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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邊界效應：來自東中西部農村的比較研究
發布時間：2022-10-02 16:52
目錄
摘要 I
第 1 章 引言 1
1.1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義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2
1.1.3 研究意義 3
1.2研究主要內容、方法與思路 4
1.2.1 研究主要內容 4
1.2.2 研究方法 4
1.2.3 技術路線圖 5
1.3相關概念界定 6
1.4主要創新點及不足 7
第 2 章 文獻綜述與相關理論基礎 9
2.1國外財政金融支農研究現狀 9
2.1.1 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9
2.1.2 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10
2.1.3 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12
2.2國內財政金融支農研究現狀 13
2.2.1 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13
2.2.2 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14
2.2.3 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15
2.3研究述評 17
2.4財政金融支農政策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18
2.4.1 財政支農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18
2.4.2 金融支農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20
第 3 章 東中西部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現狀分析 23
3.1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23
3.2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現狀 26
3.3東中西部農村地區金融支農現狀 28
第 4 章 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研究 32
4.1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32
4.1.1 數據來源 32
4.1.2 指標選取 32
4.2固定效應模型構建 35
4.3財政金融支農效果分析 36
4.3.1 基于固定效應模型研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36
4.3.2 東中西區域差異性分析 38
4.3.3 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39
4.3.4 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40
4.3.5 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42
第 5 章 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分析 44
VI
5.1門限模型構建 44
5.2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 45
5.2.1 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6
5.2.2 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7
5.2.3 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7
5.3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 48
5.3.1 東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8
5.3.2 中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8
5.3.3 西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49
5.4支農效率邊界分析 50
第6 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6.1結論 51
6.2政策建議 55
參考文獻 58
致謝 64
攻讀學位期間參加的科研項目和成果 65
VII
1.1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義
1.1.1研究背景
從古至今，“三農”的發展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中國是農業大國，國家的 高速發展離不開“三農”的支持，但當前農村人口緩慢流失，農民生活收入水平 仍有待提高，農業技術發展遭遇瓶頸，農村經濟受到掣肘。從宏觀數據看，2021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1143669.7 億元，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這代表中 國發展勢態良好，但中國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僅有 83085.5 億元，僅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 7.26%，中國農業生產力仍比較弱勢。此外，2021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為 474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931 元，相比改革開放初，兩 者均得到巨大提升，但城鄉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加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差 距變大，農村的經濟水平發展與城鎮仍有很大差距。這體現了“三農”問題—城 鄉二元格局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阻礙，若是長期以往如此，那城鄉差距會加大，中 國經濟將會遭受巨大危險，社會難以安定。在城鄉二元格局下，城市和農村不僅 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顯示出較大差距，而且在國家政策以及公共產品和服務供 給層面存在重大差別，因此，中國需要有針對性地對各地區進行政策傾斜及社會 金融供給支持。新時代，破解城鄉二元格局，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已是中國 社會主要矛盾轉變和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 通過優化農村發展來為國民經濟注入新動能的必然需要，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城鄉一體化發展與中國各區域均衡發展是一國發展的 基本路徑，既要解決金融資金不足的問題，也需要創新財政支農體系，通過不斷 健全農村資本市場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助力。
1982-1986 年之間，中國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中主題都是“三農”，著重對
農業發展以及農村改革進行統籌規劃。2004 年以來，中央連續19 年發布“以三
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尤其是自 2009 年以來，以“三農”問題為中心，針對
其未來發展問題提出優化改進建議和對策。2018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鄉
村振興”戰略，指出到 2035年，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目標，而到2050 年在中國
范圍內真正實現鄉村振興目標，打造產業興旺、生態宜居、農民富裕的美好新鄉
1
村。此外，在 2021 年，全國兩會也指出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推行鄉村振興， 是三農工作重心的轉移。目前，現在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對于鄉村振興實 施，國家勢在必行。但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轉化具體方式仍需要進一步探索。 在 2022 年兩會中，鄉村振興仍是會議重點。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 明確，“十四五”期間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2022 年要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增收。種種跡象表明，鄉村振 興戰略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是促使鄉村振興 的兩大重要支柱。中國正面臨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支農體系與結構的調整 升級刻不容緩。因此，研究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及其對農村經 濟影響的邊界效應對全國的支農政策的優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1.1.2研究目的
農業天然的弱質性，使得農村在一國最初發展階段成為資本和勞動力的輸出 地，但在城鎮化水平達到 60%以上時，就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中國已經脫 離最初發展階段，必須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推動國家全面振興，進而解決好發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其中，鄉村發展就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戰略支點，必須下決心 解決土地增值收益長期以來“取之于農、主要用之于城”的問題。通過財政支農與 金融支農促進農村各地經濟發展，實現城鄉經濟均衡發展。這種措施得到了絕大 多數國家和學者的認可并落實在政府的具體要求上。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 超過 60%，中國已經發展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撐農村的地步，這就需要將更 多的土地增值收益用于“三農”。中國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城鄉一體化 和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國家戰略和措施的出臺落實，促使農村獲得大量的政策傾斜 和社會金融供給支持，農村經濟得到較快發展。這清楚地表明，在目前情況下， 對農業的財政支持，特別是對農業的金融支持，對促進農村改革和增長至關重要。 但盡管近些年中國在不斷完善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均 衡仍難以抹平，這與農村政策供給程度、地方財政投入數量和地方金融供給規模 有著密切聯系。
為了促使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資源與金融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農 民福利的改進，明確財政資源與金融資源的投入量，促進農村經濟的提高，保證 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是必要的。本文按東中西部三大區域構建面板模型，研究財政
2
支農、金融支農及財政金融協同支農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并通過門限模型分 析其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明確財政支農該投入多少以及金融資產該達到 何種程度，才能使經濟有突破性的發展，避免造成資源的浪費。
1.1.3研究意義
（一） 理論意義
為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影響農村經濟補充理論。當前，“三農”問題作為熱 點話題，長期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作為國家對農村經濟發 展調控的關鍵措施，本研究主要以公共產品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農業信貸補 貼理論與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等為基礎，從規模與效率兩個方面，財政支農和金融 支農及財政金融協同支農三個角度，研究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發展的 影響，對現有研究補充一定理論。此外，本文進一步通過門限模型明確財政支農 規模與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研究其邊界效應，拓展了農村經濟 的研究方法。
（二） 現實意義
為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促使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可行路徑。中國經濟已由高 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 發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選擇。其中，城鄉發展不平衡，是制約中國高質量、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優化農業經濟模式，補充農業 經濟短板已成為時代要求。因此，要建設融入時代需要、具有實效價值的現代農 業經濟體系；并在政府的主導下，社會各方參與全國性經濟運動，共同推進農業 經濟發展，滿足鄉村振興戰略要求。鄉村振興戰略核心在于以人為本，對于農村 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是他們享有社會發展成果的一種直觀體現，同時也是推動城 鄉均衡發展的重要基礎。當前，“十四五”征程已全面開啟，中國正式迎來全新 發展階段，必須牢牢把握發展機遇，為更快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 而努力，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必須不斷擴大內需。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可以為 擴大內需奠定基礎，可以給為民謀福祉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但作為保障農村經 濟增長和農民收入提高的關鍵，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卻存在著一些問題，無論是 投入總量還是結構體系均存在著一定的限制，尤其是中國復雜的地域關系，導致 各項政策無法完全滿足各地的需求。因此，本文本著發現、分析、解決的思路， 研究中國東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并界定其相應的
3
邊界，有針對性地提出可以提高農民收入，促使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致力 于解決“三農”問題，促使鄉村振興。
1.2研究主要內容、方法與思路
1.2.1研究主要內容
本文共劃分為五個章節，各章具體內容概括如下。
第 1 章，引言。本章主要闡述論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梳理本文的主 要研究內容，闡述本文的研究技術路線，概括本文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創新之處 與不足。
第 2 章，文獻綜述與相關理論基礎。本章主要梳理了國內外研究的現狀，總 結了與本文相關的研究理論，為推動本文行文提供一定助力。
第 3 章，東中西部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現狀分析。本章梳理財政支農與金融 支農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現狀，為文章行為分析奠定基礎。
第 4 章，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研究。本章首先確定建模思 路，其次構建財政金融支農的效率體系，最后繪制面板模型。加入財政分權指標 后，研究財政分權下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中國東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影響， 以及非財政分權下其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影響。
第 5 章，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分析。本章首先沿用第 4 章的指 標體系，在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研究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各地支 農情況。構建門限模型，研究在財政分權下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支農規模對東部 農村地區經濟水平邊界的影響以及非財政分權下其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 邊界的影響，同時分析支農效率邊界不顯著的原因。
第 6 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本章對固定效應模型和門限模型的結果進行 總結，并分別針對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給相應的政策建議。
1.2.2研究方法
1、文獻綜述法 通過查閱與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相關的文獻，并仔細閱讀，進而了解當前國 內外支農現狀，總結當前研究成果，進而了解研究不足，對此展開新的研究，完 善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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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分析法 結合公共產品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農業信貸補貼理論、農村金融市場理
論等理論基礎，深入探討分析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與農村經濟的關系，構建相應 的模型。
3、 比較分析法 對比分析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財政支農、金融支農及財政金融協同
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探究各地區存在差異的原因，并探究各地區財政支農與 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進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4、實證研究法 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各地區的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的規模效率與農 村經濟之間的關系；運用門限模型，探究各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 影響的邊界效應。
1.2.3技術路線圖
