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研究 —基于糧食主產區面板數據的分析

發布時間：2022-10-03 10:52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錄 I

第一章導論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目的與意義 4

1.2.1研究目的 4

1.2.2研究意義 5

1.3國內外研究綜述及評價 6

1.3.1農業分工的相關研究 7

1.3.2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及影響效應研究 8

1.3.3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研究 12

1.3.4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研究 15

1.3.5國內外評述 16

1.4研究思路與技術路線 17

1.4.1研究思路 17

1.4.2技術路線 18

1.5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20

1.5.1研究內容 20

1.5.2研究方法 21

1.6數據來源 22

1.7創新之處 22

第二章概念界定、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24

2.1概念界定 24

2.1.1農業規模經營 24

2.1.2農地流轉 24

2.1.3服務外包 25

2.1.4農業分工與農業專業化 25

2.1.5規模經濟與分工經濟 26

2.2理論基礎 27

2.2.1規模經營理論 27

2.2.2交易成本理論 28

2.2.3分工協作理論 28

2.2.4農戶行為理論 30

2.3研究框架及機理分析 31

2.3.1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的分析框架 31

2.3.2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33

2.3.3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35

2.3.4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交互效應機理 36

第三章研究區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發展現狀 38

3.1研究區域農業生產概況 38

3.2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相關制度的演進 39

3.2.1改造傳統農業：基本主張及評論 39

3.2.2農地流轉的制度演進 41

3.2.3服務外包的制度演進 43

3.3農戶農地流轉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45

3.3.1農戶農地流轉發展現狀 45

3.3.2農戶農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49

3.4農戶服務外包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51

3.4.1農戶服務外包發展現狀 51

3.4.2農戶服務外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55

第四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分析 58

4.1問題的提出 58

4.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59

4.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60

4.3.1樣本說明 60

4.3.2模型設定 61

4.3.3變量選擇 62

4.4實證結果分析 63

4.4.1服務外包行為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分析 63

4.4.2農地流轉行為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分析 65

4.5本章小結 67

第五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69

5.1理論分析框架 69

5.2模型設定及變量選擇 71

5.2.1樣本說明 71

5.2.2模型設定 71

5.2.3變量選擇 73

5.3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74

5.3.1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75

5.3.2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76

5.4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78

5.4.1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78

5.4.2不同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80

5.5本章小結 82

第六章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 84

6.1問題的提出 84

6.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85

6.3模型設定及變量選擇 87

6.3.1樣本說明 87

6.3.2模型設定 87

6.3.3變量選擇 91

6.4實證分析及結果 92

6.4.1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92

6.4.2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 96

6.5本章小結 101

第七章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 103

7.1問題的提出 103

7.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04

7.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105

7.3.1樣本說明 105

7.3.2模型設定 105

7.3.3變量選擇 107

7.4實證結果分析 108

7.4.1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108

III

7.4.2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 110

7.5本章小結 112

第八章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分析 113

8.1問題的提出 113

8.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3

8.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114

8.3.1樣本說明 114

8.3.2模型設定 115

8.3.3變量選擇 115

8.4實證結果分析 116

8.4.1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交互效應分析 116

8.4.2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分析 117

8.5本章小結 119

第九章結論、建議與展望 120

9.1研究結論 120

9.2對策建議 123

9.3研究展望 126

參考文獻 128

致謝 144

個人簡歷 146

第一章導論

1.1研究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將自己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讓中國人的飯碗盡量裝中國糧。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要實現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將中國糧裝滿中國人大的飯碗，關鍵的就是要不斷提高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蔣永穆等 2019），而適度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途徑（張士云等 2014；楊春華 2018；孫敏 2021）。長期以來，“大國小農”一直是中國農業的基本格局。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家庭承包經營面積在2018年底為13.96億畝，戶均耕地面積約6.15畝，且全國 98%以上的農業經營主體仍為小農戶[1 www.gov.cn/xinwen/2019-03/O2/constan 5369853.htm.] [

2 農業農村部（編）《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8 ）》,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2019.]。如何將小農納入農業現代化的軌道還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進一步檢驗（鐘真 2019）。

過去30余年的事實證明，通過農地流轉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即“農地規模經營”）來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國改造“小農經濟”的主要策略，在理論界和政策界已成為了基本共識（陳錫文 2015；李文明等 2015），是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1949年以后，我國的農地制度相繼有地主私有制轉為農民所有制，又轉為家庭合作制，并演進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最后形成以包產到戶為特點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紅利在短時間內得到極大的釋放，在農業增產、農戶增收、城鄉差距縮小方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然而，隨著該制度的不斷深入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如均田制導致了土地細碎化，細碎化的土地不僅會增加農業投入，難以實現規模經濟、導致小農戶與大市場難以對接等諸多問題，嚴重阻礙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許慶 2007； Tan et al. 2010；Latruffe and Piet 2014；盧華和胡浩 2017）。在上述背景下，推進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已成為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從1984年以后，中中央 “一號文件”開始允許農地在農戶間進行轉包，將農地向種地能手轉移；2002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將農地流轉政策上升為法律；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提倡將農地轉向種植大戶、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手中，實現規模經營的多樣化和組織化。此后，一系列中央政府文件和相關政策不斷強化農地流轉，并對進行規模經營的農戶進行一定的獎勵支持。

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有兩大政策目標：產量目標和收入目標，既要增加糧食產量確保糧食安全，又要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陳錫文 2014）。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有助于克服細碎化、分散化經營的弊端，適應了社會化生產的要求，對于穩定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已有很多研究學者表明，農地流轉對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農戶福利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陳飛和翟偉娟 2015；許彩華 2020）。“三權分置”將農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為農地流轉市場的發育提供了活力和制度基礎（豐雷等 2020；洪銀興和王榮 2019）。與農地流轉市場迅速發展相同步的是中國農業發展表現出的強勁趨勢，2004年以后，國內糧食總產量不斷上升，據農業部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上升到6.69億噸，糧食生產實現“十七連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打下了有力基石。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糧食出現了仍需大量進口，呈現生產量、庫存量、進口量“三量齊增”的怪象。陳錫文（2015）認為這是由于中國農產品“成本地板”上升、“糧價天花板”下壓造成的。因此，我國未來糧食生產發展的方向選擇不但要增產，而且還要“節本增效”。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流轉的背景下，農地規模經營能否顯著提高土地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農業比較效益是一個重要問題，必須以數據為基礎進行實證回答。

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農地流轉也面臨著諸多新情況，其相關負面效應也日益遭到理論界質疑（黃祖輝等 2008）。在我國人多地少、土地均等的土地承包制度背景下，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關的農地流轉存在諸多效率風險、政治風險和社會風險（李寧等 2017）。同時，我國的農地流轉多發生于鄰居、親戚等存在小農戶之間，如果想通過農地流轉擴大農地的經營規模，則必然面臨著一個農戶從多個流轉對象中轉入土地，則必然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Kung and Bai 2011）。在農地規模化過程中，農戶面臨的風險越大，交易成本越高則會進一步阻止農地流轉的推進，因此農地流轉的速度在近幾年也出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具體來看，在“十二五”期間，中國農地流轉的增速為2 4.01%,而進入“十三五”以后，中國耕地流轉面積雖然在不斷增加，但流轉速度增長率已經降至為4.35%[]，這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效率的不斷釋放，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逐漸降低。因此，當前我國農地流轉現狀不容樂觀，如果無法改變現狀，則在短期內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很難得到滿足。可見，目前農地流轉的現狀并沒有發生明顯改觀，以期通過農地租賃市場實現農地的大規模集中，在短期甚至長期內都將難以得到滿足（羅必良 2017）。這說明，我國以小農為微觀經濟結構基礎的局面將仍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在這種背景下，隨著我國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分工的不斷深化，農業經營者也在不斷改變農業生產的觀念，并進行一定的新的嘗試。有關學者主張利用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不斷完善的優勢將小農納入現代農業的軌道中，進而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即“服務規模經營”）（姜長云 2016）。眾所周知，農業經營者因農業分工和市場深化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其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外包的需求，而國家在政策上也對此作了回應，逐步加強了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及其體系建設的政策支持。特別是“十三五”以來，國家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多次強調農業服務主體的主導地位，并力求發展“服務帶動型規模經營”與“農地流轉型規模經營”并行，這就需要不斷地培育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并大力發展各生產環節的社會化服務水平，將適度規模經營拓然到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各個領域。至此，無論是政策層面或是理論界都認為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是中國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羅必良 2020；仇童偉 2020）。

農業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路徑，這在很多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過程中被認證，比如美國和日本（武舜臣等 2021）。從微觀農戶來看，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是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式，是改變農業經營方式的根本途徑。因此如何看待和選擇農業規模經營方式不僅影響現行農地使用制度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還涉及農業經營組織形式的選擇，因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現有研究中有學者認為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是單獨存在的，也有學者認為農戶的這兩種行為在實現農業規模經營過程中是并行不悖的（羅必良 2017）。但是，現有研究只是從理論或政策上論證了農戶這兩種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農地經營規模和服務規模規模在特定條件下之間的轉換，并沒有從實證上將這兩種維度的農業規模經營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內，探究兩種行為的行為效果及其交互相應。因此，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基于農戶數據層面，探究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如何？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對家庭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績效如何？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對家庭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改進效應如何？農戶農地流轉與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是否具有交互效應？

山東和安徽三省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糧食產量的50%以上，研究華北平原三省的糧食種植的農業規模經營生產模式和經營績效對于穩定我國的糧食生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將基于糧食主產區3省10縣長期面板數據，首先對相關概念和相關理論進行界定和分析，在此基礎上首先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進而分析其影響因素；然后，從農戶參與農地規模經營角度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從農戶參與服務規模經營角度分析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最后，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旨在揭示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異質性和替代性，探索我國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的可能創新邏輯和實現機制。

1.2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研究目的本研究基于規模經營理論、農業分工理論等理論，主要分析糧食主產區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首先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納入統一分析框架中，對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從農戶行為能力、交易特性和外部市場因素多個視角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然后分別研究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最后，探究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基于研究結論提出完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市場實現中國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相關政策建議。具體目標主要包括以下 5 個方面：

（1）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關聯性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是農戶參與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分析兩者之間的關聯邏輯，尋找農業經營方式轉換的可能性空間和發展途徑，能更全面的把握農業經營方式轉型的戰略選擇。因此，本研究將基于面板固定效應和動態面板GMM模型分別檢驗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關聯性。

（2）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影響因素分析。農戶生產經營能力、交易經營能力等自身擁有的內在資源稟賦的影響，以及市場價格、外部生產環境等均會影響農戶是否參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等決策行為。本研究將分別利用面板隨機效應模型、混合效應模型從農地轉入和轉出兩種行為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同時，利用面板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從農業生產整體環節和分環節兩個方面分析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

（3）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農地流轉帶來農地的規模化經營，引起農戶的土地資源稟賦的變化，影響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投入產出；同時農地流轉是引起家庭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這不僅可以影響農戶整體的收入水平同時影響農戶的收入結構的變化。因此，本研究將基于面板數據，分別利用面板固定效應和 PSM-DID 模型實證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與農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綜合影響及其影響的時期變化情況。

（4）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可以通過將先進技術引入農業生產進而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可以通過緩解家庭農業勞動力約束促進農戶實現農業勞動力轉移，進而影響農戶人均家庭收入水平。因此，本研究將基于農業生產率和家庭人均總收入指標構建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框架，基于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整體環節服務外包、分環節及不同環節服務外

包對農戶農業生產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及其影響的時期變化情況。

（5）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分析。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有利于促進農戶選擇服務外包行為進而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而農戶的服務外包行為可以通過緩解農戶的資源稟賦約束，包括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等約束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進一步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實現農地的規模化經營，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民收入。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以驗證這兩種參與農業規模經營方式在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過程中是否是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這里使用的模型是面板固定效應和動態面板 GMM 模型。

1.2.2研究意義

土地是進行農業生產所必須的資源，因此土地資源的配置對農業生產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農地的小規模經營制約了我國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規模化經營成為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理性選擇也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大趨勢。但是，通過農地流轉來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在短期內很難實現，如何改造傳統農業將小農引入到現代農業發展的軌道是亟需解決的科學問題。改造傳統農業的核心是引入現代生產要素（羅必良等 2021）。雖然農戶是農業現代技術采納的主體，但由于小農戶由于自身能力不足難以在短期內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在中國家庭承包經營格局下，隨著機械化程度不斷增加，農戶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被視為將先進生產技術融入農業生產的方式，不僅可以為小農引入先進的技術手段還能創新交易組織方式，進而將小農納入農業分工經濟中，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本研究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式納入統一分析框架，著重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影響因素及其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并驗證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行為在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方面的交互效應。解決這些亟待需要研究的問題對實現我國糧食安全，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及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2.2.1 理論意義

小農生產仍是中國農業生產的常態。然而，當前研究更多著眼于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而忽視了各生產環節的農業分工問題。在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實踐過程中，為農業家庭經營參與縱向分工提供了一定的市場容量；而有生產環節的縱向分工實現的分工經濟不僅能降低農地流轉的交易成本，也實現了其生產成本的節約，因此農地規模經營與農業分工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因此，思考將小農家庭經營納入農業分工的問題，對通過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方式實現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

義。

本研究基于規模經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農業分工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和農戶行為理論，首先將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納入統一邏輯框架中，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這兩種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的關聯性，進而探究影響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決策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分別實證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增收和農業增效的綜合提升作用，其次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最終探討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共生的可能性和發展條件，豐富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的邏輯框架，為實現小農和農業現代化的銜接做好理論基礎，對該研究領域的理論框架具有很好的補充和完善作用。

1.2.2.2現實意義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穩步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是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農地流轉是現階段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重要路徑，其不僅在法規制定和政策出臺過程中得到了肯定，在實踐過程中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的資源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分析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對農戶收入和農業生產的影響，探究農地流轉的政策效果，為推進農地規模化經營，促進農民增收、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農業政策的不斷推進，農地流轉雖有所進展，但并未能夠達到相應的預期，中國農戶仍處于小規模經營狀態。這說明僅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在短時間內難以成功。同時可以看出，在激發農地流轉政策效應的機制創新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在我國小農分散經營的背景下，隨著農業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為我國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提供了可能，也為我國農業的專業化和現代化開辟了新的道路。生產環節外包這不僅有效的彌補了由非農就業造成的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實現機械對勞動力的要素替代（鐘甫寧等 2016），而且在部分農業生產中引入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冀名峰 2018）。因此，在“服務規模經營”目標下，從農業社會化服務角度出發探討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新路徑，重點關注分散的小規模生產者如何對接規模化的服務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分析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決策因素及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以此探究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政策效果，進而探索我國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的可能創新邏輯和實現機制。

1.3國內外研究綜述及評價

農業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源，且其有著自身的發展特性。現有研究中，國內外研究學者基于各國的制度背景，對農業發展歷程以及未來農業發展方向以及農業經營者決策行為和決策效果均作了一定的研究。在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是基于均田制的家庭承

包責任制，形成了細碎化的小農經營局面，而國外大多數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形成以家庭農場為主的大規模經營局面。雖然農村土地制度不同，但國外關于農業規模經營的研究和 200多年的實踐經驗可以為我國農業規模經營的研究和事件提供借鑒。

1.3.1農業分工的相關研究

Adam Smith （1972）最早就認為分工能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具體表現為分工可以實現生產的專一化，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熟練程度節省工作時間，進一步促進機械化的發展。Young（1928）則發展了斯密有關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認為工作的重復次數越多，越刺激規模經濟的產生，這也是迂回生產的概念。楊小凱（2003）將科斯交易成本納入了分工理論中，分工既可以帶來規模報酬遞增，同時分工也會帶來交易成本。以往的分工研究多集中于工業領域，農業領域同樣存在分工，且農業領域的分工效果要明顯低于工業領域的分工效果（楊小凱 1994）。可能的原因是，農業領域有自身的季節和生命特性（羅必良 2019），不會像工業分工一樣不受環境和季節的影響，且農產品市場也有一定的特性，這些農業獨特性均會導致農業迂回程度的降低，進一步限制農業分工的發展。此外，學者基于不同角度分析了對農業分工的推動因素，例如體制完善和技術創新能推動農業分工的深化（高帆 2009），城鄉統籌發展有助于提高家庭農業生產水平和家庭專業化分工（郭愛民 2011）。然而有關學著認為農業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礙，農業自身的特性也會阻礙農業分工的發展，這主要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Demsetz H1974，Becker G 1994和Williamson 1996）以及農村經濟制度等因素導致農民陷入制度性貧困（劉明宇 2004）。

農業交易的特點是分工不完善，但通過細化農業經營權，可以擴大農業要素市場容量和農業分工水平，提高經濟效益。隨著市場容量的增加，交易成本也必然上升，而市場容量又制約著勞動分工，因此勞動分工也會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約。農業資產專用性、農業資源所有權的監督管理程度以及農業合同的不完整性是交易成本的來源。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小農戶生產和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須發展農業經營性服務組織，創新服務方式，促進農業分工發展。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認為規模經濟是在分工經濟中產生的（Young 1928）。在分工經濟對農業生產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參與分工是小農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重要途徑（張露和羅必良 2018）。農業分工不僅有助于提高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和產量（方師樂等 2017），而且對農業生產效率與成本的提高同樣產生了正向影響（胡祎和張正河 2018）。還有研究指出，基于農業分工的社會服務外包有利于優化農地資源的配置效率，進一步促進農地規模經營（楊子等 2019），還有助于家庭代際分工發展，提高勞動力

要素的排至效率（仇童偉和羅必良 2018）。因此，農業分工對農業生產要素配置有著重要的影響。

1.3.2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及影響效應研究

學術界對農地流轉行為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的決策行為、農地產權與農地流轉、非農就業與農地流轉、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業生產（投入產出、生產效率、節本增效等）的影響、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影響等角度。 1.3.2.1 農地流轉決策行為研究

（1）關于農地流轉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農村農地流轉是農地規模經營的前提條件。學者關于農地流轉決策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有關學者認為農地制度、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外部環境會影響農戶是否進行農地流轉決策，當外部環境能積極的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的發育時，就會促進農戶進行農地流轉；反之則會抑制農地流轉（Bogaerts et al. 2002;劉克春2008； Feng 2008；吳鸞鶯等2014）。當然，農戶個體的資源稟賦等內部環境同樣是影響農地流轉決策的重要因素，比如農戶特征中家庭人口數、家庭勞動力人數、家庭收入情況等（李昊等 2017；張忠明和錢文榮 2014）、戶主特征中戶主年齡、戶主性別以及戶主是否具有村干部偏好等（李景剛等 2014）、當然土地特征也是會影響農地流轉決策，土地是否細碎化、是否有便利的灌溉條件等（王亞輝等

2018）等幾個方面，在以下研究中得到了同樣的結論（Huang et al. 2012;陳海磊等2014; 蔣永甫等 2015; 冷智花等 2015; 周來友等 2017）。另外，農地產權穩定性和非農就業對農地流轉決策行為的影響討論甚多。

（2）關于農地產權與農地流轉行為的研究。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農地產權的穩定性和完整性對農地流轉市場產生重要的作用（Yang 1997； Holden & Yohannes 2002）。 Bezahih & Holden （2006）、 Holden （2011）基于埃塞俄比亞數據，研究了土地確權對土地流轉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確權農戶較未確權的土地流轉率較高，特別是女性戶主家庭的參與農地流轉率更高。類似的， Deininger & Jin （2005）對中國西南和東南地區的研究發現，相對于地權不穩定的地區，地權穩定地區的農戶參與農地流轉的概率和農地流轉面積分別提高 1.7%和 6.4%，毛飛和孔祥智（2012）、程令國（2016）基于不同的樣本數據得出相似的結論。對地權穩定性與農地流轉的關系研究也有不同看法， Thaler （1980）基于農戶調查資料發現，農地確權由于增加了農地產權的穩定性，不但沒有顯著影響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市場，而是通過農戶的稟賦效應，增加了農戶對其土地價值的估計，提高了農戶意愿流轉價格，進而抑制農地流轉（胡新艷等 2016；胡新艷和羅必良2016； Lang et al. 2014；蔡潔等 2017）。

農地確權與農地流轉之間的中間傳導機制的研究認為，確權對農地流轉的促進作用

是通過交易費用效應、價格效應和生產激勵效應的疊加形成的（李金寧 2017；林文聲 2017；馬賢磊 2015），但對農地轉入和轉出行為的影響不同。整體來看，葉劍平

（2018）等通過對我國17個省份的調查發現，是否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對農地流轉和正式簽約起到了積極作用。對農地轉入行為來看，現有研究并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學者認為農地確權不會影響影響轉入（付江濤等 2016），而有些學者得出農地確權會抑制農地轉入（林文聲 2017），但還有學者認為農地確權不僅會提高農地轉入的可能性還會提高農戶轉入規模（馬賢磊 2015）。對農地轉出行為來看，江濤等（2016）認為，農地確權能顯著的促進農地轉出。也有相關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錢龍（2018）得出農地確權對農地轉出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的結論，而也有學者認為農地確權對農地轉出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會抑制農地轉入。農地確權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得出完全相反結論的原因可能性是，一方面，現有研究中對農地確權的概念界定不同，甚至在新一輪農地確權還是舊一輪農地確權都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另一方面現有研究中使用數據來源和數據類型不同，有些學者使用省級數據或者宏觀數據，而有些數據使用的農戶調查數據，因此導致現有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研究結論。農地流轉不僅包括農地是否流轉決策還包括農地流轉質量，朱建軍（2019）從農地流轉對象、農地流轉市場化程度以及是否長期流轉等多個視角分析了新一輪農地確權對農地流轉質量的影響，并得出農地確權不利于長期流轉的決策。

（3）關于非農就業與農地流轉行為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非農就業對農地流轉決策的影響。現有學者從非農就業時間（李寧等 2018）、非農就業人數或非農就業比例（Gao et al.2020； Li et al.2021）以及非農收入占比（陳奕山和鐘甫寧2017）等方式來衡量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研究結果表明非農就業是促進農地轉出的重要動因（Nguyen et al. 2017; Ji et al. 2018）。然而，有關學者從家庭內部分工（錢忠好 2008）、非農就業穩定性和社會保障（ Su et al. 2018；許慶和陸鈺鳳 2018）、要素替代

（Manjunatha et al. 2013; 章政等 2020）以及對農活熟悉程度（黃文彬等 2020）等角度分析得出非農就業并不必然導致農地流轉。也有學者認為非農就業與農地流轉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Willmore et al. 2012; Che 2015），但在尋找有效工具變量對兩者的因果進行實證檢驗以后，發現農地流轉不會顯著影響勞動力轉移（胡艷新等 2019）。

農地流轉行為不僅體現在是否流轉及流轉面積等“農地流轉決策”上，還包括流轉簽訂合約形式、租賃對方主體類型等體現農地流轉契約穩定性的契約選擇的集合，這本身構成了行為表現的一個連續譜系（胡新艷等 2016；陳相潑 2020）。從流轉質量來看，農地流轉市場發育程度、農地產權的穩定性、農戶特征及其對土地的稟賦效應強度、農地流轉風險分散、機會成本、土地本身的質量，信譽、聲譽和文是制約農地契約關系是

否穩定的重要因素（黃祖輝等 2008；洪名勇 2016；林絢和羅必良 2021）。機會成本對農戶的締約級別具有顯著影響，其中，非農收入越高，締結正式契約的概率越低（陳軍民和王娟 2019）。同時，農戶的流轉對象多為同村的親戚或鄰居等有親緣或地緣關系的人（陳和午等 2006），為了更穩定的農地產權，農戶傾向于簽訂短期的或者口頭的流轉契約，（Loren Brandt et al. 2004；葉劍平等2010；王亞楠等2015；洪偉杰和胡新艷， 2018），不利于農地向生產經營能力強的農戶流轉，難以使農地轉入戶形成穩定的收入預期以及長期投資，最終將阻礙轉入戶對農地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然而，農村非農就業趨勢在男性和女性中有很大差異（Wang et al. 2016），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這是男女參與非農就業率以及參與不同就業類型的結果，因此其對農地流轉決策的影響也會存在性別差異。性別差異是對家庭決策的一種解構，在家庭分工理論的基礎上從性別差異視角能更好詮釋非農就業充分性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傳統的家庭分工使得男性勞動力率先選擇非農就業，而滯留在農村的女性將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投入到照顧家里老人、小孩等家庭生活中，則會減少非農就業的時間和機會（范紅麗

2019）。也有研究表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同時進行非農就業才能促進家庭流轉農地（黃楓和孫世龍 2015），或者家庭非農勞動力達到一定比例才能促進農地流轉（侯明利 2020）。

1.3.2.2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本研究中農戶經營規模是指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后形成的農戶實際經營面積，且農地的實際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有著不可分割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將農戶的農地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作為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一部分。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之間究竟存在什么關系一直是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熱點。一些學者認為，農戶經營規模對土地生產率有線性的負向或正向的影響。Chayanov（1926）在俄國農業考察中首先發現了兩者之間的負向關系，之后學者們利用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經驗數據印證了此結論（Sen 1962； Bardhan 1973；李谷成 2010；王建軍 2012）。學者們對產生負向關系的解釋多集中在土地生產率的指標選擇（Carletto et al. 2013）、勞動力投入不同（Heltberg R 1998）、要素市場的完善程度（Frisvold 1994； Assuncao and Ghatak 2003）、土地質量的差異上（Barrett et al. 2010），也有觀點認為伴隨著農業機械化和專業化的發展，這種負向關系會逐漸減弱或者消失（Yamauchi 2016； Otsuka et al. 2016a， 2016b）。在基于調研數據的實證研究中，也有學者發現土地生產率與農戶經營規模呈正相關關系，即 “大規模經營比小規模經營更有效率”（ Helfand and Levine 2004； Anriquez and Bonomi 2008；范紅忠和周啟良 2014； Kawasaki 2010; 胡雯等 2019; 郜亮亮 2020）。對正向關系的解釋多集中在自然資源稟賦不同（謝東水 2011）、對先進科技應用效率的差異（宋偉 2007）、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盧榮善 2007；張士云 2014）等方面。也要研究

表明，不穩定的地權可能會減緩兩者之間的正向影甚至轉為負向(吉星等 2019)指出，現有實證研究中還出現“U”型或倒“U”型等非線性關系。辛良杰等(2009)、仇煥廣等(2017)、陳杰(2017)等通過實證證明，農地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的關系呈現倒“U”型曲線，即土地生產率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呈現先增加后下降的趨勢，即適度的經營規模的土地生產率是最高的，過大過小規模都會降低土地生產率(冀縣卿等 2019)。然而中國的農戶平均經營規模僅 0.56公頃，土地集中率和農戶經營規模仍然偏小，可能會長期處于倒“U”型的上升階段(許彩華2017)。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的“U”型關系也得到了印證(倪國華和蔡昉2015)，仇童偉(2019)認為服務供給的差異化定價是促成“U”形農業規模經濟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利潤最大化不僅包括產出的最大化還應有成本最小化之義，因此中國未來糧食發展的方向應是“節本增效”。現有的研究學者認為，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加，農業生產的平均成本應該是先下降后上升，或者是平均成本區曲線下降以后并維持在較低水平

( Loyland et al. 2001 ； Alvare 等 2003； summer 2014；張曉恒等 2017；張曉恒和周應恒 2019)。有些研究學者從實證經驗得出農戶經營規模與生產成本之間的負向關系(tan et al.2008；許慶等2011 ；胡逸文2020)，唐珂(2017)利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10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得出，畝均生產成本隨著規模經營的增加而下降，但糧食生產經營的成本優勢會隨著時間逐漸減少。這也印證了農地經營是存在適度規模的，超過一定規模以后會導致“規模不經濟”(尚旭東等 2017； Xu et al. 2021)。

1.3.2.3 農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

目前學術界關于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戶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但農地流轉對農民的收入效應究竟如何，現有研究還沒有得到一致結論(薛鳳蕊 2011；李功奎和鐘甫寧 2006；錢忠好和王興穩 2016)。從收入水平來看， Jin & Deininger(2009) 利用中國 8000 個農戶數據進行了最小二乘估計，流轉戶(包括轉入和轉出)的家庭收入有顯著的提高。仍有較多學者認為農地流轉規模和簽訂轉租合同對流轉戶收入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冒佩華2015；朱建軍等2015；高欣 2016；李中 2016)，但對轉出戶的收入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農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沒有顯化租金(韓嘯等2015)。從收入結構來看，Deininger &Jin (2005)認為，如果土地市場是有效的，轉出農戶可以通過轉出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而轉入農戶可以通過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經營性收入。劉俊杰等(2015)指出，農地流轉不僅可以提高參與農戶的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同時也提高了農戶的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從收入差距來看， Zhang (2008)和韓菡等(2011)等認為，農地流轉有利于改善農戶間收入不平等，但肖龍鐸等(2017)運用調研數據得出，農地流轉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民內部收入差距的趨勢。同時，冒佩華等(2015)、夏玉蓮(2017)等學者表明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具有

“非對稱性”特征，即參與農地流轉對轉入戶和轉出戶的收入效應不同。揚子(2017) 研究了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其認為農地流轉不是造成農村內部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1.3.2.4農地的適度規模經營研究

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理論克服了小規模農業的弊端。適度規模經營是指在現有條件下，能使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實現合理配置的經營規模。對生產單位和經營活動進行適度規模擴張會產生的規模經濟，產生規模經濟的原因有內部和外部方面，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中，內部的規模經營主要來自于生產要素投資份額的同比例變化、耕地面積的擴張和零碎土地的重組；而外部規模經濟是通過產業聯系、市場聚集等規模經濟優勢導致的效益流入實現的(蔡昉和李周 1990)。

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農業勞動力受到約束，則會產生較高的監督成本；同時囿于農業生產者經營能力，也會降低農業生產的規模經濟，因此農地經營規模要強調適度性(倪國華和蔡昉 2015；陳杰和蘇群 2017；范喬希等 2018)，效率和收入被認為是確定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兩個尺度(郭慶海 2014)。錢克明和彭廷軍(2013)基于經濟學的角度得出我國南方糧食生產的適度規模約為 30-60 畝，北方約為 60-120 畝。賀書霞(2014)基于河南北部調研數據，得出務農人員中生產能手數量和其所在集體內可用規模耕種的土地數量決定了適度規模可操作的規模上限，畝均收益為規模下限。李文明等(2015)以水稻單產水平最大化為導向，實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目標的適度標準為 80-120畝，以實現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標準為 80畝以上。倪國華和蔡昉(2015)從家庭勞動稟賦和土地稟賦的最大化利用這一決策視角，計算出包括復種指數下的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為 131-135 畝，種植大戶的適度規模為 234-236 畝。羅丹等(2017)從糧食生產整體層面的經濟效益來看，農戶糧食種植的適度規模在 0-200 畝之間；宋戈等(2016)則利用東北主產區農戶的數據驗證了，不論是從糧食安全角度還是農民增收角度來看，各不同糧食品種的適度規模也是不同的。許慶(2021)則分別以 30 畝、 40 畝和 50 畝來定義是否是適度規模經營，進一步檢驗了糧食補貼政策對糧食適度規模的影響。

1.3.3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研究

農地規模經營雖然可以緩解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導致的農地細碎化問題，也能緩解小農的農業效率較低的困境(許慶等 2011)，但是我國農地流轉由于產權不穩定等問題導致多發生于親戚、朋友等小農戶之間，因此農地規模經營難以實現(仇童偉和羅必良 2018)。在中國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背景下，我國持續實施主要農作物生產全程

12 機械化推進行動， 2019 年全國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機械化率均超過 80%[ 農業農村部（編），2019 ：《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8）》，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13]。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為要素替代以及專業化生產開辟了一條更為現實的路徑，不僅可以有效的彌補由于非農就業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鐘甫寧等 2015），還能將先進生產技術引入農業生產環節，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冀名峰 2018）。因此，通過服務外包來實現服務規模經營被認為是除了農地規模經營外的另一種新的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張露和羅必良 2018）。

1.3.3.1 服務外包決策行為研究

目前，對農業生產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外包的決策和影響因素上。許多研究表明，家庭資源稟賦中農戶戶主年齡、家庭土地經營面積、家庭土地細碎化程度、家庭經營情況等是影響農戶是否選擇服務外包的基本要素（王志剛等 2011；展進濤等 2016；段培等 2017；錢靜斐等 2017）。此外，蔡榮和蔡書凱（2014）還發現，家庭中非農就業程度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生產環節的復雜性會顯著降低服務外包的概率。社會化服務外包市場的發育程度決定了農戶對服務外包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同時也會由于市場的供求關系影響到服務外包價格，申紅芳等（2015）通過研究發現，服務外包價格會顯著影響農戶是否外包的決策（王建英等 2016），同時發現在不同生產環節的外包中，農戶在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外包隨著服務外包價格的上升呈現下降到趨勢，符合市場中供需與價格的關系，但價格機制的作用隨著技術強度的增加而逐漸減弱。

隨著我國專業化程度不斷增加，服務外包市場的不斷完善，服務外包市場能否滿足農戶的需求是農戶是否選擇外包的關鍵。即微觀經營主體是否選擇外包服務。什么樣的原因限制了微觀經營主體的外包服務行為？這也是推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向更高水平發展的關鍵。在此背景下，有研究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農業生產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蔡鍵等 2017；段培 2018；陳江華和羅明忠 2018）。關于非農就業對農業生產服務外包的影響，非農就業對促進農業生產外包具有重要作用（陸歧楠等 2017）。在不同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中，與技術密集型階段相比，農民非農就業對勞動密集型階段的服務外包起到了更大的促進作用（紀月清等 2013）；蔡榮等人認為，非農就業僅對植保環節的外包產生積極影響，但對其他生產環節的外包沒有顯著影響（蔡榮等人 2014）。在交易成本方面，科學家發現生產階段的特征、環境不確定性、種植規模和交易頻率也會影響外包行為（ Vernimmen and Verbeke 2000; Fernandez-Olmos 2009；董歡， 2017）。同時，在交易成本影響農戶是否外包以及外包程度的過程中會受到農戶資源稟賦的影響（梁杰等 2021）。蔡榮等（2014）則從交易成本理論和資源稟賦理論的雙重視角對農業生產階段的外包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一些學者關注資產專用性、經營規模和風險對農業生產外包的影響（何一鳴等， 2020），并衡量了農業生產各個階段的外包程度（江雪萍， 2014）。 1.3.3.2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已有研究對農機服務使用與農業生產率關系的研究顯示，服務外包可以顯著提高農業生產率（Yang等2013；陳實等2019；薛超等2020），也有學者演研究得出農機服務與農業生產率呈倒“U”型關系（仇童偉等2021 ）。其他研究表明，服務外包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Picazo-Tadeo and Reig-Martinez 2006；申紅芳等2015），并改善農業經營者的福利（Gillespie et al. 2010）。在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和女性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外包服務的發展，特別是農機服務的發展，中國糧食生產才得以實現收入持續增加、效率不斷提升（李寅秋 2012；楊進 2015；周振 2016）。現有研究通過對中國水稻生產環節外包的研究發現，水稻生產環節外包將有效的提高農業生產率，且生產效率效隨時間呈增加趨勢（陳超 2012；張忠軍 2015）。有學者從農業分工視角探究農機服務對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顯示，只有在農業分工達到一定程度，服務外包才可以提高小農戶糧食生產的全要素生產率。同時研究表明，在促進糧食全要素生產率方面，農業分工和服務外包可以互相促進（張麗和李容 2021）。在機械化操作方式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方面，有學者認為，差異化的農機方式導致差異化的農業生產效率，相較于人工耕種，機械化耕種的農業生產效率更高（武舜臣等 2020）；相較于購置機械的自我服務，服務外包程度越高，機耕的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程度越小。現有研究關于服務外包與生產效率的關系沒有達成統一的結論，可能的原因是在研究過程中由于樣本選擇、樣本區域、計量模型等方面的差異導致的（胡祎和張正河 2018；虞松波等 2019；錢忠好和李友藝

2020）。

與此同時，服務外包對農業產出的影響也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相關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用作物的單位產量來衡量農業產出。陳超（2013）基于長期面板數據對農戶服務與農業產出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并驗證了這種關系的時間趨勢，研究結果表明，服務外包與農業產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這種正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強。此外，張忠軍、易中懿（2015）考察了不同環節對水稻單位產量的異質性影響，結果顯示，技術密集型環節（育秧、病蟲害防治等）外包則對水稻單位產量產生了積極的正向影響，而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對單位產量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第二，用技術效率來衡量單位產出，且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國外研究學者發現服務外包與農業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Picazo-Tadeo and Reig-Martinez 2006）；孫頂強等（2016）發現，不同環節的服務外包對水稻技術效率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具體表現為耕地和播種環節與技術效率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而植保環節與技術效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第三，用成本效率來衡量單位產出，且得出不同的結論。有學者表明服務外包與水稻成

本效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進一步導致農業成本的降低（Tang et al. 2018）；而有學者同樣水稻為例分析不同環節外包對生產效率的影響發現，植保環節的服務外包不僅不能降低生產成本，反而會增加生產成本。第四，用農場凈收益來衡量單位產出， Gillespie et al. （2010）發現農資環節外包會降低農場的凈利潤，但Machila et al. （2015）和Lyneet al.（2018）的研究發現，服務外包能夠顯著增加農業生產的凈收益，進而提高農戶的生產經營凈收入。

1.3.3.3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盡管學術界并不乏關于農戶行為決策對農戶收入效應的研究，但研究主題主要聚焦于信貸行為與農戶的收入（李銳和李寧輝 2004；褚保金等 2009）、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戶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影響（李慶海等 2012；陳飛和翟偉娟 2015）、農村養老保險與農戶收入、合作醫療與農戶收入（于長永 2012；張川川等 2015）等方面，而關于服務外包的收入效應研究較少。

現有文獻在農業生產服務外包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方面，有研究認為，生產環節服務外包不僅可以有效緩解家庭農業勞動力約束，通過勞動力非農就業渠道增加家庭收入（楊子等 2019），還可以將先進生產技術代入農業生產中，顯著提高農戶的生產經營凈收入（Machila et al. 2015； Lyne et al. 2018）。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農業生產資料的外包不但不會提高農場的凈收入，還可能存在負面影響（Gillespie et al. 2010）。Mi et al.

