶貧主體更易獲得來自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單位扶貧資源的分配及支持（管睿等 2020），進而增強其在貧困地區深入開展科技扶貧的能力。綜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2b：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有助于提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

綜上所述，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關系間起著中介作用：一方面，以扶貧科技資源為載體的扶貧績效理論研究，認為扶貧主體提供的農村科技服務資源的質量越優質、獲得越便捷及越多樣化，農戶對扶貧主體的信任程度與配合度就越高，扶貧主體形象就越好；另一方面，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增進了扶貧主體與貧困農戶之間的信任交流及信息交換，互信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科技扶貧活動深入開展與貧困農戶有效參與，最終提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因此，本文提出綜合假設2：

假說 2：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正向相關關系中起著中介作用，即扶貧科技供給特征會影響農戶對扶貧主體形象的評價，進而通過扶貧主體形象影響農戶對科技減貧績效的感知。

（3）制度信任的調節機制

制度信任是信任主體對特定環境能否正常有序、安全高效運轉的看法（陶芝蘭和王歡 2006），以及對特定系統是否值得信賴的判斷（王秀為等 2018）。在精準脫貧環境背景下，農戶對科技扶貧政策及其系統的制度信任體現在扶貧政策能否真正落實、外部資源支持能否長期存續（謝小芹和張順 2020），特定扶貧模式能否有效開展及扶貧主體能否深度實施技術指導服務。何可等（2015）發現制度信任對農民環境治理參與意愿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強制度信任激發了農戶參與扶貧活動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較高程度的農戶參與使得扶貧主體和貧困農戶開展更廣泛的合作交流與信息交換，良好的扶貧形象引導扶貧科技資源深層次惠及更大范圍的科技扶貧參戶，提升區域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相反，在弱制度信任背景下，農戶對扶貧政策的真實性及有效性存在質疑，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難以激發其參與扶貧活動的意愿，農戶缺乏感知科技減貧績效的有效渠道，進而降低其對科技減貧的感知績效。此外，制度信任能夠降低農戶扶貧活動參與中的信息獲取成本（Latifi M 2014），豐富的信息資源有助于農戶選擇與其資

104

源稟賦相適應的扶貧科技資源，增強了扶貧主體精準扶貧活動的精準性，進而使得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得到強化。綜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 3：制度信任正向調節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正向影響。即相對于較低程度的制度信任，較高程度的制度信任下，扶貧主體形象對科技減貧感知績效正向影響增強。

圖 6-1 扶貧科技資源供給影響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理論機制

6.3變量選擇與研究方法

6.3.1 變量選擇

(1)因變量：科技減貧感知績效。農業科技扶貧作為產業示范站面向貧困地區開展的公共科技服務項目，減貧感知績效代表農戶對科技扶貧一系列服務屬性評價的感知。結合科技扶貧活動的服務屬性及其對貧困家庭生產經營與內生能力的影響，本文從農業技能、勞動力、生產信息與作物品種四方面，評價科技扶貧在農戶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上的減貧績效；從產業認知、非農就業、產業融合與脫貧信心四方面，評價科技扶貧對農戶內生發展能力提升上的減貧績效，通過以上 8 個指標度量農戶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

(2)自變量：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是農戶對高校、農技部門和企業等組織依托本地產業示范站聯合開展的農業科技扶貧活動客觀特征的基礎性評價。依據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公共服務供給目標應體現在覆蓋面、開放度、可獲得性及多樣性等方面(郁建興 2011)，結合公共科技服務的具體內涵，本文從匹配性、多樣性、可得性及覆蓋面 4個指標對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進行度量。

(3)中介變量：扶貧主體形象。扶貧主體形象是農戶對依托產業示范站開展科技扶貧的高校專家及基層農技人員的形象評價，良好的扶貧主體形象體現在嚴格落實扶貧政策、深入開展農技服務、有效提供技術指導等方面，同時結合公共科技服務的普遍性原則，公平公正的執行各項扶貧措施也應對扶貧主體的基本要求，本文從服務態度、

105

責任性、針對性及公平性4個指標對扶貧主體形象進行度量。

（4）調節變量：制度信任。農戶的制度信任體現在其對科技扶貧政策的穩定存續、扶貧模式的適應性、扶貧措施的有效性、幫扶人員的專業性等方面能否值得信賴，以及科技扶貧系統能否正常有序運轉的評價與判斷。本文結合產業示范科技扶貧系統的構成要素，從農戶對科技扶貧政策、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科技幫扶舉措及扶貧專家的信任度4方面度量制度信任程度。

以上指標均采用Likert5級量表度量，通過農戶對相關指標的打分獲得，相關變量的測度及描述性分析如表 6-1 所示。

（5）控制變量:借鑒郎亮明等（2020）、陳傳波等（2020）、Wossen et al. （2019）變量選擇及結合實際調研情況，本文選擇年齡、性別、教育水平等戶主特征，耕地規模、農業勞動力數量、農業資產數量、是否為村干部、禮金支出、非農收入占比、是否獲得組織支持及農業科技認知等 8 方面家庭特征，及村莊地貌特征等作為影響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控制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 6-2.

表6-1指標測度及描述性分析

變量名稱含義及賦值均值標準差

扶貧科技資源的匹配性產業示范站科技扶貧活動與本地產業基礎相適應：很不贊同

=1，不太贊同=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842 1.145

扶貧科技資源的多樣性產業示范站科技扶貧活動形式多樣：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543 1.164

扶貧科技資源的可得性可以經常參與產業示范站組織的科技扶貧活動：很不贊同=1，

不太贊同=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356 1.158

扶貧科技資源的覆蓋面產業示范站科技扶貧活動對農業生產環節覆蓋面廣：很不贊同

=1，不太贊同=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162 1.231

扶貧主體的服務態度產業示范站科技服務態度良好：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一

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4.107 0.791

扶貧主體的責任心產業示范站專家有很強責任心：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一

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4.090 0.800

扶貧主體的針對性產業示范站農業培訓易于接受：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一

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999 0.902

扶貧主體的公平性產業示范站科技示范戶政策的公平透明: 很不贊同=1，不太贊

同=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901 0.947

對扶貧政策的信任度科技扶貧政策對貧困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很不相信=1，不

太相信=2，一般=3，比較相信=4，非常相信=5 3.524 1.070

對扶貧模式的信任度產業示范站科技扶貧模式能夠支撐本地特色產業發展：很不相

信=1，不太相信=2，一般=3，比較相信=4，非常相信=5 3.340 1.107

對扶貧專家的信任度對農技人員所傳授技能與知識的信任度：很不相信=1，不太相

信=2，一般=3，比較相信=4，非常相信=5 3.638 1.132

對扶貧措施的信任度產業示范基地能夠帶動周邊農戶產業發展：很不相信=1，不太

相信=2，一般=3，比較相信=4，非常相信=5 3.621 1.19

提升農技水平科技扶貧活動提升了家庭農技水平：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915 1.01

節約勞動力科技扶貧活動節省了家庭勞動力：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384 1.147

拓展信息渠道科技扶貧活動拓展了家庭信息渠道：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675 1.085

加速品種更新科技扶貧活動促進了作物品種更新：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697 1.075

提高農業認知科技扶貧活動提高家庭現代農業認知：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

=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313 1.197

促進產業融合科技扶貧活動促進家庭農業產業融合發展：很不贊同=1，不太

贊同=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738 1.023

實現非農就業科技扶貧活動提高家庭非農就業機會：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

=2，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3.946 0.910

增強脫貧信心科技扶貧增強了家庭脫貧致富信心：很不贊同=1，不太贊同=2，

一般=3，比較贊同=4，很贊同=5 4.350 0.947

6.3.2 研究方法

( 1)核心變量測度：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計算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及制度信任等潛變量的大小，以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為例說明核心變量的測度方法。

首先，科技減貧感知績效變量的KMO值為0.862, Barelett球形檢驗近似卡方值為 2384.561 (sig=0.000),表明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適合做因子分析。其次，為使因子分析結果具有特定經濟含義，本文采用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 2 個公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0.344%。其中，公因子1 的方差貢獻率為46.869，包含科技扶貧對農業技能、勞動力、生產信息與作物品種等要素配置影響的變量，故將其命名為“要素配置效率”；公因子2的方差貢獻率為13.475%，包含科技扶貧對農戶的農業認知、非農就業、產業融合與脫貧信心等內生發展能力影響的變量，故將其命名為“內生發展能力”。再次，計算樣本各維度的因子得分，具體計算公式為：

Fj = PjiXi + Pj2^2 + 0jpXp，j = 1,2 (6-1)

其中乃為樣本農戶第j個共因子得分值;Xp為為該維度所包含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測度變量，Pn~Pjp為各變量相應的權重。最后，以各公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樣本農戶科技扶貧感知績效的程度，具體公式為：

科技減貧感知績效=(46.869 * F1 + 13.475 * F2)/60.344 (6-2)

從表 6-2 主要變量相關系分析結果可知，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三者間有著顯著的正向相關。

107

表6-2 變量描述性統計及主要變量相關性分析

變量含義及賦值均值標準差感知績效供給特征主體形象制度信任

科技減貧家庭對科技減貧績效的感知程度 0 1.718 1.000

感知績效（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分）

科技資源農戶對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 0 1.649 0.505* 1.000

供給特征感知（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分）

扶貧主

體形象農戶對科技扶貧主體形象的感知

（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分） 0 1.661 0.537* 0.487* 1.000

制度信任農戶對科技扶貧制度及模式的信

任程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分） 0 1.649 0.748* 0.409* 0.504* 1.000

年齡戶主年齡（歲） 58.811 9.951 0.031 0.021 -0.036 -0.054

性別戶主性別：女=0，男=1 0.918 0.274 0.122* 0.017 0.049 0.148*

教育戶主受教育年限（年） 5.926 3.516 0.146* 0.023 0.077* 0.190*

耕地規模家庭17年耕地規模面積（畝） 10.552 10.637 0.051 -0.121* -0.030 0.080*

農業勞動力家庭農業勞動力數量（人） 1.762 0.740 -0.056 -0.002 0.022 0.015

農業資產家庭農用拖拉機、三輪車、耕地機

等農業資產的數量（臺） 0.531 0.789 0.069* 0.005 0.078* 0.190*

村干部家中是否有人擔任村干部：否=0，

是=1 0.163 0.370 0.124* 0.032 0.030 0.080*

禮金支出家庭17年人情禮金支出費用的對

數值 6.632 1.574 0.198* 0.080* 0.064 0.218*

非農收

入占比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 0.660 .335 0.034 0.006 -0.099* -0.056

組織支持家庭生產是否加入合作社或是否

作為企業的生產基地，否=0，是=1 0.376 .485 0.100* 0.113* 0.048 0.051

科技認知對農業科技重要性打分，1-5分數越

高表示對農業科技重要性越認同 3.378 1.102 0.315* 0.194* 0.287* 0.362*

地貌特征地貌特征：平原=1，丘陵=2，山地

=3，高原=4 2.582 1.087 0.165* 0.006 0.048 0.046

注：因篇幅顯著，僅列出部分關鍵變量的相關系數檢驗結果

（2）中介效應與調節作用檢驗：本文采用逐步回歸分析法檢驗扶貧主體形象的中介作用與制度信任的調節效應。雖然因果逐步回歸方法因檢驗能力低而備受學者質疑，但是若能以該方法得到顯著的結果，則檢驗力低的問題將不存在（溫忠麟和葉寶娟 2014）。

Y= a1X + ^1 （6-3）

M = 0泌 + 卩2 （6-4）

Y= a2X + p2M + yV + vMV + ^3 （6-5）

其中X、Y.M與V分別表示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扶貧主體形象及制度信任，ai、價、“2、02、y與V為待估系數，皿“2 “3為隨機干擾項。若（6-3）與（6-4）式中的X系數均顯著且（6-5）式中X與M的系數也均顯著，但a?的絕對值小于ai的絕對值，則說明扶貧主體形象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6-5）式中M的系數顯著而X的系數不顯著，說明扶貧主體形象存在完全中介效應。此外，若（6-5）式中的M與V交互項的系數v顯著，則說明制度信任在扶貧主體形象與農戶科技減貧效應感知關系間發揮著調節作用。

108

6.4實證結果分析

6.4.1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減貧機制檢驗

在運用 OLS 模型檢驗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前，考慮到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先對所有變量進行共線性檢驗。具體做法是，分別將每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其余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所有估計結果不滿足最大方差膨脹因子（VIF）大于10且平均VIF大于1的多重共線性標準（胡博等 2016），說明所有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6-3的第2—5列顯示了逐步引入可能影響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在僅有控制變量的模型1 基礎上，模式2與模型4先后引入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和扶貧主體形象兩個核心解釋變量， OLS 模型的擬合優度系數 R2 不斷增大，說明模型的解釋力進一步增強。通過比較模型2與模型4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扶貧科技供給特征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均產生正向影響，即扶貧科技資源供給水平越高，農戶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越高，假說 1 得到證實。研究表明，通過制度設計優化扶貧科技資源供給在覆蓋度、匹配性、可得性等方面的服務屬性，使科技扶貧更加適合貧困地區產業基礎、更加匹配貧困農戶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助于提升農戶對科技減貧績效的評價。此外，戶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村干部地位、以禮金支出表征的社會網絡規模和對農業科技重要性的認知，及所在村莊地貌特征均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產生穩定的顯著正向影響，但家庭農業勞動力人數的增加缺不利于提升家庭減貧感知績效，可能是因為農業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家庭，農業生產經營以勞動密集型方式為主，對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需求不足，導致家庭科技減貧績效感知弱化。

6.4.2扶貧主體形象的中介作用檢驗

按照逐步回歸分析法檢驗中介作用的步驟，比較分析表6-3中模型2-4與模型6的回歸結果。模型 2 可知，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科技減貧績效感知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462。模型6可知，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扶貧主體形象，即優化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有助于改善農戶對科技扶貧主體形象的評價，假說2a得到證實。模型3可知，扶貧主體形象對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扶貧主體通過樹立良好形象，能夠增強農戶對其科技減貧績效的感知，假說2b得到證實。模型4可知，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扶貧主體形象均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且相比于模型2中的0.462，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回歸系數減小為0.314。綜上分析，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不僅直接影響農戶對科技減貧績效的感知，還通過扶貧主體形象間接影響農戶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即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相互關系中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假說 2 得到證實。為判斷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影響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主

109

要路徑，根據間接效應計算公式：

間接效應=晉=詁盞2 (6-6)

其中，02、01、ai與02的含義與公式(3)-(5)相同，計算可知，通過扶貧主體形象的部分中介作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間接影響效應占總效應比重為 0.321，說明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直接影響依然發揮著主導作用。

表6-3 中介效應的回歸分析

變量科技減貧感知績效扶貧主體形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變量

年齡 0.010* 0.008 0.012** 0.010** -0.004 -0.006

(0.006)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性別 0.288 0.308* 0.272 0.290* 0.034 0.053

(0.217) (0.167) (0.180) (0.156) (0.220) (0.190)

教育 0.047*** 0.044*** 0.039*** 0.039*** 0.017 0.015

(0.017) (0.014) (0.015) (0.014) (0.018) (0.016)

耕地規模 0.000 0.010* 0.008 0.013** -0.016*** -0.007

(0.006) (0.006) (0.005) (0.006) (0.006) (0.005)

農業勞動力 -0.177** -0.162** -0.167** -0.160** -0.020 -0.006

(0.082) (0.072) (0.071) (0.065) (0.089) (0.085)

農業資產 0.072 0.070 0.041 0.049 0.065 0.062

(0.075) (0.064) (0.065) (0.060) (0.069) (0.061)

村干部 0.303** 0.229* 0.270** 0.230* 0.068 -0.003

(0.152) (0.135) (0.126) (0.121) (0.154) (0.137)

禮金支出 0.147*** 0.126*** 0.139*** 0.127*** 0.018 -0.003

(0.036) (0.032) (0.035) (0.033) (0.040) (0.036)

非農收入占比 0.052 0.129 0.345** 0.309* -0.612*** -0.538***

(0.181) (0.161) (0.168) (0.159) (0.189) (0.169)

組織支持 0.286** 0.140 0.222** 0.143 0.133 -0.008

(0.112) (0.097) (0.097) (0.091) (0.115) (0.103)

科技認知 0.525*** 0.386*** 0.314*** 0.284*** 0.441*** 0.307***

(0.057) (0.049) (0.050) (0.048) (0.061) (0.053)

地貌特征 0.340*** 0.284*** 0.211*** 0.212*** 0.271*** 0.217***

(0.060) (0.052) (0.054) (0.050) (0.054) (0.051)

第二步： 0.462*** 0.314*** 0.446***

供給特征 (0.033) (0.036) (0.036)

第三步： 0.478*** 0.334***

主體形象 (0.033) (0.036)

常數項 -4.703*** -3.929*** -3.884*** -3.607*** -1.711*** -0.965*

(0.577) (0.494) (0.517) (0.473) (0.588) (0.542)

