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學位論文原創性聲明 1
學位論文版權使用授權書 1
摘 要 1
ABSTRACT 3
第 1 章 導論 1
1.1研究背景和意義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意義 1
1.2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3
1.2.1研究思路與論文框架 3
1.2.2研究方法 5
1.3主要創新點 6
第 2 章 文獻綜述 8
2.1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問題研究 8
2.1.1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資源問題 8
2.1.2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 11
2.2資源型區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研究 13
2.2.1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分與跨越 13
2.2.2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 15
2.2.3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評價 20
2.3文獻述評 22
第 3 章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根源與破解 24
3.1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及存在問題 24
3.1.1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 24
3.1.2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問題 25
3.2生態經濟視角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機理 28
3.2.1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分析 28
3.2.2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熵變關系 31
3.2.3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原因 34
3.3生態經濟視角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破解思路 37
3.3.1熵增最小化經濟與經濟發展最佳規模 37
3.3.2生態經濟效率:經濟發展的首要效率 39
3.4本章小結 43
第 4 章 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減物質共生模式構建 45
4.1生態經濟效率的內涵 45
4.1.1基本概念 45
4.1.2生態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率的區別 47
4.2生態經濟效率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48
4.2.1生態經濟效率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 48
4.2.2減物質化與生態經濟效率提升 49
4.2.3產業共生與生態經濟效率提升 50
4.2.4減物質化與產業共生的關系 52
4.2.5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53
4.3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 54
4.3.1減物質共生模式構建 55
4.3.2減物質共生模式與傳統發展模式的區別 56
4.4本章小結 58
第 5 章 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體系分析 60
5.1資源型企業減物質化生產行為 60
5.1.1減物質化類型與實現途徑 60
5.1.2減物質化生產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61
5.1.3減物質化生產實施方式:國內外的經驗 66
5.2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建設 68
5.2.1生態工業園內涵及類型 69
5.2.2生態工業園企業共生模式及影響因素 71
5.2.3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的規劃設計內容 75
5.2.4我國建設生態工業園路徑選擇的案例分析 78
5.3資源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建設 80
5.3.1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界定 81
5.3.2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的優劣勢及影響因素 82
5.3.3我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建設重點的案例比較 85
5.4本章小結 87
第 6 章 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效果評價 89
6.1物質流-生態足跡-能值分析評價方法整合 89
6.1.1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主要研究方法 89
6.1.2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 96
6.1.3三維系統整合評價方法 97
6.2基于三維系統整合方法的生態經濟效率重構 101
6.2.1生態經濟效率的局限 101
6.2.2生態經濟效率重構 103
6.3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103
6.3.1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則及思路 103
6.3.2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106
6.4本章小結 107
第 7 章 推動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的對策建議 109
7.1政府保障體系 109
7.1.1制定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總體規劃 109
7.1.2打造經濟轉型的管理和推進機制 109
7.1.3創新資源結構優化升級機制 110
7.2經濟政策體系 111
7.2.1進一步深化資源產權制度改革 111
7.2.2完善自然資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112
7.2.3推進優化自然資本價格的稅費改革 113
7.3技術創新體系 114
7.3.1發揮資源型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 115
7.3.2構建產學研政相結合的協作創新模式 115
7.3.3打造服務于共生網絡建設的信息服務平臺 116
7.4社會配套服務體系 117
7.4.1大力發展中介服務機構 117
7.4.2推進各種公眾參與機制的建立 117
7.5本章小結 118
第 8 章 結論與展望 119
8.1主要研究結論 119
8.2論文不足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121
參考文獻 123
致謝 145
攻讀博/碩士學位期間發表的論文和其它科研情況 147
第 1 章 導論
1.1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研究背景
產業革命以來,尤其是伴隨世界工業化進程對煤炭、鋼鐵等能源、礦產資源 的大規模開采與使用,資源型區域凸顯諸多發展問題:資源損耗和生態環境破壞 日益嚴重,產業結構單一化與反工業化、短期經濟增長波動與長期經濟增長滯緩、 社會矛盾突出等。在全球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等大背景下,以高 能耗、高污染為特征的資源型區域,不僅面臨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 選擇,轉變其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更為艱巨。
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始于1953年,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輕紡工業化,我國采用的 是重化工業的超常規道路,實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這表示著我國對煤 炭、石油、電力等不可再生資源、能源的需求相比西方國家更為強烈。在當時高 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重化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建設,一大批資源開 發基地得以快速成長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些資源型區域依托當地資源稟賦, 致力于資源開發與加工,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貢獻了大量的基礎能源及重 要原材料,但同時對資源和生態環境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不可再生資源本身所 具有的有限性和耗竭性決定了資源型城市不可能永久發展下去,而必定會經歷從 建設、發展、繁榮到衰退、消亡的過程。長期在“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之下,一部分資源型區域已經進入衰退期,其余資源型區域發 展中也面臨諸多發展難題,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進入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作為追求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當 代人與后代人代際公平發展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國得到積極響應并予 以實踐。面對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緩解經濟與生態 之間的矛盾,有效減少資源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客 觀需要,也是資源型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
1.1.2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在以往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中,大量研究成果都將視線集中在 對經濟系統內部的調整,而缺乏對經濟、資源、環境三者之間關聯性的研究,因 此也就導致了無法從根源上解決發展所受到的阻礙。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涉及生 態學與經濟學相關理論的交叉學科,在我國的理論形成與發展都相比國外晚,應 用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更是處于起步階段。然而作為研究生態經濟復合系統 的科學,生態經濟學無疑是尋求破解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發展難題的有效途徑與 方法。將生態經濟學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以系統的觀點分析區域,以 系統演化分析區域經濟發展,不僅拓寬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和應用范圍,同 時也為研究資源型區域經濟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是資源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對資源型 區域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過程卻少有研究。本文將熵理論引入生態經 濟學,用系統熵變模型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矛盾的根 源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發展熵增最小化經濟是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途徑, 豐富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生態經濟效率作為生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衡量生態與經濟之間關 系的最佳指標。資源型區域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目標就是要兼顧生態效益與經濟 效益,通過轉型協調經濟增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因此生態經濟 效率不僅為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切入點,同時也是分析新經濟發展模式運行 效果的一個優良的指標。另外,本文構建了三維系統評價方法及相應評價指標體 系,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現有評價方法進行擴展和改進,也有益于 對資源型區域的進一步研究。
(2)現實意義
我國資源型區域數量多、分布廣,但由于沒有重視經濟社會與資源開發、生 態環境之間平衡、協調發展,諸多區域都面臨著資源耗竭、生態環境嚴重破壞、 支柱產業單一、社會矛盾突出、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可持續發展壓力較大。轉 變經濟發展模式,就是要改變傳統模式中生態系統為經濟系統提供資源并吸收廢 棄物的“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線性模式,形成有補償回路的“資源-產品-再 生資源-再生產品”物質能量循環流動的模式,從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最大限度地 減少能源、土地、水等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物的排放,平衡經濟增長、資源 消耗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往往無法很好地把握經濟 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平衡關系,甚至出現過度強調節能環保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的 現象。本文從生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將生態經濟效率作為轉變發展模式的切入 點,構建了包含企業、產業到區域三個層次的減物質共生模式,旨在通過經濟發 展模式的轉變來尋求資源型區域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另外,通過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評價方法的深入研究與整合,構建了一 個具體可行的“重量-空間-價值”三維系統評價方法,結合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 可以對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運行效果及資源型區域的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多 層次、全方位地評估,從而為評價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同 時也為各級政府根據當前發展情況和現有問題、科學制定進一步發展規劃提供參 照依據。
1.2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與論文框架
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為資源型區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其中經濟發展和資源 環境之間的矛盾問題表現得尤其突出。本文對傳統發展模式下難題的形成根源及 破解思路進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 展為目標,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優化改造,建立了減物質共生模式;接著對模式 的運行體系進行具體分析,并構建了三維系統評價方法及評價指標體系,用于對 發展模式運行效果進行綜合評價;在借鑒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推動經濟發 展模式運行的具體對策。
本論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圖 1.1 論文研究框架
本文共八章:
第一章導論部分。主要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義、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創 新點進行介紹。
第二章文獻綜述。首先對國內外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資源、 環境難題與對策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接著重點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以及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方式進行分類總結;最后對現有文獻進行述評,指 出本文研究的重點和價值。
第三章對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發展難題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進行理 論分析。在對傳統發展模式及資源型區域面臨的發展難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運 用生態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結合耗散結構理論和熵理論,深入分析了資源型區域 經濟發展與生態之間矛盾的形成原因,提出要改變傳統發展模式、實現生態經濟 協調發展,應該在經濟發展中著力提高生態經濟效率。
第四章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減物質共生模式構建。在對生態經濟效率內涵進
行介紹的基礎上,對其提升路徑——減物質化和產業共生進行分析比較,并得出 資源型區域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應該是二者的結合,以此構建了減物質化為基 礎,包含企業、產業、區域三個層次的產業共生網絡,通過與傳統發展模式的比 較,指出減物質共生模式的優勢在于形成了產業間多層次補償機制和物質能量循 環管理。
第五章是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運行體系分析。對減物質共生模式的 三個運行層次:資源型企業層、資源型產業層和資源型區域層的具體運行方式、 影響因素和實現路徑等進行深入分析,并對國內外的相關案例進行了分析比較。
第六章對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效果的評價研究。結合物質流分析方法、能值 分析和生態足跡分析法構建三維系統評價方法以及相應的指標體系,可用于對資 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程度進行全面、立體的綜合評價。
第七章為推動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針對模 式運行體系中企業、產業和區域實施減物質化共生發展的影響因素,從政府部門、 經濟政策、技術和社會配套服務四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和對策
第八章是本文的結論部分。對本文的研究內容和基本結論進行總結,并在對 論文薄弱環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1.2.2研究方法
(1)理論分析法。本文運用生態經濟系統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熵理論等, 圍繞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的經濟發展難題進行分析研究,為轉變經濟發展 模式、實現資源型區域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2)系統分析法。將資源型區域看作一個生態經濟系統進行分析,著眼于生 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 進行研究的過程即是系統分析過程。
(3)案例分析法。案例研究是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中常見的研 究方法。本文構建了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多層次運行體系,在對體系中不同 層次實施方式、影響因素等基本內容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案例 的研究,為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和運行提供經驗借鑒。
(4)比較研究法。本文分別選取了西方發達國家及我國資源型區域構建副產 品交換網絡的實踐案例,通過對實踐情況的分析比較,概括出在經濟發展程度、 技術水平和理論成熟度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構建副產品交換網絡的具體工作所應 側重的方面,以對我國資源型區域構建共生網絡有所啟示。
1.3主要創新點
(1)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資源型區域存在著諸多發展問題,而問題的根源 還是在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本文基于生態經濟學的視角,把資源型 區域視為一個生態經濟系統,將研究視線聚焦于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互動關系, 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矛盾根源進行深入剖析,一方 面改變了傳統觀念中將生態系統視為靜止的、被改造對象的錯誤觀點,另一方面 打破了以往將研究重心放在經濟系統內部的片面性與局限性。將生態經濟學相關 理論應用于分析資源型區域的發展問題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2)對生態經濟效率進行了重構。生態經濟效率表示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本的 利用程度,但以往用來衡量經濟產出的GDP或類似指標并不能清楚闡釋物質資源 在輸入和輸出、生產及消費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數量、質量和能量之間的關聯,也 就無法用來評價減物質共生模式中的產業共生水平。另外,經濟產出不僅消耗自 然資源,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污染和占用,因此自然資本消耗量應該用一個 綜合指標來表示。本文在對生態經濟效率內涵進行分析基礎上對其進行了重構, 并將重構后的生態經濟效率定義為“生態系統所受到的單位壓力所生產的有效能 值-貨幣價值”。
(3)將重量觀、空間觀和價值觀相結合,構建了“重量-空間-價值”三維系 統評價方法。物質流核算、生態足跡法和能值分析目前都是對生態經濟可持續發 展進行研究的有效方法,但三種研究方法都是從一維的角度作為核心來進行評價: 物質流核算以總重量為核心、生態足跡法以空間面積為核心、而能值分析則以總 能值產出為核心。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從而導致不能從整體上全 面反映經濟和生態問題。資源型區域進行減物質共生發展,是以提高生態經濟效 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為目標的發展,用單一的方法來進行評價難免會有失偏頗。 本文提出重量觀、空間觀和價值觀相結合的評價思路,將三種方法整合在一起, 構建了“重量-空間-價值”三維系統評價方法及相關指標體系,通過對資源型區域 經濟發展中生態空間的利用、物質消耗和能值-貨幣價值等的分析,可用于從多個
角度對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運行效果以及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程度進行全
面、立體的綜合評價。這屬于本文的方法創新。
第 2 章 文獻綜述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以資源、環境代價換取得的經濟增長,不 僅降低了區域發展質量,而且加劇了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資源型區域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要處理好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的 關系。本章將在對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中面臨的資源、環境等問題的研 究以及資源型區域轉型發展研究進展等文獻梳理的基礎之上,對所綜述的文獻進 行簡要評價,作為本文研究的基礎。
2.1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問題研究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無疑會帶來自然資源的能耗和環境污染 (William E.
Rees, 2003),尤其在一些典型的資源型區域,往往在繁榮一段時期之后出現了不 同程度的病態問題(張復明, 2011)。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所付出的資源大量耗 竭、環境質量不斷下降的代價,最終成為資源型區域的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
2.1.1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資源問題
在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進行綜述之前,首先應該把握資源及資源型區 域的內涵。資源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資源只包括自然資源,根據耗竭 后能否再生可以將其分為耗竭性資源與非耗竭性資源;廣義的資源不僅包括自然 資源,還包括經濟、人力、信息、文化、智力、旅游資源等在內的社會資源。資 源型區域中的資源一般均是自然資源。國內對資源型區域中“資源”具體涵義的 探討,大多數學者認為指的是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且兩者均屬于或近似屬于耗 竭性資源。持此觀點的有劉云剛(2002)、王青云(2003)、趙天石(2006)、 劉劍平(2007)等等。對此,田紅娜(2009)則表示雖然森林資源是資源型城市 的重要依托,但是由于其再生周期長、采選作業分散就將其視為耗竭性資源是非 常牽強的。肖勁松(2009)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源的內涵與外延也得到相應 發展,不僅包括礦產資源,還應包括旅游和農林牧漁資源。
“區域”一詞涵蓋的范圍較廣,在研究中一般均以行政區作為研究對象(趙 康杰, 2012)。可以是國家層面或國家內部的省、市、縣等,也可以具體到某一 個社區。因此,本文將資源型區域界定為依賴本區域內的礦產、林木等自然資源 優勢,并形成以該資源開發與利用等相關產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是資源型經濟 特征較典型的區域。
資源型區域以資源開采加工為主要產業,對自然資源有著很強的指向性和高 度依賴性,資源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相比其他地區更為強烈、深遠。資源型 區域開發初期,自然資源儲量豐富而人造資本相對稀缺,因此經濟發展更多地受 到人造資本作用。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推進,經濟增長加大了對自然資源的消耗 量,資源損耗和環境破壞引發了資源空心化的現象(陳軍, 2008),自然資源對 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也隨之凸顯。
資源對經濟的約束表現在資源的總量或結構對經濟發展規模、速度和模式等 方面的制約(陳大夫,2001)。Nordhaus (1992)用資源增長阻力(Growth drag) 作為衡量一個社會在發展中有無受到資源約束的指標,在研究中以加入資源要素 的擴展索洛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有資源約束的增長模型和一個無資源約束的增 長模型,得出美國受到0.0024自然資源阻力的結論。Romer(2001)通過將自然 資源和土地引入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分析經濟增長,認為資源的限制引起單 位勞動產出的下降,并最終制約了經濟發展。Murillo Zamorano(2005)通過包含 資本、勞動和資源環境的多要素模型,證明了能源要素對于生產率增長具有重要 意義。So-rensen和Whitta-Jacobsen (2012)同樣將土地和石油納入索洛模型通過 多國數據分析了資源對經濟的制約作用。
在國內學術界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并不像國外那樣豐富,但對于我國經濟是 否受到資源約束的問題,大部分學者還是持肯定態度。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 司(2004)指出,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加速發展階段,但與此同時自然資源和生態 環境等的矛盾也日益加劇,自然資源的承載能力、保障程度和人均占有量相對偏 低的情況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難題。郎一環、王禮茂等 (2002)指出石油、耕地、淡水、森林和礦產等的消耗性短缺,將影響我國社會 經濟全面、長遠的發展;江小涓(2004)、宋旭光(2004)、羅浩(2007)等也認 為在我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中,資源約束更值得關注;薛俊波、王錚(2004)、謝 書玲等(2005)根據Romer的假說,對我國資源消耗進行深入分析,得出水資源和 土地資源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尾效 ①為 0.014548 的結論,說明由于水土消耗過快, 我國經濟增長每年要降低 1.45%,因此必須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加強對自然資源 使用的控制和保護,開源節流才能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發展。
對于如何規避資源制約,國外學者大都把通過技術進步和環境政策來緩解能 源危機、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替代能源來支持經濟發展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 點(曹玉書、尤卓雅,2010)。Brock和Talor (2005)認為應該通過技術進步來 提高生產率和節能減排,使產業從稀缺資源消耗型進行結構升級,達到經濟的可 持續發展。Giuseppe(2005)通過納入可再生資源和其他資本的內生增長模型分析 框架,對廢物循環再造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和資源二次利用的可行性進行了解 釋,認為政府應該采取對資源消費征稅和補貼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方式實現經濟的 平穩增長。一年后 Giuseppe 又對其研究成果進行了拓展,通過考察由技術引起的 耗竭性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替代程度的變化來分析技術變革對經濟增長率的影 響,結果顯示技術進步不僅消除了不同形式資源之間的轉換壁壘并提高了彼此之 間的替代程度,同時還可以提高廢棄物循環再造的效率。因此,技術進步對于經 濟來說具有積極的作用,可以作為發展經濟的有效路徑。 Kojo Menyah(2010)、 Abdul Jalil(2011)等人也分別對中國和南非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的動態關系 進行了相關的研究。
國內多數學者試圖從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優勢和劣勢出發,尋找處于資源 約束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路徑。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 來克服資源約束(呂鐵, 2004;余江、葉林, 2008),產業結構的變動通過影響 資源再生率和消耗率,對長期和短期的經濟增長施加了間接作用,因此應該通過 構建資源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經濟體系,降低工業化進程中的資源消耗量, 進而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力;另外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以上途徑還不足以緩解資 源約束,而應從全方位著手來化解難題。羅浩(2007)指出除技術進步之外,還 可以通過產業轉移,即向外地轉移勞動力和資本來對外地的自然資源進行開發利 用,從而緩解本地區所遭受的資源硬約束;張景華(2008)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自 然資源效應機制的分析,認為要素流動、技術和制度安排為資源制約經濟增長提 供了主要的渠道,因此要依靠資源管理制度創新、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培育優勢
① 增長尾效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前一階段對資源的消耗過度而引發后一階段經濟增長 的投入。這個現象是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引起的。
產業等方式來破除資源瓶頸;胡躍龍(2009)指出應該促進石油、電力、鐵鋁礦 等重要戰略性資源的多層次多元綜合替代來提升資源對經濟的支撐能力;王磊 (2012)、劉衛平(2012)則都提到了用金融工具來緩解資源的約束;趙鑫鋮(2014) 認為我國自然資源存量和數量上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不利于我 國資源比較優勢與技術比較優勢之間的轉換,因此應該從政策和制度兩方面著手, 不僅要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來提高資源生產率,同時還要降低人口增長 速度和對資源的依賴程度,來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
2.1.2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
礦產資源的開發使用為社會經濟帶來大幅度的發展和進步,但與此同時生態 環境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Ma CL, 2009),在資源型區域尤其如 此。德國魯爾的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市,澳大利亞和日本北九州的諸多地 區在發展中都普遍面臨著生態條件退化、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難題 (Goodman and Worth, 2008;宋冬林, 2009)。國內大部分資源型區域,如陜北 榆林、內蒙古鄂爾多斯和山西省內城市,資源雖豐裕但生態條件相對脆弱,氣候 干旱、水資源和土地資源貧乏,大規模的能源開發、生產、加工及運輸使得當地 的水土流失情況進一步惡化、三廢污染嚴重,加劇了生態環境的負荷(雷仲敏, 2011),也影響了當地經濟發展。
Grossman和Krueger( 1991)較早地用庫茲涅茨環境曲線(KEC)分析了經濟 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認為規模效應加速環境惡化,而技術效應和結構效 應改善環境。在經濟起飛階段,資源使用速度超過了其再生速度,有害廢物大量 產生,規模效應超過了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此時經濟增長從兩方面對環境質量 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經濟增長要增加投入,進而增加資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 多產出也帶來污染排放的增加。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金碚(2009)認為環境問題 的本質是工業化中期經濟發展對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為了保持高速經濟增 長,尤其是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導致了我國資源型區域生態環境問題的惡化(沈 可挺、龔健健, 2011)。
資源型區域環境問題與礦產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密切相關,也有許多學者從礦 產資源產權方面來探析其產生原因。陳積巖(2008)、李云燕(2007)認為造成環 境破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礦產資源產權不明晰,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和體 系不健全以及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體制不健全。王素琴(2006)認為煤炭產業引 起環境問題的原因在于微、宏觀環境政策失靈、環境管理失靈、環境“市場”失 靈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慣性作用。另外,環境問題的產生還包含了一些制度因 素和技術因素。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制度安排追求的最優目標不同:在資源型區 域發展初期,制度目標更傾向于激勵經濟發展,只有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 才會將激勵目標轉移至資源效率和環境質量。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往往 會放松對高污染行業的管制,甚至是采取默認和縱容的態度,以環境代價換取經 濟發展成為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金碚, 2008;張克中, 2011)。另外, 我國工業技術具有弱原創性和強模仿性(金碚, 2005),環境技術創新動力不足, 加之高污染企業對環境技術的擠出,也是導致我國資源型區域生態環境問題日益 嚴重的重要原因。