（2020）從家庭收入、消費支出和勞動力條件等不同角度實證分析棉農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家庭福利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業生產外包通過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消費者支出和改善勞動條件改善了小農戶的福利，且在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的福利效應存在差異。楊志海（2019）建立了服務外包對農戶福利影響的理論模型，分析了服務外包的福利效應。結果表明，與不參與服務外包的農戶相比，參與服務外包的農戶的人均純收入會會增加 6%；同時，不同生產環節的異質性較大，技術密集型環節中植保環節的福利效應最高而播種環節服務外包的福利效應不顯著。從作用機制來看，服務外包能夠通過資源配置與專業分工機制改善農戶福利。

1.3.4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研究

基于家庭分工理論，基于農地流轉的農地規模經營與基于服務外包的服務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兩類相互關聯的路徑選擇（張露和羅必良 2021）。現有研究大多從小農戶視角對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分析。在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方面，有學者表明農業生產外包服務會明顯增加規模經營農戶的土地轉入，對農地規模經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Olmstead and Rhode 2001；姜松等2016；劉強和楊萬江2016）；并且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外包市場對農地轉出的抑制效應會增加，同時服務外包對

15 農地轉入的促進效應也會增加。也有學者討論了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不同規模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影響的差異性（王建英等 2018；許彩華等 2022），結果表明相較于勞動密集型環節，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對小農戶轉入土地有更強，對大農戶則有更強的促進作用（陳超和唐若迪 2020）。有研究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緩解小農戶的勞動力和技術約束來促進農地流轉。此外，現有研究還發現農地流轉可以通過影響農地經營規模進一步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支出（紀月清和鐘甫寧 2013），但是農地是否連片轉入在農地規模經營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曲朦和趙凱 2021）。同時，有學者研究了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影響機制中發現，農地流轉形成的規模經營會促進農業機械的使用（蔡鍵等 2016），進一步促進農戶對服務外包的選擇程度（曹陽和胡繼亮 2010；蔡榮和蔡書凱 2014；陳昭玖和胡雯 2016； Ji et al. 2017）。

因為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所以農業機械同樣具有一定的專用性和季節性，在農業經營規模不足夠大的時候，農業經營主體為購買機械會付出更大的生產成本，此時農戶機會通過購買農業生產服務來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而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同樣需要一定的前提，只有農戶在某一生產環節形成聚集性的服務需求，使得服務規模達到一定的市場容量才會誘導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出現。因此，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需要服務規模經營的支撐，反過來農地規模經營也為服務規模經營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從而促進農業規模經營（胡凌嘯 2018，羅必良等 2017）。在具體實踐中，農地流轉與服務外包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互動關系。因此，在談論農業規模經營時，不能只討論農地規模經營或者服務規模經營，同樣，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不能只討論其中一個因素（胡凌嘯 2018，羅必良等 2017），而是應該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放在統一框架中，實證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在是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機制和效應（杜志雄和肖衛東 2019）。例如，胡凌嘯（2018）的研究表明，農地規模和服務規模均是基于某種核心要素來實現大規模農業經營的，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共同譜寫了農業規模經營的實現方式。馬九杰等（2019）指出，以農業機械為代表的農業服務主體的轉型與發展，使得中國農業經營規模呈現出小農戶、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等多位一體的格局。羅必良（2020）通過案例分析了兩種規模經營方式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創新路徑。因此，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實例論證，中國農業規模經營實際上是“土地”和“服務”相結合的二元規模經營。

1.3.5國內外評述

縱觀國內外學者現有研究成果，大多學者聚焦于農地流轉的行為決策及效果研究，然而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在實踐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目標。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農業社會化服務視角探討農業采

用服務外包的行為決策及效果，試圖從服務規模經營視角探求實現農業經營規模的可能性（陳義媛 2017），并歸納出通過服務外包實現服務規模經營的方式（孫新華 2017），對本研究的展開提供了諸多裨益，但仍存在以下幾點不足，需要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理解農地流轉決定國內外行為的觀點和農業服務外包效應的可能性。然而，在實踐中，農地管理面臨著許多制度性障礙。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探索通過生產外包進行農業規模經營的可能性（陳一元 2017），并逐漸總結出服務規模經營的類型（孫新華 2017）

（1）現有研究忽視了規模經營的分工本質。本研究將從分工視角，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看作是分工背景下兩種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式，并進一步探討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聯性以及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影響，旨在揭示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異質性和替代性，進而探索我國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的可能創新邏輯和實現機制。

（2）現有研究沒有意識到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關聯性，沒有將兩者納入統一分析框架下，缺乏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及其規模經營對比分析。因此，本研究首先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糾明兩種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在此基礎上探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及其規模經營的主要推動力和制約因素，為針對性的促進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提供理論支撐。

（3）現有研究多集中于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對農戶生計的影響，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結論。因此，本研究將基于長期面板數據，主要分析農地流轉及由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并探討這種影響的時期變化情況，并嘗試對這種時期變化給出一定的解釋。

（4）現有研究在服務外包在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方面研究不足，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現有研究未將農業生產與農戶增收納入家庭資源配置的整體框架中，且已有評估往往使用截面數據，難以捕捉到農業生產效應和收入效應的時間變化趨勢。因此，本研究將基于長期面板數據針對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及時期變化進行研究，借此來探究中國實現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的新的路徑和方法，為現有研究做一點邊際貢獻。

1.4研究思路與技術路線

1.4.1研究思路

2017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快發展農地流轉型、服務驅動轉型等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并提出了兩種方式并行的政策策略。至此，學術界仍然存在很大的理論分歧，尤其是對農業現代化的主要實現路徑的探討。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都是基于某一特定的核心生產因素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的方式，“土地＋服務”的二元規模化構成

了農業規模經營的現實圖譜（胡凌嘯 2018）。在農業生產經營的具體實踐中，農地流轉和社會化服務是兩個分別實現農地經營規模和服務規模經營的兩種路徑，但是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不能只討論其中一個因素（司瑞石等 2018），而是應該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放在統一框架中，實證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在是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機制和效應（杜志雄和肖衛東 2019）。為此，本研究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納入一個框架中來討論，聚焦農戶的收入和農業生產，初步建立一個能夠討論和比較兩種行為的分析框架。

首先，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將重點探討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隨后，準確界定本研究中涉及到的相關概念，基于規模經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分工協作理論和農戶行為理論等，利用 3 省 10 縣的農戶實地調查獲取的面板數據，對研究區域簡要介紹，分析樣本區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現狀及存在問題。并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1）分析農地流轉和外包之間的關聯性，具體包括：從農地流轉行為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和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兩個角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聯性；（2）分別探究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3）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民收入和農業生產的影響效應，具體包括：從糧食生產成本、糧食產量和糧食收益角度分析農地流轉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并分析這種影響的時期變化；基于農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不同角度綜合分析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及其時期變化；（4）分析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具體是指，從農業生產率和家庭人均總收入變化角度分析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及其時期變化。（5）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最后，基于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總結，得到本研究的研究結論，并為我國農業規模經營的實現提出政策建議。

1.4.2技術路線

按照“理論—實證—政策”的研究路徑，本研究技術路線圖見圖 1-1。在理論部分，主要是基于現有理論基礎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實證部分包括五個內容，即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之間的關聯性、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和農業生產的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和農業生產的影響以及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政策研究階段，基于研究結論從共同促進“土地+服務”二元規模化的視角，為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圖 1-1 技術路線圖

1.5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1.5.1研究內容第一章，導論。本部分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和意義，并對現有文獻進行總結和評述，提出本研究的科學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術路線和可能的創新。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論分析。準確界定本研究中涉及到的相關概念，基于規模經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分工協作理論和農戶行為理論等，作為全文的理論基礎。構建農地流轉行為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的理論框架，并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為全文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章，研究區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發展現狀。利用 3 省 10 縣的農戶實地調查獲取的面板數據，對研究區域簡要介紹，分析樣本區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現狀，剖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中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第四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分析。本章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GMM模型，從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和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深入探究統一分析框架下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行為的關系，探究兩種行為是否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

第五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本章使用隨機效應 Logit 回歸及 Tobit 回歸模型，從農地轉入行為和農地轉出行為兩個角度分析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從整體環節外包行為和分環節外包行為兩個角度分析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

第六章，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這部分主要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具體來看，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從糧食單位成本、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三個角度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其時期變化；利用 PSM- DID模型從農戶收入水平、收入結構綜合分析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及其時期變化趨勢。

第七章，分析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這部分主要分析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具體是指，利用IV-固定效應模型從農業生產率和人均總收入等角度分析生產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及其跨期性變化。

第八章，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本研究首先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在農業生產中的交互效應、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進行分析，進一步驗證兩種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式是相互影響的。

第九章，結論、建議與展望。利用實證分析分別回答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產生的影響，以及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和農戶收入中的交互效應，得出本研究的結論，并為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業生產，全面推動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實現農業現代化提出政策建議與展望。

1.5.2研究方法

先利用文獻研究法對現有文獻進行總結和歸納，基于現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本研究的科學問題；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農戶進行實地調研，取得對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和服務外包行為最客觀的印象，獲得最真實的一手資料，為實證做準備。最后，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得出研究結論。具體而言，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如下：

（1）文獻研究法。通過總結國內外關于農地流轉、農地規模經營、社會化服務外包及農業規模經營的相關文獻，指出現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一步提出本研究的科學問題。主要的文獻內容聚焦于農地流轉、服務外包、農戶收入、農業生產等，獲取的資料主要涉及到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農業規模經營發展等幾個方面。

（2）問卷調查法。借助問卷從被調查農戶獲取農戶的相關信息是做研究的基礎，也是獲得農戶一手資料的實地方法。問卷內容涉及家庭成員信息、農業生產投入產出情況，農業服務外包情況、農地流轉、非農就業、農民收入以及農戶參與新型農業經營組織等情況。課題組于2013年開始針對糧食主產區農戶進行農戶調查，之后分別于2015 和 2017 年對前期樣本進行跟蹤調查，形成了大樣本面板數據庫，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數據基礎。數據處理過程中，課題組使用 Excel、Stata 等數據處理軟件對調查問卷進行錄入、篩選和整理，最后形成實證分析所形成的數據集。

（3）計量經濟模型。理論分析部分，基于規模經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分工協作理論和農戶行為理論等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在實證部分，利用計量方法對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框架和理論假說進行實證，得出可靠的研究結論。本研究中的計量模型包括：利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運用混合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其次，利用 PSM-DID 模型、工具變固定效應模型、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等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最后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

（4）歸納法。通過本研究歸納得出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作用路徑及機理，并探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為政策建議提供理論和實證支撐。

1.6數據來源

本研究研究的數據來源于課題組 2013-2017 年展開的農戶跟蹤調查數據，調查區域為糧食主產區的 3 省 10 縣（包括山東省曹縣、鄆城縣、壽光市和樂陵市；河南省滎陽縣、正陽縣、西平縣和羅山縣；安徽省潁上縣、臨泉縣）。四輪跟蹤調研具體情況如下： 2013 年 6 月至 8 月，課題組首次赴樣本區域進行實地調研，在河南、山東和安徽三省 10縣村獲取有效樣本共 697戶。 2015年 7 月，課題組在跟蹤調查的基礎上，根據上述抽樣原則依據相關研究方向增加了各地區的部分農戶樣本，共完了 1039 戶農戶調查。 2017 年 7 月，課題組赴樣本區域完成了 842 戶農戶的跟蹤調查，樣本跟蹤率達到 81.04%。經過篩選，本研究主要是運用連續跟蹤法形成的 10 縣 623 戶農戶的面板數據（包括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樣本數據）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其影響。

表 1-1 調研區域樣本統計

省市縣 2012 2014 2016

曹縣 50 76 64

菏澤市

鄆城 34 40 39

山東省

濰坊市壽光 115 115 116

德州市樂陵 106 136 133

臨泉 36 111 38

安徽省阜陽市

潁上 40 100 46

滎陽 63 72 63

鄭州市

新鄭 48 76 58

河南省

正陽 46 68 69

駐馬店市

西平 159 245 216

合計 697 1039 842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其抽樣過程為：基于各省總人口和耕地總面積指標利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在各省隨機選擇 1-2個種糧大縣和 1-2個非種糧大縣，在每個縣選擇 2-3個鄉鎮，在每個鄉鎮隨機選取1-2個行政村，在自然村內隨機選取30-40戶農戶，最后選取了3個省內的 10個縣，其中包括 5個種糧大縣和 5 個非種糧大縣，可反映糧食主產區的綜合情況。調查內容主要包括農戶的家庭基本情況、農地流轉情況、農業生產投入產出情況、農業生產服務外包情況、勞動力外出務工情況等。調查采用入戶面對面訪談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完成，調研區域樣本數統計如表1-1所示。

1.7創新之處

1）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納入統一研究框架，豐富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

22 的邏輯框架。在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過程中，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是能將小農融入農業現代化軌道且具有相互影響的兩種方式，不能單獨討論其中一個因素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影響機制。本研究基于規模經營理論，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這兩種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納入統一研究框架，旨在揭示農業流轉與服務外包之間的關聯性和異質性，進而探索我國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的可能創新邏輯和實現機制，這是本研究的一個創新。

（2）究明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及其交互效應。現有研究多單獨分析農地流轉或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但很難將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中的交互效應討論清楚。因此，本研究通過面板數據的應用不僅將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辨析清楚，同時討論了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進而探索兩者之間協同發展的可能路徑，這是本研究的另一個創新。

（3）運用面板數據，捕捉農戶行為決策及行為效應的長期影響。面板數據能盡可能提取農戶信息及其動態變化情況，也可以彌補時序和截面數據不足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基于農戶面板數據來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跨期影響及其動態變化情況，為綜合評價農地流轉政策及社會化服務外包政策提供了更可靠的數據支撐。

第二章概念界定、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2.1概念界定

2.1.1農業規模經營

Arthur Young（ 1770）在《農業經濟論》中首次提出了適度規模經營理論，并由此可以將其定義為：適度規模經營是指在現有條件下，能使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實現合理配置的經營規模。Chayanov（1986）在《農民經濟理論》一書中同樣指出，在一定技術條件下，農業經營者將這些要素按照某種規律進行組合，使得農地經營的規模實現投入最低，產出最高的目標，此時形成的經營規模即為農業適度規模。農業規模經營的核心在于生產要素的合理組合與效益的最大化，土地是農業生產中最基本的生產投入要素，其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土地要素的供給缺乏彈性；相對而言，資本和勞動富有彈性，因而農業規模經營很大程度上是指土地的規模經營（宋小亮等 2016）。然而，農地規模經營面臨著諸多外部制約因素。農地經營面積過小糧食的邊際效益較低，農戶只有通過擴大農地經營規模來實現農地的規模經濟，進而提高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但是隨著農地經營面積的擴張，農戶又面臨著勞動力資源不足，導致雇傭成本增加、信貸約束和風險增加（鐘甫寧 2016；王吉鵬等 2018；孫良媛等 2001），這都會進一步阻礙了農戶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難以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

在中國小農生產經營的背景下，隨著我國機械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外包為要素替代以和專業化生產開辟了一條更為現實的路徑。這不僅可以有效的彌補勞動力資源匹配不足的問題（鐘甫寧等 2016），還能將先進生產技術引入農業生產，進而將農業家庭經營納入分工經濟，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冀名峰 2018）。此時，農業規模經營是通過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形成的服務規模經營，這與通過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經營規模是并行的，因此服務規模經營已經成為實現我國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另一種方式。

2.1.2農地流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首次提出三權分離，同時 2014 年中央一號文件在允許農村土地三權分離的前提下強調農村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的合理流轉，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以來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兩權分離”的制度安排，適應了時代變遷的需求。農地流轉的實質就是農戶在保持自己的承包權的基礎上，對農地的使用權或者經營權合法的轉移給其他農戶從而獲得一定租金的過程，農地流轉過程不僅可以阻礙農地的荒廢，充分發揮農地的使用價值，還可以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地的集約化經營，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農地使用權的流轉一般包括農地的出讓和轉讓兩種形式，本文中的農地流轉是指農地使用權的轉讓，即農地的一種橫向轉移，是種地農戶將農地的使用權依法通過合同或者口頭約定轉移給另一個種地農戶或者農業經營組織的流轉過程，即農地經營權在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流轉形式。

2.1.3服務外包服務外包源于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的發育，在實現將小農納入現代化軌道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小麥種植過程中的服務外包程度高于玉米種植過程中的服務外包程度，因此本研究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體到小麥種植領域。小麥的生產環節具體可分為耕地、播種、植保、灌溉、施肥、收割、干燥和儲蓄等8個環節，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灌溉、施肥、干燥和儲蓄環節的外包程度很低，難以影響農戶的農業生活和家庭收入，因此，本研究著重分析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四個環節的服務外包行為及其影響。所以，本研究中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指的是小麥生產環節中是否將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四個環節以雇傭的形式交由農業專業組織或者種植大戶等能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來完成本該由農戶自身完成的工作（王志剛等 2011），然后農戶將給予提供服務的組織和個人一定的費用的過程，如果將環節外包給社會組織則說明農戶參與了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及服務規模經營行為。服務外包通過一定的勞動力替代或技術替代解放了勞動力和落后的生產技術，因此，本研究將服務外包代替勞動力的生產環節稱為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主要包括耕地和收割環節；而將服務外包代替落后的生產技術來完成生產的環節稱之為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主要是播種和植保環節。

2.1.4農業分工與農業專業化

農業分工和農業專業化是有一定區別的（楊丹 2012）。具體表現為：第一，農業的專業化是在農業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業分工是農業專業化的基礎，農業專業化是農業分工的某一方面的具體表現；第二，農業專業化是將農業生產過程中按照農業分工理論進行具體劃分以后，在某一生產環節內發揮所有參與者的比較優勢最終實現最大效用的狀態。

分工思想最初應用于工業和國際貿易領域，分工的產生促進了工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后來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促進了分工思想在農業領域的應用，進一步促進了農業分工的產生。正是由于農業分工的出現，才為農業規模經營的另一條路徑—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實際上，農業分工是以農業活動為基礎，將農業生產活動劃分為多個生產環節，按照農業生產環節進行的分工。農業生產環節分工是指農業生產活動中不同農業生產環節上的劃分，比如農業生產環節可以分為耕地、播種、收割等環節，有些農民專門從事這其中的某一個環節就達到了農業分工的目的。農業生產環節的

分工同時包括農業生產過程每個階段的縱向和橫向分工。其中，縱向分工是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所有過程分為生產前、生產中、生產后的分工；橫向分工主要表現在特定環節中不同生產經營主體的分工合作過程，表現為一定的區域化、職能化和專業化。本研究主要是指縱向分工，將農業生產環節細分為更容易實現專業化生產的環節，進一步促進社會化服務職能的出現，將小農戶納入農業現代化軌道中，最終實現分工經濟和規模經濟，這也是農業分工深化的題中之義。

農業專業化根據其不同生產要素的集聚方式可以分為地區專業化、生產主體專業化和環節專業化。農業生產具有一定的特性，比如某一地區的自然條件比較相似就會導致每一地區比較適合種植某種作物，或者說某種作物在這一區域內易存活，給農戶帶來更高的效益，這就會逐漸形成地區專業化。地區專業化多是由于自然因素誘導的。生產主體專業化是由于某一生產主體憑借其擁有的先進的生產技術或某種比較優勢形成一定規模的經營范圍，比如由于農業效率較高形成的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等，由于養殖技術較高的養殖大戶等。環節專業化是指某一生產單位在某一生產單位擁有絕對的優勢用來專門服務于某一生產環節，比如專門收割、專門種植等。整體來看，農業專業化是充分利用人力、資本和技術等投入要素，形成專業化的生產過程，進而提高經營主體的綜合效益。

2.1.5規模經濟與分工經濟最早關于規模經濟的定義可以描述為：生產某一單位產品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的過程，這說明此時是存在規模經濟的，前提是保持當前技術水平不變（John Eatwell等1996）。在現有研究中，對“規模經濟”和“規模報酬”兩個概念容易進行混淆，而我國經濟學家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大辭典》一書中對認為，規模報酬是指同比例投入不同生產要素導致產出的變化過程，前提仍是技術水平不變（胡代光和高鴻業 2000）。從定義中可以得出結論，兩者之間存在一些不可混淆的關系和差異。第一，兩者之間對投入要素的要求不同，規模報酬要求所有生產要素的投入按照同比例變化，但現實生活中生產要素的投入很難實現同比例變化；而規模經濟對投入要素的規定則更普遍，即投入要素不一定非要按照同比例投入，其包括了不按照比例投入情況。第二，規模報酬討論的是當生產要素按照同比例投入時對產量的影響；而規模經濟不僅討論產出，而是討論投入成本和產出的關系。第三，從降低平均成本的角度衡量規模經濟，這是貨幣價值分析的一部分。規模報酬的變化通過生產技術的功能來表達，這是物理層面分析的一部分。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規模經濟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但相關學者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進行了研究，認為規模經濟的本質在于分工和專業化，分工經濟才是規模報酬遞增和經濟增長的動因（Young 1928， Yang &Borland 1991， Becker & Murphy 1992，斯

密 1776）。在本研究中，參與分工經濟是小農戶實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必由之路，當小農戶面臨勞動力約束時，可以借助社會化服務來完成農業生產環節中本應由農業勞動力完成的作業；同時，只有農戶在某一生產環節形成聚集性的服務需求，使得服務規模達到一定的市場容量才會誘導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出現。可見，農戶的橫向專業化所形成的聚集性的服務需求可以形成一定的市場容量進而誘導農業的分工深化，專業化的生產性服務更容易將小農戶卷入分工經濟。由此可知，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和外包將促進農業社會化服務外包市場的發育，其與農地種植的專業化、農業區域化等密切相關，同樣依賴于多元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因此，培育 “生產經營性服務”以及增加農業生產環節的迂回投資不僅有利于引進現代的生產要素，也有利于提高農民現代化管理水平和農民現代化水平，誘導農戶融入農業分工的價值鏈，最終實現農業分工的經濟性。

2.2理論基礎

2.2.1規模經營理論馬克思高度認可農業規模化經營理論，認為小農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是分散、封閉的象征，最終會被大生產所排擠和淘汰的，大生產才是農業生產的方向。規模經營理論發展至今，主要分歧在于隨著土地種植規模的擴大，是帶來報酬遞增還是會引來反轉規律，目前仍無定論。支持規模報酬遞增的一派認為，當土地規模偏小時，不僅造成土地資源浪費，而且由于投資的不可分性，會影響到機械和新技術的采用，不利于農業向商業化農業和現代農業轉變。反對的一派則基于多國的實證研究，發現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大，土地生產率與農地規模經營之間不存在正向關系（許慶等 2011）。學界將土地生產率隨著農戶經營規模變大而下降的現象命名為“負向關系”（Sen 1962）。這一派主要從小規模農戶可進行勞動兼業化、農業機械和生產服務可通過牡會化服務視角來予以解釋（田歐南2012）。

如果存在報酬遞增規律，我們也不可能為了獲得報酬遞增而人為推動土地集中規模經營。當前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不允許我們這樣冒險。同樣，即使存在“負向關系”，我們也不可能維持小農規模來保障土地單產不下降，因為土地集中經營和種植規模擴大已經成為多個國家的普遍現象，比如美國、巴西、烏克蘭、印度、日本、韓國、法國、德園、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在實現農地規模經營方面做了一定的貢獻（倪國華和蔡昉 2015），這表明農地規模經營是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Rboert and Lucas 2004）。中國農村土地呈現高度細碎化、且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伴隨著改革開放與中國經濟的騰飛，越來越多的農戶能夠進入城市非農產業務王，則為中國農業帶來了歷史性的契機。人口大量離開農業和農村，有效促進了農地流轉市場的形成，中

27 國農戶的種植規模化在慢慢增加(洪名勇和龔麗娟 2016)。因而，正確的做法就是尊重農民的主體性，尊重市場規律，讓農戶權衡是留守農業還是進城務工。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僅僅討論“負向關系”，或者規模報酬遞增規律，更應該立足農地不斷集中、農戶種植規模逐漸擴大這一現象與趨勢，做出相應的對策。

2.2.2交易成本理論

Coase (1937)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這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是通過價格機制產生的。交易成本是在交易過程中除了產品本身之外的價值之外所花費所有的成本，不僅包括時間成本還包括物質成本。交易成本是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伴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易產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是由交易頻率、交易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決定的。其中，資產的專用性是指交易物在人類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交易物的作用是否是唯一的和專業的，因此資產的專用性對交易成本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交易頻率代表著交易的次數、交易的規模等，交易頻率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單位成本；交易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交易過程中是否存在一定談判成本和違約成本，風險性越大，交易成本越高。

在本研究中，隨著農業勞動力的不斷轉移、機械化程度不斷增加，導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不斷出現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的不斷發育，導致農業分工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斷深化，增加了農業經營主體在生產過程中交易次數和交易能力。為了實現農業規模經營，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面臨著農戶之間對農地承包權的流轉，這就意味著農地流轉過程中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我國均田制改革帶來的小農經營局面，會導致一個規模經營戶要進行多次的農地流轉才能形成一定的規模經營局面，因此面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不斷發展過程中，不斷打破了這種農地承包權流轉的局面，形成以服務代替流轉的形式實現服務規模經營，降低了農地流轉過程中交易成本，因此通過服務外包形式同樣契合了羅必良(2017)的迂回交易的概念。

2.2.3分工協作理論

分工協作理論可以應用于各生產領域，本研究聚焦于農業生產的分工與協作行為，不同農業作物種類包含了不同的生產環節，為實現農業生產的效益最大化，各生產環節都需要進行一定的分工，以及各生產環節不同生產經營主體相互間的協調合作。分工協作理論經歷了從中國古代的分工協作理論、西方古代的分工協作理論到古典分工協作理論和現代分工協作理論的發展過程。具體來看，中國古代的分工協作理論是將士農工商等不同領域進行區分開來，使得各領域之間不會相互干擾；而又將同一領域的人相聚和協作，為了更好的交流經驗，促進技術進步和行業的健康發展。西方古代的分工協作理論的代表人物為色諾芬和柏拉圖，兩個人的思想都集中于人，認為人不可能是一個全能

28 的人，精通于所有的工作，如果讓一個人只專注于干同一件事兒，那么他就會將這件事情做的很好，但是色諾芬認為這種分工的程度依存于市場范圍，而柏拉圖將分工協作思想放置于國家范圍內，每個人只有在國家內做一項最適合他的工作才能實現整個國家的優化統治。

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革命導致人類在更高層次上進行分工和協作，這時期的分工協作理論為古代分工協作理論，代表人物為亞當•斯密、馬克思和亨利•去約爾。亞當•斯密在分工理論中得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國富論》奠定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認為分工協作的結果讓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因此帶來了效率極大地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來源于：勞動者對某一項工作熟練程度的增加；節省了勞動者從一項工作向另一項工作的轉變時間；利用機械化完成了對沒有某些勞動力的替代，因此增加了分工效率的提升。眾所周知，熟練可以促進一定工作方去的改良，使得工作變得更容易。馬克思的分工協作理論重點在協作方面，認為如果很多人同時參與到同一個生產過程或者有相互聯系的生產中，既可以有計劃協同工作，有保持自身獨立的一部分，他么即完成了分工，又可以通過協作可以很快的通過這些階段，這樣就可以縮短產品的必要生產時間。因此，協作不僅可以擴大勞動的作用范圍又可以縮小勞動空間的范圍，降低因將需要所有環節勞動者的集結或靠攏造成的非生產成本。馬歇爾則傾向于對報酬遞增規律的探討，即研究了生產要素在其中的作用。他將生產要素分為人力、資本、土地和組織，生產要素會對報酬遞增規律產生積極地影響，而自然對報酬遞增規律的作用是反向的。當自然的影響大于生產要素時，生產者會得到報酬遞增的結果；否則，生產者只能得到報酬遞減的結果。同時，他認為組織的作用也很明顯，組織的改進和技術都會產生規模報酬遞增。亨利•去約爾則認為勞動分工對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一定程度的勞動分工會提高效率，但過細的分工就會降低工作效率。

進入 21 世紀以來，分工協作有了新的發展，現代分工理論體系逐漸形成。首先，新古典經濟學是以專業化和超邊際分析為分工協作理論，專業化是報酬遞增的基礎，解決了資源配置的問題即如何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或者生產某種產品可以有效的配置資源使得產品收益的最大化；而超邊際分析為新古典經濟學則解決了分工組織結構的問題，他不僅解決了生產什么可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大化，還從分工組織的角度解決了為什么要生產這種產品。還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分工協作，比如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視角，張五常等制度結構視角，這些都豐富了人類對分工協作的視野。隨著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已經跨越國界，逐步向國家化發展，比如國際分工、產業分工等，促進分工協作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發展。

本文將分工協作理論主要應用于農業部分，即農業生產的分工與協作。現有關于農業分工的研究多集中農業生產環節的分工與協作，歷年來中央一號文件也為農業生產環

節的分工與協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農業分工與協作促進了農業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促進農戶進行生產環節的外包，促進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是當前推動農業規模經營的另一種選擇路徑（羅必良 2016；羅必良2017）。農業生產通過機械化服務將先進技術引入生產環節，不僅可以促進農業的迂回生產，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也有積極的作用。隨著城鎮化進一步加快，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大量轉移，農村農業勞動力急速降低，倒逼著農業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本研究中主要選擇華北平原糧食主產區農戶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農戶生產環節分工與協作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為促進農業生產的進一步分工和深化提供數據和理論基礎，進而加快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進程。

2.2.4農戶行為理論

有學者從農業生產角度分析農戶行為，并指出農戶生產行為是指農戶基于一定的生產目標，依托現有的生產條件，采用各類農業技術進行的農業生產和經營活動。具體來講，農業生產活動包括農作物種類的選擇、生產資料投入和生產經營規模的各類決策。農戶除農業生產經營之外，還從事其他經營活動，在此背景下，不斷擴大了農戶生產行為的概念和內涵，由以前的純農業生產行為擴展到二、三產業的生產行為，農業生產行為也逐步擴大到養殖業、休閑農業等業態。由于本文主要針對種糧農戶的生產行為，故對生產行為的界定仍沿用傳統的生產行為的內涵進行定義，即農戶在糧食種植過程中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包括經營過程對土地、勞動力及資本要素的投入和技術選擇行為。

當代學者從經濟學角度分別對農戶行為理論進行了闡述，并生成了三個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小農的經濟發展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一種基于“理性人”假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進行農業生產，他們注重的是因自身投入而取得的產出是否滿足自身的消費需求，追求的是消費與投入的均衡，而不是成本和利潤之間的平衡；第二種觀點與前者截然不同，假設農業生產者都是理性的，不僅要追求自身需求，更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與自身的資源稟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第三種觀點則是對前兩種觀點的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邊際報酬遞減的概念，并認為農戶過多的投入勞動力，是因為他們沒有對自身勞動力的邊際報酬計算到投入里，他們認為自己的勞動和生產投入是一個不分割的整體。基于農戶是理性人的假設下，農戶的經濟行為目標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農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通過對自身勞動、資本、土地以及技術等生產資料的優化配置來實現效益的最大化目標而選擇的一系列決策行為。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農戶經濟行為目標也逐漸從低級向高級的趨勢發展。農戶的資源稟賦具有動態性，當農戶面對資源條件約束不斷變化時，農戶會權衡利弊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目標方向。比如隨著各種要素市場的完善，農地流轉速度的加快，農業政策體系的不斷完整，農戶更容易適應農村市場經濟，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實現農地的規模化經營，從滿足

