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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知識界外交思想研究 ——1931-1945
發布時間：2022-12-22 14:30
導論 1
一、 問題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基本內容與意義 6
三、 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 8
四、 相關的學術研究回顧 12
第一章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的外交觀 17
一、 從被逼簽城下之盟到憤而反抗 17
二、 外交活動的主要內容 19
三、 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22
四、 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史家史觀解析 34
五、 簡要的小結 36
第二章學政復合體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實踐 37
——以胡適、蔣廷嵌為研究對象
第一節胡適的外交思想及其實踐 39
一、 胡適外交思想的提出 39
二、 胡適的外交思想 41
三、 胡適的外交活動 56
四、 胡適外交思想及活動評價 73
第二節蔣廷獻的外交思想 77
一、 蔣廷鞭外交思想的提出 77
二、 蔣廷厳的外交思想 78
三、 《中國近代史大綱》中體現的外交思想 91
四、 蔣廷虢的外交活動 96
五、 蔣廷蔽外交思想評價 99
第三章媒體人的外交思想 101
——以《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蕓生為研究對象
第一節張季鸞的外交思想 103
一、 張季鸞外交思想的提出 103
二、 張季鸞的外交思想 104
三、 張季鸞外交思想及相關問題之評價•二 121
第二節王蕓生的外交思想 124
一、 王蕓生外交思想的提出 124
二、 王蕓生的外交思想 126
三、 王蕓生外交思想評價 148
第四章顧維鈞的外交思想 150
一、 顧維鈞外交思想的提出 150
二、 顧維鈞的外交思想 151
三、 顧維鈞外交思想簡評 162
第五章結論 164
參考文獻 169
后記 180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現代史上，抗日戰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因為這一戰爭，不僅扭 轉了此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被動挨打局面，而且還確立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大國 地位。中國這一國際地位的獲得，可以說是與中國成功地制定與實施了適時的外 交政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關于戰時外交問題的研究，目前學術界大多集中在當 時的國民政府及后來成為中國惟一的執政黨共產黨的外交行動及思想上。從戰時 外交總的研究情況看，基本上都肯定了當時國共兩黨外交思想、外交政策或活動 對中國抗戰成功的貢獻。①國共兩黨戰時外交的研究，豐富了抗戰史、中國外交
■學者稱抗戰時期的外交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最為充分的一部分”（王建朗：《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 ——試析二戰爆發前后的中國外交》，《歷史研究》2004年1期的注釋①）；“研究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的學者 認為，'苦撐待變'是國民政府的在抗戰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針”，"國民政府期待的’變'是指國際局勢的重 大變化，從而加速世界反侵略陣線的形成，使孤軍奮戰的中國獲得強大的同盟軍”，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特 別指出了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歐戰爆發后，中國對歐洲局勢的外交因應，意 義重大，但除各別著作稍有論述外，絕大部分甚少涉及，也缺少研究專題。因資料缺少的關系，所以他的 文章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多少有些猜測的成分在內.作者認為：按照一般研究者得出的結論，1939年歐戰 爆發后，歐戰應該為國民政府所歡迎，因為它加速了世界兩大陣營的分化組合，對中國爭取民主陣營的援 助有利；但仔細研究發現，國民政府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有過程的，在歐戰爆發前的一段時間內，國民政 府并不像其后來所說的那樣，期盼世界戰爭的發生；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擔心中度過了最初階段。此后國民 政府謹慎應對，并力圖因勢利導。王建郎:《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試析二戰爆發前后的中國外交》,
《歷史研究》2004年1期，第116頁；國民政府在抗戰發生后的外交觀念是爭取一切可以幫助我們的力量 共同抗戰，這些力量包括除侵略者日本之外的所有國家的力量."九一八”事變發生，國民政府本著“攘外 必先安內”的對外對內國策，放棄了之前的廢約運動，轉而將中日沖突問題訴諸國聯解決。當國聯處置不 力、日本退出國聯后，發動了熱河戰役、進犯長城.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沾協定》， 中日之間的戰爭暫時停止。此后國民黨對內全力剿共，對外則與日本修好，經濟商業往來不斷、高層領導 人互訪不斷；與此同時以國聯為依托，與各國開展了技術合作，全力開展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在此期間 對FI本的進逼取步步忍讓的策略，以培養國力（李云漢在《"九一八”事變前后蔣中正先生的對日政策》一 文中就持此觀點.他認為，蔣介石對日本最為了解，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忍耐并默默積極地從 事御侮雪恥的準備工作。作者認為："九一八以后的局面，己形成日本獨霸東亞之勢，他在民國二十三年， 即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于三年之內爆發”，國人應利用這寶貴時間，“開拓出一條生路”.中國六年的奮斗, 走上復興自強之路，有這六年的建設，才奠定了我們八年對日抗戰的最后勝利的強固基礎。載《抗戰勝利 四十周年論文集》（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1月）.“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以“苦 撐待變”的國策堅持抗戰，同時開展積極的外交活動爭取國際社會經濟上、道義上的援助，同時積極的促 進國際社會愛好和平的力童共同制止法西斯勢力的侵略戰爭，此后又與美英蘇等國一起，共同發起并積極 地促成了維持國際和平與秩序的組織——聯合國的成立。由此觀之，國民政府的外交觀念也不是一成不變 的，是隨著國際政局、國內政情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在野黨，且處于國民政府的圍追堵截 的環境中，但依然對“九一八”事變后中日的沖突予以密切的關注，并發表自己的主張與建議，并積極地 行動起來.因為共產黨在1949年10月以后，成為中國惟丁的執政黨，所以研究、考察中國共產黨在“九 一八”事變后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及國際關系問題的思想觀點，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 從中能看出中共在戰后及其執政后外交政策的原則及走向。故中國共產黨的戰時外交問題自然的成為抗戰 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其成果豐厚。除下文所列的專著外，在黨史、現代史的教科書中也有不小的篇幅 述及，此外尚有大量的論文。從目前的悄況看，研究共產黨戰時外交的學者，均認為在"九一八”事變至 二戰結束，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因國際政局的演變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交觀念的變化反應了共產黨融入 世界的進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本來只在共產國際劃定的范圍內活動，對帝國主義國家采取堅決對立 的立場，這時則積極與美英打交道，認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連成一體'”，中國共產黨外交觀念的轉變 是與國際政局的變化、尤其是蘇聯外交策略的變化密切相關的.在“九一八”事變與“七七”事變之間， 中國共產黨自居于中華民族抗敵斗爭之外，提出了 “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七七”事變尤其是太平洋戰
史研究的內容。但是，仔細分析研究成果發現，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對當時有相 當影響的所謂中間勢力或中間派別①的外交主張及建議卻研究不多。鑒于他們所 處的社會地位及身份特殊，為國共兩黨同時爭奪的對象。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了 這些中間勢力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作用問題，并將爭取中間勢力作為統一戰線 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在1941年時他就指出：“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 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 能解決中國問題的”。②因此中間勢力“能對中國政局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或影響”，③同樣，他們當中的知識分子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自然也對中國當政 者外交政策制定、對國民的外交輿情產生影響，他們的外交思想是抗戰時期中國 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岀了貢獻。所以，本文旨在研 究抗戰時期所謂的“中間勢力”中的知識界的外交思想，探討其在外敵入侵、民 族生死存亡的危機之時的重要作用與特色，希望能借此研究，彰顯中國人的外交 觀念，經抗戰而成熟、完善并走向世界的歷程。
爭爆發后，美國需要利用中國的軍隊包括中共的軍隊，打擊日本，中共和外部的聯系多起來。1941年6月 22 0,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坐山觀虎斗的策略失敗，蘇聯重新解釋了這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已經由帝國主 義國家之間的非正義的戰爭變為反法西斯的正義的戰爭。據此，中共的戰略也做出了重大修改。1941年7 月7日發表的《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決定聯合英美，改變了由中國進行“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的原 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參戰。1941年12月8日，發表《中共為太平洋戰爭宣言》、12月9日發出黨 內指示《關于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央黨校出版 社，1991年）。在這兩個文件中，中共認為“值此國際形勢變化之機，從內政至外交”的政策都要改變， 以適應目前形勢。所以擁護反法西斯陣線的聯合，主張與抗日友邦締結軍事同盟，認為英美等國的抗日戰 爭是正義的戰爭，“中共應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這表示，從中共的外交觀念上講 已經因國際形勢的變化自然的發生了改變，中國的抗戰正式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這是中國共 產黨走出中國、共產國際圈子進入世界政治舞臺的重大步驟”（王檜林：《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兩種趨向： 融入世界與轉向民族傳統》，《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1期。楊奎松在《毛澤東蘇聯觀變化原因剖析》一文 中也指出；蘇聯的國際戰略或對外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見楊奎松個人網站 httD：//www.yangkuisong.net）。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對外關系的論述，表述了在政治與經濟 方面加強與世界聯系、贊同建立保障戰后國際和平與安全機構的思想，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觀念上已經 融入世界（關于抗戰時期中國人外交觀念與“九一八”之前的不同，有學者指出：抗戰前的中國外交，專 注于自身地位的改變，對國際事務，無力顧及也無發言權。在存亡絕續的民族危機面前，救亡圖存的巨大 壓力和動力之下，中國的外交方針、策略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積極性、主動性大為增強。但是中國人思想 觀念的變化是否稱得上革命，我們釆取慎重的態度，但產生了新思維是可以肯定的，這種變化是中國融入 世界過程的大事，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大事.見王檜林：《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國際觀念的變化》、王建 朗：《抗戰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變遷及角色轉變》，《史學月刊》，2005年9期）.
»中間勢力或派別包括當時一些國共兩黨之外的小黨派，亦包括無黨無派的知識分子（當然知識分子中的某 些人因所辦刊物之命而被冠以某派，如新月派、獨立評論派等）.對于這些人物，近來有學者在研究中國現 代史時將他們稱為“第三種力量”.聞黎明在《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一書的《緒論》中說：
“在國共兩級之間，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空間°”其間“生存著的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與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思想 觀念、意識形態，政治目標乃至國內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離的集團、群體，以及為數眾多的以個人身份 .從事政治活動的無黨派人士與自由主義分子，其中也包含國民黨內的一些開明分子。它們雖然游離于主流 勢力之外，卻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且其實賒和潛在作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社 會走向•” “對于這一部分社會力量，目前史學界習慣稱之為'中間勢力'或'中間力量不過，這些名詞 都是在特定的國共斗爭環境下使用，但它們有些活動并非與國共斗爭絕對相關，鑒于本書將這些對象納入 研究范疇，故爾使用了目前還未被正式引入史學用語卻具有政治屬性的'第三種力量'這一特定名詞。”聞 袈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0月。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41頁，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
④韓泰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間派別的產生及其基本主張》，載王淇主編：《世紀風云——歷史選擇了人 民共和國》，第95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關于中間派別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另可參見同書 所載的沙健孫:《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中間路線》;王沛:《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是歷史的必然》。
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直遭受著西方列強的威逼與凌辱，一系列不 平等條約的簽訂，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國天朝大國的地位及觀念在 已經現代化的西方列強的逼迫下一落千丈。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次失敗，使中 國士大夫階層的有識者開始關注外交事務、世界情勢的演變情況。從道光、咸豐 年間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開始關注中外關系及西方世界的情況、并就此著書立 說，以圖資政。①進入二十世紀后，鑒于中外關系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逐漸覺 醒的中國人開始關心國家的對外關系，在一系列的攸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外交事 件中，逐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作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民外交。②
民國成立后，尤其是巴黎和會之后，國民外交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日益增強。 ③此后，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或策略時，一般而言是考慮或注意國民的外交觀念
①他們當中較有影響的有魏源寫的《圣武記》、《海國圖志》，梁廷精的《夷氛聞記》及《粵海關志》，夏 燮著的《中西記事》及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由于魏源與林則徐不尖關系密切，所以他寫的書史實較詳細， 若從學術成就上講魏源是比較好的；但即使如此，他的《道光洋艘征服記》里所記史實錯誤仍不少，蔣廷 緘曾評價說：“我們不要忘記魏默深也是時代的產物。道光時代的大學者關于西洋的知識是很模糊的，雖然 默深編了一部《海國圖志》.他們的歷史哲學仍舊是千余年前的傳統見解；'褒貶善惡’、，資治借鑒'。”因 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記》里面屢屢說明'洋事轉機'，而史實的敘述卻有許多很可笑的錯誤。”（蔣廷 獻：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事考》《蔣序》.文通書局，1942年。）以至于幾十年后，有學者專門著書予以 糾正，這就是姚薇元在1933年所著的《鴉片戰爭史事考》.從考證的結果看，即使如魏源這樣的學者對西 方世界的認識也是相當有限的.這就說明，由于時代的限制，雖然學者欲總結中外關系過程中中國何以失 敗的原因，以供政府在對外交往中借鑒，但以魏源等對世界的認識與了解的程度研究得出的結論，對政府 的貢獻是有限的.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近代中國何以會在與西方的交往中始終處于劣勢、且變得愈加貧弱。 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增多，經歷多次失敗的中國人，逐漸地意識到僅僅靠拒絕與西方的接觸，中國是不會避 免被欺凌的地位。于是他們以自己所了解到的西方強大、中國貧弱失敗的條件，開始了自強之路——洋務 運動。但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證明了中國自強的徹底失敗，而庚子事變及《辛丑條約》的簽訂，更昭 示了中國自近代以來對外關系的總失敗.不僅中國的百姓直接品嘗到了外交失敗所帶來的持續不斷的惡果， 清政府最終成了洋人的朝廷，這種狀況一致持續到清王朝的垮臺。
©關于"國民外交”的定義，輿論驕子梁啟超在演說中曾提及：“現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國民外交。所謂國 民外交者，非多數國民自辦外交之謂也，乃一國外交方針，必以國民利害為前提也.……當此國民外交時 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則在國民審察內外形勢，造成健全之輿論，以為政府后盾。” 見《梁任公在國際稅法平等會之演說詞》，《東方雜志》第16卷第2號，1919年2月15 U.第163、166 頁。1930年代出版的《外交大辭典》將“國民外交”定義定義為："國民外交以國民輿論或權能，監督并 督促外交當局，使外交方針與國民意志意志一致，是謂之為國民外交這是不同于以前的秘密外交而言。
“論者或以國民外交即由國民自己參加外交；其實不然國際間實行之國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輿論一 一依國民之良知良能，批評外交之當否；鼓吹國際之諒解與友好.（-）限制外交權一如關于國家之重大 外交事件（宣戰、媾和、締約、領土主權之變更等），常依憲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經過種種慎重手續，然 以國民大勢為依歸而決定之.（三）設量常設外交委員會一以備政府之咨詢，或審査政府之案件.（四） 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國共和憲法第六十條：瑞士國一九二一年之新憲法第八九條均大致規定，舉 凡國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須國民以總投票之方法決定之.（五）國際上之限制——如聯盟規約第十八條，凡 一切條約必須向國聯登記，然后經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積極防止秘密條約，而消極的促進國民外交之方法 也。”外交學會編：《外交大辭典》，第733頁，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
®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國政府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的舉動，可以說是政府外交與國民外交共同作用 的結果。此后，北京政府又開展了與列強各國的修約運動，雖然結果不盡如人意，但畢竟開始了中國主動 的要求與帝國主義國家修改或解除不平等條約的努力過程。與此同時及稍后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使西方 國家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誠如時人所言，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為“實現中國之 自由平等，不僅要消滅封建勢力，同時更要排除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此種反帝國主義之運動，反 應在外交方面”，是“態度強硬，主張激烈”（吳頌皋：《十年來的中國外交》，載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十 年來的中國》，第28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民國叢書》第五編（69）］）.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 在外交政策上仍以取消治外法權、關稅自主為中心的取消不平等條約及爭取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為主。由 此可見這時的外交觀是以中國為考慮中心，套用現下的流行用語就是一"中國中心觀”在辦外交。以為廢 除了不平等條約，就會在國際社會與列強處于平等地位，沒有注意到應將世界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與中國 的對外對內政策的互動問題.尤其是沒育考慮到國家的周邊安全問題，反而與周邊的蘇俄因中東路問題搞
或外交思想的價值取向，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策略必然反映這一時期國民的 外交意向。尤其是在面臨外敵入侵、國族危亡，需要動員全民族的力量來完成這 一偉大使命時更是如此。
“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七七”事變后，日本人大舉進攻，大片國土淪喪, 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民族存亡絕續之際，以何種思想處理 外交問題，就成為攸關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抗戰時期的中國，從政府到國民（不 同層面）均對中日關系問題表示了極其嚴重的關注。為解決中日間的沖突問題， 政府及各黨派、知識階層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就與此相關的該如何與世界各 國保持何種關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提出這些主張、建議的宗旨，均是為 該如何解決中國與日本的沖突、中國怎樣才能贏得抗戰的最終勝利、如何看待分 析國際形勢的演變以制定我們的外交策略、如何爭取與聯合世界各國同情中國的 力量共同擊潰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當然，因所處的地位不同、及所信奉的理論 觀念不同、對世界局勢認識與了解的程度不同，他們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影響 及實際作用也會有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故惟有對不同集團、黨派、階層 人員的外交思想予以分別、具體的、歷時性的研究，才能彰顯中國人外交觀念因 中外政局的變化及中國人對世界了解的增多而漸趨一致的現象、對外交事件的解 決的主張漸趨理性與成熟的歷程。只有了解了在外敵入侵背景下中國人外交觀念 變化的歷程，才能更充分的認識當時不同黨派、團體、階層的人何以能團結起來, 積極的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歷史洪流中去；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地評價中國抗戰成功 的原因；并能對當時中國人外交觀對爭取抗戰的勝利作用及與之前的外交觀念的 異同、抗戰后期中國人對戰后中國外交問題的設想作出一個理性的評估。
從目前所看到的有關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外交問題的著作、論文中可見， 絕大部分是研究國共兩黨及其政權的外交思想、活動，有極少部分涉及到了國民 外交對政府外交的影響的研究，但對于造成或引導國內外交輿情、國民外交的實 踐者的知識界在抗戰時期提出的外交思想的研究還是相當欠缺的，似乎成為戰時 外交研究的盲點。這直接導致了對中國戰時外交成功原因的評價的欠缺。因為中 國戰時外交成功因素很多:一方面取決于中國政府制定的適時的外交策略及依此 進行的外交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外交上制定何種政策及該作何種努力要依賴 于人們對中日關系演變情況、國際情勢的嫗變情況、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 調整情況的認識程度。
當時政府對中日關系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情況的認識與了解，主要依據專家、 的很緊張，也沒有注意到日本對東北的應覦（蔣廷敲在其《回憶錄》中談到了對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擔憂： 他說，"當然，所有不平等條約均應廢除.我想：廢除不平等條約并不是中國外交部長最困難的工作。當時 中國最大的外交問題，•我認為是'東北問題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一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要維持某些 國際菠善關系，以解決東北問題。”見蔣廷縱：《蔣廷敲回憶錄》，第117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2003 年9月）。 ■.
學者、報人的研究及職業外交官所提供的情報信息。所以他們對中日關系、國際 關系及世界各國歷史及對外政策進行的研究，以及以此為依據所提出的關于中國 外交問題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為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據或參考。 至于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或決策過程中采納了他們的主張或建議的哪一部分, 由于材料的欠缺，尚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但從“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不斷 的找專家學者談話、并向他們征求關于中日沖突問題的意見的情況看，他們關于 國際事務的知識、研究的結果，會對蔣介石的外交政策產生某種影響。①從蔣介 石對學者、輿情的重視，及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入政府工作的情況看，他們的 研究及外交主張被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或策略府參考或釆納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同 時政府不時的向駐外使館人員征詢所在國家的情況及相關的國際情勢等也證明 了政府對外交官員主張與建議的重視。當然外交政策的決定權完全掌控在蔣介石 手中②，這在《顧維鈞回憶錄》中有記載，如堅守上海的決定就是顧維鈞等向蔣 介石建議并經蔣介石說服其他官員而決定下來的，他得出結論，由于體制模糊不 清及決策權的不明確，“總是由蔣委員長一個人來左右局勢。”a
知識界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見解一方面通過他們個人的人際網絡關系經政 府的組織系統上達政府而引起政府的重視并在制定政策時予以借鑒；另一方面以 他們所掌握或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報刊為載體，直接影響政府決策人、影響著國 民的外交輿情與行動。
總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與當時中國知識界對外 交問題的研究與主張密不可分的。知識界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是抗戰時期中國人 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遺憾的是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遠遠不 夠，本文之所以選擇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外交思想進行研究，其目的就是彌補戰 時外交問題研究中在這方面的不足。
關于抗日戰爭的起訖時間，學術界通常認為從一般人認為從1937年“七七” 事變爆發開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前后八年，稱為“八年抗 戰”。本文把抗日戰爭的上限延伸到1931年的，主要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九一 八”事變發生后，當時的國民政府將其定性為地方性事件，指令地方政府及國民 不許擴大事態。但在《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并沒有停止在中國擴張勢力的計
®這可以從胡適在這一時期的日記及研究人員對這一時期國民政府與知識界的密切接觸中可見一般.“七七 事變”前，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呼聲極高，國民黨內主戰的勢力漸占上風，為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進一 步聽取民眾的意見，國民政府決定邀請各界名流到廬山共商國是，被邀者200余人。張季鸞、王蕓生、胡 適等均參加了談話會，具體的內容參見賀偉：《＜廬山談話會＞及＜抗戰宣言〉發表始末》，載《炎黃縱橫》， 2007年第6期。
®這可以從楊天石關于抗戰時期的中日間秘密談判的系列研究論文中的到證實。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 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一九三O年代的中國》（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9月； 楊天石：《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載《歷史研究》2006年5期.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 史研究》2005年2期。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冊），第680頁、6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劃，而是從經濟入手一步步地實施他們侵占中國的計劃、同時不斷地在政治上在 華北制造事端，逐漸消弱國民政府對華北地區的控制權利，當他們認為準備很充 分后，就挑起“七七”事變，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當時不少學者在“七七” 事變發生后，就認定此次事件是“九一八”事變的延續，在性質上是相同的。而 當代的不少學者也釆此說。①另外，鑒于“九一八”事變對中國國家及社會的影 響，將“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認定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開始也是合適的。從國家外 交層面講，此后中日兩國在實際上處于敵對的狀態，中國一切的內政尤其是外交 活動都因“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而改變。“九一八以前中國之外交，其主要目標 為取消不平等修約，可稱為修約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以后到現在（按：指1937 年），中國外交無疑的是以對日為主，經過許多曲折與變遷，似乎已由消極而轉 向積極，漸漸踏入自主外交的理想”境地。3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與意義
本文以抗日戰爭時期知識界的外交思想為研究對象，并將其置于20世紀初 年以來中國人外交觀念的嫗變及行動中去考察。旨在揭示在臨外敵入侵、民族主 義思潮高漲、國族意識增強、與世界交往的增多的背景下，知識界的外交思想以 救亡為主旋律的時代特色及外交觀念的嬉變情況；顯示中國人以抗日戰爭為契 機，為徹底結束中國被列強欺凌百年的歷史，在外交觀念上逐漸變得成熟起來的 歷程。研究和總結抗戰時期中國人處理對外關系的思想，總結其留給我們的思想 遺產，對于當今國家的外交策略及具體政策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鑒與啟示意 義。考慮到知識界的職業特點及他們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對公眾、國家層面的影 響，筆者將研究的對象指向由學入政者（指進入外交界）的學政復合體人士、職 業報人和職業外交家三個不同的層面。
學政復合體人士主要選取胡適與蔣廷蔽為研究對象。他們二人在“九一八” 事變后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創辦《獨立評論》。在《獨立評論》《引言》宣稱：我們 “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 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③他們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與建議在當時影響頗大，以致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的《抗戰史料 叢編初輯》、《中國抗日戰爭大事記》（北京出版社1997年）持此中觀點。袁旭、李興仁、雷德昌、吳姜華 編著的《第二次中日戰爭紀事（1931、9-1945、9）》（檔案出版社1988年）也持此觀點，只是將抗日戰爭 以“七七事變”為界標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為局部戰爭、后期為全面戰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也將“九一八事變”作為抗日戰爭的開 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8月）。
®吳頌皋：《十年來的中國外交》，載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十年來的中國》，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37 年版。［《民國叢書》第五編（69）］
®在《獨立評論》一周年時，胡適曾說：“我們自始就希望它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 引起蔣介石的高度關注，多次召胡適與蔣廷戲談話，就中國的外交問題聽取他們 的意見，他們的外交思想對政府、國民的外交輿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職業報人 的代表人物以《大公報》的前后兩位主筆張季鸞、王蕓生為代表。他們二人均高 度關注中日之間的戰爭，對抗戰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評與忠懇的建議，尤 其是對中日關系、世界政局的發展進程多有準確的預測，他們的外交言論對國民 及政府的決策層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贏得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職業外交 家代表以顧維鈞為考察對象①。關于顧維鈞與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關系尤其是外 交思想，已有學者從其外交思想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研究，本文只是依據《顧維 鈞回憶錄》及學者的研究，將其外交思想梳理歸納、顯示其外交思想提出的旨趣,
公共刊物”。《獨立評論的一周年》，（《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 口；蔣廷蔽也曾對胡適談過 關于《獨立評論》的情況：“昨夜翻看《獨立評論》，覺得我們做的文章至少總可以算是認真想過才做的。 只此一點，《獨立》當然是今日國內第一個好雜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6）》（6）,第 30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在學界有學者提出，顧維鈞在身份確認上應歸類于職業官員而非知識分子或學人。但依據筆者閱讀《顧維 鈞回憶錄》的體會，認為將其歸為知識界是恰當的。況學界亦有學者對此提出論證。岳謙厚在《十字路口 的顧維鈞——對兩難境遇中的自由主義者的考察》一文中，自然的將顧維鈞認定為是“自由主義知識分了”, 見《史學月刊》2002年1月。章清在《“學人外交”：從幕后到前臺——以胡適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馬 克斯•韋伯闡述的現代社會的"科層制”以及“政治作為一種職業”時，特別揭示了在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 程中“現代官員發展成為一種特別通過長年培訓，在專業上訓練有素的、高品質的腦力勞動者,他們為了 保持其純潔性還具有高度發展的等級的榮譽”的理論，認為，“隨著’天下'向'國家’的過度，無論是最 初辦理'夷務’的'士大夫'，還是出現接受現代教育的一批職業外交家，在身份的確證上，或都不便否認 其'學人'的身份見金光耀：《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3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岳 謙厚從《顧維鈞回憶錄》中所提到的顧維鈞對政府與政黨政治的的相關表述“我是不參與政治的”，“我自 從擔任公職以來一貫方針，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議采取這種或那種步驟時，先問問自己，這樣做是否在 •為中國服務并對國家有好處。……我經常認為，一個國家能立足于世界各國之林，就必須有一個有組織的
政府”。“我把中國看做一個整體。我認為這才是惟一的善為中國服務之道”等類似的言論，評論說：“他努 力置身于政治和權力斗爭之外，并不表明他能在各政治派別的斗爭中保持絕對的超然姿態或長期的超然姿 態。反過來，正是他努力追尋這樣一種姿態，使他得以長時間活躍于民國政壇并往往成為各派共同接受的 人物”。“他和同時期的自由主義者胡適一樣，承認政黨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他們把自己視為’超 出常人的和獨立的'，只知社會與國家，而不知政黨和派系，只持政見，而不持黨見的一種人”；“身受西方 文化和自由主義政治思潮影響的顧維鈞，……就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系而言，作為生活于一定社會中的人， 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顧維鈞自美歸國后，一直擔任政府的高級官僚，"與西方政治規范中的 自由主義難以吻合，亦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等人顯有不同。但肯定的一點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 方自由主義的接納，是在救亡圖存和富強中國等背景下發生的，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參與政治或擔任政府 公職，并不一定以謀取官位為終極目的，而是為了實現其思想觀念與政治理想”（引自胡偉希：《理性與烏 托邦——20世紀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載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1997 年3月）.岳謙厚認為，顧維鈞屬于這一類自由主義者，因為他自己說：我“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 中國的福利，以個人身份從事工作的”，"我之所以參與政治，只不過是為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維持一個政 府而己”，并“保證根據憲法使國家事務有秩序地進行”。據此推斷，“顧維鈞至少在政治理念上含有自由主 義的成分。就是具體行動，亦并非無跡可尋，最明顯的實例是曾參與20世紀20年代轟動一時的'好人政 府'，這個'政府'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政府”。見岳謙厚《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第190、196、 205、2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資中筠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一文中 有這樣的表述：顧維鈞“和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處于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在“中國政界能保持 相對超脫的地位°”《百年潮》，2000年10期.唐德剛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及民國外交史雜記》一文中 有這樣的行文：“我所謂職業外交官，不但說他一輩子的主要職業是從事外交工作，而且包括這一層含義， 即他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所受的教育和訓練，也都是服從于培養擔任外交官的目標°”即說，有專門的職業 訓練.（金光耀：《顧維鈞與中由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據《現代漢語辭典》（修訂版） 中對“知識分子”詞條的解釋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第1612頁）；對“腦力勞動” 詞條的解釋是：“以消耗腦力勞動為主的勞動，如管理國家事務，組織生產，以及從事政治、文化和科學研 究等活動"（第91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綜合以上的考慮，筆者將顧維鈞在身份確認上歸 為知識界的一員是恰當的.
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并給予簡略的評述。將他的外交思想置于此文中考 察,主要是為揭示知識界不同層面人員的外交思想在抗日戰爭特殊的歷史背景下 的共性。他的外交思想不僅有針對性、而且具有策略性與前瞻性。
知識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戰時期中國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故對抗戰 時期中國知識界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及變化給予具體、細致、系統的研究不僅是 十分必要的，而且非常有意義。不同集團、階層、職業的人因對世界認識了解的 不同，所提出的解決中日問題的外交主張也會不同，其間，可能因為對世界政局 及國內政局的不同分析與定性而形成差別，其外交主張會有一定的差異。當危機 逼近、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時，他們會因面臨共同的敵人而團結起來，共同對 敵。為達到目的，他們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聯合一切可以相助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世 界反法西斯力量、徹底擊敗日本法西斯勢力。抗戰后期，當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勢 力共同抗敵的目標達成后，他們又會考慮戰后的集體安全問題。所以，本文要研 究的就是知識界不同層面的人員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及主張的具體針對性或是否 具有長遠性的戰略性、他們對中日關系、國際政局發展嫗變的趨勢的判斷或預測 準確性與否。通過對他們主張的外交思想的具體、詳細的研究，探尋他們外交主 張的異同，從中揭示出他們主張最終趨于一致性的現象。
抗日戰爭，使中國人外交的首要目標由廢約轉變為結束中日戰爭；中國人因 這一改變而逐漸地融入世界。若缺少了對知識界外交思想的研究與評價，那么對 中國抗戰成功原因的評價及對近代以來中國人外交觀念嬉變的歷程的評價將是 欠缺或不完整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與認真研究的課題。本著這樣的認 識，筆者擬對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不同層面人員的外交思想及嫗變情況予以具體 的、詳細的個案研究：一方面可以彌補戰時外交研究在這一問題上研究的不足, 豐富戰時外交研究的內容，完善中國抗戰成功原因的評價；另一方面，亦能完善 中國走向世界歷程的評價、深化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鑒于對抗戰時期知識界外交思想這一問題的研究與展開，不僅需要技術層 面上的技巧與進步，更依賴于對原始文件的閱讀。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精力的 持續投入，筆者定會對此問題予以全面的闡述，以進一步建構起這一時期中國社 會不同集團、黨派、階層人群的整體的外交思想交流與實施的完整的歷史畫面。
三、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馬克思主義科學唯物史觀為指導，對抗戰時期社會諸階層的外交思想 作科學的探討和分析。同時，在研究中，由于問題研究的特殊性，也注意引入了 社會學的“功能沖突理論”對戰時中國知識界外交觀念作具體分析。這里，有必 要對此相關問題作一說明。
社會沖突理論流行于20世紀60年代后的美國、西歐，是當時社會矛盾日益 緊張與不安的學術反映。社會沖突理論是激進的社會思潮的代表，強調“社會沖 突對于社會鞏固和發展的積極作用。”①這一思想源遠流長。最早產生于歐洲。德 國的卡爾•馬克思、韋伯等思想理論被認為是沖突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 的階級斗爭學說及以經濟為標準對社會政治關系考察的模式對沖突理論的形成 影響極大。韋伯對社會階級的劃分更為具體，他反對以經濟基礎作為決定社會結 構和社會生活惟一條件的觀點。
20世紀60年代是社會沖突理論的大發展時期。美國涌現了一批著名的社會 沖突論者：米爾斯、科塞、柯林斯等。米爾斯（1916-1962）的代表作有《權力 精英》、《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等。他對中產階級白領階層的研究，以及權力 研究及權力精英論，是對沖突理論的重要貢獻，是以沖突論為代表的激進地批判 社會的思想先聲。②“功能沖突論”是米爾斯之后流行于美國社會學界的主要的 沖突理論，代表人物為科塞③，代表作為《社會沖突的功能》（1956年）。他退休 后曾擔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由于其學術淵源，科塞的理論即有結構功能論的 背景，又有沖突論的立場。在他之前，一般的社會學家承認社會沖突的存在和作 用，但是認為所起作用是有害的。科塞創建這一理論的目的，試圖證明“沖突對 于社會結構的建立和維持能夠做岀潛在的和積極的貢獻。”他接受了早期德國社 會學家齊美爾沖突論中包含的“通過改革和創新解決沖突和阻止社會系統僵化的 見解”④，據此提岀了自己的假設：沖突“增強而不是降低了特定社會關系或社 會群體的適應或調整”，對社會群體有維持的功能。他將沖突分為外部沖突或內 部沖突⑤，外部沖突是指一個社會系統與其外部的矛盾和對抗。
筆者的這一探討，主要借鑒了科塞關于外部沖突的理論：“群體之間的沖突 具有促進各個群體內部成員之間凝聚力與整合度的積極功能。”其引用齊美爾的 話說：“沖突狀態使成員如此緊密結合起來，并感到同樣的刺激”，使他們感到必 須通力合作。一即必須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點，以便能在任何時候，任何需要的 方面使用這些力量。⑥與外部群體的沖突使一個群體內部的成員受到相同的威脅， 產生一種“生死與共”、“風雨同舟”的感覺，使群體成員更加意識到相互之間的 統一性和依賴性，從而增強群體內部的團結。⑦科塞特別指出，外部沖突與內部 e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第247頁，北京：中國》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第25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劉易斯•科塞（1913-?）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生于德國柏林猶太富商家庭• 1941年移居美國• 1954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社會沖突的功能》（1956年）、《社會沖突研究續篇H1967 年）、《社會學思想大師》（19力犖）.《社會沖突的功能》是其代表作。
'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第26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 一個社會系統內群體之間的不和，稱為內部沖突.
©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第231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第231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團結之關系的存在依賴于這樣的原則：“一個認同感較強的社會群體，當意識到 外部威脅是對群體整體的威脅時就將導致內部團結的加強。……只有在嚴格的特 定的條件下才是正確的：（a）它必須是一個'認同'的群體，即在群體成員中必 須有這種最起碼的一致：個人的聚集是一個群體，把它作為一個統一體來保護是 值得的；（b）必須有這樣一種認識，即外部威脅是對群體的威脅，而不僅僅是對 群體某部分的威脅。”①若群體內部的一部分人認為外部的威脅是針對另一部分人 的，那么外部沖突將導致群體瓦解的結果，而不是增強團結。②
“功能沖突理論”對于我們分析、研究抗戰時期中國社會內部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團體、不同階層的群體在面臨日本對中國進攻的前提下，為什么能改變原 來相敵對的狀態，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分析的背景框架。當 然，本文不是完全套用這一理論去分析中國不同政治集團、階層的人群因何而團 結起來，只是借鑒了這一思想。以此考察當時中國社會中所謂的國共兩黨之外的 中間勢力中的以獨立自由相標榜的知識界人士，在國難當頭的前提下，為為早日 結束中日戰爭針對中國當時最緊迫的外交問題所闡發的自己的思想及目標。王蕓 生當時就認為：“對外戰爭可免國內革命，且可促進國家之改造也。”③因為日本 入侵中國，不是針對一黨一派，而是要滅亡整個的中華民族。誠如學者所言：“日 本的入侵，使中華民族遭遇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機，民族主義也就愈益成為民族 向心力的源泉與軸心，曾因此造成了各種互相紛爭角逐的政治力量匯合于抗日統 一戰線之下共赴困難的局面。他們的現實目標基本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挽救 民族于危亡”。④日本的入侵，使軍事、政治上敵對的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建立了 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的第二次合作。國共兩黨在大敵當前的背景下，團結 起來一致抗擊日本法西斯勢力對中國的入侵。這種一致對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 是驅逐日本侵略勢力出中國；二是因此改變了之前的外交觀念，自覺或漸漸地將 外交首要目標置于爭取、聯合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人民從道義上、物質上援 助我們抗戰，最終發展到聯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勢力的國家政權組織成了國際 反法西斯聯盟共同抗擊國際法西斯勢力，以戰爭結束戰爭。
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知識界，屬于抗戰史研究中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 勢力的一部分，學術界往往關注他們的民主、自由、憲政等政治方面及學術文化、
①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第231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科塞關于沖突對社會的維持與整合等具有積極功能的觀點，矗文中闡述的有助于增強群體內部的團結外, 還有如下幾點：群體之間的沖突對群體內部成員間統一的增強作用，還表現在群體間的沖突將迫使各個群 體用各種方式"凈化”自己的成份，以清除異己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統一性；有時（如現代戰爭時期）會 促進群體內部權力的集中化，以使群體成員的行動協調一致和明確果敢；群體內部的沖突也有助于群體內 部的凝聚和整合，起到一種保護、維持群體存在的“安全閥”制度的作用。見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名 著提要》，第232、234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④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54頁，武漢：長江文藝岀版社，2004年9月。
®陳廷湘在《論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潮》一文中詳細地論及此點，見《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3期。另 可參見朱兆華：《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4期。 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言論，對于他們為抗戰成功作岀貢獻、所提出的外交思想常常 忽視。正如歷史已經證實、研究者揭示的那樣，抗日戰爭發生后，他們與全中國 人民一起，共赴國難。“九一八”事變后，如何解決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成為中國 外交的首要問題。圍繞中日沖突問題的解決，知識界在批評國民政府處置不當的 外交策略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與主張。他們的外交思想是抗戰時期中國人 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通過本文對知識界不同層面人員外交思想的詳細 研究，探尋他們外交思想的時代性、針對性、策略性及前瞻性，以構建抗戰時期 不同黨派、團體中國人外交思想的主旨及趨同性。
本文的研究除上面所說借鑒了社會學中的“功能沖突理論”為分析框架外， 還試圖運用國際關系、政治學、國際法等理論分析他們提出的外交思想；在方法 上，還使用了一些學者所關注的“循著歷史發展的本來順序”的研究方法』，以 演繹出他們外交思想的提出、旨趣、及最終一致性的現象。當然這樣的研究、演 繹是以對知識界不同職業或曰不同層面的個別人物所提出的外交思想為個案進 行詳細的解析為出發點的，因為離開了對具體的人的研究與理解，僅僅從“被賦 予了太多形式化的內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黨、階級、民族、國 家等）、乃至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讀歷史，是很難使我們貼近歷史真實的”②，因 為即使是“群”中，每一個個體針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提出的思想主張也是有差異 的。當然，本文的研究不是剖析他們外交思想的理論內涵與外延，僅是通過對文 本的閱讀提煉出他們針對具體問題提出的外交主張的旨趣。同時，在研究中還注 意“注重文本所在的語境以及文本和語境的互動”,“具體考察文本在其時代的語 境中起了什么作用及怎樣起作用因為他們所提岀的外交思想均與現實的政情 密切相關，故這樣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們的主張所“反映的時代的思想” 3, 所以在闡釋他們的外交思想時，簡述了相關的現實的政治背景，這有助于我們體 悟他們所提出問題的時代感與使命感。
在章節的安排上，為了更好地體現出抗戰時期知識界提岀的外交思想的時代
® 2000年前后，在研究現代史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關系時，一些學者“鑒于已往論者著重強調和挖掘 二者矛盾的偏向”，以“循著歷史發展的本來順序”的方法，在重新建構史實的過程中發現，自由主義與馬 克思主義的關系有著二重性：即有對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陸劍杰：《中國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的馬 克思主義之關系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哲學研究》1999年11窮）。桑兵的《陳炯明事變前后的胡適與孫 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月）、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云與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的演變》（《中 國社會科學》1999年3期）等文章，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在20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者還曾表現出 一定程度的左傾，即社會主義的傾向朱高正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與互動》一文認為：兩大思 想流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并蘊含著不同的價值取向，但這兩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張不 僅不是截然對立，甚至可以有相互會通之處（《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6期）.張太厚在總結前述學者研究 方法及成果的基礎上，對20世紀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認為：30 年代由于受社會主義及學習蘇俄潮流的影響，自由主義者對中共依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弄且在特定語 境下對中共表示了贊許，最能反應這種傾向的是《獨立評論》對中共的議論.（《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獨立評論〉對中共的態度》，載《歷史研究＞ 2002年4期）.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鐵怨》修訂版前言.見楊奎松個人網站.
®羅志田：《史無定向：思想史的社會視角稗說——近代中國史學十論自序》，《開放時代》，2003年1期。
性、進步性、預測性、成熟性及20世紀以來中國人外交觀念的嫗變情況，第一 章《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的外交觀》為回顧性研究，從政府、國人及歷史學家的 著作三個不同層面考察他們的外交觀、行動均以廢約、修約為主要目標，以此觀 照岀“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外交首要目標由廢約、修約轉向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 主要內容的時代特色。將顧維鈞的外交思想研究列為第四章，基于這樣的思考： 顧維鈞為職業外交家，其所提出的外交思想自有其特色，尤其是他提出的關于戰 后中國外交的構想及為保障戰后中國世界第四大國地位在敦巴頓會議釆取的靈 活的外交策略，是20世紀以來中國人外交思想經抗日戰爭進步與成熟的標志與 總結，體現了歷經百年戰火蹂躍的中國人對和平及大國地位的渴望。需要說明的 是：第二章學政復合體人的外交思想研究，考慮到他們由學入政的經歷，所以將 他們的外交思想與外交實踐按時間順序予以研究、因外交工作是他們外交思想的 實踐，胡適從事外交工作的時間較蔣廷鮫長，故將其安排在蔣廷蔽之前；顧維鈞 外交思想的提出始終與其工作密切相關，很難與其工作截然分開。第五章為結論, 對前述幾章的具體內容予以歸納、總結其異同并得出簡要的結論。
四、相關的學術研究回顧
抗戰時期中外關系或曰戰時外交是抗戰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學術界從不同的 的層面、視角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可以說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相對 比較充分的一部分。但是鑒于這場戰爭的復雜性、長期性，尚待研究或厘清的問 題仍有不少。筆者只選擇與本文有關的研究成果予以敘述。
在此只敘專著及相關的文獻資料：王真的《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 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王真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抗戰時期的 中共外交》（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王真的《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國際地 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章伯鋒、莊建平主編的《抗戰時期 中國外交》（抗日戰爭第四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陶文釗、楊奎松和王 建朗合著的《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對外關系》（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王檜 林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石源華的《中華民 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陶文釗的《中美關系史（1911-1949）》（重 慶出版社1993年）；徐藍的《英國與中日戰爭（1931-1941）》（北京師范學院出 版社1993年）；王建朗的《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系》（臺北東大圖書發行有限 公司1996年）；蘇文光的《抗戰時期重慶的對外交往》（重慶出版社1995年）； 陳紀瑩的《抗戰時期的大公報》（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江濤的《抗 戰時期的蔣介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王奇生的《留學與救國：抗戰 時期海外學人群像（1931-1945）》（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沈慶林的《抗 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淇的《從中立到結盟：抗戰 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唐培吉主編的《抗戰時期 的對外關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李嘉谷的《合作與沖突：1931-1945 年的中蘇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曹振威的《侵略與自衛——全面抗戰時 期的中日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馬振犢等《友乎？敵乎？德國與中國抗 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 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傳 卷、論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隆基、王玉祥：《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通史——堅持抗戰苦撐待變（1938-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陳之邁的《蔣廷嵌的志事與平生》（臺北：傳記文學岀版社1985年）；陳立文的
《宋子文與戰時外交》（國史館1991年）；王正華的《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 助》（環球書局1987年）；梁敬綽的《開羅會議》《史迪威事件》（臺灣：商務印 書館1973年、1978年印行）；傅啟學的《中國外交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岳謙厚的《民國外交官人事機制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陳雁 的《抗日戰爭時期外交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岀版社2002年）；楊天石的《近代 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顧維鈞回 憶錄》（中華書局）；此外尚有各別民國時期的外交家傳記的出版，如《顏惠慶傳》、
《王寵惠傳》等的出版問世。另外秦孝儀主編的《中共活動真相》（《對日抗戰時 期》第五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秦孝儀主編 的《戰時外交》及《戰后中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等資料集的問世為抗戰時期中外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獻；20世 纟2 90年代后期，“蔣介石檔案”（藏臺北“國史館”，又稱“大溪檔案”，總量不 下數十萬件，就抗日戰爭的外交而言，尤其是決策和調整,蔣介石檔案中存有大 量的至為關鍵的隱秘資料）的陸續開放，為研究抗戰時期的中外關系，提供了可 信的資料支撐。1981年臺北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第一至第 三卷）大部分摘自“蔣檔”。目前已有大陸學者如王檜林、楊天石、王建郎等依 據臺北出版的這些檔案文獻，研究了撫戰時期的中外關系，尤其是楊天石依據蔣 檔對抗戰時期中日關系進行的系統的研究，使我們明了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對日 秘密談判的真相及蔣介石對日本的真實意圖①，對我們了解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
®據楊天石在《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所刊發的《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抗戰時期中日關系 再研究之二）》的附記中介紹說：這組文章共六篇.第一篇為《“桐工作"辨析》，載《歷史研究》2005年 第2期；本文為第二篇；第三篇為《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 會集刊》第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四篇為《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 石“抗戰到底”之“底”》，見《中國文化》第22期；第五篇為《抗戰期間日華秘密談判中的“姜豪工作”》,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第六篇為《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待刊人 對外政策有極大的幫助。
除這些專著及相關的史料出版外，尚有抗戰時期的大量的關于中外關系的論 文的發表及與中外關系密切的相關人員外交活動事件的考證及研究文章的發表。 此類論文太多，恕不在此羅列。
從以上所述的研究情況看,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抗戰時期國 民政府或共產黨的對外關系或中外關系的互動及國民政府為適應現代的國際交 往規則而逐步完善的外交制度的情況。多數的研究旨在復原或重建中外關系的重 大決策過程與事件歷史過程以揭示歷史進程的真相。偶爾也有從技術層面研究個 別人物在抗戰時期處理國家涉外事務中的作用問題，如顧維鈞、王寵惠、孔祥熙、 宋子文等，尤其是隨著《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在大陸的岀版，對顧維鈞在中國 外交事務中的作用問題進行了不少的研究，岀現了不少的成果。這些研究為本文 的主體知識界的外交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借鑒與豐富的背景材料。
與本文研究內容密切相關的知識界的外交問題的研究學者也有涉及，但不多 見。其中，有極少的研究者涉及到各別外交家外交思想研究。關于顧維鈞研究的 有：董霖的《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一書， 以《顧維鈞回憶錄》為基礎、旁證他籍，簡要評述了顧維鈞抗戰時期在歐洲的外 交對中國抗戰多方面的貢獻，認為“顧氏高瞻遠矚，除不斷與英、法兩國談判外， 并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及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財長摩根索等保持聯系，而美國 對華借款之初步洽商，實出諸顧氏。大戰后期，彼復率領中國代表團岀席敦巴頓. 橡園會議，討論將來國際組織問題，嗣文參加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及其籌備會 議”；高克的《外交家與戰•一顧維鈞外交官生涯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月版），此書“截取顧氏一生外交生涯中參加國聯李頓調査團此一重要經歷 為全書的骨干，上溯初涉外交和參加巴黎和會，下及七七事變后中國戰時外交政 策的轉變,……以探討政治和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意義”（唐振常序）， 以顯示“政治和外交同樣是防止、制止戰爭擴大化，所應當釆取的重要手段”（前 言）；岳謙厚的《顧維鈞與抗日外交》（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主要 敘述了顧維鈞自“九一八”事變后參與的中國重大的外交活動及這些活動對中國 抗戰的貢獻。岳謙厚的《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研究顧 維鈞外交思想的代表作，此書更多地注重研究顧維鈞的“思想與行為、個性品格 與政治心態等最核心部件的解釋與分析，并通過這種解釋與分析來解釋民國政局 與外交及本世紀以來國際政治的基本走向，反映政治、外交、戰爭三者之間的歷 史演變過程中的互動關系，展示民國一職業代外交家的形象” ®0金光耀的《顧 維鈞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則以大量的檔案材料，復原并揭示
■岳謙厚：《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了顧維鈞所參與的一系列近代以來的外交事件；另有石源華等《著名的外交家顧 維鈞》一文（《上海研究論叢》第2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2月）， 此文指出，顧維鈞一生中積累的外交經驗是中華民族的珍貴的歷史遺產。另有不 少有關顧維鈞的研究論文，利用檔案材料復原了顧維鈞的外交實踐及外交思想的 提出及被政府采納的情況（見金光耀：《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金光耀、王建朗的關于顧維鈞外交實踐的研究論文，詳見論文后附的征引參考文 獻中所列）。關于蔣廷蔽的研究，有陳之邁：《蔣廷蔽的志事與平生》（臺北：傳 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簡要地回顧并評價了蔣廷就的外交成就及貢獻；蔡樂 蘇、金富軍的《蔣廷嵌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2005年1期）一文討 論了蔣廷戲外交思想的學術淵源汲外交思想；任駿的《蔣廷嵌與七七事變前后的 中蘇關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4期）一文以檔案材料及蔣廷蔽的有關論文 揭示出蔣廷戡以對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為基礎，力主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力 爭聯蘇制日的思想；另有關于蔣廷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論文：王憲明的《蔣廷 蔽著＜中國近代史〉學術影響源探析》（《河北學刊》，2004年4期）、沈渭濱的《蔣 廷緞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1999年4期）、歐陽軍喜的《蔣廷蔽與 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2001年2期）、劉耀的《蔣廷嵌的文化史觀與 中國近代史》（《人文雜志》，1983年6期）、李建軍的《蔣廷皺的外交史觀》（《安 徽史學》，2000年3期）、［美］查爾斯?R•里利的《蔣廷粽：局內的局外人》（《檔 案與史學》，1999年3期）等，這些研究論文為我們研究蔣廷嵌的外交思想提供 了很好的背景材料。關于胡適外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 的工作內容、特點、成就及評價，如莫高義的《書生大使一胡適出使美國研究》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有大量的關于胡適外交問題的研究、回 憶文章也多與胡適任駐美大使有關（見征引、參考文獻所列論文）等；關于胡適 外交思想的研究則相對欠缺，只在部分論文或書籍中偶爾提及，也僅是從北方學 人或“獨立評論派”角度涉及，而沒有具體系統的研究。其中較有代表性且具體 研究論文是楊天石的《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近代史研究》， 2004年6月），此文以檔案材料為基礎，揭示了胡適在解決中日關系問題上曾力 主或力勸蔣介石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換得若干年的和平，爭取時間積蓄 國力，以圖最后算總賬的思想。本文中的媒體人部分所涉及到的人物，學界也有 研究，但集中于他們辦報的宗旨、成就及特色、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時論的 風格、個人的生平、性格、為人的研究，如：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王芝琛的《一代報人王蕓生》（武漢： 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周雨編的《大公報人憶舊》（北京：中國文史 出版社，1991年6月）等；另有關于他們的個人品格、辦報特色、宗旨、文字 風格等的研究評論（見本文的征引、參考文獻中所列文章）。但對他們在"文人 論政”的民國時代、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所發表的大量的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 的中日關系、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文章、時評卻缺少詳細、系統的研究，或曰對 他們提出的外交思想無人涉及。
本文旨在研究抗戰時期知識界的外交思想，故學術界對抗戰時期中外關系及 針對知識界相關問題的研究取得的成果，為本文的撰述提供了真實、豐富、清晰 的背景材料。本文對他們的研究成果多有吸收。但到目前為止，筆者未發現有關 抗戰時期知識界關于外交思想產生、主張及演變情況的專題研究成果問世。
第一章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的外交觀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文化嫗變的學問。文化的嫗變就包含人們觀念的演變。故 看待與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系、宗教與宗教的關系、本民族 與異民族之間關系等觀念的演變自然隸屬于文化媳變的范圍內。自人類有史以 來，人們看待本民族與異民族之間關系的觀念經過了多次的變遷。即如朝貢、宗 藩、和親等也不過是說異民族之間的關系的和睦相處而已。至于用沖突與戰爭等 話語結構來敘述民族或國家間的關系，是異民族或國家之間關系緊張的象征。而 民族或國家之間的關系如何是關乎人類生存的大問題。所以，關于民族或國家間 關系的觀念的嫗變是人類文化的一大問題。由于本章討論的問題僅限于20世紀 早期中國人如何看待1840年以后的中外關系及由此產生的該如何處理二十世紀 早期的中外關系問題，故不牽涉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人的世界觀念。鴉 片戰爭以后，中外之間的沖突與戰爭不斷發生，中國社會也因此而發生了一系列 的變化。鑒于中外關系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人們開始關注并研究近代以來的中 外關系，并付諸行動。鑒于“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外交觀念與二十世紀早期有 很大的不同，為此有必要回顧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的外交行動及當時學者對于近 代以來中外關系的研究情況，以探尋中國人外交觀念的演變情況。以彰顯“九一 八”事變后中國人的外交觀念的轉向既是之前中國人廢約觀念及行動的延續、又 是攸關中華民族生存續絕的民族危機使然。•
一、從被逼簽城下之盟到憤而反抗
1840年以前，在“貴中華賤夷狄"的觀念支配下，中國人皆以朝貢體系、 宗藩關系或夷夏之辨的思維模式來看待中外關系。那時，中國人以天朝上國自居， 在看待或處理中外問題時都遵循這樣的法則。尤其是政府或官員們在處理中外問 題時，無論是主張和睦相處、還是主張以戰爭這種激烈的方式改變中外關系的均 是以“貴中華賤夷狄”為標準的。
鴉片戰爭的結果，顛覆中國人看待中外關系的觀念。一向被中國人看不起的 蠻貓之邦及東洋的“叢爾”小國日本竟然戰勝天朝大國，于是乎，在以后的中外 交往中，只要外敵一來或以武力相威脅、恫嚇，中國對于外國的要求無不應允。 正如學者所言“在1842年以前，中國的外交，是傲慢的排外的外交。自1842 年至1915年,二十一條件'的時期，中國的外交，完全是屈服的外交。” 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后，在外交上，‘“總是氣吞聲的處處讓步，不敢開罪于任
何國家，一時免了瓜分的危險，保持茍且生存的局面。在這個屈服的時期之中， 無論何種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都是忍痛接受，一直到二十一條件之被迫簽字為 止。”①
1840年后，一部分中國人在一次次的失敗之后，認真地進行著反思，中國 為什么失敗？他們認識中外關系的思想方法隨著他們對西方了解的增多而發生 著改變。他們首先認識到的是中國的國防力量不如人，這樣一步步地進行著所謂 的自強維新運動。這一時期的自強維新運動僅限于物質方面。即使這樣的維新舉 措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礙。這一阻礙就是守舊的士大夫階層反對改革、反對學習 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文化。正如蔣廷鮫在1938年所言：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 極其守舊，“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②但是，民眾 也感覺到了鴉片戰爭后西方勢力東來給他們帶來的災難與不幸。各地區教案不斷 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各地教案更成蔓延之勢。民教沖突的激烈與不斷，使 清政府的官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擔心民教的沖突必然“釀成大患”，于 是紛紛上奏章請政府與各國協商修訂傳教的有關條約，以清除隱患。③同治朝官 員為教案問題尋求與各國協商解決，這大概是晚清時期探尋修正不平等條約的開 始。④他們的努力沒有結果。但是這種接觸與溝通使彼此了解了對方的立場。
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在中外關系史及在史學上發生了一連串重大的 影響：
（1） 擴展了史學家研究中國歷史的范圍，以前民眾運動的發生其目標在于 反抗政府或推翻政府或其他的政府的具體的施政措施；而此次運動的發生則是反 對不平等條約、反對洋人，而不是與政府對抗，他們的口號是“扶清滅洋”等， 將斗爭的矛頭直指侵略者。這就使學者注意研究、考慮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對民眾的影響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問題。
（2） 在中外關系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史學界將這次運動稱為反帝 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的結果顯示了逐漸覺醒的中國人在對外關系中的力量， 為以后民眾參與到外交事件中提供了某種借鑒；此后，民眾的力量及輿論逐漸的 介入到國家的外交事件中。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在抵抗外來入侵者的斗爭中，林 則徐等就強調民心可用。義和團運動起因雖然緣于教案的發生，但斗爭的目標直 指不平等條約。對以后的廢約斗爭提供了精神資源。同時也給帝國主義者以驚醒, 此后的外國侵略者，雖然企圖瓜分中國或獨占中國，但不敢釆取明目張膽的公開 ©《外交評論•發刊詞》（1932年一卷一期），第1、2頁。
®蔣廷蔽：《中國近代史大綱》，第44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可參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義和團檔案史料》（上、下冊）、中華書局,1959年；《清末教案》（第 一、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劉育民：《中國廢約史》，第16947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1月。
®關于義和團運動在中國反對不平等條約歷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可參見劉育民：《中國廢約史》，第204-21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1月。
激烈的方式，以免激起中國人新的仇外心理與行動。
同、光時代的教案及義和團運動的直接目標均是針對不平等條約，這說明在 19世紀晚期，隨著西方列強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對中國侵害的加劇，中國人 已經有了修約、廢約的意識及行動。
二、外交活動的主要內容
反抗不平等條約帶給中國人災難、恥辱的義和團運動失敗了，但喚起了中國 人民對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關注，他們不再聽任政府與外國簽訂任何不平等條約。 故進入二十世紀后，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開始關注中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國民外 交介入到政府外交的活動中，與政府外交呼應，共同演繹了中國二十世紀早期中 國外交史。①所以當1915年袁世凱為稱帝換取日本的支持而欲與日本簽訂滅亡中 國的“二十一條”②時，中國人群情激奮，以至于政府不敢全面接受H本提出的 條件。由于中國民眾介入政府外交條約簽訂的斗爭中，給予政府外交壓力，這導 致了袁世凱政權的垮臺，.也使《民四條約》的內容沒有完全兌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及巴黎凡爾賽和會的召開給中國以利用國際組織解 決中國與世界各國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問題以機會。中國政府代表團以戰勝國的 身份出席了這次會議，提出了取消“民四條約”及取消以前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中的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劃分勢力范圍、租界、駐軍等特權的要求。但由于 會議召開的目的是討論對敵國的和約問題，故未將中國的修訂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納入會議的議事日程而是留待國聯成立以后解決。此外巴黎和會上最受中國人關 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山東問題。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在大會上闡明要求將德國在山 東的權益交還中國的嚴正立場，在會議期間多次聲明中國政府的主張不變。③但 會議竟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全部轉讓給了日本④，對于英、美等世界各大國 決定以犧牲中國為代價維持戰后世界的所謂政治“均勢”的決定，“中國政府當 時已經下決心要簽字”，⑤中國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為此爆發了全國規模的“五
“參見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會時期的國民外交》，載金光燿、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第 244-27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亦可參見岳謙厚：《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第71-73頁, 北京：人民外交出版社，2001年12月.
