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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與何炳松史學思想比較研究
發布時間：2022-12-22 14:35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緒 論 1
一、“中學”背景與“西學”經歷的異同比較 6
（一） 良好的中學背景 6
（二） 西學道路上的不同選擇 8
二、中外史學思潮的交織與李大釗、何炳松史學思想的形成 11
（一） 中外史學思潮的交織 11
（二） 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李大釗史學思想的形成 13
（三） 何炳松對于魯濱遜“新史學”思想的選擇 14
（四） 北大教書與李大釗、何炳松史學思想的形成 15
三、不同的史學研究取向 17
（一） 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開山者 17
（二） “新史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 20
（三） 北大史學系的共執教席 22
四、李大釗與何炳松史學思想之比較 28
（一） 歷史學學科性質的不同認知 28
（二） 歷史及其相關概念問題的區分和歷史研究方法的選擇 33
（三） 歷史研究法之比較 35
1．李大釗：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 35
2．何炳松：多元綜合歷史觀指導下的分段、綜合的歷史研究 38
（四）歷史學功用認識之異同 40
五、李大釗、何炳松兩種史學思想對中國史學現代化的影響 43
（一） 構建起各自的史學理論體系，為中國史學開啟了新的研究范式 43
（二） 拓寬了歷史學研究的新思路 44
（三） 推進了歷史學科學化研究的進程 44
結 語 46
參考文獻 47
后 記 55
攻讀學位期間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單 56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20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史學占有重要的地位。這 一時期是傳統史學被顛覆與新史學建立的重要階段。西方理論的引進改變了中國 傳統史學的面貌，這些理論在與當時的中國社會調和后，最終成為中國化的理論， 影響至今。首倡中國近代史學理論者為梁啟超。他以進化論為基礎，“新史學” 為號角，痛批封建史學，對新史學的研究對象、內容、性質、作用等進行了重新 厘定，初步建構起新史學的框架，開啟了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道路。使傳統史學資 政育人的教化功能突出地表現在政治宣傳、啟迪民智等方面。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西方史學觀念、史學思潮、史學理論的進一步 傳播和對史學功用的重新認定，在中國史學界又一次掀起新的史學熱潮。胡適引 進實驗主義的治學方法，與中國傳統考據相結合，催生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 史辯派”和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派”。李大釗比較系統地引進馬克思主義基 本原理并將其作為分析歷史問題的重要方法，推動了唯物史觀在中國的發展，馬 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蓬勃興起。何炳松注重翻譯“新史學派”的著作，獨樹一幟 的開啟了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派”在中國的傳播。
由于政治及其它因素，人們往往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胡適、李大釗、顧頡 剛、傅斯年等人的身上，何炳松在西方理論中國化及中國歷史研究建構中的貢獻 多被忽視，而對于李大釗的認識，也多局限在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創建中國 共產黨的貢獻上，對其學術的研究明顯不夠。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中國。李大釗開始接受唯物 史觀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歷史問題，引起了中國史學界的一場革命。 在此前后，何炳松開始翻譯魯濱遜 “新史學派”的著作，傳播 “新史學派”的 思想和歷史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魯濱遜“新史學”兩種新的史學思想交 映生輝，共同構成并影響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學。
無論是被政治光芒所掩蓋的李大釗，還是因為缺少政治光芒而被忽視的何炳 松，都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推進中國史學 現代化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處于同一時代、共同活躍在中國史壇分別以馬克 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魯濱遜“新史學”聞名的李大釗與何炳松的身上，都加蓋了時 代的烙印， 體現著當時的社會特征，尤其是各自史學思想中所閃耀的智慧因子 與其史學建構共同塑造著中國史學的體系，引領著中國史學的發展。于是，二人 之間的“可比性”大大增強，對二人史學思想進行比較的價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也更加凸顯。
學術界對李大釗的研究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其史學思想的研究只是其中的 一個重要的方面，而對何炳松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史學方面。截止到目前，學術 界還沒有人對二人史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
在研究李大釗的史學文章中，范文瀾、王南的《中國早期的唯物歷史科學家 ——李大釗同志》①一文，將李大釗定位為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家。 王同策在《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②中認為，李大釗已經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 分析中國及當時革命的問題。鄧樺的《李大釗同志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貢獻》 ③一文，指出李大釗的最大貢獻在于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應用于歷史研究，從 而確立了歷史為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并正確地說明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 系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匡裕從《五四前后李大釗思想》④這篇文章，較 為系統的論述了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強調了李大釗認為唯物史觀與唯 心史觀的根本對立。關振潮在《李大釗同志的史學思想》⑤一文中，具體論述了 李大釗史學理論的產生過程。葉桂生的《李大釗的史學思想》⑥一文，重點論述 了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運用，探討了李大釗在史學理論方面做出的貢獻。 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⑦和晉榮東《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⑧的著作，從 哲學視角對李大釗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 窺》⑨一文，以《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著作為研究對象， 層次分明地分析了李大釗史學理論形成、發展的過程，認為李大釗對于歷史理論 的探研，屬于史學理論研究中當時較為薄弱的歷史理論的層次，這在當時的史壇
①范文瀾、王南：《中國早期的唯物歷史科學家——李大釗同志》，《人民日報》1949年4月28 日。
②王同策：《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光明日報》1956 年 5 月10日。
③鄧樺：《李大釗同志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北京日報》1957年4月 26日。
④匡裕從：《五四前后的李大釗思想》，《史學月刊》1958年第5期。
⑤關振潮：《李大釗同志的史學思想》，《合肥師院學報》1963年第2期。
⑥葉桂生：《李大釗史學思想》，《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4 期。
⑦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⑧晉榮東：《李大釗哲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⑨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 2 期。 可謂鳳毛麟角。劉紹孟①、李潤蒼②、白壽彝③、王關興④、韓一德⑤等在自己的論 文或專著中對李大釗史學貢獻進行了評價。主要包括：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運用其分析中國具體問題，構建中國史學體系等。白壽彝⑥、吳澤⑦、趙吉惠⑧、 周文玖⑨、朱志敏⑩、朱文通?等對李大釗重要史學理論著作《史學要論》進行了 研究和評價。李小樹?等對李大釗在中國史學大眾化等問題上進行了探討。胡逢 祥?、張書學?等在史學思潮的視角下對李大釗史學進行了評述。
此外，呂明灼?、朱成甲?、吳漢全?等在其著作中對李大釗及其思想進行過 不同層面的探討。作為研究李大釗史學思想的一部力作，張文生的《李大釗史學 思想研究》?可以說是研究李大釗史學思想的一個總結性成果。作者從李大釗 的歷史論、史學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四個方面，對李大釗史學思想進行 了具體而深入地研究，旨在闡明李大釗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和李大釗史 學思想對推動整個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貢獻。
與李大釗不同，對于何炳松的研究最早起于對其史學的批評，劉靜白的《何 炳松史學批評》?一書，將何炳松的史學歸于從“五四”到“五卅”之間的歷史 學，從歷史觀、歷史認識論、歷史體系、歷史分期、治史方法等各個方面對何炳 松史學進行批評。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特例，從總體上講學術界關于何炳松史學的 研究主要包括歷史教育思想和史學思想兩個方面，其中又以史學思想研究為重 點。
①劉紹孟：《李大釗在歷史科學上的貢獻》，《開封師院學報》1963年第 9 期。
②李潤蒼：《李大釗同志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巨大貢獻》，《史學史研究》1981 年第4期。
③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④王關興：《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李大釗》，《上海師院學報》1983年第 1 期。
⑤韓一德：《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河北師院學報》1983 年第3期。
⑥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⑦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概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⑧趙吉惠：《歷史學概論》，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⑨周文玖：《論李大釗〈史學要論〉對史學理論的貢獻》，《山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 1 期。
⑩朱志敏：《李大釗傳》，紅旗出版社2009 年版。
? 朱文通：《李大釗和他的＜史學要論＞》，載于李守常：《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 2010年版。
? 李小樹：《李大釗與中國史學的大眾化》，《學術研究》1999年第2期。
?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 張書學：《中國現代史學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 呂明灼：《李大釗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人民岀版社1999年版。
?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大釗與中國社會現代化新道路》（外 二種），吉林人民岀版社2012年版。
? 張文生：《李大釗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6年版。
? 劉靜白：《何炳松歷史學批判》，上海辛墾書店民國22 年版。
歷史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陳科美的《何炳松對我國近代教育理論 與教育史及歷史教授法的貢獻》①，張天明的《何炳松歷史教育思想研究》②、《何 炳松歷史教科書選擇思想探析》③和《何炳松的考試觀及其現實意義啟示》④，朱 煜的《論何炳松歷史教育思想》⑤，樊慶臣的《〈何炳松的拆墻主義及其現實意義 與價值〉一一淺談何炳松的教育思想》⑥等，這些文章分別從近代教育理念、歷 史教授的方法、歷史教育培養目標、教科書選擇、考試觀、歷史教育內容、歷史 教育理論建設、歷史教育的現實價值等角度對何炳松教育思想進行了研究和探 討。
史學思想方面的文章可分為：一、何炳松對于魯濱遜“新史學派”著作的翻 譯和引進。二、何炳松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三、何炳松史學貢獻。 主要文章包括：胡逢祥的《何炳松與魯濱遜的“新史學”》、《簡論何炳松的史 學》⑦，王正平的《何炳松史學思想述評》⑧，周朝民的《何炳松史學理論初探》 ⑨，朱發連的《何炳松的通史理論》⑩，蔣風、龔劍鋒的《論何炳松的歷史觀和史 學觀》?，張書學的《何炳松對西方史學理論的傳播與貢獻》?，高石鋼的《何炳 松對中國史學現代化所作的杰出貢獻》?周文玖的《何炳松的史學理論及其史 學史研究》?，薛其林的《試論何炳松的史學闡釋方法》?，洪認清的《評何炳松 對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譯介》、《何炳松史學思想的特色》? 陸榮的《何
①陳科美：《何炳松對我國近代教育理論與教育史及歷史教授法的貢獻》，載于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校 《何炳松紀念論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②張天明：《何炳松歷史教育思想研究》，碩士論文，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2005年。
③張天明：《何炳松歷史教科書選擇思想探析》，《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7 年第7 期。
④張天明：《何炳松的考試觀及其現實意義啟示》，《綿陽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 3 期。
⑤朱煜：《論何炳松歷史教育思想》，《杭州大學學報》1999 年第3期。
⑥樊慶臣：《〈何炳松的拆墻主義及其現實意義與價值〉——淺談何炳松的教育思想》，《齊齊哈爾師范高等 專科學校》，2008 年第2期。
⑦胡逢祥：《何炳松與魯濱遜的“新史學”》，《史學史術研究》1987 年第3期；《簡論何炳松的史學》，載于 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校《何炳松紀念論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⑧王正平：《何炳松史學思想述評》，載于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校《何炳松紀念論文集》，華東師范大學 出版社1990年版。
⑨周朝民：《何炳松史學理論初探》，載于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校《何炳松紀念論文集》，華東師范大學 出版社1990年版。
⑩朱發連：《何炳松的通史理論》，《湖南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
? 蔣風、龔劍鋒：《論何炳松的歷史觀和史學觀 》，《暨南學報》1992年第 4 期。
? 張書學：《何炳松對西方史學理論的傳播與貢獻》，《浙江學刊》1994年第2期。
