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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理論與現實關懷 ——約翰?加迪斯史學思想研究
發布時間：2022-12-22 14:32
目錄
導言 1
一、“多面”學者及其研究價值 2
二、研究方法與文獻介紹 7
第一章 初露鋒芒的歷史學家 11
第一節 “冷戰”的起源與起源的“熱戰” 11
第二節 從“舊”到“新”的現實主義理論 13
第三節 再探冷戰起源 25
第二章 出入“經”“史” 33
第一節 搖擺于“現實”與“觀念”間的美蘇關系 33
第二節 “分割的”歷史與“聚合的”戰略 43
第三節 冷戰結束前夜的“關切” 55
第三章 “冷戰新史”與“美利堅之道” 69
第一節 重述冷戰 69
第二節 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美利堅之道” 87
第四章 何種“客觀性”與哪般“合法性” 105
第一節 “文質兩難”下的“客觀性” 105
第二節 歷史學何以能夠“文質彬彬” 114
結語 135
附錄 137
參考文獻 141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表成果 171
后記 173
導言
美國學者約翰•加迪斯是當代享譽全球的冷戰史與美國外交史專家。這他于 1941年4月2日出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科圖拉市，本科、碩士以及博士教育均在得 克薩斯大學完成， 1968年獲得博士學位。 1968-1969年，他擔任助理教授任教于 印第安納大學東南分校；1969年調轉至俄亥俄大學， 1983-1997年任該校“歷史學 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of history) ； 1997年入耶魯大學，任“羅伯特•拉 韋特歷史學講座教授” (Robert Lovett Professor ofHistory )至今。同時，他還曾 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赫爾辛基大學以及牛津大學等眾多歐美知名學府的訪問學 者。
作為一名學者，約翰•加迪斯所取得的成就足以羨煞眾多同行。他于 1976-1978年和1984-1986年任“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理事會成員；1983-1986年任“美國歷史 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提名委員會成員；先后于1991年和 1992年任“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 (SocietyforHistoriansofAmericanForeign Relations)的副主席和主席；1985-1990年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下屬“國際安全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成員，并于 1995年被選為院士。
加迪斯的學術研究跨越多個領域。我們不僅能在《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和《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等著名歷史學刊
物上讀到他發表的大量頗有見地的文章，也能在《外交》(FoYeignAffaiYs )以
及《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等很多知名的國際關系學雜志上一睹其
高論。同時，他也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紙堆”中的學者，而是一位敏銳的觀
察家，在《華盛頓郵報》 (TheWashingtonPost) 、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
等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報刊上也總是能看到他精彩的時事評論。加迪斯有關冷
戰起源、美國遏制戰略以及喬治•凱南等諸多領域和歷史人物的多項成果都被奉
為當代經典，這使得他曾榮獲“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Prize)、“斯圖爾特.L•伯
納斯” (Stuart L. Bernath Prize)、 “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美國歷史圖書獎”(AmericanHistoryBookPrize)以及“普利策獎”
(PulitzerPrize)等諸多極有分量的獎項，并被視為冷戰史研究“后修正派”和 “新冷戰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學者。
一、“多面”學者及其研究價值
(一)“多面的約翰•加迪斯”
幾乎所有涉及冷戰史、美國外交史、國際關系理論以及這三個領域學術發展 史的文獻都會提及或引用約翰•加迪斯的著作和觀點。[1只要翻閱一下如下幾本頗有代表性的美國外交史學史、戰略史導論以及國際關系學教材后 面的參考文獻和索引便不難發現這一點：Jerald A.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Jean-Christophe Agnew and Roy Rosenzweig, A Companion to Post-1945 America,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2;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NewYork: Routledge,2007;Andrew J. Williams, Amelia Hadfield and J. Simon Rof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2012; Richard H.Immerman,PetraGoedd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國內外學者對他的治史 方法、思想脈絡以及對現實國際關系問題的看法都進行了頗有啟發性的研究。不 過，這些成果絕大多數是書評或單篇文章，所利用的原始文獻也往往有限，只能 對約翰•加迪斯在某一時段的思想特征或對某一問題的觀點展開探討。因此，眾 多學者筆下的加迪斯是一個有著“多重肖像”的人物。下面僅介紹幾種具有代表 性的觀點。
一般來說，加迪斯被視為冷戰史研究“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 Anders Stephanson,“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the Cold War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6]絕大多數 學者則對他的學術貢獻進行了一分為二的評價。托馬斯•麥考密克評述了加迪斯 有關開展外交史跨學科研究，并引入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學術主張，稱自己被后者 “開展比較帝國研究(comparative empire studies)和探尋'國際體系穩定緣由'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ic stability )的倡議深深吸引” [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4, Issue 3, July 1990,p.429.],也承認加迪 斯對美國外交史既有解釋模式(如“依附理論”)的批評頗有見地，不過也存在 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之嫌。[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p.427.]
理查德•尼德•勒博認為，加迪斯的“新冷戰史研究”強調使用多國檔案， 這可以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較以往研究更廣闊的歷史情境，但他對朝鮮戰爭、古巴 導彈危機以及里根總統在蘇聯解體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論述仍顯得“蓋棺過早”。
1梅爾文•萊夫勒給予加迪斯很高的贊譽：“就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而言，無出 其右者” [ Richard Ned Lebow , "We Still Do Not Know !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2, No . 4, 1998,pp.627-631.] [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2 (Apr., 1999),p.502.] [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pp.520,523,502.]。后者闡釋了冷戰時期的美國建立“帝國”的獨特方式，這是他獨到 的學術貢獻。不過萊夫勒也表示，加迪斯對蘇聯的過度貶抑不過是冷戰后美國國 內勝利心態的一種反應，而未來的冷戰史研究將會拒絕任何一種單一的主流敘 事。 3
帕特里克•加里蒂結合加迪斯的五部著作總結認為，后者在學術上受到了
“正統派”和“修正派”的雙重影響。盡管他的某些結論稍顯絕對，但仍不失為 一位“富有思想且知識淵博”，“踐行了學者天職”并且“為人們提供了具有啟 發和指導性的廣博而又嚴謹的歷史解釋”學術領路者。[ Patrick J.Garrity,“The Long Twilight Struggl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Vol.6 No.3,2006,pp.26,29.]
與此同時，對加迪斯提出尖銳批評的學者也不乏其人。邁克爾•霍根認為加 迪斯把美國冷戰史研究“修正派”視為“新正統派”加以批判的做法有失妥當， 因為“修正派”在外交史家群體中從未占據主導地位。加迪斯雖然聲稱要拓展美 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視野，但他所真正感興趣的其實就是美國精英和蘇聯敵對者 的觀念。[ Michael J.Hogan ,“State of the Art:An Introduction”,in Michael J.Hogan,ed.,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8,6.]
布魯斯•卡明斯更是指責加迪斯通過玩弄修辭來“污名化”冷戰史研究“修 正派”，進而阻斷正常的學術爭論。他與菲斯和小阿瑟•施萊辛格等人一樣，實 際上并未真正去了解他們所批判的“修正派”。[ Bruce Cumings,“'Revising Postrevisionism,'Or,The Poverty of Theory in Diplomatic History”,in Michael J.Hogan,ed.,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14,pp.36,39.]
在約翰L哈珀看來，加迪斯雖然宣稱自己對“正統派”和“修正派”的學 術成果都有所借鑒，不過他的“新冷戰史”不過是以新材料包裝起來的“正統派” 舊觀念。[ John L.Harper, The Cold Wa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87,88.]佩里•安德森的嘲諷最為尖刻：“四十年來，他（指加迪斯一一筆者） 一直不知疲倦地維護著關于美國及其面臨的威脅的那些愛國主義真理。”[佩里•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巖譯，金城岀版社2017年版，第38頁。]
同時，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約翰•加迪斯學術思想的變化。史蒂文•赫斯特認 為加迪斯早期的作品體現了明顯的“新現實主義”研究路徑，而在1990年代以將 則明顯向美國冷戰史研究“正統派”回歸。盡管其協調美國冷戰史研究“正統派” 和“修正派”的努力并不成功，不過這無損于他重大的學術貢獻，即提醒我們注 意地緣政治和國際體系結構對美國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影響。[ Steven Hurst,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Key Perspectiv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68-71,84,85.]列奧•里布福則發 現加迪斯的著作中對道德評判的強調有一個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 Leo P.Ribuffo,“Moral Judgments and the Cold War:Reflections on Reinhold Niebuhr,William ApplemanWilliams,and John Lewis Gaddis”,in Ellen Schercker,ed., Cold War Triumphalism: The Misuse of Histor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New York:The New Press,2004,pp.52-64.];史蒂文•赫 斯特認為加迪斯曾一度受益于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后又轉向對該理論的批評[ Steven Hurst,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Key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7,71.]。
我國學者對約翰•加迪斯也多有關注。戴超武認為加迪斯的“新冷戰史”學 術倡議和實踐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諸如打破學科藩籬、發展"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等諸多具有啟發意義的重要研究方向和課題，但其實質上是美國保守主 義的思潮在美國外交史學界的反映，是“正統學派”和“宮廷史學”的回歸，為 美國能在后冷戰時代“再建輝煌的帝國”提供了借鑒。[ 戴超武：《“新冷戰史”與冷戰后美國外交史學思潮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 1998 年第 6 期，第 42-45 頁。]曲升研究了加迪斯與美 國外交史“威斯康星學派”(即“修正派”)成員間的論戰，認為二者不僅是學 理之爭，在更深層次上則是美國政治思想中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之 爭。[ 曲升：《美國外交史學中的“威斯康星學派”研究》，吉林大學岀版社 2010年版，第 101-114、 227-234 頁。]鄧峰梳理了美國學術界對冷戰起源的爭論，認為在蘇聯的部分檔案得以公 布之前，加迪斯便已經表現出偏向“正統派”的傾向;而在蘇聯解體后，加迪斯 開始大幅度地倒向“正統派”，“其對冷戰起源的后修正主義的解釋亦十分接近 于正統派的立場了”。[ 鄧峰： 《冷戰起源研究的國際淵流與發展》， 《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 12 期，第 92 頁。]
任東來認為加迪斯“擅于揚長避短, 大量借鑒國際關系和戰略學理論, 并成 功地把它們應用到外交史研究”，這使得“其在美國外交史研究中的權威地位很
快得到確立和鞏固”。[ 任東來：《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史學月刊》 2005 年第 6 期， 第 21 頁。]王立新將加迪斯視為美國外交史研究現實主義學派的代 表，同時也是美國外交史研究國際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以加迪斯為代表的冷戰 史研究“后修正派”從國際關系理論和認知心理學等社會科學處汲取了有益養分， 是跨學科研究的典型代表。[ 王立新：《試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 國際化與文化轉向》，《美國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28-29、33頁；王立新：《跨學科方法與冷戰史研究》，《史學集刊》2010 年第1 期，第27、28頁。]加迪斯的弟子張曙光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他老師 的“冷戰史研究中仍有意識地借鑒了西方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和思辨 邏輯” 對于冷戰起源和發展的研究基本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權力結 構”決定論”[ 張曙光：《冷戰國際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鏈接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體系的路徑探 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 2 期，第 11頁。]。劉中偉對《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的長篇書 評認為加迪斯的學術實踐體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歷史、理論的嫻熟 貫通”以及“微觀史料探究與宏觀戰略思考的有機連接”等特點。[ 劉中偉:《遏制戰略的連貫、流變與衍生——評＜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 ＞》， 《國際政治科學》2006年第 4 期。] 時殷弘與李 枏也持類似的觀點。[ 時殷弘：《戰略史考察與大戰略理論》，《史學月刊》2005 年第 6 期，第 9-10 頁；李枏： 《現當代西方大戰略理論探究》，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2-193 頁。]
陳兼和余偉民認為加迪斯的“新冷戰史研究”體現了“全新時空框架的獲得”、 “基于多邊檔案、 資料進行研究的可能”、“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冷戰史研究格 局的形成”以及“意識形態的重新界定與重新認識”等方面的特點。他們著意強 調了“新冷戰史研究”對既有的“舊冷戰史研究”和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這一 學術實踐使得傳統的冷戰研究中的“美國中心論”受到挑戰，然而加迪斯對冷戰 做出的論斷仍舊透露出將美國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視為歷史發展的“最高形式” 的理念，這是其思想中的矛盾之處。[ 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 ” :源起、學術 特征及其批判》，《歷史研究》2003 年第
3期，第 7-15 頁。]
張小明注意到加迪斯對國際關系理論預見力的質疑，不過前者認為這是國際 關系學的性質所決定的，“屬于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主要功能是幫助人們 更清楚地描述和解釋國際關系實踐, 而不是預測未來。我們沒有必要因為國際關 系理論家未能預測到冷戰的結束而否定其解釋力。”[ 張小明：《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史學月刊》2005 年第 6 期，第 19 頁。]肖河將加迪斯對國際關系 理論的深刻批判稱為“來自歷史主義者的批評”，是冷戰后國際關系學界所面臨 的巨大沖擊的一部分。[ 肖河：《冷戰結束的理論沖擊 ———回顧國際關系理論界有關“冷戰緣何結束”的爭論》， 《東岳論叢》 2013年第 4期，第81頁。]
余申芳、陳曉斌以及郭凱等三人的碩士學位論文碩士論文曾探討過加迪斯的 戰略思想與“新冷戰史”觀[2余申芳：《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大戰略思想》，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碩士碩士學位 論文學位論文；陳曉斌：《論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新冷戰史學觀》，中國人民大學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郭凱：《約翰•路易斯•加迪斯的史學思想研究一一從后修正派到冷戰史 新研究》，吉林大學 2011 年碩士學位論文。]，不過所使用的文獻豐富度仍有待擴充。
(二)選題意義
爭論和分歧恰恰是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邏輯和現實起點。對于約翰•加迪 斯學術理念與實踐中呈現岀的多樣性，我們既不能只是簡單地加以描述，更不能 僅僅以空泛的“矛盾”、“變化”一類的詞語去進行解釋，而是要在盡量充分掌 握相關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深入探究其內在的機制、成因以及啟發性價值。原因 如下：
首先，約翰•加迪斯學術思想的“多個面相”恰恰折射出了歷史實證研究、 理論探索、現實關懷三者間的張力，這也是當今歷史學界聚訟不已的話題。因此， 對這位著名學者的學術實踐進行剖析將有利于我們加深對上述問題的理解。
其次，學術的進步永遠離不開對自身發展歷程的總結與反思。如今，“國際 冷戰史研究”的已然成為一門顯學，而加迪斯正是這一研究范式的重要發起者和 倡導者。“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second-order )歷史”， 也即“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想的歷史”。 [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傳》，陳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頁。]回顧并分析“弄潮者”的具體實踐與 思想歷程有助于增強我們對當代美國當代美國智識生活的認識，反思已有的研究 觀念，并制定新的研究規劃。因為我們將發現甚至對歷史學提出質疑的聲音都有 可能起到“無心插柳”的作用。
最后，約翰•加迪斯不僅是冷戰的研究者，更是冷戰與后冷戰時代的親歷者。 他的經歷和思想既內嵌于冷戰之中，又超越于冷戰之外。這使得本文成為一種拓 展冷戰史研究的嘗試，即由以往的較多關注高層政治、政府間關系和國家間關系 向“構建冷戰國際關系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非官方溝通、體育教育文化藝術交流、 非政府組織影響、族群社團活動、學術界爭論、輿論領袖操控等”[ 張曙光：《拓展冷戰研究——兼論中美關系的“多元多層比較”分析》，《世界歷史》2007 年第3 期，第61 頁。筆者為突出強調，將“學術界爭論”一詞加粗。]領域的延伸。
二、研究方法與文獻介紹
（一）研究方法
在思想史研究領域，素來存在強調“結構”與關注“語境”之爭。列奧•施 特勞斯和阿瑟?0•洛夫喬伊是前一種治史者的重要代表。在施特勞斯看來，"一 切的人類思想，而且當然地，一切的哲學思想所關注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題或者 說是相同的根本問題，因此，在人類知識就其事實與原則兩方面所發生的一切變 化中，都潛藏著某種不變的結構。”[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5 頁。]洛夫喬伊提出的“單元一觀念”（unit-idea） 概念與之類似，即“任何哲學家或哲學學派的學說，它們在總體上幾乎總是一個 復雜的和不同來源的聚合體，并且常常是以哲學家自己并未意識到的各種方式聚 合在一起”[ 洛夫喬伊：《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張傳有、高秉江譯，商務印書館 2015 年版，第 5 頁。]。所謂的“單元—觀念”其實就是各種各樣的思維前提和預設假定， 它們使得絕大多數的思想“按照它們的模式而不是按照它們的組成成分來創立或 區分的”[ 洛夫喬伊：《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第 6 頁。]。
柯林武德和深受其影響的昆廷•斯金納則更強調“語境”。柯林武德以對霍 布斯和柏拉圖的研究為例指出：學說史記載的“并不是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回答， 而是一個不斷變化著的問題，隨著問題的變化，對問題的解答也發生了相應的變 化”[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傳》，第 63 頁。]。昆廷•斯金納服膺于上述觀點，他認為要理解文本，便一定要領會其中 潛藏的意圖，這便要求我們“必須考察各種直接的語境”[ 帕拉蕾絲-伯克編： 《新史學：自白與對話》 ，彭剛譯，北京大學2006年版，第278頁。]。
我們可以看到，施特勞斯和洛夫喬伊的研究路徑強調思想觀念的結構性與延 續性，柯林武德和昆廷•斯金納則強調后者在具體情境下所呈現的能動性和斷裂 性。這兩方面內容都是思想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學者提出的思想史研究 既應注意“加法”（不斷涌現的思想）又應注意“減法”（不斷消逝的思想）[ 葛兆光： 《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 以及將“分析文化根源、主體特質、理論結構、社會影響、歷史作用等一系列環 節、思路和視角,將歷史事實提供的證據鏈條和學術分析應有的邏輯鏈條緊密地 結合為一體”[ 張分田：《思想體系分析法的構成要件及具體運用——以揭示“民貴君輕”專制本質的學 術路徑為例證》，《天津社會科學》 2017年第 1期，第 141頁。]的思想體系分析法都是彌合兩派分歧的積極努力。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致力于探究普遍與特殊、統 一與差異間的聯系，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積極的方法論啟示。
如恩格斯所說，“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 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 間、前進的變化和后退的變化之間普遍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41-542頁。]思想觀念作為 一種“被意識到了的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25 頁。]，也體現著這樣的特征：“每一階段的發展是后一 階段發展的出發點和條件，以往的一切，都是肯定或者否定的形態、發展或者萎 縮的形式，保存在往后的發展里。”[ 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1頁。]在具體的研究實踐層面，“必須充分地占 有材料，分析它們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 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 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22頁。]
同時，筆者也試圖借用“詮釋學”的相關方法。“理解不屬于主體的行為方 式，而是此在本身的行為方式”[伽達默爾：《詮釋學II: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54頁。]，“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 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伽達默爾：《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33頁。]。這樣一種闡釋的學術實踐過程將研究的主客體連接起 來，實現了“歷史與現實”、“思辨與實證”間的統一。如愛德華•卡爾所說：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 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卡爾： 《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 115 頁。]
（二）文獻介紹
本文所使用的文獻主要包括如下如三種：第一種是約翰•加迪斯本人已經發 表、出版和參與編輯的論文、書評、序言、時評、著作以及論文集；加迪斯本人 的演講以及所接受的訪談；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加迪斯的信件以及他對其 他人所進行的訪談。
第二種是對加迪斯產生過影響的學術成果以及他人評述加迪斯的文獻。這主 要包括加迪斯所引述過的文獻，其他學者為加迪斯作品所撰寫的書評、研究后者 思想的著作以及與他進行論戰的相關文獻。
第三種是代表某一具體時代的思想特征，倡導某種學術觀念的學術文獻以及 主張、實施某種戰略、政策的政府文獻，這些材料有助于我們理解思想所得以發 生和發展的具體情境。約翰•加迪斯的史學思想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在這個 意義上，它是上述三者相互“滋養”的產物。
第一章 初露鋒芒的歷史學家
歷史似乎總是不太樂于展現自己溫情脈脈的一面，人類在20 世紀上半葉經 歷過兩場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后，旋即又跌入冷戰的漩渦。“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何會爆發？人們至今都可以為之爭論得面紅耳赤。從20 世紀40 年代末開始， 眾多美國歷史學家都曾涉足過這一問題。不過，至上世紀 70 年代初，相關研究 愈發陷入瓶頸狀態。這也說明“歷史學家們需要時不時被震動一下，因為只有在 這樣的情形下，他們才會重新檢驗他們的某些假設”[ 多曼斯卡：《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第 263 頁。]。
第一節“冷戰”的起源與起源的“熱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至蘇聯解體之前，“美國和蘇聯 50年的國與國關系， 是國際事務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克羅卡特：《50年戰爭》，王振西主譯，新華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 頁。]。人們習慣將這一段歷史稱為“冷戰”， 甚至有西方學者將其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白建才：《論冷戰的起源》，《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4期，第
35 頁。]如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師馬克•布 洛克所說： “在史學思想的發展中，起源問題受到特別的關照。 ”[ 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第 2版），黃艷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第 49 頁。]在所有“起 源問題”中，有關戰爭起源的探討又往往最能勾起學者們的興趣，進而造就了無 數的學術公案。這不僅僅反映了各學派、學者治學思想的差別，更折射出現實關 懷對學術實踐的巨大“誘惑”——有關歷史上戰爭的探討往往演化為“歷史學家 間的戰爭”。冷戰雖“冷”，但對其起源的探討卻著實引發了不同學派間的學術 “熱戰”。
1947年，曾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的喬治•凱南化名“X.”，在著名 的《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的文章。他將蘇聯領導人 對穩定和鞏固統治所懷有的惴惴不安心理視為其在戰后的推行大肆擴張政策的 原因，并警告美國必須將蘇聯看做政治領域的對手而非伙伴。凱南認為蘇聯的極 權主義制度中包孕著衰敗的種子，美國在與它的競爭中若想避免毀滅，則必須保 持自己優秀的傳統。[ X.,“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 1947), pp. 569,580,582.]一般認為，《蘇聯行為的根源》勾勒了戰后美國對蘇“遏 制”戰略的雛形。
1961年，美國外交史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在美國歷史協會第76屆年 會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對外政策和自由幸福》的主席致辭，他將蘇聯視為一種新 型的，正在向西半球擴張的“紅色帝國主義”，故而美國人應該團結一心，以果 敢和勇氣來確保自己和子孫后代能夠永享“自由幸福”。[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美國對外政策和自由幸福》，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編：《現代 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61-1988)》，王建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17 頁。]另一位著名美國史學 家小阿瑟•施萊辛格也持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蘇聯的極權主義思維和行為方 式就注定了美蘇兩國戰后不可能繼續維持合作關系。[ Arthur Schlesinger Jr.,“0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0ct., 1967), p.50.]與凱南、比米斯和小施萊 辛格觀點相近的一系列學者通常被歸為冷戰起源研究的“正統學派”。在他們看 來，蘇聯即便不為冷戰的爆發負全部責任，也要付絕大部分責任。
不過至20世紀60年代，隨著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愈發泥足深陷，以及國內民權 運動的蓬勃發展，美國外交史研究中具有明顯左翼色彩的“威斯康星學派” (Wisconsin School)日益壯大。[ 曲升的《美國外交史學中的“威斯康星學派”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是國 內目前所見對該流派最為詳盡的研究成果。]這一流派的學者大多接受了列寧關于資本主義 經濟和帝國主義擴張間聯系的理論，其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爾曼•威 廉斯以對“門戶開放政策”的研究而聞名。他認為有關建立“世俗帝國”(secular empire)的哲學和實踐內化于“門戶開放”主義信條中，這在20世紀已然成為美 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特征。至1939年，美國的經濟擴張已經席卷全球[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9,pp.45,46.]，而“正是 絕大多數美國領導人利用國家權力維持門戶開放政策傳統的決定使得冷戰浮現 出來”[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p.151.]。
威廉斯的弟子沃爾特•拉弗貝認為二戰后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是克制的，他對 西方的戒心也不無道理。相反，羅斯福和杜魯門政府沒能解決好自身政策中的矛 盾，這與戰后美國迫切需要開放世界市場的心態結合在一起，“埋下了冷戰的主 要種子”。[沃爾特•拉弗貝：《美蘇冷戰史話：1945-1975》，游燮庭、徐復、陶朔玉譯，商務印書 館 1980 年，第 27、 15 頁。]喬伊斯•科爾克和加布里埃爾•科爾克伉儷合著的《權力的限度： 世界與美國對外政策，1945-1954》一書也認為，戰后美國的主要對外政策目標 是維系和改革資本主義，所謂的“蘇聯的威脅”不過是執政者維護其合法性而杜 撰出來的。[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 S. Foreign Policy,1945—1954,New York: Harper ＆ Row,1972,pp.11,715.]很明顯，“威斯康星學派”將冷戰爆發的主要責任歸咎于美國。由 于對之前“正統派”的觀點進行了巨大的“修正”乃至“反動”，故而“威斯康 星學派”也常常被稱為冷戰起源研究的“修正派”。
毋庸置疑，對冷戰起源的正統解釋和修正主義解釋都有其合理性，不過正像 當時有的學者觀察到的那樣，“歷史學家對于責任的關切常以缺少震撼力的框架 呈現出來，表面上回避攤派冷戰責任的歷史學家實際常常褒貶并將責任推諉給冷 戰中的具體事件。因此，這種挑錯式分析法的潛在適用范圍值得考量。”[ Robert Stover,“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ld War - A Case Study i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History and Theory, Vol. 11, No. 2 (1972), p.178.]也就 是說，涉足這一重要課題的后世學者要想走出前輩們投下的長長的“影子”，就 必須以一種新視角研究視角出發，再次以“智慧之光”照亮塵封的史料。
第二節 從“舊”到“新”的現實主義理論
套用茨威格那本家喻戶曉的著作的名字，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 歐洲“昨日的世界”和“今朝的世界”間的一道分水嶺。“昨日的世界”以有關 “理性”、“進步”和“繁榮”的理想裝點，“今朝的世界”則讓歐洲人目睹了 “瘋狂”、“倒退”以及“滿目瘡痍”。不過，大洋彼岸的美國在此時卻提出了 一套處理國際問題的理念，它與近代歐洲外交實踐中所體現的“權力政治”觀迥 然不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7年4月2日的對德宣戰咨文中明確表 示：“世界必須因民主而安全。只有以可信賴的政治自由為基礎，世界才可能和 平。”[ “Necessity of War against Germany”,in Albert Bushnell Hart, ed., Selected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Inc.,1918,p.195.]他在翌年 1月8日的一次演講中則提出了以“廢除秘密外交，簽訂公開 的和約”、“確保海上航行絕對自由”以及“盡可能取消一切經濟壁壘，建立貿 易平等條件”等倡議為主的“十四點原則”。[ 具體參見 “Fourteen Conditions of Peace”,in Albert Bushnell Hart, ed., Selected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p.247-249.]同時，當威爾遜在“巴黎和會” 上倡議成立國際聯盟時，“公眾認為他已經原諒了歐洲大陸過去所犯的罪惡，并 將帶領人類走出蠻荒之地”[ 克努成：《國際關系理論史導論》(第 2 版)，余萬里、何宗強譯，天津人民出版社，第] [218 頁。] [ 在本文中，依照中國學術界的通例，“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與“世界政治學” 是通用概念。參見張光忠主編：《社會科學學科辭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 頁，]。
當時學術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思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國際關系學 5。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學教習之后，其他高校紛紛效 仿。起初，以威爾遜主義為代表的“自由國際主義”觀念完全主導了這一年幼的 學科。[ 克努成：《國際關系理論史導論》(第 2 版)，第 218、221 頁。]不過，隨后的經濟危機以及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崛起漸漸蠶食了凡爾賽-華 盛頓體系的根基，也使得一些有識之士對“自由國際主義”越發心生懷疑。這其 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
卡爾在1939年出版的《20年危機》將“自由國際主義”稱為“烏托邦主義”， 認為后者發端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法”觀念，中經18-19世紀自由主義者的 闡發，又被“威爾遜移植到當時幾乎還是處女地的國際政治領域”，后者縱然可 以“虛構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國，但卻不能使其成為實實在在的現實” 。 [ 卡爾： 《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 ，秦亞青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5-28 頁。]他通 過對18-19世紀歷史的研究，指出威爾遜等自由主義者心心念念并奉為圭臬的 “普遍自由貿易是一種從未真正存在過的虛構情景”[ 卡爾： 《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 ，第7頁。]。在卡爾看來，“國際政 治永遠是權力政治”[ 卡爾： 《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 ，第130頁。]，如果無視這一點，那將是極為幼稚的。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后代學者將《20 年危機》視為“系統論述國際關系現 實主義理論的第一本書著”[ 哈斯拉姆：《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張振江、盧明華譯，中央編 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頁。]，但卡爾的思想遠非如此“純粹”，譬如他為國際 和解所開出的“藥方”同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即“很可能需要富裕群體或富裕 國家大量削減自己的消費”，他自己也承認，這也是一種烏托邦，只不過比同時 代的世界聯邦和完美國聯一類的愿望更符合實際。[ 卡爾： 《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第 214、 216頁。]學者也時而把卡爾視為現實 主義流派和各種“后”流派的鼻祖，時而也將他視為初始的建構主義者。他若尚 在人間，必然“會獨自一人坐在圓桌旁同時分析該學科的三種流派”。[溫都爾卡•庫芭科娃：《20年的凈化歷程：E.H.卡爾和國際關系學》，載庫芭科娃、奧魯 夫、科維特主編： 《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系》 ，肖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 29-30 頁。]也就是 說，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說在卡爾那里并未取得“純粹的”形態。
德國猶太裔學者漢斯•摩根索在卡爾的基礎上，將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向 前大大推進了一步，甚至毋寧說是他“締造”了這一學派。摩根索于1904 年出 生在德國小城科堡，在青少年時期目睹了德國在一戰中的敗北以及戰后魏瑪政府 的成立以及被納粹勢力顛覆。“魏瑪時代給他的教訓是，政治權力何其重要，而 且權力與奔涌不息的暴力和非理性思想暗流在政治中相互激蕩。”[ 湯普森：《國際思想大師： 20世紀主要理論家與世界危機》 ，耿協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1 頁。]
摩根索在1930年代末為躲避納粹迫害而移居美國，他為“政治現實主義”學 說界定的“六項原則”也幾乎成了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者們的“座右銘”，即 政治受人性客觀法則的支配；以權力界定利益；決定政治行為的利益依制定外交 政策時的政治和文化環境而定；承認道德的作用，但反對將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則 適用于國家行為；拒絕將特定國家的道德愿望等同于普世道德準則；堅持現實主 義與其他學派，尤其是“法理主義-道德主義學派”的差異。 [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 版社2006年版，第 28-41 頁。]在他看來，國際政 治與國內政治都以追求權力為其直接目標，只不過在國內政治中，可以使用的手 段受到更加的嚴格限制。 [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 55 頁。]
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和現代史教授。與卡爾相同，歷史學在他的學 說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這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首先，從認識論角度來講， 他非常反對自由主義者將“政治”和“歷史”分離的思想傾向，因為這些學者“從 來沒能從歷史中學到東西。他們為理解政治現實提出理性設計方案，就此而言， 歷史的重要性僅僅在于證實或偏離了這種方案”[ Hans J.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Latimer House Ltd.,1947,pp.38-39.]。任何忽視歷史的偶發事件與 具體的歷史環境的理論“注定具有與其進步主義的先驅（指兩戰期間的理想主義 者——筆者注）同樣的命運。”[漢斯•摩根索：《理論的理性與政治功能》，代元主編：《國際關系理論批判》，秦治來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 頁。]只有“求助于歷史先例而不是抽象原則”，關 注“人的真實本性和實際發生的歷史進程”才配得上“現實主義的稱號”，[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27、 28 頁。]“毫 無疑問，歷史知識尤其是外交史構成了國際關系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Hans J. Morgenthau,“Educ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Daedalus, Vol. 88, No. 1,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Winter, 1959）,p.123.]。
其次，從方法論來看，摩根索最擅長以具體的歷史案例來反擊論敵。對于自 由主義者強調自由貿易能夠消弭戰爭的觀點，他指出：這種想法在 19 世紀確有 道理，不過那是因為當時的國內資本主義仍能滿足民眾的最低要求，發達國家與 落后國家間的分工也使得當時的世界能夠容納擴張，而這種狀況在 20 世紀早已 發生了變化[ Hans J.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p.77.]；對于國際主義者強調美德的主張，他援引張伯倫和羅伯斯庇爾為 例，盡管張伯倫在美德方面勝過許多英國首相，不過“他的政策使第二次世界大 戰不可避免，并給千百萬人民帶來無窮的苦難”；雖然羅伯斯庇爾是“有史以來 最善良的人之一。然而，正是那種善良的烏托邦激進主義促使他屠殺了那些不如 他善良的人，并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臺，葬送了他所領導的革命。”[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30頁。]
現實主義理論在摩根索那里“已發育為國際政治學大樹的粗壯之莖” [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02 頁。]。他 的學術的影響力之大以至于有學者將其稱為是整個國際關系學的奠基人。 [斯坦利•霍夫曼：《美國社會科學：國際關系學》，代元主編：《國際關系理論批判》， 第 233 頁。]但在 不久之后，憑借“歐洲歷史的豐富知識”，“閱讀并吸收歐洲哲學家、歷史學家 和政治學家的經典著作，強調從國際政治的歷史中吸取教訓”[ 湯普森：《國際關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仁、王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20 頁。]的學術理念便受 到了挑戰。一些學者們感覺到“如果我們單單向歷史索取一個答案，我們將要么 被弄成純理性主義（“它是一種充滿了大吵大鬧的論述”），要么陷入消極的沉 思，要么接受原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斯坦利•霍夫曼：《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林偉成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1990年版,
第 48 頁。]。
同時，美國人普遍信奉的實用理性使他們堅信“運用科學方法，即假定價值 中立，把經驗主義研究與建立前提并加以驗證的做法相結合，并且求助于會引起 帶來進步的實際應用性科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斯坦利•霍夫曼：《美國社會科學：國際關系學》，第235頁。]同時，這種做法也是強化著 美國人身份認同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摩根索式的現實主義理論雖然很有說服 力，但在大學校園中卻“經常是用略帶德國口音的語言加以闡述的”[漢迪•布爾：《1919-1969年的國際政治理論》，代元主編：《國際關系理論批判》，第
207 頁。]。
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越來越傾向從自然科學以及仿效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理 論那里吸取靈感，希望將國際關系學改造為一門能夠發現“普遍規律”而非只是 關注“特定史實”，可以“預測未來”而非只是“詮釋過去”的“硬科學”[ “硬科學”與“軟科學”最初是借用電子計算機中的“硬件”“軟件”來命名的。”自然 科學一般被是硬科學似乎沒有什么異議，可社會科學往往被認為是軟科學，這在西方頗為流 行。參見于根元主編：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中國青年岀版社1994年版，第1091-1092頁。]。 模型、矩陣、量化，甚至使用數學公式和計算機進行數據分析的研究方法開始頻 頻出現在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的研究中。例如，卡普蘭在他1957年出版的著作中 就號召：“政治學家有責任與數學家一道工作，建立一個適合政治學科中特殊問 題的策略矩陣。”[ 卡普蘭：《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薄智躍譯，上海人民岀版社2007年版，第302頁。]戴維•辛格及其同事創立的“戰爭相關性項目”則試圖用計 算機來處理收集到的數據，進而探究戰爭爆發的原因乃至預測之。[ 戴維•辛格的主張可參見 J. David Singer,“The‘Correlates of War'Project: Interim Report and
Rationale”,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 1972), pp. 243-270.] [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閻學通、陳寒溪等譯，世界知識岀版社2002年版，第41頁。]這些學者認 為他們這樣做可以驗證要素之間是否存在數量聯系，籍此可以確定要素之間的關 系是否只是巧合；多變量的分析可以幫助弄清楚哪項要素在預測未來時更為可 靠，而依靠歷史學進行研究的傳統學者對此無動于衷，這種態度是很不負責任的。
7
“國際體系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博弈論”(theory of games) 、 “討價還價理論” (theoryofbargainin) 、 “政治聯盟研究” (studyof political coalition) > “外交政策制定模型” (the models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以及“軍備與致命爭端數學運算研究”( mathematical studies of arms races and deadly quarrels)等等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均體現了追求將國際關系學界“硬科 學化” 的努力。[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Apr., 1966), pp.362.]雖然“他們的目標是實現現實主義的科學地位的主張而不是推 翻它”[ 布朗：《理解國際關系》(第 3 版)，吳志成、劉豐、劉佳譯，中央編譯局 2009 年版， 第 39 頁。]，不過這些學者使用“嚴格、系統、科學的概念和推理來取代摩根索和 傳統現實主義者所代表的‘智慧書'和對歷史‘逸聞趣事'式的使用”[ 布朗：《理解國際關系》(第 3 版)，第 38 頁。]。美國 一些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的“課程表取消了歷史訓練，選拔人才時低估了歷史技巧 的價值”[漢迪•布爾：《1919-1969年的國際政治理論》，第198頁。]。上述種種現象說明這門新興學科已經逐漸走向成熟，更折射了二戰 后美國政治學發展的一種趨勢，即“那種使‘政治科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的'學科的渴望與日俱增”[特倫斯•鮑爾：《眾聲喧嘩：美國的政治思想史》，卡斯蒂廖內、蒙克編：《民族語境下 的政治思想史》 ，周保巍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 111 頁。]
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國際政治學家肯尼思•華爾茲的學說“科學”色彩最為 濃厚,產生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和深遠。華爾茲于1924年 6月8日出生在密歇根州 安娜堡市， 1954 年在哥侖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 國人。在 1950年代中葉，華爾茲便強調“國際關系研究中總體理論的重要性以 及政治哲學在創建這種理論中所起到的作用” [ Kenneth N. Waltz,“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illiam T. R. Fox,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diana:Notre Dame,1959,p.52.]。他同時對建立一門獨立的“國 際關系學”表現出了熱切的愿望。在他看來，雖然以往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地 理學家以及心理學家積累下的具體的研究資料很有價值，但若“缺乏對材料進行 系統地整理，國際關系研究仍處在等而下之的地位”，就像“許多珍珠和有孔的 玻璃珠子一樣，散落各處 只有它們被鑲嵌起來或串成一串，其價值
才能體現出來” [ Kenneth N. Waltz,“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6.]。
華爾茲出版于1959年的《人、國家與戰爭》梳理了以往人們解釋戰爭起源 所采用的三種“意象” [ 根據他后來的解釋，“意象”指人們觀察理解世界的某種既定方式。參見華爾茲：《人、 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2001 年版序 言”，第 IX 頁。]。根據第一種意象，戰爭是人性邪惡或人類錯誤行為的 后果；按照第二種意象，國家內在的弊端引發戰爭；依照第三種意向，“國家之 間并不存在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體系，又由于每個國家都是在自身理智和欲望 的支配下來評判各自的不幸與雄心，從而導致沖突（有時則會導致戰爭）勢所難 免”，也就是說，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引發戰爭的根本原因。 [ 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第30、 66、 125頁。]前兩種“意象”雖 然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種力量，但如果不參照第三種“意象”，人們就“不可 能評估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是預測它們將導致的結果。” [ 華爾茲： 《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 ，第188頁。]華爾茲繼承了傳統 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如他也認為“基于對國家利益的狹隘計算而發動的戰 爭，其所造成的破壞要遜于那些由據稱無私的理想主義所激發的戰爭” [ 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第87頁。]。不過 其對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批評也顯而易見，在他看來，第三種意象提供了一種“可 以避免某些現實主義者如下傾向的方法，即將世界政治中必要的非道德甚至不道 德現象歸咎于人固有的惡性” [ 華爾茲： 《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 ，第187頁。]。
《人、國家與戰爭》總體說來仍是一部思想史著作，不過它已然流露岀對歷 史學所習慣的經驗式研究（這同時也是傳統現實主義的重要特征）的嫌惡。在華 爾茲看來，歷史學式的“經驗性研究方法盡管必要，但是并不充分。如果脫離相 應的分析，不同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系就毫無意義可言，或者至少不能被認為說明 了任何東西” [ 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第11頁。]，而“以地理和歷史的偶發事件為基礎來創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 是危險的” [ 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第82頁。]。
華爾茲岀版于1979年的《國際政治理論》是對自己此前的觀點的總結與升華。 他在開篇用了整整一章的內容敘述自己對“理論”的理解。首先，理論是“頭腦 中形成的一幅關于某一有限領域或范圍內的行動的圖景”，以此來“描述某一領 域的組織形式及其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其次，理論及其模式獨立于現實世 界，其建立前提便是必須把現實中彼此聯系的事物分離開來，將某一領域隔離岀 來進行研究，這需要經由“分離”、“提取”、“歸并”和“理想化”來實現。 高度簡化和精致的理論最有用解釋力和預測力，否則只能淪為對具體事實的描 述。理論的創造和構建要靠某一時刻的“智慧的靈光閃現”，而非僅通過對以往 歷史經驗進行歸納；最后，理論解釋“規律”，即“那些重復出現的聯系”。理 論推論的到假設一經確認便成為規律。華爾茲在此借用了近代物理學有關“力” 和 “質點”的概念來強調理論的抽象性和與具體事實相分離的特性，在他看來， “理論的力量不僅在于能夠把大量此前毫不相關的經驗性概括和規律納入一個 解釋體系之中，并且還在于這一理論所產生或提出的假設的數量與范圍，而這些 假設反過來又導致得出新的經驗性規律”。[ 參見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一章，特別參 見第2、 6-11 頁以及第 73頁。]
華爾茲對建立獨立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熱忱愿望這時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首先必須將國際政治構想為一個具有邊界的領域或區域；其次，要發現其 內部類似規律性的現象；再次，必須發展出一種能夠對這些規律性現象做出解釋 的方法”。[ 華爾茲： 《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 ，第123頁。]他繼而述及“還原論”(Reductionism)和“系統論”(Systemic Theories) 兩種理論。還原論以部分解釋整體，這在國際關系學界主要表現為從個人和國家 層次來解釋國際現象，它并不能提供充分和準確的解釋與預測，“因為國家內部 情況的差異與其外交行為的多樣性并不是嚴格對應的，因此我們還必須考慮國家 所面臨的外部條件” [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27頁。]。他重點批評了霍布森和列寧等人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與西 方國家外交行為間關系的帝國主義理論，認為他們雖揭示了戰爭的特定原因，但 卻不足以解釋為何歷史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諸多國家都曾卷入戰爭。“如果行為結 果既取決于行為者的特性，也取決于其所處的環境，那么就不能僅僅憑借行為者 的特性來預測結果” [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64頁。]。
還原論的失敗意味著國際政治研究更需要系統論式分析方法，后者有助于我 們“追循不同國際系統可能的發展進程”和“表明系統的結構是如何影響互動單 元的，以及后者又是如何影響結構的”。[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42 頁。]一個系統包括結構和互動的單元，而 前者使系統成其為一個整體。[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82 頁。]建構國際政治理論需要嚴格區分國際關系中的結 構和單元。首先，定義國際結構要依據國際系統內部的排序原則。毫無疑問，“國 際無政府狀態”就是這種原則，它與一國內部的“等級制狀態”形成鮮明的對比
1；其次，定義國際結構要依據互動單元間的能力分布。對主權國家，尤其是對
大國的關注由此成為建立國際政治普遍理論的關鍵。[ 華爾茲將“國際政治結構”和“國內政治結構”嚴格對應為“無政府狀態”和“等級制” 也是為了實現簡化，從而建立他所追求的理論。對此的說明參見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 第 121-123 頁。] [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06、 76頁。]同時，為了實現理論的簡 約性，必須抽象掉國家的一切特殊性(傳統、習俗、目標、愿望以及政府類型) 和具體聯系而得岀一種總體性描述。[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05頁。]在華爾茲的理論中，所有的國家都成了均 質且封閉的“彈子球”，這實際也在形式上斬斷了國際關系理論與具體的經驗性 歷史知識之間的聯系。
華爾茲的理論由于對所謂“結構”的突岀強調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 《人、國家與戰爭》中的前兩種意象在《國際政治理論》即便不是被拋棄，也是 被大大忽略了，以至于有的學者將“結構現實主義”比喻為這樣一個函數——
“B=f(S)”，其中B表示國家行為，S表示體系結構。[ 秦亞青：《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及其批判》，《國際政治科學》 2005年第2期，第153 頁，頁下注釋②。]它與以摩根索理論為代表 的傳統現實主義只要有以下區別：首先，從方法論來講，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靈 感更多來自微觀經濟學理論和科學哲學[ 以市場比喻國際結構的例子在《國際政治理論》比比皆是。華爾茲也曾在一次午餐交談 中透露科學哲學對他的巨大影響，參見湯普森：《國際關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39頁。]，而非歷史學。傳統(古典)現實主義 主要依靠對歷史知識進行歸納來實現，而結構現實主義更青睞演繹法[ 沃爾茲：《現實主義思想與新現實主義理論》(1990)，《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張睿 壯、劉豐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 2012年，第75頁。“沃爾茲”系“華爾茲”的另一 種音譯，他的諸多論文被以章的形式輯錄成《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一書，不過為體現作者 的思想歷程，故而在此單獨列岀，并標注原文發表時間。]；其次， 結構現實主義對一些國際關系重要現象的闡釋也與傳統現實主義有較大差異。例 如，后者強調國家對權力的追求與渴望，而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在無政府狀 態下以安全為最高目標，權力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134頁。筆者為提醒讀者注意，故意將“安全”二字涂黑。]
“均勢” (balance of power)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非常關注的一個概 念，指“體系中的大國或國家集團間的權力分布呈現岀一種大致平衡，這種平衡 足以能夠有效地阻止其中一個特別強大且意欲要統治或支配國際體系的國家或 國家集團實現其稱霸野心”[ 陳岳、田野主編：《國際關系學科地圖》，北京大學岀版社2016年版，第179頁。]。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意愿在形成“均勢”中的 作用，即“均勢政策是睿智和審慎的政治領袖所自愿追隨的東西”[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第 48 頁。]。然而結構 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自助單元為謀求生存會自動形成“均勢”。[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 128 頁。“均勢”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非常關注的 一個概念，指“體系中的大國或國家集團間的權力分布呈現出一種大致平衡，這種平衡足以 能夠有效地阻止其中一個特別強大且意欲要統治或支配國際體系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實現其 稱霸野心”]最 后，結構現實主義特別強調自身的“國際”屬性，它不涉及外交理論，因為后者 屬于國家層面的理論。[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76 頁。]
以其理論為基礎，華爾茲還有幾個著名但“聳人聽聞”的推論。第一，國家 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未必能帶來和平，因為“緊密的相互依賴意味著交往的密切， 從而增加了發生偶然沖突的機會。最殘酷的內戰以及最血腥的國際戰爭都發生在 高度相似而且緊密聯系的人們之間”。[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第147頁。]第二，美蘇兩極格局較之前歷史中的多 極狀態更加穩定，因為在這種狀態下，兩大國間的相互依賴很低，且兩極格局便 于它們對共同事務進行管理和進行交流，減少多極狀態狀態下常常出現的戰略誤 判。[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 145、 184-185 頁。] [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97頁。華爾茲后來對此做出了更加具體的論述，可參見 華爾茲：《核神話與政治現實》（1990），《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 268-269頁。]最后，相較于常規武器而言，核武器無與倫比的威懾作用使它能夠更有效 地阻止國家間爆發戰爭。這就好比“如果手指一旦感染，而截肢是惟一的療法， 那么病人就會選擇隱忍，希望傷口能夠自然痊愈，而不會貿然進行截肢手術。” 6
華爾茲在國際關系學界所取得的地位較摩根索有過之而無不及。雷蒙•阿隆 的弟子斯坦利•霍夫曼曾說：“如果有人要求我從國際關系學科中為荒島上的隱 士指定三本書 我會選擇一本2000多年以前的著作，即修昔底德的《伯 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及兩本當代的著作，即肯尼思•沃爾茲的《人、國家與戰 爭》與雷蒙德•阿隆的《和平與戰爭》。” [斯坦利•霍夫曼：《美國社會科學：國際關系學》，第244頁。]更有學者認為“自1979年以來所有 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發展都是對沃爾茲著作的一系列注腳”。[賈斯廷•羅森博格：《政治學囚籠中的國際關系學》，《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第9 頁。]甚至一些華爾茲 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前者對自己的影響。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羅伯特•基歐漢。在他看來，“現實主義幫助我們判明
了擺脫困境的難度，但并未向我們提供多少幫助來擺脫困境。”[i羅伯特?K.基歐漢：《世界政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及其超越》，基歐漢編：《新現實主 義及其批判》，郭樹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5 頁。]基于此，基歐 漢呼吁人們關注''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作用。后者包括以聯 合國和國際紅十字協會為代表的有明確章程和規則的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 國家政府間經過協商達成的，涉及某一領域的明確規則，如海洋法、國際貿易組 織等；不成文但往往能夠被各國普遍遵守的國際慣例。[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p.3-4.]