樣本數 821 821 821 821 821 821

R-squared 0.213 0.395 0.402 0.468 0.118 0.299

6.4.3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不同維度的減貧效應檢驗

此外，通過將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的匹配性、多樣性、可得性及覆蓋面，分別引

入科技減貧感知績效模型中，通過比較表 6-4 中模型 2 與模型 4 回歸結果，扶貧科技

資源供給的匹配性、多樣性、可得性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進

110

一步證實了假設 1。但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的覆蓋面未對減貧感知績效產生影響，可能是因為目前貧困地區農村科技服務以產中生產性技術培訓與指導為主，難以有效覆蓋產前的要素研發、金融支持及產后的產品加工儲藏、市場銷售等環節，單一技術服務難以顯著影響農戶在要素配置效率、內生發展能力等方面的減貧感知績效。相應的，通過比較分析模型 2-4 與模型 6 中核心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發現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的匹配性、多樣性及可得性方面，仍存在著顯著的中介作用，假說 2 也得到進一步證實。

表6-4 基于扶貧資源供給特征分維度的中介效應

變量扶貧感知績效扶貧主體形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變量

年齡 0.010* 0.006 0.012** 0.008* -0.004 -0.007

(0.006)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性別 0.288 0.306* 0.272 0.290* 0.034 0.051

(0.217) (0.169) (0.180) (0.159) (0.220) (0.189)

教育 0.047*** 0.046*** 0.039*** 0.041*** 0.017 0.016

(0.017) (0.014) (0.015) (0.014) (0.018) (0.016)

耕地規模 0.000 0.010* 0.008 0.012** -0.016*** -0.007

(0.006)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農業勞動力 -0.177** -0.175** -0.167** -0.171*** -0.020 -0.013

(0.082) (0.072) (0.071) (0.064) (0.089) (0.086)

農業資產 0.072 0.098 0.041 0.073 0.065 0.079

(0.075) (0.064) (0.065) (0.061) (0.069) (0.060)

村干部 0.303** 0.190 0.270** 0.198* 0.068 -0.026

(0.152) (0.129) (0.126) (0.117) (0.154) (0.136)

禮金支出 0.147*** 0.117*** 0.139*** 0.119*** 0.018 -0.008

(0.036) (0.033) (0.035) (0.033) (0.040) (0.036)

非農收入占比 0.052 0.112 0.345** 0.286* -0.612*** -0.548***

(0.181) (0.160) (0.168) (0.158) (0.189) (0.167)

組織支持 0.286** 0.148 0.222** 0.149* 0.133 -0.003

(0.112) (0.094) (0.097) (0.089) (0.115) (0.103)

科技認知 0.525*** 0.383*** 0.314*** 0.286*** 0.441*** 0.305***

(0.057) (0.050) (0.050) (0.048) (0.061) (0.053)

地貌特征 0.340*** 0.216*** 0.211*** 0.160*** 0.271*** 0.177***

(0.060) (0.053) (0.054) (0.051) (0.054) (0.051)

科技資源匹配性 0.379*** 0.286*** 0.291***

(0.056) (0.056) (0.061)

科技資源多樣性 0.221*** 0.153*** 0.213***

(0.061) (0.056) (0.070)

科技資源可得性 0.247*** 0.176*** 0.221***

(0.067) (0.063) (0.077)

科技資源覆蓋面 -0.041 -0.054 0.044

(0.051) 0.478*** (0.048)

0.318*** (0.059)

主體形象

(0.033) (0.036)

常數項 -4.703*** -6.473*** -3.884*** -5.364*** -1.711*** -3.489***

(0.577) (0.517) (0.517) (0.502) (0.588) (0.564)

樣本數 821 821 821 821 821 821

R-squared 0.213 0.417 0.402 0.482 0.118 0.307

111

6.4.4 制度信任的調節效應檢驗

在總效應模型中，中介過程存在三條路徑：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扶貧主體形象—＞科技減貧感知績效與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科技減貧感知績效，都可能受到制度信任的影響。為更好的研究制度信任對扶貧科技資源供給、扶貧主體形象與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相互關系間的調節機制，參照溫忠麟等(2005)對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的檢驗方法，表6-5 列出有關回歸結果。模型5 顯示，資源供給特征對扶貧主體形象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制度信任和資源供給特征的交互項與扶貧主體形象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即制度信任在資源供給特征與扶貧主體形象之間不發揮調節作用。模型 4 顯示，扶貧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制度信任與資源供給特征的交互項和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制度信任和扶貧主體形象的交互項間卻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因此，制度信任在扶貧主體形象與農戶的減貧績效感知間起著調節作用，假說 3 得到證實。這說明，當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減貧感知績效見起著中介作用時，通過加強扶貧主體與貧困地區農戶間的雙向互動與信息交流，深化農戶對扶貧科技政策及其運行系統的了解與把握，能夠增強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

表6-5 制度信任的調節效應

變量模型1 扶貧績效感知模型4 主體形象模型5

模型2 模型3

年齡 0.010* 0.009** 0.010** 0.010** -0.005

(0.006) (0.004) (0.004) (0.004) (0.005)

性別 0.288 0.057 0.069 0.089 -0.085

(0.217) (0.127) (0.124) (0.126) (0.181)

教育 0.047*** 0.015 0.015 0.015 -0.001

(0.017) (0.011) (0.011) (0.011) (0.015)

耕地規模 0.000 0.003 0.005 0.005 -0.010**

(0.006) (0.004) (0.004) (0.004) (0.005)

勞動力 -0.177** -0.097* -0.101* -0.110** 0.028

(0.082) (0.055) (0.056) (0.053) (0.071)

農業資產 0.072 -0.064 -0.063 -0.057 -0.009

(0.075) (0.051) (0.050) (0.050) (0.057)

村干部 0.303** 0.153 0.159 0.157 -0.042

(0.152) (0.104) (0.099) (0.098) (0.131)

禮金支出 0.147*** 0.032 0.040 0.038 -0.052

(0.036) (0.029) (0.029) (0.029) (0.038)

非農收入占比 0.052 0.183 0.258** 0.282** -0.512***

(0.181) (0.122) (0.124) (0.123) (0.160)

組織支持 0.286** 0.146** 0.147** 0.146** -0.004

(0.112) (0.074) (0.073) (0.072) (0.097)

科技認知 0.525*** 0.139*** 0.113*** 0.117*** 0.174***

(0.057) (0.040) (0.039) (0.039) (0.052)

地貌特征 0.340*** 0.191*** 0.166*** 0.158*** 0.166***

(0.060) (0.040) (0.041) (0.041) (0.049)

0.240*** 0.192*** 0.191*** 0.326***

112

供給特征 (0.026) (0.028) (0.027) (0.036)

制度信任 0.633*** 0.583*** 0.592*** 0.338***

(0.029) (0.030) (0.030) (0.036)

主體形象 0.147***

(0.031) 0.159***

(0.029)

供給特征*制度信任 -0.007

(0.016) -0.005

(0.017)

主體形象*制度信任 0.044***

(0.016)

常數項 -4.703*** -1.890*** -1.909*** -1.954*** 0.139

(0.577) (0.382) (0.383) (0.382) (0.552)

Obs. 821 821 821 821 821

R-quared 0.213 0.643 0.656 0.661 0.375

6.4.5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以上基準回歸的穩健性，按照因子載荷分析結果，本文將農戶的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劃分為在要素配置效率優化方面的績效感知與在內生發展能力提升方面的績效感知，再次估計扶貧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對減貧感知績效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如表6-6所示，模型1-3與模型7評估了資源供給特征與主體形象對農戶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績效的影響，回歸顯示資源供給特征顯著地正向影響農戶對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績效的感知，即通過提供優質的科技扶貧資源，能夠提升貧困農戶生產要素配置效率而降低農業經營成本，有利于農戶增收減貧，同時，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績效感知之間發揮著中介作用。模型 4-7 評估了資源供給特征、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內生發展能力提升績效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的內生發展能力提升績效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農戶內生發展能力提升感知績效之間也發揮著中介效應。因此，通過以上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分維度的討論，再次證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表 6-6 基于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分維度的中介效應

變量模型1 要素配置效率

模型2 模型 3 模型4 內生發展能力

模型5 模型6 主體形象

模型 7

年齡 0.003 0.006 0.005 0.011** 0.015*** 0.013*** -0.006

(0.00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性別 0.485*** 0.455** 0.468*** 0.133 0.097 0.117 0.053

(0.184) (0.182) (0.170) (0.166) (0.188) (0.161) (0.190)

教育 0.039** 0.033** 0.034** 0.044*** 0.038*** 0.039*** 0.015

(0.017) (0.016) (0.016) (0.014) (0.014) (0.013) (0.016)

耕地規模 0.008 0.007 0.010* 0.011* 0.008 0.013** -0.007

(0.006) (0.006) (0.006) (0.006) (0.005) (0.006) (0.005)

勞動力 -0.184** 0.188*** -0.183*** -0.126* -0.131* -0.124* -0.006

(0.077) (0.072) (0.069) (0.072) (0.074) (0.068) (0.085)

農業資產 0.108 0.083 0.088 0.031 0.004 0.012 0.062

(0.070) (0.069) (0.067) (0.064) (0.066) (0.060) (0.061)

村干部 0.166 0.196 0.167 0.251* 0.296** 0.252** -0.003

(0.144) (0.138) (0.135) (0.130) (0.123) (0.117) (0.137)

0.167*** 0.176*** 0.167*** 0.079*** 0.093*** 0.080*** -0.003

113

禮金支出 (0.038) (0.039) (0.038) (0.029) (0.032) (0.029) (0.036)

非農收入占 0.193 0.392** 0.365** 0.065 0.268* 0.228 -0.538***

比 (0.181) (0.184) (0.180) (0.155) (0.162) (0.151) (0.169)

組織支持 0.174* 0.234** 0.177* 0.097 0.186* 0.099 -0.008

(0.104) (0.101) (0.098) (0.094) (0.097) (0.090) (0.103)

科技認知 0.473*** 0.395*** 0.374*** 0.273*** 0.213*** 0.180*** 0.307***

(0.058) (0.058) (0.057) (0.046) (0.046) (0.044) (0.053)

地貌特征 0.135** 0.065 0.066 0.365*** 0.298*** 0.299*** 0.217***

(0.056) (0.057) (0.055) (0.051) (0.054) (0.049) (0.051)

供給特征 0.370*** 0.227*** 0.479*** 0.344*** 0.446***

(0.038) (0.041) (0.030) (0.035) (0.036)

主體形象 0.426*** 0.321*** 0.462*** 0.303***

(0.039) (0.043) (0.031) (0.034)

常數項 3.930*** 3.821*** -3.620*** 3.458*** 3.470*** 3.165*** -0.965*

(0.545) (0.541) (0.525) (0.471) (0.516) (0.457) (0.542)

樣本數 821 821 821 821 821 821 821

R-squared 0.325 0.355 0.387 0.396 0.375 0.461 0.299

6.5本章小結

在精準扶貧進入脫貧攻堅階段，增強科技扶貧的精準性、提升農戶的科技減貧績效感知，是貧困地區實現高質量精準脫貧與產業振興的內在要求。本文通過文獻梳理與邏輯推理，構建了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理模型，重點考察了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與扶貧主體形象在兩者關系之間發揮的中介作用，及制度信任對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影響機制的調節效應，并利用陜西省科技扶貧重點縣域 821個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通過提升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的匹配性、多樣性與可得性特征，有助于提升貧困地區農業要素配置效率，增強精準脫貧的內生發展能力，最終顯著增強農戶的科技減貧績效感知。

第二，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在科技資源供給特征與農戶減貧感知績效關系間發揮著中介作用。優質的扶貧科技資源供給能夠提升扶貧主體在農戶心中的形象，而扶貧主體形象的改善有助于提高科技減貧感知績效。

第三，制度信任對農戶科技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有著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應。即貧困地區農戶對科技扶貧政策及其運行系統較高程度的制度信任，能夠強化扶貧主體形象對科技減貧績效感知的影響。

114

第七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

基于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定量評價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上，分析了現有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的理論研究，歸納并提煉深入現有科技扶貧模式運行的現實困境，提出構建以提升內生發展能力為目標、科技扶貧載體支撐、多元主體協同的市場化運行的科技扶貧長效機制，以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為例，形成扶貧產業精準選擇、科技載體有效支撐、智志雙扶協同推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科技扶貧模式提升路徑。

7.1問題提出

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絕對貧困歷史性消除，也積累了諸多彌足珍貴的減貧經驗。其中，科技助力精準脫貧和增強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普遍共識（陳紅花等 2020）。科技扶貧推動貧困地區生產要素的配置與效能得到優化，促進我國扶貧理念從“輸血”到“造血”根本轉變，成為提升貧困人口內生發展動力與實現高質量脫貧增收的根本途徑（烏蘭和李沃源 2020）。 2021 中央一號文件更明確要求，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深入開展鄉村振興科技支撐行動，加強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特別對脫貧地區而言，通過科技精準支撐培育壯大鄉村特色產業，增強相關產業市場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必然選擇（張亞平 2020）。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科技系統累計在貧困地區推廣應用實用技術與新品種 5 萬余項，實施 3.76 萬項科技項目，建成 1290 個農村創新創業平臺，建立 7.7 萬個科技幫扶結對，選派 28.98 萬名科技特派員開展科技幫扶，“三區”人才科技專項累計培訓5211 名農村科技創業骨干⑥，在促進產業發展、生態環境治理（王克林等2020）、農業技術進步（陳傳波等 2020；Becerril and Abdulai 2010）、內生發展能力提升（烏蘭和李沃源 2020）、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賀嵐 2020）等方面，科技扶貧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其為貧困地區高質量脫貧和產業振興提供了有力支撐，但外援性的科技扶貧也存在諸多局限性。例如，科技扶貧實施中的隱形“門檻效應”和“規模偏好”（邢成舉 2017），貧困人口難以實質性參與科技扶貧工作，貧困地區存在農業科技推廣與特色農業產業脫節（付少平 2019）、扶貧科技供需結構失衡（熊娜 2018）、缺乏穩定科技平臺支撐

（郎亮明等 2020）、多元扶貧主體協同治理不足（林濤 2020）等問題。此外，因內生

⑥國新辦就科技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7040082.htm

115 發展能力較弱、生計脆弱性強、抗風險能力不足，在自然災害、價格波動等外部風險沖擊下，部分科技幫扶戶屢屢出現脫貧不穩定而返貧的現象，科技扶貧成效的穩定性面臨考驗（雷明 2018），科技扶貧行政部門熱衷于出政策、建基地、給項目，不能有效解決“結果”、“結好果”、“持續結好果”問題（周華強等 2019），科技扶貧效果難以持續性發揮。同時，一些地區科技扶貧缺乏市場機制、產業選擇同質化，造成低附加值產品無效供給、降價并滯銷，增加農戶家庭生計風險，導致科技扶貧政策的效率損失（李冬慧和喬陸印 2019）。因此，將農村產業可持續發展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度融合，構建脫貧地區科技幫扶長效機制，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提升脫貧地區內生發展能力，成為后脫貧時代深入實施鄉村振興科技支撐行動的現實要求。

本章通過總結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的現實困境，構建了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科技扶貧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并以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實踐為例，歸納形成后脫貧時期增強科技減貧成效的提升路徑。

7.2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的現實困境

科技扶貧在激發貧困戶內生脫貧潛力、增強生計能力、提高農牧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科技支撐價值，但在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實踐中也存在著諸多發展困境和挑戰，這些困境對鄉村振興后脫貧時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形成潛在制約。理清貧困地區科技扶貧實施中面臨的現實困境，成為構建科技扶貧長效機制的基礎與前提。

7.2.1區域產業基礎較弱，鞏固脫貧成果任務艱巨

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核心舉措，產業扶貧有效實現了貧困戶增收、抑制脫貧戶生計脆弱性、鄉村產業振興的脫貧目標（李玉山和陸遠權 2020；青平等 2020；胡晗等

2018），貧困地區特色資源開發、扶貧產業培育和農村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脫貧地區仍存在產業結構單一、產業基礎不牢靠、產業鏈條短等現實問題，農村地區市場化發育不足、基礎設施和災害救助體系不健全（余少祥 2020），限制了現代農業發展和科技扶貧效益發揮，脫貧戶一旦遭遇重大疾病、意外傷害、市場波動等外部沖擊，可能難以應對再次陷入貧困，貧困地區依托區域特色產業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形勢嚴峻。在后脫貧時代，科技幫扶依然是貧困地區加快農村產業振興和緩解相對貧困的重要途徑（汪三貴和劉明月 2020），如何借鑒前期的科技扶貧實踐經驗構建并實施鄉村產業振興科技支撐行動，以有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夯實農村特色產業發展基礎，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風險，成為脫貧地區構建科技扶貧長效機制的實踐難題。