本文采用 DEA 模型測算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效率指標。首先，根據 F 檢驗 與 Hausman 檢驗選擇相應的效應模型，從規模與效率兩個角度構造固定效應模 型。其次，從規模與效率兩個角度，研究財政支農、金融支農以及財政金融支農 協同支農分別對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的影響。最后，從規模角度，構造門 限模型界定財政支農規模、金融支農規模分別對中國東中西部農村經濟的邊界， 分析其邊界效應。
圖 1-1 技術路線圖
1.3相關概念界定
（一）農村財政政策發展
改革開放 40 年來，根據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目標，以中國政府為主 體制定相應的財政支農政策。從多取少予的財政支農政策，到少取多予的財政支 農政策，到只予不取的財政支農政策，直至目前“多予、不取、放活”的財政支 農政策，財政支農政策體系逐步完整化、多樣化。目前，中國財政支農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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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直接投入、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稅收優惠和獎補等多種方式，主要體現在 三方面：一是加大對農業產業和生態環境的投入和補貼力度。鼓勵農村新型經營 主體的建設，為提高農業產出率，鼓勵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建設高標準農田。為其 提供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取消專門針對農民的農業稅收，推行扶持農民糧食生 產和農民增收政策等；健全土地流轉制度，幫助農村解決土地流轉問題。加大對 保護性耕作、秸稈還田等綠色工程的補貼力度，支持重點生態工程建設等。二是 形成財政扶貧開發政策體系。通過增加相應的財政扶貧資金，增加農民各項收入 和補貼，提高對農村基礎教育事業的投入。三是健全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堅持發 展農村各項基礎設施，支持農村公共衛生的建設。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優先保 障“三農”資金投入，堅持農村財政資源的投入，保證金融服務的提高，促使“三 農”的解決。
（二）農村金融政策發展
中國根據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目標，也在完善相應的農村金融支持政 策，補齊農村金融短板。從農村金融制度初創階段，到農村金融制度調整與發展 階段，直至如今的農村金融制度深化改革階段，農村金融制度逐漸全面、合理。 中國目前農村金融政策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加大貸款投放力度。完善銀行 貸款體系，保障農村貸款效率，確保貸款早投快投。二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對 農資和農產品等貸款實行優惠利率。三是提高業務辦理效率。開辟“綠色通道”， 減少貸款審批時間。四是加大線上服務力度。充分運用各自網上渠道，提高服務 質量。五是全力做好受困客戶幫扶。對暫受疫情影響的農戶，實行各項優惠政策， 助其渡過難關。六是政府在農村金融體系中投入大量的資金來進行財政政策補貼， 同時提供相應的貨幣政策支持，提高抗風險能力，增強信用創造的功能，以此改 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環境，促進農村經濟。
1.4主要創新點及不足
（一）主要創新點 本文通過分析已有的文獻資料和科學研究，提出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 研究新思路。本文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研究角度創新。本文構建了中國東中 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指標體系，考慮了科學性、合理數據的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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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地制宜地進行指標體系的改造和構建，并從規模與效率兩個方面，從財政 支農和金融支農及財政金融協同支農三個角度對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 平評價，具有參考借鑒價值。第二，研究模型和思路創新。本文創新性地引入了 門限模型，分析了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的邊界效應， 財政支農效率與金融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發展邊界不顯著的原因。
（二）不足之處 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在眾多影響農業經濟因素中最為關鍵，但也因如此，農 村經濟還存在著眾多干擾因素，農業產業高風險、農村商業金融機構高盈利性、 信貸資金缺乏必要的風險規避措施等，均能顯著影響農村經濟，因而在分析問題 時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進而有可能使計量模型的現實說明能力降低。此外， 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增猛，農村建設水平日新月異，因此2005 年到2019年期間 一些指標的統計口徑發生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實證研究準確度。在本文的基 礎上，仍需持續關注支農水平的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才能進一步發 現兩者之間存在的規律。同時，由于財政支農效率與金融支農效率指標經過分析 后，發現對農村經濟邊界不顯著，因此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邊界 效應無法得到驗證。
第 2 章 文獻綜述與相關理論基礎
2.1國外財政金融支農研究現狀 農村經濟關乎社會穩定和農業發展，因此，農村經濟一直備受世界各國學者 的關注。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兩大關鍵性因素，備受各國學者 的重視，對其進行了大量的探討。
2.1.1 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對于國外財政支農的研究，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的探討： 一是關于財政支農理論的研究。早在 1776 年，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 在其 發表的作品《國富論》中指出，農業是所有財富發展的基礎［1］。農業的發展關系 著城市生產及發展所需的原料，因此保證農村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得以進步的前提。 但早年間，農業領域由于其投資回報時間較長，農業技術水平較低帶來的低收益 性，以及農業的天然弱質性所造成的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導致其各國農業均未 能得到大力發展。為此，Barry等通過研究指出僅依靠農業市場的自由競爭發展 不足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各級政府部門的引導與護航才是關鍵，要保證 農業領域的健康發展I2】！ Schultz認為財政支農此類的政府公共行為能明顯地促進 農業發展，政府加大農業投入力度會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3］。 Lu TAN 認為財政 資金投入到農業領域會對農業領域產生較大的有利影響，也會促進其他行業和領 域的發展，也就是財政支農資金具有正外部性，當其流入到農業領域時，會導致 其他行業經濟效益增長［4］。 Calderon and Serven 發現在財政資金在農業方面給予 的支持力度相同的情況下，經濟發展越差的地區其財政支農的效果越好，因此政 府可以采用財政支農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較差地區的經濟發展，該地區可以以農 業發展為主［5］。 Binswangeretal 將財政支出過度用于基礎設施是低效的，而想要 提高農業發展效率，就必須加大財政對農業運行的支持力度，因此需增加在農業 科技方面的投資［6］。
二是關于財政支農的實證研究。財政支農能為農村帶來經濟效益，緩解農村 貧困的狀況，這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學者均證明了這一點。早在 1991 年， Barro 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業經濟的擴張不可能在沒有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實現，而農村
9 經濟增長與財政規模的擴大成正比。［7］。至今，社會依舊如此，農村財政政策依 舊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Sugata Ghosh等使用GMM模型，以發展中國家為研 究對象，通過面板回歸得出財政資本支出越多，經濟增長速度會相應加快［8］。財 政支農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具體作用可以表現為農業產量的提高，也可以是農民收 入的提高，農村貧困戶的減少等。SandorFazekas提出適當的農業政策可以促進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并確保糧食供給的安全，這是國家生計的根本。然而， 政府必須從長遠角度規范財政支持，并在適當的時候采取適當的財政政策［9］。 OdusolaA 指出國家通過發布合適的財政政策，減少農民在稅收、轉移支付、購 買性支出等途徑的支出，緩解農民收入不平等的現狀，降低農民之間的經濟水平 的差距［10］。Abass提出農業科技的財政投入有利于提高種植作物的利用率以及產 量，進而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11］。 OAkanbi 依據尼日利亞1981-2015 年的 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業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時間序列模型，得出結論， 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財政支農支出都會對農業經濟產生正向積極影響。但財政 支農并非政府簡單提高財政支農支出就能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它需要提高相應的 財政支農效率，相匹配的支農效率能更好地促進財政支農資源的利用［12］。 Rada 和Valdes利用隨機距離邊際法對巴西的財政支農支出效率水平進行了研究，發 現財政支農對農業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但區域因素嚴重地限制著農村財政政策 作用的發揮，不同的地區必須選擇適宜當地的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發展［13］。 Calderon and Serven 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的財政支農資金利用效率優于 經濟發展水平較好地區，因此可以利用加大財政支農支出投入的方式來促進經濟 落后地區的發展［14］。而Brown WJ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財政支農情況 的比較，財政支農政策有利于農業生產部門的發展，但是它應該符合當地的特殊 發展情況，以防止財政支農政策脫離事實，導致農業發展的紊亂，也導致農業風 險的增加，農民經濟收益的減少和農業經濟的不穩定發展［15］。
2.1.2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基于發達國家農業產業化發展和農村金融發展較早，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金 融發展理論體系。而對此，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的探討：
一是關于金融支農理論的研究。 Besley、Timothy、StepthenCoate 等學者主 張良好的金融政策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能夠促進農業的改造升級，促進農業 發展［16］。Kwangbin從融資渠道角度進行研究，并確定獲得融資的多樣化大大降
10
低了財務風險，減少了財務收益的不平等［17］。 David 以農業貸款資源配置作用為 切入角度，討論農業貸款存在的重要意義及其在農村金融配置方面所產生的作用， 以此能夠強化農業貸款規劃，促使其更加合理、更有目的地進行分配，實現資源 的相對合理配置，有利于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的增長［18］。 Azra， D Khan， E Ahmad 對 1981 年－2010 年巴基斯坦金融深化程度和反貧困之間的聯系進行研 究，發現金融深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國家貧困程度，小額信貸現已成為國家 反貧困最為重要的手段。因此在反貧困中應該落實與金融深化有關的措施。此外， 對金融中介機構的發展進行控制也是極其關鍵的，因為金融危機會對貧困部門產 生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19］。但是，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此存在著分歧。 Mckinnon 和 Shaw 認為金融可能會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20］。 Englberger 認為受不 同地區經濟發展與政策實施條件的影響，即便是相同的金融支農政策，取得的效 果也可能千差萬別，同一個金融支農政策對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并沒有統一的政策 效果［21］。
二是關于金融支農實證的研究。早在 1955 年， Gurley 和 Shaw 對經濟發展
和金融機構的建設情況之間的聯系進行了研究。研究分析的結果表明，金融機構
的建設和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的［22］。金融業的發展可以為經濟提供更好的發展環
境，促進經濟的提高；而經濟的發展又會刺激金融的發展，為其提供資金支持，
所以兩者是相互促進的。 Mckinnon 考察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發展現狀以及國
家的經濟現狀，認為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速度嚴重阻礙了金融業的
發展。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速度阻礙了金融業的發展，金融業的發
展沒有為經濟發展注入太多的活力，導致了目前國內經濟過度依賴資源的局面［23］。
因此，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通過某種方式解決金融抑制問題，限制市
場對利率的影響，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優化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此外，經濟發
展和金融體系是相輔相成的。健全的金融體系通過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和優化農村
勞動力的收入分配來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希望實現高效和平衡
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解決其金融制約因素，并支持持續的金
融體系創新，以此來確保其農村經濟的長期生存能力。雖然金融市場在農村經濟
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區域性，必須因地制宜。
Jim 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農村金融發展被政府所主導的調控政策制約，各地區
發展歷史進程的不同，進一步造成經濟環境的差異化，可能造成相同政策但效果
11
天差地別［24］。此外，金融支農對于農民脫貧致富，提高收入重要的現實意義。 Kiendrebeogo和Minea對非洲地區進行研究，發現金融發展有利于提高人民收入， 發展地區經濟，但是，若政府未能對政策進行適當的調控，則進一步加劇地區的 貧困［25］。Mellor和Malik研究了巴基斯坦的農業和經濟增長現狀，認為一個發達 的農村金融體系可以優化農業資金運行路徑，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26］。農村金融 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村良好的金融環境建設直接影響到農村地區的 融資，優越的融資環境能支持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緩解農村地區的貧困。 Stojcheska、Kotevska 和 Bogdanov 發現農村地區的金融發展環境與本地區政府的 支持政策和力度有關，政府在資金技術方面的支持能為農村地區創造一個優良的 金融發展環境，從而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為農民創造 更加優良的生活環境［27］。
2.1.3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存在著密切聯系，若是兩者長期獨立運行，是不利于農 村經濟健康發展的，國外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
Fetai B 研究指出金融危機的影響是嚴重且劇烈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財政 擴張政策能夠削弱這種不利影響，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28］。 Lewis 指出政府的調 控對于農業向現代化的轉化至關重要。此外，在農業向現代化轉變的道路上，政 府應提供相應的金融政策、財政政策改造傳統農業I29】。Koester詳細分析了金融 市場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之處，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業體系極其不完善， 農業資金難以得到高效化的利用，而發達國家著重發展金融市場，且以之為主導 進行融資，明顯促進了農業經濟發展。因此要加快市場化的進程，加快農村經濟 發展［30］。然而，現實是財政金融協同支農的效果并不顯著。Ahmad和Rana指出， 財政資金、金融信貸投入均顯著促進農民收入增長，進而提高農村經濟發展，但 財政與金融協同支農并不顯著［31］。Ramakumar通過對印度的相關研究，發現財 政支農支出的投入顯著促進農村經濟提高，社會減貧效應明顯；但印度政府對財 政支農缺乏重視，支農資金投入每年增加較少，相應的金融支農資金更少，因而 需要提升資金使用效率，以此充分發揮政府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應有的效果，促 進財政金融協同支農效應的產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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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國內財政金融支農研究現狀
中國對于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政策的研究大多是借鑒外國的經驗以及中國 實際情況下進行的。但相較而言，中國的國情更為復雜，幅員遼闊，各地經濟差 異極大。各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二者的支農渠道不同、支農方式不同、目標 也不一致，致使二者仍獨立支農的現狀，并且由于東中西各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 各地區財政金融支農規模與效率均差異極大，更是提高二者協同支農的難度。目 前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動農業經濟水平的發展，但提高二者的 協同作用迫在眉睫。為此，一些知名學者進行了一定的探索。