自我需要、穩定家庭收入的農業目標向商品生產農戶、增加家庭收入的農業目標轉化。

2.3研究框架及機理分析

2.3.1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的分析框架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背景下，均等分的土地資源使得農戶之間的農業比較優勢難以發揮。隨著我國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地流轉市場的不斷完善和健全，使農戶間的土地流轉行為逐步增長。在土地可得性較強的情況下，具有農業經營比較優勢的農戶會通過轉入農地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獲得一定的規模經濟；而具有非農就業比較優勢的農戶會將農地轉出，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就業部門。在實現農地規模化經營追求家庭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農戶必然面臨的勞動力不足的約束。為了緩解農業經營的勞動力約束，農戶可以選擇雇傭勞動力或用機械替代勞動力。但是，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勞動力的影子價格逐漸上升，這顯然會增加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選擇機械化和資本化要素實現對農業勞動力的替代變得更為合理。由于農業機械具有不可分性以及資產專用性，農戶對購買機械面臨著資金約束并陷入農地規模與機械利用的不匹配格局，此時，選擇農業生產服務外包成為一種可能。隨著農機服務市場的不斷完善，那些具有農業比較優勢但囿于資金約束的農戶通過選擇農機服務使得農地規模擴張變得可行。這時，農戶為了實現分工經濟，會選擇農業生產性服務外包。總體來看，農地流轉導致的農地規模經營會促進農戶選擇服務外包行為，同樣農戶通過服務外包參與服務規模經營獲得一定的分工經濟，也進一步會促進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此時就實現了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互相促進，從而促進農業規模經濟的實現。因此，農業流轉和服務外包是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兩種方式，兩者在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形成中具有相互促進的關聯性，其生成機理見圖2-1。

圖 2-1 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機理分析

本研究側重于考察大田作物種植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從而闡明小農戶是如何通過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參與到農業規模經營，實現規模經濟和分工經濟，將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軌道上的內在邏輯。其分析步驟為：第一，由上述分析可知，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會相互促進，共同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因此，要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聯性，弄清楚農戶這兩種行為到底是什么樣關系，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第二，由于農戶規模的擴大一定源于農地的轉入，同樣依賴于部分農戶對其經營權的退出，所以必須識別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參與農地規模經營的影響因素；同理，生產環節服務外包需要農戶將農業家庭經營中的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委托其他主體進行操作，從而參與到縱向分工，所以應該識別農戶選擇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第三，無論是農地

32 流轉還是服務外包均是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的方式，會影響到農戶的農業生產和收入水平，因此應實證分析農地流轉、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第四，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本質是將農業家庭經營融入分工經濟，不能單一的強調農地流轉實現的農地規模經營，事實上農戶通過服務外包行為參與服務規模經營是我國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重要補充和匹配，在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中相互影響。因此，要考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本研究的整體分析框架見圖2-2。

圖 2-2 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效應的整體分析框架

2.3.2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2.3.2.1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機理分析

農地流轉是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重要手段。農地的轉入會導致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但是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是否會真的帶來規模經濟，這仍取決于各要素市場的完善程度。首先，當農地流轉市場處于無效狀態時，大規模農戶就面臨著高昂的監督成本和勞動力投入成本，此時大規模通過自家勞動力實現農地的精細化經營；同時無效的土地也難以流轉出去，此時小規模農戶由于人-地要素配置優化導致高產量，此時大規模農戶的生產效率并不高(Otsuka等2016b)。隨著農地流轉市場的不斷發展和農業機械技術的不斷提高，規模經營農戶可以通過自己購買機械實現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小農戶受到資金約束無力購買機械，仍通過自己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導致較低的生產效率，此時農地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率表現為正向關系。隨著社會化服務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戶可以通過租賃農業機械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進而實現與規模農戶同樣的農業生產效率(Yang et al. 2013)。因此，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對農業生產到底帶來怎樣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探討。

當農地經營規模增加導致的投入節約的高于由經營規模增加導致的成本增加，這時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可以節約成本投入和土地的產出，當然這種情況多產生于種糧大戶。而我國目前小農戶仍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規模化和專業化種糧大戶仍較少，農戶為

33 了獲取更高的經營收益，會優先選擇從事更高收益的二三產業，導致農業對農業生產的時間和資本投入降低，產生“增規不增產”的現象。

但隨著農業生產利好政策的不斷頒布，比如“三權分置”和“農地確權”政策的頒布，放活了農地經營權，有利于促進農地流轉，促進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的提高；同時國家對適度規模經營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推動，先進生產技術的不斷引進，導致大規模農戶的經營利潤和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增規不增產”的現象也會得到改善。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規模化經營也會加快機械化的速度，節約大量的勞動力 (Wang et al. 2016)。機械成本和土地租賃成本的增加是影響種植業收益的重要因素，而且土地流轉租金和流轉規模成正比(王倩等 2018)。因此，如果農業生產成本無法降低，規模經營帶來的成本優勢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下降。影響機理如圖2-3所示。

圖 2-3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影響的機理分析

2.3.2.2農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理分析

對理性農戶而言，農戶的理性選擇是基于家庭勞動力基于自身優勢做出的選擇，目的是為了實現家庭收益最大化的。根據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經營的效率不同，可將其分為高、中、低三種生產效率的農戶，已有文獻表明，農地流轉會產生“拉平效應”(姚洋 2000)，即農地會逐步從農業生產效率較高的農戶手中轉向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戶。

從農戶流轉類型來看，對農地轉入戶來說，農戶轉入土地后家庭總收入的變化是通過影響農戶收入結構導致的。首先，農戶在轉入土地后其經營規模增加，進而會提升其收入，產生較高的農業生產效率和土地產出率，(Feng 2008; Feng et al. 2010; Jin and Deininger 2009)，規模生產經營能夠實現農戶的收入提升。其次農戶轉入土地后勞動力也會相應增加，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和勞力(Zhang et al. 2019)。從理論上講，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后，勞動力的外出就業時間會相應縮減(Zhang et al. 2018)，其非農收入會減少，但當農戶轉入土地的面積不足以使其將全部人力和精力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時，將會合理協調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的關系，其非農就業收入也未必會降低。因此，農戶在進行土地流轉后，其家庭總收入取決于農業收入和外出務工收入比例的變化，當土地流轉后其農業收入增量大于外出務工收入減量的情況下，農戶會選擇進行轉入土地進行規

34 模經營進而增加其家庭收入；其次，當家庭在非農就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時，農戶會選擇轉出土地，實現非農就業的大幅提高；同時會有一部分土地流轉導致的租金收入，因此會提高家庭整體收入水平。可見，無論是土地的轉出戶還是轉入戶，均可以通過不同的生產經營模式來改善家庭收入結構，提升收入水平。最后，農地未流轉戶的家庭收入水平保持相對不變，然而放在整個市場中，未流轉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則相對較低了。影響機理分析如圖 2-4 所示。

圖 2-4 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機理分析

2.3.3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是將農業生產中不同生產環節交給專業的服務主體進行生產經營的活動，不僅可以通過引入先進生產技術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還可以通過影響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影響農戶收入水平，具體影響機制如圖2-5所示。

首先，農業生產服務外包可以提供專業化分工，促進農地的規模化經營，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改變農業的生產成本和產出。有學者的研究表明，農業生產外包服務會明顯增加規模經營農戶的土地轉入，對農地規模經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康晨等 2029）；并且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會不斷放大服務外包對農地轉出的抑制效應，也會擴大其對農地轉入的促進效應（洪煒杰 2019）。同時，生產環節外包在促進農地規模經營的同時，會降低農業生產對農戶生產技術水平的要求，農戶可以將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交給專業化強的種植團隊或專業化服務組織完成，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王志剛 2011），進而影響農戶收入水平（陳宏偉等2019；楊子等2019）。

其次，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可以彌補由于非農就業導致的家庭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是基于家庭分工經濟理論，盡可能利用家庭成員的分工優勢進行的選擇結果，為了實現家庭利潤最大化的目的（Su et al. 2016）。因此，在勞動力市場有效，農民不存在非農就業門檻制約的背景下，家庭勞動力會憑借其在非農就業方面的優勢順利進入勞動力就業市場，進而提高家庭非農收入水平。具體來看，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可以釋放農業生產對家庭勞動力的束縛，促進家庭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分轉移，這樣不僅可以節約家庭農業勞動力，從而實現對家庭勞動力的有效配置（Picazo-Tadeo and Reig-Martinez， 2006），進而通過非農就業渠道提高農戶整體收入水平。

最后，由于不同生產環節對農業生產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不同生產環節對服務外包的響應不同，因此對不同生產環節的外包選擇亦是農戶根據家庭資源稟賦選擇的結果，同樣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帶來異質性的影響。

圖 2-5 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2.3.4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交互效應機理

從以往 30余年的經驗可看出，中國為改造“小農經濟”，將農地流轉促進適度規模經營（后文簡稱“農地流轉型規模經營”）作為主要的戰略措施，雖然起到了巨大作用

（冒佩華等 2015），但學界也質疑規模經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黃祖輝等 2008；韓松 2012；李菁等 2014）。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不斷增加，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逐漸顯示出自身的優勢，有學者從社會化服務是否能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社會化服務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其作用的發揮仍需滿足一系列條件（姜松等 2016；孫頂強等 2016）。也有學者對農戶在生產過程中購買生產資料和服務是否存在規模經濟提出了質疑，問題在于交易費用的存在會增加成本（蔡昉和王美艷 2016）。雖然不能確定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否能代替農地流轉成為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新的道路，但為農業規模經營提供了新的途徑和思路。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不斷完善，使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通過服務外包、縱向分工和迂回經濟來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性，進而提升農業的生產效率（羅必良 2017）。由此可以看出，農業流轉型規模經營和服務帶動型規模經營成為我國目前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核心策略，但二者“孰優孰劣”、其本質邏輯關系如何是未來需要厘清的問題。

農地的規模經營是圍繞“土地”要素通過農地流轉形成的土地經營規模的增加，實現了土地要素的集中，有利于實現規模主體的專業化生產，為實現服務外包提供了市場容量，增加了規模農戶對服務外包的需求和依賴（王志剛等 2011）；服務規模經營是服務主體圍繞“農機”（技術）要素通過服務外包的形式將農業先進技術帶入農業生產中，引致了農戶對土地的需求，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形成土地的規模經營（楊子等 2019）。因此，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存在明顯的相互影響的關系，農地流轉形成的規模經營促進農戶對服務外包的需求和依賴，而服務外包形成的服務規模經營又能推動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應該將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兩種路徑納入到一個

統一的框架中進行探討，而且二者應相結合共同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二者相互

影響機理見圖2-6所示。

第三章研究區域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發展現狀

3.1研究區域農業生產概況

本研究選擇河南、山東和安徽 3 省 10 縣作為研究區域。其原因主要有三個：首先，這三個省份的小麥產量均居我國前位，對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統計數據顯示， 2020 年河南、山東和安徽三省的耕地面積分別為全國各省耕地面積的第二、三和第四位。但是，河南、山東和安徽三省的農業生產仍以小農經營為主，戶均承包土地面積僅有0.6公頃（Zhang et al. 2016），土地細碎化現象明顯，阻礙農業現代化的進行。其次，我國多項土地改革試點均在此三省首先實施，農地流轉市場發展迅速。截止到 2019 年底，山東省全省農地流轉面積 3890.4萬畝，農地流轉率達到 42.3%，土地經營規模化率已超過60%[4數據來源：齊魯網.山東農村土地流轉步伐;加快土地經營規模化率超60%[EB/OL]. http://sdxw.iqilu.com/share/YS0yMS02ODgzMTk1.html, 2020-06-07.]，而在2017 年，河南、安徽兩省流轉土地面積在家庭承包土地面積的占比分別為 32.5%[5數據來源：土流網.河南省農村土地流轉發展態勢及相關策[EB/OL]. https://www.tuliu.com/read-37732.html, 2016-08-04.]和 46%[ 數據來源：中國新聞網.安徽省省長：安徽承包耕地流轉率 46%[EB/OL]. http://mp.pdnes.cn/Pc/ArtlnfoApi/article?id=6466868,2019-08-1 4.

38]。最后，河南省、山東省和安徽省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 2019 年，山東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已達到 1.46 億畝，全省農作物耕種收割綜合機械化率已達 86%以上。同時，河南省和安徽省的機械化率也均在 80% 左右。因此，選擇河南、山東和安徽三省研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促進糧食主產省小農與農業現代化的銜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主要的農作物。山東省土地總面積 1571.26 萬公頃，約為全國的 1.63%，農用地為土地總面積的 73.61%，合計 1156.6 萬公頃，人均耕地 0.08 公頃（1.20 畝）。山東是我國農業大省之一，耕地率為全國最同，主要糧食作物為小麥、玉米和地瓜。河南省耕地面積為 815.27萬公頃，居我國第二位，是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超 3000萬噸，占中國糧食總產量的 1 /10，其中小麥種植面積占面積的 54%，占全國小麥總產量的 1/4 多，其次為玉米和薯類。安徽省也是我國種糧大省之一， 2021 年糧食播種面積達 731 萬公頃，總產量4087.6萬噸，居全國第4位。

（2）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21 世紀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力迅速提升，糧食總產量穩步增長，為我國糧食安全提供了堅實保障。其中，糧食主產區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生產能力的提升也得益于國家不斷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2020 年，河南、山東和安徽省的糧食種植面積分別位于中國糧食種植面積第二、第三

和第四位，三個地區糧食總種植面積約占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 23%，種植面積分別為 10739 千公頃、8313 千公頃、7287 千公頃。河南、山東省和安徽省依然中國產糧大省，如表3-1 所示， 2020年河南、山東和安徽省的糧食產量達到 6826萬噸、5447萬噸，較 2019年分別增加了131萬噸、90萬噸。而安徽省的糧食產量較2019年略微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生長期間連續降雨和偏低溫影響，全省糧食產量有所下降。

表 3-1 研究區域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分析

區域 2015 糧食種植面積（千公頃/萬公頃） 2020 糧食產量（萬噸/億噸）

2016 2017 2018 201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國 11896 11923 11799 11704 11606 11677 6.61 6.60 6.62 6.58 6.64 6.69

河南 11126 11220 10915 10906 10735 10739 6470 6498 6524 6649 6695 6826

山東 8407 8517 8456 8405 8313 8282 5153 5332 5374 5320 5357 5447

安徽 7281 7359 7321 7316 7287 7290 4077 3962 4020 4007 4054 4019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全國數據中，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單位分別為萬公頃和億噸；各省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單位分別為千公頃和萬噸。

3.2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相關制度的演進

依據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制度與經濟相輔相承，互相影響。由此，對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是探究經濟行為及其影響機制的前提，為其行為效果提供制度支撐。尤其在中國，在土地制度改革和小農經濟不斷發展過程中，同時是我國政治和相關制度的演變進程。本節將著重探討農地流轉與農地規模經營、服務外包與服務規模經營的制度變化，期望通過認知這些制度的變化總結出制度演變規律，并提出以適應農業規模經營發展的制度調整方向。這些演進規律是經歷過歷史檢驗的，可為推動農地流轉、服務外包市場化改革，乃至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推動后續農地制度改革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借鑒。小農經營不僅具有歷史繼承性，也具有世界廣泛性，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中國，小農戶仍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主力軍。隨著農地制度改革，生產技術的不斷革新和應用，以及農業機械化水平的快速發展，我國小農經濟參與農業分工程度逐步加深，逐成形成以農地流轉為表征的農地規模經營和以服務外包為表征的服務規模經營兩種規模經營形式并存的農業規模經營局面。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分析當前農地制度調整可能碰到的調整難點能夠加深對當前制度改革存在的困難認知，以盡量減少今后改革中發生錯誤決策的風險。因此，分析研究區域農業規模經營行為及相關制度的演變，以及農地制度調整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是實現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關鍵。

3.2.1改造傳統農業：基本主張及評論

從現有研究看，對于改造傳統農業的經典理論中，有兩種主流觀點。第一，以恰亞

39 諾夫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小農具有抵擋資本主義滲透的力量（A.恰亞諾夫1996），小農獨有的“農業生產方式”使得小農得以長久的存續下去；第二種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一派則持有相反的觀點，認為小農的生產方式將會使得小農經營逐漸被資本主義農場所替代，最后小農經營逐漸消失，而農民成為資本主義農場的雇傭者（馬克思 1972）。前者將關注于小農的延續，其將以生活性的小農的方式存在，而后者關注的是生活性小農向生產性農業的轉型。這兩類理論的主張意味著小農要么以簡單地重復性的生產方式維持延續，要么小農終將被消滅，意味著小農兩個極端的命運。但在傳統經典理論的研究中，如何將小農融入到現代化農業發展軌道中的問題沒有得到重視。

在經濟學中多將傳統農業看作是低效率的典型形態，而新古典經濟學將傳統農業作為一個真正的經濟概念進行研究。其中做出最大貢獻的是經濟學家舒爾茨。舒爾茨將傳統農業表達為：由于缺乏新技術的引進，各生產要素長期達到一種平衡且不變的狀態，因此傳統農業是能為農民世代所用的一種特殊的經濟均衡狀態，是一種維持簡單重復再生產的小農經濟，長期不變的生產方式（西奧多.W.舒爾茨1987）。由此，是否能夠引進親的農業生產要素，使小農真正實現代化農業生產，是傳統農業改造的關鍵所在。舒爾茨的理論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同時，也被大多數發展國家作為農業發展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從我國政策演變來看，從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利用現代化科技和理念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效力到2021年中央一文件提出繼續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可以看出，我國農業政策的制定和改革路徑也和舒爾茨的理論一脈相承。但不可忽視的是，其理論仍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分析框架，農戶作為經濟人，會依據市場價格的變動來配置農業生產的要素，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收入提升的雙重目標，但農戶決策的目標函數具有多樣化的特點，有可能是收入最大化也有可能是效用最大化，或是成本最小化。同時，農民不僅具有經濟功能，還有非經濟功能。因此如果農戶具有厭惡風險偏好，在新古典模型中的基于效用最大化目標的要素效率并一定是有效的；此外，農民還存在重要的社會理性和生態理性，因此如果農民具有非經濟功能偏好，那么以價格效應為測度標準來評價農民的效用水平也將存在一定偏差。

第二，內生性問題仍未解決。舒爾茨認為，要對傳統農業進行外生干預時，只有通過引入新要素打破原有農業生產的平衡時，才能可能完成對農業生產的改造。如果農業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原有的平衡時很難打破的，則將意味著原有傳統農業將會被維持，即意味著“馬歇爾平衡”。另一方面農戶之間是異質性的，如果將農戶視為同質的，則忽視了其參與農業分工的可能性，難以估計農業分工在農業經濟增長中的迂回投資效果。因此，要想更好的運用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理論，則需要關注并解決內生性問題。

第三，經濟增長不僅包括經濟水平的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變化。新古典經濟學著重探討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卻忽視了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其他因素。其次，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只注重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等內生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忽略了農業組織方式的重要作用（羅必良 2008），將很難將小農融入到現代化軌道。現代農業不僅可以將現代生產要素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引入，還可以采用基于服務外包的方式對農業生產進行迂回投資，獲得一定的分工經濟。其中，服務外包的方式不僅包括委托他人進行中間環節的耕種方式（即“代耕”），還可以委托他人對農業生產全程進行管理（即“代管或“代營”）的經營方式進行。

3.2.2農地流轉的制度演進

1978年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其包括了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對內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而農村土地是保障農民生存的物質基礎, 因此，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成為農村改革的開端，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了我國對內改革的起點。同時，本文根據我國歷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以及與土地改革相關的法律法規，總結歸納出了有關農地流轉、規模經營的制度內容，并劃分為四個時期。具體的演變過程可以總結如下：

（1）第一輪土地承包、農地流轉禁止期（1978-1987年）。1978年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戶自主經營，生產積極性提升，極大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這種改革方式迅速得到了中央的大力肯定。該時期的改革制度土地的承包進行了規定，但是沒有規定土地的承包期到底有多久，直到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才首次提出將土地的承包期規定在15年以上，這在政策層面上給予了明確的規定。 1978-1987年，農地流轉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此時的政策明確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它方式轉讓土地。但是如果確實因為無力耕種土地或者勞動力向非農轉移，則可以將土地轉包給其他人,承包者給與轉包戶一定的實物補貼，而不能是現金補貼或者是以免費的方式贈與別人。“無償”轉包形式由于無租金，多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則（俞海等2003；李慶海等2011），農戶土地流轉的積極性有限，進而導致此時的農地流轉市場很低迷或者不存在。

中央政府對規模經營也相當重視，新中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但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合作化運動被放棄。1978-1982年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力推廣期，導致規模經營的推進也遲緩了些。但是，1984年開始又恢復了對規模經營的政策，主要是鼓勵有條件的發達地區先進行試行，以探索土地集約化的經驗。此時，也有了鼓勵發展社會化服務的雛形，對不適合進行農地規模經營的地方鼓勵發展各種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來實現服務的規模經濟（1987年《中央5號文

41 件》）。盡管中央文件鼓勵農戶進行適度規模經營，但這些政策并沒有其他優惠措施配套，現實中“無償轉包”的做法抑制了農戶的土地供給，所以此時的農地規模經營停留在政策層面，而在實際操作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

（2）第二輪土地承包、農地流轉規范期（1988-2007年）。從1978 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開始到1993年，大部分承包地面臨到期，是否續期還是重新調整的問題亟需從政策層面上給與明確的指示。199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農地的承包期限再延長30年不變，同時倡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做法。1988-2007年，農地流轉的制度變化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合法化，二是規范化。農地流轉的合法化即包括使用權，也包括承包權流轉的合法化。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將土地使用合法化，明確其可以轉讓；2003年《農村土地承包法》進一步規范了農地流轉相關政策和具體內容，從流轉方式、期限及服務管理方面進行了規范。

在規模經營方面，其基本與1988-2007年的政策方向比較一致，比如允許在農業勞動力實現穩定轉移，或二三產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或者在社會化服務比較健全的地方，適當的加以指導，發展適度的規模經營，而不是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雖然政策方向一致，但更加多樣，農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越越來越高，不僅可以以現金形式進行出租還能以入股的方式進行農地流轉。在此階段中央同步強調了維持農戶在農業規模經營中的主體地位，如2001年《中共中央關于做好農村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提出將流轉出的土地盡量轉入到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手中。

（3）農地確權登記頒證、農地流轉引導期（2008-2013年）。此階段劃分的緣由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該時期逐步完成了農地確權登記頒證；其次，國家鼓勵大戶集中經營，以及發展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進行規模經營。中國的農地制度改革一直沿著明晰產權和市場取向的趨勢進行推進，而農地制度改革的重點就是農地確權。我國于 1997年開始實行大規模的農村土地承包，至1999年8月持有土地承包權證書的農戶比例達到42.9%，隨后確權工作進入一段持續緩慢增長階段， 2008年增至47.7%（劉守英 2017）。雖然這一輪農地確權改革取得了較大成績，但由于地方政府與農民利益的沖突等原因導致改革沒有更好的落實，未建立清晰的確權登記賬目，土地的面積、邊界缺乏書面登記和憑證。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新一輪農地確權工作有較大的創新和突破，要對農地的面積進行精準測量并規范登記，明確做到地塊、面積、合同和證書全面到戶，同時賦予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促進農地流轉新格局的形成。至此，我國登記頒證工作基本完成，全國農村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率超過94%[7數據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意見》發布會（2019年11月28日）

42] 。

農地流轉政策在這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農地流轉的規范時期(2008- 2011年)， 2008、 2009和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分別針對農地流轉市場和中介服務方面加強管理) ；另一階段是農地流轉引導期(2012-2013年) ，主要原因在于這兩年的一號文件均提出了引導，其中2013年還增加了有序流轉的要求。

這一時期的政策主要是提出要創新規模經營形式，特別是是依靠市場，加強服務等。各類政策文件中也提到要完善市場環境、通過專業大戶、家庭農場、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發展促進適度規模經營，這突出了政府在培育規模經營發展過程中的服務意識，也可以看到國家逐步在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多元化發展，進一步提高農地的規模化經營程度。

(4)農地流轉深化期(2014-至今)。主要的依據是，國家對包括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在內的“三權”有償退出改革試點。新一輪的農地確權改革是推動農地流轉順利進行的制度保障。2014年農業部在山東、重慶等部分地區試點的基礎上，要求擴大農地確權登記頒證的試點范圍；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也確指出要繼續落實土地確權登記，保障農地承包關系的穩定；至2018年，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完成了土地確權工作，為農戶頒發了土地確權證書。土地確權能夠通過頒證使農戶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有權益保障，進而有利于將土地集中連片，實現更高的規模化和機構化經營, 成為我國農業未來發展的大勢所趨。

近年來的農地流轉政策主要是引導農戶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主要是在農地流轉市場的健全、農地流轉市場的服務和管理的規范，農地流轉行為的補貼等幾個方面在制度方面進行強化。此階段的政策著重通過對農地規模經營戶給予補貼等政策優惠來鼓勵和支持農業規模經營，特別是支持農戶發展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業態。

3.2.3服務外包的制度演進

農業生產中的外包服務并不少見。它的起源和發展植根于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的變化和變革中。服務外包隨著農業生產發展的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合作、產業關聯和區域布局不斷變化而不斷成熟和發展。尤其是近年來農村勞動力流失、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的現實情況下，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服務發展迅速，成為一種有效的外包服務模式，尤其是在發達的沿海地區。隨著我國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政策利好以及農業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在新時期具有了更重要的意義。新型農業經濟主體社會化服務能力的提升，為內部分工和自身發展提供了條件，如合作社、企業能夠為小農戶、家庭農場提供便捷的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能夠解決小農戶機械化等服務缺乏的問題，加快我國農業向現代化發展的步伐。

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伴隨著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定產生并逐步發展，到

43 現在為止已成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其本質也是社會化服務的一種形式，其演進過程也與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進程相同步，同時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的階段特征、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階段以及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將農業生產服務外包的發展進程分為三個階段。

（1）萌芽產生與內涵拓展（1978-1989 年）。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提高，也不斷拉升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供需。社會化服務的概念首次見于 1983 年中中央一號文件，并提出農業生產各過程的社會化服務已成為農戶的迫切需求。此后，各類政策文件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不斷對其內涵和內容進行擴展和完善。農業經營體制的改革為服務外包提供了基礎的制度和理論基礎，進而使服務外包產生萌芽。但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際形式來看，每戶均田制的安排，加之土地資源稀缺，使傳統的農戶經營面臨著經營分散、規模較小的固化格局，很在程度上約束了農業機械化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使用，進而使農業機械的服務價值無法體現。總體來看，此階段的農業生產環節外包仍處于一個低級和初期的發展水平，主要形式為產前產后的社會化服務購買，以及農戶之間的代耕代管等方式。

（2）快速發展與逐漸完善（1990-2007 年）。隨著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及農業收益較低的現實，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外出務工獲得更高的工資收益，勞動力逐步向城鎮甚至大城市轉移，農戶的兼業化迅速形成，農業生產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嚴重不足，這使得農業生產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急劇增長。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也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作為重要工作確定其基本內容并補充完善[ 1990 年《關于 1991 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概念，并將服務主體確定為“合作經濟組織、國家經濟技術部門和其他各種服務性經濟實體”。1991 年，國務院就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發出專項通知，指出“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是深化農村改革，推動農村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項偉大事業”，并首次確立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基本框架。

44]。在政策和現實需求的推動下，一大批專業化服務主體迅速形成并壯大。同時，這一階段隨著農戶收入的快速提升，其對機構等固定資產投資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加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和將自身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現實需求，農業生產對農業機械化的需求激增，農戶對農業機械的購置意愿增強，但受限于農戶資本投入能力有限，一些大型機械的購置能力不足，這也催生了農機服務組織的誕生和發展，主要服務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農田作用和運輸。總體來看，依托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社會化服務外包在此階段處于快速發展的態勢，并且主要以機械化服務外包為主。

（3）成熟穩定與全面深化（2008 年至今）。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勞動力轉移的趨勢加快，我國也在不斷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促進農業生產向規模化和集約化發展，加之農業科技的快速進步和機械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經營對社會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而且不斷向專業化和市場化轉變。我國一系列的政策導向也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提到了一定的戰略高度，培育和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引導不同類型的社會化服務主體進入農業生產，同時依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推動農業生產向規模化發展。此外，在這一階段，國家提出了三權分置的重要政策，農地產權更加明晰，這為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在此階段，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服務更加的專業化和細分化，而且其鏈條更長，覆蓋了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而且利用機械化和技術的廣泛應用進行服務形式的全面深化以及形式的創新，整體外包服務市場也趨于完善。

3.3農戶農地流轉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3.3.1農戶農地流轉發展現狀

2013年國家提出的農地流轉政策，有利于促進農業標準化、規模化和集約化，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本部分從農地流轉類型，不同規模農地流轉情況橫向對比，從時間上對樣本農戶農地流轉縱向對比，以及不同規模農戶的生產經營情況全面分析樣本區域農戶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行為。具體分析如下：

3.3.1.1 樣本農戶農地流轉總體情況

調查樣本農地流轉情況見表3-2， 2012年參與農地流轉的農戶數為396戶，占總農戶比為56.81%；其中轉入戶為293戶，轉出戶為134戶； 2014、和2016年農地流轉戶為分別 554戶和482戶，分別占總農戶比例為53.32%和57.24%。總體來看，農地流轉比例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一方面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推動，國家政策的紅利不斷釋放，農地流轉增長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隨著服務外包程度的增加，小農戶可以利用服務外包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進而降低小農戶的農地流轉比例。

表 3-2 樣本農戶農地流轉總體情況單位：%

年份未流轉戶流轉戶轉入戶轉岀戶合計

戶數占比(%) 戶數占比(%) 戶數占比(%) 戶數占比(%)

2012 301 43.19 396 56.81 293 42.04 134 19.23 697

2014 485 46.68 554 53.32 269 25.89 367 35.32 1039

2016 360 42.76 482 57.24 162 19.24 348 41.33 842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3.3.1.2 不同規模農戶農地流轉情況對比

不同規模農戶的農地流轉情況如表3-3所示，分析可以，首先從流轉類型上來看，在未流轉農戶樣本中，經營規模集中在0-10畝的農戶最多，占所有未流轉農戶數比例在 85%左右，說明我國小規模經營局面還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其次，從經營規模上看，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轉入戶占比越來越多，說明農地逐漸從小農戶流向農地規模經

營戶手中，農地流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最后，從時間層面上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 20畝及以上的規模經營戶的占比變化趨勢不大，說明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目標短時間內無法實現。

表3-3 不同規模農戶的農地流轉情況對比

年份規模未流轉戶轉出戶轉入戶農戶數

(0,5) 127 107 30 248

[5,10) 130 16 97 235

2012 年 [10,15) 26 0 50 76

[15,20) 9 6 29 41

20 及以上 9 5 87 97

合計 301 134 293 697

（0,5） 232 271 28 515

[5,10) 172 39 72 268

2014年 [10,15) 46 15 44 94

[15,20) 16 3 23 40

20 及以上 19 39 102 122

合計 485 367 269 1039

（0,5） 111 310 11 432

[5,10) 146 33 27 206

2016年 [10,15) 42 3 23 68

[15,20) 14 3 18 33

20 及以上 19 3 83 103

合計 332 348 162 842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3.3.1.3不同規模農戶的農業產出狀況

由于本研究基于糧食主產省的樣本分析，而小麥是該地區的代表性農作物，因此本研究從小麥來分析其農業生產情況。從表 3-4中可知，在“2012-2016”年所有樣本中，糧食主產區小麥的戶均經營規模為 1.092公頃（16.385畝），本研究分別以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為土地生產率的衡量指標，在單位產量方面，小麥的畝均產量分別為 6869.649 千克/公頃和7416.352千克/公頃（915.953斤/畝和988.847斤/畝），在單位利潤方面，小麥的畝均利潤達到 6710.021 元/公頃。在成本方面，小麥的單位生產成本分別為 1.957 元/千克，耕地密集型為主的大部分農產品生產成本較高，其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國種植業規模小、勞動力投入成本大造成的。

表 3-4 不同經營規模農戶的生產狀況分析

經營規模年份面積單位產量單位利潤單位成本

（0，5） 2012-2016 0.190 6740.626 5546.822 2.188

[5，10） 2012-2016 0.450 6963.784 6993.260 1.898

[10，15) 2012-2016 0.754 6783.364 7042.038 1.816

[15，20) 2012-2016 1.086 7268.269 8180.399 1.712

20畝及以上 2012-2016 6.835 6496.803 7534.972 1.774

2012 0.928 6560.735 5277.646 2.130

所有樣本 2014 1.169 6864.029 6942.565 1.839

2016 1.214 7225.693 8138.924 1.925

2012-2016 1.092 6869.649 6710.021 1.957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注：面積單位為公頃，產量的單位為千克/公頃，利潤的單位為元/公頃, 單位成本元/公頃。

在縱向年份對比中，相較于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戶均經營規模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小麥的戶均經營規模從 2012年的 0.928公頃（13.913 畝）到 2016年的 1.214 公頃（18.211 畝），增幅為 30.89%。這說明，隨著農村農地流轉市場的不斷完善，逐漸增加的農戶規模正在向農地適度經營規模的路徑衍進。在土地生產率方面，小麥的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隨著時間的推移整體上表現出了增加的趨勢。在成本方面， 2012 年的小麥的畝均生產成本較高，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相較于 2014年和 2016年，農戶在 2012 年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投入較多的勞動力，導致 2012 年的畝均成本水平整體較高。隨著時間的推移，農地流轉的推進也加快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單位勞動力投入也表現出下降的趨勢，但2014年和 2016年小麥的畝單位生產成本仍表現出增長的趨勢，說明了農業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已經逼高了糧食作物的單位生產成本水平。

橫向對比不同規模農戶的農作物生產狀況，在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方面，當經營規模在 1-1.333 公頃時，小麥的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達到最高水平，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與農戶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倒“U”型，即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加，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先增加后降低，這說明農地經營具有一定的規模效應，并且存在一定的適度規模。同時，在畝均成本方面，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加，小麥的單位成本呈現“U”型曲線，同樣在 1-1.333 公頃時單位成本處于最低值，即單位成本會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單位成本優勢。總體來看，一定范圍內的規模經營能實現糧食生產的 “節本增效”。