7.2.2農戶組織化程度低，農業科技推廣成本過高傳統農業生產以家庭分散經營為主、農戶組織化生產程度偏低（柏振忠和宋玉娥

116

2017），加之貧困地區在自然環境、基礎設施、農業科技、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的內生劣勢，貧困戶農業生產處于低水平均衡發展狀態（張峭和徐磊 2007），農技水平滯后、市場競爭力弱。基層科技扶貧往往以技術培訓為核心的公共農技推廣為主，扶貧活動缺乏有效組織形式，而貧困戶組織化程度較弱、科技素養低下，難以有效對接并參與公共農技推廣（胡熳華和王東陽 2004），同時分散的小農經營又導致公共農技推廣成本過高（范凱文和趙曉峰 2019），使得貧困戶對農業科技的急迫需求與公共農技推廣低效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貧困地區農業轉型升級和產業振興面臨挑戰。此外，貧困地區市場信息不全、市場參與渠道有限，千家萬戶小農戶生產難以應對千變萬化大市場的波動（姜安印和陳衛強 2019），尤其對于生計脆弱性強的貧困農戶，包括信息獲取成本在內的農業科技交易成本過高及新技術背后潛在的采納風險（張華泉 2002），也影響了其通過參與農業科技扶貧，獲取高產高效農業新科技的意愿。構建組織化的科技扶貧體制機制，成為破解貧困小農戶農業低水平均衡發展的必由之路。

7.2.3科技資源供需失衡，減貧成效可持續性不足

科技扶貧各環節易出現忽略貧困戶生計資本和技術利用能力的情況（李博等

2019），益貧性科技資源有效供給不足（王小林和張曉穎 2021），科技扶貧與扶貧產業發展需求不匹配（周華強等 2017），科技扶貧不精準的問題依然突出（付少平 2019）。貧困小農戶風險抵御能力較低、技術采納行為謹慎，農業科技扶貧需求往往以穩產高產、低成本、低風險、便捷化的生存性科技為主（劉強等 2020），而目前農業科技推廣以綠色高效、機械裝備、生態環保的發展性科技為主，扶貧科技供需在數量和結構上 “雙失衡”（熊娜 2018），扶貧科技資源的脫貧效率不高。此外，在鄉村產業振興進程中，脫貧縣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科技全產業鏈支撐體系不健全，科技資源閑置和科技有效供給不足并存（丁珮琪和夏維力 2020）。打破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推廣的“最后一公里”，提高扶貧科技的供給質量與效率（邢成舉 2017），更好地鞏固科技減貧成果，對增強脫貧地區產業發展基礎和提高農村經濟效益，具有重要的創新驅動保障作用。

7.2.4科技推廣平臺有限，扶貧穩定性缺乏保障

傳統科技扶貧采用政府行業部門出政策、建基地、給項目的組織模式（周華強等 2019），產業項目完成后相關科技支持政策也同步終結，農村產業發展缺少長期穩定的科技載體支撐（鄭小玉等 2020），農村經濟轉型面臨科技驅動不足的挑戰。相比于非貧困地區，貧困地區的農業科技園區、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等科技載體建設滯后、數量不足，農業技術、人才、信息等扶貧科技資源供給協同性差，生產要素難以實現集聚和有效融合（楊昀和郭建鸞 2015），現有農村科技服務平臺不能適應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的現實需求，農業科技服務效能低下（李琳和桑坤 2021），科技人員長期扎根基層開展科

117

技服務缺乏平臺保障和載體支撐，農業科技扶貧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不足（郎亮明等

2020）。在后脫貧時代，全面加強基層科技服務載體建設，構建以產業示范為核心功能的基層農業科技服務平臺（孫武學 2013），促進科技人才和科技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加速流動，持久支撐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成為保障鄉村振興科技支撐行動穩定實施的必然要求。

7.2.5公益性模式效率低，市場化實施機制滯后

雖然我國農業科技扶貧主體呈現多元化態勢，但政府提供的公益性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在科技扶貧中仍占據主導地位（鄭小玉等 2020），基層農技推廣因覆蓋面有限、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針對性不強等問題，難以滿足貧困小農戶農民差異化、多層次、分散化的科技服務需求，農業科技扶貧存在效率低下、益貧性差等問題（林濤 2020；李金祥 2016 ）。目前貧困地區逐步出現企業、技術協會、社會組織等市場化的農業科技服務力量，可以實現農業科技資源的有效配置，但市場機制的逐利性導致科技、人才、信息等資源流向非貧困群體，貧困群體產業發展仍難以獲得有效的科技資源和科技力量的持久支撐，脫貧農戶依托特色產業持續增收的難度加大（劉守英和顏嘉楠 2020），農技能力匱乏引致的返貧風險依然較高。如何在農業科技扶貧中有效運用市場化手段，實現市場資本與科技的充分融合，協同發揮政府科技資源供給的普惠性與市場科技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韓永濱等 2019），推動貧困地區科技要素進一步組合的良性循環，構建公益性農技推廣與市場化科技服務有效協同的農業科技幫扶體系，是提高科技扶貧精準性和效率的有效路徑。

7.3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內在機理

7.3.1組織模式保障科技扶貧是激發貧困主體自我發展潛力的關鍵舉措，其根本在于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文化素質和農牧業生產效率（褚琳和勁草 1999），優化人力資本狀況、增強社會資本可利用程度（劉艷華和徐勇 2018），達到改善貧困人口可持續生計狀況的目標。將先進適用的農業科技傳授給貧困農民促進其產業發展，能夠拓寬就業和增收渠道（烏蘭和李沃源 2020），是貧困人口實現自我救助、自我幫扶和自我發展的內源式脫貧（柏振忠和宋玉娥 2017）。柏振忠和宋玉娥（2017）剖析了農業合作社科技減貧的理論邏輯，認為合作社在提高農戶科技使用效率、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中有著顯著的減貧效應，郎亮明等（2020）以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為例，從要素優化配置、人力資本積累、信息成本降低、技術風險規避等方面闡釋了科技扶貧的減貧機制，也有學者研究了科特派企業科技扶貧模式（張靜和朱玉春 2019），提出幫扶帶動扶貧、產業增收扶貧和投資收益扶貧三種科技減貧路徑。此外，學者們也總結和提煉出了各種科技扶貧模式，有學者

118

將我國科技扶貧實踐總結為科技網絡推廣、區域支柱產業開發帶動、易地科技開發等科技供給主導型，和龍頭企業扶持、專業技術協會服務和小額信貸等科技需求主導型兩種模式（張峭和徐磊 2007），有學者分析了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員”制度、陜西寶雞的“專家大院”等新型的科技扶貧組織模式（劉冬梅和石踐 2005），指出農業科技扶貧要避免單純技術引進和推廣，應將科技服務從生產環節延伸到農業全產業鏈，廖永國等（ 2018）比較分析了科技幫扶合作社農戶、科技幫扶基地農戶、科技幫扶中介農戶等不同幫扶路徑，提出了“政府支持、農民參與、技術投入、利益共享”多方聯動式農村科技扶貧模式；部分學者結合縣域科技扶貧的特色實踐（湯國輝 2018；翁伯琦等 2015），構建了科技興農與精準扶貧聯動發展式扶貧、科特派創業式扶貧、全產業鏈服務式減貧、科技大篷車專家扶貧等科技扶貧模式。馮楚建等（ 2016）對西藏地區科技扶貧工作進行研究，總結出政府主導型、市場支配型、社區互助型、公共平臺型等四大類型科技扶貧模式。

7.3.2 市場化與可持續性減貧

傳統科技扶貧主要由政府主導或者推動，存在資金使用效率低、瞄準機制存在偏差、扶貧效果不佳、可持續性差等問題（劉明月等 2019；牟秋菊和潘啟龍 2015）。一方面，政府主導的科技扶貧主要以出政策、建基地、給項目的方式展開，項目實施表現出規模偏好和門檻效應（邢成舉 2017），加之科技扶貧在技術研發和推廣中易忽略貧困戶的生計資本和能力（付少平 2019），很難有效幫助最需要產業科技幫扶的貧困戶；另一方面，傳統科技扶貧嚴重依賴五級農技推廣體系，而派駐到村的農技推廣人員待遇差、保障不健全，未與科技特派員工作站、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科技園區等科技服務平臺形成合力，科技扶貧工作面臨項目結束后科技人員“人走茶涼”的難題（周華強等 2019），貧困地區內生發展能力不能得到穩固提高，易陷入“扶貧、脫貧、返貧、再脫貧”困境（周華強等 2017）。賀嵐（ 2020）對農村科技特派員科技興農運行框架的研究、鄭功成（ 2002）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產業扶貧的研究、盧陽春等（ 2018）對科技扶貧服務平臺經濟效應的評價及李金祥（ 2016）對農業科技創新驅動減貧路徑的思考，均從不同側面印證了市場化機制對提高科技扶貧成效、增強減貧持續性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好資本市場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實現市場與科技資源的充分融合（韓永濱等 2019），成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選擇。劉明月等（2019）案例分析了產業扶貧基金的帶動方式及實施成效，認為市場化運行的產業扶貧基金具有資金使用效率高、幫扶精準度高、減貧持續性強等優點；葉興慶（ 2016）認為應探索政府主導下專項扶貧規劃的市場化實施路徑，使貧困鄉村和貧困戶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建立科技扶貧市場化機制成為實現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可持續成效的重要保障（吳樂 2018）。

119 7.3.3 扶貧開發協同治理我國在扶貧歷程中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為主力、社會參與協作的多元主體扶貧格局，科技扶貧作為實現產業扶貧、智力扶貧與協同扶貧有機鏈接的重要路徑（熊娜 2018），在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協作配合中，構建了可持續的技術反貧困機制（林濤 2020）。柏振忠與宋玉娥（2017）分析了合作社科技扶貧的理論邏輯，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第三方平臺，有利于推動政府、農業專家與貧困戶間的減貧協同。蘇曉云（2012）從非政府組織和農民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出發，認為非政府組織參與的農民合作社發展新模式有利于扶貧問題的解決。張曉穎和王小林（2021）對扶貧協作上海模式的研究、張麗君和李臻（2020）對民族地區協同減貧機制的分析、祝慧和雷明（2020）對粵桂扶貧協作實踐的研究，均從不同側面印證了東西部扶貧協作對加速資源要素向貧困地區流動和提高扶貧效率的重要作用。邱玉婷（2021）探討了社會組織與政府協同治理相對貧困的行動策略，提出通過明晰社會組織的職能邊界、完善組織內部管理機制、增強組織自主性等路徑，構建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對稱性互惠”協同治理相對貧困模式。翟紹果（2018）通過分析健康貧困的協同治理邏輯與經驗，構建了多元協同參與式的健康扶貧制度體系，以避免貧困群體陷入健康能力剝奪和健康機會喪失的脆弱性狀態。渠鯤飛和左停（2019）認為在易地扶貧搬遷中需建立政府和移民社區的協同、移民社區內部的協同、移民社區之間的協同等多主體協同機制，才能實現深度貧困地區生計空間再造。李博和左停（2017）提出以國家力量主導、社會資本參與、科研機構實施第三方評估的機制來推行“購買服務式”的綜合性扶貧治理模式。現有文獻證實了扶貧協作形式的多樣性，既有跨區域的東部扶貧協作，又有貧困地區之間、貧困群體內部的相互協作，還有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農業合作社等主體間的協作，多主體協作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與合作共贏。但也有學者總體分析了我國協同治理現狀（林濤 2020 ；邢成舉 2017 ），認為目前我國還未構建起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科技扶貧模式，扶貧實踐中存在政府各部分科技資源分散及行動碎片化、企業可持續扶貧意愿較低、科技人員激勵機制不健全、貧困群體協同參與不足等問題，科技扶貧未能充分發揮促進貧困地區內源性發展和持續脫貧的潛力（沈崴和李萌 2020）。

7.3.4 小農戶參與及受益小農戶作為科技扶貧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科技扶貧參與路徑及受益機制受到學者們的重點關注。郎亮明和陸遷（2021）分析了“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試驗示范站+小農戶”的科技減貧實踐，認為改善農業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內生發展能力是實現小農戶科技減貧的主要路徑，賀嵐（2020）研究了科技特派員制度下“科研人員+合作社+ 小農戶”的產業科技帶動路徑，指出科技聯結與市場協同創新對小農戶具有顯著的帶動效應，也有學者指出科特派企業通過實施就業幫扶、產業帶動、投資收益扶貧（張靜和朱玉春 2019），有利于小農戶更好分享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值收益。馮楚建等

120

（2016）案例分析了西藏地區吉納村的科技精準扶貧實踐，認為小農戶持久融入農業科技扶貧的關鍵是構建與貧困地區社會支持系統相耦合的扶貧系統；劉強等（2020）實證分析了貧困地區農業科技需求的影響因素，認為農業專業合作社是聯結貧困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重要紐帶，鞏固區域科技扶貧成果的關鍵是增強合作社的科技、品牌、市場等意識來提升其輻射帶動能力。以上學者雖從不同視角探究了小農戶融入科技扶貧系統的路徑及其收益機制，但均肯定了農業科技扶貧對增強農戶內生發展動力、改善科技水平、提高家庭收入的積極作用；也有學者指出科技扶貧中存在小農戶參與意愿不足、協同治理能力不強、扶貧資源“精英俘獲”、扶貧效果不理想等問題，致使貧困群體難以真正融入科技扶貧實踐，科技扶貧對貧困戶增收脫貧的貢獻度不高。林濤（2020）認為因信息不夠暢通、技術需求邊緣化、科技接收能力較弱等，貧困群體無法充分融入科技扶貧過程，智力型、素質型貧困制約貧困戶難以獲得扶貧科技資源（李冬慧和喬陸印 2019），扶貧資源“精英俘獲”現象突出，通過“滲漏效應”對貧困群體中產生的扶貧效力不足難以帶動其擺脫貧困（付少平 2019），同時，科技扶貧決策中的隱形“門檻效應”和“規模偏好”（邢成舉 2017），形成了扶貧資源在貧富之間的非均衡配置結構，削弱了貧困戶持久參與科技扶貧協同治理的意愿。

7.4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構建

在緩解相對貧困的后脫貧攻堅時代，構建穩定高效的農業科技扶貧長效機制，不僅是欠發達地區夯實鄉村產業發展基礎，實現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也是增強低收入群體持續增收的內生發展能力的必然選擇。本文按照“平臺建設—主體協同—組織運行—路徑選擇”的思路，提出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

7.4.1 科技平臺支撐機制

健全農業科技示范支撐平臺，完善科技平臺帶動幫扶機制。穩定的科技平臺支撐是鞏固拓展農業科技扶貧成果的關鍵，尤其在鄉村振興階段，通過科技服務保障低收入群體農業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對緩解農村地區相對貧困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一方面，地方政府應統籌協調區域農業科技資源與生產要素，集中打造一批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科技示范園、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等農村科技平臺，通過項目優先、信貸優惠、政策優撫等多種扶持措施，引導政府產業項目、高校科研力量、市場資本、社會組織等向農村科技平臺聚集融合，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破解區域扶貧產業轉型升級中的技術難題及機制障礙。依托農村科技平臺，將科技服務支撐從單個產業或產業鏈某個特定階段，延伸擴展到區域特色產業的全產業鏈、產業生態圈，從種質研發、田間管理、產品加工、物流倉儲、信息共享、人才培訓等方面，長期穩定開展科技集成服務，以科技創新驅動貧困地區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土地 121

流轉或入股、園區就業、訂單農業、信用合作等方式，發揮科技平臺帶動幫扶機制，促進貧困地區小農戶農業生產與農村科技平臺企業的經營相鏈接，將農戶產業經營由價值鏈低端的生產環節，延伸到產品包裝、加工、倉儲、電子商務等價值鏈中高端環節，在參與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中增強小農戶生計策略的穩定性，降低外部沖擊下返貧致貧風險，實現家庭持續穩定增收。

7.4.2 扶貧主體協同機制

農村貧困類型的多樣性、貧困程度的差異性以及貧困的動態性，使得農村貧困治理必須建立政府主導的多元協作治理模式。因此，在科技扶貧政策制定及其實施中，應根據農村貧困不同的致貧因素和表現形式，合理界定各貧困治理主體的職責范圍、參與路徑及彼此間的互動關系，構建政府與農業科研院所、產業組織、貧困戶之間相互協作共同治理的扶貧格局。

政府與農業科研院所之間的協同機制。政府應邀請農業高校、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主體，參與區域農業科技創新、產業中長期發展等方面的決策規劃，有效發揮科研院所對產業科技創新驅動的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撐，增強區域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工作的科學性、協同性及可持續性。在產學研一體化方面加強地方政府與科研院所協同，政府為科研院所開展科技創新、技術試驗示范、學生實踐教學、基層人才培養等活動提供組織保障，支持科研單位打造區域現代農業科技創新示范基地；反過來，科研院所依托當地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技術協會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先向貧困地區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并通過政府購買科技服務的形式，培養一批引領現代農業發展的產業科技人才，助力貧困地區夯實農業產業發展的科技基礎，實現農村經濟高質高效發展。

政府與農業產業組織之間的協同機制。積極培育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農業產業組織，使其嵌入農業科技扶貧治理格局，轉變農技專家與貧困小農戶之間單向的服務與被服務關系，形成多元主體利益共享的協同機制。通過稅收優惠、項目扶持、經費補貼等政策支持，充分調動企業、專業合作社、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科技扶貧的積極性，運用市場化手段優化扶貧科技資源配置，減少權力尋租導致的資源低效使用，有效發揮企業、合作社等市場主體在科技扶貧中的作用。同時，應根據科技扶貧成效的政府考核結果，對扶貧績效突出的產業組織給予資金獎勵、項目優扶和重點支持，提高有限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和經濟效益，實現科技扶貧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局面。