2.2.1 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財政支農對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助力，能有效帶動農民增收，王 晨鈺［33］、汪海洋［34］和吳振鵬［35］均指出財政支農能顯著促進農民收入提高；也能 有效推動農業發展，朱培培［36］指出財政支農能顯著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潘夢瑤［37］ 和陳穎［38］分別以新疆和江西為例，具體闡述了財政支農作用；但中國在財政支農 方面仍需要一定的不足，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完善。從規模層面而言，財政支農為 各農村地區提供了大量資金，顯著地推動東中西部農村經濟增長。對此，鄭靈巧 通過對東、中、西地區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他通過對 2007 年 －2012 年各區域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村經濟的影響的研究，指出財政支農支出顯 著促進農業經濟增長［39］。從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支出的作用來看，地方財 政支農支出對于東部和西部的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要大于中部地區，這與中部地 區財政支農支出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支出總額少的現狀相吻合。但支農規模中仍 存在一些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以廣西為例，劉一笑指出其在農業轉變的過 程中，財政支農政策還存在著支農規模有限、支出體系不完善、資金使用效率低 等現實問題［40］。而要解決此類問題，諸多學者也提出過相應的建議。范冰玉指出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是規范并有效管理農村資金投入，確保農村各項基礎 設施得到應有的發展，確保農民的幸福生活能夠與時俱進［41］。郭愛清則建議利用 財政支農的杠桿效應，讓發達的城市帶動周邊落后農村地區的發展，讓農業發展 與現代化更加匹配，讓鄉村振興得以實現［42］。也有學者從效率規模層面更為細致 地分析目前財政支農所欠缺的要點。陳明星、李銅山認為財政支出效率對社會主 義新農村的發展至關重要，他們提出了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方法［43］。辛沖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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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對數平均迪氏指數分解法，指出效率效應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貢獻最小，且顯 著負相關關系［44］。然而，東中西三個地區各自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驅 動關系呈現出極大的差異化。高群，華曉月從省際與市際兩個維度綜合評價江西 省省域層面財政支農效率，指出江西省的財政支農效率不穩定，會減弱財政支農 的作用，未來需要強化財政支農的持續性，保持動態平衡，才能有效促使其經濟 發展［45］。孟婷，余紅艷，劉子杰構建三階段DEA模型對安徽各縣域財政支農績 效進行評價分析，發現六個貧困縣財政支農績效的主要制約因素是規模效益，同 時環境因素也對支農績效有顯著影響。他們提出加大區域經濟發展力度，提高農 業機械化水平，可以有效促進財政支農的績效［46］。杜輝通過多階段數據包絡分析 模型分析全國各省財政支農績效，指出財政支農績效呈現自東部向中部、西部依 次遞減格局［47］。毛暉運用面板模型，分析財政支農區域差異，指出綜合效率和純 技術效率都表現為東高西低，而規模效率則呈現中高西低［48］。對此，財政支農效 率對東部農村地區顯著正相關，但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影響，大多學者仍存在一 定的分歧和爭論。
2.2.2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金融支農能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對此，姚耀軍通過因果關系檢驗證明，加 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有效 提高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49］。此外，張榮［50］、丁述軍［51］和陳亮［52］ 指出農村金融的發展能顯著提高農民的收入。王宏偉［53］、張紅［54］指出農村金融 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動力。但仍有一些因素抑制著金融 支農的作用，楊剛、管福全和許丹丹驗證了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有重大 影響，但其影響仍較小，這與農村金融發展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發揮有關［55］。 其中，金融抑制效應明顯遏制了部分農村金融發展的作用。此外，固定資產投資 效率不高進一步促使農村金融發展的作用未能達到充分高效地利用。趙洪丹、趙 宣凱和丁志國提出我們要進一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逐步實現鄉村的振興，而 在當前社會發展的情況下，這最為關鍵的便是要加強農村金融創新［56］。谷慎和李 成通過研究發現中國農村金融資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使用［57］。而造成這點的原 因，是農村金融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其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 解決，進而導致金融資源配置不能滿足帕累托條件。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提出 要創新農村金融制度，增加金融制度產生的有效供給，進而帶動農村金融資源配
14 置效率的提高。對此，有一些學者從效率規模層面進行了補充。從規模層面而言， 金融支農規模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呈顯著的抑制作用，呂承超使用關系數 據分析范式，采用 1990—2017 年中國 31 個省份數據，運用二次指派程序基于分 地區角度的研究，證明了這點［58］。他指出提升西部地區的金融效率有可能極大地 降低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此外，政府有效的政策措施能顯著縮小城鄉經濟 差距。而從效率層面而言，中國各農村地區支農效率存在明顯的差異。宋波通過 對江蘇省 40 家縣域農商行分析，發現各市之間的支農效率存在加大的差異化［59］。 造成這支農效率差異化的原因有多種，大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雷澩和郭 蘇文運用 DEA 模型分析中國金融支農現狀，發現中國金融支農的績效低，而此 種情況是由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不均衡所致［60］。向琳和李季剛對于中部地區金融支 農效率進行分析，發現中部部分省市支農效率較低，而這極可能是農村信用社不 足所造成的［61］。而要解決此類問題，諸多學者也提出過相應的建議。張月飛和張 倫指出三農貸款的效率和金融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浙江省的金融支農效率的提高 ［62］。張俊東研究分析了河北省金融支農現狀，指出推進金融支農有利于帶動農業 供給側改革，進而促進支農效率的增長［63］。但中國東中西部地區支農效率有較大 的差異，王定祥、琚麗娟、李伶俐指出中國支農效率整體上較低，且區域之間差 異較為明顯［64］。闞立娜和郝儒杰測算中國的金融支農效率，結果表明在區域空間 上金融支農效率存在顯著自相關［65］。楊子帆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中國中部農村地 區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測度和比較，發現中部農村地區金 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較低，且各省市的配置效率存在較大差異，進而影響了中部農 村經濟的發展［66］。鄭錦波通過因子分析法構建合理的普惠金融發展評價指數，他 指出互聯網技術飛速提升，促使互聯網金融得到了高度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 擊了傳統金融行業。由于普惠較早、普惠程度較高，東部一些省份的金融指數增 長明顯放緩［67］。由于西部地區金融普惠較晚起步，其普惠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 但目前國家正重點扶持西部地區，多項優惠政策制度持續推出，吸引大量金融資 源流入。
2.2.3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對農村經濟影響的研究 相比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獨立運行，二者的協同作用更有助于推動農村經 濟的發展。趙文珍提出農村經濟發展取得更大進步的關鍵，是提高農村金融與財 政支農的協同程度［68］。劉瑰麗認為政府必須要樹立榜樣，加強財政支出的力度，
15 促使農村經濟建設能得到有效且高速發展，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改 善金融行業的產業結構，提高金融支農效率，這樣才能促使農村經濟快速穩定的 發展［69］。但目前中國兩者政策配合效果略差，黃壽峰通過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 研究，發現中國財政支農在一定分位點上顯著促進農村經濟增長，金融支農亦是 如此，但兩者的協同效應未能顯著促進農村經濟增長［70］。究其原因，正如劉孝紅、 巴曙松認為，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性質不同，二者本應在支農過程中相輔相成， 但是由于中國地區差異化較大，部分城市財政支農資金規模仍較小，也有部分城 市金融支農體系尚且較為弱小，當前階段，財政金融協同支農未能顯著促進農村 經濟提高［71］。董曉林等［72］和蔣例利等［73］認為目前財政支農的發展優于金融支農 的發展，應充分發揮財政支農對金融支農的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金融支農體系， 提高支農效應。姜松等人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研究了金融和財政協同 支農的效率。他們發現，雖然財政與金融協同支農的效率逐年明顯提高，但在演 化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集簇性”時空差異［74］。石丹、嚴高也構建了財政與金融支農 二元系統協同模型，發現兩者之間仍缺乏必要的合作機制，導致其仍處于獨立支 農的狀態［75］。韓占兵發現中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財政金融協同支農水平差異化較 大，且呈現出由東向西依次遞減的情形，同時可以各省市財政金融割據的情形較 為明顯［76］。可見，財政金融協同支農作用對農業經濟發展、農民增收有重大影響， 但二者之間仍缺乏良好的合作機制。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必須研究影響財政金 融支持協同支農的因素，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更關鍵的是中國 的現實國情和農業發展歷史的復雜性，一方面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但各方面發展仍不均衡，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另一方面，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 域有著不同的自然稟賦，發展基礎和社會條件，同時，改革開放對經濟社會增長 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說明中國在短期內不可能能同時、同步、同水平發展。自然 資源、人口密度、生產技術水平、區域和經濟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以及中國 國內或某一地區消費需求分布的不均衡，導致同一時期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群體 和階層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存在很大差異。李洪俠基于鄉村振興背景，采用2011? 2019 年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以比較分析法、規范分析法、實證分析法多角度 研究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的協同作用以及東中西部的差異，指出東部地區的財政 金融支農全要素協同效率最高，西部地區純技術協同效率最高，中部地區處于以 機械化水平為代表的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階段［77］。但當前各農村地區經濟東高西 16
低，東部地區作為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城市化水平高，科技條件好，已經處于 強調農業集約化和生態化發展的階段，宜于現代化農業發展，而財政金融協同支 農對于東部這處于較高層級的農村經濟水平難以產生影響。而西部地區地域遼闊， 人口較少，農業技術水平較低，但是國家對于西部支農的力度顯著，目前處于提 高農業科技發展水平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階段。
2.3研究述評
綜觀國內外研究，可知財政支農、金融支農與農村經濟水平是存在內在聯系 的，大多學者的研究可以分為以下幾類：第一是財政支農或金融支農對促進農業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研究；第二是對財政支農或金融支農的支出總量及支出結構進 行研究；第三是財政支農或金融支農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第四是財政金融支 農耦合效應進行研究，第五是對財政支農效率或金融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進行相關的研究。各位學者在研究的方法上不盡相同，包括構建時間序列模型、 靜態或動態面板模型，或者采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等。從結論來看，學者基本上 都得出了財政支農對于農民收入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且效果顯著，能夠促進農業 經濟發展，但是金融支農情況較為復雜，大部分學者存在一定的分歧，這也是本 文研究的重點之一。盡管目前有大量的研究，但仍存在三點不足：第一是從研究 內容來看，大部分學者往往傾向于單獨選擇財政支農或者是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 發展水平的影響，很少有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對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亦或 是將二者一起研究，但并未深入探究二者協同作用下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第 二是從研究層面來看，大多學者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個省市或者全國，對區 域的研究很少，尤其少有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細致研究中國不同區域 的境況。第三是大多學者的研究只存在于定性的研究，少有定量研究，且大多是 研究影響因素，尚未劃分影響層級。因此，本文將從規模與效率兩個角度，從財 政支農與金融支農以及二者協同作用下三個方面對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深入 研究，并通過門限模型分析其對農村經濟水平影響的邊界效應。同時考慮地區經 濟水平差異以及財政分權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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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財政金融支農政策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2.4.1 財政支農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一）公共產品理論
早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書中，薩繆爾森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嚴格定 義，即純粹的公共產品具有非耗竭性，即指一個人消費或使用公共產品并不會排 斥他人對這個產品的享用，同時也不會影響其他人享用這個產品的數量或者質量 [78]。你無法將拒絕任何為之付款的個人或者廠商踢出公共產品享有的范圍，這體 現了公共產品的社會效益，大家都可以平等地享用公共產品，甚至是同時消費或 者使用。例如一個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一旦這個城市提供了公共基礎設施服務， 要想將一個生活在該城市的人排除于公共基礎設施服務范圍外，幾乎不可能實現， 或者你實現它的代價將會非常昂貴，乃至你不愿承受。而這正是公共產品最顯著 的特征：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費的非競爭性以及效益的不可分割性。而與之相反 的便是私人產品，它具有耗竭性，多一個人對產品的消費或使用會減少他人對該 產品的享用。
公共產品的顯著特性致使公共產品在消費或使用的過程中無法像商品一樣， 遵循市場等價交換的原則，這也導致了“公共悲劇”的發生。價格機制與競爭機制 等就像一個無形的“罩子”，那么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對各種經濟活動在 “罩子”進行有效的組織，從而在促使每個人追尋個人利益的同時，為整個社會帶 來效益。但公共產品就像罩子上的一個漏洞，人們在消費公共產品時，無論付不 付出代價，都可以享受到公共產品帶來的效益。決策者們大多都會謀求個人利益 的最大化，更傾向于成為免費的“搭乘者”。在一個社會中，公共產品的存無疑會 導致“搭便車”的產生，但若是大家都變成“搭便車”，那么市場便會失靈，而這時 政府或者公共部門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他們需要根據社會實情來分配公共產品 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通過上文對公共產品理論的描述以及對公共產品所造成市場失靈的介紹，毫 無疑問，農業介乎于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之間，稱之為準公共產品。對于中國而 言，鄉村振興戰略尤為重要，是中國持之以恒實施的一項重要戰略，對于促進農 村經濟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時， “中央一號文件”與全國兩會多次提 到“三農”政策，多次強調要優先保障“三農”資金投入，加快財政資金和金融資源