? 高石鋼：《何炳松對中國史學現代化所作的杰出貢獻》，《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 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學理論及其史學史研究》，《求是學刊》2000 年第4期。
? 薛其林：《試論何炳松的史學闡釋方法》，《長沙大學學報》2001年第 3 期。
? 洪認清：《評何炳松對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譯介 》，《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何炳松史學思想 的特色》，《學術月刊 》2002年第3期。
炳松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辨證》①，鄧子美的《何炳松之浙東學派研究》②，邱樹 森的《何炳松史學研究二題》③，周文玖的《兩種新史學：梁啟超與何炳松》④等。
此外，胡逢祥與張文建合著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⑤和張書學的著 作《中國現代史學思潮研究》⑥，將何炳松史學思想放入中國近代史學思潮中進 行了考察、研究。房鑫亮著作《忠信篤靜——何炳松傳》⑦，清晰地展示了何炳 松成長及其學術發展的軌跡，對何炳松史學思想進行了研究和評述。劉馨在其博 士論文《何炳松與近代新史學思潮》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何炳松史學研究》⑧可 以稱之為至今為止唯一專門研究何炳松史學的專著。該書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何炳 松一生的史學生涯，對何炳松史學產生與社會思潮的探討、史學理論構建的努力 與史學貢獻進行了全面深入地論述。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孫建華在《何炳松 與傅斯年史學比較研究》⑨的畢業論文中，初步運用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對何炳 松與傅斯年史學進行了比較。
上述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啟示，但對于李大釗與何炳松比較方 面的研究還很薄弱，影響了研究地深入。對于二人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對推進 中國近代史學人物研究，認清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和重要的價值。因此，本文擬運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將二人史學思想與史學理念 放在近代知識與制度轉型、近代史學的轉型、史學現代化、史學理論的現代化中 進行考察，以期能夠反映、梳理岀二人的學術背景、史學體系、學術貢獻等，從 而反映岀當時中國史學的發展態勢。限于筆者水平有限，文章不當之處在所難免， 還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①陸榮：《何炳松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鄧子美：《何炳松之浙東學派研究》，載于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校《何炳松紀念論文集》，華東師范大 學岀版社1990年版。
③邱樹森：《何炳松史學研究二題》，《暨南學報》2001年第5期。
④周文玖的《兩種新史學：梁啟超與何炳松》，《學術研究》2002年第 12期。
⑤胡逢祥、張文建： 《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1991年版。
⑥張書學： 《中國現代史學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岀版社1998年版。
⑦房鑫亮：《忠信篤敬——何炳松傳》，浙江人民岀版社2006年版。
⑧劉馨： 《何炳松史學研究》，知識產權岀版社2010年版。
⑨孫建華： 《何炳松與傅斯年史學比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2006年。
中學”背景與 “西學”經歷的異同比較
一） 良好的中學背景
李大釗，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壽昌。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直隸（今 河北）樂亭縣城東大黑坨村。其父李任榮于童年時便過繼給祖父①李如珍。李如 珍少年時曾讀書求學，成年后到東北經商多年，生活閱歷比較豐富，卻熱衷功名， 曾捐“從九品”官銜②。李如珍家計雖比較殷實，但膝下卻僅有一女，因此對自 幼聰敏、喜好識字讀書的李任榮非常喜歡。李任榮過繼后，李如珍對其嚴厲督導， 一心希望他能夠科舉成名、光耀門庭。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直至22歲去世時， 李任榮也沒有考中生員，僅落得個“童生”名分。李大釗在父親死后半年出生， 因此有“遺腹子”③之說，母親不久也病逝了。李如珍在經歷了李任榮去世與李 大釗出生的悲喜后，把對李任榮的期望全部寄托在李大釗身上，對其精心呵護、 嚴格教導、傾力培養。1892年，在祖父的初步教育下，李大釗開始學習識字和 簡單的閱讀，后入私塾讀書，先后師從秀才單子鰲、增廣生趙輝斗、優貢黃寶琳。 1902年，13歲的李大釗參加童試科考④，在通過縣試后的府試中因為不小心在試 卷上涂抹了墨跡而未能通過。 1905年，他又一次順利通過縣試， “府試中”⑤正 趕上清政府廢止科舉考試，因為縣試成績比較優異，被永平府中學堂錄取。于是 李大釗入永平府中學堂讀書，學習中西各科。在此期間，李大釗熟讀并較為深入 地研究了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進一步提高了其國學素養。因其具有“生性簡易， 聰爽絕倫”⑥的天資和刻苦、勤勉的態度，使得他在進入中學堂后，“每次考試 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因而成了學堂里出名的好學生”⑦。1907年，考入北洋
①注：因為李任榮過繼給大伯李如珍做子，所以李大釗稱李如珍為祖父，實為大祖父。
②參見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17頁。
③注：“遺腹子”，父親死后才岀生的孩子。《淮南子•說林訓》載：“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 見像，無形於目也。”見（漢）劉安注，阮青注：《淮南子•全文譯本》，華夏岀版社2000年版，377頁。
④注：童試科考簡稱童試，科舉時代參加科考前的資格考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只 有三個階段的考試全都通過后，才可獲得生員資格，俗稱秀才。
⑤注：出自《獄中自述》初稿。《獄中自述》共有三稿，三稿的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有詳有略。有些情 節在初稿、二稿中有所敘述而為三稿所略。詳見《獄中自述》注釋（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 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頁）。
⑥董寶瑞：《樂亭人為李大釗寫的傳記》，載于《李大釗與故鄉》，中共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島市 委黨史研究室合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頁。
⑦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傳》，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27-28頁。
法政專門學堂后，曾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與郁嶷等一起主持籌辦并編 輯《言治》月刊。1913年6月，自北洋法政學堂畢業。年底，在湯化龍、孫洪 伊的資助下赴日本東京留學。
何炳松，字柏丞，1890 年10月18日岀生在浙江金華北鄉后溪河（今羅店 鄉）。其先祖為南宋何基，人稱北山先生，是朱熹得意門生黃干的弟子，創北山 學派。父親何壽銓“不樂仕途”①，而是傾心學問，治朱熹之學，專事教學，并 以嚴厲著稱，被認為有北山先生的風范。母親身岀名門，識文斷字，知書明理， 是南宋名臣宗澤的后裔。良好的家學背景對何炳松影響很大，1894年，4歲的何 炳松在父親的教授下開始識字，直到13歲一直在父親的嚴厲督導下讀書。1903 年春，何炳松參加了童試科考，順利通過縣、府、院的考試，“以高第補縣學博 士弟子員”②。同年秋，入金華府中學堂，兼習中西各科③。1906年，由于學習 成績優異，何炳松在中學并未卒業的情況下，被保送浙江高等學堂。1912 年， 又因其成績優異，“無試不冠軍”④，以省公費生身份被派往美國留學。可以看 岀何炳松也是深受傳統文化熏陶并兼具西學才華的優秀分子。
由李大釗與何炳松的經歷不難看岀：兩人年齡相仿，為同時代人（李大釗長 何炳松一歲，較何炳松早一年識字讀書），岀國時間也相近（何炳松較李大釗早 將近一年），表明二人所受中學教育的時間長度基本相當。二人最初均受傳統的 私塾教育。李大釗雖然生而不幸，家學背景也不及何炳松，但在其祖父的精心安 排下，其授業老師也是當地有名的塾師，且多有功名，不同階段授業于不同層次 老師，滿足了他不斷增長的知識需求，相對多元的國學知識學習更使其受益匪淺。 何炳松初跟隨父親受家學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與李大釗相比他所受的 國學教育更為系統，也更為純正，但不免單一。二人年幼時都深受儒家傳統思想 的影響，較為深入得學習了傳統經史之學，都在自己13歲時，參加了童試科考。 何炳松考中秀才后，進入新式堂學習；李大釗在考試失利后，又進行了三年的私
①金兆梓：《何炳松傳》，載于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 年版，第522 頁。
②房鑫亮：《何炳松年譜》，載于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1990年版，第 533 頁。
③注：何炳松在考中秀才、取得生員資格后，沒有繼續參加鄉試而是進入了新式學堂進行學習，應該是“不 樂仕途”的何壽銓為兒子做的選擇。
④房鑫亮：《何炳松年譜》，載于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1990年版，第 534 頁。
塾學習，在科舉考試廢止后，也進入新式學堂接受中西文化教育。二人大抵經歷 了一條由私塾到學堂的求學道路。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當時的新式學堂多分中西兩 類知識進行教學，是在注重國學教育的同時加入初步西學知識的教育。因此，此 階段既是二人初步接觸西學的重要階段，也是二人鞏固國學基礎、深入學習國學 的重要階段。
（二）西學道路上的不同選擇
隨著年齡的增長，李大釗與何炳松開始感受到中國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外部環 境。晚清以來，西方列強不斷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即使是“蕞爾小邦”的日本， 也開始覬覦僅有一海之隔的老大帝國。此時的新式學堂雖然未能完全脫去傳統守 舊的一面，但是也成為教授新文化、宣傳新思想的陣地。李大釗在入永平府中學 堂僅僅兩年即產生了 “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整理”①的想法，就很能說明 問題。西學的學習使李大釗與何炳松在文化領域和社會領域中開始接觸到一個更 為廣闊的天地。“經世致用”傳統思想與西方新思想理念相融合，共同影響了李 大釗與何炳松，二人都對西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他們不 滿于學堂所教授的西學知識，在有了出洋機會后，分別踏入日本和美國的大學進 行深造學習。
李大釗赴日后，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讀本科，深受日本著名社會主義 者安倍磯雄的影響。早稻田大學紀念100周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學百年史》中寫 道：“李大釗曾在大學部政治經濟學科學習，深受安倍磯雄經濟學的影響……”② 李大釗也曾回憶：“在東京我從安倍磯雄的接觸中受到他的影響，而從大山郁夫 那里并沒有受到那種程度的影響。” ③這種影響“主要是更激發李大釗對社會問 題的考察和研究，使他更注重社會實際問題，并著力尋求解決的辦法”④。此時, 李大釗直接從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河上肇那里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雖不 太可能，但是他通過其它渠道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的思想還是非常可能的。在赴 日期間，李大釗并沒有專修歷史學，而是選擇了政治學、經濟學、史學、法學、
①《獄中自述》，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13-714 頁。
②《李大釗同志在日本留學的日子》，載于《北京日報》1982年6月28日。
③［日］森正夫（早稻田之森）：《李大釗》，譯文載于《齊魯學刊》1987 年第1期，第 75頁。
④吳漢全： 《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社會學等大量與社會問題相關的課程,大量閱讀了書、報、雜志。與此同時，李 大釗將更多注意力放到了中國實際的社會問題上，寫作了《風俗》、《物價與貨 幣購買力》、《政治對抗之養成》、《國民之肝膽》等文章，積極參加了“反對 二十一條”的運動，編輯了《國恥紀念》。此時的李大釗是否已經接觸到馬克思 主義學說，還有待于學者們去做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僅從他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關 注來看，赴日求學的經歷必然為其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其它社會主義學說創造 了條件，也為其從接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到馬克思哲學、史學觀點打下了基礎。
1913年1月，何炳松抵達美國。2月,入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選修了 法語、政治學、經濟學等三門課程，但僅過了十幾天就請假離校，再沒返校。同 年夏，考入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習史學、政治學，并完成畢業論文。入學第二 年，被聘為系助教，負責收集關于遠東和中日關系方面的史料。 1915年春，開 始擔任《留美學生季報》編輯及編輯部干事，在《留美學生季報》春季一號上發 表《課余雜錄》，提醒國人警惕日本覬覦之心。同年夏，考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 生院，專攻現代史和國際政治。在獲得碩士學位后不久，因父母來函催歸，啟程 回國。
何炳松在美國求學的幾年，正是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派”風靡歐美諸 國的時期。攻讀政治學與歷史學的何炳松，自然會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在后來 翻譯的魯濱遜《新史學•譯者導言》中，何炳松寫到：“他（即魯濱遜一一引者 注）的歷史知識，很淵博的；他的史學思想，很新穎的。”①“Robinson （即魯 濱遜一一引者注）博士所說的話，雖然統是屬于歐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們 中國研究歷史的人的針砭。”②“新史學派”的學術思想對何炳松的影響，此時 也許并未在學術上有所彰顯，但卻深深地影響了他日后的學術道路。
在幾乎相同的中學背景下，李大釗與何炳松分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留學過程 中，他們逐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大釗自幼關注百姓疾苦，在入永平府中學堂 讀書后，更加關注國計民生③。正是有感于中國形勢之危急，李大釗才選擇了天
①［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4頁。
②［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③注：據和李大釗一起在永平府中學讀書的同鄉同學韓湘亭撰文：“（李大釗）受課之余，最喜康梁文字， 手把一編，日無暇息。時清末黨禁方嚴，獨與同學蔣鳳鳴（字邕喈，盧龍人）等主張國民革命。”（董寶瑞：
《樂亭人為李大釗寫的傳記》， 中共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島市委黨史研究室合編《李大釗與故 鄉》，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頁。）此說雖有夸大之嫌，但考慮到李大釗的家庭環境和日后所撰 文章來看，此時李大釗對于國計民生的關注，應為實情。