農業產業組織與貧困農戶之間的協同機制。依托科技示范基地、現代產業園等農業科技創新平臺，在農業產業組織與貧困戶之間建立科技扶貧利益協同機制，促進小農戶嵌入現代農業的全產業鏈經營。通過“企業+基地+小農戶”、“合作社+農戶”等產業組織扶貧帶動模式，產業組織為小農戶現代農業經營提供要素保障、技術指導、資金支持、產品認證、信息咨詢等科技扶貧服務，增強小農戶進入高價值農產品市場、獲得

122

高價格溢出的能力，拓展小農戶在農業非生產環節的就業渠道，最終實現小農戶多渠道穩定增收脫貧；反過來，小農戶為產業組織提供穩定的生產基地、勞動力供給和優質農產品，保障了企業經營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益，有助于激發農業企業、合作社等市場主體接續開展產業幫扶的積極性。此外，強化城鎮工商業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聯合開發機制，引導工商業資本融入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村集體經濟集約高效經營，改善保障農村內生發展的基礎設施條件和人居環境狀況。

7.4.3 市場化運行機制

建立市場化機制能夠解決科技扶貧資源使用效率低、可持續性差的問題，是穩定鞏固脫貧成效的重要保障。首先，健全區域農產品交易市場體系與結構，優化市場營商環境，推動扶貧產業健康發展，吸引更多農業企業參與區域特色產業開發與產品交易，以市場化帶動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充分保障農戶參與科技扶貧的產業收益，使貧困人口依托特色產業穩定就業而實現增收脫貧。其次，運用市場化機制創新科技扶貧的實現模式，提高金融扶貧的普惠性及其覆蓋面，引導更多無勞動力或弱勞動力的家庭參與資產收益扶貧，通過農村電子商務有效打通貧困地區資源與大市場對接“最后一公里”，擴大扶貧農產品的銷售渠道，進而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和深度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在農業開發中有效利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PPP 模式，引導社會組織廣泛參與農田水利開發、設施農業建設、小流域治理等農業基礎設施綜合開發項目，提升農村科技扶貧的基礎設施保障水平，激發貧困農戶持續參與科技扶貧的積極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穩定性。此外，在扶貧科技資源配置、項目實施、扶貧產品交易等環節，要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行政部門對科技扶貧實施過程的直接干預，避免政府“決策者”、“執行者”、“監督者”的多重身份對扶貧工作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在脫貧攻堅中的主導作用，通過扶貧規劃、政策設計和監督考核，保障多元主體參與科技扶貧，持續鞏固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成效。 7.4.4 內生能力提升機制

在鄉村振興的后脫貧時代，增強脫貧農戶的內生發展能力成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要保障。完善貧困人口技能培訓機制，通過選擇與區域產業基礎、發展實踐相適應的技能培訓項目，開展有針對性的產業技能培訓或就業創業培訓，不斷提高貧困人口人力資源素質，使有脫貧能力的貧困人口至少掌握一門農業技術或勞動技能，不斷增強其內生發展能力，破解貧困人口能力建設的結構性困境。拓展貧困群眾扶貧項目參與機制，在充分考慮貧困人口實際需要的基礎上，對于能精準到戶的產業開發、光伏扶貧、旅游扶貧、電商扶貧、就業扶貧等項目，應引導貧困家庭積極參與其中，并加強項目參與過程中的后續技能指導，通過項目幫扶增強貧困農戶自我發展能力。健全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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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互助合作機制，開展互相幫助農業生產、家居環境治理、老人照料、嬰幼兒照看等互助活動，相互指導享受政策的申請辦理與扶貧項目參與，互相鼓勵學習相關產業技能、樹立脫貧信心，有效發揮熟人社會產生的互助效應，提升貧困群體內生發展動力。完善農村基層黨組織貧困治理機制，一方面選優配強村領導班子及村組干部，加強村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責任意識，增強貧困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造血功能”，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激發貧困村脫貧致富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另一方面，加強脫貧典型宣傳營造良好脫貧氛圍，激發貧困群眾“我要脫貧”的自覺，并充分發揮鄉賢文化激勵作用，加強貧困群眾的技能培訓與素質教育，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7.5科技扶貧模式的提升路徑：基于合陽縣典型案例

7.5.1 案例簡介

合陽縣位于陜西省渭南市東北部的黃河西岸，屬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是陜西省依托旱作小麥、葡萄、蘋果等特色現代農業實施科技扶貧的重點縣域，現轄 12 個鎮（街道辦事處），215 個行政村（社區），總人口 51 萬。受產業發展散小弱、勞動力素質低下、農技水平落后、組織化程度較低等問題制約，合陽縣農村產業長期處于品牌效應不顯著、經濟效益不高、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不高、市場競爭力不強的低水平均衡發展狀態，且因缺乏強有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示范帶動，農戶發展區域特色現代農業的內生動力不足，自我發展能力較弱，農戶難以依托扶貧產業實現脫貧增收。

2013 年以來，為加速推進區域特色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合陽縣有效整合域內農業科技資源與服務平臺，創新農業科技精準扶貧路徑，依托中央幫扶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科技、人才、信息、平臺等方面的優勢資源，聯合域內農技推廣部門、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多元農業服務經營主體，形成了以現代農業試驗示范站為核心、片區農業科技扶貧基地為支撐、科技入戶示范點為輻射的多主體農業科技協同推廣服務機制，探索創建了基于產業示范平臺的農業科技扶貧新模式。在精準脫貧時期，農業科技扶貧新模式通過新品種研發、技術示范推廣、農民培訓、經營主體培育、農業品牌打造等途徑，促進了區域扶貧產業的規模化組織化發展、產業鏈延伸與價值鏈升級，引導建檔立卡貧困戶融入特色現代農業發展而實現穩定增收脫貧，為合陽縣農村經濟提質增效發揮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2019年合陽縣正式脫貧摘帽，全縣104 個貧困村（社區）全部退出貧困村序列，貧困人數從 2015年的 27056戶 97081 人減少到 1343戶 2469 人，貧困發生率從 2015年的 38%降至 0.97%，降幅為 37.0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373元，較20 15年 7646元凈增 4727元，增長61.8%。

7.5.2 科技扶貧模式長效運行

按照精準扶貧方略要求，合陽縣以現代農業產業試驗示范站（基地）為平臺載體，

124 通過科技扶貧驅動農村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了促進貧困農戶穩定增收脫貧的科技扶貧長效機制，為區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鏈接奠定重要基礎。

（1）試驗示范站平臺支撐機制，實現科技驅動扶貧產業提質增效。穩定的載體支撐是科技扶貧工作可持續實施的基礎保障，合陽縣按照“ 1+14+N”體系要求，整合縣域農業科技資源與力量，創建了科技精準扶貧平臺支撐體系，即在坊鎮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建立 1 個綜合性產業試驗示范站，示范站作為全縣農業科技示范推廣的“中樞系統”，圍繞區域主導產業的發展目標，承擔引進與培育新品種、研發產業各環節關鍵技術、集成示范科技新成果、創新農業經營模式等功能。其次，依托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種植大戶等多元經營主體，在全縣所有鄉鎮建立14個產學研一體化農業科技扶貧示范基地，基地負責承擔引進核心試驗示范站研發成熟的系統化科技成果，并根據不同鄉鎮自身的氣候環境、資源稟賦等區域特征，實現土地、科技、資金、信息、人才等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與整合，通過高效栽培技術、水肥一體化管理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機械化生產技術等全產業鏈技術，促進當地農業資源開發、產業培育與品牌打造，扶貧基地的引導帶動農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參與發展特色產業。同時，在全縣每個村選擇一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的高素質農戶，將其認定為科技示范戶，將試驗示范站成熟適用的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設備及管理知識，優先推廣給這部分農戶，讓其發揮科技驅動農業發展的“樣本效應”，進而帶動周圍農戶引入新的生產要素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實現區域特色農業高質量發展。以試驗示范站為核心、科技扶貧示范基地為支撐、科技示范戶為輻射的網格化農業科技精準扶貧平臺體系，破解了傳統五級農技推廣體系中重培訓、輕示范、缺載體的體制性障礙，保障了農業科技減貧效應的持續穩定發揮。

（2）多元主體協同扶貧機制，構建科技成果進村入戶便捷通道。合陽縣合理明確界定不同扶貧主體的資源優勢、功能職責以及主體之間的相互協同關系，構建了政府、高等院校、市場主體、貧困農戶等多主體共同發力、協同推進的科技扶貧新格局。在全縣科技扶貧工作實施中，政府承擔著扶貧項目的科學規劃、要素的統籌協調、扶貧績效考核、基礎設施保障等功能，為科研院所、企業、專業合作社、科技示范戶等主體扶貧工作的開展，在基地建設、金融信貸、品牌認證、信息共享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并為協同推進農業科技精準扶貧提供基層農技推廣力量支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具有農業科技創新的技術、人才、信息及平臺等優勢，在科技扶貧協同推進中，其一方面參與貧困地區農業新品種新技術的試驗示范與研發推廣，為農業企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在技術創新、產品設計、品牌培育等關鍵環節提供科技支撐，并通過多層次立體化的現代農業教育培訓，為當地培育造就一批引領農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高素質科技致富帶頭人，在協同農技推廣中增強了基層農技部門的科技服務水平；另一方面，高校專家積極參與地方政府的現代農業發展規劃制定及相關產業政策論證等工作，為合陽縣

125

扶貧產業穩定發展和效益提升提供智力支持。農業企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是合陽縣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新生力量，發揮著引領區域特色現代農業產業鏈延伸、價值鏈升級與可持續發展的功能，新型經營主體利用自身擁有市場、資金、信息、管理等優勢，一方面主動對接政府的科技扶貧項目，獲取各項優惠政策支持，以成果轉化形式引進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科研院所的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設備及高效管理模式，以科技創新驅動貧困地區特色資源開發與產業發展，最大化的發揮扶貧科技資源的效能；另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依托現代產業示范園、農業科技扶貧園區等示范推廣基地，為貧困地區農戶采納農業新科技提供“樣本效應”，讓農民親眼看到、學到先進新技術、新方法、新模式，有效促進了農業扶貧科技資源的推廣應用。

（3）小農戶利益聯結保障機制，保障貧困群體持續性增收脫貧。合陽縣農業生產經營呈現種植規模分散、農技水平滯后、風險脆弱性強、組織化程度低等特征，整體處于低水平均衡發展狀態，區域貧困農戶依托特色農業增收困難且不可持續。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建立幫扶關系以來，合陽縣以農業科技精準扶貧工作為引領，通過稅費減免、金融支持、農業保險等惠農政策，引導支持農業企業、合作社等新興經營主體創建區域農業科技扶貧示范基地，構建“企業+基地+貧困戶”、“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等組織化生產模式，將貧困農戶嵌入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全產業鏈條，通過要素生產性服務、訂單農業、資產收益帶動、基地就業帶動等多樣化幫扶措施，促進貧困農戶多渠道穩定增收，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為鄉村產業振興奠定了持久的科技服務支撐。同時，合陽縣發揮高校農業專家與基層農技人員的智力資源，為依賴農業生計的貧困家庭建立農業科技精準幫扶機制，即從農資購買、品種栽培、技術指導、田間管理、市場資訊等各個環節，貧困家庭都可以獲得科技專家“一對一”線上線下農業科技服務，有效提升貧困農戶生產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農業經營中的交易成本與市場風險，通過科技賦能促進貧困家庭農業收入的穩步提升。

（4）市場化農業科技扶貧機制，促進區域優勢資源開發利用。合陽縣政府對參與科技扶貧的企業、專業合作社等產業組織，給予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政策支持，充分調動其協同參與科技扶貧，讓市場在科技扶貧中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區域特色產業市場培育和優勢資源開發利用。在科技扶貧項目實施中，政府不直接參與相關扶貧資源的分配，而是通過信貸、財政、稅收等激勵性手段，吸引經濟效益好且社會責任強的企業參與科技扶貧的各個環節，使得科技扶貧資源發揮最大減貧效益，同時，政府對科技扶貧實施績效好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資金獎勵，優化科技扶貧財政補貼范圍和力度，以充分調動企業的參與積極性，實現科技扶貧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格局，提高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和綜合效應。此外，合陽縣積極培育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組織，鼓勵高校專家以技術入股、成果轉化等形式直接參與農業龍頭企業的經營決策，激勵當地農技人員領辦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社，增強貧困村合作社的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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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科技扶貧示范基地為紐帶，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扶貧協作共同體，促進區域特色農業的市場培育與開發。同時，合陽縣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高校簽訂農村科技服務協議，采取政府購買科技扶貧服務等方式，利用高校教育資源對區域內農村基層干部、科技致富帶頭人和基層農技骨干等不同群體，定期開展系統化的農業科技培訓，為當地培養一批產業發展領軍人才，通過科技人才驅動貧困縣農業產業價值鏈升級，實現特色扶貧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土地勞動力農產品等供纟

需求指導 1

圖 7-1 基于產業示范平臺的科技扶貧協同治理模式

7.5.3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成效的提升路徑

合陽縣在科技扶貧過程中，科學研判區域要素資源稟賦結構，以科技驅動貧困農戶可持續增收為目標，從扶貧產業選擇、精準扶貧體系構建、智志雙扶協同推進及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使貧困農戶在參與產業發展過程中實現了穩定脫貧，促進了農村產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下一步合陽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做出了有效的實踐探索。

（1）依托資源稟賦精準選擇扶貧產業。合陽地處渭北旱腰帶，地形復雜、溝壑縱橫，在縣域總面積中塬面占 65.6%，溝壑18.2%，素有“一山一灘川，二溝六分原”之稱。在保障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穩定增產基礎上，合陽縣利用旱塬土地光照充足、透氣排水的環境優勢，確定蘋果、紅提、櫻桃、冬棗等園林水果與花椒產業為縣域科技扶貧產業，引導貧困家庭優化種植結構，參與發展特色扶貧產業。政府免費向貧困群體發放產業試驗示范站培育的成熟優質的樹木新品種，專家團隊負責全程指導貧困戶在苗木栽培、水肥管理、整形修剪、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技術問題，并實施新建果園補貼政策，對蘋果、葡萄、櫻桃每畝補貼 300 元，冬棗每畝補貼 200 元，對新建冷棚、避雨設施等基礎設施也給予每畝400-800元補貼，發揮14個區域科技扶貧基地的引領示范效應，促進區域特色扶貧產業規模及發展層次的不斷提升。此外，針對貧困家庭抗風險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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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能力差、脆弱性強的生計特征，縣政府聯合保險公司設立扶貧產業風險補償金 2470 萬元，為貧困家庭購買自然災害保險、農業收入保險和價格保險等政策性險種，保障其穩定農業經營性收入，促進區域特色產業可持續發展。

（2）構建農業科技精準扶貧體系。科技扶貧前提是精準識別具有產業發展意愿且勞動力的家庭，合陽縣利用建檔立卡貧困戶系統里的家庭信息，根據家庭產業依存度、農業勞動力數量等指標，確定科技精準扶貧潛在農戶，然后結合貧困戶自身耕地規模、產業結構及扶貧產業發展意愿等家庭經濟社會特征，通過雙向選擇最終確定科技扶貧戶，保障發展扶貧產業的積極性與穩定性。其次，將科技扶貧戶有序納入區域科技扶貧示范基地，通過“示范站觀摩+集中培訓+基地現場指導+遠程咨詢”多渠道，線上線下相結合開展農業科技培訓與指導，為貧困戶扶貧產業全產業鏈生產經營提供農業科技精準服務，破解農戶產業發展中技術困境與信息約束，促進貧困戶要素配置效率優化與生產效益提升，實現科技驅動脫貧增收。同時，合陽縣利用社交軟件、直播平臺、專題網站、廣播等互聯網載體，建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及時發布行業動態、市場趨勢、技術培訓、田間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在重要農時節點專家在線直播技術培訓與實踐指導，利用陜西農村廣播和陜西農林衛視定期開播農技推廣專題節目，并通過科技扶貧專家組為貧困家庭提供全方位的“一對一”農技咨詢服務，降低產業扶貧中貧困戶新技術采納的潛在風險。合陽縣探索建立農業科技幫扶系統，納入貧困戶基本信息、產業發展情況、幫扶工作記錄、收入明細等信息，對科技扶貧成效實施動態監測，及時掌握貧困戶的脫貧進展，實現科技扶貧的長效動態管理，為完善縣域農業科技扶貧政策和實施舉措提供精準數據支撐。

（3）智志雙扶增強貧困群體內生動力。合陽縣構建了扶貧與扶智扶志相協同的科技精準扶貧體系，通過農業科技服務激發了貧困戶內生發展動力。在做好農技推廣服務基礎上，合陽縣定期組織產業扶貧戶參觀學習龍頭企業、省級合作社、大學科技園等農業單位，拓展其對現代農業的新模式、新業態及新技術的認知，提高貧困農戶發展特色扶貧產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增強其依托區域科技扶貧示范基地的帶動而脫貧增收的信心。同時，扶貧產業基地專家和農技人員不僅承擔示范推廣農業新技術的職責，還面向區域科技扶貧戶宣傳國家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方針政策，介紹合陽縣科技扶貧特色產業的幫扶政策和支持措施，鼓勵貧困家庭在外部幫扶下自立自強發展扶貧產業，激發貧困群眾艱苦奮斗勤勞致富的熱情，讓貧困群眾堅定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信心。此外，每年開展先進脫貧示范戶評選表彰會議，組織“我的脫貧故事”宣講活動，通過故事講述、實地考察向貧困群眾展示身邊的脫貧實例，改變部分貧困戶好逸惡勞、等靠要的貧困心理，塑造脫貧致富爭上游的社風民風。