基歐漢被視為戰后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即“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 物。他強調的“國際制度”具有權威性、制約性以及關聯性等三個特征，是一種 重要的資源。國家可以利用之擴大自己的權力，而又不增加可見的國力(如軍事 實力和經濟實力)。[ 秦亞青：《新自由制度主義》，秦亞青主編：《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 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72 頁。]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學說“借鑒華爾茲的結構觀，但 要認真對待華爾茲結構觀中所缺失的國際體系因素，把這些因素作為解釋性因 素”[羅伯特?K.基歐漢：《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世界政治研究》，基歐漢編：《新現實主 義及其批判》，第 17 頁。]，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自己和華爾茲兩人的理論都是“理性主義理論”， 即都強調國家能夠客觀地調整自身，從而最好地適應環境。[羅伯特•基歐漢：《研究國際制度的兩種方法》，代元主編：《國際關系理論批判》，第 304 頁。]
華爾茲堅持嚴格分離“歷史”與“理論”的做法使他遭到學者們的非議。托 馬斯•史密斯嘲諷認為，華爾茲“簡單的頭腦關閉了這一領域中的其他解釋路徑, 簡化了分析，貶低了進程”[ Thomas W.Smith,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12.]。拉格則表示“模型缺乏一個變化的維度。原因是， 當他談論國際體系的時候，忽略了政治結構的第二個分析性組成部分，即單位的 分異”[約翰?K.拉格：《世界政治體制中的繼承與轉換：走向新現實主義綜合》，基歐漢編：《新 現實主義及其批判》，郭樹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頁。]。阿什利的批判最為刺耳。在他看來，華爾茲的學說不過是個雜糅了國 家主義、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怪胎，既背離了現實主義，又反對科 學革命。 [理查德?K.阿什利：《新現實主義的貧困》，基歐漢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第235 頁。]有的學者認為華爾茲理論所體現的強大反歷史主義傾向和不關涉外交 政策的旨趣很難吸引歷史學家們的注意。[ Ole R.Holsti,"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econd edi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88.]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我們可以作 如下分析：
首先，華爾茲理論的確表達具有強烈的“反歷史主義”色彩[ “歷史主義”主要包括三種意義，一是對過去事實的依賴，追溯前例；二是強調歷史情境 的特殊性；三是強調“歷史必然性”。參見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
基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52頁。很明顯，華爾茲是反對前 兩種意義上的“歷史主義”的。]，這也正是所 有強調“結構”的理論學說的共同特征，因為“結構”一詞就“表達了某種相對 固定、恒常甚至是堅硬的東西” [ 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第 512 頁。]，它進而“通過重視對系統自身的分析假設— —一種假設結構不受時間影響的共時性檢驗——結構主義有效地一筆勾銷了‘歷 史'這一認知的歷時模式”。[ Alun Munslow,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seco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p.230.] [ 湯普森： 《國際關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42 頁。]不過華爾茲在論述時也不能絕緣于歷史，《國際 政治理論》從第六章到結尾使用了大量一戰、二戰時期的具體案例來支持自己的 理論，“一方面他仍堅持歷史和理論的分離，另一方面他又偷偷地引入了當代史”。 5
其次，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充實了約翰•赫茲有關“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后者指這樣一種狀態：某一群體為防止被其他群體傷害或奴 役，從而不得不追求獲得更多的權力，而這又使其他群體感到不安全并做出最壞 的打算。 [ 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Jan., 1950),p.157.]在華爾茲看來，“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國的意愿，而是取決于國家 所處的環境” [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200頁。] [ 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戰爭根源》(1988)，《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 63 頁。]。“正統派”和“修正派”對冷戰起源的解釋都有其合理性，不 過單純地“責蘇聯”亦或是“怪美國”的分析方法都帶有濃重的還原論傾向，故 而有失充分性。“恰當的問題應該是，什么——而不是誰——導致了冷戰的開始。” 8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提醒歷史學家不要只是思考“誰引發了冷戰”，更要探討“冷 戰為何未能避免”，正如雷蒙•阿隆所說的那樣，外交史研究要包括兩個步驟，
“第一是對于國與國博弈中的行動者內部結構的分析；第二是對于行動者所處的 情境整體——外交情境的分析” [阿隆：《歷史演講錄》，西爾維•梅敘爾編注，張琳敏譯，上海譯文岀版社2011年版， 第 273 頁。]。“國際無政府狀態”所引發的國家的“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之感自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問題。換言之，華爾茲在無意 之中為重新解釋冷戰爆發的原因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視角。
最后，華爾茲高度形而上學的理論使人感到國際體系的結構是靜止，是沒有 時間的。實際上我們在此不妨重溫布羅代爾那個著名的歷史學概念——“長時 段”。后者是“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在這個層次上——不是 別的層次，脫離嚴格的歷史時間，以新的眼光和帶著新的問題從歷史時間的大門 出入便成為合理合法的了” [ 布羅代爾： 《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 頁。]，它提醒我們“今天的時間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 始于遙遠的過去” [ 布羅代爾： 《資本主義論叢》，第184頁。]。“沃爾茲想要做的就是發現一種用于解釋‘國際生活性質 千百年來驚人的同一性'的說明” [4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英國學派與國際關系理論》，《史學集刊》2005年第4 期, 第 2 頁。]，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的“國際無政府狀 態”恰恰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整個現代國際關系發展史中的一 個極為重要，且至少有五百年之久的歷史事實。
現實主義理論從“舊”到“新”的變化也是它逐漸“背離”歷史學的過程， 不過睿智的歷史學家總能從批判者甚至反對者那里汲取養分，憑借后者“無心插 柳”的行為推動歷史學的發展。
第三節 再探冷戰起源
如前所述，美國歷史學界關于冷戰起源的探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過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統派”和“修正派”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都已經陷入了 瓶頸狀態。前賢各領風騷，后世學者如果不能顯露新意，則會被遮蔽在前輩們投 下的巨大身影之下。
約翰•加迪斯于1972年撰寫的兩篇書評便已隱隱顯露出這位剛剛30歲出頭 的年輕學者的主張。他認為喬伊斯•科爾克和加布里埃爾•科爾克伉儷的《權力 的限度：世界與美國對外政策，1945-1954》的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其卻未 能擺脫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缺欠，即將“意圖”和“影響”混同為一。在這樣一種 邏輯下，他們得出了諸如“因為杜魯門政府激烈的反蘇言辭刺激了國內的亢奮情 緒，故而這種后果是杜魯門及其顧問所希望的”一類的結論。這樣一來，人就僅 僅變成了經濟秩序的工具，故而不需要考慮他們為自身行為所做出的往往是虛飾 的聲明。不過似乎二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分析卻沒有按此路徑進行，蘇聯在他們 筆下往往顯得言行合一。[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54by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No.4 (Nov., 1972), pp. 557-558.]他在評述另一位“修正派”學者戴安娜•謝弗•克萊 芒斯的研究時稱贊后者把雅爾塔會議置于二戰政治、戰略與外交的大環境下來考 量的做法，不過她雖熱心利用了一些蘇聯的材料，但卻對開放程度遠遠高于蘇聯 檔案的美國檔案關注甚少，這使得戴安娜沒能認清羅斯福及其顧問所面臨的限 制。[ John Lewis Gaddis, ,“Review of Yalta by Diane Shaver Cleme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4 (Dec., 1972),p.1403.]
同年，加迪斯的大作《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出版，將有關冷戰 起源問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也標志著冷戰史研究“后修正派”開始登 上學術史的舞臺。加迪斯在書的開篇便表示，外交政策是“國內外雙重影響下的 產物”，而1941年大同盟(Grand Alliance)形成到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臺 這段時間里，在處理戰和問題上可供美國領導人考慮的選項范圍窄而又窄。 [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vii.]修 正派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盡管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們僅強調美國外交經濟動機的 做法未免狹隘。國內政治、官僚惰性、個人脾性以及對蘇聯意圖的或正或誤的判 斷等因素都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產生了影響。[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viii.]
美蘇同盟締結之初，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等美國政要痛切反思了一戰后美 國的孤立主義和綏靖政策，并決心避免重蹈覆轍。他們希望在徹底擊敗法西斯國 家后，進而通過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民族自決、建立集體安全機制和實現多邊自由 貿易等措施來增進和平。蘇聯與美國一樣渴望戰后的和平，不過近 130年內遭受 三次入侵的歷史使得它更渴望通過獲得領土和勢力范圍的方式來保障自身安全。 美蘇對于實現共同目標卻懷有彼此沖突的觀念，這在一開始便在聯盟內部種下了 不和諧的種子。[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3.]羅斯福試圖通過維持自己與斯大林良好個人關系的方式來展現 美國的善意，進而取信于蘇聯，不過這一做法在實際上卻不能為自己建立起強大 的公眾共識。[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7,31.]同時，美國朝野上下對蘇聯或正或反的印象都說明美國人對蘇聯 缺乏清楚的認知，這使得他們未能對即將到來的戰后世界做好準備。[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61,62.]
最為重要的是，戰時羅斯福政府內部存在頗為明顯的軍政不調問題。雅爾塔 會議上關于東亞的協定明顯體現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構想，但羅斯福卻沒有就此 戰略咨詢他的非軍事問題顧問。[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79.]美國政府各部門間不協調狀態產生的惡劣的影 響集中體現在為戰后處置德國所制定的方案上，甚至可以說“制定三方對德政策 的努力之所以流產，絕大部分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內部斗爭和混亂”[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96.]。陸軍部主 張抑制德國；國務院則擔心由此引發全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動蕩，主張戰后復興德 國；羅斯福總統則表現得首鼠兩端，在他去世前，這一問題仍未有定論。[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 97.]
1945年 4月 12 日，杜魯門當選為美國總統。雖然美國外交的總體目標仍沒 有改變，但缺乏外事經驗的新總統決心維護自己的權威形象，展現出一派雷厲風 行的作風。[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198-199,206.]雖然杜魯門仍打算延續羅斯福的計劃，不過他認為斯大林之所以選 擇談判，是因為蘇聯的外強中干的狀況使得斯大林更關注如何保住自己在國內的 權位。[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3.]杜魯門在舊金山會議前夕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他暴風驟雨 般的激烈言辭，以及之后美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的強硬態度使得蘇聯認為白宮易主 后的美國已經放棄了此前羅斯福有關美蘇合作的構想。[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05.]
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也以為可以借此迫使世界 上的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世界規劃構想[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5.]，然而實際情況卻遠比想象的復雜得多。 核能在當時仍屬于一個只有極少數美國人了解的新領域，而在美國的政治體系 中，最為廣泛的公眾知情權卻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由此，美國的核能管控政策 就是在這樣一種彌漫著猶疑、困惑和冷漠的環境中制定出來的。[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7.]美國政府官員 中有人支持盡可能地維持核壟斷，也有人認為應該實現原子武器國際共管。另外， 隨著二戰趨于結束，國會迫切希望改變戰爭期間行政部門在處理外交事務中獨大 的局面，重新奪回自己在制定外交政策過程中權力，多數議員反對將美國核武器 的“秘密”外人共享。[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54.]
同時，美國民眾以及士兵普遍期望軍人復員，幾處海外軍事基地甚至因為復 員速度緩慢而爆發了騷亂。國會眾多議員也希望本國政府對蘇聯采取強硬措施， 并恢復戰前的低稅率和征兵率。這便對杜魯門政府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輿論壓力： 再若對蘇聯妥協則會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62-263.]在 1945年 9 月有美、蘇、 英、法、中五國外長出席的倫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 試圖以原子武器國際共管為條件換取蘇聯在東歐問題上接受美國的安排，結果無 功而返。[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63-267.]同年12月，詹姆斯•伯恩斯在出席莫斯科會議時直接與斯大林商定， 在日本成立由中、蘇、美、英代表組成的“聯盟委員會”(Allied Council)，不 過實際權力仍掌握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手中。作為回報，蘇聯也在保加利亞和羅 馬尼亞問題上做出了象征性讓步。[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80-281.]
詹姆斯•伯恩斯自認為妥善地周全了美國的顏面，沒想到回國后卻遭到各方 政治方力量的抨擊。國務院、白宮和國會三者間信息交流的不暢是造成這一局面 的主要原因。伯恩斯對自身談判能力過于自信，故而在莫斯科與斯大林達成協定 前并未告知杜魯門，這使得后者頗為不滿。同時，國會中與總統所屬的民主黨相 對立的共和黨領袖們也認為國務卿的行為是對蘇聯的示弱，有損于美國利益和顏 面。[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83.]杜魯門政府若再繼續對蘇聯妥協，則會喪失民心，在下一屆選舉中落敗。
美國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普遍恐懼感和對蘇聯越來越負面化的印象、喬治•凱 南分析蘇聯行為根源的著名“長電報”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反對黨對當局對蘇“妥 協”政策的質疑等一系列美國國內因素[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89,290-296,304.]，與斯大林在 1946年 2 月 2 日所作的強 調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能共存報告、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投票反對英法軍隊 駐扎黎巴嫩和敘利亞的行為以及1946年2 月 16日加拿大拘捕了為蘇聯竊取信息 的間諜的消息等外部因素交織在一起[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96-301.]，使得杜魯門政府最終徹底調整了對蘇政 策。
雖然，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政府對蘇聯采取強硬政策，但他們卻并不想為實施 這種政策而做出犧牲。杜魯門在1947年3月的演講中所表達的“杜魯門主義” 將美蘇沖突描繪為兩種意識形態間的你死我活的斗爭，這種表達方式起很有煽動 性，也為實施強硬政策爭取到了物質支持。[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17-318.]國會批準了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貸 款以幫助其鎮壓國內共產黨。不過這種通過鼓勵高度非黑即白式思維方法來實現 目的的做法也為美國日后的政策套上了枷鎖。最初，美國政府的相應政策還是比 較務實的，并非謀求在世界范圍內與共產主義力量處處爭鋒相對。不過隨著中國 國民黨敗退臺灣、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意識形態對外 交政策的桎梏作用越發明顯，甚至斯大林死后蘇聯表現出的緩和姿態也難得到美 國的回應了。[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51-352.]
在對全書觀點進行總結的最后一章里，加迪斯認為二戰后美國領導人并不想 引發冷戰，不過他們更不希望“不安全”；斯大林同樣不想與美國進行冷戰，不 過蘇聯政治體制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他本可以避免如此僵局的出現。[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53,361. 黑體字為作者強調而故意涂黑，讀者可以在此回想前文提到的華爾茲的觀點。]因此，冷 戰發端于美蘇兩國內部因素與其國外因素的互動。兩國都難以掌控的外部條件使 得美國人和蘇聯人在二戰后彼此直接面面相對，而兩國國內的一些列因素則使這 一相遇最終成為對抗。[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361.]美蘇兩國都對冷戰的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應 該思考的問題是誰的責任更大一些。斯大林并非是意識形態的囚徒，而是共產主 義教條的主宰者。蘇聯的政治體制賦予他更大的行動空間，他卻在本可以選擇緩 和時沒有這樣做，故而應為冷戰的爆發付稍微大一些的責任。[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pp360.]
實際上，通過聯系本章第二節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加迪斯所強調的美蘇兩 國都不可控的外部因素正是肯尼思•華爾茲所說的“國際無政府狀態”，而前者 強調的兩國出于自身安全考慮而導致的一系列誤判也與華爾茲“國家在無政府狀 態下以安全為最高目標”的觀點如出一轍。帕特里克•加里蒂認為加迪斯對冷戰 起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結構現實主義關于現代國際體系的理論，即便這 并不是很明顯”[ Patrick J.Garrity,“The Long Twilight Struggle”, p.26.]。不過考慮到《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出版時間早于 《國際政治理論》，我們只能說加迪斯對冷戰起源的解釋與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 設想“不謀而合”。
加迪斯分析問題的思路被后來學者予以進一步明確化。由孔華潤主編的著名 的《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中對冷戰起源的解釋就明顯借重“安全困境”概念， 并強調美蘇政治制度的差異、美國強社會與弱政府間的矛盾以及蘇聯政治制度的 特點對冷戰格局形成所產生的影響。相關章節的執筆者，也即主編孔華潤本人承 認自己在與加迪斯等學者的交流中受到了啟發。[ 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王琛等譯，新華出版社2004 年版，第3 頁。]梅爾文•萊夫勒和戴維•佩因 特所編輯的探討冷戰起源的論文集中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導論：國際體系與 冷戰起源》 [ David S. Painter and Melvyn P. Leffler,“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David S. Painter and Melvyn P. Leffler,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2 ed.), Routledge,2005,p.1.]。
《美國與冷戰的起源， 1941-1947》在 1973年獲得了美國歷史學界的最高獎 項 "班克羅夫特獎” (BancroftPrize)，這使得加迪斯這位當時還很年輕的
學者聲名鵲起。入江昭稱加迪斯的著作為重新更加完善地理解 1940年代的世界 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 [ Akira Iriye,“Review of The Road to Yalta: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41-1945 by Louis Fisc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by Bruce Kuklick”,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p.714.]麥克尼爾認為這本書讀起來讓人賞心悅目，對羅斯福 等人物的描述既簡練又深刻。 [ William H.McNeill,“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43, No. 2 (May, 1974), p.287.]美國問題研究的重要工具書《美國研究手冊》也 稱加迪斯的成果是研究冷戰起源問題“最公允的著述”。[ 貝特、弗蘭克編：《美國研究手冊》，賈東秀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8 頁。]加里•克利福德注意到 了《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的跨學科影響力，認為后者不僅為冷戰研 究中的“正統派”和“修正派”提供了溝通的橋梁，同時也值得對冷戰感興趣的 政治學家關注。 [ J. Garry Clifford,“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7, No. 4 (Dec., 1973), pp.]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學者對《美國與冷戰的起源， 1941-1947》的 溢美之詞是因為他們認為加迪斯的成果帶來了“從一味強調原子彈和經濟作用的 修正主義解釋下的解放”和對“修正派狂熱”的回擊[1442,1443.] [ John W. Spanier,“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59, No. 3 (Dec., 1972), p.768; Michael Donelan,“Review of No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 Skep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by Bruce M. Russe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No. 3 (Jul., 1973), p.500.]。這主要是因為加迪斯雖 然并不完全贊同“正統派”的觀點，不過他對“修正派”的批評在行文中卻更加 直截了當。[ 參見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pp.356-359.]因此，一些傾向于“修正派”觀點的學者自然認為加迪斯的觀點并 無新意，不過是“正統派”的老調重彈。[ Barton J. Bernstein,“Review: Cold War Orthodoxy Restated”，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 No. 4 (Dec., 1973), pp.461-462; Diane Shaver Clemens,“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Slavic Review,Vol. 33, No. 4 (Dec., 1974),p.781.]
《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一書強調了誤判、觀念以及意識形態等 要素對冷戰格局形成所起到的作用，這種思路成為加迪斯學術思想的一個起點， 并在他之后的著述中不斷閃現；同時，書中隱隱透露出的跨學科萌芽（至少是一 種可能性）也在作者隨后的學術生涯中愈發茁壯地成長起來。最后，它所受到的 正反兩方面的評價也預示這位年輕學者在日后的學術道路上必然不可避免地要 與“正統派”和“修正派”（尤其是后者）糾葛不休。
第二章 出入“經”“史”
中國古代學術以經、史、子、集分為四部。按照中國人通常的理解，史學看 重對文獻的考釋，經學則對推崇義理之闡發，二者間的聯系頗有點類似于當代學 人所強調歷史實證與理論的關系。深刻的考釋功力與練達的理論素養往往是評判 一位歷史學家治學水準的兩項重要標準。然而，真正高明的治史者往往又能通過 具體的研究發出理論未發之先聲。
第一節 搖擺于“現實”與“觀念”間的美蘇關系
加迪斯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羅伯特•A.迪萬(RobertA.Divine)主編的“美 國與世界”書系涵蓋了中美關系史、美日關系史、美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史以及 美法關系史等多個領域。加迪斯出版于 1978年的《俄國、蘇聯與美國：一部闡 釋性的歷史》就是這套叢書中的一本。[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John Wiley &Sons,Inc.,1978.] 與之前研究冷戰起源的著作相比，這本 書以長時段的視野考察了自 18世紀末到 20世紀70年代末美俄(蘇)兩國的關 系，更為重要的是，它為讀者展示了一種看待兩國關系發展史的新穎視角。
作者在書的開篇便強調研究俄美關系的一個更富有啟發的方式是考察兩國 外交政策中“利益” (interests)與“意識形態” (ideologies)之間的互動。“利 益”就是指“從維系自身在世界中的權威地位這一目的出發，進而被一個國家視 為必須品那些條件”，“意識形態”則是施展這種權威的合理性說明。這二者并 非彼此排斥，而是存在相互轉化的可能性。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p.ix,x.]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1781-1867 年美俄兩國維持著相對友善的關系。毫無疑問，年輕的美國誕生 于革命之中，而古老的沙皇俄國則對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抱有深刻的仇恨。二 者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是顯而易見的，但都盡量在外交活動中摒棄意識形態的干 擾。 3
不過在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這種良好的關系已經越發成為明日黃花。美 國與沙俄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產生了沖突，同時前者越發傾向于將英國和迅速崛起 的日本當成盟友[History,p.25.]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并愈發對民主政體能否與專制政體間保持友好關系產生懷疑。 2換言之，意識形態考量愈益滲透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之中。
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造成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井噴”。與之在大致相同 的時代出現的美國威爾遜主義也是一種對世界的總體性和普遍性的規劃。如時人 所說：“人類必須要在威爾遜與列寧之間做出抉擇” [ ArnoJ. Mayer,Political Origins ofthe New Diplomacy,191 7－1918,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 393.]。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 都含蘊著普世性訴求，都堅信自己的政治哲學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反法西斯聯盟的最終形成說明“在面臨共同威脅時利益勝過了意識形態”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4.]， 不過同盟內部各國間的分歧從未就此止息，它們軍事戰略的差別就體現了各方對 安排戰后世界秩序的不同構想，“即便是正在收獲勝利果實之際，未來沖突的種 子便也同時被播下了”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4.]。
在探討冷戰起源這一問題時，加迪斯此時的概括相較《美國與冷戰的起源， 1941-1947》更為簡潔且清晰。在他看來，歷史觀念(perceptions of history) ＞意 識形態(ideology)、科技(technology)與個性(personality)等四個方面的差 異引發了冷戰。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6.]美蘇之間的全面對抗使得冷戰在 20世紀50年代迅速擴展到全 球：“冷戰此時已經呈現出自己奇特的動力，一方受到限制并不能導致相應的后 果，而是使另一方立場更加強硬。”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18.]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是對抗關系的頂峰，美蘇兩國甚至已經走到核 大戰的邊緣。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整個過程恰恰比二戰以來任何事件都清楚 地向人們昭示了核武器在維系世界秩序方面的有益影響，因為如果不是兩國都擁 有這樣一種超級武器，戰爭恐怕早已打響。[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40.]
1969-1972 年間，尼克松總統任期內美蘇關系的緩和除了得益于美、蘇、 中等大國都追求緩和這一國際局勢之外，更源于美國的戰略重拾了原初的觀念： 蘇聯的擴張主義而非國際共產主義威脅美國的安全，而美國可以通過利用共產主 義陣營內在的矛盾來限制蘇聯的擴張，尼克松訪華便是最為明顯的例子。[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68.]這使 得美國在實力落后于蘇聯的情況下卻反而拓展了行動自由。由此，所謂的“緩和” 并非是美蘇中某一方的勝出，而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大國都同意在 某些領域中約束彼此間的競爭，而在另一些領域中繼續競爭”。“緩和”的持久 性則依賴于不進行競爭的共識在多大程度上能與雙方都意識到的利益保持一致， 也依賴于雙方在仍進行競爭領域的領域中管控競爭烈度的能力。[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6.]
喬治•凱南在1948年時分析認為，在美國處理國際問題的政策中存在兩種 彼此沖突的手段：一種可以稱之為“普遍主義手段”(universalistic approach), 它往往追求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和程序，至少要求所有的國家都準備以同樣 的方式加入其中；另一種方式則可以命名為“特殊化方式” (particularized approach),它反對將多樣的國際事務壓縮進“法理性概念” (legalistic concepts) 中去，更加注重內容而非形式，強調適應任何加諸其上的形式結構。[ PPS/23,“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 Vol. 1, General; United Nations, Part 2,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526.]
加迪斯借鑒了這一思路，他在《俄國、蘇聯與美國：一部闡釋性的歷史》 的 結語中也指出，“安全”是一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我們可以從美俄追求“普 遍主義”安全和“特殊主義”安全這一角度來書寫兩國關系的歷史。“普遍主義” 安全追求“同一性”，認為只有國際環境被修正得與某一國家相似時，威脅便不 復存在；“特殊主義”安全則對以上述訴求不關心，它相信只有通過對權力、利 益與敵意的平衡才能確保安全。[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7.]毫無疑問，兩國關系相對和諧的時期都是它們 各自傾向于“特殊主義”安全的時候，當前緩和狀態的未來也取決于兩國內部領 導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上述觀念。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9.]時至 20世紀 70年代末，美蘇兩國都難 以完全掌控的國際關系新力量和新問題的不斷涌現，加迪斯甚至認為冷戰在當時 已經結束了。然而，當面對這些棘手的新問題時，兩個超級大國沒準會在若干年 后懷念起冷戰的歲月來。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9.]當然，這只是這位歷史學家在身處 1 970年代末時對未 來的一種想象。
實際上，加迪斯的這種研究視角與 20 世紀的 60 年代末興起的新社會文化 史的研究路徑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后者吸收了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 逐漸發展和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諸如“ 想 象"(Image )、“ 表象"(Representation)、“實踐 ”(Practice)、“發明 ”(Invention) 等概念成為從事新社會文化史研究者的寵兒。 [ 李宏圖：《當代西方新社會文化史述論》， 《世界歷史》2004年第1 期，第25、32頁。]所謂“表象” ，就是指人們由對 現實存在的實體的感知而成的形象，其一經形成，也具有調整人們的實踐，影響， 乃至決定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判斷的功能。人們把自己的感知和意義體系賦 予其實體，便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實體的再生產。“形象”則體現了人們的價值、 觀念以及對現實事物的反應與想象。通過研究這些超越于具體實體之上的“形 象”，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的變遷和形象與社會實體間的互動。[ 參見李宏圖：《西方新社會文化史術語》，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象的敘述》，上海 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97頁。]
文化與文本分析被上述史家們奉為圭臬[林•亨特：《導論：歷史、文化與文本》，林•亨特編：《新文化史》，姜進譯，華東師 范大學出版社201 1 年版，第 1-21 頁。]，而經過 20 世紀 70-90 年代的發展， 新社會文化史研究儼然成為當今西方史學界的魁首。有學者評論到：“文化史吞 吃了歷史學科中現存的各次級學科的新鮮肉體。還有人記得思想、宗教、社會、 勞工、政治、外交、人口與經濟的歷史嗎？在1990年代初，在那些曾讓歷史學 家引以為傲的專業里，很少有人稱自己不做文化史。同時，這只掠食動物的胃口 并不只限于歷史學，它還在文學批評和藝術史家的領地里玩著狩獵游戲。 ” [ Laurie Nussdorfer,“Review of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y Lynn Hunt;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by Joan H. Pittock andAndrew Wear”, History andTheory, Vol. 32, No. 1 (Feb., 1993),p.74.]那 么我們可以說，約翰•加迪斯也正是這一研究潮流的發起者和實踐者之一，只不 過長期以來我們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將這一點忽略了。
另外，如導言所述，眾多學者都將加迪斯視為美國外交史現實主義流派的重 要代表，我們不妨在此借《俄國、蘇聯與美國：一部闡釋性的歷史》一書對這種 觀點加以分析。不難發現，現實主義的代表性理論家普遍對國際政治中的意識形 態因素懷有一種兩難的復雜情感。首先，他們往往輕視甚至忽略意識形態、觀念 結構以及信仰原則所發揮的作用。摩根索就認為：
一切國際的和國內的政治都具有一個特點，即其基本表象往往沒有顯示出政 治的實際狀況，并不表現為權力斗爭。而且作為既定政策直接目標的權力因素， 是用道德的、法律的或生物學的語言來加以解釋并使之正當化的。這就是說，政 策的真實性質被意識形態的辯解和文飾隱藏起來了。個人卷入權力斗爭越深，就 越不可能看清權力斗爭的本來面目。 政治舞臺上的演員情不自禁地
要“做戲”，他們戴上政治意識形態的面具，隱藏起自己政治行動的真實面 目。 換言之，雖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對權力的追求，但意識形態卻
把參與這種權力角逐解釋成演員和觀眾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種東西。
1
華爾茲也認為“國家都是利己的單元。國家行為隨實力差異而變化遠勝于意 識形態的不同、隨產權關系體現的內部結構的不同，或者隨政府形式的不同而不 同。在自助體系內。競爭的壓力遠勝于意識形態偏好或國內政治壓力” 。[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 123-124頁。] [ 沃爾茲：《關于＜國際政治理論＞的反思——回應我的批評者們》(1986)，《現實主義與 國際政治》，第 40 頁。]這樣 看來，摩根索和華爾茲雖然在學術觀點上有所差異，不過這兩位現實主義理論家 的杰出代表在輕視意識形態要素對國際關系所產生的影響這一點上倒是達成了 共識。這也是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假定，即“國家是單一理性的相似行為體”， 而且“權力計算是國家的支配性思維方式”。[ 陳岳、田野主編：《國際政治學學科地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第31 頁。]
不過，現實主義理論家們往往又對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外交行為表現得“深 惡痛絕”。在摩根索看來，自美西戰爭后，美國外交政策體現出一種把自身的利 益等同于全人類福祉的普遍主義道德傾向，而這導致了美國外交實踐中缺失一致 的評價標準。對于美國這樣的強國而言，道德評判標準遠沒有國家利益重要。[ Hans J. Morgenthau,“Wha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nals of the]華 爾茲也對美國出于道德情感而采取的廣泛干涉政策提出批評，認為“如果我們更 準確地界定自身的利益并且采取相應的行動，我們可以指望西歐人更有效地采取 維護自身利益的行動。美國一定程度的撤出會讓世界各個地區為了照顧自己而做 得更多。這會讓我們減少自許的責任和不必要冒的風險”[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82, The National Interest-Alone or with Others? (Jul., 1952),pp.2,6,7] [ 華爾茲： 《全球視角下的美國對歐政策》(1974)，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304頁。]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岀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如此看來，現實主義理論家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自我矛盾的狀態之中，他們一 方面極力辯稱意識形態等觀念性要素在國際關系中所產生的效果遠不及權力、利 益和對安全的考量所產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對國家外交行為(尤其是美國的 外交行為)所體現出的道德價值偏好大加討伐，而后者恰恰證偽了他們前一種觀 點。老練的外交家基辛格雖然對往昔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協調”稱贊不已，并 以相似的外交手法促成了中美兩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緩和，不過他也不得不承 認：“美國在國際上的經歷一直是信仰勝過經驗。自美國于一九一七年進入世界 政治舞臺以來，依仗其強大的國力及對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本世紀主要的國 際協議均是美國價值觀的具體呈現，從國際聯盟及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 Briand Pact)到聯合國憲章及赫爾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 2
摩根索的一段自我剖白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上述矛盾：“政治現實主義者區 分了自身的道德關懷與他必須捍衛的政治利益。如同林肯一樣，他會區分自身保 衛國家利益的'官方義務'(official duty)和希望普世道德在宇內實現的'個人 愿景'(personal wish)"。[ Hans J. Morgenthau,,“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 (Dec., 1952), p.987.]從中不難看出，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理論家們的學 術實踐不僅是追求一種客觀的理解，更表達了他們的一種愿景：希望國家能夠務 實地、現實地制定外交政策和實施外交行為。“外交必須放棄十字軍精神。這是 首要原則”[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 583 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和平。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口中所謂的國際政 治的“現實”或“本質”云云只是國際政治的部分內容，“現實主義”還遠沒有 自認的那般“現實”。退一步講，即便是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的追求構成了 國際關系的“本質”，如果忽略了除此之外的“表象”，這樣的研究也是不完整 的。就如同一棵大樹如果沒有樹根自然不能存活，但如果只有樹根而沒有其上的 枝葉，誰又能說那是一棵樹呢？
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也限制人們對某些要概念進行深一層次的思考，使我們 想當然地將它們視為“理所應當如此的事物”，而沒能看到其中更為紛雜的內涵。 《俄國、蘇聯與美國：一部闡釋性的歷史》在開篇和結尾處提到的“國家利益” 和“國家安全”正是兩個典型。
摩根索以權力來界定“國家利益”，認為只有依次制定出來的外交政策“就 既能尊重他國利益，同時又能保護和增進我們本國的利益”[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 37 頁。]。他的觀點也深深 影響了二戰后至今絕大部分學者乃至廣大民眾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即
戰后提出的這一概念的核心是：國家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單位，它支配 著蕓蕓眾生的至高無尚的忠誠和感情，政治家要對本國的民眾負責，要在一個難 以捉摸和充滿威脅的環境中行動，他們除了將自己國家的利益置于他國及國際體 系的利益之上以外，別無他法。于是，國家利益成了國家利己主義的同義語。一 國不能依靠他國，也不能依靠國際機構和國際活動來保護自己的重大利益。這些 利益被認為事關國家利益。保護這些利益是各國統治者的職責。[弗雷德•桑德曼：《國家利益的概念》，威廉•奧爾森、戴維•麥克萊倫、弗雷德•桑德曼 編：《國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王沿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8-79 頁。]
不過，也有學者針對這種“國家利益”的定義提出過異議。羅伯特?w.塔克 曾揶揄道：“摩根索教授對國家利益概念界定中隱含的假設是，我們正在應付一 種堪與引力規律的客觀性相比擬的事物 那為什么政治家們反反復復
都看不到這種不證自明的存在呢？”[ Robert w. Tucker,“Review: Professor Morgenthau's Theory of Political‘Re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1 (Mar., 1952), p.216.]