為補償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環境損失,國外學者紛紛將視線投向政府,希望通 過政府管制和制定相關的稅費制度來解決經濟生產中的環境污染問題。如Ligthart、 Ploeg (1994)提出將污染防治支出列入政府公共財政預算,通過納入政府支出因 素的內生增長模型分析,得出嚴格的環境政策會對改善環境品質有著積極的作用。 對于實施怎樣的環境政策,EHasson和Turnovsky (2003 )通過分別考察污染稅、 排污權交易和政府直接管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嚴格的環境政策雖然對環境 保護有正效應,但卻會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而且在同等的前提下污染稅和排 污權交易比政府直接管制效果更佳。在實踐方面,美國在較早時期就頒布了《國 家環境法》、《露天采礦控制與復墾法》等相關法律,對礦業的生態環境進行管 理規制。魯爾區對土地進行了細致的整體規劃,通過市場機制的運作成功地對當 地的水資源和綠地森林資源進行了生態恢復和重建(王森, 2007)。日本九州借 助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產業政策,通過政、企、民三結合的方式,在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建造生態工業園區,治理環境污染,現如今更是將環保作為經濟的支柱產業 來支持。另外,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生態補償機制來應對環境危機,如哥斯 達黎加、哥倫比亞等拉丁美洲國家開展的環境服務支付,日本和美國則針對部分 流域實施流域管理計劃(秦艷紅、康慕誼, 2007)。
國內學者也對改善資源型區域中的生態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措施展開了研究。 一部分學者認為對環境進行治理,重要的首先是完善礦產開發中的生態補償體制 和機制(張思鋒、張立, 2010),建立相關的補償制度,并通過“立法約束、政 策引導和行政監督”三位一體的運行模式來恢復生態(張復明、景普秋, 2010)。
蔡紹洪等(2011)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對礦區居民與企業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分析, 認為只有在協調均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爭取社會綜合利益的最大化,實施生態補 償制度才能實現資源、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王輝(2012)提出對生態環境進 行動態補償的措施,對礦區的生態服務價值-補償成本-補償效益進行系統動力分 析,通過生態補償測度模型來具體選擇實施靜態補償、動態補償和過渡類型三種 補償策略。王育寶、胡芳肖(2013)針對耗竭性資源外部環境成本的分析,認為 適應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補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建立健全資源環境法 律法規,明確礦區資源環境的治理界限和責任;二是推行資源的開采許可證和開 發恢復治理保證金制度;三是建立資源價值補償綠色生態稅制和環境損害賠償基 金,對環境損害開展社會化補償。還有學者認為應該從調整產業結構入手。烏敦 等(2009)通過對鄂爾多斯市1984-2004年產業結構變化和生態效應之間的定量研 究,指出保護生態環境的關鍵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其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周 進生(2009)、賀丹(2012)等。
2.2資源型區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研究
面對資源、環境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協調經濟穩步增長與資源能源節約、 環境保護的矛盾,成為實現我國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首要任務(李春發等, 2010)。這就要求資源型區域在發展中不能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是要通過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使資源型區域從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跨越,從而實現資源型區域 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與融合。
2.2.1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分與跨越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oKindleberger和Herrick (1965)認為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不僅包括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同 時還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所帶來的產量增加。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 經濟發展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 排的變革,即產出結構的改變和各部門投入分布的改變。Stiglitz和Meier (2003) 認為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綜合,其目標不僅是社會財富的增加,更 包括人與社會全面發展。國內學者也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內涵進行了研究。 張蘊萍(2009)認為經濟增長只強調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不僅要求數量增加, 更要求有結構和質量的改善,即質與量相統一。錢淑萍(2009)認為經濟發展包 含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始終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核心。賀立龍(2011)指出經 濟發展是在技術和制度創新驅動下,實現產值擴大、經濟結構調整、環境改善以 及經濟運行的質變,因此其涵義遠遠超過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雖然都追求個人所得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但前者是 以國民生產總值來測定,重點關注物質方面的進步、生活水準的提高,卻忽視了 國民生產總值所表明的價值是以什么方式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也不能說明就 業狀況、職業保障、資源利用、生態環境、升遷機會以及保健、教育等情況;后 者則著眼長期而非短期,因此短期生產的上升或下降并不能作為測定發展的標準, 其重點不僅關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更強調結構的改變,以及社會制度、經濟 制度、價值判斷、意識形態的變革。即使國民生產總值和個人所得增加,但如果 生產成果絕大部分歸少數人享用,其結果便會造成不能愈合的兩極分化: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基尼系數增長導致收入愈加不平等。這樣的增長就不是真正意義 上的發展。
我國經濟發展從建國到現在,經歷了由粗放到集約的漫長探索過程。圍繞經 濟發展方式轉變,國內理論界也進行了長期、深入的討論。張立群(2005)認為,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就是從依靠生產要素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 變為依靠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根本上依賴于經濟體制模式和發 展模式的轉變。厲無畏(2006)則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從粗放型增長 方式轉變到集約型增長方式,其最重要的推進路徑為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 新能力、調整能源戰略、節約利用資源、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循環經濟、 促進產業服務化、建設節約型政府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研究課題組 (2005)認為應該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立節約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
陳其林(2006)指出我國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造成平穩發展、緩解資 源約束和需求約束之間矛盾的主要原因,應該通過彌補制度缺損來理順這一矛盾 關系。高峰(2006)通過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變規律進行分析后指出,我 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包括有意識地促進與經濟增長相關的結構變化、正確 處理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提高資本生產率的 關系、以知識發展為核心、轉變社會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衛興華(2007)、逄錦 聚(2010)、白永秀(2011)同樣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在于經濟結構調整, 從而尋求經濟數量增長、質量提高和結構優化的共同平衡。劉向國(2013)則認 為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產業政策的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要素。
2.2.2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其發展方式的不同。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更適合 資源環境優勢明顯而資本技術要素稀缺的條件,當資源環境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 約束條件時,經濟發展方式也應該隨之發生變化,從粗放型發展方式變為集約型 發展方式(周叔蓮、劉戒驕, 2008)。資源型區域發展初期,自然資源豐厚、環境 容量充足,因此經濟發展主要以大規模資源開發利用驅動,在高速經濟增長的背 后,是以資源和環境代價換來的“帶血” GDP。資源儲量與生態環境承載力水平 的有限性,決定了資源型區域必須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步將資源環境要素 內生化于經濟系統之中,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等理念應 運而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都是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方 式。從包含的范圍來看,低碳經濟主要側重于降低生產中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而綠色經濟不僅包含減少環境負荷,還包含節約資源和對生態環境的修復與整治 (孫毅, 2012),循環經濟則是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三者目的都是為 了實現可持續發展。
(1)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一詞最早出現在1980年3月5日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發表的綱領性文件《世界自然保護大綱》(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在《我們共同 的未來》(又稱《布倫特蘭報告》)中第一次對其概念進行了闡釋:“在滿足當 代人需求的同時又不會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發展方式”。此定義又 稱布氏定義。描述中明確表明可持續發展動態、連續的特點,是兼顧代際之間、 區域之間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均衡與協調的過程,具有公平性(Fairness)、共同 性(Common )和持續性(Sustainability )三個基本原則。從此,可持續發展作為 研究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關系的一個新概念和新理論進入人們視野。
Pearce( 1996)最早從界定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梳理了自然資本(資源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的關聯性。他將可持續發展分為弱可持續發展與強可持續發展,其中 自然資本不隨經濟發展而減少的可持續發展為強可持續發展,即資源和環境在經 濟發展中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自然資本的減少可以通過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增 加來彌補從而使得社會資本總量保持不減的可持續發展為弱可持續發展,其隱含 的思想是:雖然資源和環境遭到了破壞,但其價值通過有效的轉化和轉移,實現 了區域總財富的保值和增值。弱可持續性的研究延伸出了綠色GDP、“真實儲蓄” “真實財富"的概念(Pearce and Hamilton,1996),用于衡量區域經濟發展中扣除 了發展所消耗的自然資本后的社會實際財富量,并逐漸成為了測度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指標。
國內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和主 要內容、推進策略及其評價指標體系。針對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則主要 分為三部分: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的研究、對具體資源 型區域經濟結構轉型的研究以及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在
2.2.3中進行具體綜述)。在對共性問題的研究中,張秀生、陳先勇(2002)認為傳 統發展模式是造成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和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朱 明峰(2004)則指出我國資源型城市發展中存在經濟和產業結構單一、后備資源 不足、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諸多學者認為應該通過產業轉型來 實現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依照區域內資源開采狀況和工業基礎、規模等自身 特點,結合市場和政府兩種手段,通過對資源進行深加工、增加與相關產業的關 聯度以及對非資源產業和替代產業的扶植等途徑,在發展壯大現有優勢產業的基 礎上注重優勢的延伸和轉換,將層次更高、附加值更高的接續產業作為戰略發展 的主攻方向,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孔瑜,2014),從而形成多元化的產業體系
(李憲海,2014)。資源開發階段和規模、區域經濟區位、產業政策、產業衰退 機理、產業退出壁壘、接續替代產業選擇(李建國、趙海東,2013)、技術機會 和企業戰略等多方面因素決定了不同的資源型區域產業轉型必須采取不同的模 式。如根據轉型中對主導產業的處置原則不同,可分為產業延伸模式、產業更新 模式和復合模式(張米爾,2003;吳奇修,2005; Wang,2009;趙西三,2011), 任勇(2008)、張文忠等(2011)則通過對國內外衰退產業轉型的研究,提出在 以上三種模式之外,還存在企業能力再造模式、產業優勢組合模式、產業優勢互 補模式和搬遷發展模式等。另外,積極探索資源型區域新的經濟發展動力也成為 了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張偉(2012)通過對我國西部資源型產業中 R&D 效率問題的研究分析指出,科技創新不僅可以提升產業附加值,而且也可減 緩資源型產業對資源的過度依賴,因此以技術驅動替代資源依賴,可以使資源型 區域獲得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張復明(2007)、景普秋(2011)認為資源型區域動 力轉型不僅包括由資源依賴到創新驅動的轉變,而且還包括人力資本的積累。
(2)資源型區域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相關研究
1962年,美國海洋經濟學家雷切爾•卡爾遜出版《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一書拉開了綠色革命的序幕,綠色經濟的概念則是在 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 出版的《綠色經濟藍皮書》中首次提出的。綠色經濟更多用于國家層面的戰略實 踐,是一種經濟、社會、生態三位一體的新型發展道路,以合理消費、低消耗、 低排放、生態資本不斷增加為主要特征,強調通過綠色創新來積累綠色財富、增 加人類綠色福利,從而實現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胡鞍鋼, 2012)。 發展綠色經濟要樹立綠色生產觀、消費觀和發展觀:綠色生產觀即生產活動通過 以新能源為代表的低碳產業和低碳技術進行,生產的產品為有利于人類健康的綠 色產品,其生產目的是增加人類福祉而非GDP (楊志,2010),其中綠色技術創新 是綠色生產的關鍵(吳易明, 2001;周玉梅, 2007);綠色消費觀則要求從過度消 費到適度消費、合理消費;綠色發展觀,即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全面協調發 展。從2010年起,我國已經連續四年推出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系列,圍繞綠色 發展主題,從不同角度對我國 30個省和 100個城市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分 析。
低碳經濟與綠色經濟的本質有相同之處,都要求經濟活動低資源能源消耗、 低環境污染和低生態損害,但實際上低碳經濟最初是圍繞全球氣候變化而提出的。 2003 年,英國政府在發布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 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其主要關注點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隨著環境問題的 日益凸顯,這種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經濟模式逐漸被應用到經濟發展中。 國內外有關低碳經濟方面的研究主要圍繞其概念與內涵、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關 系、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及策略等問題展開(曹海霞、張復明, 2010)。莊貴陽(2007) 認為低碳經濟是人們認知水平和以碳為生產力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而出現的一 種經濟形態,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對生產中和生產后污染物碳排放的控制,來協調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低碳經濟的目的是要解決好經濟發展中的環境 問題,其實質是技術創新、制度革新和發展理念的轉變(張坤明, 2008)。馮之浚 (2009)則指出低碳其實就是綠色發展,包括低碳生產、低碳生活、低碳技術、 低碳理念等等。
資源型區域是典型的高碳經濟發展區域,經濟與環境沖突明顯。孫秀梅(2011) 以資源型城市為例,分析了其碳排放現狀,發現資源型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碳排 放強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環境與經濟的矛盾比較突出;劉春蘭(2011)通 過研究發現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的沖突主要受政府規制、技術、能源效率、 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制約。為了實現資源型區域高碳經濟低碳化發展,切實協調好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國內許多學者提出了以低碳經濟模式構建來達到保 護資源型區域環境的理論構想。如崔木花(2012)通過對資源型區域發展低碳經 濟的背景及環境的分析,構建了包括產業結構、提高能效、高碳產業低碳化等幾 方面的發展路徑。
(3)資源型區域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丁提出了宇宙飛船經濟理論,他指出地球上人 口和經濟的無序增長會導致資源耗竭,污染物的排放會造成經濟和環境系統的崩 潰。為了避免危機發生,需要將經濟增長方式由消耗型轉變為生態型、由開環式 轉變為閉環式。此理論開辟了循環經濟思想的先河。自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 隨著世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發,資源型區域的資源損 耗和生態環境破壞問題變得尤為突出。為了緩解經濟發展中資源、環境約束,許 多學者開始將循環經濟與資源型經濟理論相結合,開辟了資源型經濟理論和實踐 研究的新篇章。國內外學者對資源型區域循環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循環經濟的 概念與內涵、發展意義、發展模式等方面。
目前關于循環經濟尚未有明確統一的界定,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 各自的看法。從人與自然的角度,曲格平(2000)將循環經濟定義為仿照自然生 態系統、依據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構建的一種仿生態經濟系統, 此系統以物質循環為鏈條,并將經濟系統納入到生態系統之中。吳季松(2003) 認為,循環經濟就是人、技術等與自然系統相結合,以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為重
點,將傳統的資源消耗經濟增長轉變為生態型經濟增長;從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 是否銜接以及物質流向的角度,馮之浚(2003)認為循環經濟就是經濟與環境系 統實現了有效的對接,物質流向從開放型轉為閉環型,且物質流動不僅存在于經 濟系統,同時還存在于生態環境系統,其最終目標則是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 其實,循環經濟就是將資源與環境納入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模式,它以生態 學、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倡導物質流的閉合性,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通過資源 綜合利用效率的提高實現了良性循環,并以追求經濟效率和生態效率為最終發展 目標(陳晨, 2005)。
相對傳統線性經濟來說,循環經濟對資源利用有著低投入、高利用及低排放 的特點。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達到減輕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過度依賴及保護生 態環境的目的(趙文嬪,2011;高梁,2005;馬駿,2007),是實現要素匹配、 優勢互補,達到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模式(陳晨,2005)。因此諸多 學者認為循環經濟是資源型區域實現經濟發展、資源開采利用、環境治理和生態 保護的最佳途徑(楊振超,2010;王誠,2005)。對于實現循環經濟的方式,朱 明峰(2005)提出構建工業、農業、服務業、環境建設和物質再資源化的五層次 產業結構體系。滿希明(2006)則認為提高資源開發及回收的利用率是實現資源 型城市循環經濟的有效路徑;夏青(2009)結合宏觀和微觀層面構建了包括資源、 市場、政策、技術、信息等因素的循環經濟支持系統;王瀛(2010)認為利用循 環經濟理念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首先要依靠技術創新,并結合相應的發展政策建 立生態產業鏈和工業園區;周瑜(2012)通過對資源型城市循環經濟動力機制的 分析,認為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成本效益和政策支持是循環經濟運行的驅動力, 同時還要有相應的機制作為保障;索貴彬(2014)指出循環經濟系統通過企業間 的物質能量流動構成企業間的共生耦合關系,而核心產業就是構建這種生態產業 結構的關鍵環節,循環經濟系統產業鏈要依靠核心產業來構建,因此資源型區域 在進行產業規劃時要將主導產業、與其他產業相關性高的產業和能耗大、污染重 的產業確定為核心產業優先發展。另外也有很多學者對循環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 系和評價方法進行了研究(徐建中,2008;張偉,2012;李俊莉,2013),為進 一步優化經濟發展方式、尋求可持續發展路徑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與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同時進行的是其具體實踐操作。美國以高科技和嚴格的 循環經濟立法,打造了企業、園區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循環經濟體系;德國是循環 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其循環經濟的核心是環保產業、垃圾處理和再利 用;日本把發展循環經濟和建立循環型社會,看作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 方式,并圍繞循環經濟產生了著名的“靜脈產業”。我國循環經濟的實踐探索始于 1992 年正式實施的清潔生產試點, 1999年我國開始正式實施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并在 2005 年確定了 82 家第一批國家循環經濟試點。此后以點帶面,循環經濟在 我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撫順礦業、山西焦煤集團西山煤礦總公司、充州礦業、 晉煤集團、大同煤礦、淮南礦業、河南平頂山煤業等一大批資源型地區循環經濟 試點相繼出現,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2.2.3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評價
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有序、穩定健康的發展,是資源型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 的基礎,也是其重要內容,其發展水平不僅是資源型區域發展過程中所存在問題 的量化指標,同時也是衡量和評價資源型區域發展層次的測度方法。國內外對于 資源型區域發展水平的評價研究成果甚多,但大多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研 究,包括經濟、生態、社會等方面。針對本文研究內容,重點選取生態和經濟角 度,從評價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兩方面進行綜述。
( 1)資源型區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1992年《21 世紀議程》的通過,標志著可持續發展成為人類在現實中對于生 態環境和經濟發展做出選擇和行動的指導方案,與此同時也催生了世界各國和組 織建立并運作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國際上以生態、經濟關系為側重的指 標主要有:①經濟角度,用于衡量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貨幣化之后的自然資源消 耗和環境損失,以真實儲蓄率(GSR)和綠色GDP核算體系為代表;②生態角度, 用于描述自然界可以為人類活動所提供的資源量,有全球凈初始生產力(NPP)、 生態足跡(EF)和生態服務指標(ES)等;③系統角度,側重于突出自然、經濟 和環境三者之間的統一協調和共同發展,維持各部分的動態平衡關系,如驅動-狀 態-響應模型(DSR)、驅動-壓力-影響-狀態-影響-響應(DPSIR)以及我國提出的 可持續能力(SC)指標體系等。
國內學者也紛紛對資源型區域發展水平進行了定量分析,但大多是針對可持 續發展水平的評價。喬家君等(2005)從系統功能的角度出發,構建了包含區域 發展度、開放度、發展協調度、發展均衡度、發展調控度、發展效率、發展潛力 等共 71 個指標的指標體系,對河南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更多研究成果 則是基于社會、經濟、環境和資源四個方面來構建指標體系(李晶,2005;蘇哲, 2007;董鋒,2010;劉通等,2011),或在此基礎上增加其他評價內容,區別之 處在于所含具體指標的數量和指標內容不盡相同。如胥衛平等(2007)、李長華 等(2008)在研究中考慮了人口增長,對資源枯竭型城市人口、經濟、社會、資 源和生態環境 5 大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評價;項涇渭(2011)結合可持續發展 理論和技術創新理論,認為智力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構建了人口、經濟、 社會、資源和智力 5 方面的指標,并通過層層加權的指標合成來綜合評價礦業城 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萬會(2006)應用熱力學熵理論,增加了科教和自然條件 兩方面,構建了共 6 方面包含 76 個評價指標的指標體系;朱明峰(2005)則構建 了基于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科教、管理和綜合支持這 7 個支持系統共 187 個指標的評價體系;楊振超(2010)認為生態的循環與重建也應該是影響資源型 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要素,因此將生態納入評價范圍,構建了考核淮南資源型城市 可持續狀況和發展趨勢的指標體系;李志賢(2014)認為制約資源型城市的因素 是產業層和企業層以及人口、環境問題,因此針對西部油氣資源型城市構建了描 述產業、油氣產業、人口、環境和企業 5 個方面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
(2)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方法
國內學者評價資源型區域發展水平時常采用熵值法、模糊綜合評價法(FCE)、 層次分析法(AHP)、主成分分析法(PCA)、生態足跡法(EF)、物質流分析 (MFA)等方法。臧淑英(2006)、張志斌等(2008)、陳晨(2012)將生態足 跡模型引入評價系統分析了資源型城市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并以此來判斷 其可持續水平。奚青梅(2009)以 AHP 綜合評價法為基礎對平頂山的發展水平進 行了評價,認為隨著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逐年上升,平頂山的資源和環境支持 能力逐年下降。張永凱(2006)、萬會(2006)、郝傳波(2008)、劉學(2012)、 汪克亮等(2013)用熵值理論分別對煤炭資源型城市和干旱區資源型城市的可持 續發展能力進行了實證研究和綜合評價,認為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 狀況并不樂觀,并結合實際情況檢驗了評價結果,證實了此評價方法的有效性; 烏蘭(2008)從區域系統協調統一的思路出發,結合系統協調狀況和系統發展水 平兩方面信息構建了礦區系統協調發展度模型,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煤炭 礦區經濟發展與資源管理、經濟發展與環境容量水平進行了定量分析;齊義軍等 (2012)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比較了內蒙古、山西和黑龍江的 可持續發展水平,并提出可持續發展水平達到0.5以上即可被認為實現了資源詛咒 的破解。
除以上方法外,還有學者應用其他方法同樣對資源型區域的發展水平做出了 評價。李春民等(2006)提出了基于神經網絡的綜合評判方法,將BP神經網絡方 法與層次分析方法相結合建立了三層 B-P 神經網絡評價模型來評價礦業城市可持 續發展。董鋒(2010)則以改進的綠色GDP和真實儲蓄率分析方法為基礎,結合 灰色關聯法,將生產中固定資產的折舊、資源消耗和污染帶來的損失也納入計算, 對黑龍江大慶的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并得出經濟指標貢獻高于資源環境貢獻的結 論。曾麗君等(2014)構建了資源型城市與科技產業協同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通過對該模型運行政策模擬,得出“政產學研資介”一體化運作有助于實現產學 研的協同創新,同時也是實現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政策實施的最佳模式。
2.3文獻述評
以上相關研究成果無疑為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 論基礎和經驗,但是通過綜述發現研究中仍然存在著幾點不足之處值得進一步探 討與完善:
(1)目前我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但經濟快速 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尋求經濟發展、資源開發 利用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平衡點是實現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需要研究的重點內 容,因此應該以更全面的視角對資源、環境、社會、經濟、技術等多方面加以綜 合考慮。國內外以資源型區域為對象的研究成果雖多,而現有研究大多缺乏系統 思想,尤其是缺乏對經濟、資源、環境三者之間關聯性的分析,往往將其割裂開 來側重于對經濟系統的研究。以生態經濟學的視角、從系統論的觀點出發,真正 將資源型區域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研究發展中生態與經濟問題的成果并不多見, 在研究視角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對于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都 是為解決資源、環境危機而出現的經濟形態,也是實現資源環境約束下資源型區 域可持續發展的指導理念和有效途徑。但生態經濟又與以上三種理念不同。生態 經濟學認為生態系統對資源供給的有限性與經濟系統對資源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 矛盾是貫穿經濟發展整個過程的矛盾,而解決這個矛盾的有效辦法就是生態經濟 發展模式。因此生態經濟更強調生態與經濟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更強調宏觀層 次的、整體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3) 資源型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難 題,但是對于難題的邏輯關系并沒有進行梳理。事實上經濟增長與資源與環境之 間的作用關系和物質能量流向并不相同:自然資源為經濟增長提供原材料,物質 能量從生態系統進行經濟系統,造成資源損耗;生態環境接受經濟活動所產生的 廢棄物,物質能量從經濟系統進入生態系統,對環境造成污染。以往的研究成果 大多數是從一對一的角度,即經濟與自然資源、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 分析,并沒有將兩者進行綜合研究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對資源型區域經濟 發展中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雙向互動關系進行深入全面地分析,進而提出破 解難題的思路和對策。
(4) 資源短缺和環境壓力是制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轉變經 濟發展模式就是為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減少物質消耗并減輕環境負荷,實現生態 與經濟協調發展。生態經濟效率作為生態經濟學的核心指標之一,能夠對經濟效 益與生態效益加以綜合考慮,是一種綜合測度指標。然而在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 濟協調發展進行評價時很少有人從這一角度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另外,資源型區 域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面臨的是多層次、多因素的問題,而現有文獻中評價方法 與指標體系大多比較單一,或從某一維度,或整合兩種維度對資源型區域的發展 水平進行評估,評價的角度不夠全面,本文構建了三維整合評價方法,并設立了 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用以彌補當前研究中的缺陷與不足。
第 3 章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根源與破解
長期以來,資源型區域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伴 隨著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區域開始面臨資源耗竭、長期經濟增長滯緩、生態 環境破壞嚴重等種種發展危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采取了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模式。本章在分析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對經濟發展難題的形 成根源及其破解思路進行了深入分析,為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提供理論依據。
3.1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及存在問題
3.1.1 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
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屬于資源依賴的“黑色”發展模式(孫毅、景 普秋, 2012),主要是指以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為主要依托、以“高開 采、低利用、高排放”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經濟活動過程中的物質能量流向 呈現出“資源-產品-污染物”的單向非循環模式(如圖3.1)。
圖 3.1 資源型區域傳統單向發展模式