津北洋法政學堂，學習政治、法律等科，為的是“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 策”①。畢業后，他仍然感到學識不夠，“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②。 到達日本后，李大釗更加專注于社會運動，并于1916年離校返國參加反對袁世 凱復辟的斗爭，以至于未能取得學位。何炳松也非常關注中國社會，尤其是中日 關系，曾發表文章提醒國人警惕日本覬覦之心。與李大釗相比何炳松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了專業知識的學習上，先后獲得威斯康辛大學的學士學位和普林斯頓大 學的碩士學位，同時開始接受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派”的思想，為其回國 后掀起新一輪的“新史學”③風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 就簡單的否定李大釗赴日留學的價值，忽視留學經歷對其日后史學思想形成的影 響。沒有這一時期在學校進行相關知識的學習，沒有這段時間對于社會主義學說 的接觸與思考，沒有這段時間的社會經歷和對社會的深刻體會，李大釗不可能在 俄國十月革命后，第一時間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進而接受其唯物主義的歷 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因此，對于李大釗與何炳松來說，留學時期是二人學術思 想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對二人以后史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何炳松更 多的進行了具體的歷史知識和史學理論的學習，從學術層面鍛造了自己；李大釗 更多的參與了社會實踐，在社會這個大的天地里進行著學習。
①《獄中自述》，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714頁。
②《獄中自述》，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4頁。
③注：何炳松所宣傳的“新史學”在當時的史學界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晚于且迥異于梁啟超宣揚的“新 史學”，故稱新一輪的“新史學”風潮。
二、中外史學思潮的交織與李大釗、何炳松史學思想的形成
（一） 中外史學思潮的交織
19世紀是工業革命迅速拓展和新技術廣泛應用的世紀。西方主要國家先后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伴隨著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變革，下層階級和 人民逐漸登上政治舞臺。歷史學傳統學術方法范式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史學研究 的需要。同時，對于19世紀過分強調政治、醉心于上層社會的歷史學，歷史學 家們的不滿也日益表達出來。這一切都召喚著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新史學運動 的興起。汪榮祖先生指出：“近代史學界在20世紀初，有鑒于蘭克史學范疇不 出政治、軍事與外交，乃有新史學的醞釀，提倡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歷史的 研究，新史學風潮遂彌漫歐美諸國，名家輩出。”①1898年，美國學者厄爾•道 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新史學的特征：評蘭普勒特的〈德國史〉》的文章， 解釋了新史學的含義，批評了富里曼等把歷史狹隘的理解為“過去的政治”的傾 向，主張開拓歷史學家的視野，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認為新史學的基本特征是 “從理性進化的視角描寫人類歷史的法則”②。1912年，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哈 維•魯濱遜出版論文集《新史學》，被視為“新史學”運動的宣言書。他主張一 種“綜合史觀”。在歷史研究的內容上，認為歷史學家不能只偏重某類歷史事實， 因為這樣將割斷與肢解歷史，主張研究歷史廣義的制度，“包括過去人類的思想 的和動作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自事業成就和風尚”③；在歷史研究的方法 上，主張“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 人類的種種發明”④， 通過綜合與分析的方法解釋歷史；在史學功能上，主張“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 對歷史進行考察，“幫助讀者領會人類進化的某個時代的意義或制度的性質”⑤, 從而達到增進人們社會認識，推進社會改良的目的。正是由于魯濱遜在新史學建 構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才確立了他“新史學”領袖的地位，影響了一批批卓有 成就的歷史學家，形成了 “新史學學派”。
①汪榮祖：《史學九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7頁。
②參見李勇： 《魯濱遜新史學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③［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新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
④［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新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⑤參見［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新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 在中國，梁啟超對維新變法失敗的深層次原因進行深入思考后，認識到：“欲 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 ①， 革新中國，當先革新學術。“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②的歷史學成為其進行革 新的首選。1902年，梁啟超創作《新史學》，猛烈地抨擊了中國傳統史學，揭 開了中國新史學運動的序幕。他批評中國傳統史學存在“四蔽”、 “二病”③， 強調“國民教育之精，莫急于本國歷史”④。因此，改造中國傳統史學，借助史 學啟發民智、教育國民，進而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便成為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 代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在梁啟超的振臂高呼下，章太炎、夏曾佑、鄧實、劉師 培等紛紛響應，一場革故鼎新的“史學革命”席卷中國。
蔣俊、尚小明認為梁啟超早期史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和許多觀點多來源于浮田 和民的《史學原論》，《新史學》的寫作也以此書為重要參考或“藍本”⑤。鄔 國義認為：“梁啟超新史學來源并非一種，而是具有多元采擷的特征”⑥“就新 史學的發軔而言，當然不是簡單地由《史學原論》等一二本書所引起的，其本身 也有一個逐步醞釀形成發展的過程”⑦。相比較而言，鄔國義的觀點更有說服力。 由此可見，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由來與魯濱遜“新史學”的產生應該分屬不 同的體系，而且梁啟超所著的《新史學》也較魯濱遜《新史學》的論文集早出版 了 10年⑧。
在梁啟超首倡“新史學”后，“史學革命”雖然席卷全國，卻并未系統地建 立起新史學理論體系,他本人后來則注重于探討“歷史研究法”。建立一個什么 樣的新史學，如何建立新史學，新史學應該以什么具體理論為指導，新史學的體 系和框架應該如何構建都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這些問題開始擺在中國歷史學者 的面前。借助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史學理論構建中國近代“新史學”體系，成為
①梁啟超：《本報告白》，《新民從報》第1 期, 1902年。
②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頁。
③“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 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④梁啟超：《東藉月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1頁。
⑤參見蔣俊：《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文史哲》1993年第5期；尚小明：《論 浮田和民〈史學通論〉與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關系》， 《史學月刊》 2003年第5期。
⑥鄔國義：《梁啟超史學思想探源》，載于 ［日］浮田和民講述，李浩生等譯，鄔國義校編：《史學通論（四 種合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2006年版，第27頁。
⑦鄔國義：《梁啟超史學思想探源》，載于 ［日］浮田和民講述，李浩生等譯，鄔國義校編：《史學通論（四 種合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2006年版，第40頁。
⑧注：梁啟超所著《新史學》出版時間為1902年，魯濱遜《新史學》出版時間為1912年。 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共識。由于對新理論的迫切需求，以至“日本每一新書出，譯 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 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①。當時的學術 環境恰如何炳松所言，一方面是“吾國現在之學術界正當青黃不接之秋，幾無學 術可言”②;一方面是“一時學說紛壇莫衷一是，大有處士橫議，百家爭鳴之慨”③。
恰在此時李大釗與何炳松紛紛回到中國，雙雙踏入中國最高學府一一北京大 學，在結合了中國具體的社會歷史后，分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魯濱遜 “新史學”理論，并構筑了各自的史學理論體系，成為這兩個學派在中國的創始 者，引領了一代史學潮流。
（二） 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李大釗史學思想的形成
張文生認為在李大釗史學思想形成過程中，歷史觀是李大釗史學思想形成的 理論基礎，“早期多年的私塾教育，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多年的新式的 正規的學堂教育和留學生涯，也使他熟悉了中西方的科學文化 他對唯物史觀 的選擇是理性的選擇，他對唯物史觀的接受是有思想基礎和理論準備的。”④李 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選擇，更為直接的是受到了社會革命形勢的影響， 確切地說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震動 了全世界，也使正在艱難探索救國之路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李大釗 即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雜志中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指 出：東洋文明為靜的文明，西方文明為動的文明，動的文明必然衰在靜止之中， 靜的文明也必然衰在動的文明之中。因此，“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 此危崖”，而“俄羅斯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⑤。10月15 日，李大釗 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預言：“試看 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⑥表現了他希望中國通過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
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71頁。
②［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通史新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③［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8頁。
④張文生： 《李大釗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頁。
⑤《東西文明根本之異同》，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43頁。
⑥《bolshevism的勝利》，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110 頁。
尋求強盛的愿望。因此，他能夠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研究，并最終形成了以馬 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唯物史觀。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 釗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系統的闡釋。1919年12月發表的《物質變動和精 神變動》和1920年1月發表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的文 章被認為是李大釗第一次開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成就①。他的“史學思想史” 講義,對近代西方史學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梳理，既是用唯物史觀對西方史學思想 進行分析，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放在近代西方歷史思想的發展過程中 加以考察”②。《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和《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 的價值》在對唯心主義史觀進行了批判后，開始闡述他史學思想的基本框架。1924 年《史學要論》的出版則是李大釗史學思想形成的標志。
（三） 何炳松對于魯濱遜“新史學”思想的選擇
對比李大釗與何炳松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出，何炳松對于魯濱遜多元綜合史觀 和分段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的接受與選擇也與其良好的國學基礎、多年新式的正 規的學堂教育和留學生涯分不開。何炳松的史學思想發端于他在美國求學時期。 在美國讀書時，他就開始受到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派”的思想的影響。劉 馨推斷，何炳松對于哥倫比亞“新史學”派最初的接觸和了解來源于他和胡適的 交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胡適的交往，也成為影響何炳松以后學術研究方 向的一個因素。”③
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正處在“進步時代”思潮盛行時 期，魯濱遜的“新史學”就是這一思潮在學界的一個集中反映。在社會思潮的大 背景下，何炳松也開始受到“進步時代”思潮的影響。 1 9 1 5年，何炳松轉入普 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從此奠定了他今后的學術方向。這段時期他對“‘進步時代' 思潮在史學界的主要產物‘新史學'派產生了興趣，成為這一學派在中國的代言 人”④。1917年，何炳松進入北京高等師范專科學校和北京大學教書，開設了西 洋文明史、萬國史、歷史研究法、中古歐洲史、近世歐洲史等多門課程，編譯相
①參見張文生： 《李大釗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②張文生：《李大釗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③劉馨： 《何炳松史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7頁。
④劉馨： 《何炳松史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7-8頁。 關教材，翻譯魯濱遜的著作《新史學》，發表《從歷史到哲學》、《讀章學誠＜ 文史通義＞札記》、《＜新史學＞導言》等論文，系統介紹了魯濱遜“新史學”的 理論及方法。這些都說明在北京大學教書期間何炳松已經開始致力于“新史學” 理論和方法的傳播與運用，何炳松的史學思想正是在這期間得以形成。
（四）北大教書與李大釗、何炳松史學思想的形成