18 的投入，堅持拓展財政資金的投入渠道，優化金融服務體系，提高“三農”問題 解決的優先性，這些無疑都顯示了農業農村的重要性、優先性，但也表達了對政 府部門的需求，需要政府更加積極地干預和支持。其次，農業具有天然的弱性質， 抗風險性差，發展極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擾，比如天氣因素，對于中國絕大多數 地區而言，當地生產環境無法滿足農業高產量生產，天氣因素顯得尤為重要，若 是天氣惡劣，那么變化進一步影響農業產量，加劇農業成本，更不能保障農民的 收入，打擊農村勞動力的積極性。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一步加快，農村勞動力在 惡劣外部因素的打擊下，極有可能為更有保障的收入，轉投農民工的行列，去城 市拼搏，進一步加劇“三農”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的干預并解決，鄉村振興 為農民收入帶來了更多的保障，為農業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支持，為農村經濟的提 高帶來了希望，而政府則需要真正切實保障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行，秉持一般性與 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因地制宜地調整財政支農與金融政策，尤其是減少中國復 雜的國情所帶來的影響。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共行政出現的各項理論均起不到永遠指導經濟發展 的作用，此時，羅布特丹哈特卻對公共行政有著獨特的見解，經過長時間的研究， 新公共服務理論應運而生。然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誕生，卻是沾染著對前人批 判的色彩。他充分借鑒傳統公共行政合理的內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成為更適 合當代民主社會的發展。有別于傳統公共行政，他提出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 是“掌舵”，這也是丹哈特七大原則中最為突出的一條。公共管理者應該在于引導 公民去表達，幫助他們去實現共同利益，而不是單單的去駕馭、去控制社會的發 展。第二條，公共利益是根本目標。新公共服務理論指出，社會的發展不只是政 治領袖或者行政官員的責任，而是公民們共同的目標。在未來的發展中，政府應 轉變既有的價值觀，更多地注重公民們的意愿，政府代表和群眾應在一個自由、 無拘無束的環境中，共商社會的發展。第三條，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 上要具有民主性。新公共服務理論指出，只有通過政府與群眾一起努力、一起協 作，才能夠最有效地、最認真地貫徹與執行符合公共需要的計劃與目標。政府需 要推動群眾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執行過程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市場競爭， 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發揮民族自豪感，也給私營部門提供更多的機會，提高 其參與公共服務的項目的積極性，從而更進一步地邁向理想目標。第四條，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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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務。“當我們急于掌舵時，也許我們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1。政府與公民 之間不再是也不該是簡簡單單的“顧客”關系，政府的權力來自公民，服務對象也 是公民，因此政府絕不能僅用理性去“設計”這個社會，而忘記公民在政治參與中 的地位和作用，公民才是整個社會的根本，服務于公民才能更好地“設計”這個社 會。第五條，政府承擔的責任是復合的而非單一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要求公務員 們不再保持中立原則，公務員們應該更多地投入對社會的關注，而不再單單是市 場，他們應認識到自身的責任，更有效地貫徹與執行政策，有效地發揮其身為公 務員的作用，提高參與“設計”社會的積極性。第六條，注重人而不只是效率。公 共行政的出發點是對效率的追求，落腳點也是如此。但政府更應將公民置于核心 地位，致力于公民信任和合作。政府通過確立合適的績效目標，以與公民合作共 贏的方式實現對高效率的追求。第七條，對公民權利和公共服務精神的大力弘揚。 政府為公民所有，以公民群眾的需求為導向，為人民服務。
通過對上文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描述，可以發現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服務而非掌 舵，尤其是農業的發展。政府不應該再親自提供公共產品給農村，事事親為，而 是應該形成政府、社會、公民及市場主體多維互動的多元主體供給模式，由大家 一起協商，更重視中國復雜的國情、社會公眾的需求、地理環境問題以共同解決 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公務員們應該更多地投入對社 會的關注，而不再單單是市場，他們應認識到自身的責任，更有效地貫徹與執行 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地發揮其身為公務員的作用，更多地參與到農村建設當中， 更緊密地聯系農民，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更好地參與農村經濟社會的建設。
2.4.2金融支農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基礎
（一）農業信貸補貼理論
農業信貸補貼理論最早出現于 20 世紀 60 年代，在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派凱恩 斯學派的不懈研究下，農業信貸補貼理論應運而生，并一度成為當年農村經濟發 展的主流理論。該理論同樣延續了凱恩斯學派的政策主張，肯定了在農村經濟發 展過程中，政府干預的重要性。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那個時期，由于農業發展的 高風險性，農業技術水平的落后，農業的生產需要較長的周期，進而導致農民收 入的不確定性以及低收益性，農村經濟發展勢態較弱，凱恩斯學派認為農民，尤 其是貧困戶，沒有儲蓄的需求，農業也不可能成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融資 1 羅布特丹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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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該理論提出要開辟農村資金流入的渠道，并且要建設專門的非營利性的 金融機構來進行資金的掌控與調配，進而提高農業生產量，提高農村經濟水平。
農業信貸補貼理論最初應用于實踐時，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帶來了 巨大的收益。但隨著該理論的深度運用，也發現了該理論不少的弊端：首先，大 部分農民的理財意識薄弱，如果存在一條持續性的廉價的資金供給鏈，那么會進 一步削弱他們本就不強大的儲蓄意識，最終造成農村信貸機構沒有穩定的資金來 源渠道，從而使農村信貸成為純粹的壓力。其次，由于交易成本的高昂，農業信 貸機構在借貸時更偏向于較為富有的農民進行大額交易，最終導致貧民和普通農 民借貸困難，富農成為農村信貸補貼的最終受益者，進一步加劇當地農村的貧富 差距擴大，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最后，政府的大力支持，會導致本身不具有 多少經營責任的農村信貸機構缺乏經營壓力，不會花費一定成本去對借貸者進行 有效的監督，導致一部分借貸者還款意愿不高，進而故意拖欠借貸款，并且由于 農業帶來的收入不確定性，進一步降低農村信貸機構本就不高的資金回收率，不 良貸款率大大提升。
農業信貸補貼理論的假設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農民并非沒有儲蓄的需求， 盡管這種需求對于貧困農民來說并不高，但若是在政府積極地引導和激勵下，大 多貧困戶也是會進行儲蓄的。如果農業信貸補貼理論長期被貫徹執行，那么會導 致非正規金融的大量滋生，逐漸損害農村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利于農 村經濟發展。因此農村金融市場理論逐漸取代農村信貸補貼理論在經濟社會中的 指導地位。
（二）農村金融市場理論
農村金融市場理論最早出現于 1970年，當時農村信貸補貼理論涌現大量弊 端，無法到達該理論預期的目標，同時也損害了一定的金融市場秩序，降低了農 村信貸機構的活力，因此農村信貸理論開始逐漸退出，農村金融市場理論應運而 生。然而，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的誕生，卻是沾染著對前者批判的色彩。它的理論 前提與農村信貸理論完全相反，它指出農村居民以及貧困戶是存在儲蓄能力的， 也擁有儲蓄的需求。對于各國的農村居民和貧困戶，即便他們收入不高，但只要 他們擁有存款的機會，那么他們一定會拿出一部分資金去存款，即便是小農戶和 貧困戶，積少成多，也能擁有相當大數量的存款。所以，不需要對農村農民進行 特殊的資金補貼，而且降低利率政策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農村資金不足的情況。同 21
時，低息政策會大大降低農民去金融機構存款、辦理金融業務的意愿，進而抑制 金融市場的發展。此外，農業具有天然的弱性質，導致農業融資風險較大，因此， 金融機構的高利率也是理所當然的。盡管如此，但該理論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 極力強調利率的市場化。它主張要和發揮金融市場的積極作用，減少政府的干預， 實現農村儲蓄資金供需平衡。它強調政府應間接調控農村金融市場的監管，設立 一定的原則與標準，著重解決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即農村金融市場 作為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借款人的情況，再加上農業 的高風險性，金融機構很難把握農村系統風險，有必要加強政府的監管和調控。
對于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盡管農村金融市場理論未能將其作用完全理想化地 發揮，但仍推動著中國農村經濟大力前行。相對自由化的利率，為農戶資金狀況 帶來了一定的緩解，但農業的天然弱性質造成的高成本高風險性，仍可能導致農 民借不到他們所期望的資金總量，甚至農民無法順利進行該有的借貸，所以此時 政府依舊顯得尤為重要，他們需要介入其中，以此保障農民的借貸，尤其是小農 戶和貧困戶的借貸。同時，政府需要有完整的體制結構，擁有完善的監管體系， 來監管信貸體系的執行，以此保障金融機構的利益和農民的利益，保障農村經濟 長期高效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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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東中西部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現狀分析
3.1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三農”問題主要的對象是農業、農村和農民，而農業經濟的變化都會引起 農民收入和農村經濟的變化，農村和農民都要依托于農業。農業有狹義廣義之分， 狹義專指種植業，廣義泛指第一產業，而本文所研究的農業是包括農林牧漁業在 內的第一產業。如表 3-1 所示，從時間上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 生產總值都不斷增加，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幅 最大，2019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 2005 年的 6 倍，2019 年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 值是 2005 年的 3.8 倍。從空間上看，各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尤為明顯。 在 2019 年東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536070.64 元，是中部地區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的 2.19 倍，是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 2.63 倍；中部地區其次，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與西部地區差距較小；而西部的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均最小，在 2019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 有 203487.36 元，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22332.76 億元。通過上述分析可以 發現，東、中、西部地區農業經濟存在明顯的差距，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相差 2.19 倍和 2.63 倍，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國 內生產總值分別相差 1.14 倍和 1.15 倍，由此可見，兩者并沒有存在著明顯的線 性相關。
財政支農支出的不斷增加，會改善農業的基礎設施，提高農業科技水平發展， 進而提高農業的生產能力，增加農民的收入；而金融支農的提高，會增加農民的 消費和投資；消費和投資的不斷增加，又會促進農業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促進農 業生產總值的增加，進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因此，縮小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 水平的差距，增加財政支農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傾斜，促進農業科技水平發展，提 高金融支農效率，促使兩者協同支農，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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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東中西農村經濟水平
東部 中部 西部
年份 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元） 第一產
業國內
生產總 值
（億元） 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元） 第一產業 國內生產 總值
（億元） 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元） 第一產業 國內生產 總值
（億元）
2005 118596.24 9564.24 46545.14 7514.78 33837.92 5876.59
2006 138522.87 10319.70 53967.49 8024.48 40055.62 6345.17
2007 165194.03 11621.56 65359.77 9296.99 48842.63 7590.19
2008 194085.15 13447.46 78781.03 11232.94 60052.92 9004.62
2009 211886.90 14289.98 86443.31 11741.24 66532.12 9134.45
2010 250487.94 16257.40 105145.56 13574.12 80901.03 10632.59
2011 293581.45 18800.56 127624.70 15876.31 99629.13 12696.69
2012 320738.47 20495.46 141908.57 17545.57 113203.77 14252.17
2013 351978.26 22215.23 155410.89 19040.89 126140.51 15614.00
2014 378727.46 22417.37 167522.17 19486.02 137178.96 16341.11
2015 401651.69 23398.73 176097.26 20093.63 143992.53 17264.20
2016 432433.34 24102.78 190808.46 20949.92 155676.76 18497.06
2017 471244.71 23033.62 207333.82 19863.95 167250.65 19079.23
2018 499888.80 24037.69 225073.37 20338.17 187606.86 20228.06
2019 536070.64 25636.96 244077.29 22359.19 203487.36 22332.76
數據來源：國泰安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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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增長速度看，如圖 3-1 與圖 3-2 所示，東中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
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走勢大致相同，大致可以劃分為高速波動期和低速平緩期
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高速波動期從 2005 年至 2013 年。其中在 2009 年，人
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均出現大幅減緩，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增長速度僅為 9.17%，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僅為 10.08%，這
25
是由于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2009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發展萎靡， 但在下半年經濟有所回升，但總體而言，與 2008 年相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 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幅不大。第二階段為低速平緩期從 2014 年至 2019 年，東中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平穩增長。這是由 于 14 年后中國整體國情穩定，物價總體保持穩定，就業質量明顯提升，百姓收 入穩步增加，貧困人口逐步減少，作為經濟增長“主引擎”—消費進一步鞏固， 持續促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3.2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現狀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財政支農在解決農村資金短缺根本問題中起 到了主導性作用。在“三農”政策的引導下，國家對于農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各級政府財政支農的投入也不斷增加，如表3-2 所示，從2005 年到2019 年，中 國東、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農支出整體規模呈上升趨勢。相比 2007 年，2019 年東部地區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分別增長了 6.14 倍，中部地區增長了 7.12 倍，西 部地區增長了 8.46倍。在財政支農項目中，東部處于經濟發達地區，地方政府 擁有較多的財政收入，且實行財政分權，能擁有足夠富余的資金且能較為自主地 投入農業，因此東部地區的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較多，在 2019 年達到 7253.81 億 元；西部地區環境基礎較差，且較多貧困地區聚集，但國家極其重視西部的發展， 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得到各級政府大力扶持，財政支農支出由 2007 年的 1403.36億元增加到了 2019年的 8336.59 億元，增幅最大；相較而言，中部政府 的財政支農支出最少，2019 年僅達到 6295.05 億元。
表 3-2 東中西財政支農支出總額
年份 東部 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億元）
中部 西部
2005 396.31 237.43 227.57
2006 479.81 292.06 289.02
2007 1181.46 883.71 985.53
2008 1557.79 1211.61 1403.36