®本條約包括《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之條約》、《關于山東之條約》兩個正約及換文十三件.通稱《民四 條約九由于中國人民反日呼聲極高，所以，在最后簽訂的條約中，沒有包括由日本提出的第五號七條，而 由中國政府另行聲明日后協商；“二十一條”第四號的內容也未被列入，而由袁世凱以大總統令的形式聲明。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第196-2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凡爾賽和約關于中國山東問題條款主要在156、157、158條中，將德國在戰前（德國與中國在1898年3 月6日簽訂的《膠澳租界條約》）在中國山東享有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見褚徳新、 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61949）》，第474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岀版社，1991年1月。另，關 于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山東問題的交涉情況亦可參見王蕓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巴黎和會》， 大公報出版部1934年版。
①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第20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四愛國”運動，運動提出了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抗議北京政府的妥 協行為及帝國主義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國內輿論與各階層民眾、不同的團體均一 致要求拒簽和約，國內報界派駐代表在巴黎密切關注并及時的報道巴黎和會的情 況及世界將來發展之趨勢，同時兼報道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情況。①此外在巴 黎的各政治派別的代表及各組織代表、華僑代表等強烈要求拒簽和約，“6月24 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連電告代表團：國內局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 極大，簽字一事請陸總長自行決定。”②最后，會議代表順從民意，在6月28日 簽字時沒有到會簽字，并發表聲明保留中國對于和約的最后簽字權，認為“舍此 而外，實無能保持中國體面之途。”③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最終拒絕簽字，是國民 外交成功的例證。④山東問題在和會上雖然沒有獲得解決，但代表的力爭及拒簽 和約行動，顛覆了近代以來中國在辦理對外交涉中“始爭終讓”的窠臼。
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因山東問題能夠對德拒簽和約一事給人們以極大的啟 示：人們意識到政府的外交可以與國民的外交相呼應、配合；這預設了山東問題 在華盛頓會議解決的可能性。巴黎和會主要是解決戰后歐洲的秩序問題。遠東問 題并沒有解決。同時，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也不是全然失敗的，也有部分的成 功,⑤尤其是職業外交家顧維鈞依據中外所簽訂的條約及國際法的相關規定在大 會上為維護中國的利益據理力爭的行為，更給人們以希望：我們可以利用國際舞- 臺或國際組織、國際法及相關的條約來維護我們自己的權利。美國倡議召開的華 盛頓會議⑥及其結果⑦，更使中國人認識到國際組織所帶給中國的種種益處。巴黎: 和會、華盛頓會議所締結的相關的國際公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政治新秩序 的法律保障，此后中國在這種國際政治的均勢保障下而生存。這給中國人一種感 覺，有了國際糾紛可以交給國聯來仲裁、解決，而不需要中國與對方的直接交涉。
北京政府時期，中國軍閥混戰不斷，政權極不統一。南扌匕軍閥如一丘之貉， 根本不考慮國計民生問題。但是，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高，多次宣布廢除沙
©見《大公報》1918年12月17日的《本報特告》及《大公報》1919年5月17-18日載的巴黎特約通信： 胡政之：《外交人物之寫真》。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第2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477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 月。
®可參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中的相關的各團體致 政府及巴黎和會代表團電。泰東圖書館，1919年8月（科學出版社再版）。
®可參見王蕓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的《巴黎和會》章，大公報出版部1934年版。廖敏瀕: 《顧維鈞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載金丸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52-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華盛頓會議（1921-11-12-1922-2）是美國倡議召開的討論限制軍備、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的會議.由于中 國依條約力爭，美英聯合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要求。迫使日本在會外與中國單獨談判中簽訂了《解決 山東懸案條約》；另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九國公約》第一條規定：“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 完整”、“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華盛頓會議關于在中國之外國軍隊 議決案》表示：未經條約許可的駐扎在中國的軍隊，需撤出。褚德新梁德：《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 第495-515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⑦《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224-23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俄時代與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所有債務，給中國人以爭取國際社會平等 地位信心。在此期間，蘇俄曾主動來中國與當時的北洋政府、南方的革命政府聯 絡，簽訂平等新約①。
北洋政府時期，以顧維鈞為代表的外交家負責起了與各國的廢約、修約交涉; 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列強、除軍閥”的目標與民眾的轟轟烈烈的廢約言行 “使各國不敢輕視我之民族運動，而漢潯英租界之收回，得力于民眾協助者尤 柜。”②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誠如吳頌皋所述：
當伍朝樞③在就任南京國民政府外長時即聲稱：“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仍為 取消不平等條約及爭取國際平等的地位。后又代表政府，鄭重宣言，北京政府與 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亦無存在之理由，當由國民政府以正常手續廢除，另訂 新約。七月二十日國府又正式宣言，謂協定稅則等與國家主權有礙，故宣布在九 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并即頒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等，準備到時實施。”" 此后因日本反對，各國效尤，政府鑒于情勢的演變，只得宣布暫緩。
1928年6月國民政府軍隊進入北京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愿望更加迫切， 在外交方面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外交活動。“6月15日，國府發表正式宣言，謂中 國統一完成，政府正在從事于建設新國家，對外關系自應另開新紀元，以往一切 不平等條約，政府希望與各友邦遵照正當之手續，實行重訂新約，以達平等及相 互尊重主權之旨。”在王正廷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后答美國聯合通訊社記者的 關于中國外交方針的談話，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予辦理國民政府對列國外交， 向贊成不屈伏政策。予并不反對外人，予甚歡迎在中國之外人”，但“目下之外 交情形可比之綁票，倘綁匪或強盜有意卻予，予無力阻其不來卻，但予不能居于 自愿被卻之地位。任何列強皆可實行其最高侵略手段，以破壞中國主權，但無論 任何中國人不能賣國，以中國主權送之外國。在巴黎和會，予對于中國外交事件
旳924年5月31 B,北京政府與蘇俄在北京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雙方建立了外交關系。褚 德新、梁德:《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515-519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吳頌皋：《十年來的中國外交》，載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十年來的中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 ［上海書店影印］。
，3'伍朝樞(1887-1934),字梯云，廣東新會人，為中國國民黨內著名的外交家與法學家。清末著名的外交 家與法學家伍廷芳之子。據學者研究，他是孫中山晚年與廣州國民政府初期所實行的溫和型“革命外交” 的設計者與執行者。雖然在執行上受到許多局限，真正成就不大，而他也并未以“革命外交”相標榜，與 他同時代的陳友人之標榜民族理想的強烈型的“革命外交”相當不同。在國民黨內他屬于中間右派。1927 年4月一1927年12月，他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期間于1927年8月13日、11月3日兩次以政府 的名義發表聲明：己屆期滿的條約，自當廢除；1927年11月24日，為響應北京政府顧維鈞依照廢棄中比 條約的前例，再以同樣的理由廢棄中國與西班牙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864年簽訂的中西商約)，為我國 南北政府協力廢棄不平等條約之舉，創一先例。1928——1930年間則從事中美中英廢棄領事裁判權的談判 工作。1931年6月，中英雙方草簽了一份中英新約，與美的談判亦達成共識.但“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而 中斷。李恩涵：《伍朝樞的外交事業》，載《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6月。
④吳頌皋：《十年來的中國外交》，載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十年來的中國》，第32-33頁，商務印書館1937 年［上海書店影印］。
即遵守'不屈伏政策'，予當繼續行之。”①7月7日，外交部又發表《修約宣言》， 內中提到修約的原則兩點：（一）、中外條約已界滿期者，當然廢約，另訂新約； （二）、其尚未滿期者，則以相當之手續解除.而重訂之。同時并頒布舊約已廢新 約未訂前適用之臨時辦法七條。②在此宣言中，還聲明廢約之意志已經成為當務 之急，力求貫徹。此后外交部開始了修約交涉且以關稅自主為重點。③但由于各 國的觀望推諉，最終只達成妥協。關于治外法權問題的協商遇到的問題極大。不 得已國民政府在1929年12月18日宣布：自1930年元旦起自動撤銷各國在華領 事裁判權，以示中國廢除領事裁判權之決心，④希望以此促進與各國的談判交涉。 但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而中斷了。
南北政權廢約、修約的外交行動體現的外交觀念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方 式，獲得與列強平等的國際地位。
三、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的外交活動一改之前的步步退讓、最終在外敵的恐 嚇下被逼簽城下之盟的狀況，在外交活動中，民眾的外交輿情與政府的外交活動 互相應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拒簽條約、廢約修約的外交活動。尤其是巴黎和會: 期間，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及團體明確提出了國民應參與外交的議題并積極的投入. 到這場外交活動中，明確提出了國民外交為政府外交后盾的主張，這反映了國民 外交意識的增強。政府外交與國民外交配合共同演繹了中國外交史上廢約的輝煌 時期。
中國知識分子親歷并密切關注著中國的廢約外交行動的發生與國際情勢演 變的關系，他們從清政府辦理近代外交事件的過程、方式及結果來研究外交事件 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希望從中找尋答案，并給予現實外交以歷史的解釋 及指導，貢獻于現實的中國外交活動。
一本部分主要以上海書店影印的《民國叢書》中所列的幾部中國近代史、中國
“《王正廷談外交方針》，《大公報》（第三版），1928年6月21 S.
®《修約宣言全文》，《大公報》（第二版）,1928年7月9日.
®關于此次國民政府與列強的修約交涉及日本的從中阻撓情況，王建郎研究后認為：“日本政府應對國民政 府的'革命外交'的政策實在過于短視”。他是將政府的這種廢約政策認定為"革命外交”，同時，他還提 到：有關“革命外交”的研究，當以事恩涵著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最為深入，但關于中日關稅問題的交涉也只有千余字。作者認為，“1928年6 月，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后，發動了一場以修改不平等條約為中心的'革命外交'，”見王建朗《日本與國民 政府的“革命外交”：對關稅自主的交涉考察》，載《歷史研究》2002年04期.王建朗在其《中國廢除不 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四章第五節討論了大革命發展之時，英美于1926年底、 1927年初分別以備忘錄和國務卿聲明的形式提出對華新政策，表明一旦中國出現有權威的統一政府將準備 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的立場.故英美對中國關稅自主的問題取合作態度，日本的阻撓行動未獲英美支持. 但英美對華政策并未徹底改觀，中國希望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的要求便遭到英美比較頑強的抵抗.
近代外交史著作為研究文本，探討當時中國史學家是以什么樣的思想方法來研究 近代以來的中外關系？他們的外交史觀與當下的中國廢約外交行動的關系及對 廢約行動的貢獻及價值如何？
1、1930年代前，中國史學家的近代史研究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外交達到頂 點。中國人意識到了對外關系中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開始密 切關注中國的對外事件，同時知識階層尤其是歷史學家也開始關注近代以來對外 關系，他們想從中找尋中國自強不成反受其累的原因。
梁啟超在光緒27年所寫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 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負謗于中國甚矣”。在政治上梁 啟超與李鴻章是“公敵”，“私交亦泛泛不深”。那么梁啟超為什么要為李鴻章作 傳呢？他認為：中國近世史均與李鴻章有關，故不可不為之作傳。世俗間“往往 以平發平捻為李鴻章功，以數次和議為李鴻章罪”是評價失當。他認為，對內是 兄與弟之手足相殘，國人痛恨李鴻章是因為“積憤于國恥，痛恨于和議，而以怨 毒集于李之一身。”這樣的評論是“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①鑒于李鴻章 與中國近世關系之深厚，“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 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 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②基于這樣的觀點，“書中多為解免之言，頗有與 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于時局稍有所見，不敢隱諱，意不 在古人，在來者也。”③
由此觀之，梁啟超評價李鴻章的標準有二：一是以進化史觀，將其放在歷史 發展的進程中，看其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二是以公平心評價他，目的 只有一個“意不在古人，在來者也”。以此為標準他對李鴻章的總評價是：在外 交上是失敗的④、辦洋務則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其辦洋務之舉證明了他對世界發展大勢認識要遠遠高于同時代人。李鴻章在 同治十一年五月的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的談話可證明此點。他認為近百年來 西方各國的物質文明高度發展，而中國人不思進取，以至于西方勢力東來時中國 不堪一擊，反受制于西人。他意識到中國遇到了數千年來的大變局，痛陳中國面 臨的危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2-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
①梁啟超：《李鴻章傳》，第2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
①梁啟超：《李鴻章傳•序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出2001年2月。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67頁，天津a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
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學，而昧于數千年來一大變局， 狙于目前茍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 外”，他辦洋務的失敗，敗在他上不能“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不能“造輿論以 呼起全國”的支持。①洋務運動失敗原因有二：“群議之掣肘者半，由于鴻章之自 取者亦半”。②
梁啟超從世界發展趨勢及中國近代化史上給李鴻章定位，突破了時人皆謂李 鴻章賣國賊“代言人”的評價，但是依然堅持李鴻章在外交上與列強簽訂的不平 等條約給中國帶來瓜分之禍的評價。
此后，較早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當數劉彥③。他在宣統三年完成《中國近 時外交史》，后此書多次再版，并不時增補新的內容。④在第一版《例言》中作者 提到編寫此書的目的：“介紹我國外交失敗之歷史于國民為主眼。……俾國人知 國家演成今日現象之由來。”外交失敗的標志則為簽訂不平等條約。而他認為， 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國防兵力的不足，“故凡中外戰爭之事， 常特別記述戰況，以示外交問題，與軍備有最大關系”，所以改變了 “東西洋外 交史中，均不敘戰爭”的規則。他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國防力量的強弱在對外關系 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近代的中國只有增強國力，才能解除被侵略壓迫的時代。他 預言：“20世紀之前半期，為中國問題解決之必要時期。依他國之力而解決之， 則為瓜分。依本國之力而解決之，則為保全。”故作者提出合全體國民之力增強 國力為解決外交失敗問題的方案。“凡我國民，各負興亡責任，鑒以往之如何失 敗，思將來之如何圖強。是所宜亟亟也。”劉彥的這部著作，因對中國近代以來 的重大歷史事件均有敘述并詳其原委、始末，且是在民族主義史觀的支配之下寫 成，非常符合那個時代的民族情緒的指向，所以此書多次再版并不時增加新的內 容，成為當時欲了解中國近代外交問題的必讀書。
1920年代，隨著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中國南北政權開 展了轟轟烈烈的廢約運動⑤。其間北京政府與列強各國就此進行的談判取得了一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46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
©梁啟超：《李鴻章傳》，第43頁，天津：百花文藝岀版社，2001年2月.
®劉彥：留日學生，歸國后曾擔任國會議員，在1922年11月的國會上領導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公開宣示廢 止了中日有關二十一條的協約與換文.
©據《中國近時外交史》《三版序》（1921年商務印書館版本）中提及此書的版次及增補情況："本史初版， 成于前清宣統三年六月，凡十四章.次版成于民國三年8月，增補民國成立后之外交二章，即十五、十六 兩章是也.自民國三年至九年，此七年間，為歐洲戰爭時期.……（除中日關系之外的其他史料或中外關 系歸于本書）編為本史三版之增加品.”有學者評價劉彥之書謂，“多取材于日本人的著作，輾轉抄譯而傳 之以我國民族主義的觀點，雜揉而成，他自己并未對此等外交事件作何深入而綜括性的個案研究，所以， 他的著作雖能一時獨擅史林，尚難稱之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研究》，載《六十年來 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鄧亦武、葉海波在《“廢約”態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間的互動——以南方政府（1917-1927） 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民國時期，南北政府對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諸多領域頻繁互動。受中共廢約 主張與北京政府廢約外交的影響，南方政府及時轉變了對列強及不平等條約的態度，積極充當民眾反帝運 動的領導者，使自身在廢約運動中取得了較大成功。同時，也對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廢約態度 定的成果①。可以說這一時期從政府到國民都介入廢約外交行動中并在其中扮演 著改變中國外交命運的角色。
以此相適應，在這一時期岀版的幾部有關近代史的著作，回應了當時中國人 對外交問題的關注和熱情。代表性的為曾友豪編《中國外交史》②、武境干撰述 的《鴉片戰爭史》③、王鐘麒選述的《中日戰爭》®o這幾位作者寫作中國近代外 交史的目的是一致的：探討中外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以為鏡鑒者”。曾友豪在 書的《自序》中說：“當此外交問題為國人注目的時代，……我對于這本書的希 望，是幫助國人了解列強在中國所持的政策及這些政策的應用。數十年來列強在 華所持的高壓手段及其相互競爭，使中國吃苦不少。我們留心國事的人們，自然 不能不研究其經過歷史，再求出取消或改革以前的流弊了。”武墳干在其書的《自 序》中說：“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國運之轉變，關系甚大。識者類能言之。當此 煙禍流毒海內之頃，又值英帝國主義重演其武力侵掠之舊夢，扶今視昔，輒令人 興無窮之感憤。爰摭舊聞，纂為斯編，聊以紀念國恥，亦以昭示殷鑒。世之君子 倘能因此有所警惕，而鼓舞其同仇敵肯之心，則此書之出，或亦不無小補耳。”
由此觀之，這幾位作者從研究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政策演變情況及不平 等條約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影響的角度去研究中國近代史，他們以這樣的思想 觀念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是回應中國社會最國人關注的問題、目的是“鼓舞其同 仇敵誼之心”、動員全國民眾共同打倒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牽制、相互促進，從根本上推動著當時中國反帝廢約運動的發 展。”《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6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8年4期)這一論點表 明，當時中國的各政治力量在外交的觀念上均以“廢約”為改變中國國際地位的方法.
®參見王建朗：《北京政府修約運動簡論》，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132-149,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6月。
®曾友豪的《中國外交史》，是作者在上國立自治學院上課的教材，由商務印書館在1926年出版.后被列 入民國叢書［4(24)］®印再版.
®武增干撰述的《鴉片戰爭史》，據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此書實際寫成于1928年。后被列入民國叢書［5(67)］ 以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再版。
©工鐘麒選述的《中日戰爭》，成書于1929年，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后被列入民國叢書［5(67)］以商務 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再版。
©對于中華民族歷經艱苦斗爭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做法，有人嗤之為是缺乏“現代條約意識”的“愚蠢”行 徑，這種做法是一種狹隘的“受害情結”，只是感情“宜泄”而淡化了 “理性色彩”.李文海予以嚴厲批駁. 他認為，不平等條約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性的后果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引用漆樹芬先生在1926年 出版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的《自序》所言："帝國主義與軍閥之狼狽為奸，加重我內亂，掠奪我金 錢，屠戳我民命，己成不可掩之事實。而為彼等最便于勾結，最利于進攻之工具，猶當數一部不平等條約°” “弱我中國者，資本帝國主義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產生之不平等條約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上 海光華書局出版，1928年第四版，《自序》人美國政要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 中這樣說：T9世紀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使人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不僅中國 作為一個國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同樣地位低下。”“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發生大滑坡只是 近代的事。”李文海先生據此指出：這兩位先生，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所處的時代條件和 社會環境也迥然肴別，但在不平等條約給予中華民族的災難性后果上，卻得出了大體相同的結論。見李文 海先生為劉育民的.《中國廢約史》所寫的《序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1月?
2、1930年代前后中國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1930年代前后，日本制造濟南慘案阻礙中國統一的行為及日本在東北制造一 些列事件、尤其是“九一八”事變挑起的中日沖突，使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 對中日沖突的的關注。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緩解了中國與其他列 強之間的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解決中日之間的沖突問題，就成為中國對 外關系的首要問題。對此，國民政府采取了將問題交由國聯仲裁的策略，以尋求 各國的協助。中國人在考慮解決中日問題時已經顧及到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態度 與各國的對外政策問題。由此可見，由于日本的入侵，改變或驚醒了中國人的外 交觀念:這就是利用國際組織及國際法爭取世界同情中國的國家共同制止日本對 中國的侵略。這種外交觀念的出現緣于一戰后國際條約體系給中國帶來的安全感 與信任感；更緣于這一時期中國的海歸學者對世界情勢的了解及他們所接受的西 方現代的國際關系理念。這證明中國人已經清楚的知道，此一時期的中國已經不 是獨立于國際社會之外的中國，已是世界的中國的事實。同時更多的人注意到了 內政對外交的影響，意識到一味的向國際社會求助的不可靠性，很多人在考慮中 國借助于國聯或國際社會的幫助或與之合作使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史學家回應這 一時期中國社會外交重點轉換的研究近代歷史著作，體現了中國人處理中外關系 的觀念與方法的整體性與時代特色。
在這段時間，代表性的著作有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姚薇 元著《鴉片戰爭史事考》①、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蔣廷嵌著的《近代中國外交 史資料輯要》(上、中卷)。
李鼎聲②的《中國近代化史》，完成于1933年，光明書局初版，后此書多次 再版。在《凡例4》中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史為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史，故本書各 章咸注重各帝國主義的活動與其相互矛盾分合之分析。各政治集團有帝國主義為 背景者，必列舉事實，揭露無諱。”從中看出，此書的政治工具性很強：目的是 揭露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的事實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 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 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李平心在《緒論》第一節中對此有清楚的說明：“新的歷 史觀構成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以來，歷史學就擔負了一種極重大的任務：探討
◎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事考》的成書年代，從蔣廷纖寫的序來看，當成書于1933年6月前，從其自序看 當成書于1931年，［民國叢書5 (67)］是據文通書局1942年版影印。
®李平心(1907-1966),是當代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治學范圍頗廣，涉及哲政治學、社會學、 書目文獻學、國際政治等.其小傳及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及理論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影響、其研究關注時 代脈搏與走向的情況.見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胡逢祥: 《不屈的史魂——李平心傳》,載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4月. 歷史中各重大事件的原因、背景、后果及變動的原因。……要說明此種活動之歷 史的條件與原因，解釋歷史上各種重大事變的因果關系，以及指出在何種情況之 下，一種舊的社會為新的社會所代替”。近代以來世界經濟文化對中國產生了猛 烈影響，導致中國歷史的突變及社會生活的變化。所以，“中國近代史的主要任 務，就是要說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 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 與革命斗爭的發展起落。”學者謂此書“是平心最早發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代 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①
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事考》一書，是一部考證魏源《道光洋艘征服記》的 考史著佐。鑒于鴉片戰爭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所以對鴉片戰爭的評價是 關系到如何評價近代以來中外關系的大問題。關于此書的學術價值，同時代的蔣 廷織、郭廷以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蔣廷皺指出“他的成績有兩件：第•一，他給 了我們許多關于鴉片戰爭的正確知識；第二，他告訴了我們道光時代一個大學者 如魏默深究竟知道多少世界的事情。”②
姚薇元在《自序》中說：鴉片戰爭是中國開始'近代化'的第一聲。但是“因 時代和環境的限制，魏記中仍不免有許多錯誤和偏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后， 這個古老的帝國如夢初醒地感覺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 和'船堅炮利'的可畏。因而激動了民族的自覺心，……開始接受西方的科學文 明……，換句話說，就是開始踏入'近代化'的大道上。所以這段史事是近代中
11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
©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事考》的蔣廷蔽序的第3頁，1933年6月30日寫于清華園。此外在蔣序中還對道 光時代知識階層對西方的認識從史學的角度進行了評論：“道光咸豐時代中國士大夫著書論當時的外交者共 有四人：《圣武記》、《海國圖志》的著者魏源，《夷氛聞記》及《粵海關志》的著者梁畸| ,《中西記事》 的著者夏燮及《朔方備乘》的著者何秋濤.四人之中，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最高者要聾赫源；【因其與林 則徐關系密切，故寫出的史實較詳細。］是故他這《圣武記》里面的《道光洋艘征服記》自然值得我們注意。” “所以，從學術和經驗上看，魏默深實有作鴉片戰爭的史家的資格。他的這篇《道光洋艘征服記》是值得 我們研究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魏默深也是時代的產物。道光時代的大學者關于西洋的知識是很模糊的, 雖然默深編了一部《海國圖志九他們的歷史哲學仍I日是千余年前的傳統見解；'褒貶善惡'、’資治借鑒'。” 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記》里面屋屢說明'洋事轉機'，而史實的敘述卻有許多很可笑的錯誤.這是 蔣廷厳從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角度討論該如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問題，是對當時學者治史目的或 曰歷史哲學的評價，同時他也提出了研究外交歷史,必須參閱中國的官方記載、西方的有關此事的歷史記 載，才能了解歷史的真相，否則只能是片面的、可笑的。研究外交史必須要了解中國的及世界上其他相關 國家的對此事件的記錄、觀點，這樣才能得出全面的結論，以確定我們的政策及相關的處理方式。另在此 書的郭廷以《序》中，他還對研究外交史的人利用中外檔案材料進行了肯定并對之前研究外交史的中外學 者沒有這樣的條件而導致的研究缺陷表示了遺憾并對姚薇元利用中外材料研究中國的近代對外關系的重大 事件予以贊揚：因為“這完全是受時代環境事實的限制.中國學者固然不能利用西洋的材料，且不得多見 自己的文獻”；"西洋的學者比較上雖易于看到他們的檔案，然而無法參證中國的典籍。中國學者有中國的 傳統成見，西洋學者又何嘗沒有他們的偏執立場“近十年以來（1925-1935年），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歷 史學者，差不多己能補救這種缺陷，最少是在史料的運用方面。不過在這種新趨勢中又包含著一種新危機, 有時難免過重洋貨，輕視國產.以外來的備執立場，代替固有的傳統成見°例如林則徐琦善同為鴉片戰爭 的中心人物，前人評議大都同情于林,對于琦善則極力斥責詆毀，絕少恕詞。西洋史家的論調恰好相反。 若干的新史學受了這種暗示，于是發生林琦外交優劣論，來作翻案文章姚薇元先生根據新發現的中國 資料，及第一流的西洋著作，將魏記逐句為之考覆訂正，翔實公允。不唯沒有我們前述的缺點，同時又可 糾正過去中國一般的錯誤觀念；不唯吿訴大家以明確史事，而且指示有志斯學者以方法途徑。這種工作， 真是嘉惠后學不淺”，是一部關于鴉片戰爭的公允正確的論述之書。
國大轉變的一個關鍵，在整個中國歷史里占著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們研究 的。”
從此段話來看，姚先生是以近代化史觀研究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對中國近 代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影響是深遠的。所以他要研究清楚關于鴉片戰爭的史實及性 質以貢獻國人真實的史實。使我們知道這一事件，不僅是帶給我們災難，更刺激 了我們的民族向上奮斗自強的精神、使我們開始覺醒,從而邁入近代社會的大門。
陳恭祿①的《中國近代史》②是作者在武漢大學史學系教授一年級中國近世史 的教材。但敘述外交史極多。對此，他在一版的自序中說：“外來之影響，乃為 造成中國現狀基本勢力之一。……而中國本于固有之心理與慣例，應付新時代之 問題，莫不失敗。” “中西沖突為近代中國史上之大事。”所以“著者著此書之目 的，深愿贊助讀者明了現時中國國際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嫗變，外交上之趨勢， 社會上之不安，經濟上之狀況，人口之問題，認識其變相影響之結果……，著者 之論斷，專欲讀者了解當日之背景環境及其失策與責任，非別有好惡也。綜之， 開中國曠古以來未有之奇局。”
他以“沖擊一反應”的范式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認為1840年鴉片戰 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以固有的萬邦來朝的大國心態及方式應付強勢的西 方勢力的東來導致的結果。由于此書是教材，這說明這種研究范式在當時（30 年代初）已經相當流行并為學者所接受而寫入教科書。他注意到中西沖突對中國 近代影響之巨大，意識到中國外交、內政、風俗、觀念的改變都與西方的東來有 關。為探尋近代以來中外關系發展演變的真相，•他運用大量中西史料予以科學的 探討（為此他專辟《第十九篇》討論史料諸種類與價值），以證明書是運用中西 史料而作的l部嚴謹的歷史著作，而非時人近代史或外交史著作中出于狹隘的民 族主義心理或“愛國心理為畸形”所撰的宣傳品©,是“專欲讀者了解當日之背 景環境及其失策與責任”，以為當今現實的處理外交問題的借鑒。
他在著作中對清代外交批評甚多。認為中國政府對國際外交事務的知識是匱 乏、幼稚的。同治年間政府同意外國公使入京，但中國自上而下，仍以'屬國' 看待外國。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與外人接觸較多者的幾位大員的意見基本一 致，仍是拒絕與外人接觸，嘲笑外國人，說外國人無知、不了解中國人的思想觀 念等。這說明盲目排外、自大心理在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后依然存在。中國排外心 理的存在源于“不知歐美情狀”。此書的內容及思想反應的是中國人在考慮解決 ‘°陳恭祿（1900-1966）,歷史學家.江蘇丹徒人.1926年畢業于金陵大學，后任金陵大學俄文學院教授、南 京大學歷史性教授，專于中國近代史。著有《中國近代史》、《中國近百年史》、《日本全史》、《中國近代史 資料槪述》、其中，《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綱》兩本書填補了當時高等教育教學教科書的空白° ［南京大 學百年校慶特別網站］
®在此書的自序中作者敘述了此書完成于1932年多次再版的情況。由于寫作的嚴謹，被收入“大學叢書”。 ®這是作看針對當時一部分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的著作中存在的為宣傳反帝侵略、激起民眾愛國心，在某 種程度上片面看待史實現象的批評。強調史學家寫歷史應實事求是。
中外關系問題時已能從中外雙邊或多邊的角度觀察與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一隅。
蔣廷蔽著《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o據其在《蔣廷嵌回憶 錄》中講：在清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為得 到偉大的發現而高興，有時因為遇到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我繼續研究中國外交 史，同時又岀版兩卷編纂資料。”②這兩冊書就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 中卷）。他說：“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 該廢除。我的動機全在要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我更希望讀者 讀此書后能對中國外交史作一進一步的研究。”
筆者以為此段的敘述說明兩個問題：（一）、當時中國學者寫外交史的目的， 是說明外國人如何欺壓中國，并以此為出發點，激勵民眾民族主義思想，集國人 之力廢除帶給中國人災難與恥辱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可見，廢除不平等條約、打 倒列強的思想觀念，在當時中國人的心里是一種普遍的存在。（二）、作者編纂此 書的目的：要從純學術、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外交史，并推動中國外交史的學術 研究。但研究外交史有其特殊性，“在于他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 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 否則，“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于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 “關于中國外 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這個毛病。西人姑置不論，中國學者所寫的 中國外交史有幾部不是以英國藍皮書為主要資料呢？ ”③所以蔣廷蔽非常注重資 料的搜集問題，提出應搜集中外各方面的資料，不可偏廢，否則會犯“井底之蛙” 的毛病。但是，他特別強調了研究外交史不同于外交工作的實踐，二者是有差別 的；研究外交史也不同于政治宣傳。
"此書上卷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中卷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民國叢書2 （27）
®蔣廷織：《蔣廷蔽回憶錄》，第135頁，長沙：岳麗書社，2003年9月。
©他在序言中提出若想建立真正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學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就中國外交史現在 的學術狀況而言，前途的努力當從兩方面下手.甲午以前，我們當特別注重中國方面的資料.因為中日戰 爭以前，外國方面的史料己經過相當的研究；又因為彼時中國的外交尚保存相當的自主：我們若切實在中 國方面的資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對學術有所貢獻.甲午以后，中國外交安全喪失了自主權.北京的態度 往往不關緊要.關緊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華盛頓及東京間如何妥協或如何牽制。加之近數年來 西洋各國政府及政界要人對于歐戰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貢獻.內中有關中國而未經過學者的 研究的頗不少.這種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因以上各種原故，我編了這部書.上中二卷，專論中、日之 戰以前的歷史；材料專采自中國方面.下卷論下關條約以后的歷史；材料中外兼收°”此外，他還談到了搜 集資料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及注意事項：本書選擇材料的表準有三。（-）擇其信。但"但讀者應該記得，原 料亦非盡可信。用文字來粉飾事實是中國人的特長，尤其是官吏的特長.關于這點，本書各節的引論略有 說明（雖'擇其信,，但又表示出對材料的懷疑精神，強調辨別史料的真偽、或曰'可信度在每節中 所搜集的材料前，均由說明.有考釋的性質存在.這也是蔣氏所搜集材料不同于他人的特點之一，不是簡 單的材料匯編，而有考異的工作在其中。是作者務實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二）擇其要。（三）擇其新。 許多外交公案久為人所共知,且其要旨已經編入通常書籍，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下關條約等。此類材 料無須重刊.本書偏重原料之有新知識的貢獻者.
蔣廷槪編著的《近代中國夕咬史資料輯要》（中卷）出版時，已經是1934年， 距上卷的出版已三年多。其主要的原因是“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引發了中國政局 的動蕩及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①中日沖突的嚴酷現實及國民政府解決中日沖 突問題的外交策略及活動，是學界、國民、輿論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國民政府在 日本退岀國聯后，在日本武力威脅下與其簽訂《塘沽協定》。“弱國無外交”的思 想盛行。
現實的民族危機，使蔣廷槪不自覺地放棄純學術的研究立場：
一方面，體現在《自序》中他對中國近代化的重視，提出從同治至甲午戰爭 的35年間，是中華民族真正近代化的開始。其間“東西洋各國的使者初次群集 于我們的京都，商人、傳教士、游歷者走遍了全國；而我們的'欽差’亦遠到歐、 美……，這誠是李鴻章氏所謂古今中外之大變局。……我民族的大事業就是應付 這個古今中外的大變局。……同光時代的方案是'自強甲午之戰……是我們 '自強'的失敗，應付這大變局的失敗。在日本那方面，甲午之戰是日本'自強’ 的成功；近代化的成功。我們試回想我們這幾千年的歷史，有那一戰其重要可比 得上中日甲午之戰呢？ ”②他高度地評價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外交家及洋務運動的 主張者及實踐家。
另一方面，他認為李鴻章、曾國藩等人是中國舊文化的產物。“是中國幾千. 年文化的結晶。” “這些人實配作我們文化的代表。我們批評他們，就是批評我們; 的文化。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文化的失敗。”蔣廷蔽第一次將外交與文化問題聯. 系起來考慮，是因為日本“九一八”事變后公布的外交上三大原則之一就是文化 工作，宣揚日本文化于世界。對于日本外交政策的這一新特點，中國學者給予了 高度的關注。蔣廷厳關于外交與文化的關系的論述，說明現實的民族危機已經使 其改變了原來的學術化中國外交史的設想。體現了他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無論是 外交史的學術研究，還是辦現實的外交，都要注意中外各國的傳統文化對國家外 交政策的作用問題。這樣的見解已經背離了他在上卷序言中所說的純學術研究的 最初目標，已將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學術研究與中國現實外交問題的思考結合起 來。他特別指出外交政策一定要有“文化”為支撐，否則不會產生強有力的外交 效果。蔣廷嵌由純學術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的國際政局是日本亡我中華民族的侵略 戰爭所致。
®蔣廷It編著：《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自序》.
^這是蔣廷槪以現代化的視角研究中國近代的歷史，也是以中外比較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近代歷史.他的這 種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模式可概括為“沖擊——反應”。另外，這一部分，也體現了作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分 期的觀點：他認為，同治光緒時期才是中國近代歷史初期，是"應付大變局”，方案是以'自強’為目標的 現代化——洋務。但結果是失敗，是近代化的失敗。反觀日本，以甲午戰爭為驗證的機會，則證明了日本 以'.自強'為目標的現代化的成功。
在這一時期出版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著作還有張忠絨的《中華民國外交史》、 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
張忠絨①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一書完成于1936年。關于編纂此 書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說：“我國外交對于我國國家前途關系之重大”，“而 中國外交史一書，則迄今猶無善本”。②他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寫就本書，目 的是寫一部真實的中國近代外交史以貢獻國人以探究當下中日問題解決之道。
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九一八”事變后《大公報》設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由王蕓生負責。后由《大公報》匯集成書出版發 行。關于出版此書的動機，陳振先《序》、張季鸞《序》均說是“以為救國之道, 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是則歷史之回顧，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欲使 讀本報者，撫今追昔，慨然生救國雪恥之決心。”
王蕓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的《凡例》亦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將 六十年來中日外交，輯為始末，貢獻國人以正確的史實”。“此書之作，道在明恥。 蓋發奮圖強，明恥為先，而明恥不可不知歷史。……知恥能勇，中華民族之復興 系焉”。王蕓生研究中日關系史，是為了中國人了解中日關系嫗變至今的真相， 以“知恥能勇”、激起國人不甘做亡國奴的自尊以抵抗日本的決心。
王蕓生對中國近代的外交有一總評價：近代中國“外交乏術，國變紛紜，乃 至不可收拾。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李鴻章一人擔任其前半部。鴻章以獅子搏兔 之力，不能安頓一朝鮮問題，由今日之眼光視之，其外交政策祗局于彌縫補苴之 牽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國際均勢以圖自強。”③清政府無長遠的外交策略、臨時應 付，對世界發展趨勢不甚明了是導致近代以來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
錢亦石④的《中國外交史》①。錢亦石著作很多，此書“是亦石先生在上海暨
®張忠絨：畢業于清華學堂，后官費留美，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 研究重點在歐美與遠東的國際關系.歸國后，1931年擔任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在留學及歸國后寫了多部 關于國際關系的著作，《中華民國外交史》初版于1936年.抗戰爆發后，進入國民政府從政，最初與胡適 等一同赴美歐等進行抗日的宣傳工作，后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長，后轉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后駐美為中國駐 聯合國代表團成員之一，以后被任為聯合國官員之一.可參見張忠級的回憶錄《迷惘集》，臺北：文海出版 社，1978年6月.
*關于此書的寫作原因、內容的取舍及出版情況、再版1W況，作者在1942年的再版《自序》中有有一說明： “作者于抗戰軍興前，在北京大學教讀時，原有一比較遠大計劃，擬以十數年或數十年之時間完成中國近 代外交史全部.在當時（1936年時），蔣廷戲先生正從事于清季外交之研究，故作者為避免工作重復并顧 及讀者之需要計，特先致力于辛亥革命以后之外交.”“民國空5年春（1936年），《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 完成，由北大出版部印行，于秋季起始發售.該書內容敘述自1911年至1922年之中國外交。民國26年7 月，抗戰軍興，北京大學南遷，其所印行之《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除一小部分售出者外，均在平遺失。 中日戰爭爆發以后，作者因故赴美.返國后，作者因環境關系竟暫時脫離教讀生活,以至無暇顧及本書之 再版問題°近數年來，各大學中教授中國外交史之友人，常有以此書相詢者，蓋因坊間己無法購得•作者 因此遂思及，或有將本書從速再版之必要；遂即由正中書局收印，實則本書初版銷售未久即遭遇七七事變， 以致在平遺失，故此次再版應與初版無大區別.……在他日抗戰勝利結束以后，作者自希望能繼續完成中 國外交史全部另關于此書的出版及寫作情況，在其回憶錄《迷惘集》中也有交代。
®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一），第30頁，大公報出版部，1932年。
®錢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寧人.原名錢城，字介磐，筆名嘯秋、史廬、谷蒜、白沙、石顛、 巨濤、楚囚等.著名政治學家進步社會科學家°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省黨 部執行委員、常委兼宣傳部長，主辦黨務干部學校。大革命失敗后，赴日本從事理論研究。1928年轉赴蘇
南大學和政法學院任教授時編的講義”②。其于1937年去世后，同人鑒于此書“關 于帝國主義如何侵略我國，分析得很深刻。在目前抗戰期間，此種讀物，很為需 要，爰決定先出單行本，以饗讀者。”此書從中俄《尼布楚條約》一直寫至日本
“天羽聲明”的發表。第一章《緒論》全面的反應了他的近代外交史觀及其該如 何解決血實問題的主張。可以說是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部書。這部書主要體現 了如下的一些觀點：
首先，他認為歷史是一種科學，研究歷史嫗變的規律，以尋找岀一個避難就 榮，革弊興利的方案。③而外交史“只是某一種政治系統之下，在邦交關系上運 用一種手段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的策略。”外交就是要為本國人民謀生存及利益 的發展。“使本國的政綱政策，至少不至因和他國抵轄而減低實現的程度，甚至 要利用他國的政綱政策來使本國人民利益得至更大更快的發展。” ®
其次，外交史就是研究外交政策的變遷史，看這些變遷的趨勢是否與國際情 勢的變遷相符合，“對于目前外交政策的決定具有何種意義？ ”⑤
他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應該隨國際關系或國際政局的變化而變化，不能一 味地固守或固定于過去的傳統外交模式。以此為判斷外交成功與否的標準，他回 顧了中國歷史上的外交政策的變化情況及人們的外交觀念，得出這樣的結論：
第一個時期是’深閉固拒'，這是滿清中葉的外交情形。這時人們的觀 念仍停留于，天朝，與，夷狄之邦’的觀念束縛之下，故不做任何準備，當 中外沖突發生時，我們措手不及，只好由人擺布了.
第二個時期是“洋人有如天人”，變，鄙夷，為，膜拜,，一方面自己竭 力效法西歐，但辦起，外交，來，還是處處吃虧.另一方面，一和外人交涉， 好似老鼠遇見貍貓，唯有唯唯諾諾，奉命唯謹，不敢道半個，不，字。這是 民國以前的情形.®
第三個時期是，以毒攻毒,.這是北洋軍閥時代的情形。利用人家的相 互沖突來以毒攻毒，并不失為外交手段之一，但因為自己沒有力量，結杲是 引狼拒虎，只有把自己的臥榻，變成虎狼爭食的戰場.
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時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1931年12月回國，先后任上海法 政學院，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事務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終因病情惡化，治療無效；不 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時年49歲。［本介紹轉自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網頁］
®從目錄的編輯、安排看：除第一章緒論外，從第二章至第四章，似乎是考慮或研究以資本主義對華的入侵 為中外雙邊或多邊關系得主動方，而中國只是被動地反映、盲目地釆取應對措施：從第五章至第八章看， 似乎是在表明此后中國的外交主動意識的覺醒；在爭取主動外交、爭取權利，不再屈服或聽從帝國主義的 安排或高壓政策，開始有了中國自己的外交主張。
®張仲實1938年9月1日在漢口為《中國外交史》寫的《序言》第2頁.
①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1-2頁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2-3頁。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3-4頁。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4-6頁.
第四個時期是“革命外交”。知道外人是和他們鬼混不得的了，干脆向他 們，革命,，外交而革命，將如何，革，法呢？關稅要自主，租界要收回、法 權要收回，不平等條約要廢除，這自然是對的了.但結果，外交的 命，似 乎仍未能’革’去。這是最近的情形。®
再次，他認為，“弱國更需要外交”。“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政府將中日 沖突事件的解決，交由國聯裁決，當時中國人對國聯寄予了極大的希望。但結果 國聯制裁日本不力。日本宣布退出國聯后再次向中國的熱河發動進攻，中國抵抗 失敗，被逼簽城下之盟《塘沽協定》。這是政府層面對國聯失望，外交上向日本 示弱的表現。國內政界、輿論界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意見紛紜，“弱國無外交” 的思想再次抬頭。也有人認為，弱國更需要以外交手段彌補國力的不足。他認為, 中國近代以來的外交是失敗的外交，“弱國無外交”的想法是錯的。因為：
第一，中國在開始和他國發生外交關系時是赫然一個強國，……不能拿
'弱國'來做解釋，現在中國所以這樣弱，是歷來失敗的外交的結果；每經 過一次外交中國就加弱一步.所以，就中國而言，，弱國無外交，這句話， 是倒因為果的說法。實情是因為無外交所以才弱國，不是因為弱國所以無外
第二，古今中外的許多史事，證明弱國確有好的外交，而且這些弱國還 確因有了好的外交得以轉弱為強.例如大戰后的土耳其，革命后的俄國，就 是眼前的例子。他用世界歷史事實強調指出，弱國也可以有成功的外交，好 的外交政策及運用，可以使國家逐漸強大起來。所以，'弱國無外交’這句話, 只是當局推委責任的斕言，沒有什么意義。
第三，弱國要辦外交，比較起強國來當然要艱苦了許多.但中國失敗的 惟一原因是“從來沒有過外交政策“外交只是當時政府整個政治系統中的 一環.外交沒有政策，決然不只是外交方面的單獨現象，而是當整個政治系 統沒有確定政綱，因而沒有堅強有力的政策表現，……外交的失敗，……是 因為當時整個政治系統都沒有政策.因為外交政策，根本是要由整個政治系 統來決定，斷不能由外交這一部門來單獨決定®
第四，外交政策與長遠的外交戰略應結合起來。他認為“所謂外交，決 不是，水來土掩，那樣在事變來了以后出來應付一下那樣無可奈何的消極辦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6-7頁。
②此觀點、見解不同于一般學者或國民，非常有自己的獨到的見解。這一說法是反傳統的、反習慣的，逆 向思維的方法；從另一側面考慮中國的弱國地位的形成與外交的關系。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9-11頁.
法，而是有計劃的度量他國情形，使本國政綱能在邦交關系上得著健全的發 展的一種積極政策”.e外交政策只是國內政治的向外延伸，只是'政府整個 政治系統中的一環政治系統應決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配合國內政治系 統的運作.但當時的中國，政局動蕩，軍閥割據、黨派林立，內部極不統一. 國內的政治系統也不健全，無論是當政者亦或政客提出的外交政策多是'急 就章，式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有長遠的考慮或長遠的計劃。
據此，他得出結論：近代中國外交的失敗，是內政混亂的反映，沒有長遠的 外交策略、一味的被動應付是導致中國國弱的主要原因。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史 只有喪權辱國史，賣國殃民史，或者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壓迫中國史。②所 以，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方法就是，“我們不能從自己方面來研究外交政 策的變遷，卻很可以從帝國主義方面來研究他們侵略政策壓迫政策的變遷，以及 這變遷的根據，這變遷對于中國的影響。慮研究中國外交史的目的就是研究“怎 樣才能從國際帝國主義的鐵蹄底下解放岀來？ ”①
四、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史家史觀解析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逐漸在各種社會思潮中占了上風。逐漸覺 醒的中國人開始關注中國的外交問題。中國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外交史的關注與研 究，是這一歷史現象的顯現。
從前面的敘述看，當時歷史學家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史觀基本上分為兩 類：
一類基本上是以民族史觀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們以帝國主義國家的對華 政策一華政策為切入點，看帝國主義國家是如何壓迫、侵略中國？以期使中 國"能從國際帝國主義的鐵蹄底下解放出來”為最終的目標。自1840年鴉片戰 爭以來，西方列強以武力脅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列強以條約為保障, 在中國肆意橫行，成為中國的太上皇。只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才能消除帝國主義 國家對中國的壓迫。這類的中國近代史、.或有關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在民族危 機的時期是相當多的。⑤這種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觀念或方法，當時的某些學 者或當代學者一般稱為是民族主義史學研究。從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看，這些
①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3頁.
①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8頁。
①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12頁.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第22頁.
®據宮明的粗略統計，從民國初至1949年的三十多年間，這類的列強侵華史、外患史、國難史、外禍史、 近代外交史、中外雙邊關系史、近代革命史之類的著作，約130部之多、文章約300篇。《中國近代史研究 述評選》，第13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著述在宣傳、動員、鼓舞民眾起而反抗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除帝國主 義勢力出中國是有相當的貢獻。若從純學術或近代外交史學科建設的目標看有一 定的距離。
一類是一些歷史學家鑒于外交對于國家前途的重要性,他們希望從中外各方 面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外交進行以全方位的研究，以利于總結我們失敗而趨貧弱的 真相。故他們聲稱自己的著作“非宣傳作品”，是求學問、求歷史的真實①，從學 術層面講將外交史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們的研究不僅利用了大量的 當時陸續刊印的我國外交史料②，還查訪、利用了西方公布的檔案材料。他們不 僅研究西方勢力東來給中國造成的消極的影響，也注重西方勢力東來給中國帶來 的積極的影響。認為消極的影響是不平等法的條約體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積極 的影響是西方勢力的東來刺激了中國近代化的開始。基于這樣的結論，他們對近 代史上一些外交、洋務人物的評價與傳統的評價有很大的不同。蔣廷蔽曾說：“研 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 漢，并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當我在雜志上發表我的見 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太偏向滿清，有人說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 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 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并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 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 況。” ®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們將純學術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中日沖突的 現實問題結合起來。他們追求歷史真相的目的是“專欲讀者了解當日之背景壞境 及其失策與責任”，貢獻國人以真實的歷史知識，以使國人知恥懷奮，為現實處 理外交問題以借鑒。所以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他們雖欲進行純學術的研究 以構建一個近代外交史學科體系，但始終擺脫不了對現實的關懷，以至于最終將 對近代史的研究關切投注于現實的外交問題。基于中國文人論政的傳統及書生報 國計，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們以深厚的對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學養, 對中國當下以中日關紊為主的外交問題發表了大量的主張，以期對政府有所貢 獻。
5見蔣廷獻著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的《序言》及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的《第十九篇》、 王蕓生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的《序言》、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的《序言》.他們都特別強調 了中國的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被民族主義情緒左右，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
3從1929年起，故宮博物院陸續影印了道光朝、咸豐朝、同治朝的外交文件，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 后又有私人王彥威、王亮父子所編的《清季外交史料》（從光緒至宣統清亡為止）的刊布。中國公布的外交 檔案，提高了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學術層次，可以說“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蔣廷蔽：《＜清季外交 史料〉序》.
®蔣廷嶽：《蔣廷獻回憶錄》，第135頁，長沙：岳JR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
五、簡要的小結
綜上，本章對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政府、國人外交行動的回顧及對中國史家研 究中國近代史的回顧性研討，旨在指出，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人充分地意識到 了不平等條約帶給中國人的危害，所以在外交觀念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要內 容，體現在具體的外交行動上就是廢約、修約。學者對近代史的研究、對當下中 國外交問題的關注回應了這一時代情境。這說明20世紀早期中國人共同關注的 問題是廢約、修約問題，期盼以此方式解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帶來的災難與束縛， 達到世界列強處于平等地位的最終目的。在這一過程中，部分人也注意到了中國 國弱是導致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廢約的同時，主張中國應借助于西方先進的 文化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強大中國。
本章的回顧性研究旨在對照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民族危機的情勢下，中 國知識界的外交主張與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的外交觀念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轉向， 由廢約到求助、聯合。現實的民族危機使他們不自覺地放棄廢約的外交觀念與行 動，轉而全力解決中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中日問題，將關注的重點從歷史轉向 現實。這一變化既是日本亡我中華民族的侵略戰爭使然，也是之前廢約外交觀念 與行動的延續、現實政情變化的彰顯，顯示中國人始終能準確地判斷岀在外交問; 題上在哪一時期、哪一方面的問題最攸關中國前途、命運。
第二章學政復合體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實踐
——以胡適、蔣廷厳為考察對象
本章所要研究討論的是由學界進入外交界的學政復合體人士的外交思想。 1930年代，在中國政治機構的組織上，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有一批學者專 家進入政府從政。①這些學者有的以后終生從政再未返回學界，有的在從政后又 回到學界。其中有一批學者進入外交界成為外交家②。他們在“九一八”事變后, 針對中國最緊迫的外交問題——中日關系問題所提出的外交思想,不是簡單地討 論與日本的和、戰問題。他們以對本國國情、日本國情的認識為出發點，圍繞著 如何運用國際組織的力量、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的相互制衡等因素，探討解決中 日沖突的途徑。“七七”事變發生后，他們又不失時機地提岀了爭取、聯合世界 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集中打擊中國最大的敵人日本的思想。他們的外交思想在 一定時期與國人的外交輿情有某些差異、與政府所制定實施的外交政策亦有某些 不同，但他們與國人、政府的外交目標是一致的：如何以最小的代價驅逐日本侵 略者岀中國、捍衛中國的主權獨立與尊嚴。故當政府“征召”學人進入政府為國 家貢獻力量時，他們在行動上自覺地配合政府外交策略的實施。學人進入外交界 的人數不少，本文僅研究其中的兩位：胡適、蔣廷蔽。③“九一八”事變后，他 們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志④。用獨立、負責的精神將自己對與
關于學人介入政治活動的情況，近年來有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現代學人的學術活動及其介入公眾事務 所形成的“權勢網絡”問題。認為，學者從政現象，表明讀書人力圖通過重建知識的莊嚴，重新確立讀書 人在現代社會的位置。在此過程中，知識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識”，筑起了一張公開的與潛在的“權勢網絡”, 從而導致讀書人新的角色與身份具有很強的“依附性”。“這些年，學術思想界努力在發掘守望學術理想的 讀書人.平心而論，那個年代確難找出幾個真正與政治無涉的讀書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報刊或團體有某 些聯系°”參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載《歷史研究》2002年04期。 ®有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學者進入中國外交界對中國外交事務的影響力問題.參見章清：《“學人外交”: 從幕后到前臺——以胡適為中心的考察》，此文認為，“胡適作為學人介入到外交事務中，由于打破了以往 的平衡，相應的也使許多問題暴露出來.值得關注的是，從職業外交官的要求來說，胡適當然不具備擔任 駐美大使的重任，但胡適算是很好地完成了這項使命，無疑表明影響中國外交事務的，還有其他的因素起 著重要的作用.而胡適最后在卷入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后不得不黯然退出外交舞臺，則更深刻說明影響中國 外交事務的，是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演進過程中逐漸抬升的'黨文化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 第358-3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本文在結構的安排上將胡適置于蔣廷itt之前，是基于如下的考慮：本文研究的斷限是在抗日戰爭時期； 在這段時期內胡適、蔣廷獻都擔任過國民政府的駐外大使，蔣廷截擔任的是駐蘇大使(1936-1938),胡適 擔任的是駐美大使(1938-1942)；若從時間的先后來考慮安排，則蔣廷獻應在先；但若從任職事件長短及 在整個的抗戰時期政府對美、蘇的重視與依賴程度看，則在結構的安排上將胡適部分內容置于蔣廷戲之前 考慮是比較恰當的。謹此.