3.3.1.4 農業生產中的成本結構分析

表 3-5 描述了樣本農戶糧食生產過程中各生產要素投入量。從表中可知，在總樣本中，各類生產要素投入從高到低依次為土地租金、肥料投入、機械租賃投入、勞動力投入、種子投入、農藥投入和灌溉投入。從時間效應來看，由于 2012 年的勞動力投入明顯偏高導致 2012 年保持了總體較高的畝均成本投入水平。從 2014 年和 2016年的成本機構來看，小麥的畝均肥料投入量均在下降，而機械投入量和種子投入量都在增加。說明農戶過度依賴化肥而提高產量的現象正在得到改善，同時在農業勞動力工資水平不斷上漲的背景下，機械服務和優質種源對其他生產資料的替代效應逐漸增加。同時，從

2012-2016年數據看，土地租金也在逐漸上升，說明農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和契約化程度不斷增加，流轉對象正在有親戚、鄰居向新興農業經營主體轉變。勞動力投入也在下降，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傾向于將更多的勞動從農業轉移到比較效益高的務工勞動中。由于灌溉投入和農藥投入對當年的降雨量或溫、濕度等自然環境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在不同年份間表現出波動性變化趨勢。

表3-5樣本農戶的成本結構單位：元/千克

年份肥料農藥灌溉機械種子其他勞動力自有土地

投入投入投入服務投入投入投入機械租金

2012 0.421 0.088 0.076 0.265 0.122 0.000 0.286 0.023 0.537

2014 0.345 0.070 0.044 0.288 0.135 0.001 0.187 0.034 0.703

2016 0.345 0.087 0.048 0.319 0.149 0.001 0.115 0.040 0.778

2012-2016 0.372 0.082 0.056 0.291 0.134 0.001 0.231 0.032 0.665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3.3.1.5 不同農地類型農戶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分析

表 3-6 描述了不同農地流轉類型的農戶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情況。如表中所示，

基于 2012-2016年三年面板數據結果，從農戶收入水平來看，轉入戶和轉出戶的家庭人均總收入對數分別為10.085和9.751，均高于未流轉農戶的人均總收入對數9.385，說明參與農地流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從農戶收入結構來看，轉入土地農戶從農地流轉中獲得較高的農業經營收入，明顯高于其他類型農戶的農業經營收入水平，從而使其家庭總收入提高。轉出土地農戶利用其易獲取非農就業機會的優勢取得較高的非農務工收入水平，使其成為轉出土地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就財產性收入來說，轉出土地農戶具有較高水平，說明此類型農戶物質資本比較豐裕，對土地的依賴性不強，同時加上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轉出土地農戶的家庭總收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參與農地流轉農戶與未參與農地流轉農戶的初始資源稟賦不同，通過描述性統計簡單對比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無法避免其“樣本選擇”的偏差問題，需要利用模型對此結果進一步檢驗。

縱向對比時間趨勢。從家庭收入水平來看，農地流轉戶家庭人均總收入隨著時間的增加表現為逐漸增加的趨勢。具體來看，轉入戶的人均家庭總收入從 2012 年的 9.894 到2014年的10.204然后到2016年的10.3 1 1 ，而轉出戶的人均總收入也隨著時間的變化從9.615到9.767然后到 9.785；而非流轉戶的人均總收入隨著時間的變化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趨勢，均低于農地流轉戶，說明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也隨著時間逐漸增加，且均高于未參與農地流轉戶。從家庭收入結構來看，轉入戶的農業經營收入仍然具有相對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產權制度的穩定性和農業機械化服務不斷增加，農業生產表現出強勁的投資熱情，進而帶來農業經營收入的增加。在轉移性收入、非農務工收入和財產性收

入方面，轉出戶和轉入戶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時間趨勢，具體的影響需要通過實證分析

得到。表3-6 農戶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單位：元

年份農戶類型人均總收入農業經營收入非農務工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

未流轉戶 9.400 & 001 7.834 5.611 0.022

2012 轉入戶 9.894 9.115 6.360 5.119 0.683

轉出戶 9.615 5.671 7.483 5.053 3.749

所有樣本 9.622 7.924 7.254 5.377 1.249

未流轉戶 9.294 7.902 6.712 5.850 0.021

2014 轉入戶 10.204 9.297 6.324 5.588 1.621

轉出戶 9.767 5.290 6.966 5.710 4.317

所有樣本 9.615 6.703 6.886 5.786 2.204

未流轉戶 9.457 7.829 6.897 6.107 0.019

2016 轉入戶 10.311 9.423 6.560 5.848 1.942

轉出戶 9.785 5.119 7.378 6.056 4.278

所有樣本 9.660 6.154 7.194 6.075 2.644

未流轉戶 9.385 7.914 7.178 5.847 0.015

2012-2016 轉入戶 10.085 9.242 6.396 5.431 1.261

轉出戶 9.751 5.271 7.238 5.767 4.524

所有樣本 9.632 6.927 7.111 5.746 2.032

數據來源：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整理而得。

注：表格中的數據為收入的對數值。

3.3.2農戶農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農地的流轉和集中實現農地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一種選擇，也被大多農戶所接受。在一定時期內，農地流轉解決了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細碎化經營的問題，實現了一定的規模經濟。但是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不斷實施，農地流轉政策紅利不斷釋放，農地流轉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農業規模經營以及實現現代化。

3.4.1.1農地流轉率增幅降低

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顯示， 2017 年農地流轉面積 5.12 億畝，農地流轉比率約 37%。然而，近幾年我國農地流轉呈現“內卷化”，農地流轉增速逐年回落。調查樣本農地流轉情況見表3-2， 2012年參與農地流轉的農戶數為396戶，占總農戶比為56.81%；其中轉入戶為 293 戶，轉出戶為 134戶；2014、和 2016年農地流轉戶為分別 554戶和 482戶，分別占總農戶比例為 53.32%和 57.24%。總體來看，農地流轉比例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一方面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推動，國家政策的紅利不斷釋放，農地流轉增長率不斷

49 下降；另一方面，雖著機械化程度的不斷增加，小農戶可以利用機械化釋放部分勞動力，減少農戶進行非農就業的機會成本，因此一部分農戶選擇將農地自己保留實現農業自身生產過程，從事農業生產經營，進而降低小農戶的農地流轉比例。

3.4.1.2農地流轉以小規模為主雖然農地流轉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地細碎化問題，但是由于面臨較高的機會成本和交易成本，難以實現農地的大規模經營，農地流轉多發生在親戚、鄰居等小農戶之間，仍以小規模經營為主。統計數據顯示， 2015年底，我國約有80%的小農戶的農地經營面積只有不到10畝，而我國全部農戶的經營面積的平均值只有畝（匡遠配和陸鈺鳳

2018）。表3-3所示， 2012年、2014年到2016年的數據中，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的農戶分別為482戶， 783戶和632戶，分別占當年調研農戶的69.1%， 75.4%和75%，說明當前農戶經營中小規模經營戶仍有很大比例，農地流轉仍以小規模為主。

從流轉類型上來看，在未流轉農戶樣本中，經營規模集中在 0-10 畝的農戶最多，占所有未流轉農戶數比例在 85%左右，說明我國小規模經營局面還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其次，從經營規模上看，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轉入戶占比越來越多，說明農地逐漸從小農戶流向農地規模經營戶手中，農地流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最后，從時間層面上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 20 畝及以上的規模經營戶的占比變化趨勢不大，說明通過農地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目標短時間內無法實現。

3.4.1.3 農地流轉程序操作不規范農地流轉市場是一個包含親緣、人情在內的特殊市場，其衍生的非正式制度更具有約束力和有效性（鄒寶玲和羅必良 2016）。中國農村形成的特殊親緣關系會形成一定的社會網絡，其對傳非正式契約具有顯著影響（王祥玉等 2020）。因此，中國農地流轉市場普遍存在非正式和短期化契約形式（王亞楠等 2015）。在產權不穩定時，土地流轉主要發生在村組內部親戚、鄰居之間，尤其是高價值農地多流向與轉出方有親緣、地緣關系的人手中（孔祥智等 2020），不利于農地向生產經營能力強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這對形成正式化的契約帶來制約，因此在整個農地流轉程序中存在很多不簽合約或者簽訂短期合約的行為。

同時，有些農戶即使簽訂合約，也表現出了很多不規范的操作。比如，在簽訂合約過程中，很少將合約中涉及的風險提前以條款的形式表示出來，僅對流轉時間和流轉價格進行一定的規定，而針對價格是否根據經濟的發展或外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合同是否隨時終止、合同簽訂期限、對提前結束合同的違約行為約束等問題都難界定清楚，這將為后面的糾紛留下了隱患。課題組數據分析顯示，按照農地流轉期限是否是長期進行統計（其中，轉出戶流轉期限的中位數為9年，即大于9年為長期；同理，轉入期限大于5年的為長期）， 2016年流轉農戶中，轉入戶流轉期限為長期的農戶占比為42.39%，

而轉出戶流轉期限為長期的農戶為44.97%，農地流轉期限處于長期的農戶均不到一半。在所有流轉農戶中，合同簽訂比例為34.61%，其中能隨時終止合同的比例為58.72%，超過半熟的合同可以隨時終止，說明合同簽訂效力很低；從簽訂合同的對方主體類型來看，通過村集體或者農業企業等合同效力比較強的主體流轉比例為25.88%，說明農地流轉仍多存在于小農戶之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程度較低，農地流轉不規范程度較高。

3.4.1.4農地流轉過程中 “非農化”和“非糧化”現象嚴重

伴隨著農地流轉和農地確權政策的頒布實施，農地流轉不斷實現了農地的規模化經營，農地確權的實施更進一步促進農戶對農業生產進行長期投資，有利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然而，農地流轉政策的頒布同樣對農業生產業帶來了一定的威脅和約束。農地流轉政策的實施為農村引入了工商資本，會導致資本對資本的追逐，而農業又是一個比較效益低下的行業，因此在實際過程中有較多的農戶或企業通過農地流轉過來的土地更多的種植經濟作物或者能有更多利益的建設用地等，改變了耕地的類型，導致農地的非糧化和非農化。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通過政府或者村集體等渠道流轉的大規模土地用來種植農作物面積占比大概為30%，比如在山東曹縣一個流轉200畝農地的農戶，只有30畝左右用來種植小麥或玉米，其他更多用來種植桃樹、梨樹等果樹。采訪中發現農戶最大的顧慮在于小麥和玉米的相對效益比較低，受自然環境影響更大，而種植果樹不僅可以有相關技術可以引入，還有政府單位會給予一定的技術支持（種苗政府單位可以供應，以較低的價格或者零成本）或者資金支持（生產資料的補貼，流轉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會給予補貼）；另一個原因水果的市場價格是小麥、玉米的好幾倍，給農戶帶來更大的收益。同時，有些大規模經營戶還用來種植牡丹等觀賞花卉。在河南、安徽也會出現大規模經營戶在流轉農地上種植觀賞樹木、蔬菜大棚等，甚至有些經營戶就是為了得到國家補貼，流轉后的土地處于撂荒的狀態，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有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流轉耕地的非糧化率約為27%，其非糧化現象在中國存在較為明顯的南北差異、地區差異[耕地為何"非糧化"？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有三方面原因（baidu.com） http://baijiahao.biadu.com.

51]。中國南方耕地的非糧化率可能更高，達到40%以上，可見我國在農地流轉之后，農地的非糧化現象比較嚴重，這對我國的糧食安全將帶來一定的威脅，如何實現農戶增收和糧食安全雙重目標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4農戶服務外包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3.4.1農戶服務外包發展現狀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創新農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方式，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的規模化經營通常需要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來實現，管理模式的創新也是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的重要路徑。“服務外包”是農業管理模式的重要創新，體現了社會化分工和規模化經營的特征，農業外包的發展有利于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推動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甚至整個農業產業的發展（李寅秋 2014；陳超等 2012）。

3.3.2.1樣本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程度

為了更直觀的看出農戶對生產環節外包的選擇程度，這里依據農戶對生產環節個數簡單表示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因為本研究主要分析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環節，因此0代表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采用服務外包，4代表這4個生產環節均采用了服務外包。由表 3-7 所示，在小麥生產過程中有近 20%的農戶會不采用生產環節外包，而玉米生產過程中有更高比例的農戶沒有生產環節外包行為。可能的原因是，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糧食主產區農戶的土地細碎化現象比較普遍，小塊土地的外包成本比大塊的外包成本更大，且更不容易獲得外包服務，所以一定比例的農戶可能是因為無法獲得有效的外包服務提供導致沒有采用服務外包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服務外包的供給和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從生產環節外包程度上來說，有 64.86%的農戶會在小麥生產過程中選擇 3 個環節進行外包，而玉米生產環節中有較多的農戶選擇 2個環節外包，這說明小麥生產過程中的外包程度高于玉米生產的外包程度，因此在后面的實證分析中，本研究會主要針對小麥生產環節的外包選擇行為進行分析。可能的解釋是，小麥比玉米有更多種植環節需要外包，比如在小麥生產過程中，需要多次的施肥和病蟲害防治等行為，而玉米在生長周期只需要 1-2次即可；另外，小麥是農戶的基本口糧，而玉米有很大比例作為生產資料投入工業生產過程中，因而農戶對小麥的生產過程會給與更多的投資，保障農戶的口糧安全和生存需要。同時，有較少比例農戶選擇了全生產鏈外包，是因為在實際外包服務提供過程中，對植保環節的提供較少，農戶很難選擇到合適的服務外包供給主體，形成需求大于供給的局面。

表3-7 樣本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程度

環節外包個數 0 1 2 3 4 合計

小麥 74 2 51 251 9 387

玉米 108 16 174 80 9 387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出。

同時，為了對應論文中實證部分使用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的計算方式，如第四章節中式（4-6）和（4-7），這里同時使用該公式計算的生產外包程度來表示。由上述可知，玉米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要明顯低于小麥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外包程度，所以

這里僅展示小麥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見表3-8。

表 3-8 小麥種植戶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情況

整體環節耕地環節收割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

0.321 0.120 0.113 0.054 0.064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出。

如表 3-8 所示，小麥種植戶的整體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為 0.321，分環節外包程度可知，耕地環節和收割環節的外包程度分別為 0.120 和 0.113，播種環節和植保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分別為 0.054 和 0.064，這說明耕地和收割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普遍高于播種和植保環節的外包程度。

3.3.2.2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的需求意愿與選擇行為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糧食主產區玉米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要明顯低于小麥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外包程度，因此本研究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領域具體到小麥種植領域。小麥的生產環節具體可分為耕地、播種、植保、灌溉、施肥、收割、干燥和儲蓄等8個環節，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灌溉、施肥、干燥和儲蓄環節的外包程度很低，難以影響農戶參與農地規模經營行為，因此，本研究著重分析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四個環節的服務外包行為。從表3-9可以發現，不同生產環節下，農戶的外包需求意愿、外包選擇行為各自之間存在明顯的偏差，而同一環節下，農戶的外包需求意愿和外包選擇行為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偏差。

由于不同生產環節對不同生產資料的需求不同，本研究將不同生產環節分為勞動密集型環節和技術密集型環節，具體可以分類為：耕地和收割環節為勞動密集型環節，播種和植保環節為技術密集型環節。由數據分析可知，整體上農戶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中的外包需求意愿較強，而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的外包需求意愿相對較弱。具體來看，在小麥生產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的耕地和收割環節，農戶具有外包意愿的農戶比例分別為 82.69%和 81.65%，略高于技術密集環節的播種環節，但明顯高于植保環節占比，后兩者具有強烈外包意愿的農戶比例分別為 81.40%和 59.43%。農戶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實際選擇外包的比例同樣高于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在耕地和收割環節，農戶外包需求意愿與選擇行為保持一致的比例分別高達92.50％和94.82％，而播種環節的這一比例為 89.21 ％，病蟲害防治等植保環節的比例僅為 6.96%。

由上述分析可知，勞動密集型環節的服務外包的需求意愿和選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達到一致，說明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外包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可以基本滿足農業生產需求；但是技術密集型環節在外包需求和行為方面明顯存在一定的缺口，特別是植保環節的意愿和選擇之間嚴重脫節，如何提高技術密集型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是制約小農經濟向服務規模經濟轉變的關鍵。

表3-9 樣本農戶服務外包的需求和選擇行為

服務外包需求服務外包選擇

生產環節農戶數占比(%) 農戶數占比(%)

耕地環節 320 82.69 296 92.50

收割環節 316 81.65 299 94.62

播種環節 315 81.40 281 89.21

植保環節 230 59.43 16 6.96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岀。

注：服務外包需求占比為有服務外包需求農戶占總樣本農戶占比；服務外包選擇占比為有外包行為的農戶占有外包需求農戶的占比。

3.3.2.3不同規模農戶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差異

表 3-10 分析了不同規模農戶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差異。橫向對比農戶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差異，小麥生產過程中，耕地、收割和播種環節采用服務外包的比例均在 70%-90%之間，處于較高水平，而植保環節的服務外包水平很低，幾乎位于 5%以下。說明不同環節的外包程度差異很大。正如前文分析所示，植保環節外包服務供給和需求差異較大，所以亟需加強技術密集型環節的服務外包技術水平。

縱向對比不同規模之間的環節外包程度差異，在耕地、收割和播種環節，在經營規模 0-1 0畝之間，各環節的外包程度都處于高位；當農地經營規模處于 15畝及以上時，各生產環節的外包程度有所下降。這是由于當農戶的經營規模不斷增加的過程中，農戶會逐漸增加對農業固定資產的投資，逐漸從購買外包服務逐漸向自己購買機械實現自給自足轉變，完成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從需求者到供給者之間的轉換。此時，農戶也完成了從小農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規模性經營主體轉變。而在植保環節，隨著規模的增加，植保環節的外包程度沒有明顯的變化，這進一步證明了植保環節的服務外包供給主體不足，外包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差異較大。

表3-10不同規模農戶生產環節的服務外包程度差異占比單位：%

，…十耕地收割播種植保農

農戶數占比農戶數占比農戶數占比農戶數占比 (戶)

(0,5) 69 84.15 73 89.02 66 80.49 1 1.22 82

[5,10) 102 81.60 102 81.60 103 82.40 9 7.20 125

[10,15) 17 77.27 17 77.27 17 77.27 1 4.55 22

[15,20) 48 76.19 46 73.02 40 63.49 1 1.59 63

20 畝及以上 60 63.16 62 65.26 55 57.89 4 4.21 95

合計 296 76.49 300 77.52 281 72.61 16 4.13 387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出。

3.3.2.4不同環節外包與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情況

本研究將整體生產環節分為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

生產環節，并將耕地環節和收割環節歸為勞動密集型環節，將播種環節和植保環節歸為

54 技術密集型環節，進而分析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影響的異質性，分析結果見表3-1 1 和表3-12。

表 3-11 整體環節外包農戶的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情況分析

整體環節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

農戶收入農業生產農戶收入農業生產農戶收入農業生產

外包 18878.32 919.68 18709.03 919.72 18477.51 931.22

未外包 17698.00 874.40 17713.14 874.82 17578.89 869.05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出。農業生產用小麥的畝均產量表示，單位為斤/畝；農戶收入用家庭人均純收入表示，單位為元/人/年，下表同。

從表 3-11 中可以看出，整體環節服務外包、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環節服外包農戶的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均高于整體環節未外包的農戶，說明生產環節服務外包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從表 3-12 中可以看出，不同環節服務外包均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和農戶收入水平，但不同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具體表現為，與其他環節的服務外包相比，植保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促進作用最大。

表 3-12 不同環節外包農戶的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情況分析

變量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收割環節

農戶收入農業生產農戶收入農業生產農戶收入農業生產農戶收入農業生產

外包 18980.00 919.99 18477.51 931.22 24586.72 964.63 18229.65 920.65

未外包 17604.14 889.98 17578.89 869.05 17572.20 914.97 17753.64 873.28

數據來源：根據調研數據整理得出。農業生產用小麥的畝均產量表示，單位為斤/畝；農戶收入用家庭人均純收入表示，單位為元/人/年。

3.4.2農戶服務外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也是農業分工深化和專業化發展的過程，更是農業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過程。然而，中國仍是小農戶分散經營模式，在農業規模化進行中，如何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就需要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能夠滿足小農戶服務外包的有效需求，同時更應該積極提高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專業化能力。但是，我國社會化服務組織的服務能力還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現在全產業鏈專業化服務力量薄弱、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均衡、面向小農戶的服務組織體系不健全導致市場化農業服務供給面臨專業化升級瓶頸。

3.4.2.1服務外包供給和需求脫節，全產業鏈專業化服務力量薄弱隨著農地規模經營的發展，也催生了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出現和完善。家庭農場、規模種植戶以及合作社、農業企業的出現必然伴隨著對社會化服務組織的需求。然而，隨著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對服務社會化服務組織也是一個從需求到供給的過程，因為社會化服務組織需要較多的資本要素，這也制約著諸多新型農業經營組織難以實現服務的供給，

隨著自身發展的需求，經營規模的增加、社會資本的積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能力也有需求將對服務外包的需求向供給轉變。但是，我國仍是以小農為主的生產經營方式，小農戶如何通過社會化服務轉變農業生產方式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關鍵。

調研過程中發現，社會化服務組織對小農戶的服務主要集中于某些環節，而在全生產鏈中的服務力量還比較薄弱。眾所周知，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且在中國也呈現了南北差異的局面。顯示過程中，在小麥收割時期，中國就會岀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一些收割機械隊岀現從南向北的轉移，完成整個收割環節的工作。北方農戶對服務組織的需求呈現一定的被動型，面臨小麥種子成熟度較高時，但是沒有合適的機械進行收割，會導致部分小麥散落在土地里，降低小麥的產岀率。同時，農戶在耕地和收割的環節大概率能滿足農戶的需求，但是播種和植保環節的服務組織較少，供給難以滿足小農戶的需求。播種環節雖然有些小機械可以代替人工，但服務供給程度無法與收割環節進行比較，同樣會增加農戶的非農務工的機會成本；植保環節滿足程度更，因此，可以看岀我國全產業鏈專業化力量還比較薄弱。

同時，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供給也來源于需求。雖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專業化服務需求強烈，且更需要產前產后和全產業鏈層面的服務。但是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較少，難以形成大規模性的有效需求，難以刺激全產業鏈層面的專業化組織的發育，這就將導致現有需求難以刺激供給的發展，反過來導致供給難以滿足需求的困境。這需要國家投入相應的資金、技術和政策市場鼓勵社會化服務組織的發育，同時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形成，為市場提高有效的市場容量，促進服務市場的發展。從不同農業生產環節來看，供給和需求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技術密集型環節的服務外包需求大于供給。與勞動密集型相比，技術密集型的服務外包對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發展的牽制作用更大。

3.4.2.2市場服務供給產業覆蓋不均衡

農業種植不僅有糧食作物、還有經濟作物或者其他特色的作物種類，現目前的社會化服務市場提供的服務主要針對于平原地區的大田作物，比如小麥、玉米和水稻的收割、耕地等環節，而針對于經濟作物或者其他特色作物的社會服務水平很低，難以滿足部分農戶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即使在平原地區的大田作物，比如小麥和玉米的社會化服務水平也有差異，但經濟作物等產業的現代化，對技術化、專業化和規模化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的依賴程度更大。由于專業化技術更高的經濟作物的服務需求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容量，且對形成針對經濟作物等專業化更強的服務組織供給的要求就更嚴苛，技術更先進，因此社會上就難以形成針對經濟作物的社會化服務組織，導致市場上服務供給產業覆蓋不平衡，因此也會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作物、特色作物的現代化的銜接。

3.4.2.3面向小農戶的服務組織體系不健全

小農戶仍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主體。與小農戶對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面對

56 社會化服務組織時的談判能力更強，因其具有更大的規模性，更多的資本和技術來吸引社會化服務組織為其提供服務。新型經營主體的規模化經營為服務組織提供了一定的市場容量，降低服務組織的成本，提高其工作效率，進一步提高其收益。對于小農戶來說，小規模農戶的土地規模小，細碎化程度高，而面對強大的服務組織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和談判能力，則小農戶將面臨生產成本增加的風險；而對于服務組織同樣由于小農戶的規模小會增加其組織成本，導致服務組織給小農戶服務的積極性不高，因此小農戶和服務組織之間的匹配度角度，小農戶難以通過社會化服務組織起到氣質增效的作用。因此，打破小農戶與社會化服務組織之間的鴻溝才是將小農戶通過服務規模經營融入到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化解小農戶與社會化服務組織之間的矛盾，就是要不斷提高小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將一定區域范圍內小農戶的服務需求集中連片，形成一定的市場容量，為社會化服務組織的介入提供基本前提，進而達到小農戶降低生產成本和社會化服務組織降低其操作成本和組織成本的雙贏局面。其中，村集體，合租社、農業企業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是實現小農戶與服務組織的橋梁，如果這些新型農業經營組織發展的不充分，則難以發揮其橋梁作用，不能有效實現小農戶與專業化服務組織之間的對接。最后，要不斷加強面向小農戶的服務組織體系建設，提高其服務能力，將小農戶納入農業現代化軌道是發揮其社會責任的根本。

第四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分析

4.1問題的提出

十九大提岀“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中國是典型的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生產大國，有著2.3億小農戶，因此在既能堅持小農主體地位，保障其基本利益，又能在此基礎上實現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是實現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問題（宋洪遠等 2020）。由于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以及農業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農村凋敝現象越發凸顯，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原有的小規模、細碎化經營模式已經根深蒂固，因此通過何種方式激發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是實現農業換發生機的關鍵，也是實現產業興旺，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

在理論上，學術界一直將“農地規模經營論”和“服務規模經營論”兩者對立，分別獨立進行研究。但在實踐中，規模經營是農業走向現代化的關鍵途徑。實現規模經營也是國家政策和地方實踐一直所推崇的，同時隨著農業科技的推廣與應用，農業生產性服務迎來了空前市場，岀現了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并存的現象。為什么理論和實踐會岀現相反的發展方向呢？土地和服務的規模經營真的是理論中只能獨立存在的么？因此關于兩者的關系的討論是本節重點關注的問題，能否將兩者放在同一框架下展開討論而不是獨立岀來應該更加符合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現實狀況，尋找農業經營方式轉換的可能性空間和發展途徑，從而更全面的把握農業經營方式轉型的戰略選擇。從微觀農戶的行為選擇角度來看，農業服務規模經營和農地規模經營分別對應用戶的服務外包行為和農地流轉行為，因此，本研究將宏觀層面的農業服務規模經營和農地規模經營的相互影響轉化為農戶兩類行為選擇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實證研究。

目前對于兩種經營方式關系的研究已經有較多的積累，但是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則很少有學者關注。在中，有學者研究發現土地經營規模越大會增加生產性服務的意愿和需求（王釗等2015）,還有學者認為兩者規模經營可能存在倒“U”型關系，即土地經營規模逐漸增加，農戶對生產性服務采用意愿呈現岀先升后降的趨勢，在土地經營面積達到一定規模時，對于農戶而言選擇自購農機成本更低，因此采用生產性服務的意愿會降低（胡新艷等 2015；陳昭玖和胡雯 2016）。對此洪煒杰等（2017）運用全國水稻種植戶的微觀調研數據進行驗證，研究發現即使在土地經營面積達到一定規模時，農戶為了避免購買大型農機帶來的沉沒成本而繼續選擇增加租用農機生產性服務。對于服務經營規模影響土地經營規模的研究，學者們較少關注，且多數學者從農地轉入的角度來分析服務外包市場對農地轉入及其規模經營的影響（姜松等 2016；洪偉杰等 2019；楊

子等 2019）。實際上，服務外包在本質上是一種替代勞動力的生產要素，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服務外包的出現為農業生產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進而又會引致農戶作出土地流轉相關決策。

本研究結合現階段外包市場的實際情況，分析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上述分析得知不同經營規模服務外包成本也有差別，因此本研究還會討論不同土地經營規模農戶，服務外包市場的發育對其農地流轉行為的異質性。其次，分析農地流轉（農地經營規模）對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對于不同經營規模的農戶其資源稟賦有著較大的差別，對于選擇服務外包的行為也會產生差異，因此需要進一步討論經營規模對服務外包的異質性影響。

4.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對規模經營農戶來說，規模經營農戶通過轉入土地實現了農地規模經營，并且隨著土地規模的擴大，其生產過程也越來越依賴于外包服務（王志剛等，2011）。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規模經營農戶的勞動力稟賦常常難以滿足農地規模經營的用工需求（朱文玨和羅必良 2016），作為勞動力的替代要素，服務外包可以提高農戶對土地的需求（洪煒杰 2019）。除了緩解勞動力約束，服務外包還可以通過緩解規模經營農戶的技術約束和資金約束，進而緩解其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約束，促進農地規模經營的發展（楊子等 2019）。由于農業機械較強的資產專用性，與自購農業機械相比，服務外包很好的降低了家庭經營成本，對農戶自身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的意愿有較強的的促進作用，改變其農地規模經營行為（姜松等 2016）。

對小規模經營農戶來說，服務外包能夠解決小農戶對接大市場和機械替代人力畜力問題，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冀名峰 2018）。小農戶通過利用服務外包減輕自身農業勞動力的不足抑或是勞動力機會成本較高等問題，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在生產性服務市場中推動了服務外包的發展，進而形成服務規模經濟（羅必良 2017）。小農戶通過購買外包服務可以誘導縱向分工，實現外部化的“服務規模經濟”，有效降低農戶交易成本和投資約束（張露和羅必良 2018）。服務外包等生產性服務的發展，無疑是農業生產分工的一種表現，成為農業生產中技術提供者，通過引入現代生產要素替代小農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羅必良 2020），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小農戶的土地需求增長，并且抑制其轉出土地。

（2）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影響。農戶實現農業機械化生產中一般情況下會面臨農機自購或者服務外包兩種選擇，但由于農戶自身資源稟賦的差異使得農戶在這兩種選擇中會有較大的差異，也會對農業不同生產環節采取差異化策略（王全忠和周宏 2019）。因此在研究兩種規模經營的關系時，不能單純的當作線性關系，對于不同土地經營規模

59 的農戶可能采取的服務外包策略是不同的。對于小規模經營農戶，由于農業機械資產專用性較強，自購農機會形成沉沒成本，且多數小農戶并不具備自購農機的經濟實力，相比之下選擇成本較低的服務外包，緩解勞動力約束；只有當農戶轉入土地達到一定規模時，自購農機通過規模效應抵消其帶來的沉沒成本，農機利用率也會大幅提高，減少生產性服務的使用，進而在農業生產中盈利。對于農地轉出戶，多余的家庭勞動力會傾向于投入到非農就業等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在一定程度上農戶會降低對農業服務外包的投入。轉出戶一方面可能采用粗放化經營的方式進行農業經營，有可能仍采用服務外包的形式代替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的環節投入，但為了降低非農就業的機會成本，一定會比未流轉農戶或轉入戶投入的服務外包程度較弱。

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 4-1：服務外包可以通過緩解經營規模農戶的勞動力約束、技術約束和資金約束，提高規模農戶對土地的需求，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同時亦會促使小農戶的土地需求增長，并且抑制其轉出土地。

假設 4-2：農地轉入有利于促進服務外包的采用，而農地轉出則不利于服務外包。

假設4-3：農地經營規模與服務外包呈倒“U”形曲線關系，拐點前，農地經營規模越大農戶服務外包水平越高，越過拐點后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戶服務外包水平將會降低。

4.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4.3.1樣本說明

本章節研究基于連續跟蹤法形成的10縣623戶農戶的面板數據（包括2012年、2014 年和2016年樣本數據）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等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的關聯性。由于糧食主產區玉米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要明顯低于小麥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外包程度，因此本研究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領域具體到小麥種植領域。同時由于 2013-2017年有68戶農戶為全部轉出戶，沒有種植小麥，因此本研究使用555個小麥種植戶的數據來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聯性。分析樣本特征可知，平均農地流轉發生率為55.52%，說明與全國水平相比，糧食主產區的農地流轉比例已處于較高水平。分析樣本農戶特征可知，農戶家庭人口均值為4.1人，戶主平均年齡54.77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農戶比例達86.46%，農村土地租金均價處于較高水平為408元/畝/年，但是最高租金水平已經達到2300元/畝/年，說明農地流轉市場市場化程度差異很大，仍有較多的農戶的流轉農地租金處于較低水平或處于無租金狀態。家庭土地資源稟賦不足，戶均承包地面積約8畝，人均不到2畝，且細碎化程度較高，平均土地塊數為2.67塊。

4.3.2模型設定農地流轉行為會導致農地的規模化經營，會使用更多農業機械服務的事實，將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出去，服務外包市場的形成反過來會影響農戶參與農地規模經營行為，兩者關系可能存在雙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同時從理論上分析模型中可能未包含同時影響兩者的因素導致存在遺漏變量的情況，因此如果本研究中的模型存在互為因果和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那么OLS估計極有可能會高估因果效應。對于以上可能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使用動態面板模型，并將FE-OLS模型結果作為對比，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

4.3.2.1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本研究構建如下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分析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

LZit = ^i + 0i x OSoit + 02 x OSoit * LZit + y x Xit + 久i + 色 + £it （4-1）

式（4-1）中的被解釋變量LZit為第i個農戶第t期的農地流轉行為（主要包括是否轉入、轉入面積、是否轉出和轉出面積）。關鍵解釋變量OSoit為第i個農戶第t期的服務外包情況，用整體環節外包服務水平表示。Xit為一組影響農戶農地行為的控制變量；為了控制省份差異，本研究進一步控制了省份的個體效應血，同時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色， git是特異擾動項。

同時為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和滯后期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納入模型中，使得全部可觀察到的效果與滯后項產生一定的關聯，利用廣義矩陣估計方法，以提高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因此將模型（4-1）改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形式，見式（4-2），

LZit = ai + 0oLZit_i + BiOSoit + BzOSott * LZu + ^OSoit-i + YXit （4-2）

+ 久i + + £it

式（4-2）中，LZit-i第i個農戶第t-1期的農地流轉行為；OSoit-i為第i個農戶第t-1期的服務外包情況，這里用自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來減少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內生性問題。

4.3.2.2農地流轉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構建如下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分析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影響。

OSoit = ai + 0iLZit + 02OS°it * LZit + Xit + 久i + d + £it （4-3）

同式（4-1）所示，被解釋變量OSoit表示第i個農戶第t期的整體環節外包服務水平。

關鍵解釋變量LZit為第i個農戶第t期的農地流轉行為。Xit為一組影響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控制變量；省份個體效應血時間固定效應色，隨機擾動項％。

同樣為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和滯后期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納入模型中，使得全部可觀察到的效果與滯后項產生一定的關聯，以提

高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因此將模型（4-3）改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形式，見式（4-4）。