2009 2310.54 1950.77 20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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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東部 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億元）
中部 西部
2010 2797.91 2330.84 2523.83
2011 3425.27 2743.83 3225.39
2012 4133.73 3265.05 3929.99
2013 4761.56 3648.10 4264.18
2014 4929.24 3830.36 4705.32
2015 6136.89 4704.03 5600.52
2016 6170.03 5231.42 6163.56
2017 6344.41 5551.42 6246.34
2018 6868.27 5969.83 7290.55
2019 7253.81 6295.05 8336.59
數據來源：國泰安數據庫
單位（億元） 增長速度
9000 300%
圖 3 - 3 東中西財政支農支出
從增長速度來看，如圖 3-3 所示，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支出 增長速度呈現出波動變化，但總體增長速度呈降低趨勢。2007 年、2009 年出現 2 次增長率高峰。（1 ）在 2007 年出現第一次高峰。在 2007 年東中西部財政支 農支出增長幅度分別為 146.23%、202.58%和 240.99%，這是由于 2007 年政府進 行了財政收支分類改革，將口徑從 2007 年以前的財政支農，包括支農支出以及
27 農業、林業、水利等氣象部門業務支出，改為 2007 年以后的所有農林水相關支 出，現在統稱為農林水事務支出，導致了支出增長率激增。雖然 2005-2019 年國 家財政支農支出統計口徑發生變化（如圖3-3 所示），但是支農資金的流向是保 持一致的，并未改變所涉及的內容，只是科目的細分或者合并，所以進行實證分 析是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性的［79］。（2）在 2009 年出現第二次增長高峰。在 2009 年東中西部財政支農支出增長幅度分別為 48.32%、61.01%和 46.48%，主要原因 是國內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家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快了財政支農的步伐。
3.3東中西部農村地區金融支農現狀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財政支農未能完全解決農村資金問題，在現 代經濟體系中，金融支農的出現進一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輔助和補充 作用。金融支農的出現可以引導更多信貸資金投向“三農”，切實解決農村融資難 問題，還可以優化資金配置，引導資金的運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在本文中， 以涉農貸款及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資產總額來衡量金融支農情況。如表 3-3 所 示，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涉農貸款逐年增加，東部地區涉農貸款在 2019 年增至 13982.23 億元，是 2005 年的 2.5 倍；中部地區涉農貸款在 2019 年增至 14554.76 億元，是 2005年的 4.2 倍；而西部地區涉農貸款在2019 年增至12348.62億元， 是 2005 年的 4.9 倍。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資產總額均呈上升趨勢，但增幅卻 逐漸下降甚至出現減少，說明中國金融支農力度仍有所不足，這是由于隨著金融 機構逐漸商業化，在信貸資源趨利本質，加上財政支農對農村金融具有擠出效應， 導致商業性金融機構不斷撤離營業網點。雖然在相關政策的引導下，支農資金量 有所上升，但增幅仍舊不高且增幅逐年下降，其中中部地區在 2016 年與 2019 年出現負增長（見表 3-3）。較于財政支農支出，在金融支農支出項目中，東部 處于經濟發達地區，金融機構的資金充沛，與之相對應的金融支出也較多，因此 東部的金融支農支出投入最大，西部地區投入最小。
28
表 3-3 東中西金融支農水平
年份 東部 中部 西部
涉農貸
款（億
元） 營業網點
資產總額
（億元） 涉農貸款
（億元） 營業網點
資產總額
（億元） 涉農貸款
（億元） 營業網 點資產 總額（億 元）
2005 5527.08 21424.46 3443.03 8735.33 2513.73 6438.36
2006 6570.90 28762.80 3871.42 10202.60 2789.93 8360.80
2007 7834.08 31016.90 4485.87 12000.30 3174.16 10631.75
2008 8847.19 37738.70 5046.91 15800.00 3983.89 15150.70
2009 10961.05 47657.10 6880.97 20529.80 5876.17 19476.10
2010 12131.58 58072.50 8136.89 25210.66 6806.15 24537.16
2011 12728.42 71483.60 8628.03 30631.10 7422.06 31594.10
2012 11942.90 81824.00 9864.02 37498.10 8596.44 40488.40
2013 11016.06 94564.40 11047.70 44905.50 9531.59 50126.04
2014 10610.52 108576.90 11706.72 54465.38 11122.80 60389.72
2015 10796.00 126122.00 11862.00 62212.44 12368.00 68429.07
2016 10674.5 146252.58 11984.52 60781.55 13800.38 77888.40
2017 10920.83 159249.00 12552.32 71136.50 14934.39 84183.90
2018 11419.01 167890.10 12937.00 87601.90 14691.00 83023.10
2019 13982.23 185549.90 14554.76 81555.50 12348.62 90925.20
數據來源：國泰安數據庫
單位（億元） 增長速度
■東部 中部 ■■西部 東部 中部 西部
圖3-4東中西部農村涉農貸款
29
從增長速度看，如圖3-4所示，在 2009年農村涉農貸款增長速度有較大的 波動，各地區均出現最大增幅，中部農村地區增長速度為 36.34%，西部農村地 區增長速度為 47.50%，東部農村地區增長速度為 23.89%。在 2010 年以后，東 中西部地區波動均趨于平緩，但東中部地區涉農貸款增幅速度緩慢波動上升，而 西部農村地區涉農貸款增幅速度卻開始逐年減少。在 2019 年，東中部地區涉農 貸款呈現上升趨勢增長，但西部地區涉農貸款卻出現負增長，這是由于2019 年 起中央財政將調整資金使用方向，不再執行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政策， 政策的改變對于包含中國絕大多數貧困農村的西部地區影響更為深遠。且西部地 區仍存在“精英俘獲”現象，導致扶貧資源瞄準偏離，貧困群體無法得到幫扶， 進而導致項目主體異化，效益甚微，出現企業融資難，農民貸款難的情況。
單位（人） 增長速度
450000 25%
東部^■ 中部™^部 東部——■■中部西部
圖 3 - 5 東中西部農村營業網點資產
從增長速度看，如圖 3-5 所示，東中西部農村營業網點就業人數增長速度大 致可以劃分為高速波動期、平緩波動期、低速波動期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高速 波動期從 2005年至 2010年。東中西部農村營業網點就業人數均出現劇烈波動， 2007 年與 2008 年農村營業網點就業人數增幅劇烈下降，2009 年與 2010 年卻又 出現上升，這是由于 2007年 8 月國家出現金融危機，國內金融機構大幅減少人 員設施，而 2009 年中國開始采取寬松量化的貨幣政策，減緩金融危機影響，促 使農村營業網點就業人數激增，尤其是西部農村地區，在 2010 年營業網點就業
30
人數達到 219671 人次，增長幅度達到 14%，增幅異常迅猛。第二階段是平緩波 動期從 2011 年至 2017 年。在這一階段，農村營業網點就業人數平穩增加。第三 階段是低速波動期從 2018 年至 2019 年。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營業網點就業人數均 開始有較為明顯的波動起伏。這是由于就業服務機構崗位需求增速正在走低。一 方面，財政支農的大量投入會在一定程度擠出農村居民對農村金融的借貸，一定 程度上導致金融行業景氣不景氣，就業人數下降；另一方面，創投募資的下降和 人力成本的高漲使得金融機構通過減少雇員緩解收入降低的壓力。
31
第 4 章 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研究
4.1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同時具有時空兩個維度，本文將利用面板數據模型
（panel data）進行估計。由于各地區的金融支農水平和財政支農力度不同，可能 存在不隨時間變化的遺漏變量，所以本文考慮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且通過 F 檢驗 與 Hausman 檢驗，驗證了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在鄭靈巧［38］的 研究基礎上，增加金融支農指標，更從規模與效率兩角度分析財政支農和金融支 農及財政金融協同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效率指標不能現存數據中直接獲得， 本文通過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對中國各區域支農資金的效率進行測算。在對 東中西部地區各區域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對東中西部地區各 區域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從而為優化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 財政支農體系，改善金融支農結構，為促進東中西部農村的均衡發展提供政策建 議奠定基礎。
4.1.1數據來源
本研究在時間上選取 2007 年至 2019 年的數據，截面上選取中國 30 個省市 自治區（西藏地區因數據缺失嚴重而被剔除），按國家政策劃分為東、中、西三 塊區域2進行測算，所有數據均來自 Wind 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與《中國金融統 計年鑒》。
4.1.2指標選取
（一）固定效應模型指標選取
在宏觀經濟中，經濟學者們經常使用 GNP 與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來衡量經 濟增長。兩者相比較而言，國內生產總值能夠較為真實地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經 濟綜合實力，更加便于地區間的比較，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能反映農村經濟水 平。因此本文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不同農村地區的經濟水平指標。
2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解釋，中國東中西部的劃分，是政策上的劃分，而不是行政區劃，也不是 地理概念上的劃分。因此，東部是指最早實行沿海開放政策并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市，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和遼寧；中部是指經濟欠發達地區，包括山西、 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龍江；而西部則是指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內蒙 古、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貴州、云南、重慶和西藏。分析六大行政區和根據經濟水平 劃分出的三大地區，可以發現沿海省份的經濟發展明顯優于內陸省份。
32
由于農村經濟發展影響因素的復雜性，導致衡量其發展指標的多樣性，而農 村財政資源與金融資源的配置主體主要是政府。因此，掌握農村財政支農與金融 支農的投入就是掌握財政與金融主體的投入。本文在鄭靈巧［39］的文章基礎上，增 加金融支農指標，并借鑒房玲秀［80］、李豫新［81］、韓振興［82］和吳振華［83］與王頌吉［84］、 藍虹［85］、劉雷［86］、石連忠［87］和鄧曉娜［88］的方法，從規模與效率兩角度分析財政 支農和金融支農政策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并加入農村消費水平、固定資產投資與 地區教育水平作為控制變量。此外通過實地調研，發現只有東部農村地區存在財 政分權，故此東部農村地區增加財政分權指標，指標體系見表 4-1。
表 4-1 指標及計算方式
指標 計算方式
財政支農效率 x1 投入產出指標體系測算
金融支農效率 x2 投入產出指標體系測算
財政支農規模 x3 各地區涉農資金總額/財政支農總額
金融支農規模 x4 各地區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總額/國內生產總值
效率協同項 x5 財政支農效率X金融支農效率
規模協同項 x6 財政支農規模X金融支農規模
財政分權x7 （僅東部農村地區） 地方政府預算內人均本級財政支出/中央預算內人
均本級財政支出
農村消費水平 z1 各農村地區居民消費性支出
固定資產投資 z2 各農村地區居民固定資產投資
地區教育水平 z3 各地區每百萬在讀學生數量
（二）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模型）
在效率評價研究中，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模型）, 該方法是用于評估評價單元相對有效性的非參數技術效率分析方法，不要求具體
的模型設定，適用范圍較廣，從而得到了廣泛應用，采用DEA模型。
DEA中最基本的一個模型——CCR模型 設有n個決策單元（j = 1，2,…，
O
n ），每個決策單元有相同的 m 項投入（輸入），輸入向量為
x j = （ x 1 j, x 2 j,…，x ”jY > 0，j = 1,2，…，n （4-1）
每個決策單元有相同的 s 項產出（輸出），輸出向量為
33
yj珂yi」，y 2…,y J > °，j =】，2，…，”
即每個決策單元有m種類型的“輸入”及s種類型的“輸出
xtJ表示第j個決策單元對第i種類型輸入的投入量; y tj表示第j個決策單元對第i種類型輸出的產出量;
引入松弛變量s +和剩余變量s —具體公式如4-3：
工 AjXj + s + = Ox0
j=i
st. j - s = y 0
j=i
A J - 0,丿=1,2,…,n
0無約束 s+ > 0, s- > 0
設上述問題的最優解為A，總-，0，則有如下結論與經濟含義：
若少=1，且s*+= 0,s*「= 0，則決策單元DMU為DEA有效，即在原線性規劃 0
的解中存在w* > 0,“* > 0，并且其最優值力；=1。此時，決策單兀DMUj的生產活 j0 j0
動同時為技術有效和規模有效。若0 < 1,決策單元DMUj不是DEA有效。其生產 j0
活動既不是技術效率最佳，而不是規模效率最佳。
假設DMU,處于變動規模情形下的BCC模型。利用BCC模型可以衡量純技 j0
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以及對決策單元是否處于最優作出判斷。具體公式如4-4：
34
min&
s.t
n
九jKj + s + 二九
j=1
丿n
工 jy」-s「= y。
j=1
£ j =1, j = 12 …，n
j=1
6無約束，s+ > 0，s- > 0
（二）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模型）的指標選取
在財政支農效率測算中，本文借鑒房玲秀［80］、李豫新［81］、韓振興［82］和吳振 華［83］的文章，選取財政支農支出總額為投入指標，選取農林牧漁總產值、人均消 費作為產出指標，測算出財政支農效率。在金融支農效率測算中，借鑒王頌吉［84］、 藍虹［85］、劉雷［86］、石連忠［87］和鄧曉娜［88］的文章：選取涉農貸款余額、農村金融 機構營業網點資產總額為投入指標，選取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及農村人均收入 作為產出指標，測算金融支農效率，如表 4-2所示。
表 4-2 投入產出指標體系
4.2固定效應模型構建
根據上文所選取的指標，代表農村經濟水平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用 y 表示；
代表財政支農的指標用F表示；而代表金融支農的指標用P表示，控制變量用C
表示，T則表示財政分權指標。在模型中均以x表示解釋變量，z表示控制變量。 本文構建如下的面板數據模型來檢驗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 響：
kh yit =j + 工0kFit + 工0kPit +人FitPit +aJtt +6ttCn + ui （4_ 5）
k =2 k=2
式4-1中，i代表地區，t代表年份，入、0k、〃、a與仇為模型參數，呦是隨
35
機誤差項。
在此基礎上，本文分別從規模與效率兩個角度，研究財政支農、金融支農以 及二者協同作用對東中西部農村經濟的影響。
根據 F 檢驗， p 值均為 0.0，拒絕混合模型。根據 Hausman 檢驗，在 90%的
置信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即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見表 4-3。
表 4-3 Hausman 檢驗結果
東部 中部 西部
豪斯曼檢驗值 139.98 28.76 20.22
概率值p 0.000 0.000 0.017
接著，在 10%的置信水平下，均通過協整檢驗，表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 關系，檢驗結果見表 4-4。
表 4 - 4 協整檢驗結果
東部 中部 西部
協整 統計值 p值 統計值 p值 統計值 p值
檢驗 -3.839 0.000 -6.888 0.000 -4.840 0.000
4.3財政金融支農效果分析
4.3.1 基于固定效應模型研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中國東部地區為沿海發達地區，包含了 11 個省市，由表 4-5 回歸結果所示， 財政支農指標均對東部農村地區經濟起促進作用;金融支農規模指標對東部農村 地區經濟起促進作用，但金融支農效率指標卻抑制農村經濟的發展。由 p 值大小， 可以發現財政金融支農規模的協同作用指標通過 10%的顯著性檢驗，財政支農效 率、金融支農效率與金融支農規模指標通過 5%的顯著性檢驗，財政金融支農效 率的協同作用指標通過 1%的顯著性檢驗。 R2=0.984 說明中國東部農村地區固定 效應模型擬合程度很好。
表 4-5 東部農村地區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系數 標準差 t值 p值 Sig
x1 0.17 0.07 2.32 0.02 ；；
x2 -0.20 0.09 -2.22 0.03 ；；
36
系數 標準差 t值 p值 Sig
x3 0.06 0.01 5.81 0.00 ***
x4 0.04 0.02 2.33 0.02 **
x5 0.34 0.09 3.61 0.00 ***
x6 -0.33 0.19 -1.75 0.08 *
x7 0.61 0.04 15 . 85 0.00 ***
z1 0.28 0.09 3.27 0.00 ***
z2 -0.33 0.13 -2.58 0.01 **
z3 0.01 0.00 4.33 0.00 ***
c 3.87 0.35 11 . 10 0.00 ***
R2=0.984 F(10, 144) = 143.72 Prob>F=0.0000
注：***p<0.01, **p<0.05, *p<0.1
中國中部地區包含8個省區，由表4-6回歸結果所示，財政支農規模指標對 中部農村地區經濟起促進作用，金融支農效率指標起顯著抑制作用。金融支農效 率和財政金融支農規模的協同作用指標通過 5%的顯著性檢驗，財政支農效率、 財政支農規模和財政金融支農效率的協同作用指標均通過 1%的顯著性檢驗，其 余核心變量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R2=0.879說明中國中部農村地區固定效應模 型擬合程度較好。
表 4-6 中部農村地區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系數 標準差 t值 p值 Sig
x1 0.01 0.09 0.09 0.03 **
x2 -0.61 0.16 -3.88 0.00 ***
x3 0.04 0.02 2.65 0.01 **
x4 0.03 0.02 1 . 21 0.23 ***
x5 0.56 0.17 3.38 0.00