費麗莫更為明確地表示： “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兒'，等著去發現，而是
通過社會互動建構的”[ 費麗莫：《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袁正清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2頁。]。同樣，“國家利益是根據國際上公認的規范(norm) 和理解(understanding) 什么是善的和合適的來定義 國際利益
的再定義常常不是外部威脅和國內集團要求的結果，而是由國際共享的規范和價 值所塑造的，規范和價值構造國際生活并賦予其意義”。 [ 費麗莫：《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第 3 頁。]
學者們對“國家安全”這一概念的理解也呈現出與上述情況相似的變化。從 華爾茲的視角出發，由于“生活在無政府秩序中的國家必須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 而對其安全的威脅或看似威脅到處皆是”[ 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戰爭根源》（1988），第63頁。] [ Bruce W. Jentleson , Thomas G.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05.]。我們可以看出，華爾茲所理解“國 家安全”也和摩根索等學者所論述的“國家利益”一樣，是‘放在那兒'的客觀 實體。《美國對外關系百科全書》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遵循了華爾茲的思路，即 保衛“國家安全”主要包括保衛本國公民人身以及公私財產安全；保衛一國的法 律與制度；保衛國家的發展與繁榮，使其免受軍事顛覆、經濟打擊或壓力（如貿 易制裁）的損害。
不過，學者們越發不能滿足于這種對“國家安全”的簡單定義。巴瑞•布贊 等學者為加深安全研究提出了“安全化”概念。后者是一個過程，即“一個行為 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真正'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正塑造著國際體系 內的安全互動。行為主體之間和行為主體之內，這兩者‘主體間性'的安全認知 的共享程度，是認識行為主體的一個關鍵”[ 布贊、維夫、懷爾德：《新安全論》，朱寧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國家往往“刻意指認某些事物為 一種威脅，因而得到其他行為主體的追隨，或者至少寬容缺少合法性的行為”[ 布贊、維夫、懷爾德：《新安全論》，第 43 頁。]。
彼得•卡贊斯坦等學者也指出：“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并不完全是物質性的, 相反，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和制度的”，外部的文化環境影響著國家對“生 存”的預期，改變國家身份的典型特征。 [羅納德•杰普森、亞歷山大•溫特、彼得•卡贊斯坦：《規范、認同和國家安全文化》， 卡贊斯坦主編：《國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規范與認同》，宋偉、劉鐵娃譯，北京大 學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4、 36、 37 頁。]他們總結認為，國家環境的文化或者 制度因素塑造了國際安全利益或安全政策；國家身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的文化與 制度因素塑造了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的變化與革新影響國家安全利益和安全政 策；國家認同的結構影響國家間諸如機制或者安全共同體這樣的規范性結構；國 家具體的政策也促使文化和制度結構得以再生和被重構。[6納德•杰普森、亞歷山大•溫特、彼得•卡贊斯坦：《規范、認同和國家安全文化》，第
56、 60、 62、 64、 65 頁。]
實際上，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進行重新定義的過程也是學者越發 自覺地認識到“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ity）作用的過程，后者是指“這樣一些 事物，它們不獨立于個體主體或人類意識存在，又具有對每一主體都通用的 超 個人性，或達于一致的途徑”，對其進行探討主要就是“研究一個主體（或意識） 是怎樣與另一個主體（或意識）相互作用的”。[ 程志民、江怡主編：《當代西方哲學新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頁。]這也就要求學者從對“國家利益” 和“國家安全”做出固定乃至唯一的定義轉變為思考“什么人在什么時候和什么 樣的條件下將什么定義為‘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并為之付諸了怎樣的實 踐”。
冷戰結束后，從研究觀念、文化與意識形態等非物質性事物角度來更新乃 至重構國際關系學的熱情越發高漲。朱迪斯•戈爾茨坦和羅伯特• 0.基歐漢為研 究觀念與外交政策間的關系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他們區分了“世界觀”、“原 則化信念”與“因果信念”三組概念。[朱迪斯•戈爾茨坦和羅伯特• 0.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分析框架》，戈爾茨坦、基 歐漢編：《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劉東國、于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 8 頁。]其中“世界觀”與人們的自我屬性交織 在一起，能夠喚起人們的忠誠感；“原則化信念”是詳細區分善惡、正誤標準的 規范性觀念；“因果信念”強調因果關系，其權威性來自精英們的共識，蘊含著 達到目標的戰略。[朱迪斯•戈爾茨坦和羅伯特• 0.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9、10頁。]它們通過“指示路線”、“充當焦點，規定合作的解決方案 以及增進特定集團的凝聚力”和“嵌入制度之中”[朱迪斯•戈爾茨坦和羅伯特• 0.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13頁。]來彰顯自身的作用。
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主義”學派的旗手亞歷山大•溫特則試圖通過“文化” 的視角來重構國際關系理論。在他看來，正是“社會共有觀念建構了國際體系的 結構并使這種結構具有動力”，重視觀念也不只是為了解釋僅憑“權力”和“利 益”不能解釋的現象，而是因為前者的“根本作用是建構具有解釋能力的權力和 利益”。同樣，國際無政府狀態再也不是“顯而易見的常識”，而是一種文化上 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正是因為國家間秉持“無政府文化”并依此制定對外政 策，這才使得這種預言不斷加強。溫特定義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 “康德文化”等三種“無政府文化”，身在這三種文化氛圍中的國家分別將彼此 視為“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二戰的后北大西洋地區秩序就明顯體 現了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向。[ 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中文版前言”， 第 31-34 頁。]很明顯，在溫特的研究中， “文 化”已經取代了“權力”、“利益”與“安全”，成為解釋國際關系的首要“解 釋源”。
在歷史學界，邁克爾•亨特于1987年出版了 “美國史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美 國外交史上意識形態影響的著作”[ 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以 20 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為個案的研究》，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該書對現實主義理論家思想中矛盾之處的分析讓筆者獲益匪 淺，不過王教授在書中也將加迪斯僅僅視為一個現實主義理論的服膺者。]——《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亨特將 美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含蘊總結為有關國家強大的思想、種族等級觀念和對革命 的擔憂。第一種要素確定了美國未來的主導思想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追求什 么”，它往往與促進自由緊密相連；第二個要素決定了美國對待其他國家的態度； 第三個要素決定了美國對海外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接受限度。[ 亨特： 《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 ，褚律元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入江昭也建議國 際關系史研究要注意文化因素,因為前者與權力和經濟并不能截然區分開來,國 家安全是一種權力現象,但它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想法或世界觀,經濟活動也伴 隨著教育和工作倫理等文化追求。[ Akira Iriye,“Cultur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7,No. 1,1990,p. 100.] [ Odd Arne Westad, “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Diplomatic History,Vol. 24,Issue 4,2000,pp. 551－565.]如今，意識形態、第三世界和科技（ 如核技 術） 也被列為冷戰研究的三種范式。
上述新成果絕大多數涌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乃至冷戰結束后的數年。正因 如此，當我們再次閱讀約翰•加迪斯出版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俄國、蘇聯與美 國：一部闡釋性的歷史》這部書稿時，回味他有關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相互轉化 和“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安全觀念交織互動影響美俄（蘇）關系的論述時， 更加感嘆作者思維的獨到之處。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之前提出的那個問題了，即加迪斯是美國外交史現實主 義流派的代表嗎？筆者認為，我們可以說他是現實主義者，不過這僅僅是因為他 與現實主義的理論家一樣，對國際關系的發展共享同樣的“愿景”，即希望美蘇 兩國都能適當控制意識形態和過激情緒，從現實國家利益出發來處理兩國關系。
不過僅此而已，因為作為歷史學家的約翰•加迪斯的具體分析方式已然突破 了現實主義理論的框架也撬動了外交史研究中固定化的“權力-利益-安全”思維 方式法，因為在現實主義理論和深受其影響的外交史作品那里，上述三個概念都 代表了一種“結構式的存在”。結構的斷裂帶正是歷史進程中多樣性、能動性的 凸顯之處。同時，關注觀念、認知以及意識形態等非物質性和非實體要素的影響 也啟發人們注意存在于國際關系之中另一種結構，即“文化結構”，溫特等人的 研究正說明了這一點。在后冷戰時代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偏向文化和認同的傾 向是顯而易見的” [1約瑟夫•拉彼德：《文化之舟：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回歸和啟程》，拉彼德、克拉托赫維爾： 《文化和認同：國際關系回歸理論》，金燁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3頁。]。換言之，在加迪斯的研究成果里，我們可以發現對冷戰后 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樸素闡釋”。
同樣，加迪斯的學術實踐也啟示我們不要滿足于簡單地將學者、學派貼上“某 某主義”的標簽，更要注意研究“某某主義”內在的學術理路，分析其中“實然” 的解釋與“應然”的愿望間的辯證關系。霍華德•庫什納謂《俄國、蘇聯與美國： 一部闡釋性的歷史》是日后研究俄美關系不可忽視的一個起點[ Howard I. Kushner,“Review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by John Lewis Gaddi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3, No. 5 (Dec., 1978), p.1365.]，并不為過。
第二節 “分割的”歷史與“聚合的”戰略
在完成《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后，約翰•加迪斯投入到了對美 國隨后的外交政策史具體案例的研究之中，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日后建構冷戰期 間美國外交史的綜合性敘事奠定了基礎。
1947年3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哈里•杜魯門在吁求國會向希臘和土耳 其提供貸款的咨文中宣稱：“處于世界歷史當前時刻的所有民族幾乎都要在兩種 生活方式之間做出選擇 一種生活方式基于多數人的意愿 •另 一種生活方式則基于少數人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多數人”，而“美國外交政策的 首要目標之一便是創造條件使得我們自身和其他民族能夠找到一條道路使生活 免于遭受強迫”[ Harry S. Truma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The Truman Doctrine. March 12, 1947”,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63,p.178.]。這份咨文的核心思想，即“杜魯門主義”由此也常常被當做 美國的“冷戰宣言”，標志著美國戰后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折。[ 今日多數頗有影響力的工具書仍持這種觀點，參見 John E.Findling,Dictiona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History(secondedi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9,p.514;劉緒貽、李世洞主 編：《美國研究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 173頁。]
不過，富有創見的學者常常能夠發現成說的“泥足”。在加迪斯看來，重新 評價杜魯門主義首先需要思考所謂的“冷戰宣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美國 當時正在遵循的外交政策；其次需要考量杜魯門政府在何種程度上切實踐行了自 己的“宣言” 。 [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Vol. 52, No. 2 (Jan., 1974), p. 386.]杜魯門早年的經商活動頗為失敗，而他在政治領域的成功則非 常令他感到興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軍役的經歷使得他對自己的領導才能頗 有信心，在他看來，“言辭強硬”(talktough)是對付難纏對手的最好方法，而 一個人是否信守承諾則是其能否獲得其他人尊重的前提。[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in Frank J.Merli,Theodore A.Wilson,eds.,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Charles Scribner's,1974,pp.191-192.]同時，杜魯門非常崇 拜歷史上的偉人，這也是他不大愿意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打交道的一項重要原 因，因為后者并不是像斯大林一般的“大人物”。[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3,199.]但“強硬”也不是杜魯門性 格的唯一特征，民主黨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妥協使得他能被提名為副總統， 也使得他清楚安撫與調解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杜魯門對國際關系則抱有樂觀 的態度，堅信建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徑。[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2,194.]
行文至此，加迪斯并沒有把筆墨全部花費在評述杜魯門個人的理想與抱負之 上，而是將這位總統的個人際遇與 20世紀的美國歷史聯系在一起。20世紀美國 的外交政策所體現的核心訴求之一便是維持歐洲的均勢，防止其落入單一的敵對 國家之手，威爾遜如此，富蘭克林•羅斯福亦如此。“杜魯門主義”盡管言辭激 烈，但仍沒有跳脫出上述思維方式。如果說它有什么新奇之處的話，也只是將蘇 聯視為一個新的挑戰。 [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87.]同時，杜魯門在履政之初繼續遵循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 爾塔會議上所達成的協定，這表明他也并沒有打算徹底改變前任政府與蘇聯合作 的既定戰略，而只是試圖以一種不同于羅斯福的強硬風格來實現目標。[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7,198.]
1947-1950年間包括出臺“杜魯門主義”、制定馬歇爾計劃和締造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等在內的一系列行為表明，此時美國認為歐洲均勢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 它戰后政治和經濟破敗狀態，采取軍事手段只是給歐洲人吃下一顆定心丸，使后 者能夠保持對民主的信念，防止歐洲共產黨在各國奪取政權。[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1.]這反映了美國對 自身實力的局限仍有較清醒的認識，是前文所述的凱南推崇的“特殊主義”安全 觀的體現，此時“遏制”的目標是蘇聯，而非“共產主義”。[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2.]
不過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并宣布實行“一邊倒”外交政策，以及蘇聯試爆原子 彈消息的傳來，美國逐漸認識到軍事手段在遏制蘇聯這一目標中的潛在作用。[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5.]同 時，早在麥卡錫向國務院發難之前，美國國內的反共主義思潮就越發限制了政策 制定者在對待國外不同類型的共產主義政權時的靈活性。時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 會主席的萊昂•凱澤林(Leon Keyserling)強調國家可以通過提高生產能力從而 避免通貨膨脹，他的觀點也進一步減弱了之前有關增加軍備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的 設想所帶來的恐懼。[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5.]在這樣一種背景下，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 68 號文件”
(NSC-68)應運而生，“盡管這份文件仍然沒有回答到底是共產主義驅動莫斯 科的政策，還是只是后者工具，但它將蘇聯的挑戰定義為一種世界范圍內的現象， 這便鼓勵美國人將世界各地共產主義政權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等量齊觀”。[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6.]雖 然杜魯門最初并沒有完全接受這樣一種預設，但隨后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中美在 此期間的“短兵相接”使得“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 號文件”仿佛一語成讖，由 不得懷疑。核心利益與邊緣利益的區分越發變得不可能，共產主義政權也越發被 美國人視為“一丘之貉”。換言之，“普遍主義”安全觀逐漸開始取代“特殊主 義”安全觀，因為前者合乎官僚機構陳陳相因、以普遍主義話語增強自身行為合 法性、克服國內孤立主義以及規避責任風險的癖好與惰性。[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p..398-401.]故而，是 1950年而 非1947 年見證了美國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加迪斯在具體的敘述中也對杜魯門政府提出了批評。杜魯門也和其他大國的 領袖一樣，總是強調自己國家的外交動機如何純潔，卻又往往把其他國家想象的 十惡不赦，他和他的顧問們在應當以談判取代對峙時恰恰沒有這么做。[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208,216.]不過， 加迪斯又對當時身處漩渦之中的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奇遜抱有一種理解式的同情， 后者曾希望以普遍主義話語達到有限的目的，不過在有關“慕尼黑陰謀”的可怕 記憶、西方正處于弱勢地位的普遍信念以及“與蘇聯談判可能收效甚微，因此并 不值得冒風險”的考量等因素的作用下，他們反而被話語束縛了手腳。
與杜魯門一樣，對于任何研究冷戰的學者來說，喬治•凱南是另外一個無法 繞開且同樣毀譽纏身的人物。基辛格曾評價說：“喬治•凱南比我們歷史上任何 外交官員都更接近于左右他那一代的外交主張”[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一一基辛格回憶錄》第一冊，陳瑤華等譯，世界知識岀版社1980 年版，第 178 頁。];而李普曼則將凱南著名的“X” 文章中有關“遏制”的想法斥為“戰略的怪胎” (strategicmonstrosity) 。 [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Harper,1947,p.21.]根據 凱南的個人日記，我們可以發現，加迪斯至晚在1970年代初期就已經和這位集 外交官、學者和暢銷書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傳奇人物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凱南曾在1974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寫到：“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約翰•加迪斯教授共進 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門在職期間發生的事情提了很多問題。”同時，加迪斯于 1981 年成 為凱南傳記的授權作者。參見凱南：《凱南日記》，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譯，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第440頁。]， 而他在 1977 年發表的重評“遏制”的文章也試圖進一步廓清凱南的相關思想。
當時對凱南思想所進行的慣常批判主要遵循如下思路：第一，凱南主張對蘇 聯進行全方位的遏制，這反而將戰略主導權交到后者手中，使得蘇聯可以決定美 蘇爭霸的時間和場合，這進一步導致了美國戰略資源的浪費;其次，凱南沒有明 確指出蘇聯行為的根源到底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是民族主義訴求，這便阻礙了 將蘇聯擴張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區分開來;最后，凱南號召對蘇聯全面出擊的行 為恰恰會加重斯大林的疑慮，這也就封堵了美蘇通過和談來解決矛盾之路。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AReassess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55, No. 4 (Jul., 1977), pp.875-876.]
加迪斯在查閱當時剛剛解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 政策計劃署(Policy Planning Staff)以及凱南的個人檔案后，認為上述成說均值 得商榷。首先，凱南很強調利用有限的手段，并區分不同的利益。最明顯的例子 便是他并不感興趣于探討美國在東亞的利益，這并非是因為后者不重要，而是由 于凱南認為美國的實力還不足以對東亞事務施加絕對的影響[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77.];其次，凱南的確 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聯行為中所起的作用，但前者并不能決定后者。用凱 南自己的話來說，“(蘇聯的)領導人是自由的”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74.];最后，在斯大林去世之前， 凱南就已經積極謀求與蘇聯進行談判。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80.]
不過，加迪斯也指出了凱南“遏制”思想的缺欠之處。后者實際上是一個三 步走的戰略，即首先在受蘇聯威脅的區域恢復均勢，繼而利用蘇聯與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間的矛盾來削弱它的境外影響，最后在前兩步的基礎上改變蘇聯對國際關 系的看法，使其接受和談。[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1-880.]
問題也隨之而來。[ 分析見于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2-884.]首先，凱南太看重心理活動的重要性，過于強調恢復那 些身處受蘇聯威脅地區的民眾的信心。這種戰略必然將會被那些民眾所懷有的復 雜感情所左右，而這些情感未必都有利于美國。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許多西歐的 民眾雖然懼怕蘇聯，但同時也認為美國可能對此置若罔聞。同時，凱南強調的美 國、英國、德國-中歐地區、蘇聯以及日本是“遏制”的重點區域，要防止其余 四個落入蘇聯之手。不過那些對美國安全不那么重要的地區所發生的事情又必然 會對生活在這四個區域內的人產生心理上的影響，這又與凱南“重點遏制”的思 維前提相悖。區分蘇聯擴張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也絕非易事，前文所述的杜魯門 政府的困境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第二，凱南過于強調“蘇聯可能做什么”，而不 是“蘇聯能做什么”。然而，官僚們卻恰恰喜歡從最壞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國家安 全問題并制定政策。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和朝鮮半島的行動以及成功試爆 原子彈消息恰恰加劇了這種傾向。與此相對，他要求美國清醒認識自身實力的局 限，不過 1950 年代政府的戰略調整恰恰與凱南的構想背道而馳；最后，凱南推 崇、“專家引導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卻很少想一想如果后者不問計于前者，那 又當如何呢？
不過這都不妨礙加迪斯將喬治•凱南視為一位偉大的戰略家，他的這篇文章 后來以《“X”先生是一致且正確的》這一題目被收錄入馬丁 •赫茲主編的論文 集。[ 參見 John Lewis Gaddis,“Mr‘X'"is consistent and right”,in Martin F. Herz.,ed., Decline of the West? :George Kennan and his critic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8,p.135.同時，加迪斯為他參與主編的一部文獻集所撰寫的前言也基本上脫胎于這篇文 章, 參見John Lewis Gaddis,“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in Thomas H.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Strategy, 1945-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pp.25-37.]在加迪斯看來，凱南曾強調，出現超越于蘇聯控制之外的共產主義政權對 美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前者所含蘊的民族主義情感會加劇共產主義陣營的 分裂，中蘇分裂恰恰印證了這一觀點。同時，凱南認為，美國比蘇聯更能在一個 多樣化的世界中尋得安全，而蘇聯卻對多樣性的拙于應付，這將使它遭到越來越 多的反對。征之以當時的世界局勢，這確實是不易之論。凱南反復告誡不要將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預測共產主義國家行為的工具，而目前的共產主義國家所表 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等也恰恰說明，共產主義的吸引力正在減弱。這位戰略家所 強調的要注意在目的與手段、義務與成本間保持平衡，以及需要對自身實力的有 限性保持清醒的認識等箴言對今日的美國而言也無疑是不可多得的清醒劑。[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4-886.]
1949年末，保羅•尼采(Paul Nitze)接替凱南成為政策計劃署的新一任主 任。次年4月，他主持撰寫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分析 認為“蘇聯與以往的霸權國家不同，它由一種與我們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馳的新型 狂熱信仰所驅動，并尋求將它的絕對權威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 [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April 7, 1950,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237.]該文件繼而 又對美國所應追求的目標和采取的手段提出了新的構想。很明顯，尼采及其同事 與凱南不同，他們明顯是把意識形態視為影響蘇聯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國家安 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勾勒了冷戰極大時段內美國戰略的基本理路” [ Ernest R. May,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 Interpreting NSC 68,New York: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p.vii.]，故而它也 是一份頗具爭議和研究價值的歷史文獻。
這份文件至1975年才得以解密，著名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 雜志于1979年刊登了小塞繆爾•威爾斯有關該文件的評析文章。他認為，不能 輕易批評當時的美國人對“更廣泛安全”(great security)的追求，因為后者“第 一次同時面對掌握世界領導權所帶來的挑戰，以及他們自己的祖國很快便易遭受 核的威脅這兩種狀況” [ Samuel F. Wells, Jr.,“Sounding the Tocsin: 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 No. 2 (Fall, 1979), p158.]。雖然加迪斯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然涉及相關內容，但《國 際安全》 1980年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與蘇聯威脅的再思考” (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為主題邀請他和作為親歷者的保羅•尼采 分別撰專文評述這份歷史文獻。
加迪斯發現，與凱南對美國、英國、德國-中歐地區、蘇聯以及日本等五大 區域的強調不同，“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認為除軍事行為外，威嚇、 羞辱乃至信譽的喪失等無形之物與“均勢”息息相關。這暗示世界秩序與美國的 安全不僅依賴于實際中的“均勢”，同樣也依靠對后者的“認知”(perception)。 這種判斷實際否定了凱南有關“核心利益”和“邊緣利益”的劃分[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 No. 4 (Spring, 1980), p.166.]，同時也使 得“美國的利益不可能以脫離蘇聯威脅的方式進行定義”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7.]。對無形之物的強調 意在鼓勵用更多的手段去維護現存利益，但以威脅界定利益的方式卻在實質上又 將利益的范圍擴大了，結果就是變相削弱了文件所設想達到的目標。最為明顯的 例子便是該文件的起草者們將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為長遠目標，但卻有將除 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等量齊觀;他們謀求使得蘇聯的態度有所緩 和，但在后者表示屈服前又拒絕與之談判。總之，在加迪斯看來，這份文件體現 了一種失敗的戰略觀，因為“其所倡導的方法阻礙了試圖達到的目的”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8.]。
同時，加迪斯還試圖探究“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在何處嵌入了整個 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歷史”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5.]。 他將美國對威脅的回應分為“對稱”
(symmetrica)和“非對稱” (asymmetrica)兩種。前者是在對手所選擇的任何 場合和時間點上對其作出回應，后者則是由美國自身選擇時間與地點。喬治•凱 南、約翰•杜勒斯與亨利•基辛格雖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的戰略構想都屬 于“非對稱”回應，而“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出臺后杜魯門政府的舉 措以及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政策都屬于“對稱”回應。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9.]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70.]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 發動并擴大越南戰爭是美國深陷泥沼這段歷史使人不得不反思“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 68 號文件”：手段擴大時，利益不應隨之擴大，否則必將帶來自戕式的后果。 6
赫克斯特曾回憶到，自己的同事唐納德•卡根(DonaldKagan)把歷史學家 分為兩種類型：“分割者” (splitter)與“聚合者” (lumper)。作為“分割者” 的歷史學家喜歡“指出分歧，理解差異并引出區別”，而作為“聚合者”的歷史 學家則愿意“把森羅萬象的過去裝在為數不多的盒子里面，并進而把這這盒子連 接在一起，使之具有漂亮的整體外觀” 。 [ Jack H. Hexter,On Historians :Reappraisals of Some of the Makers of Modern History,Cambridge,p,242.]其實，現實生活中的歷史學家常常往 返于“分割”與“聚合”之間。當個案式的研究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時，學者便會 思考歷史-社會中存在的“模式”。同樣，“吸取經驗與教訓”是歷史學家為自 己工作正名時常常掛在嘴邊的言辭，而若想從無限繁雜的具體歷史案例中提煉經 驗或教訓，以“一種系統(systematic)和分化(differentiated)的方式”對后者進 行一番“結構式且集中的比較”(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無疑是一種不 錯的選擇。[ Alexander L.George,“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Paul Gordon Lauren,ed.,Diplomacy: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Theory,and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p.43.]
盛極一時的外交史研究“修正派”的觀點在 20世紀 60年代末以來也越發受 到質疑。美國逐漸從越南抽身越南，中、美、蘇關系緩和以及美國的國內改革改 善了“邊緣弱勢群體”的生活境況和政治地位。“新左派把美國變成了一個更加 民主和平等的國家” [ 戈斯：《反思新左派：一部闡釋性的歷史》，侯艷、李燕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208 頁。]，不過這也反而使得以“修正派”為代表的左翼思想話語 的現實基礎一時間被削弱了。同時，整個“新左派”史學治學方式的缺欠也逐漸 顯露出來。歐文•昂格爾就曾對其有所微詞：“這些年輕的激進者所做的努力總 體上不是受學科的自然對話方式所掌控，而是受其對外部文化和政治世界的關注 所驅使。克里奧在他們的命令下換上了一套制服，并為社會美德戰斗。 •允
許新左派想過去提出自己的問題，但也請允許過去發出自己的聲音。”[ Irwin Unger, The “New Left'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 No. 4(Jul., 1967), pp. 1262-1263.]言外之 意，昂格爾提醒包括“威斯康星學派”在內的左翼史學注意不要為論證結論曲解 史料。威廉•威廉斯多年之后也曾反思自己的治學方法：“對門戶開放政策解釋 中帶有個人感情的非歷史主義錯誤 糾纏著威廉斯” [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Open Door Interpretation”,in Alexander DeConde,et al.,eds., Encyclopedia of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studies of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Vol.3,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2,p.28.]。
加迪斯在一些研究冷戰具體案例的著作中也發現了這樣一種傾向：部分學者 雖然吸收并繼承了“修正派”的某些方法和觀點，但卻逐漸背離后者所倡導的有 關冷戰的綜合性敘事。[ 參見加迪斯的書評：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After Yalta: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y Lisle A. Rose”,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 60, No. 3 (Dec., 1973), pp. 855-857;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by Bruce Kuklick”,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 59, No. 4 (Mar., 1973), pp. 1040-1041.]不過，加迪斯并不滿足于以碎片化的研究來徹底取代“綜 合性的冷戰史敘事”，他在 1982年出版的《遏制戰略》就是這樣一種重鑄“聚
合”的嘗試。[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方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中譯本參見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 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李慶四、樊吉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版。如無 特別說明，引文皆引自中譯本。]
加迪斯這番新的嘗試從“戰略”這一視角出發，后者指決策者自覺或不自覺 地經歷的將“目的與手段、意圖與能力、目標與資源聯系起來的一個過程”[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前言”，第6頁。]， 而“遏制”這個術語則常用來“表示戰后時代美國對蘇政策的特征”[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1頁。]。從方法 論角度來講，政治學決策理論中的“操作編碼”(operational code)概念被他選 作“聚合”眾多案例的“粘合劑”。所謂“操作編碼”，即“有關政治本質與政 治行為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信念”，它涉及政治行為者的認知，更與政治人物對 與自身相關聯的政治世界的建構想聯系，同時也關系到他們努力提高自己認識到 的利益這一行為。[ Alexander L.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969), p.220.]
《遏制戰略》的前四章分別述及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對蘇戰略、凱南的“遏 制”觀念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中體現的戰略思想，這些內容實 際上是加迪斯對自己此前研究成果的提煉、升華以及深化。全書剩下的章節論述 艾森豪威爾至卡特政府的對蘇戰略，茲做簡單介紹。
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任國務卿的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狂暴大 膽的言辭頗令人印象深刻，他呼吁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 ( free world )必 須要設想動用包括原子彈在內的所有武器，從而在面臨任何侵略時都能迅速且有 效地進行報復。[ John Foster Dulles,“Policy for Security and Peace”,Foreign Affairs, Vol. 32, No. 3 (Apr., 1954), p.358.]不過加迪斯提醒讀者，艾森豪威爾-杜勒斯的“新面貌”戰略實 際上是將核威懾與同盟、心理戰、隱蔽行動和談判綜合考量的一項規劃，其中蘊 含著避免美蘇公然沖突升級，并保持美國戰略主動權的愿望。[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165頁。]肯尼迪和約翰遜 政府的對蘇戰略則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一樣，展現了無法協調“抽 象觀念與現實世界必需”之間的進退維谷狀態。這種“以目的為代價對于手段的 過度癡迷”所導致的戰略邏輯的缺失對美國在越南的失敗難辭其咎。[ 加迪斯： 《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253頁。]
尼克松-基辛格這對搭檔操弄的戰略則將肯尼迪-約翰遜時期戰略的靈活性、 與艾森豪威爾政府戰略的結構與連貫性結合起來，“同時避免那種導致了越南泥 沼的目光短淺的癡迷，或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那種同樣缺乏遠見的僵硬意識形 態”。實際上，這種戰略構想在有關權勢評估、美國的利益和力量的局限性等方 面的看法體現了向凱南思想的復歸。 [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292、298-299頁。]總體說來，凱南、1950年之前的杜魯門政 府、艾森豪威爾政府以及尼克松政府遵循的是一種“不對稱遏制”戰略，即不謀 求在任何對抗層次上對蘇聯進行“遏制”，而是“在最利于以美國之長克敵之短 的場所、用最利于如此的手段來這么做”[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 225頁。]。“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 號文件”以 及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的對蘇政策則是明顯的“對稱遏制”戰略，即將心理 層面上的對均勢的邊緣性挑戰就等同于事實上的挑戰。[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368頁。]
在評述離自己最近的卡特政府的戰略時，加迪斯認為它所倡導的“人權外交” 和之后提出的與此理念相左的“卡特主義”表明這屆政府“難以將自己同這兩種 方略（即“對稱”和“非對稱”——筆者）中的任一種結合起來”[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 362-363頁。]。當然，這 與卡特政府安撫官僚的舉措，總統僚屬中缺乏像凱南、保羅•尼采、杜勒斯、羅 斯托和基辛格一類的理論家，以及尼克松政府之后美國外交決策系統的“去集權 化”有關。[ 有關分析參見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 365-366 頁。]
乍觀之下，加迪斯似乎對“不對稱遏制”戰略情有獨鐘，而對“對稱遏制” 戰略大加撻伐，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在他看來，“對稱遏制”雖然要求“無限的 資源”，但也“提供了抵抗積累性威脅的保護”[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368-369頁。]；“不對稱遏制”戰略雖然能 讓美國掌握主動權，但也使得后者不得不“讓出不易防守的陣地，或擴展對抗以 開發利用能夠守住的陣地”。這需要異常的理性與清醒，而后者在民主國家一向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第369頁。]
《遏制戰略》甫一出版便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格雷格•赫爾肯稱這部著作“雄 心勃勃又富有遠見”[ Gregg Herken,“Review of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y John Lewis Gaddis”,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加迪斯•史密斯也認為“對于理解歷史和思考當下與未 來而言，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69, No. 2 (Sep., 1982), p.509.] [ Gaddis Smith,“Review of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by John 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60, No. 4 (Spring, 1982),p.963.] [ Joseph M. Siracusa,“The Many Faces ofContainmen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5, No. 1 (Jan., 1983), pp. 154-157; Stanley Hoffmann,“Varieties of Containment”,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1, No. 2 (Jun., 1983), pp. 279-281.]。其他一些學者雖然不能完全贊同加迪斯對書 中所述各屆政府和主要人物的所有臧否之詞以及對“遏制”方式類型的劃分，但 也都承認這是一部洞見了“遏制戰略”所含蘊的豐富內容的杰作。其后由約翰菲 德林執筆的《美國外交史詞典》以及亞歷山大•狄康德等學者主編的《美國外交 政策百科全書》中有關“遏制” (containment)這一詞條的解釋也都將加迪斯的 相關成果列為參考文獻。[ John E.Findling,Dictiona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History(second edition),p.129; Barton J. Bernstein,“containment”,in Alexander DeConde,et al.,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studies of 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Vol.1,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2,p.363.]