（4）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鏈接。合陽縣以科技扶貧為引領，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村集體經濟組織帶動、現代農業園區帶動的“一引三帶”模式，引導

128

貧困家庭融入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環節，提高貧困戶參與產業發展的組織化程度，將貧困戶鑲嵌在扶貧產業鏈上，切實增強貧困戶脫貧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一方面，貧困戶從科技扶貧示范基地依托單位，統一采購種苗、農藥、化肥、設備等生產要素，并遵從基地的標準化生產要求，進行作物栽培、科學施肥、植物保護等田間管理操作，實現小農戶傳統生產模式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升級，突破了貧困農戶生產理念和經營模式的變革。另一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貧困農戶結對幫扶簽訂收購協議，借助市場主體的品牌優勢與市場渠道，貧困家庭參與品牌農業、訂單農業、休閑農業等高價值產業模式經營，并通過土地流轉、勞務用工、效益分紅等形式，貧困戶分享到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增值收益，實現了多渠道穩定增收，促進了農戶可持續脫貧。

路徑措施效果

圖 7-2 合陽縣科技扶貧模式提升路徑

7.5.4 科技扶貧模式實施效果

在脫貧攻堅實踐中，合陽縣探索建立了以“試驗示范站—扶貧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戶”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的農業科技扶貧長效機制，通過科技驅動扶貧產業發展振興，實現了縣域貧困家庭高質量脫貧與可持續增收，對后脫貧時代低收入人口產業增收機制構建，以及相對貧困問題的緩解，有著重要的理論借鑒和實踐啟示。

2019 年，合陽縣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從 2015 年的 7646 元增加到 12373 元，增長率為61.84%，其中以農業收入為主的經營性收入由2716元增加到4294元，增長率為 58.10%，農民收入得到快速提高；特色扶貧產業蘋果、葡萄、櫻桃、花椒產量分別達到 31.47 噸、11.83 噸、0.12 噸、0.75 噸，這些產業成為全縣貧困家庭脫貧增收的支柱產業，合陽縣也已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鮮食葡萄綠色生產基地。合陽縣探索形成的基于產業試驗示范平臺的科技扶貧模式，在苗木繁育技術、配套栽培技術、剪枝無害化及資

129 源化利用技術、儲藏保鮮技術及設施農業技術等方面，為全縣林果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與人才支持，貧困家庭實現了依靠特色現代農業就業增收的生計目標，科技助力建檔立卡戶年人均收入增加 2500 元以上。此外，合陽縣通過村村建立科技扶貧產業園區，培育形成 100 個示范專業合作社，30 多家農業企業科技水平得到提升，建成一批農產品深加工示范項目，科技精準扶貧夯實了全縣鄉村振興的產業基礎。合陽縣 2017 年被評為陜西省脫貧攻堅工作考核優秀縣，2019 年在陜西省脫貧攻堅工作成效考核中被授予“綜合評價好的縣”稱號，同年實現了貧困縣脫貧摘帽，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

7.6本章小結

本文在梳理總結我國農業科技扶貧實施困境的基礎上，構建了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科技扶貧長效機制體系，并以陜西省國家級貧困縣合陽縣的脫貧歷程為例，探析了合陽縣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機制、實施路徑及脫貧成效。研究結果表明，進入鄉村振興后脫貧時代，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面臨著諸多的現實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脫貧地區產業基礎較弱、鞏固脫貧成果任務艱巨，農戶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業科技推廣成本過高，科技資源供需結構失衡、減貧成效可持續不足，科技推廣支撐平臺較少、扶貧工作穩定性缺乏保障，政府主導型扶貧模式效率不高、市場化實施機制滯后。通過梳理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內在機理，本文從科技平臺支撐、多元主體協同、市場化運行、內生發展能力提升四個方面，構建了我國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并基于陜西省合陽縣科技扶貧典型案例，從依托資源稟賦精準選擇扶貧產業、構建農業科技精準扶貧體系、智志雙扶增強貧困群體內生動力和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鏈接四個方面，提出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成效的提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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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基層科技扶貧成效不佳、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建設滯后的現實背景出發，在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與整理的基礎上，依據參與式發展理論、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農業踏板理論等多維理論體系，基于陜西省國家級貧困縣合陽縣、清澗縣和山陽縣 821 份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運用多種經濟計量模型與案例分析法，探討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農戶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應。根據第四章至第七章的實證研究與案例分析結果，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8.1 研究結論

8.1.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運行機制與農戶參與

（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包括多元主體共建現代產業示范科技平臺、全產業鏈開展農業科技創新推廣服務、構建農業科技進村入戶新通道、“線上+線下” 相融合提供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校地協同推進農業科技創新驅動，其主要通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五種主要扶貧方式組織實施，具有科技平臺穩定支撐、多元主體協同推進、市場化機制運行、全產業鏈科技服務等特征。

（2）從整個調研區域看，在 821個樣本農戶中有 510個參與科技扶貧，占總樣本的比例為 62.12%，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率較高。從分縣域來看，合陽縣、清澗縣和山陽縣農戶科技扶貧參與率分別為 77.64%、27.42%和 73.74%，科技扶貧參與率從高到低依次為合陽縣、山陽縣和清澗縣，貧困發生率相對較高的清澗縣參與率更低。

（3）參加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組織化帶動四種科技扶貧活動的農戶，占全部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比例分別為 92.35%、 48.04%、67.65%和 50.59%，參與率由高到低依次為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信息化服務、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其中，參加 1項、2項、3 項和4 項科技扶貧活動的農戶分別 37個、205 個、200個和 68個，占全部 510個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比例為 7.25%、40.20%、39.22%和 13.33%。可見，大部分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均能參加 2-3 項科技扶貧活動，科技扶貧活動的多樣性能夠得到保障。

8.1.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收入貧困的影響

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分析了農戶科技扶貧參與對其家庭農業收入和收入貧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并實證檢驗了科技扶貧模式的收入減貧效應，得到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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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具有顯著的收入減貧效應。農戶參與科技扶貧對家庭農業收入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對收入貧困發生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農戶通過參與科技扶貧活動，一方面使家庭農業收入水平提升 33.85%，另一方面也顯著降低了家庭收入貧困發生的概率。

（2）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不同扶貧方式的減貧效應存在顯著差異。在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四種扶貧方式中，農業科技培訓指導對提升家庭農業收入和降低家庭貧困發生率的邊際效應最大，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對增加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最小。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組織化帶動對降低家庭收入貧困發生率的作用也比較有限。

（3）建檔立卡貧困戶科技扶貧參與度低于普通農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因科技素養低、信息渠道不暢通、風險承擔能力弱等因素，對產業示范平臺專家推廣的新品種、新設備和新模式等農業新技術的潛在收益與成本未能形成合理的預期，這限制了貧困家庭參與科技扶貧的積極性。

8.1.3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能力貧困的影響

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技術采納視角下分析了農戶科技扶貧模式參與對家庭能力貧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并實證檢驗了不同科技扶貧活動對農戶技術采納影響的異質性，探討分析了技術采納效應在不同群體農戶間的差異，得到以下結論：

（1）農戶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及對農技人員信任度、對農業科技關注度，家庭的勞動力數量、耕地面積、固定資產數量、是否有親戚在政府工作及區域地貌特征，都顯著影響農戶科技扶貧參與行為。

（2）農戶參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具有顯著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即科技扶貧能緩解農戶發展現代農業中面臨的能力貧困。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參與農戶和非參與農戶的技術采納處理效應分別為 0.860、0.969，其中，農業科技培訓指導、農業產業示范、農業信息化服務三種扶貧方式，對科技扶貧參與農戶和科技扶貧非參與農戶的技術采納處理效應均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對科技扶貧非參與農戶的處理效應大于對科技扶貧參與農戶的處理效應；但是，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的科技扶貧方式并未產生顯著的技術采納效應。

（3）科技扶貧存在“精英俘獲”現象。科技扶貧存在“精英俘獲”現象。雖然科技扶貧參與對不同耕地規模農戶均具有顯著的技術采納效應，但是對大規模農戶的技術采納效應更大，小規模農戶的技術采納促進效應相對較小，可能是因為現有科技扶貧政策存在“規模效應”或者“門檻約束”，小規模農戶難以滿足參與科技扶貧項目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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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對內生動力貧困的影響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從內生動力貧困的視角，建立科技扶貧模式資源供給影響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機理模型，探討了扶貧科技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關系與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在前兩者關系間發揮的中介作用，及制度信任對科技減貧感知績效影響機制的調節效應，利用 821 個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論如下：

（1）科技扶貧資源供給特征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通過改善科技資源在匹配性、多樣性與可得性等方面的供給特征，有助于提高貧困地區農戶優化要素配置能力，提升其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最終提升農戶的減貧感知績效而緩解內生動力貧困。

（2）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在扶貧資源供給特征與減貧感知績效關系間發揮著中介作用。即優質的扶貧科技資源供給能夠提升科技扶貧主體在農戶心中的正面形象，而科技扶貧主體形象的改善將有助于提高農戶的減貧感知績效。

（3）農戶制度信任對其減貧感知績效的影響機制有著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應。即貧困地區農戶對科技扶貧政策及其組織模式的較高制度信任，能夠強化科技扶貧主體形象對農戶減貧感知績效影響的邊際效應。

8.1.5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與提升路徑在梳理總結科技扶貧模式長效機制的現實困境基礎上，構建了后脫貧時代科技扶

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并通過解析陜西省合陽縣的科技扶貧實踐，提出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長效運行的提升路徑。研究結論如下：

（1）科技扶貧是實現自我發展的內源性脫貧舉措，對貧困地區決勝脫貧攻堅發揮了關鍵的科技驅動，但科技扶貧模式長效運行也面臨著一系列發展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脫貧地區產業發展基礎較弱、科技鞏固脫貧成果形勢嚴峻；貧困農戶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業科技推廣成本過高；扶貧科技資源供需結構失衡、減貧成效可持續性不足；科技支撐平臺較少、扶貧工作穩定性缺乏保障；政府主導型模式效率較低、科技扶貧市場化運行機制滯后。

（2）從科技支撐平臺搭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市場化可持續運行和內生發展能力驅動四個方面，構建我國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的長效機制，保障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成為可復制、可推廣的農村科技服務新模式。

（3）促進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成效的關鍵，在于通過依托地方資源稟賦精準選擇扶貧產業、構建農業科技精準扶貧體系、智志雙扶增強貧困群體內生動力、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鏈接等路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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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政策建議

8.2.1 創新科技扶貧實施方式，拓展貧困農戶參與渠道

科技扶貧主要目標是加快貧困地區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進程，實現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和內生脫貧動力的提升，但是因科技扶貧政策潛在“規模偏好”和“門檻效應”，貧困農戶難以有效參與科技扶貧實踐，農戶在科技扶貧參與中的受益渠道有限，且科技扶貧資源“精英俘獲”現象嚴重。創新科技扶貧實施方式，拓展貧困群體的受益機制，成為目前科技扶貧最亟待破解的難題。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1）增強農業科技培訓指導的益貧性，實現貧困農戶人力資本和農業技能穩步提升。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既是最普遍的農業科技推廣方式，也是最受基層農戶歡迎的科技扶貧方式，但現有農業培訓與指導活動通常是集中開展，其培訓方式和培訓內容不能有效匹配貧困群體的文化程度和技術采納環境，進而導致科技培訓的扶貧效果有限。因此，一方面農業科技培訓指導更多應該深入到田間地頭，科技扶貧專家親自示范農業新技術，并講解技術應用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讓貧困戶全面了解并掌握農業新技術的應用環境、使用技巧和成本收益，將專家培訓指導技能和知識轉化為自身科技儲備和農業技能，提升發展現代農業的生計能力。另一方面，農業科技培訓應健全后期的評價反饋機制，特別是為貧困農戶建立“一對一”的信息反饋渠道，及時解答培訓后農戶技術采納過程中的難題，通過動態雙向反饋機制保障貧困群體完整熟練、低成本的應用農業新科技。

（2）降低農業科技產業示范門檻，將貧困群體也納入新技術潛在的示范對象。傳統農業科技示范往往依托有文化、懂技術和善經營的種植大戶、家庭農場等職業農民，忽略貧困群體采納新技術獲得先發優勢、獲取高額利潤的需求，導致當貧困群體可以使用新技術時已無顯著利潤優勢。因此，應拓展農業科技示范應用對象的要求，降低對示范對象的經營規模、科技文化和風險承擔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將農業科技示范和保險扶貧相融合，在低風險環境下保障貧困群體通過科技示范應用獲得高額利潤。同時，可以通過貧困群體聯合開展產業科技集成示范，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促進貧困群體農業收入的快速提升。

（3）提高農業科技信息化服務的及時性和多樣性。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要實現“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方式，加快農業信息服務的及時性，也要保障貧困群體信息服務需求的可獲得性，更多依托快手、抖音等基層群眾使用頻率較高的手機應用，而非另行搭建新的科技服務線上平臺。同時，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不應局限于技術信息的推廣和傳播，應涵蓋從產業的貸款融資、政策解讀和農資甄選，到產中的氣象信息、病蟲害防治、高效施肥和植物保護等，再到產后的產品初加工、商標注冊、電子商務等，提供全產業鏈的多樣化農業科技服務，破解農戶參與現代農業發展的信息壁壘和降低信息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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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從而激勵農戶縮短新技術采納的等待時間

（4）增強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的穩定性，使貧困群體持久參與現代農業生產經營。 “農業企業+農戶”、“合作社+農戶”、“產業基地+農戶”等組織化帶動方式，是實現貧困農戶與現代農業經營有機銜接的重要方式，但傳統的農業科技組織化帶動方式更多是新型經營主體流轉貧困農戶的土地，使這些群體以勞務的方式參與現代農業經營，這并不能增強貧困群體的產業經營能力和農業技能，而應通過農資統購統銷、病蟲害聯防聯控、品牌加盟和訂單收購等內源性鏈接方式，讓他們真正參與到地方特色產業的現代化經營，通過組織化帶動增強參與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

8.2.2健全科技扶貧政策體系，促進科技減貧效應釋放

科技扶貧實現了產業扶貧、教育扶貧、精神扶貧和協同扶貧的有機銜接，屬于農村綜合扶貧開發的措施，而不僅僅是科研機構和政府科技管理部門的工作范圍，應該從教育培訓、金融信貸、科技創新、數字化建設、氣象服務等多個方面，建立健全科技扶貧政策支持體系，促進科技減貧效應充分釋放。建議從以下方面完善政策支撐體系：

（1）組織保障方面：地方政府應將科技扶貧作為驅動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和產業振興的關鍵舉措，為區域特色農業技術創新、信息平臺搭建和人才培養提供基礎設施、資金、信貸等全方位的支持，大力支持科技特派員基層科技服務、科技示范工程、農業科技園區建設等多元化的科技扶貧方式，為貧困地區建立公益性和市場化的農業科技服務營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同時，加強扶貧資源統籌和扶貧主體協調，促進科技扶貧、智力扶貧及精神扶貧的有機鏈接，實現地區扶貧與扶智扶志協同推進。

（2）教育培訓方面：一方面，要依托科技扶貧產業示范平臺，開展對不同層次和不同年齡、不同區域的農村產業發展人才培訓，包括對農村基層管理干部、農業產業帶頭人、種植大戶和普通小農戶的技能培訓，特別是要完善針對普通農戶的技能培訓。另一方面，組間專業化的政策宣傳工作隊，強化針對貧困農戶的國家政策宣傳和現代農業理念普及，通過農村講習所、文化廣場和農家書屋等場所和平臺，定期組織貧困群眾參加政策宣講活動，讓其明白國家“一個都不能少”脫貧意志，幫助其樹立脫貧致富的信念及決心，樹立自立自強、頑強拼搏的意志，增強貧困群體內生發展的動力。

（3）數字化建設方面：農村數字化平臺建設滯后限制了科技扶貧政策的減貧效應，地方政府要聯合電信公司、互聯網公司，為貧困地區建設數字化生活服務平臺，將農業科技培訓資源整合到統一的數字化平臺，提高基層農戶對農業科技資源、教學資料、氣象信息的可獲得性，通過資源共享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擴散的效率。同時，應完善農村地區寬帶服務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鄉村，使數據資源在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增長中發揮“加速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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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強化多元協同扶貧治理，發揮科技資源集聚優勢

（1）明確扶貧參與主體的職能定位，形成多主體協同治理格局。一方面，應健全政府、科研院所、產業組織、農戶等科技扶貧多元參與主體的協同機制，在保障政府主導作用的基礎上，明確界定各自職能邊界、權力范圍，實現不同主體既能有效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又能協同其他主體更好開展農技服務工作，同時定期召開協同主體聯席會議，及時總結反饋科技減貧成效，促進協同治理格局不斷優化調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完善農業科技扶貧治理的市場化運行機制，通過稅收優惠、績效獎勵、信貸支持、購買服務等支持政策，引導農業產業組織更好發揮科技扶貧功能，提升農業科技資源的減貧效率。