從經濟增長特征來看,傳統發展模式表現為一種高耗能、高污染的經濟增長 方式,以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投入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形成一條資源依賴型 的發展路徑。從結構特征來看,以資源型產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在區域經濟結構中 占很大比重,形成產業鎖定效應。資源部門在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造成了對人 力資本、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的擠出效應,更強化了產業結構的單一性。從資 源的勘探、開采到加工利用,每一個部門都是“資源投入-產品生產-廢棄物排放” 的單向經營運作,區域GDP、規模工業產值和財政收入等雖然能夠在短期內實現 快速增長,但資源價格波動容易引起經濟增長的大幅度波動。另外,區域內經濟 主體的創新動力不足、對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的投資力度弱,導致經濟發展的后 續動力不足,因此資源型區域經濟表現為短期增長波動、長期增長滯緩的特點。 物質資源消耗高的同時資源利用率低,即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重 投入、輕產出,使自然資源境受到嚴重損耗,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也會帶來負面影響。資源大量開采引 發區域內土地被毀壞、地表沉陷、水土流失。土地塌陷不僅對道路、建筑等基礎 設施建設有影響,嚴重的還會造成當地居民搬遷等問題。資源使用過程中的廢棄 物排放則對環境造成污染: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則對區域居民身體健康和生活埋下 隱患;固體廢棄物的堆積占用了大面積耕地,損害農田和森林、破壞植被,造成 人地關系緊張。
3.1.2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問題
由于資源型區域傳統發展模式中對資源的過度依賴和對經濟效益的片面追 求,“大量投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增長方式對資源型區域發 展帶來一系列問題,具體表現在:
( 1)產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加工環節發展緩慢
產業結構的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單一到多元的逐步完善過程,然而 資源型區域的產業卻表現出結構單一、產業鏈短、關聯度弱的缺陷。產業結構的 不合理是所有類型資源型區域的通病,表現為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基礎薄 弱,以采掘業及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比重畸高,以服務業和高附加值業為主的 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這是因為資源型區域的形成和發展都是依托資源,產業 結構、就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基本都圍繞資源而設計,“一煤獨大”、“一 油獨大”的產業結構在資源型區域中常常可以見到。
以煤炭資源型區域為例。煤炭作為建國初期最重要的能源,在計劃體制下的 煤炭資源型區域是作為單一的能源基地來建設的,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產業結 構的不合理表現得更加顯著。產業結構單一、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特征,降低了 區域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成為區域發展的剛性制約。同時,煤炭產業內上下游產 業之間銜接較為松散、縱橫聯系少,各個環節發展不平衡。加工程度不夠導致煤 炭洗選、型煤、配煤和水煤漿等精深加工產業無法得到發展。與開采環節相比, 加工環節的發展極為緩慢。另外,主導產業又不能形成有效的增長極,因而優勢 輻射面狹窄,難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山西省是典型的資源大省,據《2013 年山西統計年鑒》顯示, 2012 年山西省煤炭、電力、焦化三個產業增加值占工業 增加值總量的 70.76%, 占 GDP 總量的 36.4%左右。由此可見,資源型區域經濟活 動主要都集中在資源型產業,相對于其他產業而言發展優勢相當明顯。
( 2)企業技術裝備落后、經濟效益低
同樣以煤炭產業為例。煤炭企業的經濟盈利能力受到多因素的限制。首先是 煤炭行業成本逐漸升高。煤炭的開采一般采取先易后難的原則漸次進行,即先對 易于開采、與市場距離近的煤炭資源進行采掘。多年來難度低、距市場近的煤炭 已經耗盡,如今的開采難度增加,而煤炭產品也離市場越來越遠,開采成本也隨 之上升。加之國家宏觀政策對煤炭價格的控制,煤炭產品的價格遠遠低于其自身 價值,煤炭企業的利潤逐年減少。另外,機械化采煤、掘井、運輸等生產裝備和 技術落后,僅相當于世界采煤先進國家80年代中期水平,因此性能和工作可靠性 較差(付躍欽, 2013)。高投入、低產出和低效率最終導致煤炭企業的經濟效益 普遍不佳。
( 3)資源利用率低、消耗高,浪費嚴重 在傳統的資源型區域發展模式中,由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能源的利 用效率低下、單位產值能耗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我國單位GDP能耗為 世界平均水平的2.3 倍,更是美國的3.3 倍,日本的7倍①。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 人均能耗更是逐年攀升。據《2014中國統計年鑒》顯示, 2012年我國能源消費總 量為 361732萬噸標準煤,占全世界能源總量的 20%, 2013 年上漲為 375000萬噸 標準煤, 2014年我國能源消費預計增長3.2%,達到389000 萬噸標準煤。 2013 年 的人均能源消費為2.76噸標準煤,人均用電量為 3940千瓦時,人均用油0.36噸, 與2012年相比均表現出一定幅度的增長。能源供應面臨巨大壓力。
(4)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矛盾日益突出
資源型區域的主導產業為資源開采業和資源加工業,屬于重度污染密集型產 業。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等成為影響生態環境和
① 中國發展門戶網站:“ 2013 能源數據:中國可再生能源資源開發潛力大”,
http://cn.chinagate.cn/node_7064114/content_33203173.htm,訪問日期:2014 年 10 月 5 日。 區域居民的最大污染源,一方面處理污染會帶來財產性損失,另一方面則為居民 造成健康損失。資源型產業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① 大氣污染。廢氣排放使資源型區域常年彌漫在煙塵之中,空氣的能見度降低,霧 霾嚴重,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危害著居民身體健康。據資料顯示我國每 年排放的煤層瓦斯將近 60 億立方米,而煤層瓦斯造成溫室效應的作用是二氧化碳 (C02)的20倍;②水污染。在長期的資源開采中抽取地下水,導致地下水位急 劇下降,造成區域內供水緊張,與此同時含有大量污染物的、未經處理的廢渣、 礦井水被排出井外。礦井水的凈化利用率僅不足 15%,其余未被凈化的礦井水一 部分對地表水源造成污染,一部分順著塌陷的裂縫下滲,造成地下水體的污染, 為區域供水埋下隱患;③固廢污染。多年來,我國煤炭產業中產生的主要固體廢 棄物煤矸石共累積排放 70 億噸,共計 1500 余座,不僅占用了大量耕地,而且破 壞植被、影響生態景觀。④資源型產業對生態的破壞還包括在資源開采中對地面 造成塌陷、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嚴重的問題。據環保部發行的《土壤污染與 人體健康》統計, 2013 年我國有 38.2%的國土面積被嚴重荒漠化,并且還在以每 年 3436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水土流失面積 267 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 27.8%。
(4)資源型區域面臨礦竭而衰的威脅 資源型區域主要承擔著資源開發、資源生產的角色和分工(任勇, 2008),隨 著經濟發展和資源耗竭,任何資源型區域都會面臨的資源持續性障礙以及“礦竭 而衰”的威脅,如美國阿巴拉契亞、前蘇聯巴庫都曾因煤炭或石油采竭而成為廢 棄的“鬼城”。
以我國玉門市為例。位于甘肅河西走廊的玉門市是一個因油而立、因油而興 的典型石油資源型城市。上世紀 30 年代末,玉門誕生了我國第一個油田, 1957 年 建成我國第一個石化基地。從建立至今共累計開采 3011 萬噸石油、 3843 萬噸加工 原油,共上繳稅金 120 多億元,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巨大貢獻。據玉門市財政局 統計,該市 70%以上的國民經濟增長及 60%以上的財政收入均來自石油及其相關 產業,形成了“一油獨大”的畸形產業結構。經過 70 多年的發展,玉門油田的剩 余可采儲量僅余 464.2 萬噸。一方面缺乏儲量接替,另一方面由于開采難度較大, 現有的開采技術已經不足以提高采收率,因此石油開采成本不斷攀升。隨著石油 資源的枯竭,市場蕭條、消費萎縮、人口開始外流,玉門經濟和社會迅速陷入了 崩潰的邊緣。 2009 年 3 月,玉門列入我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玉門市政 府計劃通過重點打造“石化產業園區”、推行石化產業基地建設來實現轉型。在資 源臨近枯竭才進行轉型必然會帶來巨大成本,且轉型目標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玉 門市的發展依然處于困境之中。
3.2生態經濟視角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機理
長期處于傳統經濟模式的資源型區域存在諸多發展難題,究其根源則主要是 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關系:經濟發展造成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而資 源環境的破壞又阻礙資源型區域經濟進一步發展。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經濟運 行規律的學科,系統分析法是其基本分析方法。本文結合熵理論與耗散結構理論, 試圖通過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物質能量流動(熵流)的研 究,從而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生態與經濟發展難題的形成機理進行 理論分析。
3.2.1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分析
(1)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
20世紀初,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L.von.Bertalanffy提出了 系統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元素的綜合體”。從此定義 可以看出,一個對象集合要稱之為系統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對象集合包含兩 個或以上的不同元素、且各元素之間要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聯系。我國學者錢學森 將系統定義為“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 的有機整體,而且這個有機整體又是它從屬的更大系統的組成部分”。這個定義 揭示了系統的四個本質屬性和特征,即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和統一性。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交織、相互耦合 ①而成的復合系 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進行物質循環、能量轉換、信息傳遞和價值轉移 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即生態經濟系統是結構與功能的統一(圖 3.2)。其中生態系 統由生命系統和非生物環境系統兩個子系統組成,包括非生物環境、生產者、消 費者和還原者四項基本成分,各成分之間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為生 態系統最為核心的活動。生態系統具有穩定性、彈性、動態性、開放性和自我調
①耦合,指由若干互為因果關系,并連結為因果關系鏈的元素的集合。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 之間互為因果,且相互之間為對方提供物質和能量。
節的特征。經濟系統由生產力系統、生產資料所有制及相應的生產關系系統、經 濟運行系統這三個子系統組成,子系統之間通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四個 環節的循環往復發生作用并緊密聯系為經濟系統這個整體。經濟系統是一個開放 的復雜巨系統。
圖 3.2 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圖
將資源型區域和生態經濟系統的概念及特點相結合,便可以得到資源型區域 生態經濟系統的含義。本文認為,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是指在特定的空間范 圍內,以某種資源稟賦為主要特征的生態子系統、以資源開發利用為導向和依托 的人工經濟子系統所耦合而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機整體。
資源型區域生態系統包括生命系統和非生命系統兩部分。其中,生命系統的 主體生物為人(即當地居民),同時還包括天然和人工養殖的各種植物、動物和 微生物等各種生命群落。非生命系統包括自然環境(即天然的生態環境,包括區 域的地理位置、流域或自然水體、礦產、氣候、自然景觀等)和人工環境(包括 建筑物、基礎設施、居民住宅、人工景觀等)。生態系統主要承擔整個區域生態 經濟系統的物質能量代謝功能,為區域運轉提供物質和能量,同時容納生產、生 活廢棄物。
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是以資源開發利用為核心的復合開放系統,主要涉及整 個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內部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在一定 資源約束下承擔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功能。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具有整體性、綜合 性、開放性、動態性、層次性、區域性、復雜性等特征(梁吉義, 2003)。
(2)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耗散結構特征
本文主要研究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發展演化,因此主要對其耗散結構進行 分析。耗散結構理論于1967年由I.Prigogine提出,用來解釋一個開放系統能否以 及如何從混沌無序的非平衡狀態轉化為穩定而有序的平衡狀態。因此可知耗散結 構是一個與平衡結構相對應的概念,表示的是一種遠離平衡狀態下所形成的有序 結構。耗散結構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指一個無論是何種性質(物理的、化學的,或 者經濟的、社會的)的開放系統,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力和信息的交換過程中, 當其進入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區域內時,一旦系統內某個序參量 ①或外場的變化達 到或超過一定的閾值,原本的微擾動經過漲落作用的驅動就變為巨大擾動而引起 系統的突變(湛墾華等, 1998;李繼宏, 2013)。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這種非 平衡相變的實現需要系統與外界進行持續不斷的物質能量交換,其結果將是改變 系統原本混沌無序的狀態,使之表現為一種在時間、空間和功能上都顯得平衡有 序的全新狀態,而有序的全新狀態一旦形成便不再容易受到外界微小擾動的影響, 而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徐君, 2007)。
一個完整的系統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能形成耗散結構:①開放性; ②遠離平衡狀態;③各子系統和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存在非線性的作用關系。當 成為一個耗散結構時則具備以下特征:
第一,開放系統。在熱力學中,按照系統內部與外部環境之間是否存在物質 和能量的交換,可將系統分為三種類型:開放系統、封閉系統和孤立系統。 從開 放到封閉,系統與外界環境聯系逐漸減少。耗散結構的形成必須依靠與外界進行 物質能量交換,因此系統首先應該具備開放性。
第二,非平衡態。非平衡態是相對于平衡態與近平衡態而言的,指系統內可 測的物理性質極不均勻的一種遠離平衡的狀態。“非平衡為有序之源”是 Prigogine 在研究耗散結構理論時得出的一個重要思想,此處所謂的“有序”是指在耗散結 構中存在著的、有規律性和周期性的動態變化。只有當系統是動態的、遠離平衡 和近平衡態的時候,系統才有可能形成耗散結構。
第三,非線性作用機制。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非線性機制造成彼此相干的耦 合關系,在相互制約又協作的協同作用下,當促進和阻礙的力量達到均衡時,系 統便在這種綜合作用下表現出暫時穩定的狀態,形成與之相應的新的有序結構并 得以維持。
第四,漲落導致有序。當系統處于平衡狀態或近平衡狀態時,其抗干擾能力
① 序參量是耗散結構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用來解釋系統在某些狀態時所應具有的特征, 對形成不同狀況的系統結構起主要控制作用。
較強,因此漲落機制的作用會不斷削弱甚至消失而系統狀態不變;當系統處于到 達不穩定點的臨界狀態,漲落能夠通過“相干”和“協同”效果被不穩定的系統 持續放大,促使系統失穩并演化為一個新的平穩有序狀態,而此時的結構要比原 耗散結構更加協調。在系統演化過程中,這種過程是不斷循環出現的。
第五,暫時穩定性。耗散結構形成之后,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系統是維 持相對穩定的,即使受到內部或外部的微小干擾,系統的有序結構也不會被打亂, 反而會將一般性的漲落吸收,表現出抗干擾的性質。
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是一個具有物質能量輸入輸出的、非線性的復雜開放系 統(廖明輝, 1990;張慶普, 1993;谷國峰, 2005;徐君, 2007),具有明顯的 耗散結構性質。
第一,開放的復雜系統。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維持穩定,必須依靠從系統外 界輸入大量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以及資金、技術等,并通過與系統內部的物質、 能量進行交換,最后向外界進行各種工業產品、經濟能源、服務和各類信息等的 輸出和輻射,并排出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廢棄物。由此可見,資源型區域經濟系 統的生成、維持和發展都必須建立在每時每刻與外界發生聯系的基礎之上才有可 能進行,保持開放是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維持自身穩定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第二,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非平衡性。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結構存在著非 均衡性和層次性,系統內部物質、能量、資金、信息、技術、人才等各要素之間 的分布、供給、需求和消耗也并不均衡,另外與系統外界之間進行物質能量的輸 入輸出也表現出非均衡的特性。
第三,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存在著非線性相關耦合機制。資源型區域經濟系 統內部既存在導致效果倍增的正反饋機制,也存在抑制增長的負反饋機制。在正 負反饋機制的作用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表現出非線性關系:如經濟系統內部 的需求力對經濟增長有著不斷加速的要求,表現為正反饋機制;而經濟增長在資 源環境制約的條件下降低發展速度,反而會對內在需求動力產生抑制作用,表現 為負反饋機制。另外,經濟系統與資源環境之間也存在著正負反饋機制的作用。
3.2.2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熵變關系
(1)熵、負熵與系統演化
R.Clausius于1865年在熱力學研究中提出了熵(Entropy)的概念作為系統中 能量耗散程度的度量,同時也用來描述系統的無序程度。因此熵是個態函數:熵 越小,表明系統越有序穩定;熵越大,表明系統越混亂。同時 Clausius 還指出, 對于一個孤立系統來說,系統內部總是趨向于混亂無序的熵增方向演化,這是一 個不可逆的過程。與熵相對的是1944年Schrodinger所提出的負熵的概念。 Schrodinger認為“一個生命有機體在不斷地增加它的熵,那就會死亡。要擺脫死 亡,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環境中不斷地汲取負熵”。人類社會能夠持續向著復雜有 序方向進化,正是由于從外界環境中吸取了足夠的能量和秩序(負熵)來抵消系 統內部演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無序(熵)。從資源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正是人類對 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的過程。自然資源是一種典型的負熵。
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熵值的變化和狀態表現出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穩定程度 和有序程度。假定系統總熵的變化( dS )由兩部分構成:內部熵增( diS )和外 部熵流(deS )。由于系統無時無刻不在生產熵,因此內部熵增dS - 0 ; deS是系統 與外界之間進行物質、能量交換所產生的熵流,因此其值可正、可負、可為零。 那么系統的總熵變:
dS = diS + deS ( 3.1 )
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演化與總熵變有如下關系:①當dS>0時,系統的混亂 無序程度隨著總熵的增加而增加,表明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穩定協調性差, 且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也變得不可持續,系統朝向退化方向發展;②當 dS <0時,系統總熵減少,系統的有序程度增加,此時deS <0且d詞> dS。說明 系統運行高效有序且與外界環境互動良好,在有效吸取對系統有用的物質、能量、 信息的同時還能減少向外界排放廢棄物的數量,此時系統向進化方向演進,從無 序走向有序;③當dS =0時,這是一種理想狀態,此時的系統是個孤立系統,內部 熵增和外部負熵流正好相抵,系統運行維持平衡。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當 dS<0 時,系統才能從無序狀態向有序狀態發展。 要降低系統的總熵,一方面要保證有足夠的外部負熵流進入系統,另一方面則要 盡量減少內部熵增。
(2)經濟過程的熵分析
1960 年, K. Paulding 在其著作《超越經濟學》中第一次將熵理論應用于對經
濟系統運行的分析,并指出生產過程是一種典型的熵減過程,也就是進化過程; 而消費過程則是一種典型的熵增過程。隨后又出現很多學者進一步對熵理論與經 濟學進行了深入結合,得出“經濟系統是熵系統”、“經濟過程是熵過程”等一 系列有價值的結論。
根據熱力學的理解,熵表示系統的無序程度,而產生這種無序狀態是因為系 統進行了消耗,消耗過程即為熵增過程,人類消耗的是資源對經濟系統所具有潛 在的、有用的擴散能力。從熵的角度理解經濟生產活動,可以描述為以下過程: 在生產活動發生時,生態系統的資源進入經濟系統,發揮其擴散能力;在經濟生 產過程中,排出的熵(廢棄物)重新進入生態系統。因此一方面是資源進入經濟 系統,表現為熵減過程;另一方面是熵(廢棄物)進入環境,表現為熵增過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自然資源對經濟系統具有擴散能力,而同時對生態環境則具 有潛在的熵增能力。熵增能力為自然資源擴散到經濟系統時、對生態環境所造成 混亂無序狀態的度量(苗艷青,2006),且隨著消耗擴散能力的過程而進行。
在經濟活動中,負熵資源所擁有的物質擴散能力表現為輸入經濟系統的物質 能量,而地球上一切的資源、產品等所包含的能量均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太陽能 (張耀軍,2004)。假定某一資源型區域生態系統從太陽獲取的總能量為AE,那 么AE可表達為:
AE = AE0 + AE1
其中,AE0表示區域經濟發展用已經利用了的能量,AE1表示存在于區域生態 系統的剩余能量。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將能量表示為在一定溫度下的負熵物質,則
AE = -TAS
將(3.3)代入(3.2),可得如下:
AE =AE0 +AE1 =-TAS0 -TAS1 ①
其中,A50為進入經濟系統的負熵物質,"1為仍在生態系統中的負熵物質。
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張,人類必然增加對負熵物質AS0的需求,而太陽進入生態系統
① 公式 3.6、3.7參考王磊,基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減物質化研究,南開大學博 士學位論文, 2010: 32-35。
中的總能量AE是固定的,因此引起生態系統中負熵物質ASi的減少。經濟系統的 發展過程即表現為生態系統熵增的過程。
3.2.3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形成原因
(1)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物質能量流動分析
資源型區域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通過物質能量的交換產生耦合關系,經 濟活動的物質能量流動和循環不僅關系著經濟系統自身的運行情況,同時也對資 源型區域的生命支持系統——生態系統產生著重要影響。為了便于分析物質與能 量的流動方向,本部分內容將資源型區域的主導產業——資源型產業作為經濟系 統的典型代表,并將生態系統分為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兩部分分別標示,構建“自 然資源-資源型產業-生態環境”復合結構來表現在傳統的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下,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物質與能量的循環流動。
圖 3.3 資源型區域經濟傳統發展模型
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和價值增值是生態經濟系統的四大功能,因 此在一個結構完整、功能完善的生態經濟系統中,應該體現物流、能流、信息流 和貨幣流的循環轉化。圖 3.3 表示了在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物質、能 量、信息和價值的代謝和循環,實線箭頭表示物質及能量的交換過程以及物流和 能流的流動方向,而虛線箭頭則表示信息流及貨幣流。圖中清晰顯示了資源型區 域經濟發展的運行過程:從生態系統中獲取自然資源為資源型產業提供能源和原 材料,經過加工后成為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而后將廢棄物排入環境中。在此 過程中,政府表現出對資源型產業的調控作用,同時投資部門為其提供資本,并 因價值增值而獲得相應的收益。
資源型產業是資源能源驅動型和消耗型的產業,自然資源提供負熵能量是經 濟發展的源泉。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資源-產品-污染物”的傳統發展模式下,生 態系統同經濟系統之間表現為單向、不可逆的線性耦合關系。資源型區域經濟系 統的發展并不考慮對資源和環境造成的沖擊,最終造成了生態系統物質能量的雙 向損耗:經濟對資源永遠為正的需求使得負熵資源不斷進入經濟系統,對生態系 統造成資源損耗;生產過程中排出高熵廢棄物又進入生態環境,對生態系統造成 環境損耗。傳統發展模式不僅帶來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同時也令資源型區域的 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下文將用熵理論來對傳統模式下經濟發展難題的形成根源進 行深入分析。
(2)經濟難題形成根源的熵分析
在322對系統演化分析中得知,當系統總熵dS<0時,系統向正向演化。經 濟運行過程中,經濟系統獲得負熵流入,同時輸出高熵,系統應該表現為持續的 穩態演化。然而在傳統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發展不僅面臨嚴重的資源危機和生態 環境問題,而且經濟發展也困難重重、不可持續。本部分內容將用用熵變模型來 對其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假設系統總熵dS變化由deS和dtS兩部分組成,前者為系統與外界交換物質、 能量而引起的熵流,后者是系統本身由不可逆過程引起的熵。為簡化分析過程, 不考慮對環境修復以及環境災害等偶然因素帶來的熵變。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 資源型區域的生態系統dS1和經濟系統dS2的總熵公式可分別表示為:
dS1 = deS+11 + di S-12
{ (3.5)
dS2 =deS-21 +diS+22
其中,deS+11表示由廢棄物排入生態系統所引起的熵增,d,S-12表示生態系統 的自我修復能力帶來的負熵流,deS-21表示進入經濟系統的物質資源負熵流,dtS+22 表示生產過程所產生的熵增。
經濟系統要獲得正向演化,必須使其與生態系統進行物質、能量轉化過程中 所產生的負熵流deS-21的絕對值大于熵增d,S+22,即:
|deS-21 |> diS+22 (3.6)
一方面需要不斷地向生態系統獲取物質能量來增加負熵流,另一方面還要 盡量降低經濟系統的熵增,即排出系統自身所產生的熵增,而這部分熵增對生態 系統產生的效應就是deS+11。
在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依賴自然資源負熵流 deS-21,對環境危害大,表現為高的diS+22,也就表明對生態系統帶來的熵增deS+H 也很大。生態系統不斷有負熵流出和高熵流入,已經遠遠超過了其自我凈化能力 所帶來的負熵流,因此造成生態系統趨于混亂無序的狀態,自凈能力降低, diS-12 減少。生態系統的混亂反饋給經濟系統進而引起經濟系統的熵增,為了消除混亂, 經濟系統只能依靠從生態系統中索取更多的負熵……如此惡性循環不僅使生態系 統產生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而且最終也引發了經濟系統的熵增(如圖 3.4),對經濟發展帶來阻礙。
注:倒金字塔1 表示經濟活動向生態系統索取的負熵資源, 2表示經濟活動排 出廢棄物造成的生態系統熵增, 3 表示生態系統混亂反饋給經濟系統造成的熵增。 ―表示經濟發展對負熵資源的需求量,——?表示經濟活動第一次索取的負熵 流, ♦和 分別表示第二次和第三次索取的負熵流。
①參考苗艷青,論熵增最小化經濟與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2006 (6):
3.3生態經濟視角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破解思路
資源的開采使用會對生態系統造成破壞,這是資源型經濟發展特點所決定的。 傳統發展模式是一種雙向熵增模式,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帶來的熵增遠遠超過其 自我凈化能力,最后反饋回經濟系統,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要破解 經濟發展難題,只能對現有運行方式進行優化,協調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 關系,來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
3.3.1 熵增最小化經濟與經濟發展最佳規模
( 1)熵增最小化經濟
熵增最小化經濟是指在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在進行物質、能量相互轉化時, 要保持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也就是使整個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的總熵 趨于減少,系統實現非平衡穩態演化,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也因此獲得持續發展 (苗艷青, 2006)。 即:
dSmin =(d)S1 +dS2 min = (deS+11 + diS-12 + deS-21 + diS+22)min (3.7)
只有當| d,S-12 + deS-21 |> deS+11 + dS+22時,系統總熵增才可能實現最小,即應該 增加系統內的負熵流(diS-12 + deS-21 ),或減少經濟活動產生的熵增。系統內負熵 流同生態系統的自我凈化能力有關,因此一方面應該進行生態構建,通過控制資 源開采量以及改善生物多樣性、土壤、植被等環境質量來修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增強其自凈能力(增加生態承載力);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調整生產方式降低經濟活 動所造成的熵增,實現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經濟的最優產出(苗艷青, 2006;唐敏, 2008)。
(2)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最佳規模
生態承載力的概念于1921年由Park和Burgess首次提出,用來表示由陽光、 生存空間和營養物質等生態因子所組成的特定生態環境條件下,能夠存在的某物 種個體數量的最高極限值。資源型區域的生態承載力是資源型區域發展的軟實力, 可視其作用和內容分為支持層和壓力層兩部分。支持層主要包括生態系統的自我 維持和自我調節能力(彈性力)以及資源與環境子系統的供容能力(資源承載力 和環境承載力);壓力層則主要包括支持層所受到的、來源于資源型區域社會經 濟活動的負荷及脅迫,包括資源損耗、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于翠英, 2013)。 生態承載力既是資源型區域發展的基礎條件,也是其約束條件。
Daly(2007)將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原理應用到宏觀經濟學 中,對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經濟系統相對于生態系統承 載力之間的適度規模限制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經濟系統發展存在“最佳規 模”。經濟系統作為生態系統的子系統,Daly在描述經濟發展規模與生態承載力 之間關系時分別用“空的世界”和“滿的世界”來形容兩者的相對大小,并指出 在“空的世界”中,生態環境和資源相對豐裕,因此經濟的擴張并不會帶來巨大 的機會成本;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規模不斷擴大,當今社會已經逐步進入“滿 的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無疑將帶來尤其顯著的機會成本。從“空”走向“滿” 的過程中,經濟服務所產生的福利①(由社會結構、人造物品等人造資本提供)在 逐漸增加,生態服務所產生的福利(由太陽能、土地、水資源、礦物資源及生態 系統各組分等自然資本提供)則逐漸減少,因此自然資本將取代人造資本成為經 濟發展的限制因素。例如海洋中魚類生物的數量將代替漁船數量限制捕魚業的發 展,煤炭儲存量和環境吸納廢水、固體廢棄物及CO2等有害氣體的能力將代替礦井、 開采設備等成為限制煤炭行業發展的因素。因此經濟系統規模對生態系統相當重 要,應該以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為基礎而表現出其“最佳規模”。
最佳規模的概念來自于微觀經濟學,表明經濟活動的邊際效用(MB)與邊際 成本(MC)相等時的經濟規模,超過最佳規模所進行的經濟活動獲得收益的速度 將小于成本增加的速度。最佳規模給出了經濟活動最適宜、最經濟的規模點,因 此也被稱為“何時停止規則”。
資源型區域經濟增長過程是將生態系統中的資源環境等自然資本轉換為經濟 系統中人造資本的過程,經濟發展的最佳規模也就是最佳轉換程度,是經濟增長 的最大極限。超過這個極限的經濟增長成本將高于所帶來的價值,為不經濟的增 長。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本轉化為人造資本,人們在理性支配下選 擇先滿足最緊迫的需求,接下來才滿足其他次要需求,表現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同樣在人們的理性支配下,生態系統則受到不同待遇:由于人們總是先選擇無關 緊要的系統服務功能,而后才會逐漸侵害到較重要的系統服務功能,因此表現為
① Daly 所指的“福利”與本文前面內容所提及的“價值”涵義類似,經濟活動為經濟系統產 出更多的價值,而生態系統也因此損失了相應的價值。
邊際成本遞增規律。Daly在利用MB=MC的邊際分析準則對經濟系統的增長極限 進行研究時,將 MU 曲線表示人造資本增加的邊際效用遞減,用 MDU 曲線表示 因經濟擴張而失去的自然資本服務、污染等的邊際成本(邊際負效用)遞增。如 圖 3.5 所示。
資料來源: Herman E. Daly, Joshua Farley 著,徐中民等譯,生態經濟學——原理與應用, 河南:黃河水利出版社, 2007, P21。
圖中,e點的邊際效用為0,表示經濟規模擴張無法引起效用的增加,是無效 極限點;d點的邊際負效用(邊際成本)為無窮大,此點表示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 生態承載力閥值,資源損耗、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發展嚴重不平 衡,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極容易引發生態災難。b點的邊際效用與邊際成本相等,為 經濟的最佳規模點,此時的凈效用(MU曲線下方與MDU曲線上方的面積之差) 最大,表明在不破壞生態系統穩定功能的前提下,經濟價值的增長達到了最大值。 下一部分內容本文將自然資源(主要指不可再生資源)與生態環境統一為自然資 本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討論在資源環境約束下影響此點取值主要因素。
3.3.2 生態經濟效率:經濟發展的首要效率
經濟學家在對生產過程進行描述時往往采用生產函數作為模型,通過比較生 產中各要素的投入量和要素使用率這兩個關鍵參數來分析各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 地位和重要性,并以此為依據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Bleischwitz, 2001 )。但在
① 鑒于生態承載力的內涵包括兩部分內容,因此本文在分析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 的關系時不再分別作為約束條件進行討論,而是將前兩者簡化為一體(自然資本)進行討論。 傳統經濟增長模型中,自然資本的作用和貢獻并沒有得到重視,影響經濟增長的 核心變量往往是技術、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因素,資源則表現出強的可替代性。 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大量投入引發了嚴重的資源衰竭和環境惡化等問題,表現 為人造資本和勞動力相對過剩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對稀缺,生態承載力變得 越來越脆弱。“增長的極限”(Meadows, 1972)、“經濟運行超越了可持續邊界” (Jacobs,1991)以及“滿的世界” (Daly, 2007)等觀點的提出,讓人們逐漸 意識到自然資本已經取代了人類勞動和人造資本,成為了限制經濟發展的稀缺性 要素。這一轉換也引起了人們對適合生態承載力的經濟規模以及自然資本生產率 等問題的關注。
傳統的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將資本和勞動作為生產中的投入要素來分析經 濟增長,這也是經濟分析中最為典型的增長模型。
Y = Af (K,L) = AZ (3.8)