不過在筆者看來，如果參照整個西方戰略學發展史，我們就更能夠發現這項 研究的意義。生活于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的普魯士將軍卡爾•馮•克勞塞維 茨所撰寫的《戰爭論》一直是戰略研究領域最廣受推崇的經典著作之一。克氏十 分重視歷史實例在戰略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來，“如果為了表明一項廣泛的真 理而在展示某個歷史事件，那就必須注意，涉及這真理的每個方面都要被充分和 詳盡地展開”，而且“在關系到一個新的或可爭議的觀點時，徹底詳述單獨一個 事件比僅僅膚淺涉獵十個事件更有教益”。[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冊)，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40、242頁。]克勞塞維茨“關于抽象戰爭的性質 的討論與諸如此類的分析方法之應用于真實戰爭穿插交替，例如目的和手段的理 論、摩擦和天才這對重要概念、關于進攻與防御的關系之類重要性較小的命題， 并且也與詳細的作戰和戰術觀察穿插交替，而所有這一切都被包含在歷史證據之 中”[彼得•帕雷特：《克勞塞維茨》，帕雷特、克雷格、吉爾伯特編：《現代戰略的締造者: 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 ，時殷弘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頁。]。后世如馬漢等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家也大抵遵循這一思路。
不過原子武器的出現極大改變了人們對戰爭可能后果的判斷，同樣也對戰略 學界的治學取徑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致“冷戰40年里，沒有任何一個概念能像 核威懾那樣主導國際戰略理論”[6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第 371 頁。]。1946年，美國學者伯納德•布羅迪主編并出 版了《絕對武器：核力量與世界秩序》，他感嘆：“我們的軍事力量所想達到的 主要目的一直是贏得戰爭，但從現在起，它必須是防止戰爭，若不如此便毫無益 處。”[ Bernard Brodie,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Harcourt, 1946,p.76.]核威懾理論的假設是“現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們在選擇戰爭之前，通常 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這種分析方法一直為經濟學家們所推崇”[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第 372 頁。]。這種思考方 式隱含的方法論啟示是“核戰爭就其性質而言更多是理論性而非經驗性的, 學者 們只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種技術參數來驗證核戰爭的各種假設, 這使得關于核戰 略和威懾理論的討論更多地要運用演繹推理和博弈論”[ 于鐵軍，《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述評》，《美國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119頁。]。換言之，具體的歷史 案例在戰略研究中的意義不那么值得注意了。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托馬 斯•謝林出版于I960年的《沖突的戰略》[ 謝林：《沖突的戰略》，趙華等譯，華夏出版社 2011 年版。]一書便明顯體現了上述思路，這只要 隨意翻看一下全書中隨處可見的數學公式、坐標系與方程就能看出來。
不過這種戰略研究方式隨后也遭到了質疑。漢迪•布爾就嘲諷當今的戰略思 想竟然不再關注“有效的戰爭行為”(the efficient conduct of war)，完全表現出 “抽象和猜測的特征”(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character)[ 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 1968), pp.593-594.]。更有學者質疑這種 研究的價值，因為在他們看來“由于威懾理論的產生基礎是‘演繹推理' ( deduction )的方法, 以致同美國的國際戰略實踐毫不相干 。這樣的理論 根 本無法指導政府決策者”[ 張曙光：《威懾理論:美國國際戰略學的一個重要領域》，《美國研究》 1990年第 4期， 第 45 頁。]。
以戰略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成果同樣容易跌入另一種“窠臼”，即“治 史者先橫亙一理論于胸中, 其弊至于認空論為實事, 而轉輕實事為虛文”[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54頁。]。也 就是說，研究者常常將“戰略”當做一個可以隨處粘貼的標簽，而疏于對原始文 獻的考釋和解讀。美國戰略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便是如此，他的《羅馬帝國的 大戰略：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三世紀》[ 勒特韋克：《羅馬帝國的大戰略：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三世紀》，時殷弘、惠黎文譯，商 務印書館2008年版。該書所引參考文獻目錄見該書第 252-265頁。]中幾乎沒有使用任用古羅馬史研究所必 需的檔案和考古資料，故而遭專業古典學家“對這種子虛烏有的‘大戰略'進行
研究是既無益又可笑的”之譏。[ 當然，勒特韋克的著作也為古典學研究帶來一些啟示。關于該書引發的爭論可參見馮定雄、 徐進偉：《西方古典學術界對羅馬帝國“大戰略”理論的爭論》，《古代文明》 2016年第3 期，第 2-9 頁。引文見第 5 頁。]這正應了羅伯特•杰維斯對戰略研究者的忠告： 不能不考慮處于不同文化和傳統之中的人們分析和看待問題的方式。[ Robert Jervis,“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 1979),p.296.]由此觀之， 加迪斯有關遏制戰略研究中所體現的嫻熟的檔案應用與解讀功力“比任何大戰略 史書都更能證明, 越是精微復雜的大戰略理論性機理, 就越有賴于真正的歷史 學術研究來揭示”[ 時殷弘：《戰略史考察與大戰略理論》，第9頁。] [ Lloyd Gardner,“Review of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y John Lewis Gadd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8, No. 1 (Spring, 1983),p.120.]。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加迪斯學術上的“對頭”，來自“修 正派”的學者勞埃德•加德納反倒是明確指出了他的貢獻：“加迪斯已經熟練地 證明'防務智慧'(defense intellectual)再不是政治科學家可聲稱自專的名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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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冷戰結束前夜的“關切”
許多著名歷史學家“大都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的一些年里, 接連從事少數幾項 博士學位論文般的專題研究并予以發表”，隨即“轉而從事以宏觀思考和綜合為 根本的‘大學問', 其成果主要包括具有較獨特的視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鮮明 的個人文風的概論性史書和論文、隨筆、評論以及演講”，即“這是一條從微觀 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觀探究而達到高水平宏觀思考的升華性的學術道路。”[ 時殷弘：《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史學月刊》 2001年第6期，第12頁。]約 翰•加迪斯在完成了有關冷戰起源、美國遏制戰略史等多項具體研究之后也轉而 對戰略理論、美國外交史學科發展前景以及美蘇關系的現實狀況等問題展開了思 考。
一、戰略理論探賾
在加迪斯看來，由于各屆美國政府對蘇戰略所依本的思想基礎以及所采取的 手段各不相同，“遏制”戰略便擁有了“數條生命”[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Terry L. Deibel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Concept and Policy, Volume 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6,p.4.]。任何一種戰略的制定與 實施都必須首先考慮“利益問題”，對后者進行含混界定有助于維系聯盟并威懾 對手，而準確定義則便于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這些利益加以捍衛。[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Contaiment”，p.7.] [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Contaiment”，pp.9，16; John Lewis Gaddis ，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etente^,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2 (Winter, 1983), pp.
373-374，375-376.]遏制戰略 的推行者，即美國政府還必須反思戰略的針對對象與預期目的，即“遏制誰”（一 個國家？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行為方式？）與“遏制的目的”（迫使蘇聯放棄 發動世界革命的念頭？摧毀蘇聯的軍事力量？使蘇聯放棄現有政治體制？等等）。 2一部美國對蘇戰略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各屆美國政府對上述兩個問題做出回答 的歷史,而這便又引出了戰略研究中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矛盾，即“成本—風險”。
美國內戰中聯邦軍總司令格蘭特的戰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法對德戰略 以及1944-1945年艾森豪威爾將軍對德攻勢都體現出使“風險最小化”的訴求。 這種戰略最重要的特征是假定有“無限的資源可供使用，并能獲得穩定的政治支 持，而不考慮成本”。[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0 (WINTER 198刀8),p.3O.]與之相反，南北戰爭中李將軍以及托馬斯•杰克遜等將 領的做法、一戰前德國的“施利芬計劃”、美國在二戰初期提出的“民主國家兵 工廠”計劃以及它推行的租借法案都屬于謀求“成本最小化”的戰略，即假設“只 有有限的資源和政治支持可供利用，所以必須甘冒風險”。[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30,31.]如此看來，加迪斯 之前所劃分的美國對蘇聯的“對稱遏制”屬于“風險最小化”戰略，而“非對稱 遏制”屬于“成本最小化”戰略。
然而，就美國的戰略制定與執行而言，將“目的”、“手段”、“成本”以 及對“利益”的界定等逐項工作協調統一起來卻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憲政 體制與經濟體制使美國的政治權力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征;電子信息業的蓬勃發展 使得很多于對外事務沒有多少思想儲備的人也來關注國際問題;國會與特殊利益 群體謀求對外交政策的制定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卻不愿意承擔相應的責任;各 屆美國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時，考慮的更多的是借“標新立異”以區別于其前任 和爭取選民支持，而非冷靜且理性地分析利益與威脅。[ John Lewis Gaddis ,“America's Game ofRussian Roulett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84, p. 5;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ofContaiment”,p.14.]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削 弱“遏制戰略”的連貫性，干擾美國在“風險”與“成本”間尋求平衡，因為“不 可能既分割權威，又指望獲得一種貫通的戰略”[ John Lewis Gaddis ,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6tente”,p.363.]。
加迪斯對戰略“國內根源” (internal roots)的強調一一“遏制”不僅是對 外部現實的回應，更是美國國內狀況的一種反應[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p.13.]——正是后來戰略學界的一個 重要的學術生長點。戰略研究“自奠基起便充分吸收了現實主義的基本觀念和研 究范式。在整個冷戰時期，受制于兩極格局強大的結構壓力，身處東西方陣營的 各國都面臨對手明確的安全威脅，戰略研究繼續處于結構現實主義范式的主導影 響下”[ 吳志成、王亞琪：《國際戰略研究的歷史演進 及其當代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6 年第 10 期，第 80 頁。]，而冷戰結束后的戰略學界則強調國內集團、社會觀念、憲法特征、有 時通過國際相互依存表現出來的經濟制約因素、歷史上的社會趨勢以及國內政治 壓力等要素在國家戰略選擇中所起到的作用，即“國內制約足以防止或延緩出于 國際壓力而需要做出的政策反應。當國內政治經濟因素有利時，國際因素才能刺 激出反應”[理查德•羅斯克蘭斯、阿瑟•斯坦：《超越現實主義：大戰略研究》，羅斯克蘭斯、斯坦 主編：《大戰略的國內基礎》，劉東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16頁。]。
針對現實中美國戰略出現的問題，凱南曾呼吁盡可能將國家安全決策過程與 國內政治隔離開來。不過加迪斯并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絕不僅僅只涉及軍事與政治等領域的問題，而是同時包含經濟、心理、法律與道 德等內容的一個聚合體，靈活地駕馭種種不確定性因素而非“一刀切”恰恰是戰 略的真正奧義。[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28,29.]如若像凱南所倡導那般，又怎么維護美國的憲政？如何確保政 府能夠獲取民眾的支持？[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p.15.] 作為歷史學家的加迪斯對上述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 案——平衡的技巧來源于學習前人的經驗，并反思他們的教訓。然而在現實中， 這兩者又常常集于一處。例如，肯尼迪政府盡管強調軍事優勢，追求“風險最小 化”，但也仍然沒有忽視與蘇聯進行談判，并愿意冒短期風險，與后者簽訂部分 禁止核試驗條約。不過肯尼迪和其后的約翰遜政府并沒有從朝鮮戰爭中汲取教 訓，結果將戰略主動權拱手蘇聯。[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37,38.]
二、革新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倡議與實踐 在美國，隨著新的史學研究領域與方法與不斷涌現出來，特別是1960 年代以 來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繁盛發展，傳統的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越來越被邊緣
化，逐漸成為“昨日黃花”。[ 有關這方面的介紹參見李劍鳴：《美國政治史的衰落與復興》，《史學集刊》 2013 年第 6 期，第 26-28 頁；夏亞峰、栗廣：《美國外交史研究現狀》，《史學集刊》 2015 年第 2期， 第 96 頁。]社會史家批評后兩者在研究方法墨守成規，只關 注政治精英，忽略了政策與美國社會與文化中的特權與權力類型；文化史家則指 責外交史和政治史在認識論患有幼稚癥，對語言在理解歷史證據和歷史學家的話 語中所起到的作用視若不見。[ MichaelH. Hunt,“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6, Issue 1, January 1992, ,p.115.]
實際上，國際關系史以及外交史研究的“癥結”是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誕生 以及歷史研究學科化所產生的一個“副產品”。由于“在西方大學里專業歷史的 出現與民族利益密切相關，而且這一專業的權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發言人這一身 份”[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等譯，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21-22頁。]，國際關系史和外交史常常無意識地將敘事的“原點”確定為歐洲三十年 戰爭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將主權國家視為國際關系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 行為單位，其敘述內容也多局限于戰爭、外交等政治、軍事行為。其所利用的資 料也往往局限于各種政府檔案資料，以至于有人將這種研究譏諷為“一個官僚對 另一個官僚說了什么”或是“一群官僚和另一群官僚的對話”[ 牛可：《超越外交史:從外交史批判運動到新冷戰史的興起》，《冷戰國際史研究》 2014 年第 1 期，第 9 頁。]。
美國學者查爾斯•梅爾在1980年曾慨嘆：“唉！國際關系史（此處包括美國 外交史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史） 在1970年代已經不能被視為歷史學科中的前沿領 域。在大學和知識界那些閱讀并出版嚴肅史學著作的人群中，外交史已淪為一個 繼子”[ Charles Maier,“Making the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Kammen, ed.,The Past Before U. S. :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 355.]，而這一聲哀嘆開啟了“一個外交史家批判反省和自我鞭撻的時代”[ MichaelJ. Hogan,“The‘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8, Issue 1, January 2004 ,p. 1.]。
1940年代出生，此時儼然已是美國外交史學界中堅力量的約翰•加迪斯也加 入了這一學科反思浪潮。在他看來，外交史研究的突出癥結正類似于數學家馮•諾 依曼對自我復制的機器所作的評論論述一般：“僅僅是自我重復，而并沒有進步”。 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缺乏與其他學科的接觸”[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4, Issue 3, July1990 ,pp.405,406.]。
美國外交史家的歷史解釋常常暴露如下三種弊端：首先是“還原主義”，即 只是以某一種或某一類原因解釋復雜的事物，這將導致“隧道式的歷史”(tunnel history),把歷史分割裝入彼此獨立各項條框之中，從而忽略了聯系；其次是恰 恰與“還原主義”相反的一種解釋模式一一“莊稼-撒藥”(crop-duster)法，它將 原因不分主次羅列在一起。學者們在述及美國與國際事務的關系時常常只注意到 美國對外界的影響；最后，美國外交史研究還存在文化和時空上的偏狹性(cultural and temporal parochialism)，常常假設美國自身發展的經歷是有獨一無二性的， 忽視了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區對美國的影響。[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407,411,415.]
為克服上述問題，美國外交史家需要廣泛開展比較史學研究，并強化對國際 體系的分析，美國一直都是“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一部分，而后 者自身的特征能夠引發某種效應。[ 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419.]比較研究本身體現了視角的開闊，同時更有 助于識別他人所忽略的問題、澄清眾多個案的輪廓、分析解答因果關系。[ Jurgen Kocka,“Comparison and Beyond”HStory and Theory, Vol. 42, No. 1 (Feb., 2003),pp.40-41.]其實， 它與重視國際體系的分析方式在某種程上本就是一體兩面，二者都主張以更為寬 廣的視角看待問題，而非只聚焦于某一點。“只專注于一棵棵的樹木，我們就忘 卻了自己身在森林之中這一事實” [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p.420.]。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跨學科研究法對外交史學家而言更顯得尤為重要。對于 政治學家而言，有關國際體系中穩定因素和不穩定因素、體系產生的內部效應、 權力構成要素以及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進行合作的可能性的探討已經是老生常 談，摩根索、華爾茲、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羅伯特•吉 爾平(Robert Gilpin)、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Walt)以及眾多從事國際政 治經濟學和博弈論研究的學者都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不過外 交史學家卻才剛剛涉獵這些問題。[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7, Issue 3, July 1983,pp.186,188,189.]
加迪斯以對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為何能維持“長久和平”的研究踐行了自 己學術倡議，而對“美蘇如何成功地避免了戰爭” [ Gaddis Smith,“Review of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the Cold Warby John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2 (Winter, 1987), p. 436]的解釋也最為明顯地體現了 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對他的影響。
與大多數人對“冷戰”一味恐懼和厭惡不同，加迪斯曾打趣：“誰能說一個 世紀后的歷史學家 如若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的時代視為'冷戰'，而
把它視作與梅特涅和俾斯麥時代一樣難得且美好的記憶中的‘長和平'，是否這 真的很不合乎情理？” [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the Cold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引文見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潘亞玲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 316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體系“存續的時間比經過周密 設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協議存續的時間長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當于梅特涅和俾 斯麥的偉大的19世紀國際體系” [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289頁。]。而華爾茲系統理論的一個尤為可貴之處在于 “它提供了區分穩定的政治結構與不穩定的政治結構的標準。這有助于解釋緣何 有的國際體系比別的國際體系更為持久的事實。” [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291頁。]這提醒研究者“如果缺少結 構上的先決條件，單靠行為是不能保證穩定的；而在特定情況下，甚至在行為上 的先決條件并不理想之時，結構卻能夠帶來穩定” [ 加迪斯： 《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292頁。]。
他多次引述《國際政治理論》中的觀點，認為兩極格局如實反映了二戰結束 后軍事實力分布的現實。這種結構是一個“簡單的結構” [ 加迪斯： 《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294頁。]，故而“不需要梅特 涅或俾斯麥的嫻熟技藝來維系自身” [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 Nov.,87, Vol. 260 Issue 5, 1987,The Atlantic,p.94.]。同時，這樣一種“簡單的結構”中的同 盟關系也更夠持久保存，這是因為“只要蘇聯和美國是彼此及各自代理國的主要 威脅來源，那么兩個超級大國在維持其所控制的聯盟時就不會遇到太多的困難”； 而且兩大集團中背棄原盟友的行為也都得到了原諒，而沒有引起重大分裂和沖 突。[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295頁。]美蘇兩國互相依賴程度較低，這對兩國關系的穩定提供了一種結構性的支 持， [ 加迪斯： 《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298頁。]并且它們相互尊重彼此的勢力范圍，例如柏林墻雖然常被人視為美蘇對抗 的一個標志，但它也保證了歐洲現代史上最長一段時間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1
除此之外，“核武器的發展總體上對戰后國際體系有穩定性的效果。它們被 用來阻止沖突升級的進程，這在其他時代則很容易導致戰爭”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310頁；John Lewis Gaddis,“Do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The Atlantic,Mar 1990; 265, 3,p.113.] [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303 頁。讀者可以參見第一章敘述的華爾茲的相似 觀點。]。美蘇為求得生 存便必須有所協作和克制不理性情緒。如果說避免核戰爭發生是兩國合作的一個 明顯的例證[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 p.96.]，那么它們忍受偵察衛星的行為則表明“長期的體系性利益，即雙 方共享的有關避免核戰爭和保持自1945年以來發展出來的國際體系的利益，在一 定程度上有時能壓倒美蘇兩國當前的國家利益” [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278 頁。]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80-181.]。
同時，加迪斯承認以自己為代表的冷戰史研究“后修正派”也從“修正派” 前輩那里獲益良多。例如，“后修正派”也承認美國的確曾經通過經濟手段來達 到政治目的行為，也同意“修正派”的如下觀點：斯大林并無發動世界革命的愿 望，而“美國政府屢次通過擴大外部威脅的方法來在國內實現特定政治圖謀”。 5
不過，作為“后修正派”主將的約翰•加迪斯更希望對“修正派”的觀點進 行 “修正”。首先，在他看來，后者套用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解釋模式—— 把美國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動機說成是資本主義拓展商品市場與投資機會，進而 擠壓了蘇聯的合理安全利益——是典型的只重視經濟因素的“還原論”，卻沒有 注意到二戰后美國人更關心的是''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即便經濟利 益也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且它也很快便讓位于“遏制”。同時，美國也 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來壓制蘇聯勢力范圍內部共產主義的發展，盡管這么做能 帶動自由企業的發展。 [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p.407;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the Cold War”, pp.172,173,174.]加迪斯再次祭起了自己在1970年代時對'修正派”批評， 即后者不重視對資料的運用[ John Lewis Gaddis,“Checking History's Footnote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73,p.3.]，后者的結論'是基于信念而非研究”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75.]。他在一篇 評論“修正派”學者，著名朝鮮戰爭研究專家布魯斯•卡明斯著作的書評中就辛 辣地指出：“沒人會對這本書提供的證據感到滿意。”[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I: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 by Bruce Cuming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4 (Nov., 1991), p.576.]
其次，“修正派”認為美國將一個“帝國”(empire)強加給了 “不情愿的 世界” (a mostly unwilling word)，而這種行為也是違背美國人民的意志的。[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73.]不 過新近的研究表明，美國勢力范圍的擴展更多是由于其他國家(如西歐、北歐、 地中海以及近東區域)向美國發出了 “邀約” (invitation)，而非是前者以“強 制” (imposition )來實現的。同時，在外交政策制定者明確表露出對抗蘇聯的 舉動之前，美國的國會議員和民眾就已經流露出反蘇情緒。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76-178.]總之，“在戰后的 頭幾年里，蘇聯的行為不只引起了美國人的警覺，而且也引起了其余世界相當一 部分人的警覺。” [ 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第 45頁。]
甚至一些贊成“修正派”觀點的學者也遭到了加迪斯的“討伐”。托馬斯•麥 考密克受威廉•威廉斯等人的啟發，提出以“合作主義”(Corporatist Synthesis) 來解釋美國外交史。在他看來，美國的經濟與外交政策主要被擁有廣泛社會功能 各種“辛迪加”(syndicates)所支配，商業(尤其是寡頭壟斷資本)、勞工(特 別是有組織的勞工)和農業(農業綜合企業)是三個典型。它們享有法律或事實 上的權威，等級制和精英統治是其特征。這些“辛迪加”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 的機制與政府保持聯系；并且通過自我調節或公共—私人的權力分配模式來實現 彼此之間及自身政府之間的合作，進而實現對社會主要事務的管理。“辛迪加” 強調“生產至上”( productionism)。 [ ThomasJ. McCormick,“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The Promise ofAmerican History:Progress and Prospects (Dec., 1982), pp. 323-324.]
美國歷史上的"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 以及“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實際上都不過是全球化了的“合作主義”。 例如，“合作主義”與“威爾遜主義”都強調“生產至上”，都反對能夠造成財 富和權力再分配的競爭(不管它是發生在階級之間還是國家間之間)，都贊成在 權力分享者之間實現仲裁和協調。 [ Thomas J. McCormick,“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pp.326-327.]
加迪斯對這種解釋模式持質疑的態度。第一，'合作主義”只能解釋存在普 遍共識時期的美國外交行為，而對例如是否參加入一戰、 1939-1941年間干涉主 義與孤立主義的辯論以及1965年有關越南問題的爭論等美國外交史上存在的重 大分歧難以自圓其說；其次，麥考密克的'辛迪加”概念暴露其對于美國社會構 成要素的認識很局限。因為他將商業、勞工以及農業作為最為重要的'辛迪加”， 卻忽視了這三者內在的復雜性(例如三種'辛迪加”內部分別存在跨國商業與個 體商、有組織的勞工和無組織的勞工以及商品農業與家庭農場的區別)；再次， 在'合作主義”解釋范式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全球均勢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考量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一范式忽略了地緣政治；最后，麥考密克 還忽視了理想主義信念以及重要的人物在美國外交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說
“合作主義”和威廉•威廉斯以“門戶開放”來解釋美國外交的做法一樣，都是 一張迫人削足而適的'普羅克汝斯忒斯之床” (Procrusteanbed) 。 [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rporatist Synthesis: A Skeptical View”,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0, Issue 4, October 1986,pp.357-361.] 面對加迪斯的質疑，麥考密克回應認為，加迪斯實際上只強調了民族國家之 間體系，而忽視了另一種意義上的'世界體系”，即以跨國商業組織為主要參與 對象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不過，他也承認加迪斯對比較史學和體系史研究 的強調迫使學者要'承擔更多的任務”。 [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p.431.]麥考密克后來對世界體系的進一步深 入研究也正踐行了自己的承諾。[ 參見 Thomas J.McCormick,“World Systems”,in 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p.149-161.] “修正派”的另一位后起之秀勞埃德•加德納 雖然不完全贊同加迪斯對冷戰起源的'后修正”解釋，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之前 那種完全套用列寧對資本主義國家行為方式的論述來解釋美國'帝國主義”的研 究方法是有待商榷的。 [ Lloyd C. Gardener,etc,“Responses to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Diploatic History,Vol.7, Issue3, July 1983,p.191.]
三、'關切”：學術與現實之間
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共產 黨總書記。此時的蘇聯經濟發展日益萎縮，社會問題叢生，早已是一座千瘡百孔 的“大廈”，以至于當時其國人感嘆：“對我國不友好的人士是很樂于看到我們 國家處于衰退甚至瀕死狀態的這一類證明的。”[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1 頁。]同時，“對蘇聯來說，冷戰意 味著蘇維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點和弊病的無法遏制的、強有力的增長和加 深。國家事實上變成了冷戰的工具，冷戰吞噬了國家幾乎80%的智力、思想、政 治和物質資源”[ 切爾尼亞耶夫：《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徐葵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14 頁。]。
針對這一局面，戈爾巴喬夫在 1987 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提出 了自己的解決之道。在他看來，“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 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蘇群譯，新華岀版社1987年版，第184頁。]。戈爾巴喬夫雖然不主張放棄階級 分析法，但他強調核武器使得“國際舞臺上的階級對抗有了客觀的限度，超過這 個限度就會出現全部毀滅的威脅”[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蘇群譯，第185頁。]，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也應當為維護世 界和平進行合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必須以此為前提，蘇聯以往那 種認為帝國主義一旦發動戰爭就會自取滅亡的觀點已然過時。[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蘇群譯，第184、185頁。]
戈爾巴喬夫的“宣言”引起了加迪斯的關注，他認為這本重要的著作迫使美 國人捫心自問：“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承認并回應蘇聯做出的改變，那正是我們 數年來夢寐以求的東西，現在它真地發生了” [ John Lewis Gaddis,“Mikhail Gorbachev's Manifesto”, The Washington Post, Nov.29, 1987,p.2]。
美蘇冷戰此時已歷四十余載，人們已然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 中”之感。在加迪斯看來，“遏制戰略”最初設計者凱南的三個愿望——恢復均 勢、削弱蘇聯在其境外的影響力并最終使得修正自身行為，學會忍受多樣性而非 消滅之——都已經差不多實現了：核武器使得美蘇之間維持大抵的均勢；許多國 家雖然仍保有社會主義政府，但蘇聯卻并不能再僅僅通過意識形態來控制它們； 蘇聯周邊出現了一大批新興的，不愿受蘇聯脅迫的國家；蘇聯進行外交冒險的念 頭欲望逐漸下降，并愿意與美國就特定問題進行談判磋商。 [ John Lewis Gaddis ,“Epilogue:The Future of Contaiment”,in Terry L. Deibel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Concept and Policy, Volume 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722-728.]現在是時候想一想
'我們希望以何種方式結束冷戰了” [ John Lewis Gaddis ,“Epilogue:The Future of Contaiment”,p.729.]。
在加迪斯看來，如下事務必須被提上議程：首先，美蘇兩國需要協調解決 1945年之后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朝鮮半島和德國的分裂；第二，兩個超級大國 都應該繼續保持自我克制，謹防向境外過度投射影響，不論這種影響是以文化、 意識形態、經濟還是軍事的形式體現出來；再次，兩國需要對彼此的'安全觀” 加深了解，掌握對方都將哪些內容視為保障自己安全的必需品；最后，美國和蘇 聯需要建立一定的機制來中和各自對對方的偏見以及兩者間普遍存在的意識形 態、制度和文化差異，一定要坐在談判桌前解決問題。 [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pp.98-99.]
出人意料的'劇變”風潮在1989年間一夕席卷東歐地區，各國執政的共產黨 政權紛紛倒臺，這同時也為一分為二的德國提供了重新統一的契機。由于美蘇之 間的關系抑制了歐洲內部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故而冷戰對歐洲而言也是‘長和 平'”[ John Lewis Gaddis,“One Germany -- in Both Alliances”, New York Times,Mar 21, 1990,p.27.]。加迪斯在1990年發表的文章中曾提醒政治家不要忽視北約和華約曾起 到的維持秩序的功能，甚至建議在修正二者對抗功能的基礎上繼續保留這兩大冷 戰聯盟。統一后的新德國應當在兩大聯盟中都占有一個席位，借此促進后兩者的 接觸與合作。這樣可以為美蘇兩國軍隊繼續駐扎在德國的土地上提供一個體面的 理由，同時也能夠使統一后的德國安于不能擁核這一現實。需要注意的是，在加 迪斯看來，這種'冒犯主權”的做法并不應該遭到批評，因為舊有的'主權”觀 念在歐洲不斷復興的民族主義可能再度成為脫韁之馬這一情況下已經不再適用。
'一個德國—兩個聯盟”的安排也能夠增加華沙條約組織在東歐人心目中的合法 性，進而使它更好地防范東歐以及巴爾干地區可能發生的沖突。[ John Lewis Gaddis,“Coping with Victory”, The Atlantic; May 1990; 265, 5,p.56;John Lewis Gaddis,“One Germany--in Both Alliances”, p.27.]
很明顯，加迪斯對現實國際的見解是基于他對冷戰歷史的研究，然而 '現 實關懷”與'學術思想”間的彼此交纏、滲透還不僅僅體現在此一處。他對越南 戰爭之后美國國內懷疑政府一切行為的激進思潮感到厭煩，認為后者已經明顯矯 枉過正。[ John Lewis Gaddis,“Foreign Policy;The Old Boys And the New” ,The Washington Post, Aug.19, 1984, p.5.]然而，這種思潮卻正是激發'修正派”歷史學家從事研究的重要動力。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對現實問題的見解和對學術研究的態度耦合在了一 起。
加迪斯很看重“修正派”歷史學家將美國視為一個“帝國”(empire)的學 術主張，但更強調歷史表明帝國“既可以發端于有關外部環境的觀念與想象，也 可能出自于內部的不安全感。大國一個特點就在于常常為了防御而做出侵略之 舉。帝國可能由尋求安全的人所發出邀請而產生，也可能在壓迫反對者的過程中 被鑄就”[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1.]。
同時，加迪斯一直強調的比較史學研究的一項任務就是探究為何美國在冷戰 初期的擴張很少引發人們的恐懼，而蘇聯則不然，更何況后者擴張的范圍還小于 美國[ 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Commen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 No. 2 (Apr., 1984), p. 384-385.]；為何蘇聯的擴張激起了所到之處的反對，而后者卻熱切邀請美國？[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Spring, 1981),p.79.]他主 張要加強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對國外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不過尤其強調美國對戰后 德國和日本的影響。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7.]聰明的讀者自然知曉這其中的隱晦之意。總之，用加迪斯 自己的話來講：“他們(指‘正統派學者'——筆者)所說的話更多是出于政治 信條或個人經驗，而非相應的檔案研究。‘后修正派'以文獻為基礎，證實了‘正 統派'的幾個核心論點，這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進步。”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0.]就此，沃倫•金博爾 曾指出，在加迪斯有關“冷戰是長久和平”這一觀點中，“美國哲學的廣泛而基 本的問題被忽視掉了，即地緣政治戰略是國家政治經濟形態產物的” [ Warren F. Kimball,“Review of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by JohnLewis Gadd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3 (Jun., 1989), p.722.]。況且， 他基礎于美蘇關系史總結認為， 美國在和蘇聯打交道時要確保“堅定”
(Firmness)、“靈活”(Flexibility)、“連貫” (consistency)以及“彬彬有 禮”(civility) [ John Lewis Gaddis ,“The First Fifty Years”,in Mark Garrison and Abbott Gleason,eds., Shared Destiny : Fifty Years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oston:Beacon Press,1985,pp.34-36.],這使得加迪斯與之前的“正統派”學者越發相似，因為他們 都試圖為美國的世界戰略獻計獻策。
總體說來，身處冷戰結束“前夜”的約翰•加迪斯的學術思想的已然展現出
如下幾個特征：
首先，他將自己之前學術作品中探討過的主題作為明確的“研究綱領”提了 出來。其實，“冷戰時期美國有關對手以及均勢的觀念”以及“加強研究官僚組 織以及學術、經濟、族裔以及宗教團體等國內因素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84-185.]在 加迪斯之前對冷戰起源、美俄(蘇)關系以及“遏制戰略”歷史的研究中早已都 有所涉獵。不同的是，如果說1970 年代的他只是讓蘇聯為冷戰的爆發負稍大于 美國的責任的話，此時的加迪斯則認為前者要負絕大部分的責任。
其次，盡管以跨學科方法來推動歷史研究的發展是加迪斯在冷戰結束之前最 為推崇的治學理念，但他并沒有忘記歷史學家最擅長的檔案研究工作。例如，在 研究秘密諜報在冷戰中的所產生作用這一問題時，歷史學家固然需要心理學的相 應知識，但最需要的是檔案。[ John Lewis Gaddis, “Intelligence, Espionage, and Cold War Origins”,Diplomatic History , Volume 13, Issue 2, April 1989,pp.210,211.]歷史學雖然不能像化學和數學那樣精確地預測未 來，但它的功能卻相當于行車時必不可少的“后視鏡”。況且，優秀的歷史學家 就如同優秀的戰略家一樣，都“努力進行綜合以便于人們理解，并防止思想停滯 不前，同時又能夠不忽略、扭曲和輕視綜合性解釋所依賴的經驗證據” [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27.]。譬如， 我們可以從理論角度將美國對蘇政策的目標劃分為五種類型：“消滅蘇聯”、“將 蘇聯的影響力限制在其國境內”、“改變蘇聯內部結構”、“在共存這一整體框 架下有選擇地與蘇聯競爭”以及“在分享利益的基礎上與蘇聯合作”，但現實中 的美國政策制定者的動機卻往往不像理論家設想的那么“純粹”，常常同時為追 求幾種目的而采取行動。[ John Lewis Gaddis ,“The Evolution of U.S.Policy Goals Toward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Era”,in Seweryn Bialer and Michael Mandelbaum,eds., Gorbachev's Russ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1988,pp.305,337.]
歷史學家喜歡將事物視為一個“序列” (sequence),政治學家則偏好將它 們看成一個“系統”(system)。這兩種思維方式的結合則會對兩類學者都有所 裨益：在幫助歷史學家克服"戀古癖”(antiquarianism)、“現時主義”(presentism, 類似于前文所說的“隧道式歷史”)和“概念貧瘠”(conceptual poverty)的同 時，又有利于政治學家擺脫“科學至上論”(scientific hubris)、“方法論板結”
(methodological constipation)以及''語言晦澀” (linguistic incomprehension)。 1
最后，加迪斯用自己的學術實踐證明：歷史學家雖不一定擅長總結抽象的理 論，但他們的研究卻往往能夠通過發現新的具體知識的方式為理論的變革鳴鑼開 道。有關何謂“大國”的討論從來都能引發人們持久的興趣，歷史學家保羅•肯 尼迪出版于1987年的《大國的興衰》一書曾一度引得學術界'洛陽紙貴”。他 側重于從經濟與軍事這兩者間的互動關系來定義'大國”并勾勒其興衰的歷史， 即“要成為一個大國 必須有可使國家欣欣向榮的經濟基礎 然
而，由于進行戰爭，或將國家的很大一部分‘生產能力'用于生產武器裝備，就 有破壞國家經濟基礎的危險”。[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1 (Summer, 1987), p.21.] [2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一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王保存等譯， 求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52-653頁。]同時，在保羅•肯尼迪看來，當時的美國、蘇 聯、中國、日本與歐洲都不得不正視科技革命、國際關系中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 軍費上升等問題。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一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第654頁.]
保羅•肯尼迪的分析方法與眾多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家可謂不謀而合。然 而，加迪斯在 1985 年就指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影響力和它所擁有的軍事實力 間不存在準確的對應關系。在 1970 年代，美國由于選擇從越南'抽身”，意想 不到地改善了形象，提高了國際影響力。然而蘇聯卻因為過度擴張而致使形象不 斷惡化。一個國家在獲得原來越多權力的同時卻喪失了影響力，蘇聯領導人至今 仍不得不面對這一頗具諷刺性的事實。 [ John Lewis Gaddis ,“The First Fifty Years”,pp.32,33.]
聰明的讀者不難發現，加迪斯所的表述正暗合于約瑟夫•奈提出那個的著名 概念，即“軟權力” (softpower)。"軟權力”依賴信譽發揮作用，而美國的 國內和國際表現恰恰能夠增強其信譽。[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鄭志國等譯，世界知識岀 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頁。]然而，約瑟夫•奈對此進行明確論述卻 是自1990 年才逐步開始的[ 參見劉德斌：《'軟權力”說的由來與發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4年第 4期， 第 56 頁。]。
第三章 “冷戰新史”與“美利堅之道”
1991年12 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 當晚，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 年的蘇聯國旗在茫茫暮色中緩緩降下，一個 曾經煊赫于世的超級大國就此黯然落幕。一個新的時代，即“后冷戰時代”到來 了。時至今日，人們仍對這個自己置身其間的時代眾說紛紜，而這也為學者反思 已有的學術成果提供了一個契機。
第一節 重述冷戰
一、探究蘇聯解體之謎
曾經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連“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都驚呼：“我當 時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 “Interview with George and Annelise Kennan”,1995,December13,in John Lewis Gaddis Papers on George F. Kennan, MC256,Box6,Folder2,Public Policy Papers,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2.]這也把解釋“蘇聯為何解體”推上了學者的研究 日程。為解釋這一問題，約翰•加迪斯把目光投向了深層次的“歷史構造”，后 者就像地質構造一樣，是事件、環境、政策、信仰等彼此互動所造就的一種趨勢， 不由單個的國家和個人所決定，但卻具有長久的影響力。“衡量權力標準的變化” 便是這樣一種“構造”。長期以來，軍事與經濟實力間的相互依傍與促進造就了 大國最，而原子武器的誕生卻確使得這種“聯姻”關系逐漸松動。到 1980年代， 蘇聯和美國都不得不正視這一現實，即對軍事優勢的追求已經引發了越來越多的 經濟與社會問題。同時，韓、日以及亞洲四小龍的飛速發展也說明，歷史上那種 憑借經濟實力來謀求軍事優勢的做法不那么奏效了。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7-159.]
“極權主義陷入衰退并被自由主義所取代”是另外一種“歷史構造”。蘇聯 的指令性經濟模式在工業化的最初階段的確顯露了優勢，這也是它曾備受新興獨 立國家追捧的原因。但到了 1960-70 年代，經濟的積累已經到達一定程度，這便 要求通過市場途徑回饋消費群體，蘇聯原有的經濟模式就失靈了。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0-161.]
'殘暴行為的衰落”是體現在 20 世紀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第三個明顯趨勢。 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教育普及帶來的公民啟蒙以及信息流通的加速都不斷侵蝕 著極權主義政權的根基。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3-165.]這三種'歷史構造”結合在一起，沖垮了蘇聯，使得 冷戰走到了盡頭。
'蘇聯的失敗”映襯'美國的戰略成功”，這就不能不提到眾多美國杰出政 治人物的作用，因為'把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僅僅看成是抽象的非人格力量產物的 觀點是錯誤的，偉大的男性、女性依然可以有所作為。”[ 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Carlisle Barracks,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2]約翰•杜勒斯與艾森 豪威爾之間的配合在穩定二戰后動蕩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里根和戈 爾巴喬夫對冷戰的終結也功不可沒。 [ 具體分析參見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65-86,119-132.]
歷史學家研究這些人物時，常常犯和漫畫家一樣的錯誤，將具體鮮活的人簡 單粗暴地歸入某一類別。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85; 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p.12.]這樣的研究全然忽略了人物所置身的具體情境和本身 的生動個性：叫囂實施“大規模報復”約翰•杜勒斯也對核威懾是否能長期有效 這一問題持悲觀看法，他雖然在公開講話中將共產主義陣營視為'鐵板一塊”， 但私下里并非對后者內部的矛盾懵然不知[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84.]；里根總統以對蘇聯態度強硬聞名， 他公開稱后者是“邪惡的帝國”(evil empire) [ Ronald Reagan,“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Orlando, Florida”,March 8, 1983,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Vol. 1,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364.]的言論也正說明了這一點。但 人們不該忽略了他作為一位優秀領袖所具有的卓越能力，即'將意識形態和現實 協調起來”。里根以新的對蘇戰略競爭方式取代了傳統的核武器競賽，對蘇聯表 現出強硬的態度是為了以促進談判和鞏固自己戰略的國內基礎。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30,131.]
回顧第一章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將事物簡單化恰恰正是冷戰時期國際關系 理論的重要特點之一，即以'抽象化”和'精致化”來實現'科學化”，而加迪 斯此時對歷史人物研究方式的反思也正成為他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批判的一項
重要思想基礎。這在他后來評價基辛格的一段話中就明顯表現了出來：“他的‘現 實主義' 來源于對外交史的專注，而非任何系統建構或認同某種政 治‘科學'的結果”。 [ John Lewis Gaddis,“Resuing Choice from Circumstance:tne Statecraft of Henry Kissinger”,in Gordon A. Craig ,Francis L. Loewenheim,eds., The Diplomats, 1939-197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563.]