“九一八事變”后，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決定辦一份雜志，以刊登自己的關于內政、外交、文化等建 設方面的主張。在《獨立評論》的引言中明確表示了編者的態度與用心：幾個朋友“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 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個人 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刊物叫《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保持一點 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 精神以《獨立評論》為中心刊發文章的人，學界一般將他們成為“獨立評論派”。其實，以"獨立的精 神”標榜自己辦刊物、發表言論精神的不只是《獨立評論》，早在1926年新記《大公報》岀版時，就在《本 社同人之志趣》中標榜《大公報》的辦報方針為"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目的是“應絕 抗戰有關問題的思考刊登其上，以供政府、國人參考、借鑒，以、負責、愛國之 心闡發自己對現實外交問題的思考是他們的出發點。蔣廷蔽就外交問題在《獨立 評論》刊登的自己的思考與主張，很快引起政府的重視，隨后進入政界，有一段 時間從事外交工作。胡適在“留美時，亦認識日本為中國大患”。①在《獨立評論》 上發表了大量的關于內政、外交問題的評論，幾次參加太平洋會議，更使他能從 世界的角度觀察中日問題，為他研究中國的外交問題提供了很好的訓練。抗戰前 多次見蔣介石，與其談自己的關于解決中日問題的構想。選擇這兩位為研究對象 “并不含'代表'的意味；……這只是'抽樣事實上是以資料的有無多寡作 取舍的決定”。②
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貢獻正確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這與《獨立評論》所標榜的“用 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的精神是一致的.
①吳相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載《胡適傳記三種》，第16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 月。
第一節胡適的外交思想及實踐
胡適（1891-1962）,字希強、適之。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原籍安徽 績溪縣。1910年以官費留學生赴美就讀于康乃爾大學農科，因不感興趣，后專 學哲學。1914年6月，于康乃爾大學畢業。后如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后獲得博 士學位。在留學期間，參加過許多集會，其中有中國討論會、中國學生政治研究 會、國際政治學會、國際政策討論會、世界大同會、中國科學社等，與美國朝野 人士交游甚廣，因此學者稱他是“外交大使的最理想的人物”。①1917年回國進 入北大教書。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在東吳大學、光華大學任教。1928年3 月與友人合辦《新月月刊L 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任中國公學校長。1930 年11月回北京，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與志同道合者創辦《獨立 評論》，他的關于內政與外交問題的思想主張多刊發其上。1938-1942年任駐美大 使。離任后留美教書。再沒有進入政界。②
一、胡適外交思想的提出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判定這次沖突事件的性質是一次地方性事 件，傳言國民政府下令“不抵抗”③。針對這一事件，全國輿論主張一致抵抗。 國民政府在9月21日正式請求國聯干涉“九一八”事件。9月22日，蔣介石就 外交政策在南京市黨員大會的演說，“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 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0第二天，南京政府又正式發 表《告全國國民書》，表明要將“九一八”事件“訴之于國聯行政會”，同時“嚴 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 態度。”⑤國民政府釆取了堅持對日不抵抗、不與日本直接交涉、期待國聯仲裁中 日沖突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希望通過國聯的裁決宣布日本為侵略者，爭取國際上 道義的支持；另一方面則希望在國聯作出這樣的裁決后，援引國聯盟約、九國公 約對日本事實制裁，以徹底解決中日問題。但是隨著國聯派李頓調査團到中國及 國聯通過決議、日本退出國聯，中日之間的沖突不僅沒有解決而是日益擴大，最
“《胡適傳記三種》，第1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胡適的生平，具體可參見《胡適傳記三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三種傳記的作者胡 不歸、毛子水、吳相湘，均是胡適的學生；胡適生前對他們三人各有評價）
®據薛念文在《V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民闔檔案》20（^年3期）中提及，關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 不抵抗政策的責任問題，蔣介石的日記也提供了一些一手資料，在事變的當天，蔣介石并不知道消息，所 以也就無從下達不抵抗的命令。另在此文中還提到隨著張學良口述歷史的公開，明確了當時的“不抵抗令” 下達者是張學良本人.馮筱才的《“不抵抗主義”再探》（《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2期）、徐暢的《張學良 與九一八事變》再探討（《史學月刊》2003年8期）認為：張學良對于不抵抗應該負主要責任。.
3《中央對日已有決心》，《民國日報》，1931年9月23 H.
①《國府吿全國國民書》，《民國日報》，1931年9月24 B.
終爆發了 “七七”事變。
胡適留美歸國時曾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專門辦教育、做學問，因為他 始終認為教育為“救國的根本大計”。但是，復雜多變的國內政局及中日之間的 戰爭，影響著他目標的實現，時時將他的注意力引導到國家的政治生活層面。以 救國為己任、以政府“浄臣”自居的胡適對“九一八”事變表示了高度的關注。 正如他在1942年給友人的信中所說：“過去25年以來，我既沒有官銜也沒有職 稱，但我始終是國家的浄臣。”①胡適的這種“浄臣”角色在“九一八”事變后, 扮演的更為出色。“七七”事變后應政府的“征召”，以民間大使的身份出訪歐美。 后又擔任駐美大使的工作。
近年有不少學者關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的活動。但學者們在研究胡適使 美問題時似乎存在著一個偏見：“胡適作為一個文化人，對政治外交工作都不太 熟識，但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指派他出使美國，這不僅對胡適是一次 嚴峻的考驗，國民政府也有自己的考量。”②其實，我們閱讀胡適的日記及胡適在 “九一八”事變之后至其出使美國期間的工作中心可見：在這段時間內，主要是 辦《獨立評論》雜志及出席太平洋會議③，都是在關注中國的外交事務及國際情 勢的演變，這對他以后從事外交工作是極大的幫助，不能說他對“政治外交工作 都不熟悉”。他后來回憶說：“我1937-1938年出任外交事，確有了點準備一一五 年編輯《獨立評論》，三次參加I.P.R.（按：太平洋學會）會議，都是好訓練。”④ 對此余英時評論說：“工作中心的轉移無意之間為他的生命的下一個階段打下了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一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52頁，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梁碧瑩：《書生大使•序》，第1頁。莫高義著：《書生大使一胡適出使美國研究》【Z】，廣州：廣東人民 出版社，2006年5月。
®據學者研究，太平洋國際學會是成立于1925年的非政府國際組織，關注的問題主要是亞太地區政治、經 濟、社會、外交、文化、民族等.主要活躍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會員主要來自學術界、 教育界；還有部分商界、新聞出版界、社團、法律界等。學會每兩年舉行一次會議。從第二屆會議起，將 學會的關注點放在太平洋地區國際關系、尤其是中國外交問題，特別是中日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界會議 時，對中國外交關系的討論己經占了會議日程的一半。后來，太平洋國際學會被作為國民外交機構引介到 中國。應中國分會之邀，第四屆會議于1931年10月在中國舉行.1931年夏天，胡適的朋友徐新六代行中 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職務.1932年，胡適被選為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徐新六為副委員 長。抗戰爆發后，從1939年起，官方勢力深刻地介入了中國分會的活動.政府為加強國際宣傳與聯絡，撥 款支付中國代表出席會議費用，并指導其言行、同時派官方代表出席會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太平洋國 際學會也邀請各國政府代表參加學會會議，使會議帶上了一定的官方外交的色彩.參見張靜：《國民外交與 學術研究：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基本活動及其工作重心的轉移（1925-1933）＞,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國》
（下卷），第771-786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9月.另據《大公報》駐美記者報告的第八 次太平洋學會（1942年12月4日——14 0,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情況，證實了各國官方對此會的 介入：這次“各國都有政府方面的人員參加，他們是以個人資格出席「并非代表政府.這一次會場里發現 不少位和各國外交部有關的人員，如同徐（淑希）博士，他是我國外交部的顧問兼亞西司司長，其他如洪 貝君是美國外交部的顧問，哈米爾頓君是美國外交部的遠東司司長，其他各國亦有以私人資格出席的官員。” 此次會議討論的與我國有關的是“各國對于我國在聯合國作戰上的地位問題都表重視.……英美必須徹底 與我國合作。各國代表對此頗為感動，提議立刻召集聯合國會議，討論作戰方略和戰后問題.又提議請英 美代表向各該國建議，予我國在現有的國際機關上有充分發言的權利。”同時，參與此會的各國代表也一致 的贊同取消不平等條約，而此時各報已經刊登了英美與中國訂立廢除領事裁判權和有關特權條約的消息。 嚴仁穎：《旅美鱗爪》，第36-37頁，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基礎。”①留學美國期間參加的一系列集會也是后來任駐美大使的一種前期訓練。 另，我們從這段時間他與朋友的通信中可見，他們之間所交流的多是關于中國的 內政外交問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至1938年9月任駐美大使之前，胡適針 對中日之間的沖突問題提出大量的主張與建議，并對政府處理中日問題的方針政 策提出批評與建議，反映了在民族危機的情勢之下，為解除民族危機，求民族獨 立與復興的熾熱之情，體現了他對“不期到了中年的時候做上一個亡國奴”②不 甘的憂國之思與愛國情懷。但關于外交及與此相關的內政問題的主張卻成了胡適 研究中的盲點問題而無人問津。③
胡適非職業外交家，其外交主張的產生與國家的命運密切相關。他在這一時 期的外交主張與建議，均是針對中日關系具體的演變的情況所提出，所以胡適的 外交主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中日之間關系的演變情況及國際關系情勢的 變動而變化。他提出的思想主張的宗旨是為了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與民族獨 立、中國反侵略戰爭的最后勝利與民族的復興。
二、胡適的外交思想
(-)從主張中日之間直接交涉到“和比戰難”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主持東北地方政局的張學良， 對此事件所發表的公開講話及告國民書中所提到的解決事件的方法多是中國“不 抵抗、不交涉”而依靠國際聯盟解決。對此有兩大主張：國聯“必須議決使日本 限期撤兵”；“不撤兵，不談判”。對于這種方案，報界認為是政府無主張的表現, 認為''中國在此和戰兩難之環境中，必須決定自主的政策，以誘導國際形勢，以 窺察日本之決心”，主張政府宣布具體的外交方針。④其實依靠國聯解決中日沖突 的方式，在統治階級內部同樣被認為是“以目前內政外交之最大困難在于無方針, 故無辦法”的辦法⑤。這也證實了報界所說的政府在處理中日沖突的問題上的無 政策、無辦法是正確的。
對于政府在對日問題上的舉棋不定，1932年5月31日《大公報》的社評《對 日新方針之確立與行》提出的解決中日問題的方針是：''外交應自主自動，乃 獨立國家當然之態度。今日東北情勢，縱益于我不利，要當確定方針，照告中外。”
®【美］余英時著：《重尋胡適歷程》，第35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梁錫華選注：《羅文干致胡適》《胡適秘藏書信選》，第57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關于胡適的研究，學術界關注的主要是其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影響，尤其是他的民主、自由、人權的 言論更是學界研討的熱門話題.此類成果甚多，恕不在此羅列。
®《中國亟宜宣布對日整個方針》，《大公報》《社評》，1931年12月6日。
®梁錫華選注：《唐有壬致胡適、陶孟和》;《胡適秘藏書信選》，第47頁，臺北：遠景岀版事業公司，1982 即使無法一時解決，“亦須明示態度，亦作努力目標”；同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 具體的建議。后《大公報》在6月12日的社評《對日外交之新陣容新戰略》中 再次申明“外交自立，貴定方針”的主張，同時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在國際上通過 國聯交涉的辦法。
胡適非常贊同《大公報》社論的主張與建議，認為政府應該就此問題確定明 確的方針政策，但是他卻一反輿論及國民與政府的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張，指 出：依靠國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政府應該與日本直接交涉一 談判解決中日沖突才是根本。他對中國政府不愿意與日本交涉而愿通過國聯解決 的策略提出批評，認為是“中國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勢，又沒有肯負外交責任 的決心，所以始終只利用國聯來做延宕的工具，從不會運用國聯的組織和國際的 同情來做外交上的奮斗。名為信賴國聯，實則躲避責任，貽誤國家。”所以胡適 提出了在某種條件之下中國政府應該表示可以和日本開始交涉，“交涉的目標要 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①。并認為這樣做對中國是 最有利的。1932年9月給羅文干的信中說：
“我至今還以為中日問題應該直接交涉”，這是“挽救目前僵局的計 劃”。” “我們的方式應該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達到（1）取消滿洲國，
（2）恢復在東北之行政主權之目的，則我們應該毅然決然開始直接交 涉 我6月間所謂政府應宣言愿意直接交涉，即此意也。” ®
1933年2月，當國聯正式通過關于中日問題的調査結果和調節建議書，而 日本拒不接受并宣布推出國聯后，日本迅即分兵向中國的熱河、長城一線進攻， 以向國聯示威。熱河很快失陷。南京政府在尋求英美調停遭拒絕后，轉而與日本 直接交涉。此時日本軍部與政客都希望中日開始直接交涉解決問題。
但此時胡適對處理中日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說：最近幾個月中， “事實的昭示使我們明白這種交涉的原則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最主要的原因 是2月14日日本國聯代表答國聯秘書長的信中明白表示：“日本政府深信，滿洲 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唯一的保障。”胡適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中國人都應明白，“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 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
®胡適：《論對日外交方針》，《獨立評論》（5號）,1932年6月19 S.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羅文干》，《胡適秘藏書信選》，第54-55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羅 文干當時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兼外交部長）。［從羅文干回復胡適的信看，胡適是多次向政府的有關人員提出 與日本直接交涉的問題.羅文干也認為此辦法是對的，但認為時機已過。見《羅文干致胡適》，《胡適秘藏 書信選》第56頁］.
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①
有學者主張《獨立評論》的朋友或成員聯合起來，發表一個宣言，“主張堅 決的戰爭”以解決中日問題②。但是胡適指出：在“日本拒絕國聯調解并且退出 國聯之后，我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 “對日交涉無論取何種方式，必須不違背國聯在今年2月24日的大會上通過的 報告書與建議案的原則。”③。
對于日本不遵守國際法規，一意孤行的行為，中國輿論界在宣傳“利用百姓 的弱點”與日本決一死戰、死拼到底的思想④，胡適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高調, 都是廢話”，不是救國，而是亡國⑤。
《塘沽協定》簽訂后，華北暫時停戰。日本政府又提出解決中日的“任何懸 案”的新的對華方針，建議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應取合作的態度。對此，胡適警 告中國外交當局：任何懸案，當然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 只要“在這個先決條件之下，我們不反對直接談判。”否則中日之間的任何問題 的解決都無從談起。⑥
1935年，日本進逼華北，華北危機。胡適又主張與日本直接交涉。在這一時 期他幾次給王世杰寫信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一切懸案。 原則為求得十年的和平，方法為有代價的讓步。”這一思想在給羅努生（按：行 政問題專家）的信中再次提及并反復說，請他（羅努生）務必將自己的意見轉達 給蔣先生——應該與日本公開的交涉，解決一切懸案，“目的在于謀得一個喘氣 的時間”，同時還要“另定苦戰四年的計劃”⑦1936年華北危機日甚，8月致翁文 顫的信中說：“今日事勢已迫如火燒到頭上，中央對此，仍無整個計劃，真令人 焦急死!”他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華北問題辦法：“華北今日只有一線希望，就是由 政府用全力向東京做工夫，……（尋求和平解決）原則上必須抓住'日本人在長 城以南、熱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根本立場”，這是大原則，不能改變；同時胡適 還"深責”蔣介石的用人不當，認為“封疆政治”不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 池”的政治！至今“還不知道為事求才”，故此他推薦了適合擔任外交談判的具 體的人選。⑧可見，中日之間的關系發展至1935-1936年時，胡適主張與日本直 接談判的條件與目的有了一定的變化，這就是“有代價的讓步”、“求得十年的和 平”、“定苦戰四年的計劃”，這是以退為進的外交思想。但胡適的想法受到了蔣
金胡適：《我們可以再等候五十年》，《獨立評論》⑷號）.1933年4月2日。
®徐炳昶：《西安通信》，《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6日。
④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6日。
1董時進：《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大公報》，1933年4月3日4日。
①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1 0.
®胡適：《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 ％《獨立評論》（102號）,1934年5月27日。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 （6）,第531-53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翁文那（》，《胡適秘藏書信選》，第125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介石的批評，認為其執迷不悟。①
“七七”事變后的7月25 0,在給陳布雷信中，他請陳布雷電告政府：在此 燃眉之急的時刻，“要研究關于華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發表，亦印成密 件，使政府當局知道他們(文件)的實在文字與意義”②7月30日，在與南京青 年智囊團部分成員的談話中，他仍主張：“1、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按： 高宗武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積極負責打通此路線；2、時機甚逼近，須有肯 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③第二天，在與蔣介石的午餐談話中又親自向他提 “外交路線不能斷”的建議。®
胡適的抵抗與外交雙管齊下的解決中日沖突問題的主張與建議，似乎對蔣介 石產生了影響。據載，蔣介石很快找高宗武進行了詳細的談話，而胡適的“苦戰” 堅決抵抗的主張可能也堅定了蔣介石抵抗日本的決心。但當胡適得知中國全力作 戰“可支持六個月”⑨的情況后，對日作戰的決心似乎有些動搖。這在他準備與 蔣介石談話的大綱中可窺見一斑。認為在與日本展開全面大戰之前，政府應“作 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和平外交的目的是：
1、趁此實力(支持6個月)可以一戰的時候，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 保存未失之土地.2、“徹底調整中日關系，謀五十年之和平。步驟分兩步： A、停戰，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疆土狀況。B、調整中日關系的正式交涉…… 在兩三個月之后舉行”.®
但當胡適得知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戰后，便不再提和平努力的問題，而是 以全力投入到抗戰的活動中去，并鼓勵蔣介石抗戰到底，國際形勢的轉化必將對 中國的抗戰有力，預言中國定會取得抗戰的勝利。胡頌平回憶說：先生知道中央 下了決心后，便以全力支持抗戰了。⑦在1937年9月8日的日記中，胡適提到“和”、
®對于胡適所提出的對日和談，以“有代價的讓步”為條件的問題，楊天石有專門的研究.楊天石以臺灣 "蔣介石檔案”中的有關胡適、陶希圣的至蔣介石書及二人的關于《中日外交意見書》及在1935年6月致 王世杰函、《民國檔案》1996年1期所刊登的《抗戰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國防聯席會議記錄》等材料研究 后認為，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對于胡適建議解決中日問題的方法，作者認為"作為學 者的陶希圣、胡適糊涂，而蔣介石卻比較清醒”.因為蔣介石確信“日本是沒有信義的，他就是要中國的國 際地位掃地，可以達到他為所欲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為局部的解決，就可以永久平安無事，是絕不 可能，絕對做不到的”.“但胡適執迷不誤”，在致函羅隆基時告知致王世杰信中的內容。但在胡適得知蔣介
石決心抗戰后，便放棄了自己的主張.見楊天石：《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近世名人 未刊函電過眼錄》，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6期.
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國際的變化，我們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機會
“戰”的關系，他對戰又充滿了信心：一個多月的抗戰“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 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 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①
從以上所述可見，在“七七”事變之前的幾年中，胡適多數時間是主張中 日之間直接交涉和平談判解決中日問題，但原則是不能有損于中國的領土與行政 的主權。其間有短暫的時間主張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原因是日本聲稱不放棄滿 洲國。他認為，日本只有主動放棄所有與中國相關的對中國來說是不平等的中日 關系的條文，中日關系才可以根本解決，否則，只能是相互屠殺。他將這種一攬 子、徹底解決中日間問題、障礙的提議，命名為“釜底抽薪”。以“謀國不能不 小心”為出發點，華北事變發生后，他的主張有些許的變化，即“有代價的讓步”, 以爭取時間謀最后算總賬；“七七”事變后，在得知中國的國力不足以抗擊日本 的侵略時，曾有準備“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設想，惜未曾提出便得知蔣介 石已決心抗戰到底，此后他就全力支持蔣介石抗戰。由于日本的步步進逼，使其 最終走上了 “和比戰難”百倍的道路。這一思想在其1937年7月致蔣廷嵌的信 中體現的最充分：
我們“對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敵人深入，六年的避戰只見敵氛日深， 受逼日甚，結果是無力抵抗，故終不能避戰。” “九一八”事變以后的兩年中， 我的與敵和談，最后算總賬的觀點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太弱，沒 有算總賬的能力，’，終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戰爭”。
1938年1月，胡適在此信的附記中寫到：
“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開始轉變。我在八月中，還做過一次和平 的大努力.但我后來漸漸拋棄和平的夢想了。……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 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
由此可見，胡適主張談判解決中日問題的前提條件是日本放棄所有的與中 國相關的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又不肯放棄，才有了他的“和比戰難”百倍的思想; 日本對中國領土的無限貪欲堅定了他苦戰到底的決心。-
（二）批評“弱國無外交”的思想言論，強調利用國際組織開展積極
的外交活動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第71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蔣廷蔽》，《胡適秘減書借選》，第148-149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對外交涉中無一不以被逼簽城下之盟而敗北。 這給中國人一種感覺，中國的國力薄弱是導致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故“弱國無 外交”的思想言論盛行。以至于在人們的觀念中產生了這樣一種思維模式：在對 外交涉中中國的失敗是必然的。這樣在辦理對外交事務的時候，只是一味應付， 只要對方提出條件，基本是照準，很少積極努力去爭取或改變其中不合理或苛刻 的要求。
1933年，當國聯表示不能制裁日本的消息傳出后，中國政府開始謀求與日 本的妥協，故有《塘沽協定》的簽訂。此后，華北暫時停戰。一時間，國內外輿 論紛紛猜測，認為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由親英美轉而重扣 日本之門，一系列高層的人事變動，似乎證實這些傳言的可信性。此時“弱國無 外交”思想再次抬頭，并在部分當政者中流行。汪精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 認為以目前的情況：“外交不能為外交而辦外交，要為軍事財政全盤情形而辦外 交。”①此后中國政府對國聯取蔑視或不重視的態度，用汪精衛的話說就是：外交 的態度由“'鳴鋌求救'而轉為'默守待援'。求救者的呼聲已入了赴救者的耳朵, 鳴鈕者并非徒勞。……赴援者明瞭了待援者的心事，必不因其默守而以為不必趕 援。”②
對于這種外交思想及行為，胡適指出“弱國無外交”的說辭是大錯特錯， 這很容易給辦外交失敗者以借口。他批評說：《塘沽協定》簽定后政府“好象沒 有何種積極的外交政策或方針，只有一種消極的招架應付。”這對一個國家來說 是很危險的，因為當前的外交“關系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③，應該利用外交來 強大自己的國家;利用國際合法的組織——國聯這一平臺，爭取維護中國的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培養一點對國聯的信心，“我們的將來，無疑的，必須依靠一個可 以使丹麥、瑞士和英吉利、法蘭西同時生存的世界組織。我們必須有這種信心， 然后可以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他批評了汪精衛的關于在目前的情況下“外交 要為軍事財政全盤情形而辦外交”及我們的“外交態度的改變只是由，銘鈕求救, 而轉為'默守待援'的態度”④，認為“中國目前的外交方針應當是：不可放棄 國聯與國際”，雖然目前國聯與國際社會無力制裁日本，但是只有國聯組織，才 使“中國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大問題，使我們的敵人成為整個文明世界的道德貶議 下的罪人。”這就是說，只有積極的融入國際社會、世界，才能使世界了解我們、 傾聽我們的聲音，支持我們的事業，以打擊共同的敵人。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指
3梁錫華選注：《汪精衛致胡適》，《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0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梁錫華選注：《汪精衛致胡適》，《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5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四），第1173頁，臺北：聯經，1984年.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汪精衛》，《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8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出:
“外交不僅是應付，是要把眼光放得遠一點，認清國際的趨勢，決定一 個國家民族的朋友和敵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減除敵人……”。還強調，解 決華北問題，“不是外交的全部”，只是外交的一部分，因為日本之外，世界 尚有其他國家存在；同樣華北只是局部問題，“還有個中國整個間題，……還 有個中國的前途問題”。
據此，他提出了處理外交問題，應考慮到國際各種政治勢力及地區組織、 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對中國的影響。胡適強調：“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應該是： 我們必不可拋棄國聯國際的”大方向，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
“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胡適研究分析了世界形勢，認為“我 們不能斷言太平洋上的戰禍可以完全避免”，“今后的國際外交必將有重大的新 發展”。國際關系的新變化及國際各勢力的聯合（蘇俄、新大陸、國聯的理想 主義）、攜手，必將會迎來新的世界和平，而新的和平秩序的建立，要用“戰 爭來消滅戰爭”的方式來實現。希望中國政府早日決定自己的長遠的外交方針， 而不僅是暫時的處理局部問題的招架應付。這關系“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 因為國弱，所以更需要外交”.®
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徹底擊敗日本的侵略。胡適的國際勢力聯合以結束戰 爭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實了。胡適的這番言論目的是“要政府諸公明瞭世界的新 局勢并不是拋棄了我們，……只是由無力的喊聲漸漸轉到有力的備援。我們切不 可因其不喊了，而就認為是無心援助我們了。”所以“外交要顧到世界的局勢， 而不可限於一隅的局勢；外交要顧到國家百年的大計，而不可限於一時的利害。” ©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對在1934年9月17日國聯大會改選非常任理事國 而中國失敗一事提岀批評與建議：
（1）批評外交人員任用、管理不當，是造成此次失敗的重要原因。在 關鍵時刻，政府“容許駐歐各大國的大使公使逍遙國內，奔走于青島上海南 京廬山之間”，而不在歐洲“外交壇堆之上”折沖。這完全是國內政客的習氣 太重，根本不具備外交官的資質與素養，他們以國內官場的政治經驗，處理
胡適：《世界新形勢里的中國外交方針》，《獨立評論》（78號）,1933年11月26日。
龍梁錫華選注：《胡適致汪精衛》，《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9、77頁，臺北：遠景岀版事業公司，1982年。 看待國際交往，他們在競選失敗后的表現是“最失體統的外交態度，既無補 于過去的失敗，又為國家結怨樹敵，更足以證明政府此次選派代表團的大錯 了。”（2）國民政府不重視外交事務.政府知道今年國聯大會“有蘇俄入盟 和我國自身競選理事”的重大事件，“而不命令顏大使與顧公使早日回任，只 派了幾位在國外說話不夠斤兩的公使去敷衍國聯大會”，胡適認為，政府不重 視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與地位，致使中國在競選連任中失敗，這“是政 府很大的失敗”。®
（三）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對中國內政外交的粗暴干涉、中日之戰不可避免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后，中國政府積極謀求將與國聯的技術合作 加以擴大，以利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國聯也作岀了相應的決議②，對此日本橫 加指責。
1934年4月17 H,日本外務省發表一個非正式的聲明，即“天羽聲明”。 '此聲明公開地警告國聯、美國與威嚇中國：“如果因為國際合作協助中國而遠東 的和平與秩序被擾亂了”，日本不惜采取積極的行動，“如果別國用武力，那么日 本也要用武力。”對于日本公開干涉中國的外交事務，國民政府外交部在4月19 日發表聲明，予以駁斥，但態度曖昧。英美反應消極。此后，國民政府內部親日 派活躍，政府內部亦進行了人事調整。這表明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活動已經相當 顯著。
胡適指岀：日本外務省的聲明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的最新綱領……，在 這個最新綱領之下，日本是唯一的東亞主人”，它聲明各國若聯合起來幫助中國 （在財政、技術、借款、軍售等）日本一概反對。日本以東亞的主人自居，只有 它可以判斷各國的何種行動是“違反東亞和平的”。胡適指出，這是日本將中日 問題再度世界化，是日本軍閥與政客肆無忌憚的“向世界挑戰”，是公開的與世 界為敵③。是促使日本走上了自殺的道路——而且是“整個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 腹'的路”。④我們可以將4月17號日本的非正式談話看作是日本“獨霸東亞的 宣言”。這是日本企圖干涉中國的對外政策的鐵證。日本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發 表這樣的言論，是因為他們研究了國際局勢：西方世界正忙于內部事務，因經濟 危機過后，歐洲各國在談判解決軍縮問題；而美國正在全力恢復、發展經濟，•故 此時各種勢力無暇東顧，太平洋戰爭不會很快爆發。日本軍閥算準了目前是最好
®胡適：《國聯大會的兩件事》，《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13日.
®關于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問題，可參見張力的《顧維鈞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和國聯的技術合作》一 文，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胡適：《“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獨立評論》（98號）,1934年4月29 0.
®胡適：《述一個英國學者的預言》，《大公報》《星期論文h 1934年4月29日。
的機會，……也看準世界各國此時還無可奈何她。所以，“中國今日的局勢是一 個空前嚴重的局勢。其嚴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條還更嚴重，也許比九一八以來的任 何事件還更可怕。”國際情勢絕無絲毫變和緩的趨勢。①
1935年8月，日本還提出了調整中日關系的“廣田三原則”。對此，中國政 府聲明不予承認，但日本仍反復宣講②，胡適給予嚴厲的駁斥。認為“廣田三原 則”是公開的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廣田三原則”“決不配做調整中日關系的先 決條件”，是“增進中日仇恨的條件”，是威脅中國，要中國在內政外交上完全屈 從于日本。日本若真想調整中日關系，就應該本著消除中日間仇恨為原則并站在 中國國民的立場來考慮調整的條件。胡適據此提出了解決中日關系的七項先決條 件：
1、廢止《塘沽停戰協定》，取消非戰區域。2,宣告所謂的“何應欽梅津 協定”的無效.3、日本政府自動放棄《辛丑和約》及附帶文件中所規定的日 本在華享有的權利。4、宣告去年六月的“察東協定”無效，撤退察哈爾境內 的“滿洲國”軍隊。5、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運動偽自治的活動.
6,日本政府自動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以為歐、美各國的首倡.7、 統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兩國正式外交全權代表所簽訂的文件完 全無效®。
針對日本外交政策的不穩定、不一致，隨時都在改變的現象，胡適指出，H 本若真想一攬子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應先統一外交政策。否則，日本提出的任 何調整中日問題的方案只能“是一張廢紙”。“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兩條路: 一條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條是軍事的戰爭的。”后一條路“也許是終久不能避免 的”④。胡適依據日本的對華政策指出，中日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四）警惕日本的親善外交、中日兩國關系不會好轉
1935年1月22 B,日本廣田外相發表外交政策演說，表示要取對華友好政 策，并希望中國協助。⑤國民政府隨即回應，蔣介石發表談話，表達了對“中日
®胡適：《今日的危機》，《獨立評論》（99號）.1934年5月6日。
® “廣田三原則"：A、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B、中國對于"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C、 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對此，中國外交部在1936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 聲明不予承認。但4月5日同盟社東京電，又有"中日外交之調整仍按三原則辦理"的話。
»胡適：《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獨立評論》（197號），1936年4月19日。【胡適的這篇文章引起極 大的反應，故在《獨立評論》（200號）,1936年5月10日，發文解釋】。
®胡適：《關于"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獨立評論》（200號）,1936年5月4日?
$《大公報》，1935年1月23 B. .
提攜"的愿望；汪精衛亦講話表示“廣田演說與我主張相近”，“愿以誠意解決中 日間糾紛”，“以為兩國間謀永久和平。”①國民政府亦頒布了《睦鄰敦交明令》， 取締國內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②
對于日本外務省的對華政策，胡適提醒中國的決策者、國人還應該充分注意 到日本政治的特殊性：外務省與軍部的關系。
“廣田外交對中國表示的’提攜'，不過是不顧陸軍的反對，決心做到了 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為大使”，但駐“華北的日本軍部早已……把廣田的外交 的所謂'提攜’的脆弱根據全揭穿了”，“外務省完全退居’傳達意亍 的地 位了。”胡適清醒地意識到決定日本對（外）華政策的不是外務省，而是軍部。 外務省所宣傳的對華“提攜”、“親善”的政策，只能迷惑世人，軍部的行動 才是現實的外交政策。6
提醒當政者不要被迷惑，要清醒地判定當時中日之間緊張狀態的存在。
胡適認為：由于兩國的友誼的根本阻礙（滿洲國）存在，中日兩國關系不會 '真漸好轉瘋狂擴軍、對外武力擴張，對日本民族來說是“整個民族自殺” 之路，對中國來說則是“在帶甲的拳頭下高談'親善'，是在傷害之上加上侮辱” d 只有通過和平的方式以“外交交涉解決滿洲問題”才是中日和好之根本條件④， 否則，中日親善之談，對中國人而言，只是“虛偽”驚
“七七”事變爆發前夕，日本政府大肆宣傳中日經濟提攜以改善中日關系的 思想。日本的經濟考察團也在上海與中國工商界領袖討論中日經濟提攜的問題， 據報載，經濟界的人士認為“必須先解除兩國間的政治障礙，然后可以談經濟提 攜。”胡適高度評價了這一觀點，認為是“最平實、最忠懇”。這一觀點是胡適一 年前在《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一文中所提出并被廣大公眾所接受的一個體 現,也顯示了當時的各階層中國人對解決中日問題的程序或步驟問題漸趣一致的 態度。
（五）太平洋地區局勢的演變對中國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不久，胡適就密切關注中日沖突對太平洋地區局勢的
®《大公報》，1935年2月21 B.'
®《大公報》，1935年6月11 S.
®胡適：《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獨立諒論》（154號）,1935年6月9日。
®胡適：《中日提攜，答客問》，《獨立評論》（143號）,1935年3月25日。
®胡適：《警告日本國民》，《獨立評論》（178）, 1935年1L月24日。 影響、積極向當政者建議關注此問題①。
1934年，各國在倫敦召開海軍預備會議不歡而散。胡適分析會議召開的原 因、目的后，判定國際形勢的演變“令人不寒而栗”，得出結論：《華盛頓海軍條 約》形同虛設，只是具文；各國都在瘋狂地擴充海軍，各國已經“不再企圖隱諱 或遮飾”，我們的鄰居日本則是急先鋒，正“大踏步的走上自殺的死路”，“單獨 廢止海約，正是日本絕對孤立的實現，也正是'民族切腹'的逼近了”，“好像是 瘋狂了”，日本造成的危機已超過1914年的危機。提醒政府注意日本瘋狂的擴充 海軍，對中國是極大的威脅。當前的政府在“過危幕上安巢的燕子的生活！”根 本不知道自強，以抵抗外敵。不自助、自強的結果是，“幸運滿天飛，決不會飛 到不能自助的人們的頭上，也決不是僅僅能幸災樂禍的人們平安享受的！” 9
形勢發展至1936年底至1937年初，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更加明顯，但在美 國卻流行著這樣的觀點：說日本獨霸西太平洋的觀點是錯誤的。胡適指出說：
日本的霸權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脅。本來華盛頓會議召 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約束來限制日本在遠東的霸權，但是由于巴黎和會 及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及“五五三”的海軍比列協定，給日本獨霸西 太平洋地區行動加上一層國際條約的保障，使所有國家放松了對日本獨霸東 亞野心的警惕性。日本獨霸東亞不是在現在，而是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 年中（1914-1931年）。所以，“在華府會議之后的十年（1921-1931 ）,是日 -本在遠東的霸權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而“九一八”事變后，由于日本的暴 力，引起了太平洋地區局勢的新變動：一是蘇俄回到太平洋。二是環太平洋 上的一切非亞洲民族國家的新興的軍備。三是近年內統一起來的中國，日本 在華北、東北的暴力行為是促進中國統一的動力。但是，也是由于內憂外患 問題的存在導致國民政府在處理中日沖突事件的過程中一讓再讓，這引誘或 誘發了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脹。胡適引英國《麥哲司德衛報》的文章里的觀點 認為：“中國的軟弱無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的原因”.太平洋上的新勢 力，若不能很好地組織起來，“必定引領我們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戰爭”.
胡適預言，由于中日沖突，會“逐漸的把太平洋上的國家一個一個的卷到那 奇慘奇酷的大漩渦里去。沒有一個太平洋國家可以希望幸免的。”為避免大戰的 發生，胡適警告日本，“盲人騎瞎馬”的蠻干必定會引發世界大戰，將我們的國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汪精衛》，《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9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世 界新形勢里的中國外交方針》，《獨立評論》（78號），1933年11月26日。
®胡適：《國際危機的逼近》（J）,《獨立評論》（132號）.1934年12月23日。
家拖入“不堪設想的慘痛里去”①。這是胡適將中日之間的戰爭與整個太平洋地 區的安全問題通盤考慮的結果，也是其“待變”的思想的積極實踐。
（六）外交公開、以人民外交為政府外交的后盾
1933年，日軍進犯華北，熱河失陷，國民政府的軍隊抵擋不住日本現代化 武器的進攻，平津有陷落的危險。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生死關頭。對此，有兩種意 見盛行：一是主張與日本談判，保全華北；另一種是反對有關華北的任何停戰協 定，主張抵抗②。政府取與日本談判的政策，命黃郛北上與日本人談判，準備簽 約停戰，以保全華北。全國輿論對此一致反對。而胡適卻贊成為保全華北而與日 本談判，認為“談判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可以“保全平津與華北”， 可以減少國家的損失。胡適支持政府就華北問題與日談判的目的是爭取時間備 戰，“作拼命到底的計劃，……自然不妨犧牲一時而謀最后的總算賬”。③后來胡 頌平回憶說：“先生支持華北停戰，也就是國家多了四年備戰的時間。”④但對政 府的秘密談判方式提出批評。提出政府應
“隨時將談判的實際情形用負責的態度發表出來，使全國的人可以共同 討論。”還認為在國家危難之時，政治家不可因輿論而決定國家的內政外交大 計，但是，應傾聽輿論的意見，這樣做的好處是：“輿論調子之高正可以使政 治家的還價不致太吃虧辱國，這是負責的政治家所不可不知的”。這是胡適提 出的政府的外交應與人民的外交相互配合的觀點，認為，“輿論到底是政府的 后盾”，可以給談判對手以警告，以減少外交人員在強敵逼迫下的無奈的讓步， 減少國家的損失，在最大的限度內保全國家的利益；同時也使政治家在特殊 的政治情勢中少犯錯誤.®
一華北事變發生后，一般人們認為：此前中日之間的幾次交涉都不曾公布簽訂 的條約，且在文字的表述上“范圍很不確定，文字很不嚴密”，留下了很嚴重的 漏洞，故近兩年的華北糾紛均起源于這些文字不嚴密、范圍不確定的交涉結果。 這些交涉文件是近年來一系列華北事件產生的“禍根”。當時各大報紙均關注日 本人在華北地區的行動，輿論界一致呼吁外交公開。《大公報》就此發社論認為：
®胡適:《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獨立評論》（230號），1937年4月18 3.【胡適的這 種觀點在1936年秋訪美期間到處宣講.主要是談日本在東亞的武力擴張及其對太平洋地區形勢的影響.后 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勢》一文刊于紐約的《外交季刊》1937年1號。后增減改寫刊登于《獨立評論》人 ®旭生：《和與戰》，《獨立評論》（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羅文干》，《胡適秘藏書信選》，第54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四）《編者按》，第1160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適：《保全華北的重要》，《獨立評論》（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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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目前事態更緊迫，政府“此卮外交情形，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隨 時盡量公開，……告知全國。”①。對此，胡適不僅完全贊同，更進一步提出：
“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 該即日公開宣布”.公布交涉過程、結果，可以有如下的好處：以使“一般人 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數的專家可以仔細研究如何 挽救彌補的方法”；“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后的外交有一個條文字句的根 據。……如果外間的傳說可信，這兩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門外漢的急就章”， 正可以讓大家明白我們“以前喪失了多少權益，讓專家學者看看那些條文應 該如何確定范圍，如何解釋文字，如何規定有效期間，如何挽救將來"；可以 明確辦理交涉人員的責任，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弱國更需要外交。辦理交涉 的人員只要盡力、公開，才能避免讓國人猜疑、誤解，而導致的槍殺外交人 員的事件的發生；提出了國民外交與政府外交相互配合的觀念，他認為，“公 開過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原諒，公開此后的外交，可以求得國民的后盾， 也許還可以減輕外力的壓迫。”②
胡適提出政府外交公開的思想主旨是使政府在國弱辦外交的情況下，得到國 民的支持，為政府外交的后盾，在最大的限度內拒絕對方苛刻的、無理的要求， 盡量地減少讓步的程度、國家的損失。同時，有國民的支持為后盾，也可以增加 與對手談判的力量，減輕交涉人員的壓力。后來胡適又撰寫《再論外交文件的公 開》一文，其中提到1936年1月15日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學校代表的談話會上， 蔣介石答覆平津學校代表所提的《公開外交文件》的演說。蔣介石說：
“（1）、《塘沽停戰協定》并無秘密條件，只有幾件 沖令'事項。（2）、 去年六月初何應欽部長并不曾和梅津司令官訂有何種協定；后來何部長雖然 曾寫一封信給梅津，信內只說某幾項審我們均已自動的辦了，此外并無他語。”
對此，胡適評論到：既然不存在什么秘密，更應該公開，因為“這些文件久 已被對方引用作正式外交文件了。只有正式的否認其正式性，只有正式的宣布其 非正式性，方才可以明定其沒有正式外交文件的價值。”否則易給國人造成困擾。 此外胡適還對1936年1月22日中國外交部公開否認廣田在貴族院宣言中國贊同 '廣田三原則'的話為“并非事實”的舉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近年來中
D《北方時局》，《大公報》《社評h 1935年12月27 S.
®胡適：《我們要求外交公開》，《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12月29 H.[《獨立評論》（184號）轉載, 1935 年 12 月 27 B]. .
國政府的第一壯舉，因為這個否認可以消除一切疑慮，可以杜絕將來一切積非成 是的危險。”胡適進一步提出：“希望政府更進一步，全數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 危機的各種交涉文件”，并正式宣布其是否有效。①
（七）“苦撐待變”的外交思想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苦撐待變”的外交思想是國民政府或曰是蔣介石的長 期的外交戰略，但從胡適的往來信件、談話、演說中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思想在胡 適的思想中也是久已經存在的。可能是他的這一思想恰與蔣介石的意見相吻合， 才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命其到歐美各國宣傳中國的抗戰，后又任命其為駐美大使 以促使美國參戰。
胡適“苦撐待變”的外交思想主要體現在其1935年6月給王世杰的兩封信 中（當然同一時期給其他人的信件也提到此一觀點，但給王世杰的信表述的最完 .整、最清楚）。他給王世杰寫信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他向政府或蔣介石轉達自己的 關于解決中日沖突的考慮。20日給王世杰（按：王世杰時任教育部長）的信， 談了中日之間的戰況、日本獨霸東亞、中國抵抗的情況及國際局勢的演變對中國 抗戰的積極影響。他認為：
未來有兩個局勢，可做我們一切國策的方針：（1）、在最近期間，日本獨 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抵抗。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 勢。（2）、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國際大戰，可以 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所 以我們的政策，“眼光可以望著將來，而手腕不能不顧到現在。” 12
在6月27日致王世杰的信中主要是繼續談中國如何等到太平洋上的大戰爆 發的時間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制定國策。
他認為國策應該是如何"可以健選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 問題，他認為欲使中日問題再度引起世界的關注或再度世界化，“非有中國下 絕大犧牲的決心不可”，關鍵是領袖有此決心否？ “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 限度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在這個混戰 的狀態下，只要我們能不顧一切的作戰，只要我們在中央財政總崩潰之下還 能苦戰”，“只有這樣可以.佟選太平洋國際戰爭的實現。也許等不到三四年，
®胡適：《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獨立評論》（187號）,1936年2月9日。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第50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的稀爛而敵人 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 除起玄處別無您法可以.倨:迂那丕易發動的世顯三次尢戰。”總之，今日當前 大問題只有兩個：一是謀十年喘息時間，二是若在屈辱的情況下得不到這十 年喘息的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痛苦與毀滅，準備作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 期苦痛里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目前的方法之一是準備作那不可避免的
“長期苦斗”；蔣介石必須拋棄“準備好了再打”的迷夢！
這里胡適預言今后的幾年內國際形勢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太平洋戰爭必將 爆發(按：1933年時他就談過這一點)，只要我們的抗日能堅持下去，等到那時, 以戰爭消滅我們的敵人，我們就可以翻身了。①
這是胡適比較明確、完整地提岀“苦撐待變”的抗日的外交策略策略，而他 的苦撐是指政府內政上要解決的問題；他的待變的思想，不是消極的等待，而是 積極的促使二戰的爆發。他明確說明，國民政府的“國策應該是如何可以促進那 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問題”，中國決心破釜沉舟的苦戰、絕大犧牲是 促使二戰爆發的唯一辦法，只有國際大戰爆發，中國才能獲得翻身的機會。胡適 在1936年秋天訪美期間演講時反復宣講的就是這一觀點：中日之間的戰爭必將 引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必將參戰。其在受政府之命赴美(1937年9月至 1938年8月)期間反復宣講的也是同一個觀點；當他得知政府撤曲南京，而國 內主和之議再起時，“他卻連電政府，主張苦撐” S 1938年8月正是抗戰最為 艱苦的時期，國內有人對抗戰失去了信心，欲與日本議和。在歐美出訪的胡適立 即表明自己的立場，堅持“苦撐待變”的思想與策略：
在1938年8月13日的日記中，對于蔣廷皺來電中所說意欲令孔肩負和 議之事，立即回電說：“我'六載主和，然十個月來觀察國際形勢，深信和比 戰難百倍。歐戰時，威爾遜謀調解，三年不成，而奏戰反易做到，可為明鑒。 西班牙事也是和比戰難.適信蘇莫兩國均不欲我議和.英人雖有調解，亦決 不敢提。英首相廿六日明說英政府還能獨立調解，可證.故我惟有咬牙苦撐
1941年與友人談話時，友人問他對抗戰前途的看法，他說：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第509-512頁，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張忠級著：《迷惘集》，第117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51-15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只有兩個觀察：一是'和比戰難百倍'，一是’苦撐待變苦撐' 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到于我有利之時!” ®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認為根本轉變的時機還沒有到來，還要苦撐：在 1942年5月17日《給翁文澈、王世杰的信》中提到了此時的想法：
“我在這四年多，總為諸兄說，苦撐待變'一個意思。去年12月7日， 世界果然大變了。但現在還沒有脫離吃苦的日子，還得咬牙苦撐，要撐過七 八個月，總可以到轉綠廻黃的時節了。”②
胡適“苦撐待變”外交思想的提岀、堅持，是其根據日本獨霸中國、東亞的 擴張政策、行動及影響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中國只有破釜沉舟的苦戰、堅持, 最終一定能等到世界局勢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轉化，美、英等國的參戰及中國與 他們合作抗擊日本法西斯勢力的時間一定到來。歷史已經證明，胡適對戰爭進程 的預測是正確的。
三、胡適的外交活動
胡適外交思想提出后，一直努力尋求實施的機會，他多次向政府的有關人員 進言就是這一行為的體現。胡適親身實踐了“弱國更需要外交”、“苦撐待變”的 外交思想。在政府的支持下，以個人名義、政府的名義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活動。 若從時間上看，胡適的外交活動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36年秋在美三個 月巡回演講，主要是講他的關于中日戰爭對太平洋地區、對世界的局勢的影響、 美國必將參戰等的觀點；③第二個時期（1937年9月——1938年7月），主要是 受國民政府的委托，以民間外交大使的身份到歐美各國游歷演講，宣傳中日沖突 的真相、中國的抗戰及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第三個時期 （1938年9月一1942年9月的駐美大使任內）,主要是積極的了解美國的對外 政策及演變情況，宣傳中國的抗戰戰略（以空間換時間）、讓美國堅定對中國抗 戰的信心，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政府與民間）、爭取美國或美國為首的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949）》（7）,第45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76頁，臺北：聯經，1984年。
®參見：《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獨立評論》（230號）,1937年4月18日。【胡適此次 演講的內容后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勢》刊于紐約的《外交季刊》1937年1號.】
西方國家對日本進行經濟的制裁、策動并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及最終參 戰。
（1）第一階段：1936年秋季訪美。
據胡適日記記載，胡適此次訪美的目的是參加太平洋學會會議，時間從1936 年7月16日至同年12月1日回到上海，12月10回到北平。①主要是研討環太 平洋地區的政治形勢。在這一行程中，胡適的日記中記載幾次演講的地點、內容。 其中頗有影響的是1936年9月29日晚在美國對外關系學會的演講，題目是《遠 東政治力量的動態平衡以及和平調解的可能性》。胡適演說的具體內容在其日記 中沒有記載，但在當天日記下附的一則英文剪報（剪自1936年9月29日的《紐 瓦克晚報》）頗能說明胡適演講的內容。文章的標題是《戰爭誘餌 敵人的蠢行 一中國學者宣稱下一步沖突將涉及美國》。文章主要介紹了胡適在題為《人類面 臨的選擇》演講中闡述的觀點，現照錄如下：
"與一戰一樣，美國敵人的蠢行將不可避免地把美國卷入未來的世界大 戰”；要“保持世界有20-30年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范圍內的沖突的 后果”將大大超過“人類想像力的極限”；日本為了達到公然入侵的目的，便 撕毀了充當幌子的海軍軍事條約和公約，“太平洋已不再是戰爭的障礙，而是 戰爭的通道”；牽制日本的有三個因素；英美、蘇聯和中國。“決不要認為太 平洋政治、軍事力量能避免沖突”，“就像德國在墨西哥的蠢行同樣會將你卷 入戰爭。到那時，你們一廂情愿的獨立于戰爭之外的打算，你們的不抵抗主 義，對你們同樣不利”；“如今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和平機 器已完全出了故障，議會制民主政治被許多人譴責為資本主義公司，即使在 資本主義國家，私有財產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了”；"在中國，在世界其他 地方，有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還有介于兩者之間的自由主義，不知為何 都趨向于左傾，但都討不到好處.我們人類該選擇哪一條路呢?”
這篇文章的思想，后經胡適重新整理寫定，刊載與《獨立評論》230號上， 標題為《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后來胡適在訪美期間及任駐 美大使期間反復宣講的也是這樣的觀點：太平洋已經不再是美國孤立主義的思想 的屏障，日本所發動的現代化的戰爭很快會將美國卷入戰爭之中，預言美國很快 將被牽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胡適的觀點，可以說在他們的心理上預設了戰爭意 ''可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七）中的《第四次岀國日記》，第599-624頁，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識。
（2）第二階段：無外交使命出訪歐美
“八一三”事變后，由于日本的宣傳，再加以歐洲局勢緊張，歐洲各國無暇 顧及在地域空間上與他們遠隔的遠東的局勢，所以在中日戰爭的問題上，國際輿 論在道義上并不傾向于中國。這在心理上給中國增加了壓力，無形中加重了中國 抗戰的困難，也使得中國爭取國際援助的困難加大。
鑒于這種情況，國民政府及輿論界均以為中國有必要向世界宣傳中日戰爭的 真相及中國抗戰存在的困難及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以爭取國際社會道義與輿論 的支持并經濟物資的援助，同時希望國際社會對日實施經濟制裁，以消弱日本侵 華的勢力，在實際上援助中國的抗戰。由于當時中國存在著重美、親美的思想， 所以，非常重視對美國的“國民外交工作”。①當時國民政府想派人到美國去做宣 傳工作。在派誰去宣傳的問題上，大家的意見頗一致。當時，考慮到胡適在國際 上的聲望及其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主張，蔣介石認為胡適是恰當的人選，故親 自談話要其去美。胡適在1937年8月19日的日記記載與蔣介石談話及自己的茫 然：“他要我即日去美國。我能做什么？ ”②大家也普遍認為胡適是最佳人選。認 為“只要先生能出去替國家講話，對于抗戰前途會有很大影響。”但是胡適不愿 意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離開中國，他要留在南京“與城共存亡”。當時許多人勸 他去，“仍不聽，最后由于傅斯年的竭誠勸說才答應下來。”③胡適1937年9月 25日在給友人的信中，也提及此事：“我已無法再長期抗拒督促我訪美的壓力。 最后，在既沒有外交使命，也不需做’宣傳'工作的條件下，我決定來美。我來 此，只是回答問題，厘清誤會，和發表自己的觀點。”④這樣胡適的外交思想有了 第一次有目的性的實踐的機會。與胡適一起到美國的張忠級后來回憶此時到美國 的目的時說：“我們三人（按：另一人為錢端升）到美國的最大希望為：一面使 美國政府能了解我們的國情和我們政府被迫而抗戰的苦衷,一面在加強美國民間 對中國的同情，并喚起美國民眾對孤立主義政策知所警惕，等待時機成熟，然后
e關于中國的抗戰戰略，1938年11月11日蔣介石的日記有明確的記載：“我之對倭，在以我之毅力與信 心堅持到底，有此堅忍不拔之志，必能取得最后勝利。對外則望英美聯合，激起國際干涉，使敵獨霸東亞 與征服中國之野心喪失是也.”但由于當時美國孤立主義思潮盛行，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官方的及民間的渠道 說服美國政府取消《中立法》而對中國的抗戰以援助，并對日本予以制裁。所以，從抗戰爆發后，國民政 府開始了國際宣傳工作。其中對美的國民外交工作，國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精力。參見：［日］土田哲夫：《抗 戰初期中國的對美"國民外交工作”》，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國》（下卷），第473-486頁，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9月.陳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戰時國際宣傳），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第7Q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四），第1614頁，臺北：聯經，1984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1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可以有所舉動，這是一種看不見的慢功”，不能“有邀功的心理”，“我們約定， 不求時譽，只問工作的效果。”①可見胡適等到美國的目的，了解美國的內外政策, 促使美國參戰。
從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胡適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在美、加、 英等國家做國民外交的工作，他在北美各地進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動，“從早到晚, 不斷談話、看報，……寫信、發電報”。②我們翻閱胡適的年譜可知，自胡適踏上 美國的土地后，他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了大量的演講，發表自己的關于中日戰爭及 其影響的觀點，工作異常繁忙、緊張，以致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53天，我 大約做了 50次的演講，有時一天得講3次。”③“演講并非我興趣所在，也不是 我主要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研究國際形勢，尤其是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但胡適 的演講在很大程度上激起美國人民對日本侵略中國及對中國百姓造成的傷害的 同情。1938年3月11日日記記載：“晚飯后我演說整一點鐘。有幾位老太太哭 了。”⑤
對于胡適的訪美，美國人經常向他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國對美國所期 望的是什么？ ”胡適從心理學的角度對美國人的擔心及對這場戰爭所釆取的立場 給與充分的理解：
中國人“并不期望美國卷入這個戰爭之中，中國沒有權利冀求任何第三種 勢力加入東方目前所進行的戰爭.……貴國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戰爭之外 •的想法是完全正確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胡適也以與美國密切相關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及美國為什么會最 后參戰的歷史事實，“警告”美國人民及政府：
“僅靠這種消極的綏靖主義是不能使美國免于戰禍的.在科技發達的現代 世界中，戰爭與和平……是不可分的"任何戰爭”，不論你是誰，"不管中立 也好，綏靖也好，都無法使你們置身度外”.胡適認為，想以綏靖、中立政策 使自己置身戰爭之外的國家，絕對不足以保障自己所希望的和平，最終會因戰 火燒身而參戰，這是歷史的事實，認為這次戰爭中，美國也不會例外，會再一 次參戰，“以戰爭來終止戰爭，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確保享有民主政體”。因為, “沒有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后盾絕對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胡
①張忠級著：《迷惘集》，第115頁，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1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借》，第21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借》，第22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71頁，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適最后提出了中國對美國的希望：“是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 者。一個阻止戰爭，遏制侵略，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和策劃，促成集體安全, 使得這個世界至少可使人類能安全居住的領導者。” e
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演講《遠東沖突后面的問題》時，胡適說：
“日本狂暴的行動解除了一戰后的世界新秩序的束縛。日本之所以敢于釆 取這樣的行動”，起因其在1933年退出國聯的行為而沒有受到國聯的制裁，這 鼓勵了其他侵略者，使他們聯合起來，破壞世界的新秩序。遠東的沖突，必將 引發世界大戰，所以“中國……為了他本身的生存，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 秩序，挺身作戰”，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是為整個世界作戰的隨后在參 加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舉行的關于遠東戰爭討論會時胡適發言再次強調了同樣 的觀點。③
當然，胡適知道，他們所做的工作及目標，不是一時就能兌現的，是“一種 看不見的慢功”，僅靠幾次演講及與相關人員的談話解決不了目前的問題。但是, 胡適還是堅持做下去。除演講外，胡適還在適當的時機為中國在美國民間募捐。 在1938年2月11日中記載：到穆爾劇場赴中國俱樂部主辦的群眾大會演說，目 的“是募中國救捐，成績不壞”。④1938年4月7日的日記中記載他赴美國醫藥 助華處晚餐，目的是為募捐。“從去年十月以來，此會已捐得五萬五千余美金。 今晚來客約有兩百人。我把Mrs.Rhoad(洛德夫人)的一百元捐給了他們。”③1938 年6月17日記：“昨夜去赴此間'Bowl of Rice'(飯碗)募捐大會，人擠的不得 了。”⑥
胡適出訪歐美的外交活動，是在實踐著他的弱國更需要外交、待變的外交思 想。為了這份“沒有外交使命的工作”，在美的胡適辭去了哈佛和加州大學請其 去教書的聘書，因為“只要戰爭繼續，我不能安心地接受待遇如此豐厚的職務， 要是我接受這份工作，我有道義上的義務，全心全力地教書和做研究。”但是我 做不到這一點。⑦在辭謝信中他寫到：“我對您提出這么好的建議非常感謝。作為 我從哈佛得到的巨大榮譽之一，我將永久銘記。”®
©《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1937年10月1日，在舊金山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發表的演講，轉 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17-1620頁，臺北：聯經，1984年。 ®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24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25頁，臺北：聯經，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3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力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949)》(7),第12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一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2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77-78 3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第三階段：駐美大使任內外交思想的深入與實踐
胡適在巡回演講途中密切關注美蘇兩國對中日沖突的立場，他在1938年給 蔣介石的電報說，“美蘇兩國均不愿中國講和”，①由此也證明了美蘇兩國希望中 國的抗戰能堅持下去，也證明了胡適的關于中國是為世界而戰的觀點。
1938年7月間，國民政府決定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1938年7月25日，胡 適在歐洲演講途中，收到從巴黎轉來的蔣介石征求其任駐美國大使的意見信函。 他本人“想辭卸大使事”鐵擬電說：“廿余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 并推薦他人擔任此職。③在與朋友交換意見后，均不同意其辭卸。最終決定：“此 時恐無法辭卻；既不能辭，不如'伸頭一刀'之為爽快。故最后修改電文為接受 此事。”①電文如下：“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惟自審廿余年閑懶 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 決心受命。”⑤。對于脫離學界進入政界，胡適對夫人江冬秀也有相似的解釋：“我 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 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 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以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⑥對于答應這項工作, 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解釋說：
這是作為一個國家公民的“責任”，雖然“我并不喜歡這個工作”，但是 當“征召來臨的時候，我應該勉力一試，這是我的責任。我非常認真地在做 目前的工作，相信我是能適應的。只是我并不喜歡這個工作。” “我不會完全 心不甘情不愿地來進入這個新的(外交)生涯。……我會全力以赴，因為這 是攸關我同胞生死的事。” ®
對于胡適是否適合駐外使節的工作，在中國政界要人的眼中早有判斷。還在 1933年時，汪精衛就打算請胡適擔任駐德公使，并親自寫信給胡適，“伏乞先生 俞允”，說明了胡適能勝任此項工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先生雖然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對于政治外交，運用豐富的
L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24頁，臺北：聯經，1984年。
3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4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4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 (7),第14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4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耿云志、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書信集(1934—1949)》(中)，第75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一胡適給韋蓮司的倍》，第23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學識與銳利的眼光，極真極遠，無所不燭，試問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 有幾個及得先生呢？……先生必然能為一個好外交家，我無所疑.