（2）增強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科技服務功能，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鏈接。農業政策應優先扶持脫貧地區發展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支持基層農技人員、高校科技專家創辦領辦協辦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農業市場主體，拓展其在產業示范、科技推廣、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職能，在區域現代農業提質增效的轉型升級進程中，積極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引領示范作用。通過土地入股、勞動參與、訂單農業、品牌共享、鄉村旅游等多種舉措，引導小農戶融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導的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鏈接，增強小農戶穩定脫貧的產業基礎和增收渠道，實現欠發達地區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

（3）強化高等院校與地方政府、農業企業等主體的科技創新協作。通過簽訂長期農業科技服務和成果轉化協議，高校提供科技、人才、平臺和教育等優勢資源，結合產業組織的市場渠道、應用基地、品牌文化、資金等先發優勢，以及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政策支持、協調能力等資源，圍繞區域產業發展的重大科技難題聯合開展科技攻關，有效實現了產學研和農科教的有機融合，也為地方政府加快區域產業發展、企業獲取科技應用的先發超額利潤和高校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發揮了資源集聚效應。

8.2.4完善市場化運行機制，提升農村扶貧開發效率

（1）運用市場化手段優化扶貧科技資源配置。政府應充分利用財稅、金融、轉移支付等多種方式，積極支持科研院所、企業、合作社、非政府組織等多元主體全方位參與扶貧協同治理，提升農業科技扶貧效率及實施成效。政府應聯合科研院所、高等學校、企業等主體，共同建立產學研一體化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現代產業研究院、產業科技試驗示范基地等持久穩定的科技平臺，通過科研攻關、集成示范、推廣服務等形式，加快貧困地區農業科技推廣與擴散，以增強區域現代農業科技水平和貧困群體人力資本積累，實現區域自我內生發展而穩定脫貧。同時，通過健全科技扶貧市場化運行機制，利用市場化手段激發企業、專業合作社等產業組織參與科技扶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讓市場發揮扶貧科技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機構盡量不參與相關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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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貧項目的實施及運作。一方面，應通過特定扶貧政策支持區域農業企業、專業技術協會、種植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群體結對幫扶，形成特色產業生產經營聯合體，促進小農戶家庭生產與現代農業組織化經營的有機銜接，實現貧困農戶的產品穩定供給和產業組織的示范帶動雙向互惠聯動，最終實現政府、農業產業組織和貧困群體等多主體協同科技扶貧治理的格局。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之間應強化信息協同共享，有效開展產業科技扶貧項目的過程監督、效果評估及考核激勵，對項目實施成效顯著的企業及時給予稅收優惠、資金獎勵、信貸貼息等政策支持，并在后續項目開展中優先照顧這些企業，最大程度激發企業參與區域扶貧開發的自覺性，將有限政府財政扶貧資金發揮出無限的減貧效益。

（2）探索扶貧項目實施激勵機制，引導科技扶貧主體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首先，科技扶貧項目設立之前，應充分考慮貧困地區資源承載力、產業發展基礎、農戶參與意愿等內外部因素，堅持扶貧產業培育和市場需求相統籌，通過扶貧項目實施建立政府、科研院所、企業等多主體互動協同機制，以實現科技扶貧項目鏈的內生性和持續性。其次，結合項目實施內外部條件，優化扶貧項目的考評體系，秉持科學性、實用性和有效性原則，強化科技扶貧全過程的考核機制和評估措施，通過績效考核多元科技扶貧主體的積極性。除通過市場化手段對企業、合作社等產業組織進行激勵外，還要對參與科技扶貧項目的專家教授、科技特派員等科技人才開展榮譽性獎勵，在其職稱評定、職務晉升及科學研究等方面提供政策優待，對他們參與科技扶貧后對貧困區域經濟增長、現代農業發展、貧困群體能力提升等貢獻作為較大權重納入職稱晉升考核指標，激勵其進一步深度參與脫貧區域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業科技服務工作，保障后續科技幫扶項目實施的穩定性及可持續性。

8.3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基于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本文在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內生動力貧困的多維度貧困視域下，深入闡釋了該科技扶貧模式的內在減貧機制，實證檢驗了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多維減貧效應，得出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結論，并據此提出了針對性較強的政策建議，對后脫貧時代科技扶貧模式可持續運行具有一定的理論啟發和實踐借鑒。但是，因科研能力、學術精力和研究經費的限制，本文對農戶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研究，存在一些需要后期完善之處，具體有以下三方面：

（1）后續研究應拓展微觀數據的調研區域和研究對象的范圍，以提升研究結論及相應政策建議的說服力與可參考性。本研究采取典型案例、簡單隨機抽樣和焦點小組訪談等統計分析方法，只將獲取的陜西省內三個貧困縣 821 個農戶作為研究對象，相關微觀數據可能無法反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成效。西北地區旱區農業產業多樣化、自然環境復雜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顯著，不同地區科技扶貧組織模式或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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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實施方式也存在較大差異，本研究所用數據雖能較好地反映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陜西省的減貧情況，但若將研究結論用于解釋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其他地區的內在減貧機理和減貧成效，可能會產生樣本瞄準性偏誤。因此，后續研究應注意擴展研究區域，增加樣本容量和樣本代表性，將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在不同區域農戶的實施成效進行對比分析，以全面闡釋區域環境、人文歷史、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科技扶貧模式減貧效應的影響。

（2）未來研究應盡可能地獲取面板數據，進一步揭示產業示范科技服務模式影響效應的動態變化過程。科技扶貧成效發揮是農戶多年參與扶貧活動的結果，但本文用截面數據實證檢驗農戶科技扶貧模式參與及不同科技扶貧活動類型的多維度減貧效應，未考慮農戶前期科技扶貧參與實踐產生的滯后效應，邊際減貧效應并不能科學反映科技扶貧的真實減貧成效，導致現有研究結論難以客觀有效評估產業示范科技扶貧模式的減貧效果。因此，未來應注重設立科技服務固定觀測點，建設關于農業科技服務和農戶經濟社會系統的數據庫，用動態面板數據來探究產業示范科技服務模式對經濟、社會及生態環境的綜合影響。

（3）變量的指標測度有待進一步科學化和合理化。可行能力缺失是能力貧困的本質特征，農戶的能力貧困不僅體現農業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能缺失，包括在社會融入、資源獲取、權利獲得等多方面面臨的社會排斥和機會不平等，本研究用農戶對關鍵農業技術的采納程度度量家庭能力貧困狀況，存在指標選擇偏誤的風險，相關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和有效性面臨挑戰。因此，在后續研究過程中，應強化對相關變量測度指標的選擇和描述，力爭使代理指標承載的信息能客觀準確地傳遞變量的內涵。同時，學科交叉也是進一步研究中需要突破的關鍵，農村貧困治理涉及管理學、生態學、農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應建立跨學科復合型的研究團隊，以增強相關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的科學性和精準性。

138

參考文獻

安格斯•迪頓，崔傳剛譯.逃離不平等[M].北京:中信岀版社,2014.

白春禮.序言科技賦能扶貧創新成就夢想J].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35(10):1203-1204.

柏振忠，宋玉娥.農民專業合作社科技扶貧理論邏輯與實踐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34(18):21-25.

畢潔穎，陳志鋼.國際貧困瞄準的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J].世界農業,2019(05):15-19.

曾福生，鄭洲舟.多維視角下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分析J].農村經濟,2021(04):70-77.

曾維忠，李鏡.農業科技專家大院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探討J].農業科技管理,2006(06):86-89.

曾億武,郭紅東，金松青.電子商務有益于農民增收嗎?――來自江蘇沐陽的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8(02):49-64

陳愛雪,劉艷.層次分析法的我國精準扶貧實施績效評價研究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01):116-129.

陳傳波，王寯穆，劉勇強等.四川藏區科技精準扶貧的實施效果績效分析J].軟科學,2020,34(05):139- 144.

陳光燕，莊天慧，楊浩.連片特困地區農業科技服務減貧成效影響因素分析一一基于四川省4縣農戶的調研 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18):100-105+125.

陳紅花，尹西明，陳勁.脫貧長效機制建設的路徑模型及優化一一基于井岡山市的案例研究J].中國軟科學,2020(02):26-39.

陳輝，趙曉峰,張正新.農業技術推廣的“嵌入性”發展模式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01):76-80+88.

陳輝,趙曉峰.農業技術推廣的“低水平均衡”現象研究一以陜西省P縣為例J].農業經濟,2016(09):7- 9.

陳健生.生態脆弱地區農村慢性貧困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8.

陳江生.基于系統觀的遷移型農村人力資本疏導機制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1.

陳金光.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探索與思考J].理論學習,2003(02):44-45.

陳龍.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區旅游扶貧效應評價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40(07):246-250.

陳薇,楊春河.河北省財政扶貧政策績效評價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2006(07):58-59.

程華東，尹曉飛.農業高校精準扶貧模式創新探究一一基于四所農業高校的案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2):72-78+158.

程龍,于海波.精準扶貧形勢下農村科技特派員可持續發展路徑及政策研究一一基于陜西、內蒙古、福建等地區實地調研J].科學管理研究,2019,37(05):133-137.

程名望，Jin Yanhong,蓋慶恩，等.農村減貧:應該更關注教育還是健康?一一基于收入增長和差距縮小雙重視角的實證J].經濟研究,2014(11):130-144.

程欣, 帥傳敏 , 王靜, 李文靜 , 劉玥. 生態環境和災害對貧困影響的研究綜述 [J]. 資源科學,2018,40(04):676-697.

褚彩虹，馮淑怡,張蔚文.農戶采用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行為的實證分析一一以有機肥與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2(03):68-77.

褚琳，勁草.科技扶貧是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J].科學•經濟•社會,1999(02):3-6.

丁煌.政府形象建設:提高政策執行效率的重要途徑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06):31-34.

丁珮琪，夏維力.科技扶貧需求與政策供給匹配效果研究一一來自商洛市的經驗證據J].華東經濟管

139

理,2020,34(08):95-104.

丁賽,李克強.農村家庭特征對收入貧困標準的影響一一基于主觀貧困的研究視角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6(01):77-85.

丁志慧.中國農村居民貧困多代際傳遞研究[D].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9.

東梅,王桂芬.雙重差分法在生態移民收入效應評價中的應用一一以寧夏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0(08):87-93.

段世江，石春玲.“能力貧困”與農村反貧困視角選擇J].中國人口科學,2005(S1):99-104. 范柏乃,金潔.公共服務供給對公共服務感知績效的影響機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與公眾參與的調節效應[J].管理世界,2016(10):50-61+187-188.

范凱文，趙曉峰.農民合作社重塑基層農技推廣體系的實踐形態、多重機制及其影響J].中國科技論壇,2019(06):179-188.

方迎風，周少馳.多維相對貧困測度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1,36(06):21-30.

方迎風.國家級貧困縣的經濟增長與減貧效應一一基于中國縣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社會科學研究,2019(01):15-25.

馮楚建，熊春文,馮星晨.西藏地區科技精準扶貧模式創新:對吉納村的個案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33(24):43-49.

馮曉龍,劉明月,張崇尚,仇煥廣.深度貧困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治理如何協調——來自社區生態服務型經濟的實踐證據J].農業經濟問題,2019(12):4-14.

付少平.結構化困境與碎片化行動:科技扶貧為什么不夠精準一一基于政策執行視角的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 2019(7):173-180.

付衛東,曾新.十八大以來我國教育扶貧實施的成效、問題及展望——基于中西部6省18個扶貧開發重點縣(區)的調查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58(05):45-56.

付英,張艷榮.蘭州市扶貧開發績效評價及其啟示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2(05):25- 30.

傅安國，張再生,鄭劍虹，岳童，林肇宏,吳娜,黃希庭.脫貧內生動力機制的質性探究J].心理學報,2020,52(01):66-81+86-91.

甘小文，陳瑾.“科技入園”視角下江西基層科技服務供給效應研究J].企業經濟,2016(08):161-167. 高飛.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研究[D].燕山大學,2010.

高啟杰，姚云浩.合作農業推廣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及應用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5,20(04):231-238

高遠東，溫濤，王小華.中國財政金融支農政策減貧效應的空間計量研究J].經濟科學,2013(01):36-46. 管睿，王倩，余勁.扶貧資源輸入對貧困地區分配公平的影響J].資源科學,2020,42(04):735-748.

郭建宇，吳國寶.基于不同指標及權重選擇的多維貧困測量一一以山西省貧困縣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2(02):12-20.

郭君平,吳國寶.社區綜合發展減貧方式的農戶收入效應評價——以亞洲開發銀行貴州納雍社區扶貧示范項目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3(06):22-30+92-93.

郭強,劉冬梅.對農業科技專家大院運行機制的思考J].中國科技論壇,2013(10):99-104. 郭韋杉，李國平，李治.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瞄準與偏離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21(04):71-82.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8[M].北京：中國統計岀版社,2018 韓洪云，喻永紅.退耕還林的土地生產力改善效果:重慶萬州的實證解釋J].資源科學,2014(2). 韓永濱，王竑晟,段瑞,鄭甬龍,孫命.中國科學院科技扶貧創新舉措及成效[J].中國科學院院刊, 2019,34(10):1176-1185+1080.

140

杭承政，胡鞍鋼.“精神貧困”現象的實質是個體失靈一一來自行為科學的視角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04):97-103+147.

何得桂.科技興農中的基層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模式創新一一“農業試驗示范站”的經驗與反思J].生態經濟，2013(02):141-144.

何可, 張俊飚, 張露,等. 人際信任、制度信任與農民環境治理參與意愿——以農業廢棄物資源化為例[J].管理世界,2015, 000(005):75-88.

何欣,朱可涵.農戶信息水平、精英俘獲與農村低保瞄準J].經濟研究,2019,54(12):150-164.

賀嵐.農村科技特派員制度下科技興農的運行框架與主要模式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4):222-228. 胡鞍鋼，胡琳琳,常志霄.中國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1978—2004)[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5):105-115.

胡鞍鋼，李春波.新世紀的新貧困:知識貧困J].中國社會科學,2001(03):70-81+206.

胡兵，賴景生,胡寶娣.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貧困緩解一一基于中國農村貧困變動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05):33-42.

胡博，劉榮，丁維岱等.stata統計分析與應用[M].北京：電子工業岀版社,2016:227-229.

胡晗，司亞飛,王立劍.產業扶貧政策對貧困戶生計策略和收入的影響一一來自陜西省的經驗證據J]. 中國農村經濟,2018(01):78-89.

胡倫，陸遷.貧困地區農戶互聯網信息技術使用的增收效應J].改革,2019(02):74-86

胡倫.基于生計能力的農戶持續性貧困生成機制與脫貧路徑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9 胡慢華，王東陽.貧困地區技術創新的障礙因素和動力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4(05):38-41.

胡振光，向德平.參與式治理視角下產業扶貧的發展瓶頸及完善路徑J].學習與實踐,2014(04):99-107. 胡志平.基本公共服務、脫貧內生動力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J].求索,2021(06):146-155.

黃承偉,周晶.減貧與生態耦合目標下的產業扶貧模式探索——貴州省石漠化片區草場畜牧業案例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6(02):21-25.

黃杰龍，王旭，王立群.政策落實、農戶參與和脫貧增收的山區治貧有效性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19, 016(003):50-61.

黃鐵平，莫德儀.中部貧困地區農業現代化的主攻方向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8(07):51-55.

黃曉野，高一蘭.主觀貧困框架下多維貧困測量一基于海南扶貧調查數據J].稅務與經濟,2019(04):29- 34.

霍瑜,張俊飚，陳祺琪,豐軍輝.土地規模與農業技術利用意愿研究一以湖北省兩型農業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6(07):19-28

賈海彥.基于心理與行為雙重視角的脫貧內生動力研究J].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9(02):132-144.

賈蕊.集體行動對農戶水土保持措施采用影響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8.

江立華，肖慧敏.心理健康與精準扶貧:激發脫貧內生動力的新途徑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6(05):131-137.

姜安印，陳衛強.論相對貧困的成因、屬性及治理之策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03):127-139.

姜安印，陳衛強.小農戶存在的價值審視與定位J].農業經濟問題,2019(07):73-83.

姜長云.創新驅動視野的農業發展方式轉變J].改革,2015(12):83-93. 蔣晨光,褚松燕.多元協同治貧與“志智雙扶”機制創新研究——以河南省封丘縣扶志扶智工作為例

[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9(03):33-39

蔣永甫，龔麗華,疏春曉.產業扶貧:在政府行為與市場邏輯之間J].貴州社會科學,2018(02):148-154.\

141

焦克源，徐彥平.少數民族貧困縣扶貧開發績效評價的實證研究一一基于時序主成分分析法的應用J]. 西北人口,2015,36(01):91-96.

金正橋.探索建立科技扶貧長效機制[N].人民日報,2014-12-39(7).

郎亮明，陸遷.農戶感知視角下的科技扶貧減貧績效[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1):22-37.