x6 -0.43 0.21 -2.08 0.04 **
z1 0.65 0.05 13. 16 0.00 ***
z2 0.17 0.12 1 . 46 0.15
z3 0.34 0.12 2.82 0.01 **
c -0.17 0.26 -0.65 0.02 **
R2=0.879 F(7, 103) = 5.21 Prob>F=0.0001
37
注：***p<0.01, **p<0.05, ；p<0.1
中國西部選取了除西藏外的 11 個省區，由表 4-7 回歸結果所示，財政支農指 標均對農村經濟起顯著促進作用，金融支農規模指標對農村經濟起顯著抑制作用。 財政支農規模與財政支農效率指標均通過 1%的顯著性檢驗，金融支農規模和財 政金融支農效率的協同作用指標通過 5%的顯著性檢驗， R2=0.948 則說明中國西 部農村地區固定效應模型擬合程度很好。表 4-7 西部農村地區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系數 標準差 t值 p值 Sig
x1 0.43 0.12 3.70 0.00 ***
x2 0.01 0.15 0.08 0.94
x3 0.02 0.01 3.29 0.00 ***
x4 -0.02 0.01 -1.70 0.09 **
x5 0.33 0.14 2.33 0.02 **
x6 0.08 0.07 1.12 0.26
z1 0.57 0.05 11.65 0.00 ***
z2 0.32 0.08 4.02 0.00 ***
z3 0.63 0.13 4.92 0.00 ***
c 1.46 0.41 3.55 0.00 ***
R2=0.948 F(10, 145) = 67.67 Prob>F=0.0000
注： ***p<0.01， **p<0.05，*p<0.1
4.3.2東中西區域差異性分析 從效率與規模兩個角度，對各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以及二者協同支農作 用這 6 個核心指標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中國不同農村地區財政支農的影響力具有 一定差異性，金融支農水平也存在著不同，這種差異性與三大區域的自然和社會 條件的不同、經濟水平的顯著差異有密切相關，回歸結果匯總見表 4-8。
表 4-8 東中西農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匯總
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
指標
系數 p值 系數 p值 系數 p值
x1 0.17 0.02 0.01 0.93 0.43 0.00
x2 -0.20 0.03 -0.61 0.00 0.01 0.94
x3 0.06 0.00 0.04 0.01 0.02 0.00
x4 0.04 0.02 0.03 0.23 -0.02 0.09
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
指標
R2=0.948 F(10, 145) = 67.67 Prob>F=0.0000
注：***p<0.01，**p<0.05，*p<0.1
4.3.3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從財政支農效率角度看，對東西部農村地區經濟均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中， 西部財政支農效果最佳，東部財政支農效果其次，但對中部未能有顯著影響。(1) 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每增長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43%。財政支農效 率促進作用如此明顯，原因是西部農村地區的財政支農基礎薄弱，經濟水平較低， 但國家非常重視農村經濟發展，促使西部地區農業發展得到各級政府大力扶持。 各項財政政策不斷得以實施，盡管西部地區政府尚未實現財政分權，但地方政府 間為促進經濟發展和自身政治利益而大量進行良性競爭，成為服務型政府，為轄 區內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這一現象不僅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也間接縮 小了城鄉間收入差距。良性競爭間促使支農效率得以提高，已經能較好地促進農 村經濟增長。(2)東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17%，低于對西部地區的影響。由于中國東部農村地區擁有較為完善的各項支 農體系，強大的農村組織力以及高效的農村管理效率。根據實地調研發現，東部 地區財政大多采取了財政分權的方式，地方政府運用資金有一定自主權，減少資 金在政府中流通的時間，提高了財政支農的效率。(3)中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 未能對農村經濟其顯著作用。中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促進作用較低，由于中部農 村地區尚未實現財政分權，中央對農村經濟財政仍是層級撥款，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財政支農的效率。此外，從財政支農支出總額，也可發現中部地區對農村經 濟投入的力度遠小于東西部地區。因此，在下一階段，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投以更 多的支持是中部地區政府的重點。
從財政支農規模角度看，對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影響均顯著。(1)東部
地區財政支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0.06%。由于東部農村地
區財政投入規模龐大、農業技術水平先進，在財政分權下，東部地區政府能真正
運用到農村經濟的資金更多。東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一直處于中國領先地位，在
39
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財政支農規模的影響力不易。需要完善的支農體系與政策等 支持，單方面提高支農規模已經難以大幅提升農村經濟水平。因此財政支農規模 對東部農村地區經濟影響雖然最高，但其影響仍然較小。（2）中部地區財政支 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04%。財政支農規模影響仍相對較 小，農業技術發展水平較差，機械化水平不高，抑制了財政支農規模的作用。根 據實地調研，中部農村地區未實現財政分權，大量資金流入城鎮地區，運用到農 村地區資金較少。200 5-20 1 9年十五年間，中部地區整體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 支出的平均比重為 9.84%，遠低于發達國家 40%-70%的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 10%的平均水平，財政支農支持力度增長緩慢。（3）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每 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02%。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政 府財政實力有限，因此財政支出相對較少。農業生產條件較為惡劣，帶來的經濟 效益目前尚且較低。
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得到不斷增加。在2005 至2019 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整體及各區域的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都得到 增加，說明中國整體及各省財政支農支持力度有一定的增加。這期間，東中西部 地區整體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重分別為 7.84%、9.84%、11.69%， 各省的平均比重在 4%-15%區間內。中國整體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 基本維持在10.06%的低水平，財政支農支持力度增長緩慢。總體而言，中國東 中西部各區域整體及東中西部各省的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偏低， 增長緩慢。因此，財政支農規模對東西部農村地區經濟影響都較小。中國東中西 各區域的財政支農支出未達到最優規模，整體財政支農支持力度偏低。
4.3.4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金融支農效率對東中部農村地區經濟均有顯著抑制作用，對西部農村地區影 響不顯著。（1）東部地區金融支農效率每增長 1%，促使農村經濟降低0.20%。 由于東部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較好，但對比財政支農，仍有所不足，農村金融體系 建設依舊薄弱，未能夠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促進作用。（2）中部地區金融支農 效率每增長 1%，促使農村經濟降低 0.61%。原因是中部農村地區金融資源較少， 金融市場運作效率低下，金融支農體系不完善，對中部農村地區經濟產生較大的
40 抑制作用。（3）西部地區金融支農效率未能對農村經濟水平產生顯著作用。近 些年國家扶貧政策以及金融反貧困的不斷努力，極大地推動了西部地區金融制度 的建設，提高了貧困地區的服務質量，大量減少貧困人口，加快農村經濟發展。 但金融體系的發展具有長期性，尤其支農效率有待提高。
金融支農規模對東部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西部地區顯著 抑制作用。（1）東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04%。 由于中國東部農村地區，各項管理政策逐漸完善，撤銷大多對商業用地的多項優 惠政策，導致農村土地投資的微薄利潤難以吸引資金投入。在 5%水平下，金融 支農規模效果顯著，但促進作用較小。（2）西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每增長 1%， 促使農村經濟降低 0.02%。由于西部農村地區有一定的金融支農資源，但不足以 支持農村經濟的發展。在調研中，我們發現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精英俘獲現象，導 致部分新興精英借用普通農民身份獲得貸款，導致普通農民未能享受到金融支農 規模所帶來的效益，出現金融支農規模抑制農村經濟發展的現象。（3）中部地 區金融支農規模未能對農村經濟水平產生顯著作用。原因是金融機構嚴重短缺、 多樣化不足，銀行性金融機構很少，大多業務由農村信用社壟斷，形成“一農” 支持“三農”的異常情況［89］。
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在政府主導下，社會各方參與全國性經濟運動，共同推進 農業經濟發展，滿足鄉村振興戰略要求。但此時的農業政策主要是針對財政支持 的，缺乏對金融行業的扶助，導致金融支農政策未成體系，金融資金注入農村， 但缺乏有效引導以及合理的管理制度。在這一階段，大量的農村金融資源未能得 到充分利用，金融支農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所以出現金融支農對東中部地區 的抑制作用。此外，財政支農得到大量政策扶持，對金融支農存在一定的擠出效 應，但從分析結果看，東部金融支農的效果仍優于中部的，這很可能與金融支農 的效果有關。
東中西部金融支農資源總量呈上升趨勢，但各方面增幅卻逐漸下降甚至減少， 說明中國金融支農力度不足。隨著金融機構逐漸商業化，在信貸資源趨利性下， 金融機構的營業網點持續減少，導致金融支農規模對中國農村經濟的影響較小。 中國東中西部各區域的金融支農沒有達到最優規模，整體金融支農支持力度偏低， 因此中國各區域均需加強對農村的金融資源的支持力度。
41
4.3.5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水平的影響分析
從支農效率角度看，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均 有顯著促進作用，說明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作用效果明顯。（1）從對東部 地區的彈性系數上可發現，東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 0.17 遠高于金融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0.20，但二者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產 生顯著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 0.34。這表明財政支農的投入為金融支農帶來新的 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金融支農效率的抑制作用，財政金融協同合作能更有效 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2）在中部農村地區，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產生基本 相同的影響。財政支農效率的提高能有效彌補金融支農效率帶來的抑制作用，這 也表明金融支農效率若是能進一步提高，那么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合作能更 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3）西部地區財政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 0.43 遠高于金融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 0.01，二者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產生 顯著促進作用，且彈性系數為 0.33。說明財政支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 農民及農村鄉鎮企業的貸款需要，提高金融支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 部地區財政支農的作用。因此，加快中國各區域金融支農的發展，提高金融支農 效率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
從支農規模角度看，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中國東中部農村地區經濟產生 抑制作用，對西部農村地區未起顯著作用。（1）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 經濟的彈性系數僅為 0.06，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僅為 0.04，二者 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抑制作用，彈性系數為-0.33。說明東部地區財政支 農對金融借貸具有擠出效應，二者協同效應較差，導致財政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 產生顯著抑制作用。因此東部地區急需調整財政支農的投資結構，提高存貸款轉 化率。（2）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僅為 0.06，金融支農 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彈性系數僅為 0.04，二者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抑制作 用，彈性系數為-0.43。說明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效應較差。（3） 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于西部地區作用不顯著。原因是較于東中部地區的農村， 西部地區的農村落后，農民的收入在滿足基本的生活消費后剩余較少，能夠用來 進行改善生產的剩余很少，進行非農業生產更少，財政金融難以產生協同作用。 資本匱乏是制約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財政金融支農政策的實施一定程
42
度上有利于緩解制約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資金瓶頸問題。中國東中西各區域的
財政金融支農均未達到最優規模，整體支農支持力度偏低。因此，各級政府需要 繼續加大對農業、農村生產的投入力度，充分發揮財政金融資金政策的作用，引 導社會資金進入新農村建設，推動財政金融協同合作，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
43
第5 章 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分析
5.1門限模型構建
從對財政支農—金融支農—財政金融協同支農作用與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 濟發展的逐級遞增的匹配和支持要求，認識到農村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性，就不可 能采用單一的指標體系，也不可能片面強調某一個層面的過度發展。這很可能導 致財政金融規模的過度擴張，脫離實體經濟造成經濟泡沫化，或者在財政金融效 率不足的基礎上過度強調其促進創新和農村經濟增長的功能要求等。這些都為透 徹理解經濟發展與現實脫軌偏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客觀依據。
通過對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研究，深入了解東中 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的邊界特征，并驗證本文的中心思想—支農對農村經濟發展具 有邊界效應。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的過程必須體現不同層次的重要性和規模效益 的邊界要求，以及逐步提高支農作用的功能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支農、金 融支農能否在農村發展中有效發揮作用至關重要，否則就難以持續穩定地服務于 農村企業的創新投資和農民的長期增收，促進城鄉一體化。
本章沿用了上文的指標體系，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門 限模型，從規模兩個角度來確定東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發 展的邊界值。因此分別將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及控制變量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人 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如下門限面板模型。中國農村體系普遍還 不完善，財政與金融支農效率及協同效率在農民增收中所起的作用中國東中西部 農村未能完全顯著。財政與金融支農規模協同作用的分析可以發現，當前中國當 前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支農規模均未達到最優配置，各項資源過于冗余亦或是處 于資金短缺的狀態，二者協同作用下竟對農村經濟產生抑制作用。因此，本處更 著重考慮規模邊界。
y,t =0。+0tFpt +PT +PCit +幣他 <刃+02好，1（% >刃+ui +芻 （5-1）
y,t =0o+ 0Fitp +0T + 0C + <Kpi（q” <刃+弒血 >y）+ui + 芻 （5-2）
式5-1與式5-2, 0o、0t、、pt、qit與7是模型參數，pt是隨機誤差項，&是殘差。
當 qtt<Y時，I（qit<Y）=0;反之當 qtt>Y時，I（qtt>Y）=1。
44
對其進行門限檢驗，結果見表 5-1 與表 5-2：
表 5-1 財政支農規模邊界門限檢驗
東部 中部 西部
門限
檢驗 門檻值
10.350
11.690 p值
0.000
0.040 門檻值
13.821 p值
0.000 門檻值
16.901 p值
0.020
表 5-2 金融支農規模邊界門限檢驗
東部 中部 西部
門限 門檻值 p值 門檻值 p值 門檻值 p值
檢驗 1.5146 0.090 7.8955 0.4300 5.3702 0.220
顯而易見，東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門限檢驗均通 過 1%顯著性水平檢驗，但東西部農村地區具有雙門檻；而中西部農村地區只有 單門檻。
而金融支農規模邊界僅對西東部農村地區經濟影響的門限檢驗顯著。
5.2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
表 5-3 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