其中,A為技術水平(A>0), K為生產中的資本要素投入,L為勞動要素投 入,a、0分別為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系數,且a + P =1(a> °,P> 0 )。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只體現了資本和勞動的重要性而忽視了自然資本的作 用,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關:自然資本相對富足,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受到 人造資本和勞動力的限制。這一前提條件決定了人們在當時更多地關注勞動生產 率和資本生產率的提高,將經濟增長歸結為外在技術進步的影響。隨后 Romer、 Locas 等人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引入人力資本等因素,將技術進步內在化來 解釋經濟增長,但同樣未曾將自然資本引入模型。在資源型區域發展過程中,自 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吸收和接 納了經濟活動所帶來了廢棄物和污染,這意味著包括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生態系統 將會直接影響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發展,應該將其提到與資本和勞動力相等的 位置。然而在以往的文獻中,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引入經濟增長分析的成果并 不多見。 1998 年, P. Aghion 和 P. Howitt 將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納入生產函數,并 采用熊彼特模型和 AK 模型進行了比較,但卻并未作出進一步的分析和求解;2001 年,英國學者 D. Anderson 通過將自然資源納入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得出自 然資源為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一部分;2005 年, Brock 和 Taylor 將自然視為經濟增 長的源泉和接收容器構建了源庫模型(Source-sink model)來分析能源對經濟增長
的作用,但其缺陷之處在于未將環境和技術作為因素直接引入生產函數。為尋求 一個整體的度量單位來衡量經濟發展與生態系統的關系,本文將不可再生資源與 環境統一為投入生產的自然資本要素,對生產函數進行重構。
融合自然資本N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Y = Af (K,L,N) = AK aLpNY (3.9)
其中,A為技術水平(A>0), K、L、N分別為生產中的資本、勞動力和自 然資本的投入量,a、0、Y分別為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且 a + p + y = 1 ( a > 0,0 > 0,/> 0 )
生產預算成本函數為:
B=PKK+PLL+PNN (3.10)
其中,PK、PL、PN分別為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本的價格。在成本約束條件 下可構建方程組:
rMaxY = AK aL0NY
ls.tB = PkK + PlL + PnN
構造拉格朗日方程:
F=AK aL0NY +2( B)kK -PlL-PnN
其一階條件的聯立方程為:
dF
f
dK
dF
~dL
dF
dN
dF
di'
求解可得:
r K=—
Pk
< l= 0B
L PL (3.14)
、N = Y
Pn
當 K、 L、 N 分別為(3.14)所表示的取值時,經濟產出可以達到最大:
且有:
0=等
進一步對(3.9)求對數后再求導,同時方程兩邊同時除以Y,整理后可得經 濟產出的全要素生產率:
dY dA dK dL dN
Y A K P L r N (3.17)
從(3.17)可以看出,自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dN/N )與其貢獻率(Y的 乘積同技術進步率(dA / A )、資本投入增長率(dK / K )及其貢獻率(a)的乘積 和勞動投入增長率(dL/L)及其貢獻率(0)的乘積一起,共同影響經濟產出的 增長。將(3.9)分別對 K、 L、 N 求導,可得:
Yk = — = aAK a-1L0NY
K dK
dY
* Yl = — = 0AKaL0-1NY (3.18)
dY
Yn = — = vAK aL0NY-1
N dN
YN' 表示投入生產的自然資本所帶來經濟產出的增長,本文稱之為生態經濟效 率,Yk、Yl分別表示資本生產率及勞動生產率。將(3.16)中“、0、Y的取值代入
將(3.19)代入(3.15)則有:
從(3.20)中可以看出,生態承載力范圍內,在一定的預算成本B的約束下,影 響經濟產出的關鍵因素為技術水平A、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本的價格以及資本 生產率Yk、勞動生產率Y和生態經濟效率Yn。其中,價格因素Pk、P;、Pn受市 場供求規律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不取決于某一產業或企業,因此在生態承 載力范圍內,資源型區域的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為產業的技術水平以及資本生產 率、勞動力生產率和生態經濟效率。可以看出,資源型區域只有在發展過程中不 斷創新科技、提升資源產業各要素生產率水平,才能在保持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 發展平衡的前提下,使經濟獲得最大程度的跨越和進步。資本生產率和勞動生產 率以單位資本和勞動力消耗更多資源和環境來換取經濟增長,是傳統經濟發展方 式中主要強調的效率,一方面使得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遭受浪費,另一方面卻也 為進一步挖掘生態經濟效率的潛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生態經濟效率是以單位自 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吸收更多資本和勞動力來促進經濟。隨著稀缺性從勞動和技術 轉變為資源環境,致力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顯然更具價值和意義。
3.4本章小結
本章對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進行 了理論分析,主要結論有:
(1)介紹了資源型區域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表 現。 傳統發展模式下經濟與生態之間的物質能量流動表現為單向不可逆的過程, 是造成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矛盾尖銳化的主要原因。
(2)從生態經濟系統的角度、結合耗散結構理論和熵理論,對資源型區域經 濟發展難題根源進行研究。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負熵資源輸入、高熵污染排出的 過程,因此經濟系統處于低熵狀態,理論上應該獲得持續發展。但在傳統發展模
式下經濟發展卻出現難題。通過對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熵流動的分析,得出 難題的產生原因:傳統的發展模式導致生態系統熵增遠遠超過了其自我修復能力, 造成了生態系統混亂,并將混亂反饋到經濟系統,造成了經濟系統熵增,經濟發 展難以持續。
( 3)破解經濟發展難題,就要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來減小經濟活動對生態 系統造成的熵增,發展熵增最小化經濟即為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經濟發展的最佳規 模。本文將資源環境納入經濟增長模型,提出應該通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來實現 經濟發展的最佳規模。
第 4 章 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減物質共生模式構建
生態經濟效率是解決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的首要效率。 本章擬通過對生態經濟效率內涵及提升途徑的分析,得出資源環境約束下資源型 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并從企業、產業、區域三個層次入手,將傳統發展模 式改造為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模式。
4.1生態經濟效率的內涵
4.1.1基本概念
生態經濟效率(Eco-economic efficiency )在不同的學科和研究領域有著不同 的稱謂,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中通常稱之為“生態效率”或“環境效率”。其概 念初次提出是在 1990 年,瑞士學者 S. Schaltegger 和德國學者 A. Sturm 將其定義 為增加的經濟價值與增加的環境影響之間的比值(B. Willard,2002),但在當時此概 念并沒有得到廣泛推廣。直到1992年可持續發展工商聯合會(WBCSD)出版著 作《改變航向》(Change Course )中指出企業要變污染制造者為全球可持續發展 推動者,需要在生產過程中注重環境與經濟發展相結合,“通過創造有價格競爭 優勢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人類生活質量提高的需求,同時將其環境影響和資源利 用的強度降至與地球承載力一致的水平上”。至此,生態經濟效率的概念正式提 出并被廣泛接納。在隨后的理論研究及實際操作中,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歐洲環境署(EEA)、聯合國貿易促進會(UNCTAD)等組織分別對其內涵做了 不同概括。在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后,本文將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表示總結如下。
表4.1 國外研究中生態經濟效率內涵匯總
組織名稱 內涵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聯合會
(WBCSD) 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的同時,使企業生產對 資源、能源使用強度和對環境影響強度降到最低。
經濟發展合作組織(OECD) 自然資源能夠滿足人類社會需求的效率。
歐洲環境署(EEA) 以最少的自然投入創造更多的福利。
聯合國貿易促進會(UNCTAD) 企業產岀的單位經濟價值對環境的影響。
巴斯夫集團(BASF Corporation) 在產品的完整生命周期內,通過盡可能節約能源物 質和減少污染物排放來保護資源。
國際金融組織環境投資部(EFG-IFC) 通過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提高資源的可持續性。
澳大利亞環境與遺產部(AGDEH) 用更少的能源、資源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
加拿大工業署(Industry Canada) 用最少原材料投入實現最大效益產岀。
國際財務公司(IFC) 通過多種方法提高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建玲,生產性企業生態經濟效率評價研究,中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8:23-24,朱遠,中國提高資源生產率的適宜模式與推進策略研究,同濟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 2007:45。
國內學者也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發對生態與經濟之間的
關系進行探討,并提出“生態效率”、“資源效率”、“環境效率”和“資源生 產率”等概念,雖然稱謂各有不同,但究其內涵均與本文所指生態經濟效率相一 致。諸大建(2005)將經濟發展的價值增量與資源環境消耗量的比值作為生態經 濟效率;張亞連(2007)認為生態經濟效率是一種生態凈收益,是生態與經濟的 投入產出之比。此外,張建玲(2008)、馮蘭剛(2011)等人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總結國內外組織和學者對生態經濟效率的理解,不難看出生態經濟效率實際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表示的是經濟產出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即人造資本提供的服 務量)與資源、環境等生態消耗(自然資本消耗量)之間的關系。針對不同目的 和能夠獲取的信息,其應用也比較靈活:既可以表示為一種戰略目標,也可以作 為衡量戰略進展的方法和指標體系。綜合以上內涵的敘述,通過對投入產出指標 的量化測評,可以將生態經濟效率的概念模型表示為: 生態經濟效率=人造資本提供的服務量/所犧牲的自然資本量
= 產品和服務價值 / 自然資本消耗量
產能、產值以及銷售額等均可用于表示產品或服務的價值,而企業、行業或 某經濟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則可以通過總能耗、原材料總量、廢棄物排放量等指 標來表示。從上述表達式就可以看出,與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相比,生態經濟效率 更強調生態經濟的協調發展,即在兼顧生態系統穩定的同時創造經濟價值,這就 要求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必須限制在生態承載力范圍之內。具體到 微觀企業的生產活動,則要求企業具備創新能力、增強競爭力,不斷改進經濟與
環境之間的關系,使企業在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避免生態環境遭到損害。
4.1.2生態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率的區別
在政治經濟學中,恩格斯“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觀點可以視為 經濟效率的最初表達。而在傳統經濟學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中,經濟效率則更 多地用來表示對稀缺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亦稱為帕累托最優:不損害一個人當 前狀況的前提下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將經濟系統視 為一個封閉系統來研究其內部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的平衡關系,其實現條件 必須是同時達到消費和生產的均衡,即消費者對任意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 與商品在生產中的邊際技術替代率相等。生態經濟學將經濟系統視為一個開放的 系統,同時作為生態系統之間通過物質能量等流動相互耦合、彼此作用,更多強 調的是生態經濟系統整體最優化的實現。同經濟效率相比生態經濟效率具備以下 優點:
(1) 將環境因素同資源一起視為生產成本加以考慮,更注重資源與環境的有 限性和稀缺性,更加強調資源生產率的提高和環境負荷的降低。生態經濟效率關 注由于經濟系統的不斷擴張對生態系統所帶來的壓力,強調通過提高資源生產率 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資源投入及廢棄物排放最小化的目標。
(2) 為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具體目標和改善措施。伴隨著資源日益耗竭和 污染加重,以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生態經濟效 率的提出為經濟與生態之間,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之間搭建了橋梁和紐帶,構 建了生態和經濟雙贏的效果。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意味著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壓 力的減少、產品和服務價值的增加。當前的經濟發展已經逼近生態系統的極限, 全世界都面臨著自然資本日漸稀缺的問題,尤其我國自然資本占有量原本就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因此,通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更加具有重大的現 實意義。在生產過程中對資源生產率指標和環境生產率指標 ①的考核成為生態經濟 效率的具體判別指標。另外,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技術水平對生態經濟效率有 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改進過程中便于尋找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和制約因素,從而 提出針對性強、效果顯著的改善措施。
①資源生產率指標包括單位能耗GDP、單位土地GDP、單位物耗GDP等,環境生產率指標 包括單位廢水GDP、單位廢氣GDP、單位固廢GDP等。
4.2生態經濟效率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生態經濟效率作為生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與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有著 重要關聯。資源型區域進行轉型發展,就是要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中經濟與資 源環境之間單一且不可逆的物質能量流向,從而在有限的資源環境條件下實現經 濟增長最大化。這也就表現為生態經濟效率的提高。
4.2.1 生態經濟效率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
在對引進自然資本的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中得知,在生態承載力范圍內,技術 水平以及資本生產率、勞動力生產率和生態經濟效率是影響資源型區域的經濟發 展的最重要因素。傳統經濟增長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因此將提高資本與勞動 力的生產率放在重要位置,而作為生產原料的自然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卻 遭到忽視。在當前生態脆弱、資源匱乏、氣候多變的背景下,同資本生產率和勞 動生產率相比,生態經濟效率可挖掘的潛力顯然更大,可以說是影響經濟增長的 首要效率。
(1) 生態經濟效率是的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現目標及方式。在傳統經濟 發展模式下,人們過分重視GDP的增長,而資源萎縮和環境壓力卻沒有得相應的 重視。生態經濟效率將降低資源消耗、減少對自然界的負面影響和提高產品和服 務價值作為其主要目標,與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的目標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通 過改變傳統發展模式中單向的物質能量流向,增加企業及產業之間的物質能量循 環,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負荷。這正是生態經濟效率最 大化的體現。
(2) 生態經濟效率是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衡量標準。生態經濟效 率關注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兩方面,是實現最優生態目標與最優經濟目標的最佳 鏈接。相比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中強調資本與勞動生產力,生態經濟效率更關注資 源的生產力,符合生態經濟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對資源及環境的壓力顯然更小, 通過對經濟產出價值和資源環境消耗價值的衡量,可以對資源型區域生態與經濟 之間的協調關系進行測度。
4.2.2減物質化與生態經濟效率提升
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人們就對經濟發展施加于資源環境壓力的緩解途徑 和方式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生產模式:①末端治 理,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針對生產末端所產生的污染物進行控制,通過 對污染物的治理和達標排放來減緩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②清潔生產,通過原材 料替代、產品重新設計、改進設備技術和工藝流程的等途徑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對各個環節的環境污染進行控制;③減物質化,既非末端治理又非生產中途控制, 而是在源頭便對生產進行環境分析和優化設計,從而減少資源投入和生產排放。 只有減物質化既涉及到資源消耗總量,又涉及到污染排放總量。
減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又稱物質減量化、非物質化,是為緩解日益突 出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短缺及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而提出的一種研究思路和發 展模式。減物質化的內涵一直存在多種表達。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認為減物質化 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U. Colombo, 1988),是高質量和高技術含量的物質取 代低質量物質的過程(Labys, 1989)。在隨后的研究中更多學者則傾向于認為減 物質化是一種功能經濟,是指單位經濟產出的物質消耗和廢棄物排放的減少(O. Bernardini, 1993; I. Wernick, 1996;陳效逑, 2000)。無論采用哪個概念,其核 心內涵都是指人類社會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把物質消耗和環境壓力降到最小 程度,強調通過技術改革和產品耐用設計來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增強其服務功 能,以此減少自然資本在生產中的投入總量和流動速度。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在于 提高物質向人類所提供的服務功能,而并非物質本身。表現在生態經濟系統中, 就意味著從生態系統進入經濟系統的物質投入量以及從經濟系統排放到生態系統 中的廢棄物都要有相對或絕對的減少,通過“減量化投入、最優化產出”提高物 質能量在生產中的再生產能力和利用率,實現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耦合共生關 系。
提高生態經濟效率與減物質化在目標上有著本質的一致性。在傳統發展模式 下,人們過分重視GDP的增長,而資源萎縮和環境壓力卻沒有得相應重視。提高 生態經濟效率,要通過降低資源消耗、減少對自然界的負面影響和提高產品或服 務價值來實現,通過增強資源可循環性和產品耐用性來實現物質的閉路循環,以 此達到能源資源消耗最小化和廢棄物排放最小化。減物質化生產通過小型化和輕 型化的生產技術提高了物質和產品之間的轉化效率,通過改進產品功能為消費者 提供更多服務和便利,在等量甚至更少量的物質基礎上獲取了更大的產出,實現 物質投入最小化和資源利用率最大化;同時由于減少了經濟系統物質流和能量流 的輸入和輸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也得到了最大限度 的降低。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負荷,這正是生態經濟效率最大化 的體現。
4.2.3產業共生與生態經濟效率提升
通過生態經濟效率與減物質化內涵的分析,可知減物質化是提升生態經濟效 率的有效途徑。生態經濟效率的概念模型為“人造資本提供的服務量/所犧牲的自 然資本量”,通過對概念模型的變型,可尋求另一條提升路徑。
假定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有j個產業部門,有k種自然資本(資源與環境)投 入生產, N 為自然資本的總消耗量, Y 為最終的經濟產出,那么區域內整體的生 態經濟效率可以表示為:
Nk為產業部門j在生產中直接或間接消耗的自然資本量,Rk為產業部門j循
環利用的自然資本量。從公式(4.1)中可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E,必須減小 (丿^. Nk_+Rk_)的取值。其中,」^表示k種自然資本在整個自然資本
N + Rk Y Nk + Rk
消耗中所占的比例,那么k的循環利用率(RR, Recycle Ratio)可表示為:
RR = —Rk— = 1 -—N^-① (4. 2)
N + Rk Nk + Rk
由此可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物質能量的循環利 用率。
產業共生(IS, Industrial Symbiosis),也稱工業共生,其基本屬性就是資源 循環利用(賀丹, 2012)。 “產業共生”一詞最早由 George T. Renner(1947) 提出,并用來描述一個產業的廢棄物作為另一個產業的原料進行再利用的“有機 關系”。 Engberg 在丹麥卡倫堡公司出版的《產業共生》一書中將產業共生定義為: “不同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企業間通過合作共同提高生存能力和獲利能力,同 時通過這種共識實現對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護。”此概念側重于將產業共生描 述為一種互相利用副產品或廢棄物的產業合作關系,這也是最為學術界普遍接受 的概念。隨后,諸多學者對其理論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Boons 和 Baas(1997) 認為企業間不僅是合作,還包括競爭關系。 Andrews( 1999)、 Desrochers( 2002) 等人提出應該將視角從生態工業園拓展到城市甚至更寬廣物理空間, Schlarb (2001)和Alfred (2002)則具體提出了生態工業系統的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在 企業之間建立物資和能量交換的共生關系,另一種則是在企業、社區、政府等多 方之間建立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才流等方面的合作關系,形成企業、社 區和政府公共部門之間的共生網絡。因此,產業共生是指獨立經濟組織(企業或 產業)之間通過物質流動和產品利用產業鏈 ( 或產業鏈的耦合) 所形成的完整閉 路體系,共生單元之間通過資源、產品或副產品的輸入與輸出關系共同提高企業 或產業的生存發展能力。
從產業共生概念的描述中可知其本質為企業或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關系。這 種代謝和共生關系實現了區域內共享資源、能量梯級利用和廢物交換,一方面使 物質和能量在不斷循環和重復中實現多級遞進,提高資源自身的利用率,另一方
① 參考劉軍,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適應性城市產業生態轉型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81-88。
面減少了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廢棄物的產生,從而降低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 影響,使企業和產業獲得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因此,產業共生通過增加物質能 量循環,對生態經濟效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以煤炭產業為例。傳統的煤炭產 業是典型的高污染、低資源使用率的產業,在生產過程中產出的固體廢棄物煤矸 石不僅占用大量土地,同時還會產生有害氣體,嚴重污染了對煤炭地區居民的生 產和生活環境。但事實上煤矸石中含有大量的可再利用物質,可以轉化為其他產 業的生產資料,如從中提取硫酸招、銨明研等化工產品為其他產業所使用,含碳 高的煤矸石可直接作為發電的燃料,而煤矸石發電廠將所產生的粉煤灰供給建材 廠,廢棄物就會重新進入生產流程。經過煤-油-化工、煤-焦-化工、煤-電-深度加 工、煤矸石-建材-建筑等各產業鏈間的多級遞進,不僅可以提高煤炭在不同產業間 的循環利用率,同時也增加了煤炭資源的附加值、減少了污染排放。
4.2.4減物質化與產業共生的關系
產業共生網絡中的物質能量代謝遵循質量守恒定理,物質總量不會因任何經 濟活動而發生變化。發生在共生網絡中的產業代謝強調從構成產業活動的資源 (水、原材料、能量等)數量和質量規模來揭示經濟活動中物質能量的循環流動 與存儲。因此,通過強化共生單元之間副產品交換過程有助于實現網絡中物質能 量的循環流動,從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
剩余物質一 _」
J W
圖 4.2 產業共生網中的物質能量流動
產業共生網絡中,每個經過生態設計的產業,其產出的廢棄物一部分經由自 循環實現再資源化利用,其余則為下游共生產業提供生產材料。投入生產的物質 能量通過上下游產業之間的循環流動實現完全利用(如圖 4.2)。用熵理論來分析, 即指高熵廢棄物不是直接排入生態系統,而是在下游產業的經濟活動中轉變為負 熵資源重新進入經濟系統,成為促進經濟系統有序發展的負熵流。
產業共生網絡中的物質能量循環用數學函數可表達為:
P1=F[(R0+r1)-(W1-r1)]
P2 = F[(R1+ r2 ) + (W1- r1) - (W2 - r2 )] (4. 3)
Pn =F[(R1+r2)+(Wn-1-rn-1)-(Wn-rn)]
整理可得:
E Pn = F [(R1 + 斤)-(W-r”-1)] + F [(R] + 乙)+ (W-rj - (W?-J]
i=1
+•••”[(& + 切 + (W”-1-r”-J-(W”-r”)] (4. 4)①
其中,R為投入生產物質的初始總量,R為第i次生產循環的投入量,F為 企業的技術水平函數,P為第i個生產過程的產出總量,Wi和r分別為第i次剩余 物質產生量及自循環的剩余物質量。從中可知,隨著自循環次數的增加,r取值逐 漸趨于零,表示共生網中的剩余物質得到最大限度利用。
通過構建產業共生網絡能夠促進整個產業的減物質化實現。首先,共生單元 之間通過物質能量的梯次利用延長了資源使用壽命,第二,產業間副產品和廢棄 物的再資源化降低了網絡中資源的流動速度,第三,通過對網絡中各產業資源使 用量和使用率的反饋,能夠對初始投入量進行調整控制,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同 時實現資源有效集約利用,從而實現整個產業的減物質化目標。
4.2.5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資源環境約束下,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是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思路。減 物質化與產業共生作為提升生態經濟效率的重要方式,也是資源型區域經濟進行 生態化發展的有效路徑。
① 圖 4.2、公式 4.3、 4.4 參考劉軍,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適應性城市產業生態轉型研究,蘭州 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39-40。
與未經規劃的產業共生相比,經過規劃的產業共生系統顯然能更好發揮其對 生態與經濟的協調作用(T.E.Gaerdel, B.R. Allenby,2004)。Marian Cheortw(2003) 將此類產業共生系統稱為生態產業園(EIPs, eco-industrial parks),并將其劃分成 5種類型:①在單個企業或機構內部進行材料或產品交換,通常用來規劃大型石化 企業;②在相距不遠的企業之間進行物質交換,最典型的如丹麥卡倫堡生態產業 園;③在相距很近的產業實體間,如位于同一個產業園內的企業之間進行能量、 水和物質交換;④在距離較遠的企業間,通過廢物交換將回收的材料無償提供或 進行出售;⑤在較大區域內的企業之間進行物質交換。
從分類可以看出,產業共生只涉及已進入經濟系統中的資源,強調經濟運行 中的物質能量循環和交換,而對于資源的初始投入階段則并未涉及。資源型區域 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不僅要求在生產加工過程中實現資源最優化利用和污 染最小化排放,更要求在生產源頭減少物質資源投入,來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是雙向熵增的反生態模式,物質能量流向則表現為單向不 可逆過程。產業共生改變了這種不可逆的流向為有循環回路的流向,在對資源的 生產使用過程中,通過產業共生網絡的建立和運行,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減 物質化生產則是對每個生產開始階段便進行控制,甚至可以前向到資源開采階段, 通過減少資源進入經濟系統的總量來緩解生態系統受到的損耗。用熵理論來分析 減物質化生產,就是通過減少從生態系統輸出的負熵流和經濟過程產生的熵增, 使整個系統達到穩定有序狀態。而從前文分析得知,產業共生不僅使進入經濟系 統的物質資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同時也有助于促進減物質化的實現。因此,資源 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應該是將二者結合起來,構建一個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 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對企業、產業及整個區域不同層次的經 濟發展方式進行逐級優化和持續改進。
4.3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
減物質化與產業共生是提升生態經濟效率的方法,也是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 的最佳路徑。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從資源型區域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經濟 發展方式進行全面調整, 才能實現整個區域的生態與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
4.3.1 減物質共生模式構建
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優化,應該在減物質化生產的基礎上,通過調節企 業、產業和區域經濟生產過程中物質能量的流量和流向,構建多鏈條耦合的物質 能量循環體系,也就是在資源型區域原有的產業體系基礎上打造符合資源型區域 生態經濟融合的、協調發展的共生網絡。從經濟生產的輸入階段即物質資源投入 入手,同時涉及生產階段以及最終輸出階段的各類相關生產企業和產業部門,諸 多因素多位一體作用于經濟系統,進而將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同經濟系統之間單 向的線性關系變為具備有償回路的循環耦合關系,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環境在經 濟發展過程中的雙向損耗(如圖 4.3)。
零污染排放物
圖 4.3 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圖4.3①顯示物質能量從自然資源系統中輸入經濟系統,并經一系列經濟活動 后最終輸入生態環境系統。為避免因經濟發展為生態系統所帶來的過度損耗,用 生態經濟效率的內涵來解釋,即自然資源消耗量不隨產品和服務價值的增加而增 加,這就要求系統內部能夠通過對物質能量的多次重復進而達到最大限度使用, 對廢棄物實現“再資源化”利用,使得包含在經濟系統中的物質能量得到最優化 “利用”而非“消耗”。在此發展模式下,只有經濟活動所需要的物質能量從自 然資源系統輸入經濟系統,而從經濟系統輸入生態環境系統時物質能量已接近為
① 為體現分析目標及對象的明確性,圖 4.3 中忽略了地區內居民的生活活動對系統整體的影 響,同時省略了對信息流、價值流的分析,主要分析與資源型產業生產活動相關因素的物質、 能量流動。
零。此時便是最理想的發展狀態。
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試圖使企業、產業及區域之間的物質能量 循環呈現一種層層遞進、相互耦合的關系,前一個循環是后一個循環的基礎,后 一個循環是前一個循環的延伸及擴展:通過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實現企業內 部經濟活動的“物質瘦身”,為資源型區域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提供微觀基礎;資 源開采企業、資源產品生產加工企業以及產業鏈延伸企業之間通過非線性協同作 用,形成不同的產業鏈結構,增加物質能量在產業內部的流動及循環利用;多條 鏈狀式產業結構通過橫向和縱向的耦合關系構建起產業間生態功能更加完備、生 態承載力更高的多鏈條共生網絡,在產業共生網絡中物質與能量能夠得到多級循 環利用,從而在資源型區域原有的產業體系基礎上構建符合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產 業共生網絡。
4.3.2 減物質共生模式與傳統發展模式的區別
資源型區域的興起依托于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分布集中且 開采條件較好的區域具備更多的潛在經濟價值,因而其產業活動更加密集,經濟 發展也更為迅速。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能為資源型區域帶來短暫的繁榮和現 代化,然而卻意味著更多的自然資源將被開采、消耗,更多的污染物將被排放于 環境之中,反而使區域的長遠發展陷入兩難境地。從前文分析中得知,資源型區 域生態系統為經濟系統提供低熵的資源作為生產中能量和物質的來源,同時還必 須吸納由經濟系統排出的高熵廢棄物,這一過程便是經濟生產過程。在生產過程 中,經濟系統獲得低熵并且經過一系列經濟活動使得價值得到增長,但對于同樣 需要依靠低熵來維持結構穩定的生態系統來說,這無疑會對其造成一種雙向損耗。 經濟系統的發展是單向增長機制,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需求和消耗具有無限 性特點,而與此相悖的是具有穩定性的生態系統供給機制,只能提供生態承載力 范圍內的有限資源和環境。存在于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內部的這兩個相反的 機制正是制約其可持續發展的根源所在。尤其是目前由于氣候變化和資源匱乏所 帶來的生產成本上升、經濟增長停滯、社會失業率攀升、貧富分化嚴重等諸多社 會經濟問題,已經逐漸成為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需要面對的“超級挑戰”。只 有打破常規的短期主義經濟發展方式,從“有水快流”轉變為“細水長流”,在 發展中遵循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的原則,對自然資源進行有效合理使用、 對生態環境進行及時的修復治理,才能確保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永續利用,實 現生態與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
資源型區域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要求在發展中既能滿足人們對產品、服務 等需求的增長,同時又不對生態造成威脅;既能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同時 又不減少經濟產出價值。在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如何更有效的 使用資源、降低污染,關系著我國可持續能否順利實現。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模 式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和戰略選擇。一方面,無論選擇從技術、制 度還是結構調整或改善基礎設施方面入手,在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正負反饋及 協同作用之下,都能為開放的資源型生態經濟系統輸入負熵流,從而形成系統向 平衡有序的正向演化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作為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主導產業, 資源型產業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者,同時也是生態資源的主要消耗者和 產品及服務的主要生產者,調整適應生態系統發展的經濟系統首先應該進行經濟 轉型,這也是資源型區域耗散結構演化的內在需要。