郎亮明，張彤，陸遷.基于產業示范站的科技扶貧模式及其減貧效應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1):9-18.

雷明.論習近平扶貧攻堅戰略思想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01):1-11+160.

李寶元.人力資本約束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04):134- 139.

李冰冰，彭華濤，李鵬.科技創業扶貧研究回顧與未來展望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37(10):152-160. 李博,方永恒,張小剛.突破推廣瓶頸與技術約束：農業科技扶貧中貧困戶的科技認知與減貧路徑研究 ——基于全國12個省區的調查J].農村經濟,2019(08):42-50.

李博，左停.集中連片貧困地區“購買服務式”綜合性扶貧治理模式研究一一以陜南秦巴山區“公益崗位”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7,38(02):85-91+3.

李冬慧，喬陸印.從產業扶貧到產業興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困境與創新趨向[J].求實,2019(06):81- 91+109-110.

李金祥.創新農業科技驅動精準扶貧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6):4-8.

李俊杰，李曉鵬.高校參與精準扶貧的理論與實踐一一基于中南民族大學在武陵山片區的扶貧案例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8(01):79-84.

李俊杰.中國農村科技扶貧路徑及機制研究[D].中國農業科學院,2014.

李琳，桑坤.場域關聯、差序嵌入與信任結構的再生產一一基于華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經驗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8(01):37-49

李實,沈揚揚.中國的減貧經驗與展望J].農業經濟問題,2021(05):12-19.

李似鴻.金融需求、金融供給與鄉村自治一一基于貧困地區農戶金融行為的考察與分析J].管理世界,2010(01):74-87.

李小云，盧敏，成華威等.參與式農村發展: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岀版社，2001. 李小云，毛綿逵，徐秀麗等.中國面向小農的農業科技政策J].中國軟科學,2008(10):6-11.

李小云，唐麗霞,許漢澤.論我國的扶貧治理:基于扶貧資源瞄準和傳遞的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55(04):90-98+250-251

李小云，于樂榮,齊顧波.2000?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作用:一個全國和分區域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0(04):4-11.

李小云，苑軍軍,于樂榮.論2020后農村減貧戰略與政策:從“扶貧”向“防貧”的轉變J].農業經濟問題,2020(02):15-22.

李小云.我國農村扶貧戰略實施的治理問題J].貴州社會科學,2013(07):101-106.

李興江，陳懷葉.參與式扶貧模式的運行機制及績效評價J].開發研究,2008(02):94-99.

李毅，王榮黨,段云龍.基于數據包絡法的農村扶貧項目績效評價模型研究[J].項目管理技術,2012,10(09):49-55.

李永清，張福生.科技服務視閾下的山西貧困地區綠色發展[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0,42(S2):15- 18+21.

李玉山，陸遠權.產業扶貧政策能降低脫貧農戶生計脆弱性嗎?一一政策效應評估與作用機制分析J]. 財政研究,2020(05):63-77.

142

梁晨•產業扶貧項目的運作機制與地方政府的角色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 :7-

15.

梁樹廣，黃繼忠.基于貧困含義及測定的演進視角看我國的貧困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1,27(01):55- 61.

梁土坤.扶貧政策對農村主觀貧困的影響機制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20(11):106-116.

梁偉軍，謝若揚.能力貧困視閾下的扶貧移民可持續脫貧能力建設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105-114+174-175.

廖永國，苗銀家，金朔.貴州省農村科技扶貧模式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8,46(08):200-201+210 林伯強.投資項目的收益分配分析和扶貧效益評估J].金融研究,2007(03):175-190.

林伯強.中國的經濟增長、貧困減少與政策選擇J].經濟研究,2003(12):15-25+90. 林海英,侯淑霞,趙元鳳,李文龍,郭紅東.農村電子商務能夠促進貧困戶穩定脫貧嗎——來自內蒙古的調查J].農業技術經濟,2020(12):81-93.

林卡,范曉光.貧困和反貧困一一對中國貧困類型變遷及反貧困政策的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06(01):187-194.

林濤.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視閾下的科技扶貧路徑探析J].科學管理研究,2020,38(04):106-111. 林文曼.海南農村精準扶貧項目績效評估實證研究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7,38(04):102-107.

劉波，王修華,彭建剛.主觀貧困影響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2—2013)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7(07):139-151.

劉冬梅，劉偉.秦巴山片區科技扶貧中心的選取及相關建議J].中國軟科學,2014(08):29-37.

劉冬梅，石踐.對我國農村科技扶貧組織形式轉變的思考J].中國科技論壇,2005(01):116-120.

劉冬梅.中國政府開發式扶貧資金投放效果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1(06):123-131. 劉光哲.中美大學主導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比較研究——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科技推廣模式

為例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0(03):72-77.

劉歡,韓廣富.后脫貧時代農村精神貧困治理的現實思考J].甘肅社會科學,2020(04):170-178.

劉娟.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回顧、成效與創新J].探索,2009(04):87-90.

劉玲，楊軍.福建省農業科技扶貧的模式、問題與對策J].臺灣農業探索,2019(04):58-63.

劉明月，陳菲菲，汪三貴,仇煥廣.產業扶貧基金的運行機制與效果J].中國軟科學,2019(07):25-34.

劉強，胡旭，李曉.貧困地區農業科技需求影響因素分析一一基于四川省貧困地區農戶的調查數據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0,41(09):112-118.

劉守英,顏嘉楠.“摘帽”后的貧困問題與解決之策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8(06):21-27.

劉曉玲.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先扶志”重要論述的理論貢獻與實踐價值J].求索,2020(05):24-29. 劉艷華，徐勇.扶貧模式可持續減貧效應的分析框架及機理探析J].地理科學進展,2018,37(04):567-578 柳晨.精準扶貧主體的行動邏輯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1):19-25

盧淑華.科技扶貧社會支持系統的實現一一比較扶貧模式的實證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06):43-51.

盧新海,王洪政,唐一峰,張旭鵬. 農地流轉對農村減貧的空間溢岀效應與門檻特征——省級層面的實證 J].中國土地科學,2021,35(06):56-64.

盧陽春,肖君實,程潤華.科技扶貧服務平臺經濟效應評價及縣域差異分析——基于四川秦巴山區的調查 J].農村經濟,2018(10):97-104.

羅必良，洪煒杰,耿鵬鵬，鄭沃林.賦權、強能、包容：在相對貧困治理中增進農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21,37(10):166-181+240+182.

143

羅楚亮.經濟增長、收入差距與農村貧困J].經濟研究,2012(02):15-27. 羅斯丹，陳曉，姚悅欣.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應研究J].當代經濟研究,2016(12):84-93.

呂星，林凌，夏圓.參與式農村發展理論與實踐一一來自滇川黔地區的經驗[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1(02):1-8.

馬斌.科技扶貧體系的優化組合J].中國科技論壇,1998(01):57-58 馬鈴,劉曉昀.發展農業依然是貧困農戶脫貧的重要途徑.農業技術經濟,2014(12):25-32 馬明，陳紹軍,陶思吉.少數民族地區易地扶貧搬遷減貧效應與生計發展研究一一以三區三州怒江州地區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35(10):16-23.

馬文武，劉虔.異質性收入視角下人力資本對農民減貧的作用效應研究[J].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19,29(03):137-147.

馬興棟，霍學喜.制度信任對果農遵從標準化生產技術規范的影響一一以蘋果無公害生產為例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0(03):9-16.

馬彧菲，杜朝運.普惠金融指數測度及減貧效應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38(05):45-53.

苗欣,吳一平.中國農村貧困戶勞動力轉移的減貧效應分析一一基于河南省12個貧困縣1211份調查數據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1(03):43-50.

牟秋菊，潘啟龍.“政府-市場”雙導向扶貧開發機制初探——以貴州省為例J].農業經濟,2015(09):45- 47.

穆光遠，王琳，李剛.科技創新助力脫貧攻堅的實踐與思考一一以汾西縣科技扶貧為例[J].山西科技,2019,34(04):17-19+22.

歐陽紅軍,趙瀛華，覃新導,劉海清.農業科研單位科技扶貧模式研究一一以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為例 [J].農業科研經濟管理,2016(04):7-10.

彭妮婭.教育扶貧成效如何?—基于全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9,40(04):90-97.

祁毓,盧洪友.“環境貧困陷阱”發生機理與中國環境拐點J].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15,25(10):71- 78.

喬丹，陸遷，徐濤.社會網絡、推廣服務與農戶節水灌溉技術采用一一以甘肅省民勤縣為例J].資源科學,2017,39(03):441-450.

青平，廖芬，閔師，裴夢媛,游良志.營養扶貧:助力健康扶貧與推進精準扶貧的新模式一一基于國內外研究的文獻綜述J].農業經濟問題,2020(05):4-16.

邱玉婷.社會組織與政府協同治理相對貧困的行動策略一一以2020年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為視角J].廣西社會科學,2021(04):11-16

渠鯤飛，左停.協同治理下的空間再造J].中國農村觀察,2019(02):134-144.

沈崴，李萌.科技助力脫貧攻堅路徑中“三個難題”破解的探究一一以北京科技大學定點扶貧秦安縣為例J].中國高校科技,2020(12):8-12.

師蔚群，李捷.農業科研院所黨建助推科技扶貧模式探索J].江蘇農業科學,2021,49(03):8-14. 舒爾茨，緯廉.向窮人投資:一個經濟學家的見解J].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65(11):14-17.

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M].商務印書館,1990.

舒銀燕.石漠化連片特困地區農業產業扶貧模式可持續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研究J].廣東農業科學,2014,41(16):206-210.

斯曉夫嚴雨姍，傅穎.創業減貧前沿理論研究與未來方向J].管理世界,2020,36(11):194-207.

蘇芳,范冰潔，黃德林,闞立娜，羅文春.后脫貧時代相對貧困治理：分析框架與政策取向J].中國軟科學,2021(12):73-83.

144

蘇芳,尚海洋.農戶生計資本對其風險應對策略的影響——以黑河流域張掖市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2(08):79-87+96.

蘇曉云.貧困地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證研究一一基于廣西鳳山縣的調查與思考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05):88-94+117.

孫伯馳，段志民.農村低保制度的減貧效果一一基于貧困脆弱性視角的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2020(02):113-128.

孫久文，張靜，李承璋，盧怡賢.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戰略判斷與發展建議[J].管理世界,2019,35(10):150-159+185.

孫璐,陳寶峰.基于 AHP-TOSPSIS 方法的扶貧開發項目績效評估研究――以四川大小涼山地區為例 [J].科技與經濟,2015,28(01):62-66.

孫世嘉.參與式發展的鄉村治理新模式[D].北京郵電大學,2019.

孫文中.創新中國農村扶貧模式的路徑選擇一一基于新發展主義的視角[J].廣東社會科學,2013(06):207-213.

孫武學.圍繞區域主導產業建立試驗站探索現代農業科技推廣新路徑[J].農業經濟問題,2013,34(04):4-9.

檀學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決相對貧困思路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20,4(06):21-36.

湯國輝.新發展理念下科技大篷車專家站扶貧模式的探索J].中國科技論壇,2018(01):30-36+57.

陶佩君，楊鳳書，周宏宇,張月辰.從“柴廠科教興村模式”看科技扶貧制度的創新[J].農業科技管理,2011,30(02):40-43.

陶芝蘭，王歡.信任模式的歷史變遷一一從人際信任到制度信任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2):20-23.

田雅娟，劉強，馮亮.中國居民家庭的主觀貧困感受研究J].統計研究,2019,36(01):92-103.

仝德，羅圳英,馮長春.國家級貧困縣政策的減貧效應及其空間異質性[J].經濟地理,2021,41(11):176- 184.

佟大建，黃武，應瑞瑤.基層公共農技推廣對農戶技術采納的影響一一以水稻科技示范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8(04):59-73.

佟大建，黃武.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推廣服務獲取與農業技術擴散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128-143. 童星,林閩鋼.我國農村貧困標準線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1994(03):86-98.

萬月.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因素及其政策研究[D]沖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9.

汪晨,萬廣華，吳萬宗.中國減貧戰略轉型及其面臨的挑戰J].中國工業經濟,2020(01):5-23.

汪磊，汪霞.易地扶貧搬遷前后農戶生計資本演化及其對增收的貢獻度分析一一基于貴州省的調查研究 J].探索,2016(06):93-98.

汪三貴,Albert Park, Shubham Chaudhuri,Gaurav Datt.中國新時期農村扶貧與村級貧困瞄準J].管理世界,2007(01):56-64.

汪三貴，郭建兵,胡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若干思考[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8(03):16-25.

汪三貴，劉明月.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理論關系、戰略轉變與政策重點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18-29+189.

汪三貴,劉明月.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理論關系、戰略轉變與政策重點[J].社會科學文摘,2020(12):17-20.

汪三貴,殷浩棟,王瑜.中國扶貧開發的實踐、挑戰與政策展望[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4):18-25+189

145

汪三貴.人類減貧的歷程及探索J].人民論壇,2021(11):12-13.

汪三貴.在發展中戰勝貧困一一對中國30年大規模減貧經驗的總結與評價[J].管理世界,2008,4(11):78-88.

汪曉文，李濟民.從產業扶貧到鄉村振興一一河西走廊寒旱農區產業扶貧發展歷程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04):17-23.

王博文.陜西省秦巴山區精準扶貧項目績效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20.

王春超，葉琴.中國農民工多維貧困的演進一一基于收入與教育維度的考察[J].經濟研究,2014,49(12):159-174.

王弟海.健康人力資本、經濟增長和貧困陷阱J].經濟研究,2012,47(06):143-155. 王含,程倩春.心理扶貧:價值、困境及路徑研究J].探索,2019(03):171-181.

王煥剛，張程，聶常虹.我國扶貧政策演進歷程與農村社會的多維度變遷：分析與啟示J].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36(07):787-796.

王娟,張克中.公共支岀結構與農村減貧——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2(01):31- 42.

王科.中國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解構與培育一一基于主體功能區的新視角J].甘肅社會科學,2008(03):100-103.

王克林，岳躍民，陳洪松,曾馥平.科技扶貧與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融合的機制與實現途徑J].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35(10):1264-1272.

王勝,屈陽,王琳,余娜,何佳曉.集中連片貧困山區電商扶貧的探索及啟示——以重慶秦巴山區、武陵山區國家級貧困區縣為例[J].管理世界,2021,37(02):95-106+8.

王巍，李平.基于AST-MPI的農業科技貧困測度J].統計與決策,2019,35(24):47-51.

王小林,Sabina Alkire.中國多維貧困測量:估計和政策含義.中國農村經濟,2009(12):4-10+23

王小林，馮賀霞.2020年后中國多維相對貧困標準：國際經驗與政策取向J].中國農村經濟,2020(03):2- 21.

王小林，張曉穎.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經驗解釋與2020年后相對貧困治理取向J].中國農村經濟,2021(02):2-18.

王秀為，胡瓏瑛，王天揚.基于制度信任的岀借方對網貸平臺初始信任產生機理研究J].管理評論, 2018, 030(012):99-108.

王璇,張俊飚，何可，何培培.風險感知、公眾形象訴求對農戶綠色農業技術采納度的影響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0,25(07):213-226.

王雪姣.農民合作社對減緩社員能力貧困的影響研究[D].四川農業大學,2017.

王怡，周曉唯.習近平關于精神扶貧的相關論述研究[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8(06):53-60.

王藝明，劉志紅.大型公共支岀項目的政策效果評估一一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為例[J].財貿經濟,2016,37(01):33-47

王瑜，汪三貴.農村貧困人口的聚類與減貧對策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2(02):98-109.

王浴青.農村科技扶貧開發與創新路徑:重慶例證J].重慶社會科學,2011(03):62-66.

王云多.教育與貧困關系研究綜述及啟示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1):18-23.

王振振，王立劍.精準扶貧可以提升農村貧困戶可持續生計嗎?一一基于陜西省70個縣(區)的調查J]. 農業經濟問題,2019(04):71-87.

魏后凱，蘆千文.新冠肺炎疫情對“三農”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經濟縱橫,2020,4(05):36-45+2.

146

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心理學報,2005(02):128-134.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 022(005):731-745.

翁伯琦，黃穎，王義祥,仇秀麗.以科技興農推動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對策思考一一以福建省建寧縣為例J].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15,25(S2):166-169.

烏蘭,李沃源.科技扶貧系統:理論模型、機制構建及保障架構J].科學管理研究,2020,38(03):119-125. 吳鋒,張正新.開創農業科技推廣新模式J].中國農村科技,2009(10):44-46.

吳樂.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機制構建與路徑選擇J].中國軟科學,2018(07):63-70.

吳理財.論貧困文化(上)J].社會,2001(08):17-20.

吳強，雷洪.科技扶貧開發模式及其效應J].科技進步與對策,1998(01):16-18.

吳艷.寧夏:開展就業扶貧“百千萬”行動J].人才資源開發,2017(15):60.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夏玉蓮，匡遠配.農地流轉的多維減貧效應分析一一基于5省1218戶農戶的調查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7(09):44-61.

肖志揚.湖南貧困地區的農業科技扶貧模式與政策建議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31(05):584-587. 謝美娥，谷樹忠.新時期我國科技扶貧與NGO發展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7(10):5-9.