變量 東部 中部 西部
系數 p值 系數 p值 系數 p值
q<Yi 0.793 0.000 0.030 0.001 0.009 0.005
Yi<q<Y2 0.679 0.000
q>Y2 0.454 0.000 0.050 0.048 0.013 0.058
門檻值 (10.350，11.690) 13.821 16.901
R2 0.989 0.870 0.954
F(10,142)=150.02 F(7,104)=10.46 F(10, 144) = 74.23
F 檢驗
P>F=0.0000 P>F=0.0000 P>F=0.0000
通過表 5-3 可以發現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的門檻值遠大于東中部地區，原 因在于西部農村地區經濟基礎較差，其農業技術與管理水平與其他地區差距較大， 進而導致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而從 2000 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至 2014 年的脫貧 攻堅，均是國家對西部地區的大力扶持。西部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由 2012 年末的 45
5086 萬人減少到 2019 年初的 916 萬人，累計減少 4170 萬人，下降幅度為 82.0%； 農村貧困發生率由 2012 年末的 17.6%下降到 2019 年初的 3.2%，累計下降 14.4 個百分點。國家對西部農村地區的扶持取得重大成果，但西部農村地區仍缺少必 要的技術支持，機械化水平低，擁有豐富的資源卻難以得到有效地利用，高投入 卻未能得到高收益，這也是西部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水平高邊界卻影響較小 的原因。東部多數地區地理環境優越，為農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較之中 西部農村地區，東部地區農業生產能獲得更多產值，經濟能獲得更多較大提升。 但從實證結果可發現，財政支農規模的增大抑制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這表明目前 東部地區財政支農體系發揮過熱導致超載，財政支農規模的提高對農村經濟的影 響不升反降。盡管有大量人才資源流入，但東部地區卻仍為“低端產業”的過度 密集所困擾，且民間創業投資意愿下降，加之競爭行為缺乏有效的合作機制和必 要的利益協調機制，造成資源無法得到高效利用，高新企業未能得到更好地建立 和發展。中部地區財政體系尚未得到完善，財政支農投入規模最小。在 2009 年， 西部地區投入8336.59 億元，東部地區投入7253.81 億，但中部地區僅投入 6295.05 億元，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受阻。 尚在分權改革的中部地區，不享有特殊權力和優惠政策，不論是產出水平，還是 獲利水平都相對較少。這也就是中部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水平相對較低邊界 的原因。
5.2.1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對于東部農村地區，如表 5-3 所示，在財政支農規模低于第一門檻值 10.350 時（各地區涉農資金總額/財政支農總額之比低于 10.350%），財政支農規模變 動 1 個百分比，農村經濟變動 0.793 個百分比，財政支農政策作用較好，當財政 支農規模處于第一門檻值與第二門檻值之間時，其促進作用有所減弱，財政支農 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農村經濟僅變動 0.679 個百分比，表明財政支農資源過于 冗余，財政支農體系發揮過熱導致超載；而當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高于第二門 檻值 11.690 時，對農村經濟的影響進一步下跌，財政支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 農村經濟僅變動 0.454 個百分比，這表明此時各項財政支農資源過分冗余，由于 沒有完善的財政支農體系與政策等相關制度的支持，也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負 荷過多的財政投入，大多財政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力 下降。
46
5.2.2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對于中部農村地區,如表5-3 所示,當財政支農規模低于門檻值13.821 時, 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上升,財政支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農村經濟增長則變動 0.050 個百分比,這表明財政支農規模的提升有利于中部農村地區經濟的建設, 有效地推動了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但現階段的財政支農規模仍不足以促使中部 農村地區經濟水平高速發展,這也揭示了中國多層級的財政資金劃撥體系而導致 財政支農資金配置效率下降,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
5.2.3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西部農村地區,如表 5-3 所示,在財政支農規模低于門檻值 16.901 時,財政 支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農村經濟增長變動 0.009 個百分比；而西部地區財政 支農規模高于門檻值時,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村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減弱,其財政支 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農村經濟變動 0.013 個百分比,這說明現階段西部地區 財政支農規模的提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增長,此時,西部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態仍 相對落后,農業機械化水平較低,此時各項財政支農資源均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經濟發展速度較低,相對較高的財政支農規模投入卻未能得到相應的經濟效益。
從 2014 年貧困縣排名可知,中國最為貧困的地區都包含陜西、內蒙古、重 慶、寧夏、新疆、甘肅、青海、云南、廣西、四川、貴州、西藏等十二個省市, 這些省市也大多都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總體來說,中國貧困人口大多 集中于西部地區,貧困村、貧困縣的數量也遠大于東中部地區,全國共592個貧 困縣,其中 361 個分布于西部地區。近年來,中國一直重點扶持西部地區的經濟 建設,從 2001 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到如今的脫貧攻堅,均是國家對西部地區的 大力支持,目前中國脫貧攻堅已取得碩大的成果,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 利, 2021 年將西部地區僅剩的5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1 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西部地區經濟獲得 了極大地提高,尤其是農業,中央對其持續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在 2019年西部 地區財政投入高達 8336.59 億元,遠超中西部地區,帶來了較多經濟效益。但目 前仍因提高西部地區農業技術水平,加快農業機械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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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效應
表 5-4 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
變量 東部
系數 p值
q<Yi 0.153 0.000
q>Y2 0.336 0.022
門檻值 1.5146
R2 0.987
F 檢驗 F(10, 143) = 156.26
P>F=0.0000
從表 5-4 中發現僅有東部地區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呈現出顯著的邊界， 而中西部農村地區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均未呈現顯著性。
5.3.1東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在東部農村地區，在金融支農規模低于門檻值 1.5146 時（各地區金融機構涉 農貸款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低于 1.5146%），金融支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比， 農村經濟增長變動 0.153 個百分比；當東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高于門檻值 1.5146 時，金融支農政策對農村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提高，其金融支農規模變動 1 個百分 比，農村經濟變動 0.336 個百分比，這表明金融支農對中國東部地區經濟影響正 在提升，但相比財政支農對農村經濟長期以來的影響，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的影 響相對較小。
在東部地區，財政支農的規模遠大于金融支農的規模，一定程度上，財政支 農對金融支農具有擠出效應，尤其目前東部農村地區金融雖然已經初步形成了各 種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金融服務體系以及非金融機構服務體系，但是仍有許多問題 未能得到有效地解決。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村金融市場運作效率仍有較大差距， 但這也意味中國金融支農的發展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可以通過采取更多切實有 效的行動，提高農村金融市場運作效率，使其達到更好負荷龐大的金融支農規模 的效果，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
5.3.2中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對于中部地區，其農村金融基礎相對較差，金融市場運作效率更為低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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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中部農村地區雖然不斷擴大資金投入來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發展農村金 融機構。根據實地調研,盡管近些年在國家各種惠農政策的支持下,農村收入普 遍提高,但是農民收入主要還是源于農業、種植業、畜牧業等第一產業,收入不 穩定,具有較強的周期性和季節性,所以農村居民資金儲量不大。同時受投資各 類金融產品的資金門檻限制,參與金融活動范圍極為有限,且抗風險能力差,只 有少部分家庭可以承受金融理財所帶來的風險。加之中部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不 高,不理解金融的基本概念,還一直保持著傳統儲蓄思想將家庭的閑置資金存入 銀行,以獲取微薄的利潤,進一步削弱了金融支農的作用。在調查中,受訪者是 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農村家庭群體中有大部分未打算進行財務計劃,而在極少數有 投資經歷的受訪者中,只有少量家庭會事先咨詢金融機構或是專業的金融人員。 大多數農村居民因自身的文化和經濟狀況的不足,不能對投資決策作出正確的判 斷,無法自行衡量和評估回報率高的理財產品的風險。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農村 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積累的大量資金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這些資金大都流往經濟更 發達的地區,進一步削弱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因此,中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 界對經濟的影響不顯著。
5.3.3西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邊界效應
對于西部農村地區,其經濟發展主要依托于政府的金融性政策的扶持,雖然 近些年得到國家各項重點政策制度的扶持,促使大量金融資金流入西部地區,但 是資金利用效率并不高。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精英俘獲現象,部分新興精英借用普 通農民身份獲得貸款,使普通農民未能享受到金融支農規模所帶來的效益,出現 金融支農規模抑制農村經濟發展的現象。
從農村的金融機構營業網點以及資產總額分析,可以發現在金融改革進程中, 西部地區大多為中小型金融機構,大型金融機構較少。近些年金融機構逐漸商業 化,在信貸資源趨利本質,加上財政支農對農村金融具有擠出效應,導致商業性 金融機構不斷撤離營業網點。雖然在相關政策的引導下,支農資金量有所上升, 但增幅仍舊不高且增幅逐年下降。從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就業人數與網點數的 數據中可以發現西部地區金融網點的普及率并不高,農民對金融貸款接受程度低。 從 2006 年開始,中國開始注重這個問題,陸續推出相關政策制度,發布多項農 村金融優惠制度,幫助并扶持一些村鎮銀行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國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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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但西部農村地區金融建設仍長遠。因此，目前金融支 農規模對中國西部農村地區影響不顯著。
5.4支農效率邊界分析
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相比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財政支農效率與金融支農效 率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不一，金融支農效率未能完全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影響。這 可能在于中國農村地區城市建設對農村資金的虹吸效應，以及當下工業不能有效 地“反哺”農業，造成了城鄉二元化和農村發展資金匱乏，同時中國目前對于支 農效率這一塊缺少一定的重視，造成農村經濟發展低效率的狀況。在中國農村經 濟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發揮農村財政與金融的積極作用。為了實現農村 財政與金融的積極作用，提高農村財政與金融支農效率，我們需要改進農村市場 的結構，合理規劃好農村發展路徑，高效建設新型農村機構，最終建立健全的農 村財政與金融機構組織體系。同時，按照現行政策的正確引導，解決農村資源外 流和低效率問題，促進農村財政與金融支農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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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結論
本文在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農村地區經濟影響關系現有研究的文獻梳理 和理論論述基礎上，運用 2005—2019 年的數據，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比較 研究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對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的影響，發現財政支農—金融 支農—財政金融協同支農作用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逐級遞增的匹配和支持要求，認 清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性，進一步構建門限檢驗，界定其規模邊界，明確區 域經濟發展的邊界效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支農對解決“三農問題”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中國在財政支農 方面仍需要一定的改進。（1）財政支農的效率，對東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 發展產生顯著促進作用。東部地區強大的農村組織力以及高效的農村管理效率， 為其農村地區經濟水平帶來了提升。國家對西部農村地區的大力扶持，推動地方 政府間進行大量良性競爭，促進經濟發展和自身政治利益，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 服務，促進其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發展。而財政支農的效率對于中部農村地區未 能有顯著影響，這與中部地區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總量和財政總支出中涉農支 出資金投入較少有著密切關系，中部地區政府仍需加大對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 構建完善的財政支農體系。（2）財政支農規模的發展顯著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且其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邊界均顯著。這印證了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規模發 展的現狀。其中，財政支農規模的發展對東部農村地區經濟的影響最大。財政支 農規模增加 1 個單位帶動農村經濟增長 0.06 個單位，超過中部和西部地區對農 村的影響。東部農村地區財政投入規模龐大、農業技術水平先進，在財政分權下， 東部地區政府能真正運用到農村經濟的資金更多。但當前東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 規模躍過門檻值時，卻對農村經濟的促進作用減弱，這表明此時各項財政支農資 源過分冗余，由于沒有完善的財政支農體系與政策等相關制度的支持，也沒有足 夠的人力資源來負荷過多的財政投入，大多財政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對農村 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下降。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濟 增長 0.04%。財政支農規模影響仍相對較小，農業技術發展水平較差，機械化水