(二)以先生之學識品望，在德國做公使，不但為中國增榮益譽，并且 必受德國歡迎。
(三)先生不必以在美講學已有成約為詞，德國公使并不甚忙，先生盡 可分其余力，往來德、美，同時于對美宣傳及德國關系，必能有大大的作用。
當然，胡適最終以不適合做此項工作而婉拒。但此事可能在胡適的心里為其 以后從事此項工作做了心理的準備，促使他考慮從事這種工作的必要性。
還在1935至1936年間，中日關系最緊張之際，他曾自愿擔任駐日大使，但 是，由于他長期以來一直以“獨立的人”自居，所以他認真的話被人視為玩笑而 作罷。②可見，在攸關國家生死存亡之時，胡適有打算岀任外交官之職為國家貢 獻力量。在得到外交部說發表了他的大使任命后，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二十 —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③
1938年10月23日，他與朋友談話時，將自己即將就任的工作看成是國家最 后的防線：
“我們是(抗戰)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后希望，決不可放棄責 守。”并對館員說：“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 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可見此時的胡適已經決心為國家貢獻與犧 牲了。④
對于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中國報界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并給與了極高的評價：
“胡博士之就任大使，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征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 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
簡單說：胡大使之使美，是為代表整個的中國，傳達抗戰時期我們對美 國友人的希望與期待的。本來無論誰做大使，都是為增進國交，但胡適的任 務卻超過尋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11-212頁，北京：中華 書局，1979年。
心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3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7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8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我們盼望美國政府與人民在胡大使到任后，得藉公私談話種種機會，更 增加對遠東問題之了解，更認識中美關系之重要.胡大使從去年就到了美國， 常常做學術講演，美國各界對他的言論，是很熱的。然而過去他只是一個旅 行漫游的學人，今天以后卻是代表中國政府并代表我們全體人民向美國說正 式的話。
就今天的中國時局而論，他平日并不標榜主張，雖然他有熱烈的愛國心, 但決不訴諸感情沖動。所以美國人民應當相信胡大使是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 與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國，當然也最了解其祖國。我們政府人民十分期待他 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我們相信胡大使一定能充分 代表中國，以懇切的心理,隨時說些實實在在的話，辦些實實在在的交涉。...... 我們當然期待美國道義的及實際的援助，但亦無意相強。” 1
如前所述，當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時，他認為是為國家效力、盡責 任與義務的時候到了，并且他還認為外交工作是“國家的最后希望，決不可放棄 責守”。所以很快從歐洲到美國上任，當時他的到任國書還沒到，“但鑒于形勢的 危急”，他立刻開始了工作，所以從10月6日以后，他相當忙。②
胡適接受駐美大使的工作，是他從“國家和政府的浄臣”的角色到擔任政府 的實際工作的角色的轉換，他的身份與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的使命感、責 任感使他全身心的投入到“這個新的（外交）生涯”。③胡適意識到了自己身份的 變化，并直接體認到了自己責任的重大。甚至有時“感覺到擔不起這大責任”。 但他依然充滿熱情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
胡適任駐美大使，并不是美差。全美都在厭戰，無論是精神上還是思想上都 是如此，孤立主義思想盛行，而且在胡適到美國時，美國剛通過《中立法》，這 是孤立主義者的護身符和保障，所以在美國爭取到物資援助或貸款是相當困難 的。④而在國內，中日之間的戰爭，中國已經明顯的處于劣勢，廣州武漢相繼失 守。國際社會對中日之間誰勝誰敗難以判斷（從道義上聲援中國、譴責日本的輿 論并不多見），在援助中國的問題上顧慮重重。所以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的工作， 用“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形容一點都不過分。當時胡適也對自己 的工作及處境這樣說：“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但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 對世界局勢明察秋毫，“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客。唯其是雄才大略，因此他能看 清目標，領導民眾向固定的目標邁進。唯其是一政客，他也決不肯在民意成熟前,
張季鸞：《胡大使抵美》，《季鸞文存》（下），第89-90,天津：天津大公報社,1947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3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3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適言論集》（乙編）,1952年12月28日在《臺東縣文化座談會上答問》紀錄；轉引自胡頌平編：《胡 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1頁，臺北：聯經，1984年。
冒然有所舉動，以至于他本身不利。”①正因為如此，羅斯福為胡適在美國開展促 美參戰的活動提供了很多方便。胡適在1938年10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羅斯 福總統對中國抗戰的態度："I will do all lean within the law, and more［我愿在法 律范圍內做一切所能做的，并且更多］oW®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期內，主要的工作目標是了解、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爭 取美國對中國的物資援助,協助中國抗戰，同時積極策動美國對日予以經濟制裁, 以在實際上幫助中國的抗戰，并積極地策動美國參戰。可以說，胡適的努力是以 實際行動踐行著他的弱國更需要外交的思想，他的外交努力是“苦撐待變”的“待 變”的細致化與具體化。如前文所說，他的所謂的“待變”不是消極等待，實際 上是積極地促使美國參戰或曰促使國際形勢朝著我方有利的方向轉化的“促變”。 在美大使任上他做的主要“促變”工作是蔣介石在其上任前指示他的：“1、歐局 變動中，如何促美助我。2、中立法。3、財政援助。4、禁軍用品售日。”③胡適 依據美國的國情努力實施著蔣介石指示他做的促美參戰的具體工作。
第一、密切關注并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及變化情況及時向國民政府報告， 以利于政府及時地采取措施或調整戰略。在1938年11月16日的復王崇惠外長 電，談美國的國會選舉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認為是“難測”，同時報告說： 蘇聯對中日沖突的態度是“除非日侵蘇領土，蘇不致有武裝行動。”④1938年11 月19日報告，“前日美召回駐德大使，昨德召回駐美大使，三日之中頓成絕交形 勢”，不是所“能預料”的。⑤在1939年3月19日的日記中記載了美國對外政策 的變化情況及中立法的修改情況：“昨夜美國政府宣布德國入貨，從四月廿二日 起，將增稅百分之廿五”，這是從經濟上打壓德國的措施；“今日細讀各報，詳為 分析，尤注意Pittman［皮特曼參議員］的中立法修正案，此案似專注意歐局，而于 遠東形勢有不利。”⑥因為當時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修改中立法的問題，所以我們在 胡適的日記中發現多處他積極、主動地與相關人員討論中立法的問題以適時地影 響他們在中立法制定或修訂時傾向于中國。胡適本人也寫了關于Pittman(皮特曼］ 中立法提案備忘錄，并請人轉交美國國務卿。后來，Pittman同意“將修正他的 提案，把undeclared war［不宣而戰］除外。此是一大進步。”⑦后來眾議院表決中立 法，“很不幸的通過一條修正的arms embargo［武器禁運］,這是政府的失敗”。⑧當 時胡適希望美國修改中立法中的不區分交戰雙方一概禁運的的條款，但此次修訂
®張忠級：《迷惘集》，第114頁，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3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18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 (7),第17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3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3頁，臺北：聯經，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949)》(7),第20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 (7),第207-21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245頁，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則不區分交戰雙方的正義與非正義一概禁運，這對正遭受侵略的中國是非常不利 的，故胡適認為是美國政府的失敗。后來《中立法案》及Pittman［皮特曼］所提的 制裁日本案均被擱置，暫未獲通過。其實，《中立法》的確立或修改，關乎美國 的對外政策，①故我們檢閱胡適日記可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胡適是在爭取 美國修改中立法，以使其有利于中國而不利于日本。但由于美國孤立主義思潮盛 行，欲修改《中立法》是相當困難的。胡適后來在《赫爾回憶錄》序言里說：
“當時美國孤立主義的氣焰高漲，……1935年到1940年的《中立法 案》……束縛白宮與國務院的外交權力。……孤立派鼓勵了希特勒。……赫 爾先生告訴我們，在歐洲大戰爆發之前一個多月，羅斯福與赫爾用了全力， 還勸不動參議院里的孤立派領袖，還沒有法子改動《中立法》一個字。” 在序言里，胡適這樣評價《中立法》：
“依我看來，美國的孤立主義與《中立法》鼓勵了一切侵略者。1935 年8月31日，第一個《中立法》頒布，10月，墨索里尼開始他的阿比西尼 亞的侵略戰爭« 1937年5月1日，第二個修正而更嚴密的《中立法》頒布。 7月7日，日本開始大規模的華北戰爭；八月十三日，日本開始上海戰爭。 1939年7月18日，白宮討論修正《中立法》的會議無結果而散。9月1日， 希特勒的軍隊進攻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 ®
歐戰爆發后，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胡適在1935年給王世杰的信中 所提的“苦撐待變”的“變”的形勢出現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顯露出來。所 以在美日之間的1941年和談判過程中，美國認為：“歐洲和遠東乃是整體問題”, 保證''關于美日和平的任何問題「在沒有事先充分和中國方面商討以前，不會作 結論性的交涉”。后來，美國一直恪守這個諾言。③這顯示，美國在考慮對日政策 或處理與日本相關問題時，非常重視中國的立場。顯示美國注意到了中國在世界 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胡適在1940年6月4日給重慶外交部電報中提到這一問 題時肯定說：“關于中日戰爭問題，美國在詳細征詢中國政府意見之前，決不輕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美國政府的外交官對華政策是有分歧的.有學者分析認為，美國初期對中國的 抗戰同情多于援助.直至1939年初，日本占領南沙群島，逼近美國屬地菲律賓，才使美國的外交官們意識 到，日本的盲目擴張將會有損于美國的利權.這樣美國務院達成共識“若中國崩潰，美國將更辛苦”。這樣 才通過廢止1911年所簽訂的美日商約的決定，并于次年生效；隨后又凍結日本在美的資產。這是美國T可接 援華的表現。學者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狀態，是由于當時的美國政府的高層中缺乏中國通、日本通, 這導致他們在判斷中日之間的戰爭性質及對世界局勢的彫響時發生錯誤.見王綱領：《抗戰前期美國外交官 對華政策的分歧》，載《一九三O年代的中國》（下卷），第461-47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9月。
®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49-1750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19頁，第1745頁，臺北：聯經，1984年。［我們從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得知，此一年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談判純屬戰略性的，只為爭取時間。 因為美國已經破譯日本電報密碼，決定發動戰爭］.
予考慮也；在目前國際形勢之下，美國雖不欲挑起兩洋戰爭，然亦深知日本之野 心企圖，故美國對遠東并無拋棄或軟化之意。”①至1941年11月26 H,美國在 與日本談判時，赫爾提出了《赫爾備忘錄》的原則及建議，其中的一條就是：“北 美合眾國與日本政府除支援設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不得予其他任何在中國 的政府或政權以軍事、政治、經濟的支援。”對于這樣的結果，人們評價說：“日 本最終失敗。……這也就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適之先生之功業，時垂百 世而不滅矣。”②后來王世杰回憶說：
“美國政府決定拒絕日本政府關于中國戰爭所提的解決條件。……引發 了美日戰爭。••••••在日本與美國交涉期間，胡適博士曾將我國政府的主張和 希望削切誠懇的向美國政府披陳，除此之外，他并未作任何特殊的活動，或 運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響美國政府；可是當時的羅斯福總統，赫爾國務卿對于 這位，書生大使，和他的慷慨陳詞，是很重視的，他的披陳是有著重大影響 力的。”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教訓，在現代的外交工作上，使節的 人格與信望究竟重于使節的外交技能。” ®
日本的霸權行徑逐漸改變著美國的孤立注意政策。當胡適得知日本偷襲珍珠 港的消息后，他松了一口氣，“這使我們國家民族松了一口氣，太平洋局勢大變 了。”④
第二、發表大量的演說。一方面向美國公眾及政府宣傳中國苦戰的情況、抗 戰到底的決心、必勝的信心，以爭取美國政府、公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性理 解，爭取對中國的援助。另一方面是宣講日本是一戰后國際新秩序原則的破壞者， 日本的侵略行徑必將引發新的世界大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以激發起世界各 國對日本侵略行徑的同仇敵怕，而聯合起來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1938年12月 4日在紐約哈摩尼俱樂部演講《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戰》，他指出中國目前的抗戰 雖艱苦，但最終能取得勝利，就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軍隊處于“佛居山谷”的情 況一樣，只要時機來臨，定會獲得轉機，贏得抗戰的勝利。所以，只要中國持續 不斷地堅持作戰，最終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況在漫長的抗戰時期，國際形勢必定 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轉變，對敵人不利的時候一定會到來。后來，胡適的老朋友 荷洛德•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在1966年12月22日給陳之邁的信中說:“在
e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21頁，臺北：聯經，1984年.
®李青來：《羅家倫講“當國家艱危時的胡適先生”》，《中央日報L 1962年3月2日.轉引自《胡適之先 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第1746頁，臺北：聯經，1984年。
®李青來：《王世杰談胡適與政治》，《中央日報h 1962年3月1日。轉引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五），第1746-1747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57頁,.臺北：聯經，1984年。 這篇演說里，他（胡適）將中國當時的情形比作美國革命戰爭中美國軍隊在’佛 爾居山谷'的處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預料美國之參戰和中國的最后勝利。以后的 演變果然如此”。①1939年7月26 B,美國通知日本6個月后將廢止雙方于1911 年簽訂的商業與航運條約，即《日美商約》。對于此一事件，胡適1939年8月 10日在密歇根州安納伯遠東事務研究院演講《中國抗戰的展望》時說，中日之 間的戰爭，中國士氣比以前更高漲，而日本則因自身經濟上的物資缺乏暴露出一 些弱點。同時國際形勢發展已明顯地不利于日本：美國的決定“使我們獲得精神 事務鼓勵，和士氣的提高。”英國下院也討論廢除《英日商約》，甚至張伯倫公開 地警告日本說“在某種情況之下”英國會認為有“派艦隊前往的必要。”由于日 本封鎖天津租界，引起美國輿論對戰爭態度的轉變：孤立主義的論調有所緩和，
“公開主張英美海軍聯合封鎖日本。”胡適談到這些事件的意義時說：
這表明“中日戰爭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我們現在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1931年9月18日沈陽事件乃是世界大戰后世界壽終正寢的開端。…… 因此各國需要本身的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漸漸來臨。”這 里胡適再次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②
1939年10月30日，胡適在紐約市美國中國協會演講《We are Still Fighting》 （《我們還要作戰下去》），再次宣稱，中日之間的戰爭是與世界新秩序密切相關 的，自“九一八”事變爆發至今已經有八年之久，但中國決心抗戰到底，直至“中 國獲得公平和榮耀的和平是不會終止的。……我的人民還會照樣堅定作戰下去”, 直到和平能夠實現。③此演說主要是針對美國政府打算調解中日之間的戰爭，而 提出和議的困難而言，強調中國人的抗戰仍在繼續，決不會在有損國家主權的情 況下與日本議和。為此事，胡適還起草一個說帖談和議之難及不可能。④在1939 年10月30日跑日記中，胡適記下了關于中日議和的必要條件有三點：
“1、必須滿足中國人民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有力的民族國家的合 理要求.2、必不可追認一切用暴力違反國際信義造成的土地掠得及經濟優勢.
3,必須恢復并加強太平洋區城的國際秋序，使此種侵略戰爭不得再見。此三 個條件也是我個人擬的，沒有請示政府
®陳之邁：《關于胡適之先生的一種第一手資料》，載歐陽哲生選編：《追憶胡適》，第472頁，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中國抗戰的展望》，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79頁，臺北：聯經，1984 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85頁，臺北：聯經，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 （7）,第290-30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當天日記的下邊有一則附記對此議和的條件有一說明：
“這三個條件，直到1941年11月，我才正式請示政府考慮訓示。十二 月美國參戰后，復初部長始復電贊同。是年Dec. 31,我在政治學會講演，才 正式申述此三點°” ®
可見，胡適的堅持抗戰、和比戰難的思想到這時仍沒有改變。
1939年11月23日，在新港《美國醫藥援華協會》發表關于中日戰爭問題 的談話，認為：中國的抗戰士氣更加高漲，將不計年月，繼續抗戰，而日本必因 經濟原因而感覺侵略的困難。
1940年9月27 0,德、意、日“三國經濟軍事軸心同盟”形成。國際形勢 的演變，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的變化，胡適在1940年10月20日給重慶外交 部的電報中通報了這一情況：日本的狂妄行為，引起美國的反感，美國總統坦言： “我們并不要和日本開戰，但也決不在遠東退縮”，若日本侵犯，我們難免一戰。 ②1940年12月29 H,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公開表明：中、美、英三國的 命運關系密切；美國承擔民主國家兵工廠之責;.將以大量軍需援華。美國對外政 策的轉向，驗證了胡適的中國抗戰是為世界而戰、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觀點。這 無論從道義上、還是物資上都對中國堅持抗戰的極大援助，助長了中國抗戰到底 的士氣及信心。胡適在美的演講次數很多，在1942年5月17日給翁文潮與王世 杰的信中說：“今年體氣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余次，頗感疲倦。 六月以后，稍可休息。”③
以演講的方式，喚醒美國民眾的戰爭意識，使他們放棄孤立主義的思想，從 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并最終促使美國參戰，這是胡適與其他駐外的中國使節相 比所特有的。這對中國抗戰的貢獻是無法用計量的方法計算的。對于胡適演講的 影響，余英時先生分析說：
“當時的廣播等于今天的電視，其影響是巨大的，……他對中國抗日戰 爭的最大貢獻也在此.他年復一年地四處演講究競發揮了多大的實際效果， 這是無法精確估計的.但《日記》中保存了一張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 報》的報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這篇報道轉述東京英文《日本 時報》的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后支持胡適大使的巡回演講，極表憤怒.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30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09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77頁，臺北：聯經，1984年. 它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群眾對日本的仇恨，并將美國 引入和日本的戰爭.這至少說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 美、日關系的一大威脅.”①
現將《紐約時報》的報道內容錄于下：
“中國使節之旅引起東京怒火《日本時報》說胡適正在把美國引向戰 爭：……該報看出這場不值得贊揚的表演背后是國務院「當一個外國大使設 法游說其國參戰時，總統如何能實施使美國處于戰爭之外的保證呢？’該報 問.它譴責該大使此旅不恰當地利用其外交職責，，謀劃要喚起民眾對日本的 仇恨并把美國拖入對該國的戰爭,。它對允許這次旅行的美國當局的憤怒是極 大的。'美國有責任,'它說，'制止外國代理人恐嚇美國人民或把美國事務操 縱到危險的軌道上，從而違背喬治•華盛頓關于反對對外糾紛的忠告/任何 一位大使都能偶爾介紹一下該國的政策，但是在大選期間，一個有組織的運 動是一件危險的事。假如英國大使這么做的話，國內利益集團會立即抗議. 就胡適而言，卻無正義的反對聲出現。編輯建議眾議員馬丁 •戴斯關注該大 使的，非常不美國化的行為。'”②
從此段引文可見，胡適在美國的言論及其它行動正在踐行著他的積極促變的 思想，他要喚起美國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對中國人民經受戰爭之苦的同情，從而 支持美國總統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乃至直接的參加戰爭，最終以戰爭結束戰爭。
第三，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為達到此目的，胡適積極地向美國政府的決策 者、民眾解釋中國的抗戰戰略、抗戰情況、中國政府的立場，以堅定他們支持中 國抗戰的信心。廣州、武漢失守后，蔣介石在1938年10月31日發表《告全國 國民書》，向全國百姓概述了抗戰的經過及將來之目標。指出：
“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淺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 地，而西部諸省，尤為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為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亦即我 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 此后抗戰，乃可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
之點線.……武漢在戰事上之價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點，而實在其外圍之 全面，今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賴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后方之冀魯遼熱察綏 蘇浙各干線，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劃，配置適宜之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 已完成，……敵人用意，在包圍武漢，殲滅我主力，使我長期作戰，限于困
® ［美］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第57頁，桂林r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4年。
②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J949)》(7),第417-41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目的.因此，我軍之方略，在空間而言，不能為狹小 之核心而忘廣大之圍；以時間而言，不能為一時之得失，而忽久長之計。故 決心放棄核心，而著重于全面之戰爭。 繼今以往，全面抗戰 真正戰 爭，從新開始 須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為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
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決不可誤認為戰事之失利與退卻.蓋 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魏，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 量。......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 以上三義者，實為我克敵制勝之必要因素 必須我人抱定最大之決心，
而后整個民族、乃能得徹底之解放。”①
蔣介石的講話，明確表示政府的“保衛武漢之戰略目的已達，后方布置亦以 完成”，今后要“堅持長期戰爭，贏取最后勝利”的決心。在美的胡適及時將中 國的這一戰略計劃告知美國總統羅斯福：中國的退卻是戰略性的，是“以空間換 時間”②，是為了贏得最后的勝利，并不是潰敗。同時通過報界向美國民眾表示, “至必要時，中國有長期抗戰之準備”。③當時，中國抗戰急需大量的軍需物資援 助，所以，胡適到美的首要任務就是想盡辦法向美國借款。但在孤立主義思潮盛 行的美國，要想從官方獲得援助的困難相當大。胡適就想辦法利用民間的渠道尋 求幫助以支援抗戰。僅據年譜的記載：當時胡適與政府委任的赴美專門與美商洽 借款的陳光甫密切合作，很快就談妥第一筆貸款。這就是1938年12月15日羅 斯福批準的中美桐油借款——二千五百萬美元。此次借款的成功，其意義不僅在 于這些錢，更在于其精神的影響與意義。王世杰后來說：這筆借款，“幫助我國 繼續抗戰。這件事對于我國當時的士氣民心實在有莫大的影響”。在此次借款成 功之前，多次向美交涉借款事項均未成功，“這次借款，在胡適之先生就任短期 內即告成功，并不是基于他，或者是當時的外交手腕；主要的原因，是羅斯福總 統當時已經完全了解我們政府繼續抗戰的決心;可是白宮及國務院對于胡、陳（光 甫）兩位的尊敬與信賴，也確是借款速成的一大原因。”④可見借款成功與胡適利 用一切機會積極的向美國闡述中國關于抗戰的情況、策略有密切的關系。®
®《蔣委員長吿國民書》，《大公報》，1938年11月1日。
®對于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后對日取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楊天石研究后認為：淞滬抗戰后，蔣 介石決定調整戰略戰術，實行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略。詳見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 京之戰》，《學術探索》，2005年3期。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2頁，臺北：聯經，1984年.
①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6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松平先生后來提到此次借款速成的原因說：是由于滲透到美國內政、外交、財政各部門的俄國間諜的 幫助。在武漢會戰時，俄國怕我們不繼續打下去，日本的力量轉過去對付他，所以蘇俄全力支持我們。到 1950年時胡適才明白當年懷特幫忙的真正原因.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6-1658 頁的編者附記，臺北：聯經，1984年°據記載，從1940年夏天起，關于向美國尋求貸款事宜由蔣介石的 個人代表（特使）宋子文（1894-1971）擔任。胡適以大使身份負責辦理借款事宜的使命完成。
第四、吁請美國政府在經濟上制裁日本，對其實行禁運。1938年12月4日 在紐約哈摩尼俱樂部演講《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戰》時，呼吁各國尤其是美國對日 本實行禁運以斷絕日本繼續進行戰爭的經濟支持，“中國并不希望各國以武力援 助中國”，但鑒于日本的侵略行徑以威脅到世界的安全，已成為“世界之公敵”, 所以希望各國“應以經濟方法制裁之”。“設法阻止以武器及制造武器之原料運往 日本”。①至1939年，由于戰爭的持續擴大，美國內部展開了關于中立法修正問 題的討論。胡適密切關注此事，并多次與美國總統、國務卿、參議院等相關人員 交換意見。以積極策動中立法的修正的成功。②在5月29日，胡適給重慶外交部 的電報說：“美國立法避免遷入國際戰爭固屬重要，而謀維持世界和平使戰爭不 致發生尤為根本要圖。” 7月15日又在給重慶外交部的電報中說：“美國中立法 的實施，不借與交戰國款，但孤立論者，猶欲并商業信用借款而加以限制。”這 增加了我們借款的困難，也是導致6月份宋子文謀求棉麥借款被美財政部婉謝的 原因。但是，這樣的討論，最終促使美國政府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廢止《美 日商約》（1911年簽訂的商業與航海條約）。美國的行動也促使正受到日本逼迫 的英國考慮廢止《英日商約》。胡適在美國廢止《美日商約》中的作用問題，朋 友們認為是胡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胡適很謙虛，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多謝你把 （美國）總統終止與日本商貿條約的事歸功于我，但我實在不敢居功。”③美國終 止與日本的商貿往來，使“我們獲得精神的鼓勵，和士氣的提高。”同時，美國 所以作岀這樣的決定，是由于日本對天津的封鎖（影響租界），使美國輿論界改 變了孤立主義的論調④。美國國民戰爭意識的改變，影響了美國領袖的決定。這 對中國抗戰是很大的幫助。1939年9月1日，歐洲戰爭爆發后，若能對日本實 施禁運的話，“日本會更迅速的崩潰下來，日本處在今日經濟的困境中，只要用 外力加強對日的壓力將非常有效。”⑤到1941年，日本為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 欲謀利用越南根據地進攻云南、緬甸及滇緬路，胡適請求美國政府及友邦政府從 經濟上制裁日本，給日本以經濟壓力。1941年7月25 0,羅斯福總統發布命令: 凍結日本在美國的全部資金。1941年秋季，日美在華盛頓進行秘密談判，傳言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55頁，臺北：聯經，1984年?
®關于《中立法》的制定及對美國二戰前期對外政策的影響、《中立法》所反應的美國對美國本土以外的戰 爭的態度及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思潮的關系等問題，可參見如下的文章：（1）趙文莉：《孤立主義勢力對美 國遠東政策的影響》，《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6年4期；（2）易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中立法述評》, 《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1期；（3）凌曉華：《論二戰前夕美國"中立法”的修訂》，《甘肅 高師學報》，2000年1期；（4）李廣民：《與“宣戰”有關的國際法問題研究》，《山西師大學報》，2003年 1期；（5）王中文：《從“中立法”到“租借法”——二戰時期美國軍火貿易政策探析》，《鄭州航空工業管 理學院學報》，2004年4期。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4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939年8月10日在密歇根州安納伯遠東事務研究院演講《中國抗戰的展望》，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 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673頁，臺北：聯經，1984年。
® 1939年12月5日在紐約市政協會演講《中國目前的情勢》，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五），第1695頁，臺北：聯經，1984年.
美國欲與日本達成臨時性的妥協議案①。日美之間的妥協，不僅影響中國的未來, 也關系到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局勢。胡適向美國政府提岀嚴重抗議并就此事與羅斯 福總統協商。恰在此時，英國首相邱吉爾致電羅斯福，反對臨時妥協，他說：“中 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機"。②由于中國及英國的反對，美國取消了這 一計劃，在1941年11月26日將結果正式通知日本。“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大 勝利。適之先生（胡適）之功業，時垂百世而不減矣。”③羅斯福對胡適說（1941 年12月8日上午），美國的決定，“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果然在當 天中午時又是羅斯福親自打電話告訴胡適:“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①。 太平洋的局勢變了。胡適所主張的“苦撐待變”的時機到了，中國復興的機會來 了。后來羅家倫高度評價胡適在其中起的作用，“這項決策雖是由于當時蔣委員 長的明智和堅定，但是執行的大使在其駐在國家的聲譽、人望，及其和當局的友 誼與互信不能說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③當胡適得知美國已經正式對日宣戰后， 他覺得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在1942年5月17日《給翁文瀕、王世杰的信》中 提到了此時的想法：“去年十二月八日我從國會（美）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 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須費解釋。 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 真成'戀棧'了”⑥所以當其任職到期被解除職務后，他感覺自己是一身輕松、
“如釋重負”。®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45頁，臺北：聯經，1984年。美國已破譯日本密碼, 決定發動戰爭.參謀長馬歇爾認為簽署協議只為爭取時間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45頁，臺北：聯經，1984年。
④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45-1756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48頁，臺北：聯經，1984年，羅斯福語。
®羅家倫：《當國家艱危時的胡適先生》五十一年三月二日《中央日報》；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 譜長編初稿》（五），第1748頁，臺北：聯經，1984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第1776-1777靈,臺北：聯經，1984年。
°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一胡適給韋蓮司的信》，第25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另：在同一天與韋蓮司的信中，胡適還提到一件事，就是對于胡適的去職，一些人感到遺憾：“讓我驚訝的 是許多好意的社論和私人的信函都對我的去職表示真摯的遺憾.這讓我覺得，此時正是我去職最好的時機”。 這一私人的信函當指郭泰祺1942年10月28日請人帶給他的信件。“兄持節四年，譽滿寰瀛，公在國家， 一旦去職，中外同深惋惜.其難進易退有古人風，尤足為士林矜式.而弟于惋惜之余,頗有吾道不孤之感.…… 友好中謂此次之事'其戲劇性不減于去年十二月之事（指郭泰祺的外交部長忽然被免職）.弟意二者固不 可相提并論，國人之駭異可見一斑矣.近閱報載言美各大學紛紛請兄留美講學.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請，似 較'即作歸計'為愈.因在目前情況下，兄果返國，公私兩面或均感覺困難，于公于私，恐無何裨益."見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七）第482-383頁。另據王芝琛在《一代報人王蕓生》中披 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在12月20日通過了一個《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治制度， 以修明政治案》.王蕓生借題發揮，寫了一篇《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發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報》 上，其中提到整頓吏治的問題.說“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六十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 現當國家如此艱難之時，他的衙門還是箕距辦公，而個人如此排場享受，于心怎安？另聞此君于私行上尚 有不檢之事，不堪揭舉。”文中“某部長”，當指外交部長郭泰祺.當時正值五屆九中全會，蔣介石當即提 議將郭泰祺撤職，而以宋子文繼任外交部長。見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91-92頁，武漢：長江文 藝出版社，2004年9月.
四、胡適外交思想及活動評價
從以上所述胡適外交思想的內容及實踐看，均是針對“九一八”事變后中日 沖突演進過程中所發生的具體而提出。他本人努力、積極地向政府進言并希望將 其付諸實踐。
（一） 胡適所提的解決中日沖突的外交思想、方案是為了使政府能夠采納 并實施。所以他主要是通過三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思想：（1）、通過自己與朋友們 主辦的雜志《獨立評論》及其他媒體闡釋自己的關于對如何解決中日沖突問題的 思想，以引起政府的關注。（2）、通過給在政府高層中任職的朋友、熟人寫信件 的方式反復闡明自己的關于處理中日問題的主張。希望他們將自己的主張轉告蔣 介石，以期加以實施。1932年9、月致羅文干的信就主張與日本直接交涉①（按： 羅文干當時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兼外交部長）、1933年12月致汪精衛的信，批評 他的“弱國無外交”的思想及目前只能取“默守待援”的態度，主張開展積極的 外交活動，強調“弱國更需要外交（按：汪精衛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②1938 年1月致蔣廷皺的信闡釋了 “和比戰難”的思想③；1935年6月致王世杰的信闡 述了“苦撐待變”的思想，在信的結尾胡適表達了希望通過他向政府進言的思想:
“吾兄倘認為有一顧的價值，請•…••暫時擺脫一切事務，為國家做一個全盤的計 算，然后為當局懇切進言，打破那'等我準備好了再打'的迷夢！”④主張抗戰到 底。（3）、與蔣介石談話時，直接向其建言。
胡適作為一位學者、非職業外交家在民族面臨危機之時關心國家的外交事務 并積極的向政府獻言獻策，他的言、策始終以維護或保全國家民族的主權為首要 目的，充滿了對國家命運的關切。
（二） 從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曹伯言整理的《胡適日 記全編》、《獨立評論》看，從“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后至其出任國民政府駐美 大使任前，其主要的精力或曰工作重心是用在關心國家內政問題、中日問題的 解決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太平洋地區、世界局勢演變趨勢問題上。胡適在1934年 4月9日的日記中寫到：“近幾個月來，《獨立》全是我一個人負責，每星期一總 是終日為《獨立》工作，夜間總是寫文字到次晨三點鐘。冬秀常常怪我，勸我早 早停刊。我對她說，'我們到這個時候，每星期犧牲一天作國家的事，算得什么？ 不過盡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過一點而已。'”⑤胡適在《獨立評論》所發表的關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羅文干》，《胡適秘藏書信選》，第54-55頁，臺北：遠景岀版事業公司，1982年。 »梁錫華選注：《胡適致汪精衛》，《胡適秘藏書信選》，第79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另 參見本書的《汪精衛致胡適信》，第70頁一72頁）.
①梁錫華選注：《胡適致蔣廷蔽》，《胡適秘藏書信選》，第148-149頁，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z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第509-51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1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 （6）,第36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于中日及相關問題的見解，及其參加太平洋學會的會議（按：主要以討論國際關 系為主）對他以后擔任出訪美國的特使及駐美大使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及實踐基 礎，助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后來說：“我1937-1938年出任外交事，確有了 點準備——五年編輯《獨立評論》，三次參加I.P.R.（按：太平洋學會）會議，都 是好訓練。”①對此余英時評論說：“工作中心的轉移無意之間為他的生命的下一 個階段打下了基礎。”②
（三） 胡適就中日沖突問題所提出的外交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中日 關系的演變情況而變化。“九一八”事變后，他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但當得知中國國防力量薄弱時，主張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做有條件之 讓步，以獲得一定的喘息時間，求最后算總賬。當日本提出的條件過于苛刻，中 國又不可能接受時，他走上了 “和比戰難”、寧愿選擇抗戰到底不妥協的道路。 他意識到，中國的抗戰將艱苦異常，但最終會贏得勝利，因為國際局勢的演變勢 必朝著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方向發展，而這一局勢的演變需要我們自己去促成，這 就是通過外交手段，促使國際反法西斯勢力聯合起來，以戰爭結束戰爭，他建議 政府將這一方法定為國策，這是其弱國更需要外交思想的體現，也是他的“苦撐 待變”的外交思想中的積極“促變”的思想的體現。他的“苦撐待變”的思想可 能與國民政府或曰蔣介石的“苦撐待變”的外交戰略不謀而合，所以在國家危難 之時，被派以民間大使的身份出訪歐美各國。這是其“九一八”事變后關于“弱 國更需要外交”、“待變”等外交思想的延續與實踐，他在駐美大使任內到處演講 的目的也是努力促使美國參戰。®
（四） 胡適外交實踐的評價。胡適駐美大使任的外交實踐，是其外交思想 的延伸。他由思想者轉變為實踐者。胡適意識到了這種身份與角色的轉換。他在 1939年3月11日的日記中寫到：
“近十年來，事勢所迫，我不能不談政治，才感覺替國家想出路，這是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思想？近年 我不能不討論對日本和戰的問題，責任更重大了.有時真感覺到擔不起這大 責任。然而替《獨立評論》或《大公報》寫文字，究竟還只是'言論'，還不 是直接負責任.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的經驗，才是負實際政治的責任，一 一有一次我擬了一個電報，我的兩個秘書不敢譯發，要求我改動，•我叫他們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949）》（7）,第69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余英時著：《重尋胡適歷程》，第35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416-41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1940年10月31日日記，所保存的《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國使節之旅引起東京怒火》：此報道主要 是轉述《日本時報》指責美國國務院在幕后支持胡適大使巡回演講是可以激起群眾對日本的仇恨，胡適正 在把美國引向戰爭】
照原文發出。這種責任心使我常感覺擔負不了！” ®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的“負實際政治的責任”經歷，使他體認到了責任的重 大，所以他更加積極、勤奮地做了大量的積極促變的工作。我們相信，若沒有胡 適的這些工作，美國遲早也會參戰，但時間可能要長一些；中國苦撐的時間可能 要延長時間。胡適駐美大使任內的工作，促使美日交惡的速度加快，而引發太平 洋戰爭的爆發。對于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的工作，余英時先生有這樣的評價：
T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后一分鐘的強烈 爭持有關系的。美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家畢爾德(Charles A. Beard) 一一和胡 適相識數十年，《日記》中也常有記載一一在戰后所寫的一部書中，甚至認為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因羅斯福受了胡適的影響。這種推測雖不免過于夸張，但 多少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胡適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 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大戰，使中國可以有 ，翻身，的機會。他之所以接受職務，便為此一，大事因緣，而來.1941年 12月8日美國國會正式對日宣戰以后，他的，大事因緣'也就了結了。所以 1942年5月17日在《給翁文瀬、王世杰的信》中說：去年十二月八日我從 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②
胡適對自己外交工作的評價是淡然而不居功。在1940年12月17日的日記 中寫到：
“這一年之內，……做事的困難，一面是大減少了，因為局勢變的于我們 有利了； 一面也可說是稍增加了，因為來了一群，太上大使J但是我既為了一 個主張發下愿心而下(來)，只好忍受這種閑氣 至于政策，則此邦領袖早 已決定，不過待時演變，待時逐漸展開而已.今年美國種種對我援助，多是這 程序的展開，我絲毫無功可言.其展開之形式皆為先有暴敵走一步，然后美國 走一步或兩步，歷次皆是這樣31
對于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的工作，中國輿論界對其寄予厚望，這已從前文所引 張季鸞的《胡大使抵美》一文可見一斑。他在大使任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1942 年他卸任的消息傳出后，美國輿論界高度評價了胡適在美的工作，并對他的離任
噌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20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余英時著：《重尋胡適的歷程》，第58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8-1949)》(7),第42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表達了某種無奈的遺憾:
“重慶政府遍尋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為合適的人物.他在 1938年來美上任，美國朋友對他期望至高，而他的實際表現，又遠超過大家 對他的期望。他在美國讀書、旅行、演講，對美國文化之熟悉，猶如對其本 國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處，都能為自由中國贏得支持。如果對于他的去職 深感遺憾，尚不足以表達我們的心意®
關于胡適駐美大使期間的外交活動特點的評價，已有書籍或文章或回憶論及, 在此不再贅言。②
①轉引自傅安明；《略談胡適使美的成就》，載歐陽哲生選編：《追憶胡適》，第279頁，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0年。
®可參見：莫高義著：《書生大使一胡適出使美國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美］余英 時；《重尋胡適的歷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9月；耿云志：《學者大使》，《民國要人剪 影》，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史翼：《胡適出使中國駐美大使》，周乾等主編：《涉外史事》，第211頁,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胡明：《胡適駐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實績及其評價》，《齊魯學刊》1996年5期； 高全來：《胡適在抗戰時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動》，《人文雜志》1996年3月；史義根：《再評胡適使美》，《安 慶師范學院學報》I社科），2002年5月；胡明：《抗戰前夕胡適反日思想探微》，《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 3期；萬華、張國華：《學者大使胡適》，《21世紀》，1997年5期；史義根：《胡適使美評價研究綜述》，《鹽 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2002年3期:劉凱：《備受美國朝野敬重的外交家》，載臺北《傳記文學》第五 卷第二十八期；陳之邁；《關于胡適之先生的一種第一手資料》，載臺北《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二期；傅安 明：《略談胡適使美的成就》，載歐陽哲生選編：《追憶胡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第二節、蔣廷猷的外交思想
蔣廷獻(1895-1965),字綬章，筆名清泉，湖南邵陽人，1901年六歲時入私 塾讀書接受傳統的教育。1906年在長沙入明德小學讀書，接受新式教育。1912 年起自費赴美留學。他先就讀于派克學堂，兩年后，申請并獲得湖南省官費資助 ——每月80美金。隨后轉入俄亥俄歐柏林學院就讀四年，獲文學學士學位。這 四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1919年夏入哥倫比亞大學，認為“欲想獲得 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①最終決定學習歷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 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哥大讀書期間參與了 1921-1922年在華盛頓召開的華盛頓會 議的部分工作。1923年回國后先后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西洋歷史與中國 近代外交史。1935年底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被選入政府，從此由學入 政。②進入政界后，先后擔任過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大使、國民政府常住聯合 國代表、駐美大使等職務，1965年5月退休后不久病逝于紐約。
一、蔣廷猷外交思想的提出
蔣廷蔽學習歷史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以貢獻于國家③。1923年春回 國受聘于南開大學教授西洋歷史。因為在美國讀研究生時對中國外交史感興趣， 歸國后即選擇中國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并以晚清以來中國外交史作為具體的研究 對象，立志于搜集并研究有關清代外交資料，同時表現出了對現時外交問題的極 大興趣。幾年研究外交史資料使其成為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1929年5月受清 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力邀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任主任，從政前一直在清華教書。 他為清華大學歷史系的發展及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的創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表現 在兩方面：一是改革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學內容、二是培養了一批中國近代外交
①蔣廷緘：《蔣廷IK回憶錄》，第77頁，長沙：岳JR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學者研究認為；“外交方面，他主張對日妥協的同時，積極主張對蘇復交.其內政、外交主張得到蔣介石 及國民黨的賞識，因而受到重用，投身政治”.見任駿：《抗戰前蔣廷肱的內政外交主張簡述》，《民國檔案》, 2004年4期。
④對于蔣廷SK的這一學術取向，吳相湘評論說:蔣廷獻先生自幼受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問政從政，只緣 學以致用”，他是“書生報國”的典型。是將“學問”“事功”融合為一的人.見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 一冊)，第257、258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陳之邁評價他說：蔣廷厭是一個真正的愛 國者，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評知識分子鄙視政治之不當.他為人天真，“絕不是熱中于 高官厚祿的人”，“他的態度不屬于中國文人傳統的類型，既不自鳴清高，也不熱中仕進。但是政府既然征 召他，他就應召，絲毫不作扭捏的姿態，半推半就，裝腔作勢。”見陳之邁：《蔣廷敲的志事與平生》，第8、 150、151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
•力-
史研究的人才。①由于其對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學科建設、研究的開創之功, 以至于傅斯年在1948年就選舉院士的提名給胡適的信中將蔣廷險列入其中，并 認為“近代史當無第二人”②。蔣廷嵌對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使其注意到了東北問 題的重要性。“九一八”事變后就中日關系問題及應與鄰國蘇聯建立友好的睦鄰 關系的見解，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多次召見并聽取他的意見。“九一八”事變 發生后，為了在國難時期盡知識分子的責任，他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創辦了《獨立 評論》。在民族危機及“社會中堅份子應負起重擔”③的語境之下，蔣廷戡對中國 的內政、外交等問題闡述了大量的觀點。他的文章多刊發于《獨立評論》上，也 有一部分刊發于《大公報》等刊物上。1938年的5、6月份，他撰寫了《中國近 代史》（又稱為《中國近代史大綱》），將自己“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 的初步報告”。其研究近代史的目的是，“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 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 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①由于他是以政治的視角研究學術，所以他的文章有很強的經世色彩。他的文章 很快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有學者稱“他很懂得宣傳與學術的聯系與區別。他是 以學術的態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 視歷史與現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⑤故他對中國近代史及外交史的研 究有較強的政治背景，當然亦有深厚的檔案史料積累及理論基礎。他是中國現代 著名外交史研究專家。1935年后進入政界。關于蔣廷蔽外交思想理論淵源已有 學者論述⑥，本文不再贅言。本文僅以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后所發表的有 關論文、政論、著作為基礎，討論其以中日沖突為中心所闡發的外交思想。
二、蔣廷獻的外交思想
（-）東北問題應是中國外交的中心與重點
©蔣廷誌：《蔣廷IK回憶錄》，第129-130、133-138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其中邵循 正所寫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是其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歷史系時的畢業論文，研究院印為單行 本內部發行。論文是遵循導師蔣廷IB的主張：研究中外關系史要盡可能地利用中國自己的檔案、資料，在 結合參照外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研究，邵循正的這篇是作得最成功的一篇.此文后被河北教育出版 社列入《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岀版，由張寄謙撰寫《敘錄》.《敘錄》稱：此書至今還是“研究中、法、 越關系和中法戰爭的重要學術著作之一，也是邵循正畢生耗費心力最多的著作°”參見《二十世紀審國史學 名著敘錄》，第39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49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蔣廷獻：《國際的風云和我們的準備》，《獨立評論》（第59號）,1933年7月16 H.
®蔣廷厳：《中國近代史大綱》，《小序》、《總論》第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3蔡樂蘇、金富軍：《蔣廷IK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頁，2005年第1 期”
®關于其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的形成問題，可參見：蔡樂蘇、金富軍：《蔣廷厳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東北問題在蔣廷嵌的研究工作中占主要地位。1927年暑期，他與何廉博士 到建立了一個新政權——南京國民政府的長江下游游歷，了解戰后江南地區的政 治、經濟及百姓的生活狀況。可能是研究外交史的關系，他“當時對新政府的外 交政策很有興趣”①，在上海時，他前去拜訪可能出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希望 能從他那里獲得新政府對外關系的真正意向”。◎當他聽到的回答是“很簡單，我 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時，③他對當時這種流行口號式的答復不 甚滿意。在《蔣廷蔽回憶錄》中記載了他對王正廷談的自己關于新政府所應采取 的外交政策或制定對外政策時所應注意的問題及想法。他認為：
“所有不平等條約均應廢除”，但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并不是中國外交部 長最困難的工作。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交問題，我認為是，東北問題J他所面 對的是：一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要維持某些國際友善關系，以解決東北 問題。”④
從這段記錄看，他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制定問 題，并意識到東北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應利用國際上對我友好的國家關系， 全力解決之，而不是盲目地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國際社會遍樹敵人。⑤
蔣廷鮫所預設的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差異的， 但這并不是本質性的差異，而是具體的實施的策略與步驟的差異。南京國民政府 的外交政策是一攬子解決問題的方式、而蔣廷蔽預設的外交策略是分輕重緩急、 將解決眼前最緊迫的對外關系問題與長遠的外交策略聯系起來。他之所以強調東 北問題為新政府首要解決的外交問題，是與他對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所得出的 結論及所工作的環境有關。南開大學的許多學生來自東北，“所有上過國際關系 課的學生都知道我國東三省是遠東的風暴中心。……何廉博士和朱契都對山東河 北農民移居東北以及東北地區的國際貿易問題感到極大興趣”，東北地區有豐富 的礦藏。®
1928年夏天，南開校長張伯苓發動教師去東北研究旅行。.在皇姑屯事件后 不久他們到了沈陽。在東北他們拜訪了各界要人。沿途所見所聞，更強化了他原
T蔣廷猷：《蔣廷猷回憶錄》，第116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
®蔣廷獻：《蔣廷蔽回憶錄》，第116頁，長沙；岳總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
©蔣廷緻：《蔣廷織回憶錄》，第117頁，長沙：岳趣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
®蔣廷就：《蔣廷織回憶錄》，第117頁，長沙：岳JR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
® 20世紀50年代，蔣廷蔽在臺灣《中央日報》印行他刊發在《清華學報》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北 平）上的《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文的“小引"中說：“二十五年前，我曾試對外交當局貢獻意見•我 說過：'東北問題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之下，而其困難反有過而無不及。我們應該早為預備。‘我那 時在南開大學教書，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沒有意思摻加政治。我的建議不過根據我的研究，提出來以供當 局參考。"見蔣廷織著：《中國近代史大綱》，第99頁，南京：江蘇菽育出版社，2006年。
©蔣廷《蔣廷默回憶錄》，第117頁，長沙’岳鴉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來關于東北問題的想法。當時他還訪問了負責東北開發和外交事務的楊宇霆（在 蔣廷猷訪問楊宇霆三周后，楊被張學良槍斃）®o楊宇霆認為，中日之間的沖突 是遲早的問題，“東北不能獨自對抗日本，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幫助既不能確定也 不會充足”，所以，目前“東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開沖突。”②他認為楊 宇霆對東北中日關系的分析是對的、高明的。③
（二）避免中日沖突升級，爭取時間備戰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取將中日沖突交由國聯仲裁的外交策略， 對日不抵抗、不交涉。但國人的抗日呼聲日高、呼吁政府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但蔣廷嵌在參加了這次會議之 后認為：這次會議不但不能救國，就是對“目前的國難有所補助也是很困難的。 個人單獨想不出辦法，而望把想不出辦法的個人集在一處就能找出辦法來——這 豈不是夢想？ ”©那么該以什么方法或策略解決中日的問題呢？ 1931年“九一八” 事變發生時，他“對調整中日沖突關系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 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⑤原因如下：
第一，他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 盡管日本軍備精良，但不會對“我國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 有利的所以，解決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方法就是爭取時間。®
第二，若從情感上講，法德關系的歷史經驗可以給我們啟示，“普法之戰 !
以后，法人仇視德國的情感當不在國人對日仇視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國元氣 恢復了，俄國的聯盟成立了，法國在朝的當局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 決裂°”所以，從責任上講，“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 他們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 大禍之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 e所以他認為，國民政府應謹慎的處理中日問題，避免中日沖突的發生.而國 民政府處置不當是導致審變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從當時中圍的情況看，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后，正面臨著統一、 建設的任務，所以政府應該盡力避免與日本的沖突，以營造一個和平建設的
①蔣廷殺：《蔣廷獻回憶錄》，第122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蔽：《蔣廷緘回憶錄》，第121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就：《蔣廷就回憶錄》，第123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嵌：《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第1號）,1932年5月22 S.'
◎蔣廷獻：《蔣廷就回憶錄》，第142頁，長沙：岳麓節社岀版發行，2003年。
©蔣廷敲：《蔣廷緘回憶錄》，第142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厳：《九一八的責任問題》，《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 國際環境.若“建設的中國是仇視日本的，必于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 的打擊”，另“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一中國.至于說在近幾 年歐美或有國家愿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成統一，這是絕不可 能的事®
第四，從中日兩國的歷史及東北的情況看，“東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雙方 都承認的中國人一向看不起日本人，但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感到恥辱，“三 十年后，日本在東北非法筑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 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為：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 這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沖突的看法。”雙方沒有妥協的余地。“九一八 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他認 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
綜合考慮以后，他的主要想法是：避免沖突的升級，爭取時間備戰。因為沒 有現代化的國力基礎，戰爭是必然失敗。所以同意外交部長顧維鈞設立中立區的 提議③。同時他也贊同當時日本外相幣原在1931年夏天想與中國談判，并使H本 占些便宜以避免中日沖突的處理辦法。④
但從其《回憶錄》看，當他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礎在燕京大學演講后，燕大師 生一致表示反對設立中立區的提議，并通電全國，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抵抗。此外， 當時“所有反對中央政府的政客和軍人，毫無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對日作戰” "o他的主和的主張在當時是遭到人們反對的。•他在當時和后來都提到主戰的政 客在利用學生、老百姓的愛國心在黨派競爭中制造于己有利的情勢。“愛國的口 號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雖然學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愛國的，但我深 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縱的”⑥。
但是日本軍人的侵華行動并不受日本天皇設立中立區的指示的限制，而是迅 即的擴大了在東北地區的侵略并影響到平津兩地時，他感到，欲獲得和平需要中 日雙方的努力，僅中國一方的努力是不夠的。所以，也就漸漸地“轉而主張備戰 了°”⑦只是在北京高校中和戰問題爭論很大，大家也知道戰爭的困難，但“只有 我一個入是公開而誠意的主張維持和平的”，由于和平不會廉價得到，所以主張 積極備戰。在1933年夏天經人引見到牯嶺去見蔣介石。在談到對日的問題時，
0蔣廷獻：《九一八的責任問題》，《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
'蔣廷厳：《蔣廷縱回憶錄》，第141-142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獻：《蔣廷就回憶錄》，第142頁，長沙：岳蕙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①蔣廷猷：《蔣廷IS回憶錄》，第143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蔽：《蔣廷欷回憶錄》，第142-143頁，長沙：岳麗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織：《蔣廷獻回憶錄》，第142-143頁，長沙：岳JR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另可參見蔣廷®i：《外加 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 H.
。蔣廷厳：《蔣廷繳回憶錄》，第144頁，長沙：岳1■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他認為：“日本已經表示對華政策趨于積極，所以中日之間遲早難免一戰，中國 必須早作準備。我們應該爭取時間，但有些事情往往無法控制。”①
（三）輿論影響外交，應加強對輿論指導
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所辦的外交事件，絕大部分是以被逼簽城下之盟、割 地賠款而告終。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完全成為了洋人的朝廷、 成為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的工具。一次次失敗的外交事件，引發了國人的焦慮與 憤怒，《馬關條約》簽訂前的“公車上書”可以說是一次民眾輿論救國的先聲。 但是并沒有阻止條約的簽訂。此后的《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國家更是獅子大開 口。巨額的賠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當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滅 亡中國的“民四條約”的消息傳出時，國內反對的聲浪洶涌澎湃。1919年巴黎 和會時期，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提出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取消列 強在華權益的要求，但是遭到與會各國的反對。在外交輿論的壓力下，中國代表 沒有在和約上簽字。這是輿論勢力左右中國外交的典型事例。大革命時期，革命 外交聲勢浩大。國民革命成功后，在外交上開始廢約運動，“九一八事變之前， 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②。“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外交的重點轉為 解決中日沖突，民眾要求抵抗，而國民政府確主張不抵抗、不接觸、將中日的沖 突交由國聯裁決。但是日本的侵華的行為并沒有停止，中日沖突愈加嚴重，在這 樣的情況下時任外交部長的顧維鈞提出在錦州設立中立區、中日直接交涉解決中 日沖突的意見。但是群情激奮，此提議只好作罷。蔣廷蔽認為這是因為平日對東 北問題沒有研究，沒有意識到東北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及其在遠東地區的復雜性 所導致的。對于輿論對外交的影響，蔣廷皺認為至關重要：
政府顧忌輿論、“不敢過于拂逆民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國人的國際知 識愈充足，其議論將更有價值，更有補于國事.倘輿論有勢力而無知識的根 據，它一定會成為一種暴力，這是很危險的歐美國家已經意識到“輿論左 右外交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竭力求輿論的知識化®同樣中國的外交輿論 也有一些不健全的現象。這表現在“在無事的時候，人民是不大注意外交的； 一旦有事，輿情總是十分激昂，有如狂風巨濤，以致政府對外緊急的時候反 而要費其大部精力來對內.惟因平日不研究，所以到國難的時候專感情用審。”
①蔣廷厳：《蔣廷IK回憶錄》，第152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58蔣廷獻：《蔣廷織回憶錄》，第142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
®蔣廷厳：《外交與輿論》，一《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0.