進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對二人史學思想的形成同樣起到重要作用。北京大學教 書期間是李大釗和何炳松學術研究最為活躍的時期，也是二者史學思想形成的重 要時期。北京大學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教授的職業為二人 的史學研究搭建起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二人能夠全心全意地去從事歷史 的教學與研究。北京大學的教員待遇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之高的。就1918年論， 當時教授每月的薪金“初為240元，隨后可以加到280元”①。據《北大教職員 薪金底冊》記載1919年1月李大釗的薪金是120元，1920年6月為140元②， 而何炳松還要更高。1919和1920年何炳松與李大釗先后被聘為北大教授，這就 為二人潛心學術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同時，北京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 心，也是重要的經濟中心，在北京能夠更為迅捷、深刻地感受最新的社會風潮和 學術動向。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針指導下，北京大學成為 中國思想最活躍的地方，這里云集了中國當時最知名的學者。僅就歷史專業而言， 就有黃節、陳漢章、葉瀚、朱希祖、崔適等，后來又有蕭一山、陳寅恪、陳垣、 柳詒徵、顧頡剛、傅斯年、錢穆等充實進來，這就進一步增強了北京大學史學系 的教學科研力量。到了北京大學，就可以直接面對中國學術的最前沿，深切地感 受史學思潮和各種思想的沖擊；走上北京大學講臺，在授課和與學生交流的過程 中，也能夠教學相長，不斷提升、完善自身的認識。這些都促進著李大釗與何炳 松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和史學思想的形成。北京大學史學系在培養最優秀學生的 同時，無疑也在培養著最優秀的教授。李大釗與何炳松學術思想的形成和學術能 力的提升，無疑得益于這所偉大的學校。也正因為有李大釗與何炳松這些迅速成
①周作人： 《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第330頁。
②注：《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數據轉引自《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頁）。另據陳明遠參考歷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飲食的價格推算，李大 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銀洋，合1995年人民幣4800元，合2009年人民幣9600元。（陳明遠： 《文化人 的經濟生活》，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147-148頁。） 長的優秀份子，才使得北京大學更加充滿生機與活力，才會使北京大學產生廣泛 而持久的社會影響力，才會對追求學問與真理者產生不盡的吸引力和永久的魅 力。
三、不同的史學研究取向
（一）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開山者
為了追求民主的理想，捍衛新生的共和國，李大釗于1916年5月中旬回到 上海后，便立刻參加到反對袁世凱復辟的斗爭之中①。但就在他回國的前后，國 內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3月23日，袁世凱宣布取消洪憲帝制年號， 6月6日去 世，7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1916年7月，李大釗受湯化龍的委托離滬北上，在 北京開啟了他長達兩年的專職辦報生涯。他先后擔任《晨鐘》編輯主任、《憲法 公言》編輯、《甲寅》編輯等職， 1918年1月，經章士釗推薦，擔任北京大學 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正式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先后開設“唯物史觀”、 “史學思想史”等課程。
在北大任職時期是李大釗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據朱志敏統計：在1920 至1925年不到五年的時間里，李大釗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 京師范大學等學校開設了 “社會主義史”、 “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 “唯 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做過“現代普選運 動”、“工人的國際運動”、“印度研究”、“社會學”等講座及關于歷史觀和 歷史哲學的講演②。其中，集中體現李大釗史學思想的課程是“唯物史觀研究” 和“史學思想史”。
《唯物史觀》講義如下：
（1）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2） 馬克思的經濟史觀
（3）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4） 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①注：1916 年 2 月，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李大釗曾離開東京回到上海，并作為湯化龍的代理人多方進 行反袁聯絡工作，前后大約兩個星期，也正是在這期間，李大釗被早稻田大學以“長期欠席”為名予以除 名。回國后，他便參加了由孫洪伊組織的旨在討論政治問題的一個“研究會”。不久，任湯化龍的私人秘書。
②參見朱志敏：《李大釗傳》 ，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頁。
（5） 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6） 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7） 中國古代思想之特點（未完）
《史學思想史》講義包括：
（1） 史觀
（2） 今與古
（3） 鮑丹的歷史思想
（4） 魯雷的歷史思想
（5） 孟德斯鳩的歷史思想
（6） 韋軻及其歷史思想
（7） 孔道西的歷史思想
（8） 桑西門的歷史思想
（9） 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李凱爾的歷史哲學
（10）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11）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①
這兩門課程不是任意開設、全無關系的，而是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唯物 史觀”課程側重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究分析中外歷史，是馬克思唯物史觀 的具體應用，更多的闡述了唯物史觀分析具體問題方面的價值。但對比刊載或是 已經公布的課程各篇的具體內容來看②，當時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應該是處 在初步階段，有些方面還存在機械的套用，至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也
①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史事宗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 頁。
②注：“史學思想史”課程講義原稿現藏于國家博物館。該稿本雖并未出版，但除《馬克思的經濟歷史觀》 外的其它各篇，或以同題論文發表，或收錄到李大釗的集子中得到公布。具體篇目對照參見（韓）都重萬：《試 析五四時期李大釗介紹唯物史觀之晚清學術背景》（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云南教 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頁），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2 期，第23 頁。） 尚未闡明，各篇目間也顯得松散而缺乏體系①。因此，這部尚未完成的“唯物史 觀”課程講義應為李大釗接受唯物史觀后的初期成果。與“唯物史觀”課程講義 相比，“史學思想史”課程講義在體例上更加完備，邏輯性也明顯增強，尤其在 理論上更顯深度②。它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產生淵源進行了較為深入探討和分析， 充分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在繼承西方優秀成果基礎上產生的，進而論證 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合理性。
“唯物史觀”側重于實際性的應用，“史學思想史”偏重于學理性的探討， 是對“唯物史觀”進一步思考與提升。這兩門課程的開設也對李大釗《史學要論》 的完成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正如歐陽哲生認為的一樣，李大釗對于歷史理論 的探索經歷了一個從思想到學術、從理論到應用的過程，反映在著作上是《唯物 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三部著述環環相扣，逐漸遞進的性質③。
1924年5月，李大釗史學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史學要論》，作為商務 印書館《百科小叢書》第51種出版，標志著李大釗史學思想的形成，也奠定了 李大釗馬克思唯物史觀派創始人的地位。《史學要論》全書分為六個部分，全面 系統地論述了歷史、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歷史學與科學、歷史學與其他學問、 歷史學研究對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內容，是當時一部重要的論述史學理論的著作。 朱文通認為：“《史學要論》等論著所體現的李大釗的史學思想，明顯地具有開 創性、系統性、前瞻性等特點，其學術地位不容低估。”④朱成甲認為：“《史 學要論》可以說是李大釗系統論述歷史學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國學者較早論述歷 史學理論的著作。書中對一些問題的論述代表了當時史學界所能達到的水平，為 中國歷史學理論的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開辟 了道路。”并把“李大釗雖然沒有把全副精力放到歷史學的研究方面，他在當時 史學界仍享有盛名”歸因于他的《史學要論》⑤。
《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三著環環相扣，較為清晰地 反映了李大釗從嘗試接受唯物史觀，到利用唯物史觀分析社會、歷史現實，再到
①參見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25頁。
②參見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28頁。
③參見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32頁。
④朱文通：《李大釗和他的〈史學要論〉》，載于李守常著：《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7頁。
⑤朱志敏：《李大釗傳》，紅旗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4 頁。
構建自己的史學思想體系的全過程①。 其中，“李大釗對歷史學性質、界域及其 地位的全新說明，對唯物史觀的系統介紹，對歐洲近代歷史思想的梳理，對唯物 史觀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初步運用，這些都是中國歷史學中前所未見的理論新 質。”②正是由于李大釗在宣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所做出的開創性貢 獻，才確立了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開山者的地位。
（二）“新史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
1 9 1 6年，何炳松回國后被浙江省長公署留任擔任助理秘書。 1 9 1 7年，改任 浙江省教育廳視學。同年秋，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讓其擔任文科預科講師的 邀請，抵京后又被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陳寶泉邀去，兼作了該校史地部的主任。 授課內容都為西洋歷史。
在北大任教期間，何炳松講授過“西洋史學原理”的課程。當時，他選用魯 濱遜《新史學》英文原本為教本得到學生的一致好評：“同學中習史學的人，統 以為這本書是‘得未曾有'”。但又普遍感覺“這本書的原本，用意既然深遠， 造句又很復雜，所以同學中多‘嘆為難讀'” 。于是在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 希祖、政治系教授張慰慈的慫恿下，先后得學生江奐若和北京高等師范專科學校 同事傅東華教授的幫助，終將《新史學》翻譯成中文③。該書于1921年8月完成 譯稿初稿，但是由于種種原因④，拖到1924年7月才作為《北京大學叢書》第十 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時李大釗所著的《史學要論》，已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兩個月。《新史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界直接從西方引進史學理論的開始， 在史學理論引入方面有著標志性的意義。
在何炳松的大力倡導下，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派”思想在中國得到廣 泛傳播并產生了很大影響。繼《新史學》之后，何炳松又依據魯濱遜的《西歐史》 和魯濱遜與比爾德合著的《歐洲史大綱》，編譯了《中古歐洲史》與《近代歐洲 史》兩部世界史教本，也很受歡迎，并被許多大學用作歷史教材，以至多次再版。
①注：李大釗除北京大學史學系開始課程外，在政治學系和經濟學系曾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的課 程并留下課程講義。該講義中對于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也應歸于李大釗史學思想的范疇。
②歐陽哲生：《李大釗史學理論著述管窺》， 《史學理論研究》 2010年第 2 期，第32頁。
③［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4-15頁。
④注：《新史學》岀版延期的原因，參見《新史學•譯者再志》（［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 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由于何炳松在直接翻譯西方理論方面的貢獻，劉馨認為：在何炳松的大力倡導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一個引進西方史學理論的熱潮，相繼出版一系列譯著。
“與20世紀初從日本間接引進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系列引進是有準備、 有選擇、派別鮮明、以質取勝的引進，不妨稱為‘何炳松式'的輸入。” ①
1927年，《歷史研究法》出版。該書雖然“意在介紹西洋之史法”，但是 在“遇有與吾國史家不約而同之言論，則引用吾國固有之成文”。一方面是為了 便于中國讀者閱讀，另一方面是要說明中西史家的見解是大致相同的。在翻譯該 書的過程中，何炳松秉承“初不敢稗販西籍以欺國人，尤不敢牽附中文，以欺讀 者”的理念②。其實，在對于西方“史法”引進的同時，已經顯露出其將西方治 史方法與中國傳統治史方法相結合的端倪。
在積極推進“新史學派”觀點及研究方法的同時，何炳松對中國傳統史學也 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國傳統史學家中，何炳松對章學誠尤為推崇。“豈吾國史 才不逮西洋耶？則如清代史家章學誠其人者，其史學見解之卓絕精微，在著者眼 中觀之，有時且遠駕西洋名史之上。”③因此，他對章學誠及其著作進行了深入 研究，并寫作《讀章學誠〈文史通義〉札記》、《〈史通〉評論》、《章學誠史學管 窺》、《增補章實齋年譜序》等論文。這些論文的寫作駁斥了部分人全盤否定中國 史學歷史地位的錯誤觀點，體現了他對中國傳統史學及史學家的尊重，反映了他 融合中西優秀治史方法、理念的努力和希圖振興中國史學、推動中國史學發展的 精神追求。
1930年出版的《通史新義》 ，也是何炳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有鑒于中國 晚清廢止科舉改設學校以來，中國通史編纂明顯滯后“亟需中外通史借資挹攬”④ 的事實，何炳松指出：“然而吾人迄今尚無一部差強人意之中國通史焉，則又何 耶？著者愚見以為此蓋因吾國編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能利用最新方 法耳。此則吾國學術上之環境有以致之，非吾國史家之過也。”⑤并認為：“章 學誠通史觀念之明確，固遠駕西洋史家之上；然亦終以為時代關系，未能以切實
①劉馨：《何炳松史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年版，第71頁。
②何炳松：《歷史研究法•序》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第6頁。