謝小芹，張順.“社會動員-權力嵌入”：精準扶貧政策執行研究一一基于河邊村精準扶貧的個案研究 [J]. 公共管理學報,2020(5):1-19.

邢成舉，李小云.超越結構與行動: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經驗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32-47.

邢成舉.科技扶貧、非均衡資源配置與貧困固化一一基于對陽縣蘋果產業科技扶貧的調查J].中國科技論壇,2017(01):116-121.

邢慧斌.國內旅游扶貧績效評估理論及方法研究述評J].經濟問題探索,2017(07):47-53. 熊娜.農村扶貧科技供需均衡及其演變的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8(11):50-57

徐愛燕，沈坤榮.財政支岀減貧的收入效應——基于中國農村地區的分析J].財經科學,2017(01):116- 122

徐戈，陸遷，姜雅莉.社會資本、收入多樣化與農戶貧困脆弱性[J].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19,29(02):123-133.

徐延輝，龔紫鈺.社會質量、社區能力與城市居民的能力貧困[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44(05):116-125.

徐月賓，劉鳳芹,張秀蘭.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的反思一一從社會救助向社會保護轉變J].中國社會科學,2007(03):40-53+203-204.

許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將載入人類文明發展史冊J].紅旗文稿,2021(20):33-35.

許漢澤，李小云.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實踐困境及其對策一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論的分析J].甘肅社會科學,2019(03):130-136.

許漢澤.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反貧困的歷史、經驗與啟示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05):45-52.

許源源.中國農村反貧困中的政府責任J].農村經濟,2006(03):74-77.

薛曜祖.呂梁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科技扶貧的實施效果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23(05):218- 224.

荀關玉.云南烏蒙山片區農業產業化扶貧績效探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7,38(01):193-198.

鄢洪濤，楊仕鵬.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的相對貧困治理效應一一基于貧困脆弱性視角的實證分析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2(01):48-55.

楊阿維，圖登克珠,張建偉.西藏農牧區精準扶貧績效評估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42(02):192-

147

199.

楊菊華.后小康社會的貧困：領域、屬性與未來展望[J].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24(01):111-119.

楊立巖，潘慧峰.人力資本、基礎研究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3(04):72-78+94.

楊龍,汪三貴.貧困地區農戶的多維貧困測量與分解——基于 2010 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的農戶數據 [J].人口學刊,2015,37(02):15-25.

楊旳,郭建鸞.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科技支撐效應與模式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5,33(04):84-86+90.

葉初升，高考，劉亞飛.貧困陷阱:資產匱乏與悲觀心理的正反饋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4,16(04):44- 53+85.

葉敬忠.參與式林業規劃過程中的利益相關群體分析J].綠色中國,2005(12):43-46.

葉興慶.踐行共享發展理念的重點難點在農村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14-18.

易法敏.數字技能、生計抗逆力與農村可持續減貧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3):1- 13.

易明,楊樹旺.探索建立科技助力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N].光明日報,2018-5-10(06)

尹志超，郭沛瑤,張琳琬.“為有源頭活水來”:精準扶貧對農戶信貸的影響J].管理世界,2020,36(02):59- 71+194+218

于濱銅，王志剛,朱佳,侯云瀟.援助結構、領導力與產業扶貧績效J].中國工業經濟,2021(06):23-41. 余少祥.后脫貧時代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建設J].江淮論壇,2020(04):62-68.

余威震,羅小鋒,李容容.孰輕孰重:市場經濟下能力培育與環境建設?——基于農戶綠色技術采納行為的實證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3):71-78+161-16

余梓東，郭穎.興邊富民行動中的扶志與扶智:現狀、問題及對策J].民族教育研究,2020,31(06):13-18. 虞崇勝，余揚.提升可行能力:精準扶貧的政治哲學基礎分析J].行政論壇,2016,23(01):22-25.

郁建興.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發展歷程、社會政策與體制機制J].學術月刊,2011, 043(003):5-17. 喻嘉,彭小兵.脫貧:資本的嵌入與內生一一基于井岡山神山村的實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41(01):124-131.

喻永紅，張巨勇.農戶采用水稻IPM技術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一一基于湖北省的調查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09(11):77-86.

原華榮.人口與貧困J].社會學研究,1992(05):80-90.

翟軍亮，吳春梅.農村貧困治理的范式轉型與未來路徑一兼議產業精準扶貧的推進路徑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4):44-51.

翟紹果.健康貧困的協同治理:邏輯、經驗與路徑J].治理研究,2018,34(05):53-60.

張兵，翁辰.農村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應——空間溢岀和門檻特征J].農業技術經濟,2015(09):37-47. 張國建，佟孟華,李慧，陳飛.扶貧改革試驗區的經濟增長效應及政策有效性評估[J].中國工業經濟,2019(08):136-154.

張海霞,王明月,莊天慧.貧困地區小農戶農業技術采納意愿及其異質性分析——基于“信息—動機— 行為技巧”模型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20(03):81-90.

張海霞，莊天慧.非政府組織參與式扶貧的績效評價研究一一以四川農村發展組織為例[J].開發研究,2010(03):55-60.

張華泉.我國71年農村科技扶貧變遷歷程及演化進路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37(15):18-27. 張建華.大同市農村科技扶貧問題及對策研究[D].山西農業大學,2016.

張靜,朱玉春.社會資本視角下科特派企業精準扶貧分析J].資源科學,2019,41(02):352-361. 張麗,劉玉花,齊顧波,宋一青.生計脆弱性下貧困農戶的農業技術服務需求——基于廣西 A 縣的實地

148

調研 J].農村經濟,2008(08):103-106.

張麗君，李臻.民族地區東西協作治理模式的機理與實踐J].西北民族研究,2020(04):85-95. 張琦,史志樂.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創新及實踐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7(04):154-160.

張峭，徐磊.中國科技扶貧模式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7(02):82-86.

張瑞玲，張淑輝.科技扶貧的作用機理研究J].鄉村科技,2018(22):13-15.

張莎莎，鄭循剛.農戶相對貧困緩解的內生動力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4):44-53. 張偉賓，汪三貴.扶貧政策、收入分配與中國農村減貧J].農業經濟問題,2013(2) :66-75 張亞平.科技引領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J].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35(10):1211-1217. 張永麗,李青原.互聯網使用對貧困地區農戶收入的影響——基于甘肅省15個貧困村1735個農戶的調查數據[J/OL].管理評論:1-12[2022-04-18].

張躍平,徐凱.深度貧困民族地區貧困特征及“扶志”與“扶智”的耦合機制建設——基于四川甘孜、涼山兩州的調研思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39(05):149-153.

張志勝.精準扶貧領域貧困農民主體性的缺失與重塑一一基于精神扶貧視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8,18(03):72-81

趙冬緩，蘭徐民.我國測貧指標體系及其量化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1994, 000(003):45-49. 趙慧峰，李彤，高峰.科技扶貧的“崗底模式”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2(02):138-142.

趙曉峰，邢成舉.農民合作社與精準扶貧協同發展機制構建: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4):23-29+110.

趙臻臻.農村家庭人口內生動力的減貧效應研究[D].華中農業大學,2021.

鄭功成.中國的貧困問題與NGO扶貧的發展J].中國軟科學,2002(07):9-13.

鄭皓瑜.墨西哥貧困人口人力資本投資的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一一基于“機會計劃”的分析J].北京社會科學,2015(09):123-128.

鄭家喜,江帆.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政策:驅動增長、縮小差距,還是政策失靈——基于 PSM-DID 方法的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6(12):43-52.

鄭時彥，王志章.我國社會保障減緩主觀貧困的實證研究一一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檢驗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7(03):112-126+221.

鄭小玉，劉冬梅，曹智.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內涵、構成與發展J].中國軟科學,2020(10):56-64 鄭長德.論西部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的開發與人力資本的形成J].人口與經濟,2001(03):57-63.

鐘甫寧.中國農村脫貧歷史性成就的經濟學解釋J].農業經濟問題,2021(05):4-11.

鐘文，嚴芝清，鐘昌標，鄭明貴.土地整治的減貧效應及其傳導機制研究[J].農業經濟與管理,2021(02):93-103.

周華強，馮文帥,劉長柱，楊柳，王敬東.科技扶貧服務體系建設戰略研究:實踐視角的框架與機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34(12):22-27.

周華強，李鏡，楊柳，謝士娟,王敬東.貧困地區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分布特征一一以四川省為例J].中國科技論壇,2019(03):148-159.

周華強，王敬東,馮文帥.構建新型農村科技服務體系J].宏觀經濟管理,2014(06):43-46.

周京奎，王文波，龔明遠,黃征學.農地流轉、職業分層與減貧效應J].經濟研究,2020,55(06):155-171. 周強.精準扶貧政策的減貧績效與收入分配效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21(05):38-59.

朱海波，聶鳳英.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邏輯與路徑一一產業發展的視角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3):15-25.

朱夢冰，李實.精準扶貧重在精準識別貧困人口一一農村低保政策的瞄準效果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7(09):90-112+207.

149

祝慧，雷明.東西部扶貧協作場域中的互動合作模式構建一一基于粵桂扶貧協作案例的分析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01):95-101+192.

莊天慧，劉洪秀,張海霞.新階段西南民族地區農戶扶貧需求實證研究一一基于1739戶農戶的調查J]. 農業經濟問題, 2011, 000(010):83-88,109.

鄒薇，鄭浩.貧困家庭的孩子為什么不讀書:風險、人力資本代際傳遞和貧困陷阱J].經濟學動態,2014(06):16-31.

鄒薇.傳統農業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對中國農村的能力貧困和轉型路徑多樣性的研究[J].世界經濟,2005(02):34-47+80.

Akhter S, Daly K J. 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fixed effect vector decomposition [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09, 10(3):191-206.

Alene A D , Menkir A , Ajala S O , et al. The economic and poverty impacts of maize research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 40(5):535-550

Alkire S , Foster J .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5(7-8):476-487.

Alkire S . Choosing Dimension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Mpra Paper, 2007, 76(5):89-119.

Andersen S H. Exiting unemployment: How do program effects depend on individual coping strateg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1, 32(2):248-258.

Anthony Hall.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Brazil [J]. 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 2012, 11(1-2):25-41.

Aryeetey G C, Westeneng J, Spaan E, et al. Can health insurance protect against out-of-pocket and catastrophic expenditures and also support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Ghana'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2016, 15(1):116.

Asfaw S , Kassie M , Simtowe F , et 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A Micro-evidence from Rural Tanzan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 48(9):1288-1305

Autor D H , Murnane L.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4):1279-1333.

Baker, Judy L, Grosh, et al.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geographic targeting: How well does it work? [J].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7):983-995.

Bank T W.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0: 3-5.

Barbier E B. Povert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15(6):635-660.

Barrett C B, Lee D R , Mcpeak J 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2):193-197.

Barro, Robert J .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12-17.

Becerril J, Abdulai A. The Impact of Improved Maize Varieties on Poverty in Mexico: A Propensity ScoreMatching Approach [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7):1024-1035.

Beebout H,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3, 55(1):132.

Breunig R, Majeed O. Inequality, poverty and economic growt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61:8399.

150

Brick K I , Visser M . Risk preferences,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nsurance uptake: A frame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5, 118(OCT.):383-396.

Buck S, Alwang J. Agricultural extension, trust, and learning: results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in Ecuador[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42(6):685-699.

Chambers R . Poverty and livelihoods: whose reality counts?[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5, 7(1):173-204.

Cheng FANG, Xiaobo ZHANG, Shenggen FAN. Emergence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4):

Cleaver F.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6):893-906.

Coadyd, Groshm, Hoddinottj. Targeting of transf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review of lessons and experience [M]. World Bank publication, 2004.

De Janvry A, Sadoulet E. World Poverty and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38(4):1-26.

Dickerson C, Thibodeau R, Aronson E, et al. Using Cognitive Dissonance to Encourage Water Conservation1[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22(11):841-854.

Dillon A. The Effect of Irrig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Asset Accumulation, and Inform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Northern Mali[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2):2165-2175.

Dizioli A, Pinheiro R. Health insurance as a productive factor [J]. Labor Economics, 2016, 40:1-24.

Du Y, Park A, Wang S.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688-709.

Evenson, 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 Reference Manual, Rome: FAO,1997.

Fan S, Throat H S. Government Spending, Growth and Poverty in Rural India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 82(4):1038-1051.

Fausto Hernandez-Trill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Federal Systems: The Case of Mexico [J]. World Development,2016,87:122-130.

Fraedrich J P, Ferrell O C.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risk and moral philosophy type o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2, 24(4):283-295.

Funk M, Drew N, Knapp M. Mental health, povert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2012, 11(4)： 102-120.

Gollin D, Parente S, Rogerson R.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J]. Center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92(2):160-164

Grootaert C, Bastelaer T V, Puttnam R.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A microeconomic perspec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abibov N N, Fan L.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poverty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cross jurisdictions in Canada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era of devolution[J]. Evaluation & Program Planning, 2010, 33(4):457-467.

Habimana Dominique, Haughton Jonathan, Nkurunziza Joseph, Haughton Dominique Marie-Annick.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n consumption and poverty in Rwanda [J]. 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021,23:1110-1128

Heeks R. ICTs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comparing economic，livelihoods and capabilities models[R]. Develop-ment Informatics Working Paper，2014．

151

IMF. Being Poor, Feeling Poorer: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verty Percep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M].2016-01-01.

Iversen V, Chhetry B, Francis P, et al. High value forests, hidden economies and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forest user groups in Nepal's Terai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58(1):93-107.

Kassie M , Shiferaw B , Muricho G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rop Incom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Ugand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0):1784-1795

Kim K, Lambert P J.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U.S. Taxes and Public Transfers, 1994-2004[J]. University of Oregon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2009, 37(1):3-26.

Klaus Deininger, Songqing Jin. The potential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8(1):241-270.

Koczan Z. Being Poor, Feeling Poorer: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verty Percep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J]. Imf Working Papers, 2016,40(12):348-368

Kolinjivadi, Vijay, Adamowski, et al. Capabilities as justice: Analys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through 'social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5.118:99-113.

Latifi M, Shooshtarian Z.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Effectiveness[J]. Pol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10(2):73-84.

Liu M, Min S, Ma W, et al. The Adoption and Impact of E-commerce in Rural China: Application of an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3(1): 106-11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Quantitative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1999, 22(1):3-42.

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 Zhao, J. Y..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J]. Science, 2013 (6149)： 976 - 980

Martin Ravallion.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11):1803-1815.

Mendola M.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analysis for rural Bangladesh[J]. Food Policy, 2007, 32(3):372-393.

Mitchell, Cashley.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thways to Prosperity [M]. UK: The Cromwell Press Group，2010.

Morris M L, Doss C R . How does gender affect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The case of improved maize technology in Gha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25(1): 27-39

Moyo S, Norton G W, Alwang J, et al. Peanut Researc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mpacts of Variety Improvement to Control Peanut Viruses in Uganda[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89(2):448-460.

Orazio Attanasio, Costas Meghir, Emily Nix, Francesca Salvati. Human 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Ethiopia and Peru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7(04): 42-47.

Ostrom E, Calvert R, Eggertsson T.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6(1):279-249.

Otsuka K. Role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poverty reduction: lessons from the Asian experience[J]. Food Policy, 2012, 25(4):447-462.

Ozdenoren E, Salant S W, Dan S. Willpower and the Optimal Control of Visceral Urg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2, 10(2):342-368.

152

Park A, Wang S G, Wu G B.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1):123-153.

Park A, Wang S.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 94(7856):790-799.

Perry, G. et 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virtuous and vicious circles [M]. The word bank, Washington D. C. 2006:15

Praag B, Ferrer-I-Carbonell A.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Subjective Poverty [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8.

Richard R. Nelson. 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46(5):894-908.

Rosenbaum, P. R. Observational Studies[M]. New York: Springer, 2002.

Rowntree S.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 London: Macmillan, 1901.

Schotte S, Zizzamia R, Leibbrandt M. A poverty dynamics approach to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outh African case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10:88-103.

Sen A.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3, 35(2):153-169.

Sen A.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J]. Econometrica, 1976, 44(2):219-231.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Simtowe F. Can Risk-aversion Towards Fertilizer Explain Part of the Non-adoption Puzzle for Hybrid Maiz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lawi[J].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2006, 6(7):1490-1498.

Tan Y, Wang Y Q.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J]. Population & Environment, 2004, 25(6): 613-636.

Townsend P. Poverty in United Kingdom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Van Horen Clive, Eberhard Anton, Trollip Hilton, Thorne Stephen. Energy, environment and urban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J]. Elsevier, 1993, 21(5):112-125.

Villalobos C, C Chavez, Uribe A. Energy poverty measur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nergy poor: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tilitarian and capability-based approaches in Chile [J]. Energy Policy, 2021, 152(2021):112146.

Walumbwa F O, Mayer D M, Wang P, et al. L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 to employee performance: The role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self-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5(2):204-213.

Wossen T , Alene A , Abdoulaye T , et 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Case of Improved Cassava Varieties in Nigeri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9, 70(12):102-129.

Zeng, D., Alwang, J., Norton, G. W., et al. Expost impacts of improved maize varieties on poverty in rural Ethiopi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46 (4) :5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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