二、國際關系學的反思與批判
思維的前提性反思，即對既有觀念、理論與思維模式的反思往往是新的歷史 敘事誕生的溫床。此時已然年逾不惑的約翰•加迪斯首先深刻反思了自己在蘇聯 解體前對冷戰可能的結局所做出的預測。很明顯，他自己也沒能預見到兩德竟然 能夠重新統一，更沒有預見到超級大國蘇聯居然會放棄追求單邊優勢。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44,149.]加迪斯 檢討認為，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自己當時假設未來一定會按過去國際關系中 的某種模式發生；把所有的國家都視為同樣的抽象實體；忽視了個人的選擇、偶 然性以及短期現象與長期現象間的相互作用。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53-154.]
國際關系學界是否在預測冷戰結局這方面做得更好呢？很遺憾，答案同樣是 否定的。在國際關系學領域獨領風騷的華爾茲在1979年曾斷言，當時的兩極格 局已經進入成熟狀態，卻不想后者在自己做出這一預言的 12年后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說在冷戰時期當他面對自己的反對者時，還能或是強調理論必須簡約、抽象， 或是對批判者沒能建立起“理論”（當然是他定義的那種理論——筆者注）表示 “遺憾” [ 沃爾茲：《關于＜國際政治理論＞的反思——回應我的批評者們》(1986)，沃爾茲：《現 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 34-53 頁。]；那么面對蘇聯解體致使兩極格局煙消云散的事實，他就只能如此為 自己辯護了：“冷戰的結束恰恰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測。我在幾年前曾寫道， 冷戰‘牢固扎根于戰后的國際政治結構，結構持續多久，它就會持續多久'。事 實也是如此，直到兩極結構瓦解，冷戰才告結束。” [ 沃爾茲：《冷戰后的結構現實主義》(2000)，沃爾茲：《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 204 頁。]
然而不幸的是，這番言論與其說是同義反復，還不如說是因果倒置，因為恰 恰是蘇聯崩潰（按華爾茲的界定這恰恰屬于“單元層次上的變化”，）我們才說 兩極體系瓦解，而非相反。蘇聯以一種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方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使得整個國際關系學界陷入了極其尷尬乃至失語的狀態，也使得整個學科更加 支離破碎，這自然是對' 21世紀初龐雜的全球體系的一種反應” [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第 669 頁。]。
加迪斯于1992年發表在《國際安全》雜志上的一篇題為《國際關系理論與冷 戰終結》[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58.]的50余頁長文把批判鋒芒直指國際關系學界既有的理論與治學方式。 他在一開篇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國王常常為了知曉未來而找尋各種各樣的占卜 師，后者通過觀測星象以及動物身體內部結構等方式預測未來，但結果卻總是難 以令人滿意。古代占卜師的現代追隨者亦步其后塵。
摩根索寫作《國家間政治》的初衷便是創立一門獨立的“國際政治科學”(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后來的學者對他有關“ 一種'科學的'研究方 法可以增強預測的可能性”這種信條深信不疑。不過摩根索所強調的'植根于人 類本性中的對權力的渴望就是所有政治活動的真諦”這一觀點并未得到所有國際 關系學者的認同，后者為了更好地預測未來，提出了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
約翰•加迪斯將這些研究方法與路徑分為三種，即“行為主義路徑” (behavioral approach)、“結構主義路徑”(structural approach)和“演化主義 路徑”( evolutionary approach)。
'行為主義路徑”源于對經驗主義的信仰，不過它堅信國際關系學必須采用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成為一門可以準確進行預測的'科學”。這類學 者廣泛地收集有關戰場傷亡、投票回報、貿易統計、新聞報道，甚至通信模式的 數據，進而通過數理計算方法對其進行量化研究。'結構主義路徑”則強調僅僅 收集數據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假定一個具有先驗性且不可觀測的結構。因為如 果沒有它們，理論本身就不可能存在，現實也將是無法描述的，預測則更是不可 能的。”很明顯，與第一種方式相比，“結構主義路徑”的研究是“自上而下” 的。'演化主義路徑”試圖將前兩種發發結合起來，并為它們增加一個時間的維 度，因為采用這種方法的學者認為時間的流逝不僅能影響世界政治的行為和結 構，也可以掩蓋兩者的差別。
加迪斯為檢驗上述三種研究方式的預見力設置了如下幾條標準：1、是否預 測到只是蘇聯失去了超級大國的地位這一不對稱性結果？ 2、是否預測到莫斯科 的權威在原蘇聯的境內與境外突然和平地崩潰？ 3、是否預見到造成上述崩潰的 趨勢，即計劃經濟逐漸失靈，但政府卻沒有以威權手段挽救它？ 4、是否預見到 上述情況發生在1980年代中葉至1990年代早期這一時段內？ 5、是否預見到后冷 戰世界的大體面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德國統一、北約繼續存在而華約解體。同 時，在原屬于蘇聯勢力范圍內或毗鄰區域中，民主化使得古老的民族、語言和宗 教矛盾再度復蘇。只要預見到上述一項內容，我們就可以說這種預測方法是成功 的。可惜的是，前述三派學者都失敗了。
戴維•辛格及其同事在密歇根大學創立的“戰爭相關性項目”是“行為主義 路徑”的重要代表。他們甚至在冷戰結束時還在大量收集數據，并利用計算機手 段對其進行量化分析，堅信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理論，并進行科學預測。然 而他們得出的卻是諸如“戰爭越來越少，但更危險”、“聯盟很少帶來安全”、 “權力上的差距有助于和平”以及“兩極結構可能有助于促進穩定，也有可能不 能”等一些列根本不需證明或自相矛盾的結論。究其原因，辛格和他的同事希望 僅僅通過定量的研究中便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雖然他們的研究領域是“和平問 題”，但卻僅僅把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和平局面為何會被打破，而不是后者 為何產生，這多少是因為該項目開始于冷戰正酣之際這一原因造成的。
同時，“戰爭相關性項目”對數據近乎無限的追求反而阻礙了對重要信息和 微不足道的信息進行篩選，繼而只能停留在研究議程的第一步。同時，“行為主 義者”對量化以及模型的過度強調恰恰使他們忽視了國際關系中存在的大量不可 量化的偶然性要素，這導致辛格他們既沒能得出理論，也沒做出準確的預測。
以華爾茲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們”也并沒有做得更好。他們雖然預見到了 在兩極結構中，美蘇關系可能由對峙走向合作，但卻沒能想到結構本身也可能發 生改變，更沒有想到國家政策的變化對這一國際體系結構所產生的影響。然而就 如同蘇聯在1985年之后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樣，與對手講和或是敵對關系中的一方 做出放棄對抗的決定，改變國際體系就有可能發生改變。華爾茲為了實現理論的 簡約性，強調自己不關注屬于單元層次的外交政策，這恰恰犯了將研究方法當成 結論的目的論錯誤。“結構主義路徑”的擁護者像極了達爾文時代之前的那些堅 信物種具有永恒性的古生物學家。
加迪斯將遵循“演化主義路徑”的人分為兩類，即“線性演化主義者”(linear evolutionist)和“循環演化主義者”(cyclical evolutionist)。前者持有一種矢量 式的歷史觀，視歷史為一種不可抗拒的進程，堅信未來必然不同于過去，但我們 可以通過測算歷史趨勢的軌跡來預測它的某些方面。羅斯托的現代化發展理論與 許多自由主義者有關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的理論都屬于這一類型。雖然他們 都強調民主化不可避免，世界必然朝一個各國愈發彼此依存的方向發展，如此云 云，但事實上也沒能通過加迪斯前面提到的五條標準的檢驗。因為它們都是一些 談論“底層現象”(subterranean phenomena)概述，在沒有言明具體內容時是沒 有意義的。這就好比沒有發生地震，人們是沒法發現斷層帶一樣。“線性演化主 義者”給歷史安上一個特定的引擎，認為歷史必然駛向自己認定的目的地，但從 來沒有考慮會不會存在其他的引擎，或者他們安裝的這個引擎是否也會反向運 轉；更很少告訴人們他們是怎樣確定那個目的地的。
與“線性演化主義者”不同，“循環演化主義者”將歷史視為一個環狀物， 人們可以通過了解歷史周期的頻率和幅度來進行預測，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是 這方面的代表。然而他們卻忽視了歷史進程中的的確確存在“線性進步”(linear progression)，例如人們越發明顯的政治自覺。換言之，"循環演化主義者”忽 視了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非連續性。
加迪斯在文末總結認為，雖然在“行為主義路徑”、“結構主義路徑”和“演 化主義路徑”具體研究方法以及結論有所不同，但它們卻共享同樣一種信念，即 為尋求客觀性、合法性和可預測性，社會科學必須采用以傳統的物理學為代表的 自然科學方法。
這恰恰是一種牛頓時代的絕對主義“科學觀”，它常常假設物體是絕對光滑 的，不受摩擦力作用；羽毛和石塊可以同時著地；它相信通過將研究對象與其起 源和周遭環境隔離開來便可以確保預測的準確性。在這樣一種邏輯下，社會中具 體的人被抽調了所有的能動性和意向性，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成了封閉的“彈子 球”。可惜的是，隨著相對論等學說的相繼問世，即便是自然科學家們也已經拋 棄了這種科學觀，他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隨機性、偶然性、復雜性與規律性、普 遍性、一致性并存于現實世界。
堅持的那些“科學”方法的國際關系學家的預見力未必強于優秀的歷史學家 和小說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對極權主義所表現出的洞見不可謂不準確 和深刻。當然，加迪斯并不是要徹底鏟除所謂的“科學”研究方法，而是呼吁在 堅持前者的同時，不要遺忘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敘事(narrative)，類比
(analogy)、悖論(paradox)、反諷(irony)、直覺(intuition),想象(imagination) 以及文風(style)等一系列傳統的方法。當代許多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如斯蒂芬杰 伊•古爾德、斯蒂芬•霍金、劉易斯•托馬斯、菲利普•莫里森和以及海茲•帕 各斯恰恰同時也是十分優秀的文學家，他們和杰出的歷史學家、小說家一樣，在 研究中能夠妥善地應用并處理好各種方法之間的關系。這大概也是加迪斯要求自 己的學生在進行嚴謹的歷史研究時也不妨多讀一讀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原因。[ “Interview with George and Annelise Kennan”,1995,December 13,p.6.]
一種具體的研究范式為科研工作了概念框架，也隱含著某個科學共同體一致 贊同的世界觀[ 程志民、江怡主編：《當代西方哲學新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57 頁。]。不過，它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 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 [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 2版)，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第 8 頁。]。“硬科學”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不 同“范式”間因評判標準的不同而具有不可通約性。[ 有關這一點的具體論述可參見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 2 版)，第 149頁。]如此一來，國際關系研究 者只能在眾多研究路徑之中選擇其一來適從之。華爾茲的一段話為這一情形提供 了一個生動的注腳：“我們不能通過添加內容來對理論加以完善。一個理論是一 個合乎邏輯的、前后一貫的整體。”[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文版序言”，第 XIV 頁。]
然而，如果學者將自己界定為“理論的消費者”，認識到理論也不是建立在 水蒸氣的基礎上[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0.]，不同的理論為何不能實現互補呢？與華爾茲主張的“兩極穩定 論”不同，另一些學者強調“單極霸權穩定輪”。后者認為，由一個恪守自由主 義觀念，并愿意維持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家所主宰的霸權結構有益于維護國際體系 的穩定。[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岀版社1989年版， 第 87、 88 頁。]毫無疑問，美國就是這種“理想的霸權”。
“單極霸權穩定輪”幾乎沒有提及蘇聯。乍觀之下，其表述形式也和華爾茲 的觀點大相徑庭，不過加迪斯確卻認為這兩種理論完全可以實現融合互補。前者 強調霸主通過提供某種“集體商品”來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8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第90頁。]，而結構現實主義 所說的兩個超級大國對國際事務進行共管，以防止發生戰爭的行為不正是在生產 這樣的“集體商品”嗎？[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6.]
同時，“兩極穩定論”并不意味著“兩極”擁有同樣的合法性。這樣一來， “單極霸權穩定輪”對霸主的合法性的強調又彌補了華爾茲學說的缺憾，即“其 他國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主國的統治，是因為它在國際政治體系中享有威望和地 位”。[2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第88-89頁。]美國在其勢力所及范圍內的合法性明顯強過蘇聯，而后者破壞均勢，大 肆擴張的野蠻行為又恰恰增強了前者的合法性。這也提醒“單極霸權穩定輪”的 擁護者們在強調經濟作用的同時，不要忽視了政治的影響[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8.]，后者也是華爾茲一 再強調的。
三、蓋棺“修正派”
從《美國與冷戰的起源， 1941-1947》出版以來，加迪斯與“修正派”學術 上的“恩恩怨怨”已然持續了30年，如果說他之前的一系列學術主張只是對后者 的“零敲碎打”式批判的話，那么冷戰的終結則使加迪斯欲對整個“修正派”進 行一番“蓋棺之論”。 1992年，加迪斯當選為“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主席， 蘇聯解體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新主席所發表的題為《冷戰史的悲劇》的 致詞也明顯表達了一種想要結束一個學術上的“舊時代”的愿望。
“修正派”開山鼻祖威廉斯在他那本名著中指出了引導美國外交政策的三種 觀念，即“熱情且慷慨的人道主義沖動”、“民族自決觀念”以及“其他民族只 有走美國道路才能真正解決自身問題”。然而這三者之間又是彼此矛盾的，因為 第三種觀念所導致的干涉與強制政策往往使得其他國家認為，正是美國使它們失 去了經濟與政治上的諸多權益。總之，美國的人道主義沖動被自己的行為方式所 削弱，乃至顛覆了。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正是“美國外交的悲劇”。 [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p.13,14,15.]
不過在如今置身后冷戰時代的加迪斯眼里，威廉斯的上述說辭已然成為一種 阻礙學者進一步認識冷戰和美國外交史的“新正統論”，它的合理性早應該隨著 1960-1970年代的消逝而壽終正寢。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7, Issue 1,]
加迪斯也承認，美國在二戰后的確籌謀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主宰者以及國際秩 序規則的唯一制定者，并為之不斷增強自身軍事力量。但是，人們也不應該忘記 美國所預想的國際體系是基于“共同安全” (common security)原則之上的，它 至少是以大國一致而非強制為框架的，追求一種“開放且和緩的霸權”。 [January 1993, pp.1,2.]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p.3-4.]但由 于歐洲自身的衰敗以及蘇聯所持有的安全觀的對沖，即便是這樣一種構想與制度 安排也未能被充分實踐。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4.]
他繼而轉向了對斯大林的徹底批判。依據羅伯特•塔克(RobertTucker)以 及阿倫•布洛克(Alan Bullock)等心理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斯大林和之前的希特勒 一樣，都是極其自戀、偏執且謀求控制一切的獨裁者，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都將 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的基礎之上。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0.]總之，美國在二戰勝利后面對的就是 一個“精神狀態混亂，但又手握重權且高度勤謹的獨裁家”。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6.]蘇聯的實際情況 比任何的外部專家所能料想到的都更加恐怖，而以往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有關 “所有國家都必然追求權力”的假設使得學者常常忽略了對上述情況進行道德的 判斷，“獨裁政權與民主政權之間的差異很少得到重視”。況且，如今能接觸到 的很多反映原蘇聯民意的材料顯示，后者也極為反感他們自己的國家政權。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p.8-9.]
值得注意的是，加迪斯雖然對蘇聯極盡批評，但對馬克思卻很是推崇，認為 不能將“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混為一談。首先，馬克思注重社 會深層結構的分析方式是非常有教益的。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3.]他本人之前對的“歷史構造”討論就 是受馬克思思想啟發的產物。生產方式變化所產生的不可阻抑的影響塑造著整個 社會。譬如斯大林可以用高壓手段迫使工人以拖拉機、蒸汽挖掘機或是高爐完成 作業，但戈爾巴喬夫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強制他人編寫出一個富有創見的計算機程 序，或是發明出硅晶片。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64.]總之，工業化所造成的異化曾是滋生極權主義的土壤， 而后工業化以及信息交流意識的覺醒又為它敲響了喪鐘。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3.]
同時，馬克思也絕不是一個歷史決定論者，因為他強調的是人的行為與其所 處的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造就了歷史。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4.]如此說來，極權主義者可以利用社 會環境來謀求統治，其反對者也可以利用后者來反抗極權統治，故而歷史學家責 無旁貸的任務就是不要被威廉斯的“悲劇”一葉障目，忘記了美國在反抗極權主 義過程中所起到的歷史作用。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5-.]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調侃到：“這一令人無法理解的世紀 充滿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其一就是以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十月革命最為 持久的成效，居然是在戰爭時期和和平年代都拯救了它的敵人” [ 霍布斯鮑姆： 《極端的年代》，馬凡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8 頁。]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erface,p.vii.]，而在加迪斯 看來，蘇聯恰恰扭曲了自己所一貫堅稱信奉的思想家的初衷，而后者又恰恰幫助 我們理解了蘇聯衰敗的原因。
四、新舊雜糅與聚訟紛紜的“新冷戰史”
既然美國曾經的對手已然“灰飛煙滅”，一度備受追捧的“學派”和“理論” 在解釋相關問題時也顯得“蒼白乏力”，那么便是時候重省冷戰，并為之編寫一 部“新的歷史”了。 《我們現在知曉了：重思冷戰史》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便力圖承擔起這一任務。
在加迪斯看來，如今是時候將冷戰作為一個有“開端、過程和結尾的事物” 4來看待了。早在 1992 年就曾有學者呼吁，冷戰史研究者的眼界要在“時間和空 間上超越兩極” [ David Reynolds ,“Beyond Bipolarity in Space and Time”, Volume 16, Issue 2, April
1992 Diplomatic History, pp.225-233.]。毫無疑問，加迪斯是這種倡議的響應者。在他看來，與以往 那種以美國文獻為主的研究不同，“新冷戰史”應該是以多方檔案為基礎的，要 盡力將有關這場沖突中的所有主要參與者(尤其是“鐵幕”另面)的相關材料都搜 羅完備。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2.]《我們現在知曉了：重思冷戰史》一書就使用了西方學者所編輯并譯 成英語的部分中、蘇檔案材料。
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軟權力”概念。在他看來， 只有“判定哪些資源在特定環境下為權力提供了最好的基礎” [ JosephS. Nye, 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Summer, 1990), p.178.]，才能理解國際 關系中權力的本質所發生的變化。在當今世界，僅僅強調軍事實力是權力惟一基 礎的觀點有失偏頗[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何小東、蓋玉云等譯，軍事譯文岀版社1992年 版，第 23 頁。]，因為前者只是一種“命令式”硬性權力。與之相比，使得 “人隨我欲”的“同化權力”則屬于軟性權力，它體現為“一個國家思想的吸引 力或者是確立某種程度上能體現別國意愿的政治導向的能力……這種左右他人 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等這些無形力量資源關系緊密” [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第25頁。]。
與約瑟夫淙的觀點相近,“新冷戰史”也強調“權力的分異化"(diversification ofpower),而非僅僅是現實主義學說所強調軍事力量或“兩極性”(bipolarity) 塑造了整個冷戰進程，蘇聯正是由于在經濟、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等“權力”領域 逐漸式微，才最終走向了窮途末路。[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280,283,284.]其實，加迪斯的這種分析方式與其說是受 “軟權力”學說的影響，更不如說是他以具體學術實踐上彌合國際關系不同流派 理論的一種嘗試。
“新冷戰史”重申了加迪斯在冷戰結束前夜所提出的“美國和蘇聯在二戰后 都謀求建立帝國”這一學術觀點，不過卻更加強調這兩個“帝國”在類型上的差 異性。挪威學者蓋爾•德斯塔德曾分析認為，二戰后美國被西歐“邀請”在經濟 與軍事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故而它所建立的帝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受邀的 帝國”(an empire by invitation) [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Sep., 1986), p.263.]。加迪斯同意蓋爾的觀點，不過他認為更需要 深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西歐、日本等重要區域，美國的“帝國”比蘇 聯的“帝國”更受歡迎？[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6.]
斯大林也想得到“邀請”，但蘇聯紅軍在德戰區的暴行——最為明顯的就是 蘇聯軍隊在1945-1946年間侮辱了多達兩百萬德國婦女——使得絕大多數德國民 眾在冷戰之初便堅定地支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也使得西德政權獲得 了比東德政權更大的合法性。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7.]究其原因，蘇聯脫胎于專制的沙皇俄國，歷史傳 統給它的行為方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美國所建立的則是一個“民主的帝 國”，當然，這也是西方公民社會的歷史與傳統所造就的產物。盡管美國也有諸 多踐踏民主的行為，不過它總體上仍保持了自己的傳統價值，推動德國、日本的 民主化，對北約的管理和對歐洲聯合的促進都是這種國內傳統在對外政策上的表 現，故而西歐更愛“邀請”美國，而非蘇聯。[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289,288,287.]
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常常對西方民主政治評價不高，如第一章所 述，愛德華•卡爾就深入剖析并批判了威爾遜主義。摩根索對美國民主也頗有微 詞，在他看來“議會程序的外交”所具有的公開性、多數代表制和所帶來的處理 國際問題時的零散化現象是造成“外交貶值”的重要原因。 [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 575 頁。]不過在置身后冷戰 時代的約翰•加迪斯看來，冷戰最終的結局已然昭示了“民主政體在維系聯盟時 相較于專制政體所具有的巨大優越性”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8.]。
同時，《我們現在知曉了：重思冷戰史》對加迪斯之前的學術觀點進行了重 大修正。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方面：首先，在此前的研究中，加迪斯往往將蘇聯 充滿意識形態的辭令僅僅視為一種“虛張聲勢”的表達方式，這當然是一種現實 主義的外交史研究方式。不過如今他卻認為，意識形態并不僅僅只是為具體的行 為“正名”的“虛飾”，而常常是能夠決定蘇聯政權行為的“根源”。例如，列 寧有關資本主義國家貪婪、剝削且并不可能真正實現聯合的教條使得斯大林居然 對如下事實熟視無睹：蘇聯在東歐和德占區的所作所為正在促使美國-西歐同盟 關系的形成。[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p.289-290.] [ 參見加迪斯為雷迅馬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 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版）作的“序”，第 1 頁。]同時，冷戰中的美國也曾深受意識形態之困，譬如那些看似客觀 的現代化理論便“實際上反映了一整套陳舊的、具有強烈感情內涵的文化態度” 5
其次，如果說原子武器使得政治家變成了“演員” ，使得成敗取決于“他 們可能付諸實踐的行為而非真正所做的事情”[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58.]，也就是說“威懾”曾經是“長 久和平”得以維系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今研究者也必須考到，避免“毀滅”所付 出的代價是使得冷戰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核武器掩蓋了蘇聯外強中干的事 實。[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92.]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新冷戰史”所含蘊的道德臧否一目了然。如 果說《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只是讓蘇聯為冷戰的爆發承擔稍大一點 的責任的話，那么在“新冷戰史研究”的框架下，蘇聯幾乎成了引發冷戰的罪魁 禍首。“斯大林尋求冷戰嗎？這個問題就像問：‘魚需要水嗎？'”。 斯大林 迫切需要一種充斥懷疑和犬儒心態的社會環境才能維系并擴展自己的統治，而只 要他統治蘇聯，冷戰就不可避免。[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p.25,292.]更為可悲的是，斯大林還是一條死而不僵的 百足之蟲，他所建立的體制仍遺害于“去斯大林化”之后的蘇聯，因為它限制了 繼任者們的頭腦，使他們不知其他的統治方式。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赫魯曉夫雖 然極力想要改革斯大林體制，卻最終難脫窠臼。[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93; 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 in Rick Phalen.ed.,Turning Points:Events that Shaped the Nation, Gretna [La.]:PelicanPub.,2001,p.105.]此時的加迪斯對倫理評判的極 度強調源于他對20世紀世界史的一種感悟：“如果說我們糟糕的這個世紀給予過 我們什么教訓的話，那么便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拋棄了道德對人類行為的 約束，那將會產生何等駭人的結果。” [ John Lewis Gaddis,“On Moral Equivalency and Cold War History”,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0, Issue 1, March 1996,p.148.]
乍觀之下，此時的約翰•加迪斯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 者。但歷史研究在任何時候都絕不能將自己等同于簡單的轉述和翻譯，而是要思 索文本背后的邏輯。對于思想史研究而言，“不論作者是如何警惕和富有想象力 的一個人，他所創作的任何復雜文本都包含著比其可能想要表達的意思更多的含 義”[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Politics,Vol.1:Regarding Meth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13.]。換言之，“行為者對自己意圖所保有的特殊權威并不能壟斷這樣一種可 能性，即觀察者可以置身于某個位置，從而對行為者的行為做出比后者更為全面 或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Politics,Vol.1:Regarding Method, ,p.77.]。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加迪斯此時的“新冷戰史研究”倡 議與他在冷戰結束前曾一度十分倚重而現在轉而批判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之間 的深層關系。
“新冷戰史研究”號召學者廣泛利用冷戰時期各國，乃至各社會群體的相關 文獻資料進行研究，這毫無疑問和當前學術界對“全球史觀”的強調相一致。它 所代表的趨勢“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放緩，并給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帶去了重大影 響” [ Sebastian Conrad,What is Global Histo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14.]。學者們對“全球史” 的編纂方法雖然莫衷一是，但幾乎都承認強調“比 較”、“互動”以及超越民族國家的研究視角是“全球史觀”的精髓所在。 [ 可參見劉新成：《文明互動：從文明史到全球史》，《歷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4-10 頁；蔣竹山：《探尋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研究趨勢與實踐》，《歷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 第11-17頁；多米尼克•塞森麥爾：《全球史及其多元潛力》，《歷史研究》2013年第1 期，第 31-36 頁；蔣竹山：《探尋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研究趨勢與實踐》，《歷史研究》 2013 年第1 期，第11-17頁；董欣潔：《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論》，《史學理論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55-63 頁。]我 們不妨回顧一下華爾茲的這段話：
每個國家根據自身內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動，但是它們的決定則是由 其他國家的存在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互動所塑造的。如果各國行動及互動的環境 限制它們采取某些行為，促使它們彼此適應，并且影響了互動的結果，那么國內 力量何時或是如何在外部得到反映——如果真正能夠得到反映的話——就無法 僅僅根據國內互動的各部分來加以解釋了。[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 68-69頁。]
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旨趣不正暗合于“新冷戰史研究”中的“全球冷戰史” 觀念嗎？“體系”可以為“全球史”的書寫提供一種框架，柯嬌燕就曾指出：“最 近一些頗有影響的全球史學家開始傾向于按照體系來思考與敘述，體系也就是不 同的部分以一種一致的方式共同起作用，它趨向于穩定，除非一種破壞性的（也 許是侵入的）因素引起體系解體或崩潰。” [ 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 77頁。]
加迪斯與華爾茲間的關系頗類似于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和恩 格斯曾明確指出他們受惠于黑格爾的思想，后者“第一次為全部歷史和現代世界 創造一個全面的結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0頁。]。不過，黑格爾對所謂“絕對精神”的強調使得“人類 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的東西的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8頁。]，故而“這種歷史還不是作為既定的主體的 人的現實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 頁。]。事實上，華爾茲所說的“理論先行而萬物隨焉”[ 沃爾茲：《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 3 頁。]與黑格爾的 “絕對精神”其實都極端追求抽象的思辨邏輯。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過對 “現實生中的人”[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4 頁。]及其具體生產實踐活動的研究和規律總結將歷史從純粹的思 辨活動拉回了現實世界的話，那么加迪斯此時提出的學術倡議則是將華爾茲對冷 戰兩極的強烈關注“消化”在整個冷戰的歷史進程之中，進而剝落了結構現實主 義那堅固的形而上學外殼。
“新冷戰史”意圖勾勒的是一幅包含多元主體、多種活動、輝煌成就與苦難 呻吟交織輝映的歷史畫卷，這自然比傳統冷戰史研究以及華爾茲所描繪的那種只 有少數（甚至只有兩個）大國點綴其間，并彼此警惕地注視對方的歷史畫面生動 多了。總之，“系統論也許能給世界歷史研究帶來巨大用處，但前提是系統論的 理論已經得到完善，在注重整體結果的同時還能關注歷史進程的具體結構。”[1帕特里克•曼寧：《世界史導航：全球視角的建構》，田婧、毛佳鵬譯，商務印書館2016 年版，第 339-340 頁。]在 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借用黑格爾的一段話來評價結構現實主義學說，乃至之前 關系理論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各派哲學的原則是被保持著的，那最新的哲學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則的結果， 所以沒有任何哲學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這個哲學的原則，而 只不過是這個原則的絕對性、究竟至上性。[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3-44 頁。]
如果我們將約翰•加迪斯對冷戰時期國際關系學界治學取徑的批判和“新冷 戰史研究”的相關主張置于 20 世紀學術觀念變遷的歷史中，便更能發現其價值。 阿普爾比、林恩•亨特與雅各布曾描述過這樣一種心態：
用法則概述的自然科學是純凈的、精致的、簡明的。自然科學與其實驗方法 在 18 世紀漸漸成為衡量一切人間真理的準則。模仿機械科學、遵循科學方法、 尋找從人體生物構造到統治藝術的一切事物的法則，這些就是啟蒙運動留給西方 世界的忠告。我們稱這種科學的范型為英雄主義的范型，因為它把科學天才變成 了文化英雄。 這種英雄主義模型把科學等同于理性，認為科學是不
講私利、不偏袒的，而且，如果嚴格遵循它的指示，將保證我們這個世界不斷進 步。[ 阿普爾比、亨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版，第 17-18 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充溢著樂觀主義心態的“科學觀”卻迎來了 “寒 秋”。這主要是由如下兩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自然科學由“宏觀低速世界” 向“微觀高速世界”的探索實踐已然動搖了之前被奉為圭臬的“物質不滅”、“能 量守恒”等一些列假說，量子物理學家沃納•海森堡的著名實驗更向他的同行們 揭示了這樣一個原理：“調查研究的過程（即進行觀察的過程）會改變調查研究 的對象；在某種情況下，調查研究的過程會使調查研究的對象發生很大變化，使
獲得的資料十分不可靠”[ 沃勒斯坦： 《知識的不確定性》 ，王昺等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這也就是著名的“海森堡原理”。 其次，知識社會學以及科學史的發展也使得人們發現，曾經的“科學英雄們” 未必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科學”：18 世紀科學革命時代的科學家們“往往是神 職人員，'科學'常常被稱作哲學。他們沿著'存在的巨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向上追求'科學'，直到最后超出了物理學，到達形而上學和'至尊 神'(the Supreme Being)那里 牛頓本人的科學努力就包括煉金術
研究、《啟示錄》以及雅各布•貝姆(Jacob Boehme)的作品” [ 達恩頓： 《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周小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11 頁。]。更有甚者，19 世紀的解剖學在某種程度上竟然是一套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因為有關人 類顱骨、肌肉結構的數據“被視為決定了個體和不同種族群體的平均智力”[3邁克爾•艾達斯：《種族主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學集刊》2016年第3期，第27 頁。]； “啟蒙哲學”也未必如我們想象的那么“理性”：18 世紀的先賢們在批判宗教 蒙昧的同時，卻“也像中世紀的經院學者們一樣，緊緊地抓住一套被啟示的知識， 而且他們不愿意或者不能夠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是不能由對死人玩弄某種巧 妙的把戲而與他們的信仰相調和的。”[ 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何兆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0頁。]
總之，當人們看到“科學家的旨趣、價值觀、語言習慣，甚至其驕傲與貪婪， 都是影響科學家研究自然界的因素”時，曾經的“科學英雄從供奉他們的高臺上 跌了下來”。[ 阿普爾比、亨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第 149頁。]如果說20世紀的學術界能對知識做出什么最具有確定性的論斷的 話，那可能就是知識本身具有“不確定性”。
不過，若是我們只將“新冷戰史”研究視為一種向傳統的強調檔案梳理、考 辨的“學術回歸運動”，那就太狹隘了。實際上，它背后更含蘊著加迪斯本人對 冷戰，乃至 20 世紀世界史的深刻反思。
20 世紀是人類“難以告別的一個世紀”，它“讓人類經歷了無數破壞與重 建、反動與進步、停滯與變革” [6劉德斌：《難以告別的20世紀——20世紀留給21世紀的幾個主要問題》，《史學集刊》 1999年第 4期，第 1 頁。]，它見證了工業文明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更目 睹了各種殘暴、血腥與令人發指的罪行，這其中最為令后人扼腕的莫過于法西斯 主義與極權主義的興起。
學者們不僅僅研究極權主義所賴以存在的經濟、社會與階級基礎，更致力于 反思它背后的思想根源，后者幾乎構成了一種思想潮流。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希•弗 洛姆分析認為，極權主義統治往往需要一種“匿名的權威”，后者常常“裝扮成 常識、科學、心理健康、道德與輿論。它不言自明，根本用不著發號施令，它僅 僅依靠溫和的勸說，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壓力”，故而它也更加危險，因為“在匿 名權威中，命令和命令者全都蹤影全無，就像受到了看不見的敵人的攻擊，任何 人都無還手之力”。[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劉林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14頁。]
漢娜•阿倫特也指出，極權主義的統治為尋求合法性，往往要訴諸某種“權 威之源泉”，它并“不是恣意妄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從這種超人 類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權力從屬于一個人的利益，而是隨時準備犧牲每一個人的 重大直接利益，來執行它認定的歷史法則和自然法則” [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 576 頁。]。德國學者勒佩尼斯也 認為一些歐洲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與納粹共謀，其原因在于，他們“相信用一些 指導思想就可以幫助人類在世界和個人生活中找到基準點” [ 勒佩尼斯：《何謂歐洲知識分子：歐洲歷史中的知識分子和精神政治》，李焰明譯，廣西 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頁。]。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以對納粹屠猶慘案的研究聞名于世。在他看來， 大屠殺并非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它與現代社會所取得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成功恰 恰是“現代性”這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 鮑曼： 《現代性與大屠殺》 ，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對于現代社會而言，“幾何學是現代精 神的原型，格網是其統治的轉義。分類學、類別系統、清點目錄、分類目錄和統 計學是現代實踐的至高無上的策略”，盡管現實的“世界并不是幾何的 ,無法被 硬塞進幾何學靈感的產物——格網——之中”。 [齊格蒙•鮑曼：《對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3 期，第 43 頁。]這樣一種“工具理性”的思維 方式往往貶抑社會生活中的道德規范，希望通過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為 標準。 [ 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第 38 頁。]在這樣一種心態的趨勢下，種族滅絕自然就像園丁除去花園里的雜草一 樣合情合理了。 [ 鮑曼： 《現代性與大屠殺》，第124頁。]
哈耶克進一步將極權主義與 19 世紀以來的“理性崇拜”和“唯科學主義” 思潮聯系在一起：自19世紀以來的“唯科學主義”表現出這樣一種傾向，它把 社會、經濟和國家等整體“視為一個有著嚴格規定性的客體，我們通過觀察其整 體運行，能夠發現各種規律” [ 哈耶克： 《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 ，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 51 頁。]，這反映了“一種超級理性主義，一種讓某個超 級頭腦控制一切事物的要求，然而它同時也為一種徹底的非理性主義奠定了基 礎。” [ 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第89頁。]。小施萊辛格也對所謂“科學研究方式”對歷史學的“殖民”表達了自 己的擔憂，因為前者那種以決定論包羅萬象的思維方法似乎已經限制了人們自由 選擇并為自身行為負責的能力，而后者卻正是現代自由民主的題中應有之意。[ 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No. 6 （Dec., 1962）, p.770.]
約翰•加迪斯的“新冷戰史研究”實際上是上述批判“ 19世紀以來的'理性 崇拜'和20的世紀極權主義思維模式”思潮的延續。在他看來， 19世紀絕大部分 的歷史始終圍繞這樣一個觀念展開，即人類可以將政治活動、政府行為乃至自身 行為轉化為某種“科學”，進而預測未來并決定他們自己。這種觀念發端于當時 的物理學界和生物學界，繼而又影響到社會科學。它的確表達了某種追求進步的 積極愿望，不過其自身所固有的將具體事物抽象化的傾向也忽視乃至壓抑了人的 主觀能動性。蘇聯的統治形式恰恰是這種科學觀在政治領域的一種表現形式，即 一種由國家主導的“科學的”社會主義。[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 the Long Peace, and the Fut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6, Issue2, July 1992 ,pp.236-237;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p.iii;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ies in the Cold War,in Melvyn P.
Leffler, Odd Arne Westad,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II, Crises and
Detent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他對蘇聯、“修正派”學者（加迪斯 認為他們的研究是一種“經濟決定論”）以及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華爾茲的“結 構現實主義”）[ 華爾茲“理論先行而萬物隨焉”的治學態度恰恰他“理性崇拜”的心態（引文見沃爾茲：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引言”，第 3 頁）。阿什利也指出了“結構現實主義”認識論 中所包蘊的“極權主義情愫”：“我們在新現實主義結構主義中找到的，是一種靜態的歷史 決定論。這種歷史決定論將現存世界秩序的政治體制永久化，同時又將技術理性視為社會進 步的工具，把它的自主性絕對化”，故而展示給人們的是“個體主義的淺薄和結構主義的封 閉”（參見理查德• K.阿什利：《新現實主義的貧困》，第264、265頁）。]的批判都是源于對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反思，即可以不顧具體細 節情況，教條地希望以某種被認為是全能的理論、學說或主義來一勞永逸地認識 并改造世界，乃至從而建立人間天堂的歷史。
恢復思想競爭的自由、尊重個體性和多樣性，并對高度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保持反思的能力是學者們為醫治極權主義的“病灶”所開出的“處方” [ 參見弗洛姆：《逃避自由》，第 161 頁；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 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頁。]，而歷 史學對具體知識的強調，對扎實的文獻研究方法的堅守、對史實多樣化的追求以 及對抽象理論所保有的必要的警惕性似乎正可以作為“藥劑”。更重要的是，如 果說極權主義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壟斷對“歷史”的解釋——“誰控制過去就控制 未來” [ 奧威爾：《一九八四》，董樂山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的話，那么優秀的歷史學研究恰恰是一味“解毒劑”，因為它維護 著人類思維最重要的能力，即“前提自明和邏輯推理的能力” [ 阿倫特： 《極權主義的起源》，第594頁。]。 正是在這種意 義上，加迪斯的“新冷戰史”對兩極之外的其他力量，甚至是國家內部的底層民 眾在國際關系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強調實現了歷史研究的學術性與社會倫理關懷 間的統一。 [ 他在后來的一篇文章中更指出，即便是超級大國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超級”：直至 1950 年代早期，美蘇之間的競爭還沒有影響到中東和拉美地區；在東歐地區，斯大林甚至也不得 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原住集團的權力。參見 John Lewis Gaddis,“On Starting All Over Again:A
Na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London:Frank Cass,2000,pp.30,31,32；在另一次訪談中，力口 迪斯認為大國最應該從朝鮮戰爭中吸取的教訓便是小國想要將大國拖入戰爭是何等容易。參 見 “ Interview: Professor John Lewis Gaddis, Yale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Korean War” , go.galegroup.com/ps/i.do?p=GLS&sw=w&u=jilin&v=2.1&id=GALE%7CA166110297&it=r&asi d=4fe524c3a2422b60dfa4cbfa73cef5d5(2018-01-11)]
對于歷史學家而言，“籠統地說，我們要對歷史事實負責，而具體地說，我 們要擔當批判歷史中政治和意識形態弊端的責任” [ 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馬俊亞、郭英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6 頁。]。 20世紀“見證了烏托邦的 種種熱望與這些熱望造成了的狄托邦(即糟糕社會)之間的持續運轉” [萊曼•托爾•薩金特：《烏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一個跨民族的視角》，約恩•呂森主編：
《思考烏托邦》，，張文濤、甄小東、王邵勵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也使 人們明白，“人類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這也許是一項最為艱難但 相當重要的工作。” [ 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第91 頁。]
第二節 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美利堅之道”
一、“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
早在1990年，美國學者查爾斯•柯翰默在目睹蘇聯自顧不暇，更遑論置 喙國際事務這一現狀后，稱世界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單機時刻” (The Unipolar Moment): “世界權力的中心是無人能挑戰的并有其西方盟友陪伴的超級大國 ——美利堅。” [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1990/91 (1990/1991),p.23.]