③［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④［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⑤［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2頁。 之方昭示后世。”①因此，寫作此書，以期“有補前人”。《通史新義》的寫作 是何炳松有感于章學誠通史觀念雖然明確，卻因缺少新方法而未能彰顯，希望借 用西方通史義例和方法有所補救的結果。
雖然何炳松在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章學誠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從 總體上看他的成就主要還是對于“新史學派”史學思想及其治史方法的傳播。因 此，可以稱其為“新史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劉馨對何炳松《新史學》一書的 出版和他后來對“新史學派”著作的引進，進行了全面地評價：“首先是標志著 20世紀初通過日本介紹西洋史學理論的終結；其次是在中國歷史學界又一次掀 起了‘新史學'的沖擊波，給中國的歷史學家提供了‘新史學'的現代西方思想， 深化并拓展了他們已經從梁啟超新史學的著作里了解到的類似的思想；再次是何 炳松以魯濱遜新史學理論為基奠，融合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輔以伯倫漢、朗格瓦 諾和賽諾博斯對西方傳統史學總結得出的理論，經過消化，形成了自己系統的史 學思想，并付諸實踐，促進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②
（三） 北大史學系的共執教席
1919年，朱希祖就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后，積極推進史學系課程改革。 他認為：歷史學以社會科學為基礎，而社會科學又包括生物、地理、人類、政治、 經濟等，其中尤以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最為重要。因此，只有在懂得了社會科學 后，再去研究歷史才有下手之處，否則就會在區分歷史材料是否重要時失去標準。 并以此作為史學系課程改革目的和依據③。在此背景下，李大釗與何炳松都被聘 請為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分別開設“史學思想史”、“唯物史觀研究”和“歷 史研究法”、“歷史教學法”等課程，朱希祖自己則講授“中國史學概論”。以 此為契機，李大釗與何炳松共同出現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講堂上，分別講授馬克 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魯濱遜“新史學派”的歷史研究法，兩種不同的治史思想機 緣巧合地在這里相遇、共榮。周文玖認為何炳松在定義歷史概念時吸收了李大釗
①［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7頁。
②劉馨： 《何炳松史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③參見《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學會成立會的演說》 （趙仲濱速記），載于《北京大學日刊》第116號， 1922 年11月24日。
的認識成果，理由之一就是二人曾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史學理論①。這雖只 是推論，但卻是可能的。可惜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證明當時李大釗與何炳松 之間的交往及二人是否共同進行過學術研究和探討，無法使我們進一步洞察兩人 對彼此的看法，以及是否對對方史學思想產生影響，但是由二人以后的表現可知， 他們始終貫徹了自己的治史思想，也曾為表達自己的主張而對對方為代表的史學 派別進行過批評。
在史學與科學的問題上，李大釗曾指岀：“有些人對于史學是否為一種科學 的問題，終是有些懷疑。他們說歷史的學問所研究的對象，在性質上與自然科學 等大異其趣，故不能與其他科學同日而語。”這些人認為人類社會現象是極其復 雜的，影響其發展的原因是多種原因的綜合，把歷史說成是多元的哲學，否定歷 史的因果性，而只承認歷史的多元性。因此，要從多元的歷史事實中發現普遍的 規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要尋找到史學的一般理論，也是非常困難的。李大釗認 為這種觀點雖然“亦未嘗無幾分道理”，但是總體上是站不住腳的。在他看來， 所謂的史學屬于“人事科學”，而非自然科學。因此，“與其他諸科學同其性質、 一其步調者，亦只是就其大體而言” ，“人事現象的復雜，于研究上特感困難， 亦誠為事實，然不能因為研究困難，遽謂人事科學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 。 李大釗在承認歷史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并未否定歷史成為科學的可能， 他在充分認識人類社會現象復雜、原因多樣的情況下，更加堅定了探索歷史成為 科學道路的信心。他主張“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岀其普遍的形式，論定 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②。李大釗對歷史與科學的問題認識得非常深 刻，因此能夠對持“綜合史觀”的學者進行切中要害的批評。
何炳松也曾批評持經濟史觀者：“有鑒于人類社會之經濟生活大有影響于社 會階級之產生，并因之而大有影響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為經濟史觀足為研究全 部人類社會生活上之線索；吾人可借以了解人類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 切活動。殊不知人類社會之組織，并不純受經濟生活之駕馭者也。足以限制人類 社會之演化者尚有各種環境焉、生理狀況焉、理智程度焉，固不僅物質享樂之一
①參見周文玖：《史學史導論》，學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89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頁。 端已也……經濟史觀在史學上所以似是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①這 里何炳松并未對經濟史觀與其具體的治史方法進行區分，而是將經濟史觀簡單地 等同于物質享樂，這勢必會將史觀與治史的具體方法相混同。其原因是他對那些 研究政治而只講政治，研究經濟而只講經濟，忽視“社會中各種現象間的連鎖”② 做法的矯正。何炳松并不知道被認為“持經濟史觀者”在中國代表的李大釗，也 表達過對“經濟決定論”的堅決反對③。由于何炳松未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能深入 研究，所以他才會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簡單的等同于“只講經濟”的理論，從 而混淆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何炳 松認為歷史受多種因素影響，不應僅僅抓住一種原因而忽視其它原因，要運用多 種方法對具體的歷史問題進行綜合研究的主張，對打破傳統治史方法的窠臼、推 進歷史學研究的進步有著積極意義。同時，何炳松也沒有否認經濟史觀在歷史研 究中的作用和價值。他認為在新的科學中經濟學最先影響了歷史，馬克思從經濟 的視角去解釋歷史，雖然不當，但卻能夠注重歷史上最普遍而不變的因素，仍很 難得④。
在學術思想高度活躍的20世紀初，通過學術批評來更好地闡發自己的學術 觀點、促進彼此之間學術認識提高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歷史學自然也不例外。 正如瞿林東先生所說：“史學批評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史學發展的活 力。”⑤在這種情況下，二人對對方的批評更多的是因其對于自身學術觀點的摯 愛和對真理的追求所致，而且批評也僅針對了對方的史學觀點和治史方法，未牽 涉到人身層面，也沒有因批評而否定對方學術思想中有價值的部分，這理應歸因 于當時中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反映了二人較高的學術道德素養。
1919年，在系主任朱希祖的主持下北京大學史學系進行了課程的大調整。 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按照有關規定，一個學系的教授聘任、課程設置、學生管
①［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通史新義•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9頁。
②《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 版，第197頁。
③注：李大釗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明確表達了他對把“唯物史觀”翻譯成“經濟的決 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的反對.他認為此一辭，"在法蘭西頗流行，以有傾于定命論宿命論之嫌， 恐怕很有流弊”。（參見《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 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537頁。）
④參見［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6頁。
⑤瞿林東：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談》，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35頁。
理、經費預算等等，均由系主任負責提岀具體辦法和建議，然后經教授會討論通 過”①，可知，系主任對本學系的發展影響非常之大，但另一方面教授也會對系 主任起到限制、監督的作用。據1919年6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所載：本 日（十日）上午十時，開史學門教授會成立會。到會之教員七人中就有何炳松。 他們共同創建了史學門教授會，并選舉康寶忠為史學門教授會主任②。1919年8 月，北京大學中國史學門改稱史學系，康寶忠成為史學系第一位系主任。同年 11月，因康寶忠病逝，朱希祖被選為系主任。作為教授會的創立者，何炳松一 直都參與了教授會的工作。如果要對課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必然要經過教授會 討論才能通過，作為教授會創始人之一的何炳松必然參與了朱希祖主導的北大史 學系課程改革。直到1922年6月在何炳松離開北大南下浙江的前三個月，他還 對朱希祖提出的《改良中學校歷史地理教法議案》進行了附議③。
在何炳松所譯《新史學•序》中，朱希祖概述了進行課程改革的原因：“民 國九年的夏天，我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的主任，那時我看了德國Lamprecht （即 蘭普雷茨一一筆者注）的《近代歷史學》……Lampercht （即蘭普雷茨一一筆者 注）的意思，以為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應本于社會 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科學。我那時就把北京大學史 學系的課程，大加更改。”④。據此，尚小明認為朱希祖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 據正是當時歐美最流行的新史學理論一一蘭普雷茨和魯濱遜的學說⑤。此時的北 大史學系能夠講授西洋歷史和西方史學原理的人才是非常少的，而何炳松已經在 北京大學與北京高等師范專科學校講授了兩年的“西洋史”課程，因此朱希祖才 會請何炳松教授“歷史研究法”的課程⑥。在講授“歷史研究法”課程時，何炳 松選用了魯濱遜《新史學》英文原本作為教本，得到廣泛好評。何炳松對其選用 魯濱遜《新史學》英文原本的具體原因并未做岀解釋，但在當時來講，講師完全 可以根據課程講授內容的需要對教材做岀自主選擇。從何炳松的經歷來看，對于 魯濱遜《新史學》的選擇應該恰恰是他留學美國期間深受魯濱遜“新史學派”影
①尚小明： 《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北京大學岀版社2010年版，第26頁。
②《史學門教授會啟示》，載于《北京大學日刊》第400號， 1919年6月1日。
③參見房鑫亮：《何炳松年譜》，載于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第540頁。
④［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⑤尚小明： 《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北京大學岀版社2010年版，第89頁。
⑥［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頁。 響所致，同時也是對于朱希祖課程改革理念的貫徹。由于何炳松和朱希祖史學改 革指導思想的一致性，必然使得二人在改革的道路上互相支持。何炳松以實際行 動貫徹朱希祖的改革方針，朱希祖則極力鼓動何炳松將魯濱遜《新史學》翻譯為 中文，并親自作序稱贊何炳松“何先生譯了 Robinson這部書，是很合我國史學 界的程度……何先生譯了這部書，是很有功于我國史學界的”①。可以說從朱希 祖對北大史學系課程進行改革開始到何炳松離開北大期間，二人都保持了較好的 關系并在課程改革中相互支持。
從朱希祖在北大史學系課程改革的總原則看，他主張運用多學科的方法進行 歷史研究、強調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為史學研究中最重要方法的思想，非常偏向 于何炳松多元綜合的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而非李大釗強調的社會經濟決定作用 的唯物史觀，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認定李大釗反對朱希祖進行的課程改革。據當時 曾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傅振倫回憶說，1926-1927年的《北大史學系課程指導書》 是朱希祖和李大釗一起制定的②。
尚小明將1920年夏朱希祖任歷史學系主任到1927年秋其離校劃分為朱希祖 時期史學系課程改革的第一階段。他認為在此階段，史學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使 學生能夠獲得更多的史學常識③。李大釗和朱希祖共同制定的1926-1927年《北 大史學系課程指導書》，從內容上看，完全是這一理念的一個具體落實④。李大 釗之所以參加此《課程指導書》的制定，是因為他同樣認為有提高學生史學常識 的必要，并未因為他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完全排斥、否定“新史 學”的思想。李大釗能夠充分看到當時中國高校歷史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將馬 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體現了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知 識境界和認識層次。
李大釗與何炳松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授課期間，尤其是在朱希祖主持的課程改 革中，必然會有過交往和學術上的交互影響。可是在當時，即便是在北大，即便 有蔡元培等的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在教授中間仍存在英美留學者與日本留學者的
①［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②參見《北大史學系課程指導書》，傅振倫： 《七十年所見所聞》，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1998年版，第38-39 頁。
③參見尚小明： 《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北京大學岀版社010年版，第89頁。
④參見《北大史學系課程指導書》，傅振倫： 《七十年所見所聞》，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1998年版，第38-39 頁。
鴻溝。加之，李大釗赴日留學僅一年，又未取得學位，其能入北大，從表面上看 主要是因為章士釗的推薦。于是，那些“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中的淺薄者 常“以樊噲”視之①。同樣都具有低調品格的何炳松與李大釗自然都不會去觸及 兩派之間的矛盾，因此直到1922年9月何炳松離開北大，都鮮有二人直接來往 或正面交鋒的記錄。但是在幫助朱希祖推進北大史學系課程改革方面，二人卻似 乎有著某種默契，與朱希祖一起共同推進了史學系的課程改革。
此外，1933年1月25日，劉靜白《何炳松史學批判》②的長文在《二十世 紀》雜志第2卷第2期發表，同年10月，作為“二十世紀批評叢書”之一岀版 單行本。該書從歷史觀、歷史認識論、歷史體系、歷史分期、治史方法等各個方 面對何炳松史學進行全面批評，卻對李大釗史學思想給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李大 釗受到了進步思想的影響，在史學思想的各個方面都表現了優越性，因此可以稱 之為新時代的人。同時，又認為李大釗對于歷史學理論的探索，把歷史學推向了 新的高度③。雖然此書對于何炳松的批判多半是過激的、不合適的，但仍然可以 將其看作是李大釗與何炳松兩種學術思想激烈交鋒下的一種反映。