轉變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就是要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中生態系統為經 濟系統提供資源并吸收廢棄物的單向線性模式,轉變為有補償回路的減物質共生 模式。通過為物質、能量供給構造新的運行方式,在同等經濟產出的情況下使能 源、土地、水等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減少,緩解生態系 統的雙向損耗,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經濟的生態化發展。與傳統的經濟發展 模式相比,減物質共生模式具備以下兩點優勢:
(1)多層次補償機制。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中的物質能量循環根據不同范圍 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企業在運行中通過技術改進和產品生命周期設計等手段進行 減物質化綠色生產,提高物質能量的再生產能力和再使用率,減小企業內部的物 質能量消耗;生產者企業、消費者企業和分解者企業在減物質化生產的基礎上耦 合形成生態產業鏈,使得生態產業園區內部的物資實現再循環利用;資源型產業 為主導的生態工業園同區域內其他產業相結合,實現整個資源型區域物質能量的 再循環利用。經濟發展過程即為物質能量在各層次內部循環過程以及同外界進行 交換的過程。而由三種規模的循環構成的循環系統便形成了包括資源型區域經濟 系統內各相關產業、生態產業園區內各相關企業和企業內部三個層次的物質能量 反饋回路。由各個層次的反饋回路所構成的補償機制通過企業、產業之間能源的 多級利用、副產品共享和廢棄物的資源化,不僅使物質能量得到再回收和循環利 用,同時再生資源也是對自然資源系統的有效補償。
(2)物質能量循環管理。強調物質能量的循環使用和多層次補償機制的構建, 并非意味著對于生產中廢棄物排放的疏忽和放任。物質能量循環管理一方面要求 企業進行物質減量化生產,通過生產提供功能化服務而非產品來減緩物質能量的 循環速度、減少經濟發展對物質能量、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消耗量;另一方面則要 求共生網絡中的每個企業之間能夠協調運作,在廢棄物排放量最小化的基礎上通 過企業間的聯結、合作,對企業現階段技術設備條件下無法使用的副產品進行相 互交換,使前一部門的廢棄物成為后一部門的生產原料,從而實現物質能量的循 環流動,減少產業運作中物質能量的總消耗,提高生態經濟效率。
4.4本章小結
(1) 在對生態經濟效率內涵進行介紹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生態經濟效率與資 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出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既是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 的目標、也是其實現方式,同時還可作為指標來衡量區域生態經濟是否協調發展。 生態經濟效率具有連結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改善的特質,可以作為指導資源型區 域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切入點。
(2) 通過對減物質化內涵的分析,指出生態經濟效率與減物質化目標在本質 上是一致的,減物質化生產是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的有效手段;通過對生態經濟效 率計算公式的變型,得出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就要增加經濟運行中的物質能量循環 利用率,產業共生的基本屬性即為資源的循環利用,因此生態經濟效率的另一條 提升途徑為構建產業共生網絡。兩者之間又存在區別:產業共生是通過共生單元 之間資源、產品或副產品的輸入與輸出關系來共同提高企業(產業)的生存發展 能力,關注的是經濟運行中的物質能量循環;減物質化則側重源頭控制,通過減 少資源初始投入量來減少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有助于控制資源開采。另外產業 共生對減物質化還存在促進作用。因此,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應該是將二者 結合起來,構建減物質化為基礎的產業共生網絡。
(3) 構建一個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模 式:通過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實現企業內部經濟活動的“物質瘦身”,為資 源型區域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提供微觀基礎;資源開采企業、資源產品生產加工企 業以及產業鏈延伸企業之間通過非線性協同作用,形成不同的產業鏈結構,增加 物質能量在產業內部的流動及循環利用;以資源型產業為主導的生態工業園同其 他產業相結合,多條鏈狀式產業結構通過橫向和縱向的耦合關系,構建區域內范 圍內的副產品交換網絡,實現整個資源型城市物資的多級循環利用。通過對傳統 發展模式的比較,指出減物質共生模式的優勢在于形成了產業間多層次補償機制 和物質能量循環管理。
第 5 章 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體系分析
基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前文構建了資源型 區域減物質共生發展模式。本部分內容試圖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國內外 案例的總結和比較,對減物質共生模式的企業層、產業層和區域層的具體運行方 式、影響因素及實現路徑等內容進行逐層分析。
5.1資源型企業減物質化生產行為
企業作為資源型區域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其進行減物質化生產是實現生態經 濟融合、協調發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微觀層次上的基本體現。資源 型區域往往是國有特大型和大型資源型企業集中的區域,故本節以資源型企業為 代表來分析企業的減物質化生產行為。
5.1.1 減物質化類型與實現途徑
減物質化主要用于體現經濟發展對資源消耗的依賴關系,另外也用來衡量經 濟產出的物質消耗強度(IMC, Intensity of Material Consumption)①。其目標是通 過提高物質能量在生產中的再生產能力和利用率,來達到“減量化投入、最優化 產出”,表現為輸入、輸出系統兩端的物質總量實現相對或絕對地減少。“相對” 或“絕對”的區分以經濟增長同物質消耗之間的變化關系作為標準:經濟增長率 高于物質消耗和污染排放增長率,即兩者之間仍然存在相關關系,只是經濟發展 對物質和資源的依賴程度降低,則表現為相對減物質化;經濟增長的同時物質消 耗和污染排放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則表現為絕對減物質化。相對減物質化說 明經濟發展具備了弱可持續性(陶再樸, 2003),而只有絕對減物質化才是經濟 發展的理想情景,也是實現經濟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物質消耗強度(IMC)指單位經濟產岀的物質消耗量。
相對減物質化表現為經濟增長幅度高于物質消耗的下降幅度,其出現是由于 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的反彈效應,即因提高物質資源使用效率而節約的物質量被 消耗總量的增加抵消,最終導致了整個經濟系統物質消耗總量進一步增加的現象。 提高物質資源使用效率,并不一定意味著物質消耗總量和對資源環境的沖擊降低。 生產過程中雖然資源使用效率有所增加,但如果經濟增長所引發物質消耗總量的 增長規模抵消了因效率增加而帶來的消耗總量減少的規模,那么生產過程在反彈 效應的作用下表現為相對減物質化。當產業發展處于相對減物質化模式中,社會 生產規模仍然在進一步擴張,生態經濟效率得以改進,但并未達到穩定和高效, 生態和經濟也未獲得強可持續發展。因此要改善反彈效應、進行絕對減物質化生 產,必須依靠提高物質資源使用效率的同時減少物質消耗總量來實現。
5.1.2 減物質化生產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作為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中的一個微觀體系,企業理應成為首要的分 析對象。資源型企業的發展不僅要擺脫現階段過度依賴資源環境的強物質化生產 方式,更要在此基礎上逐步從相對減物質化轉變為絕對減物質化生產方式,進而 實現生態經濟融合、可持續發展。在對相關文獻的收集中,大部分成果傾向于分 析某一特定區域的社會系統或某產業系統的減物質化影響因素,認為影響社會或 產業進行減物質化的主要因素有技術進步、經濟結構和經濟規模(李慧明,2009) , 以及人口因素、使用廢舊資源產品的交易成本(王磊,2010),而對于社會經濟
①參考王磊,基于減物質化分析的循環經濟政策創新研究,未來與發展,2011 (4): 10。 的微觀主體和資源的主要消耗者——企業的相關研究并不是很多。以上某些因素 對于企業來說并不適合,例如經濟規模,企業擴張所帶來的規模效應確實可以減 少物質消耗強度,但是由于反彈效應的存在,物質消耗總量卻有可能因此上升。 對于企業而言,運作之初的資源投入量以及生產階段對物質資源的使用方式,都 影響著企業減物質化的實現。資源投入量的多少涉及到企業的生產運行成本,而 對投入資源的使用方式,則與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及資源結構等因素相關聯。
(1)技術水平
技術進步對于任何企業的發展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高效引擎。技術創新不僅 能提高企業生產率,同時往往還是企業保持成長的基礎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 企業實現減物質化就是要通過技術改革和科技創新來實現生產的輕型化和小型 化,一方面通過對產品的耐用設計和維修保養來降低資源流動速度和使用期限, 對物質和資源進行循環利用,另一方面則加速智能材料的研發使用來實現對自然 資源的有效替代。因此,資源型企業的技術水平對于企業實現減物質化生產具有 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以資源開采為主的企業,勘探、開采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資源 回采率,同時還能減少開采過程中廢棄物的產生量;在以資源加工為主的企業, 加工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企業生產中的資源使用效率,資源再生技術、循環技術的 進步則有助于企業進行礦物資源提純和廢棄物分解、提高廢棄物的再生化水平, 增強再生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替代率的同時,也促進了企業內部實現物質資源的閉 合流動循環。故而要加速實現資源型企業的減物質化生產,加大技術研發投入、 加速企業創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所在。
(2)資源結構
企業是由不同種類和不同比例資源所構成的結合體,資源結構決定了資源的 產出效率。此處所指的“資源”,并不局限于本文所研究的不可再生資源,而是 更為廣義的資源,包括企業為生產經營活動正常運行所投入的人力、財力、物力 和信息等要素。在企業科技水平和資源投入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企業的生產效率 取決于企業對于廣義上的“資源”采取怎樣的配置方式。因此,在以自然資源的 大量投入為主的資源型企業,要實現減物質化模式,必須對資源結構進行升級, 通過優化目前企業生產中資源的組合方式來達到企業最優產出效率。
優化企業的資源結構,首先需要對企業投入生產的資源種類以及資源擁有量 和價值量進行評估。現代企業發展已經從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生產逐 步向集約型轉變,產品生產雖然依舊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投入,但技術、知識、信 息等非物質對象在企業生產中的地位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在現代資源觀中, 對企業運營所需“資源”的理解也相應有所擴大。社會、人文性質的資源,如知 識、智力、制度等非物質人文資源已經納入了資源內涵框架,同自然資源和生態 環境所構成的自然資本、企業生產設備和基礎設施所組成的物質資本、以及由貨 幣組成的金融資本一起,共同維持著企業運轉。從資源的形態屬性分類,人文資 源屬于無形資源,而包括資金、原材料、設備、建筑設施等在內的資源為有形資 源。有形資源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前提條件。與無形資源相比,有形資源雖然更易 于積累,但同時也具有易損耗性和時空受限性等特點。
隨著社會發展對生態資源產品需求量的增加,自然資本的價值表現出遞增趨 勢,導致企業運行成本增加。尤其是對于資源型企業來說,自然資本在生產成本 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其邊際成本必然比一般企業更高。人文資源的積累雖然比 有形資源費時更長,但一旦獲得便可以反復地加以利用,同時由于知識信息等具 備擴散性,因而在使用過程中并不會受到時空限制。另外,知識技能會在使用中 得以加強,以“知識生產知識”的情形發生增值。因此可以說人文資源的邊際成 本是遞減的,也因此對自然資本具備強的可替代性。Lucas和Romer的新增長理論 便論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關鍵作用。當今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 高速發展的發達國家也用事實證明,相比自然資源等物質資本而言,信息、技術、 知識、制度等人文資源對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大、活力也更強。物化在物質資 源上的人文資源一方面能夠提高物質資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又是不會造成污 染的清潔資源,即減少自然資源損耗的同時不增加環境負擔,無疑是有助于企業 實現減物質化生產的高級資本形式。
人文資源所具備的種種優勢表明,在企業的生產運作中,資源結構中人文資 源所占比例越大、產品中所含知識技術含量增加,輸入經濟活動中的知識流和信 息流也就相應越多。人文資源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物質資源的作用加以補充, 同時企業也具備了更強的競爭優勢,減物質化生產也更加容易得以實現。因此, 資源型企業在生產中首先應該權衡自然資本與人文資源之間的比例關系,通過自 然資本減量化和人文資源增量化的優化升級來實現企業的減物質化生產模式。
( 3)自然資本價格
自然資本價格,在很多研究成果中稱為資源價格,本文將不可再生資源和生 態環境統稱為自然資本,為避免概念混淆,因此相應地稱其為自然資本價格 自然資本作為生產消費的必要因素,不僅具備生態屬性,同時還具備經濟屬 性。不可再生資源和生態環境逐漸凸顯的稀缺性使之價值呈現出日益增長的趨勢, 馮家表明自然資本并非可以無限提供且無價值的“公共物品”。人類對資源環境 的需求無限性與其供給的有限性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決定了要實現生態與經濟 的可持續,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和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這 些外部性問題。外部效應又稱溢出效應,按照傳統福利經濟學的觀點,外部效應 是由于市場價格無法反應生產和消費的成本,因此經濟活動對他人或社會造成了 非市場化的影響,分為受益的正外部性和受損的負外部性。社會化生產中對自然 資源的損耗和生態環境的占用和污染無疑是一種負外部性影響。Pigou將其稱為 “外部不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現象(錢斌華,2007)。解決此負外 部效應的基本思路,便是給予自然資本以市場價格的地位并將其內部化于經濟增 長之中,資源環境也就作為企業的生產成本納入了最終產品價格,通過價格機制 對自然資本供求關系的調節作用從而實現其可持續利用。
價格作為價值的反映,要研究自然資本價格首先應該精確計量自然資本的價 值。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視角,前期文獻中對資源價值有著不同的分類方式。 對于資源型企業而言,投入具體生產運作中自然資本價值應該包括不可再生資源 價值以及因對環境造成影響的相關補償價值。具體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部分 ①:
①不可再生資源的原始價值。礦產資源多為不可再生資源,其形成大多要經 過漫長的地質時期和過程,森林資源雖然為可再生資源,但其更新速度卻遠遠低 于人類的使用速度,而無論是礦產資源還是森林資源,現在使用也就意味著失去 了未來使用的“機會成本”。資源本身所具有的“物質擴散能力”和“有序化能 量”是其體現出“價值”的內在依據,不可再生資源自身的特點,即其中所含有 用物質的數量、質量,以及其豐裕度共同決定了資源的原始價值。在企業生產中, 不可再生資源的原始價值通常表現為其初次使用價值,對此部分通常采用征收資 源補償費等生態補償財稅政策來對其損耗進行補償。
②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價值。在不可再生資源進行前期勘探和開發中,由于
① 此處主要參考了馬長海,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0: 38, 李亞云,資源價格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研究,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70-73。
勘探風險成本的存在以及開發條件不同,對資源開發和使用的預期收益也會產生 影響。隨著不可再生資源日益稀缺,勘探風險在不斷提高,相應地勘探費用投入 也會隨之增加。另外,資源開采、儲存和運輸過程中所投入的成本也成為不可再 生資源價值的組成部分,并最終反映在資源價格當中。
③環境價值。環境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為維持生物和非生物的生存和發 展提供了空間和條件。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對周圍生態環境 造成破壞,在使用之后回歸自然又會對環境造成污染,而有的環境損害一旦形成 便很難恢復、逆轉。為減少污染發生、維護和改善生態功能,便將這部分外部成 本內部化到資源價格中,作為使用不可再生資源而對環境所造成影響的成本。通 常情況下,環境破壞越大,環境成本也就越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和環 保觀念深入人心,即使面對相同程度的環境污染,人們為尋求改善,對彌補和減 緩環境污染的支付意愿也會水漲船高,不可再生資源的環境價值所占整體價值的 比例也隨之增加。對此部分通常采用征收環境補償費或環境處罰稅作為環境保護 和生態治理的資金來源。
綜合以上分析,自然資本價值是不可再生資源原始價值、不可再生資源開發 價值和環境價值之和。自然資本價格以生產成本的形式內置于企業生產中,成為 企業使用不可再生資源機會成本和環境成本的度量,也是企業進行生產的重要約 束條件。對自然資本進行合理定價,有助于減少物質消耗總量,增強企業“減量 化、再使用、再循環”的減物質化生產的意愿。在合理定價的基礎之上按照使用 者付費的原則進行市場交易,自然資本的使用成本便成為企業生產成本的一部分, 也就成為企業形成減物質化生產理念并進行具體實施的有效推動力。
圖 5.2 影響因素對減物質化的作用機制
5.1.3 減物質化生產實施方式:國內外的經驗
對于減物質化生產實踐,相比于國外側重于對生產和消費所產生廢棄物的回 收利用,我國的減物質化則更關注生產中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現階段,我國 大部分資源型企業對于環保管理工作仍然停留在通過清潔生產或末端治理來實現 排污達標的層次上,對于在企業內部如何貫徹并具體落實減物質化生產仍有所欠 缺。國外發達國家諸多企業通過節能、減排、利廢等方式作為節約資源、保護地 球生態的主要措施,為我國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經驗 借鑒。
(1)更新資源型企業生產理念,樹立減物質化生產方針和戰略
企業的生產理念直接影響著企業的成長發展,因此生產理念的更新便是減物 質化發展的首要問題。生態化的生產理念是資源型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的精神 動力,企業戰略的制定、企業文化的塑造以及企業規章制度的建設,都應該相應 地體現生態化和減物質化的理念。
在德國,節能環保是企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不僅代表著企業形象,同時 也是評價企業的首要標準。位于魯爾區的德國萊茵集團,是一家以能源、采礦、 石油化工等為主要業務的大型能源公司,也是魯爾區最大的公司之一。為減少資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特別將“讓能源生產裝置更有效率,在使用可再生能源基礎 上提高發電效率”制定為公司的具體運行方案;日本大阪燃氣集團作為一家以天 然氣、電力、液化石油氣等為核心業務的多能源服務供應商,將“力圖追求企業 活動同環境的協調,達到對能源的有效利用”作為企業的基本生產理念,并致力 于開發高能源利用率、低大氣污染的發電系統和天然氣添加站。由此可見,在企 業生態化理念的導向作用下,企業生產運作和環境管理也有著明確的方向。
減物質化生產把“預防”放在了首位,強調在源頭便對生產進行環境分析和 優化設計。具體應用于企業運營管理中,則首先要求企業通過技術改革和產品的 耐用設計增強其服務功能,減量化投入、最優化產出,打破資源型企業傳統生產 觀念中對資源的重度依賴和環境的重度污染;第二,制定長遠的企業減物質化戰 略目標,改變為追求短期和眼前的經濟效益便放棄生態效益的錯誤觀念,樹立“生 態生產力優先”的價值觀念;第三,主張“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戰略,針對 未來以“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功能經濟”為主的市場開展生態建設, 設計和生產更符合市場需求的、使用壽命更長的“綠色產品”和“功能產品”; 第四,在企業對員工的培訓中也應加強對減物質化生產知識及具體操作要求的教 育,對減物質化生產的實質和主要內容開展培訓,從而在企業從上至下各個層次 都樹立起減物質化生產理念和思想意識。
(2) 完善資源型企業內部減物質化管理
實施減物質化生產不僅需要企業實施管理理念的更新轉變,更要求企業擁有 先進的管理方法與管理手段。實行減物質化生產的企業不再單純以經濟效益作為 發展的衡量標準,而是要平衡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提高整體的生態經濟 效率,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首先,在資源型企業內部要建立健全自身的 環境管理體系,成立生態環境管理組織,由其制定環保決策并對企業進行內部監 督管理,通過環保機構的職能作用共同協作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其次,要加強 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通過制定合理明確的獎懲制度和考核制度,將資源型企業 經營生產責任與減物質化生產責任相統一,真正將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結合落 實到企業生產中。在這一方面日本眾多企業可謂早已做出表率。從 20 世紀 70 年 代石油危機之后,日本企業不僅依照《環保法》在公司內部設立環保方面的相關 崗位和部門,并且建立了“企業公害防治管理員”和“節能管理員”制度來自主 承擔公司對社會的節能環保責任,同時企業公害防治管理員、節能管理員與企業 的生產技術人員合作,通過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來提高資源的生產效率,減少了 污染排放。
(3) 加強產品的耐用設計
在資源型企業中實行減物質化生產,落實在產品上就要求企業盡可能根據產 品生命周期分析,通過技術改革和創新對產品進行生態設計和耐用設計,開發出 經久耐用、可維修、可再循環并且最終可以進行安全處置的產品,增強產品的服 務功能并以此減少自然資本在生產中的投入總量和流動速度。以鋼鐵產業為例。 作為我國重要的基礎產業也是重污染產業,其發展水平對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綜合 國力都有著很大的影響。當前人們的環保意識日益提高,環保政策日趨嚴格,我 國鋼鐵企業也無一不面臨著降低環保成本、資金成本,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和資 源利用率的發展困境。寶鋼有限公司是我國鋼鐵行業的領先者,企業的資產利用 率和收益率在整個行業中保持著較高水平。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寶鋼及早做出了生 產轉型,一方面加大了對環境管理和環保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則是在自身技術 優勢的基礎上結合國外制造技術,對使用壽命較短的原有產品進行研發和改進, 使其壽命增加 4-7 倍之多,同時產品性能也得以提高。
(4)加快實施企業技術創新和綠色材料的研發 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離不開生態技術的創新,如能源脫碳技術可以減少能 源對環境的污染,而資源的再利用技術則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企業進 行技術創新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在明確技術創新方向的前提下加 大研發投入力度,通過建立研發資金籌措系統來保證技術研發的各個階段都有足 夠的人力、物力和資金投入,加強產學研結合實現優勢互補,不斷提高企業自身 的技術研發能力;另一方面,開展不同企業、不同行業之間以及國內外技術交流, 注重引進和借鑒先進生產技術和經驗,在對其進行消化吸收的基礎上結合企業自 身的工藝特點,進行生產技術的整合創新和后續開發,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為了從源頭減少廢棄物對環境污染的潛在機會,在對產品原料進行選擇時, 應尤其重視其是否為環保型的清潔能源或能夠回收利用的材料,對于一些風險較 大的污染物質要尋找相應的無害物進行替代。位于紐約哈奇森的德士古公司是美 國著名的第三大石油公司,主要從事石油和煤炭的開采銷售,其原油和天然氣產 品更是銷往世界 130 多個國家。多年來公司積極從事代用能源以及包括可更新能 源技術在內的新能源技術研究工作,其研發的天然氣制油技術(GTL,Gas To Liquid)利用化學方法對天然氣的分子鏈結構進行調整,形成不含硫、氮、鎳等雜 志的清潔燃料即天然氣制合成油,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的清潔程度。另外,隨著 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于一些綠色新材料的開發與利用也得到了人們重視。 越來越多的綠色材料如可降解塑料、納米材料、特種陶瓷、智能材料、工程塑料、 綠色建材等紛紛被應用于工業生產中。這些綠色新材料正是工業生產中傳統資源 的良好替代材料。資源型企業加快對綠色材料的研發使用,充分發揮其節約資源 和減少污染的功能,無疑會為企業發展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
5.2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建設
伴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活動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所形成的擾 動也越來越劇烈。生態工業園的出現正是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相結合的結果,也 是產業生態理論在實踐中最為廣泛和成功的應用方式,其目的是減少由工業生產 所帶來的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實現經濟與生態發展的平衡與協調。 生態工業園模擬生態系統而建,通過尋求不同企業間的關聯度進行產業鏈接,從 而形成“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企業共生網絡,將副產品和廢棄物在企業之間得 以順利交換,使之能夠變廢為寶。它不僅克服了單個企業的污染問題,同時還實 現了物質和能量在園區內部的循環流動和多級利用,減輕環境負擔的同時提高了 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因此,在資源型區域中建立有完善共生網絡的生態工業園 對可持續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5.2.1生態工業園內涵及類型
(1)生態工業園的基本概念
生態工業園的應用早于理論發展。20 世紀 70 年代丹麥卡倫堡工業園便拉開了 生態工業園具體實踐的序幕,而其概念于1992年才由美國靛青發展研究所(Indigo Development )首次提出。最初對生態工業園的定義為“一個涵蓋制造業和服務業 企業群落的社區,在社區中通過環境管理和企業之間能源、水資源與原材料等資 源方面的協作來改善環境和經濟行為。園區企業通過共同合作使得集體效益超過 園區內單個企業的效益之和,經濟和環境得以優化協調發展”。在此之后, Cote & Hall (1995)、美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S-PCSD, 1996)、美國環保局(1998)、 Ernest Lowe (2001)等諸多學者和組織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生態工業園的內涵進行 了界定。
我國對生態工業園的認知相對較晚,對其概念和運作的研究從 20 世紀 90 年 代末期才開始。在 2003 年國家環保總局頒布的《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規劃指南》中 對生態工業園的定義如下:“依據清潔生產要求、循環經濟理念和產業生態學原 理而設計建立的一種新型工業園區,通過物流和能流的傳遞將園區中的不同企業 和工廠進行連接,使上一家企業的副產品和廢棄物成為下一家企業的原材料,形 成資源共享和副產品互換的共生組合”。另外,段寧(2001)、鐘書華(2003)、 甘永輝(2007)、韓玉堂(2009)等學者也都對生態工業園的內涵進行了界定。
從國內外對生態工業園的定義來看,無論是側重于何種角度,生態工業園的 本質都是通過優化的空間組織形式對資源與副產品實現循環共享,從而達到經濟 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最大化。在對生態工業園的界定中,“系統”的理念得以加強, 強調園區內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和整體效益,同時對企業生產過程的設計更加生 態化,力求生產與環境能夠最大程度相融合,從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資源利 用和環境污染最小化。這與生態經濟效率的內涵不謀而合。
同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等傳統工業園類似,生態工業園同樣需要大量企 業入駐來共享園區內部的資產設施和服務。但與傳統工業園相比,生態工業園更 具備其明顯的特征,主要有:①園區功能生態化。生態工業園內的產業布局、經 濟規模和發展速度都以園區內的生態承載力為限,目的就是通過廢棄物和副產品 交換實現園區內資源價值的增加和環境排放的減少,達到經濟與環境的共贏;② 組織形式網絡化。生態工業園是依據生態系統所建立的一種包含“生產者-消費者- 分解者”產業鏈的新型工業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的創新與突破不僅控制了污 染排放,同時使得物質能量如食物鏈一樣得以梯級利用,實現了閉路物質循環; ③系統結構復雜化。將生態工業園作為一個工業系統來看,園區內的企業數量、 企業規模、企業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等都對系統的復雜程度有影響,而系統內部 越復雜,說明系統越穩定,抗風險能力也就越強;④系統結構柔性化。與傳統工 業園不同,生態工業園內企業之間由于廢棄物和副產品的交換而使得物質能量實 現了高效流轉和梯級利用,因此不同企業之間體現出依存程度更高的柔性結構, 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之下也更利于抵御外界沖擊。
(2)生態工業園的類型 按照不同的分類方式和角度,生態工業園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根據建設起點分類,可以分為:①全新型,又稱網絡型。開發建設之初就事 先對工業園區進行科學規劃設計,使得園區內部企業和部門按照規劃形成一個有 機整體,不同產業鏈能夠環環相扣為生態工業鏈網,固廢、廢水和廢熱等廢物資 源能夠得到循環再生和充分利用。此模式適合于新建的以某工業企業或集體企業 為主的生態工業園,特點是投資較大,對前期投入和入駐企業的要求也相對較高。 ②改造型,又稱分散型。一般是對已經存在的大型工業園或工業企業的產業、工 藝流程、項目等進行技術改造,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建立物質能量交換系統, 從而提高物質能量多級利用和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的頻率。此類型更適合老工業區 的改造,其優勢在于能夠節約土地空間,投資力度也不需要很大,但由于受到原 有條件的限制,因此不能最大限度提高資源能源的循環利用率。③虛擬型。通過 現代信息技術建立虛擬園區,以網絡為依托將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鏈接起來形成 網上的共生體系。此類型不需要企業進行搬遷,也沒有地理條件的限制,更不需 要進行大量金額的建園投資,但卻會因為運輸距離而產生高額的費用。
根據交換方式及范圍,可分為:①間接廢物交換型。企業之間通過政府設立 的廢物回收部門或貿易基地等第三方組織進行間接聯系,從而實現廢物的再生利 用。②內部企業交換型,即同一組織或集團內部的各部門之間進行廢物交換。③ 園區企業交換型,即生態工業園內的企業之間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等資源的交換 和共享。④分散企業交換型。雖然并沒有組織起來,但是在一個小的區域范圍之 內的臨近企業之間,因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而產生聯系,彼此之間交換物質能量 且共享信息和服務。⑤非共處當地企業交換型。同分散企業交換型不同之處就在 于在當地更大范圍內的企業形成工業共生體系,同時還會限制更多企業的加入。 在實際操作中,此類型的生態工業園區比較常見。
美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PCSD)根據運作方式及目標,將生態工業園分為: ①零排放型,企業處于同一區域形成共生體,同時向生態系統的廢棄物排放量為 零。②虛擬型,企業處于不同區域形成松散的網絡組織。③生態發展型,由政府 或非盈利組織推動產生的非產業公司。
國家環保部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從具體操作層面將我國生態工業園分為: ①行業主導型。以某一企業或幾個企業為核心,同時吸引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入 駐建設而成。此類型的生態工業園具有行業特點,如我國廣西貴港國家生態工業 (制糖)示范園區。②改造重構型。在原工業園或高新技術園進行重新架構、改 造而成,此類型屬于更具備區域特點的國家生態工業園。
5.2.2生態工業園企業共生模式及影響因素
生態工業園中企業作為共生單元,相互之間的作用方式和合作關系通過一定 的組織形式來實現,企業之間的共生關系即為共生模式。一個良好的共生模式不 僅能夠促進生態工業園區經濟發展,同時還有利于環境治理和社會效益,從而對 資源型區域的整體發展和良性循環具有重要意義。
(1)基于物質能量流向的企業共生模式識別
生態工業園內企業之間的共生關系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共生模式實際 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①依據企業組織形式為標準劃分,企業共生模式可分為點 共生型、間歇共生型、一體化共生型和連續共生型。點共生模式下,企業之間的 關系隨機而偶然,表現為一定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間歇共生模式的隨機性表 現較少,但由于組織關系大多表現為交易關系,因此其狀態仍然不穩定,且以上 兩種模式都會帶來高額的交易成本和費用;一體化共生模式將園內企業都內化為 一個具備等級的科層制企業,從而降低了交易的隨機性和交易成本,但是由于企 業的規模擴大會導致組織成本上升。連續共生模式既能有效避免不確定性帶來的 高交易成本,又因企業具備獨立性而降低了組織成本,是園區企業最應該采取的 組織形式。②依據企業間的組織關系和運作方式可分為單核心依托型、多核心依 托型、平等型和嵌套型。單核心結構以單一大企業為核心企業形成企業集群,其 他企業對核心企業具有很強的依附性,是最簡單常見的結構,以此類推多核心結 構則存在兩家及以上的企業在園區中占據主導地位;平等型結構的企業地位對等, 彼此之間不存在依托關系;嵌套型結構最為復雜,是依附型與平等型的混合結構, 園區中多家大型企業吸附大量中小企業建立共生關系、互相滲透,進行副產品和 信息資金等資源的交換。另外,依據企業共生關系的方向,可以分為橫向型、縱 向型及網絡型;依據企業共生的行為方式則可分為寄生型、偏利共生型和互利共 生型。
以上類型都是基于大致標準進行劃分所得,事實上企業間的共生關系并非單 獨的某一種模式,更多情況下是多種混合型。根據本文的研究視角,下文將以生 態工業園內物質和能量的流動方向來對企業共生模式進行分析。
在生態學中,兩個種群間存在的關系主要有競爭、寄生、偏利共生和互利共 生等。在生態工業園中的企業類似于自然界中的種群,企業之間也存在以上幾種 關系,但是由于企業之間競爭關系普遍存在,因此在生態工業園中企業的共生關 系更多表現為后三種。從物質和能量的流向判斷,寄生關系表現為一方企業無償 為另一方企業提供物質能量,在這種模式中常常使一方受利卻會對另一方有害, 因而此類型的共生模式不可能持續下去;偏利共生關系同寄生關系類似,不同之 處在于這樣的關系會使得一方受到幫助的同時卻也無損于另一方的利益,但可想 而知這樣的模式有悖于雙方共贏的目標。對于生態工業園甚至整個資源型區域來 說,以上兩種共生關系都不利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這種情 況下,只有互利共生模式才能在園內企業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同時確保企 業獲得利益。經過互利共生模式下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形成多層次的資源利用 體系,使物質能量得到更高效的循環利用,既有效地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 又不會對經濟效益造成損害,是相對有效的共生模式。以下將以煤炭資源為例,
對單核依托型互利共生模式、平等型互利共生模式、嵌套型互利共生模式、橫向 互利共生模式和縱向互利共生模式中的物質能量流向作具體說明 ①。
圖 5.3 單核依托型互利共生模式物質能量流向
圖 5.4 平等型互利共生模式物質能量流向
圖 5.5 嵌套型互利共生模式物質能量流向
① 圖示內容參考自孫博,王廣成,礦區生態產業共生系統的穩定性,生態學報, 2012( 10): 3296-3302。
圖 5.6 橫向互利共生模式物質能量流向
圖 5.7 縱向互利共生模式物質能量流向
(2)園區企業共生發展的影響因素 生態工業園區企業從最初建立共生關系,并不斷增加共生網絡中的企業數量, 到最后整個共生網絡趨于穩定成熟,都受到園內集聚企業技術水平、供需規模、 企業間地理位置的遠近和產業匹配程度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正是這些因素的 共同作用促使企業共生關系穩定發展。
①企業的技術水平。小到共生網絡中的微觀主體企業、大到行業整體、再到 整個社會,技術水平始終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技術的創新進步,不僅有助于 增強共生企業對于副產品和廢棄物的吸收和利用能力、加速物質能量循環,而且 技術的擴散對處于上下游的不同企業之間處理原材料和信息的效果也有著重要影 響,同時共生單元間的鏈接技術則有利于增強共生網絡的穩定性。
②企業間的地理位置。對于同處于生態工業園中的企業來說,彼此之間的地 理位置遠近,決定了彼此之間交換物質能量的頻率和運輸成本。與近距離的企業 相比,距離較遠的共生單元之間要建立運送通道必須投入更多資金,而在傳送中 則往往由于運輸成本較大而對物資交換帶來阻礙。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加拿大波 恩賽德工業園和美國大部分生態工業園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定牢固的共生關系,很 重要的原因便是由于企業之間地理位置非常近。因此,地理位置臨近的企業比距 離較遠的企業建立共生關系具備更多優勢。
③企業供需規模匹配。企業的供需規模并不等同于企業規模,而是指不同企 業之間對物料的供應和需求相互匹配。供需規模相稱的情況下,一方提供的副產 品和廢棄物能夠滿足另一方的大部分需求,這樣使得共生企業的物資流入和流出 量數量相當,有利于共生關系的建立和穩固發展;而當供需規模差別較大時,對 于規模較大的企業來說則會增加其對剩余物料處理的復雜程度,在實際操作中, 此類狀況普遍存在。第三方經紀人即為協調此矛盾而出現。第三方經紀人通常由 園區管理公司或園區管理者與園區外經紀人共同充當,其職能是為園區內的企業 提供信息或尋找物資的供應商、需求商,來滿足各企業需求。