①由于對“外交的注意是臨時抱佛腳的方式，所以我們的知識是片面的，零散 的，一知半解的°”這不僅表現在普通的民眾身上，也體現在報刊雜志的撰稿 人身上。在事情發生時，好的去圖書館翻一翻英美的雜志再加一點“愛國的 情感”，一般的就“全靠感情的沖動和筆鋒的尖銳。” 3其結果可想而知了。
現在的外交不是單一的政治的外交，“每一外交問題往往牽動世界全局，而 這全局又是合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狀況，地理環境，以及輿情潮流積成的。”③ 所以一隅之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國力薄弱的國家，外交問題 的處理不能有絲毫閃失，否則禍患不斷。內部不統一，“黨派的競爭常不惜拿外 交的問題來作打倒政敵的資料，原來我們就不甚明了國際的形勢；加上黨派有作 用的搬弄是非④，我們就更加糊涂了。”③為健全輿論，他提出了一套方案，以加 強民眾的國際知識：
一是大學應開設有關中外關系的課程，因為，外交輿情的制造者不是大 學里的人就是由大學出身的。所以大學里不僅應設立歐美國家的歷史，更應 設置與中國國家興亡密切相關的日本史及俄國史。二是國內的日報應負一部 分責任，沒有“常用駐外訪員”，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聯合成立國際通信社; 三是，外交部也應利用出席各種會議作報告的機會貢獻國人以外交知識，并 影響國內的輿論，但外交部并沒有這樣做，所以遇到問題“則為輿情所壓倒, 平日不思提倡外交的研究，遇事則嘆惜國人之不見諒。這是不下種而反求收 獲。” ®
（四）文化與外交的關系
在1934年岀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的《自序》中，蔣廷 戡第一次將外交與一國的文化聯系起來考慮。
®蔣廷厳：《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 Eh ©蔣廷就：《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 ◎蔣廷獻：《夕咬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
④在這篇文章中，他并沒有直接指出誰在利用輿情搞黨派活動，但從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反感利用輿情搞 黨派活動的。多年后，他在回憶錄中不僅明確指出這樣的人就是汪精衛一類，而且對利用群眾的愛國心搞 黨派活動的行為再次進行了譴貴。他回憶了汪精衛在野與在朝時期對群眾愛國行動的不同態度：“他任行政 院長之前，他的手下也曾發動過學生要求對日作戰，以增加政府的困難。政客們為了爭權會做出許多奇怪 的事，但是用和戰問題當手段，我認為是絕對不可饒恕的.……汪為了他個人的理由也不愿對日作戰。但 是他在野時拼命煽動戰爭，一旦掌權時又要大家維持和平，似乎是缺乏愛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見《蔣廷 繳回憶錄》，第153-154頁，長沙：岳翹書社出版發行，2003年。岳謙厚在其著作中對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危 險的外交境遇及其與黨派政治與斗爭對中國外交的形響和危害程度有一定的論述。見岳謙厚：《顧維鈞外交 思想研究》，第69-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蔣廷敲：《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
©蔣廷默：《外交與輿論》，《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
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出版時并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只講 要進行純學術的近代外交史研究。為什么在此時他會注意到文化與外交的關系？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公布了外交上三大原則：1、對各國用個別交涉原則;
2、文化工作的擴充；3、經濟外交綱之充實。對于日本制定的新的外交原則，當 時學者分析認為，第一、第三兩點并不足奇，“惟文化工作，……作為外交政策 的基調，而且要設立國防文化局，以便宣揚日本文化于海外。”“本來外交的作用， 并非全以武力為后盾，必須有文化顯揚于國外，才能夠博得各國的同情和永久的 勝利”。“一國的文化，如果能引起別國重視，在外交方面必可得到非常的收獲； 因為外交的要件，須視國防上的地位如何；國際上的地位，固然以富強為標準， 但文化程度之高下，也是國際團體所重視的。”①由此觀之，蔣廷槪在此時注意到 文化與外交關系問題，定是受到日本新的外交政策影響的結果。日本外交政策中 注意宣揚日本文化于世界的思想，再加上近代以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功，使蔣廷 嵌意識到了文化對政治外交的重要性°
他認為，外交與文化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每一個國家因其所處的國際地位 及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外交策略與思想是不同的。沒有文化背景的外交是不會有 力量的。所以“倘若我們以為外交史的資料限于條約換文及照會，我們的看法未 免太膚淺了。倘若我們以為辦外交只須知道國際公法，他們也是把外交看的太容 易了。我們雖然辦了將近百年的外交，國內學者對外交史的研究從夏燮的《中西 紀事》算起，雖然亦將近七十年，我們似乎還未了解外交與文化的關系。……除 非我們的外交得著相當文化信條為其后盾，•我們的外交也是不會有力的。”
他在后來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中大力宣揚中國近代的外交家，可能就是 基于認為他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否定他們就是否定我們的文化、就無從辦 外交的觀點。
（五）中國應堅持獨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
《塘沽協定》簽訂后，中國開始全力進行國內的現代化建設。為此國民政府 一方面與美國等國家商洽借款事宜以開展中西經濟合作，一方面探討與國聯進行 技術合作問題，國聯亦決定為中國經濟的再建提供技術的援助。這樣中國市場就 成為世界各國對華投資競爭激烈之處。日本雖然表示贊賞中國的經濟建設，但認 為中國這樣的舉措有“助長以夷制夷主義之嫌”，②并影響了正在好轉中的中日關 系。對此，蔣廷嵌認為，從《馬關條約》至今，“所謂戊戌變政，庚子之亂，國 民黨革命，雖方式不同……，意義就是民族的圖存。”在此期間的外來侵略，西
®湯申：《論文化外交》，《外交評論》第二卷八期（1933年）。
®蔣廷腿《東京的警告》，《獨立評論》（第61號），1933年7月30日。
方是漸漸減少，日本的侵略是步步加重。“近二十年的內亂沒有一次沒有日本政 府或個人從中慫恿”，如出師濟南，阻礙中國的統一、策動滿洲國的成立等都是 日本所為。中日間不曾有實際的親善，“九一八”后根本不存在中日親善。日本 對于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態度及譴責，實際上是在宣傳“日本的門羅主義”， 在這個主義之下根本沒有中華民族的立足之地。另外，蔣廷厳還提醒中日兩國的 有關人士：“中日親善與中日合作與排西洋是兩個不同的事情。……不能與其他 各國為敵。”①針對日本新聯社更加嚴重的措辭：國聯是在干預中國全盤內政，若 這一活動“脫離經濟的性質而進展至政治的策動”，則日本“自有采自衛手段至 準備”的言論，蔣廷厳指出，
這是日本擔心中國因此而對日取強硬的政策、歐美勢力壟斷中國的市場、 國聯對中國政治的控制。日本的擔心不僅多余而且含中傷的成分在內。因國 聯對中國的政治控制（或曰國際共管）“是中國國情所不容”的，我們的目的 是“圖自強，國聯的目的在幫助中國自強” \所以，“日本若再進攻，若再 采取所謂 咱衛手段,，她或者能迫著當局與她簽訂更嚴重的城下之盟”，但 是中華民族是不會屈服的。6針對日本駐華使館須磨在上海與中國記者談話中 所說的，日本可能會因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而制造出第二滿洲國或第二上 海事件的談話，蔣廷槪認為，我們會注意到東京的警告，但我們不會因此而 停止建設.因為“我民族的出路全在于建設，而建設非有外來的投資和技術 不可。因東京警告遂停止建設，那我們只有坐以待斃。” ®
蔣廷蔽認為日本對國聯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干涉是其獨霸東亞外交政策 的體現，“九一八”事變后，中日之間不存在親善的關系。中國不會因日本的 威脅，停止與國聯合作建設中國的現代化，因為只有建設中華民族才有出路。
（六）密切關注國際政局變化
國民政府及一般的國人均以為《塘沽協定》簽訂后，中日之間的問題就解決 了、從此天下無事了。但蔣廷蔽認為：1933年，
®蔣廷蔽：《亞洲的門羅主義》，《獨立評論》（第56號），1933年6月25日. ®蔣廷粽：《東京的警告》，《獨立評論》（第61號），1933年7月30 H.
©蔣廷itt：《東京的警告》，《獨立評論》（第61號）,1933年7月30 H.
®蔣廷IK：《東京的警告》，《獨立評論》（第61號）,1933年7月30日。
“是國際關系史上一個大分水界.這一年之內，國際的三大事業都失敗 了一一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了，裁軍會議失敗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要 告失敗了.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歐戰以來國際主義的破產，和偏狹的，軍 備競爭的，商戰的國家主義的勝利”，人類的前途不容樂觀。國際情勢將會發 生如下的演變：第一、軍備的競爭將會更厲害；第二，國與國之間的商戰將 更加激烈，各國一方面會保護本國的市場，一方面會加劇國外市場的爭奪； 第三，列強合縱連橫的局面又將再生.尤其是英、美、俄之間的“合作必是 外交家努力的目的之一”；第四，在行將開演的大競爭中，中國必是主要的競 爭場，日本在歐美及其殖民地是受排斥的，所以必將更加努力于中國的市場, 而美、俄、英等國也會在中國尋找市場，日本為爭奪中國的市場，甚至不惜 一戰。。半年后國際演化的趨勢更加明顯了。一戰后所建立起的國際秩序9, 因“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而改變了： “九一八”事變不是中國“東北問題，是 個世界權利舊分派的推翻和新分派的成立問題”，歐美各國所關心的是遠東的 現狀不能維持，歐洲的現狀也不能維持。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世界性問 題。®
由于日本首先破壞了維持國際秩序的條約，所以，今后形勢的發展要看日本 的外交舉措。鑒于日本廣田外相在國會演辭強調“滿洲國必須維持”、中國華北 的治安與日本有關等，蔣廷纖認為，日本是要以東北控制整個中國。這是進攻的 外交。從日本的對外政策看，日本要求海軍平等以維持他的“亞洲的門羅主義” 是不可避免，日本是企圖重新分派世界的權利，這必然危害到世界列強的既得利 益，所以，未來的世界大戰“是不能避免的”④，目前的茍安只是暫時的。德國 退出國聯、世界裁軍會議法德的沖突，預示著“法德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 現今國際的根本事實”，而歐洲列強的分野組合更令人注目。
“現在的世界又有兩個大沖突，遠東和法臆。最近外交的發展表示列強 將作進一步的分野，而法德問題及遠東問題又將化而為一個世界問題°” °
國際局勢如此危機，以中國的實力看，是我們民族的一大關鍵，處置得當，
©蔣廷獻：《國際的風云和我們的準備》，《獨立評論》（第59號），1933年7月16 H.
①戰后的國際秩序是以兩個國際條約為準則建立的。一個是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和約》、一個是華盛頓會議 的《九國公約》，蔣廷厳認為：前一個條約列強分派了西洋的權利，后一個條約列強分派了東洋的權利。這 種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維持訂約時候的實狀——有利于戰勝的國家，或列強中先進的國家。見蔣廷厳：《國際 現勢的分析》，《獨立評論》（第87號）,1934年1月28 S.
®蔣廷縱：《國際現勢的分析》，《獨立評論》（第88號），1934年2月4日。
'蔣廷繳：《國際現勢的分析》，《獨立評論》（第88號）,1934年2月4日。
①蔣廷就：《東西兩大沖突將化為一么？》，《獨立評論》（第74號），1933年10月29日。
我們可以翻身，若不當，則很難免禍，“我們將來的國難還可大于最近這兩年的 國難”。①所以中國應早做準備：
第一，統一應速求鞏固，若內衽不息，中國這艘“破爛的舊船”就要沉了； 第二，建設應急速進行，“火速的建設，大規模的建設”；
第三，社會中堅分子應負起重擔。“現在的競爭是國與國的競爭。……我 們目前的準備，很明顯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設一個國家起來”。®
早在其所寫的《熱河失守以后》一文中，他就提岀了中國應下決心從內政與 外交兩方面作長期準備的主張：
對內：第一、停止內戰；第二、用心內政的改良，改掉衙門中的“各種惡 鬼”；
對外：第一、努力恢復中俄的外交關系；第二、不要對國聯失望，因為國 聯是我們最好的宣傳祈壇、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目前我們只有“在國內造成 有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有收復失地可能的形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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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復交消息的傳來對中國是極大的精神安慰。因為在
“現今這個縱橫的世界，就是所謂第一等的強權都在那里大事聯絡，以 求敵人的減少。他們外交的目標是一個時候只可有一個敵人，同時希望這個 敵人是世界的公敵我們處在兩大強國之間，過去一年中與他們關系緊張， 一面與一個強鄰處生死對抗之中，一面與第二個強鄰彼此不通音信，“這是違 反了外交的abc.就原則上說，這是不應該的所以中俄的復交，得到全國 各界、輿論的一致贊揚。究其原因，是國人普遍抱著從中俄復交到中俄合作 抗日的希望，這一目標，雖然不能在短期內實現，但是從長期看“蘇俄的合 作必須占一重要地位”.中俄的復交已經引起了日本的恐慌，造謠說這是世界 上“兩個大搗亂份子的攜手”以恐嚇世界。據此，中國更應該處理好與蘇俄 的關系.④
蔣廷敲從1933年日本的外交政策上預言日本向外擴張的政策不會改變，國
®蔣廷殺：《國際的風云和我們的準備》，《獨立評論》（第59號），1933年7月16日。 ④蔣廷默：《國際的風云和我們的準備》，《獨立評論》（第59號）,1933.年7月16 S.
®蔣廷獻：《熱河失守以后》，《獨立評論》（第43號），1933年3月26日。
®蔣廷獻：《中俄復交》，《獨立評論》（第32號），1932年12月25日。.
際危局將不斷激化，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提醒中國政府在內政上加強建設、在外 交上要與周邊國家尤其是蘇俄保持良好的外交關系、做好應對即將發生的世界大 戰的準備，集中國力打擊我們的敵人日本。
（七）日本政治家與軍人對外政策的目標一致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外務省多次提出中日提攜、改善中日關系等。對 此中國政府給予了積極的響應，中日之間的關系從表面上看漸趨好轉。但是日本 在東北及華北地區不斷進逼，挑起爭端，引起中國人的仇日情緒不斷的強化。對 于這種矛盾的現象，政府及一般的學者認為是由于日本對外政策的制定者是文職 官員，而實際操作執行的則是日本軍人，而日本軍人的對外擴張計劃常常突破日 本外務省制定的對外政策。故日本政治家主張與中國合作、睦鄰友好，而日本的 軍人則一心向外擴張，企圖獨霸中國。對此，蔣廷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遠東問題之所以發展到引發世界關注的程度，與日本的國情有莫大的 關系：“武人主戰，文人主和而不敢言和” ®o但是，日本的文治派并不是酷愛和 平，伊藤也承認“我國非開辟新地實難自強。”他們與軍人的不同只在于政治家 “主張戰前應有充分的內政與外交的預備，戰后應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 勢所許可”，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歷史足以證明這一點。這是“日本政治家之所 以能成大業”的原因。三國干涉還遼，日本政界人物及明治帝能“鎮壓輿情，接. 受三國的勸告。”現在的日本不接受國聯的勸告，“反而擴大事件的嚴重”，目前 日本對外的強硬政策，緣于“日本近年的內政及世界的局勢”嬉變，這就是：日 本國內的經濟困難、政黨政治的腐化；世界上法西斯主義的盛行。現在日本國力 強盛，軍人勢力漸抬頭，在不贊同國聯的裁決后，毅然退出國聯，發動了對中國 熱河的進攻，②“九一八”以后，日本多次說是“東亞和平惟一的保障者”。占領 東北、制造偽滿洲國、淞滬之戰、入侵長城、退出國聯等行為“都是以穩定東亞 局面為目的”，而4月17日的“天羽聲明”更清楚地說：“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 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這是日本外務省樹 立的獨霸中國的國策。
此后，日本對這一國策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了解釋與強化。有學者認為這是外 交官的官話，不足引起重視。但蔣廷戡認為，“天羽聲明”及事后的解釋應足以 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一，日本對各國的解釋是一種備案，是將來外交出發點之一；
°蔣廷默：《熱河失守以后》，《獨立評論》（第43號）,1933年3月26日。
。蔣廷獻：《熱河失守以后》，《獨立評論》（第43號）,1933年3月26 00
第二，我們從這些解釋可以知道所謂“日本和平”（亞洲的和平）的本質； 第三，這些解釋已經荻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或默認.
蔣廷鞭認為，“天羽聲明”是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違反了《九國公約》、 不允許中國搞以夷制夷。“準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 雖為對華援助,但在不妨礙東亞和平維持范圍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 ①，但什么是妨礙東亞和平的行為，則由日本決定。日本外務省的對外政策只不 過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實施的預備而已，與日本軍人直接向外擴張的本質沒有什么 區別。這一思想在其《中國近代史大綱》中亦有說明。②
（八）在現代的世界中，中國必須加強與國聯及
世界各國的合作強大自己、才能生存
蔣廷嵌認為，“中華民族到了 19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此前中華民族 所接觸的外族都是周邊“文化較低的民族。” 19世紀東來的英美法各國絕非此前 的“文化較低的民族”相比。來找我們麻煩的“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 異的西方世界。” “19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 世界則仍滯留于中古。”近代中國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 ”“因 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 外。”③能利用歐洲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抵抗他們侵略的就生存下去，凡是抵抗西方 文化的就滅亡，這是近代史中的鐵律，沒有一個民族能違背。④中國只有徹底的 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才能生存下去，因為近代的世界，“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 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于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 比賽，好像汽車與洋車的比賽。”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們遠遠落后于西方。⑤據此, 他主張中國加強與世界的聯系與合作，爭取時間，只有這樣才能強大國家，才能 最終徹底解決中日問題。
①蔣廷敲：《論“日本和平”》，《獨立評論》（第100號）,1934年5月13 0.
3日本明洽維新后，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上主張“征韓”，當1875年江華島事件發生后，日本有了征韓的借 口。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巖倉等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地貪 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后，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于是他們一面派黑 田青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當時高麗是中國 的屬國。中國在朝鮮有宗主權.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離麗的威信極高°所以清政府沒有在意日本與高麗所訂 立的條約中承認高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的條文，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分），并避免 中國的阻抗”，他們成功了。（蔣廷載；《中國近代史綱》，第51-52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 月、
④蔣廷厳：《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1、2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粧：《中國近代化的問題》[A],《蔣廷就選集》（第四冊），第638頁，臺北：傳記文學岀版社，1978 年.'
®蔣廷緻：《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1-2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九一八”事變后，國聯處置中日問題不力，日本退出國聯。對此中國人對 國聯表示了失望，變為對國聯冷淡或蔑視，提出了求人不如求己——“自助”的 思想。但蔣廷皺從國聯報告書①中得岀這樣的結論：
“現代的外交不是在占便宜，是在調和國際的利益。我們外交的出路也 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來促進我們的利益，是在設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長 進。”②
他提岀中國今后在外交往中應積極主動與國聯、國際社會合作、互惠互利 的主張，只有這樣才能強大我們的國家。他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在對外關系中失 敗的主要原因是“現代化的遲緩”、“內政改革的失敗”。在一個現代化的世界 中立國，不能脫離國際社會而自存，就是所謂的強權國家也不能忽略國際關系。 內政與外交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國聯雖然不能強制日本將東北還給我們，但 是國聯和國際社會可以幫助我們加速內政的改革或國家的現代化。他認為國聯 在國際上的重要性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一、世界的公安局；二、國聯是現代世界的公益局；三、國聯是國際形 勢展現的舞臺，世界各國都以此為維護本國利益的活動場所。
從目前看，國聯雖然沒有固定的軍事實力、缺乏制裁的能力，但國聯的目標 及宗旨是對的。對我們來說，國聯是“我們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好工具且是幫助 我們實行現代化的一個好機關”，是我們利用國際資源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有力 媒介”。若我們能在現代化建設中利用“歐美資本及技術的合作，我們的進步必 可一日千里。”國聯及國際社會不能制裁日本，但可以幫助改造中國。“在長期的 抵抗中，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圖中國的富強，比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制裁日本，是更 容易舉行的，更有實效的，更無流弊的。”③蔣廷嵌關于運用國聯與國際社會來強 化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及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國主義及日本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是 解決遠東問題的根本的思想與胡適的關于國際形勢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觀點 是一致的。®
e國聯調査團《李頓調査團報告書》《第九章解決之原則及條件》的條件中的第九條：獎勵中日間之經濟協• 調?為達到此目的，中日兩國宜訂立新通商條約。此項條約之目的，須為兩國間之商業關系置于公平基礎 之上，并使其與兩國間業經改善之政治關系相適合。第十條: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現實中國政局之 不穩，既為中日友好之障礙，并為其他各國所關懷，因遠東和平之維持，為國際間所關懷之事情；……故 其圓滿解決之最終要件，厥惟依據孫中山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因部建設.見《顧 維鈞回憶錄》（第二冊）《附錄》，第70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
◎蔣廷粧：《國聯調査團所指的路》，《獨立評論》（第22號）,1932年10月16 S.
®蔣廷粧；《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獨立評論》（第45號），1933年4月9日。
®胡適：《跋蔣廷粽先生的論文》，-《獨立評論》I第45號）,1933年4月9日。
三、《中國近代史大綱》中體現的外交思想
蔣廷蔽的《中國近代史大綱》，據此書的《小序》，寫于1938年的5、6月份, 時在漢口閑暇。關于此書已有學者從純學術的角度研究了其寫作此書指導思想的 淵源及此書的話語結構及語境，一致的公認其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之功、及 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獨到的見解乞在此不再贅言。本部分擬從《中國近代史大 綱》本身，看蔣廷險的外交思想。蔣廷皺寫此書目的是非常明確的：“仔細研究 每一個時期的抵抗方案”，從中尋找失敗與成功的原因，以期對于“抗戰建國” 能有所貢獻。
蔣廷蔽的《中國近代史大綱》主要是闡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對外關系及與之密 切相關的有關內政的問題。他認為，19世紀是中西方交匯的時代，我們只能走 向世界，
“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 人，……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 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 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②
本著中國只有內部改革、對外敞開國門學習、借鑒西方的科技文化，中國才 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史觀，他對近代以來的涉外事件及其相關人物予以評析并提 出了自己的觀點：
第亠，鴉片戰爭的爆發是由于清政府在外交禮節、通商制度上使外國人感 到麻煩、或不平等所導致的。他說，“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 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③不平等條約中 的內容,“一部分由于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于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
6參見王憲明：《蔣廷IK著v中國近代史〉學術影響源探析》，載《河北學刊》2004年4期，此文認為蔣廷蔽 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受美國漢學家馬士的影響很大，主要表現在對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及某些重要的論斷上• 但不是簡單地承襲，而是在結合中國歷史文化的實際進行了相應的改進，并在檔案的使用等方面補正了馬 士的缺陷，為此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沈潸濱：《蔣廷蔽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社 會科學版），1999年4期，此文認為：“蔣廷Itt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是中國少數幾位近代史 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于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可資參考的框架與通史體系”•歐陽軍喜: 《蔣廷纖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報）2001年2期，此文認為“蔣廷獻認為中國 近代史就是中華民族近代化的歷史，……由此出發，他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建構他的中 國近代史話語°”劉燿：《蔣廷織的文化史觀與中國近代史》【J],《人文雜志》，1983年6期，此文認為："舊 中國史學界有關近代史與中國對外關系史著作，幾乎有半數以上都是因襲了蔣廷纖的史學觀點。”蔡樂蘇、 金富軍：《蔣廷獻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頁，2005年第1期。
©蔣廷獻：《中國近代史大綱》，第7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獻：《中國近代史大綱》，第5、7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準。”①以《南京條約》及次年的《虎門條約》為例，在簽約時，我們主動放棄了 治外法權，當事人認為，“讓夷人管夷人……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于 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而且平均5%的稅則，比自主關稅還 高，是負責交涉者“外交成功”的表現。對于五口通商②則感覺最痛心，官民反 應最為激烈。對此，蔣廷獻評論說：治外法權、協定關稅，是損害了國家主權， “遺害不少。”總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 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③
第二，政府外交順從民意，導致外交失當。《南京條約》簽訂后，廣東地方 官民因條約的簽訂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一致的仇外。尤其是當英國人兵臨城下要 求進入廣州城時，廣州人民不許。當時耆英不得已同意英國人兩年后入城，希望 兩年的時間可以改良中外人的感情。但后來，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帝給他的 上諭要其在夷民交涉事件中不要失去民心、林則徐告訴他的“馭夷之法”是“民 心可用”。兩年后，英國人依約要求進城，廣州士、民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 疑，最后“只好順從民意”，而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則堅決反對。對于此次事件， 蔣廷蔽評價到：英國人不愿意與中國人決裂，故“沒有別的舉動”。“僅以民心對 外人的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什么國際關系？主政者 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就是政治家的失敗。”④
第三，拒絕交涉，是導致戰爭爆發的原因。典型事例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 爆發。蔣廷獻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英美要求修改條約中的一些項目：外國 公使駐北京、長江及華北通商、中國地方官吏與外國人往來等各項。時人認為“簡 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咸豐年間，當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約 時，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不肯與外 人見面。“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這是說合 法的渠道被堵，只好訴諸戰爭。中外戰爭是中國人不懂得交涉規則及國際法引發 的。這與其在“九一八”事變后贊同設立中立區、雙方直接交涉、避免戰爭的意 見是一致的。
第四，認清敵我雙方的差距，不輕易言戰，趁機融入國際社會，尋找出路。 蔣廷戡對近代辦洋務的士人均給予了高度評價。奕訴、文祥、曾國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鴻章等在與外人打交道后，得到教訓，認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 “唯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后能生存。”⑤當咸豐逃亡在外，奕訴在京接受任務時，- 最初他因“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后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
®蔣廷敲：《中國近代史綱》；第17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3蔣廷獻=《中國近代史綱》，第16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厳：《中國近代史綱》，第18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蔽：《中國近代史綱》，第35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訂后，英法撤兵，“中國并 沒有喪失一寸土地。”他贊揚奕訴與西方人接觸并簽訂條約的意義，1856年的《天 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 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這種關系故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 振作與否。奕訴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一去不復返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 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①他們在內外合作中尋求自強之路。但是 “同治、光緒年間的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為路線錯了，是因為領袖 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②
第五,•內政與外交之關系。內政是外交的基礎，是決定外交成功與否的關鍵。 他認為，依據當時世界的形勢，鴉片戰爭是“不能避免的”。③19世紀時，“我們 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經到腐爛不堪的田地。”“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 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所以失敗是必不可免的。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我 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 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 的。”④“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維 系力”。所以，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 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為福，只要我們大膽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 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并駕齊驅，在國際生活 之中，取得光榮的地位。”③如中國收回伊犁的戰與和問題，蔣廷嵌欣賞李鴻章在 國力薄弱的情況下向俄“決心求和”解決問題的主張。⑧但對于甲午戰爭失敗及 《馬關條約》的簽訂，俄國倡議的俄、德、法三國共同干涉還遼的行動，蔣廷嵌 指出，他們原是出于各自的目的與動機，尤其是俄國“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國，是 要利用中東鐵路來侵略中國的。”而《中俄密約》的簽訂“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 后患無窮，“以后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這些國難都是那 個密約引出來的。"⑦由此，他得出結論，“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⑧
他這樣評論說：“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 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后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于不戰而和。同治、光 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
1蔣廷嵌：《中國近代史綱》，第2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就：《中國近代史綱》，第41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③蔣廷獻：《中國近代史綱》，第9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w蔣廷戢：《中國近代史綱》，第1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①蔣廷敲：《中國近代史綱》，第24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嵌：《中國近代史綱》，第4647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緘：《中國近代史綱》，第61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緘：《中國近代史綱》，第62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圖自強。”但是，時人不理解他們，“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① 蔣廷縱以弱國無外交的觀點闡釋中國近代對外戰爭失敗的原因之目的，是指 出在近代的世界，只有融入世界、在與各國交往中接受西方的科學機械和民族精 神，自強之后才能有成功的外交。
第六，“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是不容置疑的。“要救國的志士應該人人了 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他嚴格地區分帝國主義侵略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他認 為，同治、光緒年間的士大夫階級的絕大多數“完全不了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我國在光緒 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咸豐年間之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有三層：
(1) “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我們“接受外國的資本不一 定有害，英美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這是雙方互利的事情。“所以孫 中山先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他贊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 “但是有些資本家要 利用政治的壓力去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 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 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收益。”所以，我們對于外國資本 要區別對待。
(2 )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系是商業的推銷”。難點在于爭 奪市場。一般而言，“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 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19世紀，•各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出現，“這樣一 來，商業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于爭屬地。”
(3)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系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 一國完全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 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多.••••••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 略 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
所以，“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 容易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 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 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② -
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向外擴張、我國國力衰微之時，我們要認清國際 大勢，不能因噎廢食，盲目的與帝國主義國家開戰，我們應該盡量避戰，利用國 際資本發達我們的經濟，增強我們的實力。
16蔣廷敲：《中國近代史綱》，第58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②蔣廷緞：《中國近代史綱》，第砂7頁，南京：江蘇教育岀版社；2006年6月。
綜上，蔣廷嵌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中表達了如下的外交觀點：弱國無外交、 盡量避免中西沖突，應該在必要時，作出某種讓步與犧牲，為國家建設、自強爭 取時間，應該積極的融入國際社會、多研究各國的歷史文化以備增進與各國的合 作互惠互利，政府應指導外交的輿論等。若考慮到此書的寫作時間問題，筆者以 為他在此書中所闡述的外交思想已經在其從政前所刊發的文章、時評里有詳細的 表述，本書寫作的指導思想只不過是以其對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觀察、研究的 視角系統地研究中國近代史而已，本不是為了迎合國際社會上企圖調解中日關 系、和平解決中日問題所作，更不是為蔣介石的欲與日本和談尋找歷史的依據之 作。①再者，我們已經從胡適的日記及現在所公布的檔案材料中得知，蔣介石在 全面的抗戰爆發后，已經公開闡明抗戰到底的決心②，并準備持久戰3;而所謂的 蔣介石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與日本妥協和談的問題，楊天石通過對檔案材料的研 究已經證實，抗戰時期蔣介石親自主持的對日和談只有一次，且蔣介石并不是真 的要和談妥協，而是利用和談的機會了解日本政府的動向、爭取時間而已。"這 是我們在研究蔣廷厳的《中國近代史大綱》一書的外交思想時所應注意的。另外, 他贊賞李鴻章在戰爭失敗后知道圖強，贊賞他在與洋人接觸后，對中西方差距的 清醒認識，認為他知道“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但是蔣廷戲也對他所領導的 自強運動限于物質方面予以了一定的批評，同時也對李鴻章在甲午戰前不了解當 時國際關系的規則而決議與日本開戰的外交決策的失當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甲午戰爭前，李鴻章輕信俄國公使喀西尼（Cassini）的許諾：俄國必勸 日本撤兵（從高麗）、若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這鼓勵了李鴻章的 與日本開戰.戰爭爆發后，他“用各種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國的援助，但 都失敗了蔣廷載認為失敗的原因是：“國際的關系不比私人間的關系，是
①劉文沛在《從〈中國近代史〉看蔣廷粽的史學思想》（《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1期）一文中認為，蔣 廷獻寫作此書是為蔣介石欲與日本和談尋找歷史的根據。
®曾景忠在詳細地研究了“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及行動后認為：直至近年，仍有人認為1937年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仍處于“動搖、妥協、退讓”之中，甚至將冀察當局 對日方的退讓、妥協歸罪于蔣氏。歷史真相是：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下定抗戰決心，確定''不求戰，必應戰” 的方針，采取了一系列動員應戰措施，督導冀察當局，警惕日方緩兵之計，積極對日應戰?見《盧溝橋事 變爆發后，蔣介石有未下定抗戰決心》，《民國檔案》，2008年1期」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四），臺北：聯經，1984年，第1612-1613頁。（胡適晚年無意 中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說："我記得當時曾對蔣先生說過，如果決定全面抗戰了，我們不怕失敗，不怕犧牲， 只要能夠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國際的變化，我們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機會•”）•在1937年9月8日 的日記中，胡適提到“和”、"戰”的關系，他對戰充滿了信心：一個多月的抗戰"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 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 險也有其用處•”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Z】（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710頁。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國》（卞卷），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6年9月。 ?
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 利害沖突就成為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盤的甲午戰爭進行時， 李鴻章請求他們的援助，但是他們“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們的 目的很明確，“中、日戰爭無論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他們反可坐收漁人之 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于未敗之前①
四、蔣廷就的外交活動
蔣廷戲在抗戰時期從事外交工作的時間不長：從1936年底至1938年1月任 駐蘇大使。
1934年夏天，曾有一次非正式訪蘇的外交活動。此次本欲去歐洲查訪相關 的外交史資料，但行前在牯嶺受蔣介石秘密召見并與之密談。接受蔣介石的密令 盡可能多地將時間用在蘇聯，“研究蘇聯的情況”、“探測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 ②到蘇聯后，在中國駐蘇使館人員的安排下，很快會晤了蘇聯副外長，詢問其蘇 聯對進一步建立中蘇友好關系的可能性。得到的答復是：“蘇聯的政策是絕對重 視現在和未來的”中蘇關系。根據對蘇聯的觀察及與蘇聯外交人員的談話，蔣廷 蔽向蔣介石提出了詳細的報告，并建議仔細計劃開創將來的局面。“委員長復電 甚表嘉許。”③他的建議對中國政府判斷中蘇關系的未來走向起了很大的作用。學 者認為這次秘密訪蘇是蔣廷蔽“由外交史專家向外交家身份轉變之開始。”④
1936年，中日關系緊張。日本以調整中日關系為名，企圖迫使中國接受日 本提出的華北自治及共同防共等干涉中國主權的條件。中國拒絕了日本的提議。 中日之間的戰爭隨時會再次爆發。在這樣危機的時刻，中國非常急需建立起與蘇 聯可靠的盟國關系。蔣廷獻臨危受命擔任了駐蘇大使的工作。其在回憶錄中言： 我任駐蘇大使，“有固定的目的''，“協商中蘇兩國進一步的關系。”⑤國民政府的 這一外交舉動，當今學者稱為“聯蘇制日”的外交。⑥為達到此目的，他在任期 間主要進行了如下工作⑦：
（1）多次與蘇聯外交人員會晤，闡述中國關于中蘇關系的立場，探尋蘇 聯在中日關系問題上的態度及中蘇關系未來的走向
©蔣廷織：《中國近代史大綱》，第59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緘回憶錄》，第158頁，長沙：岳蕙書社，2003年9月。
®《蔣廷厳回憶錄》，第161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張玉龍：《關于抗戰前蔣廷IK秘密訪蘇的探討》，《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3期。
©《蔣廷獻回憶錄》，第204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張玉龍：《蔣廷欷與南京國民政府聯蘇制日外交》，《貴陽金筑大學學報》，2005年1期。
°本部分的寫作主要依據《駐蘇大使蔣廷默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第二歷史檔案館蔣廷就個人全宗）, 載《民國檔案》，1989年4期；《蔣廷蔽關于蘇聯概況、外交政策及中蘇關系問題致外交部報告》，載《民 國檔案》，1989年1期。這兩份檔案材料所反應的蔣廷獻與蘇談判交涉的情況及對中蘇關系進一步發展的 分析與《蔣廷蔽回億錄》所載內容沒有岀入。
從蔣廷蔽的回憶錄及目前公布的相關的檔案材料看，蔣廷蔽到蘇聯后，就急 于與蘇聯外交負責人談話，•了解蘇聯的對外政策及中蘇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性，同時表達了中國政府爭取蘇聯援助中國抗日的愿望。在1936年11月11日 與蘇聯外交委員會交際司司長加利寧談話中得知了蘇聯對中國的好感及希望中 國強大的思想；1936年11月19日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的談話得知：當時蘇聯 非常關注中日交涉中日本提出的中國華北自治及中日共同防共問題。對此蔣廷蔽 明確表示：“我政府認為，二舉皆無必要”。并提出“中國政府愿與蘇聯政府研究 兩國關系接近及合作之途徑”，并提醒其注意自己到蘇聯來的主要目的及希望就 此問題聽到蘇聯的意見。但對這一問題，李維諾夫堅持在南京談，并希望保守秘 密。1936年12月3日，與蘇聯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會晤。蔣廷戲向其保證，中 日共同防共的消息不確、且中國政府不會改變對日態度。1937年2月16F1,與 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話，鮑格莫洛夫希望兩國能更接近，因為“兩國之間毫 無利害的沖突”，“中蘇兩國的出路”均在一個大聯合之中。1937年10月20日， 與蘇聯外交人員談話，蘇方指出：時間有利于中國，希望中國宣傳中日戰爭的真 相于世界、尤其是美國，以推動國際輿論支持中國。
（2）關于西安事變的交涉情況
蔣廷嵌到蘇聯不久即發生西安事變。當時蘇聯的《消息報》、《真理報》均刊 登了關于西安事變的消息，總的傾向是希望中國團結、統一，因為中國正面臨國 際上的危險，“只有委員長能領導全國”①。蘇聯還得知在中國的京滬一帶傳言西 安事變的發生與蘇聯煽動共產黨、共產黨又煽動張學良有關。②蔣廷戲接到孔祥 熙（暫代行政院長）、翁文顫聯名電報，要其“請求蘇聯出面協助平安釋放委員 長”③。當得知蔣廷嵌是因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去找蘇聯幫忙時，蘇方提出了強 烈抗議，在與蔣廷嵌會晤中，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辯。“認為中國政府不該懷疑 蘇聯策動西安事變。他斷然說：蘇聯政府與張學良間絕無關系；我告訴他：張是 第三國際所孕育的統一戰線分子。他對我的話未加辯駁，但卻咆哮起來：'我們 不是第三國際的主人'。”我說，“全世界都不相信，我們有理由認為第三國際是 執行蘇聯政策的機構”。“愛相信不相信”，他說，“我還是說莫斯科對第三國際的 行動不負責任。”④對于其在莫斯科與蘇方交涉西安事變問題時處理不甚，引起蘇 方不滿一事，他在1937年4月致外交部的報告中以很大篇幅敘述并檢討了自己 的責任⑤：關于西安事變，幾次與蘇聯外交官交談，“幾至決裂，事近越權，應請
®《蔣廷嵌回憶錄》，第206頁，氏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蔣廷織回憶錄》，第207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①《蔣廷粽回憶錄》，第206頁，長沙：岳翹書社，2003年9月。
■《蔣廷飆回憶錄》，第207-208頁，長沙：岳蕙書社；2003年9月。
◎《蔣廷IK關于蘇聯概況、外交政策及中蘇關系問題致外交部報告》（1937年4月），《民國檔案）＞,1989年 1期.
處分。”自己之所以這樣做：第一，驚信傳到以后，職思如有絲毫之可能，不可 不一試。第二，孔副院長及翁秘書長均來電囑職努力。惟此中有一點應聲明者： 孔、翁兩公并未指示具體辦法，故方法一層應由職一人負責。此次事變不幸牽動 中蘇關系，責任全在本人，“惟望今后兩國關系能日趨友好，蓋蘇聯自有其重要 也。”
（3） 關于新疆問題
鑒于蘇聯政府與新疆地方政府關系密切，在1936年12月9日與蘇聯外交委 員會副委員長會談中聲明了中國對新疆的政策、立場：地方政府如與外人訂約， 中央絕不承認。蘇方否認與新疆代表接洽一事，并聲明“蘇聯對新疆毫無任何秘 密的企圖。”在回憶錄中蔣廷嵌談到新疆代表團訪蘇一事，并向蘇方提出抗議、 交涉。蘇方回答說：“蘇聯政策時很純正的”，“只要新疆是中國的，蘇聯不必擔 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國主義想插足其間，蘇聯一定要先下手。我說中國也是一 樣，不希望帝國主義從新疆進入中國。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新疆不再時中蘇兩 國沖突的焦點，而是中蘇友誼的橋梁。”①
（4） 蔣廷織的蘇聯觀
在與蘇聯外交官多次就中蘇關系、中日關系交換意見及對蘇聯的內外政策觀 察后，蔣廷嵌得岀結論：蘇聯是在促成中日之間的戰爭，外交政策上是“完全避 戰”。與兩年前（1934年蔣廷蔽以私人身份訪蘇）相比，蘇聯對中國的態度趨于 友好，他們希望中國團結統一。蘇聯需要和平，“以求繼續建設事業”。故“不愿 在遠東多負責任及自為謀也。”蘇聯企圖“坐收漁利”。②他在1937年4月的致外 交部的報告中，依然堅持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的見解。這一見解自其在“九一八” 事變后提出，沒有改變。③在《蔣廷蔽回憶錄》中，蔣廷皺依然堅持其對蘇聯對 中日關系立場的判斷，應聯蘇制日。他“建議請孫科到莫斯科從事一項特殊任務。 此一建議的動機是因為我認為中日之戰即將爆發，雖然中國衷心盼望蘇聯介入， 但蘇聯必盡量設法置于事外。但委員長基于他個人的理由，對我的建議未予采 納”。®1937年底我對蘇聯介入中日戰爭一事的致政府電文中依然表示出“非常 失望”。當孔祥熙等就陶德曼調停一事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說：“和平問題應多方 面考慮，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照顧全局，正確決定。我身為駐蘇大使，僅能從蘇聯 角度看問題。不過，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中 央在決定和戰大計時，對此情況，應予參考。”但蔣廷粽的建議被認為是誤解了
©《蔣廷JK回憶錄》，第214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對于蘇聯的這種外交政策，蔣廷fit在其《中國近代史大綱》中，也有同樣的敘述.蔣廷欷：《中國近代史 大綱》，第59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蔣廷蔽：《中俄復交》，《獨立評論》（第32號），1932年12月25日。見本章的蔣廷嵌的外交思想（四）。 ©《蔣廷織回憶錄》，第208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蘇聯的意圖，“被調回”。①他仍堅持認為：“中國必須在外交政策方面將與蘇聯建 立友善關系當作首要任務。在進行此項工作過程中，中國要消除自己的偏見。”② 蔣廷皺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認識，是立足于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中蘇兩國有共同 的敵人日本、但目前蘇聯不愿意介入戰爭、他們需要和平進行經濟建設。
對于蔣廷獻重視中蘇關系、建議政府謹慎的處理與蘇聯的關系及對蘇聯在中 日關系立場上的判斷及1938年初被調回國之事，學者有這樣評論：“蔣廷嵌因主 張重視中蘇關系，謹慎地同蘇聯發展雙邊關系，從而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被委以 中國駐蘇大使的重任。蔣廷戲出任大使后，由于對蘇聯國內外形勢和外交政策的 更進一步了解和研究，認為中國與蘇聯結盟及爭取蘇聯參加中日戰爭已不可能, 對中蘇關系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而使蔣介石失望。再加上，蔣廷蔽處理西安事 變時對蘇交涉不當，漸漸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陶德曼調停失敗后，蔣介石決定 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合作關系，改派對中蘇關系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的楊杰將軍 岀使蘇聯，以期改善中蘇關系，爭取蘇聯更多的合作和援助”。“但是，中蘇關系 的發展并未因此而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后，蘇聯仍未出兵 助戰。事實證明了蔣廷獻的遠見卓識。”③
五、蔣廷獻外交思想評價
蔣廷嵌非職業外交家，在抗戰時期從事外交工作的時間不長。他所提出的外 交思想，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國際交往的原則。他以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危機反觀 中國近代外交史成功與失敗的歷史，又以對歷史的研究為基礎研究、探討解決現 實問題的途徑。正如學界學者所言，他是以政治家的視角研究學術，研究中國外 交史的目的是要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從某種程度講他的外交思想富有某種理性 及很強的預見性。蔣廷嵌提出外交思想的宗旨是如何解決當時中國最急迫的中日 戰爭問題：注意中國的東北問題；注意對外交輿情的引導；堅持既定的內政外交 政策，不因外力的威脅而改變；注意國際政局的變化，為中國早作準備；密切關 注敵對國家的內外政策的變化，謹防上當；融入世界、與世界各愛好和平國家合 作，是中國的生存之道；注意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尤其是注意與蘇聯搞好關 系；外交不僅是政治的外交，還是文化的外交，應注意宣傳我們的文化于世界; 重視國際組織對世界和平秩序的維持功能及協助各國進行經濟建設的功能，這預
"《蔣廷獻回憶錄》，第210頁，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9月。
®《蔣廷蔽回憶錄》，第216頁，長沙：岳）8書社，2003年9月?
①任駿：《蔣廷獻與七七事變前后的中蘇關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4期.
示了中國人對二戰后期籌建聯合國的重視與熱情。他的外交觀念體現了那個時代 中國人共同的外交目標，團結一切國內、國際的力量徹底擊敗日本侵略者。他的 外交思想與當時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外交問題一全力解決中日之間的戰爭的 目標相一致，與歷史發展的進程相吻合。
第三章媒體人的外交思想
以《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蕓生為考察對象
民國年間，民間報紙不少，影響比較大的當數《大公報》。《大公報》是中國 媒體中較早關注中國外交事務的報紙之一①。對中國外交貢獻甚大。巴黎和會期 間，《大公報》派遣胡霖前往巴黎，實地觀察、采訪戰后歐洲的情況及巴黎和會 中國代表團的的外交活動，并給予了及時的報道，這在當時國內各報均以轉載世 界各國的新聞消息的其他報紙而言的時代②是開風氣之先的。此后，《大公報》一 直密切關注國際事務，并派記者駐外實地采訪觀察。31926年9月新記《大公報》 出版，因其標榜“四不主義”及其所刊發的膾炙人口的時評文章而聲譽日隆。1936 年西安事變時，全國輿情沸騰，主張殺蔣的很多，只有張季鸞力排眾議，《大公 報》取以擁護恢復蔣介石的人身自由、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立場，并連發四篇社 評，其中第三篇為張季鸞所寫.《給西安軍政界的公開信》，經廣播并空投。③西安 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公報》出力甚多，但《大公報》始終保持中立的立場。$從 1926年至1949年，《大公報》兩位主筆張季鸞、王蕓生的文章廣為傳播。在“文 人論政”的時代，他們的時評起了引領國內輿論風向標的作用。他們在《大公報》 等報刊登載了大量攸關中國前途的中日關系問題的時評文章。對外交問題的關 注，緣于他們深知中日沖突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出于那一時代知識 分子的熾熱的愛國情。他們“忠于主張”、“勇于發表”，以將自己的知識、意見
①方漢奇在《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中對《大公報》關注中國外交事務有這樣的敘述：“1919年巴黎和會 時期派往法國采訪和會消息的唯一一名來自中國的記者，中蘇建交后第一個奉派到蘇采訪蘇聯建設情況的 中國記者，.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第一個深入邊區發表系列通訊報道有關情況的內地記者，都是《大公報》 的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始至終派有記者長駐歐洲報道各方面情況的中國報紙，只有《大公報》 一家。在波茨坦會議的現場，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的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現場，在紐倫堡審判 納粹戰犯的現場，都有《大公報》的記者在場.”載《方漢奇文集》，第290頁，廣州：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95-197頁；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史》，第4&50頁；【民國叢 書第2編49號，上海書店，1990年】.關于報界對國際事務的報道欠缺之事，蔣廷緘在1933年刊于《獨 立評論》第70號上的《外交與輿論》中指出，國內的日報沒有“常用駐外訪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對 于報道、傳播真實可靠的國際知識是非常不利的，他建議各報聯合成立國際通信社。
®抗戰時期《大公報》派出了駐美的記者，這是“中國報紙派遣駐美的第一個記者”.見嚴仁穎《旅美鱗爪》 的《篇前》（此書當出版于1947年），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西安事變時，人們猜測是蘇俄背后策動，主張提岀抗議；張季鸞曾主張運用某方即蘇俄的力量解決問題. 但陳布雷不同意.因為請求他國過問一國的內政是引狼入世，損害國家主權與獨立的事。但張季鸞采納了 陳布雷要其在報上擁護中央討伐立場，從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角度，在《大公報》連發四篇評論：12月14 日《西安事變之善后》、12月16日《再論西安事變》、12月18日《給西安軍政界的公開信》、12月26日 的《國民良知的大勝利》。參見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第143-148頁、245頁，臺北：正中書局，1977 年1月。
®楊奎松在《九一八事變后中間派知識分子救亡主張的異同與變化》文章中認為：隨著九一八之后日本日 益加劇對中國武裝侵略，人們幾乎不能不日益感覺到全國上下團結統一，一致對外的極端重要性。中間派 知識分子思想中，實現中國統一已經成了當務之急，第一位的。他們渴望維護統一的愿望與維護南京政府 的權威聯系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亦因此統一到蔣介石的政權之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 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不足以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見楊奎松個人網站：http://www.yanngkuisong.net。
貢獻于國族為天職。1940年，當國民政府在宣傳政策上釆取黨報不爭新聞的方 針后，決定培養《大公報》成為輿論權威，造成《大公報》消息靈通的地位。①國 民政府選中《大公報》不是因為其黨附國民黨，是因為“目前仍站中立地位能賣 錢的報，是《大公報》” ®o對于《大公報》的銷路及社會的影響之大，傅斯年深 有同感。③所以《大公報》上所闡發的外交思想及相關的外交輿情，一方面代表 了國民的外交輿情，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外交政策、外交意向傳達到國民的最好 的媒介④。《大公報》的成功緣于自身的人才力量及敢于說話，且一切言論均以國 家、民族的利益、前途為出發點。③抗戰時期，王蕓生在《大公報》上所刊登的 主張政治清明、倡導緊縮政策，引起孔祥熙的不滿；飛機、洋狗事件的報道，使 國民群情激憤，40年后，還遭孔二小姐的報復，說“王蕓生是共產黨”汽《大 公報》在抗戰后期對國民政府官場腐敗的批評及指責戰后國民黨接收人員的“失 盡人心”等，均顯示了《大公報》的“中立”地位及一心為國族的用心，《大公 報》獲得國共兩黨一致的青睞。這是筆者選擇《大公報》的兩位主筆為抗戰時期 媒體人代表為考察對象的原因。
w《大公報》確實成功了，1941年，獲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1941年度的密蘇里榮譽獎章。在獎 狀中有這樣這樣一段話頗能表示此報的特色：“該報能在防空洞繼續出版，在長期中雖曾停刊數日，實具有 非常之精神與決心，且能不顧敵機不斷之轟炸，保持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 粹之特殊地位。”轉引自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72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 "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第247頁，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1月。
•傅斯年在1934年12月17日致胡適的信中說：《大公報》來信問明年的星期論文。……日下想來，做此 星期論文不有意思，然《大公報》之銷路極大，文章之效力甚值得注意；故不能決。未知先生明年如何， 此事即請先生代我一決。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6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
®據研究，抗戰時期中國最神秘人物王范生的關于中日關系問題的研究文章多刊發在《大公報》.王充生 （1893-1946）：在日本官私書刊中被稱為中國的“日本通”之一，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期間就注意研究日 本及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關系，努力搜求資料，發掘事件真相，揭穿日本侵略口實，以中華民族的衛士與 律師自任。抗戰發生后，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運用其二十余年對日本的深刻認識，與同盟國交換情報， 研判日本動態，被外人稱為"中國神秘人物之一”.“珍珠港事變前，王即呈報蔣委員長《日軍必向美啟釁九 事實上，民國三十年一月以后，王曾四次撰文刊載《大公報》，根據日本國內種種跡象指出日軍企圖發動” 對美戰爭已如箭在弦.呼吁英美不要上日本的當，不要為日本國內彌漫的南進、北進的論調所迷惑.無論 是南進還是北進，都是死路，再西進攻中國更是絕對的死路。參見：《＜日本通〉王范生》，載吳相湘：《民國 百人傳》（第二冊），第281-292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15日再版。王充生的文章所以刊 載在•《大公報》與國民政府所確立的要樹立《大公報》的輿論中心的地位密切相關.
①關于《大公報》等民國報刊在“九一八事變”前后對外交問題的報道的價值取向問題己有學者進行了專 門的研究，認為：“中東路事件發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蘇關系因革命問題而破裂的影響，《大公報》等 報刊均站在政府一邊，把政治意識視為中蘇關系的決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蘇.'九一八’以后，隨著日 本侵略的不斷加深，中蘇在國際關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漸顯現，輿論逐步放棄政治意識中心觀，轉為以是否 符合國家利益為處理中蘇關系的根本原則.”“提出了眾多維護國家根本權益的主張”，報紙也出現了親蘇的 傾向。對此，作者評論說：輿論或中國社會“對蘇聯及中蘇關系的認識經歷了政治意識中心到國家權益中 心的重大轉變”「'無論是仇還是親都帶有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由于這一觀念的存在，極易于把國內政治 意識的分歧與斗爭推到國際關系的處理中去，干擾對國際格局及在此格局中國家利益的清醒認識，導致處 理國家關系政策的搖擺不定。這一因素的長期存在給中國的對外關系事務帶來了及其深遠的影響。”見陳廷 湘：＜1928―19§7年v大公報〉等報刊對中蘇關系認識的演變》，載《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94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
第一節張季鸞的外交思想
張季鸞(188& 1941),字熾章，祖籍陜西榆林，職業報人。1888年生于山 東鄒平，1941年9月6日在重慶病逝。1906年留學日本，并加入同盟會。辛 亥革命后歸國，在上海于右任主辦的《民立報》任記者。1912年1月，經于右 任推薦，在南京大總統府短期工作，任孫中山的秘書，參與起草《臨時大總統就 職宣言》等重要文稿。1926年9月1日起與吳鼎昌、胡政之等接辦《大公報》。 此后一直任《大公報》主筆、總編輯，直至去世，去世后被時人稱為“民國最著 名的報人”。
一、張季鸞外交思想的提出
《大公報》是“一份由知識分子的精英主辦的報紙”。1926年9月1日新 記《大公報》第一版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說：“報業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 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貢獻正確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業言論者，宜不媚 強梁，亦不阿群眾。”為實現此目的，以下四點為本報同人之志趣：不黨、不賣、 不私、不盲。本著這樣的宗旨辦報，在幾年的時間內，《大公報》從一張業績平 平的報紙成為國內報界的執牛耳者，成為國內輿論的風向標。
在新記《大公報》出版后，《大公報》更以“文人論政”為標榜。“文人論 政是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一個好傳統”。①在張季鸞身上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國 報人“文人論政”的特點。學者謂，由于張季鸞“兼具文人的深厚學養與報人的 職業敏感，他的社評往往目光敏銳、視野開闊。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局的變動， 其社評的選題范圍和關注重點也不斷拓展或轉移”。他的時評不“限于新聞價值 的判斷，還注重評論價值的判斷”及因果判斷和趨勢判斷；“其分析之獨到，預 測之準確，常常令人噴嘖稱奇”。②尤其是對中日關系發展趨勢、國際關系的演 變趨勢的分析判斷更是如此。
■八“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人一改之前以“廢約”中心的外交行動，將外交 活動的重點轉換為解決中日沖突。作為報人他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感覺焦慮。張季 鸞倡議在《大公報》開辟一專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依“據可靠史料，將 中日訂約后六十年來的外交關系，輯為始末，貢獻國人以正確的史實。”③“以為 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吸取歷史教訓，“慨然生救國雪恥之決心。”
乍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前言》，第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第264、270、27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38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編例一》，《大公報》出版部1932年.