OSoit = a，i+ PoOSoit-i + BilZit + P2OS0H * LZit + 03血讓_1 + Y^it （4-4）

+ 久i + 0t + £it

（3）農地經營規模對服務規模經營的影響—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本部分將選取農戶采用服務外包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土地經營規模為核心自變量

（李文明等 2015；鄒偉和張曉媛 2019；曹鐵毅等 2021）。由于農戶經營規模與農戶服務外包行為之間可能存在著非線性關系，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土地經營規模平方項（倪國華和蔡昉 2015；胡新艷等 2018），通過其顯著性判斷非線性關系猜想是否成立。模型如式4-5所示：）

OSoit = Bo + Bi Lit + 02 Lft + 03 Xit + 久i + + “ （4-5）

式（4-5）中，OSoit表示第i個農戶第t年的服務外包程度，ht表示農戶的農地經營面積，L2t即為農戶農地經營面積的平方，在回歸時對該變量取對數。益上為控制變量， 00~03為待估參數，“是隨機誤差項。

4.3.2.3服務外包程度測量

本研究對小麥生產環節外包程度的衡量借鑒陳超（ 2012 ）、張忠軍等（ 2015 ）的方法，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程度的計算公式表示如下：

OSi =為◎半（4-6）

其中，OS表示生產環節的外包程度；i表示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生產環節，在本研究中包括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病蟲害防治環節）四個環節；3表示小麥的某個生產環節在整個過程中的重要程度。由于農業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的產出值無法從中完全剝離，因此只能從投入環節入手分離各環節，本研究中擬采用第i個環節所支付的費用占所有生產環節總費用的比值來衡量不同生產環節的重要程度（陳超等 2012）。因此，上述公式可以進一步轉化為：

OSi =》i （牛）=為今（4-7）

此式為計算生產環節外包程度的最終公式。其中，G表示外包第i個生產環節所支付的費用，人表示第i個生產環節所投入的總費用，/表示所有生產環節總費用。文中，OSi 中 i=0， 1， 2， 3， 4， 14， 23分別表示總生產環節外包、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收割環節、勞動密集型環節（耕地環節和收割環節）和技術密集型環節（播種環節和植保環節）。

4.3.3變量選擇

因變量。（1）農地流轉：農地流轉是農地規模經營的前提條件，農地流轉包括土農地流出和農地流入，因此，本研究從農地是否轉入（是=1 ，否=0）和是否轉出（是

=1，否=0)變量兩個方面的農地流轉決策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2)服務外包：農戶參與服務規模經營的方式是通過將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實現的。整體環節來看，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環節，任一環節選擇服務外包，則表示為服務外包=1，否則=0。

控制變量。本研究選擇4個控制變量組避免其他因素對本研究產生干擾。第一組為種植決策者特征變量組，考慮到戶主作為家庭主要決策者，選取戶主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第二組為家庭特征變量組，包括家庭人數、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負擔比、家庭人均純收入以及人情支出占比。第三組為承包土地面積、細碎化程度、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經濟組織。第四組為地區特征變量組，選取村莊經濟發展水平、村莊地理位置、是否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是否確權以及省份虛擬變量對不同地區外部環境因素進行控制。

4.4實證結果分析

4.4.1服務外包行為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分析

4.4.1.1基準回歸

本研究分別使用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就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1。在FE-OLS模型中，為了降低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的內生性并分析出農戶這兩種參與規模經營行為的相關性，本研究主要實證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滯后期對農地流轉的影響以及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滯后期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在SYS-GMM模型中，同樣加入了自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固定效應模型還是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農戶參與兩種規模經營方式的關聯性均表現為相同的趨勢，說明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如表 4-1 所示，在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中，服務外包的滯后期對農戶農地轉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農地轉出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滯后一期的服務外包行為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但會抑制農地轉出。從邊際系數來看，服務外包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大于對農地轉出的抑制作用，這說明服務外包的提高會增加農戶對農地的需求，進而減少農戶轉出土地而增加農戶轉入土地。可能的原因是，服務外包的增加可以降低農地對勞動力的約束，降低小規模農戶家庭非農務工的機會成本，進而降低小農戶轉出農地的意愿；同時服務外包會降低大規模經營對技術和資金的約束，進而促進大規模農戶轉入農地的需求，驗證了假說4-1。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服務外包可以通過緩解農戶的資本約束、勞動力約束和技術約束，引致農戶對農地的需求，進一步促進農地流轉及農地規模經營的形成。其中，服務供給主體為了節省服務成本，提高供給服務的收入，服務主體會傾向于已經實現了土地土地集中的農業經營主體，實現連片作業，甚至可能會促成類似的土地集中，實現農地

規模化經營。因此，服務規模經營一定程度上依賴農地的規模集中，同時會反過來促進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

表4-1 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分析

FE-OLS SYS-GMM

變量農地轉入農地轉出農地轉入農地轉出

服務外包 0.510 -1.539***

(1.110) (-5.650)

服務外包 0.235*** -0.082*** 0.296*** -0.083***

(-1) (4.700) (-2.220) (2.780) (-2.370)

農地轉入

農地轉入 0.052**

(-1) (2.380)

服務外包*農地轉入 1.752*** 2.200***

(27.800 ) (3.110)

農地轉出

農地轉出 -0.057

(-1) (-0.660)

服務外包*農地轉出 -1.349*** -2.255***

(-19.630) (-7.320)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4.4.1.2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知，服務外包促進農地轉入，抑制農地轉出。從農地流轉市場的角度來看，部分農戶的轉入必定以部分農戶的轉出為基礎，整個農地流轉市場中農地轉入面積和農地轉出面積應該是相等的。

如上文分析所述，服務外包市場通過技術替代來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已有研究發現，農戶的耕地經營規模越大又有利于節約生產成本，而促進農戶采用服務外包行為（王釗等 2015，煒洪杰等 2017）。這意味著，服務外包市場對不同農地承包規模農戶的影響具有異質性。隨著農地承包耕地面積逐漸增加，農戶轉出農地的傾向性越低越有利于轉入農地，因此在服務外包市場發育的誘導下，容易出現“馬太效應”即大規模經營農戶會傾向于繼續擴大經營規模，小規模農戶在土地流轉市場的驅動下會減少經營規模甚至退出農業生產。因此，本部分針對不同承包規模農戶的異質性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從表4-2中可以看出，在家庭承包經營規模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中，家庭承包規模對農地轉入的影響中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影響系數為正，對轉出系數顯著，但是方向為負，即經營規模與轉出為負相關關系，經營規模越大越不利于轉出。在家庭承

包面積與服務外包程度的交互項中可以看出，交互項系數在農地轉入行為中顯著為正，在農地轉出行為中顯著為負，說明對于承包規模更大的農戶而言，服務外包市場的發展對提高土地投入的激勵更大，誘導農戶土地轉入行為；對小農戶來說，則服務外包可能更有利于農戶轉出土地而不利于轉入農地。總體來看，服務外包對大規模農戶轉入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而對小規模農戶轉出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這與章丹等(2022)的結論一致。因此，本文結論進一步驗證了假說4-1。

表4-2 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是否轉入是否轉出

變量系數 t值系數 t值

服務外包(-1) 0.431*** 4.540 -0.614*** -6.530

規模 0.001 0.060 -0.005* -1.700

服務外包(-1)*規模 0.024*** 3.430 -0.028*** -3.930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

R2 0.191 0.506

F值 13.770 59.690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4.4.2農地流轉行為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分析

4.4.2.1基準回歸

農業規模經營不只是字面上的土地集中形成規模(韓俊 2019)，而是還包含了生產性服務的規模經營在內的復合概念，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相輔相成(胡凌嘯 2018；胡新艷等 2018)，應得到同樣的關注和重視(陳錫文 2016)。基于上述結果可知，服務外包會促進大規模農戶轉入農地，小規模農戶轉出農地，即服務外包有利于農地的規模經營的實現。本部分主要分析兩者的反向關系，以驗證農地流轉行為是否對服務外包同樣具有促進作用。下文將分別實證農地轉入行為和農地轉出行為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實證結果如下表4-3所示。

在農地流轉行為對農戶服務外包的影響中，農地轉入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農地轉出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的原因是，農地轉入戶在農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為了彌補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約束，農戶會增加對服務外包的依賴性，會顯著促進服務外包程度的增加；農地轉出戶對農業生產投入的精力和時間較少，從將農業生產進行粗放化經營，為了節省農業生產成本而選擇將生產環節不外包，因此降低了農戶生產環節外包。從邊際效應來看，農地轉入對服務外包的促進作用大于農地轉出變量對服務外包的抑制作用。農地轉出戶雖然會降低對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需求，但現有情況下，由于服務外包環節的可得性不斷增強，農戶為了降低其非農就業的機會成本，更愿意將生產環節外包來替代家庭勞動力，因此農地轉出對服務外包的負向作用要弱于農地轉入對服務外包的促進作用，

假設4-2得到驗證。

綜上所述，農地流轉形成的規模經營為服務規模經營提供了較大的市場容量和較高的交易頻率，為作為中間性市場的農機服務主體進入市場提供可能。即土地的區域集中及農戶對服務外包的集體選擇是服務規模經營實現的重要條件。

表4-3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影響分析

~ FE-OLS SYS-GMM

服務外包服務外包

服務外包 0.337*** 0.112***

(-1) (2.820) (2.960 )

農地轉入 0.258***

(3.000)

農地轉入 0.034*** 0.120***

(-1) (3.010) (3.150)

服務外包*農地轉入 0.497*** 1.073***

(11.100 ) (4.650) -0.322***

農地轉出

(-5.570)

農地轉出 -0.029*** -0.032*

(-1) (-3.420 ) (-1.870)

服務外包*農地轉出 -0.568*** -0.984***

(-17.310) (-6.880)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注: ***p<0.01,** p<0.05，*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4.4.2.2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由于服務外包也會產生規模效應，農地經營規模越大對于農戶成本降低程度越大，因此農地經營規模越大越傾向于服務外包（胡新艷等 2015；洪偉杰等 2017），那么對于不同經營規模的農戶采用服務外包的決策也會產生差異。本部分將研究農地經營規模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同樣，為了避免先驗性的將模型假定為線性模型而帶來的問題，引入農地經營規模的二次項（Lind和Mehlum 2010）:首先，如表所示，農地經營規模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且均在1%的水平顯著，則為倒“U”型的形狀；其次，從一次項和二次項的數據可知，拋物線在農地規模最小處斜率為正，在經營規模最大處斜率為負值，即農地經營規模最小值時斜率為0.005，經營規模在最大值是斜率為-0.01，第二步檢驗通過；最后，樣本取值范圍內如果存在曲線拐點，經計算拐點為42.495畝，介于農地經營規模范圍內，通過通過檢驗。本研究結論與皮婷婷（2021）的研究結論相似，兩者存在倒“U”型關系。這說明，在一定的規模經營范圍內，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會提高農戶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但經營規模超過約43 畝以后，農戶會降低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進而轉為以自購機械實現農業生產的階段。

66 可能的原因是，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農地流轉交易成本增加，為了降低農業生產的交易成本，農戶傾向于自購機械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農戶此刻還可以轉為服務外包提供者，增加家庭中因提供服務外包收入實現農戶的利潤最大化目標。

表4-4 基于農地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變量服務外包

系數 t值

經營規模 0.005*** 2.810

經營規模的平方 -0.00006*** -2.390

其他變量控制

常數項 0.355*** 5.480

R2 0.207

F值 15.960

注：由于經營規模和經營規模的平方沒有取對數，所以系數值會比較小，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4.5本章小結

對于中國農業轉型問題，一種傾向于農地規模經營，另一種傾向于通過服務外包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實現服務規模經營。有研究提出，農地規模經營難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農業經營規模經營的方式創新的重要路徑就是要從基于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向基于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服務規模經營轉型（胡新艷等 2015）。基于本章研究，認為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首先，服務外包市場的發育通過緩解家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約束，從而引致了農戶對農地投入的需求，促進農地流轉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同時，通過農地流轉對服務外包的選擇同樣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農地規模經營行為有利于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因此，本章節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面板GMM模型，并結合2012-2016年555戶小麥種植戶進行實證檢驗。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論是：

（1）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顯示，服務外包的滯后期對農戶農地轉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農地轉出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滯后一期的服務外包行為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但會抑制農地轉出。從邊際系數來看，服務外包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大于對農地轉出的抑制作用。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可知，服務外包對大規模農戶轉入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而對小規模農戶轉出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

（2）農地流轉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基準結果顯示，農地轉入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農地轉出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邊際效應來看，農地轉入對服務外包的促進作用大于農地轉出變量對服務外包的抑制作用。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可知，農地經營規模與服

務外包呈現倒“U”型曲線，拐點為42.495畝，說明農地經營規模在一定范圍內會先促進農戶服務外包，超過一定規模以后，農戶將從服務外包轉向自購機械，完成從服務外包的需求者向服務外包需求者轉變。

(3)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具有互相促進的兩種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農戶參與方式。即服務外包促進大規模農地轉入，小規模農戶農地轉出，進而實現農地規模經營；而農戶通過轉入農地實現的規模經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進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選擇。

第五章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5.1理論分析框架

農戶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微觀主體。傳統經濟學理論將小農戶的生產經營活動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自給小農學派”，以恰亞諾夫為代表，其小農戶是出于在自給自足的，根據其對農產品的需求進行農業投入，講究投入與產出的平衡；第二類是“理性小農學派”，認為小農戶的農業生產活動是理性的，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理論最大化；第三類是基于社會心理學派，認為小農戶對農業生產的經營是出于自我滿足，實現自我價值的表現。總之，國內外學者認為，小農經濟行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共同決定了其理性或非理性表現，以及經濟目標或非經濟目標的追求。

（1）農地流轉行為理論分析框架。學術界對農地流轉及規模經營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和研究。一些學者從宏觀定量角度分析了農村金融制度的、農村戶籍制度、農地流轉制度、產權制度以及外部發展情況等對用戶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極其對農地經營規模的認知（趙丙奇等 2011； Ma et al， 2013；鐘甫寧 2016；王吉鵬等 2018）；一些學者從微觀定量角度分析農戶個體及家庭特征的影響（付振奇和陳淑云 2017），同時，生產要素市場發育情況（張忠明和錢文榮 2014）以及社會保障水平（閆小歡和霍學喜 2013）均會影響農戶農地流轉行為。

農戶是具有異質性的，這類異質性不僅包括農戶自身資源稟賦的不同與行為偏好的差異，更包含了農戶在行為能力方面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將農戶的行為能力分為行為能力較強和行為能力較弱的兩類農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下，具有行為能力優勢的農戶在農業經營上更有優勢，均分的土地可能無法滿足其自身能力的施展，因此具有更強烈的轉入意愿和轉入行為；同樣，行為能力比較弱勢的農戶則會在自身能力范圍外轉出農地甚至退出農地經營，則具有較強的轉出意愿和行為。本研究構建了農戶農業經營能力的分析維度，然而農業生產經營不僅具有生產決策屬性同時包括交易選擇屬性（杜晶 2006），本研究從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能力兩個角度來分析。每個人之間的能力是不同的（張維迎 1995），因此對于具有經營能力差異的農戶，必然導致其在農地規模化經營過程中行為的差異。因此，那些具有生產經營能力優勢的農戶傾向于轉入農地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盡可能匹配自身能力內的規模；而在農業方面比較優勢較弱或能力足的農戶傾向于將農地轉出。

對于農業生產經營來說，農戶的交易能力反映農戶進入市場交易的能力，涉及到服務市場和產品市場兩個方面。服務市場主要體現在是否購買機械服務，而產品市場主要

69 是指農戶的農業銷售收入情況，農業銷售收入越多，參與農業產品市場的能力越強。同時，是否參與新型農業經營組織也是體現農戶是否參與市場的一種表現，農戶參與到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能提高其與市場的談判能力。因此，可以推斷出，農戶的交易經營能力越強，越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不利于農地轉出。

市場上，資源的配置是非人格化的價格來調節。農地流轉的價格反映了農地流轉的市場化水平，有研究表明農地流轉的市場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進而進而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因此，本研究認為農地流轉租金同樣是影響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的關鍵變量。因此，可得知農地流轉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同時，本研究將農戶個體特征、家庭特征、村莊特征以及外部制度層面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來探究其對農地流轉的影響。

（2）服務外包行為理論分析框架。農業服務規模經營的微觀農戶表現為，農戶將原本由家庭內部完成的部分生產活動通過服務外包的形式交給服務主體，而自己將付給服務主體一定費用的經濟活動，此時農戶就會變為服務外包的需求方，即參與到農業服務規模經營中。農戶是否選擇外包是驗證社會化服務外包發育程度的關鍵，因此制約農戶選擇服務外包的因素亦是制約社會化服務組織更加完善的關鍵。

現有研究表明，戶主特征、家庭經營特征等是影響農戶是否選擇外包的基本因素

（王志剛等 2011；展進濤等 2016；段培等 2017；錢靜斐等 2017），服務外包價格同樣是影響農戶是否外包的直接因素（申紅芳等 2015）。此外，蔡榮和蔡書凱（2014）研究發現，服務外包環節的技術越高，制約性或風險性越強有不利于農戶選擇服務外包，而家庭中足夠的農業勞動力同樣會抑制農戶選擇服務外包。在非農就業對農業生產服務外包的影響方面，非農就業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陸歧楠等 2017），非農就業通過增加家庭收入水平，促進農業投資，進一步促進服務外包水平

（王建英等 2016）。

分工就意味著科斯交易成本的存在。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來說，當農戶選擇自己完成生產環節時，可以看作農戶選擇安全由家庭自我實施的合約，當農戶選擇服務外包的形式在市場上購買生產活動服務，則視農戶選擇縱向分離的“外包”模式。農戶是否選擇 “外包”模式主要取決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可見，降低交易成本是推動農業縱向分工及其生產活動外包發展的重要途徑。交易成本是由什么決定的呢？本研究沿用威廉姆森（1985）的研究并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將從可觀測的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兩個方面測度由交易成本形成的交易特性。

交易主體的行為能力同樣影響農戶參與分工。分工交易必然涉及到主體的選擇，因為生產活動外包決策歸根結底是行為主體出于成本和利益考慮下的經濟分工的結果選擇。基于分工和比較優勢理論，農戶是否選擇外包以及選擇哪些環節外包，取決于農戶的比

較優勢。有學者將比較優勢具體化為個體間知識差異，但由知識差異所形成的比較優勢的最終效應的發揮還要取決于外部環境條件。產權經濟學認為分工實際上是主體間產權細分及其安排，產權分離達成個人知識與權力行使間的匹配，是發揮比較優勢的有效途徑。從這個角度看，歸因到產權行為能力角度分析，能反映出比較優勢發揮與外部環境間的互動關系，更具合理性（胡新艷 2013）。因此，本研究將從產權行使角度將行為能力具體化為農戶的排他能力、交易能力和處置能力。

5.2模型設定及變量選擇

5.2.1樣本說明

本章節研究繼續使用基于連續跟蹤法形成的10縣623戶農戶的面板數據（包括2012 年、2014年和2016年樣本數據）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的影響因素。同時由于2013-2017年有68戶農戶為全部轉出戶，沒有種植小麥，在研究農地流轉的影響因素時，可以將沒有種植小麥的農戶視為農地轉出戶，因此本文將使用623戶小麥種植戶的數據分析農地流轉的影響因素，而使用555個小麥種植戶的數據來分析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

5.2.2模型設定

針對面板數據的估計方法，原理分析如圖4-1所示：首先可以對原假設進行LR檢驗, 如果LR檢驗結果顯示P值小于0.05，說明原假設不成立，即存在個體效應，此時說明不適合使用混合回歸；通過Hauseman檢驗是否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如果檢驗結果顯示P值小于0.05，則說明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否則使用隨機效應模型。

5.2.2.1面板Logit模型

在考慮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時，構建如下模型：

兀=0珀+血+%(i=l,2,...n; t=l,2...T) (5-1)

其中，y#為不可觀測的潛變量，血為個體效應，而解釋變量竝上不含常數項。個體的選擇規則為：

給定Xjt，0和均，則有

p(yit = 1| %, B，u) = p(y-t > 0| Xiti

=P(0x?t +Ui+Eit > 01 xit, B，uj

=p(^it <Px'it+uil xit, B，u)

=F(Bx；t + Ui)

其中，FQ)為％的累積分布函數，并假設％的密度函數關于原點對稱。如果％符合正態分布，則為Probit模型：

p(yit = 11 xw, B，y-i) = ©(Bx：t + 均) (5-3)

如果8it服從邏輯分布，則為Logit模型：

X^.+Ui

P(Vit = 11 Xit, Bm) = ▼(阿t z) = ―^r— (5_4)

1+e a 1

因此，在實證模型中，模型表達如下：

代九)=In =肌 + ut + sit (“)

考慮到省份之間的差異，模型可以設計為：

在模型(5-6)中，yit為因變量，表示農戶i在t年的農地流轉決策行為，P(yit)為農戶農地流轉概率，x'it為農戶特征變量，包括農戶特征、家庭特征、村莊特征變量和自然條件變量。弘表示不同省份之間的差異，％為殘差項，血為個體效應。

5.222面板tobit模型

本研究中從農戶是否流轉和農戶流轉面積來描述農地流轉行為。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可以發現，未發生流轉的農戶的流轉面積為0，這將導致因變量將存在某些觀察值被壓縮到一個點上即0點上，即左歸并為0,可以使用面板tobit模型進行擬合。因為無條件固定效應的tobit模型是有偏的，我們通常考慮隨機效應模型，其中，隨機效應可和eit都是 iid、服從正態分布、且不相關。

因此，Tobit模型如下：

= Px'it + +ui+ £it (5-7)

丫，(1 若 Yu>0

lt = {0 若斥《0

其中，斥為農戶轉入或轉出面面積，其他變量定義與Logit一樣，本研究主要考慮面板Tobit的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

5.2.3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1）農地流轉行為：本研究從農地流轉決策的兩個方面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其中包括是否流轉（是否轉入和是否轉出，是=1，否=0）和流轉面積（轉入面積和轉出面積）變量。（2）服務外包行為：整體環節來看，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環節，任一環節選擇服務外包，則表示為服務外包=1，否則=0；分環節來看，耕地和收割至少有一個環節外包，則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1，否則=0，同理，播種和植保環節至少有一個環節外包，則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1，否則=0.

核心解釋變量。在農戶農地流轉行為模型中，本研究設計了刻度農戶在生產能力和交易能力兩方面的能力指標來表示農戶的經營能力。農戶的生產能力包括三個維度，外在表現為單產水平、是否購買農機和農機價值三個變量。農戶的交易經營能力包括兩個維度，分別為農業銷售收入總額和是否有合作社等新型組織。在農戶的服務外包行為模型中，主要從交易特性（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和行為能力兩個層面來分析其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并用可觀測變量刻畫了其交易特性和行為能力指標。其中，資產專用性包括地理、物質和人力資產專用性；規模性用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土地經營規模的平方以及農戶是否參與合作組織來表示。農戶的行為能力包括農戶的排他能力、處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分別用農戶是否為村干部，單產水平和農戶農業銷售收入總額來表示（羅必良等 2017）。農地流轉價格和服務外包價格分別用農戶所在村的農地流轉平均價格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來表示。

控制變量。本研究選擇戶主年齡、家庭勞動力、村莊經濟發展水平等指標表示農戶自身資源稟賦和外部環境指標來控制可能的遺漏變量對糧食生產的影響。除地區虛擬變量外，影響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具體變量描述及統計性分析分別見表5-1和表5-2。

表5-1 影響農地流轉行為的主要變量描述及統計性分析

變量變量定義平均值標準差

被解釋變量是否轉入轉入=1，未轉入=0 0.291 0.454

農地流轉行為是否轉出轉出=1，未轉出=0 0.446 0.497

轉入面積轉入農地面積/畝 11.208 66.897

轉出面積轉出農地面積/畝 1.959 3.917

核心解釋變量

生產經

營能力單產水平（對數）小麥單位產量，斤/畝 2.859 6.201

是否購買農機是=1 ，否=0 0.540 0.498

農機價值家庭農業資產等價值/萬元 1.141 5.752

交易經農業銷售額（對數）農業經營收入/元 6.927 3.466

營能力是否有合作組織是=1，否=0 0.377 0.485

控制變量戶主年齡 54.772 11.415

土地塊數 3.093 2.064

勞動力人數 2.687 1.194

非農就業家庭非農總收入/家庭總收入（%） 0.523 0.359

農地流轉價格村級平均價格，元/畝 408.164 484.993

交通情況

外部環境經濟狀況（對數）到最近商業中心的距離/千米 6.326 5.005

村級人均純收入/萬元 1.747 0.619

表5-2 影響服務外包行為的主要變量描述及統計性分析

變量變量定義平均值標準差

被解釋變量

整體環節是否外包是=1，否=0 0.738 0.440

服務外包行為勞動密集型是否外包是=1，否=0 1.394 0.874

技術密集型是否外包是=1，否=0 0.601 0.509

核心解釋變量

資產專

用性地理專用性土地塊數/塊數 3.093 2.064

物資專用性有無農機 0.540 0.498

人力專用性 50歲以上老人占家庭總人口比例/% 0.312 0.262

土地規模畝 8.006 8.385

規模性土地規模平方畝 134.560 456.182

組織參與是=1，否=0 0.081 0.273

排他能力家里是否排他能力有村干部是=1，否=0 0.063 0.242

處置能力單產水平小麥單位產量，斤/畝 2.859 6.201

行為能力農業銷售交易能力是額否（對有數合）作組織農業經營收入/元

是=1，否=0 6.927

0.377 3.466

0.485

控制變量戶主年齡歲 54.772 11.415

土地塊數塊 3.093 2.064

勞動力人數人 2.687 1.194

整體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 160.673 26.768

服務外包價格勞動密集型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 116.025 24.720

技術密集型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 44.719 10.517

非農就業家庭非農總收入/家庭總收入（%） 0.523 0.359

外部環境交通情況到最近商業中心的距離/千米 6.326 5.005

經濟狀況（對數）村級人均純收入/萬元 1.747 0.619

5.3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現行農地制度框架下，農地規模經營需要依靠農地流轉實現，即農戶轉入土地的行為邏輯決定了農地規模經營能否實現。然而，農戶轉入土地行為必須有一定的農戶轉出才行逐漸形成土地的規模化經營，農地轉出是農地轉入的前提和條件，因此，為了形成全面且穩健的實證結果，本研究基于農戶轉入和農地轉出的雙重視角考察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問題。本研究從農地流轉決策（是否轉入和是否轉出，是=1，否=0）和農地流轉面積（轉入面積和轉出面積）兩個方面來綜合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

5. 3. 1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面板數據，本研究使用面板Logit模型和面板Totbit模型對農戶農地轉入行為進行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實證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混合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下文將基于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進行分析，這樣的結果可以考慮不隨時間變化對變量影響，逐步回歸結果見表5-3。

表 5-3農戶農地轉入行為的回歸分析結果

變量是否轉入轉入面積

農地流轉租金 0.001*** 0.002*** 0.002*** 0.030*** 0.039*** 0.040***

(5.490) (6.290) (6.880) (5.050) (5.950) (5.960)

單產水平 0.033* 0.107*** 0.099*** 1.386*** 0.304 0.163

(1.910) (4.060) (3.410) (3.100) (0.540) (0.260)

生產經是否購買 1.300*** 0.398* 0.511** 38.562*** 18.430*** 17.345***

營能力農機 (5.940) (1.760) (2.100) (7.190) (3.320) (3.050)

農機價值 0.373*** 0.265*** 0.243*** 3.020*** 2.545*** 2.566***

(5.870) (4.450) (3.680) (8.810) (7.590) (7.670)

農業收入 0.974*** 1.141*** 18.481*** 18.821***

交易經 (10.790) (9.830) (11.570) (10.520)

營能力是否有合作 1.087*** 0.380 41.273*** 31.488***

組織 (3.710) (1.200) (4.710) (3.520)

戶主年齡 -0.077*** -2.141***

(-5.480) (-6.200)

家庭勞動力 0.458*** 6.806**

(4.010) (2.390)

其他特土地塊數 0.295*** 6.550***

征 (3.850) (3.550)

土地規模 0.070*** 0.561**

(3.790) (2.340)

非農比例 -1.002** -24.950**

(-2.470) (-2.480)

交通情況 -0.006 -0.725

外部環 (-0.190) (-1.080)

境村莊經濟 0.280*** 8.794***

(3.480)

2.990

常數項 -2.905*** -9.727*** -7.507*** -102.913*** -227.802*** -90.181***

(-12.800) (-11.730) (-5.600) (-15.180) (-15.160) (-3.180)

樣本量 623 623 623 623 623 623

注：***、**、*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0.000是保留三位小數的實證結果，下同；表格中括號里為t值，下同。

如表5-3所示，分析各變量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農地流轉租金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將村級的流轉租金平均價格作為市場化程度的代表標量。結果顯示，農地流轉租金對農戶農地轉入決策和轉入面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國普遍現象是，農戶的流轉對象多為同村的親戚或鄰居等有親

緣或地緣關系的人（陳和午等 2006），但隨著中國農地流轉市場的不斷完善，農地租金的上漲代表農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農地的地權穩定性也會進一步增強，有利于形成穩定的流轉契約，增加大規模農戶對農業的投資信心，農地流轉后的營利空間會不斷增加，因此租金的上漲并不會打消農地轉入戶的積極性。

（2）農戶的行為能力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具體來看，農戶的行為能力包括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從表 5-3 中可以看出，代表農戶生產經營能力的單產水平、農機購買與否與農機價值對農地轉入決策和農地轉入面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家庭農業固定資產的購買及農機價值越高，越有利于農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的開展，有利于促進農戶轉入土地，降低農業的固定生產成本，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同樣農戶單產水平越高，說明農戶是農業生產效率較高的農戶，其具有更大的動力去轉入農地。同時，代表農戶交易經營能力的農業收入額和合作組織指標均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行為，說明農戶交易能力越強，其對市場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戶提高農業收益，促進農戶的轉入行為。

（3）其他控制變量對農戶轉入行為的影響。戶主年齡對農地轉入行為具有顯著的抑作用。農戶的年齡增加，會增加農戶進行農業生產難度，會促進農地轉出土地而抑制農地轉入。農戶家庭土地規模對農戶轉入土地決策和轉入土地面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農戶家庭土地面積越多，越有利于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樣，家庭土地塊數對土地轉入決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家庭地塊越多越有利于促進土地的轉入，可能的原因是，由家庭地塊數對農戶轉出決策的影響可知，家庭地塊越多越不容易將土地轉出，農戶在不易轉出的情況下，可能會增加其轉入土地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意愿，或者通過置換土地減少細碎化進而降低農地經營成本的意愿。家庭非農就業對農地轉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家庭農戶在非農就業方面具有優勢，則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越不利于農業生產進而抑制農地轉入。

（4）外部環境變量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村莊經濟情況在轉入模型中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影響系數為正。說明村莊經濟情況越好越有利于盤活當地的農業經濟，刺激當地流轉市場發育，帶動農戶積極參與到農地流轉市場中，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增加農地經營規模。

5.3.2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長期面板數據，本研究運用面板Logit和面板Tobit模型進行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分別對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同樣這里只展示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逐步回歸結果如表5-4所示。

表 5-4 農戶農地轉出行為的回歸分析結果

變量是否轉岀轉岀面積

農地流轉租金 0.043*** 0.005*** 0.005*** 0.004*** 0.005*** 0.006***

(15.700) (14.540) (14.520) (9.950) (14.280) (14.740)

單產水平 -0.192*** -0.089*** -0.035 -0.414*** -0.140*** 0.015

(-13.500) (-5.040) (-1.590) (-13.980) (-3.580) (0.380)

生產經農機價值 -0.048** -0.071*** -0.042*** -0.075** -0.114*** -0.101***

營能力 (-2.450) (-3.050) (-2.670) (-2.170) (-3.390) (-3.300)

是否購買農機 -1.132*** -0.497*** -0.347* -2.857*** -1.223*** -1.274***

(-7.370) (-2.920) (-1.750) (-7.210) (-2.990) (-3.180)

農業收入 -0.336*** -0.396*** -0.704*** -0.734***

交易經 (-8.570) (-7.600) (-9.990) (-9.830)

營能力是否有合 1.121*** 0.422* 2.789*** 2.304***

作組織 (5.670) (1.900) (4.980) (4.220)

戶主年齡 0.041***

(4.490) 0.054***

(2.780)

家庭勞動力 -0.162*

(-1.820) -0.166

(-1.000)

其他

特征土地塊數 -0.084

(-1.450) -0.266**

(-2.260)

土地規模 -0.020*

(-1.650) -0.194***

(-6.560)

非農比例 0.175

(0.540) 0.572

(0.950)

外部交通情況 0.127***

(5.830) 0.246***

(5.720)

環境村莊經濟 0.075**

(2.490) 0.489**

(2.200)

常數項 0.813*** 2.532*** -2.564*** -0.142 2.291*** -8.088***

(6.650) (8.280) (-3.280) (-0.400) (4.220) (-5.190)

注：***、**、*分別表示 1%、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

（1）農地流轉對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農地流轉租金對農戶農地轉出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農地流轉租金不斷上漲過程中，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會逐漸下降，農地流轉租金對農戶帶來的轉移性收入效應增加。因此，農戶更傾向于將農地轉出，釋放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提高家庭總體收入水平。

（2）農戶的行為能力對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具體來看，農戶的行為能力包括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從表 5-4 中可以看出，代表農戶生產經營能力的單產水平、農機購買與否與農機價值對農地轉出決策和轉出面積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家庭不購買農業固定資產購買或農機價值越低，越不有利于農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的開展，因此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出；同樣農戶單產水平越低，說明農戶是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較低的農戶，其可能將更多勞動力投入到更有優勢的非農產業，而沒有動力去經營農

77 地，因此會將農地轉出甚至退出農業經營。同時，代表農戶交易經營能力的農業收入額和合作組織指標均有不利于促進農地轉出行為，說明農戶交易能力越強，其對市場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戶提高農業收益，促進農戶的轉入行為，抑制農地轉出。

(3)其他控制變量對農戶轉出行為的影響。戶主年齡對農地轉出行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農戶的年齡增加，會增加農戶進行農業生產難度，會促進農地轉出土地而抑制農地轉入。家庭勞動力人數對農地轉出決策和轉出面積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這說明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對農業生產可能投入到農村勞動力就越多，家庭內就可以完成農業的生產，不需要將農地流轉出去，這不僅可以增加農地的口糧保障同時降低農地轉出的風險。農戶家庭土地規模和土地塊數對農戶轉出土地決策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土地塊數對轉出土地面積同樣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家庭規模越大，土地塊數越多越不利于農地的轉出。可能的原因是，面對規模小效益低的農業生產，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降低，小規模農戶比較傾向于將農地流轉出去釋放家庭勞動力投入到更多的非農工作中，進而提高家庭總收入；家庭地塊越多說明單位地塊的土地面積越小，對有轉入意愿的農戶來說，流轉小面積的土地的意愿很小，導致有轉出意愿的農戶的土地很難流轉出去，轉出土地面積也會隨之下降。