④園區內產業匹配程度。園區企業通常屬于不同的產業領域,因此在生產中 對于所需資源的種類不同,同時產生的副產品和廢棄物也不同。要在分屬不同產 業的企業之間建立共生關系,就要求企業能夠互為供應方、相互補充所需原材料, 生產才能得以為繼。以加拿大波恩賽德工業園為例,園區中共有約 1300 多家企業 分別屬于石油、建筑、化學、印刷、計算機制造、機械和金屬加工、食品服務、 通信和零售等十幾個行業,產業多樣性表現非常明顯。屬于某一產業的企業能夠 銜接上下游企業,接收上游企業的副產品,又為下游企業提供原材料,物資在不 同企業之間的流入流出通道形成多個產業鏈條進而構成交叉網絡,為建立園區企 業共生關系的提供了基礎,而這種情況在類型相同的產業之間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此從總體上說,基于產業匹配的多樣化是生態工業園內企業建立穩定而又具有 彈性的共生關系的必要條件。
⑤政府行為。生態工業園的建立需要大量基礎設施、配套設施及服務的投入 來增加副產品交換,而此類型設施一般均具備專用性,尤其資源產業的資產專用 性強、沉沒成本大,因此要實現企業共生必需要投入巨大成本。此時就需要政府 部門提供稅收、財政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來降低生產成本。另外,企業為降低由于 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經營風險也必須要求政府組織介入,對物資交換過程中存在 的機會主義和投機行為進行監管仲裁,增強共生關系的穩定性。生態工業園企業 共生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成熟的工業園在資源型區域的發展 中能夠表現出巨大的經濟實力,政府機構應該予以足夠重視,充分發揮其積極作 用。
5.2.3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的規劃設計內容
資源型區域建設生態工業園的目標就是要通過集成化的管理合作、生產工藝 的改革創新、產業系統的更新優化來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將“資源-產品-廢棄物” 這種線性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轉變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新型循環經濟模式。 生態工業園的出現保證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增加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實現經濟 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最終達到可持續發展,而在一些先進國家的早期實踐中 也證明生態工業園對于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率的提高的確有著明顯效果。因此我 國和世界各國對生態工業園的規劃和建設等方面進行了積極而有益的多方面探 索。
生態工業園中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是協調統一的發展關系,其兼備多重功能 和多種效益的角色定位決定了在園區建設過程中必須遵循以下原則:經濟、生態 與社會的和諧性原則;生態經濟效率原則,即鼓勵資源重復利用和物質能量的循 環利用;結構優化原則,即促進多條產業鏈的縱向延伸與不同產業的橫向擴展, 從而構建立體的產業結構來提高資源在初次生產加工和再生產中的循環利用效 率;管理綠色化原則,即指從企業的生產過程到園區整體的運作管理,在不同層 次和環節都實行綠色管理控制(馬瑞先, 2008;趙愈, 2011)。
工業園的建設是一個涉及工程、技術、信息、管理等多方面內容的系統工程, 如何進行合理的規劃和操作,是關系到園區能否建成以及運行效率高低的基礎和 關鍵所在。基于企業共生的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不同于一般類型的工業園區, 在堅持以上規劃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影響企業共生發展的主要因素,本文認為主 要應該從園區概況分析、共生網絡設計、園區建設保障體系等重點內容入手做好 規劃工作。
(1) 園區概況分析 園區概況既包括園區地理位置、資源稟賦及周邊人文環境等基礎資料,還包
括園區入駐企業的技術水平、工藝流程、產品結構及市場需求等情況,涉及生態、 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指標。通過對以上基礎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了解建立生態工業 園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有助于園區內主導產業的確定;對園區企業物流、能 流的流向和流量的判斷以及廢棄物的環境敏感性、商業利用價值和集中、運輸的 分析則為園區生態產業鏈和共生網絡的構建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依據。可以說對園 區概況的分析是整個生態工業園規劃設計的基礎內容。
(2) 共生網絡設計
園區內企業共生網絡設計是規劃的核心內容。生態工業園中企業之間的共生 網絡類似于生態系統,因此網絡結構、功能、運作等與生態系統有很高的相似程 度。在對園區概況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要對共生網絡具體進行設計規劃需要 著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①確定關鍵種企業。在生態系統中,關鍵種(key species)與群落中其余成員 聯系都相當緊密,對整個生態系統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往往決定著系統的功能 和結構的多樣性和穩定性,其個數并不固定,可以是一個,也可以很多。與關鍵 種類似,在生態工業園中的關鍵種企業對物質能量流動和利用的規模較大,在生 態產業鏈上處于核心地位,確定充當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的關鍵種企業,對 鏈上其余企業的分布、發展和共生網絡穩定性有著決定作用,是構筑企業共生體 的關鍵所在。
②構筑生態產業鏈及補鏈。共生網絡中所進行的物質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都 以生態產業鏈為承載。首先對產業鏈構建的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進行深入分 析,而后對企業之間合理的地理位置、合適的產業匹配和供需規模匹配的考察度 量,成為構成生態產業鏈的先決條件。生態產業鏈的構筑方向有三種類型,上下 游企業之間所進行的副產品和廢棄物交換屬于產業鏈的縱向擴展,如以煤炭為主 導產業的縱向生態產業鏈可以為煤炭-電力-市場、煤炭-電力-化工、煤炭-建材-市 場等;而涉及第一、第二產業的物質能量交換則屬于產業鏈的橫向擴張,如煤炭 開采-煤矸石-水泥-市場、煤炭開采-瓦斯氣-化工原料;混合前兩種類型的構筑方式 為混合整合。通過使共生單元之間形成生產與消費的互動關系來構筑物質循環生 態鏈、能量梯級利用生態產業鏈、水循環利用生態產業鏈和信息鏈(馬瑞先, 2008 ) 。 資源型區域由于資源種類繁多,在工業生產中產生數量巨大且類型復雜的副產品 和廢棄物,因此在生態產業園中的產業鏈不可能是單一鏈狀結構,更多情況下會 隨著共生關系的發展逐步成長為錯綜復雜的網絡狀耦合結構。
補鏈是在已建成的共生網絡基礎上,再為園區引進一批相配套的企業,對生 態產業鏈所存在的鏈長太短、風險高、靈活性不夠、穩定性不強等不足之處進行 補充,進而對原先的共生網絡進一步完善,例如礦石開采企業、機械加工企業之 于鋼鐵產業鏈。通過補鏈對重大項目的投資效益進行分析,并對園區所帶來的經 濟、生態、社會效益進行預測,增加了園區規劃設計的可操作性。另外在共生網 絡中還會存在靜脈產業(也稱為第四產業或資源再生利用產業)。靜脈產業包括 對廢棄物再利用與資源化的回收、分選、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企業個體,將其加入 原生態產業鏈有助于形成閉合的循環鏈,增加共生網絡及生態產業園區的穩定性。
(3)園區建設保障體系 規劃設計的順利實施及園區的穩定發展離不開一系列相應的支持保障措施作 為匹配。園區的建設保障體系主要可以分為支持服務體系和管理體系兩部分,主 要從政策、技術、設施等方面對園區的保障體系做出具體要求。支持服務體系主 要關注園區中信息和設施的共享。通過建立信息交換系統,對園區中廢棄物及副 產品的相關信息、產品信息、產業相關政策法規等信息進行企業之間的交流共享; 在貨物集中倉儲及處理方面則通過設施共享來提高設施使用效率,減少相關物質 消耗浪費。管理體系由園區工作人員及專家顧問組成,其主要職責是制定園區發 展規劃和政策措施,協調各部門對園區內企業的服務,積極推進園區技術改革創 新,并定期對園區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研究并及時解決。
5.2.4我國建設生態工業園路徑選擇的案例分析
新疆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其礦產種類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鐵、銅、 稀有金屬等在內共 138 種之多,其中煤炭資源的預測儲量更是有 2.19 萬億噸,居 全國首位。疆內多是以長焰煤、不粘煤和弱粘煤等為主的高發熱量動力煤,品質 總體較高,為工業用煤和居民生活提供了燃料。由于受到地理位置、資源開發與 加工水平、經濟條件和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當地的煤炭資源并沒有得到充分的 開發利用,嚴重制約了煤炭產業的發展。另外,新疆屬于荒漠綠洲生態系統,生 態承載力較弱,且煤炭的開發使用使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加劇了水土流失 和土地荒漠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在我國“西煤東運”、“西 電東送”的能源發展戰略背景之下,新疆成為我國重點資源戰略接替區,以建設 國家大型煤電煤化工基地、大型現代化礦井和大型煤電煤化工企業集團為規劃方 向和發展目標,來提高煤炭產業的發展水平和效益。
位于昌吉州的準東煤田曾以煤炭儲量 3900 億噸被譽為是“世界最大的整裝煤 田”,而昌吉州吉木薩爾縣五彩灣礦區作為煤炭資源蘊藏最為富足的礦區之一和 準東煤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煤電煤化工產業的主要陣地和重點開發對象。
五彩灣在發展煤電煤化工方面具備諸多先天的優勢,如資源品質優良、土地 資源充足,同時交通運輸供水供電等技術設施也已全面展開,是規劃開發煤炭、 石油等大型替代產品生產基地的有利條件;另外,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并投 入大批財政資金支持當地煤炭產業發展。神華、華能、新汶礦業、山東魯能、國 電等大型企業集團紛紛入駐五彩灣煤電煤化工基地,形成以企業集團為核心建設 工業園區的格局,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對建設煤電聯產和煤化工項目都起 到很好的推動作用。工業園區內以煤炭開發及煤電化工為主導產業并向著規模化、 一體化方向延伸產業鏈,通過產業、企業之間協調合作逐步形成包括煤電、煤制 油、煤制烯烴、煤制天然氣等項目在內的、高度關聯且協調發展的煤電煤化工共 生網絡,最大限度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環境和社會的發展。
圖 5.8 準東五彩灣煤電煤化工園區發展模式
準東五彩灣煤電煤化工基地的工業共生體系是一個以煤炭企業為核心、相關 企業之間密切關聯的科技型、生態型復合體,共生體系內包括煤炭-電力-市場、煤 炭-煤矸石-建材-市場、煤炭-煤矸石-電力-市場、煤炭-礦井水-生產生活用水、煤炭 -瓦斯氣-化工原料等多條生態產業鏈,增加了共生體內物質能量的循環和流動。 高 新技術的應用使得煤炭開采中的能源可以形成梯級利用:即時開采的煤炭為避免 運輸拋灑而就地加工或用于發電;開采和洗選過程中所形成的廢棄物煤泥矸石進 行加工后用于建筑、發電和填充采空區,或加工成腐殖酸化產品用于農林牧等產 業,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環境污染;通過煤炭焦化、液化、汽化生產煤焦油、瀝青、 液化油、合成氨、尿素等用于各個領域;礦井水則通過凈化工藝可以用于建材、 化工、發電和綠化。在煤電煤化工園區內的各個產業鏈運作中執行環境評價制度 對排污進行嚴格把關,降低環境壓力,從而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了五彩灣礦 區的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
從五彩灣煤電煤化工園區的建設進行分析中可以看出,與一般工業園相比, 建設企業共生的生態工業園更強調園區內企業之間的整體關系,但絕非僅是簡單、 機械的拼湊和疊加,而是以技術水平為基礎所構建一個各企業間有機結合的共生 體系。根據生態學中的食物鏈理論及生物多樣性理論可以構建一個多產業關聯型、 混合型的生態工業園,但是多目標的產業發展往往由于難以形成區域優勢而喪失 競爭力。因此,首先應該根據生態系統關鍵種理論對于園區內的核心產業進行選 擇,在選定主導產業的基礎上再充分發揮各企業的協同作用形成共生網絡,構建 主導產業鏈型的生態工業園;其次,園區內企業通過構建共生網絡實現物質能量 的閉路循環和梯級利用,因此對于園區內企業的總體數量、各企業的規模以及企 業之間的距離都應該進行嚴格控制和要求,以廢物減排和零排放作為園區建設的 重要目標來解決工業污染和環境問題;再次,由于園區企業的生產過程以及交易 中有可能產生投機心理,使得每條生態產業鏈上的企業行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風 險,因此要在園區的規劃設計之初就盡可能考慮到應急措施,以規避風險、增加 園區共生網絡的穩定性;最后,建設生態工業園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整體項目的 運作和最終實現盈利都非常緩慢,要真正實現園區內部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離不 開國家政策的扶持,同時政府部門根據園區情況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監督管理和 約束也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在各方默契的配合下,才能實現園區各企業間的良性 互動和穩定協調發展。
5.3資源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建設
建立生態工業園為實現不同企業之間物質能量的循環利用、提高生態經濟效 率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然而生態工業園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地理條件的限制 ——只能是以園區為基礎進行小范圍內的副產品交換,另外園區準入標準的高低 也難以把握:如果制定較高的準入標準,由于很多中小企業并不具備達到標準的 條件和能力,那么這種缺乏彈性的進入壁壘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會限制生態工業園 的發展和推廣;放寬園區準入標準、允許一些有利益相關性的企業加盟的方式又 會影響生態工業園整體的穩定性。如何使企業之間能夠進行方式靈活的、具備彈 性的、動態的共生關系,成為諸多學者和實踐者關注的重點課題。區域副產品交 換能夠突破物質能量交換的物理空間和企業資質限制,且更具備可操作性,因此 成為建立產業間共生關系的一條可行途徑。
5.3.1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界定
早在 19 世紀末期,發達國家在工業區內、區域范圍內、不同區域之間就廣泛 存在著副產品交換活動。副產品交換是指多家企業開展彼此之間包括能量、水、 材料等副產品在內的環境資源循環利用,而不是將其作為廢棄物來處理。其意義 在于使得參與企業在減少處理廢棄物成本的同時還可以增加其收入來源。發生于 生態工業園區內的副產品交換由于受到技術因素、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等方面的 影響,其物質能量的傳遞過程并不流暢,而且可以說是相當困難,基本上無法形 成一個完整的閉合循環系統(Deutz & Gibbs, 2004),共生網絡常因缺乏柔性而 出現波動和問題。相比之下,更大區域范圍內較為分散的企業之間反而更易實現 副產品交換,同時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的日益普及加速了信息交流傳播,成為 較遠距離企業建立共生關系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推動了區域副產品交換的形成。 因此,無論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是日本等亞洲國家,大都從最初追求園區內的副 產品交換逐漸發展到涉及園區外區域的副產品循環和交流,致力于開發形成更廣 泛區域內的副產品交換共生網絡。
區域副產品交換模式最早出現于奧地利東南部的Upper Styria省。Styria省曾 一度以鋼鐵業為主導產業,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經濟空前繁榮,但隨著資源的 逐漸耗竭,在 80 年代走向了衰落。 1997 年,學者 Erich Schwarz 在對 Styria 省工 業產品網絡進行研究時發現一個復雜的產業循環回收網絡。這是一個省域范圍的、 包含超過 50 家企業、涉及食品加工業、農業、造紙業、能源、金屬加工業、建材 業和廢棄物處理等眾多行業的副產品交易綜合體。究其產生原因是由于 Styria 省內 很多企業無法就近尋找到下游企業接收其副產品,因此出于減少處置成本、增加 收入等經濟方面的考慮,便在不同行業間形成一個全省范圍的副產品交換網絡。 雖然在 Erich Schwarz 的研究中并未深入分析在共生網絡中副產品交換和物質資料 梯級利用的細節,但事實上在交換過程中企業屬于生產者還是消費者,其角色都 早有定位。也正是這種明確的定位和有條不紊的流程,使得區域副產品交換能夠 順暢進行。
區域副產品交換是網絡中共生單元關系的延伸和擴展,指在一定區域(如區 域)內屬于不同類型產業的、分散或聚集的多家大型企業之間所進行的副產品交 換,并通過副產品以及信息、資金、人才等資源的交流建立平等型共生關系,同 時大型企業又通過吸附大量中小企業加入網絡形成依托型共生關系,最終所形成 混合平等型和依托型共生關系的、以實現物資的循環利用和減量化、提高生態經 濟效率為目標的錯綜復雜的網絡綜合體(如圖 5.9)。信息和技術是影響副產品交 換的兩個重要因素:信息越完全、透明,企業之間越容易尋找能令彼此達到共贏 的交換者;技術水平越高,副產品的交換和利用才更具備價值。相對于生態工業 園,區域副產品交換模式由于只進行副產品交流,并沒有其余的業務合作關系, 因此所形成共生網絡較為簡單,共生單元即企業間的關聯也較為松散。另外,兩 者的管理手段以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也有差異:生態工業園對園區企 業的限制不僅降低了園區運行的穩定性,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經營風險;區域副產 品交換則由于距離關系對實現環境效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圖 5.9 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圖示
5.3.2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的優劣勢及影響因素
(1)資源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優劣勢分析 現階段,我國大多資源型區域雖然已經形成了較好的產業基礎,但區域發展
仍然以資源型產業為主導,這就為區域的產業發展帶來問題:不是所有的產業都 可以形成生態工業園,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位于工業園內。但另一方面由于區域 產業種類繁多,相應的產品體系也較為健全,而且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區域內部 已經有相對發達的交通網絡,以上條件則為資源型區域進行區域范圍內的副產品 交換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和潛力。在信息化發展迅速的今天,如何結合當地資源狀 況、產業發展水平和區域特點建立完善的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為資源型區域內 部副產品交流提供平臺,關系到資源型產業生態化轉型的成效,也是資源型區域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同生態工業園相比,在區域范圍內進行副產品交換將不再受到園區地理范圍 的限制,更多的是按照交通條件、運輸成本和企業自身狀況來對接收或提供副產 品的企業進行選擇。交換范圍的擴大意味著可供選擇的企業數量和種類的增多, 首先企業之間便能夠通過互相選擇來為雙方企業降低副產品交換的成本,從而獲 取更高的經濟效益;另外,在一定范圍的共生網絡內,產業的復雜程度與網絡穩 定性存在正相關關系(樓園、趙紅,2001),因此產業多樣性的增加也有助于增 強整個共生網絡的穩定性。對于資源型區域而言更是如此。資源型區域中對經濟 發展起到主導作用的是資源型產業,產業活動中所伴生的污染物和熱量經過處理 后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或者作為其他產業的生產原料和能源。同資源型產業相 比,其他產業顯然屬于從屬和依附的地位。從事開采和初級加工的資源型產業核 心一般都是特大型的資源型企業,生產運行主要依托豐富的礦產資源,采礦和加 工制造所產生的副產品則成為從屬企業的生產原材料。另外,特大型的資源型企 業作為上游企業由于具備規模優勢,因此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對鏈上下游企業造成 巨大的波及和震動,對其發展起到決定作用,進而使得整個共生網絡的穩定性和 安全性受到影響。生態工業園由于地理空間和行業范圍的限制,往往園區內的產 業共生鏈條較短、節點企業數量較少、企業之間依賴性強,風險也就相應越高, 而且在園區范圍內難免會存在一些本網絡無法消耗吸收的副產品。而在區域范圍 對共生鏈條進行延伸和拓展,增加共生網絡中交換對象的種類和數量,使得共生 網絡不會由于某一個節點企業出現問題而導致全網崩盤,無形之中增加了共生網 絡的穩定性和抗風險性。
相應地,區域副產品交換也因其自身特點而存在相應的劣勢。首先從所產生 的生態效益來看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資源型區域中的副產品交換對象主要針 對的是工業生產中的副產品,以煤炭產業為例,在煤炭洗選過程中會產生中煤、 煤矸石和煤泥等大量副產品。這些副產品雖然是附帶生產的非主要商品,但仍然 具備資源價值:中煤和煤矸石可以直接外銷或加工外銷、煤泥可作為民用燃料; 與之相比廢棄物不僅不具備使用價值,尤其工業生產的廢棄物還是造成環境污染 的主要原因。副產品交換只是減少了副產品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廢棄物所造成的 污染卻并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另外,副產品交換網絡中的各類型企業無論是以自 主實體共生①還是以復合實體共生②的方式形成共生關系,其最終目的都并非為實 現產業生態化或保護環境,而是為了追逐利益——無論是節點企業的利益還是所 隸屬的大型企業的整體利益。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共生網絡中的企業往往 產生投機心理,進而擾亂共生系統的穩定性。要建立長期且穩定的合作關系,還 需要政府發揮協調和管理的功能,完善激勵機制和懲罰機制,制定相應的契約制 度、法律法規來約束和防范投機行為,減少系統內共生單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增強凝聚力。
(2)資源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 構建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不得不提到一個與生態工業園相關的概念,即虛擬 生態工業園(VEIP,Virtual EIP)。VEIP是EIP在地理空間上的擴展和外延。與 實體生態工業園不同,參與的 VEIP 企業彼此并不一定聚集在相鄰的范圍內,而是 通過計算機模型和數據庫建立企業之間的資源和能量關系信息,然后按照生態工 業園的思想組織運轉,企業之間共享的是信息集成系統而非公共設施。與區域副 產品交換網絡類似, VEIP 不僅節約了土地資源和建園成本,同時還將副產品交換 拓展到園區范圍之外,從而擴大了經濟規模、提高了經濟效益,其關鍵就在于建 立一個區域信息網絡支持系統。在資源型區域組建副產品交換網絡,其參與產業 類型涉及到資源型產業和非資源型產業,推動力來自于彈性化的市場需求,最終 目的是為了資源型區域市場價值的實現和生態經濟效率的提高,其關鍵也在于構 筑一個區域范圍內的、包括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在內的信息網絡支持系統。 順暢的信息交流可以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參與副產品交換的機會,建立更為開
①自主實體共生與下文的復合實體共生均屬于產業共生模式。自主實體共生指的是共生系統 中的各個企業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彼此之間相互獨立、平等,不存在隸屬關系,合作關系的 建立依靠的是利益驅使而非行政約束,利益關系一旦終止便可解除合作關系。
②復合實體共生指共生系統中的各個參與企業在所有權上均從屬于一家大型企業,并不具備自 主權,彼此之間的合作完全出于該大型公司的戰略規劃或業務需要。
放的、動態的價值鏈網絡,從而有效地改善生態工業園中所存在的規模匹配和雙 邊交流等合作剛性問題,并借助現代技術將信息的交換變得更加規劃化、標準化。 通過區域信息網絡支持系統在整個區域內形成多層次的產業結構,從而拓寬副產 品交換內容、加快交換速度,多樣化的副產品交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產業共生網 絡的穩定性得以增強;另外共生網絡內的企業不僅突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同時 還突破資源有限性的限制,彼此之間優勢互補、發揮協同作用,即使不能確保每 一個企業都實現減量化生產,但卻保證以共生網絡為依托的、總的物質資源消耗 實現減量化,從而促進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的生態經濟效率得以提高。
由此可見,在構建完備的生態產業鏈基礎上,信息網絡的建立是實現區域范 圍內副產品交換和產業共生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內外學者對于如何搭建一個高效 有用的信息平臺已經逐漸開始關注,DIET和Bechtel模式等一些相關的分析軟件 和地理信息系統也在初步試用階段。借助發達的高科技技術手段,通過充分的信 息交流與共享使得距離較遠的企業進行跨地域溝通配對,此舉不僅有效降低了交 易成本,而且增加了副產品的循環使用率,經濟效益和資源節約同時得到實現, 對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具有巨大的前景。
5.3.3我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建設重點的案例比較
西方發達國家對共生理念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都較早,對我國構建產業共生網 絡提供了諸多值得借鑒的經驗。
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位于美國德克薩斯州,與南岸墨西哥隔河相望。由 于是唯一擁有美墨間公路、鐵路、航空等五種交通方式的區域,因此成為美國與 墨西哥連通的重要交通樞紐。布朗斯維爾工業園位于美墨交界處,因此布朗斯維 爾模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屬于生態工業園中的虛擬型工業園類別。但由于其 所形成的產業共生體系不僅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生態工業園范圍,而且還將整個 布朗斯維爾市甚至臨近的墨西哥馬塔莫羅斯市(Matamoros)都納入共生網絡進行 副產品交換,其實質更貼近本文中所指的區域副產品交換,因此在本部分將其視 為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案例進行分析。
布朗斯維爾模式最大的特點是根據位于不同位置企業的特性①建立數據庫,在 對這些數據進行專業分析的基礎上尋找潛在的合作企業,并根據產業需要將這些
①包括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副產品及廢棄物類別、數量等。 企業納入“產業共生”路線圖。此舉不僅增加了原有企業的廢料交換機會,而且 對生態產業鏈和整個產業共生網絡進行了補充完善,企業之間發揮協同工作和優 勢互補作用,形成“原材料-副產品-原材料交換”的共生系統,從而提高相關企業 和產業的生產效率。例如其中較為典型的由查普雷爾鋼鐵公司與得克薩斯工業公 司下屬水泥廠所形成的“零排放”產業共生組合:鋼鐵公司在生產中所產生的爐 渣從煉鋼廠轉運到水泥廠,一方面使得鋼鐵公司的廢料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 使水泥廠節約了生產成本和能耗,同時還令生產產量和產品品質都得到了提升。
金昌市位于我國甘肅省河西走廊,礦產資源豐富,包括煤、石油、鐵、錳等 共 38 種。尤其鎳礦規模巨大,居世界第二、全國首位,是我國典型的資源型區域。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資源開采范圍加大,資源儲量越來越少而開采難度和成 本卻不斷增加,同時金昌市的自然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這個“祖國的鎳都”日益 面臨著資源耗竭的潛在威脅和產業轉型的迫切需要。
金昌市的發展可以說是因礦興企、因企設市,位于金川區的金川集團有限公 司是不僅是亞洲最大的鎳生產廠家,而且是我國最大的鎳鈷生產基地和鉑族貴金 屬提煉中心,同時更是金昌市的龍頭企業,鎳鈷產業也成為支撐金昌市發展的支 柱產業。雖然當地有富集的資源優勢,但金昌市與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區域的情況 類似,也存在著產業結構單一、產業鏈過窄過短、缺乏新的接替產業、污染問題 嚴重、生態壓力大等一系列問題。針對自身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特 點,金昌市極力打造區域產業共生體系,構建了以政府為主導、園區(金川工業 園、永昌工業園、河西堡工業園)為平臺、企業為主體、科技為支撐、項目為載 體的發展機制。以主導產業為重點,打造了一批產業關聯度強的項目,尤其重視 通過縱向拓展和橫向耦合來不斷延伸生態產業鏈,形成了“硫化銅鎳礦開采-粗煉- 精煉-鎳銅鈷壓延及新材料”、“冶煉尾氣-二氧化硫-硫酸-硫化工”、“燒堿-氯氣 -PVC-電石渣-水泥”等產業鏈條,打造產業的空間布局優勢,促進產業共生發展。 另外鼓勵企業和園區突破自身發展限制、加強園區內外企業交流,通過在企業和 區域層面構建共生網絡,促進了工業與農業、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城區 與郊區之間的物質能量循環,各企業間基于一體化廢舊物資回收交換系統進行副 產品交換,使得物質和能量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得以流動和集中(圖 5.10),逐步 形成了區域層面產業關聯協調、物質能量梯度遞進的生態產業框架,成為我國資 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新模式。
圖 5.10 金昌市產業共生網絡物質能量流動圖示
從美國布朗斯維爾模式和我國金昌模式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兩者構建共生網 絡的重心并不相同。由于產業共生理念在美國早已發展成熟,同時有著豐富的實 踐經驗,拓展共生網絡只需對基本完備的生態產業鏈進行適當補鏈,因此區域內 產業之間、企業之間的信息溝通顯得更為重要,也就是要構建一個完備的區域信 息網絡支持系統;相比之下我國大部分區域層面的產業共生網絡建設仍然處于起 步階段,對于副產品的交換和利用也并不全面,因此金昌模式更多的是注重生態 產業鏈的構筑,在此基礎上形成區域的副產品交換系統。如何利用資源優勢將產 業鏈進行適度延伸,并在延伸中調整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并通過規劃管理在減 少環境污染的同時最大限度發揮聚集優勢,是今后我國發展區域共生網絡需要解 決的首要問題。
5.4本章小結
本章內容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運行機制進行分析,從企業內部(企 業層)、企業之間(產業層)和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之間(區域層)三個 層次上建立了一個物質能量循環體系,并深入分析了減物質共生模式中各個層次 運行方式實現的影響因素、具體內容和路徑等,最后對國內外的相關案例進行分 析比較,以期對我國構建基于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經濟發展模式有所啟示。
( 1)減物質化分為相對減物質化和絕對減物質化兩種,其中絕對減物質化是 實現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理想狀態。在生產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控制資源投入 量是企業實現絕對減物質化的有效方法。企業技術水平和資源結構決定了資源使 用效率,自然資本價格則通過影響企業生產成本進而對資源投入量形成影響,因
此三者均影響企業絕對減物質化的實現。
(2) 在單個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的基礎上,仿照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 者-分解者”的食物鏈構造產業共生鏈條,從而在一個或多個大型資源型企業為核 心的生態工業園范圍內實現廢棄物和副產品的再資源化和循環利用。通過對新疆 準東五彩灣煤電煤化工業園區的建設經驗分析,提出我國應該根據關鍵種理論先 確定園區內的核心產業,圍繞主導產業形成共生網絡,構建主導產業鏈型的生態 工業園。
(3) 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具備生態工業園所沒有的優勢,但也存在不足:企 業間是出于追逐利益而建立的共生關系,在投機心理的影響下共生網絡穩定性較 差,因此政府的協調管理就顯得非常必要。同時,信息網絡是區域間副產品交換 的重要影響因素,搭建一個先進的、高效的信息網絡支持系統有利于區域副產品 交換網絡的建設。最后通過對國內外典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在理論與實踐 經驗都已成熟的區域,應該通過構建區域信息網絡支持系統來保障副產品交換順 利進行,而我國大部分尚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構筑完善的生態產業鏈更為首要。
第 6 章 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效果評價
減物質共生模式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為切入點,以實現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 協調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的。因此,本章采用分析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評價 方法為基礎并進行整合,從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對物質資源消耗、生態空間占 用以及產出價值的角度出發,構建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三維系統評價方法及相應 的指標體系,可用于對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效果進行評價。
6.1物質流-生態足跡-能值分析評價方法整合
6.1.1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主要研究方法
(1) 物質流核算方法及其指標體系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從生態系統中開采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 經過一系列的生產活動,最終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把廢棄物又排入自然環境中。 這樣不停進行合成、代謝的循環過程如同自然界的食物鏈一樣,因而被稱為社會 代謝。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擴張,對生態資源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整個循環鏈條 被打亂,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弱化。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等一系列問題威脅著人 類的生存和發展,也引發了人們對合適的社會代謝規模的思考。物質流分析方法 就是在對社會代謝過程中發生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換進行量化的基礎上,對社會代 謝的規模進行研究的方法。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對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量和環境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物 質投入量和物質輸出量的多少。以質量守恒定律為依據的物質流分析主要研究物 質資源在經濟系統①與生態系統之間的流動與儲存,認為物質流入量與物質流出量 之間的差額即為物質在系統內的存量。分析的基本流程是建立物質投入、產出賬 戶,通過研究物質在系統中輸入、輸出與儲存的關系,判斷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物 質資源、最終產出的產品和排出廢棄物的流量與流向。通過評價經濟對環境的影 響進而分析系統的可持續性,以此為依據尋找環境壓力的來源并提出相應的解決 措施。
① 此處的經濟系統主要指工業系統。
物質流研究范圍涉及宏觀、中觀以及微觀三個層次,包括國家、區域、行業 或部門、企業或者某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等,因此“物質”的含義也就相應地比 較廣泛:既可以是由國內生產或從國外進口的農業資源、森林資源等,也可以是 類似于鋼鐵、礦物質等用于生產中的原材料,甚至是某化學物質或特定元素。方 法體系主要有WRI (世界資源協會)物質流核算分析和歐盟物質流核算分析兩類。 兩種分析方法的區別在于建立物質流賬戶時對物質輸入和物質輸出的分類:在物 質輸入賬戶中,無論是直接物質輸入還是隱藏流,WRI體系都僅劃分為國內生產 和國外進口兩大類,而歐盟體系則從國內開采、國外進口、非直接使用的國內開 挖項、與進口有關的隱藏流逐次展開;在物質輸出賬戶中, WRI 體系從方便行業 統計的原則出發,將物質輸出通路劃分為大氣通路、水體通路等,同時將輸出的 物質是否含氧作為一個劃分依據來判斷氧對物質輸出的影響,顯得更為科學、精 確。在國內的研究中,歐盟體系的使用更為廣泛。
圖 6.1 經濟系統物質流分析框架圖示 ①
在一個完整的區域經濟系統中,區域內獲取或從區域外進口的原材料和能源
通常以直接物質輸入和隱藏流②兩種形式進入系統。這些自然資源和物質通過一系
列的生產、轉移、分配和消耗的循環過程,在增加系統存量的同時以區域內物質
①參考黃和平,《物質流分析研究述評》,《生態學報》,2007(1):368-379。
②在人類獲取直接物質輸入的過程中對大量的環境物質也造成了損耗,例如能源開采過程中 自然環境的水土流失、建筑過程中遺棄的土方和河流疏浚、木材砍伐和農業收割過程中的一 些不可避免的損失。這些損耗發生在人類獲取直接物質輸入并沒有直接進入經濟系統的生產 過程,因此被稱為隱藏流,也稱生態包袱。
輸出(包括固體廢棄物、廢水和廢氣)、區域內隱藏流和出口物質三種形式將物
質輸出系統。
表 6.1 物質流主要分析指標及其核算關系
指標類別 具體指標 核算規則 平衡核算關系
物質輸入指標 進口(I)
區域內隱藏流(HF)
進口對應的隱藏流(IF)
直接物質輸入量(DMI) DMI=區域內原料+I DMI=DPO+NAS+E
物質需求總量(TMR) TMR=DMI+HF+IF =DMO+NAS
物質輸入總量(TMI) TMI=DMI+HF TMI=TMO+NAS
區域內物質需求總量
(DTMR) DTMR=TMR-I-IF
物質輸出指標 岀口(E)
區域內生產過程輸岀
(DPO) DPO=廢氣污染物+固體 污染物+廢水污染物
區域內物質輸岀總量
(TDO) TDO=DPO+HF
直接物質輸岀量(DMO) DMO=DPO+E
物質輸岀總量(TMO) TMO=TDO+E
物質消耗指標 區域內物質消耗量(DMC) DMC=DMI-E DMC=NAS+DPO
物質消耗總量(TMC) TMC+TMR-E-岀口對應 的隱藏流
物質平衡指標 物質存量凈增量(NAS) NAS=DMI-DPO-E NAS=DMC-DPO
物質貿易平衡(PTB) PTB=I-E