其實，相比柯翰默的“后知后覺”， 1989 年就任成為美國第41 任總統的喬 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即“老布什”)在他就任當年5月24日的一次講話 更堪稱是此時美國對自我身份認知的一個生動詮釋：“共產主義的黯然消退只是 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半是民主觀念的卓然優勢 擺
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塑造新世界的機會 新時代的經濟基礎是也已證
明的市場經濟的成功，而植根于民主和自由的價值理念則是培植這一根基的力 量。” [ 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New London, Connecticut”,May 24, 1989,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Bush,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601.]如果說布什的上述言論還是溫情脈脈的“美國理想”的話，那么次年 8 月至 1991 年 2 月，由美國領導，多國軍事力量參加，旨在恢復科威特主權與合 法政權而對伊(拉克)所進行的戰爭，即“海灣戰爭”則是后冷戰時代唯一超級 大國的一次“實力展示”。
布什總統的觀點在學界不乏“同道者”，這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日裔美籍 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可能是 人類的最后一種統治制度，自由主義也是最終具有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構成了“歷 史的終結”。[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不過在另一些人看來，未來的世界圖景卻并不容十分樂觀。喬治•凱南在 1991 年 1 月 30 日接受加迪斯訪談時便強調后冷戰時代凸顯了環境問題與能源問 題的緊迫性，更呼吁美國一定要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局限。[ “Interview with George Kennan”,1991,January 30,in John Lewis Gaddis Papers on George F. Kennan,MC256,Box1,Folder 27,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p.16-17.]加迪斯結合凱南的想 法，提出了自己對后冷戰世界的總體展望。[ 這部分內容最早見于 John Lewis Gaddis,“Towar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在他看來，冷戰的終結使得另一對 矛盾關系凸顯了出來：“整合"(integration) VS “碎片化"(fragmentation)。 信息交流技術革命、市場經濟的發展、思想觀念匯聚與流通以及對和平和安全的 追求都屬于“整合”力量，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宗教沖突等屬于“碎片化” 力量。前者往往與物質需求相聯系，后者則暗合于無形的精神追求。[Vol. 70, No. 2 (Spring, 1991), pp. 102-122.加迪斯有所修改后收入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93-216.]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96-201.]
我們不難發現，“整合”力量的具體表現形式多是自由主義者所為之熱烈歡 呼的發展趨勢，但如果人們完全相信單憑它們就會使得世界更加安全，那就太不 明智了。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是顯而易見的，艾滋病等致命 性疾病的感染率也和人口的流動性呈正相關。更為重要的是， 1930 年代的歷史 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全球市場“一損俱損”的特征。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3.]
同時，“整合”與“碎片化”在現實中往往彼此交織，并行存在。德國的統 一自然是“整合”的結果，但卻可能“碎片化”的經濟效應，因為至 1992 年， 歐共體在削弱貿易與移民限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栓勞”統一后 的德國還是一個未知數。[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4.]羅斯托曾把共產主義比作一種社會在面臨現代化難產 境遇時會罹患的“疾病”[ Walt W.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64.]，冷戰后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印證羅斯托 那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論斷，不過加迪斯提醒不要忘記這一過程也為外部力量干 預這些地區和國家內部事務提供機會，進而強化了“地區威脅”。[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7.]
“碎片化”狀況也發生在美國內部，貧富分化、種族與性別歧視、以及有關 移民、文化與教育等領域的問題一直都在困擾著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美國也總 是難以在“世界警察”與“世界保姆”二者之間界定自己的身份。[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00,208.]
面對上述情況，約翰•加迪斯建議美國可以適當為原蘇東地區的社會重建提 供援助。當年的援助西歐馬歇爾計劃并不在于提供給了多少資金，而在于它增強 了接受援助者的信心，從而穩定了地區秩序。同時，歐洲的安全與經濟結構也必 須調整，歐共體和北約的政治家應該思考怎樣將原華沙條約組織成員的利益與現 有的制度框架協調起來。[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0-211.]針對可能發生的侵略，當今世界可以借鑒冷戰時期的 大國共管機制，但要擴大后者的基礎，引攬更多的國家加入。海灣戰爭時的聯軍 行動正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12.]對美國自身而言，不要被自由主義所取得的成功 一葉障目，要意識到經濟相互依賴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2-213.]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要"恢復清償能力”(regaining solvency)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4-215.]，這不僅僅 指財務上的收支平衡，更強調美國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艾森豪威爾曾強調“美 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根本目標是保障美國的安全及其基本價值觀念和制度”[ “Statement on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June 3, 1957,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Dwight D. Eisenhower,Vol. XIX,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509.]，然 而不幸的是，之后的政府似乎忘記了這一點，它們對安全的追求壓倒了對美國基 本價值觀念和制度的維護，撕裂美國社會的越戰和踐踏憲法的水門事件就是明 證。其實，這也正是加迪斯之前一直強調的觀點：優秀的戰略家要能夠通盤考慮 各種資源的配置，使手段與目的相協調。總之，在后冷戰時代評判一項戰略能否 成功，要看它對“整合”與“碎片化”的平衡程度。
如果將整個“國際關系”比作一個“地理環境”，那么經濟全球化與政治碎 片化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了這一環境中最深不見底的那條“斷裂帶”。蘇聯只不過 是被這一斷層所吞噬的第一個大國而已。[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83, Iss.4, (Apr 1999),p.67.]如自由主義者們常常指責的那樣，“國 家”的確可能是產生“壓迫”的淵藪，不過它也是“秩序”與“穩定”的守護神： “如果沒有國家為憲政提供保障，民主就無從談起”。[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68.]然而在后冷戰時代，相 比之前的數個世紀，國家的作用(尤其是對暴力壟斷的職能)似乎被削弱了，然 而新的問題卻層出不窮。聯合國、歐盟等國際或區域組織曾被人們寄予厚望，但 它們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暴露了自身最大的問題，即“集體領導所能調動的資源 十分有限”[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2.]。也就是說，為了治理新的問題，似乎需要一種能夠充分調用多種 力量和資源的新的政治組織方式。
實際上，早在 1960 年代，湯因比便提出這樣一種設想：“鑒于人類已經駕 馭了原子能，并將醫學和業務組織體系應用于公共健康管理事業，建立世界性政 府的需要（至少對某些目的而言）已經變得十分迫切。”[ 湯因比：《變革與習俗：我們時代面臨的挑戰》，呂厚量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 44 頁。]實際上，世界歷史上 的諸帝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在履行“世界政府的職能”，因為“任何大一統國家 都不會包容整個地球，都達不到名副其實的大一統。但是，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權 之下的人的主觀感受而言，這些國家確實是大一統的，它們看上去并且讓人覺得 是整個世界”[ 湯因比: 《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5頁。]。近些年來，也有學者頗為肯定地說道：“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 浮現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 當殖民制度已被舍棄，蘇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 的障礙最終坍塌, 我們已經見證了經濟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 、不可扭轉 的全球化。伴隨全球市場和生產的全球流水線的形成, 全球化的秩序 、 一種新 的規則的邏輯和結構 , 簡單地說, 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正在出現。帝國是一個政 治主體, 它有效地控制著這些全球交流, 它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 哈特、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序言”，第 1 頁。]
加迪斯對“帝國是否將要回歸？”這一問題態度很是曖昧。他一邊認為以往 那種出于傳播宗教、意識形態或追逐經濟利益而產生的“帝國”在全球化的時代 顯得沒有多大必要，但又強調帝國對治理無序狀態的必要性。自由放任的經濟發 展方式催生了普遍的不平等現象，“然而帝國卻是對不平等現象以及由它引發的 不穩定狀態的一項久經考驗的回應”。[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4.]民族國家僅僅存在了 500余年，而帝國 的歷史則幾乎與戰爭的歷史一樣古老，“人類舊瓶裝新酒（當然要配以政治正確 的標簽）從來不應被低估”[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4.]。
二、需要戒驕戒躁的“帝國”
相比于“老布什”，1992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在促 進世界“民主化”這一問題上顯得更為熱情澎湃：“地球村已不再是一個未來主 義的詞藻 某些人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國際相互依賴視為對我們的國家
和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但事實幾乎是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響不斷 加強的正是美國的價值觀一一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 在我們的立
國原則的指引下，我們不應逃避這種未來，我們還必須共同全心全意地去迎接 它。”[比爾•克林頓：《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21世紀對美國的挑戰》，第117-118頁。]據學者統計，至1990年代末，美國政府每年都要投入 7億多美元作為“民 主援助” (democracy aid)，支持約100個國家進行民主建設。五個美國政府機 構，三個主要的準政府機構，以及數十個政府資助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 其中。[ 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9,p.332.]
克林頓政府為實現“理想”也不惜訴諸戰爭。 1980 年，鐵托去世后，南斯 拉夫執政的塞爾維亞人政府試圖推行“大塞爾維亞”政策，遭致國內阿爾巴尼亞 人強烈反對，后者宣布在阿族人口占多數的科索沃自治省成立“共和國”。1998 年 2月雙方爆發全面軍事沖突。美俄等國最初試圖使雙方通過談判解決相應問 題，未果。隨后美國及其北約盟友以“人權高于主權”和“制止人道主義災難” 為由，自 1999年 3月 24日起對南斯拉夫展開了長達78天的轟炸。
"擴展”(enlargement)被此時的美國當成“播種與培育民主”的另一項手 段。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曾撰文稱：“冷戰的終結和東歐涌 現出大量新興獨立國家這一現狀表明：致力于追求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的擴張, 和平解決沖突和促進集體安全國家所組成的大家庭是有擴大潛力的。基于利益與 理想的雙重考量，美國對培育和推動這些核心價值負有特殊的義務。” [ 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Mar. - Apr., 1994), p.45.]毫無疑 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這種“大家庭”。1997年7月，在馬德里召開的北 約特別首腦會議接納波蘭、捷克與匈牙利成為成員國。克林頓政府對“北約”所 表現出來的“執著心態”也遭到學者調侃：“第一個冷戰后的總統在他的第二個 任期內將自己大部分外交政策都集中在北約這一冷戰的產物身上。” [ Richard N. Haass,“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108 (Autumn,1997), p.118.]
加迪斯對克林頓政府對外政策流露出的過度樂觀和理想主義提出了尖銳的 批評。在他看來，提倡“民族自決”并不意味著美國要幫所有人口占少數的民族 都建立屬于自己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不能自認為能擔起全球的責任，而 是應該更多地與他人進行合作，如果后者對與美國合作持有所保留的態度，這也 正提醒我們要注意自身行為的限度。[ “INTERVIEW: PROFESSOR JOHN LEWIS OF YALE UNIVERSITY GIVES HIS VIEWS restatements MADE BY PRESIDENT CLINTON REGARDING THE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WHAT HE WOULD DOITHEWEREPRESIDENT”，Mar28,1999,
search.proquest.com.libproxy.ucl.ac.uk/docview/190021182/fulltext/1EC1AD3ABB354F72PQ/1? accountid=14511(2018-02-11 訪問)]
接納波蘭、捷克與匈牙利以“擴展北約”的做法在加迪斯看來則更為荒謬， 因為這一決定違背了數項戰略的基本原則：首先，北約過度“擴展”極大地擠壓 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只要想一想巴黎和會上“嚴懲德國”的協議帶來的災難性 后果就能明白對敗于自己的對手表現出寬宏大量是必要的；第二，任何人不論何 時都要避免不必要地樹敵，蘇聯解體后，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一直表現出親西方 的態度，而克林頓政府的行為恰恰可能把俄國推離這一軌道；第三，好的戰略應 該具有全球視野。貧富不均和發展不平衡是當代歐洲安全問題的隱患，這是歐盟 正在試圖解決的問題，妄想利用北約解決上述問題無異于“讓猴子用一只扳手修 理一臺電腦”。同時，將眼光僅僅局限于歐洲事務使美國政府可能忽視了北約擴 張很可能促使俄國轉向與中國親近[ John Lewis Gaddis,“History,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Survival,Vol.40, No.1,Spring1998,pp.145-147.]；第四，戰略最忌“以有限的手段實現無盡 的目的”，波、捷、匈三國加入北約意味著三者對美國組織防務有著重要意義， 然而在決定吸納它們這一決定形成過程中，幾乎沒看到國防部或是參謀長聯席會 議表態，甚至公開的國會辯論和機構間協商都不存在。這完全是政府意氣用事所 做出的決定[3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克林頓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和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 務卿查德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這一決定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參 見 James M.Goldgeier,“NATO Expansion: The Anatomy of a Decis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1, Issue 1, Winter 1998, pp. 85-102.]，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古巴導彈危機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所造成 的后果都是典型反面教材；最后，很多人堅持死不承認錯誤，因為決策一旦做出， 收回成命將會造成更糟糕的后果。其實我們完全可以選擇這樣一種說辭：“北約 擴展是一個好主意，但只向捷克、波蘭和匈牙利人提供好處是不公平的，我們將 向其他東歐國家并最終也將俄國開放開放這個聯盟”。北約也需要做出調整以適 應后冷戰時代，反對向俄國開放者可能以后者不是一個可期的民主國家來作為論 據，不過別忘了在 1952年被接納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和希臘在當時也不是民主 國家。換言之，接納俄國并不是一件多么史無前例的事件，只要想一想 1818年 法國被納入歐洲協調機制就會明白這一點。[ John Lewis Gaddis,“History,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pp.148-150.]
2000年11月，“老布什”之子，共和黨人喬治•沃克•布什（即俗稱的“小 布什”）當選為美國第 43任總統。克林頓政府雖然不惜以武力方式“播種民主”， 不過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還算比較注意與美國盟友保持協作。與之相比，小布什政 府對外政策則在一開始便顯露出“單邊主義”色彩。在小布什競選時便充當他的 對外政策顧問，后又任新政府國務卿的賴斯就曾表示：“國和黨政府的對外政策 仍將主要以國際主義為特征 但它也會堅定地以國家利益，而非虛幻 的國際共同體利益為基礎。” [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 - Feb., 2000), p.62.]
加迪斯的睿智之處在于使人們明白“在 21 世紀維持‘長和平'不再是一件 易事”。[ Michael Cox,“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and Provocations.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69, No.1 (Jan., 1993), p.117.加迪斯對冷戰后核武器的擴散是否有利于維持和平局面也持較悲觀的態 度。在他看來，那種認為核武器的擴散必然利于維持和平局面的觀點不過是把冷戰時代的邏 輯生硬地移植到了后冷戰時代。參見 John Lewis Gaddis,“Conclusion”, in John Lewis Gaddis, Philip H. Gordon,ErnestR. May, Jonathan Rosenberg,eds., 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70.]如果說蘇聯解體后大多數的美國由于人陶醉在冷戰勝利帶來的喜悅中， 未能對他的觀點給予足夠的重視的話，那么2000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仿 佛使得加迪斯的預言一語成讖，而這一事件也似乎將整個“后冷戰時代”截為兩 段。“后9?11時代”開始成為指稱襲擊之后國際關系史的一個新名詞。
恐怖分子“把我們從來不視為威脅的東西變成了極具殺傷力的武器”[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in Strobe Talbott, Nyan Chanda,eds., The Age of Terr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New York:Basic Books,2001,p.9.]，這 是“9- 11”事件最令美國震驚之處，因為即便是在冷戰時代，生活、工作以及旅 行于斯的美國人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性命過度擔憂。[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p.8.]恐襲事件表明地理位置和 卓越的軍事實力不再是美國維護自身安全的有效屏障，暴露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 對外政策上的多項問題（如單邊主義、以犧牲國際秩序的方式追求正義、將自身 經濟發展模式當成普適模式而不考慮地區差異、缺乏戰略全局意識等） [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The New One ”,pp.4,11-17.]，但也 為美國調整戰略提供了一個契機。克林頓政府的“北約東擴”戰略曾令俄國頗為 著惱，而當前美、歐、俄、中、日在對待恐怖主義這一問題上又都持同一態度， 這恰恰為與中俄兩國改善關系以及實現大國間聯合提供了機會。當然，這要以“忍 受多樣性”為基礎。[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pp. 18-19.]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于同年10月以“打擊藏匿在阿富汗的塔利 班恐怖組織”為由，對阿富汗展開軍事打擊。2 個月后，大獲全勝的美國又將槍 口對準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布什總統在 2002年1 月 29日的國情咨文中明確 表示，伊朗、伊拉克以及北朝鮮一類國家及其恐怖主義盟友組成了“一個邪惡軸 心”(an axis of evil)，它們武裝自己，威脅世界和平。這些國家的政權不僅為 恐怖分子提供武器，還可能會攻擊美國的盟友，甚至勒索美國。如果對它們聽之 任之，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the Union”, January 29, 2002,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 Bush,2002,Vol.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p.131.]
隨后，2002 年 9 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勾勒出了“布什主義” 的大體思維框架。報告中仍舊充溢著維護“自由”、“民主”等美國政治文獻中 慣常出現的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政府強調，曾在冷戰時代的防務起到 重要作用的“威懾”手段在恐怖主義面前是無力的。最為重要的是，“長期以來， 在應付對我們國家安全構成充分威脅的事物時，美國一直保有采取先發制人行動 的權利。”[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Sept. 17,2002,p. 15.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實際上，“先發制人”(preemption )和“預防”在國際關系中是兩 種不同的行為方式，前者“是在預計對手即將發動進攻之前就發起進攻”，后者 則是建立在“對手將在不久的將來發動軍事攻勢”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卡爾-海因茨•卡姆普：《預防性軍事行動一一一種新的安全政治現實?》，《世界經濟與 政治》 2005 年第 2 期，第 61 頁。]很 明顯，“布什主義”已經將二者混同唯一。
1996年，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 重建》一書。他將“文明”與“文化”等概念當作分析國際關系的重要工具，譬 如“伊斯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蘭世界中出 現”。[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亨廷頓強調后冷戰時代全球政治的突出特點是“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 大國的競爭”，進而“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愿意維持全球政治的 多文明特征，并為此進行合作。” [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6、5頁。] “9?11”事件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預言，不 過布什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似乎又在回應亨廷頓的論斷“對恐怖主義的 戰爭不是文明的沖突。相反，它揭示了一種文明內部的沖突，這是一場為穆斯林 世界的未來而戰的戰爭。這是一場美國必須取勝的思想斗爭。” [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 1 7,2002,p.3 1 .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2003年3月19 日，以“削弱薩達姆•侯賽因發動戰爭的能力” [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Iraq”,March 19, 2003,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 Bush,2003,Vol.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PrintingOffice,2006,p.281.]為由的伊拉克戰爭正式打響。
政治家再次走到了學者的前面，因為在后者還對“帝國是否會回歸”這一問 題持曖昧不明的態度時，小布什政府的相關理念和政策塑造了一個“新帝國主義 的愿景”(neoimperial vision)，美國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制定標準、確定威脅、 使用武力和伸張正義的全球性角色。 [ G. 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1,No. 5(Sep. -Oct., 2002), p. 44.]
學者們對“布什主義”表現出莫衷一是的態度，或是認為布什的外交政策明 地植根于歐美的現代性，故而談不上具有什么革命性，也基本沒有背離波爾克、 威爾遜、羅斯福和里根的外交政策與世界觀[ Walter L. Hixson,“Leffler Takes a Linguistic Turn”,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9, Issue 3, June 2005,p.420.];或是強調由于小布什表現出蔑視 通過國際法和條約解決來問題的方式，熱衷于推翻他所厭惡的國家的政權以及對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冷漠等一些列作風，故而堪稱在美國對外政策領域發起了一場 革命。[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2.]
在加迪斯看來，相較于克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布什主義”的確有其創新 乃至“革命”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首先，它將“恐怖分子”與“暴君” 等同起來作為“危險之源”，并分析認為催生中東恐怖主義的病灶在于當地社會 缺乏代議制度，故而為恐怖分子利用宗教狂熱情緒來宣泄政治不滿提供了機會。 因此布什強調美國的終極目標是將民主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以此鏟除恐怖主 義。這種分析方式很類似于學者研究問題的思路;第二，與克林頓政府強調為小 國爭取公正待遇不同，布什總統更熱衷追求大國間的合作。后者的表述更加直白， 也沒有像之前數屆政府一樣，在“權力”與“原則”這兩者間表現出首鼠兩端的 態度，故而體現出比克林都政府更強的戰略一致性；最后，“布什主義”拒絕這 樣一種假設，即民主的拓展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后冷戰時代具有不可逆轉性。 [ 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Transformation”, Foreign Policy, No. 133(Nov.-Dec., 2002), pp.51-54.]
不過縱然如此，“布什主義”也并非是“開天辟地”之物，在美國外交史上 仍可尋得它的思想模型。加迪斯以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相應的觀念與 政策見長，而此時他則將目光投向了更為久遠的美國外交史。在他看來，美國與 絕大多數國家不同，在面對危險時往往非但不退縮，反而將“擴張”當成獲得安 全保障的途徑。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13,37.]
“先發制人 ” (preemption )、“單邊主義” (unilateralism )與"霸權 ” (hegemony ) 是美國維護自身安全的三種慣常思維方法與行為模式。美國第六任總統約翰•昆 西•亞當斯就是這一傳統的締造者。“先發制人”強調權力真空的出現可能危及 美國安全，日后西奧多•羅斯福、威廉•塔夫脫以及威爾遜等歷任總統正是本著 這樣一種思維去干涉拉美事務的，即這些國家內部的不穩定狀態極有可能為歐洲 威脅美國的安全提供機會[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17,20.]；“單邊主義”強調美國不能僅僅寄希望于他人的善 意來維護自己的的安全，而是必須要具備自食其力的能力，不過它并不完全拒絕 通過訂立條約來解決問題。門羅主義以及“門戶開放”政策乃至“孤立主義”都 體現了這樣一種行事風格[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22,24,25.]；“霸權”體現在亞當斯強調美國拒絕與任何大國在 北美洲共存。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26.]
不過，富蘭克林•羅斯福則開創了美國外交的另一種傳統，他幾乎沒有訴諸 上述任何一種模式。羅斯福將美國的單邊利益嵌入到一種多邊合作框架內部，將 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做一次契機，可以借此重塑一種能夠惠及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 大國的新型國際關系結構。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51.]“單邊主義”以“美國例外論”為思想基礎，強調 其他國家永遠不可能變得像美國一樣。羅斯福則將這種理想主義心態拉回到冰冷 的現實之中，他的一項重要戰略原則便是“聲言索取的利益”不能超過自己真實 的能力。冷戰時代美國的外交戰略基本沿襲了羅斯福的傳統。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52,58.]時至今日，為避 免美國安全受到威脅，“擴張”理念已經從亞當斯的“美洲大陸霸權”思想，經 由羅斯福的“大國協調”觀念演化到強調消滅一切恐怖分子及其支持國的“布什 主義”。[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85-86.]
在加迪斯看來，布什對當前美國所面臨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他也為實現“威 爾遜主義”的終極理想找到了現實依據，這屆政府也表明自己比之前的歷任都清 楚地認識到將獨裁者作為朋友的危險。[ 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p.56; William D. Hartung, Alan Sked, Ole R. Holsti, Gary Haubold and John LewisGaddis,“Bush as Strategist”, Foreign Policy, No. 135 (Mar. -Apr., 2003), p.10.]然而，不論戰略的構想有多么偉大，它 都不是成功的保障。讓美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伊拉克戰爭中，自己昔日的盟 友中只有英國站在了自己的一邊。戰爭打響不久后，以哈貝馬斯、德里達等為代 表的眾多知名歐洲知識分子紛紛發文譴責美國。[這些文章后來結集岀版，參見哈貝馬斯、德里達、艾柯：《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 鄧伯宸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0年版。]小布什政府此前對歐洲一體化 進程的一直持冷漠態度，而這時的美國好似已然成為歐洲人可以借之強化自我認 同的一個反面教材。有的歐洲政治學家呼吁：“歐洲將在北約中發揮更重要的作 用，而實際上，歐洲的影響力日漸衰退，相反美國成為說一不二的主宰者 由 此可見，歐洲的未來，命中注定只有借用帝國秩序模式才能實現。”[ 明克勒：《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閻振江、孟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7-162 頁。]
自冷戰以來，美歐關系此時已然跌至谷底。作為一名美國學者的加迪斯也對 “布什主義”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小布什政府的戰略是審慎思考與傲慢態度 的綜合體[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110.],其最為明顯的缺陷便是沒能處理好“先發制人”、“霸權”與“同 意”三者間的關系。薩達姆政權雖然多方推諉，但總還是在戰爭開始前應安理會 要求，允許聯合國國際調查員入境。這就已經削弱了美國發動戰爭的合法性，而 美英聯軍的行動太過迅疾，在國際調查員工作未完成之際就開始了打擊。“布什 主義”希望通過使人產生震撼和敬畏之感進而達到目的，后兩者的確是確保成功 的必要條件。但凡事過猶不及，過度的驚懼之感反而讓美國在眾人眼中由一個國 際體系穩定的維護者變成了破壞者。[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 96-101.]換言之，此時的美國也犯了歷史上其他“帝 國”飛揚跋扈的通病。[ John Lewis Gaddis, Paul Kennedy,“Kill the Empire! (Or Not)”, New York Times Book]同時，小布什一再強調“移植民主”，卻很少就美國占 領軍和政府在伊拉克可能遭遇的問題提出詳細的解決方案。軍事占領后當地社會 的混亂景象與英美聯軍的“兵貴神速”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將美國所許諾的 愿景與切實表現之間的鴻溝展露無遺。[Review,Jul.25, 2004,p.23.]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 102-103,105.]毫無疑問，這些都更加重了他人對美國 此次軍事行動合法性的質疑。
2004年，小布什連任競選成功，得以再次入主白宮。加迪斯于 2005年發表 的《第二任期的大戰略》似乎更像一篇“資政箴言”。鑒于之前的強硬且含混的 言辭招人反感，美國接下來要注意“柔和且更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小布什 政府以打擊恐怖分子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其實“9 • 11”事件所暴露的國家在 后冷戰時代的脆弱性正可以成為美國勸說更多國家支持自己的說辭。 [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1 (Jan. - Feb., 2005), pp.5,7.]同時，既 然之前的戰略報告將恐怖主義的病灶指定為當地社會缺乏代議制度，那么美國就 應該為當地提供和組織選舉。盡管選出來的政府可能依舊昏聵、專制，甚至反對 美國占領軍，但掌控后者的風險總小過無限增兵或是放棄伊拉克。另外，美國要 保有全球性的戰略眼光，避免重蹈當年越南戰爭時只注目于一處的覆轍。因為其 他中東國家國、中國、印度、俄羅斯、歐洲以及巴以關系的發展都會對中東局勢 產生影響。[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9.]
小布什政府在第二執政期內需要保持頭腦清醒：首先，它要認識到美國的軍 事行為混產生雙重后果，即在震懾恐怖分子的同時使一部分國家產生恐懼心理， 如伊朗和朝鮮可能會極力發展自身的核力量。這便凸顯了聯合國的作用與朝鮮的 鄰國展開多邊主義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p.10-11.];其次，美國不能將恐怖主義與穆斯林等 同起來，譬如沙特就已經看到他們資助的恐怖分子反而襲擊了自己[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13.]。總之，美 國需要從一味恫嚇轉而關注那些使得一個新的體系得以穩定的具體因素上來，而 非只是籠統地強調自己想要變革整個國際體系。[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p.15,14.]
很明顯，加迪斯對冷戰后美利堅這個“驕傲的帝國”提出了勸誡：“作為一 個民主國家，我們質疑所有價值觀念的能力取決于自身捍衛特定價值觀念的信念 和決心”，而保持希望要通過承擔責任來實現，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推己及人，霸 權來源于同意。美國領導的目標應該總是這樣：它要確保即便存在一些更壞的情 況，但如果美國缺位，人們會想念它。[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116,117;John Lewis
Gaddis,“Order versus Justice: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ilemma”,in Rosemary Foot, John
Gaddis, and Andrew Hurrell eds.,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75.]
加迪斯的這種現實關切實際上與他在后冷戰時代對冷戰史的重新思考密不 可分。在他看來，“冷戰時期指導我們的政策的價值觀、原則和假設通常都是合 理的” [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With John Lewis Gaddis, Washington,
D.C. :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6,p.15.]。在那個時代，美國對國際關系中的多樣性持更加包容的態度；雖然偶 有踐踏國際道德的行為，但終究沒有變得像自己的對手蘇聯一般。相反，倒是蘇 聯也漸漸改變了自身的獨裁屬性。[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64.]這一切都與后冷戰時代美國驕橫的作風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
在2011年出版的《喬治•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中，加迪斯更流露出 對冷戰時代那種“平衡之道”的懷戀。在他眼中，凱南幾乎成為了這道法門的化 身：“在莫斯科那了無生氣的一天，凱南開辟了這樣一條中間道路。道路的一側 是綏靖，它無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另一側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其毀滅 性無法想象”。[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1, p.694.]即便是在后冷戰時代，凱南戰略思想的遺產仍值得重視和反思： 首先，它時刻提醒決策者要保持理性且清醒的頭腦，因為極端的思維方式往往是 滋生暴力的溫床；其次，“可以鼓勵敵人自己擊敗自己”。這在“后9?11時代” 依然有效，因為恐怖分子與支持他們的國家間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這使得當 年成功分裂共產主義陣營所使用的戰略仍值得關注；再次，凱南戰略思想的形成 與他對18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著作的熟悉和充足的俄國史知識密不可 分,這說明歷史往往比抽象理論更能預見未來出現的戰略機遇；第四，凱南看到 了民主國家的戰略的確呈現出極大的易變性，他是正確的。不過，不論是支持“對 稱遏制”還是贊成“不對稱遏制”的美國戰略家都沒有低估盟友的重要性，都明 白將“領導”與“同意”結合起來的重要性；最后戰略絕不能毀掉自己所捍衛的
東西。實際上，加迪斯所強調捍衛的正是美國的民主制度。[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p.695;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86-389; John Lewis Gaddis, After Containment: The legacy of George Kennan in the age of terrorism, New Republic,April4,25,2005, Vol. 232 Issue 15, pp.29-31.]
歷史哲學家安克斯密特曾這樣分析道：“當歷史學家感到自己進入了一個新 的世界，同時無可挽回地永遠失去了先前的世界 而他/她對于失去
一個熟悉的世界的絕望感將推動其寫作，激發其最深刻的思想”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歷史經驗》，楊軍譯，東方出版中心 2011年版，第 208-210 頁。]。在某種意義 上, “冷戰”似乎成了約翰•加迪斯的一段“鄉愁”。他在接受我國學者王爍的 訪談時就吐露道：“冷戰還不錯，至少是冷的”。[ 王爍：《冷戰不會重來，但這不是好消息》， http://www.sohu.com/a/211368660_550963 （ 2018-02-20 訪問）] [塞繆爾•亨廷頓：《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實之間》，新華岀版社2016年版，第19 頁。]
“民主”和“自由”是美國人最為珍視，也最引以為傲的兩樣東西。準確來 說，這二者在美國人眼中根本就可以合二為一。然而恰恰“由于對自由、平等、 民主等價值的一致認可與信仰，美利堅合眾國成了最不和諧的現代政體的典型” 4。在加迪斯看來，在民主已然成為共識的后冷戰時代，這兩個概念也不能免于 反思。美國必須承認，雖然自己常常把促進民主當做外交行為的目標，但往往在 現實中對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感興趣。即便是在推動民主化這一問題上，后冷 戰時代的美國更多是以一位“指導者”而非冷戰時代的“聆聽者”自居。[ John Lewis Gaddis,“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in Jedediah Purdy,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西方 歷史學家對民主的敘述常常遵循這樣一種譜系：古代希臘一羅馬一中世紀基督教 的歐洲一文藝復興一啟蒙運動一民主政治和工業革命一美國，然而這樣做卻把歷 史僅僅簡化為一個有關道德如何成功和好人如何戰勝壞人的故事[ 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趙丙祥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 頁。]，更抹殺了歷 史中所有的能動性與偶然性因素。“民主”固然重要，然而承認價值的多元性更 為重要。[ John Lewis Gaddis,“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p.218-219.]
“自由”亦是如此。美國在冷戰后不遺余力“移植民主”的做法恰恰好似要 把世界舞臺上的權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這反而又引發人們對美國“自由” 話語的質疑。[ John Lewis Gaddis,“Ending Tyranny”,American Interest,Sep./Oct.2008, Vol. 4Issue1,p.13.]用美國法學家保羅卡恩的話來講，自由主義需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要意識到“國家正是自由主義得以實際展開的條件”。[ 卡恩：《擺正自由主義的位置》，田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文版序言”，第 2 頁。] “自由”也好，“民主” 也罷，保障“安全”是實現所有這些價值訴求的重要前提。然而美國好像忽略了 這一點，“沒有什么比2005年的伊拉克選舉更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選舉中， 這個國家的公民冒著生命危險去投票。” [ John Lewis Gaddis,“Ending Tyranny”, p.15.]