①章士釗： 《李大釗先生傳序》，載于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八卷），文匯岀版社2000年版， 83-84頁。
②注：劉靜白《何炳松歷史學批判》一文是至今為止最早研究何炳松史學及其史學思想最早的文章。該文 雖旨在批判何炳松史學，但為了批判的需要，劉靜白用了整整一段文字對李大釗史學進行了總體的概括， 包括“什么是歷史”、“歷史科學”、“歷史學體系”、“普通的歷史”和“特殊的歷史”等，并對李大釗史學 給予了高度評價。雖然他對李大釗的研究還非常初步，但是對李大釗史學思想幾個關鍵點都有提及，于是 也意外的成為中國學者中最早研究李大釗史學思想的人。而日本人不見死生（清水安三）曾經在李大釗就 義后馬上發表《李大釗的思想及其人》（《北京周報》第256號， 1927年5月）一文，我們認為，這應該是 第一篇研究性的文章。
③參見劉靜白：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上海辛墾書店民國22年版，第16-17頁。
四、李大釗與何炳松史學思想之比較
（一）歷史學學科性質的不同認知
歷史學學科性質是研究者進行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判定，決定著研究者的研究 方向。對歷史性質的不同定位影響其對該學科整體的把握，以及各個細小環節的 區分，從而呈現岀：大處迥異，小處也不同的面貌。李大釗與何炳松史學思想的 不同集中體現在二人對歷史學科學性的認知方面。
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以政治為中心對歷史的考察不同，它主張 對社會變革的原因進行經濟性的考察，因為從經濟關系中可以發現因果規律，抓 住決定歷史發展本質的經濟后，歷史學便被提到了科學的地位①。又認為進化的 歷史觀是對落后的歷史觀的修訂，經濟的歷史觀是對政治的歷史觀的修訂，社會 的歷史觀是對英雄的歷史觀的修訂，科學的歷史觀是對神學的歷史觀的修訂②。 因此，要選擇進步的、經濟的、社會的、科學的歷史觀，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 唯物史觀。
在李大釗看來，歷史的考察方法是一種含有科學性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歷 史的”這個形容能夠表達多種意義，“把他當作學術上的用語，就是表明一種考 察事物的觀察法。這種觀察法，專尋事物的起源，及過去的變遷，沿革；簡單說， 于生成發展的關系考察事物，答怎樣成了這樣的問題，即是歷史的考察法。”這 種考察法，“不只能用于人事，即于自然現象，亦能適用之：譬如講地球的發達， 考生物的由來，亦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考察”，雖然李大釗也認為：“史學非就 一般事物而為歷史的考察者，乃專是人事而研究其生成變化者。”對于自然的考 察已經超出了歷史學的范圍，但他仍然認為這種方法是“歷史的”③，因為此種 方法在對自然現象的考察時是具有科學性的，所以這種歷史的考察方法自然也就 具有了某種程度的科學性。
科學的演繹的推理方法適用于歷史學研究。在李大釗看來演繹的推理的論
①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59頁。
②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1頁。
③《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頁。 究，“亦非不可試行于史學”，只是因為從史學的發展道路上看，以往的歷史研 究只是沿革的研究，只是到了現在才發展成為推理的研究，所以人們多看到了史 學以事實為內容的沿革的研究，而忽略“史學由個個事實的確定”“進而求其綜 合”的研究。并指岀：對于“沿革的研究”是要把事實的生成發展的經過進行生 動地描述、組合、生成、再現岀來；“求其綜合”的“推理研究”，是要探明事 實間的因果聯系，解釋事實生成、發展的歷程。因此，對于“沿革的研究”過程 本身就含有藝術的性質；而對“求其綜合”的“推理研究”，則“于其他科學全 無異趣。”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指岀，要在已有的記述歷史之外，建立歷史的一 般理論。即建立歷史科學①。
在李大釗看來，歷史學是探究人類生活及其變革規律的學問。人類生活都是 由一個個具體事實構成，這些具體事實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歷史環境 下，表現了個體的特殊性，對于這些特殊性事件的研究，有助于還原歷史真實，
“故特殊史實的精查，乃史學家的要務”②，但是僅限于此的歷史研究，還原的 只能是片段性的、支離破碎的歷史，不能還原歷史原貌，更不能解釋許多歷史現 象，反映歷史中規律性的內容。因此，李大釗認為現在的歷史家不僅要對史實進 行細致地考察并加以確定、整理，而且需要去探求歷史中的理法，“研究古今東 西全般歷史的事實，為一般的解釋，明普遍的理法，正為史學家的要務”③。同 時，李大釗也看到了歷史學于其它科學之間的不同。由于歷史研究必須以一個個 具體問題的考證為基礎，所以李大釗從歷史研究所處的發展階段進行了說明。他 認為歷史學正處在幼稚的時期，剛剛達到對事實進行解釋說明的階段，與其它已 經被概括為理論的科學不同,但是這種不同是程度上的，不是性質上的，因此不 能因為這種不同就認為歷史學的性質和觀察點與其他科學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 是要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作一個整體去探究其中的因果關系并從中總結岀一般 的規律、揭示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
在李大釗看來，歷史學是“人事科學”。針對一些人因歷史學研究對象在性 質上與自然科學不同而否認將歷史學作為一種科學的觀點，李大釗將“人事科
①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6-367 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7頁。
③《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學”作為與自然科學相互對應、而又區別于心理學、經濟學、法律學等人文科學 的學問，用它來描述人類社會及其變革的概念，并將歷史學歸于此類。他認為各 種科學因其對象的不同，自然會表現岀不同的特色，作為“人事科學”的歷史學 也是如此。如果僅以研究內容的不同，就認為歷史學不能進行事實的概況和“理 法”的推理，不具有成為科學的性質，是錯誤的。他認為 “人事”中當也是有 “理法”可尋。因為這種“理法”經常會以同一普遍形態反復岀現，所以較對一 個個的特殊情形討究起來更為容易。但由于這種“理法”隱藏在復雜人事關系之 中，仍然“不易考察”。有鑒于這種困難性，李大釗認為歷史科學系統的建立是 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這也正是歷史學家應該努力的方向，堅信這一天終將到來 ①。
可見，李大釗在大力倡導歷史科學時，從歷史觀、歷史研究方法、歷史規律、 歷史科學是“人事科學”等方面較為系統地、全面地闡述了他對歷史學科性質的 認知，這些都對歷史學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進作用。同時必須指岀，我們這 里講的科學性并非李大釗講的歷史科學。在李大釗看來，歷史學可分為：記述的 歷史和史學理論。而只有史學理論才以研究事實間的因果關系為目的，才是科學 的工作②，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歷史科學只是就歷史理論一部分而言。
在歷史學的科學性問題上，何炳松也曾專門進行過論述。總體而言，他承認 歷史含有某些“科學”屬性，但堅決反對歷史為科學。
在何炳松看來，歷史含有科學的部分屬性。歷史的形式和精神雖然遠不如自 然科學完備和飽滿，但是它和科學一樣都是有條理的知識，都是本著科學的態度、 以尋求真理為目的，所以我們是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在談到“歷 史中的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時，何炳松指岀：“演化本來是一切生物的科學里 面一種現象。所以我們無論研究動物學、植物學或者人類學，都不鞥年不以演化 為根本的問題，把他看作研究的目標。拿我們的歷史來講，歷史就是研究人類社 會的一種科學。”③也就是說，在研究歷史時，應該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去對待并
①《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9-373頁。
②參見《史學與哲學》，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164 頁。
③《歷史上的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 版，第189頁。
要類比科學的研究方法。
雖然何炳松承認歷史含有某些“科學”屬性的成分，但是他看到的更多的還 是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從根本上看，他認為歷史學不是“純粹的科學”①, 歷史中不存在因果規律。1921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曾指出：“史 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 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②可是，一年后，在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做的題為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 演講中，卻放棄了歷史當以探求因果為目的的主張，解釋說是因為先前受了 “談 科學必離不開因果律”的學術環境的影響，當時學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 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為'該門學問能否成為科學'之標準”③。近日在細讀立 卡兒特(H. Ricker)著作，并深入思考后，發覺“求得其因果關系”一句完全錯 了。此時的梁啟超雖然否定了歷史以求其因果為目的，但并沒放棄歷史是科學的 觀點，他認為因果律不是“科學萬不容缺是屬性”，將因果律抽離后，歷史學的 科學屬性仍然沒有改變。有鑒于此， 1924年11月何炳松復函姚名達，直接表達 了自己的主張：“誠以史之為科學與理化之為科學不同……且科學上所謂定律， 一層(成)不變者也。事實上果有因果律，即不當再有例外。既有例外，即非定 律。鄙意凡百史事，只有源流而無因果……故史家事業在于追溯源流，不在于推 求因果。”④并希望姚名達向梁啟超轉述其意。不難看出，雖然在歷史的因果關 系問題上，何炳松與梁啟超的認識趨于一致，但是在歷史的學科性質上卻存在觀 點的對立。何炳松將歷史學與自然科學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最終將歷史完全從科 學中分離了出去。梁啟超在抽出歷史的因果律后，仍堅持歷史為科學。雖然我們 不能簡單地否定梁啟超的觀點，但是抽出因果律后的科學，是否能再被稱為科學， 不免讓人懷疑。
在研究方法上，何炳松亦認為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主要包括三點：第一， 觀察點的不同；第二，研究對象的性質不同；第三，歷史研究法的步驟和自然科
①《怎樣研究史地》，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07頁。
②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頁。
③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仲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飲冰室合集•文 集之四十》，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頁。
④《論歷史》，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24-125頁。 學研究法的步驟也不同①。在何炳松看來，這些不同正可以說明歷史學是純主觀 的學問而非自然科學那樣客觀的學問。從而將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完全區分開來。 由此看來，將歷史與自然科學相比附、談歷史必談因果的做法自然也就不正確了。
何炳松認為西方歷史學先附屬于宗教，后附屬于文學，只是到了近代，在抱 了科學的野心后，歷史學者才對史料進行了更加嚴密的批評，在著述歷史時更加 強調秉筆直書。這是人們認為歷史可以成為科學的表現，也增進了歷史成為科學 的信心。但何炳松同時認為，批評史料同秉筆直書，只不過是歷史科學化的初步 并不是科學化的歷史本身。因為科學的特點是：普遍性和規律性。雖然，馬克思 和Buckle （巴克耳）分別試圖唯物和唯心兩種定律來解決歷史成為科學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所謂科學，同化學、物理所謂科學是不同的”，他又進一 步解釋：“歷史所以不能成為純粹科學并不是歷史家的罪過，實在是因為歷史的 材料，同他種科學的材料不同的緣故。”②
在當時來說，李大釗與何炳松對于歷史學學科性質的認識都已經達到了相當 的高度。二人都沒有將歷史簡單地等同為科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歷史的科學性。 他們都比較清晰地看到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內容、形式、方法等方面的不同， 承認歷史研究的特殊性，不約而同地將歷史學歸為“人事科學”或“人事之演 化”。在歷史學科的研究上，二人都主張要以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借助其 它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在何炳松看來，只存在科學與非科 學的分界，除去自然科學之外，再無科學可言。歷史學既然不是自然科學，那就 不能成為“純粹的科學”。“人事之演化”僅能幫助人們明白“社會之消長盈虛” 以利于社會的“革新改善”，不能探究因果規律，自然不屬于科學。李大釗認為， 自然科學之外應該還存在著另外一類科學或是未發展到科學階段的學問，此類學 問與自然科學在追求真理方面具有“相當的位置”，作為“人事科學”的歷史學 即應屬于此類。他希望通過對于歷史現象的研究、歷史規律的探討，找岀歷史中 規律性，將歷史學發展到科學階段，進而在科學規律的指導下，推進社會的發展。 從整體上來講，何炳松認為歷史不是純粹的科學，歷史中沒有因果規律可尋，歷 史研究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從觀察點、研究對象的性質、研究法
①參見《歷史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 年版，第149 頁。
②［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6-7頁 的步驟等方面否定了歷史是科學的觀點。李大釗雖然也認為歷史科學的系統并不 完備，但是并沒因此否認歷史的規律性，他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存在根本性的 決定性因素，馬克思對于人類歷史的經濟解釋，如同自然科學發現因果律一樣， 抓住了歷史科學性的核心問題，進而“把歷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①。李大釗與 何炳松對于歷史學學科性質認知的差異即在于他們對于科學范圍的認定，同時也 是在不同視角下對于歷史學學科性質的探討。
現在看來，歷史學固然有其獨特的本質，也無需刻意地將其建設成自然科學 一樣的科學。然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李大釗將歷史學建設為科學的努力也 是很有價值的。沒有對于科學的追求，沒有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的運用，歷史學 只能是史學家筆下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無法恢復其求真的本質。誠如李大釗所言， 因為史學正處在“幼稚時期”，所以史學尚未成為科學；因為人們缺乏對于史學 成為“科學”的認識，所以才更需要堅定科學的信心。歷史由不是科學、到成為 科學、再到不是科學的認知，正是對歷史學學科性質認識不斷走向深入的過程， 也是人們的認識不斷向真理靠近的過程。
（二）歷史及其相關概念問題的區分和歷史研究方法的選擇
對于歷史及相關歷史概念的認識是產生歷史性質認識的基礎，也是進行歷史 研究方法選擇和體系構建的前提，是進行歷史研究的前期工作。在這一方面李大 釗與何炳松都有過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論述，對其進行對比與分析，有助于我 們更好地體會兩位歷史學者的史學思想。這些概念問題主要集中在歷史、歷史學、 歷史研究對象等的論述上。
李大釗認為歷史應該研究“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 。“死的歷史”指 的是那些史學書籍或是歷史紀錄。“活的歷史”則指：“人類的生活并為其產物 的文化……亦可以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縱著去看，便是歷史，橫著去便是 社會。”②因此，歷史便成了整個的人類生活，同時也是整個的社會變革。在此 之前，中國學界并沒有將“歷史”與歷史記錄做科學地區分，因此李大釗成為了