強度、效率指標 物質消耗強度(MCI) MCI=TMC/GDP
物質生產力(MPC) MPC=GDP/DMC
廢棄物生產率(CPR) CPR=GDP/DPO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和平,《物質流分析研究述評》,《生態學報》,2007(1):368-379 和顧曉薇、王青,《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壓力指標及其應用》,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2005: 23。
(2)生態足跡模型及基本指標
生態足跡理論是通過分析生態空間和生態占用,從全球層面、國家層面或區 域層面來衡量可持續發展程度的方法,根據對數據的統計口徑和分析處理方式分 為綜合法、成分法和投入產出分析三種計算方法。其理論基于這樣的前提假設: 即人類不僅可以確定他們消費的絕大部分資源和產生廢棄物的數量,而且可以將 這些數量折算成生產及吸收其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①。生態足跡理論方法主要分 為生態足跡(EF,Ecological Footprint)計算以及生態承載力(EC, Ecological Capacity)計算兩個部分,通過對比分析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數值來判斷區域 對資源的利用情況及可持續發展狀況。當一個區域的生態足跡小于其生態承載力,
① 生態生產性土地包括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用地和水域六大類。
稱為生態盈余,也就是該區域的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壓力在本地區生態承載范 圍之內,表明此地區的發展模式處于可持續狀態;反之則稱為生態赤字,表明處 于不可持續的狀態。由于不同種類或同一種類卻不同地區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 產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在計算一個區域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時需要用到均衡 因子 ①和產量因子 ②對其生產力進行調整。
生態足跡指生產一定人口所消費的資源與服務,以及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消耗 和吸納這些廢棄物所需要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之和。在生態足跡的計算中包括 兩個賬戶:生物資源賬戶和能源賬戶,農產品、木材等的消費都歸屬生物資源賬 戶,而煤、石油、電力等排放C02的消費歸屬于能源賬戶。生態足跡計算模型為: n
EF = N-ef = N•工r -(Ci/pj (i=l,2...n,j=l,2...6) (6.1)
i=1
其中,EF為總的生態足跡;N為人口數;對為人均生態足跡;7為消費項目 的類型;j為生物生產性土地類型;r為均衡因子;c和p分別為[①均衡因子是某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與全部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之比, 其作用是平衡不同類型生態生產性土地之間生產力的差異。計算公式為:r=p/p
(p=i,2…6),其中r為第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均衡因子,了為第j類土地的全球平均生 產力, p 為全球全部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
②產量因子是某區域內某類型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平均生產力與全球同類型土地的平均生產力 之比,作用是為了協調同類土地的生物產出率在不同地區間的差異。計算公式為:] [ i
y} = p} /p} (i=1,2…,p=1,2...6),其中yj為第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產量因子,Pj為j 類土地在7市的平均生產力,亍為第j類土地的全球平均生產力。]種消費項目的 人均消費量和全球平均生產能力。
一個區域人口的消費項目c7可分為本地生產、進口和出口三種渠道,分別用P、 11、E表示7種消費項目的本地年產量、年進口量(地區外調入量)和年出口量(地
區內調出量),那么相應的,人均生態足跡(ef )可表示為:
則 EF = N • ef = N •士 rf +1 ― E】=比-P +1 ― E (6.3)
7=1 N • pi 7=1 p7
與一個國家或區域所能提供的土地面積不同,生態足跡模型測量了人類社會 生存發展所必須的真實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從計算模型中可以看岀其數值與人
口數量和人均物質消耗有關,而這兩個指標隨時都在改變,因此可以說生態足跡 分析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分析的過程,其結果也是動態變化的。
生態承載力也稱為生態容量,是一定區域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態生產性土地 面積之和。其計算模型如下:
6
EC = N-ec = (1 —12%)N•工aj ■rj -yj ①(j=l,2…6) (6.4)
j=1
EC為總的生態承載力,ec為人均生態承載力,"丿為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現有
的人均面積,yj為產量因子,N和^同(6.1)式。
作為生態足跡分析中的重要參數,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 ②如何賦值非常關鍵, 不僅要考慮到地區差異、技術進步和社會因素的影響,還要考慮到不同區域之間 的可比性,要在標準化的基礎上體現本地化的特性,以此來確保得岀的結果更加 有效。
( 3)能值分析方法及其指標體系
在人類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系統之間和系統內 部的物質交換、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這些循環往復表現為各種生態流:物質流、 能量流、信息流、貨幣流和人口流。正是這些“流”構成了整個生態經濟系統, 在維持系統運行的同時也完善了系統的功能。對生態經濟系統的分析其實就是對 這五種“流”進行分析。
能量在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傳遞和貯存曾經一度是學術界對系 統進行研究的關鍵,但隨后人們便發現將能量作為衡量尺度存在著巨大的缺陷: 不同類型的能量由于具有不同的性質,彼此之間并不存在可比性。不僅如此,在 對系統的能量投入、產岀進行分析時,往往忽略了自然資源的作用——光能、風 能、雨水等作為能量投入參加了能流的運轉卻并未列入計算,這一缺陷大大降低 了系統的生態效益而使最終分析結果產生偏差。而另一種評價方法,即將資源、 環境、勞動、信息等轉換為市場經濟價值并使用貨幣對其進行衡量則又顯偏頗, 因為貨幣只能體現可以“價值化”、“貨幣化”的能流,卻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
①12%的生態生產性土地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在計算生態承載力時應該扣除。
②在我國的大多數研究中,產量因子一般均來自Wackernagel文獻中計算中國生態足跡時所采 用的取值。
動中存在著的、所有生態流的真實價值。作為對生態經濟系統價值的衡量指標, 能值具備能量和貨幣所不具備的優點。能值理論和方法的出現使物質流、能量流、 貨幣流等不同類型的能量流動得以相互換算成統一標準值并加以綜合比較,同時 對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和功能特征的分析也更加地清晰、完善。
能值分析首先要收集所研究區域的自然生態以及經濟社會的基本資料和數 據,利用H.T.Odum所提出的“能量語言”來描述系統中的主要組分及復雜關系并 繪制能量系統圖,隨后通過能值轉換率,將系統中的各種能量流動轉換為統一單 位一一太陽能焦耳(sej),編制出能值分析表來評價其在系統中的作用和地位。 綜合能值分析表中重要的、彼此相似的生態流,并構建反映系統生態效率和經濟 效率的能值指標體系,進一步對生態經濟系統進行分析,通過對能量系統的動態 模擬和不同情況能值指標的比較,為制定促進系統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的管理 策略和措施提供參考依據。能值分析的基本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6.2 能值分析基本流程圖
在能值分析中有一些基本的指標,包括用于衡量不同類別能量的能質(Energy quality )和能級(Energy hierarchy )尺度的能值轉換率(Transformity )、判斷區 域開發程度的能值-貨幣比率、反映某產品實際價值的能值-貨幣價值、表示環境對 經濟發展負載程度的能值投資率和反映系統對經濟發展貢獻大小的能值產出率等 等。在對資源型區域進行能值分析時,應該在涵蓋以上指標的基礎之上,另外設 置一些體現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特點的能值指標,來綜合反映生態子系統和
經濟子系統內物質能量交換和流動的特殊性。
表 6.2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能值指標體系
能值指標 計算方法 指標含義
能值流量
可更新資源能值流量(EmR) 資源型區域系統自有的財富基礎
不可更新資源能值流量( EmN) 資源型區域系統自有的財富基礎
輸入能值(EmJ 輸入系統的資源、商品
輸岀能值(Emo) 輸岀系統的資源、商品
能值總量(Emu) Emu= EmR+EmN+EmI 系統擁有的總能值
能值來源指標
能值自給率(ESR)① (EmR+EmN)/ Emu 自然環境對區域系統發展的支持能力
購入能值比率 EmI /Emu 對區域外界資源的依賴程度
系統循環能值比率 Emc /Emu 產業共生關系及其穩定性
可更新資源能值比率 EmR /Emu 自然資源的潛力
輸入能值與自有能值比率 Em【/(EmR +EmN) 評價產業競爭力
社會子系統能值評價指標
人均有效能值產岀量 (EmY -Emw)/P 衡量區域人民生活水平高低
能值密度 Emu/A 評價能值使用的集約情況
人口承載量 (EmR +EmI)/( Emu/P) 目前環境條件的可容人口量
人均電力能值 Emel/P 區域工業化程度
人均石化燃料能值 Emfu/P 對石化資源的依賴程度
人均煤炭燃料能值 Emfu/P 對煤炭資源的依賴程度
經濟子系統能值評價指標
電力能值比 Emel/ Emu 工業化水平
石化燃料能值比 Emfu/ Emu 石化能源能值結構
煤炭燃料能值比 Emfu/ Emu 煤炭能源能值結構
能值交換率 EmI /Emo 區域與外界能值的貿易情況
能值-貨幣比率 Emu/GDP ② 區域經濟現代化程度
有效能值產岀③率(EEYR) (EmY -Emw)/ Em【 區域系統的經濟效益
有效能值產岀的能值-貨幣價 (EmY-Emw)/( Emu/GD 有效能值的宏觀經濟價值
值 P)
自然子系統能值評價指標
可更新資源能值比 EmR/ Emu 區域系統的環境潛力
①能值投資率EIR=PEm/ (EmR+EmN),能值產岀率EYR=Emy/PEm,能值自給率ESR= (EmR+Em”)/Emu,其中 PEm 為社會經濟反饋能值,且 PEm=Emu- (EmR+Em”),(EmR+Em”)
為自然資源環境的能值投入,EmU為系統能值總量,EmY為系統總產岀能值。由以上可以看 岀 EIR=(1/ESR) -1,也即能值投資率、能值產岀率和能值自給率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相關關系, 在對系統進行評價時有重復的作用。因此資源型區域能值指標體系只選用三個指標中的一個。
②通常能值-貨幣比率是通過計算一個國家一年的能值總量與GNP的比值得岀的。但是作為對 貨幣財富的統計數據, GNP 強調的是“國民原則”,其內涵更傾向于描述一種內生的增長模 式,而GDP則更強調“生產創造的價值增量”。資源型區域是一個極其開放的系統,與其他 系統之間存在著相當多的物質流通和經濟往來。在這種開放經濟的前提下,同時鑒于數據的 可得性,此處選用GDP作為衡量貨幣財富的指標。
③"有效能值產岀(Effective net emergy yield,Enmy) ”的概念來源于目前的基本現實條件: 社會生產技術的局限性。這個事實意味著人類不可能將輸入系統的資源、能源全部都轉換成 對人類有用的能值,從而實現污染物和廢棄物的“零排放”。因此在衡量系統產岀對經濟效 益的貢獻時,應該排除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負效益的廢棄物能值,用公式表達為:
EnmY= EmY —Emw。
不可更新資源能值比 廢棄物與可更新資源能值比 廢棄物與能值總量比 環境負荷率(ELR)① Em" Emu
Emw/ EmR
Emw/ Emu
(Emu -EmR)/ EmR 區域系統內資源儲存及使用情況 廢棄物對系統自然環境的壓力 區域系統排放廢棄物可利用價值 產業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
注: EmR、EmN分別代表可更新資源能值和不可更新資源能值;Em【、Em。分別代表輸入 能值和輸岀能值;Emu為資源型系統能值總量;EmY為系統總產岀能值;Emc為資源型區域 系統的循環能值;Emei為電力能值;Emfu為石化、煤炭能源能值;Emw為廢棄物能值;A為 區域面積;P為資源型區域中的人口總量;GNP為國民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隋春花、藍盛芳,《城市生態系統能值分析的原理與步驟》,《重慶 環境科學》, 1999(4): 13-15 和張耀軍等,《研究資源型城市生態經濟系統的新思路》, 《資源與產業》, 2003(12): 74-76。
6.1.2 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
目前學術界對生態經濟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但作為研究對象的生態經 濟系統的功能結構和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系較為復雜,因此在研究過程 中不得不運用一些模糊且不完全的信息來對問題進行研究。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 各有其優缺點,從而導致不能從整體上全面反映生態經濟問題,這也是生態經濟 系統研究中的一個難題。
物質流核算從物質流重量的視角來對區域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 行分析判斷。傳統的物質流分析法通過計算進入經濟系統的物質數量和排出系統 的廢棄物數量來分析人類社會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理論上可以應用于國家、 區域、產業或經濟實體等各個層面,但是由于受到統計數據可得性的限制,區域、 產業等小系統的完整數據幾乎無法獲得,因此這種方法更經常地運用于對一個國 家的分析。物質流分析法從物質輸入-輸出的數據定量研究經濟與環境兩個系統間 總的物質量交換,但忽視了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流動,對不同物質流施予環境的 不同影響也無法判別,同時土地作為重要的資源投入未被計入總物質消耗量,因 此存在一定缺陷。
生態足跡法從生態空間占用面積的角度判斷經濟活動對生態的影響以及區域 能否可持續,為土地的利用情況提供了分析方法,彌補了物質流分析法的不足,
① 環境負荷率和能值投資率均反映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壓力,但兩者的內涵有所不同。環境負
荷率是投入的不可更新能源和可更新能源的能值總量之比,表示一個系統中的能值利用強度, 其值越大,表明能值利用處于一個高強度的狀態,環境所承受的壓力也就越大;而能值投資 率則是社會經濟的反饋能值(亦稱“購買能值”)與資源環境投入能源(包括可更新能源和 不可更新能源)的能值(亦稱“無償能值”)之比,反映一個系統的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環境 負載程度,其值越小,表明系統的經濟發展程度越低,且對環境處于一個高度依賴的狀態。
鑒于上述文章提及的避免與指標體系中“能值自給率”的重復,此處特選用“環境負荷率” 而不用“能值投資率”。
但傳統的生態足跡法并不完善。傳統生態足跡法建立在“靜態封閉系統”和“空 間互斥”假設的基礎之上,認為所評價的生態經濟系統是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 的系統,不同的區域系統之間生態功能并無區別,同時系統內部的土地只具備單 一功能。這樣的前提假設雖然便于理解,也使得分析過程中的計算更加簡單,但 是卻忽視了系統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流動,否定了不同區域之間存在 的商品流通和交易等社會經濟活動,進而導致區域間的功能差別被弱化。 “空間 互斥”的假設否定了土地的多功能性和可替代性,沒有完整地描述生態系統的功 能,嚴重低估了土地利用的持續性和系統的生態效益,產生一種“系統功能越不 發達的地區發展反而越可持續”的怪像。另外,生態足跡分析法對污染所產生的 生態影響并沒有考慮完全,不能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壓力。資源 型區域作為一個開放的生態經濟系統,系統內外不停在發生著物質交換、能量流 動和信息傳遞,對資源的依賴和生態環境的污染極其嚴重,用傳統生態足跡方法 進行評價無疑是不合適的。
能值理論關注系統中交換和儲存的能量,并將不同類別、不同形式和不同等 級的能量轉換成同一種計量單位,對于在生產某些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 直接或間接的物質、能量、經濟流動進行統一的分析和評價,是連接生態系統與 經濟系統的紐帶,也是分析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法,然而能值理論 與方法在分析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排放影響和優化產業結構等方面仍存在很多 不足。只有通過與其他分析工具相結合,通過構建多尺度分析模型才有可能得到 彌補。
6.1.3 三維系統整合評價方法
綜合上述文中評價方法的優勢,本文將物質流核算方法、生態足跡模型和能 值分析方法有機結合起來,建立整合的三維系統評價方法,提出重量觀、空間觀 和價值觀相結合的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分析思路,構造重量-空間-價值立體分析結 構,通過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空間占用、物質能量消耗等的分析,從多個角度對資 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運行效果進行全面的綜合測度。
圖 6.3 重量-空間-價值三維結構圖示
物質流核算、生態足跡分析和能值分析的理論方法進行兩兩整合,可以形成 相應的指標體系。
( 1 )資源型區域能值-物質流分析指標體系 基于能值分析和物質流核算,結合兩種分析方法的指標體系,將能值總產岀
Emo作為系統所生產的總價值量的衡量指標,可構建與物質輸入、輸出、強度和 效率等相關的衍生指標體系。在資源型區域所進行的生產過程中,輸入經濟系統 的物質包括直接物質輸入(DMI )及隱藏流,輸出經濟系統的物質包括各類廢棄 物及隱藏流,在物質流賬戶中表示為物質需求總量(TMR)、區域內物質輸出總 量(TDO)表示。本文選取以上指標作為物質流分析的典型指標,同能值分析相 結合來表示資源型區域對資源利用率的高低,進而反映區域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 的可持續性。
表 6.3 資源型區域能值-物質流分析衍生指標體系
類別 名稱 計算公式 指標說明
物質輸入類指標 物質總需求強度 TMRI=MRI/Emo 單位能值產岀所需要輸入的 物質
物質排放類指標 區域內總排放強度 TDOP=TDO/ Emo 單位能值產岀所產生的廢棄 物排放量
效率類指標 物質消耗強度 MCI=DMI/ Emo 單位能值產岀所消耗的物質
(2)資源型區域能值-生態足跡分析指標體系 在構建資源型區域生態足跡指標體系時需要引入能值與生態足跡互換的基 礎,即單位全球公頃能值密度P (單位:sej/ghm2 ),其計算公式為:
GEI
GEC
其中,GEI為全球年自然資源能值輸入,GEC為全球年生態承載力。
將能值分析和生態足跡分析相結合,由于所有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都被折算成
等值的能值,因此不再需要有產量因子和平衡因子來調節。此時生態足跡(EF) 與生態承載力(EC)①可以表示為:
EF =工()-T /P (i=l,2...n) (6.6)
i =1
e,表示第i種資源所含有的有效能值,T、為i資源的能值轉換率,P為單位全 球公頃能值密度。
EC 迄(「T)l P (i=1,2…n) (6.7)
i=l
其中,i為當地可更新自然資源的類型,£表示i種可更新自然資源能值的原始數 據,T與P同上。
同樣假定系統能值總產出為Em。,可以構建相關指標體系如下:
表 6.4 資源型區域能值-生態足跡分析衍生指標體系
名稱 計算公式 指標說明
生態足跡指數② EFI = EF / EC 反映資源型區域中生態系統承壓狀況,值越 大,表明生態越不可持續。
生態消耗強度 ECI = EF /Emo 單位能值產岀所占用的生態生產性面積,反 映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值越大,效率越高。
(3)資源型區i 域物質流-生態足跡分析指標體系
物質流分析法與生態足跡分析法相結合,就是將經濟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物
質資源以及所產生的污染和廢棄物換算為空間面積來表示,通過與區域內生態生
產性土地的比較來分析經濟活動是否在生態承載力范圍之內,進而對區域發展的
①參考趙志強、李雙成、高陽,基于能值改進的開放系統生態足跡模型及其應用,生態學報, 2008(5): 20-31。
②生態足跡指數(EFI,Econlogical Footprint Intensity Index)也稱足跡強度指數或生態環境壓 力指數。應該是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之比,但是為了便于衡量結果,計算中可以定為生態 足跡同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總和之比,即EF/(EF+EC)。當數值趨于0時,說明生態足跡遠 小于生態承載力,資源型區域的生態環境受到的壓力較低;當數值趨于 50%時,說明生態足 跡與生態承載力相當,此時已經是區域生態空間接近飽和的狀態;當數值趨于 1 時,說明生 態足跡遠遠超過了生態承載力,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但此時由于生態環境壓力過大,因此資 源型區域的發展是不健康的狀態。生態足跡指數值越小,表明資源型區域的生態環境所面臨 的壓力也越低。
持續性進行判斷。
物質流分析中的物質輸入反映的是生產中所投入的自然資源,與資源型區域 生態系統的開發程度相關,物質輸入量越大,表明生態系統受到的開發壓力越大; 物質輸岀則反映的是生產中所排放的廢棄物,與資源型區域生態系統的污染程度 相關,其值越大,表明生態系統受到的污染壓力越大。兩者綜合表示了資源型區 域的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所施加的壓力。在前期研究成果中,將生態環境壓力指 數分為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兩個分指數,使兩個分指數的實際值分別與其最 大值相比,在確定兩者權重的基礎上求和,得岀生態環境壓力指數的最終值,并 將其從0~1分為五個等級①來表明生態環境的承壓狀態(聶鈉、董明輝,2006)。 而資源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最大值也就是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的極限值。本文將 物質流分析與生態足跡法進行整合,針對資源型區域的特點對其生態系統所受到 的壓力強度進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反映系統承載狀況:在對資源的開發活動中, 礦產資源、水資源等的開采量與開采中所形成的生態包袱分別與可以提供的資源 能源最大值即當地生態承載力相比,都表示由于資源能源的開采而對資源環境所 施加的壓力,本文用開發壓力指數(RMPI, Resource Mining Pressure Index )表 示;在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固體廢物、廢水和廢氣與當地生態承載力相比則都表示 生態環境受到來自經濟活動的壓力,本文用污染壓力指數(EPPI,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ssure Index ) 表示。
表 6.5 資源型區域物質流-生態足跡分析衍生指標體系
類別 名稱 表達式
開發壓力指數
(RMPI) 資源開發強度 (資源開發量+隱藏流)/生態承載力
地下水開采強度 地下水開采量/地下可采量
物質資源利用強度 物質資源產岀量/生態承載力
污染壓力指數
(EPPI) 固體廢棄物排放強度 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生態承載力
廢水排放強度 廢水排放量/生態承載力
廢氣排放強度 廢氣排放量/生態承載力
資源型區域生態系統所受到的綜合壓力(EPI, Ecology Pressure Index )可以表示
為:
33
EPI =工 RMPIi - pi + 工 EPP, - pj (6.8)
i=1j=1
① 0~0.2, 0.2~0.4, 0.4~0.6, 0.6~0.8, 0.8~1分別對應壓力很小、小、中等、大、很大五種狀態。
其中,RMPI,、EPPI」分別為開發壓力分指數及污染壓力分指數,p,、Pj①則 分別為第i個和第j個分指數的權重。
6.2基于三維系統整合方法的生態經濟效率重構
生態經濟效率關注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兩方面,是實現最優生態目標與最優 經濟目標的最佳鏈接,既是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現目標和方式,也可以作為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衡量標準。但在具體應用方面,生態經 濟效率仍存在一定局限。本節內容將對生態經濟效率進行重構,使其能更為全面 地反映資源環境在減物質共生模式循環中對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
6.2.1生態經濟效率的局限
生態經濟效率作為表示經濟活動對資源的利用程度,其內涵既包含資源環境 價值也包含產出的經濟價值。人類對資源和經濟價值的衡量由來已久,也產生了 很多種類的度量標準(表6.6) 。在生產過程中將資源生產率指標和環境生產率指 標作為為生態經濟效率的具體判別指標,雖然簡單易行、便于操作,但卻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中,GDP常作為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宏觀計量 指標和價值的衡量標準。然而隨著能源危機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 GDP 作為價 值的計量指標所存在的不足之處也逐漸浮現:由于貨幣流通只在經濟系統中運行, 并不經過生態系統,所以也無法體現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 境所付出的成本,還有一些非貨幣化的經濟活動也無法反映,因此GDP并不能衡 量真正的財富累積。雖然統計口徑與 GDP 不同、但涵義類似的 GNP 作為度量指 標也具有同樣的局限性。R.Ayres (2001)認為用GDP或GNP來衡量經濟增長無異 于“一種幻覺”,因為傳統的經濟增長只是統計數據上的增長,卻并沒有創造真 正的財富。交通費、外出就業費用的上升、為補償修復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 所付出的成本、改善交通擁擠等社會病所增加的費用,雖然都對經濟帶來增長, 卻對人類福利沒有任何貢獻。一味地追求GDP或GNP,或許會令少數人收益,但 卻導致了大部分人的社會和家庭生活質量不斷惡化。因此,傳統的經濟增長范式
① 各分指標權重可以采用層次分析法、專家咨詢法或多種方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確定。 只不過是越來越快的“輪子的空轉”。
“綠色GDP”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對原GDP國民核算體系的修正。其基本思想 是考慮到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在對國民財富進行統計時將環境 污染、自然資源衰竭、人口數量激增等因素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納入核算體系中來 統計國內生產收入。但是由于沒有統一的標準來確定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價值,在 核算過程中無法對資源和環境成本進行正確的評估,因此綠色 GDP 的執行可行性
較低。
表 6.6 生態經濟價值衡量方法演進
年代 代表人物 理論方法及內涵
1750?1840 Physiocrats 資源經濟學定量研究
1840 J.Jou&J.Mayer 能量是熱的等價物(第一定律)
1850 R.Clausius 能量衰減(第二定律),經濟學資源能量的評價
1867 K.Marx 勞動價值論
1880 S.Podalinsky 能量價值論,農業能量預算及勞務能量返還
1881 E.Sacher 能量決定價值論,區域經濟能量預算
1885 P.Geddes 社會能量學,生產的能量需求
1986 L.Boltzman 能量競爭原則,熵和狀態
1902 L.Pfaundler 能量負載力
1909 W.Ostwald 新能量技術帶動下的文明基礎和進步,智力能量
1921 F.Soddy 能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1922 A.Lotka 最大能量法則
1941 S.Kuznets 用市場價格計算國民收入來反映國民生產
1971 MIT 生態需求指標(ERI)
1972 J.Tobin&W.Mor dhaus 凈經濟福利指標(NEW),扣除GDP中的污染 成本
1989 R.Repetoo 凈國內生產指標(NDP),扣除GDP中的資源 損耗
1983~1996 H.T.Odum 能值理論與定量分析
1995 C.Cobb 真實發展指標( GPI)
1997 R.Costanza 生態系統與自然資源所提供服務的價值估算
資料來源:整理自劉軍,《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適應性區域產業生態轉型研究》,蘭州 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82 和唐建榮,《生態經濟學》,北京:化學工業岀版社, 2005: 68-72。
綜上所述,鑒于資源型區域經濟活動中物質資源從投入生產、在經濟系統中
的一系列轉化流動、一直到最終的經濟產岀過程中會涉及到各種不同的物質能量 流,因此在分析中簡單地使用GDP或類似指標并不能清楚闡釋物質在輸入和輸出、 生產及消費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數量、質量和能量之間的關聯。另外,經濟產岀不 僅消耗自然資源,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污染和占用,因此自然資本的消耗量 同樣必須選擇一個綜合指標來表示。
6.2.2生態經濟效率重構
6.1.3對資源型區域進行物質流-生態足跡分析中得知,消耗資源會對資源環境 造成的開發壓力,排放廢棄物則帶來污染壓力,而兩者的綜合即意味著經濟增長 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總壓力EPI。將能值理論應用于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產出的衡 量,不僅可以彌補以上指標衡量產品和服務價值時的缺陷,同時將資源型區域生 態經濟系統中儲藏和運行的各種直接、間接能量轉換為同一度量標準,使得物質 流、經濟流和能量流在系統中的運行和能量交換得以統一分析和評價。另外,資 源型區域的能值產出既包括為滿足人類需求、正效益的有效能值產出,也包括污 染物、廢棄物等負效益產出,因此在對生態經濟效率的分析中采用與系統產出有 效能值相等價的市場貨幣價值,即“有效能值產出的能值-貨幣價值(EnmY) ”作為 衡量經濟產出的指標更為合適(劉軍, 2006)。
整合三種分析方法并結合前文對經濟產出指標的重新定義,可以將生態經濟 效率進行重新構建,重構后新的生態經濟效率含義為“生態系統所受到的單位壓 力所生產的有效能值-貨幣價值”,其內涵既包括對經濟產出量的評價,也包括產 品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資源的輸入和輸出量的衡量,以及經濟產出所產生的生態 空間的占用面積的確定。基于此基本指標構建的相關衍生指標將構成衡量資源型 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程度的整個評價指標體系。用公式可表示為:
EEE = EnmL (6.9)
EPI
從此表達式來看,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一方面要增加經濟產出的有效能值-貨幣 價值,一方面則應該盡量減輕因經濟生產對生態造成的開發壓力和污染壓力,即 減少物質投入量和污染排放量。
6.3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6.3.1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則及思路
(1)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則
資源型區域作為一個特殊的生態經濟系統,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系統整 體可持續發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因此其評價指標體系不能只是一些簡單的量化 指標的集合,而必須體現其系統性、層次性、動態性等特性。一個科學、合理的 評價指標體系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①科學性
在遵循生態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礎之上,選取明確可測、大小適宜、覆蓋面 廣的定量指標,并采用科學規范的統計方法,從不同角度和側面對研究對象的發 展狀態進行測評。同時,指標必須能夠體現資源型區域作為一個有機系統的內在 機制和主要特征,針對性應明顯,將資源型區域區別于其他類型的生態經濟系統。 評價指標的選取和體系的構建既要簡明可行、具備可操作性,又要確保對資源型 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反映真實而客觀。
②系統性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耦合而成,系統整體的持續 運行由兩個子系統之間和子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來推動。 這種極強的相關性無疑導致任何一個子系統或因素的變化都會引起整個系統的演 變。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既是發展目標,又是一個過程,其指標體系的 設立則應該綜合多因素來更好地描述和刻畫系統內部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強度,并 進而對其演變趨勢進行預測。
③層次性
資源型區域是一個多層次的有機系統,系統發展受到資源配置是否合理、生 產力發展水平、產業政策和社會條件等諸方面的制約和影響,表現出隨機、非線 性的變化特點和復雜、多維的層次結構。因此,評價指標體系也必須是一個多層 次的結構,從不同層次和不同側面來全方位反映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指標的選取和體系的構建要體現層次的遞進和目標的協調統一,從而能夠在反映 各指標之間的支配和從屬關系的基礎之上確保最終評價結果可信度。
④動態性
系統之間的聯系和作用在動態中表現,隨著時間和條件的不同而演變,整個 系統表現為“動態平衡”的特點。系統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表現出系統從低 級狀態上升到高級狀態、從初始的簡單狀態變為后期的復雜狀態。就資源型區域 而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對資源開采和使用的方 法和手段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古至今,產業所發生的更新與革命,從機器 取代人工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到電氣化和生物技術發達,直至今天信息產業的迅猛 發展,每一次的產業變革都為人類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另外,影響資源型 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因素和條件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因此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 指標體系首先要能夠體現這種動態的發展過程,反映在不同階段所具備的特點, 同時對下一階段的發展態勢進行必要的監測。
(2)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思路
指標體系的選擇和設定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行歸納總結。考慮到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的儲備量和環境承受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本 文結合生態經濟效率的內涵,依照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的三維評價方法,遵 循科學性、系統性、層次性和動態性的指標構建原則,構建了一個由目標層、系 統層、準則層和具體變量層四個等級層次組成的指標體系。通過對資源型區域經 濟發展的質量和規模、資源的綜合生產能力和開發潛力、自然生態環境的容量和 承載能力等方面的描述性判斷,對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狀況及彼此之間的協調 性進行分析,最終服務于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穩定、有序、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目標層表示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即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運行效果, 代表了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發展情況和協調程度;系統層將資源型區域生態 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分解為若干相關的子系統指標進行評價;準則層從不同側面反 映系統層的狀態;指標層則具體對準則層的數量、強度、效率等指標變量進行度 量。總體思路如圖 6.4 所示:
圖 6.4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指標設計思路
6.3.2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在對三種評價方法進行整合的基礎上,依據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以及資源型 區域經濟轉型的目標——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經濟轉型途徑——在減物質化生產 的基礎上構建共生網絡,特增加以下幾個指標 ①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評 價指標體系進行完善。
(1) 物質循環利用率
在社會代謝的循環過程中,作為廢棄物已回收的物質往往進入下一個產業生 產過程重復利用,物質循環利用率就是衡量這些能夠不斷進行循環利用的物質在 生產所需物質總量中所占的比例。比例越高,表示產業之間的相關性越高。
(2) 系統循環能值比率
資源型區域通過構建產業共生網絡、打造完善的生態產業鏈條并提高鏈條各 個環節的協調度,從而增強系統的核心競爭力。系統循環能值比率是指系統內進 行循環物質的能值與系統總能值的比值,通過此指標來衡量系統內部共生網絡中 的相關企業之間生產產出(包括產品、副產品和廢棄物)的交換和循環利用情況, 來對資源的使用程度和產業共生網絡的完整度進行分析評價。
(3) 生態經濟效率
生態經濟效率指生態系統所受到的單位壓力所生產的有效能值-貨幣價值。數 值越高,說明區域生態系統所受壓力的經濟產出越高,可以用于反映經濟發展方 式轉型的效果和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程度。
(4)生態經濟效率彈性系數(EE,Elasticity of Eco-economic efficiency)
彈性系數是用來衡量兩個相關的經濟變量之間,一方經濟量變動對另一方經 濟量變動的反應程度。將經濟產出設定為自變量,那么生態經濟效率彈性系數即 表示作為因變量的生態經濟效率的變動對經濟產出變動的依存關系,其值等于生 態經濟效率變化率與經濟產出變化率之比。用公式表示為:
廠廠 AEEE . AEnmv AEEE EnmY z 、
EE = / Y = Y (6.10)
EEE EnmY AEnmY EEE
EE=1 的情況稱為單一彈性,此時生產經濟效率與經濟同步變化;當 EE>1 時, 生產經濟效率的變化率大于經濟產出的變化率,表明生產經濟效率富有彈性,此
①此處主要參考劉軍,基于生態經濟效率的適應性城市產業生態轉型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 位論文, 2006:107-109。
時經濟產岀的微小變動就可以引發生態經濟效率的較大變動,隨著經濟產岀的增 長,包括物質消耗和生態足跡其實是在逐步下降的,且 EE 值越大,表明下降速度 越快;當 EE<1 時,生產經濟效率的變化率小于經濟產岀的變化率,表明生產經濟 效率缺乏彈性,盡管生態經濟效率的絕對量可能很大,但是其增長速度卻低于經 濟產岀的增長速度,隨著經濟產岀的增長,包括物質消耗和生態足跡逐步增加, 且 EE 值越小,表明增加越快速。
表 6.7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目標層 系統層 準則層 指標層
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程度 能值-物質流分析系統 物質輸入類指標 物質總需求強度
物質排放類指標 區域內總排放強度
效率類指標 物質消耗強度
能值-生態足跡分析 系統 生態足跡指標 生態足跡指數
生態利用率指標 生態消耗強度
物質流-生態足跡分析 系統 開發壓力指數 能源資源開發強度
地下水開采強度
物質資源利用強度
污染壓力指數 固體廢棄物排放強度
廢水排放強度
廢氣排放強度
產業共生網絡完整度 產業共生聯系 物質循環利用率
系統循環能值比率
生態經濟效率 生態經濟效率 生態經濟效率
環境壓力改善程度 生產經濟效率彈性變化 生產經濟效率彈性系數
6.4本章小結
本章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評價方法及指標體系進行了研 究。
(1) 減物質共生模式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是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為切入 點、區域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健康協調發展為最終目標發展。本章分析了物質流、 生態足跡和能值分析三種傳統評價方法在應用中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提岀整合三 種方法來構建重量觀、空間觀和價值觀相結合三維系統評價方法。
(2) 對生態經濟效率進行了重構。生態經濟效率表示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本的 利用程度,但以往用來衡量經濟產岀的 GDP 或類似指標并不能清楚闡釋物質資源 在輸入和輸岀、生產及消費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數量、質量和能量之間的關聯,也 就無法用來評價減物質共生模式中的產業共生水平。另外,經濟產岀不僅消耗自 然資源,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污染和占用,因此自然資本消耗量應該用一個 綜合指標來表示。在對生態經濟效率內涵進行分析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構,并將重 構后的生態經濟效率定義為“生態系統所受到的單位壓力所生產的有效能值-貨幣 價值”。
(3)結合“重量-空間-價值”三維系統評價方法,以重構的生態經濟效率為 基礎構建了相關評價指標體系,可作為對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效果的評價。通過 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中生態空間的利用、物質消耗和能值-貨幣價值等的分析, 可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程度進行全面、立體的綜合評價。
第 7 章 推動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的對策建議
采取減物質共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解決當前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難題、實 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減物質共生模式的有效實現,需要相關的 政策輔助。本章針對模式運行體系中資源型企業、資源型產業和資源型區域實施 減物質化共生發展的影響因素,從政府部門、經濟政策、技術、社會等角度提出 了相關的對策建議。
7.1政府保障體系
在經濟學中,通過制度供給和政策安排將外部問題內部化是解決外部性的基 本思路。相比一般類型區域,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需求更大,且對環 境造成的污染也更加嚴重,對于探討采取怎樣的制度及政策措施來減緩其經濟活 動對資源環境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也就更具備現實意 義。
7.1.1制定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總體規劃
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體系中從微觀 到宏觀分為三個層次,即企業內部減物質化生產、建設資源型產業生態工業園以 及構建區域內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之間的副產品交換網絡。每一個層次轉 型按部就班地開展直至順利實現,都離不開國家層面及地方層面的政府部門科學 合理的規劃和協調指導。如生態工業園區規劃要與產業發展規劃和環保規劃等專 項規劃相銜接,確保規劃與環境政策、法規的協調性,從而減少不同部門之間、 不同地區之間在生態工業園設立和建設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資源型區域政府部 門應該結合當前國家總體的發展規劃及區域自身情況,成立專門的部門負責總體 規劃,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作為經濟運行的目標,從而逐步建立有利于資源型區 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宏觀體系。
7.1.2打造經濟轉型的管理和推進機制
資源型區域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政府部門的監管和激勵,構建經濟轉 型管理機制。首先應該構建符合資源型區域具體情況、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產業 組織體制,包括對新興產業和接續產業的篩選機制、對資源消耗及廢棄物、副產 品排放的統計管理機制、對企業所生產的產品開展節能環保標志認證、對生態園 區進行合理規劃改造、鼓勵相關的大中小型企業在園區實現產業集聚等方面;其 次應該根據不同層次和規模的經濟體對資源、技術、資金、人才等各類經濟要素 的需要,對要素配置機制進行改革,從而確保要素能夠集中向轉型的重大項目傾 斜;同時要加強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功能,在政府、市場兩個配置機制的雙重作用 下加快轉型的步伐。
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還應對經濟轉型的推進機制加以創新優化,從而對轉型 起到更大的激勵作用。在推動資源開采和加工為主的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方面, 雖然進行減物質化生產的目的同企業發展的目的相一致,同樣是為了減少資源消 耗、增加經濟產出,但由于資源產品價格偏低以及市場上供求不平衡的現象,使 得資源型企業并不愿意實行減物質化生產,此時政府對資源型產品總量及價格的 調控就顯得非常必要。另外為提高企業的生態經濟效率和資源的使用效率,還應 該建立促進研發節能環保技術和延伸生產責任的制度,加快企業淘汰落后產能, 鼓勵生態技術的開發使用以及污染物的回收。在建設共生網絡方面,無論是生態 產業園還是區域副產品共生網絡的建設都是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改善環境為目 標,政府部門應該通過制定鼓勵廢棄物及副產品循環利用的優惠政策,例如稅收 優惠等。通過政策優惠對企業、產業以及全社會的資源使用減量、資源綜合循環 利用以及再資源化等行為進行激勵,引導和規范網絡中的企業建立穩定、安全且 有效的共生關系。在發展新興產業和選擇接續產業方面,政府部門在進行要素傾 斜的同時,還可以通過稅收減免、價格補貼等行政手段,推動新興產業及接續產 業的發展,提高新興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擴大其市場占有率。
7.1.3創新資源結構優化升級機制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資源型區域發展的基礎條件,資源儲備量與生態環境 質量無疑是關系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比較優勢,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區域核心競 爭力的高低。當前全世界范圍都在面臨著資源耗竭與生態惡化的發展困境,區域 的核心競爭力已經不再依靠所擁有有形資源量的多少來衡量,更多的是以要人才、 知識、科技、信息等在內的無形資源,即區域“軟實力”來體現。如果將資源環 境這類在經濟活動中的“硬”經濟要素視為資源型區域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優勢, 那么類似人文資源這樣的非物質實體資源則可稱為資源型區域的競爭優勢。在資 源稀缺、環境污染的背景下,要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贏的目標,必須強化 區域競爭優勢,充分挖掘和發揮無形資源即人文資源的作用,用知識流、信息流 彌補甚至超越物質流,實現資源軟化和優化。
創新資源結構優化機制,首先要強化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培訓,提高社會整 個的科學文化水平。通過加大教育經費投入、普及信息網絡等一系列有效的政策 措施為教育培訓提供保障,同時加強終生教育體系的構建,促進全民學習,加快 知識更新速度。其次要創新人才的培養和發現機制。在資源型區域的建設與發展 中政府已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配套了相應的科研機構作為技術支撐。這些人 才和技術儲備無疑都是資源型區域轉型發展的基礎力量。地方政府部門應該更新 人才管理機制,通過規范人才市場、健全人才激勵制度、制定引進人才的優惠政 策、營造良好的環境等方式,在留住現有人才和技術的基礎上更多地加大對外部 人才、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的引進。
7.2經濟政策體系
7.2.1進一步深化資源產權制度改革
自然資源的加速消耗和生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發展對資 源的需求不斷增加、生產技術水平仍顯落后,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對自然資源和生 態環境這些 “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產權沒有加以明確界定,在模糊的產權界定 情況下產權制度的功能和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從而造成了“公地悲劇”。尤 其在資源型區域中以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而資源型產業又往往是國有特大 型和大型資源型企業集中的產業,在這種資源所有權歸國家所有的單一模式下, 通過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轄區資源的權責、理順各 種經濟關系、優化資源收益分配制度,建立產權清晰和收益完整的、適合資源型 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新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國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明確界 定各級政府部門、礦業權市場和資源型企業產權的基礎上協調三者之間的責任、 權利和利益關系,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對資源進行資產化管理;建立資源 的經營權與所有權之間的市場化契約關系,減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風險,在最 佳產權的設置下實現總交易費用最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對資源型國有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首先應該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 通過資產重組、合資、上市等形式對原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進行優化創新,實現 公有制形式和產權主體多元化和國有資產布局的優化升級,為實現轉型提供新活 力;其次,對企業的治理結構應加以完善,建立多元化和開放的董事會,通過引 入外部董事形成對董事會的制衡機制,并完善對董事會成員的問責和激勵機制, 以此加強董事會的規范運作、提高決策能力;另外,在改革過程中應該加強對國 有資產的法律監管、優化法規制度,在堅持政企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 則之下,規范政府部門與資源型企業的關系,在淡化行政管理的同時加強對企業 的股權管理、風險管理等專項管理制度,將現代企業制度有效融入傳統國有企業 的管理規范中。
7.2.2完善自然資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在資源型企業的生產運行中,投入生產的自然資本同時具備生態屬性、經濟 屬性和負外部性,因此,自然資本的價格對于企業減物質化生產的實現和產業共 生網絡的形成有著一定的影響。對其進行合理定價,不僅關系到代內、代際之間 自然資本的優化配置和可持續使用,同時也有助于改變傳統發展模式中依靠資源 投入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增強全社會節約意識、減少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浪 費。
自然資本的定價主體主要是以供求關系導向的市場和政府自主定價兩類。經 過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經基本放開了對一部分自然資本的定價方式,由 政府定價為主轉為市場為主,但煤炭、電力、天然氣等主要資源產品仍然由政府 實行價格制定和監管。這種不科學、不合理的定價方式一方面無法真實反映自然 資本的實際價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價格缺乏彈性,使自然資本無法與其稀缺程度 和當前的市場供需情況形成聯動。長此以往造成我國自然資本的價格扭曲、嚴重 偏離了其本身的真實價值,長期偏低的定價不僅無法發揮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調 節作用、達到自然資本可持續使用的目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資源的過度開采、 使用和消耗情況有所加劇。
目前我國對自然資本定價方法主要有成本定價法、供求定價法、影子價格法、 收益還原法等(陶建格,2013),主要依據的是自然資本在生產和開采過程中的 成本和平均利潤。在 5.1.2 對自然資本的價值構成中提到,自然資本的價值由其原 始價值、開發價值和環境價值三部分組成,其包含在價格中的生產開采成本反映 的只是自然資本價值中的一部分,即開發價值,而原始價值和環境價值則并沒有 得到體現。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的更新速度都遠遠低于人類的使用速度,現在使 用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未來使用的“機會成本”,要實現資源在代內、代際間的公 平使用,就應該讓這部分“補償價值”在自然資本價格中得以體現;在資源開采 和使用過程中對生態所造成的破壞和污染成為環境的影響成本,為減少污染發生、 維護和改善生態功能,也應該將這部分外部成本內部化到資源價格中。而以上原 始價值和環境價值,都是現行自然資本價格中所缺失的部分,價格形成機制的不 科學導致自然資本的價值并沒有完全得到反映和實現。完善我國的自然資本價格 機制,一方面要繼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真正將資源放在市場中,根據市場 的供需狀況和資源稀缺程度來對自然資本的價格進行調節;另一方面市場的自發 力量往往有限,因此還需要政府部門采取一系列輔助措施進行宏觀調控,通過政 府監管定價對關系國計民生及日益稀缺的重要資源進行有效保護和利用。
7.2.3推進優化自然資本價格的稅費改革
多年來我國自然資本價格長期偏低,嚴重偏離了其本身的真實價值,無法達 到自然資本可持續使用的目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定價機制不完善、產權 不明晰等,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國資源稅制改革相對滯后,導致了對資源價格 調節力度不足、資源補貼機制不健全等一系列問題。在對資源價格進行調節優化 方面,在完善價格形成機制的基礎上,世界各國政府還通常采用稅費調整的手段 來影響自然資本的價格使其趨于合理,即通過在輸入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 征收稅費、在輸出端對環境污染征收稅費和對廢棄物回收實行補貼的方式來促進 企業節約使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并以此控制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國外稅 費制度發展較早,其稅費體系較為完善、優惠政策多樣化、稅率和計稅方式也相 對合理。例如俄羅斯對資源的稅費征收范圍就比較廣,不僅對礦產資源征收,同 時水資源、土地資源和森林資源也在征收范圍內。其中針對礦產資源征收的稅費 包括地下資源使用稅、礦產資源開采稅和礦產資源使用費三種。對資源開采行為 進行征稅,擴大了稅收范圍,不僅能夠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控制資源型產業的 過高收入、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同時增加的稅收收入還可以重新投入生態治理和 恢復中,補償因資源開采對環境造成的損害。美國則采取稅費并存的制度來調節 政府與礦產資源擁有者及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同時美國的礦產資源稅有 一個很大的特點便是沒有統一征收標準,而是采取靈活自主的地方稅制度,根據 各州政府對州內資源的開采和消耗情況作為征收依據,征收對象和名稱也各有差 異。此舉有效地調動了資源稅的引導作用,從而實現稅收對經濟增長的良好互動。
在我國,長期以來資源稅作為與生態相關的主要稅種都是以調節級差收入為 目的的“級差資源稅”,大多采用從量計征的方式。由于征稅范圍窄、稅率低, 稅收對于資源開采使用成本內部化的作用并不明顯,反而間接促進了不可再生資 源的盲目開采和環境的肆意污染,對于減物質化生產和資源循環利用并沒有起到 應有的推動作用。將調節資源價格作為資源稅費制度改革的目標,應該將建立資 源價值補償機制作為核心內容,對于資源進行開采利用的稅費政策加以完善,將 逐漸耗竭資源或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的資源納入征稅范圍。另外,由于不同地區資 源的稀缺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和對環境的外部成本都各有不同,因此對于資源稅 的稅種和稅率設計應該結合自身情況進行區別和調整。同時取消各種補償費、經 濟發展費及其他違規設立的收費基金,擴大從價計征資源的范圍并適當提升稅率, 確保不增加資源開采加工企業負擔的前提下,將增加的稅收收入用于環境治理和 生態補償,并逐步施行對資源稅費的前置性征收,從而避免由于開發投入的回報 規模大小而造成對資源價格的影響。
總之,資源價格是否合理關系著企業減物質化生產和產業生態化的實現,通 過稅費制度改革完善自然資本的價值補償機制,結合自然資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從 而反映自然資本的真實價值,能夠為資源型區域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提供價格 制度保障。
7.3技術創新體系
科學技術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前文對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構 建生態工業園及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的分析中不難發現,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是 實現三個層次轉型的重要推動力,也是環保型經濟發展的源泉所在。
7.3.1 發揮資源型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
資源型區域的技術創新主體可以分為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政府部門 以及社會組織團體五部分。其中,企業基于自身發展需求而對技術創新有著主動 權,不僅是技術研發投入的主要承擔者,也是研發成果的主要實踐者和應用者, 在整個資源型區域技術創新體系中承擔著骨干力量。我國資源型企業普遍存在著 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引進吸收方式落后等問題,因此,在對國內外先進技術進行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基礎上加快企業的自主創新步伐,提高產業的技術 水平和產品的技術含量,關系著減物質共生模式能否順利運行。
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首先應該增加對綠色科技創新的投入。綠色技術 創新是將環保知識與生產技術相結合,在生產及管理中突出綠色觀念、強調綠色 工藝技術的開發應用,是我國資源型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同發達國 家相比,我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資一直都比較低,這就要求企業不斷加大科技 投入,促進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一方面針對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再生利用技術方 面,加快諸如環境工程技術、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清潔生產技術、生態鏈接技 術等綠色技術體系的開發和轉化,通過技術改革實現企業現有生產水平的輕型化 和小型化;另一方面則要求企業對加速智能材料、清潔材料的研發和使用,在生 產之初盡量采用低污染或無污染的清潔材料,通過新工藝和新技術的采用降低物 質能源的消耗量,從而把有可能帶給環境的壓力降到最小程度。
7.3.2構建產學研政相結合的協作創新模式
為完善資源型區域的技術創新體系、解決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僅依靠企業 自身在發展中注重創新思維、提高技術水平,其力量仍較為薄弱,此時構建一個 合適的技術協作創新模式來彌補企業創新的缺陷就顯得尤為重要。科研機構和高 校比企業具備更多更優質的先進人才、知識儲備及實驗條件,因此也具有企業所 沒有的研發優勢;而相應地,企業又有著科研機構和高校所缺乏的研究經費、市 場信息和科技轉化能力。因此,企業要在自身進行技術改革的基礎上與國內外各 級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相結合,開展對重點技術的協作攻關,形成產學研的多層 次生態產業技術支撐體系,以共同開發項目、委托開發、技術入股或者信息咨詢 服務等合作方式互相取長補短,一方面為企業加速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攻克創新難 題提供系統性的技術支持,另一方面又能發揮企業優勢,推動整個社會綠色產業 市場化的發展。
另外,技術協作創新模式的構建需要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引導作用、激勵作用 和保障作用。根據市場需求對分屬不同領域的科研力量進行專業化整合、通過補 貼等措施對新引進的先進技術向企業提供導向作用以及對新產品進入市場提供引 導等等。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目標,在科學發展規劃中應該加大對科技創新的 支持力度,對于在資源節約綜合利用和污染排放方面有先進技術水平的企業進行 政策支持和獎勵,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對具有典型意義的技術設備進行重點開發, 并選擇具有標志性和發展前景的先進技術進行大力推廣,組織一批重點企業作為 示范工程,加大對關鍵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支持力度。同時不斷探索完善先進科技 成果的轉化機制,為資源型產業轉型提供強大、持續的技術支持力。通過 “產、 學、研、政”一體化的技術創新體系的建立,在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部 門的共同努力下,應該將降低資源能量消耗和污染排放作為技術研發及引進為主 要目標及方向,有步驟地推動技術創新發展,逐步實現由依靠資源投入的要素型 經濟增長轉變為依靠技術的創新型增長。
7.3.3打造服務于共生網絡建設的信息服務平臺
資源型區域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需要各方主體的積極參與。主體參與分為實 體參與和數字接入兩種方式,其中數字接入便是指企業、組織等主體通過數字化 的信息服務平臺加入到運行體系之中。技術的推廣與交流、政策發布、宣傳培訓、 行業基本數據或企業開展咨詢等方面的信息傳遞順暢與否,關系到模式運行的速 度與成效;而在企業減物質化生產和產業共生網絡的構建中,信息網絡既是對不 同資源、廢棄物和副產品的整合、優化配置與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也是不同企 業、不同產業間要素流動的主要渠道,其作用更是至關重要。因此,打造一個高 質量的信息服務平臺直接關系著減物質共生模式的高效運行。
數據庫是數字信息服務平臺的基礎及核心,首先針對經濟運行目標進行相關 信息的采集與整理,建立資源型區域中包含相關企業、產業及科研機構、高校院 所等在內的企業基本信息數據庫、產品供求數據庫、技術方案數據庫、國家標準 規范數據庫和廢料與副產品供應等數據庫,通過數字信息平臺對行業發展動態、 先進技術、政策法規等內容實現完善的信息交流、調高信息共享程度。其次,要 加強對信息服務平臺的管理,拓寬信息渠道、增強實時溝通方式。現階段我國存 在兩種類型的服務平臺,一種是由專業網站管理人員發布信息,此方式多由正規 的專業化網站采用,其優勢在于管理較為規范,同時內容豐富、信息權威,但也 存在信息更新較慢、公眾參與程度不高等問題;另一種是由民間設立的論壇式服 務平臺,此類型雖然彌補了專業化網站的不足,能夠對隨時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 更新,但是由于監督力度不足和管理不規范,無法對信息的可信度進行辨別。在 此情形下對信息質量的監管和信息服務平臺的規范引導就顯得尤其重要。另外, 對在網絡信息服務平臺的構建中需要有政府部門支持與重視,大力發展信息技術、 開放信息資源,促進數字信息服務平臺的繁榮發展。
7.4社會配套服務體系
7.4.1 大力發展中介服務機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生產和產業發展所需物資、人員、設備等都由國家 統一調配,在這種情況下中介服務機構沒有存在的必要。隨著我國向市場經濟體 制轉變,原本由國家計劃的配置方式已經不再適用,此時一方面顯現出中介機構 所具備的傳遞市場信息、引進資金技術、帶動就業等重要功能,而另一方面也暴 露出我國中介服務建立的嚴重缺失:雖然發展需要,但中介服務體系卻并沒有得 到相應的完善。中介服務機構存在于企業與企業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市場與 企業之間等,信息阻塞、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會導致企業間無法實現經驗交流與信 息共享、市場運行機制紊亂,資金、技術、人才缺乏融通必然導致很多企業發展 得不到及時而充分的支持。在共生網絡的構建中,中介結構更是關系著共生單元 之間的廢棄物、副產品交換的順利進行以及產業共生鏈條的延伸和拓展。總之, 中介服務機構能夠起到政府部門及企業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資源型區域的政府部 門應該從政策和行為上鼓勵、引導各類中介服務機構的建立,并積極推進中介服 務網絡化,擴大服務范圍;適時對一些中介機構進行專業化培訓,使之對資源型 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7.4.2推進各種公眾參與機制的建立
在資源型區域經濟轉型公眾參與機制建構中,首先通過加強對公眾的宣傳教 育,改變傳統中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大力倡導綠色生活方式和綠色消費,從 而樹立與環境相協調的價值觀、消費觀和倫理觀,不僅在企業和產業間,更要在 全社會形成能量和物流的多層次交換網絡,使資源型區域整體良性循環的軌道; 由于公眾個體對經濟轉型所產生的效果較微弱,因此政府部門應該掃清舊觀念的 障礙,為發展民間社團和組織營造良好的環境,使之行使對企業生產行為和環境 法律法規實施程度的監管;另外還應該大力發展行業協會,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為 經濟轉型提供智力支持、維護行業秩序等作用。
7.5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為資源型區域實現減物質共生模式的具體對策進行了分析,分別從 政府部門、經濟政策、技術創新和社會配套服務四方面出發,著力針對調整優化 資源結構、完善自然資本價格、提升技術水平、打造信息網絡系統等內容提出了 相應的措施,旨在為資源型區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生態協調發展提供 促進和保障作用。
第 8 章 結論與展望
8.1主要研究結論
資源型區域依托資源而生,經濟發展以自然資源要素為主要推動力,區域內 的主導產業為資源開采業和資源加工業,產業結構單一。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 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物質能量流動表現為單向不可逆的過程。雖然在短期 內帶來了區域經濟增長,卻造成了自然資源的耗竭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從長期來 看反而限制了經濟進一步發展。在當前形勢下,傳統的發展模式顯然已經不再合 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為緩解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兼顧經濟 效益與生態效益提供了有效途徑,同時也是實現資源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 然要求。
以往對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大多把關注點集中在經濟系統內部,而忽視了經 濟、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和互動關系,因此需要從新的角度對資源型區 域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研究和探討。基于此,本文從生態經濟學的視角出發,采用 系統分析、案例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旨在為資源型區域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提供一個新的思路。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如下:
(1) 系統總熵減少是系統正向演化的必要條件。經濟過程是一個負熵流入、 高熵流出的過程,經濟系統保持低熵狀態,因此獲得正向演化。資源型區域經濟 發展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為傳統模式下的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形成了雙向熵增, 進而對經濟系統造成干擾:生態系統持續為經濟系統提供負熵資源,且容納經濟 系統所排入的高熵污染物,使其內部熵增遠遠超過了其自我凈化能力,導致系統 混亂;生態系統將混亂反饋到經濟系統,形成了經濟系統熵增,阻礙了經濟系統 發展。要破解此難題,應該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模式來協調生態與經濟的關系,發 展熵增最小化經濟,也就是實現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經濟發展的最佳規模。通過將 自然資本納入經濟增長模型,得出應該將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作為改變資源型區域 傳統發展模式的切入點,從而實現經濟最佳發展規模。
(2) 減物質化和構建產業共生網絡均可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但兩者又存在 區別:減物質化側重從生產源頭控制資源初始投入量,進而減少資源消耗和污染 排放,實現提高生態經濟效率的目標;產業共生網絡則關注進入經濟系統的物質 資源,通過增加企業或產業間的物質能量循環率來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同時產業 共生對整個區域減物質化的實現有促進作用。資源型區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 僅要控制資源消耗量,同時要減少資源開采量,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生態與經濟發 展之間的矛盾。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是將二者結合起來,構建減物質化 為基礎的產業共生網絡。
(3)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構建了減物質共 生模式,并對其運行體系進行分析:①通過企業進行減物質化生產,實現企業內 部經濟活動的“物質瘦身”,并結合國內外企業減物質化生產的經驗對我國企業 減物質化運行思路進行構想,為資源型區域提高生態經濟效率提供微觀基礎;② 在資源開采企業、資源產品生產加工企業以及產業鏈延伸企業之間通過非線性協 同作用,形成不同的產業鏈結構,增加物質能量在產業內部的流動及循環利用, 通過對新疆準東五彩灣煤電煤化工業園的案例分析提出我國應該根據關鍵種理論 首先確定園區內的核心產業,圍繞主導產業形成共生網絡,構建主導產業鏈型的 生態工業園;③以資源型產業為主導的生態工業園同其他產業相結合,多條鏈狀 式產業結構通過橫向和縱向的耦合關系,構建區域內范圍內的副產品交換網絡, 實現整個資源型區域物資的多級循環利用。通過對美國布朗斯維爾模式與我國金 昌模式比較分析,認為在理論與實踐經驗都已成熟的城市,應該通過構建區域信 息網絡支持系統來保障副產品交換順利進行,而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區域尚處于起 步階段,應該首先構筑完善的生態產業鏈。與傳統發展模式的相比,減物質共生 模式的優勢在于形成了產業間多層次補償機制和物質能量循環管理。
(4) 在減物質共生模式的具體運行中,自然資本價格、企業技術水平和資源 結構通過影響企業生產成本和資源使用效率對企業減物質化生產形成影響;在生 態工業園建設中,核心產業的選擇是構建主導產業鏈型生態工業園的首要因素; 我國區域副產品交換網絡建立處于初步階段,因此不僅需要建立一個高效的信息 網絡,更關鍵的是構筑完善的生態產業鏈。針對以上影響因素,提出在產學研政 相結合的基礎上促進企業發揮創新的主體作用來推動技術進步,通過資源稅改革 規范資源價格,強化教育培訓優化資源結構,發揮政府部門的引導和保障作用以 及發揮社會服務組織的協助功能等對策建議,來推動減物質共生模式運行。
(5) 物質能量從生態系統到經濟系統最后又回到生態系統,中間經過了一系 列的轉化、流動,涉及到各種不同的生態流,因此不能簡單地使用GDP或類似指 標對生態與經濟的關系進行闡釋。經濟產出的增加,不僅需要資源消耗,同時其 廢棄物還會造成對環境的污染,生態系統受到開采壓力和污染壓力,而對生態經 濟效率內涵的原有描述中并沒有體現這種雙向的流動過程,也沒有體現雙重壓力。 鑒于此,本文結合物質流分析、生態足跡分析和能值分析這三種對生態經濟系統 的分析方法,首先對生態經濟效率進行重構,認為將其定義為“生態系統所受到 的單位壓力所生產的有效能值-貨幣價值”更為全面。基于重構的生態經濟效率構 建了相關評價指標體系,可用于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及減物質共 生模式的運行效果進行評價。
8.2論文不足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涉及經濟、資源與環境等多方面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 性與復雜性,同時受文獻資料完備程度以及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本文對此領 域研究只可以說是初步與淺層次的,取得的成果也相當有限。諸多不足之處以及 一些問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進一步深入研究,具體有:
(1) 本文將生態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與耗散結構理論、熵理論等理論相結合用 于分析我國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雖然從理論上對傳統發展模式下資源型區 域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說明,以提高生態經濟效率、實現生態經 濟協調發展為目標構建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并設計了相關評價指標體系, 但是缺乏實證分析對本文研究結果進行驗證。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缺憾所在,有 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2) 從生態經濟系統的觀點來看,地球上的萬物都存在聯系,資源型區域不 可能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區域經濟發展必然受到區域內外多方面影響。因此對于 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應該從一個更全面的角度進行。通過構建減物質化 的共生網絡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不能僅局限于區域內部,還應統籌考慮區 域之間的關系構建共生網絡,從更高的層次出發來實現資源型區域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
(3)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資源型區域面臨不同的問題。在對經濟發展模式的 研究中,以區域的整個生命周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所應 采取的發展模式,則有關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將更科學、更合理。
(4)對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不同的 研究方法有著對應的指標體系,對于重新定義的生態經濟效率來說,結合各研究 方法可以構建無數的指標來對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充實。但是在研究視 角作為導向的前提下,既能充分體現生態特性,又能充分體現經濟特性,同時還 能全面綜合反映研究對象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指標才是有效指標。所以在重構的 生態經濟效率基礎上構建適用于評價資源型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是 今后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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