加迪斯對上述兩個觀念及冷戰后美國外交政策（也許稱為“沖動”更為妥當） 的反思是對20世紀政治哲學的一種呼應。著名政治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區分了 “消極”與“積極”兩種形態的自由，前者是“免于 ”的自由；后
者強調“去做 ”的自由，它常常在現實中淪為暴行的華麗偽裝。[ 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譯林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79頁。]
約翰•格雷也勾勒了 “自由主義”的兩張臉孔，一張是“對一種普遍政權的規定”, 另一張是“一種可以在許多政權中被人們追求的共存方案” [ 格雷：《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2 頁。]。毫無疑問，加迪 斯是希望置身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在對外戰略和政策中更多地展露出第二幅面孔 的，這也催人不得不反思“沙文主義式的自由主義” [ Tony Smith,“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0, No. 1 (Winter, 2004/2005), p.311.]。
這樣看來，加迪斯對冷戰后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種種批評恰恰源于他對昔日 “帝國”的肯定。他對此時的美國的“勸導”不可謂不苦口婆心，一再強調明確 目標、戒驕戒躁以及避免偏狹等戰略原則的重要性。[ John Lewis Gaddis,“Muddling Through? A Strategic Checkl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Trend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held in Zurich 19-21 October 1998,pp.177-187.]在2013年接受的一次訪談 中，他還建議當時美國的奧巴馬政府要認清本國的核心利益，不要對國際關系中 的邊緣事件過度關注，在處理國與國的關系時要效法當年基辛格的做法。[ “Cold War, Containment, and Grand Strategy: An Interview with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ian John L.Gaddi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Issue1,Winter,2013,p.76.]實際 上，在加迪斯的心目中，凱南與基辛格的戰略觀念幾乎是大同小異的，這點我們 在第二章中已經說明。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新冷戰史研究”缺陷已經滲入了加迪斯對現實國際關 系的思考之中。《我們現在知曉了：重思冷戰史》是近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冷戰
史教科書之一[ 夏亞峰：《近十年來美英兩國學術界冷戰史研究述評》，《史學集刊》 2011年第1期，第
111 頁。]，它在開啟一種反思冷戰，乃至20世紀世界史的新視角的同時， 也有意無意地忽視，乃至遮蔽了很多問題。冷戰結束后原蘇聯集團的大量檔案文 獻得以解密，恰恰在最需要盡量擺脫主觀預設，充分利用上述新材料拓展冷戰史 研究的時候，加迪斯卻越發偏執地強調美國和蘇聯間絕對的善惡之分，這絕不是 嚴謹的學術態度，也違反了他“新冷戰史研究”主張一項最為根本的原則：利用 多國多方，尤其是美國以外的檔案和文獻資料。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reface”, p.viii.] 例如，他一面承認冷戰時代“第 三世界”的發展極具多樣性，故而不能對其進行用簡單的概括;另一方面又強調 “第三世界”對冷戰的結局并沒有產生什么決定性的影響。[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6.]卡洛琳•艾森伯格 也頗為諷刺地指出：“加迪斯幾乎沒有關注美國在第三世界的掠奪 這
讓我們得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結論，即美國在戰后構建了'一種新的帝國一一民 主的帝國'”。[ Carolyn Eisenberg,“Review of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by John Lewis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4, No. 4 (Mar., 1998), p.1463.]不過加迪斯似乎忽略了一點：在后冷戰時代，隨著世界范圍內 普遍高漲的宗教、種族乃至“文明”自覺性，任何國家哪怕是對自身歷史過度的 “孤芳自賞”行為，都很可能為自己招來更多的反對聲音，更何況“從第三世界 的視角看來，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干涉的后果確實是可怕的”[ 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譯，世界圖書 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416頁。]。征之以當今冷戰 史學界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新冷戰史研究”中“以多方資料來推動冷戰史 研究發展”的倡議為學者們所奉行，而它對美蘇兩國所做出的絕對的二元善惡劃 分也遭到同行的指摘。
加迪斯為后冷戰時代美國所提供的“戰略指南”無疑是現實主義的。然而， 在他者眼中，超級大國的“現實主義”往往只是“自私自利”的一種委婉說法。 德國學者本德爾敏銳地指出：“他們(指美國一筆者)總是接到要求 他
們很少可以拒絕。如果不作出反應，他們的威信就岌岌可危;如果總是作出反應， 又要耗費很多精力，而且會有過分的要求。”[ 本德爾： 《美國：新的羅馬》 ，夏靜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頁。
1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新華出版 社 2012 年版，第 31 頁。]
這種困境恰恰也有利于我們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義”現象產生的原因。 美國在20世紀憑借自身實力與有利的國際環境躍然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國，其穩定 國際秩序的能力與所宣揚的價值理念的感召力使它成為很多國家在面臨危機和 威脅時歡迎，乃至想要“邀請”的對象。然而，20世紀也見證了“有關人類主觀 上不再愿意屈服于一個政治和文化上的特定地區所擁有的客觀力量的矛盾敘述” 1，也就是說一旦危急局面有所緩解，美國超強的影響力又往往會讓其他國家產 生抵觸心理。“邀請”與反美主義間周而復始的循環恰恰折射了國際關系中“現 實”“利益”“秩序”與“理想”“愿景”“認同”間永恒的矛盾。冷戰結束后， 美國在思考自己如何自處的問題上陷入了惶惑，作為美國精英的約翰•加迪斯所 表現的悵惘之情也正是這種心態的一個生動注腳。
第四章 何種“客觀性”與哪般“合法性”
“如實直書”一直是衡量史家治學水準和道德品行的核心標準。然而對歷史 學客觀性的“可能性”及其“合法性”的質疑之聲從來沒有間斷過。任何關心歷 史學發展的人對此都不能視若不見。
第一節 “文質兩難”下的“客觀性”
一、“文勝質”的歷史學
對于“歷史”進行言說和研究的歷史恐怕和整個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不過 “歷史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身份得以確立卻是很晚近的事請。在 19世紀后 半葉，“歷史學家的各個團體向著基于德國歷史學模式的學術專業化方向移動， 而且圍繞著對書面證明的批判這一科學模式來鞏固他們的身份”。[波特、羅斯主編：《劍橋社會科學史（第七卷）•現代社會科學》，第七卷翻譯委員會譯， 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頁。]
在被建制為一門現代的學科之后，歷史學一直以對“客觀性”的追求為最終 鵠的。[ 有關西方史學的現代學科化，可參見張乃和：《歐洲文明轉型與現代史學的誕生》，《史 學集刊》 2013年第1期，第53-56頁。]客觀性觀念的基本理念是“忠于過去的事實，忠于與過去的事實相吻合 的真理；把認知者和被認知的對象、把事實與價值觀，特別是把歷史與虛構截然 區別開來。 歷史事實不僅高于歷史解釋，而且獨立于歷史解釋 •客
觀性的觀念堅持真理只有一個，而且不受觀察角度的支配。歷史模式，無論是否 存在，都是‘被發現的' ，而不是被‘制作的' ”[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楊豫譯，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頁。]。 19世紀法國著名中世紀史 專家古朗治在一次講話中便對聽眾說：“請不要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們講話， 而是歷史通過我的口在講話。”[ 古奇： 《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 （上冊），耿淡如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
366 頁。]英國歷史學家鮑威爾在 1898年為著名的實證史 學代表作《史學原論》所寫的推介語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無論我們是否喜 歡歷史，歷史都必須被科學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這不是一個風格問題，
而是一個精確性的問題、全面觀察的問題、正確推理的問題。 歷史
必須以一種科學的精神來從事，就像從事生物學或化學研究那樣。”[】F.約克•鮑威爾：《致讀者》，朗格諾瓦、瑟諾博司：《史學原論》，余偉譯，大象岀版
社 2010 年版，第 2 頁。
2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總體來講， 主流歷史學家對實現這一點都抱有樂觀的態度。
不過，隨著 20世紀的到來，這種心態卻日益遭到挑戰。 1931年 12 月29日， 卡爾•貝克爾在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致詞中就明確表達了自己對“客觀性”的另 一番見解：“事件的實在的一系列 只存在于我們所肯定并且保持在
記憶中的那意識上的一系列之中” [流派文選》 ，上海人民岀版社1982年版，第 259頁。]。貝克爾也由此被視為“歷史相對主義”的 重要代表。他甚至調侃學院派的職業史學工作者道：“每個普通人都懂些歷史。 當然，對于這個容易招人妒忌的真理我們要盡力去掩飾，擺出一副具有專業修養 的神氣”，而歷史學想要成功地避免被“束之高閣”，長遠來講“還是要迎合普 通人的脾胃。”[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1、276頁。]
實際上，貝克爾的后一段言辭在當時已然是對歷史學家的“極大冒犯”。因 為到 1900 年左右，“研究歷史”與“書寫歷史”已經是兩個被截然區分開來的 概念，前者指涉“職業”的身份，后者則代表“業余”的角色。[ 具體論述參見孟鐘捷：《“新史學”還是“通俗文學”——試論魏瑪德國的歷史傳記爭議 及其史學啟示》，《“第三屆青年史學家論壇”：史學功能與歷史書寫》論文集（下冊）， 南京大學， 2016年，第382頁。] “職業”也是 “客觀性”的保障。可以這樣講，對“客觀性”的追求不僅僅是職業歷史學家進 行研究工作的目的，更是凝聚他們身份的“合法性訴求”。[ 以當代史學理論的視角觀之，這三個概念的內涵并非完全一致。不過從事具體研究的歷史 學工作者往往不對其加以過度區分。]
20世紀 50年代之后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使得歷史學界的“客觀性” 信仰陷入更加風雨飄搖的狀態。依據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利奧塔爾的說法，所 謂“后現代”便是要對諸種論證了知識合法性的宏大的“元敘事”進行質疑。在 后現代語境下，大敘事失去了可信性。[ 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車槿山譯，南京大學岀版社2011 年版， 第 4、 123、 135 頁。]既然現代西方史學所立基的“有意識的 能動行為者的意向性所體現的自由人文主義假設不過是服務于自身時代的男性、 中產階級、異性戀的意識形態虛構”[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nd edition）,
Routledge,2005,p.18.]，那么其所追求和標榜的客觀性縱使高尚， 也不過只是南柯一夢罷了。
與之前的“歷史相對主義”只是一般性地質疑“客觀性”的可能性不同，后 現代主義從語言學、修辭學出發，將批判鋒芒指向了歷史學家學術成果的展現形 式一一歷史敘事，試圖徹底解構“客觀性”。敘事（narrative）是所有科學知識 得以展現并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它不僅僅簡單地反映所發生的事情，還能夠 探索并設想可能發生的事情。它不僅僅表述狀態的變化，還能把它作為意指整體 （情境、實踐、人物、社會）中的意指部分而加以建構和闡釋”。[ 普林斯:《敘述學詞典》 （修訂版），喬國強、李孝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0 頁。]按照這樣一種 思路，敘事就“不只是歷史編纂學這塊蛋糕表層的糖霜，可以說就是這塊蛋糕本 身”[3安•克里奧：《作為文本的歷史：敘事理論與歷史》，南希•帕特納、薩拉•富特主編： 《史學理論手冊》，余偉、何立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頁。]。
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旗手海登•懷特認為“可以根據一個史學家在預構史學領 域時使用的語言規則來描繪出他的風格，那一領域是在他以各種各樣的解釋策略 施加于它之前就已經預構好了的”，這些語言規則體現為隱喻、轉喻、提喻和反 諷等四種主要詩性話語模式。[ 懷特：《元史學： 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 ，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頁。 其中“隱喻”即我們常說的類比或明喻；“轉喻”即以事件物某部分的名稱代替整體；“提 喻”與“轉喻”類似，以部分來象征假定整體的某種性質；“反諷”即以表面上明顯的反話 來表達肯定的內涵（參見該書38頁）。]正因如此，歷史的“內容被發明的成分不亞于被 發現的成分；其形式與其說與科學的形式相似，不如說與文學的形式形似”[海登•懷特：《作為文學制品的歷史文本》，《話語的轉義一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 譯，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黑體字為原文所有。]。 懷特的弟子漢斯•凱爾納繼承了乃師的觀點并進一步發展。在他看來，歷史中的 連續性并非事實，“而是我們的文化用以表現實在的形式”[ 凱爾納：《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韓震等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該陣營中另一位 健將凱斯•詹京斯的一段話可看做是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們內心獨白：
質疑歷史學家真實的觀念，點出了事實的多變性真相，堅持歷史家是由意識 形態的立場描寫過去，強調歷史是一種文字論述和任何其他論述一樣可以被破 解，主張“過去”和小說家在寫實故事中所隱喻的“真實世界”同樣是抽象的
(notional)概念。[凱斯•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賈世蘅譯，麥田、城邦文化岀版社2011年版，第190 頁。]
這些“智識領域的蠻族(intellectual barbarians)在歷史學的城下逡巡，騰騰 殺氣撲面而來” [理查德•艾文斯：《捍衛歷史》，張仲民、潘瑋琳、章可譯，廣西師范大學岀版社2009 年版，第 9 頁。]。它極大改變了歷史學的原有面貌：首先，宏大、貫通的歷史 敘事，包括統一的“客觀性”觀念(因為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這也是一種宏大 敘事)，即所謂的“大寫的歷史”被肢解為無數的碎片：“歷史是一座大教堂， 每個歷史學家為了共同的事業為之添磚加瓦的形象被代之以歷史像一個都市，在 這里，每個人走自己的路，操心自己的事，不太關心其他人在干什么。” [ F.R.安克斯密特：《歷史表現》，周建漳譯，北京大學岀版社2011年版，第156頁。]不過 歷史要被“小寫”到什么程度呢？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卻沒有對此給岀準確的答案。 這樣看來，似乎他們的“解構”工作是無窮盡的，以至于使人感嘆“后現代性沒 有為歷史學提供棲身之所”[ Elizabeth Deeds Ermarth,“Ethics and Method” ,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3, No. 4, Theme Issue 43: Historians and Ethics (Dec., 2004), p/75.]；其次，歷史學家再也不能將自己標榜為一個“絕 對公正的法官”，自然也就失去了對歷史“客觀性”的壟斷權。雷蒙德•馬丁感 嘆到：“當涉及理解過去時，歷史學家人被認為是專家，但當需要理解我們理解 過去的方式時，無人是專家。”[ Raymond Martin,“Review: Objectivity and Mea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 Toward a Post-Analytic 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1 (Feb., 1993),p.31.]
乍一看，后現代主義大有“掃滅”歷史學所堅守的“客觀性”之意。不過， 前者對宏大敘事以及突顯整體性和連貫性的“客觀性”的批判也迫使歷史學家不 得不反思既有學術成果，承認自己曾忽略了眾多處于邊緣和弱勢地位的群體，并 重新關注之。婦女史、兒童史、有色人種史、非異性戀人群史、口述史、公眾史 學以及第三世界史等領域的發展深刻詮釋了這個比喻。這些被“僅僅視作豐富史 學園地、拓寬史學范疇的動向并不簡單，它實則是后現代主義從認識論根基上解 構現代史學的一種直接效果”。[ 陳新：《歷史認識：從現代到后現代》，北京大學岀版社 2010年版，第 151。]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歷史哲學對“客觀性” 的質疑可以說只是發生在歷史學“王國”內的“圣像破壞運動”。
二、“質勝文”的歷史學 我國學者對歷史學如何應對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已有貢獻了諸多建議[ 國內最具代表性的的史學研究和歷史學理論研究的兩份刊物《歷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研]，不過 較少有人注意的是，另一種有關“客觀性”的訴求也在再從另一個角度對歷史學 所追求的那種客觀性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而這次的發難者是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也講求“事實”與“客觀性”，不過它對后兩者的界定不同于歷史 學。王明珂注意到歷史學家所關注的事實“經常是過去的人物、事件及相關的時 間、空間”，而社會科學家對由具體人物和事物因果聯系所組成的事物興味索然， 他們更關注人類活動背后的更深層次的動因和“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群體建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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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19世紀中葉出生，二戰前夕過世的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今常也譯作“涂 爾干”）強調社會科學要致力于從“物”這一視角來發現“社會事實”，而“物” 便是“凡是精神只有在擺脫自我，通過觀察和實驗，逐漸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 到的標志轉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層次的標志條件下才能最終理解的東西”[究》都曾就此問題專門組織過筆談文章，參見《當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系列反思：史學中的后 現代主義》，《歷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4-49頁；《后現代主義與歷史學》， 《史學理 論研究》 2004年第2期，第4-17頁。] [ 王明珂：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 19、 20頁。] [ 迪爾凱姆： 《社會學方法的準則》 ，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7頁。]，由 此出發所得到的“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 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 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 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33-34頁。]后者并不排除社會文 化要素，因為“我們把從能對個人意識產生強制作用這一特性上可以認識的行為 方式或思維方式視為社會事實”。[ 迪爾凱姆： 《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16頁。]
迪爾凱姆強調在觀察“社會事實”時“必須努力從社會事實脫離其在個人身 上的表現而獨立存在的側面進行考察”[ 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63頁。]，因此“人們在生活中所能形成的表象， 在形成時既缺乏系統，又缺乏批判，沒有科學的價值應該排除在外”[ 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8頁。]。
馬克斯•韋伯的觀點與迪氏略有不同。在他看來，社會科學的出發點是“圍 繞我們社會文化生活的現實的、亦即個別的的形態，這種文化生活處于普遍的、 但仍然個別形成的聯系中”[ 韋伯： 《社會科學方法論》 ，韓水法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8頁。]。不過他也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若是正確的，便 必然具有普遍性，應該不但是在西方，而且“在中國人那里也必須被承認為是對 的”。[ 韋伯： 《社會科學方法論》，第10頁。] 同樣，“經驗”也是一種包含價值的文化概念，“只要我們把它置于與 價值觀念的關系之中，它便包括且只包括那些通過這種關系才對我們有意義的實 在的成分。”[ 韋伯： 《社會科學方法論》，第30頁。]在此基礎上，韋伯認為，所謂的“客觀性”必須要憑借某種“理 想圖像”才可能獲取，后者“將歷史活動的某些關系和事件聯結到一個自然無矛 盾的世界上，而這個世界是由設想岀來的各種聯系組成的”。[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第 45 頁。]因此，歷史學家 將自身與“概念”、“規則”撇清的做法實則是一種偏見，他們所強調的從“材 料”中推岀的判斷實際上是從“理想類型”中推岀的。[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第 72、 54-55 頁。]韋伯的“理想圖像”被 當代社會科學家換了一個名字頻頻使用——“理論模型”。在這個意義上韋伯所 論述的“客觀性”實際“與外在世界的‘客體'無關，而只關系到用以研究這個 世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山東大 學岀版社 2006年版，第 127頁。]。
韋伯和迪爾凱姆的觀點實際上也分別代表了現代社會科學兩大傳統，即心理 學主義對社會學主義、還原論對整體論。[ 詳細論述可參見張乃和：《社會結構論綱》，《社會科學戰線》 2004年第 1 期，第126-127 頁。] 后世的社會科學家在具體的實踐中往 往自覺不自覺地將兩者結合起來。肯尼思•華爾茲就是迪爾凱姆理論的擁護者[華爾茲曾與賈斯廷•羅森伯格談及此事，參見賈斯廷•羅森伯格：《肯尼思•沃爾茲與列 夫•托洛茨基一一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視角下的無政府狀態》，《史學集刊》2014年第3期， 第 44 頁。], 不過我們通過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發現，他對“何為理論”的闡釋正與韋伯不謀而 合。換言之，華爾茲正是通過強調國際關系學該有自己的“理想圖像”，進而去 發現并“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社會事實”。
歷史學家勞倫•斯通將繼承韋伯和迪爾凱姆兩大傳統的社會科學家分別稱 為 “模式創立者”和“實證主義者”，不過他悲傷地發現“這兩類社會科學家 都 對歷史證據和方法既不感興趣又不予以尊重。他們拒不承認歷史與他們的工 作 有關 , 藐視歷史學對一系列事件的定性描述”[8L.斯通：《二十世紀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國外社會科學》1983年第9期，第9頁。]。這一點在美國尤為明顯，
“社會科學對有悠久傳統的人文學術和人文主義發生比歐洲更大程度的割裂、凌 越和排擠” [ 牛可：《美國地區研究創生期的思想史》，《國際政治研究》 2016 年第 6 期，第 16 頁。]， 20世紀 50-60 年代風靡美國的“現代化”就基本上是經濟學家、 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的“領地”。[波特、羅斯主編：《劍橋社會科學史（第七卷）•現代社會科學》，第350頁。]
“實證”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共同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而此時我們恰恰發 現了它所包含的的兩歧性，即一方面是經驗主義的延續，一方面假設人類社會中 存在可被發現且具有重復性的規律。[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nd edition）,p.199.]甚至這一概念的發明者，法國學者奧古斯 特•孔德更強調后者：“作為我們智慧成熟標志的的根本革命，主要在于處處以 單純的規律探求、即研究被觀察現象之間存在的恒定關系，來代替無法認識的的 本義的起因。”這使得社會科學的對“事實”的探究更類似于自然科學對所謂“規 律”的追尋，它期望普遍性，而歷史學研究“通常是通過尋找經驗事實之間的關 聯來發現因果關系”[ 王立新：《跨學科方法與冷戰史研究》，第 27 頁。]，更著眼于特殊性和個體性。
中國古人有“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之說，大意是說如果后天積累起來 的學理和知識蓋過了“本性”等原初之物，那就會顯得浮華，反之樸實的本性表 現得過度，則讓人感覺粗鄙。后現代歷史哲學與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質疑正是遵 循了這樣一種思路：前者認為現代歷史學早已“文勝質”，對“客觀性”的追求 早已經讓歷史學家失去了“本心”；后者則認為歷史學仍然太過于“質勝文”， 其對具體史事進行周密考釋、梳理的研究工作只不過是一種很原始，甚至低級的 研究工作（如果也能稱得上“研究”的話）。我們可以打這樣一個比喻：在后現 代主義者眼中，歷史學早已經是一座太過現代以至于喪失了人文氣息的大都市； 而在社會科學家眼中，歷史學還仍是一片有待開發和教化的蠻荒之地。也就是說， 前者往往質疑歷史學所追求的“客觀性”的“可能性”，后者則向這種“客觀性” 的“合法性”發難。
有趣的是，后現代歷史哲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共同的旨趣，即都謀求對歷史學 進行徹底的改造：前者要求歷史學家必須承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文學修辭“制 品”；后者則要求歷史學家必須通過社科理論“升格”為科學家。兩者的分歧也 就此而生，因為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命題明顯“蘊涵著對思辨歷史哲學以及所有試 圖將歷史轉變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嘗試的批評”[ 安克施密特： 《敘述邏輯》 ，田平、原理譯，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頁。]。換言之，后現代歷史哲學要求 歷史學家承認自己永遠是有意無意的“說謊者”，這其中隱隱包孕著對史學研究 者的“妖魔化；而社會科學家則更喜歡認為歷史學家只要按他們的“法門”去“修 煉”，便也可以像自己一樣飛上“九重天”去當“神仙”。其實，“妖魔”也不 過是顛倒過來的“神仙”。
三、進退維谷中的歷史學 面對后現代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帶來的挑戰，歷史學家們的立場大概可以分 為三類。
第一種，也是最為常見的一種立場便是強調“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海登•懷特毫不客氣地嘲諷這種自我辯解不過是一種首鼠兩端的“費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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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立場則是把歷史學“社會科學化”。這不僅源于一部分史學工作者急 于獲取“科學家”這一身份，更在于社會科學的“拓殖運動”，后者常常“帶著 禮品拜訪了世界史，并在世界史的家園里居住下來。他們公開展示并免費發放了 這些禮品，同時期待著吸引更多的世界史土著。”[海登•懷特：《歷史的負擔》，《話語的轉義一一文化批評文集》，第29頁。] [ 張乃和：《英國學派與世界史本體論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1 年第 2期， 第 95 頁。]
這種立場主要有如下兩種表現形式，首先是從整個思維方式上改造歷史學。 科學哲學家卡爾，亨普爾認為，“解釋-預見”是自然科學中所強調的規律運作 模式，即斷言某一組事件引起了將要被解釋的事件，這就意味著后者是按照一定 規律伴隨著前者發生的。舉例來說，假如我們要解釋一輛汽車的水箱經過一個寒 夜后爆裂這一事實，首先可以確定車整夜停在路上，水箱全部裝滿水且塞緊瓶蓋 以及氣溫的確下降了等一系列基本條件，繼而通過水在溫度低至一定程度后會結 冰，以及結冰過程中壓強變大等經驗規律，就可以解釋水箱炸裂這一事實。這其 中包含著水溫與體積變化的函數關系，而且這種敘述方式也是歷史學可以采用 的。[卡爾•亨普爾：《普遍規律在歷史中的作用》，張文杰編：《歷史的話語：現代西方歷史 哲學譯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岀版社 2011 年版，第 305-306頁。]很明顯，亨普爾是想通過將所有偶然性“必然化”的方法改造歷史學家的 思維習慣。第二種形式則體現在歷史學家在具體的實踐中借用社科理論和概念來 研究和解釋相應的歷史現象，由此也形成了所謂的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心理史等 一系列“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學”[對此的詳細介紹可參見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 出版社1987年版，第3章。]，“年鑒學派”就是其中翹楚。
然而，這種立場也并未得到所有歷史學家的贊同。針對亨普爾的倡議，比較 史學史專家克里斯•洛倫茨便接著亨氏的比喻反問道，為何一個水箱是頸部脫落, 而另一個則是底部被壓出？也就是說，對所有水箱破裂這一事實的普遍性解釋卻 完全忽略了不同水箱具體破裂方式的差異。[ 洛倫茨：《跨界：歷史與哲學之間》，高思源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頁。 原文中的用詞為“水瓶”，筆者為行文連貫，故改為“水箱”。]熱衷于與社會科學結盟的歷史學家 們也沮喪地發現自己與盟友的地位并不平等，甚至陷入從屬的地位。[黃進興：《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一個批判性的探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版，201頁(注釋2)；波特、羅斯主編：《劍橋社會科學史(第七卷)•現代社會科學》， 第 353 頁。]如果說文 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使“歷史”不再是“神學的使女”的話，那么它現 在又陷入淪為“社會科學的仆人”的危機之中。[ Roy F. Nichols,“Postwar Re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54, No. 1 (Oct., 1948),p.79.]因此，“能產生一種對過去的變 化進行科學解釋”的努力遭到了摒棄[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85 (Nov., 1979),p.19.]，傳統敘事史的復興被學者們提上了日程， 更有歷史學家呼吁“從社會科學中拯救歷史學”。[ 參見李里峰：《從社會科學拯救歷史——關于歷史學學科特質的再思考》，《江海學刊》 2014年第6期，第158-165。]
這便強化了第三種立場，我們可以將它比作國際關系中常常出現的“主權宣 示”。研究英國都鐸王朝史的著名學者G.R.埃爾頓就是最重要的代表。在他看 來，“最優秀的業余史學 從最好處說，它的成就不過是同情的、浪 漫的熱愛，但是它不可能觸及根本性解釋；從最壞處說，它是感傷的、無知的， 是對智力的一種羞辱”。[ 埃爾頓：《歷史學的實踐》，劉耀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埃爾頓強調學科的自治與自主性：“歷史研究本身就 是合法的，為了其他的目的而對它的一切使用都是次要的。”[ 埃爾頓： 《歷史學的實踐》，第40頁。]在這樣一種思路 下，歷史學家對待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態度大概又可以分為“我們早就知道了”和 “接受后者的部分觀點但仍強調歷史與文學的區別”兩種[ 參見王晴佳、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7-119 頁。]，他們與和社會科學 家間的爭執則猶如一場“聾子之間的對話”，前者怪后者毫無時空感，后者責前
者分析低能。
實際上，歷史學家與后現代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家之間的“恩怨情仇”不僅 僅是學術問題，往往更是前者身份焦慮感的自然流露，因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 文科學地位的削弱往往是“社會科學地位的上升和后現代主義對基于敘述的種種 主張的有效性的挑戰造成的”。[1凱根：《三種文化：21世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王加豐、宋嚴萍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 5頁。]這也使得當今的歷史學科也幾乎被兩種完全不 同的發展方向所撕裂，一種是讓歷史學更加接近充滿想象的文學，另一種是強調 歷史學要更加積極地引進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伊格爾斯、王晴佳： 《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 ，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2-403 頁。]如今，歷史學家曾引以為傲的 “客觀性”似乎已經斷裂為“絕對意義上的客觀性”、“學科意義上的客觀性”、 “辯證的客觀性”以及“程序上的客觀性”等多種形式。[ 參見 Allan Megill,"Introduction:Four Senses of Objectivity" in Allan Megill,ed.,Rethinking Objec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1-15.]那么，以怎樣的方式 追求何種“客觀性”才能維系住歷史學自身的“合法性”呢？甚至，歷史學到底 還有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呢？這都是當代歷史學家和所有關心歷史學命運的人都 必須思考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學家每每想到上世紀 80-90 年代的“史學危機”，總還有心有余 悸之感。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似乎卻是波及范圍更為廣泛，也更為 深刻的全球性“人文學科的危機”。“打鐵還需自身硬”被中國學者認為是應對 危機的不二法門[ 葛兆光： 《人文學科拿什么來自 我拯救?》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492.html]，那么研究某些既長于檔案文獻研究，又深諳理論之道；同時 在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中都享有享盛名的資深學者對歷史學的體悟，以及 他們學術實踐所能帶給我們的啟發就顯得十分必要。資深的“跨學科”歷史學家 約翰•加迪斯恰恰正是這樣的學者。
第二節 歷史學何以能夠“文質彬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大論戰奠定了人們對“科學” 與“人文”等概念的基本理解方式。德國學者狄爾泰將歷史學、文學以及哲學等
學科歸為“精神科學”，它研究與自然界相區分的各種國家、教會、制度、習俗、 著述以及藝術作品[ 狄爾泰：《歷史中的意義》，艾彥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而“只要人們體驗人類的各種狀態，對他們的體驗加以表 達，并且對這些表達進行解釋，那么，人類就會變成精神科學的主題” [ 狄爾泰： 《歷史中的意義》，第7頁。]。自然 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差異在于前者通過只有內行才能理解的思維過程使得人們 脫離了與外部世界的的實際接觸，而這種接觸在“精神科學”中保留了下來。[ 狄爾泰： 《歷史中的意義》，第20頁。]人 們通常認為是“狄爾泰第一個站出來界劃了人文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社會歷史領域 研究的特殊質性，他用與人的生命存在相關的理解范疇抵御了自然科學研究中基 于無生命現象因果分析的說明范式的普適性僭越”[ 張一兵：《關聯與境：狄爾泰與他的歷史哲學》，《歷史研究》 2011年第4期，第173 頁。]。
李凱爾特雖然就某些問題與狄爾泰有所分歧，但他也堅持“自然”與“人文” 之間的二分法，即“自然科學”是與“普遍化”聯系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學” 則不然，它強調“一次性”與“個別性”，歷史學便是最典型的代表。[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8、 54頁。]是否關 涉“價值”被他視為區分“文化”和“自然”的標準。所謂“價值”，我們無法 說“它們實際上存在著或不存在，而只能說它們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義的” [ 李凱爾特： 《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第21頁。]。 實際上，李凱爾特所謂的“價值”強調就是每個個體的心理偏好與價值評判。
大名鼎鼎的柯林武德提出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題實際上正是為上 述區分方法做出辯護：“科學家絕不把一個事件設想為一種行動，并試圖重新發 現它那行動者的思想，從事件的外部鉆入它的內部去；而是要超出事件之外，觀 察它與另外事件的關系，從而把它納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規律”，然而歷史事件 卻要求學者“不是在看著他們而是要看透它們，以便識別其中的思想”。[ 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 211、 212頁。]自然 科學與歷史學的不同在于“對一個給定的或客觀的世界的研究之不同于思想著它 的這一行動”。[ 柯林武德： 《歷史的觀念》，第302頁。]換言之，自然科學研究的“無我之境”與歷史學研究的“有我 之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前者則成為“客觀性”的光輝典范。如此，便也不 難理解追求“個例”與“描述性”研究的歷史學家與那些旨在以自然科學為榜樣， 試圖發現現象之中通用法則的社會科學家間的差異了。[ 休厄爾：《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朱聯璧、費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頁。]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便是自然科學家也對上述二分法產生了質疑，從柏 靈頓館到切爾西間的距離好似不再像一個汪洋大海那樣寬廣了。[ 柏靈頓館與與切爾西分別是致力于自然科學研究英國皇家學會和藝術家聚居的倫敦文化 區。斯諾曾調侃說二者間的距離“就像是橫渡了一個海洋”，以此比喻自然科學家與人文學 者間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參見斯諾：《兩種文化》，紀樹立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 1994 年版，第 2 頁。]愛德華•卡爾 回憶到，自己就曾親耳聽到物理學家將科學真理定義為“專家們公開承認的一種 陳述”。[ 卡爾：《歷史是什么？》，第 156頁。]也就是說，不論在哪個領域， “科學”之所以能夠與“解釋”和“預 測”聯系在一起，都離不開該領域從業者的“共識”。[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 ,ed.,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
在加迪斯看來，致力于以自然科學為榜樣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社會科學其實更 多地是以“18-19世紀的自然科學”為楷模：其思維前提往往表現為過于強調“系 統”（system）而忽視“進程” （process）。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假設、社 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以及國際關系學中的結構現實主義都是這種思考方式的 具體表現形式；以“還原論”方式來解釋因果關系；對顯而易見的差異性現象熟 視無睹；追求用絕對的術語（最典型的便是數學公式）來表達觀點。前述種種便 導致了研究方法論上的故步自封，有關如何對社會現象進行科學調查這一問題引 發了經久不息的爭論，其消耗的時間與精力甚至早已經超過了調查與研究實踐本 身。[ John Lewis Gaddis, “Chaos,Complexity,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in“John Gaddis,1976-1997”,George F. Kennan Papers, MC076,Box 15, Folder 1 to 6;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p.5-7.]
傳統的科學“共識”強調“系統”，其深層原因在于學者相信唯有這樣才能 保證觀測結果的可再生性與可實驗性。當代天文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演化 生物學的蓬勃發展則讓人很難再將后兩條原則當成判斷科學和客觀與否的唯一 標準。[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39-40.]動物學家厄恩斯特•邁爾就嘲諷道：“絕大多數研究物理學發展的歷史 學家一旦談及實驗之外的研究方法時，就表現出驚人的無知。”[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Massachusett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2,p.30.]在加迪斯看來, 這些研究自然演化的科學家與歷史學家有一個相同之處，即他們都不得不注意 “進程”，或者說，他們都必須從現存的“結構”入手，進而研究產生它的“進 程”。在這一研究過程中，他們又必須面對模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證據。[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1.]如 果說歷史學家的研究不使用方程、圖、矩陣和建模法來再現過去，故而不享有科 學意義上的合法性的話，那動物和植物學家在搜尋獨特的物種時所開展實踐又該 怎樣理解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1.]
強調“可再生性”的思維在方法論上的直接體現則是“還原論”。詹姆斯•格 萊克的一個形象比喻有助于我們理解后者：“一只鐘表可以拆散成各個組成部 件 還可以用這些部件把它裝配起來。還原論設想，大自然同樣可以 加以組裝和拆散”。[3詹姆斯•格萊克：《混沌：開創新科學》，張淑譽譯，上海譯文岀版社1990年版，第22 頁。]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集中體現了這種觀念：“一項成功 的研究是最少的變量來解釋最多的事物。最好是用一個解釋變量來解釋大量可觀 察到的自變量。”[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iative Researc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23.]
隨著20世紀的到來，生物學家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乃至激烈的批判。研 究生物抗體系統的學者布朗塔菲指出：“迄今為止，實際上只有理論物理學領域 符合科學對一般規律的追求 結果是還原論假說的提出，其要點是生 物科學、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要按照物理學的范式去把握 物理主 義和還原論的論點成了問題，真正成了形而上學的偏見。”[ 布朗塔菲：《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秋同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5 頁。]起初，自然科學家 們認為復雜現象僅僅存在于生命現象中，然而隨后的物理學和數學革命讓這種想 法徹底破滅了。不可逆現象熱力學以及動力系統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使人們明白簡 單與復雜、無序與有序之間的差別要比人們想象的小得多。[ 尼科里斯、普利高津： 《探索復雜性》 ，羅久里、陳奎寧譯，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第 5 頁。]
加迪斯認為，這種盡可能注意到多種因素和變量相互依賴、交互作用的研究 法明顯體現了一種“生態系統”式的科學觀。[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5.]在19世紀的戰略學家克勞塞維茨 和文學家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就能發現這種朦朧的認知。[ John Lewis Gaddis,“War, Peace, and Everything: Thoughts on Tolstoy”, Cliodynamics, Volume
2, Issue 1 (2011),p.50.]實際上，華爾茲 試圖建立超越“還原論”的國際政治理論，不過他本人依據軍事力量界定權力的 觀點，以及極端的體系-層次分隔方法也使得自己恰恰陷入了 “還原主義”窠臼 中。[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p.316.]現實生活中的人是能動的個體。如果模仿牛頓經典力學的研究方式，把人 類社會中的所有事物都抽象為“理想中的模型”，那我們也恰恰違反了人最基本 的觀察能力。[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9.]這樣所獲得的正確理論也不過是確定了顯而易見的東西，譬如堅 持由無政府狀態推導出國家必須進行自助的觀點就等于說，魚生活在水里所以它 必須學會游泳。[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60;John Lewis Gaddis,“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p.78.]科學作家沃爾普羅德也曾回憶到：在一次研討會上，計量經濟 學家的數學功底使得一位物理學家都贊嘆不已，不過后者也頗感困惑，因為這位 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僅僅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識。[ M. Mitchell Waldrop, Complexity:The Emerging Science at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2,p.140.]
傳統的還原論研究法之所以堅持以最少的變量來解釋事物，其更進一步的目 的在于實現預測，變量數過多會影響后者的精準性。不用說在人類社會，即便是 在自然界，這種想法現在也顯得有些天真。生物學家弗里德里希•克拉默的一段 話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
一個給定系統擁有某種程度的靜態復雜性，這是它的結構和有效常數（例如 核酸基本的雙螺旋結構）所固有的。置于這種靜態復雜性之上的是動態復雜性， 后者隨時間或空間而變化。 預測只是在初始分派信息完全保留的情
況下才可能， 信息的變化、耗散或增加的程度越大，預測的可能性
越小。[ 克拉默：《混沌與秩序：生物系統的復雜結構》，柯志陽、吳彤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4-275 頁。]
克拉默所說的“初始分派信息”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初始條件”。加迪斯 也有相似的比喻：在牛津和倫敦兩地之間以 70 或100 英里/每小時的速度行車， 我們很容易算出如何節省時間以及耗油量，但這種狀態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因為駕駛員在路上很可能遇到紅燈、事故或被交警命令停車，而不同的駕駛員對 上述情況的反應時間又不盡相同。這一簡單的事例告訴我們，任何的復雜系統中 的因果關系都是線性與非線性形態的統一。[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75.]人們可以將包含少數變量的系統理 想化為某種模型，而當面對包含數量繁多的變量的系統時，追溯其產生的歷史尋 找“初始條件”，進而模擬它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80.]
西方傳統的科學觀念力求精致的邏輯上，以能用數學公式表達為最佳。[ 黃欣榮： 《復雜性科學的方法論研究》 ，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頁。]繩 之以此標準，人文科學中的隱喻、想象以及敘事都被拒于“科學”的大門之外。 當代的自然科學家已然拋棄了這種觀念。相反，他們認為恰當的隱喻能夠產生“令 人驚奇的、有趣的、感覺很暢快的關聯和相互解釋”[4約翰•霍蘭：《涌現一一從混沌到有序》，陳禹等譯，上海科學技術岀版社2006年版， 第212頁。]。同時，傳統的科學觀念 雖然一再申明“科學性”，但牛頓把宇宙視為“發條鐘”的觀點以及將化學家有 關原子核與圍繞它旋轉的電子形成一個微型“太陽系”的說法都是在暗中使用“隱 喻”。[ John Lewis Gaddis, “Chaos,Complexity,and Contemporary History”,p.4.]憑借化石研究古生物的學者難道不需要想象？[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1.]量子物理學家史蒂文•溫 伯格就公開指出：“支持某種物理學理論的共識實際上常常是在確證它實驗性證 據出現之前，在審美基礎上達成的。”[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New York:Pantheon,1992,p.130.]
加迪斯曾邀請麥克尼爾參加他組織的“混沌理論與歷史”學術研討會。后者 在會議上談及自己的思考方式時稱：“我對一個問題感到好奇并開始閱讀，這使 我重新定義問題，進而改變我閱讀的方向。這反過來又進一步重構問題，我像這 樣來回移動直到感覺正確，然后我把它寫出來并寄給出版商。”結果，這番自我 剖白遭到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的奚落，他們認為麥氏根本沒有區 分自變量與因變量、演繹法與歸納法。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一位物理 學家指出，這恰恰也是物理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思維方式。[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8.]麥克尼爾后來回憶到， 這次回憶的經歷使自己更加確信“自然世界與人類科學兩者實際上都是歷史學家 特有領域的一部分”。 [9麥克尼爾：《追求真理：威廉•麥克尼爾回憶錄》，高照晶譯，浙江大學岀版社2015年]
歷史學缺乏理論化的“綜合”是其經常遭受社會科學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迪斯也承認這一點，他之前的學術倡議和實踐也致力于為冷戰史和美國外交史 提供一種“綜合”范式。不過他也強調，要是認為歷史學的研究只能提供一堆散 亂的知識，那就大錯特錯了。杰克•利維認為其實歷史學家和以政治學家為社會 科學家的差別并不在于是否使用理論，而在于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應用后者。歷史 學家將理論作為解釋特定事件的工具，社會科學家往往把它當成自己研究的準 則。[版，第 155頁。加迪斯的書中并未提及這次會議的主題，筆者此處憑借麥克尼爾的回憶而確 定，參見麥氏回憶錄第 154 頁。] [ Jack S. Levy,“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24-25.]加迪斯基本贊同這一觀點，他將兩類學者對事物的解釋方式稱為“特定綜 合"(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與''普遍綜合” (general generalization)。前者 將理論寓于具體的敘事之中，后者將敘事包含在理論闡述內。[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1.]
實際上，這就回到了我們在本章第一節處所涉及到的那個問題，既然已經有 了關于整體性狀態(即迪爾凱姆的'社會事實”)的'普遍綜合”，那還要解釋 具體事件和人物的'特定綜合”有什么用呢？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布洛克的一個比 喻：
假設一個人在山間小道上跋涉，不慎跌跤跌下山崖。這一事故的發生需要大 量決定性因素的聚合，如重力，如長期的地質變遷導致的復雜地形，如連接此人 的村子和夏季牧場的小路 •••••• 當但我們詢問墜崖的原因時，每個人都會 回答：因為他失足。[ 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第2版)，第 161頁。]
加迪斯也借用了這個比喻，他繼續分析道：道路狀況、山的存在與重力場的 作用的確很重要，它們都是導致墜崖的必要原因，但卻不是充分原因。必要原因 與充分原因并不是像社會科學家所設想的那種因變量與自變量間的關系，相反， 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我們真正才能解釋事物。[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97.]這一切只有在具體的'特定綜 合”中才能實現。這就好比醫治心臟疾病的固然需要該領域的專家，但后者在開 展治療的時候絕不能不考慮患者其他器官的狀況。[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7.]