①《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7頁。 “把歷史和歷史記錄區分開的第一人”①。何炳松認為歷史有兩種定義：“一種 就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一種就是人類過去活動的紀載。”但這兩個定義極易使得 人們頭腦中岀現混亂，“因為他一方面就指的歷史本身；一方面又可以指歷史的 著作或歷史的書籍。”他同時指岀：現在科學上所謂的歷史，專指人類過去的活 動，而不是指歷史著作或歷史書籍。他認為僅用“人類過去的生活”描述太空泛， 具體應該包括一般歷史學者認為的：經濟、政治、教育、藝術五個方面，并且作 了兩點說明：從橫的方面講，是對這五個方面整體內容的研究，從縱的方面講， 是對這五個方面整體變化的研究。②李大釗與何炳松對歷史進行了主觀與客觀的 分類。主觀的歷史指的是歷史著作或歷史書籍，客觀的歷史指的是人類過去的活 動，這就使得歷史的定義更加清晰了。較梁啟超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 者也”③的籠統定義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二人都主張要研究客觀的歷史并要對 其進行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橫向的研究是對社會的研究，縱向的研究是對社會演 變的研究。主觀與客觀的分類將“歷史”與歷史記錄清晰地分開，縱向和橫向的 研究為對歷史進行全面的考察開辟了新的研究途徑。這種層次分明地區分將歷史 研究推進到更為深入的程度。不難看岀，二人對歷史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只 是何炳松把“人類過去的生活”進一步具體化為：經濟、政治、教育、藝術五個 方面。因此，周文玖才會認為何炳松在給歷史概念下定義時吸收了李大釗的認識 成果④。雖只是推論，但卻非常可能。歷史的研究對象自然涵蓋了歷史的全部內 容，即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變革。
有了歷史的概念，歷史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對歷史學概念進行了定義：“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 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 ⑤這一定義 深入地揭示了歷史研究對象應以人類為主體，強調了歷史學科應以研究變化為本 質內涵，既從范圍上拓寬了歷史研究的領域，也從重點上將個人的歷史轉移到人 類的歷史上，在當時來講已經達到了空前先進的水平。直至今日，在“史學”的
①周文玖：《史學史導論》，學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69頁。
②參見《歷史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47-148 頁。
③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頁。
④參見周文玖：《史學史導論》，學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89頁。
⑤《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5頁。 定義上，雖然各家紛紜、莫衷一是，但仍不能完全突破李大釗的這一定義。何炳 松雖然沒有直接對歷史學的概念下定義，但是不難想象其所認為的歷史學概念應 與李大釗對歷史學的定義并無大異。應該說至此為止，李大釗與何炳松在歷史的 認識上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到了具體的研究中李大釗更加注重了歷史變革決定性 因素一經濟關系的考察；何炳松則強調了 “綜合的和變化的一方面”①，更 多對表現了他對綜合的追求。于是，在走到具體研究方法上二人開始出現分歧。 李大釗開始從社會歷史整體中關鍵因素的視角去探究歷史并最終選擇了馬克思 主義的經濟史觀；何炳松則選擇了全面綜合的角度來揭示歷史的變化，最終走向 了魯濱遜多元綜合的歷史觀。
（三）歷史研究法之比較
在對歷史的性質、歷史概念及歷史學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后，運用什么樣的方 法指導或是進行歷史研究便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何炳松和 李大釗都非常注重對歷史觀指導下的史學方法及理論的探討。
1.李大釗：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
歷史學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者在歷史觀的指導下進行歷史研究的具體方法， 在一定意義上講歷史觀決定著歷史研究方法的選取。在李大釗看來，馬克思的唯 物史觀既是歷史觀，又是方法論。
李大釗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主要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馬克思認 為歷史就是指社會的變革。人類社會恰如建筑，經濟關系構成社會的基址（經濟 基礎）；政治、宗教、倫理、哲學、藝術等構成社會的上層（上層建筑）。上層 隨著基址的變動而變動，適應基址的變動②。根據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李大釗選擇了從經濟角度闡釋歷史，因為歷史就是縱向的 對于人類社會的考察，而經濟關系是社會的基址，基址的變動決定了人類社會的 發展方向，歷史的走向。因此，“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歷史不可。”恰如王學典 的評述：“唯物史觀應用于史學領域，就要求人們從經濟角度去解說和詮釋人類
①《歷史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47-148頁。
②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頁。 歷史。”①因為把握住了經濟的視角，也就把握住了歷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李大釗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從經濟角度把握歷史研究后，便開始 了對歷史研究法的探討。“歷史研究法，是說明歷史學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 怎樣去采集他們，選擇他們，編制他們，整理他們？怎樣去就史的事實，一一的 加以考證，與以確定？怎樣去考察事實相互間的因果，而說明之，解釋之，明其 所以然的道理？怎樣去匯類全般的史實，而考察其一般的性質，普通的形式，普 遍的理法？更依此理法以為說明與解釋，這都是歷史研究法的任務。”②他將歷 史研究方法進行了總結并歸為三個層次：
材料的層次f事實的層次f理法的層次
材料的層次。此層面主要是針對歷史材料的搜集、考訂與整理。李大釗認為 歷史的材料就是歷史記錄，包括卷帙、冊案、圖表、典籍、檔案等等。除此之外， 還應該包括書契、石刻、古物、龜甲文字等，以及各種歷史遺跡③。同時李大釗 也指岀，報紙是可以作為紀錄的歷史的。“亦可以說，‘報是現代的史，史是過 去的報。'”④它可以把每天發生的事情，迅捷而精確地報告出來，使讀者從中 獲取知識、得到教育、感受娛樂。李大釗較為全面地列舉各種史料，這種通過列 舉的方式往往能夠讓人更為直觀的認識史料，但也會由于缺少理論的、抽象性的 概括，而顯得龐雜。在歷史材料范圍確定后，便進入了材料選擇整理的過程，即 “匯集史料進而為精細之研究”⑤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廣泛搜集各類相關 資料，“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⑥。通過去 偽存真、去粗取精的選擇、加工過程，使史料為事實的確定提供證明與支持。
事實的層次。事實層面是對史實進行考證、確定和解釋的階段。這個階段要 求對歷史材料進行考證，得岀正確的歷史事實，并對事實進行相應的解釋。在李
①王學典： 《“年鑒范式”： 20世紀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學術史意義》， 《20世紀中國史學史論評》，山東人民岀 版社2002 年版，第68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
③參見《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 版社1999年版，第559-574頁。
④《報與史》，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243頁。
⑤《王著〈貨幣論〉書后》，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 304 頁。
⑥《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 第652頁。
大釗看來，歷史學以事實為研究對象，“調查特殊的歷史的事實而明確之，整理 之，記述之，實為史學的重要職分”①。在談到具體的方法時，李大釗認為除了 采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胡適的“實驗主義”外，還要綜合多種學科的方法， “采用生物學，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及人文科學等多研究的結果，更以證驗 于記述歷史，歷史理論的研究”②。通過多學科的交叉、多種方法的應用，來揭 示歷史真實。
理法的層次。事實的確定并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只是一種事實性的說明。在 李大釗看來，這只是對歷史初步的、基礎性的研究，對于歷史的研究，應該將其 上升到對于歷史規律的探討。歷史學家“須進一步，而于史實間探求其理法”③。 并進一步指出，“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 他。于全般的歷史事實中間，尋求一個普通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影 響與感應。”④可以看出，李大釗研究歷史終以探究理法為根本目的，跳出了就 歷史而歷史的窠臼。他希望通過對歷史規律的探討和掌握，把歷史與實際相結合， 更好地指導人們的生活、生產實踐活動，認為這才是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此外，李大釗對歷史研究法的性質也進行了說明。他認為：歷史研究法是教 人應該如何進行歷史研究的階梯，是歷史學的輔助學問⑤。因此，要把歷史研究 法作為一種方法、一種學問進行考察。同時，他也對歷史研究法與歷史理論進行 了區分：歷史研究法是說明歷史研究層次、方法的學問，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學問； 歷史理論不是歷史學的輔助學問，而是構成廣義歷史學的最重要的部分。并指出， 因為歷史理論的系統尚未完成，就將歷史理論等同于歷史研究法，以為在歷史研 究法以外再沒有歷史理論的觀點，是錯誤的⑥。從而全面展示了他對于歷史研究 法的理解。
①《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頁。
③《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頁。
④《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頁。
⑤《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
⑥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386 頁。
2．何炳松：多元綜合歷史觀指導下的分段、綜合的歷史研究
由于深受魯濱遜“新史學派”的影響，何炳松一開始就帶有“新史學派”的 歷史觀，接受了其歷史研究方法。在“新史學派”看來，歷史是進步的，應該以 進步的歷史觀為指導，并且要綜合各種新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運用心理 學的研究方法。“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歷 史不是一種停頓下進步的學問，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評、融化新史料， 他定能進步的。”①而要“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要能夠利用人類學家、 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于人類的種種發明”②。“歷史家始終是社會 科學的批評同指導者，他應該將社會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 去試驗他們一下。”③“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學里面的新 學說才好。所謂新科學，就是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同動物的心理學，同比較宗 教學的研究。”而其中又以社會心理學最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明白人類文化 傳播的原理。人類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同動物肉體上相同的地方，近世比 較解刨學已經證明。人類心理上，亦何嘗沒有動物心理的遺跡？所以我們不能不 研究動物心理學，普通以為研究歷史的人，哪有功夫去研究這類科學。其實我們 不必要做人類學或心理學的專家，才能利用各種新學說的。各種新科學對于人類 的事業，雖不免有武斷的地方，但我們斷不可因噎廢食的。”④
在此基礎上，何炳松翻譯了《歷史研究法》，這部書對歷史研究的具體方法 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證。何炳松在書《序》中指岀該書的目的是“意在介紹西洋 之史法”⑤，在正文中分別從博采、辨偽、知人、考證與著述、明義、斷事、編 比、著作等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論述。發表在1929年1月1日《民鐸雜志》第十 卷第一號的《歷史研究法》，原稿是何炳松應王云五的邀請于1918年8月7日 在上海尚公學校所作的演講，更加通俗地講述了歷史研究法的內容。他認為所謂 研究法就是探索真理、探討人類過去活動的真相方法，同中國從前所謂“史法”， 完全不同。不是專事褒貶的春秋筆法，而是真正進行歷史研究的方法。之后，他
①［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新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②［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序》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③［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 《新史學》，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35-36頁。
④［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7-8頁。
⑤何炳松：《歷史研究法•序》商務印書館民國24年版，第6頁。。 又對歷史研究法的對象，歷史研究法與自然研究法的不同之處，進行了陳述。并 討論了歷史研究法的三個步驟：搜集材料、分析、綜合。“分析”可分為：辨別 真偽、知人論世、明白意義；“綜合”可分為：判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 三個階段。用圖示可展示為：
搜集材料f辨偽f知人f明義f斷事f編比f勒成著作
就內容講：史料是起點，事實是重點，中間橋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給者。可再 圖示為：
史料f史料供給者f事實真相①
通過上述圖示，我們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從搜集史料到著作完成中間需要 許多環節，而得到史料與明辨事實真相也是有距離的。因此，歷史研究法的作用 正是指導我們獲取歷史真相。之后，何炳松從搜集材料、辨明史料真偽、知人論 世、明了史料的意義、斷定歷史的事實、比次歷史的事實、勒成專門著作等方面 進行了闡述。從而明了了歷史研究的各個環節。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研究的方 法指導、方法論的研究都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何炳松主張利用分段、綜合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和通史編纂，構成了較為完 善的理論框架和研究體系。鑒于中國史規模太大、整理起來非常困難的事實，何 炳松提出將歷史研究進行分工的設想：“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興趣所及，分 頭擔任中國史上任何一個問題，切切實實研究出一個結果來。”并認為西洋史研 究便是走到這個路徑，各國通史及世界史綱的完成，“實在因為已經有許多專篇 著作可備參考，可備取用的緣故。”研究中國史的方法和道理也一樣，“有志于 整理中國史的人應該分工來干，各人盡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歷史上的小問題；把 研究所得的作成專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萬字也好，總得以徹底解決，不勞后 人再起爐灶為主。”在此基礎上再進行通史的編纂，“就可以利用這種材料編成 一部盡善盡美的中國史。”于是何炳松進一步講，就是“先要分析，后再綜合”②。