51 平不高，削弱了財政支農規模的作用。西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 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0.02%。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政府財政實力有限， 因此財政支出相對較少。并且總體而言，中國貧困人口大多集中于西部地區，存 在精英俘獲的現象，而隨著扶貧攻堅和三農工作重心的轉移，西部地區農民得到 了大量的政策支持，農村得到了大量的資金投入，精英俘獲現象逐步消失，經濟 有所發展，但西部農村地區仍需要一定時間改善落后的農業生產條件，加快農村 機械化發展，進而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相較于東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規模躍 過門檻值，為中西部農村地區帶來了更多的經濟效益，進一步促進農村發展。此 外，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已經發展多年，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財政支農 規模的影響力不易。單方面提高支農規模已經不足以提高農村經濟水平，需要更 為完善的支農體系與政策等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因此財政支農規模對東中西部農 村地區經濟影響雖有，但其影響均較小。在下一階段的農村經濟發展計劃中，提 升財政支農效率的發展應是重中之重。（3）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規模的 邊界特征也符合實際。目前，西部地區財政涉農支出資金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 要已經高于東部地區，進而帶來財政支農規模的高邊界。這是由于國家大力扶持 西部地區發展，帶來了大量資金輸入。東部和中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的邊界值低 于西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的增大削弱了對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 作用，這表明東部地區財政支農體系發揮過熱導致超載。盡管大量人才資源流入， 但東部地區“高端產業”仍未能大量發展起來，且民間創業投資意愿下降，加之 競爭行為缺乏有效的合作機制和必要的利益協調機制，造成大量資源無法得到充 分利用，新興企業未能大量創立。而中部地區財政體系尚未得到完善，財政支農 投入規模也最小，其不論是產出水平，還是獲利水平都相對較少。這也就是中部 財政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水平相對較低邊界的原因。
第二，金融支農同樣能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但目前存在較多問題仍未能都 得到有效解決。其中，資金短缺和金融支持工具不足是制約鄉村振興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國在金融支農方面仍需要一定的改進。（1）金融支農效率對東中部農 村地區經濟均有顯著抑制作用，對西部農村地區影響不顯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是 在政府主導下，社會各方參與全國性經濟運動，共同推進農業經濟發展，滿足鄉 村振興戰略要求。但此時的農業政策主要是針對財政支持的，缺乏對金融行業的 扶助，導致金融支農體系并未得到完善，金融資金注入農村，但缺乏有效引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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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理的管理制度。在這一階段，大量的農村金融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金融 支農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所以出現金融支農對東中部地區的抑制作用。此外， 財政支農得到大量政策扶持，對金融支農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但從分析結果看， 東部金融支農的效果仍優于中部的，這很可能與金融支農的效果有關，表明金融 支農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從地區角度看，東部農村地區金融體系建設依舊薄 弱。特別是東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城鎮，外部干擾因素太多、太大， 農業產業高風險、農村商業金融機構高盈利性、信貸資金缺乏必要的風險規避措 施等，均是致使東部農村地區金融支農的規模未能夠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促進作 用的原因。中部農村地區金融資源較少，金融市場運作效率低下，金融支農體系 不完善，對中部農村地區經濟產生較大的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區金融支農效率未 能對農村經濟水平產生顯著作用。近些年國家扶貧政策以及金融反貧困的不斷努 力，極大地推動了西部地區金融制度的建設，提高了貧困地區的服務質量，大量 減少貧困人口，加快農村經濟發展。但金融體系的發展具有長期性，尤其支農效 率有待提高。總體而言，中國近年增加了對金融支農的投入，但農村金融機構營 業網點總資產呈跳躍式增長，有時甚至出現下降。可見，中國金融支農水平不穩 定。這是由于信貸資源趨利本質，加上財政支農對農村金融具有擠出效應，導致 商業性金融機構不斷撤離營業網點。（2）金融支農規模對東部農村地區的經濟 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西部地區顯著抑制作用。這也印證了東、中、西部農村 地區金融支農規模的現狀。東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每增長 1%，可以促進農村經 濟增長 0.04%。中國東部農村地區，各項管理政策逐漸完善，撤銷大多對商業用 地的多項優惠政策，導致農村土地投資的微薄利潤難以吸引資金投入，進而導致 金融支農規模效果顯著，但促進作用較小。但當東部農村地區金融支農規模突破 門檻值，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更高的效益，這充分表明金融支農政策的正確 性與優越性。西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每增長 1%，促使農村經濟降低 0.02%。西 部農村地區有一定的金融支農資源，但不足以支持農村經濟的發展。在調研中， 我們發現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精英俘獲現象，導致部分新興精英借用普通農民身份 獲得貸款，導致普通農民未能享受到金融支農規模所帶來的效益，出現金融支農 規模抑制農村經濟發展的現象。但若是西部地區精英俘獲現象逐步減少甚至消失， 那么必將帶來金融支農的邊界，當西部地區躍過門檻值時，必將迎來西部農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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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快速發展。中部地區金融支農規模未能對農村經濟水平產生顯著作用。原因 是金融機構嚴重短缺、多樣化不足，銀行性金融機構很少，大多業務由農村信用 社壟斷，形成“一農”支持“三農”的異常情況。并且相對于東西部地區，中部 地區缺少大量金融資金的投入，金融支農無法形成顯著的邊界。在下一階段，中 部地區仍需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投入，促使其形成顯著的金融支農邊界，更要躍過 門檻值，為中部農村地區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3）東部地區金融支農對農村 經濟影響呈現出顯著的邊界，而中西部農村地區對農村經濟影響的邊界均未呈現 顯著性。相比財政支農發展的多方面發展，金融支農的發展仍有所不足。盡管東 部農村地區金融支農對農村經濟影響呈現出顯著的邊界，但邊界值（各地區金融 機構涉農貸款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為 1.5146%）仍較小。在一定程度上，財政支 農對金融支農具有擠出效應，尤其目前東部農村地區金融雖然已經初步形成了各 種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金融服務體系以及非金融機構服務體系，但是仍有許多問題 仍未能得到有效地解決。中部地區金融支農發展更為嚴峻，根據實地調研，盡管 近些年在國家各種惠農政策的支持下，農村收入普遍提高，但是農業天然的弱質 性仍制約著農民的收入，導致農村居民資金儲量不大。同時各類金融產品的資金 門檻對其仍相對較高，參與金融活動范圍極為有限，且抗風險能力差，絕大部分 家庭難以承受金融理財的風險。對于西部農村地區，其經濟發展主要依托于政府 的金融性政策的扶持，雖然近些年得到國家各項重點政策制度的扶持，促使大量 金融資金流入西部地區，但是資金利用效率并不高。
第三，相比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獨立運行，二者協同支農更有利于農村經 濟發展的推動。（1）從支農效率角度看，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中國東中西 部農村地區經濟均有顯著促進作用，說明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作用效果明顯。 從對東部地區的影響可發現，財政支農的投入為金融支農帶來新的助力，在一定 程度上緩和金融支農效率的抑制作用，財政金融協同合作能更有效地促進農村經 濟發展。在中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效率的提高能有效彌補金融支農效率帶來的 抑制作用，這也表明金融支農效率若是能進一步提高，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協同 合作能更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西部地區財政金融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均產生 促進作用，二者協同作用下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促進作用。但過低的金融支農效 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財政支農效率的作用，這表明財政金融支農只有農齊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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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才能更好地發揮支農的作用，當任何一方過低時，可能會降低另一方的作用。
（2）從支農規模角度看，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中國東中部農村地區經濟產 生抑制作用，對西部農村地區未起顯著作用。東部地區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支農 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均較小，二者協同作用對農村經濟產生顯著抑制作用。中部地 區同樣如此，這表明當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經濟影響均較小時， 二者協同作用較差，難以對農村產生較好的影響。這也表明當前財政支農規模與 金融支農規模均未達到最優配置，各項資源過于冗余亦或是處于資金短缺的狀態。 因此，明確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層級特征顯得尤為重要，這也就要求財政支農與金 融支農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體現出其不同層面重要性，明確財政支農規模與金融 支農規模的各項邊界。財政金融支農協同作用對于西部地區作用不顯著。原因是 較于東中部地區的農村，西部地區的農村落后，農民的收入在滿足基本的生活消 費后剩余較少，能夠用來進行改善生產的剩余很少，進行非農業生產更少，財政 金融難以產生協同作用。
6.2 政策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初步提出以下建議：
（1）完善農村設施建設，創新財政支農體系。從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來看， 財政支農低效是制約東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提高財政支農 規模的同時，東部農村地區需要更加注重財政支農的效率。而提高東部農村地區 經濟農效率在于解決好財政支農資金的規模配置問題。東部農村地區財政支農資 金存在冗余，應通過合理優化內部各部分資金規模配置以達到優化財政支農支出 規模效率的目的。此外，財政對東部的農業資金的投入也應著力于農村的非生產 性領域，如加大力度建設農村醫療室、文化娛樂場所等，在提高財政支農資金配 置效率的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東部地區農業人均勞 動生產率相對較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少。這是高端農業發展不足所導致， 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因此，東部農村地區需要重點優化財 政資金支出結構，增加對科技層面研究的投資，提高農村科技研發比重；通過進 一步壓縮各部門機構性資金，加大對農村生產技術的財政支持力度，促使技術進 步拉動財政支農效率的提高。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發展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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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后。中西部農村地區不僅需要提高財政支農效率，更需要適度擴大政府用于 支援農業農村發展的資金規模。財政支農支出是農業發展資金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可以為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而且能夠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 性。農業作為特殊產業，投資報酬遞減的特性要求我們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 增加財政農業支出的規模。各級政府應當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 的原則，加大財政對于農業的支持力度，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充足的資金支 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對此，中國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扶貧基金、國債基金等專 項基金的建立，支持貧困地區農業經濟發展。中央政府應將大部分財政專項資金 的審批權下放給地方政府，推動財政分權的建立，縮短資金在政府的流轉時間， 提高財政支農的效率。同時確定重點扶貧項目，安排相關農業資金投入。
（2）激發金融機構積極性，創新農村金融產品。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一直 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且粗放型的金融擴張模式使得中國金融體系的效率水平還 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從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來看，目前金融支農還存在很多問題 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落后地區金融資金來源無法得到保障，導致農村金融事業發 展緩慢，農村經濟增長乏力。一方面，增加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政 府應提高農村信貸擔保率的補貼和獎勵，降低農村信貸擔保門檻，彌補農業保險 的短板，鼓勵農民貸款，擴大農業生產規模。政府也應鼓勵信貸機構擴大農村信 貸業務范圍，嘗試新的擔保方式，促進農業保險、農村信貸、鄉村振興的協調發 展。另一方面，優化政府對金融資金的配置，提高金融支農效率。目前，金融資 金尚未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造成了金融資源的浪費，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 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的經濟貧困地區。同時在金融 發展過程中，金融支農效率低下。因此，政府應通過加強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和 區域間的金融機構合作，促使資金合理配置，確保城鄉均衡發展，提高金融支農 效率。此外，政府應實行更多優惠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創新，多元化發展， 促使其留在農村地區更好地發展，努力提升其支付業務的處理效率和自動化能力， 針對農村金融所需要的特殊需求，也應不斷加快農村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的腳 步以充分滿足農村對于金融產品和金融需要，加快區域間合作機制建立。并且政 府需要有完整的體制結構，擁有完善的監管體系，來監管金融體系及信貸體系的 執行，以此保障金融機構的利益和農民的利益，保障農村經濟長期高效地發展。 最后，政府應加快權力的下放，實行高效的財政資金配置體系，優化金融支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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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配置，加快金融支農效率。因此，未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發展過程中應 加快“量”層面的發展，但更加注重“質”層面的發展，即在不斷擴大金融支農規 模的同時，優化金融結構、改善金融功能，逐漸改善金融發展量性增長緩慢，質 性發展不足的局面，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
（3）發揮各自優勢，增強二者協同作用。對于中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單 一的支農方式無法完全滿足農村地區對于經濟發展的需求。無論是財政支農還是 金融支農其政策都各自的優劣之處，因此要使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兩個政策相互 有效配合、增強協同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金融支農政策的優勢，為優化城 鄉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切實有效的途徑。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財 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良好的合作機制，能切實有效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目前東中 西部各農村地區均擁有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良好的合作機制基礎，財政支農效率 的提高能有效發揮金融支農的作用。但金融和財政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種資金配 置，現階段在支農資金的配置方式上尚未明確其各自的職能，因此會產生資金運 用具有重復性且資金使用效率相對低下的問題。因此，如若金融機構與財政部門 將各自的職能進行詳細地劃分，合理配置項目資金，在提高各自支農效率的同時 縮小差距，進一步發揮協同支農效率對農村經濟的作用。而對于財政金融支農規 模的協同作用，則通過實證可以發現，中國金融支農嚴重落后于財政支農，當前 金融規模發展嚴重不足時，應予以考慮增加信貸供給規模，引導社會資本以及民 間資本對農業的投入力度，有效緩解金融深化不足對農村經濟產生的抑制影響。 當金融支農規模擴大到形成有效邊界時，就應該進行轉型和結構調整，提高效益， 努力突破金融支農規模對農村資金的影響瓶頸。此外，構建金融支農規模擴張與 財政支農規模調整的良性互動機制，實現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防止規模過度擴 張帶來的資產泡沫化，避免財政金融規模過度增長，導致農村經濟發展偏離實體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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