出于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憂國憂民的愛國之情，張季鸞關注、研究中 國當下最重要的外交問題一中日關系，并就此發表大量時評，闡發自己的外交 觀①。因其愛國言論而倍受人尊重。豐富的日本知識與全面的對日見解，成為蔣 介石對日外交的布衣顧問。②全面抗戰爆發后，張季鸞受蔣介石的委托參與了對 日秘密談判工作③。他的言論散見于《大公報》及《國聞周報》等。他去世后， 《大公報》社將他的文章編輯成《季鸞文存》上、下兩冊，刊出發行。©
關于中日問題，張季鸞的關注點是針對國民政府在應對日本對華政策問題上 所釆取的外交政策上的批評與建議并對中日關系、國際關系的嫗變趨勢予以判 斷、預測，以供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時參考；為使自己的建議及批評更有針對性， 他還對日本近代以來的外交史、日本外交的特點及當下日本外交政策及影響問題 進行了分析；同時他還注意到國際政局的演變對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問題。本文 擬依據他的這些文章論述其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所體現的外交 觀念。
二、張季鸞的外交思想
(-)國民政府應明確對日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依賴國聯解決中日沖突的外交策略，使中 日之間的沖突愈加嚴重。張季鸞認為國民政府解決中日沖突的方式是以避戰觀望 求和為主，違背了民意。因為：
“自九一八之變，中國失三省領土，而猶未備戰；上海之事，已屈服亦， 而日軍攻閘北，始不得已而抵御，然猶尊各國之調停，承認五條勸告。及至
®曹谷冰在1947年《季鸞文存》四版序言中說：“季鸞先生畢生從事新聞事業，以時期計，自辛亥以迄民 國三十年病逝，正三十載；以文章計，自最初服務之民立報以至主持言論十有五年之大公報，先后殆不下 三千篇。其為文如昌黎，如新會，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然先生其于文 字絕不自珍，除散見南北各報及國聞周報外，從未自存一稿°”
①王潤澤：《揭密張季鸞的秘使身份》(《國際新聞界》，2006年4期。認為：抗戰時期因張季鸞言論愛國而 倍受尊重，其豐富的日本知識和全面的對日見解，成為蔣介石對日外交的布衣顧問° 1940年，擔任蔣介石 對日和談秘使，是抗戰中蔣介石唯一一次主動對日“媾和”的全權代表.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集刊》第2輯，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關于《季鸞文存》的編纂情況，胡霖在1944年11月10日的《季鸞文存》《序》中提到："自民國十五年 九月大公報續刊以迄三十年彼之不起，這一期間，他的主要文章皆在大公報。”但選編起來也有兩點困難:
"抗戰期間大公報連失津滬漢港四館，輾轉播遷，文物蕩然，現所得之大公報始自民國二十一年，……所 以選自大公報的文章也非全豹.二、大公報社評向採不署名制，執筆非一人，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 討后而由一人執筆，久之則難辨認究屬誰之手筆。”“文存的內容，以大公報社評為主，依時編次，其他雜 文為輔，附錄卷后，故體例甚簡
日本拒絕之后，三使赴滬，專斡旋上海停戰，中國猶表示容納，此可證明中 國避戰望和，達于頂點矣。”
他公開批評國民政府對日的外交政策違背民意。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今日 縱卑屈之極，放棄滬防，亦且無從得求和之路。棄淞滬同時亡三省！四萬萬同胞 中任何人斷斷不能屈服者矣。”①警告政府，應“速加嚴重反省者也。”②因為日本 在一面進攻上海的同時，一面在策動制造偽獨立國。這是張季鸞先生公開批評政 府的外交政策、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對于日本侵華戰爭的行為，不能只等待國 聯或世界各國的斡旋解決，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
1932年6月，日本議會作出了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國民政府在1932年6 月17日發表《行政院對外宣言》，公開表示堅決的反對：
“對于日本政府此種行為，決定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反對。因日本此種行為 而引起之一切糾紛，應由自制造而自承認之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
張季鸞對政府發布的告全國人民書中宣布的“政府在任何條件之下，不論日 本如何粉飾，決不承認傀儡組織，決不停止其收復失地之努力”③的表態給予了 高度的贊賞，認為這樣的立場代表了全國國民的意見，會獲得國民的一致擁護。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在對華的政策上步步進逼。以在經濟問題為突破 口，擴張在華北的經濟勢力。中國政府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一味遷就、退讓，根本 提不出什么可行的對策與具體方案。
張季鸞從政府的對日言論用詞中分析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指出：政府雖然 高談外患之禍，但是不指岀特定的國家，避免使用'日本'字樣。這些“皆足征 當局關于對日關系憂慮之深，亦證明對于如何應付日本外患之無決心無辦法。” 他認為政府只有采取如下的方法才能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問題：
“中國對日，絕非畏縮所能了事，亦非無為所能自保，惟有在不挑沖突不結 外援之前提之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場，為最后自衛之準備（準備的就是：鞏固 統一；物質的建設；籌備應付國際情勢劇變的軍備° ）“今日而與日本談平等提攜, 斷不可能，且現狀亦不能久安° .對日本，中國必須"準備大犧牲，而后始能達 到此境界（經濟的提攜）®
°《新中國歷史之第一頁》（1932年2月18 B）,《季鸞文存》（上），第72-73頁. ®《警告政府國民反省》（1932年4月17 0）.《季鸞文存》（上），第89-91頁。
®《行政院對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鸞文存》（上），第94頁。
⑦《中日關系之現階段》（1934年3月17日），《季鸞文存》（上），第141-144頁。
在兩天后，他更明確的提岀中國對日外交的態度應明確的問題：
“目前對日外交之道”，最關犍的是“簡單明了表里一致之外交也。” “中 國之國際方針，不求外援，但求自助”且志在“自衛自救。”這都是須對外公 開表明的，且要表里如一。而日本所謂經濟提攜，是以日本為主，而以中國 為附庸.我們應明確，告知日本，這是不可行的。®
1936年，張季鸞又提出，國家雖處于危難之際，中國雖危弱，“但對外應守 合理的遠大之方針。”②即中國政府應提岀長遠的外交目標與策略，不應一味的應 付與拖延。當時中日之間的關系，因經濟的合作日見親密，且高層人員的接觸不 斷。但對于日本所提的調整中日關系中的“共同防共”問題，國民政府則婉言謝 絕。張季鸞針對1936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就中日交涉情況所發表的聲明，指岀， 這樣的聲明在“安定人心”方面是有益的。他根據發言所透露的情況認為：政府 對于原則上可接受的部分均盡量合作，并對日方提出了中國的希望；對難于接受 的，則婉轉的表明了態度，如對于“共同防共”則婉拒。這種立場充分表明中國 政府對于調整中日關系的的誠意。
此外，張季鸞對于日本在軍事進攻之外，還在外交層面與中國交涉行為表示: 這在日本而言，也是一種進步。但在總體上：
“中日外交在目前甚為悲觀.”兩國間最小限度的相安，現在看來不可能。 因為，中日之間在中國北方不斷有摩擦出現。因日本做不到一切問題交由外 交機關處理，僅中國能做到.所以作者對中日之間交涉的未來看法是“悲觀” 的。®
在日本政府與軍部對華政策不一致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該如何處理對日問題 呢？張季鸞提出：
“第一：應知外交為政治之一部分，離開內政，不能言外交”。他認為， 近來日本高唱要重新認識中國，對中國的行動要慎重等，就表明中國的內政 有進步.故中國應繼續加強內政的建設。
“第二，國民應覺悟經常與非常之不可分。”尤要注意，經常性的工作，
®《再論對日問題》（1934年3月19日），《季鸞文存》（上），第145-147頁。.
®《今后之大公報》（1936年4月1日），《季鸞文存》（上），第191頁。
®《中日交涉之過去現在未來》（1936-年2-月7日），《季鸞文存》（上），第215-217頁。
以應付一切非常的變化。這應該是“自己應具之覺悟”。
“第三，處理對日問題應有之方法。”過去，日本一直以為“中國惟于受 武力威脅之后方可談問題。”換言之，“中國非威脅不通融”，遇到威脅就屈服。 自今以后的事實將是相反的.中國絕不退縮。
“第四，中國對日外交之目的°”中國對日問題，“僅關于自衛自存之問 題。”外交的惟一目的，“只為善決中日間之關系而已。”只求恢復已失去之領 土主權，至于改正不平等之條約，則是對數國的共同問題，不僅單對日本。
所以，國民政府今后的對日外交，應是試探性的，只有這樣，才能觀察 今后兩國關系的發展趨勢。①
（二）內政與外交的關系
張季鸞高度關注內政對外交的影響。在多篇文章中結合具體的外交問題反復 闡釋了內政與外交的關系。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張季鸞迅即發表社評指出事變絕非一朝一夕的結果， 從內政方面說是由于
“中國夙無國防布置，東北素鮮自衛組織，東三省各地清季已嘗兩度淪 沒于日俄軍隊之手”的緣故。東北的巨變，"誠為種種內政不修之大清算！而 東北外患之實力發動，卒至不能抵抗，亦為漠視外交國防之總結賬。”②
針對“九一八”事變，張季鸞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終不岀兩途。或以外交, 或以軍事。”但關鍵是“然任取何途，必須合全國之力，有計劃，有組織，有步 驟，方能收最后之功。否則徒勞無補，且慮更招種種意外之變。”目前最關鍵的 為：穩定中樞，民意集中，精研國家利害，施行整個國家政策。全國有形無形之 力量，都集中于整個政策之下。即若要解決日本入侵問題，首先需要政權統一、 社會穩定，全國一致的行動。全國總動員、內政修明是解決中日沖突的堅實后盾。 ③
對于日本政府策劃偽滿洲國獨立并在政治上予以承認的事實，張季鸞指出： 這是日本分裂中國國土的嚴重行為。主張政府-“必須以非常之努力，迅速改造建 設起來。其最甚者為摧毀障礙人民利益之一切惡政，迅速使各省內地人民得到休 息。此為根本中之根本。”只有人民有力量，對外才有力。我們只有抱一致決心，
D《今后的對日問題》（1937年2月26 H）,《季鸞文存》（上），第244-246頁。
®《日軍占領沈陽長春營口等處》，《季鸞文存》（上），第47-48頁.
%《對日須為整個的行動》（1932年1月13 H）,《季鸞文存》（上），第68-70頁。
“要收回東三省，要速養國力以自衛。”眾志成城，何敵不摧也。①
在1932年6月26日所寫的《自衛之策》中再次強調內政的修明對外交的影 響。從目前日本的狀況看，“中國對日已無外交可用，故不得已只為自籌其出路, 自決其方針。”勸政府早下決心，防止日本對關內的窺伺及成功。②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發表“天羽聲明”，公開干涉中國的對外政策, 指責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是破壞遠東秩序的穩定與和平,對此日本不會坐視不 顧。對于日本公開干涉中國的外交事務，國民政府外交部在4月19日發表聲明, 予以駁斥。日本在對華政策上的霸權言行，引起張季鸞的高度注意，他在1934 年4月21日發表《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一文指出：“當此外交緊急之際，深望 全國早形成鞏固健全之輿論，以督責并援助政府，”應付現在變動之國際局勢， 使國家免于危難之際。在這一文章中他特別強調了內政與外交的關系是不可分割 旳：
“外交為內政之一部，內政可以影響于外交，”若論外交上最小限度之立 場，“則不能不同時講求內政上適應之道。”決不容許任何國家干涉中國的內 政。“第一應標明中國此后將盡力縮軍節費，以全力為生產建設.……中國并 不特別備戰，但決心不肯亡國，倘凌逼過甚，則必死拼，寧使魚爛瓜分，亦 不能安然向任何國家遞降表也。其次，則表明最近時期之最大關心，在安人 心，維秩序，救經濟，對國際間無政治的企圖，亦不容任何國家之干涉內政。” 3） ..
1935年日本對華北地區控制力逐漸強化，不僅在經濟上擴張在華北的勢力， 在政治上亦不斷的向國民政府提岀要求，雙方還達成了所謂的《何梅協定》及《秦 土協定》，一步步地弱化國民政府對華北地區的政治控制權。針對此種情形，張 季鸞認為，由于自己處于“民間言論界地位，于國家許多問題，尤其涉于機密范 圍之外交情形，一不能知悉，”所以不能也不便提出具體建議。但可以先建議的一 點是：
“在短期內先掃盡內政上人的或事的糾葛與隔閡 改造政治，”求得 全國人民的積極的有效的合作.因為日本對于中國、東亞的決心已定，中國 政府已經明了日本的態度與世界的形勢.但國民見政府卻“步步附和日 本，……此外別無政策。”批評中國政府對于日本的問題沒有長遠的政策，又
《行政院對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鸞文存》（上），第95-96頁。
《自衛之策》（1932年6月26 H）,《季鸞文存》（上），第98頁。
《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1934年4月21 S）,《季鸞文存》（上），第152頁。 沒有具體的可實施的辦法或策略；內部又不統一.“國家自處及對外之態度如 此,”只能步步的趨于亡國。若要避免亡國的趨勢，關鍵在于“自己的覺悟, 內政上先樹立不亡之規模，”這樣才能平等地與日本“親善”。否則，一切“皆 成空幻”.®
“九一八”事變四周年時，張季鸞再次發表社評，全面地檢討了 “九一八” 事變以來中國的對日政策及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情況。得出結論：自九一八事變 以后，所岀現的問題依然存在。《塘沽協定》簽訂后，一般人認為問題已經解決, 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即舊的問題告一段落，新的形勢又開始了。日本對華的政 策由于其退出國聯、廢棄海約以后，更根據其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及時的調整，“而 方針目的，則百變不離其宗者”、就是獨霸中國。所以，今后對華的政策，當比 過去更加急進。相反的，國內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卻是變換不定，究其原因，則是 由于內政不修、國力不強之故：
“九一八以后，一時國內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辯，實則就本質言，欲玉碎 須先成其為玉；而就事實言，雖甘為瓦而苦仍不得全，此過去迄現在之情狀 也。中國出路根本在己身”.我國家進步一分，“則外交環境改良一分”.認為 中國欲改變艱苦的外交環境，關鍵還在于自己國家的進步。3再次強調內政對 外交的影響。
（三）關注日本對外政策的特點及影響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張季鸞就注意到了日本對外政策。在1930年7月， 他針對日本幣原外交中所提出的大陸政策指出，日本幣原外交一大轉變的關鍵就 在于加強了對滿洲的治安、經濟的控制及滿鉄的控制。他對日本如此做的目的是 為了防止蘇聯的強大而增強日本國防的托辭，指岀，“為日本計，其國防最安全 之道，在信賴中國之穩健的進步，然欲如是，則對東省問題必須尊重我主權，顧 全我利益，彼此相安，提攜并進。不然，若常使中國人民感覺畏懼與威脅，縱目 的貫徹，亦得不償失，此乃'自壞兩萬里長城'已耳，大陸政策之謂何哉？ ”③警 告日本不要與中國為敵，若日本真是為防蘇聯，與電國保持友好關系是日本對抗 蘇俄的最好的辦法。
張季鸞注意到了日本政府公布的對外政策與實際行動中的對外政策有差異
‘°《外交與內政》（1935年8月19日）；《季鸞文存》（上），第167-168頁。
②《九一八四周年）＞ （1935年9月18日），《季鸞文存》（上），第173-174頁。 ◎《再論日本大陸政策》（1931年7月12 0）,《季鸞文存》（上），第41頁。
的事實。1934年1月25 B,張季鸞針對日本外相廣田在議會演說所闡明的日本 外交政策，強調說，并不能從廣田外相的演說中預測日本外交的趨向。因為：
“自九一八至今，日本外交家之言論往往不能表現日本之實際態度，大 抵軍人實行于先，外交官彌縫于后，其重大國策，概決于少壯軍人之軍事專 門的見解，••••••外交官之職務，不過就軍人實行的結果，而加以整理與修飾。 曰幣原，曰芳澤，曰內田，兩年三易，皆不終其事，大抵軍人有其一定之堅 決政策，為外相者非與同調，不能安于位。……（所以），九一八以后之日本, 世人注意其陸海相及其他重要軍人之雜談隨筆，且遠過于外相之正式談話.”
外相的談話，“全不能說明日本態度，固為非是，而欲藉此以盡能理解日本政 策，亦屬徒勞。”
因為日本外交家的外交政策能否實施取決于日本軍人的態度。據此他根據目 前的形勢，分析日本的對外政策如下：
“日本目前全部精神在備戰，而實行方法，則目前欲不戰而勝”，并不急 于與中國開戰。作者在文章中引日本東京電說：大角海相在議會的答辯，說 日本軍部希望不戰而勝。這一觀點抵過廣田演說的全部。……據廣田演說， 可見目前日本政策，仍為先以全力經管滿洲，蓋軍事上既相需，外交上亦稱 便也。”'
日本政府在1934年4月17日發表非正式聲明一“天羽聲明”中公開干涉中 國內政外交，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②張季鸞認為，日本的聲明，披露了日本此后“外交的全貌”：
（1）日本政策.日本反對的主要有兩項：一為國聯之技術合作；一為 關于中國建設空軍建設之供給飛札 ①
日本聲明的目的“就積極方面而言，最好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俱受日本 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之支配，同時就消極的言，至少國際上不能大規模援助中 國增加軍事力量，以為對日本報復之用°” •
日本知道這樣的聲明達不到目的，只是初步試探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 25日）；《季鸞文存》（上），第137-139頁。
®對于日本的外交聲明，國民政府在4月19日發表聲明予以駁斥，但態度不明朗.此后，國民政府內部親 日派活躍，政府內部亦進行了人事調整。
®關于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祜問題，可參見張力的《顧維鈞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和國聯的技術合作》一文， 載金光燿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Z】，第220—2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已.
（2） 國際影響。由于是非正式的聲明，各國政府沒有表態。這表明世 界各國目前還沒有與日本斗爭到底的決心。最受打擊的是國聯技術合作委員 會。但是，世界各國，也不會因為日本的一個非正式的聲明而承認“日本有 獨占東亞貿易封鎖中國門戶之權，倘日本正式反對，則成國際上嚴重問題。”
（3） 中國態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聲明不承認，只表達了 “中國最小 限度之立場。”認為：中國應考慮的是“此后整個外交政策之實質，與應付 日本之實際方略”，而不是附和日本的應付。作者提出自己的關于政府對日 本聲明應有的態度：對于日本提出的經濟提攜，可以商量；但要以解決滿洲 的主權問題為先決條件。對于日本的此次聲明:在實質上不成問題，中國有 自由建設國防力量的權力。
（4） 東亞大局。日本東亞門羅主義的主張，是“以臨中國，以嚇世界"， 將來東亞和平的破壞，中國不負責任也.®日本若實施此政策，必破壞東亞 和平與威脅世界安全，則責任全在日本。
在日本“天羽聲明”之后，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的妥協活動相當顯著，中日 關系表面上趨于平靜。張季鸞指出：
日本軍方，對華北的態度與主張，“未有所變更。”而中國政府自今年以 來，對廣田外交有所期待，中日之間的關系有趨好的氣氛。但事實遠不是這 樣簡單.中日之間已經達成諒解，一切問題由外交機關以和平方式解決。但 是，“外交官以外軍人之活動依然如故，……日本對華外交之主體，為外務 省抑是關東軍？在中國依然不能辨也
張季鸞提醒政府，中日、中意之間的關系雖然由公使升格為大使，但并不表 示中日之間的關系趨于緩和，日本的對外政策沒有變化。日本軍方對中國政府迎 合日本的提議，稍不滿意，就發牢騷，“斥責中國無誠意”；近來更要求中國“必 須徹底表示誠意。”問題在于，什么才算是徹底的誠意？政府，要注意區分外務 省與軍部對中國政策的一致與不一致處；同時不要忘記中國當今之急務，為動員 團結全國人民“共赴國難。®
1939年歐戰爆發后，法國投降，國際政局發生巨變。為防止德、意染指亞 洲影響日本在亞洲的利益，1940年6月29日，日本有田外相發表廣播演說，以 闡釋日本的新的外交政策：世界和乎是由有地域、種族、經濟、文化等密切關系
；《日本外務省之聲明》（1934年4月20 0）,《季鸞文存》（上），第147-149頁。
°《中日問題之趨勢》（1935年5月3日）t《季鸞文存》（上），第164-165頁。
的民族共同維護形成，日本推行中國事變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共同的和平；東 亞與南洋各國有密切之關系，日本不允許第三國以援華的名義破壞這種關系。①有 田聲明被中國報界稱為“東亞門羅主義”。對于這一聲明，張季鸞判定是“日本 企圖壟斷東亞，絕對不準他國染指”的宣言。張季鸞分析這一外交宣言與軍部的 關系，認為：“日本的外交聲明根本不能夠領導外交；日本的外交，一向是跟著 軍事走的。”②
張季鸞對日本外務省與軍部在日本對外關系上所起作用的分析、判斷，是依 據歷史史事及日本當下外務省與軍部的言行所得出的結論。他的關于外務省與軍 部在日本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的關系——決定日本外交行動的是軍部而 非外務省的外交宣言的觀點，今天看來是完全正確的。據后來披露的資料顯示，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的《國策基準》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的決定及 實施方面有明確的規定：“外交政策，……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國策為基本精 神，加以綜合地革新，軍部為了使外交機關能夠進行有利而充分的活動，應努力 進行內部援助，避免由軍部出面王作。”③
（四）日本對華言行與國際政局的媳變密切相關，中國政府應開展積極主
動的外交活動
張季鸞指岀：“九一八”以來中國與日本之爭的性質，是關于中國的“根本 的存亡的問題。” “中國必須與之作長期之奮斗。”因為日本侵華的最后目標，是 “征服全中國”。在日本這樣的對華政策之下，“整個的中國國家之生存完全失其 保障”，若中國放棄東三省、熱河，“最大不過得一年或兩年之茍全，轉瞬即仍受 蹂踽也。”這是中日問題的關鍵。中國國力貧弱，不利于對外用兵。日本在實施 對華計劃時，是依據國際情勢的變化尤其是軍事的現狀，隨時調整自己的對華侵 略計劃，“料國際之不能干涉”才行動。“總之，其決定政策計劃，全以世界為對 手,”根本不將中國放在眼里。從國聯可能作岀的決議看，日本必將退出國聯。 不顧國際的反對，一意孤行其侵略中國的計劃。這是考慮中日問題必須注意的。
④
張季鸞注意到了日本對華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侵吞整個中國。在實施下一步侵 略中國的計劃，完全依據到國際情勢的演變情況一即日本更關注的是世界各大 國對日本所采取的對華行動的立場。所以中國政府必須考慮到國際情勢的變化對
°參見《斥有田聲明》，《大公報》（社評）,1940年7月3日。
®《駁有田聲明》（1940年7月1日），《季鸞文存》（下），第160頁。
《國策基準》（1936年8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35頁，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中日問題之根本討論》（1933年2月15日），《季鸞文存》（上），第114-116頁。 日本對華政策的影響與制衡問題。
1934年1月25日，張季鸞的《備戰中之日本外交》一文分析日本外相廣田 在議會演說所闡明的日本外交政策,再次強調了日本對華政策是考慮世界各國的 對外政策而確定的問題：
“日本目前全部精神在備戰，而實行方法，則目前欲不戰而勝”，并不急 于與中國開戰。……日本備戰的對象是美、俄，而不是針對中國。所以日本 目前的關犍是鞏固滿洲，以作為其進行戰爭的物質經濟后盾。由于蘇聯最近 對日的強硬，所以日本不得不運用外交手段，“高唱英日交親”的論調，以緩 和國際的壓力。因從英國的保守黨的政策傾向看，同情日本。英國的政策如 此，則美國不能單獨制裁日本。英國對日態度緩和，英美不能聯合制裁日本， 日本就是利用對他有利的國際形勢，強調對中國的“不戰而勝之”的外交戰 略。••••••就中國而言，“欲應付解決此問題，首須統一與團結，必統一團結， 而后有應付好壞政策高下之可論也.”必須時刻注意國際政局的變化情況，“對 日本及其他，皆應實行適應時勢之主動的外交”，否則只能招致更大的禍患。
①
當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在國聯制裁日本不力后，對國聯失去信心，在國 際社會上不再積極地開展政治外交的活動，而是宣傳“弱國無外交”的思想。認- 為以中國目前的國力辦外交是不可能成功的。②對此，張季鸞提出中國政府應積 極主動的開展外交活動，以改變國際上對日本侵華行動的冷漠態度，使國際社會 關注中日之間的問題與沖突，阻止日本的侵華行動。警告政府，在外交上要積極 主動，否則會“招禍”。
至1936年，日本在高唱對華親善、經濟提攜以調整中日關系的同時，又增 加駐華北的日軍，以確保華北地區的交通與治安；與此同時，制定了一系列針對 中國的軍事計劃，在8月決定的《國策基準》規定日本的根本國策是：“外交和 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 對中國則要“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日滿國防的鞏固”，為達到此目的，在國際上 要消除蘇聯的威脅，同時防范英、美，以確保日、滿、華三國的合作。為實現新 的國政，要擴充陸軍以對抗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強化海軍•兵力，足以對抗美國海 軍，確保西太平洋制海權。③為此，日本國內實施了大規模的擴軍備戰措施，這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25 H）,《季鸞文存》（上），第138-140頁。
®參見本文《胡適的外交思想》（二）。.
®《國策基準》（1936年8月7日），《白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34-135頁。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
導致日本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為解決國內的危機，日本預謀并策劃在1937 年7月7日在中國發動事變，以擺脫內部的危機。這樣從1936年秋天起，不斷 對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地區的特殊要求,尤其是從1937年4月起，日軍經常在 北京附近舉行挑釁性的活動——軍事演習。
日本對華政策的逆轉趨勢，引起報人張季鸞的高度關注，他意識到了問題的 嚴重性。1937年6月29日，他撰文《中日國交之前途》，分析了日本對華政策 逆轉的原因：是由于日本與德意建立了聯系、同時對英示意妥協，宣傳大陸政策 只針對俄國。對于日本的宣傳，中國人當然不信。①在做出這樣的分析之后，他 得出結論：
1、日本對華行和善外交，對日本是最有利的；2、對華外交應簡單，中 國所求者，只為承認中國國民建國自保之正當權利.3、兩國的糾紛已久， 易從改善冀察做起.4、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外交，完全以本國實際利害為本 位。所以，兩國有友好合作的基礎。但最近中日關系好轉之跡象又出現逆轉， 其后果如何，請日本國民深思。®
日本對華政策逆轉的結果，很快就體現出來了，這就是1937年7月7日，
日本有預謀的在宛平城附近舉行軍演，③并尋找借口在8日黎明前向蘆溝橋附近 的駐軍進攻，并炮擊宛平城④，這就是“蘆溝橋”事變，日本最終挑起了全面的 侵華戰爭。中國也被迫開始了全面的抗戰。
1940年6月日本發表聲明說，日本有維持東亞秩序的特權，不許第三國干 涉東亞事務。張季鸞分析后認為
當時“法國已經投降，日本害怕德意要越南”，有意警告德意；另“現在 英日外交交涉，正在緊急關頭，英國尚未答應日本的無理要求，有田聲明可 以說是對英國的威脅”，此外“美國近來不斷大舉擴軍，時刻沒有放松對于 南太平洋的監視，有田聲明可以說是警告美國”不要染指南太平洋.®
©據1937年6月9日《關東軍關于對蘇對華戰略的意見書》稱：“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 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背后的威脅，此最為上策”若我 武力不許，則以不動聲色的靜觀態度來對付中國，“直到我國防完全充實之時為止，慢慢等待中國方面重新 考慮”。“南京政權，對于日本所希望的調整邦交一事，絲毫沒有作出反應的意思，如我方對它進而要求親 善，從他的民族性來看，反而會增長其排日侮日的態度。”由此可見，日本是決定對中國一戰，但在準備好 之前，是以''親善”的姿態迷惑中國的視聽.見：《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28頁，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中日國交之前途》（1937年6月29日），《季鸞文存》（上），第266-269頁。
©今井武夫：《不可思議的預告》，《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32-2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3月。
®《清水節郎筆記》，《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33-23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駁有田聲明》（1940年7月1日），《季鸞文存》（下）“第160頁。
日本為了阻止美國南進太平洋、達到獨霸亞洲的目的，近衛剛上臺，就啟用 并任命野村為駐美大使，企圖與美國達成某種妥協，換取美國不南進的保證。赫 爾也發表聲明闡述了美國的對外原則。張季鸞在分析了日、美各自的對外原則后 針對日美間的談判評論說：
“美日的外交戰，因野村之被任為駐美大使而激起了一個新的波瀾；這 一幕，可能是太平洋暴風雨前最后的一個插曲。”因為，對于日本的舉動，美 國務卿赫爾發表談話，闡述了美國的對外的原則。這“是美國對于日本的外 交攻勢準備警戒的信號。”所以，“美日關系根本上無法妥協，已成鐵的事實。” 而日本的對美政策是“媚美外交”，不會引起美國的興趣。他在分析美日談判 交涉的可能性后，判斷野村使美的任務為：“野村的主要任務,便是爭取時間。” 因為類國在遠東的防務的加強（其中包括與英聯合使用新加坡軍事基地、對 華加緊實際之援助等），已經超過了日本。所以日本的目的，爭取時間，“松 弛美國的警戒，離間中美和英美的合作，使它依然能恢復其對美外交的主動 地位。”同時聲言要承認汪偽組織，“想停阻進行中之美國對華援助，對英合 作。”……雖明知對英無法改善關系，但仍放出對英可能妥協的空氣。當《滇 緬路協定》達成后，米內有田的內閣便下臺了，此次任命野村為駐美大使， 又想達到同樣的目的。®
我們若以張季鸞對日本“媚美外交”動機、美國對外政策原則的分析、對美 日談判前景不可能成功的判斷來驗證歷史的話，不能不佩服他對日美談判結果判 斷、尤其是認為美日之間的此次談判是“是太平洋暴風雨前最后的一個插曲”、 雙方沖突是必然的見解是深刻而富有預見性的。
（五）中國的抗戰具有世界意義、只有堅持抗戰才有出路
“七七”事變發生后，中國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中國報界很自覺的將報 業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也不例外。正如他 在1939年5月5•日的《抗戰與報人》的社評中所說：由于中日戰爭的進行，使 得報業性質，報人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抗戰以來的內地報紙，僅為著一種任務而存在，而努力，這就是為抗
®《野村使美與赫爾談話》（1940年11月28 H）.《季鸞文存》（下），第168-171頁. 戰建國而宣傳簡單說來，"報人必須與前線將士一樣，要自認在抗戰工作 中有其小小的崗位。而全體同胞各守崗位，各盡職責，這就是國家勝利的絕 對保證①
為抗戰的勝利，張季鸞在《大公報》發表了大量的社評，就外交與內政的關 系、中國抗戰的前途、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抗戰期間中國外交的重點注意事項 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以鼓舞人民抗戰的信心，希冀對國家、民族的復興貢 獻力量。
“七七”事變發生后，不少人認為中國國力薄弱，不適宜開戰，想盡一切辦 法尋求和平解決，想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哪怕作出一定的讓步、犧牲以換取 與日本的和解，以贏得時間，積蓄國力，等待最后算總賬。胡適等就是這樣的想 法，而且還勸蔣介石、國民政府采取這樣的對日政策，這已經在前文中論及。中 日戰爭開始后，中國方面打得非常艱苦，中國人民、軍隊以重大的犧牲為代價打 破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張季鸞認為中國的抗戰是被迫“應戰”。但是, 經過兩個多月的抵抗，中國向國際社會、中國百姓證明了我們的軍隊不僅能打, 而且能夠抵抗住日本現代化武器的進攻。對此張季鸞評論到，中國對日開戰，是 迫不得已的“應戰”。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戰爭，當然有苦痛，但勝利后，“中國 永遠再無戰爭。”為鼓舞軍隊、國人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反復宣講中國抗戰的世 界意義：
“中國不但是消極的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在世界上有理想，有主張。中 國這一戰，是以自己的生命資財為世界爭取新秩序，成立新軌道②
我們不能指望世界上其他國家給我們以援助，所以要取得抗戰的勝利“必須 以我們自己堅決奮斗為前提。”因為：
“國際上的道德呼聲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濟制裁， 也不能生效•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是看我們自己奮斗的成績。固然各 國對日關系各有不同，有的非常緊張，有的也必然惡化.但這些國際形勢， 都不能寫在現在的中國賬上.中國的強敵，必須自己去打，不應希望援助， 況且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斗為前提®
°《抗戰與報人》（香港大公報社評）（1939年5月5日），《季鸞文存》（下），第151、153頁.
®《九一八紀念日論抗戰前途》（1937牟9月18日）；《季鸞文存》（下）第2、3、4頁。
®《對戰事前途應有的認識》（1937年10月6日）；《季鸞文存》（下），第19、20頁.
1937年11月下旬，國民政府頒布《國府宣言》，宣布遷都武漢堅持抗戰。張 季鸞認為，《國府宣言》，顯示了中國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持久戰的決心。他 提醒國民注意政府對長期抗戰是有把握的。因為中國的抗戰“外得國際之同情, 內有民眾之團結”，這就是中國抗戰勝利的把握。①
針對國內對抗戰能否取得勝利出現的疑問、對于國際社會出現的一股欲調和 中日沖突的活動，張季鸞明確指出：當前不利于中國抗戰的形勢一定會發生改變, 這一改變的前提就是中國堅持抗戰，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后，國際形勢會朝著有利 于我們抗戰的形勢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他提醒國民及政府應看清世界 大勢，對國際形勢：
“決不可悲觀或失望。凡中國的友邦，都對中國表了同情，這一戰自然 各主要國家都有利害關系，但總之現在是日本打中國，不是打各國。而各國 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環境也各各有異。我們不可因現在還沒 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覺焦躁或失望，而應當看清大勢，堅決的自主的努力自 衛，無論如何，再數月或半年之間，一定要引起國際重大變化無疑。”現在 是日本將中國置之死地，“獨立的中國，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條路。”②
廣州、武漢失守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決心持久戰，以等待國際形勢朝著 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方向發展。據路透社消息，由于德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勢力 的向外擴張，歐洲局勢緊張。為了抑制這種趨勢，1939年5月，英蘇經過長期 談判，達成協議（包括法國在內），以維護歐洲的均勢。對于這一事件，張季鸞 認為對遠東的局勢是有益的：
因“環境之需要，”歐洲各國聯合起來，“在歐洲當然可以收壓服德意之 效.至少在短時期內，定能制止侵略，平衡大局，而展緩危機的爆發。”從 目前新聞報道的情況看，這一協議沒有包括遠東在內，“但即使這樣，所加 于日本的精神打擊，也就極重大了作者預言，迫于客觀形勢的需要，英 蘇聯合反侵略，必將擴大到遠東來，而且美國遲早也會加入到反侵略的合作 組織上來，以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這不但有益于中國抗戰，也有利于英 蘇美法本身，而其造福整個世界，更無限量了”。③-
張季鸞預言歐洲聯合抵抗法西斯的形勢一定會影響到遠東，包括美國、中國、
《恭讀國府宣言》（1937年11月21日），《季鸞文存》（下），第33-35頁。
®《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季鸞文存》（下〉，第39頁、40頁。
◎《英蘇協定與遠東》（1939年5月27日）；《季鸞文存》（下），154-155、157頁?-
歐洲在內的東西方反法西斯勢力一定會聯合起來，消滅法西斯實力。國際形勢將 朝著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方向發展，以鼓勵國民政府及中國人民將抗戰堅持到底。
日本在攻陷廣州、武漢后，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由過去的擊潰變為拉攏。認為，“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為“確保東亞 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若“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 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并不予以拒絕。”①這說明日本對國民政府 的政策已經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 前會議上所確立的《調整日華新關系的方針》再次確定了日滿華三方“善鄰友好、 防共、共同防衛和經濟合作的原則。”②1938年12月22日的《第三次近衛聲明》 是“日本對中國所要求的一個大綱”，③再次表明國民政府若能滿足日本的要求, 就可以與國民政府合作。此后，日本政府從不同的方向向國民政府示好，若國民 政府放棄抗日方針，則日本政府準備與其談判。①
日本對國民政府政策的改變，顯示了他們急于結束中日戰爭的目的。同時, 日本在國際上開展了積極的外交活動：一方面積極地策劃運動慕尼黑陰謀，企圖 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與英美等國達成某種妥協，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但是由于各國 的利益無法協調，1939年9月歐戰爆發后，英國在遠東的影響力下降，國際政 治情勢的變化中出現一些不確定因素。日美英等國策劃的以犧牲中國為代價的太 平洋會議未能召開。另一方面，日本又積極地與英法談判，成功地與與英法達成 妥協，以武力封閉滇緬公路3個月、禁止戰爭物資通過此路運往中國，同時，英 國還在上海租界方面對日本作出讓步。隨后英國又禁止這些戰略物資經香港運往 中國。日本在1940年9月侵入越南，切斷了途經越南進入中國的通道，這樣， 英法實際上與日本聯合起來消弱中國的抗戰能力。在1940年至1941年太平洋戰 爭爆發之前日本與美國就中國及南太平洋的問題進行了談判。⑤國際形勢不利于 中國。日本利用這一時機，加緊了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誘降活動。在中國國內出現 了關于中國今后外交政策走向問題的討論。國民政府內部不同的派別，亦出于不 同的目的開始與日本進行著公開或秘密的談判，一時間對日妥協投降的空氣彌漫 中國大地。據近年學者的研究證實，在眾多的秘密談判中，蔣介石親自指導的談
»《政府聲明——雖國良政府，亦不拒絕》(1938年11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 (1931-1945).第276-27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調整日華新關系的方針》(1938年11月30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 27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
®《第三次近衛聲明＞ (1938年12月22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87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在日本對華的政策改變之后，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汪精衛等開始迅速響應，并派代表與日本多次秘密或公 開的接洽，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宣告成立汪偽國民政府。
$對于美日之間在此時談判的的情況及中國政府的態度立場，可參見胡松平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的部分內容，因其中涉及到美日談判的情況、胡適對此問題的關注程度、抗議及美國與日談判的真正 動機.后因美國不肯放棄自己在中囤及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美間的談判以國務 卿赫爾提出的《赫爾備忘錄》為標志而宣吿破裂。
判只有一次，就是張季鸞參與的對日接觸。這次談判以拖延時日為指導思想。① 針對國內關于今后中國外交政策走向問題的討論，張季鸞認為，外交問題的 討論，不應該流于“空泛或刻板”，應注意到主客觀的形勢，應考慮國內抗戰、 國際的形勢變化的情況。他認為中國能堅持抗戰三年的主要原因，是依靠我們自 己的力量，而三年抗戰的結果也是未來抗戰的基礎：
“第一，我們抗戰的基礎，自始即未建筑于依靠外力；三年以來各友邦 給予我們的同情援助，誠然是值得深切感謝的；但事實很明顯，我們能支持 三年，而且愈戰愈強，最大的因素，是靠我們自己。三年來國際的同情誠不 能估計，而物質經濟的援助，是屈指可計的；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下，自力更 生。獨立作戰，所憑藉的，只是廣大的土地，豐富的蘊藏，和四萬五千萬民 眾的團結奮斗的熱情。這個偉力，今后只有一天比一天發揚充實，環境任何 變化，決不能動搖我們達成歷史使金的把握。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認為我們 可以關門打仗，不必尋求與國；而是希望大家不必把外交力量估計得太高， 反漠視了本身的力量；即就事實講，因緬甸越南封鎖所受的損害，并非不能 以自力設法彌補，根本談不到會動搖我們抗戰的基礎。”
張季鸞依據中國抗戰的歷史經驗，鼓勵國民政府和國人，三年的抗戰，外國 對我們的援助屈指可數，可我們堅持下來了，而且，贏得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中應有的國際地位，這一地位，已經被世界認可。今后抗戰的繼續與成功，還是 要靠我們自己，不要因為緬甸越南通往中國的道路被封鎖，而動搖了我們堅持抗 戰的決心。
“第二，抗戰三年后的中國，已奠定自己的堅強地位，并形成世界重要 安定勢力之一，這種事實，任何人不能否認，我們自己更應有明確的認識. 三年前，我們也許靠國際條約和均勢的支持，但現在已證明自己能牢牢把握 命運，所以不怕任何人來犧牲我們，陷害我們；同時，因為過去半年國際的 劇烈變動，維持現狀勢力的消弱，太平洋的比重日漸增加，而中國抗戰的重 要性亦益見明顯；事實很顯然，中國和美國蘇聯已成為維持太平洋正義秩序
c'抗戰時期中日的秘密談判，紛紜復雜，一直是抗日戰爭研究的熱門話題。楊天石利用臺北“國史館”的 “蔣中正總統檔案”，將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研究清楚，使我們了解了談判的全局，也了解了蔣 介石主持的對日談判的真實意圖。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 國》（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9月。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年 2期。另據王建朗研究：研究戰時秘密接觸談判的學者，常常苦于中方最高決策層核心資料的欠缺.1940 年的張季鸞活動，雖胎死腹中，但為此而準備的若干文件中卻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是我們迄今所能見 到的能夠反映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真實想法的最系統的文件。由此，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蔣介石對 于中日議和的基本立場。蔣介石的指導思想是：盡量拖延時日，以等待國際局勢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 見王建朗：《塵封下的真相：解讀蔣介石親自修改的一組對日議和文件》，《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2期.
的三大支柱，而目前實際努力摧毀日本'門羅主義'的就是中國，今后的太 平洋問題，中國是主要解答者，中國不點頭，任何解決辦法都無法成為審實， 任何一國要保障她在太平洋的權益與地位，決不容輕視中國的偉力。”
“第三，外交不能單憑主觀的感情，而要顧到彼此的利害，國與國間沒 有慈悲，也決不會憑空拔刀相助；我們看到兩三年來國際的種種變化，至少 不應該再過信表面的外交詞令 過去我們抱定'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 相信'得道多助為什么？因為我們抗戰的目標只有一個，不僅不損害任 何第三國的利益，而且直接間接都與第三國有利；所以，在原則上，除日本 夕卜，各國都應是我們的朋友，尤其與太平洋有關各國，都應和我們緊密攜手。”
美蘇兩國的太平洋、遠東地區的政策是絕不會允許日本獨霸太平洋，因為無 論從地理上還是利益上看，雙方有共同的目標。雙方的關系只能越走越近。所以 政府應該在外交活動中努力要做的“不是求援，而是在共同的利害下增進合作的 程度。”我們的立場、我們的國策是不能改變的，應牢牢地把握外交的主動地位。
“所謂外交政策，并不像個人選擇路徑那么簡單。”“尤其在國際瞬息萬 變的今日。” “在抗戰初期時，'路線’問題曾熱烈的爭辯，歐戰爆發，又曾 激起參戰的要求，假使當時政府也純以一時的感情，冒昧決策，則今日我們 的困難又將如何!” “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外交的原則，而不是外 交的途徑；我們抗建的國策不變，自力更生的信念不變，多求友少樹敵的基 本原則也不變，以此不變，臨國際形勢的萬變，就主觀的需要，審查各國的 利害，以分別增強與各友邦合作的程度。”①
在文章中張季鸞反復強調中國堅持抗戰幾年的前提是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 不要因為國際形勢于我不利而動搖抗戰的信心；他也堅信，英美蘇等國決不會允 許日本獨霸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同時提醒政府，我們的外交活動應是努力尋求與 日本獨霸東亞利害關系最切的友邦的合作，而不是在“求援”。只有增強與友邦 的合作，才能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考慮到張季鸞正受蔣介石的委托在香港 與日本進行秘密的接觸、談判，張季鸞在此時所刊發中國外交問題觀點的文章不 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而是為了引導人們怎樣看待當時的中日關系及國際形勢 的演進，同時也是向政府闡明自己的對當前的國際形勢、關于中日問題的見解。
②
◎《幾點基本認識》（1940年7月27 H）;《季鸞文存》（下），第165-168頁。
'周雨的《張季鸞傳略》有這樣記載：“關于張季鸞參加秘密外交活動的傳聞不少，逝世前幾度去香港，名 為探親，實則負有使命。1937年，上海淪陷后，日宼兵臨南京城市。德國駐華大使館陶德曼奉希特勒政府
1940年11月，日本御前會議決定承認汪偽政府及日本政府與汪精衛簽訂的 《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關于基本關系的條約》及隨后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 日本的這一舉動，不僅中國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公開表示反對與不承認，中國共 產黨也公開表示反對，認為，這是時局的逆轉。國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開聲明不 予承認。對于日本的舉動及汪精衛的賣國活動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張季鸞有這樣 的評論：日本的這一舉動，對于中國抗戰本身而言，只能更“激怒了中國民族, 更堅強了全國民眾奮斗到底的決心。”“美英蘇各國今后必將更加強援助中國之抗 戰。”①
三、張季鸞外交思想及相關問題之評價
張季鸞以頗業報人的身份積極對國家的內政與外交貢獻自己意見的精神體 現了他所立的報人的志向：“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貢獻正確 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他的這種一切言論貢獻于國族的精神，緣于他報恩 主義的人生觀。他曾說：我的人生觀“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 恩！我以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不過我并無 理論，不過得諸注入的智慧，是從孤兒的襦慕，感到親恩應報，國恩更不可忘。 全社會皆對我有恩，都應該報。”②報恩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這種情感是促其 行動的力量。它能使人完全自覺自愿的回報國家、社會，為國家、社會盡責任， 而不要求有任何回報。正是有這樣的精神支撐其言行，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戰建 國的活動中。抗戰時期，他主動地放棄了言論自由的追求，提岀任何私人事業是 與國家命運不可分的，報紙也不例外。學者高度評價了張季鸞的職業追求，認為 他是將“新聞自由觀置于'國家觀'之下進行新的考察，體現出作為職業報人的
之命，岀面調停中日戰爭。王蕓生、曹谷冰合寫的＜1926——1949年的舊大公報＞中說：'在蔣介石與陶德 曼會晤之際，蔣介石特邀張季鸞到南京參與了這一幕秘密外交'張季鸞是否直接參與了蔣介石與陶德曼 之間的談判，不可知，至少蔣介石與張季鸞商議了此事載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第287頁，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據楊天石對抗日戰爭期間中日關系的研究證實，從1938年1月起，張季 鸞受蔣介石的派遣，到上海從事“對敵運動”，后來又參加蔣介石的外交謀劃、國際宣傳和對日秘密談判， 成為蔣介石的高級智囊，直至1940年10月回到重慶。后來，又受蔣介石委托，再次箜港，就中日和談問 題與日人溝通.這期間，為準備對日談判，張季鸞進行了精心的準備，并不時地與蔣介石、陳布雷、張群 等多次接觸，及函電往來.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國》
（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9月。關于張季鸞成為蔣介石的高級智囊及奉蔣介石之命 參與與日溝通的情況在田斌的文章中也有提到.見田斌；《張季鸞與蔣介石的恩怨》，《炎黃春秋》，2004年 4期。
®《抗戰新階段之開始》（1940年12月2日）；《季僉文存》（下），第171-173頁。
®張季鸞：《歸鄉記》（1934年12月25 0）,載《國聞周報》°見《季鸞文存》（上）《附錄》，第6-14頁。
張季鸞對既有的'新聞自由觀’新的思考與詮釋。”①
本著一心為國為民的精神辦報、發表言論，張季鸞及《大公報》贏得了國共 兩黨的高度贊譽。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后，國共兩黨均發唁電，以示哀悼， 后政府又舉行“公祭”、公葬”，盛況空前，《新華日報》、《大公報》均進行了公 開報道。去世的前一日，蔣介石前往醫院探望并送去氧氣瓶；去世后，蔣介石立 即致《大公報》社唁函：“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幼積瘁，致耗其 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周恩來、鄧穎超聯名送的挽 張季鸞先生的挽聯全文如下：“忠于所事，不屈不撓，三十年筆墨生涯，樹立起 報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輕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國士精神。”蔣介石 的挽聯是：“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③于右任在《大 公報》1941年9月7日第二版登載了《悼張季鸞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他在 張季鸞五十歲生日時的贈詩：內有“處處忙人事，時時念國仇。新聲翻法曲，大 筆衛神州。”他的同人胡霖曾言：“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 人論政的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證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 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④
誠如斯言，“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九一八”事 變后，在國際政局詭誡變幻的環境中，張季鸞圍繞著中國外交的首要問題——中 日沖突提出大量的外交主張與建議：注意日本對華政策特點及演變情況、世界政 局的演變對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注意內政的建設、外交的成功與否是內政的反 映等都是中國政府在制定對外策略或政策時應考慮的；在臨日本侵我中華的背景 下，注意多求友少樹敵，除日本外，各國都是我們的朋友；就主觀的需要，審查 各國的利害，在共同的利害下增進合作，而不是一味求援；宣傳中國抗戰的世界 意義，爭取世界反法西斯勢力對中國的援助及聯合，共同擊敗法西斯勢力等。這 些外交主張表明當時中國人在考慮外交問題時已經能顧及到國際社會各方面因 素的相互作用情況來決定中國的對外政策、反應了中國人對國際事務認知水平的 加深。他以解決中日沖突為出發點的外交思想更多預測性。學者坦言：“張季鸞一 為一介書生，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軍事家，他對時局判斷時常能有預見，很大 程度上源于他的長期積累和職業敏感。”⑤“季鸞先生洞察時事，眼光之敏銳與遠 大，就中日關系來說，先知先覺，是最權威之政論家。”⑥張季鸞的同人胡政之在
。方漢奇等：《＜ 大公報〉百年史》，第26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大公報》（第二版）,1941年9月7日。
®文三毛：《報人模范，國士精神一張季鸞公祭時挽聯舉萃》，《對聯》（民間對聯故事），2007年9月， 第13頁。
®胡霖：《季鸞文存》（上）一版《序》，《大公報》社出版，1944年°
®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第27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陳紀瑩：《報人張季鸞》，第17頁，臺北：重光出版社，1971年。轉引自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 第26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回憶文章中也提到其對中日問題認識的深刻并受到日本人重視的情況。①張季鸞 的外交思想體現了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社會不同集團、階層的人在面臨共同 的敵人日本入侵的背景下，一切以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為宗旨的思想傾向。
1941年9月7日，張季鸞去世的第二天，《大公報》第二版登載了張季鸞先 生的遺囑，表達了他以對“國族有所貢獻”為天職的志向并勖勉同人：
• “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記者天職自 勉，期于國族有所貢獻。迨九一八事變后，更無時不以驅除暴敵，恢復我國 之獨立自由為目的；同時并深信必須全國一致，擁護領袖，擁護政府又忠貞 自勉，艱苦奮斗，始能達此目的。故嘗勖勉我同人，敬慎將事，努力弗懈。”
9月8日，《大公報》第二版刊登《敬悼季鸞先生》，高度評價了張季鸞先生 的“言論行宜”：
“先生之視報業，一非政治階梯，亦非營利機關，乃為文人論政開設， 而個人則以國士自許。先生為十足之文人，而其言論行宜，則有國士風.先 生之學問見識，高人一等；而熱情忠幗，常流筆端.先生嘗言：報人之天職, 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張，勇則勇于發表。”
1941年9月16日《大公報》社評《今后之大公報》中鄭重聲明了《大公 報》今后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第一位的辦報宗旨：
“本報同人皆以做報為惟一的終身職業，效忠于言論報國，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原則之下，立言紀事，絕不與任何團體或個人修私怨，但遇傷 害國家民族利益之事無論發動于何方，本報必斥擊之不遺余力。”
張季鸞去世后的《大公報》由王蕓生任主筆，依然本著言論報國、擁護國民 公共利益的精神，時刻關注著中國內政外交問題，并不時就此貢獻意見，同時以 輿論引導國人向著有利于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方向邁進。
° “張先生同我兩人，在報界都是科班出身，我們當過翻譯、編輯、采訪、撰述，一直沒有離開過崗位• 所以認識的國外同業，尤其是日本同業最多.因為我們都曾在日本讀過書，對于日本事情，平常相當知道, 為了職業的關系，同日本報界有二十年以上的接觸，所以對于日本政治軍事情形也不十分隔膜。在'九一 八'前后，關于日本問題，我們發言最多日本人認為頗能抓到他的癢處，因此，對我們報特別重視。"胡 政之：《社慶日追念張季鸞先生》，原載《大公報》上海版1946年9月1日.見周雨編：《大公報人憶I日》, 第254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第二節王蕓生的外交思想
王蕓生（1901―1980）,出生于天津。原名王德鵬，1928年改名王蕓生。 讀過私塾，在茶葉店、布店當學徒。1918年開始進入“中國北方木行”做徒工, 在此工作期間，大量閱讀京津滬各地的報紙，同時函授學習英文，很快就由學徒 晉升為正式職員。“五四運動”對其人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自稱：“我是五四時 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啟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五四給我的恩 惠是很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五四運動給我 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①參加過“五卅”運動。1927年在天津開始為《華北新 聞》寫社論。1928年任天津《商報》總編輯。1929年進入《大公報》工作，直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編輯地方新聞，第二年編輯《國聞周報》~ （1937年因抗戰爆發后，曾暫時停刊；1938年初在香港復刊），以“'草人’為 筆名編寫國內外大事記”。②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去世，王蕓生繼任主筆、社 評委員會主任。1949年，隨第三野戰軍進入上海，參加新政協會議成立大會。 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 席、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新中國成立后，發表多篇關于唐代歷史研究的文章;
"文革”期間被打倒。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為接待日本首相 而讓秘書找來王蕓生在30年代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閱讀參考，而想 起應讓王蕓生參加接待，遂立獲“解放”。此后擔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1980 年5月30日病逝于北京。
一、王蕓生外交思想的提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大公報》為“明恥”，決定開辟一專欄，
“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 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 本'，并指定王蕓生專主其事。”③此后王蕓生往來于京津之間，在北京故宮博物 院與各大圖書館之間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的外交檔案史料。同時還遍訪當時歷 史學界及外交界的前輩；一些前清遺老也提供了不少資料。從1932年1月11日 起，《大公報》推出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日一段，達兩年半之久， 從無間斷，至1934年5月，寫了 1871年至1919年間48年間的中日關系。后因 忙于其他工作，只得擱筆。當時確定的寫作原則是不加評論，忠實地敘述歷史事
°《蕓生文存•自序》（上），《大公報》社出版，1937年。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22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22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實。①所以王蕓生在《編例一》中說：“本書目的，在據可靠史料，將中日訂約后 六十年來的外交關系，輯為始末，貢獻國人以正確的史實。”“貢獻國人以正確的 史實”之動機是“岀于一片憂國之情”。王蕓生在1979年7月為《六十年來中國 與日本》一書寫的《修訂導言》中提到在第一卷付印時寫的《古代中日關系之追 溯》一章中的一段話很能說明他的這種憂思之情：“然國人茍安于國際均勢之下 （按：華盛頓會議之后的情況），以為日本侵略無計從施，朝野酣嬉，不積極修 明政治，建設國防，九一八之禍有由來也。由是言之，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橫逆, 足以喚醒中華民族！天助自助，夫復奚疑？中國復興之一大機運，亦在于此焉。 本書之作，所以望國民之知恥而懷奮也。”雖然他謙稱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 若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史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學者評價云：此書 雖說是整齊資料以揭示日本對華的侵略歷史，但其中“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 表。”“全書雖為資料的匯輯性質，但綱舉目張，實如創作，對外交史的研究，促 進之功甚大。”②此一專欄的寫作使其成為中日關系問題的專家，在國共雙方及日 本都有很大的影響。③
在寫作專欄之余，王蕓生還在《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報刊就中日關系 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內政與外交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闡述自己的主張，希望對國 民、政府有所貢獻。
這些文章，在1937年4月集結成了《蕓生文存》（上、下）由《大公報》社 出版。他在《蕓生文存》（上）《自序》中說：
“這本小書，是我的一個文集，這個集子中所收的三十幾篇文章，都是 在最近五年中寫的.這五年中，我們失土受辱，整個的國家遭遇上存亡的大 問題。我這些文章都是在九一八事變后寫的，大體上的都是關于外交方面的, 尤其是關于中日問題的。我不知道這些文章對人們曾有什么貢獻，但至少可 以從這些文章中看出我是怎樣的為中國著急，為日本發愁，并為這兩個國家
®參見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23-25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六十年來中國與 日本》專欄所載內容，后由《大公報》出版部將其輯錄成書，共七卷.1934年5月4日第七卷出書。在第 一卷出版時由《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作序.在《張序》中，闡明鑒于近代以來彼盛我衰的趨勢，而國人 憂不知振奮，直至“九一八”事變以來，“始認識國難之襲來，半載以還，張皇應付，朝野束手，除呼吁國 聯外無外交，除坐待來攻外無戰法”，"而今政府社會之所以自娛者，仍只為世界公論有利于我之一端耳”。 作為報人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感覺更焦慮.“以為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吸取歷史教訓，"慨 然生救國雪恥之決心；”故“愿全國各界，人各一編，常加瀏覽，以恥以奮。”"愿立于興亡歧路之國民深念 之也"。1957年，周恩來第一次見到王蕓生，囑其修改，王蕓生遂著手修改工作。后由于"文革”的爆發 而中斷.“文革”結束后，王蕓生繼續修改，在其去世新的1980年3月，終于看到了修訂后的新版《六+ 年來中國與日本》八卷本第一卷的樣書.1982年4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八卷出版。2005年7月 三聯書店依據80年代的三聯書店版本重印刊行.寫作目的是為中國國民“知恥知憤”。
◎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載《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特刊（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參見王之琛：《亠代報人王蕓生》，第31-33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由統一到抗戰》 （《蕓生文存》第二集）中的《贛行雜記》，大公報1937年版.