(4)外部環境變量對農地轉出行為的影響。村莊交通情況對農戶轉出土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距離商業中心距離越遠越有利于促進農地的轉出。因為距離商業中心距離越遠，農業的商品化率越低導致農業的比較效益降低，提高了農戶轉出土地意愿。村莊經濟情況在轉出模型中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村莊經濟情況越好越有利于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市場。可能的原因是，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在糧食主產區樣本區域的人均承包面積是相差不大的。村莊經濟狀況越好，村民就業機會就會增加，越有利于農戶的農地流轉。因此，經濟狀況較好的村莊土地轉出發生率越高。

5.4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5.4.1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面板數據，本研究使用面板Logit模型對農戶整體環節服務外包選擇行為進行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實證結果見表5-5。下文將基于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進行分析。

如表5-5所示，分析各變量對農戶整體環節外包選擇行為的影響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服務外包平均價格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服務外包的平均價格對整體環節的外包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說明隨著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價格的提高，農業的生產成本也會隨之增加，此時農戶可能會為了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選擇粗放化經營農業或者利用空余時間將農業活動自己經營，而不是選擇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給服務供給主體。

表 5-5 農戶整體環節外包選擇行為的回歸估計結果

變量整體環節外包

系數 t 值系數 t值系數 t 值

整體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 -0.012*** -3.940 -0.017*** -4.610 -0.018*** -3.890

地理專用性 -0.260*** -4.190 -0.273*** -3.690 -0.021 -0.240

資產專用性物資專用性 -1.807*** -9.390 -0.305 -1.230 -0.415 -1.300

人力專用性 1.342*** 4.180 0.505 1.180 0.152 0.280

土地規模 0.067*** 2.660 0.238*** 6.950 0.084* 1.880

規模性規模平方 -0.000 -0.460 -0.002*** -3.190 -0.001 -0.800

組織參與 1.838*** 5.990 2.132*** 5.780 0.271 0.520

排他能力是否村干部 0.494 1.010 -0.269 -0.480

處置能力單產水平 0.843*** 13.580 1.121*** 10.670

農業收入 2.105*** 7.170 0.647 * 1.820

交易能力是否有合 0.067** 2.150

作組織戶主年齡 0.028** 2.060

家庭特征家庭勞動力 0.384*** 2.740

非農就業 1.767*** 3.530

農機價值 -0.020 -0.880

交通情況 0.123*** 5.560

外部環境村莊經濟 3.671*** 8.500

情況

常數項 3.005*** 5.290 0.896 1.290 1.796 1.330

注：***、**、*分別表示 1%、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

（2）交易特性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中農戶的交易特性使用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來表示，從逐步回歸結果來看，農戶的資產專用性越弱，農戶越傾向于選擇服務外包；規模性越大，越有利于促進農戶服務外包，反之，農戶越傾向于將農業生產環節“內置”。具體來看，農戶的土地細碎化程度越低，農戶越沒有農機，老齡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進農戶采用服務外包，可能的原因是，農戶參與服務外包的前提是服務外包主體對服務的提供，而其前提就是要具備農地規模性；同時，農機是對勞動力的替代，投資農機的農戶，為最大限度的使用物資資產的作業功能，傾向于農戶家庭經營內所有生產環節中最大化利用農機，而缺乏勞動力和農機，則會選擇服務外包；老齡化對勞動力的投入較弱，因此更傾向于服務外包。土地規模和組織規模對服務外包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土地規模的平方具有負方向影響，表明農戶經營規模與服務外包存在倒“U”型關系。另外，農戶參與組織，使得集體談判力增強，并減少單個農戶的外包頻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3）行為能力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從模型中可以看岀，農戶的處置能力

79 和交易能力對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排他能力在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農戶農業生產的處置能力越強，對資源配置的決策能力和評價能力越強，在外包交易談判過程中具有比較優勢，對權益分享的選擇空間大，將激勵服務外包行為。

（4）其他控制變量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戶主年齡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戶主年齡越大，其缺乏農業能力，很難自己完成所有的生產環節，故生產環節外包的可能性增加。家庭勞動力和家庭非農就業對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家庭勞動力可以通過非農就業提高家庭收入，進而可以通過 “收入效應”加大農戶對農業的投資，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

（5）外部環境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交通條件、村級收入水平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現階段農戶的收入來源多以依賴于非農務工收入，外出務工比例越高，家庭農業老動力越顯不足；同時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農戶增加其對農業的投資，因此經濟水平較高的農村通過選擇服務外包不僅可以彌補農業勞動力生產的不足同時可以通過收入效應增加農業投資，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交通條件越便利，越有利促進農戶進行非農就業，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服務外包。

5.4.2不同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于不同生產環節對不同生產資料的需求不同，本研究將不同生產環節分為勞動密集型環節（耕地和收割環節）和技術密集型環節（播種和植保環節），實證結果見表 5- 6。

如表5-6所示，分析各變量對農戶分環節外包選擇行為的影響。

（1）服務外包平均價格對分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服務外包平均價格對勞動密集型環節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技術密集型環節沒有顯著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勞動力密集型環節的生產投入成本較高，而技術密集型的播種和植保環節的平均投入成本較低，對農戶經濟水平幾乎沒有要求，因此對技術密集型環節不會產生影響。

（2）交易特性對分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中農戶的交易特性使用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來表示，從逐步回歸結果來看，除家庭老齡化變量外，農戶的資產專用性越弱，農戶越傾向于選擇服務外包；規模性越大，越有利于促進農戶服務外包，反之，農戶越傾向于將農業生產環節“內置”。具體來看，同整體環節外包一致，土地細碎化程度越低，農戶農機價值越低，老齡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進農戶采用服務外包，可能的原因是，農機是對勞動力的替代，投資農機的農戶為最大限度的使用物資資產的作業功能，傾向于農戶家庭經營內所有生產環節中最大化利用農機，而缺乏勞動力和農機，則會選擇服務外包；老齡化對勞動力的投入較弱，因此更傾向于服務外包。在技術密集環節外包模型中，土地規模對服務外包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土地規模的平方具有

負方向影響，表明農戶經營規模與服務外包存在倒“U”型關系。

（3）行為能力對分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從模型中可以看岀，同整體環節外包一致，農戶的處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對勞動密集型環節和技術密集型環節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排他能力在兩個模型中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排他能力在服務外包選擇過程中可發揮的空間有限。

表5-6農戶不同環節外包選擇行為的回歸估計結果

變量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

-0.005** -0.004 -0.004 -0.004 0.003 0.005

分環節服務外包平均價格

(-2.290) (-1.290) (-1.570) (-0.870) (0.470) (0.880)

-0.206*** -0.093* -0.076 -0.218*** -0.131*** -0.092**

地理專用性 (-4.570) (-1.920) (-1.520) (-5.410) (-3.270) (-2.250)

-1.322*** -0.592*** -0.563*** -0.641*** -0.088 -0.055

資產專用性物資專用性 (-10.070) (-3.510) (-3.230) (-5.600) (-0.690) (-0.420)

X -Pt 土中 0.614*** 0.006 0.030 0.431** 0.023 0.027

人力專用性 (2.750) (0.020) (0.110) (2.070) (0.110) (0.120)

—I— XUi i|7［十普 0.064*** 0.054*** 0.046** 0.051*** 0.052*** 0.030

土地規模 (3.950) (2.760) (2.310) (3.210) (2.740) (1.5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規模性規模平方 (-1.290) (-1.120) (-1.010) (-1.690) (-1.910) (-1.360)

是否參與 0.455 0.588** 0.780*** 0.906*** 0.088 0.305

合作組織 (2.110) (2.420) (2.720) (4.370) (0.390) (1.200)

是否有 0.110 0.060 -0.119 -0.149

排他能力

村干部 (0.360) (0.200) (-0.520) (-0.650)

0.404*** 0.375*** 0.342*** 0.292***

處置能力單產水平

(15.410) (12.740) (13.230) (10.340)

TV \11/ fl4r X 0.059** 0.076** 0.013 0.041

農業收入

交易能力 (2.300) (2.530) (0.520) (1.400)

交易能力是否有合作 0.287* 0.211 0.605*** 0.385***

組織 (1.880) (1.300) (4.940) (2.950)

0.010 -0.006

戶主年齡

(1.590) (-1.090)

0.053 -0.008

家庭勞動力

其他變量 (0.740) (-0.140)

0.076 0.019

非農就業

(0.300) (0.090)

0.023 -0.002

農機價值

(1.230) (-0.220)

0.078*** 0.067***

交通情況

(4.680) (5.098)

外部環境

村莊經濟情 0.324** 0.659***

況 (2.180) (4.930)

1.314 -0.630 -0.729 0.259 -1.310*** -0.024

常數項常數項 (3.990) (-1.650) (-1.160) (0.960) (-4.280) (-0.050)

注：***、**、*分別表示 1%、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

（4）其他控制變量對分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戶主年齡、家庭勞動力、非農就業和農機價值在各模型中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5）外部環境對分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交通條件、村級收入水平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交通條件越便利，農戶進行非農就業的機會成本降低，農業勞動力降低，農戶將選擇服務外包來彌補家庭勞動力的不足，因此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服務外包。同理，村級經濟水平越高，村集體在于服務供給主體談判能力增強，農戶農業生產對技術的使用能力更強，有利于促進農戶選擇服務外包行為。

5.5本章小結

本章節研究繼續使用基于連續跟蹤法形成的 10 縣 623 戶農戶的面板數據（包括 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樣本數據）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的影響因素，實證模型為面板Logit和面板Tobit，實證結果如下。

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1）農地流轉租金對農地轉入和轉出行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結果顯示，農地流轉租金不僅可以促進農戶的轉入，同時可以促進農戶的轉出。（2）農戶的行為能力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行為，而抑制農地轉出。農戶的行為能力包括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代表農戶生產經營能力的單產水平、農機購買與否與農機價值對農地轉入行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農地轉出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時，代表農戶交易經營能力的農業收入額和合作組織指標對農地轉入和轉出分別為正向和負向影響，說明農戶交易能力越強，其對市場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戶提高農業收益，促進農戶的轉入行為，抑制農地轉出。（3）其他控制變量對農戶流轉行為的影響。戶主年齡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出而抑制農地轉入行為。農戶家庭土地規模對農戶轉入土地決策和轉入土地面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家庭非農就業對農地轉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農地轉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說明家庭農戶在非農就業方面具有優勢，則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越不利于農業生產進而抑制農地轉入。（4）外部環境變量對農地轉入行為的影響。村莊經濟情況在轉入和轉出模型中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影響系數為正。說明村莊經濟情況越好越有利于盤活當地的農業經濟，刺激當地流轉市場發育，促進農地規模化經營。

農戶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1）服務外包平均價格對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服務外包的平均價格對各環節的外包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說明隨著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價格的提高，農業的生產成本也會隨之增加，此時農戶可能會為了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降低服務外包概率。（2）交易特性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中農戶的交易特性使用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來表示，農戶的資產專用性越弱，農戶越傾

向于選擇服務外包；規模性越大，越有利于促進農戶服務外包，反之，農戶越傾向于將農業生產環節“內置”。土地規模和組織規模對服務外包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土地規模的平方具有負方向影響，表明農戶經營規模與服務外包存在倒“U”型關系。另外，農戶參與組織，使得集體談判力增強，并減少單個農戶的外包頻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行為能力對各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從模型中可以看出，農戶的處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對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排他能力在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4）外部環境對整體環節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交通條件、村級收入水平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現階段農戶的收入來源多以依賴于非農務工收入，外出務工比例越高，家庭農業老動力越顯不足；同時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農戶增加其對農業的投資，因此經濟水平較高的農村通過選擇服務外包不僅可以彌補農業勞動力生產的不足同時可以通過收入效應增加農業投資，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交通條件越便利，越有利促進農戶進行非農就業，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服務外包。

第六章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

6.1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推進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成為中國農業改革的重要內容。據農業部統計，截至 2020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已經達到 5.55億畝，約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總面積的 40.1%[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FZJHS/202011/t20201104_6355740.htm.]。但是，土地流轉并沒有徹底扭轉中國以小農戶為基本面的農業經濟格局（鐘真等， 2020），小戶型分散經營仍然是我國農業管理的主要方式，只有 1.5%的家庭經營農地面積超過 50畝。隨著非農就業工資的快速增長，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導致農業勞動力減少。從 2005 年至 2019 年，農業從業人員減少了 5800 萬人，農業勞動力比例下降了 11%。中國的農地經營方式正在向適度擴張的階段過渡[11資料來源：中國農業面臨危機：農業勞動力正在減少；數據顯示：千億資本涌入生鮮新零售農產品[EB/OL].

https://www.sohu.com/a/333895476_379553, 2019-08-15.

84]。 2021 年，中國糧食生產實現“十六連豐”。然而，中國糧食生產陷入“地板” 上升與“天花板”下降的困境，這對未來中國糧食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實現農業增效，也要實現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即要實現農業的“節本增效”。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變遷，土地細碎化經營、經濟效益低下等問題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并出現了不穩定和非持續態勢（許慶等 2011；李實等 2011）。從農民收入結構來看，非農務工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逐漸代替家庭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從農民收入差距來看，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從 1978年的 0.22到 2011 年的 0.39（楊子 2017），農村居民內部差距明顯擴大。從長期來看，我國農民持續穩定增長的收入隨著制度變遷的改革紅利不斷釋放已表現出后勁不足的態勢。 2018 年農村工作會議強調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質量興農之路，而鄉村振興的關鍵就是要不斷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富裕。

我們不禁要思考，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農地流轉背景下，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與土地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農民收入能否實現顯著增長？農地流轉是否是一條新的使農民收入進一步增長路徑？這就需要通過長期面板實地調研數據來回答這些問題。現有研究中，首先很少有研究能通過面板數據來捕捉政策帶來的長期效果；其次，大多數現有研究沒有充分考慮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決策過程，其目的是使家庭或個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以往的研究未能把握農地流轉及其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影響的時期變化。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是否會隨著新政策的出臺以及市

場的逐步完善發生變化，這些新變化對指導中國未來農業政策的方向有何意義？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本研究根據2013年至2017年華北平原3省10縣的微觀調查數據，利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模型分析農地規模經營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隨時間的變化，并試圖解釋時期變化的原因。

6.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Otsuka等(2016b)在考慮勞動力和機械的替代關系的基礎上理論總結了農地流轉對土地生產率的影響。首先考慮勞動力的發展階段，當農業勞動力的工資較低時，那么農業生產應該考慮使用農業自身勞動力來進行經營；考慮到勞動力的較高交易成本和監管成本，一些大規模農戶可能將節約勞動力的機械工具用于農業生產。如果農地流轉市場不存在或不完善，大規模經營戶難以實現剩余無效耕作的農地有效的流轉給小農戶，此時規模經營戶會由于無效的土地導致整體生產效率的底下，因此農地經營規模越大越會降低土地生產率，呈現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著城鎮化和工業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實現從農業工作向非農工作的轉移，且隨著相對勞動力價格與機械價格的持續上漲(Wang, Yamauchi and Huang 2016)。如果此時仍沒有相對有效的農地流轉市場，小農戶則難以通過購買機械來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小農戶的狀態則處于無效狀態，而大農戶隨著經濟的發展可以實現農業機械化，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則此時應該表現為規模經營戶的農業生產效率高于小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呈現正相關的關系。

新千年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農業優惠政策也相繼出臺。在農資市場的支持下，農村機械租賃市場發展良好，涌現出專業機械經營服務人員(合作社、公司)(Yang et al. 2013)，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讓市場逐步上升。在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環境中，小農戶也可以依靠社會化、市場化的機械服務來減少農業勞動力投入，從而達到與大農戶一樣的農業生產效率。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農業生產環境的變化、各生產要素市場的變化以及城鎮化過程均會影響農地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的影響。假設以下理想狀態，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于農業，要素市場環境發育的都比較完善，流轉的土地無質量之差，在這種情境下如果農戶在經營規模經營的過程中由于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節約大于投入的經營成本，那么擴大農地經營規模不僅有利于節約成本，而且有利于單位產出。這種情況大多發生在一些主要從事農業經營的糧食生產大戶。然而，專業化和規模化程度較高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占比較低，小農經營仍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小農的生活來源也不僅限于農業，甚至農業收入占比也越來越小，農戶的兼業化現象比較嚴重。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戶會將有限的勞動力優先投入到非農產業獲得更高的家庭收入，而在農業生產方面將會投入降低，進而降低了農業投入導致產量下降。

當然，隨著外界環境的不斷變好，農業利好政策的不斷頒布，高標準基本農田的不斷建設，農業的發展條件不斷改善，農地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的投入產出也會表現出時期差異。同時，農地流轉會對農業生產也會產生直接的影響。較早的一些研究認為，農地流轉會產生“拉平效應”（姚洋 2000），即土地會從生產率低的農戶轉移至生產率高的農戶，從而實現土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冒佩華和徐驥 2015）。大規模農戶不僅可以通過降低土地細碎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還有足夠的能力應對自然災害，提高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率。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說：

假設 6-1：在小規模分散經營格局未獲根本改變情形下，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導致的經營規模增加將不利于單產提高，但規模增加將有利于成本規模經濟。

假設 6-2：隨著糧食生產支持政策和農地流轉利好政策的出臺，農村要素市場的逐步完善，農戶耕地經營規模對糧食單產的負向影響會隨著時期推移而減弱；但由于農業勞動力大量外出，農業工資率上漲、機械化服務和土地租賃價格上升，預計農戶農地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成本的負向影響也會隨著時期推移而減弱。

假設 6-3：農地轉入通過實現農地的適度規模進而實現農業“節本增效”。

（2）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農戶的農業生產決策過程雖然是多目標的，但是追求家庭或個人收入最大化仍是其最大目標（劉瑩和黃季焜 2010）。因此，農戶是否選擇流轉決策還要取決于農地流轉行為是否能顯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在決策過程中，農戶將綜合分析個體特征、個人偏好、家庭資源稟賦以及市場風險等內外部環境對其預期收入的影響。在農業方面素質較高，具有豐富經驗或者在非農領域缺乏相應資源和技能的農戶會綜合考慮自身稟賦選擇轉入土地擴大農業生產，實現農地的規模化經營；而在農業生產不具備優勢但在非農領域積累較多技能的農戶會經過理性的權衡選擇將農地轉出轉向非農經濟，實現靈活就業。因此，通過農地流轉可以促進農地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使得參與流轉的雙方都能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標。

農地流轉是中國農業轉型背景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制度創新，其作為一種新的土地資源配置市場調節機制已得到迅速推廣，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戶福利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考慮到農戶的異質性，將農戶家庭分為 3 種類型:高生產效率、中等生產效率和低生產效率。在農地流轉發生時，轉入土地的農戶可以通過規模化耕種土地，農地的生產和管理將變得更加高效，獲得更高水平的農業經營性收入，并且還可能獲得相關的補貼以及獎勵，家庭總收入水平將因此得到提高；轉出土地的農戶將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將家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部門，進而獲得更高的非農收入，由于非農部門的比較效益高，同時轉出土地農戶還可以獲取一定的租金收入，家庭總收入水平將因此得到提高；中等生產效率水平的農戶家庭不參與任何農地流轉活動，其家庭

絕對收入水平保持不變。可見，參與農地流轉市場的農戶可以通過不同的收入增長路徑來改善家庭收入結構，進而提高農戶家庭的總收入水平。

根據上述分析，本部分提出了2點研究假說: 假設6-4：農地流轉提高了農戶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

假設 6-5：不同流轉類型農戶的收入增長路徑不同：轉入戶通過增加農業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來提高家庭總收入水平；轉出戶通過增加非農務工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來提高家庭總收入水平。

6.3模型設定及變量選擇

6.3.1樣本說明

本章節基于連續跟蹤法形成的10縣623戶農戶的面板數據（包括2012年、 2014年和 2016 年樣本數據）來分析農地流轉對土地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影響，以及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 2013-2017年有68戶農戶為全部轉出戶，沒有種植小麥，因此本研究包括 555個小麥種植戶，本章節選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消除一定的內生性問題。

6.3.2模型設定

6.3.2.1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根據生產力構成要素理論，即土地生產率與勞動者、勞動要素和勞動對象等因素密切相關，各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會對糧食的土地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產生一定的影響。對農戶來說，農地流轉是農戶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的主要手段，因此農地流轉和農地流轉后的農戶經營規模均會對農業生產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從農地流轉本身和農地流轉后的農地經營規模兩個方面來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為找到適度的經營規模也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參照研究農地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的相關文獻（Barren et al. 2010；王建英等 2015），本研究用畝均產量和畝均利潤這兩個指標作為土地生產率的代理變量，分別考察其與農地流轉后農戶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的畝均利潤定義為以小麥的出售價格（Ali and Deininger 2014）衡量的畝均產值減去購買的農藥、種子、化肥、機械（包括自由機械投入的折舊和機械租賃服務費用）、勞動力[ 在此，勞動力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價和雇工費用兩部分。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 2005）附錄一中對家庭用工折價的定義的解釋以及農產品成本核算辦法來計算勞動力家庭用工折價，其中核算方法為:某年家庭勞動日工價=本地上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X （本地上年鄉村人口數*本地上年鄉村從業人員數）一全年勞動天數（365天）。

87]、土地租金等生產資料投入支出。其中，基于各年統計年鑒數據以及農戶樣本數據可以計算得出勞動力日工資、機械

價格和土地租賃價格，具體數據如表6-1所示。

表 6-1 2012 、2014 及 2016 年勞動日工資、機械服務和土地租賃價格單位：元/天

變量種類 2012 2014 2016

勞動日工資

(元/天) 山東 37.175 38.215 44.133

河南 20.554 28.518 33.280

安徽 29.351 3&855 48.911

數據來源:勞動日工資根據樣本省各年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出。

(1)農戶的投入產出模型

參照Assuncao & Braido (2007)和Rada (2015)等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農戶利潤最大化目標構建生產函數：

max 兀=Pityit — witxit (6-1)

s.t. yit = f(Xit，0it，Sit) (6-2)

公式中，yit代表i農戶t年的糧食產量，xit為i農戶t年的各生產要素投入向量， 0it代表“農戶一時間”特定要素向量，Ait代表自然稟賦隨時間而變化的向量。假設在t年時農戶i面臨的投入要素價格向量為Wit，t年的小麥的銷售價格為Rt[ 假設農民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同一地區農民面臨的要素投入價格和糧食產出價格之間的差異很小，因此假定價格僅隨時間不同而變化。

88]。

由農戶追求利潤最大化，農戶的要素需求函數可以通過公式(6-1)和(6-2)可得:

x：t = D(Pit，Wit，0it，®t) (6-3)

將這些要素需求函數帶入到生產模型(6-2)中，可得到以下模型：

yit = s(Pit，Wit，0it，Sit) (6-4)

接下來，假設土地要素作為一個固定投入要素：

max nv = Pityit — witxit (6-5)

s. t. yit = f(Sit，Xit，0it，5it) (6-6)

這里兀卩代表農戶利潤，Sit是農戶i在t年的而糧食種植面積。

基于方程( 6-5)和( 6-6) , 要素需求函數可得：

X：t = D(Sit，Pit，Wit，0it，Sit) ( 6-7)

將這些要素需求函數帶入到方程(6-5)和(6-6)中，可得到農戶的產出和利潤函數如下：

yft = s(Sit，Pit，Wit，0it，5it) ( 6-8 )

瑤=p(Sit，Pit，Wit，0it，Sit) (6-9)

為檢驗農戶農地流轉后的經營規模對土地生產率和成本的影響，反映農業生產要素

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變化而進行的調整性的投入，需要對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和成本之間進行無偏(至少一致)估計。同時，為了遵守“既定要素不變”的經濟計量假定，本研究沒有將這些內生性的投入本身包括在估計模型中。

為了在土地生產率和農地經營規模之間獲得最優結果，模型中將包括土地經營規模的一次項和平方項，具體經濟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借鑒 MaCurdy & Pencavel (1986), 在單位產出、平均成本、單位利潤和耕地面積取對數之前，我們先將原始值加上0.001，然后取對數，以避免非隨機移除 0 觀測值對模型結果的影響。]：

ln(Git/Sit) = Bo + Bi ln(Sn) + P2(ln(^it))2 + ^3^j ln(Sit) + zQ

(6-10)

+ Y®lt + git + ai + Kit

公式(6-10)中，Git代表i農戶在t年時的糧食產量(y：t)和利潤(n：t). Sit為農作物經營規模，5為時間虛擬變量向量。本研究用Mj ln(Sit)表示不同的土地經營規模 Mj和農作物實際種植面積的自然對數ln(Si』[ Sit和嶼的區別是，農戶經營規模虛擬變量嶼是從總樣本岀發，把所有樣本農戶的經營面積分為不同的經營規模范圍；而Sit是指某農戶的農作物實際種植面積。

89]的交互項。其中，嶼是虛擬變量，表示農戶經營規模的不同范圍。借鑒邵曉梅(2004)、辛良杰等(2009)和范紅忠、周啟良

(2014)等研究的做法，結合樣本區農戶的戶均土地經營面積，本研究把小麥的經營規模分為 0?0.333ha, 0.333?0.667ha, 0.667?1ha, 1?1.333 ha, and 1.333ha 及以上，分別用 M2、M3、M4、M6表示。當農戶的某種農作物種植面積在上述某一區間內時，表示這一區間的虛擬變量嶼的值取1，而表示其他區間的虛擬變量嶼的值為0，其中，以 0~0.333公頃為控制組。B0~p3，<p ,Z］和y為待估參數(向量),ai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的農戶個體異質性。Mit為隨機誤差項，滿足獨立同分布序列(iid)。

為了考察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和生產成本關系的跨時期結構變動情況，增加時間虛擬變量與規模交互項DtXln(Lit)，得到如下公式(6-11):

ln(Git/Sit) = Po+ Pi l^(Sit) + P2(ln(^it))2 + ^3^j ln(Sit)+ZiDt +

( 6-11)

^2^t x ln(Sit) + ydit + 甲辱 + ai + Mit

農地流轉通過將低效利用或廢棄的農地轉到有經驗的農民手中進行統一管理，有利于實現規模經營，提高土地生產率。為檢驗農地流轉行為對糧食生產“節本增效”的影響，

本研究用汛來代表轉入土地行為，用out來代表轉出土地行為。當農戶轉入土地時，in 的值為1,否則為0;當農戶轉出土地時，out的值為1,否則為0。

(2)生產成本模型

標準對數成本函數測量模型如下:

lnTCit = Po+ plnyit + PilnSit + P2(ln(Sit))2 + alnwit + y% < 、

(6-12)

+ git + ai + 卩It

其中，TCit代表農戶生產成本總額。總成本取決于糧食產出、價格和其他影響農業生產的因素。其他變量的含義與上述相同。如前所述，要素價格在農戶的水平上，甚至在地區水平上是相同的，它們將包括在農戶的固定效應中，它們不需要列在固定效應模型中[ 固定效果模型可以避免衡量每個農民的農業勞動工資率的麻煩。此外，本研究還采用固定效果模型解決所謂的內生性問題。

90]。此外，農戶經營規模和產出高度相關，這將阻礙兩個系數的識別(如增加兩個系數的方差)。因此，將采用以下平均成本模型的形式：

Zn^Cjt = 0o + 0i 加(SQ +02(ln(Sit))2 + 03嶼加(SQ + z】Dt + (6-13)

Z2°t x 加(SQ + "it + + ai + “it

其中，ACit表示單位產出的平均成本。

6.3.2.2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很好地解決樣本的選擇性偏差問題。由于農戶在做出是否參與農地流轉決策時是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自己決定的，存在一定的樣本選擇偏差，如果對方程直接進行 OLS 估計，會導致估計結果產生偏差。 PSM 方法能夠通過匹配構建流轉戶在非流轉時的收入指標，最大程度上控制樣本數據的偏差，精確估計農地流轉的凈收入效應。

本研究假定農戶家庭收入水平是參與農地流轉以及協變量的函數：

羅=嚴(&) + 呼,D = 0，1 (6-14)

其中，if表示農戶i在農地流轉狀態D下的農戶家庭收入情況，if是一系列協變量 X的函數，包括戶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莊特征。D表示農戶是否參與農地流轉的虛擬變量，參與農地流轉時，D = 1;否則，D = 0。即為殘差項。

根據Rosenbaum & Rubin (1984)等定義的反事實分析框架，定義農戶i參與農地流轉的平均處理效應(4TT)，即：

4TT = £(甲—呼)=E(Y】/D = 1) - E(Y0/D = 1) (6-15)

其中，甲表示農戶i在參與農地流轉時的收入水平，表示農戶i不參與農地流轉的收入水平，4TT表示流轉戶參與和不參與流轉條件下的收入差值，即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凈效應。由于E(Y°/D = 1)無法觀測，所以需要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構建其代替指標，來表示流轉戶在未流轉時的收入水平。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利用 PSM 方法，首先通過計算農戶選擇農地流轉的條件概率值，即傾向得分值;然后依據傾向得分值找到與流轉農戶(處理組)相匹配的未流轉農戶(控制組)，這兩個樣本的收入水平可以近似認為是同一農戶兩次不同的實驗結果; 最后根據匹配后的樣本估計4TT。使用PSM方法需要滿足兩個假定：第一，可忽略性假定。在給定控制變量X以后，農戶家庭收入在處理組與控制組的分布完全一樣，即農戶收入獨立于農戶參與農地流轉決策；第二，共同支撐假定。為了能夠匹配，需要在控制變量 X 的每個取值上都同時存在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個體，即保證兩類農戶的傾向得分取值范圍有相同的部分。

為得到穩健一致的估計結果，本研究同時運用了 PSM-DID 模型來估計農地流轉的效果，其計算公式為:

ATTPDSIMD =Nt\Z^ t（YT -YT）-》jeTW（i，j）（（YT -YT））］（6-16）

式中N為參加農地流轉的農戶數量；丫丁為處理組；丫°為對照組；場為干預后；Yi為干預前；w（i,j）為對照組農戶的權重。本研究使用Logit模型計算傾向得分值。

6.3.3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1）農業生產變量。本研究分別選擇單位產量、單位成本和單位利潤來代表農戶的農業生產水平；（2）農戶收入變量。本研究使用家庭人均總收入指標來代表農戶收入水平，用人均農業經營收入、人均非農務工收入、人均轉移性收入和人均財產性收入指標來代表農戶的收入結構。

核心解釋變量。（1）農地流轉變量。本研究將農地流轉分為農地轉入變量和農地轉出變量，當農戶進行農地轉入或轉出時，取值為 1，否則為 0。（2）農地經營規模變量。農地經營規模是指農戶在參與農地流轉后形成的種植農作物的實際播種面積。農地經營規模的變化依賴于農地的轉入和轉出，因此本研究的農地規模經營變量也可以用來表示農地流轉效應（朱文玨 2018）。

控制變量。在借鑒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中表示“農戶-時間”特定要素的向量中選取了戶主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經營特征、自然環境特征等 4類變量。其中，戶主特征包括戶主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家庭勞動力數量和家庭負擔比等；生產經營特征包括承包土地面積、土地塊數、土地等級和是否有自然災害等；外部環境特征包括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交通情況、是否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以及省份虛擬變量用以反映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具體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 6-2。

表6-2變量描述及統計性分析

變量變量定義均值標準差

被解釋變量單位產量單位小麥產量（千克/公頃） 6829.778 1287.398

農業

生產單位農藥、肥料、灌溉、種子、勞動

單位成本力、機械租賃服務等生產資料投入 1.957 0.723

（元/公頃）

單位利潤單位產值-單位成本（元/公頃） 6902.951 3820.895

人均總收入元/人.年 9.632 1.063

人均農業經營收入農戶人均非農務工收入收入收入人均轉移性收入元/人.年 6.927 3.466

元/人.年 7.111 3.970

元/人.年 5.746 1.948

人均財產性收入元/人.年 2.032 3.106

核心解釋變量

農地轉入是否轉入（是=1，否=0） 0.291 0.454

農地轉出是否轉出（是=1 ，否=0） 0.446 0.497

農地經營規模農作物實際播種面積（公頃） 0.778 3.247

控制變量

戶主年齡歲 54.772 11.415

戶主教育程度文盲=1 小學=2 初中=3 高中及以上=4 2.712 0.835

家庭總人口人 4.099 1.550

家庭勞動力人 2.687 1.194

家庭負擔比家里老人或者小孩人數（人） 1.335 1.112

糧食價格元/千克 2.175 0.213

承包土地面積畝 8.006 8.385

農業資產價值家庭農業資產等價值/萬元 1.141 5.752

土地塊數塊 3.093 2.064

土地等級最好=1 較好=2 好=3 較差=4 差=5 1.281 1.089

是否有灌溉設施有=1 ，無=0 0.433 0.496

是否有自然災害有=1 ，無=0 0.201 0.401

交通情況到最近商業中心的距離/千米 6.326 5.005

經濟狀況（對數）村級人均純收入/萬元 1.747 0.619

是否有合作社等經濟組織是=1，否=0 0.377 0.485

6.4實證分析及結果

6.4.1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6.4.1.1基準回歸

農戶的農地轉入與種植規模擴大具有大體一致的行為發生學特征。農戶的行為能力既決定農戶的農地轉入行為，也決定著農戶經營規模的擴大（朱文玨， 2018）。本章節的農地經營規模是指農戶在農地流轉以后形成的農戶實際經營規模，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農地流轉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從農地流轉本身和農地流轉后的經營規模兩個方面實證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為了驗證農戶農地流轉及農地流轉后的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節本增效”的影響，筆者對面板數據同時進行了混合回歸檢驗、面板固定效應回歸和面板隨機效應回歸檢驗，結果顯示應該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因此，文中表 6-3 顯示了運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從表 6-3 中可以看出，在生產成本方面，農戶經營規模對畝均生產成本具有顯著的

92 負向影響，農戶經營規模每增加 10%，小麥的單位生產成本增加 1.65%，這驗證了許慶 (2011)的結論。然而，從農戶規模經營虛擬變量系數Mjln(S)的比較來看，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虛擬變量的系數由負變為正，表明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單位平均成本先降低后增加，呈現出“U”型，當經營規模在1?1.333ha之間達到最低點。當農地經營面積超過 1.333ha 時，由于大規模農戶的勞動力監管成本和土地租賃成本不斷增高導致平均成本增加。