其實，我們可以接著布洛克和加迪斯所共同使用的'案例”接著分析下去。 當警察面對這一起“案件”的時候，他們必然要詳盡地收集和分析具體證據。除 了路況之外，更要調查墜崖者的精神狀況。如果確定是他殺，則要更進一步調查 死者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此時任何的宏大敘事與總體性的理論——警察的刑 偵學理論知識——都必須與具體的分析和調查結合起來才有意義。
這對所有只陶醉在理論中的社會科學家和僅偏好宏大敘事的歷史學家亦有 警醒作用。這兩者往往喜歡強調某某趨勢、狀態會產生如何重要的影響，但如果 沒有具體的深入且細致的研究，所謂的“重要意義”永遠只能數載如一日的停留 在他們的口中，而這反倒讓人們質疑他們所說的“重要意義”是否存在，因為“如 果我們僅僅將規律當成判斷現實的唯一基礎——實際上也沒有那么多規律，那我 們就將與絕大多數現實絕緣”打漢斯•莫里岑就憑借這種邏輯向肯尼思•華爾 茲發難。在他看來，華爾茲一邊為維護自己學說的純潔性，將所謂的“國際體系 結構”與對具體的國家外交行為“絕對”區分開來，又一邊堅定地聲稱前者對后 者起著決定性作用，可是如果不研究后者，我們怎么知道前者是否起到了華爾茲 所強調的那種作用。[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2.] [ 原文為“人們不應該被允許一方面建構某種結構理論，另一方面卻拒絕對（至少部分的）
單位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否則，結構對個體就不會有'支配權'”。參見漢斯•莫里岑: 《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間的批判理性主義者》，諾依曼、韋弗爾主編:
《未來國際思想大師》，肖鋒、石泉譯，北京大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109頁。]
宏觀與微觀、必然與偶然之間的關系至今仍是令研究者頗為苦惱的話題。不 論多么重要的歷史事件（或人物、體系，等等），就其本身所持續的時間和參與的 人員而言，都是微觀的。西方崛起以至獲取全球性霸權也只是發生在近500 年內， 這個時段與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相比仍只是驚鴻一瞥。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岀: “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 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 實。”[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岀版社2009年版，第541頁。]也就是說，宏觀事物的定義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考察具體微觀事物的影 響所能波及的范圍、深度以及持久性。
必然性與偶然性亦是如此，如果只承認前者，那么“無論我們是用奧古斯丁 和加爾文的說法把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志，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說法把這稱做 天數，還是把這就叫做必然性，這對科學來說差不多是一樣的”[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1 頁。]。其實如果我 們能夠拋棄形而上學的玄想，把上述關系放在具體的情境中去考察，問題便可以 迎刃而解，優秀歷史學家的敘事恰恰為此提供了一個平臺。
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強調規律的顯現具有連續性。不過，在當今自 然科學界，這種觀點再不是所有科學家的普遍共識。魚類學家通過研究發現，遠 古時代的總鰭魚在演化過程中是變為今天的矛尾魚,還是進化為兩棲動物是'某 些突變或環境條件的偶然出現和巧合決定的”。[ 郭華慶：《分子進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0 年第 3 期，第 11 頁。] [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p.71.]既然如此，在研究人類社會的 相應領域，又有什么理由認為構建普遍宏觀的解讀體系和闡釋框架的研究方法就 比細致研究某個重要人物、重大歷史事件或某種重要思想所產生的影響的學術實 踐更加'高貴”呢？
我們接著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即便歷史學常常強調的個體性意義上事物的 '客觀性”是有意義的，那么不借助科學的方法論或通過科學術語進行嚴謹表達， 那它又怎么可能被人們所認識？即便被認識到了，那也是不夠科學的。實際上， 這種思維方式強調的就是韋伯的“理想類型”。科學哲學家T.A.古奇的一段話恰 恰可以視為對上述觀點所作出的回應：'當進化理論探討生命發展史過程中的獨 特且重大的事件時，便需要引入敘事性解釋 再建構這種解釋時不需
要訴諸任何普遍規律 歷史解釋是進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加迪斯也有類似的論述：如果說理論可以不關心具體的事實，為何我們今天不 再堅持'地球中心說”？如果說不利用社會科學所強調的定量統計的方法，我們 就不能了解蘇聯民眾對自身經濟地位的看法，那就請這樣的理論家自己去問問那 些毫不懂理論的蘇聯老百姓吧。[ Ted Hopf and John Lewis Gaddis,“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p.209.]
楊念群在反思史學的發展歷程時發現，以往的研究太過于將具體人群的活動 嵌入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種邊界清晰的分析框架之內，他進而強調歷史學家 在追求所謂'科學性”的同時不要忘了'感覺主義”。[ 楊念群：《'感覺主義”的譜系：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39、 340 頁。]20世紀美國史學過度'社 會科學化”所造成的學術成果內容枯燥、文字死板、了無生氣以及可讀性蕩然無 存等一系列負面效應也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 李劍鳴：《關于二十世紀美國史學的思考》，《美國研究》 1999年第1期，第29頁。]自然博物館中的恐龍模型自然比 玩具店里的恐龍玩具體現岀更多的“科學性”，不過前者也不能代替后者幼兒早 教中所起到的作用。[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04.]
需要指岀的是，加迪斯絕對沒有徹底否定利用強調結構、規律以及量化的社 會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歷史研究的可行性。因為如果徹底否定了線性的因果聯 系，那么即便是最簡單的敘事都是不可能的。[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75.]同樣，他也沒有完全否定宏大歷 史敘事的價值。盡管歷史學家在研究因果聯系時大致體現遵循“相關性遞減原則”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relevance )，即將原因和結果分割開的時間越長，相關 性越弱，比如研究“珍珠港事件”不必從地殼運動使日本列島產生說起。但這也 不代表時間久遠的原因就沒有相關性。仍以“珍珠港事件”為例，大蕭條對日本 造成的影響是襲擊事件的誘因之一，但任何歷史學家也不能忽視距此約100年前、 催生軍國主義思想的明治維新的作用。換言之，我們從特定事件開始越向后回溯， 越能發現更多的可能原因。[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95,96,99.]
實際上，加迪斯強調的是，不論是社會科學還是歷史學，都需要把“結構” 與“過程”、“必然性”與“偶然性”以及“普遍”和“特殊”盡量綜合考量。 其實他之前的有關冷戰起源、終結以及遏制戰略的研究都貫穿著這種邏輯。對此， 讀者如若再僅僅是空洞地提岀諸如“怎么綜合起來”一類的問題，并希望得到一 個一勞永逸地答案，那也只能說發問者把具體研究與方法論的重要性倒置了，這 樣做的結果無非導致兩種結果：要么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無止境的對所謂 方法論的探討之中；要么自鳴得意地以某種自詡“科學”的方法得岀一個幼稚的， 甚至是人所共知的結論。高超且務實的歷史學家所進行的“寓理論于敘事中”的 具體實踐無疑為擺脫上述悖論提供了一個光輝的典范。
同時，杰岀的歷史學家的學術實踐也有助于我們在這樣一種困頓狀態中找到 岀路：到 19 世紀末，以研究“過去”為旨趣的歷史學與以探討“現在”為鵠的 社會科學之間已然劃岀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5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版，第39頁。]從事歷史哲學與具體研究的歷史 學家之間也似乎存在這樣一道“楚河漢界”：如果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存在于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 2010 年版，第 14 頁。]——常 常成為前者的一句格言，那么對撰寫晚近歷史的鄙視則是后者的普遍心理。[這方面的具體論述可參見談麗：《小阿瑟•施萊辛格史學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岀版社2015 年版，第 257-258 頁。]
相對論中的“奇點” (singularity)概念有助于我們擺脫上述非此即彼的思 維方式。所謂'奇點”，是指宇宙黑洞底部(如果說黑洞有底的話)的一種物質 存在形式，它不可度量，但卻能夠將所有通過其內部的可度量事物加以轉化。加 迪斯借用了這一概念。在他看來，“現在” (present)就是人類社會的“奇點”， 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性、結構性以及連續性的事物與現象以及以個人行為、突 發性事件等為代表的偶然性因素，在通過'現在”時結合在一起。[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30-31.] [ G. John Ikenberry,“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2 (Mar. - Apr., 2003), p. 148.]
約翰•加迪斯廣泛借鑒了當代自然科學有關“科學”的理念，在后冷戰時代 為歷史學'客觀性”之'合法性”的辯護顯得鞭辟入里，在很多國際關系學者那 里也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歷史的多樣性、復雜性，有關具體事件、人物的細致研 究以及高度精致、抽象理論解釋力的有限性再度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自由主義 國際關系理論家伊肯伯里稱加迪斯的相關論述堪稱'追求知識的一場盛大慶典” 4。致力于研究認同、規范等文化要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的學者彼得•卡贊斯 坦就承認：'歷史的證據迫使我們放棄認為國家認同不構成問題的想法”。[彼得•卡贊斯坦：《導論：國際安全研究的不同視角》，卡贊斯坦主編：《國家安全的文 化：世界政治中的規范與認同》，第25 頁。]同 時，跨越不同國際關系流派間的藩籬，'探索似乎不能通約的各類范式類理論要 素之間的實質性關系，揭示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 希爾、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上海人民岀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頁。]也被他提上了研究日程。我 們在第二章第一節提及的以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一系列國際關系“建構主義” 學派學者的學術實踐都表明'建構主義本身是一種有關行為體的過去如何塑造它 們的當前狀態的觀點”[ Dale C. Copeland,“Review: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p.210.]。
倡導以“國際實踐”(international practices) “與廣義世界政治相關的、
通過社會組織的活動”[伊曼紐爾•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國際實踐：導論與理論框架》，阿德勒、波略特]——為研究導向的學者發現，國際政治中諸多復雜而具 體的內容往往被之前的學術研究所忽略了，以至于學者們的精力一直被浪費在有 關穩定與變化、施動者與結構、理念與物質這種二元對立的爭吵中，現在是時候 讓學理論戰重回現實，并根據經驗事實認真分析一些過程的時候了。[主編： 《國際實踐》 ，秦亞青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 [伊曼紐爾•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國際實踐：導論與理論框架》，第4、5、7頁。]華爾茲的 得意弟子斯蒂芬•沃爾特似乎完全沒有了乃師希望將“國際關系學”徹底建成一 門獨立乃至傲視其他學科之“科學”的勃勃雄心，他在剛剛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頗 為悲觀地認為外交史研究訓練的匱乏是造成美國國際關系學業已崩塌的重要原 因之一。[StephenM.Walt,“America's IR Schools Are Broken”, Feb. 20, 2018,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20/americans-ir-schools-are-broken-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ei gn-policy/]
與摩根索、華爾茲同屬現實主義理論陣營的威廉•沃爾弗斯認為，“主流世 界政治學界學者對待科學與歷史的態度猶如布爾什維克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的看法”[ William C.Wohlforth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Reviewing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p.126.]，這已經嚴重影響了國際關系理論的進步，打破這種僵局的辦法就是承 認國際關系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historical science)，融合理論論證與對具 體歷史事件的解釋，注重結合不同理論所包含的因果推理機制，以問題導向的研 究取代具有排外性的范式與方法之爭。[ William C.Wohlforth ,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Reviewing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p.138.]他在和史蒂芬• G.布魯克斯合著的一篇 論文里承認：“不論是在我們的更寬泛的結論里，還是在我們對更為分離的證據 所進行的評估里，我們都沒有得出一個決定論式的結論。相反，我們謹慎地評估 一系列可能性的假設并得出一系列可能的發現。”[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From Old Thinking to New Think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 No.4， Spring,2002,p.98.]
沃爾弗斯及其學術伙伴更為重要的一項學術貢獻在于更新了有關“均勢”和 “無政府狀態”的研究。均勢是國際關系現實主義流派最為重視的一種國際關系 狀態，華爾茲甚至認為“如果說有什么關于國際政治的獨特的政治理論，則非均 勢理論莫屬。 ” [ 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24頁。]然而，不論是他所強調的“均勢自發形成” ，還是傳統現實主 義所認為的“均勢由國家選擇形成”，其潛在的假設都是國家是理性的行為體， 而均勢是這一行為體在無政府狀態情況下為趨利避害所能做岀的最好選擇。可是 既然身處不同時空情境下的不同群體對所謂“理性”有著不同的界定標準[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12.]，那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均勢”就絕對不能再被視為一個想當然的，可以不證自明 的概念。斯圖亞特•考夫曼、理查德•利特爾與沃爾弗斯共同主編的論文集《世 界歷史中的均勢》就試圖將作為狀態和觀念的“均勢”放回到具體的時空情境下 去加以考察。其目的就是發現歷史上不同國際體系內“無政府的邏輯”(logicof anarchy)的差異程度。[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Conclusion: Theoretical Insights:from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in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p.228.]他們在經過大量具體案例的對比研究后發現，傳統觀點 所強調的“霸權-無政府”二分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Conclusion: Theoretical Insights:from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p.244.]
同時，沃爾弗斯在檔案考釋與運用方面也不遜于很多歷史學家，他在一篇研 究一戰前歐洲各國對俄國國家實力評估的文章中就熟練地使用了大量英、德等語 種的原始政府文獻。[ 可參見該文注釋 William C. Wohlforth,“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3 (Apr., 1987), pp. 353-381.]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柯 慶生這方面的能力似乎更勝一籌，他的代表作《有用的敵人：大戰略、國內動員 與中美沖突，1947-1958》不僅使用了當量美國政府檔案，更運用了數量十分可 觀的中國領導人的文集、相關涉事者的回憶錄、口述資料以及報刊文獻。[ 這部分參考文獻見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7-284.]
以沃爾弗斯和柯慶生等學者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試圖將傳統現實主義與華爾 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結合起來，從而研究“結構如何影響行為體的行為選擇，行為 體又如何對結構的影響做岀反應”[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98頁。]，因此他們的學說也被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 [ Gideon Rose,“Review: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 1, No. 1 (Oct., 1998),p.146.]„這一流派的新生代學者對自己的研究宗旨更加明確， 即“幫助研究者理解并將時間作為一個變量，納入到國際關系中來”，這需要“研 究者盡可能地擺脫二手歷史資料的限制”。[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由古典現實主義到結構現實主義，再到新古典現實主 義的學術轉型其實也恰恰印證了人類思維發展的一種規律性模式：“最初僅僅以 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排除一些， 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純粹的形態形成定律”。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p.186,132.]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3頁。]然而，“一個新的事實一旦被 觀察到，先前對同一類事實采用的說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3頁。]實際上，這也是 冷戰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歷史轉向”的一個縮影，后者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甫 一結束后社會科學界的反歷史學傾向。[ Terrence J.McDonald,“Introdution”,in Terrence J.McDonald.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加迪斯的諸多論述在社會科學面前為歷史學所 強調的“客觀性”做出了合理性辯護，他也公開承認自己有關歷史學特性的思考 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社會科學的批評。[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Gaddis”,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ume 4, Number 3, February 2003, p.6.]不過細心的讀者卻并不難發現，加迪斯的 觀點也有助于我們反思后現代思潮語境下的歷史學客觀性問題。
我們必需承認，約翰•加迪斯也是相對主義和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受益者。如 前文所示，后者對職業歷史學家提出的一項基礎性批評就是學院派的學者太過陶 醉在“象牙塔”里，反而忽略了自身與社會的聯系。加迪斯正是由于看到很多學 生從大學的歷史課程中往往得不到自己想知道的東西[ John Lewis Gaddi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8 Ma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5.]，尤其是有的冷戰史的研 究著作用了巨大的篇幅才寫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事情，致使很多學生年輕的 學生對歷史學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對他們而言都如同拿破 侖、凱撒和亞歷山大大帝一般渺遠[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 Penguin Press,2005.中譯本參見 加迪斯：《冷戰》，翟強、張靜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年版。引文參見中譯本“前 言”，第1-2頁。] [ John Lewis Gaddis,“The View From Inside Answering Some Criticism” , New York Times ,Jan.9, 1999,p.9.]，故而在自己指導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冷戰系列紀錄片中邀請了大量來自不同國家的政治家、科學家、曾經的 街頭戰士、神學家，乃至家庭主婦、保姆和農民等一系列冷戰的親歷者進行口述 7，并于2005年出版了《冷戰：新的歷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一書。
《冷戰：新的歷史》文筆生動，可讀性極強。例如，有關描寫美蘇早期的核 對抗的第二章的標題為“死亡艇和救生艇”，敘述冷戰后期教皇保羅二世、鄧小 平、里根、撒切爾夫人以及戈爾巴喬夫等人物活動的第六章的標題為“演員”。 加迪斯在述及朝鮮戰爭時，用兩頁的篇幅設想了核大戰爆發的場面，初讀之下， 不免讓人恍然一驚。[ 加迪斯：《冷戰》，第 53-54 頁。] [ 加迪斯：《冷戰》，“前言”，第 3 頁。]雖然作者聲稱“這本書不是一個基于檔案研究的原創著作” 2，不過讀者仍可以發現加迪斯將很多學理性的內容融入到了敘事之中。譬如， 他在敘述冷戰起源的第一章提及了“安全困境”理論，并強調冷戰也不僅僅只是 一場地緣政治對抗和軍事競賽，更是就“該如何組織人類社會”這一問題的不同 回答間的競爭[ 加迪斯：《冷戰》，第 29、 98-99 頁。]；行文至蘇聯解體相關內容時又提醒讀者“在過去五個世紀中， 定義了‘強國'自身特點的軍事力量已不再具備這樣的功能”[ 加迪斯：《冷戰》，第 303 頁。]。
在某種程度上，加迪斯的學術實踐等于是踐行了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某些 學術訴求，不過卻也恰恰是對后者的批判。后現代史學理論家們一再強調過往種 種宣稱具有“客觀性”的歷史敘事對邊緣群體的忽視和遮蔽，他們將“歷史奠基 于過去中的斷裂和不連續性”的做法也是想讓歷史學“成為一種對話以便更好地 適應‘下層、邊緣或者反社會群體'的需要、觀點和愿望”。[ 萊蒙：《歷史哲學：思辨、分析及其當代走向》，北京師范大學岀版社 2009年版，第 547 頁。]可是問題恰恰在 于，如果想要在研究中展現這些群體的狀況，僅僅靠為之鼓呼和批判已有成果是 遠遠不夠的。或者說，只有對“下層、邊緣或者反社會群體”的歷史開展具體且 細致的研究，之前的鼓呼和批判才有意。然而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后現代歷史哲 學家卻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中鮮有人進行過具體的實證史學研究，而是把絕大 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對歷史學家業已形成的學術文本進行語言分析上。盡管這些 學者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卻也是不充分的。[ 孫正聿： 《哲學通論》，復旦大學岀版社2005 年版，第 24頁。]實際上，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們是典 型的語言“唯心主義者”，列寧的一段話正可勘破了他們的困境：唯心主義是生 長在“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岀版社 1974年版，第412頁。]。正因如此，像約翰•加 迪斯這種既熟稔于理論，又擅于具體實證的學者才堪為“后”學家們的表率。
另外，后現代主義者一再口口聲聲解構統一的“元敘事”，恢復歷史敘事的 多樣性，然而頗為諷刺的是歷史實證主義者的結論總是具體的或信或疑；后現代 主義者的結論卻多是統一的無法確知。[ 趙軼峰：《歷史研究的新實證主義訴求》，《史學月刊》 2018年第2期，第130頁。]換句話說，后者構建了一種更加霸道且 專橫的“元敘事”。
加迪斯承認歷史學家在進行研究時是必然體現出選擇性的[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22.]，當其他學者指 出《冷戰：新的歷史》與《喬治•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兩部著作未能完全 論及標題所指示的所有內容時，他也表示坦然接受，甚至表示自己寫作的傳記頗 類似于建造一座“帕拉底亞” (Palladian)式建筑，它有一個平緩的尖頂，同時 側面按比例縮小并少有紋飾裝潢。[對《冷戰：新的歷史》的評論以及加迪斯的回應參看David Painter,^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 V'. 6, No. 4, November, 2006, pp. 527-534; Geir Lundestad,“The Cold WarAccording to John Gaddis”, Cold WarHistory ,Vol. 6,No. 4, November 2000, pp. 535-542; John Lewis Gaddis,“Response to Painter and Lundestad” , Cold War History, Vol. 7, No. 1, February 2007, pp. 117-120;對《喬治•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的評論以及 力口迪斯的回應參看 James G. Hershberg,“Reflections on 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h”， 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55-160; David Mayers,“Gaddis,Kennan,and the Cold War:An Assessment ofthe Biography”,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 13, Vol. 15 Issue4,pp.161-169;BartonJ. Bernstein,“Analyzing and Assessing Gaddis's Kennan Biography”, 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70-182; Vladimir O. Pechatnov,“Gaddis'sAchievement:Taking the Measure of Kenn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 183-188; Ivan Kurilla,“An Assessment ofJohn Lewis Gaddis's 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 189-195; James C. Wallace,“Contained? The Religious Life of George F.Kennan and Its Influe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96-215; Binoy Kampmark,“Commentary on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American Life”,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216-224; V^t Smetana,“George F.Kennan and the Division ofEurope”,Journal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Vol. 15 Issue 4, pp.225-232;Anders Stephanson,“Gaddis's Kennan:A Different Kenn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233-240; John Lewis Gaddis,“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Vol. 15 Issue 4,p.242.]不過他也強調評判包括傳記在內的所有史學 作品優劣的重要標準是審核后者所使用的文獻的質量。[ John Lewis Gaddis,“Spiderman, Shakespeare, and Kennan: The Art of Teaching Biography”,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Volume 43, Number 3, January 2013,p.41.]
從后現代理論家的視角觀之，這種觀點不免有些幼稚。因為前者幾乎不承認 有任何“原始資料”或“一手文獻”。然而正是這種看似傳統甚至老舊的邏輯之 中卻隱含著批判的力量。眾所周知，所有的后現代歷史哲學家都十分喜歡研究歷 史學家的著作文本，就其形式而言這實際上并沒有脫離思想史與學術史的范疇， 只不過從前從事此種研究的學者更著重探討自己研究對象思想的理性層面，“后” 學者更喜歡探討研究對象思想的浪漫元素而已。學者已有的成果對他們來說便是 “一手材料”。
以研究蘭克史學思想見長的史學史名家喬治伊格斯（現常譯為“伊格爾斯”） 曾與海登•懷特有一場著名的“筆戰”，頗值得玩味。前者對懷特的名著《元史 學》所提出的第一條批評就是該書在述及蘭克時幾乎完全沒有探討《教皇史》 、 《德國宗教改革史》 、《法國內戰及君主史》 、《十六及十七世紀英國史》等 重要著作[喬治•伊格斯：《介于學術與詩歌之間的歷史編纂一一對海登•懷特歷史編纂方法的反思》, 《史學史研究》 2008 年第 4期，第 3頁。]，而懷特的回應文章試圖反駁了伊格斯的所有批評，卻未對對這條視 若不見。[海登•懷特：《敬答復伊格斯教授》，《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9-13頁。]海登•懷特曾發愿要“理解所有對世界的推論性實在再現中的虛構成 分，以及所有明顯虛構再現中的實在成分。”[海登•懷特：《作為文學制品的歷史文本》，第96頁。]后現代理論家們明顯做到了第一 點，即指出了歷史學家研究中的主觀性成分；不過遺憾的是，按照他們的研究方 式卻永遠不能實現第二點，即分析清楚這種情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因為這涉 及到對作品的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身世以及思想歷程進行細致的歷史實證研 究。概言之，對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尤其是基本資料）的反思與批判是學術實踐 的首要原則，舍此則難以服人。
加迪斯將歷史研究比作繪制地圖。很明顯，地圖不能等同于它所描繪的地理 路況，但卻沒人會否定它的作用，更不會認為可以對其進行胡亂繪制。同時，由 于地圖使用目的有所不同，正確的繪圖方法自然也不會只有一種。隨著繪圖技術 的進步與具體的“路況調查”，地圖的準確性可以不斷在提高，這也是人所共見 的事情。[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33-34.]
如果我們將歷史看成是通過展現人類的行為、結構的力量和偶然性因素三者 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得以傳遞出來經驗的話，那么“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無 休止的論戰就可以告一段落。沒有人會對諸如黑死病是歐洲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 人口、當代世界交通更加便捷以及生產出的武器更具殺傷力等說法表示質疑，在 這個意義上，人人都是“客觀主義者”；但如果我們誠實地認識到人類所具有的 特殊性：每個個體都以不同的方式實現身份認同，都以自己的方式應對突發事件， 那每個人又都是“相對主義者”。[ John Lewis Gaddis,“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p.6,downloaded from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368608.pdf(2019-03-06)]
后現代主義所強調的主觀性也莫不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就是說，“客觀 性”有多種表現與存在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每一項歷史研究的確是“主觀”的； 但對于具體的時空情境下針對具體的問題的研究而言，判斷客觀與否的標準能夠 也必須是絕對的。具體而言，歷史學家在研究中的確會采用“反事實”法來進行 解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假如 將會 ”，不過這是要
以嚴格的資料考辨和具體的時空意識為基礎的。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羅斯福政府在 日本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后沒有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政策，那么事情可能會如何發 展；但沒有歷史學家會假設如果所有的日本人在 1941年都變成了美國圣公會教 徒，那樣事態會出現怎樣的變化。[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101,102.]
實際上，加迪斯的上述觀點也揚棄了19 世紀主流歷史學界所堅持的那種絕 對且高度形而上學的“客觀性”觀念，代之以更加務實的態度。這也是學院派歷 史學家與后現代主義數十年纏斗和交流的一個結果。敏銳的學者發現，圍繞后現 代主義論點展開的爭論已然冷卻下來，歷史學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后-后現代階 段”，與對“敘事”這一后現代研究對象一同被深入探討和關注的還有“記憶”、 “經驗”、“在場”、“行動者”、“證據”和“普遍史”等問題。[南希•帕特南：《尾聲：后-后現代主義：方向與質疑》，南希•帕特納、薩拉•富特主編: 《史學理論手冊》，第 551 頁。董立河：《后-后現代史學理論:一種可能的新范式》，《史 學史研究》 2014年第 4期，第 9頁。]
知識匱乏或因新證據的增多而導致對知識的可信性出現懷疑，以及知識積累 達到一定程度進而可以得出一些宏觀和抽象的概括，這兩者都是人類認知發展過 程中的兩種具體的、階段性的狀態，后現代歷史哲學與很多社會科學理論其實是 將兩者抽象化，乃至等同為整個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了。兩者看似水火不容，卻又 恰恰能夠吊詭地結合在一起：越是在知識貧乏或讓人感到無所適從的時候，一勞 永逸地認識事物的欲望就越強烈。然而，只有具體且踏實的學術實踐才能把我們 從徒勞的兩極奔波中解放出來，進而推動知識的有效積累。如馬克思所說：“主 觀主義和客觀主義, 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 活動和受動, 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 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 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
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 才是可能的”。[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92頁。] [ 布爾迪爾、華康德： 《反思社會學導論》 ，李猛、李康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9-40 頁。]
在面對后現代理論和社會科學對歷史學“客觀性”的挑戰與質疑面前，加迪 斯捍衛了“客觀性”的“合理性”，而他之前的研究（尤其是《美國與冷戰的起 源：1941-1947》、《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以及《喬治•凱 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三部文獻詳實的著作）更可以視為“客觀性”之“可能 性”的精彩詮釋。
法國學者布爾迪厄曾提醒學者注意在研究中避免三種偏見。第一種是隨個體 研究者社會出身與社會標志（階級、性別、種族等）而來的偏見；第二種是研究 者身處的“學術場域”所引發的偏見；第三種則是唯智主義偏見，即把世界看作 一個旁觀的場景，一系列有待解釋的意指符號，而不是有待實踐解決的具體問題。 2實際上，第二種偏見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學科自戀主義心理，它往往誘使學者 假定自己所在學科具有無匹的優越性，或者將有關某些問題的研究劃為自己學科 的“專屬領土”。
這種心理指導下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的說服力一旦在現實受挫，所謂“學科 差異”便又成了最有力的“護身符”。倒是這頗類似于黑格爾所描述的知識上犬 儒心理：“安居于無思慮的懶惰中 確信一切東西就其自己的類屬而
言都是好的” 。[ 黑格爾： 《精神現象學》 （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64頁。]然而，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往往只能在某一學科“領土內部”奏 效，一旦跨出“國界”之外，反而會為自己所在學科招來更為辛辣的嘲諷，乃至 讓人質疑該學科存在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約翰•加迪斯給我們帶來的第一條啟發是如果你想為某種特定的 研究方式（可能是學者個體所青睞的，也可能是某一學科所普遍青睞的）進行合 理性辯護，那么便必須以切實的學術實踐證明后者對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學術進步 所具有的意義。通過前幾章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加迪斯曾頗為獲益于國際關系 學，在思考歷史學學科性質和戰略理論時甚至受教于自然科學[ 加迪斯與2009年2月26日在杜克大學發表的“何為大戰略？”的演講中就把“戰略研究” 比喻為一門“生態系統式的學科”（an ecological disciplin），并希望杜克和耶魯兩校能培養 岀更多的集"精專”與"概括”能力與一身的"大戰略生態學家”（grand strategic ecologists）□ 參見 John Lewis Gaddis,“What Is Grand Strategy?”,pp.16,17.downloaded from http://www.tiss-n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KEYNOTE.Gaddis50thAniv2009.pdf.（2018-0]，但是他同時又 能夠推動曾求教學科的發展。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他保羅•肯尼迪一道，與眾多 醫藥學家一起撰文探討國際公共衛生事業的合理發展、管理與信息采集-反饋模 式。[3-07)] [ Leslie A. Curry, Minh A. Luong , Harlan M. Krumholz , John Gaddis ,Paul Kennedy, Stephen Rulisa , Lauren Taylor , Elizabeth H. Bradley,“Achieving Large Ends with Limited Means: Grand Strategy in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Health, Vol.2, Issue 2,2010,pp. 82-86.]
研究納粹德國和20世紀歐洲史的著名學者馬克•馬佐爾曾提醒人們注意一 種自19 世紀以來逐漸強化的思想觀念：“全神貫注于未來便可以使人拋棄既有 思想觀念的牽絆以及歷史的慣性”[ 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York:Penguin Books,2012,p.26.]。實際上，傳統的“科學觀”正是這種觀念 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因為在 19世紀的自然科學普遍觀念中，“解釋”與“預 測”幾乎是同義詞。我們當然不能否定這種思維模式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但更不 能對其消極影響視若不見，因為它關于“未來”的構想是建立在將“過去”和“現 在”徹底虛無化的基礎上的。換言之，它所設想的“未來”是一個完全絕緣于現 實中的人的具體選擇、行為與活動的“必然終點”。
波普爾曾以“捕鼠器”來比喻這種觀念[波普爾：《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王凌霄譯，上海人民岀版社2012 年版，第 30 頁。]，借以突出后者的非自我反思性。 它將學者的思維禁錮在一個牢籠之中，致使后者在面對具體知識對業已匱乏這一 局面時仍能夠表現得泰然自若、心安理得，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預言終將會被證 明。這種空洞的“未來主義”（姑且如此命名）一旦被移植到政治領域，便會引 發更大的災難，因為它炮制的所有尸積如山、血流成河的慘劇，都會被當成是通 往“未來”途中的一點微不足道的代價。 20世紀的歷史早已通過無數的例子證 明了這一點。
正是這種意義上，加迪斯所強調的通過研究歷史來拓展經驗、技能、毅力與 智慧，進而為未來做好準備[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1.]的思考方式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在這種思維方式 中，人類“此在”的存在方式與歷史的“客觀性”并不必然沖突，因為客觀地認 識歷史恰恰是“此在”所需要的東西；而“未來”也不再是僅僅停留在人頭腦中 的“天國”，而是能動的行為主體需要為之做好籌劃的“可能性”。換言之，未 來不是通過某種教條可期的，只有通過對“舊世界”的反思與批判，人們才能發 現“新世界”投來的曙光。[ 此處化用馬克思的話：“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 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7頁。]
學科建制與學術方法的思辨本為更好地積累有效知識，結果卻隨同造成了知 識的貧瘠化；資本主義的初衷曾是實現財富的有效積累，結果卻也造就了令人驚 愕的貧富兩極分化；蘇聯政權建立時的愿景是實現一個“消滅剝削，人人平等的 社會”，而在后來的發展中卻讓民眾遭受了更為強烈的壓迫；冷戰后的美國每每 以“播種民主”為對外行為的準則，卻也不經意間把我們拖入到了“一個起火的 世界” [ 此處借用美國學者蔡美兒《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場民主與種族仇恨、全球動蕩》(劉懷昭，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7年版)一書的書名。]。就連曾援引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來革新外交史的約翰•加迪斯 也沮喪地發現，近些年來，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與軍事史在當前的歷史學界好 似更加被邊緣化了。[ “The Landscape of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Gaddis”, p.9.]以上種種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注意到德國古典哲學的那個著 名概念一一“異化”(Eettvemdung),即“主體在一定發展階段分化出它的對立 面，這個對立面反過來成為奴役和支配主體的異己力量” [ 盧之超主編： 《馬克思主義大辭典》 ，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頁。]。若說歷史學所追求 的“客觀性”有什么終極意義的話，那就是有關它的探討總是能夠提醒學者不要 喪失反思的能力。
結語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埃貝•西哀士在革命結束后曾被問及自己 在此期間做過什么，他遂答曰： “我們大多數人活了下來”。以研究冷戰而聞名的 歷史學家約翰•加迪斯在后冷戰時代回顧自己所研究的那段歷史時，曾半玩笑半 認真地引用了西哀士的話。[ 加迪斯： 《冷戰》，第307頁。]
這位出生于 1941年，至今已年近八旬的歷史學家的學術思想歷程也大致可 以可以冷戰結束為界，分為兩個時期。20世紀70 年代早期至1991年蘇聯解體 之前是第一個階段。在這一時期，不論是對冷戰起源、遏制戰略與美蘇兩個敵對 的超級大國間為何能夠維持“長久和平”等課題的研究，還是對革新美國對外關 系史學科所提出的建議，甚至對現實國際關系問題所發表的評論，都反映了約 翰•加迪斯對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推重。
國際關系學相關的理論成果最能引起加迪斯的注意。這一學科產生于第一次 世界大戰之后，至20 世紀70 年代已頗具規模。在此時的美國學術界，傳統的外 交史研究由于視角狹窄和內容陳舊，已然淪為歷史學領域中的“繼子”。新理論 的引入往往意味著新視角的開辟，這恰恰可以為外交史學界進行自我更新提供重 要“法寶”。同時，這也提醒習慣于進行歸納式、經驗研究的歷史學家注意到“在 長時段中‘實際'發揮作用的東西，以及在此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變化，并不能 完全從我們所擁有的書面文獻中推演出來。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們首先需要理 論性框架和術語性根基”。[瑞因哈特•考斯萊克：《“社會史”和“概念史”》，蒙克主編：《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 周保巍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 39頁。]總的來說，至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前，約翰•加迪 斯的學術特點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新”。我們這樣講不僅僅是因為他 運用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更是由于在他的眾多作品中，人們已經隱隱可見冷戰后 國際關系學界和外交史學界的新思想之“萌芽”。
1991年，曾經烜赫一時的超級大國蘇聯轟然倒塌，后冷戰時代的到來也開 啟了加迪斯的第二段學術生涯。乍一看，這一時期他學術研究最為重要的特點就 是“舊”。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首先，如果說冷戰結束前，加迪斯只是對 蘇聯政權持有限的批評態度的話，那么此時他幾乎對后者（尤其是斯大林）持完 全否定的態度，這也使得他的立場更接近于20 世紀 40-60 年代冷戰史研究“正 統派”的立場；其次，與之前對跨學科研究所抱有的高漲熱情相比，此時的加迪 斯對國際關系學界乃至眾多社會科學界的理論成果與研究方式都更多地表現岀 批判的姿態，而為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提岀辯護。
不過，我們必須謹記，對任何事物進行簡單地貼標簽式概括都難免“掛一漏 萬”。約翰•加迪斯立場之“舊”恰恰是他那至今被許多學者奉為圭臬的“新冷 戰史研究”倡議的立論之基（當然，學者們對加迪斯的學術思想是批判式繼承的）； 他對社會科學界過于追求規律、抽象理論以及建模和量化等學術理念和方法的批 判正是建立在對 19 世紀以來“理性崇拜”和“唯科學主義”思維模式進行反思 的基礎上的；他對傳統歷史學研究方式的維護又恰恰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20 世 紀自然科學界“科學”觀的嬗變相。總之，他的種種“舊觀念”反而為我們重新 思考整個20 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指岀了一條“通幽之徑”。
其實，約翰•加迪斯史學思想的“新舊雜糅”與“新舊交替”狀態不也正是 歷史學最為持久，也最為獨特的學科特征嗎？說歷史學是趨新的，但它在奉行“門 戶開放”原則的同時，又“必須清點和保管好自己的家當” [ 李劍鳴： 《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46頁。]；說歷史學是保守 的，但沒有一個學者的史著中不包含著對現實的體味與對人類未來發展的展望。 實際上，在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外交史與國際關系學的進步正是由熟識理論的歷 史學家和擅長考釋的國際關系理論家共同推動的。請允許筆者再次引用馬克思的 那句名言來作為全文的總結：“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 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頁。]
附錄
加迪斯年譜1
1941 年
4月2日
1963 年 出生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科圖拉市
畢業于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學士學位
1965 年
1968 年 畢業于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碩士學位
畢業于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博士學位
1968-1969 年
1969-1971 年 印第安納州杰斐遜維爾市印第安納大學東南分校，助理教授
俄亥俄大學助理教授
1971-1976 年
1972年 俄亥俄大學副教授
出版《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
1973年 《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獲“班克羅夫特獎”和美 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斯圖爾特L伯納斯獎”；獲“國 家歷史學會獎”
1973-1977 年 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理事會成員
1975-1977 年
1976-1983 年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學系訪問教授
俄亥俄大學教授
1976-1978 年
1977-1978 年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理事會成員
獲獲國家人文基金會獨立研究與研究獎
1978年 出版《俄國、蘇聯與美國：一部闡釋性的歷史》，并與托馬斯•H. 埃佐爾德合編文獻集《遏制：美國政策與戰略文獻，1945-1950》
1980-1988 年
1980-1981 年 外交政策協會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
赫爾辛基大學，“美國歷史200周年”教授
1981 年 獲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津貼
1依據“Gale集團專題數據庫”檢索信息整理，參見
http://go.galegroup.com/ps/retrieve.do?tabID=T002&resultListType=RESULT_LIST&searchResu ltsType=SingleTab&searchType=BasicSearchForm¤tPosition=1&docId=GALE%7CH1000 034798&docType=Biography&sort=RELEVANCE&contentSegment=&prodId=GLS&contentSet =GALE%7CH1000034798&searchId=R1&userGroupName=jilin&inPS=true(2018-03-11)
岀版《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
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編輯部成員，美國歷史學會提名委 員會成員
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咨詢委員會成員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理事會成員
俄亥俄大學“歷史學杰岀教授”
美國中央情報局歷史顧問委員會委員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國際和平與安全研究委員會成員；
國際研究與交流委員會歷史學分委會成員
美國藝術和科學院國際安全研究委員會成員
獲古根海姆基金會獎勵支持
出版《長和平：冷戰史考察》，并與特里•德貝爾主編兩卷 本論文集《遏制：概念與政策》和《遏制蘇聯：美國政策批 判》；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訪問教授 俄亥俄大學當代史研究所主任
國家安全研究咨詢委員會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成員
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理事會成員
美國對外關系史學家協會副主席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國際冷戰史研究顧問委員 會主席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皮尤基金資助“變動世界中的美國安全” 研究組成員
出版《美國和冷戰的終結：反思、啟發與挑戰》，任美國對
外關系史學家協會主席
牛津大學“哈姆斯沃斯”美國史教授
獲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惠特尼• H.謝帕森獎”
挪威諾貝爾研究所訪問學者，當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 獲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獎勵支持
“約翰和伊麗莎白貝克和平研究項目”主任
耶魯大學“羅伯特•拉韋特歷史學講座教授”
出版《我們現在知曉了：重思冷戰史》
主編出版《冷戰政治家們面對原子彈：1945年以來的核外交》 出版《歷史的景觀：歷史學家如何繪制過去》 憑借在耶魯大學本科生教學工作的杰出表現獲美國優秀大學 生全國性榮譽組織頒發的“威廉•克萊德•德瓦恩獎”；與羅 茲瑪麗•富特、安德魯•胡瑞爾共同主編出版《國際關系中的 秩序與公平》
出版《意外、安全與美國的經驗》 出版《冷戰：新的歷史》；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獎章，
《冷戰：新的歷史》獲得“美國歷史圖書獎”
出版《喬治•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此書獲同年“傳 記獎”
《喬治•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獲“美國歷史圖書獎” 和“普利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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