的前途怎樣設想®
他的自序，體現了中國報人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的精神面貌。他文集的內 容體現了當時國人關注的熱點問題，是當時中國人對中日關系及與之相關的國際 問題看法的真實的歷史記錄。王蕓生意識到了“九一八”事變對中國命運、中日 關系、世界政局的重大影響。他文章的內容涉及到如何解決中日問題的方方面面: 包括對中日關系演變情況的分析與預測；內政、外交；如何動員及激發民眾的愛 國熱情參與抗戰；國際政局演化對中日關系的影響；如何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通過批判國民黨的外交史來檢討中日關系之過去與當下;在對中日關系史研究基 礎上分析日本外交的特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些有關中國前途的外交問題 上，王蕓生不僅是一味的批判與譴責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更多的是針對中日關 系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時提醒政府注意并提出自己的應對之策以供政府參考。現 擬依據他這一時期的文章，看其在處理中日問題上所提出的外交思想。
二、王蕓生的外交思想
(-)批評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的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震驚。國民一致主張抵抗日本的侵略。.針對日本 的入侵，國民政府在外交策略上取“不抵抗”、“不交涉”、將“九亠丿事變交 由國聯仲裁的外交策略。王蕓生對國民政府的這一策略表示了強烈不滿。為此他 全面檢討了國民黨歷史上外交方針政策。認為：從整體上而言，國民黨在外交上 是失敗的：
“其最大原因，即為輕舉妄動，遍樹敵人，無銳敏遠大之眼光，純為虛 橋之氣，事實上本已失敗2而猶大言壯語以欺飾國民 如收回中東路之
舉……日以不由衷之言，敷衍感情沖動之國民。甚至公然昭告于國民曰：，在 國民黨指導下的國民政府，絕不能喪權辱國。'” “標語口號政策之誤人，競至 于此極耶!”國民黨之外交，自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起，到最近之九一八，可 謂每況愈下之勢。②
王蕓生指出，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國民政府對于日本對華的舉動置 若罔聞。而且，對于外交人員及輿論界所關注的日本即將對華有所行動的提醒根 °《蕓生文存•自序》，第7-8頁。
s《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1931年12月23日)，《蕓生文存》，第36-37頁。
本不注意甚或是不重視。在《憶汪袞甫先生》一文中（按：汪袞甫1933年7月 18日逝世。前駐日公使。此文寫于汪先生逝世之第五日。）提到：“在九一八事 變發生的前數月，中日間將發生大事的朕兆，一般有見解的人早感覺到了（輿論 界也圖喚起政府的注意）。但是我們的外交當局的耳目都被口號標語糊住了，聽 不見，也看不清。汪先生身在日本，當然感覺最敏，觀察最清，早就看出危險兆 頭，報告政府注意。（但政府不關心）所以汪先生特意請湯爾和先生到日本走了 一趟，把觀察的情形報告給政府。但政府當局無動于衷。①
王蕓生認為，“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依然是在延續著過去國民黨 辦外交的方法，還是用高喊口號的方式或豪言壯語來敷衍國民，日本對華的野心 及侵華行動并沒有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國民政府對日本取不直接交涉方針實質 上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外交上是失敗的。
此后，在天津南開大學演講《中國的外交病》，再次公開批評國民政府處理 “九一八”事變的方法與策略：“九一八到現在，……國聯無靈，公約寡效。”“我 們是對日不抵抗，掉轉頭去向國際聯盟喊冤，這是在做'均勢夢'王蕓生批 評國民政府完全依賴國聯解決中日之間沖突的外交觀念。
“九一八”事變兩周年之際，王蕓生發文全面檢討與反省了 “九一八”事變 以來國民政府整個的對日政策及嬤變情況：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實行不抵抗主義之策略。張學良只是此政策 的實行者，而不是創始者。九一八以后實行此政策是有歷史的淵源。可以說 “不抵抗主義是，均勢夢，與'不自信’兩種懦弱心理的結晶體。” “民國十 六年的濟南事件，蔣介石走的也是不抵抗主義的路線，對日軍挑釁不抵抗， 轉而訴諸國際聯盟，辦法與這回完全一樣，不過那次事情沒有鬧得這樣大罷 了。” “九一八的不抵抗，是個政策問題，他的政策是歷史產物，而且是與中 央相一致的不抵抗主義“成為中國的國策。”
若從國民政府對外政策的變化情況看，“中央的外交政策是與不抵抗主 義相呼應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于九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國民書云： '政府現在既以此次案件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國 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J國府主席蔣介石亦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全市黨員 大會上演說云：'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 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這是不抵抗主義的鐵板注°”這說明“中央 這時的政策，是完全信任國聯，口號是'不撤兵不交涉'，所以幣原的五項 基礎原則，中國未加一睬.這是中國第一次失機°”
①《蕓生文存》，第176-182頁。
②《中國的外交病》（1933年11月7日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演）,.《蕓生文存》，第18頁.
由其反思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看，他主張對日直接交涉：
“（1931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這時正是馬占山孤 軍抗日的時候，十四日會上蔣宣讀大會議決的對外宣言，有云：'大會堅 決主張，國民政府速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保障中國領土，勿令有絲毫損 失/ ••••••二十三日大會閉幕，蔣致詞，以諸葛亮岳武穆自況，謂：'我們 此后就可以一往無前的負起救國的大任，可以把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和岳武穆精忠報國的話，來做共同的座右銘。’這時錦州已失，外交部長 顧維鈞提出設錦州為中立區，日本亦同意，而中國不同意，只好撤銷此提 議。顧維鈞表示了極大的遺憾。”王蕓生認為，這是中國失去了第二次與 日本直接交涉的機會.
到1932年初，上海抗戰爆發，這時中央的口號是“長期抵抗”。4月7 日國難會議開幕，期間，十九路軍失敗，汪院長宣布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產生了上海停戰協定。
1932年8月以后，由于日本已決定承認偽國，汪精衛在29日演說中說: “現在中國對付日本……的辦法，他拿，我們不能送,，而且他拿決不使他 容易的拿,要他很費力很費事的拿”。讓拿而不送，很可說明中央的政策。…… 九“八一周年，中央告國人書云：，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 則角力，力竭矣，則寧為玉之碎，不為瓦之全。‘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 匕 曰O
1933年日本退出國聯，進攻中國的熱河后，中國熱河棄守、長城抗戰失 敗后，中央才卸除了扌氐抗的口號，徹底歸趨交涉一途。黃郛北上，使命是，安 定華北人心，，及塘沽盟成，交涉•亦告以段落。”……中日局面，以及國際關 系，均鮮明的走入另一個方向.（這就是宋子文向歐美尋求借款，在歐洲與 國聯擴充了技術合作的范圍）于是汪精衛又提出一個新的口號“以建設求統 一» ①
王蕓生評述了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對日的外交方針從消極到積極的演 變過程:•不抵抗、不撤兵不交涉、完全依賴國聯的政策一“長期抵抗”——“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塘沽協定》簽訂。
《塘沽協定》簽訂后，中日關系及國際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開始尋 求與國聯的技術合作，“以建設求統一”。從今天看，王蕓生對“九一八”事變后 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評價是對的。
在“以建設求統一”思想的指導下，國民政府一心希望依靠與國聯的技術合 作①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政府放棄了積極主動的 向國際社會尋求政治援助的外交活動。
王蕓生對政府在外交上的不作為提出了批評，主張還是要利用國際組織開展 積極的外交活動，作為中國圖強的依靠與資本，因為“外交上的機會是不可不運 用的。”但要注意“夫外交上一時之均勢，可利用之以為蘇息圖強之資，絕不可 以托國也”。
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因倡導“對華外交更生策”而聲名日隆。國民政府討 論了今后的對日外交政策。中日關系似乎趨于緩和。但是，廣田弘毅的對華政策 還有另外一面，就是強調要“奉行去年的日本國策，促進'滿洲國'之國際承認”; 而中國政府“則訓令本屆國聯大會出席三代表，重申原有主張，希望大會對于不 承認偽國之報告書貫徹到底”。中、日對“滿洲國”的原則立場截然對立，雙方 間的立場是不可調和的。另外，國民政府的外交還有另一矛盾之處：即輕視國聯 的力量、表現出了不信任態度，但還要利用這一國際組織仲裁中日兩國之間的分 歧、并希望得到國聯政治上、道義上支持的矛盾心理。
王蕓生認為，中日兩國對“滿洲國”態度與原則的堅持，“使兩國處于絕對 正面沖突之地位”。所以中日的關系變為“成斷而若續，續而若斷之狀態。”在這 樣的情況之下，“今日中國之出路只有一條，即運用國際壞境，充實國家力量。…… 是中國自救之根本義。”王蕓生再次提岀國民政府要運用積極的外交手段與策略, 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努力尋求自救的機會，以解決“偽滿洲國”問題的 思想。日本侵略中國的國策不會改變：“送地賣國固所不可，畏縮不負責任，以 致再失土，再誤國，則尤為不可。須知日本之侵略中國，乃其傳統的國策。”②
（-）日本的對華政策是要獨霸中國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國聯，©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國民政府的軍隊 抵抗不住日軍的進攻而潰敗。.中日雙方經交涉，于1933年5月31日簽訂了《塘
®在國聯建立之時，一些國家體認到世界和平與秩序的有效維持，更應奠基于國際間的相互認識、相互了 解與合作，故而國際聯盟強調國際合作的精神，也不時透過技術合作的方式，號召會員國援助他國•中國 與國聯的技術合作，最初是由國聯提岀.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査報告書中.曾提到以國際合作促進 中國之建設的問題。見《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附錄一李頓調査團報告書第九章及第十章全文》， 第698-715頁之70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塘沽停戰協定》簽字后，中國政府開始尋求將與 國聯的技術合作加以擴大。參見張力：《顧維鈞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和國聯的技術合作》，載金光耀主編： 《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220-2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國民黨與中日外交》（1933年9月21 S）.《蕓生文存》，第111、112、114頁。
®《退出國際聯盟的通告》（1933年3月27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17-219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沽協定》，這使整個華北處于日本的監視之下。英、美等國為保全自己在華北的 利益，依據國聯的精神，積極推動國聯成員國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以幫助中國增 強抵抗日本力量。這樣國聯開始了與中國交全面的技術合作，協助中國的進步。
對于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日本反應激烈。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 省情報局長天羽英二對國聯援助中國的問題發表非正式的談話，說：日本鑒于“中 國的保持完整統一及恢復秩序，只有依靠中國本身的覺悟和努力。所以，如果中 國釆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違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釆取以夷制夷的排外 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例如，提供武器、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 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顯然要導致離間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關系，產生 違反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的結果，因此，日本不能對此置之不理。” 4月20日， 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在例行的答記者問中又說：中國的“統一和繁榮，有待于中 國本身的覺醒和努力，不能依靠別國利己主義的開發。”“日本反對各國采取任何 形式以導致擾亂東亞和平和秩序的行動。對于維持東亞的和平秩序，日本要和東 亞各國，尤其是和中國分擔責任。”4月26 B,日本外務大臣答復英美駐日大使 質問時聲稱：“關于中國問題，如任何第三者不考慮以上情況，而利用中國來實 行自己的本位政策，日本不能置之不理。”①國民政府在1934年4月19日發表了 一個政府聲明《國民政府外交部聲明》以回應“天羽聲明”說：中國與他國的技 術合作多不屬于政治范疇，而部分軍事項目的合作也是本著維持本國之秩序的目 的。
中國輿論界及各社會團體對日本的聲明予以一致的抗議。認為是日本獨霸東 亞的蠻橫宣言，是亞洲的門羅主義；譴責其公開干涉中國的對外政策、公開地與 世界為敵。對于國人的抗議呼聲，王蕓生完全贊同，更進一步的認為這是日本對 華的一貫政策：
“日本在過去，曾有好幾次要包辦中國的對外關系，就是不使中國有獨 立的外交，如同被保護國聽受她的指揮一樣“日本謀握東亞霸權，以蘭辛 石井協定一事最富國際意義。此事發生于民國六年 （后美國得知上了 日本的當）所以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將蘭辛石井協定與英日同盟同 時宣布取消。石井在他所著的《外交余錄》一書中，謂此協定雖經取消，日 本之特殊地位儼然存在，此協定在精神上并未消滅云.可見，日本對于東亞 霸權的雄心，雖經華盛頓會議的打擊，并不曾殺滅了她的氣焰。” ®
»《情報部長關于對中國的國際援助問題發表的非正式談話》（1934年4月17-26日），載《日本帝國主義 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57、158、15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天羽聲明》（1934年4月23 H）,《蕓生文存》，第128-131 51 o
王蕓生指出：天羽聲明是日本企圖獨霸東亞政策的延續，對于國聯與中國的 技術合作，強大中國的計劃進行公開的指責，是公開的向世界宣戰與世界為敵。 他提醒中國政府與國民,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及國際均勢面臨著日本企圖獨霸中 國野心的沖擊，因為日本現在是公開的向全世界宣戰，所以，“茍安于漏舟中的 國人們！現在真到了我們掙扎圖存的時候了！”
1936年1月5日在《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中，王蕓生再次提到 天羽聲明的性質及作用：日本對華怎樣的政策，天羽聲明已經宣布了一個總綱, “不許歐美人干涉中國事，實行所謂亞洲門羅主義。”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她要 中國跟著她走；她不許中國人有反日思想，進而統制中國的教育；控制中國的資 源，統制中國的財政經濟；派顧問，供軍械，統制中國的軍事，甚至訂個軍事同 盟，使中國與他們共利害。”①他主張中國應不受日本的威脅、恫嚇，在外交上堅 持獨立自主的立場。
1935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就中日關系問題發表關于“中日親善、經 濟提攜”的對華外交方針，并希望中國協助。①蔣介石、汪精衛隨即發表談話， 表示“愿以誠意解決中日間糾紛”，“以為兩國間謀永久和平。”③國民政府亦頒布 T《睦鄰敦交明令》，取締國內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王蕓生對于中國從政府到輿論對中日兩國關系改善的積極態度，表示了擔 憂。認為中日之間能實現提攜共同發展，是最好的。但是：
“只是事實不容許我們這樣樂觀。在中日提攜呼聲最高的時候，日外相 廣田對議會說：，天羽聲明各方面或有多少誤會之處，然現在之對華政策，其 根本即依據此主旨，今后仍擬努力闡明日本在東洋之立場這是公開的說天 羽聲明仍然存在，且將勢力使其貫徹。日本心目中的中日提攜，是個什么樣 子，可想而知®
日本所謂“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只不過是貫徹天羽聲明的步驟與方法，日 本要獨霸中國的目標沒有改變,他們要求中國的內政與外交均要以日本的需要為 前提。
日本在宣傳對華外交方針上要為改善中日關系而在經濟上相互提攜時，卻在 行動上策劃一系列欲使華北脫離中國的陰謀，這導致中國民眾的排日、反日情緒 的增加。但是日本不檢討自己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反而從政府的層面及輿論的層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1936年1月5日），《蕓生文存》，第234、235頁。
*《廣田演說外交策》，《大公報》，1935年1月23 0.
$《汪報告中日關系》，《太公報》，1935年2月21 0.
®《日軍條件全部承認》，《大公報》，1935年6月11 H.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蕓生文存》，第203頁。
面要求中國政府取締“排日問題”。王蕓生認為：
“日本若以為連感情問題都可以不必用公道取得，那真是太武斷了 °”“日 本若要中國人不存在反日思想，很容易，很簡單，那便是公道的劃除中日間 的積憾。”即“由日本交還中國東北四省主權，全盤解決兩國懸案”。“日本若 不停止制造事實，而望中國人消滅感情，豈非不智？日本現在對于戰區內的 小問題，還時時搗麻煩，怎么會讓中國人發生好感呢？ ” ®
“由日本交還中國東北四省主權，全盤解決兩國懸案”，是消滅反日思想的 最有效的方法。
日本對華言行是造成中國人仇日、導致中日關系緊張的原因。但中國政府也 應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為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從思想到政策上均存在問題：
“中國對于日本，以前是太忽視，現在是太害怕，結果采取了一個一貫 的規避態度。這是不對的.中日兩國比鄰而居，中國若規避了日本，那里還 有什么外交？反之，在日本方面，亦然。日本的全部外交都是以中國為做對 象，……以前的政府忽視日本，還可說是認識不足，國民黨也規避日本，便 不可解了。”②
《塘沽協定》簽訂后，華北處于日軍的直接監控之下，日本為了將國民政府 的勢力趕出華北，在1935年春夏之際故意制造一系列事端，后在6月9日向國 民政府提岀了要求罷免華北地區國民政府官員及禁止中國排日行動等無理要求。 7月6日何應欽奉政府之命給予同意的答復。這就是所謂的《何梅協定》。《何梅 協定》使中國失去了在華北尤其是河北的主權。對于國民政府這一外交事件，中 國民間各團體及各大報紙都給予譴責、認為是國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與日本 簽署的秘密條約，是弱國外交的表現。各報刊紛紛提出政府外交公開，以民間外 交配合政府外交、做政府外交后盾的主張，使政府的外交人員在辦外交時盡量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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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國家的損失。
對于《何梅協定》③，王蕓生認為是被逼簽。所以他寫了《炎天雜感——寫 于所謂'何梅協定'之后》④。在這篇文章中，他對于近代以來中國辦外交的思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蕓生文存》，第204-205頁.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蕓生文存》，第206頁.
$關于《何梅協定》的簽訂問題，蔣介石的解釋是沒有簽訂什么秘密協定，只是一般的書信往來.可參見 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597-598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炎天雜感——寫于所謂'何梅協定'之后》（1935年8月18日），《蕓生文存》（第一集），第211、213-214 頁。
想及方式進行了批判:
“弱國外交，雖不能以力屈人，然不能失所以自處之道；自處之道一失, 則國將不國亦。”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外交就沒有一定的規矩，從李鴻章開始“在他的外交 術中發明了 '磋磨'二字”，••••••中國近代的外交大都跳不出這個窠臼。遇有 沖起，不審能折與否，惟事磋磨.起初無一事可讓，磋磨復磋磨，竟無一事 不可讓，甚至讓過了頭
“現在真到了我們決定最后自處之道的時候了。我們的……問題只在我 們怎么樣同強鄰相處.聽說政府要人正在商討大計，這問題當然是主要之一。 我們希望這次會商能夠決定具體的根本方針，免得在凌遲刀下受婉轉哀鳴之 苦。我以為我們國家的根本立腳點，是不與任何國家為敵，而要求永遠保持 獨立國的尊嚴。日本若需要與我們和平合作，我們當袒懷相迎.在這個前提 之下，整理舊案，固不待言
雖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所謂的“何梅”、“秦土”等協定，但并不能滿足 日本欲望，又企圖策劃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但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 代表大會所做的對外關系演詞中仍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 之言。①國民政府步步退讓、妥協，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華北面臨著空前 的危機。引發了全國性的愛國學潮“一二九”運動。
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方針，引起王蕓生的憤慨。他在《獻歲雜感》②中說， 中日兩國關系的前途，應該是共榮共存的，但是“蔣院長在五全代會演講對外關 系，說：'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這種 質直的說明，已成為中國的外交方針。”“天羽聲明”明確地提出了日本對華政策 的總綱，日本對華具體政策與行動的目的是要從方方面面控制中國，在這樣的背 景下，怎么能只談自存與共存呢？
“一二九”運動發生后，日本在處理華北自治的問題上更加謹慎與隱蔽，以 免引起“向來對官方的威力柔順如羊的中國民眾”的“激烈的運動”。③
①《蔣介石對外關系演詞》（1935年11月19 B）,《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四十六期，1935年11月25日岀 版。
◎《獻歲雜感》（1935年12月24日），4蕓生文存》，第224-231頁。
®《華北自治運動的演變》（1936年1月9日），《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82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三）中日談判解決沖突，中國應堅持領土、行政主權原則
王蕓生從研究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中認識到，由于中日兩國地緣關系，日本 近代以來的外交全以中國為目標并一步一步實現著，目前仍在實現中。中國處于 日本的威逼之下，應將對日外交問題放在中國外交的首位，但中國卻在回避與日 本的關系，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對于國民政府對日本的回避態度，王蕓生指出 政府不應該規避：
“我們的政府不應該規避日本，而應袒懷與她相見，走堂堂•正正的外交 路。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機會不常有，我們曾在那不常有的機會中有過 相當的收獲，但也中了不輕的毒一一便是拒絕直接交涉。’不直接交涉’這 個口號，曾使我們收回半個山東，但它的流毒卻使我們失掉整個的東北。這 個教訓還不夠大嗎？ ” “現在中日提攜的呼聲之下，不論日本方面的動機如 何，我們都應該毫不規避，與她交涉，與她談判，果有互利的提攜，盡可考 量。”依照天羽聲明的路處理中日關系是違反共存共榮的死路，惟有中日直 接交涉徹底解決中日間的一切問題才是根本。①
在這段文字中王蕓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國際組織確實在外交上給我們很 大的幫助，幫我們收回了我們的權利；但是，也給中國人一種錯覺：國際組織可 以幫助我們解決一切國際糾紛,我們與各國之間發生的一切問題都可以交由國聯 來解決，而不需要我們自己去主動的與對方交涉，我們等待結果就可以了。這樣 的外交觀念，使中國政府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立即將問題提交國聯解決， 不僅不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予以抵抗，更拒絕了日本提出的直接交涉解決中日沖突 的機會，結果使中國失去了東北。
目前日本在對華政策上高唱中日提攜，不論其真正的動機是什么，都應該與 他直接談判協商，如果有利于中國，就要認真的對待解決，不要回避。若是不談 判不交涉，而一味的附和日本的提議，結果只能是“依照天羽聲明，實行亞洲門 羅主義，中國完全跟著日本走”。日本所謂的“共榮共存”只能是滅亡中國之路。 只有通過談判，才能了解對方的真正目的，做到“知彼”。從目前的情況看，國 民政府只有重視并將對日本的關系問題放在中國對外交往的首位，才能真正解決 中日之間的問題。
在《炎天雜感——寫于所謂'何梅協定'之后》一文中，王蕓生明確提出了 國民政府在與日本談判時必須堅持的原則與立場：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193》年4月2日），《蕓生文存》，第208頁。
“（一切的經濟問題都可以商量，可以讓步）.必不可讓的，是我們的領 土主權與獨立尊嚴。在此限度內一切可行，過此限度則必牢守不讓。計決志 定，坦率相見，至于鄰邦是否相讓，則可不問。”
鑒于日本在1935年8月提出的調整中日關系的“對華三原則”涉及到中國 的領土主權及內政外交問題，中日之間進行了多次談判始終沒有結果。1936年1 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在演說中對“三原則”進行解釋，1月22日中國外交部 正式聲明不予承認，但日本仍反復宣講①。
日本的做法，引起了王蕓生的注意。他指出：“所謂共同防共問題，此事關 系我國之獨立立場甚大，而不容含混退讓者也。”因為“現在日本所謂之共同防 共，其用意何'在，明眼人皆知在于對俄，……可以推及第三國際與蘇俄也。日本 因九一八以來之意外收獲，對華之侵略愈擴大，對俄之疑慮亦愈甚。擴軍增費， 時感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此一點。”日本要簽訂條約的目的，是為自己減輕蘇聯 對它的壓力，借助中國的土地、經濟資源、軍事資源以抵抗蘇俄，他們要以此機 會控制中國的軍事全力。所以，國民政府一定要堅持不上日本的當。“念歷史之 往事，察目前之情勢，敢正告于我政府曰：關于所謂'共同防共'，我國絕對不 能承認。（若寫成文字）必將被人解釋為軍事協定。……望我政府堅持不動搖之 態度。”②
鑒于國際政局的混亂及中國人民的排日情緒，蕓生建議政府慎重考慮與H本 之間的談判。因為
“邦交之基本，完全建筑于兩國人民情感之上，文字的信約，其實行之 程度，亦完全視兩國人民感情如何以為斷“在目前之'調整國交'交涉中， 日本以所謂共同防共等審要求中國，請問此種要求在兩國人民之感情上果有 所根據乎？” “日本政治家果有調整中日國交之抱負及熱誠，必先體察中國人 民之感情，糾正形成此項感情之審實；否則縱有協定，亦實際無效 兩
年來華北之橫遭畸形分化，最為中國人民所痛心，而目前綏遠之被策動侵擾， 尤招中國人民之激怒.故無論從感情上或爭實上言，欲使中日邦交趨近調整，
3 "對華三原則”又稱“廣田三原則”：A,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B、中國對于“滿洲國”事實的存 在必須加以尊重.C、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廣田弘毅在1936年1月21 日所謂演說對對華三原則再次解釋。見《廣田外務大臣在第六十八次議會上的演說》，載《日本帝國主義對 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93-19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對此，中國外交部在1936 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聲明不予承認.但4月5日同盟社東京電，又有“中日外交之調整仍按三原則辦理” 的話。
必須將華北之畸形狀態合理化••••••（這樣）……邦交亦可徐圖調整矣®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
我們要盡所有的可能，進行維護’自存’的工作，同時把我們'自存' 的最后限度公開宣告世界，在這個限度內，一切皆可容忍，過此限度則絕對 不納 國民政府表示愿整個談判中日問題，并提議在南京商談，調整兩
國的邦交關系。這種單刀直入的負責辦法，是我所贊成的。不過我們的準備 不可空洞，我們的辦法還得具體。弱國的外交需要周到，需要硬，愈富彈性, 便愈吃虧。我們一切準備好，公開提出我們最大限度的辦法。這樣內可齊一 國的意志，外可邀得對手方的重視。”否則，一切問題只能依靠武力解決° ©
王蕓生提出了國民政府從“九一八”事變至中日之間直接交涉解決中日沖突 期間外交思想的轉變。他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解決問題。但認為，日本目前對華政 策的最終目標是獨占中國，談判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中國政府在與日本談 判中，應做好充分的準備一知己知彼：既要了解日本對外政策的特點及目標， 也要闡明中方的立場、堅持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侵犯的原則。同時趁此機會充實國 力。否則，中日之間的問題還是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四）日本通告廢棄海約，預示著新一輪軍備競賽即將開始
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國聯后，世界上新一輪的軍備競賽開始了，尤其是海軍 的軍備競賽。為了討論限制軍備競賽的問題，1934年各大國在倫敦召開了海軍 軍縮的談判，但毫無結果。日本政府決定廢棄海約。
1934年12月29日，日本發布了《廢除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的通告》，®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將全文于29日親自交到美國國務卿赫爾手中。同時日本聲明 希望締結新約。12月30 0,又有《外務當局關于廢除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 通告的談話》。《談話》說：“對照帝國政府的根本方針，畢竟不能承認這個條約 的繼續存在。并且，因為受相形見細的比例規定，傷害了我國國民的自尊心，這 是永遠不能使國民得到滿足的原因。”所以，帝國政府認為廢除此條約是恰當的。
“《邦交上一點常識》（1936年12月4日），《蕓生文存》，第277、278、279頁.
%《關于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1936年1月5日），《蕓生文存》，第246頁。
④《日本今日通告廢約》，《大公報》1934年12月29日，第四版。《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第二十三 條規定，該條約有效期截至1936年12月31日，任何締約國要終止該條約，需在這之前兩年書面通知美國 政府。日本通告廢約全文見《大公報》1934年12月30日第三版的《日本通告廢棄海約》。
①日本廢棄海約，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世界各國均表示擔憂。美國表示了遺憾, 認為日本的舉動對世界的和平影響巨大，擔心新一輪的海軍競爭會更加尖銳，而 法國則盼望召集新的世界海軍會議進行限制。對于日本在海軍軍縮問題上的強硬 態度及英美法等國的無奈表示，王蕓生認為：英美法等國對國際事務不一致、不 積極的態度使日本政府認為公開大規模擴軍而不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制裁：
這是日本“對國力有自信，對爭霸有決心，對英美不一致有認識，反復 考慮而悍然出之”的結論。而且駐美日使齊藤之談話竟說：“日本國家于必要 時不恤自殺，以遂行其建設遠東和平之計劃”，并謂“縱令對英美開戰，日本 亦將采此項政策”。
王蕓生指岀，日本一意孤行的大規模擴軍及不愿受國際約束的外交舉措，會 導致空前的國際軍備競賽，“空軍及化學戰尤居重要地位”。這會將華盛頓會議以 后所形成的國際均勢所打破。中國政府應及早的準備：
面對強敵逼近的國際形勢，“中國除在外交上應有保衛權利之主張與活動 以外，對此推翻華府會議以來遠東局勢之新的變遷，宜速力求自助之道.”②
王蕓生主張政府應密切關注日本的外交舉措及國際社會對此的反應，政府要 在國際軍備競賽之際抓緊時間“自助”，否則，貧弱、內政不修的中國再次出現 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五）日本對外政策特點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外務省在對華的政策方面不斷地發出示好的信息。 國民政府也對此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熱衷于日本提議的中日親善、提攜等，中 日關系趨于緩和0與之相對應的是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放棄了向國際社會積極尋求 援助、說明日本入侵中國真相的外交活動。對于國民政府外交活動的轉向現象， 王蕓生表示了擔憂。
1934年1月30日王蕓生刊發了《日本外交之歷史觀》一文，從日本近代外 交史發展過程論述了日本外交的決策權在軍部不在外務省、及日本發動對外戰爭 的契機等問題，提醒政府與日本交往中不僅要注意外務省的對華政策，更要注意 日本軍部的決定及行動。
①《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2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②《日本通告廢棄海約》（1934年12月27 0）,《蕓生文存》，第139、140頁。
(1)日本對外政策的決定權在軍部。“九一八事變，是國際政治的轉變關 鍵。”王蕓生從日本外交史的發展過程推測今后國際局勢的演變情況：“日本外交 史，……自中日修好條約(1871年)以來……主要目的完全在對付中國。”“現 在的外交情勢日本盡管是孤立的，我們卻不能作一絲一毫樂觀的期待。”因為：
日本外交大權握在軍人手中。"軍人最有外交眼光，最有外交知識，也最 有外交氣隗.政治家和外務省系統的外交家，均不及軍人，至于學府，簡直 是念書的傻子 日本軍人的厲害，不僅是靠幾個杰出的歷史人才，他們 是有一個整套的組織。即就外交一點、言，軍部的材料比外務省的豐富精確得 多。每一個外交問題發生，軍部提出來的意見，大體總是正確而且切實。外 務省提出的，便比較瑣碎軟弱。所以每次重大的外交問題，都是軍部的意見 勝利。”“我們知道日本外交上許多事情都是出于軍人的主動，例如甲午的事 變是軍人制造出來的；英日同盟的成立，亦靠軍人的力量；日俄戰爭是軍人 包辦的；呑并朝鮮是軍人干的；打山東，提二十一條，都是軍人作原動力； 濟南事件以至皇姑屯案，是軍人干的；這些都算相當的成功。” “關東軍一封 聯名信，可以使元老重臣內閣政黨一致改變意見，硬著頭皮退出國際聯 盟。……我們對于日本軍人的知識和魄力，不能不加以估量與重視。” ®
從王蕓生論述日本外交發展的過程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軍部的 外交政策勝過外務省，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軍部的決策，才是日本外交的關鍵, 軍部掌握著日本外交的主動權；日本中下級軍官對日本政壇及軍部有相當大的影 響力；日本的外交史是日本軍人的成功的外交史。
(2)日本國內出現經濟危機是日本發動戰爭的直接原因與契機。當時的國 民政府或一般的國民包括胡適等在內都認為，日本是一個小國，在經濟上很難支 持對中國的戰爭，但日本的經濟也不會很快破產，日本不適合持久戰，只要中國 堅持抗戰，日本的失敗、中國的勝利是必然的；另日本也會因為國內的農業問題 及其引發的財政危機或經濟危機，迫使日本陷入對華戰爭的尷尬境地。針對中國 內部這種看待日本經濟狀況與對外戰爭關系的樂觀的觀點，王蕓生從日本的歷史 進程提出與他們相反的觀點：
“時賢多以日本農業恐慌及財政困難為樂觀材料，此實皮相之見“若 果日本的農業和財政當真不能支持了，從歷史上的經驗說來，中國更不能樂 觀。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日本社會組織發生破綻的時候，也就是中
國受累的時候。”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盛行農業恐慌論，全國的出版物 都熱烈地討論著這個問題.這事很給青年以刺激，軍人和一般秘密社團聽說 家鄉那樣苦，看見都市的資產階級這樣闊，引起了無限憤慨，所謂，法西斯 蒂運動'遂蔚然而起 于是開發滿蒙資源，便成救時的良藥。攘外以安 內，是日本屢試屢驗的仙方,九_八事變當然也含有這種成分°” “一般人說, 九一八是滿洲問題的爆發。照現在情形看來，那只是一個開端，日本現在正 在向滿洲裝炸藥，暗中增強他的炸力，將來這個滿洲問題再行爆發起來，其 嚴重性簡直不能想像。這個火藥庫爆發時，日本也許首先被炸毀，……日本 人正在嚷著一九三六年，他們是真正在那里準備。有人也說那時或許就是中 國翻身的年頭，但憑我個人的體認，卻不敢作這種空洞的樂觀。” 1
王蕓生以對日本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警告國人，不要盼望日本因爆發經濟危 機而放棄對中國的戰爭。從歷史的經驗看：當日本發生經濟危機時，亦是日本瘋 狂向外擴張的時期，決不是日本破產倒霉的時期。對某些學者預言的1936年世 界形勢將會發生對我們有利變化的樂觀觀點,王蕓生認為這是空洞、盲目的樂觀。 正如其以上所論：“九一八”事變只是日本侵華的開始，目前日本人正在準備于 1936年對華發動更大的戰爭。從歷史演變情況及戰后公布的日本外交文件看®, 王蕓生的判斷理性而富有遠、是與歷史事實相符合的；這種理性的判斷得益于他 對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關系冷靜、細致的深入研究與探討。③這是王蕓生知彼的 外交思想的體現。
（六）密切關注國際政局的演變對太平洋地區局勢及中國的影響
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所簽署的《凡爾賽和約》、《九國公約》及海軍限制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1934年1月30日），《蕓生文存》，第29、30、32頁.
◎《處理華北綱要＞（1936年1月13日）、《帝國的外交方針H1936年8月7日）、《對中國實施的策略＞（1936 年8月11日）、《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1936年8月11日）、《西安事變對策綱要》（1936年12月14日）、
《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1937年2月20日）、《對中國實施的策略》（1937年4月16日）、《指導華北的方 針》（1937年4月16日）、《關東軍關于對蘇對華戰略的意見書》（1937年6月9日）、《不可思議的預告》、
《清水節郎筆記》等，從這些文件與材料看，日本對華政策的目標是明確的，若國民政府在內政與外交上 完全聽從日本的安排，配合其內政與外交的策略，則日本就與國民政府合作，否則就發動戰爭，予以徹底 的扛擊.至1937年時日本己經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同時鑒于中國國內民眾及政府對日本對華政策的反 感看，日本在《關東軍關于對蘇對華戰略的意見節》（1937年6月9日）中，已經暴露出了要發動戰爭的 意圖。這些文件均載《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91-23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3月。
®此外，在《日本外交之歷史觀》一文中，他還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度，將當時的國際局勢劃分為兩大 對立的陣營,現在的國際大勢，不僅是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的斗爭，同時還有一個更根本的文化斗爭。 在德謨克拉西文化沒落期中，迸發了兩個思想主潮：一個是極左的布爾希維克主義；一個是極右的法西斯 主義。日本人的血液天然含有法西斯蒂的元素.日本脫退國際聯盟之后，德國繼之，意國也在倡議修改盟 約，改造國聯，一切皆如日本軍部的意愿.……同時蘇俄則西親法，東聯美，正在布置一個對壘的陣營。 從這個分野來觀察日本的外交，雖被包圍，但并不完全孤立。”將來德日問題必將影響整個世界的局勢。 等協定，規定了新的世界秩序，國聯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秩序的國際組織。但是, 國際上的擴軍情況相當顯著。為了限制軍備競賽，各國在倫敦召開限制海軍軍備 競賽的會議，討論半年之久毫無結果。由于美英俄日等大國均參加了此次會議, 故此次會議的召開及結果對太平洋地區的局勢有重大的影響。同時，美俄正在進 行復交談判，美國宣布將駐太平洋的艦隊撤回大西洋，遠東的政治情勢緩和。但 卻給日本在遠東擴張勢力范圍提供了條件。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媒體、學界及各 社會團體均對此問題表示了嚴重的關注。王蕓生對此問題的見解頗具代表性：
“今后美俄提攜，能否保障和平”，關鍵還要看日本的言行。因為“已往 之和平，雖由日本破壞，今后之和戰，仍惟日本之態度是卜。”若日本一意 孤行，則世界的形勢是不利的。因為，現在國際的形勢是大戰前夕的情況。 日本已經掌握“西太平洋之制海權，更經營委任統治各島，以張東侵之勢。 美日兩國在海上之沖突，已較1914時英德間之形勢為甚矣。” ®
王蕓生以一戰前的英德雙方的情況分析日本的軍備發展情況、經濟發展情 況后認為，日本已經到了發動大戰的條件，預言美日之間的戰爭必然爆發。但從 外交看，日本情況則完全不同于一戰前的德國與英國，日本目前處于“孤立”狀 態°
顯然日本在外交上“孑然孤立”的狀態，“完全為日本之蠻橫軍人所造成, 彼邦識者亦為憂懼。••••••日本政治家外交家之言論，……莫不顯示不安，而 一般社會上非難軍部之議論，亦漸漸抬頭。••••••荒木貞夫之東亞和平論，正 為針對此類傾向而發，意在故作召集遠東會議之難題， 使外交家無法交 卷，（然后說）：'吾非不事外交，其奈此路不通何？'用以保持其國防第一之 路線°” ®
王蕓生旨在說明：美俄關系的一和緩，并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因為日本已 經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權，美日兩國在太平洋上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日本 國內表面上在譴責軍部的強硬的對外政策，要靠外交路線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是 不起作用的。這也是王蕓生對日本外交的一貫的看法。他認為，遠東的“大戰危 機”依然存在。隨后，王蕓生又針對日本11月1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勸告蘇俄 政府將在滿洲的軍隊撤退至一定的區域的講話，再次闡明了日本的對遠東地區一 貫的獨霸政策是破壞遠東地區和平的最大威脅。認為，今日的東北政局或遠東局 勢的淵源是由于庚子事變所引發的。也有可能引發遠東地區的第二次日俄沖突。
®《日本與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蕓生文存》，第116、118頁。
®《日本與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蕓生文存》，第119-120頁。
廣田弘毅說，“如果該國（俄國）真正希望遠東和平，必須將日滿國境附近之兵 撤退至一定地點，”因為，由于蘇俄違背了《樸茨茅斯條約》，①造成了遠東地區 的緊張。
王蕓生認為：這是日本在狡辯、推卸責任；是在玩賊喊捉賊的伎倆。因為 日本亦違背了條約的第二條、第三條之規定，不僅占領朝鮮，而且在中國東北遍 布軍隊；協助成立傀儡政權。據此王蕓生得出結論：“日本以自己之手，將遠東 歷史扭轉與三十年前相同而又相反之地位，不自省悟，徒對美俄交驪表示憤嫉， 且欲乞求靈于躬自撕毀之樸茨茅斯條約，以求俄兵之不前，不亦愚乎？……H本 素以'力之外交'自鳴者也，公理可以不顧，而力則所必顧。”②
王蕓生闡明了當時世界上兩大國美俄的和好，對穩定國際政局尤其是遠東 地區的意義。
日本為在中國取得獨霸的地位，對有可能威脅他在遠東和中國霸權的一切國 際勢力都想盡辦法予以消除或化解，并制定了具體的外交方針政策及實施步驟。 1936年8月7日，廣田內閣在五相會議上確立了 “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 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的戰略。為確保這一戰略的貫徹實施，在同 一天召開的四相會議上又確立了《帝國的外交方針》：
“帝國外交方針的核心是：為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完成帝國的生存和 發展計，應培育滿洲國，使帝國與滿洲國的特殊而不可分割的關系越加鞏 固”。為此要主動地調整與蘇聯、中國的關系。鑒于“近來，蘇聯隨著它在 國防上、國際上地位的迅速加強，在遠東配備了過份強大的軍備，……使帝 國日益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情況一面直接威脅帝國的國防，一面成為我國 推行東亞政策的嚴重障礙.……目前把外交重點置于粉碎蘇聯侵犯東亞的企 圖，特別要消除軍備上的威脅，阻止赤化的擴展，并應與充實國防互相配合， 決心釆用外交方法來達到目的鑒于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所以“嚴戒由 我方向蘇聯挑起事端，專用和平手段，努力解決以前的懸案對中國，“在 華北方面，促成與日滿兩國經濟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時努力使華北 成為日滿華共同防御蘇聯擴展赤化的特殊地區。”對美方面，由于“增進日、
°《樸茨茅斯條約》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后，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為爭奪控制中國東北的權利而 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茨茅斯城談判所達成.條約的成立標志俄國獨霸東北局面的的結束和日俄分踞東 北的開始.第二條規定：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國于韓國之政治軍事經濟上均有卓絕之利益，如指導保護監理 等事，日本政府視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礙干涉；第三條規定：日俄兩國互相約定各事如下：一、除 遼東半島租借權所及之地域不計外，所有在滿洲之兵，當按本條約附約第一款所定，由兩國同時全數撤退; 一、除前記之地域外，現被日俄兩國軍隊占領及管理之滿洲全部，交還中國接受，施行政務；俄國政府聲 明在滿洲之領土上利益，或優先的讓與，或專屬的讓與，有侵害中國主權及有違機會均等等無義者，一概 無之。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370-374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1月。
美的親善關系，對牽制蘇、英有很大的作用。”由于美國正在擴軍，對“帝 國的政策變化很關心，對我方沒有放松警惕.”“不但會視我方今后的對華態 度如何而援助中國，使中國在政策上更加依靠歐美”，所以，日本必須“尊 重美國對華通商上的利益，使它對于我國的公正態度有所諒解，同時以日、 美間經濟上的相互依靠關系為基礎，力求增進親善關系，并竭力使它不阻撓 帝國實現東亞政策對于歐洲，鑒于歐洲政局的變化對東亞有重大的影響, 所以，“應盡力把歐洲政局導致對我方有利”，必須“調整日、英兩國關系是 極有效果的。”同時“實現日德合作。增進與波蘭等國的友好關系，以牽制 蘇聯。”對于南洋地區，因為其是世界貿易的要沖地區，對日本是必不可少 的，所以“應該鞏固其發展中的地位，但是應該注意避免對有關各國產生刺 激作用，努力消除它們對帝國的恐懼心理，致力于和平而又漸進的擴張與發 展.”①.
制定這一外交方針后，日本在國際上積極地開展了外交活動。由于英國的 態度會直接的影響到歐洲對遠東事務的態度。所以日本政府首先積極謀求與英國 在遠東地區的合作。
由于倫敦已經透露出日本策動的這一活動的信息，使王蕓生敏銳地覺察到 日本的動機及其對中國及遠東太平洋地區、世界的國際秩序的影響，認為這是一 個重新建立遠東秩序的事件與契機。他認為：
“此事的發展，不僅直接涉及中國，且將整個觸及太平洋國際秩序的問 題。”我“從英日兩國在華地位的演變及中國將來在太平洋國際關系中的地 位，進而推論到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對此次英日談判可能的發展及 其意義，作一個比較遠大的討論
“英日談判的主要內容，大勢判斷當有以下兩點：（一）、海軍及太平洋 設防問題；（二）對華問題。……海軍的無限度競爭，在目前日本雖尚有此 力量，長久的支持下去，將非日本的財力所能勝.在這一點上，日本頗有欲 向英國對于太平洋設防及海軍問題謀得妥協的可能.太平洋的中心在中國， 所以，中國問題也是必然觸及的
關于中國問題.英日謀求妥協的可能性比較大.雖然雙方都聲稱還不曾 提出什么具體的建議，但是，根據路透社所報告的消息，則是在分裂、壟斷 中國的利益.
《帝國的外交方針》（1936年8月7日），載《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97-201 頁，上海入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對于日英之間談判涉及或瓜分中國的問題，王蕓生義正嚴詞地指出：英日 雙方的談判，“若涉及中國的利益及立場，必須征得中國的同意并參加，不能由 英日兩國做片面的妥協。若勢力范圍的分割，國際銀團式的壟斷，中國必反對到 底。”
在日本通告五國海軍公約滿期廢棄后，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太平洋和平 秩序已經不存在，太平洋進入無約束時代，環太平洋國家都在加強軍備。王 蕓生引用胡適在《獨立評論》230號上的《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 新形勢》指出：“這個新均勢可以引領我們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戰，但同時也 指出，若有眼光的政治家，能利用這一群新均勢建立一個太平洋區域的國際 新均勢，建立一個’集體安全'的新機構，還是有可能的。”
“目前的英日談判，……內容涉及太平洋、海軍及中國問題，不應該， 也不可能由英日兩國成立單獨的妥協。”環太平洋國家都應該參與。“這幾年 來太平洋的變態形勢是由日本造成的，現在如要重新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主要的關鍵是看日本有無充分的覺悟而定。”至于我們中國，“在這個場合上, 義應助成各國海軍問題及太平洋設防等問題的協調”。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 建立太平洋地區的新秩序是有可能的，但最后的關鍵是日本的態度。
在《蕓生文存?自序》（第一集）中，王蕓生亦提到了日本的廢棄海軍公約 及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對太平洋地區政局、中國的影響：
“九一八迄今已五年多，在這五年多的光陰中，中國的國運及世界大勢 都是由沉重抑郁的情緒中，掙扎苦悶，以期挽回悲運。在這幾年中，日本把 中國推到存亡線上，撕毀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廢棄了海軍公約，整個的太 平洋走入無條約時代.太平洋沿岸的國家都在整修軍備，以防這個日本老虎 的奔突；蘇俄成功了兩個五年計劃，在西伯利亞與北滿之間建立強大的軍備， 同時一個統一的中國在綏遠抗戰西安豐變之后以新興的姿態出現”.太平洋 地區出現了新的均勢.這些因素，將會重新穩固東方的國際均勢，以引號中 日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我們絕不可預存空洞的幻想，要把握住自力建國 的真諦，準備一切擔當非常的工作。無此覺悟，則一切將成虛幻。
t《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1937年5月8 0）,《由統一到抗戰》（蕓生文存第二集），第157-158、159、 160、161頁。大公報1937年版。
（七）戰時外交原則：“覓取一切朋友的力量，以打擊當前的敵人”
“七七事變”發生后，中國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中日之間雖然沒有宣戰, 但實際上進入了戰爭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外交問題是一個關乎中國命 運的大問題。國民政府為了讓世界了解中日戰爭的真相，爭取世界各國對中國抗 戰的援助，成立了戰時國際宣傳處①。同時派出了特使岀訪歐美國家，以官方或 民間的方式了解各國家對中日戰爭的態度與立場，同時努力爭取各國對中國進行 道義上的聲援及財政上的支持。政府外交觀念上的轉向，帶動其外交行動發生了 與之前不同變化。這時外交的目標是爭取國際上一切反戰力量的同情并給我方以 財政上的援助，助我打敗侵略者、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日本侵略者。這是戰 爭時期外交的最高原則。中國外交策略轉變，顯示著中國的外交完全轉向了一切 為戰勝日本入侵的戰時外交狀態。對于戰時中國在外交上的原則，王蕓生表示贊 同。他認為：
戰時外交的最高原則應該是：“覓取一切朋友的力量，以打擊當前的敵 人°”所以全國上下應該統一認識：就是“我們的敵人只是一個日本帝國主 義，此外世界各國皆是我們的朋友。”為發動戰時外交的力量，“各方面都要 小心謹慎，消極的不挑動國際的惡感，使世界的同情常在我們這方面；積極 的要取得友邦的援助，以打擊我們的敵人。……我們不僅希望同情，更希望 援助。”“我們的戰時外交，第一不要失掉國際的同情，更進一步取得朋友的 助力。”②
王蕓生認為戰時外交的最高原則應該是積極地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 力量，集中打擊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同時要小心在外交行動中不要引 發國際社會的惡感。為進一步闡發自己的主張，王蕓生又寫了《我們的外交方針》 一文，詳細地分析了當時的世界政局及可能的演變、分化情況；日本對外政策的 演變情況及可能導致的結果；中國應采取何種外交方針。他認為政府要從三個方 面的演變情況予以全面考察，才能制定出恰當的、適時的中國戰時的外交方針：
第一、關于國際的外交分野。他認為，當時的世界格局在亞洲與歐洲兩 大地區，各出現了呈對立狀態的集團.“歐洲對立著法蘇、德意兩大集團， 在東方顯列著中蘇日三角陣形。”個別集團或個別國家的決定可以決定世界
»陳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
»《戰時外交》（1937年8月28 0）,《由統一到抗戰》（蕓生文存第二集），第251-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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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的變化.
第二、日本的外交路線。日本大陸政策的對象，第一個是中國，第二個 便是蘇聯。中國弱，她以為不難征服；蘇聯強，一礙她的侵華的進路，二是 她大陸政策的最后阻礙，所以恨之最甚。“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六年多，她一 面用武力逼壓，一面用外交引誘，但中國盡管在武力前屈讓，在實質上永未 投降。”日本為了達到目的，必然與歐洲的德國、意大利結成聯盟的外交路 線，使他們在歐洲牽制蘇聯，“便于自己專力對付中國可見“在日本這條 外交路線上，無疑的，中蘇的利害業已完全一致。……所以目前中國的抗戰, 是保衛自己；也是掩護蘇聯；蘇聯在這時有所行動①是助華，實是助己°”
第三、我們的外交方針。……對日外交有三條路線：（一）與日本簽訂共 同防共協定，就是投降日本…….（二）不死不活的往下拖，如同九一八以 來的路線。（三）鮮明的與反日勢力攜手，決心死戰。他分析認為，第一條 路不可能，第二條路走不下去.只有第三條路可走。但目前“未曾完全踏上 第三條路。”為此，我們的外交方針還需要明確：“第一，我們對日本已開戰, 但還不承認戰爭狀態，拖著一個尾巴他認為，這會影響到別國對我們的 援助。® “第二，我們認定日本是我們的唯一的敵人，”對其他國家避免沖突， 在世界而上爭取道義上的同情與實質上的援助。“第三，要有一個自主的方 針，無論如何，要先決定自己所要做到的限度，然后一切努力才有所歸趨。”
綜上，“我以為我們應該在外交上有進一步的表示，以示不投降不屈服的 決心。”以這種決心，推動世界上反法西斯勢力的聯合以鎮壓法西斯勢力的 囂張。“我們的勝利才有絕對的把握“以上所說的是我們的堅定的外交方 針可能的外交影響，至于它在內政上的影響，也是同樣重大的。” °
王蕓生充分地考慮了國際政局、日本對外政策后，指出中國在外交上應確定 日本是我們的惟一的敵人觀念，以推動世界反法西斯勢力的聯合共同抗擊法西斯 勢力，中國的抗戰才能取得勝利。王蕓生的這一外交觀念是與當時國民政府的“苦 撐待變”④的外交策略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對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充滿信心。 1938年2月4日，他致沈從文的信中說：
®關于蘇聯在“七七”事變爆發后援華的情況可參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關于使用五千萬美元貸款之 協定》的具體內容及他們的簡釋。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606-615頁，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關于對日的宣戰與否的問題，當時在國民政府內部與外加人員之間是有爭論的，但鑒于形勢的發展，最 終討論的結果趨于一致，認為不宣戰對中國爭取國際的援助尤其是美國的援助來抗戰更有利。直至太平洋 戰爭爆發，中國才隨英美之后對日宣戰.
®《我們的外交方針》（1937年10月14 H）.《由統一到抗戰》（蕓生文存第二集），第331-335頁。
® “苦撐待變”是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一直堅持并促其實施的外交戰略，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還在堅持"苦
“國家在前進途中，這次戰爭將更加速國家的進步，假使我們在此時不 能把國家撐持住，并推動她進步，那便異常危險。弟于國事，意識中始終不 悲觀。對外戰爭可免國內革命，且可促進國家之改造也。” ®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爭取國際援助相當困難，但蘇聯與中國在1937年8 月21日于南京簽訂了《不侵犯條約》、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簽訂《關于使 用五千萬美元貸款之協定》、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簽訂《關于使用五千萬美 元貸款之協定》、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關于使用一億五千萬美元貸 款之條約》、1939年6月16日在莫斯科簽訂《通商條約》、1939年9月9日在重 慶簽訂《組設哈密阿拉木圖間定期飛航協定》等協定②以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蘇聯的援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抗戰的士氣，使中國的抗戰得以堅持下來。所以中 國一直視蘇聯為可靠的盟友。1941年，國際緊張局勢加劇，日本加緊了南進太 平洋地區的計劃。為此一方面加速侵華過程；一方面在國際上進行積極的外交活 動，企圖與美國談判，達成某種協議、換取美國對其南進太平洋的諒解（最終因 美國的不肯讓步而告終）、同時在歐洲亦與英國進行談判尋求妥協、與蘇聯進行 秘密的談判。蘇日雙方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并 發表了共同宣言。③隨即日本向外發布了這一消息并稱：該協定保證日本卷入太 平洋戰爭時，可免除北方的威脅。④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引起了國際社會和中 國的高度重視。華盛頓各大報均以大標題刊載這一消息，華盛頓郵報刊載一未署 名的外交人士之語，謂蘇聯簽署此協定之目的在歐洲。白宮及國務院聲明立場不 變，將繼續注視遠東繼續援華。中國政府對此一事件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外交部 部長發表聲明宣稱其對中國領土主權造成了損害，“對于中國絕對無效”。⑤蘇日 之間的協定使王蕓生感到驚奇與憤怒。在張季鸞的支持下，王蕓生寫了當時著名 的社評《蘇日中立條約》⑥刊登于1941年4月15日的《大公報》第二版。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第54頁，武漢：長江文藝岀版社，2004年9月.
®條約的具體內容詳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三冊），第1105-1106、1115-1121. 1135-1149頁, 北京：三聯書店，1882年8月第2次印刷.
®《蘇日中立條約》全文及《共同宣言》全文，見《大公報》（第二版）1941年4月15日。條約全文主要 內容如下：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 犯性•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沖突期間， 即應始終尊守中立。第三條，.現行條約自自締約國雙方批準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為五年。在期滿前一 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共同宣言》全文主要內容：遵照 蘇日于1941年4月13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 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 主權與神圣不可侵犯性.
®《蘇聯與日妥協》，《大公報》（第二版）,1941年4月14日.