以畝均產量衡量土地生產率時，農戶經營規模對單位產量的影響系數ln(S )為負值，并在 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產量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此結論與Rada et al. (2015)的結論一致。從農戶經營規模的擴大對土地生產率的影響來看，回歸方程的系數Mjln(S)在農戶經營規模小于1.333ha時為正值，當農戶經營規模大于1.333ha時系數變為負值。結果表明，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適度擴大，單位產量經歷了由上升到下降的過程，呈現出“U”型趨勢。可能的原因是，小農為主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土地細碎化的現象非常嚴重，不利于土地生產率的提高。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擴大，單位產量將隨著土地細碎化程度的降低而增加，但當經營規模超過 1.333ha，單位產量將因交易成本的增加而減少，這表明從產量來看，1?1.333ha是適度的農戶經營規模。

與單位產量相比，以畝均利潤衡量土地生產率時，單位利潤模型系數ln(S)為正數, 且在 5%的水平上顯著，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由于農戶經營規模擴大帶來的單位產出下降的不利影響，同時產生內在的經濟效益，這也是能有效實現農地流轉的動力。從農戶經營規模增加對單位利潤的影響來看，回歸方程的系數Mj ln(S)在1.333ha以上時為負值，即單位利潤在經營規模達到1?1.333ha之間時達到最高點。從糧食生產的整體經濟效益來看，糧食主產區糧食種植的適度規模在1~1.333ha之間。

總體來看，農戶經營規模對單位產量和平均生產成本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意味著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可以降低平均生產成本和單位產出。因此，在小規模分散經營模式在沒有根本改變的背景下，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將不利于單位產出的增加，但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有利于成本效益的實現，假設6-1得到驗證。

表 6-3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變量單位產量單位成本單位利潤

經營規模 -0.399*** -0.165*** 0.519**

(-12.520) (-6.460) (2.160)

經營規模的平方 -0.132** 0.023*** -0.009

(-43.270) (8.200) (-0.310)

皿2*經營規模 0.017 -0.009 0.246

(0.750) (-0.380) (1.170)

皿3*經營規模 0.259*** 93 0.012 0.623

(3.110) (0.130) (0.940)

皿4*經營規模 1.312*** -0.065 -0.174

(4.050) (-0.200) (-0.130)

M5*規模 -0.841*** 0.182*** -0.566*

(-11.600) (3.630) (-1.710)

農地轉入 0.232*** 0.240*** 0.095

4.833 4.444 0.556

農地轉出 -0.030 -0.017 -0.152

-0.938 -0.447 -1.197

年齡 0.002* -0.001 0.004

(1.800) (-0.780) (0.270)

教育程度 0.012 -0.027** 0.303***

(1.330) (-2.470) (2.700)

家庭總人口 0.014* -0.012 0.113

(1.680) (-1.360) (1.590)

家庭勞動力 -0.011 0.015 -0.124

(-1.290) (1.610) (-1.630)

家庭負擔比 0.000 0.006 -0.069

(-0.010) (0.730) (-1.010)

糧食價格 0.050* 0.003 2.020***

(1.780) (0.070) (5.210)

土地塊數 -0.004 0.007*** -0.002

(-1.610) (2.680) (-0.130)

土地等級 0.005 0.007 0.055

(0.500) (0.600) (0.610)

是否有灌溉設施 0.013 0.007 -0.145

(0.740) (0.340) (-0.960)

是否有自然災害 -0.112*** 0.077*** -0.527***

(-4.590) (2.640) (-2.680)

省份控制控制控制

2014 0.048*** -0.023* 0.613***

(4.440) (-1.800) (6.010)

2016 -0.018 0.069*** 0.214*

(-1.290) (4.200) (1.800)

常數項 8.281*** 0.607*** 3.077**

(67.400) (3.950) (2.440)

N 555

R2 0.997 0.582 0.762

F值 25990 101 243

注：***p<0.01, **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每個表格里面的上一行數據代表系數，下一行數據代表t值。N是農戶樣本數量，下同。

在農地流轉變量中，轉入變量對畝均產量和生產成本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在

畝均利潤模型中，影響系數依然為正，小麥的畝均產量和生產成本均會隨著經營規模的

94 增加而增加，但總體效應表現為畝均利潤的增加，說明轉入土地擴大經營規模能促進小麥的比較效益的增加；轉出變量對畝均成本、畝均產量和利潤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系數均為負值，說明小規模農戶的單產、成本和利潤都較大規模農戶低，可能的原因是轉出戶實現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勞動的轉移，降低了對土地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從而降低了畝均產量和畝均利潤。綜上所述，驗證了假設6-3。

在控制變量中，代表農戶特征和家庭特征的變量幾乎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代表自然稟賦隨時間而變化的環境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糧食價格對糧食單產、成本和利潤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糧食價格的提升激勵農戶進行農業投資，不斷提高農戶對農業生產成本，進而提高單位產量和單位劉潤；是否有自然災害變量會降低糧食的單位產量和單位利潤，但是會增加糧食生產的單位成本，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6.4.1.2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時期變化影響

表 6-4 顯示了運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的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時期變化影響的估計結果。

表 6-4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時期影響

變量單位產量單位成本單位利潤

經營規模 -0.402*** -0.155*** 0.517**

（-12.480）（-5.990）（2.130）

經營規模 -0.133*** 0.021*** 0.008

的平方（-42.860）（7.440）（0.270）

“2*經營 0.018 -0.008 0.256

規模（0.750）（-0.310）（1.210）

M3*經營 0.258*** 0.015 0.648

規模（3.080）（0.160）（0.980）

“4*經營 1.323*** -0.097 -0.162

規模（4.070）（-0.300）（-0.120）

M5*經營 -0.842*** 0.167*** -0.615*

規模（-11.270）（3.190）（-1.680）

2014*經營 0.027*** 0.004 0.066***

規模（5.450）（1.440）（3.580）

2016*經營 0.063*** 0.012*** 0.004

規模（8.250）（4.200）（0.200）

常數項 8.312*** 0.576*** 3.340***

（67.120）（3.720）（2.650）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

N 555

R2 0.997 0.593 0.764

F值 24987 99 226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每個表格里面的上一行數據代表系數，下一行數據代表t

值。流轉變量、戶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自然稟賦變量結果與表5結果類似，故在此表中沒有列出，如有需要可以提供。

從表 6-4 中可以看出，小麥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的生產成本和單位產量仍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小麥單位產量模型中，時間與小麥經營規模的交互相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了 1%的顯著水平；但在單位利潤的模型中，交互相系數雖然為正，但并未全部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地規模經營增加反而降低農業產業的趨勢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弱。具體來說，中央一號文件強調， 2012-2015 年加快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步伐， 2013 年制定農地流轉政策， 2014 年實施“三權分置改革”，有利于加快提高農業生產綜合水平，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規模經營(Zhang et al. 2017)。此外，一旦中國農村的農地流轉市場運作良好，農地資源就會從生產效率低的小農戶轉移到有能力的大規模種植者手中(Yang et al. 2020)。因此，農戶經營規模增加帶來的減產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改善。在生產成本方面，時間與農戶經營規模的交互項的系數也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對單位生產成本的反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將有所減弱。中國農村小農經營方式和土地細碎化降低了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限制了資金和技術投入的替代效應(Cai & Wang 2016)。因此，有必要促進農地流轉，擴大我國農戶的經營規模。為此，中國政府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三權分置改革"和“土地確權證"的發放(Wang & Zhang 2017)。同時，隨著農業生產機械- 勞動力的進一步替代，社會化服務外包市場的逐漸發育，服務外包價格和土地租賃成本的上漲導致農業生產成本也在上升。因此，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增加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單位生產成本，農戶規模經營對生產成本的影響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假設 6-2 得到驗證。

6.4.2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

6.4.2.1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基于多年期面板數據

傾向得分匹配有多種匹配方式，其中包括最近鄰匹配、半徑匹配、核匹配、樣條匹配及馬氏匹配等。核匹配是一種非參數匹配方式，可以避免其他匹配方式存在的損失樣本信息的缺點，因此本研究選擇核匹配作為主要匹配方法。

(1)構建 Logit 模型，計算傾向值。本研究分別構建以農戶是否轉入土地和是否轉出土地為因變量的Logit模型，估計結果見表6-5。

從表 6-5 中可以看出，土地是否轉入和是否轉出模型均在 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整體擬合程度較好。農戶家庭土地經營面積在轉入模型中系數為 0.022，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轉出模型的系數為-0.024，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說明農戶家庭土地面積越多，越有利于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從而提高農戶的家庭總收入水平。面對規模小效益低的農業生產，轉出土地的機會

成本較小，農戶比較傾向于選擇更多的務工時間，提高非農務工收入同時還有一定的租金收入，進而提高家庭總收入水平。家庭土地塊數對土地轉入和土地轉出分別具有顯著的正向和負向影響，說明家庭地塊越多越有利于促進土地的轉入而抑制土地的轉出。可能的原因是，家庭地塊越多說明單位地塊的土地面積越小，對有轉入意愿的農戶來說，流轉小面積的土地的意愿很小，導致有轉出意愿的農戶的土地很難流轉出去；同時，農戶在不易轉出的情況下，可能會增加其轉入土地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意愿，或者通過置換土地減少細碎化降低農地經營成本的意愿。

表6-5農地流轉決策Logit模型回歸結果

變量 - 轉入模型轉岀模型

系數標準誤 P值系數標準誤 P值

年齡 -0.048 0.006 0.000 0.044 0.007 0.000

教育程度 0.182 0.083 0.027 -0.058 0.087 0.506

家庭總人口 0.070 0.060 0.249 -0.097 0.068 0.156

勞動力人數 0.429 0.080 0.000 -0.372 0.090 0.000

家庭負擔比 -0.330 0.181 0.041 -0.512 0.305 0.093

土地塊數 -0.092 0.042 0.026 0.034 0.015 0.021

承包面積 0.022 0.009 0.013 -0.024 0.009 0.004

租金 0.001 0.000 0.000 0.004 0.000 0.000

人均純收入 0.119 0.033 0.000 0.005 0.025 0.830

人情支出 -0.397 0.652 0.543 0.727 0.708 0.304

非農收入占比 -2.874 0.216 0.000 1.967 0.228 0.000

農業資產價值 0.280 0.051 0.000 0.005 0.010 0.604

是否參與合作社 0.132 0.259 0.612 1.195 0.277 0.000

交通情況 0.016 0.015 0.286 0.106 0.016 0.000

村經濟狀況 0.230 0.013 0.000 0.182 0.041 0.000

是否有合作社 0.218 0.144 0.130 0.272 0.109 0.037

常數項 0.845 0.556 0.128 -5.321 0.614 0.000

LR chi2 (17) 559.850 1125.470

R2 0.248 0.438

注:***、**、*分別表示 1%、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

在家庭特征中，戶主年齡對農地轉入和農地轉出具有顯著的抑制和促進作用。說明家庭戶主年齡越大有不利于促進農地轉入而促進農地轉出，說明農地逐漸由老一代農民手中逐漸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手中轉移。家庭負擔對土地轉入或者轉出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文中家庭負擔是指65歲以上的老人或14歲以下的兒童，對老人來說，由于缺乏務工能力增加了其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土地的轉出，同時又沒有能力經營更多的土地，也會抑制土地的轉入。同時，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留守兒童現象較多，一般由家里的老人或婦女照顧，加強了農地的人格化財產屬性也阻礙了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家庭農業資產對轉入土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家庭農業資產越多，說明農戶的農業方面的物質資本比較豐裕，有條件轉入土地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提高農地規模效

益。

在村級變量中，村級到城鎮的距離越近越有利于農地轉出，村級經濟情況越好，越有利于農地轉出。可能的原因是，村級到城鎮的距離越近，村級經濟狀況越好，村民非農務工機會越多，有利于促進農業家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進一步促進農地轉出（Berchoux 2019）。村級是否擁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在轉出模型中的系數分別為 0.252，并均在 5%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村級擁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農戶在流轉過程中就會傾向于將農地流轉到新型農業經營組織中獲得較高的租金或者分紅，同時減少土地對農業勞動力的束縛，促進農業勞動力的非農轉移提高家庭非農收入，進一步提高農戶家庭總體收入水平。因此，擁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的村莊農地流轉發生率越高。

（2）傾向得分匹配估計。通過對上述模型的估計求出農戶做出轉入和轉出決策的概率值，然后基于概率值對轉入戶與未流轉戶、轉出戶與未流轉采用最近鄰匹配和核匹配兩種方式進行匹配。匹配過程中設定了 common 選項對共同取值范圍內個體進行匹配，其他采用默認設定，三年面板數據的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分別見表 6-6。為保證轉入戶與非流轉戶、轉出戶與非流轉戶的匹配質量，本研究對模型進行了平衡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流轉戶與非流轉戶的傾向得分取值有比較大的共同支持域，在匹配后標準偏差的絕對值較小，并且 T 檢驗沒有表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同時匹配前后的 Pseudo R2 值明顯變小，這表明模型很好地平衡了流轉戶和非流轉戶的數據，通過了平衡性檢驗。

從表 6-6 中可以看出，對三年期面板數據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前，轉入戶和非流轉戶的家庭人均總收入的對數為 10.085 和 9.415，兩者之間的差異為 0.670。在運用核匹配對流轉戶和非流轉戶進行匹配以后，兩類農戶的家庭人均總收入的對數分別降低為 9.875 和 9.446，這說明在考慮了樣本的“自選擇”問題以后，農地流轉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變小；兩者之間的差值為 0.429，并在 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轉入土地的農戶平均家庭總收入比未參與的農戶高 53.57%（exp（0.429） -1）；同理，匹配后的轉出戶和非轉出戶的收入水平差值為 0.280，表明轉出土地的農戶平均家庭總收入比未參與的農戶高 32.31%（exp（0.280） -1），以上實證結果與預期一致，驗證了假設6-4。

從收入結構來看，匹配后的 T 值大部分均大于 1.96 的臨界值，說明流轉戶與非流轉戶的凈效應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不同的流轉類型給農戶帶來的收入增長路徑也會產生不同。轉入土地農戶的農業經營收入顯著提高了，雖然轉入土地農戶比未流轉農戶的非農務工收入有所降低，但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對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來說，轉入戶比未流轉戶顯著增加了農戶的轉移性收入，但降低了農戶的財產性收入水平。對轉出戶的分析結果表明，轉出戶的農戶家庭財產性收入顯著增加而農業經營收入顯著降低，這是由于轉出戶會得到一定的土地轉出租金，增加了其財產性收入。同時，轉出土地的

農戶多傾向于將土地幾乎全部流轉出去，或者僅剩下少許口糧地，進而降低了農戶的農業經營收入。轉出戶的非農務工收入凈效應為正值，但在統計水平上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總體來看，不同流轉類型農戶的收入增長路徑不同：轉入戶通過增加農業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提高了家庭總收入水平；而轉出戶通過增加財產性收入提高了家庭總收入水平，非農務工收入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凈效應仍為正值，此結論驗證了假設6-5。

表 6-6 三年面板數據的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

農戶類型因變量處理效應流轉戶非流轉戶凈效應標準誤 t統計值

人均總收入匹配前 10.085 9.415 0.670 0.126 5.310

ATT 9.875 9.446 0.429 0.052 12.270

農業經營收入匹配前 9.242 5.977 3.266 0.160 20.470

ATT 9.242 7.081 2.162 0.298 7.260

轉入戶非農務工收入匹配前 6.396 7.405 -1.008 0.201 -1.020

ATT 5.118 6.396 -1.279 0.430 -1.970

轉移性收入匹配前 5.875 5.431 0.444 0.099 4.500

ATT 6.254 5.431 0.823 0.189 4.340

財產性收入匹配前 1.261 2.349 -1.088 0.156 -6.970

ATT 1.261 2.009 -0.749 0.297 -2.520

人均總收入匹配前 9.751 9.537 0.214 0.049 4.360

ATT 10.031 9.751 0.280 0.139 2.010

農業經營收入匹配前 5.271 8.259 -2.988 0.146 -20.490

ATT 5.271 7.797 -2.526 0.347 -7.290

轉出戶非農務工收入匹配前 7.238 7.010 0.228 0.185 1.230

ATT 7.399 7.238 0.161 0.620 1.260

轉移性收入匹配前 5.767 5.730 0.037 0.091 2.410

ATT 6.366 5.767 0.600 0.263 2.280

財產性收入匹配前 4.524 0.029 4.495 0.100 44.760

ATT 4.524 0.030 4.494 0.157 28.560

注:***、**、*分別表示 1%、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

從上述結果中分析可知，農地流轉能夠顯著提高參與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針對不同類型農戶而言，土地轉入戶的家庭總收入和農業經營收入得到了顯著提高。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生產要素的不可分性，較小的土地規模限制了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農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逐漸提高，具有一定的規模效益，達到增加經營者收入的目的。土地轉出戶的家庭總收入水平顯著提高，而農戶家庭非農收入雖然增加了，但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隨著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在土地轉出前農村勞動力己經進行初步轉移，土地轉出行為對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大。轉出戶的轉移性收入顯著提高，是因為轉出戶獲得了一定的土地轉出租金。 6.4.2.2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基于分階段面板數據分析

本部分使用PSM、DID和加入協變量的DID三種估計方法得出的計量結果基本趨勢

一致，結果的穩健性得到驗證。本部分主要對基于含協變量的DID結果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見表6-7。

表 6-7 農戶收入凈效應的分階段估計結果

凈收入效應（ATT）

農戶類型分階段人均總

收入農業經營收入非農務工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

收入

2012 和 2014 0.450*** 1.579*** -0.763* 0.109** -1.507***

轉入戶 2014 和 2016 0.791*** 2.157*** -1.376 0.023** -0.832

2012 和 2016 0.488*** 1.719*** -0.764* 0.132*** -1.243***

2012 和 2014 0.229*** -0.858*** 0.858*** -0.189 3.328***

轉出戶 2014 和 2016 0.245** -0.645** 0.113 0.251 1.058***

2012 和 2016 0.244*** -1.582*** 7.179 -0.166 2.814***

注:***、**、*分別表示 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

從表6-7的結果可以看出，基于分階段的實證結果與全樣本數據的實證結果表現同樣的趨勢：即農地流轉會增加農戶的整體收入水平，且不同流轉類型農戶表現為收入結構變化的異質性。轉入戶的農業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表現為明顯的增加，而轉出戶則通過財產性收入和非農務工收入增加農民家庭收入水平，驗證了文章結論的穩健性。

從收入水平來看，農地轉入對家庭人均純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分階段來看， 2014和2016年的兩期面板數據結果可以看出，農地轉入對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正向影響大于2012和2014年兩年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農地轉入的總收入邊際效應逐漸增加；但是2012年和2016年兩期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農地轉入的家庭總收入效應較2014和2016年的兩期面板數據的總收入效應低，說明2012-2016五年時間的平均收入邊際效應下降。總體來看，農地轉入的總收入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說明農地流轉的政策效應已逐漸釋放，如何持續保持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同理，農地轉出對家庭人均總收入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分階段來說看，農地轉出對家庭人均總收入的影響與農地轉入政策的影響趨勢是相同的，均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不斷深入，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也會增加，但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釋放，收入效應會逐漸下降。同時，可以看出，農地轉入對農戶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大于農地轉出的收入效應。

從收入結構來看，農地轉入對家庭農業經營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農地轉入戶的家庭農業經營收入效應隨時間變化表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但是，農地轉入對財產性收入的促進作用隨時間變化而逐漸降低。可能的原因是，大規模種植戶會加大對農業生產技術的投入，同時隨著農業機械化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也會逐漸增加；同時國家相關農業政策不斷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方向傾斜，共同作用導致轉入戶的農業經營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轉入戶的財產性收入主要來自于農業補貼和規模經營的獎

100

勵方面，一般來說，在農戶規模化初期，國家會給與農地轉入戶一定的一次性的資金支持，此時政府對農地流轉初期的資金補貼會直接增加農戶的家庭收入，隨著農戶的農業生產逐漸規模化和正規化，國家的某些農業轉移性支付政策就會下降，進而導致轉移性收入的下降。但隨著農戶利用轉移性收入轉化為農業投資，農業生產效益會逐漸增加，一部分抵消轉型收入的下降，因此不會影響農戶的整體收入水平。農地轉出會顯著降低農業經營收入，而對家庭財產性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種影響隨著時間變化逐漸下降。可能的原因是，隨著服務外包市場的不斷完善，外包服務會通過降低農業對家庭勞動力的約束進而抑制農戶的轉出行為；且隨著農地流轉市場的不斷成熟，農地租金也處于一個穩定的市場化狀態，所以農地轉出對農戶財產性收入的影響也逐漸下降。

6.5本章小結

本章節基于糧食主產區山東、河南和安徽 3 省 10縣的調研數據，運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和 PSM-DID 模型，綜合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不同時期的差異性變化，得出如下結論。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影響的結論。(1)農戶經營規模負向影響單位產量和生產成本，而對單位利潤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農戶經營規模雖然沒有帶來單位產量的顯著增加，但確實大大降低了平均成本，提高了小麥的單位利潤。(2)從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的影響來看，交互相系數Mj ln(S)在產量和利潤模型上為倒“U”型曲線, 而在平均成本模型中交互項系數值表示為“U”型曲線，轉折點均在1-1.333公頃之間, 表明適度的糧食生產規模在 1-1.333 公頃之間。(3)將農地流轉分為農地轉入和轉出，轉入變量對小麥的畝均產量和生產成本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雖然對小麥的畝均利潤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影響系數仍為正數。即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加，小麥的畝均產量和生產成本都會增加，但總體效應表現為畝均利潤的增加，說明轉入土地擴大經營規模能促進小麥的比較效益的增加；轉出變量對小麥的畝均成本、畝均產量和利潤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4)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產量和平均成本的反作用正在減弱。這表明，隨著國家后續政策的出臺和農村市場條件的逐步改善，規模效應減弱的趨勢有所改變，但規模經營帶來的成本效益的優勢也在減弱。

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的結論。(1)參與農地流轉的農戶較未參與農地流轉農戶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農戶會選擇將農地流轉出去，實現農村勞動力由比較收益低下的農業向非農勞動力的轉移，實現家庭總收入的增加；同時，隨著糧食生產支持政策和利好農地流轉政策的出臺，具備比較豐裕資金和人力資本的農戶更愿意響應農業政策，積極的轉入土地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而提高家庭總收入。因此，無論轉入還是轉出土地，都

101

是基于自身優勢的資源稟賦做出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都會提高家庭收入水平。（2）從農戶類型和收入結構來看，轉入戶的家庭總收入、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顯著提高，財產性收入顯著降低；而轉出戶的家庭總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顯著提高，農業經營收入顯著降低。同時，非農務工收入在轉入戶和轉出戶中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驗證了先前的研究結論（楊子等 2017）。可能的原因，一是土地轉入與非農勞動力雇傭市場的關系并不顯著相關（Huang et al. 2012）；二是隨著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在土地轉出前農村勞動力已進行初步轉移，土地轉出行為對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的釋放作用不大。（ 3）分階段數據表明，從收入水平來看，農地轉入和轉出對家庭人均總收入的促進效應隨時間表現為相同的影響趨勢，即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不斷深入，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也會增加，但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釋放，收入效應會逐漸下降；同時，可以看出，農地轉入對農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大于農地轉出的收入效應。從收入結構來看，農地轉入戶的家庭農業經營收入效應隨時間變化表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而財產性收入的促進作用隨著時間的變化逐漸下降。農地轉出對家庭農業經營收入的負向作用及對家庭財產性收入的正向影響均隨著時間變化逐漸下降。

102

第七章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分析

7.1問題的提出

在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農地的小規模經營制約了我國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規模化經營成為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理性選擇也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大趨勢。過去 30 多年的事實表明，土地流轉并沒有徹底扭轉中國以小農戶為基本面的農業經濟格局，為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核心就是要引入現代生產要素（羅必良等2021），農業社會化服務被寄予更多的期待（趙曉峰和趙祥云2018；鐘真 2019）。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目標就是為小農戶提供生產和服務，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促進小農戶的增產增收。因此，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從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視角審視服務外包的影響，并探究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機制，對豐富現有研究成果，提高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意義。

在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方面，有學者認為服務外包能提高農業產出（陳超等 2012；張忠軍和易中懿 2015），但也有部分學者發現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不利的影響（武舜臣等 2021）。同時，有學者從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視角驗證了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影響的異質性（孫頂強等 2016； Sun et al 2018）。在服務外包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方面，有研究認為，服務外包不僅可以有效緩解家庭農業勞動力約束，通過勞動力非農就業渠道增加家庭收入（楊子等 2019），還可以將先進生產技術代入農業生產中，顯著提高農戶的生產經營凈收入（Machila et al. 2015； Lyne et al. 2018）。但也有研究研究表明農資供應外包并未對農場凈收入帶來促進作用，且可能存在不利影響（Gillespie et al. 2010）。Mi et al. （2020）從家庭收入、消費支出和勞動力條件等不同角度實證分析棉農生產環節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家庭福利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業生產外包通過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消費者支出和改善勞動條件改善了小農戶的福利，且福利效應在不同環節外包中存在異質性。有學者從影響機制角度考慮了服務外包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結果顯示服務外包不僅可以通過影響勞動力等資源的配置效率影響農戶福利，還可以通過農戶的專業化分工機制來影響農戶福利（楊志海 2020）。

雖然現有文獻在本研究主題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理論基礎，但在以下幾個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現有研究大多關注的是農業生產服務外包起因及其農業生產和收入效應，且未得到統一的結論；其次，現有研究中沒有從家庭資源配置的角度去考慮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問題；最后，已有評估農業生產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往往使用截面數據，難以捕捉到收入效應的時間變化趨勢。因此，本章節將基于糧

103

食主產區3省10縣農戶面板數據，分別選擇農業生產率和家庭人均總收入指標考量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對促進農業生產服務外包市場，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進而提高農戶整體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7.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我國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外包為要素替代以及專業化生產開辟了一條更為現實的路徑，不僅可以有效的彌補由于非農就業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鐘甫寧等 2016），還能將先進生產技術引入農業生產環節，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冀名峰2018）,在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Igata et al. 2008）。

首先，服務外包可以通過影響農業生產中的專業化分工來改善農業生產績效，激勵農戶擴大農地經營規模（張露等，2021）。農業專業化是新型農業生產經營模式的發展動力，專業化分工可以帶動每個生產環節技術效率的提高，進而使得所有勞動效率的最大化，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促進經濟增長（曹國慶等 2014；Rae and Zhang 2009）。有學者表明農業生產外包服務會明顯增加規模經營農戶的土地轉入，對農地規模經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康晨等 2020），隨著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勞動力不足以滿足規模的需求，這就需要規模經營戶從勞動力市場上雇傭新的勞動力滿足農業生產需求，進一步會促動農業勞動力市場的發育（朱文玨和羅必良 2016），使勞動效率最大化。同時，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在促進農業專業化的同時，會降低農業生產對農戶生產技術水平的要求，農戶可以將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交給專業化強的種植團隊或專業化服務組織完成，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王志剛 2011），改善農戶的家庭福利（陳宏偉等 2019；楊子等 2019）。

其次，服務外包可以通過影響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進而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基于家庭分工經濟理論，家庭成員分工與專業化選擇是盡可能利用家庭成員的分工優勢，實現家庭的利潤最大化（Su et al. 2016）。在農戶家庭生產決策過程中，可以將農戶的非農就業與經營農地看作是家庭生產的兩種“產品”（李寧等 2018；Zhao et al， 2021）。在社會化服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有效，農民不存在非農就業門檻制約的背景下，具有非農就業優勢的農戶傾向于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給相對效率較高的其他勞動者（比如社會化服務組織），而家庭勞動力憑借其在非農就業方面的優勢順利進入勞動力就業市場，則此時由于家庭生產結構優化而產生結構效應，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產出和非農收入，同時也能提高家庭整體收入水平（ Picazo-Tadeo and Reig-Martinez 2006），也就是提高了整個生產過程的平均生產效率。

最有，由于每個生產環節對生產要素的需求相對不一，這也導致不同的生產環節對服務外包的需求存在異質性。比如，在耕地和收割環節，在農業機械化之前需要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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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勞動力來完成這些生產環節工作，隨著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外包主要實現了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因此整體和收割環節可以歸為勞動密集型環節；同理，在植保和播種環節，本身對勞動力要求不高，而當時對農業勞動力生產技術的要求更高，如果沒有一定的播種和植保知識肯定實現農業生產效率最大化，此時的服務外包實現的是機械對生產技術的替代，因此植保和播種環節可以歸為技術密集型環節。因此，不同環節的服務外包實現的不同的資源要素替換，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中，相較于技術密集型環節，農戶非農就業對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的促進作用更大(Deng et al. 2020)，但Chen et al (2012)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也有學者討論了各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效率影響的差異性，并探討了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趨勢(陳超等 2012；孫頂項等 2016)。

總之，一方面服務外包通過服務的規模經營，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促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Zhong and Luo 2013)，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服務外包的發展使農業生產的部分環節被機械化替代，緩解了非農就業導致的勞動力約束，促進非農就業收入和農戶整體收入水平提高(李寧 2020； Zhao et al. 2021)。同時，不同環節的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具有異質性。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7-1:服務外包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且不同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具有異質性。

假設7-2:服務外包有利于促進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且不同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具有異質性。

7.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7.3.1樣本說明

本章節基于連續跟蹤法形成的10縣623戶農戶的面板數據來分析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小麥的生產環節具體可分為耕地、播種、植保、灌溉、施肥、收割、干燥和儲蓄等8個環節，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灌溉、施肥、干燥和儲蓄環節的外包程度很低，難以影響農戶的農業規模經營行為，因此，本研究著重分析耕地、收割、播種和植保四個環節的服務外包行為及其影響。由于2013-2017年有68戶農戶為全部轉出戶沒有種植小麥，因此本研究使用555個小麥種植戶的數據來分析。

7.3.2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時間趨勢，本部分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確定服務外包行為與農業生產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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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借鑒昭玲方福前、張艷麗(2010)和李谷成等(2010)的研究，服務外包對農業生

產的影響分析將采用以下模型：

C-D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為：

人=40『厶：2 (7-1)

式(7-1)中， Y 代表小麥單位產出， A 代表全要素生產率， K 和 L 分別為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投入，血和血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規模報酬，t代表年份。

對上式進行對數變換可得：

Ln% = Ln4t + ^LnKt + Q2LnZt (7-2)

根據王玨等(2010)的研究，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受對外開放程度、科技水平、工業化程度、地理因素、土地利用能力等因素影響，其中科技水平、工業化程度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最為顯著。由于生產環節服務外包水平代表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因此，本研究將選擇小麥生產的服務外包水平和工業化程度作為小麥生產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構成項，表達為：

如血=0o + 0i，NDt + 02OSt + “t (7-3)

其中，/NDt表示工業化程度，為服務外包指數，他是隨機誤差項。

將(7-3)式帶入(7-2)中，同時考慮農戶個體異質性將得到本研究要估計的生產函數基本形式：

加怡=00 + 01川％ + 02。5讓 + + + + “it (7-4)

式中，i代表不同農戶。不同農戶的工業化水平和技術密集度等個體效應與農戶外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因此，為避免個體效應進入隨機誤差項導致最終結果產生偏差，本研究將引入農戶個體固定效應血，以反映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的農戶個體異質性。代表“農戶一時間”特定要素向量，比如衡量戶主特征、家庭特征、村莊特征的變量組合。因此，本研究將首先估計一下模型：

如怡=00 + 01，NDit + 02OSit + 01如心 + + e&it + 久i (7-5)

+ “it

農戶不僅存在個體效應的特征，其特征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為控制因未觀測的與農業生產率和生產外包均相關的因素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還引入了時間固定效應0t以反映時間變化對不同農戶農業生產率變化的影響。本研究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對個體和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具體模型為：

LnEt = 00 + 01‘NDit + 02°Sit + + «2Ln^it + + 久i + (7-6)

+ “it

7.3.2.2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106

本研究將使用家庭人均總收入作為農戶收入的指標，由于家庭人均總收入均是連續性變量，則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人均收入的影響可由如下模型估計：

Zi=Y'OSi+P'Xi+Ei （7-7）

借鑒高桂珍（2019）的研究，N是指農戶i的人均總收入，使用人均總收入的對數來表示。。£為農戶i參與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的程度，&是影響農戶收入的一系列因素，珥為隨機誤差項。

為了控制農戶個體異質性和時間效應，模型將同時引入個體固定效應血和時間固定效應0t進行估計：

Ln^it = Y'OSit + P'Xit + Ai + 0t + Eit （7-8）

7.3.3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1）農業生產（LnY），為樣本農戶的小麥單產水平，單位為斤/畝。

（2）農戶收入（LnZ），為樣本農戶家庭的人均總收入，單位為元/人/年。

核心解釋變量。生產環節外包水平（OS）,用生產環節服務外包程度來表示。資本

（K），本研究用各地區樣本農戶的實際畝均資本投入來表示，包括農戶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種子、化肥、農藥、灌溉和機械等的支出，單位為元/畝。勞動力（L）,本研究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成本來表示，包括雇傭勞動力成本和自身勞動力投入成本之和，其中，自己勞動力成本依據實際勞動力投入天數與第六章節中計算出的日均工資折算，單位為元/畝。工業化水平（IND），借鑒陳超等（2012），因為非農就業機會最能體現一個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因此本研究用農戶非農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作為工業化進程的微觀表現。

控制變量。為避免遺漏變量導致的模型可信度不足等問題，本研究如前文所示選擇戶主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經營特征、村莊特征等 4 類變量等指標來控制遺漏變量對糧食生產的影響。這些變量的選擇與前面章節的定義一致。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 7-1 。

表 7-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變量變量解釋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