由上可知，李大釗與何炳松分別服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魯濱遜的多元
①參見《歷史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 年版，第 147-152 頁。
②《歷史研究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66頁。 綜合歷史觀。在各自歷史觀的指導下，二人都將歷史研究劃分為不同的階段或層 次，層層推進式地搭建起了各自的歷史研究方法框架和理論體系。這種在借鑒西 方先進理論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中國實際的做法是相似的。在具體方法上，由于不 同歷史觀的指導，二人分別強調了經濟關系與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但也 都不否認其它學科對歷史學研究走向深入具有的積極作用。李大釗指岀要充分利 用生物學、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及人文科學等多種研究的成果進行歷史及其 理論的研究；何炳松則繼承了魯濱遜借助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心理學、動物心 理學、比較宗教學等進行歷史研究的理念。正是由于兩人的開啟之功，中國史學 界開始實現與西方最新社會科學門類的初步整合，從理論、方法等層面推進了中 國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型。
（四）歷史學功用認識之異同
歷史學的功用就是指史學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是對歷史學進行研究的價值 所在。劉知幾認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①楊翼驤也指出，中 國傳統的歷史學，“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輔助政務的宗旨，這是中國古代史學與 生俱來的重要特點。”②
針對傳統史學過分強調政治功用、忽視社會功用的弊端，何炳松與李大釗都 進行了批評和論述。在何炳松看來，因為人們過去只把歷史當作一種為軍人和政 客們提供參考、借鑒的前車之鑒，所以歷史著作僅僅注重因果規律的探討，以為 這就是歷史的作用和寫作歷史的目的，是很不對的。李大釗也認為傳統史學，主 要是對帝王爵貴起居、譜系的記錄，在社會文化方面，記述則較少。史書只是對 主政者行動的見解而成的③ 。“政治的歷史”只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社會 生活的全部，以政治概況社會生活，就是用部分概況全部，是非常錯誤的④。在 此基礎上，二人對傳統史學功用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剖析。何炳松認為是因為研究 歷史和地理的人不懂得“進化”的道理，不明白古今環境完全不同所致⑤。李大
①劉知幾著、黃壽成點校《史通》，遼寧教育岀版社1997年版，第58頁。
②楊翼驤： 《學忍堂文集》，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88頁。
③參見《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58頁。
④參見《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是價值》，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 1999年版，第 537頁。
⑤《〈史地叢刊〉發刊辭》，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6頁。 釗把原因歸結為歷史觀的落后：“中國自古昔圣哲，即習為托古之說……此風既 倡，后世逸民高歌，詩人夢想，大抵慨念黃、農、虞、夏、無懷、葛天的黃金時 代，以重寄其懷古的幽情，而退落的歷史觀，遂以隱中于人心。”①
李大釗認為學問的功用要反映在社會實際之中，“凡是一種學問，或是一種 知識，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學問，真的知識，否則不能說他是真的學問，或 是知識”②。他將史學的功用分為智識方面與感情方面兩部分。從情感方面講， 讀史是為了培養愛國心。從智識方面講，讀史是為了獲得觀察社會的方法，增強 人民認識社會、處理社會問題的能力。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能夠給 人民一種新的、積極樂觀的人生觀，這種歷史觀改變了“悲觀、任運、消極、聽 天的人生觀”， “卻給我們新鮮的勇氣，給我們樂觀邁進的人生觀” ③ 。李大 釗從愛國情感的塑造、社會能力的培養和人生觀的追求三個方面對史學功用進行 了較為全面的論述。
在何炳松看來，“歷史是我們對于過去的知識，他的功用在于幫助我們明白 我們自己的現狀。”④在《歷史研究法》中概括為三方面：一是窮委竟源，博古 通今。二是為研究人類科學，提供入門的坦途。三是培養智慧，此是歷史的最大 功用。“培養智慧”包括：一是受史法訓練，對于研究態度有益。二是對驅除成 見有益。三是對了解古今社會變遷，明了人事演化，推進社會進步有益⑤。何炳 松分別從認識社會現狀、研究學問之方法、培養啟迪智慧三個方面論述了史學的 功用，并將“培養智慧”分為：培養科學的研究態度、驅除固有之成見、明了人 類社會發展的趨勢三個層次。
在歷史學的功用方面，李大釗與何炳松分別從各自的歷史觀出發對傳統史學 功用進行了批判。二人都認為傳統史學功用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都主張應當把歷 史學的落腳點放到現實社會中，歷史學應該是立足于現在的學問，歷史學的功用 要放到社會現實中去尋找。二人對于歷史學在認識社會、啟發智慧、增進能力等 方面的功用都表示了認同，但是彼此又是各有偏重的。李大釗更加注重歷史學在
①《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頁。
②《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
③《史學要論》，朱文通等編輯整理《李大釗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頁。
④《歷史教授法》，劉寅生、謝巍、 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68頁。
⑤參見何炳松：《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民國24年版，第 82-83頁。 培養人民愛國情感、樹立高尚的人生追求等方面的作用；何炳松更為強調歷史在 啟迪智慧方面的作用，將歷史作為一種培養科學的研究態度、獲取社會認識的重 要方法。
五、李大釗、何炳松兩種史學思想對中國史學現代化的影響
李大釗與何炳松不僅注重西方先進史學理論的引進，更能夠將西方理論與中 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從歷史學的整體認識到具體研究上都有不乏開創之處。二人 都構建起了各自的史學思想體系，為中國史學開啟了新的研究范式。在注重拓寬 歷史學研究思路的同時，二人更加注重推進歷史科學化研究的進程，從而推動了 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進程,這些對當時的史學界及后輩史學家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 的影響。
（一） 構建起各自的史學理論體系，為中國史學開啟了新的研 究范式
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史學體系被認為是評判一個史學家對歷史學研究所做貢
獻大小的重要標準。李大釗和何炳松能夠在進步的歷史觀指導下，對歷史的科學 性問題、歷史定義及相關概念問題、歷史的研究方法問題和歷史功用問題進行了 深入地研究和探討，并在此基礎上搭建起了各自的研究框架和史學理論體系，分 別成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和“新史學派”在中國的代表，為后輩學者進行歷 史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方法借鑒。王學典對中國現有史學格局進行了總體概 括：“進入‘新時期'以來的20年，是1949年后中國大陸史學最為活躍、最為 開放、最富生機的20年……后20年間，基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觀派史學、跨學科 史學和所謂‘國學'復興的三足鼎立格局。這三股史學趨向的起伏漲落，構成了 進20年間史學界的總體圖景。”①在我們對李大釗與何炳松史學思想進行研究 后，不難發現，“唯物史觀派史學”和“跨學科史學”溯本求源正可以追尋到李 大釗與何炳松。只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前30年間，中國史學基本上是清一色 的“泛政治化史學”，由李大釗引進并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一直被樹為史 學的正統形態，但在實質上卻已經脫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被歪曲、變形為 政治統治的工具。何炳松的”新史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也只能潛滋暗流地影響著
① 王學典：《近29年間大陸史學的主要趨勢》，《20世紀中國史學史論評》，山東人民岀版社2002年版，第
251 頁。
一批又一批的歷史學者。進入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重新回歸到李大釗開啟的 道路上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社會史思潮的興起，跨學科史學研究的進步，清晰地 影印了“新史學”痕跡，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以何炳松為代表的“新史學” 理念及其研究方法的復興。馬克思主義史學和魯濱遜“新史學”再次發生關聯并 成為構成中國新史學格局的兩支重要力量。
（二） 拓寬了歷史學研究的新思路
中國傳統史學以神權史觀為導向，以借鑒為其政治功用，將歷史記述的內容 局限為“二十四姓之家譜”，極大地限制了歷史學的發展及其社會功用的發揮。 李大釗與何炳松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魯濱遜“新史學”的引進，拓寬了歷史 學研究的新思路。從范圍上講，二人將歷史內容定義為“整個的人類活動”，因 此歷史研究就為整個人類歷史的研究。就中國史而言，帝王的歷史也就自然成為 歷史研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而那些尚未被傳統史學所摒棄的、更為廣闊、更為 豐富的“人民的活動”，自然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從方法上講，“訓詁”、 “考據”是傳統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傳統歷史研究中，曾起過重要作用，但 是到了近代，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新學科的建立和新理論的不斷彰顯，借助其 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進行研究，往往會使歷史內容變得更加生動活潑，從 而得到更為豐富、更為深入的認識。李大釗與何炳松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 魯濱遜“新史學”的引進與研究實踐，借助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古生物學、 人類學，以及其它人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拓寬了歷史研究的新思路，對歷史學 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進作用。
（三） 推進了歷史學科學化研究的進程
歷史學是否為科學的問題一直以來不能形成統一意見，但是必須對歷史進行 科學化的研究則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缺少了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就不能將 真實的歷史予以還原或是追求最趨于真實的歷史。因此，對歷史進行科學化研究 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一條必由之路。
對于“科學”的地位問題，胡適在20世紀二十年代曾做過總結：“這三十年 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 與維新是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侮辱的態度。這個名詞就是'科學'。”①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大釗思考歷史學與科學的關系，引進馬克思主義唯物史 觀，努力將歷史學建構成為科學。這就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從材料、方法、理論 等各個方面冠以科學的屬性，對歷史進行科學化研究。
何炳松對“科學”雖亦存有敬意，但他不愿意將歷史與科學相比附。他認為 “歷史所謂科學，同化學物理所謂科學，是不同的”，“因為歷史的材料同他種 科學的材料不同的緣故”，歷史成不了科學，只有“研究變化的程序，是一個科 學的問題”，而這種研究自然是抱以科學態度并借助科學方法的②。這就使得何 炳松在否定歷史學是科學的同時，堅持了對歷史的科學化研究，從另一個視角強 調了歷史科學化研究的重要性。
在推進歷史學科學化研究的進程中，李大釗與何炳松雖然在歷史學是否為科 學的問題上存在根本性區別，但在歷史需要科學化研究上卻是完全一致的。二人 從不同的角度對歷史進行科學化研究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從而推進了歷史學科 學化研究的進程。
①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2 頁。
②［美］魯濱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6-7頁。
20世紀上半期是中國史學由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進行轉變的重要時期，在 這一時期里，中國史學界名家輩出，何炳松與李大釗就是其中最為閃亮的人物。 從最初的素不相識到共同踏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講堂，二人有著相似的國學背景 和西學經歷，共同經歷了一條由私塾到學堂再到出洋留學的求學道路。在中外史 學思潮相互交織的影響下，李大釗與何炳松分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和魯濱遜 的“新史學”。二人的史學貢獻初期主要體現在對西方史學理論的引進上，李大 釗所引進的是當時世界乃至今日世界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引進造成了中國史學界的地震，李大釗在中國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開啟了它在中國史學領域的持續影響。何炳 松翻譯的魯濱遜《新史學》，改變了西方史學理論經由日本轉而傳到中國的路徑， 開啟了中國史學家與西方史學理論的直接對話，對中國史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隨后，李大釗與何炳松在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北大歷史系的講堂上，將 各自引進的史學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分別構筑了自己的史學思想體系， 開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史學”研究的道路，從而將西方史學理論 的簡單引進發展到西方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具體應用層面。也正由于西方史學理論 在中國史學界及社會中的實際價值，才使其煥發出了更強大的生命力，西方史學 理論的引進及其中國化進程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持續而廣泛的影響。李大釗與何 炳松在闡述各自史學思想時，對彼此的史學觀點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評，但是這 并沒有使二人產生無休止的爭論，而是使二人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彼此史學觀點中 的優劣，從而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不斷發展完善各自的理論體系。鑒于神 權史觀的廣泛影響和傳統史學的局限，二人非常注意利用新的歷史觀為指導，借 助新科學的研究方法，拓寬歷史學研究的新思路；在具體的歷史研究過程中也非 常注重推進歷史科學化研究的進程。這些都是二人為中國歷史學做出的貢獻，推 進了中國史學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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