3《蘇日宣言妨我主權》，《大公報》（第二版），1941年4月1$日.-
®這一社評，在1949年后，被某些評論家當作《大公報》"反蘇”的罪狀。見王芝琛著：《一代報人王蕓生》, 第74-76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
基于中國戰時外交方針是促進國際社會反法西斯勢力聯合以打擊共同的敵 人日本法西斯勢力、盡力避免與其他國家的沖突的外交原則，王蕓生從當時國際 政局分野的情況出發公開地批評蘇聯違背中蘇兩國曾經締結的條約。指出在日本 已經明顯地與世界法西斯勢力聯合、中國的全面抗戰已打到第四年的時候，與日 本簽訂這樣的條約，“在客觀上就等于蘇聯便利日本對華作戰，便利日本南進， 在太平洋上與英美開展”，所以這一條約在實際上是與“和平背道而馳”。從邏輯 上講妨礙中蘇關系:不僅違背中蘇雙方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中蘇協定》 中的第四條規定①、也違背了 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 約》第二條的規定。②另外，在蘇日《共同宣言》中，蘇日雙方互相尊重所謂“滿 洲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是違背了 1924年中 蘇協定所規定：不訂立有損中國主權之條約及協定及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 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的行為是破壞雙方條約和侵 害中國主權。
王蕓生也說明了批評蘇聯的舉動而沒有責備日本的原因是：日本是我們的敵 人，而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兩國有傳統的友誼。蘇聯的言行無論是出于何種動機, 都是中蘇關系史上的“異常可憾可惜之舉。”
在文章的最后，王蕓生指出了《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及《共同宣言》的發 表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及太平洋局勢的影響：
(-)這一條約及宣言便利了暴日之侵華，“我們在精神與實質上均應 有所振奮與準備。”誠如蔣委員長所言：我們應作“最艱苦的打算，最險惡 的準備。”抗戰四年以來所以堅持到今天，主要是我們自己在打的結果，“自 己不能打，任何人也幫不了忙(二)這一條約與宣言便利了暴日的南進, “因此太平洋上各友邦應要加以警戒及準備。”因為“東京各報在鼓噪著， 說要乘此機會，先解決中國，再南進°”日本在等待納粹在歐洲行動的結果， 一旦納粹在歐洲成功，日本就會有所行動.“所以英美也要積極布防，準備 截擊太平洋上的海盜！
®第四條規定：“締約兩國政府聲明，關后無論何國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 定。”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515-518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 月。 '
®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沖突期間內對于該第三國 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并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 略之締約國.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第606-607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 出版社，1991年1月。
三、王蕓生外交思想評價
王蕓生在《由統一到抗戰》（《蕓生文存第二集》）的自序中說：
“我是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常隨國家之憂而憂，國家之喜而喜。在這個 年代，我自然也憂深喜濃。”“對外的戰爭既然爆發，軍事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的筆，也希望它對于國家的抗戰能有些微的貢獻
“九一八”事變之后，王蕓生全力研究日本近代化以來的中日關系史，以貢 獻國人以真實的史實，使國人知恥懷奮，慨然而生救國之心。在此基礎上他密切 關注當下的中日戰爭問題。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日戰爭結束期間，圍繞著如何 盡快結束中日戰爭，他撰寫了大量的與此相關的內政、尤其是有關外交問題的文 章，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王蕓生提岀外交思想的動機，是“希望它對于國家的抗 戰能有些微的貢獻”，體現出中國媒體人一心為國的職業道德。為使自己提出的 外交主張、建議具有可行性，他提出的外交思想既有對中日關系史深入研究的學 術背景、又有媒體人敏銳的觀察力與職業敏感。從前文詳細的解析其針對日本入 侵中國后中日關系演變的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及與之相關的問題提出的批評與主 張看，他的外交思想主要包含如下內容：
在中日沖突的前提下，將對日外交放在中國外交的首位；密切關注日本外交 活動的動機及可能形成的影響；國民政府與日本的談判時應遵循領土主權不可侵 犯的原則并應明確；要注意研究日本外交具有二重性的特點、以從中窺見日本對 華政策的真正動機；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一方面要鼓舞并動員起中 國民眾誓死抵抗日本到底的勇氣與精神，另一方面，要在國際社會廣泛的宣傳法 西斯勢力破壞和平的事實、倡導國際反法西斯勢力聯合以共同擊敗法西斯勢力， 才能贏得中國抗日戰爭的徹底、最后的勝利；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要知己知彼, 既要考慮中國自身的情況、敵對國的外交政策、也要考慮世界各國的對內對外政 策一這樣制定的中國對外政策才有可行性、對中國最有利；密切關注國際局勢 的演變對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冷靜地預測、判斷國際政局 演變的趨勢。
他提出的外交思想只圍繞著一個中心：爭取中國抗戰的徹底勝利、實現民族 的解放、獨立、自由。從今天反觀歷史，王蕓生關于中國戰時外交的主張與建議 是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日關系演變的進程相一致的，理智、冷靜而富有預 見性，他的一些論斷已經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他提出的外交主張與政府及學政 復合體人士提出的關于如何戰勝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外交思想目標一致，是符合歷 史發展的脈搏的。這體現了在面臨民族生死存亡時刻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外交觀念 一致的歷史現象。.
第四章顧維鈞的外交思想
顧維鈞（1888-1985）,字少川，嘉定（今屬上海市）人，留美學習。1912年獲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回國后，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外交部參事。后 參加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為維護中國的主權作出了努力。1922年起，曾任 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并代理內閣總理。1931年12月出任南京國民政 府外交部部長，不久因蔣介石下野而辭職。后代表中國政府參加國聯李頓調查團。 同年出任駐法國公使，并任中國政府出席國聯大會代表。1936年任駐法國大使。 1941年任駐英國大使。1945年任中國駐聯合國籌備委員會首席代表ol946~1949 年任駐美國大使兼駐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團長。1957年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宮。親 自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后的關于解決戰爭遺留問題及相關戰后問題的巴黎和會、 華盛頓會議、敦巴頓會議、吁金山會議。他在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代表團的臨時 答辯性發言，語驚四座、暴得大名。唐德剛先生這樣說：“顧維鈞這一炮打得太 響，他個人也為之在國際上享譽一輩子，而沒有褪色。”由此也證明了 “弱國未 必無外交”。①著有《外人在華之地位》②、《顧維鈞回憶錄》等。
一、顧維鈞外交思想的提出
對民國時期職業外交家群體的研究，過去由于長期的國共對立及大陸的學術 狀況自身的缺陷，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以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史學觀為指導的， 這也直接影響到了對近代外交家的評價，但目前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隨著 《顧維鈞回憶錄》的岀版，對民國時期職業外交家群體的評價也發生了歷史性的 變化。③顧維鈞的研究成為重中之重④。顧維鈞是一位職業外交家。目前學者從西
®唐德剛；《編撰V顧維鈞回憶錄＞及民國外交史雜記》，載金光燿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23頁，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此書為顧維均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1912年在紐約出版，1925年外交部圖書處以中文出版° 見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第2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石源華：《重評民國時期的職業外交家群體》，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385-397頁，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關于顧維鈞與中國外交關系問題的研究已經展開，有大量的研究論文發表，尚有《顧維鈞傳》（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12月）及外交思想及顧維鈞與中國抗戰之關系的研究專著出版。鑒于顧維鈞與中國近代 外交關系之密切及圍繞與顧維鈞相關的中國近代外交問題的展開，2000年9月15日——16日在復旦大學 舉辦了《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后出版了此次會議的論文集《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2004年8月27日一28日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外關系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在復旦大學聯合舉辦了《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的國際學術討論會。 從與會者提交的論文看，論文集的名稱中雖然沒有岀現顧維鈞的名字，但論文集中的論文的內容中卻有不 少的篇幅與顧維鈞參與的外交事件有關（見此次會議的論文集：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 交》，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復原或重建了顧維鈞參與中國外交活動的歷史 過程及細節，為本文研究顧維鈞外交思想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背景材料及框架，可以使我們更好的理解顧 維鈞外交思想的提出的原因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被政府采納的程度。
方的科層制理論及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的理想追求及從政的最終目標上,將其歸 屬于自由知識分子或“學人”。筆者接受這一見解，故將顧維鈞歸于知識界的一 員。®
顧維鈞一生參與了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外交事件,在中國近代外 交史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從三十年代早期開始寫日記，打算從政府 部門退休之后的某個時候撰寫我的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的 《顧維鈞回憶錄》保存了完整的顧維鈞外交實踐的過程，及其在實踐的過程中對 所遇重大外交事件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思想策略。顧維鈞認為自己的回憶錄是 “檔案”：“從我早年從事外交事業起，我就一直對為后人保存重要的外交通訊和 記錄以及我的官方會見和討論記要深感興趣。因為今天的歷史來源于昨天，這類 檔案不僅能為我們提供一面反映過去的鏡子，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 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希望這對研究那些動亂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國學人”有 所補益。②
本部分主要依據《顧維鈞回憶錄》歸納與梳理出顧維鈞戰時提出的外交思想 非完善他親歷的外交事件的詳細過程及其背后復雜的國際政局。
研究、梳理顧維鈞在抗戰時期提岀的外交思想是非常有意義的。由于職業的 關系，他提出的外交思想一般是以國際法原則為出發點，所以帶有很強的理論性 或抽象性，具有普適性及長遠的意義；同時他提岀的外交思想也是其職業外交工 作體會、經驗的結晶，更可以彰顯出他作為職業外交家在抗戰時期提出的外交思 想的針對性與時代性特色及前瞻性。
二、顧維鈞的外交思想
（一）批評國民政府外交決策、行動之失當
針對國民政府在作出外交決策時不僅不征求駐外使館官員的意見，甚至在作 出決定后，除了通知那些駐在直接有關國家的外交代表外，對駐其他國家的中國 外交代表也不通知現象，顧維鈞提出了這樣的思想：政府在作出有關外交決策或 行動的決定之前，應該征求外交官的意見、尤其是駐相關國家的外交人員的意見 以了解所在國的情況。他以北京政府為例說明，在作出決定前，北京政府總是發 電給駐外使館了解“當地的輿論和對華態度，以及對北京政府最終將作出的決定 可能有何反應”，并要求他們提出報告，使政府“了解外界主要國家的輿論趨勢， 這樣對于如果作出某種決定會有什么反應能有確實把握。"但國民政府時期的外
®顧維鈞身份確認、歸屬，己經在導畜中詳細說明，在此不贅。
®《顧維鈞回憶錄•附言》（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交官，“僅僅是外交部的代理人”，政府給他們的公文就是直接命令，沒有人向他 們征求意見。“外交部甚至常常在不完全了解國外反應的情況下即做出決定嚴對 于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不同的特點，顧維鈞有這樣的解釋：
“民國初年，當政者均為舊派人物，因為在清末的五、六十年間，外交 事務常常成為絆腳石，甚至成為許多高官顯貴倒臺的原因，故視辦理外交為 畏途。他們害怕牽連，因而寧愿交給“外交專家”，即對外交及對外關系有專 長的人去辦理。在國民黨內，許多領袖人物都曾在國外居住、學習，他們自 以為完全有資格作出決定，不需征求駐外代表的意見” S
此外國民政府對一些重大的外事行動，不僅對外界保密，甚至對外交官也保 密。這對于外交官保持與其他各國外交官的相互溝通及其了解各國對本國采取這 一行動的立場是非常不利的。向外交官通報本國重大的外交活動的思想及趨勢本 是各國外交活動中的通則。因為“情報對于外交官來說是極關緊要的”，③他舉 1943年開羅會議的召開為例說明此問題，當時各國的外交官都已經知道將在開 羅召開會議，且蔣介石已經在去開羅會議的途中，但國民政府卻把這個消息當作 了絕頂機密，不向外公布，亦不通報駐外使節。
（-）關于人民外交與政府外交之關系
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鑒于對外關系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國民非常關注 外交問題，依靠人民外交的配合，政府成功地拒絕在巴黎和會的和約上簽字。國 民革命時期的外交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人民外交的路線。所以在民族危機的 情況下，人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堅強的后盾。但顧維鈞以職業外交家的視角對此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為口號，但在外交談判上“不能指望百 分之百地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 達成協議。”因此只要達成百分之六十——七十，就是“大勝”。所以當談判“接 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 動”，而失去已經得到的部分。那樣只能把談判搞糟，就如黃郛在華盛頓會議與 日本關于山東的膠濟鐵路的交涉一樣④。顧維鈞的關于在外交談判中不要指望百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④《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顧維鈞回吃錄》（第一分冊），第39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7,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分之百的成功、要注意知己知彼適時進退才能有所收獲的的外交思想，在太平洋 戰爭爆發后，中英之間談判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一事中體現的非常明顯。他在了解 了英國談判的底線后，說服蔣介石放棄談判時一并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堅決態度, 避免了談判破裂的危險,最終使歷時兩個月的中英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談判以雙方 簽約結束。“顧維鈞對中英談判中棘手的九龍租借地問題的處理，顯示了他在外 交交涉中的一貫主張”。①
“在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 號，群眾組織起來大游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 性的后果。”②“九一八”事變發生，為解決中日之間的沖突，顧維鈞提議設立錦 州中立區，暫時停止中日之間的沖突，以雙方談判解決問題。但學生因為不了解 情況，以為是要將錦州及以東送給日本，所以南北方的學生強烈抗議，最后只得 作罷。③所以，在辦理重要的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的利益”, 而不是黨派和政治的利益，當然更不能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以避免外交的失 誤。“特別是在人民外交當中，由于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 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總是光考慮民族的利益。”若全力考慮民族的利益, “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
對于顧維鈞這種超越黨派及個人利益、一切以國家的利益為最高準則辦理外 交的思想及實踐，學者研究后認為：反對政黨政治介入外交，反對以黨派和政治 利益的觀點來處理對外關系是顧維鈞超黨派外交思想的核心內容。⑤
但是，顧維鈞也不是一味堅持外交絕對不能公開。他認為在政府需要輿論支 持的時候，才可以將外交的情況通過非正常的渠道透露出去，但也不一定要說出 全部。他的話是其外交經驗的總結。據其回憶說，當中日之間辦理“二十一條” 時，由于日本的強硬的態度，限令我們接受，我國孱弱，無力反抗，此時“惟一 可用的抵抗工具，便是向其他強國駐華使館泄露廿一條的內容，及日本的橫蠻欺 凌。”他在會議期間，請示負責人的許可，“秘密奔走于各國使館及托美國聯合通 訊社向全世界傳播消息，以激動公憤，從旁牽制日本。”⑥
1968年他曾在對袁道豐談話中談到關于外交公開與秘密運用的時機問題， 他說：
“外交交涉也不應經常公開。比方在談判期間如隨便將內容宣露，有時
參見金光耀：《顧維鈞傳》，第204—211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顧維鈞回憶錄》 （第五分冊）的相關內容。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8,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詳見岳謙厚：《顧維鈞與抗日外交》，第127-141頁，河北人民岀版社，1998年8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7,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①岳謙厚：《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第49頁，j匕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73474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足以債事，妨礙談判的進行。當然，在適當時機，由發言人或非官方泄露一 些消息，以引起人民的注意，而獲得輿論的支持.這是可以相機而行的.不 過有時一國的憲法或傳習要外交公開.但這也僅指國會外交委員會公聽或秘 密聽取報告，外交當局也不一定把機密全部說出®
（三）主張積極的利用國際組織、會議開展多邊外交
顧維鈞主張外交官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組織或場合，注意對外宣傳。國際會議 或組織外交緣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辟了 “通過會議形式進行 外交的時代。”也就是說一國外交官要代表政府利用一切的公共場合或組織作為 講壇，進行外交宣傳，國聯就是這樣的組織。顧維鈞說：
“我是中國政府中第一個敦促國家關注此問題的人”，“早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時期，我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即如何成立一個組織來維持和平”。°
他是利用國際組織、會議、條約體系開展多邊外交活動的實踐者。他說：“在 會議外交中，一個外交家必須時時注意會議講壇，尤其是世界報刊所代表的輿 論。”躲避報紙和輿論是不對的，“有些時候關鍵因素就在于當事國報紙所反映的 群眾的認識，因為在有些國家政府的政策是受輿論影響的。”③美國政府的對內對 外政策就是需要人民支持的。由于意識到會議外交的重要性及報刊輿論對一個國 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本人利用一切國際會議發言的機會發表演說，闡述中國 政府的外交訴求。故他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及二戰后期的籌建聯 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都認真準備擬向會議提出的議案。我們從他抗戰時 期在有關國際會議的演講看，他善于利用會議外交。如1937年9月15日的國聯 第十八屆大會上討論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時，他在講演中適時地將“七七”事 變后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及侵略的實際情況告知全世界，認為，日本使用強大的戰 爭機器，“企圖在亞洲大陸控制中國、征服中國”，遠東的局勢已經“嚴重地威脅 著世界和平。”從事件發生時起，中國地方政府多次努力力圖和平解決，但日本 并沒有停止擴大在中國的戰爭。鑒于“遠東的局勢異常嚴重，需要國聯迅速采取 措施。中-國政府根據盟約的第十條、第十一條和第十七條，正式向理事會呼吁， 請理事會決定是否應立即討論采取行動或由大會討論”等，以協商解決問題的辦
e袁道豐：《與顧少川大使談外交》，（原文載《東方雜志》第二卷第五期（1968年11月）），載董霖：《顧 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68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
®《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3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
③《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法。①在9月27日的國聯顧問委員會上他再次發言，旨在向世界陳述“由于日本 重新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而引起的主要問題以及我國政府認為應當釆取的對策, 請各位討論和采取行動。”考慮到日本對和平居民的“非法和不人道的轟炸”，他 認為，國聯“至少應予以正式譴責，載入記錄，并建議各會員國政府，采取一切 可行的辦法”，制止日本這種屠殺的行為。②9月26日，他從日內瓦對美國廣播 演講，指出：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是要日本稱霸亞洲，成為太平洋的主人。 他們把這一目標，視為最終實現日本所謂統治世界的神圣使命的基本步驟。他們 選擇武力，作為其實現政策的手段，無視于一切愛好和平和文明的人們所希望加 以維護的國際公法、條約義務和人道的考慮。呃日本的行為不僅是對中國的侵犯, “也是對美國和其他締約國的侵犯”。④他認為，為了防止日本侵略的繼續擴大，
“目前需要用政治眼光來解決問題，是如何防止這一種或然的情況，成 為事實。我個人認為：達到這一目的的辦法，是幫助中國抵抗侵略，維護中 國的獨立，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進行友善而堅定的干涉，使軍國主 義與帝國主義的日本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孤立，認識到對其將來幸福的危險而 幡然改圖。”當然“我們中國并不希望美國人民為我們而戰，我們也不希望美 國以別的方式卷入目前的沖突.中國有足夠的戰士。……但是，它確實需要 有精神的支持和物質的援助來應付目前的危機，應付的成敗，關系到中國的 獨立，關系到和平的全局唯有如此，才能“恢復國際關系方面的法律和秩 序，永保太平洋上的和平®
顧維鈞在國際組織公開演講的目的旨在讓世界各國了解中日沖突的真相及 日本對中國的入侵對遠東、太平洋地區及世界和平的為威脅，呼吁各國依據國際 法律制裁日本，同時向各國人民請求援助，考慮到當時美國孤立主義思潮的盛行 及厭戰的情緒左右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從心理上解除了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拒斥態 度，只是請求美國給予中國道義和物質的援助而不是要求美國參戰。顧維鈞利用 國際組織開展多邊外交的思想及實踐與現代國際政治的基本走勢一致。®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94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98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①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01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03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04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張瑋、岳謙厚在《三十年代顧維鈞"國聯外交”考察》一文中，對顧維鈞的國聯外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認為：“其國聯外加思想之發生、發展及具體運作與現代國際政治的基本走勢密切相關”。載《山西師大學 報》，2003年1月。
（四）外交酬酢、私人購情誼與外交之關系
他認為外交酬酢、私人的情誼對外交官很重要。因為，人畢竟是人，有了交 情友誼，不少事情可以容易辦通。特別是你的好朋友是達官要人時，幫我們國家 說話。“在外交宴會與雞尾酒會中，你可以遇見不少達官要人。這是探聽消息的 好場合與好機會。當然，有時人多不能暢談，但可以約好改日密談。”另交際中， 太太們的情報也不少。“不過，當國家在生死關頭與切膚利害有關時，私人感情 便失去作用。”①
（五）弱國更需要外交
這一問題，是他在回答別人的提問“在交涉時如何著手”的問題時所說。他 說：
“有人說，，弱國無外交其實，弱國才正需要外交。孫子說：'知己知 彼，百戰百勝,。德國的軍事學家克羅塞維茲將軍說：'外交是戰爭的另一方 面外交交涉，首先要看準對方。如果是一強國，他的代表到了絕望時，會 對對方說：，如果你不應允，我國政府只有采取其他辦法之一途這隱含威. 脅，那便須小心。弱國沒有國力，便不會這樣說.但這并不說弱國一定要屈 服。如果國際環境好，強國有其他牽累或顧慮，它也可以不屈服；靜待時機， 徐圖補救。”所以“交涉，是要臨機應變，觀時度勢的。”"
在他參與的“二十一條”談判中，他提議利用英美在華利益，爭取他們牽制 日本，親自負責將中日間談判的消息及內容透露給英美，最終迫使日本同意在正 式的條約中不包括原來的第五條。所以他說
“我不相信弱國無外交之說.唯其弱，故依賴外交較強國更為重要在 敵強我弱的背景下交涉，“法律與理由是交涉的最好武器，武力與感情不能 正式應用.一個國家無論如何強，不能事事都用飛機戰艦原子彈去威脅人家. 感情的應用也是有限度的，經不起國家利害的沖擊;” ®
①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67-168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顧維鈞的這種外 交思想貫穿于他一生的外交活動中，尤其二戰后任駐美大使期間，就充分發揮了這一外交原則。見金光燿:
《顧維鈞傳》，第245-253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71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倉董霖：《顧維鈞與戰時中國外交》，第177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再版。
對于顧維鈞在中國處于弱國地位的情況開展外交活動的成功經歷，研究者有 這樣的評述：“鴉片戰爭后的一個世紀中，中國一直處于弱國的地位。但正因為 弱國，受列強欺凌，就有許多對外交涉，就更需要外交，在弱肉強食的國際舞臺 上，弱國的外交家確實面臨著諸多的尷尬和困境。顧維鈞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家, 卻以他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非凡的才智，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外交作出了獨 特的貢獻，為他個人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更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尊嚴。以顧維鈞 的經歷，我們可以說，弱國可以出偉大的外交家” ®0
（六）以經貿影響政治外交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釆取了將中日沖突事件交由國聯裁決的外 交策略，各國都表示要尊重條約和國際法律討論中日間的沖突。但是在國聯全體 大會根據李頓調查報告書通過決議之前，日本政府為全力爭取國聯會員國支持自 己的行動與立場，不斷散布說在中國華北地區的中日沖突是中國挑起的，并將這 樣的消息散布到國際社會，以混淆視聽。中國在國聯的代表團也在進行全力爭取 會員國支持中國的立場的活動、努力說明事件的真相；同時秘密關注并探聽日本 與各國的往來及溝通情況。當顧維鈞搜集到日本曾向法國的施耐德公司訂購大批 大炮、小型坦克的情報后，他意識到了經貿關系對政治的影響，即在1932年12 月31日電告外交部說，日本除法國外還另向英、德、意、捷克等國訂購類似的 軍事裝備，以圖影響這些國家有關滿洲問題的外交政策。為此他建議：“我國也 可以運用同樣的策略，在購買軍事裝備時，只向對我友好的國家訂購而不向對我 抱有敵意的國家訂購”的以經貿影響外交的策略。②
（七）適時地向政府建議制定新的外交策略并提出具體的方案
1933年2月14日，國聯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了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規 定所提出的關于中日沖突的報告草案，世界輿論一致認為這是“中國在道義上和 外交上的莫大的勝利，而日本則是完全被孤立了。”③但在24日大會通過關于中 日問題的報告及建議書后，日本聲明不接受報告書，一個月后宣布退出國聯。隨 即發動了對中國熱河及長城一線的進攻。對于這一情況，中國政府建議利用國際 °金光燿：《顧維鈞傳》，第308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另在2000年9月15-16 S, 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的“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關于"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也是會議討 論的熱點。金光耀教授在會議的論文集《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的《前言》中在總結了與會者對顧維鈞辦外 交成功事例對“弱國無外交”的挑戰后，對此有同樣的表述。金光燿：《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6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第1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第1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
盟約第十六條的規定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但考'慮到中日之間并沒有宣戰，且雙 方還存在事實上的外交關系，所以國聯會員國不同意釆取制裁手段。而美國也不 同意實施禁運，因為按照美國舊的中立概念，應對中日雙方同時禁運。在這樣的 情況下，中國關于與日本斷絕外交關系問題展開了討論。而此時日本正在對中國 熱河進攻中，中國無力抵抗，很快失去陣地。中日之間在1933年5月31日，簽 訂了《塘沽協定》，雙方停戰。此后，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汪精衛 還任命唐有壬為外交部常務次長。對于這樣的人事變動，顧維鈞認為：“政府可 能今后在外交上致力于與日妥協”嚴國際上支持中國的國家在熱河事件后對中國 很失望，《塘沽協定》給外人的印象是中國愿以妥協方式解決與日本之間的糾紛 并默認日本所造成的現狀。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塘沽協定》是日本軍部與外務 省在策略上成功的產物，他們的策略旨在“挫敗國聯干預遠東的政策”。中國政 府的對外政策是消極的。總之，中日之間問題的結果，國際社會非常不理解。此 后國際社會對中日問題的關注一落千丈，報刊上很少見到這方面的報道。這是日 本所期望達到的結果。針對國際社會對中日沖突的消極立場及當時國民政府本身 對日的消極政策，顧維鈞與外交官們研究后認為：“目前的國際形勢以及全中國 的最高利益都需要一個更為積極的政策。”原因如下：
第一，世界各國，即使是那些與中國有大量的貿易往來或利害相關的國 家，不到他們認為必要的時候，決不會進行有利于中國的干預。因為中國本” 身對日問題都取消極政策，他們自然不愿作為。
第二，就中國本身來說，對日本取消極政策實在是太危險了。這意味著 向全世界表示中國自愿放棄東北，并有可能導致被瓜分的危險。且歐洲局勢 日益惡化，這必然導致世界各大國在國際問題上抱更加現實的看法，并執行 一種更加權謀狡猾的政策.
第三，歐洲政局的持續不穩，可能導致今后幾年內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若此，日本可能會利用這一機會再次向中國勒索權益和領土，一如一戰的爆 發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及世界經濟危機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一樣.
第四，目前日本正在加緊與蘇、美周旋，取得他們的諒解，并期望恢復 友好關系。②
鑒于這樣的國際、國內局勢，他認為中國有必要為應付將來的危局制定積極 外交政策及對內建設的綱領，與同人達成共識后，將討論的內容發往外交部、行 政院長汪精衛和蔣委員長。
他們討論所提出的外交方案如下:
在經濟上的抵抗：（1）加強抵抗日貨（2）向友好國家采購（3）建立消 費品工業以取代日貨。
在政治上的抵抗：鼓勵在東北的義勇軍的活動。
外交活動：（1）繼續保持對嚴重局勢的關注（2 ）繼續努力推動國際一致 行動，以達到加速解決中日問題的目的.
國內建設：包括了實現政治團結及全面的經濟建設。①
由此可見，這是針對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危機所提岀的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從 經濟、軍事、外交、內政建設方面的全方位的外交方案。
（八）宣傳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
“七七”事變發生后，中日之間的戰爭并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他們認 為中日之間的戰爭與世界局勢、世界和平無關。故在布魯塞爾會議（1937年11 月1日至15 B）上英、法等國對于中國政府提出的給予中國援助一事表現的相 當猶豫。顧維鈞等一方面利用會議宣傳中日之間的戰爭不僅攸關中國的命運，對 歐洲及全世界同樣重要；一方面建議政府堅守上海抗戰，以引起世界和民眾的關 注，“使他們懂得戰爭結局的重要意義，及其對世界和平問題的影響，特別是對 歐洲國際形勢立即會產生的影響”，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因為“中國的唯一希望是喚起外國輿論不要把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斗爭 看作只是有關中國利益的事，而是世界大范圍內有關共同利益的重要問題。 如果中國在促成這樣的認識方面取得成功，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也有 助于中國的事業，中國向西方要求支持和物資幫助也會順利一些.所謂中國 落后、屬于四等國家和戰爭的結局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無影響等傳統觀念，也 會被消除堅守上海和中國政府在布魯寒爾會議的主張，被蔣介石所采納， 因為他看到了這-“建議的意義和重要性，親自做出了決定，說服其他人也支 持這項建議。” ®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第24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第68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
仇）提出戰后中國外交的構想、促成敦巴頓會議成功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年1月，蘇美英中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 合國家宣言》，宣言保證簽字國以全部的經濟、軍事資源對抗法西斯國家及其附 從國。中國與英美等國簽署廢除各項不平等條約的協議順利進行①，中國宣布“所 有中國與德意日三國間一切條約協定合同一律廢止”。“我方預料中之反侵略國聯 合對日作戰之局面，亦終于出現”。②中國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凸 顯、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而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③。中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的廢 約目標終得實現、“九一八”事變后知識界及國民政府外交策略中的“待變”、與 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抗擊法西斯勢力的目標亦得實現。
此后中國人的外交觀念集中于對戰后國際秩序重建的關注與構想上。成立一 個國際組織以維護世界和平對飽受百年外強欺壓的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顧維鈞從一戰后就關注國際組織問題④，再加以他職業外交官的身份，他對 戰后中國外交提出的設想比較詳細、具體且被國民政府接受，故在實際的政治生 活中產生了影響。
顧維鈞對戰后中國外交的構想主要體現在他為參加籌建戰后國際組織的敦 巴頓橡樹園會議⑤及舊金山會議①提交的提案中。顧維鈞為參加會議準備的提案比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年10月10 B，英美自動聲明放棄他們在華的不平等條約特權。這一年正是清一 政府與列強簽署不平等條約一百年° 1943年1月11日，中英在重慶簽署《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F 其有關特權條約》、中美在華盛頓簽署《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隨后相關 各國也陸續與中國簽訂了類似的條約。1943年1月12 H.國民政府公布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告成告全 國軍民書》。見《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下），第117頁，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1月。這顯示中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列強處以平等的國際地位的外交目標實現。 ②王寵惠：《五十年來的外交》，載潘公展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第58、60頁，正中書局等，1945年5 月5日初版，（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對日、德、意的宣戰及廢除與他們相關的文告見：《抗戰 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選集》（下），第103、105頁，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月。
®1944年美國取消排華律更是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標志。《大公報》駐美記者嚴仁穎對于美國取消了排華律 給予了這樣的評價：“這一次排華律的取消，不能不說是我們抗戰以來增高了國際地位的結果，而美國移民 法的修改，更是一種例外.這是使我們感到快慰的。”“是我國際地位增高的表現.只要我們繼續本著六年 半來的精神，向前奮斗，那么相信美國對于我們移民的待遇，定可日趨改善.”嚴仁穎：《美國取消排華律 以后》，載《旅美鱗爪》，第94頁.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他說，“我是中國政府中第一個敦促國家關注此問題的人，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報告，建議成立某種世界組 織來維持國際和平。我說，參加這樣一個世界組織是符合中國利益的.由于缺乏一個以國際法準則為指導、 能夠阻止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的國際組織，中國過去在與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盡了苦頭。國際聯盟瓦解 后，我依舊非常關心成立一個有生命力的國際組織這一問題.事實上，我自己曾草擬過一個計劃，并經常 加以修改”。《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3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
®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張忠級在其回憶錄中記載：敦巴頓會議名為擬定聯合國章程草案，而事實上，則在決定 戰后國際關系的原則。此類原則勢將影響戰后和平條款，以及各交戰國的權益：所以，我于1942年建議政 府及早準備我國所應提出的原則與條款，即考慮到這些。張忠級：《迷惘集》，第163頁，臺北：文海出版 社，1978年6月.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于戰后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以確保國際安全與和平一直予以積極的 關注。1943年10月底，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簽署后，國際組織的籌建提上大國交往的議程。敦巴頓 橡樹園會議就是這樣的一次大國會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是召開的時間是1944年8月21日-10月7日.我 們從《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記載及金光耀教授的研究中得知，這次會議是二戰后期討論戰后世界安 排、決定成立聯合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對于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具有十分關鍵的 作用.故國民政府及參加會議的顧維鈞均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參見金光耀：《顧維鈞與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 園會議》，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29& 299頁，上海古籍岀版社，2001年6月。 較詳細具體。他主要提出了在國際組織中是否要成立國際警察部隊、關于和平變 遷及廢除條約義務之條款的范圍和性質、是否應設立一個具有強制性管轄權的國 際法院、國際托管等問題②。
顧維鈞注意到了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各國之間的分歧及中美之間的問 題，為促使會議成功他力勸蔣介石要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及與英、蘇的關系，只 有彼此的合作及他們的幫助，中國才能贏得抗戰的勝利、我們戰后的重建也需要 他們的幫助。③“這一務實的主張獲得國民政府最高層的首肯④。在會議上，中國 代表團工作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會議的成功⑤，并將“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作為對 外交涉時的主要目標之一，并以靈活的策略和應對保證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大 國地位”，雖然這一大國地位是打了折扣的。勵顧維鈞提出的靈活的外交策略為會 議的成功做出了貢獻，對保障戰后中國世界第四大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中國媒 體高度關注、評價了此次會議，認為四國的合作“能使歐亞美各得安全”。■
•舊金山會議是“聯合國有關國際組織會議”之通稱，它在1945年4月召開，目的是為即將成立的聯合國 制定組織章程。聯合國的成立將取代國際聯盟的地位，其對此后的國際關系或曰確定各參戰國在世界地位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國民政府和參加此會的中國代表均非常重視此會的重要性，會前進行了重要的準備。 但據學者研究，在這次會議上，中國的影響力有限；這次會議成為美蘇“冷戰”的場所；由于中國在國際 上沒有具體的利益，中國成為美蘇兩國拉攏的對象。參見：李朝津：《顧維鈞與舊金山會議》，載在金光I® 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302-3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④《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391-422、39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
*學者研究：1943年10月，美蘇英中四國在莫斯科發表宣言，確定了將成立的新國際組織原則，1944年將 召開敦巴頓會議，顧維鈞受蔣介石之命，報告個人關于“我國應取之立場及注意事項”，顧維鈞回復2000 字的長文。在權衡各國的矛盾后，他主張“我當避免提岀與任何一國正面沖突之主張，而多事居間調和， 折中三國方案，俾增加我參與此次會議之貢獻為上策。”金光罐：《顧維鈞與中國參與聯合國創建》，《民國 春秋》，2000年4期。另可參見：《參加國際和平安全機構會議代表團報告書》（斯坦福大學胡福檔案館所 藏宋子文文件ScheduleA,Box34）,轉引自［日］西村成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 中國外交》，第2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參見《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391-42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在本書的第437頁， 作者提到為什么要勸蔣介石處理好與美國關系的原因說：我們不僅需要美國幫助我們贏得抗戰的勝利，戰 后還需要它幫助我們建設，我們必須首先贏得勝利.若兩國的領袖關系繼續惡化，會直接影響兩國的關系. 一方面會使羅斯福認為根本不能依靠中國的力量去擊敗日本，因而就會去勸說蘇聯在對日戰爭中發揮更重 要的作用；如果戰爭在中國沒有起重要作用的情況下獲勝，那么中國就難以享有世界第四大國這一地位。
空金光燿在《國民政府與聯合國的創建》一文中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籌建 活動，外交決策層就聯合國的組織架構、運作機制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提出了多個方案，而將確保中國 的大國地位作為參與籌建聯合國的首要目標，為實現這以目標，國民政府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釆取務實 的方針。至舊金山會議中國的大國地位己基本確立時，中國代表團才更多地關注聯合國的組織和機構.《中 國社會科學》，2003年6期.對會議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絕不爭執，以表明中國的愛好和平和友邦互助、合 作的精神、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正義的立場.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是討論并擬定聯合國章程草案，蘇聯以 尚未對日宣戰為由，不與中國同席會議（開羅會議亦如此），所以會議分兩段：蘇美英先開會、然后美英中 再開會。中國政府同意這樣的會議模•式.對于中國政府的這種為促進會議的成功，遇有異議而不爭議的處 置方式，張忠級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會議以美蘇英草案作底本，若中方不滿，則美英代表必說，蘇方代表 既不在場，希望中國不必堅持。質詢結果'則見樹而不見林’”。“聯合國組織的宗旨，原在聯合國以維持世 界公正、正義與和平。中國的意見多被否決。”“否決權本有利于強國，而無益于弱小：中國號稱五強之一， 而實力則相去懸殊°戰后中國的大患為蘇聯，在當時為盡人皆知的事實。”我“當時亦明知我國決無力推翻 成議，但主張我代表團應聲明反對立場，一則可以為曰后留地步，二則也可以爭取四強以外國家的好感。 然而代表團感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終投票贊成，未表示絲毫反對。”總之，“中國在敦巴頓橡園會議一 幕，……始終不出敷衍二字“代表團只求使命的順利完成，不問使命內容的成敗得失。”張忠級：《迷惘 集》，第165、166、169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6月。
©金光耀：《顧維鈞與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加在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29& 299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J
©《祝望中美英三國會議》，《大公報》（社評），1944,年9月30日；另可參加10月9號的《和平機構會議
中國能夠參加這一會議并促使會議成功的事實，“最終成為試圖實現戰后國際 秩序構想與參加聯合國組織的決定性前提。” ®
'‘至舊金山會議中國的大國地位已基本確立時，中國代表團才更多地關注聯 合國的組織和機構” ®o中國為參加舊金山會議準備的文件及提案以顧維鈞為會 議準備的提案為主。“顧維鈞在政策決定過程中有著明顯影響力”。七個方案中有 四項“均屬顧維鈞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中提出之中國方案”。鑒于顧維鈞在會議 上對托管問題的堅持態度，“可推斷中國對托管制度的政策，應與顧維鈞的想法 相合”。“中國在舊金山會議中的基本政策，可以說大部分是經顧維鈞主導或具相 同看法。”③
顧維鈞對戰后中國外交的構想，主要確保中國大國地位，與各國合作共同維 護戰后世界的和平與秩序、促進戰后國際教育文化的合作、體現了世界上國不分 大小、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發展的精神。因為被侵略者奴役經歷百年的中國人深 知和平、平等、發展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性。這是一種戰略互惠的外交觀念。
顧維鈞對戰后中國外交的設想及其為會議的成功所提出的外交策略，為政府 所采納。體現了中國人對戰后國際問題考慮的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利益而是關乎世 界各國的共同利害，這表明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人外交觀念歷經抗戰走向成熟。
誠如顧維鈞所言：“參加這樣一個世界組織是符合中國利益的。由于缺乏一 個以國際法準則為指導、能夠阻止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的國際組織，中國過去 在與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盡了苦頭。國際聯盟瓦解后，我依舊非常關心成立一個 有生命力的國際組織這一問題”。④其在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后的致詞表達了同樣 的感慨：“我們一生已兩次遭遇了世界上侵略勢力所造成的大流血大破壞。此次 戰爭中國是第一個被侵略的國家。”對聯合國憲章所奠定的世界和平的基礎，“實 覺無限愉快。現在歐洲勝利既已完成，對日最后勝利不久亦可取得，余個人深信 并深望這個世界安全組織，一本各國始終不斷的合作精神，能使我們的子孫不致 重遭戰爭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與幸福”。⑤
三、顧維鈞外交思想簡評
顧維鈞是職業外交家。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多次親歷重大的外交事件。抗戰 圓滿結束》，此文對新的國際組織的計劃綱要給予了詳細的報道。
叫日］西村成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載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2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①金光耀：《國民政府與聯合國的創建》，《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6月。
®李朝津：《顧維鈞與舊金山會議》，載金光燿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第30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6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分冊），第3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
④顧維鈞在簽訂聯合國組織憲章時的演詞，《顧維鈞文件》，第83盒。轉引自金光耀著《顧維鈞傳》，第227 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岀版社，1999年12月。
時期，鑒于自身的職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外交思想。由于職業的便利，他提倡 在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國際條約體系允許的范圍內，開展多邊的外交，適時地 向國際社會提出中國的訴求，讓世界了解中日沖突的真相及中國的要求。密切關 注日本及各國對外政策的動向及可能引起的結果，以他所獲得的情報及時地向政 府建議該開展何種外交活動。他不贊成外交公開，但主張適時地利用輿論和人民 外交以支持政府的外交活動并給談判對手以壓力。弱國更需要外交并可以依據國 際法進行成功的外交活動。抗戰后期，他積極地投入到籌建、創建戰后的國際組 織一聯合國的工作中，為促成會議的成功，他建議政府釆取靈活的外交策略, 調和與各大國的關系，努力促成聯合國的成立、并確保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 位。這一思想得到政府高層的首肯，成為政府的決策。他是這些外交思想的提出 者、也是實踐者。他在抗戰時期的外交活動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證明弱國也可 以進行成功的外交活動。他提出的中國應宣傳抗戰的世界意義及以經貿促進政治 外交的建議在中國爭取國際上道義與物質上的援助相當困難的時期，對中國贏得 愛好和平國家的支持起了無法估量的作用；關于戰后中國外交構想中提出的確保 中國的國際大國地位、與各國合作共同維護戰后世界秩序與和平、促進戰后各國 教育與文化共同發展的思想，是一種戰略互惠的外交思想，至今仍有啟示的意義。
第五章結論
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外交上的勝利，“外交上 的努力與成功為堅持抗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①“九一八”事變后，為挽救中華 民族的危機，中國人的外交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當時執 政的國民政府及后來成為執政的共產黨身上，也體現在中國社會中占大部分中間 社會勢力中知識界的群體當中。這是中國成功地制定、實施戰時外交政策的基礎。 誠如學者所言：“戰時外交的勝利，不是一黨一派的成就，而是全民的功業。”②知 識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戰時期中國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共兩黨的外交 思想、政策一樣為抗戰的成功做出了貢獻。本文以抗日戰爭時期知識界的外交思 想為對象，詳細、具體地研究了他們外交思想提出的現實背景及針對性、策略性、 預測性，并將其置于二十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人外交觀念的嫗變及行動中考察分 析，以彰顯歷經抗日戰爭中國人外交觀念進步成熟的歷程。
20世紀初年至“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至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標是廢除列 強強加于我們的不平等條約，以求在國際上取得與列強平等的地位。“九一八” 事變打斷了國民政府與列強正在進行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談判。中國社會不同的 黨派、集團、階層在外交上不自覺的放棄了修約的外交思想及活動，自覺地將解 決中日之間的沖突放在外交問題的首要地位。知識界外交思想轉向全力解決中日 戰爭是歷史進程的反應。抗戰時期知識界提出的外交思想是自20世紀初年以來 中國人外交觀念不斷進步、中外關系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知識界不同層面的人員，在外敵入侵、亡我中華的背景下，本著國族利益高 于一切的宗旨，以不黨不私的精神品質，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攸關中華民族生 死存亡的外交問題提出大量的思想主張。他們的主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誠然, 也因個人的經歷、學識修養、職業不同，所提出的外交思想有異同，下面予以簡 要歸納，以體現其共性與差異。
他們均批評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后，沒有采取主動積極的外交攻略， 而將中日沖突問題交由國聯處理的外交策略是無外交政策的外交，是被動應付、 口號式的外交③。采取這一外交策略是因為國民政府沒有認識到中日沖突的嚴重
©陶文釗：《影響戰時中國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陶文釗：《影響戰時中國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L 1995年4期。
®對于學者批評國民黨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后，在對日問題上無政策、無外交、被動應付一點，近年有 學者依據蔣介石的日記，研究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蔣介石力圖以和平作為推遲戰爭的手段.他是越王勾 踐、臥薪嘗膽.同時又取中國古代的“欲取先予”、“以柔克剛”等策略以爭取時間.同時廣結盟國，調整 政策，安定內部，“經營西南，準備抗戰”.這一時期的若干舉措，為后來的抗戰的勝利打下基礎。見楊天 石：《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以蔣氏日記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 李云漢在《“九一八”事變前后蔣中正先生的對日政策》一文中就持此觀點。他認為，蔣介石對日本最為了 解，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忍耐并默默積極地從事御侮雪恥的準備工作。作者認為：“九一八以后 性及對中國未來的影響。針對“弱國無外交”思想言論的盛行及國民政府在日本 軍事進攻之下被逼簽城下之盟《塘沽協定》的外交行為、外交上放棄向國際社會 呼吁的消極行為，胡適、顧維鈞等都提出了強烈批評，指出弱國更需要外交的作 為與努力。
為早日結束中日間的戰爭，他們針對中國政府在制定外交策略、外交原則、 針對具體的外交問題該釆取何種策略及需要關注或注意的問題，紛紛闡發了自己 的思想主張，以供政府借鑒：在制定對外政策時，中國不僅考慮自身的狀況、還 要注意研究作為敵對國日本的對外、對華政策，知己知彼才能成功；在中日沖突 或戰爭的背景下，中國對外關系的首要問題是解決中日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 謹慎地處理好與其他各國的關系十分重要，不要四面樹敵©,要注意利用國際關 系中的制衡與牽制原則輔助中日沖突的解決；提出了內政與外交的關系理論，強 調內政修明是外交成功的堅固基礎與穩固靠山②；提出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認 為中國的抗戰具有世界的意義，基于這樣的認識，主張積極向世界宣傳中國抗戰 情況，爭取世界輿論和道義的支持；世界各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世界愛好和平 的國家與中國合作或積極的參戰，對戰爭結束有重要意義。情況表明，“中國外 交方針、策略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積極性和主動性大為增強”。“世界和平不可分 割，局部侵略將危機整個人類的思想”等理念在各種場合的宣傳，使“中國成功 地向世界表明，抗戰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所擔當的不僅是民族自衛 的角色，也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維護者的角色”。®
當然，知識界不同層面的人士因所處的社會地位、職業及對問題研究程度不
的局面，已形成日本獨霸東亞之勢，他在民國二十三年，即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于三年之內爆發”，國人 應利用這寶貴時間，“開拓出一條生路"。中國六年的奮斗，走上復興自強之路，有這六年的建設，才奠定 了我們八年對日抗戰的最后勝利的強固基礎.載《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1986年1月。
'r這與國民政府在戰時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陶文釗在《影響戰時中國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 1995年4期）中指出：抗戰期間，尤其是前期，中國政府制定并貫徹了務實的外交政策，謹慎地處理與各 國的關系，力求多尋與國，減少敵國，擱置分歧，求同存異，使國際環境于中國有利.1938年4月國民黨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救國綱領》規定的五大外交原則，其核心內容是多求友、少樹敵。見榮孟 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46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
®吳頌皋在《十年來的中國外交》一文中提到關于內政與外交之關系時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外交與內政是 一環之兩端，互為表里.國家的統一，與國民對于政府的信任與外交更有密切的關系，細査近十年來，每 當國家多故，內戰發生之時，列強對我的態度，往往傲慢，一切交涉難收功效。我們試把民國二十五年中 日交涉與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形相比較，就可相信國家進步一分，國力增加一分，對外發言的力量便加多一 分。古人說得好：'國必自伐而人伐之'，'國必自侮而人侮之'，時至今日，惟有保持政治的統一，始能盡 力建設，充實國力，亦惟有如此努力苦干，才能抵御外侮，根本制止外力的侵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十年來的中國》，第5i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上海書店影印王寵惠在抗戰勝利前夕總結近五十年 中國的外交情況時說：“外交與內政密切相關，欲求外交之勝利，必須先謀內政之修明。總裁嘗謂：內政和 外交，名稱上最然是不同的的兩種問題，而實際上完全是整個連帶的一件事情。就事實來說，無所謂外交 與內政之分，可以說外交問題就是內政問題，如果內政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國家不能完成真正的統一， 奠定堅固的基礎，簡直沒有外交可言……在不平等條約己經廢除、國際平等地位己經取得的的情況下， 我們只有修明內政，充實國力，"使我強國地位名符其實，俾對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能有更大之貢獻也。” 壬寵惠：《五十年來的外交》，載《五十年來的中國》，第61頁，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正中書 局等，影印1945年5月初版.
同，他們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會有差異：如關于日本外務省與軍部對外政策之關 系問題，胡適就認為應與日本政治家搞好關系，而注意軍部的言行；蔣廷蔽則認 為，在對外擴張問題上，兩者沒有本質的區別。蔣廷赧關于日本軍人與政治家對 外政策一致的判斷，已經被當代的學者所證實。①關于外交公開與國民外交的問 題。胡適主張外交公開，以國民外交為政府外交的后盾，抵抗列強對外交人員的 壓力，使國家少受損失。顧維鈞不贊成外交公開，因為外交家可能因此會為自己 的政治前途考慮而順從民意，置國家民族的前途利益于不顧；②蔣廷蔽不反對人 民的外交，但主張加強輿論的引導使其不被政客利用。③
簡要地列出知識界不同階層人士對外交問題主張的異同，旨在說明：這一時 期知識界不同層面關于外交問題的主張及其思考，雖有些許差異，但目標一致： 即如何擊退日本侵略者、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主權、尊嚴。其中的不同之點，并 無本質區別，只是處理問題時所采用的方法及范圍的差異。此外，從前幾章所研 討的知識界的具體的外交主張看，他們在考慮為解決中日戰爭向世界訴求、尋求 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擊退日本對華的侵略時，均主張多求友少樹敵。這種 多求友少樹敵的觀念并沒有“政治意識中心觀”的羈絆，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蘇、 美、英等各國政府及愛好和平的人民均是他們的外交對象。這樣的外交思想，一 方面反映了在外敵入侵的背景下，中國人因救亡圖存心理而不自覺地改變了自二 十世紀初年以來的廢約的外交觀念，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他們為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在思考中國戰時外交問題時，已經注意到要一 立足世界解決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入侵、希望借助國際力量驅逐日本侵略者的期 待。知識界的這種向國聯、國際社會尋求合作以早日結束中日戰爭的外交思想， 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戰時外交策略基本一致。®
®鹿錫俊以日本所藏的檔案材料證明了 “當年的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的根本路線上，無論是軍部還是包 括外務省在內的政府，并無原則性的對立.且在很多場合文職官員沖到了軍人的前面。”《日本的國際戰略 與中日戰爭的擴大化一論聯接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關鍵原因》，《近代史研究》2007年6期（人 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8年3期）。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399頁，北京：中華書局，i983年5月。
®這些人員關于國民外交利弊問題的不一致意見，是當時人們對這一問題不同觀點的一個縮影.進入二十世 紀以來，鑒于國民對中外交涉對國家前途的重要性，國民外交參與到政府的外交活動中的利弊問題，及其 顯示出的威力，是當時政學兩界及媒體關注的熱點問題.岳謙厚引述了尹衍鈞著的《全面抗戰與國民外交》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1937年11月）、《蔣作賓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顏惠慶自傳》（臺 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9月）、《大公報》等對“九一八事變”后一段時間內民眾介入外交事務的記錄及 評價.從其中可見，當時人們對民眾介入外交問題的觀點就不甚一致.參見岳謙厚：《顧維鈞外交思想研究》， 第71-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抗戰前期中國知識界在外交觀念上主張向外求助、合作以早日結束中日沖突的思想，是與國民政府在此時 的外交觀念一致的.這可從楊奎松的研究中得到證實。他認為：蔣介石的對日態度備受爭議，從陶德曼調 停到高宗武秘密使命、到孔祥熙與日本的秘密往來；“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值得討論者，是抗戰前期實際上 缺乏持久戰的觀點，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幫助與干預，因此太過牽就于就便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 而沒有及早提出明確的收復東北的抗戰目標.如果說扶戰前期國民黨高層中之所以彌漫和平空氣，且各顯 神通活躍于對日秘密接觸中，企盼早日結束中日戰爭，在某種程度上與此種思想影響有關，當不為過.”楊 奎松：《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期中日秘密談判交涉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4期. 不只是抗戰早期，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從沒有停止過向世界各國尋求合作共同擊敗日本侵略者 的外交策略。
抗戰時期知識界的外交思想，始終具有鮮明的救亡的時代特色，是民族主義 高揚的體現，充滿著尋求各國幫助與合作擊潰日本侵略者的昂揚斗志。特定的歷 史環境，決定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始終以解決中日沖突為中心，決定了中日關系及 與之相關的國際關系是這一時期知識界關注和研究的主要內容。
知識界提出的以解決中日沖突為主要目標的外交思想具有針對性；更重要的 是，他們均隨著中日關系及國際政局的演進而不斷有新的思想主張。從總的方面 說，知識界不同層面的外交思想與主張符合時代發展的脈搏，與歷史進程基本一 致。戰后中國外交的構想就是這一外交思想的體現。顧維鈞關于戰后中國外交的 構想及為促成敦巴頓會議的成功所提出的靈活的外交策略，被國民政府接受，在 實際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影響；為中國抗戰后期外交的成功及戰后中國大國地位的 確立做出了突岀貢獻。關于中國參加敦巴頓會議、舊金山會議在國際政治上的彫 響及成為在制度層面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諸事，學界都能給予高度評 價。D
由于職業的關系，這些人士深厚的歷史知識及對現實中外關系的高度關注， 他們所提出的外交思想及主張冷靜而富預測性，上達政府高層視聽，為外交政策 制定提供重要咨詢，影響了政府外交決策；其向下者，亦影響到國民外交輿情及 其行動，對于引導國民參與到抗日戰爭中及與世界各國合作、互助、共同擊潰法 西斯勢力、贏得二戰勝利和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 用。他們是這些外交思想的提出者、也是實踐者。外交思想主張的適時、與時俱 進，是戰時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誠如學者所言：“抗戰時期外交的成就，不僅屬于這一時期，而且屬于中華 民族近百年來不屈不撓的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斗爭，屬于這百年來種 種為爭取中國應有國際地位的努力” ®
立足于20世紀以來歷史發展進程及中國人外交觀念的變化，通過對抗戰時 期知識界不同層面人士外交思想個案的詳細研究，探尋抗戰時期中國人外交觀念 的她變、走向成熟的歷程，旨在顯示歷經戰爭磨難、酷愛和平的中國人，盡早結
®李朝津認為：“舊金山會議是近代中國首次以一個強國身份處理國際事務，在一個歐洲秩序完全崩潰的世 界中，反帝國主義己經不是最重要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如何重建一個理想的戰后世界.當時中國政府的 目標是孫中山所倡導的“世界大同”，所以聯合國的概念出現后，中國對國際組織之熱忱是超乎想像的，雖 然限于當時的國力及現實的環境，中國對聯合國產生的影響力有限，但若以此為作為展望21世紀在世界事 務中所扮演的痢色，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李朝津：《顧維鈞與舊金山會議》，載在金光躍主編：《顧維鈞 與中國外交》，第302-3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有學者從國際組織的制度層面對中國在聯 合國成立大會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此前的四強或五強之說，如果說尚 為一種可以提出疑義的表述的話，那么，中國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則是一個制度化的認定，中國作為 一個大國將要承擔起它被賦予的巨大責任及權利.這一責任，全世界只有五國享有。不管中國的實際國力 如何，這一地位是五國之外的任何一國所不能企及的。至此，中國在新的國際組織體系中擁有了一個實實 在在的大國席位，這一體制性的安排對中國的國際地位，對中國于國際事務的發言權，產生了長久的重大 影響。”（王建朗：《抗戰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變遷及角色轉變》，《史學月刊》，2005年9期。） ®陶文釗：《影響戰時中國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束中日戰爭、復興中華民族的美好愿望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向往與追求。二戰 后期在籌辦、創建聯合國的過程中提出的與世界各國合作、互助共同維護戰后世 界的和平與秩序的穩定、共同促進戰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等外交思想，是中國人 的共同追求①。為戰后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提供了思維與行動的框架，至今仍有指 導的意義。
35抗戰后期，關于戰后中國外交，是各黨派、團體關注的焦點性問題.在第八次太平洋學會上，中國代表向 大會提出了中國對戰后問題的態度:“即愿與各國開誠合作，維持和平機構時，得與各大國站在平等的地位， 于國內建設方面，受先進各國技術和財政的援助。我國代表指明世界一部分的繁榮或衰落，與整個世界有 關.援助中國，即所以援助各國本身，各國代表皆極了解。”“關于對日……大會的態度可說是一致的。尢 多數代表都主張根本擊敗日本，根本把它解除武裝，同時禁止其軍閥參政，及禁止其政府鼓吹侵略。他們 亦贊成東北和臺灣歸還中國，朝鮮獨立，戰事犯治罪，軍費和損失相當的賠償。”（嚴仁穎：《關于第八次太 平洋學會》，載《旅美鱗爪》，第37頁，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由 此觀之，國人對戰后世界和平組織構想的基本精神是：國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各民族間互相尊重、各 國以平等的地位合作、接受各國對中國的技術、財政援助以進行戰后的經濟重建工作。1942年底，《大公 報》駐美記者釆訪羅斯福總統夫人時，曾就戰后的國際和平組織問題提問，對于羅斯福夫人的回答記者深 表贊同.1942年10月20日，《大公報》記者在紐約訪問羅斯福夫人時向她提出這樣的問題："對于戰后的 世界和平組織有什么意見，她的意見記者認為十分正確。她說：在這次大戰后的世界新的秩序里，有兩件 不容忽視的事情。第一，是要有公平而合理的國際新組織，這種國際的新組織是要建筑在一種新的精神上， 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要相互尊敬，互相了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國際組織°如果我們不能放大眼光，從 未來的人類真幸福著想，那么任何的國際組織是不會發生優好的效能的.在這一點上，中美兩大民族的握 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經濟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的困苦可想而知。我們必須設法解 決各民族的饑饋.我們必須使各國的人民，都能有充量的食物.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我們仍然看 見各國有失業或災荒的現象，那么就是未來的不幸了.美國工人福利管理委員會的救濟失業工人的辦法， 是可供各國仿效的，在亞洲也是一樣（嚴仁穎：《訪問羅斯福夫人》，載《旅美鱗爪》，第33頁.文海出 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抗戰后期，《大公報》沒有提出具體戰后外交的構 想，但對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及舊金山會議所確立的一些國際關系原則表示了熱誠的贊揚及歡迎.舊金山會 議后，1945年大公報館編輯出版了《舊金山會議實錄》，詳細介紹了頓巴頓會議各國的提案情況；對舊金 山會議的情況逐日介紹，包括大會通過的決議案、聯合國章程、國際法院殂織法等.見石源華主編：《中華 民國外交史辭典》，第20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報 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戰后外交的基本原則：“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的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 立和平等地位”，與各國在作戰、通商、投資等方面合作。“對于保障戰后國際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 意。對于各國主動放棄不平等條約表示歡迎，但是“平等條約的訂立，并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 真正的平等地位.”實際上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 爭取”，努力之方法就是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985-987頁，人民出 版社，1967年11月）.這顯示不同集團、階層的中國人在經歷大戰的洗禮后，對世界和平的渴望及在外交 觀念上己經趨于一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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