農業生產畝均產量的對數（斤/畝） 6.796 0.230 5.639 7.863

農戶收入人均總收入的對數

畝均物質要素投入的對數，包括種 9.376 0.891 4.605 12.762

資本投入子、農藥、化肥、機械和種子等費用（元/畝）

畝均勞動力投入的對數，包括自家 6.032 0.252 3.497 7.405

勞動力投入勞動力和雇傭勞動力（元/畝） 4.231 0.987 0.114 6.646

工業化水平

戶主特征家庭非農收入/家庭總收入（%） 0.523 0.359 0 1

107

年齡歲 54.772 11.415 22 88

教育程度文盲=1，小學=2，初中=3，高中及

以上=4 2.712 0.835 1 4

家庭特征

家庭總人口家庭總人口 4.099 1.550 1 12

勞動力人數人 2.687 1.194 0 9

家庭負擔比家庭老人、小孩數占家庭總人口比

例/% 0.312 0.262 0 1

承包土地面積畝 8.006 8.385 0.7 35

土地塊數塊 3.093 2.064 1 13

農業資產價值家庭農業資產等價值/萬元 1.141 5.752 0 130.600

村級特征

交通情況到最近商業中心的距離/千米 6.326 5.005 0.1 25

經濟狀況（對數）村級人均純收入/萬元 1.747 0.619 0.657 4.331

是否有合作社等經濟組織是=1，否=0 0.377 0.485 0 1

7.4實證結果分析

服務外包與農業生產和家庭收入之間可能存在因果關系而產生內生性問題。有研究表明，服務外包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家庭福利效應（楊丹等 2019），同樣家庭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會直接影響農戶是否選擇服務外包行為及服務外包程度（穆娜娜等 2016）。因此，本研究在考慮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同群效應）和外生性條件之后，選擇了“同村內除本身之前的其他農戶的平均服務外包程度”來作為工具變量。本研究分別基于FE 和IV-FE進行了實證分析，并進行了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卡方值為4.01，P值為 0.995，明顯大于0.1，表明可以拒絕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本研究給出的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具有穩健性。本研究的分析邏輯如下：首先分析整體環節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然后分析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水平的異質性影響，最后探究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業收入影響機制。

7.4.1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7.4.1.1整體環節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本研究分別考察了基于個體固定效應和個體與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在兩個模型下，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影響的方向和影響程度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在加入時間要素之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R2有所提高，說明此模型更好地解釋了小麥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直接報告了基于個體和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實證結果，見表7-2和7-3所示。

表 7-2 匯報了整體環節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結果。從回歸結果可以

108 看出，整體環節服務外包指標通過了 10%置信區間的檢驗且為正值，說明隨著整體環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服務外包程度整體環節的影響系數為 2.051，且在 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整體環節服務外包程度每增加 1%，小麥產出會顯著增加 2.051%。從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影響的異質性來看，雖然兩個模型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是相比較勞動密集型環節服務外包，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大，這進一步說明技術密集型環節引起技術含量高，進而帶來的技術外溢更明顯，因此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大，此結論驗證了假設 7-1。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提高小麥產出水平的促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均比較顯著，并且物質要素投入對農業生產率的提升作用明顯高于勞動力要素的提升作用。同時可以看出，工業化水平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為負向關系，可能的原因是，隨著非農收入比重的提高，農戶更傾向于將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就業部門，給農業生產帶來負面影響。

表 7-2 整體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結果

變量整體環節勞動密集型環節技術密集型環節

服務外包程度 2.051*** 1.673*** 3.107***

(15.020) (10.420) (8.180)

資本投入 0.942*** 0.982*** 0.984***

(83.110) (86.390) (80.220)

勞動力投入 0.076*** 0.053*** 0.050***

(7.310) (4.780) (4.480)

-0.026 -0.032 -0.027

工業化水平 (-1.190) (-1.280) (-1.110)

0.028** 0.064*** 0.001

2104 (2.070) (4.110) (0.070)

0.096*** 0.129*** 0.080***

2016 (8.860) (10.410) (6.550)

-0.315*** -0.165 -0.127

常數項 (-3.200) (-1.480) (-1.210)

省份控制控制控制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

R2 0.999 0.998 0.998

注: ***p<0.01,** p<0.05，*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7.4.1.2 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本部分研究將基于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分析結果見表7-3。

如表 7-3 所示，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均為正值。但是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家庭收入

109

水平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此結論進一步驗證了假設 7-1。具體來看，植保環節外包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最大且為正值，這與陳超(2012)的研究結論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植保環節是一個技術含量更高的環節，該環節外包帶來的技術外溢更明顯，因此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更大。其次是播種環節的影響程度次之，同樣播種環節也是一個技術含量較高的環節，播種環節技術更成熟，則會導致種苗播種均勻，間隔合適滿足對水、光、熱的需求，則會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對農業生產的正向影響隨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

表 7-3 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結果

變量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收割環節

服務外包程度 1.584*** 3.676*** 4.928*** 3.125***

(7.860) (12.890) (3.390) (7.240)

資本投入 1.018*** 1.018*** 0.988*** 0.986***

(103.320) (112.320) (48.730) (77.860)

勞動力投入 0.028*** 0.027*** 0.0498*** 0.051***

(2.700) (2.710) (3.130) (4.380)

工業化水平 -0.030 -0.025 -0.028 -0.027

(-1.400) (-0.098) (-1.170) (1.230)

2014 0.073*** 0.020 0.024 0.046***

(4.470) (1.210) (1.290) (3.020)

2016 0.143*** 0.102*** 0.089*** 0.103***

(10.970) (7.980) (5.930) (8.390)

常數項 -0.084 -0.065 -0.099 -0.119

(-0.720) (-0.580) (-0.900) (-1.100)

省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R2 0.998 0.998 0.998 0.998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7.4.2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

7.4.2.1整體環節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本研究同樣分別考察了基于個體固定效應和個體與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在兩個模型下，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水平影響的方向和影響程度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在加入時間要素之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R2有所提高，說明此模型更好地解釋了小麥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直接報告了基于個體和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實證結果，見表7-4和 7-5所示。

表 7-4 匯報了整體環節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結果。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整體環節服務外包指標通過了 10%置信區間的檢驗且為正值，說明隨著整體環

110

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服務外包程度整體環節的影響系數為

0.836，且在 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整體環節服務外包程度每增加10%，小麥產出會顯著增加 8.36%。從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影響的異質性來看，雖然兩個模型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是相比較勞動密集型環節服務外包，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大，這進一步說明技術密集型環節引起技術含量高，進而帶來的技術外溢更明顯，因此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大，此結論驗證了假設 7-2。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中均沒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為正值。

表 7-4 整體和分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結果

變量整體環節勞動密集型環節技術密集型環節

服務外包程度 0.836*** 1.049*** 1.490***

(3.830 (3.670) (2.980)

2014 0.015 0.004 0.036

(0.440) (0.110) (0.970)

2016 0.021 0.010 0.032

(0.620) (0.300) (0.900)

常數項 8.686*** 8.717*** 8.798***

(30.090) (30.540) (30.660)

省份控制控制控制

其他變量控制控制控制

R2 0.399 0.399 0.394

注: ***p<0.01,** p<0.05，*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7.4.2.2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本部分將基于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分析結果見表7-5。

表7-5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結果

人均總收入

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收割環節

服務外包 1.433*** 2.088 ** 2.524** 1.790***

程度 (3.430) (2.450) (2.510) (3.000)

2014 0.000 0.024 0.027 0.016

(0.010) (0.690) (0.760) (0.470)

2016 0.001 0.036 0.029 0.025

(0.040) (0.940) (0.850) (0.730)

常數項 8.792*** 8.870*** 8.814*** 8.780***

(31.450) (30.770) (30.700) (30.020)

省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變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R2 0.395 0.390 0.395 0.396

注: ***p<0.01,** p<0.05，*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111

如表 7-5 所示，耕地環節、播種環節、植保環節和收割環節四種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程度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均為正值，但不同環節服務外包的影響同樣具有異質性，此結論進一步驗證了假設 7-2。具體來看，植保環節外包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最大且為正值。同樣因為植保環節是一個技術含量更高的環節，該環節外包帶來的技術外溢更明顯，因此對農業收入的影響更大。播種環節的影響程度次之，同樣播種環節也是一個技術含量較高的環節，播種環節技術更成熟，技術帶來的正向效應會顯著促進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在人均收入模型中，各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的時間影響趨勢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仍為正值，且影響系數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增加。

7.5本章小結

本章節基于小麥555個農戶的 3年面板數據，分別從整體環節服務外包、分環節服務外包和不同環節服務外包多重視角綜合分析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家庭收入水平影響，得出如下結論：

（1）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整體環節、分環節和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都通過了 10%置信區間的檢驗且顯著為正值，說明隨著各環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各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植保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程度最大且為正值。在技術密集型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分類中，技術密集型環節對家庭農業生產影響更大。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提高小麥產出水平的促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

（2）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整體環節、分環節和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為正值，說明隨著各環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戶收入。同時，各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具體來看，相較于其他環節外包，植保（病蟲害防治）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最大。同理，在技術密集型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分類中，技術密集型環節對農戶收入影響更大。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中雖然沒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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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

分析

8.1問題的提出

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是農業走向現代化的關鍵途徑。現有研究認為，中國的農業規模經營的實現路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通過農地經營權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一個是通過土地托管或服務外包實現服務規模經營。然而，宏觀層面的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必然有其微觀基礎。從微觀農戶行為選擇方面，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分別是農戶參與農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兩種規模經營的的方式。通過前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行為不是單獨存在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具有相互促進的關聯性。因此，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在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方面亦不是獨立存在的，農地流轉會通過影響農戶的服務外包行為影響農戶的農業生產和收入水平，同時農戶的服務外包行為也會通過影響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實現農地規模經營，促進農戶農業生產和收入水平。

在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實踐過程中，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究竟是怎樣的？是本研究想要重點回答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根據 2013年至2017年華北平原3省10縣的微觀調查數據，利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模型和動態面板 GMM 模型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在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8.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農戶農地流轉行為和外包行為存在一種“推力－拉力”的互動規律，即農戶通過農地流轉行為會促進農戶服務外包行為（曲朦 2021），而服務外包行為同樣會推動農地規模經營行為（楊子等 2019），是農戶分別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兩個路徑（張露和羅必良 2021）。服務外包一定程度上依賴農地的規模集中，同時會反過來促進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最終實現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戶收入水平的增加。

一方面，農戶農地流轉通過促進農地轉入形成農地規模經營，進而引致市場容量的增加，促進農戶參與社會分工中，內生出服務規模經濟（羅必良 2017），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增加。因此，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為服務外包提供了較大的市場容量和較高的交易頻率，隨著農戶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農戶對勞動力的需求將不斷增加，在勞動力約束較強的情況下，農戶傾向于將農業生產中某些本應該有自身完成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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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過服務外包形式完成，緩解勞動力約束。服務規模經營的前提是空間的聚集或者服務需求的聚集，即小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形成的土地的集中形成的空間的聚集或者是通過農戶集中性的選擇服務外包形成的服務需求的聚集。具體表現為，規模經營農戶通過轉入土地實現了農地規模經營，并且隨著土地規模的擴大，規模戶對服務外包的需求會逐漸增強（王志剛等， 2011），實現農戶的“農地規模經濟”；小農戶通過購買外包服務可以誘導縱向分工，實現外部化的“服務規模經濟”，而服務外包可以降低由農地流轉導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緩解農戶由于交易費用導致的資本約束（張露和羅必良 2018），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戶收入水平的增加。

另一方面，農戶選擇服務外包參與到服務規模經營中有利于引致農戶對土地的需求，促進農戶進行農地流轉增加農地經營規模，實現農業的規模經濟，提高農戶收入水平。農業社會化服務外包水平的提高對農地規模經營的增加產生相應的反饋作用，倒逼農戶通過農地流轉參與到農業經營規模中，以適應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改變。具體表現為:服務外包通過緩解農戶的勞動力力約束、技術約束和資金約束，進而緩解其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約束，促進農地規模經營的發展（楊子等 2019）。另外，服務外包帶來的服務規模經濟會提高農戶的規模經營潛力，改變其參與農地規模經營行為（姜松等 2016）。另外，服務供給主體為了節省服務成本，提高供給服務的收入，服務主體會傾向于已經實現了土地土地集中的農業經營主體，實現連片作業，甚至可能會促成類似的土地集中，實現農地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

綜上所述，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是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不可或缺的兩面。農戶通過農地轉入促進農地經營規模的增加為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提供了較大的市場容量和較高的交易頻率，促進農戶做出選擇購買服務的集體行動有利于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同時，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同樣有利于引致農戶對農地的需求，促進農戶轉入土地實現農地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經濟和分工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因此，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如果相互適應協調，將會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增長。

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8-1: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

假設8-2: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收入具有交互效應。

8.3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8.3.1樣本說明

本章節運用連續跟蹤法形成的10縣623戶農戶的面板數據來分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借助上一章節的分析，本章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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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個小麥種植戶的數據來分析。本研究擬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處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8.3.2模型設定

本章節在傳統 C-D 生產函數中引入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變量，來考察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影響。本研究將繼續使用家庭人均總收入作為農戶收入的指標，使用畝均小麥產量作為農業生產的指標。由于家庭人均總收入、畝均小麥產量均是連續性變量，則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可由如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

LnZMEt = ^i + BiOSoit + 02LZit + yXit + Ai + 0t + Eit ( 8-1)

借鑒高桂珍(2019)的研究，召是指農戶i的收入水平，使用人均總收入的對數來表示。乙是指農戶i的農業生產率，使用小麥畝均產量的對數來表示。關鍵解釋變量LZit 為第i個農戶第t期的農戶農地流轉行為(主要包括轉入和轉出行為)；OSoit為第i個農戶第t期的服務外包行為，用整體環節外包服務水平表示。Xit為一組影響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控制變量，本研究進一步控制農戶個體異質性和時間效應，模型將同時引入個體固定效應久i和時間固定效應，牡是特異擾動項。

為了探究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交互作用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本研究擬增加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交互效應，在式(8-1)的基礎上增加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乘積變量，構建模型(8-2)：

LnZMEt = + BiOSoit + 02LZit + 03°S°it * LZit + yXit + Ai + 0t + Eit (8-2)

為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和滯后期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納入模型中，以提高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因此將模型(8-2)改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形式，見式(8-3)。

LnZMEt = Q] + PoLnZit-i/Yit-i + BiOSok + 02LZit + 03°Soit * LZit (8-3)

+ Y^it + 久i + + £it

式中，LnZit_i和LnYit-i分別表示第i個農戶第t-1期的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情況，即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

8.3.3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1)農業生產率(LnY),為樣本農戶的小麥單產水平，單位為斤/畝。 (2)農戶收入(LnZ),為樣本農戶家庭的人均總收入，單位為元/人/年。

核心解釋變量。(1)農地流轉變量：農地流轉包括農地流出和農地流入，因此，本研究從農地流轉決策的兩個方面來分析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其中包括是否流轉(是否轉入和是否轉出兩個變量)。(2)農戶服務外包行為：本章節用整體環節服務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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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來表示農戶的服務外包行為。

控制變量。本研究選擇4個控制變量組來避免遺漏變量的影響:第一組為種植決策者特征變量組，包括戶主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第二組為家庭特征變量組，包括家庭成員人數、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負擔比、家庭人均純收入以及人情支出占比。第三組為承包土地面積、細碎化程度以及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第四組為地區特征變量組，選取村莊經濟發展水平、村莊地理位置、是否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以及省份虛擬變量對不同地區自然環境、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條件等外部環境因素進行控制。

8.4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首先通過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關性檢驗，發現變量之間沒有較強的共線性問題。同時，模型檢驗中也是用 VIF 膨脹因子法對共線性問題進行檢測，發現除了農戶兩種參與行為的交互項的 VIF 值稍高（但仍低于 10）外，其余指標的值均比較低，也表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8.4.1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交互效應分析

表8-1列出了固定效應模型（FE-OLS）和動態面板模型（GMM模型）估計結果。本研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作為基準回歸來驗證農戶參與兩種規模經營方式對農業生產的交互效應。同時，為了減少內生性問題，本研究將農業生產的滯后一期數據當作工具變量進行 GMM 模型實證分析作為基準回歸的穩定性檢驗。通過對 GMM 模型進行 Arellano-Bond 檢驗和 Sargan 檢驗，結果均不顯著，說明模型不存在擾動項差分二階自相關和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模型估計結果有效。兩種模型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以下分析以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為準。

首先，分析農地流轉在服務外包影響農業生產中的交互效應。由表 8-1 所示，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本身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農地轉入能顯著加強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正向影響；同理，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具有負向影響，說明農地轉出則會降低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正向影響，或者說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負向影響掩蓋了服務外包對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因此，農戶可以通過農地流轉行為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其次，分析服務外包在農地流轉影響農業生產中的交互效應。農地流轉變量中，農地轉入變量對農業生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說明通過農地轉入實現的農地規模經營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在交互項方面，農地轉入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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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外包能顯著增加農地轉入對農業生產的正向效應。農地轉出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的影響為負，且負向系數增加，說明服務外包加強了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業生產的負向影響，交互效應掩蓋了農地轉出在服務外包不同水平上的效應量的差異。總體來看，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驗證了假設 8-1 。

表8-1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交互效應結果

變量 FE-OLS SYS-GMM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8.4.2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分析

這部分同樣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對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進行實證分析，探究農戶的兩種行為在促進農業收入中的交互影響。實證結果見表 8-2。

由表 8-2 所示，分析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首先，分析農地流轉在服務外包影響農業收入中的交互效應。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本身有利于促進農戶增收。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對農戶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地流轉可能并不能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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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作用。因此，農戶的農地流轉行為難以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其次，分析服務外包在農地流轉影響農業生產中的交互效應。農地流轉變量中，農地轉入和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戶收入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通過農地流轉實現的農地規模經營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在交互項方面，農地轉入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農地轉出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同樣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服務外包難以調節農地轉入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總體來看，農地參與兩種規模經營的行為對農戶收入方面并具有交互效應，與假設 8-2 的假設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對農業生產來說，不論是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都可以看作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土地和技術要素的直接投入，因此會對農業生產率產生直接的顯著影響，要素之間的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因此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具有交互效應。對農戶收入來說，兩種參與規模經營的方式在分別影響農戶收入中均具有較強的直接影響，但其交互效應需要通過不同的路徑影響農戶收入，難以直接提高農戶收入，因此其交互效應不能直接作用于農戶收入。因此，這種影響路徑的探索也為以后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挑戰。

注：***p<0.01,** p<0.05, * p<0.1； 0.000為保留了 3位小數后產生的結果，而非0；表格里匯報了系數和t值。

8. 5本章小結

中國農業經營方式轉型的實現路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通過農地經營權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一個是通過土地托管或服務外包實現服務規模經營。有研究提出，農地規模經營難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農業經營規模經營的方式創新的重要路徑就是要從基于農地流轉形成的農地規模經營向基于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服務規模經營轉型（胡新艷等 2015）。本研究認為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行為在促進農業方式轉變、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方面不是單獨存在的。首先，服務外包市場的發育通過緩解家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約束，從而引致了農戶對農地投入的需求，促進農地經營規模和規模經濟的實現，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戶收入的增加。其次，農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有利于農戶將生產環節外包，實現服務規模經濟，進一步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因此，本章節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并結合2012-2016年555戶小麥種植戶對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進行實證檢驗。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論是：

（1）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本身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具有負向影響，說明農戶可以通過農地流轉行為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同理，農地轉入變量對農業生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交互項來看，農地轉入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的影響為負，因此，農戶可以通過服務外包強化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總體來看，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

（2）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交互效應不顯著。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本身均有利于促進農戶增收。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對農戶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地流轉不能顯著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作用，而服務外包難以調節農地轉入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總體來看，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方面并不具有交互效應。可能的原因是，對農業生產來說，不論是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都可以看作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土地和技術要素的直接投入，因此兩種行為的交互項會對農業生產率產生直接的顯著影響，而難以直接影響農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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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結論、建議與展望

9.1研究結論

本研究在回顧國內外農業規模經營相關文獻的基礎，以規模經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農業分工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和農戶行為理論為指導，將山東、河南和安徽 3 省 10縣623戶農戶為研究對象，基于 2013 年至2017 年實地調研獲取的農戶三次長期跟蹤面板數據，利用面板Logit模型、面板Tobit模型、混合效應模型、PSM-DID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及動態面板GMM模型等實證研究方法，就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及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具體過程如下：首先將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納入統一邏輯框架中，沿著農地流轉與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及效應的路線展開研究，首先剖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因素，其次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最后探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聯性及其對農戶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影響。基于研究結論提出引導通過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實現中國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相關政策建議。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具有相互促進的關聯性本研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 GMM 模型對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關

聯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服務外包對農地流轉行為的影響來看，滯后一期的服務外包行為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入，但會抑制農地轉出；但服務外包更有利于促進農戶轉入土地，促進農地規模經營。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可知，服務外包對大規模農戶轉入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而對小規模農戶轉出土地的促進作用更大。從農地流轉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影響來看，農地轉入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農地轉出變量的滯后期對農戶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且農地轉入對服務外包的促進作用大于農地轉出變量對服務外包的抑制作用。基于經營規模的異質性分析可知，農地經營規模與服務外包呈現倒“U”型曲線，拐點為42.495畝，說明農地經營規模在一定范圍內會先促進農戶服務外包，超過一定規模以后，農戶將從服務外包轉向自購機械，完成從服務外包的需求者向服務外包需求者轉變。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農戶的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具有互相促進的兩種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農戶參與方式。即服務外包促進大規模農地轉入，小規模農戶農地轉出，進而實現農地規模經營；而農戶通過轉入農地實現的規模經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進農戶服務外包行為的選擇。

（2）農戶的行為能力、交易特性和外部環境是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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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農戶是否參與農地流轉和選擇將生產環節外包行為不僅受到農戶生產經營能力、交易經營能力等自身擁有的內在資源稟賦的影響，同樣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基于面板 Logit模型及Tobit模型分析影響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首先，本研究將農戶的行為能力分為農業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兩個層面。對農地流轉來說，農戶的行為能力(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對農地轉入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農地轉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服務外包行為來說，農戶行為能力中的處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對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排他能力在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農戶農業生產的處置能力越強，對資源配置的決策能力和評價能力越強，在外包交易談判過程中具有比較優勢，對權益分享的選擇空間大，將激勵服務外包行為。其次，農戶的交易特性使用資產專用性和規模性來表示，農戶的資產專用性越弱，農戶越傾向于選擇服務外包；規模性越大，越有利于促進農戶服務外包。最后，農地流轉租金既能促進農戶的轉入行為也能促進農戶的轉出行為，可能的原因是，農地流轉租金的價格越高，對轉出戶來說意味著更大的收入，有利于促進農地轉出行為，對轉入戶來說租金更高意味著更穩定的流轉市場，促進其長期投資激勵其轉入土地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行為；服務外包的平均價格對整體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環節的服務外包行為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這說明農地流轉租金和服務外包價格等亦是影響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鍵因素。

(3)農地流轉提高了轉入戶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但由農地流轉及規模經營帶來的成本效益的優勢正在減弱

本研究運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從單位產出、單位利潤和單位成本等方面綜合分析農地流轉及其經營規模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不同時期的差異性變化。實證結果顯示：首先，農地流轉后的農地經營規模對小麥的單位產量和生產成本都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單位利潤具有正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農戶經營規模沒有帶來單位產量的顯著增加，但確實大大降低了平均成本，提高了小麥的單位利潤。其次，從擴大農地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的影響來看，交互相系數Mj ln(S)在產量和利潤模型上為倒 “U”型曲線，而在平均成本模型中交互項系數值表示為“U”型曲線，轉折點均在1-1.333 公頃之間，表明適度的糧食生產規模在 1-1.333 公頃之間。再次，將農地流轉分為農地轉入和農地轉出，轉入變量對小麥的畝均產量和生產成本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總體效應表現為畝均利潤的增加，說明轉入土地擴大經營規模能促進小麥的比較效益的增加。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產量和平均成本的反作用正在減弱。這表明，隨著國家后續政策的出臺和農村市場條件的逐步改善，規模效應減弱的趨勢有所改變，但規模經營帶來的成本效益的優勢也在減弱。原因可能是隨著糧食生產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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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對勞動的替代以及農地流轉市場的迅速發展，經營規模農戶沒能很好的控制機械化服務價格和農地流轉成本。

（4）農地流轉提高了農戶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且不同流轉類型農戶的收入增長路徑不同

本研究運用 PSM-DID 模型，分別從多年期和分階段兩個視角綜合分析了農地流轉對農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影響及其時間趨勢。實證結果顯示：首先，參與農地流轉（轉入戶和轉出戶）的農戶較未參與農地流轉農戶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其次，從農戶類型和收入結構來看，轉入戶的家庭總收入、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顯著提高，財產性收入顯著降低；而轉出戶的家庭總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顯著提高，農業經營收入顯著降低。最后，分階段數據表明，從收入水平來看，農地轉入和轉出對家庭人均總收入的促進效應隨時間表現為相同的影響趨勢，即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說明隨著農地流轉政策的不斷深入，農地流轉的收入效應也會增加，但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釋放，收入效應會逐漸下降；同時，可以看出，農地轉入對農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大于農地轉出的收入效應。從收入結構來看，農地轉入戶的家庭農業經營收入效應隨時間變化表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而財產性收入的促進作用隨著時間的變化逐漸下降。農地轉出對家庭農業經營收入的負向作用及對家庭財產性收入的正向影響均隨著時間變化逐漸下降。

（5）服務外包顯著提高了農戶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水平本研究主要分析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其中農業生產用農業生產

率表示，家庭收入水平用人均總收入表示；在此基礎上從家庭資源配置和農業專業化分工探究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首先，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整體環節、分環節和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都通過了 10%置信區間的檢驗且顯著為正值，說明隨著各環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各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具體來看，相較于其他環節外包，植保（病蟲害防治）環節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最大。同理，在技術密集型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分類中，技術密集型環節對家庭農業生產影響更大。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提高小麥產出水平的促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其次，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整體環節、分環節和不同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為正值，說明隨著各環節外包程度的增加會顯著提高農戶收入。同時，各環節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具體來看，相較于其他環節外包，植保（病蟲害防治）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最大。同理，在技術密集型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分類中，技術密集型環節對農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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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更大。從時間固定效應來看，服務外包變量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中雖然沒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為正值。

（6）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但對農戶收入不存在交互效應

本研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GMM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的關聯性, 以及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服務外包的交互影響。研究顯示：在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交互效應影響中，結果表明交互效應是顯著的。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本身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具有負向影響，說明農戶可以通過農地流轉行為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同理，農地轉入變量對農業生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變量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交互項來看，農地轉入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變量和服務外包的交互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的影響為負，因此，農戶可以通過服務外包強化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總體來看，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具有交互效應。在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交互影響中，結果表明交互效應不顯著。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服務外包和農地流轉本身均有利于促進農戶增收。從交互項來看，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入變量的交互項、服務外包與農地轉出的交互項對農戶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地流轉不能顯著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的作用，而服務外包難以調節農地轉入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總體來看，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對農戶收入方面并具有交互效應。可能的原因是，對農業生產來說，不論是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都可以看作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土地和技術要素的直接投入，因此兩種行為的交互項會對農業生產率產生直接的顯著影響，而難以直接影響農戶收入。

9.2對策建議

（1）加強農戶農業生產技能培訓，提高農戶的行為能力和交易特性，促進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

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的行為不僅受到農戶生產經營能力、交易經營能力等自身擁有的內在資源稟賦的影響，同樣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首先，農戶的行為能力包括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家庭中農機購置情況以及農機價值都會促進農戶轉入農地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因此應加強政府在購置農機具方面的補貼力度，促進農戶增加其農業經營固定資產的投資，提高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和交易經營能力。其次，農戶行為能力中的處置能力和交易能力指標中，單產水平和是否有合

123 作組織等均對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從提高農戶農業生產技能、增加農戶培訓等角度提高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促進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同時，中央政府有必要對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組織給予一定的支持政策，有效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最后，農地流轉租金和服務外包價格均會顯著的影響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行為，因此，政府應該從盤活農地流轉市場角度出發，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促進轉入戶長期投資激勵其轉入土地和轉出戶穩定的退出農地流轉市場，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行為；同時穩定生產環節服務外包價格市場，進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刺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促進農戶參與農業規模經營。

（2）加強中央政府對現代農業經營主體補貼力度，促進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益

首先，本研究中關于農戶經營規模與單位產出負相關性的結論符合傳統農業中土地生產率與耕地面積負相關的總體結論。現實中，農戶經營規模的擴大主要通過租用其他農戶的地塊來實現的，擴大農戶經營規模不僅不會直接擴大經營總面積，而是會增加農戶經營的塊數。因此，在今后制定農地規模經營政策時，中央政府應把擴大農地整體經營規模作為當務之急。

其次，農地經營規模適度規模在 1-1.333ha（15-20 畝），這一結果對糧食主產區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即適量的糧食生產規模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我國現實中的主要問題是經營規模過小，效益低，制約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在農地流轉市場的推動下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已成為基本共識（倪國華和蔡昉 2015）。然而，規模經營不僅是經營面積的簡單變化，也是整個生產方式的飛躍性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機械設備配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社會服務體系和生產要素市場建設等都需要相應改變。因此，適度規模的操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現階段決策者應做的是為適度規模的穩定有序發展創造條件。

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經營規模對糧食產量和平均成本的反作用正在減弱。可能的原因是隨著糧食生產各環節機械對勞動的替代以及農地流轉市場的迅速發展，規模經營戶在增加規模的同時，服務外包成本不能很好地得到控制，難以實現農業服務外包從需求者向供給者的轉變；同時土地的租賃價格隨著規模經營的增加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實現農業現代化，不僅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濟，同時應實現其他生產要素的規模經濟，最終實現“節本增效”。家庭農場等現代化農業經營主體必然是未來中國的農業生產主體，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對現代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相關補貼，如“糧食生產經營補貼”、“大規模種植農民補貼”等，進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刺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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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應推動不同類型的農地流轉，促進農戶家庭收入水平

本研究的結論表明推進農地流轉是促進農戶家庭收入增長的一個新途徑，因此具有一定的政策含義。首先，穩定的產權有利于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政府應在“三權分置” 背景下徹底厘清土地的產權邊界和權屬關系，推動落實農村土地的確權和權證登記；把農地流轉市場的培育作為關鍵任務，穩定土地承包權，放活土地的經營權，促進土地的流轉和集中。其次，農地流轉可以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水平，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家庭擁有參與農地流轉的資格和能力。一方面要促進非農經濟的發展，給農戶提供更多的進城務工機會，完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更多的農戶成為土地轉出者；同時應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加強農業新技術的推廣，并為農戶提供足夠的金融支持，從而使更多的農戶成為土地轉入者。最后，政府應不斷完善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提供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指導和培訓，為農地流轉創造條件，增加轉出農戶的非農務工收入，縮小農戶與非農經營戶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關注收入較低的務農戶，為其提供相應的農地流轉信貸支持，提高農民轉入土地的機會和能力，縮小大規模農戶和小規模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

（4）完善服務外包市場和非農就業市場，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首先，整體來看，服務外包會顯著影響農戶的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因此應繼續推

進土地托管、服務外包等社會化服務組織形式，促進服務規模經營，實現增產增效的目標。中央一號文件從頂層設計角度來促進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仍需要推動一定的措施頂層設計落地，比如要完善社會化服務市場，需要規范服務外包市場的質量標準，實現服務質量的轉型升級滿足各生產主體對服務的需求；同時要穩定服務外包價格，積極推動小農戶參與到服務規模經營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還需制定風險防范機制，提高服務外包助推的專業水平，進而更好的為農戶服務，最終實現小農戶和服務外包主體之間的聯立合作，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對接。其次，不同生產環節外包的農業增產和農戶增收福利存在差異，因此要有針對性的提高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戶增收的重點環節的服務水平。一方面要從技術手段突破某些生產環節發展瓶頸，另一方面從社會角度加強對薄弱環節生產環節服務的幫扶，提高社會化服務主體的全產業鏈服務能力，真正做到將農戶的需求和服務的供給實現匹配。最后，勞動力市場是鏈接服務外包市場和土地流轉市場的橋梁，其通過增加農戶非農就業機會促進農地轉出，農地的轉出必然伴隨著農地的轉入，因此可以實現農地規模經營；非農就業還可以通過影響農業的勞動力供給，促進農戶選擇服務外包，進一步推動服務外包市場發育促進服務規模經營的實現。因此，要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一方面需完善宏觀層面的戶籍制度改革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另一方面需完善微觀層面的就業信息共享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信息壁壘，以穩定及可持續為指導思想推動完善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權益保障體系，以簽訂合同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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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規范勞動力就業，提高非農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

（5）推動傳統農業經營方式轉型，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基于本研究結論，為更好的促進農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服務外包水平有利于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的發展，通過促進農地轉入實現農地規模經營，因此要提高農戶的服務外包水平。農戶的服務外包需求不僅與農戶自身的家庭資源稟賦有關，與社會化服務外包市場供給也息息相關。現有的服務外包市場存在服務與供給不匹配，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對象覆蓋不全面以及難以提供覆蓋全產業鏈的服務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政府層面需要給與一定的資金、技術和制度支持，推動社會化服務組織主體的發展，克服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過程中因資金不足導致的服務供給較少，因技術難題導致的服務體系不健全和專業化水平等問題。服務組織和服務市場的完善有利于推動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向專業化、規模化、現代化轉型。其次，針對規模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農戶服務外包程度，因此要提高小農戶的生產組織化程度。由于小農戶分散而細碎化的服務需求難以支撐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最低服務規模要求，市場容量難以激發社會化服務主體的服務供給，因此小農戶的服務需求也得不到滿足。因此，需要培養家庭農場、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小農戶與服務組織聯系起來，提高小農戶在市場中的談判能力，增加小農戶對社會化服務的可及性，形成服務型的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農業生產。最后，結合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發展農業規模經營。針對小農戶，政府應為確保小農戶能對接服務主體，為小農戶提供服務外包的優惠政策，促進小農戶參與到服務規模經營中；針對規模戶，政府在規模戶購買農用機械時通過給予一定的補貼緩解規模戶的資金約束，促進規模戶完成從服務需求者向服務供給者轉變，為小農戶提供市場空間。

9.3研究展望

本研究以糧食主產區3省10縣小麥種植戶為對象，基于長期面板跟蹤數據，將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兩種參與農業規模經營方式納入統一研究框架中，首先探析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關聯性，將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之間的關系探究清楚，其次實證分析影響農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的重要因素，然后分別研究農戶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服務外包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影響，最后深入探究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行為對農業生產和農戶收入的交互影響。但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由于調研主體的局限性，本研究在以下方面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

（1）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業規模經營的影響分析。農業規模經營絕不僅僅意味著只是土地集中，隨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不斷發展和服務外包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農業社會化服務成為緩解矛盾的重要手段。小農戶仍是我國的重要生產經營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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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服務外包的選擇是驗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成效和方向的重要指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也給社會化服務的供給帶來了新的活力，合作社、農業企業和種植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服務的需求會隨著經營規模的變化而產生從服務需求到服務供給等質的變化。因此，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角度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和供給分別與農業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探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社會化服務能力建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前景是未來需要研究的方向。

（2）村集體對農業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影響。雖然小農是農業經營主體地位長時間無法改變，但隨著鄉村振興的不斷推進，農村集體經濟也是促進農業發展，提升農村活力的重要主體。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農村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從農村集體經濟等中觀視角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將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的橋梁，發揮村集體協調和組織的先天優勢，打造新的利益聯結體，解決農地流轉和服務外包過程中的成本問題，將小農戶引出農業現代化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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